简述内部控制的概念和要素十篇

简述内部控制的概念和要素篇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完善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研究”（10zd&03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企业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模型与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研究”（12BGL032）；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

作者简介：戴文涛（1971-），男，江苏丰县人，高级统计师，高级会计师，博士后，主要从事内部控制、公司理财等方面的研究。E-mail：

王 茜（1981-），女，吉林四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研究。

谭有超（1982-），男，山东德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研究。

摘 要：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涉及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的最基本概念和理论要素，这些概念和理论要素界定了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研究对象的性质、功能和范围，指导着实务层面上的技术方法和制度建设。鉴于现有成果仅仅研究了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的某一方面，有必要以内部控制评价的本质属性作为逻辑起点，研究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的环境、主体、客体、目标、方法、规范及其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

关键词：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逻辑起点；理论要素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2-0115-08

一、问题的提出

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极为重要的一项内部治理机制，担负着纠错防弊、预防和降低企业内部风险、保证组织健康发展的重要职能。本世纪初，美国频发的安然、世通等一系列知名公司的财务舞弊事件导致前总统布什于2002年7月30日紧急签署了被誉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代以来“最彻底的公司改革法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简称SOX法案）。该法案的103、302、304条款是针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它要求公司的管理层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注册会计师对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并将评价结果对外披露。为执行SOX法案，美国Treadway委员会重新审视了1994年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存在的问题，并于2004年9月正式《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涵盖了原来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风险管理的引入，拓展和细化了内部控制[1]。

新的内部控制框架的被公认为是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然而，雷曼、美林等一些自称或被外部审计鉴证为拥有“健全的内部控制”或“完善的风险管理”的大公司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纷纷破产或被收购，这不仅对内部控制理论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也使公司风险行为成为学术界、实务界以及政府监管部门关注的焦点[2]。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一个基本目标是监管公司的经营政策和财务决策，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风险承担导致的公司价值损失以及当前危机的发生，已经被许多人视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失灵[3-4-5]。从表面看，美国一些知名公司破产或被收购源于次贷危机、监管机构渎职以及政策失误等外部因素，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司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机制形同虚设，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徒具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引起世人强烈关注，从而引发了国外学者展开了新一轮的内部控制评价方法研究。

在我国，随着 “蓝田股份”、“银广厦”、“郑百文”、“中信泰富”和“中航油”等一系列财务舞弊和内控失效事件的频频发生，公司内部控制也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监管部门日益关注的问题。借鉴美国COSO内部控制五要素框架形式，同时在内容上体现其风险管理八要素框架实质，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在2008年6月28日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简称《基本规范》），并随后了18项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简称《配套指引》）。《基本规范》连同《配套指引》，共同构建了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6]。

为解决《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落地生根问题，我国学者也展开了内部控制评价的相关研究。陈汉文和张宜霞[7]、张龙平等[8]、朱荣恩[9]、杨有红和李宇立[10]、刘明辉[11]、吴秋生和杨瑞平[12]研究了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内部控制审计准则、审计鉴证、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以及内部控制评价整合等理论问题。杨雄胜[13]、上海市内部审计协会课题组[14]基于案例研究了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制度的现实模式、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骆良彬和王河流[15]、韩传模和汪士果[16]、王海林[17]、李小燕和田也壮[18]对内部控制评价数学模型、评价指标体系和内部财务控制有效性标准体系进行了探讨；厦门大学内控指数课题组[19]、戴文涛[20]、王宏等[21]、张兆国等[22]基于内部控制要素、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程度构建了企业内部控制指数。张先治和戴文涛根据我国内部控制内外部监督评价体系目标，结合国内外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理论和实践状况，构建了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系统[23]。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在内部控制评价研究中处于根基地位，规定着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研究对象的性质、功能、范围以及实务层面上的技术方法和制度建设。科学地构建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对于内部控制评价理论发展和应用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上述内部控制评价研究成果仅仅研究了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的某一方面，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科学、系统的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逻辑起点、包含的内容及其逻辑关系进行研究。

二、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涉及内部控制评价研究的最基本的概念和理论要素，这些概念和理论要素并不是简单地堆砌，而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连接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有序性的基本理论结构，决定着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研究对象的性质、功能和范围。要建立起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其首要问题就是要从诸多基本概念或理论要素中选择一个能够充当构建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那么，哪一个基本概念或理论要素可以充当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呢？

参照内部控制评价的相关学科如内部控制、公司理财、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都是目标起点的做法，国内很多学者认为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是内部控制评价目标。但问题是，内部控制、西方财务学、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真的把目标作为起点了吗？

首先，看一看内部控制概念框架。美国COSO的内部控制报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 “管理层总结”，是对内部控制总体构架的高度总结，是针对总裁、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成员、律师和监管当局而写的；第二部分“总体架构”，对内部控制进行定义，阐述其构成要素，为管理层、董事会及他人提供评估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准则；第三部分“外部团体报告”，是附件，对那些已经或准备公开披露其对编制财务报表进行内部控制的企业提供指导；第四部分“评估工具”，提供对内部控制系统进行评估的有用资料。我们一般所说的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主要指总报告的第二部分内容，该部分共分八章，包括定义、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等，有研究者如赵顺娣和陈留平将其概括为“一个定义、三个目标、五个要素”[24]。我国五部委联合的《基本规范》第三条首先对内部控制进行定义，指出内部控制是由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然后阐释内部控制目标，即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由此可见，COSO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和我国的《基本规范》并不是以目标作为起点，而是在对内部控制进行定义（即确定内部控制的性质）的基础上，才最终确定内部控制目标。

其次，看一看公司理财概念框架。李心合认为，从形式上看，西方财务学的起点选择都是目标概念，但是一个值得关注但被忽视的现象是，很少有财务学教科书在阐释目标函数之前不首先对“公司财务”进行“定性”[25]。在研究了美国学者Eugene与Michael合著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William的《财务管理实务》、Stephen等的《公司理财基础》、英国学者PeterAtrill的《财务管理基础》后，李心合指出，西方财务管理学教科书从来都是“性质或本质起点论”，所谓的目标起点论只是国内学者对西方财务学理论的一种不恰当的归纳和认识[25]。

最后，看一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编报财务报表框架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国际公认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由于双方意识到消除各自概念框架差异的重要性，2002年10月，IASB与FASB签署“诺沃克协议”致力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并将建立“联合概念框架”项目列入其趋同计划中。之后，经过六年的精心研究、讨论和反复征求意见，双方终于在确立“决策有用性”为主导的财务报告目标观的基础上，确定了有用财务信息质量特征的新层次结构（见表1所示），并于2010年9月28日正式了自2004年以来合作开展的共同概念框架联合项目（简称“联合概念框架”）第一阶段的成果“目标和质量特征”。作为财务报告概念基础和质量要求的两章框架，总体上说，是有着显著改进和提高的高质量框架文献，是编报企业财务报告基础概念的新篇章[26]。这给了人们一种认识：似乎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目标。这种认识实际上是一种误解。IASB与FASB的概念公告尽管在阐释形式上“是以目标作为研究起点”，然而事实上，对财务会计的“定性”始终都是“定位”（目标）的前提。如果FASB不是把会计定义为一个经济信息系统， “一项为决策提供经济信息的服务活动”，就不可能有目标概念的“决策有用性”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财务会计的性质和作用仍是财务会计的前提或基石，是概念框架中高于目标概念的实质上的研究起点[25]。

一项事物，在没有对它“定性”（本质）之前，是不可能有所谓的 “目标”定位的[25]。因此，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应是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本质。

表1联合概念框架中的有用财务

信息质量特征层次结构

三、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内容及其逻辑关系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应该包括哪些基本概念或理论要素，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臆断，而是取决于内部控制评价实践的一般性质（即本质）和要素结构。李心合、张兆国等、杨清香等认为，概念框架主要包括本质、对象、主体、目标、方法、规范（标准）和环境。基于上述观点，下面阐释一下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内容及其逻辑关系[25-27-28]。

1.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本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是什么

在过去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为了一定的实践目的而进行的内部控制评价最为典型，也最为常见。如早期的基于审计目的的内部控制评价、基于企业战略的控制自我评价（Control Self-Assessment，简称CSA）。这种基于实践目的的内部控制评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本质是作为审计人员和企业的一种审计方法和管理手段而存在，是现代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的一个测度环节，为具体的实践目标服务。

将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作为实践中的一个环节来认识，确实可以有效地指导实践。但这种认识往往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就给构建一般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带来了巨大困难，甚至会出现较大的分歧和争议。原因是针对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本质的认识不同，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内部控制概念框架和实践体系。因此，要构建一个一般的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就必须撇开具体的评价实践活动，上升到企业经济本质的高度。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的经济性质是一个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制定的关系契约集合，只要企业同其利益相关者能够建立一个较为合理的契约，并能够有效地加以履行，企业的经营目标就必然能够实现，即企业的经营目标保证了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制定的关系契约得以有效的制定和执行。但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以及投机倾向的客观存在，使得企业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最优契约的建立和履行常常存在较大的交易成本。为降低企业同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有限理性和投机倾向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危害，进而保证各利益相关者能够制定和履行最优契约，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的目的是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在制定和履行契约时对企业经营、资产安全和法规遵守等方面的信息需求，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的本质是一种信息披露形式，它不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仅仅是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支持系统。

2.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环境——在何种制度安排下实施评价

对任何事物进行评价总要基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环境是指实施内部控制评价所基于的制度安排。由于各国企业制度背景、法律环境、公司治理状况和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所以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环境存在着显著的不一致。美国基于其企业制度主要形式是公司制、股权较分散、公司法只存在于州的层面、公司治理及资本市场较为完善等特点，建立了“管理层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注册会计师对管理层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意见+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其目的是通过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强制要求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维护市场秩序和市场的有效性。与美国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制度安排不同，英国根据其实行自由企业制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较大以及独特的内部控制法律框架等因素，建立了“董事会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注册会计师对董事会内部控制声明进行审查” 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企业内部控制评价范围不仅包括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而且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控制，尤其是强调了企业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的关系，主要目的是满足企业经营管理需要。

中国存在的特殊制度环境如股权结构较特殊、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健全、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有缺陷等一方面使得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国或英国的内部控制评价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的视角也必须是规制或监管。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的《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提出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建立目标，即“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基本建立以监管部门为主导、各单位具体实施为基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咨询服务为支撑、政府监管和社会评价相结合的内部控制实施体系”，我们认为，张先治和戴文涛提出的“董事会内部控制评价+注册会计师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政府监管部门（或非盈利性机构）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模式是较适合我国制度环境的内部控制评价制度安排[23]。

3.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主体——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由谁来实施

从现实情况看，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主体有谁来担当，这似乎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因为不论是美国的内部控制法律法规，还是我国五部委的《配套指引》，都规定公司管理层或董事会对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按照内部控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董事会（或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确实是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主体，但必须明确的是，董事会（或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仅仅是企业内部控制内部评价主体。内部控制五要素及其范围主要是基于企业管理者的自我评估模型需要而归纳出（Thomas，1993），企业董事会按照内控五要素进行评价，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其评价目的主要是满足企业自身评估需要，从评价的过程和目的看，他们都是内部控制内部评价主体。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活动按照评价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内部评价主体进行的评价活动，另一类是外部评价主体进行的评价活动。在将内部控制评价本质确定为一种信息披露形式、并不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仅仅是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决策支持系统的情况下，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主体主要是指内部控制外部评价主体，而且最好由独立的第三方如政府监管部门和外部评价机构（比如科研机构或类似于美国的标普、穆迪和惠誉等评级机构）组成。在我国，政府监管部门要对企业施行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6]，要建立以“政府监管部门为主导的，各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和中介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内外部监督评价体系”，所以，我国内部控制评价外部评价主体主要是政府监管部门或外部非营利性机构（比如科研机构）。

在我国，注册会计师不能充当主要的外部评价主体由于以下三种原因：（1）按照《审计指引》，注册会计师仅对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而对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是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描述段”予以披露。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有可能导致注册会计师对企业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重视不够，忽视影响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其他重要控制活动的评价（即注册会计师内部控制评价范围不包括企业所有重要的控制）。（2）注册会计师的内部控制评价缺乏综合性。企业内部控制影响因素较多，要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作出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并指导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就不能仅由注册会计师对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状况作出定性评价，而应当建立一套反映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本质特征和目标要求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利用科学的方法对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结果进行综合，以便对企业内部控制状况进行对比和分析。（3）会计师事务所具有公共性和企业性双重属性。它一方面为股东、 债权人和潜在投资者等提供企业审计报告 ，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又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这就使其难以完全保持公正性。

4.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客体——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什么

在实务界和理论界看来，在美国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逐渐获得公众认可、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按照内部控制五要素评价企业内部控制状况和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已经正式的情况下，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企业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要围绕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要素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评价，注册会计师要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内部控制五要素是董事会（或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的评价对象、是内部控制评价的客体是无需再探讨的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内部控制五要素及其范围主要是基于企业管理者的自我评估模型需要而归纳出，评价结果主要满足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需要。所以，在内部控制评价本质被界定为一种信息披露形式、并不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仅仅是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决策支持系统以及内部控制评价主体主要由政府监管部门或外部非营利性机构（比如科研机构）组成的情况下，将内部控制五要素作为内部控制评价对象显然是不合适的。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目的是合理保证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源自企业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应当是内部控制为内部控制有关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程度和水平；有效的内部控制是为企业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的内部控制[7]。因此，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是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的评价活动，更进一步地，就是指内部控制评价主体根据一定的内部控制评价标准对企业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个财务年度）的内部控制合理保证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或水平所进行的评价活动[23]，内部控制评价的客体是企业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和水平。

5.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目标——企业内部控制评价要达到什么目标

任何一种概念框架都有目标，如财务概念框架、内部控制概念框架和公司财务概念框架，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也不例外。内部控制评价是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的评价活动，是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再控制，所以，内部控制评价目标应当与内部控制目标相适应，内部控制评价目标的确定应当依据内部控制目标。

美国的COSO把内部控制界定为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效果以及法律法规的遵循等三个目标的实现，我国的《基本规范》为企业内部控制规定了五个方面的目标，即合规性目标、安全目标、报告目标、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但是我们认为：企业目标是企业的最高目标或终极目标，不管是COSO的企业风险管理四目标，还是中国的内部控制五目标，都应当与企业目标相一致。为此，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应分为整体目标（或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以解决和企业目标的协调问题。

当今企业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经营，风险是每一个企业面临的最大危险，生存即企业可持续是企业最基本的需求，其次是发展和盈利。发展是企业可持续的重要保证，而盈利则是企业的最根本目的。按照一般公认的观点：企业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所以企业内部控制的整体目标（或基本目标）是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在该目标下，可以将其细分为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防止错误和舞弊的发生；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保障企业资产的安全和完整；遵守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以及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等具体目标。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是对企业内部控制活动的再控制，其目标要与内部控制目标相适应，在企业内部控制整体目标（或基本目标）确定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评价目标就是降低或规避企业风险、增加企业价值。

6.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方法——如何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

对企业内部控制状况进行评价，并要保证评价结果的可接受性，就必须选择科学、有效的评价方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方法按照评价结果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性评价方法，另一类是定量评价方法。

定性评价方法与内部控制评价程序（或步骤）相联系，通常根据评价步骤的不同又可选择不同的评价方法。内部控制评价步骤一般包括调查了解、健全性测试、符合性测试和综合评价四个阶段。在制度调查阶段，可供选择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查阅法、询问法、观察法和调查表法等；在健全性测试阶段，通常使用记述法（文字说明法）、调查表法和流程图法等评价方法；在符合性测试阶段，证据检查法、穿行试验法和实地观察法等是常用的评价方法，而在综合评价阶段，对比分析法、资料汇总法、逐项列举法等较为常用。

定量评价方法是在一套反映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本质特征和目标要求的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评价模型，将企业内部控制状况评价结果转化成一个具体分值（通常称作内部控制指数）的评价方法。定量评价方法按照权数产生方法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主观法和客观法。所谓主观法，即根据经验和重要程度人为给出权数大小，再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主观定权的方法有层次分析法、综合评分法、功效系数法、指数加权法和模糊评价法等。所谓客观法，即根据指标自身的作用和影响确定权数再进行综合评价。这类方法有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聚类分析、判别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由于上述综合评价方法各有所长，人们往往根据评价指标性质和评价目的选择配合使用。将层次分析法（即AHP方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相结合构造多层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是一种综合运用两种方法优点的科学方法，非常适合企业内部控制综合量化评价。

7.企业内部控制评价规范——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标准

对企业内部控制状况进行评价，还必须要有一定的的评价规范（或评价标准），没有评价标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就无法判断。美国的COSO委员会在其《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不久，就提出了判断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三项标准，即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了解经营目标的实现程度；公布的财务报告的编制是可靠的；使用的法律法规得到了遵循。随后，加拿大的CoCo委员会、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我国的《基本规范》等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内部控制评价标准。但总的来说，这些标准过于原则和抽象化（虽然加拿大的CoCo制定了用于评价各项内部控制目标的20条具体标准），还不能有效地指导内部控制评价实践。

内部控制评价方法有定性评价方法和定量评价方法，与之相对应，内部控制评价标准也存在定性评价标准和定量评价标准。定性评价标准是对评价对象做出定性结论的价值判断标准，可分为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内部控制评价的一般标准是应用于内部控制评价的各个方面的标准，是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整体运行应遵循和达到的目标；内部控制评价具体标准是应用于内部控制评价具体方面的标准，是具体的内部控制系统运行应遵循和达到的目标。内部控制评价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内部控制评价具体标准是一般标准的基础，一般标准是具体标准的升华。

简述内部控制的概念和要素篇2

关键词：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化学”概念；定义表述；研读心得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3）02-0015-03

《义务教育 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正文首句为：“化学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的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应用的一门基础自然科学，其特征是研究物质和创造物质。”这是“化学”概念定义的一种新表述。它与2001年版《全日制义务教育 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原课标）的表述――“化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侧重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和性能的关系，以及物质转化的规律和调控手段”相比较，已有了较多的变化与差异；然而，它与2003年版《普通高中 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的表述――“化学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应用的一门基础自然科学，其特征是研究分子和创造分子”相比较，则基本一致。围绕新课标定义“化学”概念的新表述，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认知的问题。这是完整解读、深刻领悟新课标的应有之义。

一、“化学”概念定义的教育价值与教育实际

纵观我国中学化学课程历来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及教材、教科书，都有重视“化学”概念定义教育的传统。新课标也反映了化学课程的这种历史惯性。这是因为通过定义“化学”概念，不仅可以揭示化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基础、研究价值及学科地位等本质特征，以阐明化学课程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任务；还可以揭示化学与物理学、生物学等其他基础的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以探求适合化学特点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方法。

然而，在初中化学课程实施中，“化学”概念定义无论在教材还是在教学中都处于课程学习的起始阶段，学生此时对于化学的感性和理性认识还近乎于空白，教师很难给学生解说清楚“化学”的概念，学生很难真正明白“什么是化学”或“化学是什么”。这是“化学”概念定义的教育价值预期与教学实际长久纠结、矛盾且至今尚无法解决的问题。久而久之，很多教师对于“化学”概念定义的教学大多是浮光掠影，行色匆匆，故而对“化学”概念定义及其教学问题皆缺乏深入探讨、研究的兴趣和动力，对其中的许多问题都不甚了了。因此，当发现新课标的“化学”概念定义采用新表述时，顿感困惑与不解：“化学”概念定义难道能变来变去吗？新课标为何要采用“化学”概念定义的新表述？它比原课标的表述好在哪里？其实，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解读新课标中应该解决的。

二、“化学”概念定义表述的多样性

概念是人们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意识，是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一种思维形式，是构成判断和推理的要素。因此，概念既是人们认知事物的总结，又是认知事物的工具。为了使人们能够正确地运用概念，必须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规约，即运用简明的词语对概念的本质特征进行表述，从而形成概念定义。显然，概念所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固有的、客观存在的，但是，概念定义表述所选用的词语及其所表达的、倾向的思维、意识却无法超越人们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同一概念往往据其运用的环境条件、预期目标、价值取向等的差异，而采用不尽相同的词语进行表述。由此，产生了概念定义表述多样性的现象。

概念定义表述多样性现象在基础教育各门课程中都普遍地存在着。对于学生来说，许多概念的学习认识与理解运用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要随着课程的进展不断发展、不断深化，在更高水平、更复杂情景中理解、运用概念。此谓概念学习的发展性与阶段性，是基础教育课程中概念教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像初中化学课程中的酸、碱、氧化、还原等一些基本概念，在课程进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尽相同的概念定义，且一般是从感性定义（发生定义）向理性定义逐步发展、不断深化的。其目的是使认知概念的学习更加符合学生认知的发展规律，以促进学生更加有效地学习概念、理解概念和运用概念。否则，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

在初中化学课程中，“化学”概念定义的表述问题不至于对学生学习课程产生直接影响，也没有发展性的设计。但是，这并不排除根据课程的基本理念、认知视野、价值追求的新变化和化学科学的新进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而对“化学”概念定义给予新表述。其实“化学”概念定义表述的多样性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是有些教师对此缺乏了解，未曾思索，故而对“化学”概念定义的新表述颇感突兀、困惑。为了更加确证“化学”概念定义表述的多样性，现将我国中学化学课程指导性文件、教材和大学无机化学教材中若干有代表性的“化学”定义列于表1，作为佐证。

比较表1所列“化学”概念定义的不同表述，至少可以获得以下的重要信息：（1）在反映化学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化学”概念定义可根据主观的价值追求与判断（甚至包括政治情势的影响）进行不尽相同的表述；（2）“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这里使用“性质”比“性能”似更准确，因“性能”的释义为“性质和功能”，而“功能”更准确地应归于“应用”范畴），是“化学”本质特征的核心，是“化学”概念定义各种表述中都不可或缺的、几乎恒定的词语；（3）新课标采用与2003年版高中课标“化学”概念定义趋于基本一致的表述，有助于消除二者过大的差异，为初、高中化学课程的顺畅衔接提供便利，更重要的是新课标的表述更有助于揭示化学科学的本质，更有助于学生理解“化学”概念。

三、“化学”概念定义新表述的解读

新课标对“化学”概念定义采用了有别于原课标的新表述（详见表1）。在学习、研究新课标中，我们很有必要探求“化学”概念定义舍弃原表述而采用新表述的缘由，解读新表述所蕴涵的新意。

（一） 新表述对化学的学科归属定位更加精准

新表述将化学归属于“基础自然科学”，有别于原表述的归属于“自然科学”。尽管二者的概念内涵相同，但概念外延有异。基础自然科学（简称基础科学）是“研究自然现象和物质运动基本规律的科学”[11]，它只包含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和天文学等六大一级学科；而自然科学则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和现象的科学”[12]，它包括基础科学的一级学科及其二级、三级学科等（如，化学――物理化学――化学热力学，化学――有机化学――有机高分子化学，就是化学的一、二、三级学科）其概念外延更加宽泛。因此，将化学归属于“基础自然科学”而非“自然科学”不仅是用词上更加精准，更为重要的是突出了化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基础性地位。

（二） 新表述对化学研究物质的层次更加明确

新表述中“化学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明确地表明了化学所研究物质的层次，而原课标的表述并未涉及化学研究物质的层次问题。在“化学”概念定义中明确化学研究物质的层次，能更清晰地体现化学的本质特征、反映化学问题发展现状与趋势。研读表1资料还不难发现：从本世纪初开始，“化学”概念定义尽管仍有不尽相同的表述，但都不约而同地明确了化学研究物质的层次。这反映了化学科学自20世纪后期开始从宏观向微观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时还有从定性向定量研究、从静态向动态研究的发展趋势）。当今，化学现象的解析、化学理论的创立、化学问题的解决、化学物质的创造等大都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进行的。这是现代化学区别于传统化学的重要标志。

（三） 新表述对化学研究对象、目标的描述更加简明

新表述对化学研究对象、目标的描述为“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应用，其特征是研究物质和创造物质”，而原课标的表述则为“它（指化学）侧重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和性能的关系，以及物质转化的规律和调控手段”。显而易见，新表述的科学性、概括性和逻辑性都更胜一筹。其中，新表述中隐蔽了“规律”一词，这是因为化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规律”已不言而喻地含蕴其中，毋庸赘言；新表述中使用“应用”一词的含义非常丰富，既包含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执果索因、依因导果都是“应用”，更包含从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去研究物质转化的规律和调控手段；新表述中强调“其（指化学）特征是研究物质和创造物质”，是对化学科学、化学研究本质特征的鲜明突显，是对化学课程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科学素养的明确引导，是对化学课程核心价值观的精辟概括。

新课标的“其特征是研究物质和创造物质”与高中课标的“其特征是研究分子和创造分子”都是对化学本质特征及研究目标极为精炼的表述。二者虽有视角上的宏观、微观之别，但无实质性差异。因为，由原子组成的“分子”（应作广义理解）是组成化学物质并能保持该物质全部化学性质的微观基本单元（或称微粒）。因此，研究和创造“物质”的实质就是研究和创造“分子”。值得注意的是，“物质”是一个内涵非常宽泛的概念，其在“化学”概念定义中是指化学物质（不含场物质），包括自然界存在的和人工合成的天然物质（分子），还包括通过人工合成而创造的自然界不存在的物质（分子）。依据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认知水平，新课标表述化学特征采用“物质”要比“分子”更易被初中生所接受。这是新课标对“化学”概念定义表述的创新。

结语

新课标采用“化学”概念定义的新表述，反映了对化学（现代化学）的新认识，对化学课程教育的新要求，体现了初中化学课程标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新追求。对于“化学”概念定义的教学应切实从学生实际出发，将其贯穿、渗透于初中化学教学的全过程之中，充分发挥其提升教师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学好化学与提高科学素养的作用。新课标中还有许多新表述、新提法、新措施、新思想，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领会并创造性地实践，以更加高效地实现化学课程目标与价值。

参考文献：

[1]戴安邦，尹敬执，严志弦，张青莲.无机化学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2]中小学通用教材化学编写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全日制中学 化学教学大纲[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4]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初级中学课本・化学（全一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5]人民教育出版社化学室.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化学（全一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 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无机化学（上册，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 化学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9]宋天佑，程 鹏，王杏乔，徐家宁.无机化学（第二版）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 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简述内部控制的概念和要素篇3

关键词:成本计量模式;成本控制机制;健康成本结构;可持续竞争力

成本控制的终极目标不是简单的企业所有环节成本耗费的绝对降低,而是追求一定成本水平(约束条件)下的综合效益最大,体现着一种均衡观念。将这种均衡观念延伸开来,就是基于成本的竞争模式不能仅拘泥于低成本策略。实际上传统观念的低成本策略与差异化经营都只是极端的竞争策略安排或选择,现实则是两种策略在某种程度上的组合。然而,均衡观念却包含着不同层面的成本效益对称情形,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层次间的演进。也就是说,不同成本效益对称情形代表着不同成本计量模式,它们之间有着层级划分,体现着对成本形态认识上的深化及可持续性程度。成本计量模式可从制造环节、价值链与商业模式三个视角透视。

一、传统成本控制特征:基于制造环节的视角

传统制造视角的成本控制是与 会计 核算及其相关规范所构造的语境相对应的,这种语境下企业真实成本体现着新企业会计准则中资产要素核算的全面性原则,但显然不涉及那些没有被纳入的会计核算事项,而即使纳入也仅表现为基于真实反映的会计记录,并未进行效率分析,比如外部购入高成本、富余劳动力、负效生产装置和不科学管理等等。另外,变更会计核算方法也会导致成本数据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成本控制水平的变化,比如企业成本核算由品种法转为作业成本法而出现的成本数据变化,是由成本耗费在不同受益对象间的配置方式出现差异而导致的,但两种核算方法的总耗费却还是一样的。因此,传统制造视角的成本是一种特定真实耗费的描述。

传统会计核算语境的特点是企业投入资源按照显性资产确认入账而产出结果表达为基于货币计量的财务报表综合数据,其信息含量又是简单围绕产品或服务的创利展开的。从理论上讲,资产是一个被财务会计理论与实践约束下的中间概念,所谓中间概念是指它仅仅是实物层面基于管理视角的不充分 经济 关系的物质载体,其上一层面是制度性资本及其关系,下一层面是生产性可单独辨认的能够计量的单一资产或资产组。随着资产概念越来越表现出经济学特征,诸如时间、风险等影响因素都开始通过资产计价而进入到成本范畴。

偏重于会计资产的工厂式商业模式没有充分利用利益相关者关系来优化企业资产负债结构,而过分依赖规模、生产线等重资产,制造体系单一,完全由企业自身来承担成本耗费风险。实际上,制造的真实内涵也是极其丰富的,不能简单地囿于有形产品的加工,比如拉佐尼克(2007)阐述了英国制造业让位于美国大规模制造体系而日本柔性制造体系又异军突起的变迁过程中,车间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单元,而是企业竞争的一个关键环节,体现着社会文化对企业制度演化的影响,车间里的劳资关系以及由此相关的技术路径构成了企业战略与管理手段的核心之一。比如日本的“精益制造”表面上看是一种工艺和流程,其实是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制造之道,像日本汽车的低返修率就是日本人注重生活细节的 自然 体现,这也就说明了美国福特公司不可能学习到丰田精益制造之“精神”。

概言之,传统成本控制观念还是企业内部分工创造效率,并通过内部组织过程挖掘生产率潜力,企业内部行为定位于追求产品价值链上特定加工生产环节的增值,成本作为企业内部行为的后果,对其控制体现了如下特征:(1)分耗费环节并呈现出与利润额的简单线性负相关关系,短期利益导向明显;(2)面临良好资产负债表或利润表的两难选择,成本耗费资本化或费用化实质上是在进行未来对现在影响的预期安排;(3)强化数字游戏而弱化数字管理的趋势,这主要表现为将成本控制手段建立在脱离具体而真实情境的会计账户核算上,没有实现基于能力提升的现场化;(4)不具嵌入性的结构化方法论,且各种方法之间呈现出“零和”博弈状态。

二、传统成本控制特征的演进:基于价值链的视角

从演进角度看,成本控制范畴开始由生产环节延伸至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实现的全过程。郎咸平(2008)提出以6+1整合思想来直面

传统成本控制开始转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成本管理模式,成本控制方式逐步与 企业 价值链相融合,尽管在融合形态上存在着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与两者综合的三类模式,但核心理念还是产品视角的一体化问题,由此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基本程序包括了事前的预测、决策,事中的计划、控制与核算,以及事后的分析与考核三个阶段。三阶段成本管理极大地拓展了基于制造环节的成本控制,尤其是事前的预测与决策初步引入市场定价机制(或称市场定位),比如目标成本的确定,但市场组织与企业组织简单两分法的传统观念使得市场定价机制并不能够完整地体现在企业内部定价机制上。

三、 现代 成本控制机制:基于商业模式的视角

将企业定位于市场 经济 活动主体并作为复杂价值链上分工与合作的研究对象仍然属于传统产业管理范式,价值链最为核心的特征仍停留在传统以产品生产与交付为核心的供应链上,所有元素都是标准化或者说用途明确,企业组织结构也着眼于实物资本及技术等的有效配置而设置,人的价值实现也是在配合物的价值实现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没有实现专业人才自由移动并像零部件一样可以被自由组合,以形成市场竞争、企业组织目标与个人行为目标三者在较大程度上的“共赢”局面。随着 网络 性组织等更具创新性的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出现,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演变为非纯粹企业内部或企业间关系,企业与网络交互作用成为企业 发展 的动力源泉,集决策与执行为一体的新企业基本单元便被提及,比如海尔的战略业务单元(sbu);ibm公司全球整合生产和价值支付理念中的专业市场配置及相应的“人才供应链”;等等。

不恰当的成本对象选取是低效率成本控制的开始。企业表面层次是生产要素的集合体,深层次在于企业是一种管理性组织,而最根本之处则在于特定所有权结构下的契约安排,即企业本质,通常被描述为一系列使资本最大化的增值机制(或契约组合),体现为不完备要素使用权资本化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从价值角度就是指财务资本、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不完全契约组合,其中由最有权威地位的资本主体决定着企业所有权制度安排,传统上是假设财务资本具有绝对权威性进而决定了企业所有权制度安排(王仲兵,2004)。

四类资本纳入 会计 核算体系的程度取决于企业会计准则所定义的资产概念的范畴,进而是成本范畴,显然,现阶段财务资本是成本范畴的绝对核心。人力资本成本并不是全部纳入了成本范畴,而即使纳入部分也因为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之间权利的不完全平等而得不到充分反映,组织资本与社会资本更是由于其存在的无实体性而被传统财务会计理论所舍弃。这也就意味着传统财务会计尚没有完全实现“合理损耗”的真实反映,未建立起资源生产率框架下的成本控制。也就是说,企业本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成本应有水平及控制方向。

描述企业本质的资本结构及其关系体现着所有权安排,而商业模式则是企业管理层独有市场价值与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资本结构及其关系构成了企业所有权结构并以董事会来行使资本意志,企业资产结构及其运营形成了企业经营权结构并以企业经理层来实现总体运行效率。可见,企业商业模式是两者的联结,其向上的导向为资本逐利性,向下的依托就是企业经营语系,商业模式是一个联结资本结构及其关系与企业经营语系的中间概念。

商业模式展现了一个企业赖以创造和出售价值的关系和要素。比如区别于单纯企业外包活动中外包业务承接者仅仅是与作为第二方的企业发生的交易,可以通过发现作为第一方的顾客与作为第三方的外包业务承接者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以形成第一方的顾客、第二方的企业与第三方的外包承接者的关联关系,最终实现顾客成本下降、产品与服务质量上升与企业成本下降的多赢结果。企业成本会随着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变而在成本结构及成本水平上发生相应的变化。

真正意义的制造水平衡量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是投入角度的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其二是单位资本所创造的产出。企业效益状况就是要在创造的增加值与投入成本间的均衡分析,这种均衡体现着成本控制与企业资本价值创造间的内在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成本控制机制是依托于企业商业模式构建的,是突破企业成本与市场价格之间界限的新机制,其功能表现在成本控制与企业市场价值间有效的线性关系,能够与企业市场价值建立最为直接的线性关系的管理行为具有市场溢价功效。

成本一定是开放的系统,企业内部资源不是自我假象化的配置过程,而是以市场化标准来确定企业内部成本控制标准并由此形成新企业内部成本流程,新企业内部成本流程要构筑在企业可持续盈利的行为范式上,这样才能满足业务随市场变化而变化的新型商业竞争。海尔集团2009年初提出从制造型企业转型为制造服务型企业直至营销型企业,这意味着海尔将逐步摆脱从家电研发、生产到渠道销售品牌的垂直整合的旧的价值链模式,而将专注于研发、品牌经营和渠道服务的营销型商业模式。从“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oec,到1998年开始的sst机制,至2008年集团全面推行sbu,及至“人单合一,速决速胜”的提出和今天正在建立的“人、单、酬”账户机制,都是力求每位员工的行为受强烈内在需求驱使,控制方式由技术观念上升到制度观念直至形成企业全员的 自然 行为习惯,最终实现自我控制。

构建企业本质、企业商业模式与企业经营语系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是在表明,成本决定机制的起点在于构成企业组织的要素资本的有机构成、运营及激励与约束等整体过程,完整的成本水平判断就应该是一个沿着这三个层面逐渐深化的过程,成本控制也就是与这一深化过程相匹配的动态机制,该动态机制应包括的基本构成要素为:(1)以生产方式再造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关系确定成本控制导向;(2)以企业健康成本结构来界定成本控制边界;(3)以支持企业可持续的盈利实现为成本控制目标;(4)以控制与核算相对称的账户机制作为成本控制基础;(5)以基于人的组织创新的管理创新来支撑成本控制创新;(6)以基于能力提升的现场化作为成本控制评价基准;(7)以成本控制信息化来提升成本控制能力。

四、企业成本控制机制研究

如果企业仅仅具有单纯的加工制造职能,则工厂化的成本控制就足够了,而一旦将制造环节置于价值链之下,则成本目标就是利益相关者各方的总成本减少而不是成本的再分摊与转嫁,若将企业商业模式与企业本质进行融合,体现资本意志的公司战略对商业模式所设定的资产运营方式施加影响,公司治理效率与资产运营效率就具有了高度相关性,由此成本控制便具有了机制设计的涵义,激励与约束的制度性更强。

成本计量模式反映了企业特定基因,不同企业存在着差异的价值形成与成本耗费的对称状态,而企业成本控制机制就是要对称地权衡与描述企业价值增值过程。企业价值增值过程的变化通常意味着价值创造模式的转型,成本控制机制很可能面临着重构问题。以联想为例,从 历史 角度看其将“贸工技”作为战略起点是正确的,随之构建了以渠道为核心的交易型业务模式,2003年左右在

具有竞争优势企业的成本要素是与市场战略定位准确配称的,即企业成本结构与市场竞争结构间存在较小程度的差别或没有背离。辩证地看待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可以认为企业内部就是成本计量,而利润则是市场角度的成本补偿计量,企业内部成本耗费并不必然带来外部市场的良好表现,只有与外部市场匹配的内部成本耗费才是应该的,也可以说,能让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成本必然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设计企业机制就是在有意义的领域做出独特或某种与众不同的贡献而进行的成本流程安排。

简述内部控制的概念和要素篇4

课程共20 集，网易公开课已经全部翻译完成。讲师：Andrew Ng。

[ 第1 集] 机器学习的动机与应用

简介： 机器学习的动机与应用、Logistic 类、机器学习的定义、监督学习概观、学习理论概述、非监督学习概述和强化学习概述。

[ 第2 集] 监督学习应用

简介： 监督学习应用—— 自主推导，ALVINN 系统，线性回归，梯度下降，组梯度下降，随机梯度下降，标准方程推导。

[ 第3 集] 欠拟合与过拟合的概念

简介：欠拟合与过拟合的概念，参数化及非参数化算法概念，局部加权回归，对于线性模型的概率解释，Logistic 回归，感知器。

[ 第4 集] 牛顿方法

简介：介绍了牛顿方法，可以代替梯度上升算法用来计算函数的最大值；之后以高斯分布和伯努利分布为例介绍了指数分布函数族；最后以指数分布函数族为基础，引出了广义线性模型，可以通过指定概率分布直接推导出模型。

[ 第5 集] 生成学习算法

简介：一类新的学习算法——生成学习算法，并详细地讲解了该算法的一个例子：高斯判别分析；之后对生成学习算法与之前的判别学习算法进行了对比；最后介绍了一个适合对文本进行分类的算法——朴素贝叶斯算法，并结合该算法讲述了一种常用的平滑技术——Laplace 平滑。

[ 第6 集] 朴素贝叶斯算法

简介：先介绍了两种朴素贝叶斯算法的事件模型；之后介绍了神经网络算法；在最后介绍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函数间隔和几何间隔。基于这两个概念提出了一个线性分类算法：最大间隔分类器算法。该算法用于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非线性分类算法：支持向量机。

[ 第7 集] 最优间隔分类器问题

简介：首先提出了原始的优化问题：最优间隔分类器问题；之后介绍了对偶问题的概念和KKT 条件；基于原始优化问题的对偶问题的分析，介绍了SVM 算法；最后对SVM 算法进行了评价，以引出下节课对核方法的介绍。

[ 第8 集] 顺序最小优化算法

简介：核的概念——它在SVM 以及许多学习算法中都有重要的应用；之后介绍了l1 norm 软间隔SVM——它是一种SVM 的变化形式，可以处理非线性可分隔的数据；最后介绍了SMO 算法——一种高效的可以解决SVM 优化问题的算法。

[ 第9 集] 经验风险最小化

简介：主要介绍了模型选择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偏差方差权衡。为了解释该概念，首先介绍了两个重要的引理——联合界引理和Hoeffding 不等式；之后定义了两个重要的概念——训练误差和一般误差，并提出了一种简化的机器学习算法模型——经验风险最小化（ERM）；最后基于这些概念对ERM 结果的理论上界进行了证明，并基于上界分析对偏差方差权衡进行了解释。

[ 第10 集] 特征选择

简介：VC 维的概念——该概念能够将关于ERM 一般误差的界的结论推广到无限假设类的情形；模型选择问题——具体介绍了交叉验证方法以及几种变形；特征选择问题——具体介绍了两类方法：封装特征选择和过滤特征选择。

[ 第11 集] 贝叶斯统计正则化

简介：贝叶斯统计和规范化；简单介绍了在线学习的概念；机器学习算法设计中的问题诊断技巧；两种分析技巧：误差分析与销蚀分析；两种应用机器学习算法的方式与适用场景。

[ 第12 集] K-means 算法

简介：无监督学习的内容。首先介绍了k-means 聚类算法；混合高斯模型，它是最大期望算法（EM）的一种特例；引入了Jesen 不等式，利用Jesen 不等式引出了EM算法的一般形式。

[ 第13 集] 高斯混合模型

简介：对混合高斯模型在EM 算法下的结论进行了推导，并且介绍了EM 算法在混合贝叶斯模型中的应用。最后介绍了因子分析算法。该算法可以进行高维数据下样本数目较少的情况下的模型拟合。

[ 第14 集] 主成分分析法

简介：本讲继续上一讲的内容，详细地讲解了因子分析问题对应的EM 算法的步骤推导过程，并重点提出了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之后介绍了主成分分析（PCA）的算法原理和主要应用。该算法是一种常用的降低数据维度的算法。

[ 第15 集] 奇异值分解

简介：主成分分析PCA，及举出利用PCA 找出相似文档的例子；SVD（奇异值分析）；无监督算法和因子分析；ICA（独立成分分析算法）和CDF（累积分布函数），并复习了高斯分布的知识；最后举了几个应用ICA 的例子。

[ 第16 集] 马尔可夫决策过程

简介：主要介绍了监督学习；然后引出强化学习的知识，用“使直升机飞翔”的例子阐述强化学习；介绍了马氏决策过程（MDP），由此引出来的两个解决最优策略和最优回报的算法；最后重点介绍了“值迭代”和“策略迭代算法”的实施，以及比较了它们的优缺点。

[ 第17 集] 离散与维数灾难

简介：继续马氏决策过程（MDP），以及解决状态MDP 的算法， 主要详细介绍了拟合值迭代算法（fitted value iteration） 和近似政策迭代（approximate policy iteration）这两种算法，并通过具体的例子和求解的方式来说明这两种算法。

[ 第18 集] 线性二次型调节控制

简介： 控制NVP 算法， 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在动力系统的模型和线性二次型调节控制（linear quadratic regulationcontrol），导出一些处理情况的函数；还包含线性模型的建立，非线性模型的线性化的知识。

[ 第19 集] 微分动态规划

简介：强化学习算法，引入调试强化学习算法，介绍Kalman 滤波器微分动态规划, 卡尔曼滤波与LQR 控制结合的一种算法（LQG 控制算法，线性二次高斯），并比较了高斯分布和卡尔曼滤波的效率问题。

[ 第20 集] 策略搜索

简介：学习和复习了强化学习算法，讲述了一些POMDPs( 部分可观察马氏决策过程) 的知识，完全可观察MDP 的知识；接下来介绍了策略搜索算法（其中包括两种算法：Reinforced 和Pegasus）；最后，介绍了与这门课程相关的一些课程，并给学生提出一些希望。

名词解释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ML) 是一门多领域交叉学科，涉及概率论、统计学、逼近论、凸分析和算法复杂度理论等多门学科。专门研究计算机怎样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的性能。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使计算机具有智能的根本途径，其应用遍及人工智能的各个领域，主要使用归纳、综合而不是演绎。

一、研究意义

顾名思义，机器学习是研究如何使用机器来模拟人类学习活动的一门学科。更为严格的提法是：机器学习是一门研究机器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并识别现有知识的学问。这里所说的“机器”，指的就是计算机，电子计算机，中子计算机、光子计算机或神经计算机等。

机器学习有下面几种定义：“机器学习是一门人工智能的科学，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工智能，特别是如何在经验学习中改善具体算法的性能”。“机器学习是对能通过经验自动改进的计算机算法的研究”。“机器学习是用数据或以往的经验，以此优化计算机程序的性能标准。”一种经常引用的英文定义是：A computer program is said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 E with respect to some class of tasks T and performance measure P, if its performance at tasks in T, as measured by P, improves with experience E.

学习是人类具有的一种重要智能行为，但究竟什么是学习，长期以来却众说纷纭。社会学家、逻辑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各有其不同的看法。

机器能否像人类一样能具有学习能力呢？ 1959 年美国的塞缪尔(Samuel) 设计了一个下棋程序，这个程序具有学习能力，它可以在不断的对弈中改善自己的棋艺。4 年后，这个程序战胜了设计者本人。又过了3 年，这个程序战胜了美国一个保持8 年之久的常胜不败的冠军。这个程序向人们展示了机器学习的能力，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与哲学问题。

机器的能力是否能超过人的，很多持否定意见的人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机器是人造的，其性能和动作完全是由设计者规定的，因此无论如何其能力也不会超过设计者本人。这种意见对不具备学习能力的机器来说的确是对的，可是对具备学习能力的机器就值得考虑了，因为这种机器的能力在应用中不断地提高，过一段时间之后，设计者本人也不知它的能力到了何种水平。

二、主要策略

学习是一项复杂的智能活动，学习过程与推理过程是紧密相连的。按照学习中使用推理的多少，机器学习所采用的策略大体上可分为4 种——机械学习、通过传授学习、类比学习和通过事例学习。学习中所用的推理越多，系统的能力越强。

简述内部控制的概念和要素篇5

【关键词】 会计要素； 资产； 人力资产； 劳务承诺支配权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2-0042-04

一、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并对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再是自然资源的竞争，而是人力资源的竞争。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要在人力资源方面拥有优势。为了更好地反映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产生了多学科的研究。会计学科也早就提出了建立人力资源会计的设想，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是，人力资源会计至今尚未能纳入到现行会计制度体系中来，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作为其核心概念的人力资产概念无法与现行准则中界定的传统资产概念一致起来，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如何统一资产与人力资产的概念，建立起一致的概念体系，就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理论问题。

二、人力资产概念的现有研究剖析

虽然经济学上早已将劳动认定为社会生产的要素，也讨论了与劳动要素相应的人力资源问题，但并未科学界定人力资产的概念。

根据张文贤教授的考证，最早将人力资本与会计联系起来的是赫曼森，他主张人力资源是大多数企业最有效的经营资产，会计报告应该包括这些人力资产。可见，赫曼森是将企业的人力资源视同为企业的人力资产。弗兰霍尔茨更是将反映企业人力资产的会计称为“人力资源会计”。这一认识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后来的研究基本上是将人力资产定义成人力资源。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在对国外成果介绍和后续的自主研究中，也基本上是采用这样的思路来界定人力资产的。1995年8月，高阳定义：人力资产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表现出来的能力，并能为企业获取超过一般水平的未来收益的长期资产。在后续研究中，还有人重复与上述观点本质上一致的观点，本文不一一介绍。显然，这是直接将劳动者所蕴含的潜在劳动能力（即经济学上定义的人力资源）界定为人力资产，并假定其一定能够给企业带来超额经济利益。如果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研究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产，这样的定义没有大的问题。但人力资源会计是站在企业这一会计主体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这就产生了问题。问题的根本点在于：即使是单个劳动者所具有的潜在劳动能力是否能够全部归主体所控制，并一定能够在其耗用过程中给主体带来与潜在劳动能力相当的经济利益？如果不能，就不应该将其全部作为主体的人力资产。

1995年12月，邓小敏提出：将企业招聘、挑选、录用、培训、保护以及开发人力资源所花费的成本和企业雇佣的人力对本企业创造的和可能创造的经济价值等进行资本化，按照资产衡量标准确认为企业的会计资产，即人力资产。这种定义是从企业这样一个会计主体出发，对该主体的人力资产进行的概念界定，并与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这两种人力资源会计模式相吻合。但是，此定义并不是对人力资产本质的描述，而是借用实物资产计量理论对人力资产可能采取的计量方式导致的计量结果的描述。根本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基于成本还是基于价值都无法揭示人力资产的本质，也不能得出人力资产的科学合理的计量结果。从成本的角度出发，物力资产的取得是取得了其完全所有权，故其取得成本可以用于对该物力资产的计价；而人力资产的取得无法达到这样的程度，其招聘、挑选、录用、培训、保护以及开发人力资源所花费的成本就不能简单地用于该人力资产计价。从价值的角度出发，本企业雇佣的人力对本企业创造的和可能创造的经济价值是一项基于未来经济业务所进行的价值估计，也是很难直接用于财务会计核算的。也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问题，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一直无法纳入到现行的财务会计体系中。

1997年，韩传模提出：人力资产是指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并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劳动力资源。这一定义力图从本质上定义一个企业的人力资产，并使其与资产的定义保持一致。应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只有从本质上描述一个概念，才能够真正把握该概念，明确其与其他概念的根本异同。另外，人力资产作为资产的一种，也必须与资产概念保持一致。正是由于该定义具有上述优点，导致该定义在后来被广泛使用。关于后续文章重复阐述该定义或与之本质相同定义的情况，本文不一一介绍。但是，这个定义简单地用劳动力资源（也有人称作人力资源）替换了传统资产定义中的经济资源，这等于默认劳动力资源与其他非劳动力资源（主要是物质资源）具有完全相同的属性。事实上，这一定义并没有摆脱将人力资产界定为人力资源的实质，只是强调了人力资产是企业所能控制的那部分人力资源。但如何将企业能够控制的那部分识别出来，却成了一个到现在也无解的难题。不要说和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的那部分人力资源就是企业可以控制的人力资源，因为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我们只从一个职工来看，它所拥有的潜在劳动能力就是他的人力资源，他也和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么企业就可以说控制了他全部的劳动能力吗？显然不能，合同规定的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能力企业无法控制；工作时间以内职工不愿为企业全力付出的那部分劳动能力企业也无法控制；职工在工作中付出的那部分劳动能力也未必能够形成企业可以控制的劳动成果。如果每个职工的劳动能力企业都无法全部控制，也就不能说企业可以通过劳动合同控制职工的人力资源。

总之，当前较为流行的人力资产概念都是有问题的。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完全忽略了人力资源与非人力资源（主要是物力资源）的本质区别，简单地认为主体可以像拥有或控制物力资源那样拥有或控制人力资源。由于人力资源所具有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用基于物力资源所形成的概念套用到人力资源身上。传统的资产概念就是基于物力资源所形成的概念，如果简单地套用它来定义人力资产是有问题的。

三、传统资产概念不能支撑人力资产概念

传统资产概念是在工业经济时代确立起来的，当时的主要资产是物力资产和无形资产，所以所形成的概念只要能够满足界定物力资产和无形资产的需要就可以了，而无需考虑符合界定人力资产的需要。现在，为了界定人力资产，再简单地套用只能够界定物力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资产概念，就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第一，人力资源的自有性问题。人力资源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体力和脑力，只能由其个人所拥有或控制。这就是所谓的人力资源自有性。虽然现行人力资源会计解释称：由于主体可以通过劳动合同获得原属于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源的控制权，从而使人力资源可以归主体控制。但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主体基于劳动合同只可以按约定的时间安排劳动者工作，并对劳动者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以及由此计算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却无法直接控制蕴含于劳动者体内的劳动能力（体力和脑力）。同时，主体也不能用工作绩效的计量作为人的劳动能力的计量。因为工作绩效与个人的体力与脑力有关，但并不一一对应。个人的体力和脑力只是取得劳动绩效的基础，而非劳动绩效本身。不同人完成同样绩效的工作，可能投入的体力和脑力并不相同；同样努力工作的人，却未必能够取得同样的劳动绩效。劳动绩效取得的多少，还受到外部环境，特别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影响。

第二，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本文所说的主观能动性是指劳动者愿意在本主体安排的劳动时间内投入多少劳动能力的主观想法。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投入和工作绩效的取得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样的一个人，在主观能动性高的时候，可以投入更多的劳动能力；而在主观能动性低的时候，投入的劳动能力会下降。固然，主体可以通过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工作投入（主要是时间和工作职责等）进行约束，但劳动者的个人主观能动性还会有巨大影响。如果劳动者缺乏工作热情，可能只投入满足劳动合同约定的最低劳动能力；如果劳动者积极主动进行工作，就会投入超过前述最低劳动能力的更多劳动能力，从而给主体带来更多的超额经济利益。至于劳动者在劳动中付出了多少体力和脑力，主体是无法进行计量的，更无法直接控制。事实上，劳动者出工却未必出全力，他完全可以根据现实情况自主决定投入能力的多少，而其他人又是很难测量的。

第三，劳动者的负能量问题。劳动者的负能量是指劳动者在主体的实际工作中并不能带来主体绩效的净增加，甚至还会使主体遭受损失。最典型的例子来自历史，三国时期曹操用计获得了徐庶的人力资源使用权，但徐庶没给曹操出过一个好主意，却出了两个坏主意：一是在长坂坡，利用曹操爱才的心理，促使曹操下令不得伤及赵云，导致赵云能够七进七出救走了阿斗；二是赤壁之战时向曹操肯定了庞统的才能，导致曹操误用庞统连锁战船的计谋，带来了火烧连营的后果。主体运营中也会有此种员工的存在，管理当局的恶性增资行为不就是一种负能量决策吗？关于恶性增资问题的相关研究，可以参阅唐洋教授的文章。你可以说，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笔者认为在理论分析和制度设计时却不能不考虑。

总之，以上三个问题是物力资源和无形资产绝不会存在的，也是当初定义资产概念时不会考虑的。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传统资产概念不能适用于定义人力资产。同时，人力资产作为资产的一种，又不能使其定义背离资产的定义。显然，解决问题的对策只能是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资产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四、资产概念研究的新进展为重新定义人力资产提供了可能

2004年，I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FASB（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启动了一个联合研究项目――完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概念框架中，为了划分不同要素间质与量的界限需要给出要素的定义，就是为要素的确认确立一个严格而规范的标准。针对资产的定义，IASB和FASB召开了多次会议，最后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识。2008年10月，IASB和FASB联合了暂定的新的资产概念：“主体的一项资产是主体对其拥有排他的权利或其他权益的现时经济资源。”这一定义用“经济资源”作为中心词，并用“现时”、“主体拥有”、“排他的权利或其他权益”做限定。“经济资源”是指稀缺性，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经济资源一起直接或者间接地产生现金流入或者减少现金流出。作为一项经济资源，它可以是有形的实物，也可以是由合同或者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予以保证，是无条件的承诺或者其他保障条款规定的能力，这种无条件承诺和其他能力是没有风险的。“现时”意味着该经济资源和对该经济资源的排他的权利或者其他权益必须同时存在于财务报表日。“主体拥有”特别强调了资产的产权人，说明了对经济资源的使用权利。“排他的权利或其他权益”，强调由法律或同等方式强制赋予主体对该经济资源的使用权利，从而排除或限制了其他人对该经济资源的使用。资产的这个新定义拓展了经济资源的范围，为进一步将人力资产、衍生金融资产、环境资产等纳入财务会计体系打下了基础。

但是，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中断了联合概念框架的研究。2012年，IASB单独启动了对概念框架的研究。2013年7月了研究成果――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复核（讨论稿）。讨论稿将资产定义为：由过去的事项形成的，主体控制的现时经济资源。并进一步定义经济资源是指能够产生经济利益的权利或其他价值资源。经济资源具体可以表现为：合同、法律或其他相似方法的强制性权利；另一主体推定义务产生的权利；能够产生经济利益的其他价值资源；收到后即刻消费的一些资产，特别是一些服务。即使对于有形物来讲，经济资源也不是基础性的物体，而是取得物体产生的经济利益的权利。而控制则是指主体有现时能力直接使用经济资源以获得来自经济资源的经济利益。如果主体不能保证该经济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利益直接或间接流入本主体，则不能将其确认为本主体的资产。显然，虽然讨论稿对资产的定义采用了经济资源观，但却将经济资源认定为一种权利，并将该权利与有形物本身区别开来。这进一步为我们定义人力资产时将劳动能力和使用劳动能力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区分开来提供了指导。

总之，新的资产概念从两个方面为定义和确认人力资产开辟了道路。第一，新资产概念拓宽了经济资源的外延，将基于合同、法律或其他相似方法产生的权利认定为经济资源，同时还将可以得到的服务也认定为经济资源，这保证了可以将依据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者为主体提供的劳务确认为人力资产。第二，特别强调了资产的外在形态与使用资产外在形态的权利所存在的本质区别，并明确作为资产的经济资源仅指获取使用资源的经济利益的权利，而非资源的外在形态，这就有效地解决了作为人力资源的劳动能力的自有性等问题。至于资产新定义的其他方面，因与界定人力资产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不再展开讨论。

五、人力资产概念的重新界定

资产的新概念为我们定义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产概念提供了可能性，但还必须明确人力资产与其他资产的本质区别，才能通过描述种差的办法给出符合逻辑的人力资产概念。

主体需要持有资产，是因为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资产获取经济利益。但是，不同的资产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不同的体现。物力资产是通过消耗其实体参与到生产经营过程中，并将其成本转移到生产经营成果中。无形资产是通过保障主体的专享来获取超额经济利益。人力资产则是通过具体的劳务提供将自己与其他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形成生产经营成果。也就是说，人力资产是以一种劳务的形态表现为经济资源的，主体拥有人力资产也是主体为了获得对劳动者提供劳务的支配权，而不是为了获得劳务提供者的潜在的劳动能力。当然，可以提供劳务的数量与质量又和潜在劳动能力有极大的相关性；同时，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又是通过主体向劳动能力拥有者支付薪酬的方式由劳动者自行完成的。这些就导致了以前界定人力资产时的误解，错误地将劳动能力本身或者主体支付的各项代价解读为人力资源，进而定义成人力资产。资产新概念关于经济资源的阐述为我们明确了方向，作为资产的经济资源仅仅是获取经济利益流入的权利，而不是其外在形态。故此，主体所拥有的人力资产也就只是支配劳务以便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而且，主体需要支配的劳务也是未来要提供的劳务，不是过去已经提供的劳务。因为只有支配未来提供的劳务，才能够在未来获取经济利益。要说明的是，主体要支配的劳务虽然是未来的，但获得未来劳务的支配权的事项却是过去的合同签订。主体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约定了劳务提供者未来需要提供的由主体支配的劳务，这些未来劳务的数量与质量（或说其绩效）由劳动合同予以保障，从而成为一种没有风险的承诺，满足了资产新定义所说经济资源的义项要求。换句话说，主体通过劳动合同拥有着在未来使用劳动者劳务的权利从而形成人力资产；劳动者通过劳动合同对未来提供劳务数量及绩效进行承诺转让了未来劳务的支配权，获取企业的股权或依据劳动绩效收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因此，笔者定义：人力资产是会计主体依据与劳务提供者之间的协议拥有的对劳动者未来提供劳务数量或绩效予以支配的权利所形成的资产。

还应说明的是，劳动合同规定了劳动者要提供的未来劳务，而且明确了未来劳务的数量与绩效。主体在取得人力资产时，即在人力资产确认之初，劳务的提供者要与主体之间签订协议，这种协议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来保证主体与劳务提供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协议也规定了劳动者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要为主体服务。这里的劳动者不一定非要是与企业存在隶属关系的人，只要是为主体服务的劳动者即可。他们可以隶属于主体，也可以是为主体提供暂时，甚至远离主体所在地而提供远程服务。无论劳动者提供的劳务是以何种形式进入主体的，人力资产都将以劳动者未来提供的劳务数量或绩效来计量，并且根据后续的影响作出相应的调整。其中的“未来提供的劳务”是指劳动要素进入企业那一刻之后的时间中提供的劳务，“后续影响”是指有些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务所带来的影响在劳动者完成劳务时并没有体现出来，而在一段时间后才体现出来，比如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升值或贬值。因为后续影响的根源是引起后续影响的劳务，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考虑在内，否则人力资产就丧失了完整性。后续影响可能是积极的影响，也可能是消极的影响，我们要根据影响的性质对人力资产进行动态调整。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人力资产是一种权利，只有拥有了这项权利，主体才能够自由支配劳动提供者提供的劳务数量或绩效。由于本定义围绕的核心是未来劳务的数量与绩效，那么必然还会存在当初的承诺（劳动合同的规定）与实际完成劳务的数量与绩效的差异。这种未来实际达到的劳务绩效与承诺的差异可以通过后续调整的方法对人力资产的价值进行调整，或与劳务提供者进行额外的结算。

六、结束语

笔者依据对资产新概念的解读，提出了人力资产的新定义，将人力资产界定为主体通过劳动合同获得未来劳务支配权所形成的资产，从而明确区分了人力资产与人力资源（即劳动能力），不仅可以解决以前人力资产定义中存在的问题，也为进一步研究人力资产的计量提供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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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唐洋，白钰，李雨潇.定向增发是否能缓解大小股东之间的冲突――基于恶性增资视角的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3（9）：69-74.

简述内部控制的概念和要素篇6

1、国外对概念转变的研究现状

国外对概念转变的研究，起初关注的是前概念的调查研究，比如霍尔(StanleyHall)调查儿童对自然现象如加热、霜和火的观念以及皮亚杰(Piaget)在《儿童关于世界的概念》中对前概念也进行了科学分析。随后康奈尔大学的波斯纳(G.J.Posner)、斯特莱克(K.A.Strike)、修森(P.W.Hwson)、格特左戈(W.A.Gertzog)四位教授提出了“概念转变模型”(ConceptionalChangeModel，简称CCM)，[3]查朴尼等（Champagne，e.t.）提出对学生物理前概念施加影响的教学策略，即“对抗偏见”。1989年，布朗和克莱门特(Brown，Clement)针对改变学生原有知识发明了“架桥策略”。德国不莱梅大学物理教育研究所的HorstSchecker和ThomasBethge分别在1986和1988年做了“学生对力学的相异构想”和“学生对原子物理的相异构想”的研究，该研究所还召开了多届有关自然科学与数学教育中学生的错误观念的国际研讨会。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外关于概念转变的研究取向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探讨学生拥有什么样前概念到探讨前概念的形成过程，再到考察前概念转变的策略。在这些研究中主要考察学生对光、热、能量、光合作用等现象持有的前概念以及概念转变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所用的方法大都采用访谈、调查、作业分析以及观察学生的活动等方法。

2、国内对概念转变的研究现状

国内对概念转变的研究相对较晚，早期研究者主要有罗星凯，周中权（1991）、[4]郭平生（1996）、范丰会（1996）等等，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关于物理的，研究学生在“力”或者“运动”方面的前概念、概念转变的步骤以及教学对策等等。笔者又从中国期刊网上检索相关文献发现，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对概念转变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大都是重复研究，只是描述概念转变中前概念的特点以及转变策略。目前虽然对概念转变做了一些调查，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学者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因素考虑进去，这就造成了研究的局限。同时我国对概念转变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领域，研究内容主要是概念转变教学策略、内在机制等等。

二、概念转变模型

随着概念转变研究的深入，其模型建构也随之发展。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Posner等人（1982）提出的概念转变模型（CCM）、AlirezaRezael和LarryKatz(1998)提出了概念转变的认知模型以及Choo-YeeTing和Yen-KuanChong（2003）提出概念转变的科学调查模型等等。从他们提出的模型中也可以看出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关注到个体的先前经验、影响概念发生转变的条件以及对新概念的理解。不同之处在于在于概念转变的过程，比如Posner等人（1982）提出的概念转变模型（CCM），他们认为概念要发生改变知觉到前概念失去作用，来引发认知冲突，之后个体对新、旧信息整合过程的元认知监控，AlirezaRezael.和LarryKatz(1998)提出的概念转变的认知模型认为采取措施使学生接受新概念。

三、概念转变的教学模式

自概念模型出现以来，众多学者先后提出了一些概念转变的教学模式，并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其效果明显。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Nussbaum、Novick(1982)提出了概念转变的三步教学模式、Krajcik提出了四步教学模式以及ReneT．Stofflett和TrishStoddart(1994)提出了五步教学模式等等，从他们提出的教学模式中发现都是围绕前科学概念和新概念发生冲突中，采用不同的策略。比如Nussbaum、Novick(1982)的三步教学模式中通过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新概念进行评论，Krajcik提出了四步教学模式则是通过新旧概念的比较来重新建构认识，而ReneT．Stofflett和TrishStoddart提出的五步教学模式则是先通过小组讨论来自我发现、检验之前的预测来使学生初步接受科学观念，最后教师及时提供一些类似情景，使学生能够将从实验中得到的科学观念延伸到其他情景中，进一步巩固科学观念。

四、展望

1、研究内容细致化

理论研究是为在实践中应用，这就需要我们把每一个需要研究的内容细致化。科学不光是进行简单的描述、解释，还要进行预测和控制，如何做到后两步，需要我们把研究内容的每一个方面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弄清楚，同样在研究概念转变中，也应该将影响概念转变的每一个过程以及前因和后续发展都搞清楚。不能只是在某一方面进行阐述或者调查，那样可能造成认识上的偏差。笔者就相关文献及体会认为要做到研究内容上的细致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研究目的要明确，目的不明确，内容肯定是不衔接，更无科学可言；第二，研究过程要细致化，最好能采用横向研究的方法，这样能把变化的每一步记录下来，做出更恰当的解释、预测和控制；第三，研究思路清晰化，研究中一定要把研究程序考虑清楚。概念转变是概念教学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研究中不仅要考虑相关的理论，还要考虑实际教学的情景，自然研究程序也应该条理，符合逻辑。

2、研究方法生态化

不同的科学研究，需要的研究方法也不同，即使是同一研究也会有好多种方法，那么哪一种方法最合适是学者们不断讨论的话题。概念转变的研究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概念转变的研究对象大都是学生和老师，而学生和老师都是人，人处在生态系统中，作为生命系统的一部分，人类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如果我们在作概念转变的研究中不加注意研究方法，就容易造成偏差甚至错误。选择研究方法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各种研究方法的不同特点和功能。概念转变的研究是在课堂中进行的，一般把日常正规的教学情景作为研究背景，这样收集到的资料才能真实可靠，如果教学情景是为研究而设置那么最后得出的结果有多少能应用到实践，甚至推广，是值得怀疑的。要做到研究方法的生态化，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要深入课堂，深入研究对象。这个深入不是简单的参与，而是在取得研究对象的同意下，进行不加控制的观察；第二，要进行追踪调查，一次的调查结果不足以说明情况，要进行多次调查，综合考虑；第三，研究者要在尽量保持价值中立原则的同时，其助手也可参与调查，因为要生态化要真实，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接触，再加上研究时间长，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很难，因此还要其他人员加入，避免结果主观化。

3、研究背景本土化

简述内部控制的概念和要素篇7

关键词:内部控制;概念;问题;改善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9-0081-02

1 内部控制的概念

最早提出内部控制概念的是1936年美国会计师协会,它在《独立职业会计师对财务报表的检查中》首先提出了内部控制的概念,认为:“内部控制和控制这一术语是为了保护公司现金和其他资产,检查簿记事务的准确性,而在公司内部采用的手段和方法。1992年,美国会计学会(AAA),美国注协(AICPA),内部审计师协会(IIA)、财务经理协会(FEI)和管理会计学会(IMA)等多个专业团体组成的“内部控制委员会(COSO)”公告,提了由“三个目标”和“五个要素”组成的内部控制框架,成为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内部控制概念。 COSO认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当局以及其他员工为达到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等三个目标而提供台理保证的过程”,同时指出内部控制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等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素。”

2 内部控制程序与方法

2.1 内部控制的程序

内部控制一般程序:

(1)应具体规定和明确阐述应与实现的目标或目的;

(2)根据目标规定并阐述计划;

(3)将实际绩效与目标计划比较;

(4)抽查和分析差异及例外事项;

(5)向管理当局汇报差异事项;

(6)采取必要的改进措施。

2.2 内部控制的方法

(1)组织控制。组织控制主要解决职务分工即不相容职务分离,所谓不相容职务分离是指那些由一个人担任,既可能发生错误和弊端又可掩盖其错误和弊端的职务。

(2)授权批准控制。授权批准是指企业在处理经济业务时,必须经过授权批准以便进行控制,授权批准按其形式可分为一般授权和特殊授权。

(3)文件记录控制。健全、正确的文件记录既是组织规划控制,授权批准控制的手段,又是企业保持工作效率,贯彻企业经营管理方针的基础。

(4)全面预算控制。全面预算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达到企业既定目标编制的经营、资本、财务等年度收支总体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讲,全面预算也是对企业经济业务规划的授权批准。

(5)实物保全控制。内部控制各种方式都具有保护资产安全的作用,这里所述的实物保护是指对实物资产的直接保护。

(6)职工素质控制。内部控制的成效关键在于职工素质的高低程度。职工素质控制的目的在于保证职工忠诚、正直、勤奋、有效的工作能力,从而保证其他内部控制有效实施。

(7)风险防范控制。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风险,因此为防范规避风险,企业应建立风险评估机制。

(8)内部审计控制。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一个企业内部经济活动和管理制度是否合规、合理和有效的独立评价机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其他内部控制的再控制。

3 内部会计控制的具体内容

3.1 凭证控制

凭证控制就是利用会计凭证对经济业务进行的控制,会计凭证是证明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的原始依据,是企业实施内控的重要工具,良好的凭证控制制度是其他内部控制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

要做好凭证控制,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单位发生的一切经济业务必须填制或取得合法的原始凭证;

(2)要设计良好的凭证格式和内容;

(3)规定合理有效的凭证传递程序;

(4)在入账之前对所有凭证严格审核,无效凭证不得入账;

(5)做好会计凭证的保管工作。

3.2 账簿控制

账簿是全面、连续、系统地进行归类和整理经济活动数据的重要手段,是编制会计报表的依据。

账簿控制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账簿体系要适应企业的规模和特点,切合企业管理的要求;

(2)账簿的内容和格式要详简得当,既要保证记录系统的完整准确、又要注重会计工作的效率;

(3)登帐应以合法凭证为依据,遵循规定的会计处理程序,做到全面、连续、系统、及时的反映和控制企业的经济活动;

(4)所有的账簿都必须内容完整、手续齐备、按规定使用、并妥善保管。

3.3 报表控制

会计报表是企业会计信息的主要载体,会计报表的质量直接决定着会计信息的质量,因此会计报表控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般来说,会计报表的控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会计报表的种类、格式、和内容应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

(2)报表的编制必须以核实后的账簿记录为依据,并做到数字准确、内容完整;

(3)按时编制报表,报送及时、为决策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

3.4 核对控制

它是利用记录与记录之间的勾稽关系以及记录与实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的控制,包括账实、账证、账账、账表及表表之间的核对。

4 我国企业内控存在的问题

(1)管理当局认识不足,无章可循和有章不循的现象较为突出。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建立内部控制制度不够重视,内部控制制度残缺不全或有关内容不够台理,或虽然建起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但流于形式,更多的是“有章不循”,将已订立的内部控制制度变成印在纸上或挂在墙上应付检查的条文。

(2)内控制度缺乏科学性和连贯性,难以发挥应有的功效。我国企业现有的内控组织不健全、偏事后控制、偏流动资源的控制。

(3)忽视财务稽核和内部审计的作用。有的企业没有有效的财务部门的内部稽核,有的内部稽核不规范,没有形成制度;有的企业没有设立独立队内部审计部门,缺乏有效地审计监督。

(4)在日常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缺陷,是一些事故长期得不到发现和解决。

5 提高企业内控水平的措施

针对当前企业内控存在的问题,已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

5.1 加强内部牵制制度的设计和实施

内部牵制制度是指对具体业务进行分工,要做的不相容职位分离,对关键岗位采取工作轮换制,这样才能更好的达到牵制的效果。企业内部主要不相容职务有:授权批准职务、业务经办职务、财产保管职务、会计记录职务和审核监督职务。

5.2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这主要需要通过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临时的检查与考核,看企业内控制度是否得到有效遵循,执行中有何威绩,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据此进行鲜明的奖励与惩罚,做到压力与动力相结合,最终达到内部控制的目的。

5.3 加强对内部控制行为主体“人”的控制

内控制度失效和会计风险的产生,行为主体是人,因此需要从把握相关人员行为和对会计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与业务培训两方面入手,做好内部控制工作。

5.4 要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系统,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效果

因为一个良好的信息沟通系统可以使企业及时掌握营运状况,提供内容全面、及时、正确的信息,并在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沟通,使产生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真实性和透明度都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1]李玉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解读[J].会计之友,2008,(22).[2]强培东,吕红梅.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与会计信息质量[J].会计之友,2003,(5).

简述内部控制的概念和要素篇8

COSO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内部控制框架理论，为内部控制主要构成的建立提出了总体性的思路。其基本要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控制环境。它是内部控制组成要素的基础，是所有控制方式与方法赖以存在与运行的环境。它对于塑造企业文化、提供纪律约束机制和影响员工控制意识有重要作用；也直接影响着企业内部控制的贯彻和执行，影响着企业经营目标及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2、风险评估。就是分析和辨认实现企业目标可能发生的风险概率，然后通过抑制风险来提高企业在实现目标中的效果。每个企业都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同风险，对这些风险都必须加以评估，最终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效率和效果。风险评估是决定应如何管理的基础。当今社会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化，风险概率不断提高，其内部控制的执行也深受影响，对于内部控制的研究不可能脱离其赖以存在的环境及企业内外部风险因素，因而辨认并处理这些风险自然就十分必要。

3、控制活动。控制活动是确保管理阶层的指令得以实现的政策和程序，旨在帮助企业完成目标而避免风险所采取的必要行动。企业各阶层和各种职能部门均渗透有不同的控制活动，诸如核准、授权、调节、审核营业绩效、保障资产安全，以及职务分工，等等。由于企业性质、规模、组织方式等不同，其控制也有所不同，但控制活动通常包括两个要素：政策和程序。其中，政策规定应该做什么；程序则是保证政策产生效果的措施，政策是程序的基础，程序是政策的延伸。

4、信息与沟通。企业在其经营活动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信息，以便指导预测、决策经营业务，并保证信息在企业内部运转通畅。企业信息系统能产生各种报告，包括与运营、财务及遵循法令有关的资料和信息，这些信息反映了企业业务运行状况，便于管理者采取控制措施。一个良好的信息系统有助于企业处理内部与外部发生的经济事项，并提高其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果。有效的沟通，包括组织内部上下沟通及横向沟通，也包括与外界沟通。单位所有员工必须自最高管理阶层开始，清楚须谨慎承担责任的各种信息；必须了解自己在内部控制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每个人的活动对他人工作的影响，企业必须有向上沟通重要信息的方法，也应有向顾客、供应商、政府主管机关和股东等进行沟通的方式。

5、监督。监督是一种随着时间的经过而评估内部控制制度执行质量的过程。企业内部控制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通过纳入管理过程的大量制度及活动实现，即需要被监督。因此，要确保内部控制制度被切实地执行且保证执行的效果良好，内部控制能够随时适应新情况等，内部控制就必须被监督。监督方式有持续监督、个别评估及综合监督等。持续监督是指在运营过程中的监督，包括理性管理和监督活动，以及其职工为履行其职务所采取的行为。个别评估的范围及频率，应根据评估风险的大小及持续监督程序的有效性而定。持续监督和个别评估一起进行，称之为综合监督。各种监督中发现的内部控制的缺失必须向上级呈报，严重者则向最高管理阶层及董事会呈报。上述五要素相互关联与配合，形成一个整合系统。这个系统可对改变的环境做出动态反应。内部控制是因企业的基本业务需求才存在，与企业的经营活动交织在一起。只有当内部控制能纳入企业的基础建设之内，而且是企业机体的一部分时，才最为有效。也只有纳入运营活动的控制，才能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成本，能对改变的环境做出快速反应。

为了实现其目标，一个企业应当在培育一种积极的内部控制环境的基础上，识别、衡量和评估经营管理活动中所涉及的各种突出风险点，然后针对这些风险点设置各种控制机制，并不断地对上述整个过程的适当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督与评审；内部管理信息系统则为这个过程提供了方便，这五个要素便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动态的系统。

二、ERM框架

2004年12月，国际著名的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即Treadway鲜委员会）针对国际企业界频繁发生的高层管理人员舞弊现象，颁布了一个概念全新的COSO报告《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简称ERM）。此报告虽然保留了部分传统内部控制的某些概念，但不论在框架上，还是在要素方面，均有相当大的突破。ERM框架就是在1992年报告的基础上，结合《萨班斯――奥克斯法案》的相关要求扩展研究得到的。

根据ERM框架，“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受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的影响。这个过程从企业战略制定一直贯穿到企业的各项活动中，用于识别那些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事件并在企业的风险偏好之内管理风险，从而合理确保企业取得既定的目标。”ERM框架有三个维度：第一维是企业的目标；第二维是全面风险管理要素；第三维是企业的各个层级。企业的目标有四个，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全面风险管理要素有八个，即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监控。企业的各个层级，包括整个企业、各职能部门、各条业务线及下属各子公司。ERM三个纬度的关系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都是为企业的四个目标服务的；企业各个层级都要坚持同样的四个目标；每个层级都必须从以上八个方面进行风险管理，该框架适合各种类型企业或机构的风险管理。

三、ERM框架与内部控制框架的联系与比较

与传统内部控制内容相比，新框架有了较多的变化。比如，ERM框架对内部控制的定义明确了以下内容：（1）是一个过程；（2）被人影响；（3）应用于战略制定；（4）贯穿于整个企业的所有层级和单位；（5）旨在识别影响组织的事件，并在组织的风险偏好范围内管理风险；（6）合理保证；（7）为了实现各类目标。由于新COSO报告提出了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等概念，使得ERM的定义更加明确、具体。同时，ERM又涵盖了内部控制所有合理的内容。

在1994年《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中，内部控制有三个目标：经营的效果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法律法规的遵循性。ERM整体框架中除了经营目标和合法性目标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相似以外，还将“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发展为“报告的可靠性”。原COSO报告把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界定为“编制可靠的公开财务报表的，包括中期和简要财务报表，以及从这些财务报表中摘出的数据，如利润分配数据”。新报告则将报告拓展到“内部的和外部的”“财务的和非财务的报告”，该目标涵盖了企业的所有报告。除此之外，新COSO报告提出了一类新的目标――战略目标。该目标的层次比其他三个目标更高。企业的风险管理在应用于实现企业其他三类目标的过程中，也应用于企业的战略制定阶段。最后，1994年COSO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中，提出了五个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督。ERM框架对这五个要素进行深化和拓展，将其演变为八个要素。例如，ERM框架引入风险偏好和风险文化，将原有的“控制环境”扩展为“内部环境”。又如，虽然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和ERM框架都强调对风险的评估，但ERM框架建议更加透彻地看待风险管理，即从固有风险和残存风险的角度来看待风险，对风险影响的分析则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数、最差情形下的估计值或者事项分布等技术来分析。原COSO报告仅提出风险识别，但是并没有区分风险和机会。ERM框架则将风险定义为“可能有负面影响的事项”，并且引入了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等概念，将原有的风险评估这一要素，发展为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反应四个要素，使得原有的内部控制五要素发展为风险管理八要素。

从COSO的ERM框架和内部控制框架比较可以看出，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既相互联系又有重要差异。从二者的框架结构看，全面风险管理除包括内部控制的三个目标之外，还增加了战略目标；全面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除包括了内部控制的全部五个要素之外，还增加了目标设定、事件识别和风险对策三个要素，因此全面风险管理涵盖了内部控制。

从二者的实质内容看，存在以下几项重要差异。一是内部控制仅是管理的一项职能，而全面风险管理属于风险范畴，贯穿于管理过程的各个方面。二是在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中，由于把风险明确定义为“对企业的目标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将产生正面影响的事件视为机会），因此，该框架可以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及业务风险等各种风险；内部控制框架没有区分风险和机会。三是由于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引入了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对策、压力测试，、情景分析等概念和方法，因此，该框架在风险度量的基础上，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战略与风险偏好相一致，增长、风险与回报相联系，进行经济资本分配及利用风险信息支持业务前台决策流程等，从而帮助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的四项目标。这些内容都是内部控制框架中没有的，也是其所不能做到的。

简述内部控制的概念和要素篇9

    广告是商家吸引消费者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可以促使消费者建立对广告中的产品/品牌的良好态度，进而转化为购买行为。广告在阐述产品/品牌的核心利益时，是应该采用侧重传递产品/品牌特性信息的策略(理性利益诉求)还是侧重传递产品/品牌的情绪/情感体验的策略(感性利益诉求)？虽然这两种利益诉求方式都有可能促使消费者形成积极的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广告效果)，然而由于品牌主张、受众特征、市场特点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在选择广告的利益诉求方式时，通常会在理性诉求和感性诉求上有所抉择。

    找准目标受众是广告成功的前提条件，为此，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就是区分不同类型的广告和不同特征的目标受众群体，然后进行精确匹配。顺着这一思路，广告利益诉求方式的选择需要重点考虑广告目标受众的特征。虽然学术上对广告利益诉求有效性的研究较多，然而关于是感性诉求抑或是理性诉求导致更好广告效果的结论尚未统一(Chan，1995；1996)。虽然Chandy等(2001)指出感性诉求广告较理性诉求广告更加有效，但是这一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东方文化尚待检验。事实上，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自我概念形态上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少有研究对自我概念在广告利益诉求方式有效性影响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探讨。

    自我概念是决定个体在不同情境中所体验到的情绪以及驱使个人采取不同行动的重要动机因素(Markus and Kitayama，1991)。追溯相关文献，自我概念的两种基本形态为独立自我(independent self)和互依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独立自我的个体强调的是人的独立性和分离性，个人行为多源于自己内在的思想和感觉；互依自我的个体强调个人与他人的关联性与互依性，把自我看成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Markusand Kitayama，1991)。总体来看，独立自我的个体重视事物内在属性而互依自我的个体重视事物的联系和情景信息。根据文献，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往往倾向于独立自我形态，因而可能对感性利益诉求的广告更加偏好；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往往倾向于互依自我形态，因而可能对理性利益诉求的广告更加偏好。因此，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是否对广告利益诉求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构成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基于自我概念与广告利益诉求的可能关联，本研究的创新性表现在两个方面。①进一步拓宽自我概念的应用领域。自我概念能影响人类认知、消费行为的诸多方面，如调节焦点(Aaker and Lee，2001)、思考方式(Nisbett et al.，2001)、决策制定(Mandel，2003)、品牌联想(Ng and Houston，2006)等，却很少有研究涉及自我概念与广告利益诉求的关系，尤其是缺乏对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信息内容匹配性的考察，本研究将进一步丰富自我概念在广告领域的应用。②进一步推进广告利益诉求的有效性研究。广告利益诉求虽然已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但其研究重点依然侧重于不同利益诉求方式的特征解析及其效果比较，较少从受众细分的角度来研究不同类型的利益诉求与不同受众群体的匹配性，本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不同利益诉求广告的精准性。

    1　理论基础与假设发展

    1.1　广告利益诉求：理性还是感性

    广告利益诉求是指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方式来阐述广告信息的主旨利益，即从什么样的角度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广告信息，才能使产品/品牌的利益属性被突显出来。根据科特勒的分类，广告利益诉求可区分为理性利益诉求和感性利益诉求两种。理性诉求主要是提出事实依据或进行特性比较，以呈现产品/品牌自身的利益，或是以消费者的自我利益为诉求内容，在广告中说明该产品/品牌能提供消费者所要求的功能及特性等，如质量、性能、成分等；感性诉求主要通过与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为诉求内容，在广告中渲染消费者能获得的情感利益，说明产品/品牌的定位、风格与消费者的身份、地位、追求、信仰等息息相关(Kotler，1991)。从表现形式看，理性利益诉求更加具体，强调可行性(feasibility)，用于回答“如何”(How)；感性利益诉求更加抽象，强调渴求性(desirability)，用以回答“为什么”(Why)。

    理性利益诉求广告通过传递产品/品牌的特性信息，有助于消费者了解产品/品牌和建立产品/品牌信念，而感性利益诉求广告通过消费者对产品/品牌的情绪/情感体验，有助于消费者建立对产品/品牌的好感。因此，这两种利益诉求方式都有可能促使消费者形成积极的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并在一定条件下导致购买行为。至于消费者对理性诉求广告和感性诉求广告的反应，Chan的两项研究获得了不一致的结果，Chan(1995)发现消费者从广告中最想了解的是产品的性能、特点和用途等信息，而对广告的故事情节、情感渲染等并不太感兴趣；而Chan(1996)发现消费者更乐意接受感性诉求广告，此类型广告被描述为“有趣”、“有吸引力”、“有创新性”，而理性诉求广告被指责为“无趣、“单调”、“容易忘记”。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条件下，消费者对理性诉求广告和感性诉求广告的反应并不相同。

    ELM模型(Petty et al.，1983)在理论上有助于说明不同的广告信息呈现方式在消费者态度改变过程中的作用。该理论模型把消费者态度改变归纳为两条路径：中央路径(推敲处理)和边缘路径(非推敲处理)。中央路径把态度改变看成是消费者进行精细的信息加工和逻辑推理的结果，而边缘路径把态度改变归结于消费者依赖于广告中的一些线索，如专家推荐、广告是否给人以美好联想和体验等。Pallak(1983)进一步发现广告的信息属性与消费者的路径选择有密切关系，处理认知性信息时，中央路径易被激活；而处理情感性信息时，边缘路径易被激活。

    此外，消费者自身因素也影响路径的选择。MacInnis和Jaworski(1989)在归纳整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消费者的MAO水平影响其是否选择中央路径，M(motivation)指处理信息的动机，包含涉入程度和认知需求程度；A(ability)指信息加工能力，消费者须具有必要的知识和信息加工技能；O(opportunity)指机会，消费者接触广告时所处条件促进信息加工的程度，如时间是否充裕等。

    本研究将综合考虑广告信息呈现方式(广告利益诉求)和消费者自身因素(自我概念)对消费者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的影响，以考察其中可能存在的交互效应。

    1.2　自我概念：独立 自我和互依自我

    自我概念是个体自我系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们会影响个体对个人特质、个人与他人关系的看法，影响个人在不同情境中所体验到的情绪及驱使个人拟采取行动的动机(Markus and Kitayama，1991)。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了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两种不同的自我概念形态：独立自我强调人的独立性和分离性，个体往往通过自己独特的才能或属性来与他人作区分，个体行为通常源于自己内在的思想或感觉，而非参照他人(Markus and Kitayama，1991)；独立自我强调自我的个性化和自我实现，表达个人独特的需求和能力(Singelis，1994)；独立自我者评价、描述事物注重本质(Church et al.，2003)，对人事物的评判着重其内在属性而非具体情境，“抽象性”是独立自我者思考方式的一大特征(Kuhnen et al.，2001；Nisbett et al.，2001)。相反，互依自我强调个人与他人的关联性与互依性，把自我看成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个体必须与他人维持一种相互的关系(Markus and Kitayama，1991)；互依自我强调适得其所，个体需要遵循团体的标准和规范，以适应、归属相应的社会团体并完成其社会任务(Singelis，1994)；互依自我者评价、描述人事物注重角色和关系(Church et al.，2003)，认为个体与情境是融为一体的(Markus and Kitayama，1991)，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情境信息，而较少强调内在属性，“具体化”是互依自我者思考方式的一大特征(Kuhnen et al.，2001；Nisbett et al.，2001)。

    虽然不同文化会强调、突显或提倡某一自我概念形态，如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更倾向于独立自我，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更倾向于互依自我，但上述两种不同的自我概念形态并非是完全独立的，而是可以并存于同一文化、同一个体的(Brewer and Gardner，1996)。Markus和Kitayama(1991)在发展“自我建构理论”时就曾假设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可以并存，只是两者通常会有强弱的差异。一些实证研究也揭示了这一点，如Aaker和Williams(1998)、Mandel(2003)、Ng和Houston(2006)等。Singelis(1994)还开发了一套包含24个题项的自我概念测量量表，其中12个题项用于测量独立自我，另外12个题项用于测量互依自我，通过得分的比较即可确认哪一种自我概念形态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Kuhnen等(2001)发现不同的自我概念形态偏重于对不同的信息进行学习和储存，从而联结于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语义内容体系，而至于在某一种具体情境中哪一套知识结构和语义内容体系被使用，则取决于在那一时刻哪一种自我概念形态更容易被激活(Ng and Houston，2006)，这就意味着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在某一具体情境是可以被操控的。各领域的一些研究也显示：个体的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可以通过操控技术来激发，并可获得与跨文化研究类似的结果(Brewerv and Gardner, 1996; Gardner et al., 1999; Ng and Houston, 2006)。

    本研究将采用实验操控方式来区分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并检验它们对不同利益诉求广告的广告效果(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的调节作用。

    1.3　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与广告效果的可能关系

    一系列研究显示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包括自我意义认知(Markus and Kitayama，1991)、目标结构(Triandis，1990)、思考方式(Nisbett et al.，2001)、归因(Zarate et al.，2001)、社会互动方式(Kim et al.，1994)、评估和判断时的信息依赖(Gurhan and Maheswaran，2000)等。在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领域，已有研究显示自我概念会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动机和行动等(Aaker and Lee，2001；Aaker and Williams，1998；Mandel，2003；Ng and Houston，2006)。特别地，独立自我者描述事物倾向于本质和抽象，而互依自我者描述事物倾向于情境和具体(Church et al.，2003；Ngand Houston，2006)。比如，独立自我者描述他们自己倾向于采用抽象的措辞或者本质性特征(例如聪明)，而很少用情境性特征(例如我来自UCLA)(Cousins，1989)。类似地，他们对人事物进行评价和判断时更加依赖本质性特征(Markus and Kitayama，1991)，而对本质属性的偏好又进一步促进独立自我者更加从事情境独立的、抽象式的思考(Kuhnen et al.，2001；Ng and Houston，2006)。与独立自我者不同，互依自我者评价和判断人事物更加依赖情境性因素(Cousins，1989)，这促使他们发展情境依赖的、具体式的思考方式(Kuhnen et al.，2001；Ng and Houston，2006)。因此，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在偏好客体的本质属性还是情境特征，以及偏好抽象信息还是具体信息方面存在明显差异(Churchet al.，2003；Ng and Houston，2006)。反映在消费者的判断和决策行为中，独立自我者更加专注抽象化表达的渴求性信息，即强调使用产品的内在目的，而互依自我者更加专注具体化表达的可行性信息，即强调为何可以信任产品利益。

    Ng和Houston(2006)提出不同自我概念形态的上述行为特征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现象，如品牌联想等。他们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由于独立自我者偏好抽象信息，他们对抽象的品牌信念(例如高质量)的提取性更高，容易根据整体性联想将不同品牌组织在一起；而由于互依自我者偏好具体信息，他们对具体的品牌范例(例如生产运动鞋)的提取性更高，他们容易根据使用情境等具体标准将不同的品牌组织在一起。本研究将此推论应用于广告认知领域，探讨自我概念对理性利益诉求广告和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的说服效果的调节效应。从形式上讲，理性诉求广告往往聚焦于产品，通过一系列技术指标或事实描述来表达产品的优良之处，强调产品的具体功能和给消费者带来的功效，利益诉求的表达更多地体现了具体性、片段性和背景性，广告信息明确且具体，这与互依自我者偏好具体信息(Church et al.，2003；Ng and Houston，2006)相一致，进而容易激活中央路径；感性诉求广告往往聚焦于情感，强调消费者的感觉和感受，往往通过描述消费者的生活主张、品位等，激发消费者对产品/品牌的共鸣，从而联结于产品优良之处，利益诉求的表达更多地体现了概括性、整体性和抽象性，广告信息综合且抽象，这与独立自我者偏好抽象信息(Church et al.，2003；Ng and Houston，2006)相一致，进而容易激活边缘路径。

    Kim等(2009)发现信息内容与建构水平的匹配性会有效促进个体对信息的有效处理 ，并给予更为正面的评价。独立自我者偏好抽象信息(Church et al.，2003；Ng and Houston，2006)的特点，促使其更加有效地处理感性诉求广告中的更为抽象的感性信息，这种匹配性会促进消费者的感知流畅，进而提高消费者对广告的评价(Cesario et al.，2008；纪文波和彭泗清，2011)。类似地，在理性诉求广告中，互依自我者偏好具体信息(Church et al.，2003；Ng and Houston，2006)的特点，使其更加关注广告的可行性，从而更加流畅地处理具体化的理性信息，进而提高消费者对广告的评价。

    此外，Lee等(2000)发现独立自我者倾向于提升调节导向(promotion focus)，而互依自我者倾向于防御调节导向(prevention focus)。提升调节导向关注获得的出现与否，强调其收益；在感性诉求广告中，呈现的气氛、情绪和感觉更多是核心利益带来的好处，广告信息强调使用产品的价值以及使用产品的目的，即主要强调“为什么”(Why)。防御调节导向关注损失的出现与否，进而强调是否存在阻止负面结果出现的前提条件；在理性诉求广告中，呈现的事实与细节信息主要用来支撑核心利益的真实性，广告信息强调产品如何通过特点、过程和方法等达到消费者期望的目的，即主要强调“如何”(How)。可见，提升调节导向与感性诉求广告的匹配性更高，而防御调节导向与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的匹配性更高，进而导致感知流畅性更好。是故，独立自我者可能更加偏好感性利益诉求广告，而互依自我者更加偏好理性利益诉求广告。

    根据广告效果研究的主流做法，本研究采用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来评价广告效果。其中，广告态度指受众对广告呈现出一种持续性的喜欢或是不喜欢的倾向；品牌态度指受众对广告中所呈现的品牌的好恶倾向程度(Howard，1994)。之所以同时涉及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是因为广告态度是影响品牌态度形成与转变的重要因素(Mitchell and Olson，1981)。基于上述讨论，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a：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理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独立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广告态度；

    H1b：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理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独立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品牌态度；

    H2a：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感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互依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广告态度；

    H2b：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感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互依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品牌态度。

    2　实验一

    实验一主要用于检验H1和H2，即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是否对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的效果起调节效应。

    2.1　实验方法

    实验采用2(自我概念：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2(广告利益诉求：理性诉求与感性诉求)组间因子设计，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均通过实验操控来实现。实验遵循常规程序，关键步骤如下。

    首先，进行自我概念操控。当被试被随机分成两组后，主试告知被试最近某公司设计了一份广告，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该广告根据Aaker和Williams(1998)、Ng和Houston(2006)的实验材料改编而成，用于操控被试的自我概念。在第一组，被试面前呈现的广告画面如下：在美丽的海滩上，一个人独自在远眺，伴有字幕“想起了，那一天；一个人静静地伫立在海边；天高云淡，碧波荡漾；向大海许下心愿，那是对心灵的呼唤；没有比这更美，独享的宁静世界”(独立自我操控)。在第二组，被试面前呈现的广告画面如下：在美丽的海滩上，一群年轻的朋友在尽情玩耍，伴有字幕“想起了，那一天；与最好的朋友，嬉戏于海边；天高云淡，碧波荡漾；向大海许下心愿，那是对朋友的呼唤；没有比这更美，与好友共享的快乐时光”(互依自我操控)。阅完广告，被试需要填写用于自我概念操控检查的量表(Aaker and Lee，2001)，共6个题项，其中3个题项用于测量被试聚焦自我的程度，另外3个题项用于测量被试聚焦朋友(他人)的程度；此外，被试还需要写下有关该广告的任何联想，该任务一方面可用于进一步强化自我概念的操控，还可用于充当操控检查的补充材料。

    其次，在自我概念操控的基础上，每一组的被试再被随机地分成两组，并被告知Bosin公司最近准备在该地区投放一款新相机，为此他们设计了新广告，想听听他们的意见。Bosin是一家虚拟的公司，在被试欣赏广告前，会阅读一份有关Bosin公司的简介，要点如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即将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之前专注于核心技术研发，公众知名度不高，但相机技术为行业翘楚，令同行羡慕。之所以选择虚拟品牌，是为了消除被试的品牌知识对实验主效应的影响，因为品牌/产品利益(包括感性利益和理性利益)与消费者的品牌知识密切相关，而态度的激活与态度客体的熟悉性有关(Ajzen，2001)。接着两组被试会被呈送不同的广告，差异主要体现在广告页面上的字幕。在其中的一组，广告(见附件1)字幕描述Bosin品牌相机能为消费者提供的实在利益(理性利益操纵)，通过一系列技术指标或事实描述来表达该品牌相机的优良之处，如通过“防抖技术、感光度、脸部识别、红眼修正、对比度平衡”等说明“精湛的成像技术”；通过“智能场景识别、照片特效编辑、18种场景模式、12种机身颜色”等说明“丰富的功能选择”。

    在另外一组，广告(附录)字幕描述Bosin品牌相机能为消费者提供的情感利益(感性利益操纵)，即通过描述消费者的生活主张、品位等，强调消费者的感觉和感受，从而联结于该品牌相机的优良之处，如在描述“精湛的成像技术”时，采用“什么是真实？是无法掌握的现实结构；而什么比真实还真实？是梦想所构建的真实；真的没错，梦想无界，科技无限；Bosin凭借精湛的成像技术；全方位地服从你的渴望”的广告文案；又如，在描述“完美的画质呈现”时，采用“生活，你有你的选择；或艳丽，或朴素，或高调，或安静……；一切尽在你的掌握；年轻只有一次，回味却可以无穷；Bosin凭借完美的画质呈现；让你的享受升级”的广告文案。总之，两份广告所表达的核心利益(精湛的成像技术、完美的画质呈现、丰富的功能选择)一致，但表现方式不一样。此外，两份广告设计风格一致，素材与布局也相同。需要说明的是，在制作感性利益广告文案时，曾参考了其他品牌/产品的文案，但40 个样本的前测结果显示，被试对该广告文案的熟悉度很低(M=1.82，7点李克特)，这支持了我们在主测试中使用该广告文案。

    当被试看完广告后，被告知需要填写一份问卷，并且不能再次翻阅广告。问卷包括用于广告利益诉求操控检查的量表(陈逸帆，2004)，共6个题项，其中3个题项用于测量理性利益诉求，另外3个题项用于测量感性利益诉求；包括被试对广告的任何联想，用于充当操控检查的补充材料；还包括被试在不回翻广告的情况下，写下该品牌相机的主要优势是什么？以检验两份广告的核心利益是否一致。

    最后，被试需完成结果变量、控制变量的测量量表及填写基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在结果变量中，广告态度测度消费者接受特定的广告刺激后，反映出喜好与否的倾向(Howard，1994)，量表来源于Baker和Kennedy(1994)，共6个题项；品牌态度测度消费者对广告中所呈现的品牌的好恶倾向程度(Howard，1994)，量表来源于Ewing等(1995)，共4个题项。控制变量主要测度被试对数码相机的熟悉度；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本科专业等。本研究所用量表均经严格的双向翻译程序而成，刻度均为7点李克特。

    2.2　被试与实验结果

    经统计，共有118名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了该实验，其中：54名女性、64名男性；47名本科生、71名研究生(包括普研和MBA)；年龄范围为20～34岁，均值25.1岁。实验平均费时35分钟，参与者完成实验后获得20元人民币的报酬。

    (1)控制变量。与预期一致，被试对数码相机有相当高的熟悉度(M=5.67)(α=0.74，知道/熟悉/了解，3个题项)，说明将其用于此实验是合适的。

    (2)操控检查。利用6题项的量表(Aaker and Lee，2001)来检查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是否操控成功，其中3个题项用于测量被试聚焦自我的程度(α=0.80)；另外3个题项用于测量被试聚焦朋友(他人)的程度(α=0.81)。数据处理结果显示：在独立自我操纵组，被试聚焦自我的程度(M=4.88)显著高于聚焦他人的程度(M=3.15)(t=16.20，df=58，p＜0.001)；在互依自我操纵组，被试聚焦自我的程度(M=3.11)显著的低于聚焦他人的程度(M=4.82)(t=-14.90，df=58，p＜0.001)。可见，自我概念的操纵是成功的。同时，被试有关广告的联想，其资料处理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利用6个题项的测量量表(陈逸帆，2004)来检查感性利益诉求与理性利益诉求操纵是否成功，其中3个题项用于测量感性利益诉求(a=0.87)；另外3个题项用于测量理性利益诉求(a=0.82)。数据处理结果显示：在感性利益诉求操纵组，被试对感性利益的感知(M=4.94)明显高于对理性利益的感知(M=3.27)(t=14.20，df=58，p＜0.001)；在理性利益诉求操纵组，被试对感性利益的感知(M=3.18)明显低于对理性利益的感知(M=4.76)(t=-16.00，df=58，p＜0.001)。此外，在感性利益诉求操控组，来源于独立自我概念组和互依自我概念组的被试感知到的感性利益(M=4.99 VS 4.89，F(1，57)=0.34，p＞0.10)和理性利益(M=3.22 VS 3.27，F(1，57)=0.18，p＞0.10)均没有显著差异；同样，在理性利益诉求操控组，来源于独立自我概念组和互依自我概念组的被试感知到的感性利益(M=3.16 VS 3.21，F(1，57)=0.20，p＞0.10)和理性利益(M=4.88 VS 4.64，F(1，57)=2.24，p＞0.10)也没有显著差异，说明被试对广告利益诉求的判断不受被试的自我概念影响。可见，利益诉求的操控也是成功的。同样，有关广告联想的定性资料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对被试在不回翻广告的情况下写下的关于Bosin品牌相机的主要优势，笔者邀请了两名在读硕士生单独对其进行编码，以使相关表述归属于四个类别：成像技术、画质呈现、功能选择及其他。两名硕士生编码的一致性比率达96%，不一致的内容通过讨论进行归属。数据处理结果显示，感性利益和理性利益两种诉求操控下的被试对广告核心利益的表述没有显著差异。

    (3)广告效果。广告效果包括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两个变量，广告态度量表(Baker and Kennedy，1994)涵盖6个题项(a=0.88)，品牌态度量表(Ewing et al.，1995)涵盖4个题项(a=0.76)。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以广告态度为因变量，广告利益诉求与自我概念的交互效应显著(F(1，114)=260.79，p＜0.001)，主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以品牌态度为因变量，所有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具体地，如图1所示，在独立自我操控组，被试对以感性利益诉求为核心的广告的态度(M=5.06)要明显好于以理性利益诉求为核心的广告的态度(M=3.51)(F(1，57)=209.70，p＜0.001)；但被试对两份广告中所呈现品牌的品牌态度却没有显著的差异，M=4.09 VS M=4.07，F(1，57)=0.06，p＞0.1。可见，H1a获得支持，而H1b未通过检验。在互依自我操控组，被试对以理性利益诉求为核心的广告的态度(M=4.83)要明显好于以感性利益诉求为核心的广告的态度(M=3.48)(F(1，57)=87.39，p＜0.001)；同样，被试对两份广告中所呈现品牌的品牌态度却没有显著的差异，M=4.28 VS M=4.11，F(1，57)=2.08，p＞0.10。类似地，H2a获得支持，而H2b未通过检验。

    2.3　补充检验

    理性利益诉求广告强调产品的具体功能和技术指标，而感性利益诉求广告强调消费者的感觉和感受，那么，这是否导致被试与广告中产品/品牌产生不一样的联结程度，从而产生混淆效应。为此，我们进行了补充测试。具体而言，40位被试被随机地分成两组(每组各20位被试)，分别阅读理性利益操纵和感性利益操纵的广告(材料同主试验)，随后填写7个题项的自我—品牌联结量表(Moore and Homer，2008)。实验数据处理结果显示：理性利益操纵组被试的自我—品牌联结得分(M=4.52)与感性利益操纵组被试的自我—品牌联结得分(M=4.69)并无显著差异(t=-1.43，df=38，p＞0.10)。这说明两种利益诉求广告自身并未引起被试在自我—品牌联结感知上的不同。

    

    图1　自我概念对不同利益诉求广告效果的影响

    2.4　相关讨论

    本实验主要用于检验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是否对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的效果起调节效应。实验结果显示：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理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独立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广告态度；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感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互依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广告态度；然而，无论是独立自我程度高还是互依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他们对两种利益诉求广告中的品 牌所表达出的品牌态度却没有显著差异。

    与预期一致，由于独立自我者描述事物倾向于本质和抽象(Church et al.，2003；Ng and Houston，2006)，消费者在广告刺激及体验当中容易将感性利益诉求与独立自我概念形态进行关联，从而对以感性利益诉求为核心的广告更加偏好；相反，互依自我者描述事物倾向于情境和具体(Church et al.，2003；Ng and Houston，2006)，消费者在广告刺激及体验当中容易将理性利益诉求与互依自我概念形态进行关联，从而对以理性利益诉求为核心的广告更加偏好。此外，该研究结果还为感性/理性诉求广告效果的跨文化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如Chandy等(2001)指出，感性诉求广告较理性诉求广告更加有效。实际上，Chandy等(2001)的研究发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可能成立，然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却未必成立。根据文献，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往往倾向于独立自我形态，因而对感性利益诉求的广告更加偏好；而东方文化背景的个体往往更倾向于互依自我形态，因而可能对理性利益诉求更加偏好，本研究结果与张红霞等(2004)的研究发现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她们的研究显示，青少年消费者对广告“决策信息”功能表示肯定，决策信息因子体现了广告传递信息的功能。

    然而，上述理论关系却无法推及品牌态度层面，初步分析其可能原因在于：①传统观点认为态度是稳定的，消费者主要通过提取记忆中已有的信息来表达态度，这意味着消费者对某一品牌的态度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本实验中的Bosin品牌是一个虚拟品牌，由于先前缺乏品牌体验和品牌知识，单凭品牌简介和一次广告刺激很难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产生显著性的影响；②根据相关文献，受众在单次广告接触中，对广告信息的记忆量是非常有限的。在本实验的广告中，利益诉求的信息量较大，而品牌信息量较小，导致受众更多地关注利益诉求信息，而较少关注品牌信息。研究表明，当与任务相关的信息高度可接近时，信息的内容才会直接影响后续的判断或行为(Tybout et al.，2005)。

    遵循上述逻辑，我们有必要去重新检验实验结果的稳定性：符合预期的实验结果(广告态度差异)的稳定性如何？而期望的实验结果(品牌态度差异)没有呈现可能源于假设的理论关系不成立，也有可能是实验设计中被试与品牌的关联度不高所致。实际上，新近的研究已对“态度是稳定的，消费者主要通过提取记忆中已有的信息来表达态度”的观点进行了更新(Schwarz and Bohner，2001；涂艳萍等，2010)，认为态度是在被测量时即时构建的，态度表征受到认知因素、情境因素等的影响。人们在形成评价时并不会提取出与态度客体有关的全部信息，而是在主观上认为信息足够时就停止信息搜索，评价是被当时最可接近的信息主导的(Schwarz and Bohner，2001)，这意味着只要加强目标受众与品牌的关联性，期望中的理论关系是否存在就可以进行检验。

    为此，我们在实验二进行如下改进：①引入自我—品牌联结(self-brand connection)变量，操控被试与品牌的关联度。自我—品牌联结是消费者与品牌的各种联结的综合，反映了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把与品牌相关的知识构建进了自我概念中(Escalas，2004)，体现了消费者与品牌的关联程度。自我—品牌联结可通过消费者与品牌的长期互动形成，也可以被临时操控，如Escalas(2004)、涂艳萍等(2010)让消费者对焦点品牌进行叙述加工(narrative processing)，创造和增强了自我—品牌联结，其机理在于消费者的叙事加工强化了“我”这一角色的参与程度，从而加强了品牌与自我的联结；②对实验一中的关键变量——自我概念采用不同的操控方式并对实验情境进行不同的设置，如果研究假设还能得到验证，将大大提高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3　实验二

    实验二属于实验一的重复研究，区别在于：①被试的自我概念采用不一样的操控方式；②通过操控自我—品牌联结的方式，强化被试与品牌的关联。之所以采用实验操控方式，一方面是因为实验可以继续采用虚拟品牌，以排除品牌熟悉度的影响。如果采用现有品牌，消费者对其的先验认知差异较大且不能被实验控制；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决策通常是即时形成的，且近年来对消费行为的研究逐渐从关注长期形成的“禀赋变量”转移到了关注暂时形成的“情境变量”，研究即时操控的自我—品牌联结具有更大的应用价值(涂艳萍等，2010)。

    3.1　实验方法

    实验采用2(自我概念：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2(广告利益诉求：理性诉求与感性诉求)×2(自我—品牌联结：高与低)组间因子设计，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自我—品牌联结均通过实验操控来实现。

    首先，对被试进行自我概念操控，区别于实验一、实验二采用“找词”的方法(Brewer and Gardner，1996)启动被试的自我概念类型。被试被随机分成两组，分别阅读不同版本的一段旅行游记，并被要求圈出其中所有的人称代词，数目都是20个。两个版本的区别在于人称代词的不同，独立自我操控组人称代词为单数的“我”，互依自我操控组人称代词为复数的“我们”。找词任务结束后，被试需完成由Singelis(1994)开发并由Aaker(2000)修正的自我建构量表中的独立自我测项(涵盖13个题项)和互依自我测项(涵盖13个题项)，用以进行操控检验。

    在自我概念操控的基础上，每一组被试再被随机地分成两组，随后阅读Bosin公司的简介及欣赏两种利益诉求广告中的一种，公司简介和广告材料与实验一完全相同。当被试看完广告后，需填写用于广告利益诉求操控检查的量表(陈逸帆，2004)，并在不回翻广告的条件写下该品牌相机的主要优势。

    接下来采用涂艳萍等(2010)的方法对被试进行自我—品牌联结操控，即通过让被试进行不同的叙事加工来形成不同水平的自我—品牌联结。具体的，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组，被试在阅读公司简介和广告材料后需要回答以下问题：①请您根据刚才阅读的信息，帮Bosin公司写一句广告语；②如果您要向您的朋友推荐该品牌相机，您会怎样想他/她介绍？而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组，被试被要求回答如下问题：①请您对该广告作简要评价；②请您列举在校学生平时喜欢的数码产品(包括产产品和品牌)有哪些？显然，在高自我—品牌联 结组，被试处于“品牌推广者”的位置，要对品牌信息进行精细加工，进而拉近了被试与品牌的距离，促进被试将品牌信息与自我构建在一起；在低自我—品牌联结组，被试处于“局外人”的位置，无须对品牌信息进行精细加工，被试知觉到的与品牌的距离相对较远，从而使得将品牌信息与自我构建在一起的程度相对较低(涂艳萍等，2010)。被试填答完相关问题后，需完成自我—品牌联结量表(Moore and Homer，2008)，涵盖7个题项。

    最后，被试需完成结果变量、控制变量的测量量表及填写基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实验材料与实验一相同。

    3.2　被试与实验结果

    经统计，共有209名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了该实验，其中：73名女性、136名男性；117名本科生、92名研究生；年龄从19岁至27岁，均值24.2岁。实验平均费时40分钟，参与者完成实验后获得价值10元人民币的礼物。

    (1)控制变量。与预期一致，被试对数码相机有相当高的熟悉度(M=5.77)(α=0.73)，说明将其用于此实验是合适的。

    (2)操控检查。实验二采用与实验一不一样的方法来操控被试的自我概念类型，但获得了一致的结果：独立自我操控组的独立自我构念得分(M=5.02)显著高于互依自我构念得分(M=3.58)(t=22.58，df=103，p＜0.01)；互依自我操控组的独立自我构念得分(M=3.68)显著低于互依自我构念得分(M=4.55)(t=-15.38，df=104，p＜0.01)。可见，在独立自我概念和互依自我概念的操控上达到了预设目的。

    与实验一相同，利用6个题项的测量量表(陈逸帆，2004)来检查感性利益诉求与理性利益诉求操控是否成功。数据处理结果显示：在感性利益诉求操纵组，被试对感性利益的感知(M=5.03)明显高于对理性利益的感知(M=3.28)(t=25.52，df=104，p＜0.01)；在理性利益诉求操纵组，被试对感性利益的感知(M=3.26)明显低于对理性利益的感知(M=4.78)(t=-24.55，df=103，p＜0.01)。此外，在感性利益诉求操控组，来源于独立自我概念组和互依自我概念组的被试感知到的感性利益(M=5.01 VS 5.04，F(1，103)=0.05，p＞0.10)和理性利益(M=3.23 VS 3.34，F(1，103)=2.13，p＞0.10)均没有显著差异；同样，在理性利益诉求操控组，来源于独立自我概念组和互依自我概念组的被试感知到的感性利益(M=3.24 VS 3.29，F(1，102)=0.48，p＞0.10)和理性利益(M=4.84 VS 4.72，F(1，102)=1.49，p＞0.10)也没有显著差异，说明被试对广告利益诉求的判断不受被试的自我概念影响。可见，利益诉求的操控也是成功的。类似实验一，感性利益和理性利益两种诉求操控下的被试对广告核心利益的表述也没有显著差异。利用7个题项的测量量表(Moore and Homer，2008)来检查高低水平的自我—品牌联结操控是否成功，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7个题项从属于一个因子，可解释53.89%的方差，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5。以自我—品牌联结量表得分为因变量，以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和自我—品牌联结变量的组别为自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品牌联结操控的主效应显著(F(1，201)=146.07，p＜0.001)，三因素的交互效应显著(F(1，201)=13.67，p＜0.00)，具体地，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操控组的量表得分(M=5.37)显著高于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操控组的量表得分(M=4.71)(F(1，207)=137.14，p＜0.001)。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操控的主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所有的两因素交互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上述结果说明自我—品牌联结的操控达到预设目的，被试对自我—品牌联结的判断不受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的影响。

    (3)广告效果。以广告态度为因变量，采用2(自我概念：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2(广告利益诉求：理性诉求与感性诉求)×2(自我—品牌联结：高与低)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自我概念的主效应不显著(F(1，201)=1.33，p＞0.10)，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不显著(F(1，201)=0.80，p＞0.10)，自我—品牌联结的主效应显著(F(1，201)=18.42，p＜0.01)，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自我—品牌联结的交互作用边际显著(F(1，201)=2.86，p＜0.10)，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的交互作用显著(F(1，201)=663.22，p＜0.01)，无其他显著的交互作用(所有p＞0.10)，具体均值如表1所示。上述结果首先说明自我—品牌联结能正向影响被试的广告态度。进一步，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的交互效应显著(F(1，100)=316.64，p＜0.01)；类似地，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也均不显著(所有p＞0.10)，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的交互效应显著(F(1，101)=355.63，p＜0.01)。说明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匹配性能显著影响被试对广告态度的评价。可见，在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对广告态度的联合影响上，实验二获得了与实验一一致的结果，假设H1a和H2a获得支持。

    

    以品牌态度为因变量，采用2(自我概念：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2(广告利益诉求：理性诉求与感性诉求)×2(自我—品牌联结：高与低)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自我概念的主效应不显著(F(1，201)=0.04，p＞0.10)，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不显著(F(1，201)=0.04，p＞0.10)，自我—品牌联结的主效应显著(F(1，201)=6.13，p＜0.05)，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自我—品牌联结的交互作用显著(F(1，201)=11.04，p＜0.01)，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的交互作用显著(F(1，201)=22.94，p＜0.01)，无其他显著的交互作用(所有p＞0.10)，具体均值如表1所示。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的交互效应显著(F(1，100)=31.09，p＜0.01)，说明自我概念与广告利益诉求匹配性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评估有直接影响；然而，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及其交互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此结果类似于实验一的发现，进一步说明自我概念与广告利益诉求匹配性要影响到消费者对广告中品牌的态度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品牌联结。

    在独立自我概念条件下，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显著(F(1，100)=9 .73，p＜0.01)，自我—品牌联结的主效应边际显著(F(1，100)=2.91，p＜0.10)，广告利益诉求和自我—品牌联结的交互作用边际显著(F(1，100)=3.30，p＜0.10)，说明独立自我者偏好感性利益诉求广告，自我—品牌联结正向影响被试的品牌态度。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自我—品牌联结在感性利益诉求条件下的处理效应显著(F(1，51)=5.76，p＜0.05)，但在理性利益诉求条件下的处理效应不显著(F(1，53)=0.07，p＞0.10)。结合变量均值可以看出，在独立自我概念条件下，被试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的状态下接触其偏好的感性利益诉求广告比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的状态下产生更好的品牌态度。

    在互依自我概念条件下，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显著(F(1，101)=16.37，p＜0.01)，自我—品牌联结的主效应边际显著(F(1，101)=3.30，p＜0.10)，广告利益诉求和自我—品牌联结的交互作用显著(F(1，101)=9.03，p＜0.01)，说明互依自我者偏好于理性利益诉求广告，自我—品牌联结正向影响被试的品牌态度。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自我—品牌联结在理性利益诉求条件下的处理效应显著(F(1，51)=10.15，p＜0.01)，但在感性利益诉求条件下的处理效应不显著(F(1，50)=0.83，p＞0.10)。结合变量均值可以看出，在互依自我概念条件下，被试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的状态下接触其偏好的理性利益诉求广告比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的状态下产生更好的品牌态度。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的匹配性能显著影响被试的广告态度；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的匹配性能显著影响被试的品牌态度，而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不存在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对品牌态度的交互影响。这意味着要影响到消费者对广告中品牌的态度评价，需要激发一定程度的自我—品牌联结。

    3.3　相关讨论

    在对被试的自我概念形态进行不同方式的操控的背景下，实验二的结果再次支持了H1a和H2a，使得有关广告态度的实验结果的稳定性得到了提高。通过引入自我—品牌联结的概念，实验二发现被试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会产生更加积极的品牌态度，这与Escalas(2004)、Moore和Homer(2008)的研究发现一致：自我—品牌联结可用于预测品牌态度和品牌态度强度。

    与实验一类似，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假设中的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对被试的品牌态度的影响关系没有通过检验。然而，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理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独立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品牌态度；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感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互依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品牌态度，说明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同时影响被试的品牌态度，假设H1b和H2b获得了支持。自我—品牌联结体现了消费者与品牌的关联程度，使得消费者在与品牌建立关系方面存在差异，因为消费者总是选择与当前自我概念相一致的品牌，并将该品牌与对自我的心理表征相联系，以实现自我确认或自我强化(Escalas and Bettman，2003)。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由于强化了被试与品牌的关联性，使得当时与被试最可接近的信息主导了被试对品牌的评价，进而促使期望中的理论关系得到了检验。

    4　总结

    4.1　研究发现

    在将自我概念区分为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两种形态以及将自我—品牌联结区分为高水平和低水平两种状态下，本研究探查了自我概念和自我—品牌联结对广告利益诉求(理性利益诉求和感性利益诉求)有效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实验一)发现，独立自我程度高的被试相对互依自我程度高的被试对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的广告态度更好；相应的，互依自我程度高的被试相对独立自我程度高的被试对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的广告态度更好(假设H1a和H1b)。然而，上述理论关系却无法推及品牌态度层面。为此，研究(实验二)引入自我—品牌联结变量，进一步探讨了自我概念、自我—品牌联结、广告利益诉求对广告效果的联合作用。研究(实验二)发现，实验一中的广告态度差异(假设H1a和H2b)在被试自我—品牌联结高、低两种条件下均成立；而品牌态度差异(假设H2a和H2b)只有被试处于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状态时出现。也就是说，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独立自我程度高的被试相对互依自我程度高的被试对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的品牌态度更好；相应的，互依自我程度高的被试相对独立自我程度高的被试对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的品牌态度更好。

    4.2　研究意义

    基于自我概念、自我—品牌联结与广告利益诉求的关联性，本研究的学术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①进一步拓展了自我概念的应用领域尤其是在广告利益诉求方面的应用。自我概念是一重要的心理学概念，能影响人类认知的诸多方面，其对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近年来日益获得营销学者的关注，但很少有研究涉及自我概念与广告利益诉求方式的关系，本研究将进一步拓展自我概念在广告认知领域的应用。②进一步推进广告利益诉求的有效性研究。过往研究虽然探讨了不同广告利益诉求方式的基本适用条件，但较少从目标受众的心理变量层面展开。本研究探查了自我概念、自我—品牌联结和广告利益诉求对广告效果的联合影响，研究结果一方面可为感性/理性诉求广告效果的跨文化差异提供一种解释，即为何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更倾向于感性诉求广告，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更倾向于理性诉求广告；另一方面为“态度是在被测量时即时构建的，态度表征受到认知因素、情境因素等的影响”(Schwarz and Bohner，2001；涂艳苹等，2010)提供了新的证据；③自我—品牌联结是消费者决策中极为重要的调节变量。研究发现，自我—品牌联结能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广告和品牌的认知，它在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匹配性对广告效果的影响中也起到调节作用。结合新近有关自我—品牌联结的研究，上述作用可能不仅存在于广告领域，还存在于消费者对企业其他营销活动的认知，如价格变动、新产品开发和公关活动的开展等。

    在实务方面，本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营销策略尤其是广告策略的制定提供指导。一般而言 ，商业广告多由目标企业和广告公司共同完成，在进行了基本的消费者媒体消费习惯调研后，确定广告主题与传播方式，完成广告的制作。这种流程方式尽管也体现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但是并没有对广告目标受众作进一步的分析，使得广告制作方很难找到目标受众最易接受的方式，也无法分辨目标受众到底是喜欢广告内容还是品牌本身，因而制作出来的广告必然带有相当的主观性。我们建议，企业首先需要根据广告目标受众的自我概念形态(或是通过其他手段进行操控)来决定是采用理性利益诉求还是感性利益诉求。在决定了广告利益诉求方式之后，如果企业需要改善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那么企业需要提升广告目标受众的自我—品牌联结程度。如果受众的自我—品牌联结程度低，那么消费者很可能是喜欢某个广告，却并一定会喜欢广告中所呈现的那个品牌。在目标受众的自我—品牌联结程度高时，更有可能出现企业所希望的效果——好的广告态度和好的品牌态度。二是为现代企业差异化竞争策略提供支撑。实践证明：再好的产品、再出色的广告创意也不能“一招鲜，走遍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自我概念形态有所侧重，必然要求企业能够了解、适应当地消费者的人格特征，制作出与此特征相适应的广告内容，这对于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跨国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同时，本方法对于专注于国内市场的企业亦有意义。中国地域宽广，东南西北中各地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也许没有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巨大，但也有诸多不同之处，这同样可以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广告效果。三是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和自我一品牌联结程度是可以被操控的特点有助于企业更为简便地制定精细化广告策略，引导消费者接受广告诉求。企业在进行广告宣传时，不但可以被动适应、接受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还可以主动引导消费者发生改变。当企业在向消费者传递信息时，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使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和自我—品牌联结程度呈现企业所希望的方向，进而匹配企业的广告诉求，从而提高目标受众对广告的喜欢程度。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的方向首先体现在样本的普适性问题，由于实验参与者均为在校学生，样本的代表性有限，后续研究可通过扩充样本代表性来验证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其次，研究缺乏对同时呈现理性利益诉求和感性利益诉求广告有效性的考虑。企业可能为了规避广告利益诉求方式选择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采取同时呈现理性利益诉求和感性利益诉求的方式，那么这种情况下目标受众对该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是否比利益诉求方式有所侧重的广告更好？未来研究可以在这一方面作出努力。再次，研究结论显示自我—品牌联结在主效应上显著，而本研究并未深入探讨自我—品牌联结的相关作用机理，未来研究可以在该领域进行深入探讨。

简述内部控制的概念和要素篇10

一、在物理概念的引入和定义时渗透方法论教育

物理概念是反映物质的一般的、本质特征的理性知识，任何概念都必定建立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因此应抓住不同概念间本质的联系，进行方法教育。例如速度、密度、压强等概念的引入都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它们的定义都采用了比值定义法。再如磁感线和光线等概念的建立采用了理想模型法。通过这些概念的讲授，对学生进行各种物理方法的教育，使他们体会这些方法的本质并体会其含义。

二、在讲授物理规律时，结合规律讲授方法

任何一个新规律的发现与总结，也都渗透着方法论思想，因此可结合规律的讲授来点明方法。例如牛顿第一定律的建立与阐述包含着一种重要的物理方法：理想实验法。“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创立了这种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点，为牛顿第一定律的发现奠定了基础。讲授该定律时，适时恰当地点明理想实验法，初步简介该方法的含义和重要意义，从而使学生初步体会理想实验法。

三、以物理方法为“纲要”，组织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学习方法

初中物理教材的许多章节，都可以设计为以物理方法为“纲要”组织教学内容，使知识之间的联系和组织顺序按物理方法进行，则学习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让学生领略物理方法的过程，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方法论的教育。例如在学习决定导体电阻大小的因素时，以研究物理问题的一般方法和控制变量法为“纲要”组织教学：先引导学生猜想电阻的大小可能跟材料、长度、横截面积等因素有关，再引导他们用实验验证猜想。验证猜想时，又可以以“控制变量法”为“纲要”来组织实验，先引导学生分析要验证电阻的大小是否跟材料有关，应控制长度、横截面积都相同，进而选取适当器材进行实验，最后分析实验数据得出结论。类似的，要验证电阻的大小跟长度是否有关时，应控制材料、横截面积都相同，要验证电阻的大小跟横截面积是否有关，应控制材料、长度都相同。

四、利用物理学史进行方法教育

物理学的发展史本身就是科学方法的发展史。在物理教学中，适时恰当地插入物理学史，可以使学生领略到科学家的思维方法。例如在学完大气压强内容后，可向学生简介托里拆利实验的过程。在讲授牛顿第一定律的时候，可向学生简述历史上牛顿第一定律的产生过程，托里拆利实验的成功得益于逆向思维方法，牛顿第一定律的产生离不开理想实验法。这样将物理方法教育孕于生动的物理学史中，学生易于接受和理解，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五、开设物理方法教育专题课，使学生较深层次地认识和掌握物理方法

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仁人志士认识到：科学的物理思维方法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是比物理知识和原理更为重要的知识，它是比金子更为重要的“点金术”。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中，根据需要每个学期都要拿出几个课时，给学生上好几堂专门的方法教育课，使他们较全面、较系统地掌握一些重要的常用物理科学方法，我在实践中开设了以下两种形式的方法教育专题课，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开设有关物理科学方法一般性知识的专题课。课前广泛地收集资料，做好充分的准备，向学生介绍物理学方法的一般性知识。引导学生学习物理科学方法的含义、物理科学方法常见的形式、物理科学方法原理，使学生初步认识了物理科学方法。

2.开设方法总结专题课，使学生对某种特定的方法有较深层次的全面认识。同一物理方法在物理学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在许多具体的应用实例，通过剖析该方法在这些实例中的具体应用，使学生较全面地体会该方法的内涵、从而初步掌握该方法，达到初步应用的目的，使学生学习物理有一个质的飞跃。例如教材中，以控制变量法研究了影响摩擦力大小的因素，也用该方法研究了影响压力效果的因素、决定动能大小的因素、影响电阻大小的因素、影响感应电流方向的因素等。适时地总结这些感性材料，从而使学生对控制变量法的理解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六、引导学生应用物理科学方法“发现”物理规律

在学生初步掌握了某种物理科学方法后，引导学生自主地应用该方法像物理学家研究物理问题那样去“发现”物理规律，从而更加深入地掌握这种方法。例如：引导学生利用控制变量法去“发现”阿基米德原理。学生做实验前，先引导他们分析浮力的大小可能跟液体的密度、排开液体的体积等因素有关，再启发他们用控制变量法做实验，去“发现”规律，学生在应用所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既提高了能力，又巩固了方法，实际上也使教学效果达到了升华。

诚然，对学生进行物理方法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各课任老师也不应奢求能起到立杆见影的效果。教师对物理方法的教育更应注意方法：可在物理概念和规律讲授后，自然地提出一个科学方法，先不要严格推敲方法的定义，也不要详细阐述方法的内涵，关键在于以后不断地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适时点破、不断渗透，唤起学生的有意注意。另外，辅之以必要的“方法专题课”。

实践证明：加强物理科学方法教育，有利于学生理清知识的来龙去脉，提高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它是提高学生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更为学生日后的终身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