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全财产的含义十篇

保全财产的含义篇1

内容提要: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物权平等保护原则是否合宪必须考察其与《宪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是否相抵触。根据对《宪法》第12条第1款进行文义解释，辅之于体系解释，并以法意解释加以佐证，可知在物权法中对国家、集体和私人享有的物权进行平等保护，既正确表达了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发展 的时代要求，并不违宪。

 

 

一、问题的提出

     物权平等保护原则，是指物权法对各类民事主体享有的各种物权提供平等的 法律 保护，其强调的是各类主体享有的物权遭受侵害之后应当给予平等的救济。在物权立法过程中，巩献田教授在给有关国家机关的公开信中指出，社会主义宪法同资本主义宪法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表现在如何对待私有制问题上，“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已成为宪法的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故在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公共（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而在物权法中废除该条规定，既是同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和规定不一致的，违背立法的连续性原则，同时也是违宪的行为。[1]对公开信的内容加以概括不难发现，巩献田教授认为对物权实行平等保护违宪，是因为此举违反了《宪法》第12条第1款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①]以该事件为契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物权法确立平等保护原则是否违宪随即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时至今日，《物权法》虽然已经顺利颁布实施，物权平等保护原则也于该法中被确立，但在立法过程中该原则是否违反《宪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却被有意抑或无意地加以回避，因此，关于物权平等保护原则是否合宪的争论并没有随着《物权法》的施行而终止，[②]故无论从学术价值而言，还是从实践意义考量，进一步澄清物权平等保护原则是否符合宪法规定都有其必要性，而考察物权平等保护原则是否与《宪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相抵触，无疑是判断其是否合宪的重要环节。由于物权平等保护原则是否违宪，不仅是一个民法问题，更是一个宪法问题，因而不能停留在以民法学的理论和原理来分析该原则，追求其在民法规范领域的理论自洽和制度体系的完善，而应突破民法规范视域的羁绊，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下，从宪法规范视域来加以检验。本文拟以法解释学的方法，[③]对《宪法》第12条第1款及相关法律条文的含义做出分析，以便对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的合宪性问题进行考察。

二、《宪法》第12条第1款之文义解释

     宪法的解释方法有多种，且各国所采用的解释方法也有所不同，但因“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以作为‘法律语句’的语句形式表达出来。可以说，语言之外不存在法”，[2]73故依循“文义是法律解释的开始，也是法律解释的终点”，[3]可谓立足于宪法条文字义的解释是宪法解释中最常用的方法，而“作为一种宪法解释方法，宪法文本分析是宪法学的首要任务。”[4]由于如何理解《宪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含义，直接关系到对物权平等保护原则是否违宪的判断，因此，应首先对其加以阐明。

     按照《 现代 汉语词典》的解释，“社会主义”有两种理解：其一指 科学 社会主义；其二指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5]1204因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宣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知《宪法》第12条第1款中的“社会主义”无疑应采第二种含义，即指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一词虽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同时也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对我国现阶段“公共财产”做出的限定。[④]“公共”，属性词，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5]472在此“公共”表示财产的归属，从《宪法》第12条第2款“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的表述来看，该条的“公共”指的是国家和集体。“神圣”指极其崇高而庄严；不可亵渎。[5]1213在此该词应当意在加强“不可侵犯”的度。至此，将《宪法》第12条第1款理解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是绝不可侵犯的”应当不存在什么分歧。

     但是，如果进一步对“财产”的含义进行阐释，将不得不面临较大的困难，因为“财产”不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是一个含义广泛、难以界定的词语。在关于贯彻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究竟是合宪还是违宪的争论中，主张平等保护违宪的学者不假思索地将“财产”理解为一种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的确存在认为“财产”就是一种权利的观点，也有将财产和财产权不加区分而予以混用的现象，如法国有学者指出：“物的价值通过权利而显现，因此，具有价值的是权利而非物自身。权利即财产。”[6]有德国学者也认为：“《德国民法典》在提到一个财产时，总是和一个特定的人相联系的，这个人就是这个财产的所有者。原则上，一个人的财产是由这个人所有的具有金钱价值的各种权利的总体构成的。”[7]我国也有学者主张不应当对财产与财产权加以区别，认为“财产法在以财产权界定物质利益的同时，产生了法律意义的财产。财产在本质上是法律概念，只能以财产权形式表现出来。因而财产与财产权相伴而生，并且是同质同义的，属于同一范畴。”[8]但关于财产概念的使用，我国民法与法国民法是不同的，[9]而且将 “财产”作为权利理解的观点一般也不为我国民法学界所采纳，如梁慧星教授指出：“所谓财产，往往于其构成财产之各个权利之外，独立保有其单一性。承认财产之独立的存在，对于法律解释有相当的便利。盖因民法往往对财产之规定一如权利之客体。如夫妻财产、子女特有财产、合伙财产、继承财产等。”[10]可见，从我国民法规范的角度来看，财产属于权利客体的范畴，即财产是财产权的客体，二者不能等同，[⑤]故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在民法领域也只能是一种财产权的客体，而不是一种相较于其他财产权而言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在法律中，财产无疑与权利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相互替代，但应当注意的是，有关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是我国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按照前苏联学者马斯连尼科夫的见解，“经济制度就是反映所有制的性质和形式、社会生产目的，分配社会产品和管理国民经济原则的国家经济生活制度。”[11]其中我国即宪法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从经济制度的视角来看，财产与所有制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因为“所有制的客体即生产资料，也就是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2]前南斯拉夫学者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曾指出：“所有制即占有总是关系到某种客观的经济特性、内容和作为占有客体的对象。正如没有占有主体的占有是不可想象的一样，没有占有客体、对象的占有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所有制的对象也是所有制实质的构成要素。所有制的客体一般就是‘经济财富’。”[13]因此，在未将“财产”解释为“权利”的基础上，有宪法学者从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的角度对财产做出理解，认为“把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一项原则载入宪法，目的是为了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14]“ ‘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表明了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国家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公共财产的重要性、基础性与权威性。”[15]所以，完全有理由主张我国《宪法》第12条第1款对“公共财产”是从所有制角度进行的规范，而不是从所有权角度做出的规范。以此种理解为基础，“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即为公有制的对象（客体），故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既有可能得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也有可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可见，对《宪法》第12条第1款的文字含义的理解出现了分歧，且均具有相当地合理性。因语词本身的有限性，常常不得不使用一个语词表征多种含义，故语言往往具有极大的歧义性，这在法律解释中可谓习以为常，此时就有必要由其他解释方法进行补充，以便确定对该条文文字理解的多种含义中较合理之一种。

三、《宪法》第12条第1款之体系解释

     由于没有一个法律条文能够独立存在，往往只有当法律条文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显示出其真正的含义，有时将该条文与同一法律或法令中的其他条款加以比较，含义也就明确了。[16]因而应视宪法解释的对象是反映在宪法条文中由宪法规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而不是僵死的法律条文，这就决定了在解释宪法条文时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应当冲破文义解释的局限，“从体系的途径来认识宪法规定的含义，将宪法解释的对象扩大到宪法规范、原则、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关系，此项原则丰富了解释模式的内容，拓展了解释的思路。”[17]因此，在文义解释出现分歧，单独就我国《宪法》第12条第1款进行解释不能判断物权平等保护原则是否违宪时，可辅之于体系解释，即应当将宪法作为一个结构严谨的规范体系，考虑该条款在宪法规范体系中的地位，探究各条款在法律体系上存在的逻辑线索，从维护宪法体系和概念用语的统一性出发，联系其上下条款、相关条款进行解释，故将《宪法》第12条第1 款与《宪法》第6条至第11条以及第13条结合起来予以考察，乃是 自然 之理。

     我国《宪法》第6条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并进一步规定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宪法》第7条至第11条是对全民所有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尽管在宪法中出现了“国有”、“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等文字，但这些均是从经济制度（即所有制）角度所做出的规定，理由有三：第一，因在法学中，有“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术语，也有“国家所有权”的术语，但却极少使用“全民所有权”的术语，故对《宪法》第9条第1款规定“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中的“全民所有”一词，应当理解为“全民所有制”，同理，此处的“国家所有”也应当理解为“国家所有制”，而“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均为经济制度的范畴，而非法律制度的范畴。第二，《宪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第2款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如果将第12条第1款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理解为“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权”，因私有财产是与公共财产相对应的概念，则“公民的私有财产”就应当被理解为“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这将与第2款的内容重复，明显导致概念混乱。第三，第13条第1款“私有财产”之前有一个限定词“合法的”，如果将“私有财产”理解为“私有财产权”，则会出现逻辑混乱的现象，因为“凡权利，必具有合法性，否则不成其为权利。法律之所以保障权利，乃因为权利所反映的利益不违背立法者的要求，因而得到其认可”，[18]故与“私有财产”对应的“公共财产”当然也不可被理解为是一种权利。所以，从《宪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公有财产比私有财产得到更加优越的保护，反映出在我国现行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应当比私有制得到更充分的保护，与私人和国家、集体的物权应当实行区别保护还是平等保护没有必然的联系。

     因此，将《宪法》第12条第1款置于整个规范群中，以规范群整体的统一调整为基础，并以建立规范群内部无冲突或矛盾的评价机制为出发点，不难发现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解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基本 经济 制度更具有合理性，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初级阶段的经济主导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四、《宪法》第12条第1款之法意解释

     辅之于体系解释方法，对《宪法》第12条第1款做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解释，然体系解释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故应同时参酌其他解释因素，此处拟引进法意解释对体系解释的结论加以佐证。法意解释，宪法学者称之为原意解释法或原意主义，是指探求立法者在制定 法律 时所作的价值判断及其所欲实现的目的。“只有牢牢按照立宪目的解释宪法，才不致为一时的时局所左右，而阉割宪法的精华，肢解宪法的体系。”[19]在法意解释中，立法过程中的有关资料，如法律草案、审议记录等，均为进行解释的主要依据。强调法意解释是为了防止宪法解释者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需求恣意地解释宪法。但今日所谓法意解释，并不是探求 历史 上的立法者于立法当时的主观意思，而是探求法律于今日所应有的合理意思，亦即客观意思，故在作法意解释时，一切立法资料，只是解释法律的 参考 资料，必须依社会的现有观念，对立法资料加以评估，进行价值判断，以发现法律客观的规范意旨。[⑥]正如托马斯·杰弗逊所言：“我并不提倡经常修改法律和宪法，但是法律和制度必须同人类的心智一道携手并进。随着时移境迁，只要人类的心智变得更为发达、更为开明，只要有了新的发现，揭示了新的真理，行为方式和舆论发生了变化，制度就必须保持与时代同步向前 发展 。”[20]因此，在法律（包括宪法）中，某一法律术语或者法律制度的延续并不能保证其意义与功能的一贯。[⑦]可以这样形象地说：“概念就像挂衣钩，不同的时代挂上由时代精神所设计的不同的‘时装’。词语的表面含义（=挂衣钩）是持久的，但潮流（概念内容）在不断变化。”[2]80因此，对《宪法》第12条第1款的意义的解释不可墨守成规，而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

     我国1982年修宪时，宪法修改委员会明确指出了不同所有制在宪法上地位和作用不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坚持以公有制为本质特征的表现，也是为了避免因基本经济制度的解体而动摇我国 政治 制度的根基。[⑧]我们不能因不同所有制在宪法上地位和作用不同，从而得出在我国国家、集体和私人所享有的物权应当区别保护的结论。在强调不同所有制的宪法地位和作用不同时，也不应忽视另一个现实，即1982年《宪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而根据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7条的规定，《宪法》第15条第1款的内容已经变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我国，对国有财产进行特殊保护的宪法依据均为计划经济体制，而物权从区别保护向平等保护转变的宪法依据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21]因此，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后，物权的区别保护已经丧失了宪法基础。

     另外，因不同所有制的财产在宪法上地位不同，从而就认为不同主体所享有的物权（尤其是所有权）在法律上也应当得以区别对待的观点是不周延的。该观点产生的根源在于将所有制等同于所有权，是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所有权的观念的反映，完全是前苏联民法学理论的翻版，其抹杀了经济制度与法律制度的界限。所有制和所有权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有制作为社会物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属于经济基础，而所有权是一种法律关系，属于上层建筑。所有制作为经济范畴，决定所有权的内容，它们之间存在以何种所有权形式实现所有制的问题，但却不存在一种所有制形式对应一种所有权形式的必然关系，即使苏联一些学者后来也已经认识到该理论的错误，从而摒弃了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所有权的极端化观点，而强调“所有权不是经济关系的再现，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决定所有权的所有制经济关系起反作用。”[22]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将所有制和所有权相混淆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和梳理，如孙宪忠教授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所有制和所有权之间有一个法律实现问题，即上层建筑的所有权如何实现经济基础的所有制的问题，但前苏联法建立的观点主张所有权就是所有制，这是后来前苏联民法观点走向片面和极端化的起点。[23]韩松教授也认为，“所有权作为法律制度具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属性，而非对所有制的简单复制，……事实上，发展公有制经济不一定就需要民法物权制度规定国家、集体对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24]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法理论的进步，将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等同于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不妥当性日益凸显，从而也使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更进一步丧失了说服力。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是民事主体进入市场的基础，对财产权进行平等保护正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法律上的体现。”[25]因而从法意解释的结论来看，如果将《宪法》第12条第1款中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作为一种权利加以理解，从而主张在物权法中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权区别保护，将使我国宪法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成为具文，并人为地制造我国宪法规范之间的内在冲突，是不 科学 的。同时，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解释为关于财产权的规定，也有意无意地对民法学界关于所有制与所有权关系的研究成果表现出熟视无睹的态度，亦是不妥当的。最为重要的是，宪法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难免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宪法规范将不可避免地与社会要求产生一些不协调，此时应当根据实际生活的需要赋予宪法条文新的含义。

保全财产的含义篇2

「关 键 词广义财产，人格，权利能力

笔者的《无财产即无人格》以及《论人格权的本质》等文章发表后，得到一些赞同，也受到一些批评。为更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观点，特针对某些主要的批评意见发表进一步的看法。

一、理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目的

在现代民法理论上，自然人人格多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法律资格乃至民事主体资格（权利能力），在人格与人格权、身份权以及财产权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即具有法律资格，不等于已经实际享有具体的权利。仅就法律技术角度而言，此种认识大致符合理性法学认识和表达法律现象的特点，于实践无害。但当此种认识被推向极端并成为确定民法本质的依据乃至立法模式选择的依据之后，其弊端便严重显露：其一，人格（人）与财产被视为两相脱离甚至两相对立的事物。对人格 （人）的保护仅仅通过对人格权的保护而直接体现，对财产的保护，与对人格的保护无关。据此，以保护财产为重心的近代民法被斥之为“重物轻人”或者“拜物教”，近代民法的人文主义传统被否定，由此导致中国民法典立法指导思想的混乱；其二，人格是取得或者享有人格权的资格，而人格仅仅是民事主体资格，因此，人格权只是一种由民法确认的民事权利，与财产权、身份权具有相同来源和性质，由此一来，由宪法和其他法律直接赋予自然人的各种基本权利（有关言论、宗教信仰、迁徙、游行、罢工等各种自由权以及受教育权、劳动者休息权等等），因其并非根据民法产生，故不属人格权范围，即使受到民事侵害，也无法获得民法保护。

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检讨关于“人格”的现有法律理论，在重新审视民法上人格理论历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指出了源自罗马法的人格理论在德国民法典时期所发生的裂变，即公法意义的人格被私法化（原本用来表达人的一般法律地位的人格嬗变为仅表达人的私法地位）和空壳化（原本包含各种身份要素的人格之实质内容被抽空，嬗变为单纯的民事主体资格即所谓权利能力），指出了人格的此种裂变与团体人格的创设以及德国民法形式理性思维方法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应当强调自然人人格的实质内容：人格不仅是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且其本身即由宪法和法律直接赋予的各种实体权利所构成，包括各种基本的政治性权利和伦理性权利（人格权），故人格权应当是人格的权利表达。与此同时，人格还应当包括财产要素（即广义财产），财产（广义）是人格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无财产即无人格，并由此论证“民法对财产的保护即为对人格的保护”这一根本性的命题。

二、人格与权利能力

在批评“无财产即无人格”时，首先必须弄清其“人格”的含义。这里的人格，并非单纯指自然人的法律资格或者权利能力，而是指“人成其为人”所必须具备的法律地位，此种地位，不可以仅用“享有权利的资格”去解释，而是包含诸多（或者被解释为“上天赋予的”或者被解释为“制定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笔者认为，此为人格本来的含义，但为近代民法理论所异变。仅就民法领域而言，人格理论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即罗马法时期与德国民法以后。罗马法上的人格当然是一种法律地位，但须注意其两个特点：一是其标示的是人的一般的或者说是全面的法律地位而非仅为私法地位；二是此种地位非为一种空洞无物的“资格”，而是由自由人、罗马市民以及家父三种身份所构成，亦即人格并非人们取得前述三种身份的前提条件或者资格，而是同时具备该三种身份的结果。而在罗马法时代，财产是依附于身份而存在的。所以，罗马人创设的人格，是用来区分人与人之不同地位的工具，是一种由一系列身份权利构成的法律地位。但“人格”的此种内涵，在德国民法及其以后的理论中发生了变化，即人格在立法上被替换为“权利能力”，成为一种纯粹的主体资格，不包含任何实质内容。笔者认为，将权利能力混同于人格，是有关人格、人格权的理论混乱发生的根源，因此，应当重新认识人格的含义，不仅应将人格理解为包括民事权利能力在内的自然人的一般法律地位，而且应确定其包含决定自然人“人成其为人”的政治的、伦理的以及财产的各项基本要素（基本权利）。

在此，受到评判的显然是笔者有关人格观念的基本看法。但有关批评均置此于不顾，继续援用人格仅仅是一种“法律主体资格”或者“民事权利能力”的观点作为批评武器，指责“无财产即无人格”的论断犯了常识性错误或者逻辑错误，甚至断言笔者之所谓“人格”指的是“进入市场之地从事交易的资格”，此种批评，实为错位的批评。

三、人格与财产

在人格的构成要素中，政治性要素与伦理性要素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其财产性要素的存在却难以论证：在一切被认为是人与生俱来、当然享有的权利之中，通常并不包含财产权利在内。在此，法国19世纪两位学者（AubryetRau—奥布里和罗）有关广义财产的论述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其中，他们关于广义财产与人格的关系描述，显然为阐释财产（广义）为人格的构成要素之命题提供了重要思路。循着这条思路，笔者就“无财产即无人格”进行了更为纵深和扩展的分析，并特别就这一命题所包含的人文思想进行了揭示和渲染。

针对有关批评，需要说明下列问题：

（一）“无财产即无人格”中的财产，不是指现实存在的物质资料，也不是指自然人实际享有的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利，而是概括地指“人成其为人”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物质生存条件。对于所谓“广义财产”，仅仅将之理解为“财产权利义务的总和”仍然是比较表面的，在一个更深的层次，当将之与人格相联系时，它所展示的是人的物质生存状态。“人成其为人”首先需要基本的物质保障，仅仅赋予人们一种毫无任何实体权利尤其是财产性权利的“法律资格”，是不足以使人真正成其为人的。事情就是如此简单：奥布里和罗发现，具有人格的人是不可能没有广义财产的，初生婴儿之所以成其为人，在其当然享有对父母或者社会的抚养请求权；一无所有的穷汉之所以成其为人，在其当然享有一项要求社会救济的“债权”。正如不能将人格局限于私法的狭小领域去理解一样，对财产以及财产保护意义的理解，也应当将之置于整个社会的广阔领域去进行。而作为人权之基础权利的“生存权”的内容和价值，在此也获得了具体的阐释。在这里，不存在任何逻辑错误。相反，将这里的“财产”仅仅理解为某种具体的物或者民事权利，则是不正确的。因此，某些疑问的提出，源于其财产观念的偏狭。例如，资不抵债的人也有财产吗？当然有。他的财产正是通过其对抗过分的强制执行、保留其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权利而表现。再如，一无所有的乞丐有财产吗？当然有。他的财产正是通过请求社会救助之对抗社会的“债权”而表现 （如果社会对这些人弃之不顾，他们将无法生存，将无法享有其生命权，而对行将饿死的人，谈何人格？）。对于这里的人格、财产、债权等概念，囿于民法教科书知识的范围当然是无法理喻的。与此同时，“无财产即无人格”所表达的，无疑是对穷汉、弱者之生存权利的关注，它将人格与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相联接，蕴含了博大的人文主义关怀，与“无财产也有人格”的无益喧嚣相比，它显然要真诚得多。

（二）奥布利和罗所说的广义财产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它并不考虑具体财产或者义务的形态、性质或者多寡，唯如此，其才能成为人格的表征。应当注意的是，奥布里和罗只是说“广义财产系于人格”，但并没有说“广义财产是人格的构成要素”，后一观点是我的创设。依照我的思想，应当将人格的内涵作双层理解，即一方面，人格包含法律赋予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人格权。在法国民法典时代，这些基本权利被认为是一种自然权利即天赋权利。这些权利与人格同为一体，同生同灭，非为人格的派生物。据此理解，如同罗马法上的人格为具备三种身份的结果而非取得该三种身份的资格一样，现代法上的人格亦非为享有人格权等基本权利的“资格”，亦即生命、自由等权利的享有，与人格的获得必须同步，否则，人格将空洞无物，不能使人成其为人）；另一方面，人格也表现为自然人的法律主体资格。据此，奥布里和罗一方面讲广义财产是财产权利义务的总和，另一方面又讲广义财产为一种可以被“空置”的“范围”，可以表现为获得民事财产权利的资格即主体资格，如果能够理解广义财产因与人格不可分离从而成为人格的构成要素，广义财产的拥有是人具有人格的表现的话，则对此论述的疑问是可以不发生的：自然人拥有广义财产，不仅拥有保障其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而且拥有享受财产权利的法律资格。在这里，财产权利义务的总和与构成该总和的具体权利义务是不一样的，“总和”可以是一种状态，也可以是允许各种财产权利进进出出的容器。

（三）法国学者提出的广义财产理论中的某些观点，可以启迪我们对于人格、对于财产与人格关系的深入思考。尤其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民法保护财产的重大意义。对此，有关传统民法倡导“物文主义”（所谓“见物不见人”）的批评观点，将财产与人相分离，忘记了民法所保护的财产都是为人所支配的物，对财产的保护并非对物本身的保护，而是对人的保护。事实就是，只存在以“人”为目的的民法，不可能存在以“物”为目的的民法，所谓民法强调对财产的保护便使“人为物所役”的恐怖结果，大抵是不会发生的。而关于“民法保护财产实际上是保护有产者甚至剥削者” 的观点，倒真的使人有回到文革年代的真正恐怖。至于法国学者竟然将人格权也视为一种广义财产的论断本身，依现代法的观念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法国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狂放不羁的思维勇气，却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对于各种权威和“公理”的盲从。据此，关于“100年后人的生命可不可以标价出售”的问题，在人类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如果有兴趣，其实不妨是可以作为一项未来法学课题加以研究的。而有关某些人格利益（姓名、肖像等）的商品化，那是一种事实。至于商品社会中雇佣工人（俱乐部的足球明星也是一种“雇佣工人”）本身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去和马克思讨论吧。

四、余论

（一） 在上世纪80年代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战中，“民法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理论的提出，为中国民法的生存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直到今天，民法以商品经济关系为其主要调整对象之一，也毋庸置疑。在此，强调民法规范之财产关系的多样性，强调民法保护个人之非财产性利益的功能，强调民法中注入现代意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以及弱者保护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重视财产保护不等于轻视人格保护，况且并没有人宣称“社会生活是财产交换关系的总和”。脱离市场经济社会之现实背景，在过去和现在从未存在过“民法仅仅调整商品关系”的理论的情况下，杜撰出一种所谓“商品经济民法观”并予以攻击，正如将“见物不见人”的指责强加给强调民法之财产保护者一样，并不是一种客观、科学的态度。

（二）被不断抨击的所谓“穷汉无人格”的观点，也是强加之作。如果有人说，在不具备起码物质生存条件的情况下，先别去奢谈什么人格尊严，那么，此人不过是说了句大实话，据此强行推定其否认穷汉的人格，实属大棒政策。相反，将保护个人财产的意义提升至保护人格尊严的高度，却是使穷汉真正有人格的唯一出路。倘有民工索要血汗钱不成欲跳楼自尽，社会或者对他高喊：“别跳，我给你财产保护！”或者对他高喊：“别跳，我给你人格尊严！”那么，前一社会的人文主义是真的，后一社会的人文主义是假的。

保全财产的含义篇3

关键词虚拟财产；范围界定；刑法保护；原因

一、虚拟财产的含义和特征

“虚拟”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指与事实和假设的事物不一致，另一种含义是主体凭空想象出来的。依据汉语词典，笔者认为对“虚拟”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理解的，即只在存在于主体的思维和文字中，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因此虚拟货币就可以解释为：虚幻的、在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的财产，可见虚拟财产并不是真实的纸币。要想对虚拟财产做出科学、精准的定义，首先要判断虚拟财产的属性即是不是具有“物”的特性。目前，在有的专家看来，虚拟财产只是一种债券交易的手段，还有的人们认为虚拟财产只是一种知识证明。使用权归当事人所有，还有的学者认为虚拟财产只是一种存在人头脑中的数字和特殊的物体，前几年，在我国法学界一直存在一种“物必有体”的理论，但是近几年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的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理论，该理论指出：因为社会生产力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能和热能被广泛的开发和利用，它们是在自然界真实存在的，因此这类也可以被称为物，可见对物的定义不受有的约束。虚拟财产不依附于人体而存在，它可以完成各个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往来，能够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虚拟需要在网络环境下才能实现交易，它也只是磁盘中的一条交易纪录，并没有真实的纸币交易，所以，虚拟财产与自然界中的能源一样是无形的并不是手可以触碰到的。因此，笔者认为虚拟财产只是指在虚拟的网络中存在的，并且是以一种数字化的符号存在于电子产品中的，能够经过劳动、交换物品财产或者在市场买卖中等行为方式获得的数据、并且能够使用现在的货币度量准则去评估其价值的，并在网络环境中保存有一定财产性的电磁记载。下面笔者再详细介绍下虚拟财产的特点，经过多年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虚拟财产有四个显著的特征：首先，虚拟财产拥有某些客观现实性，虚拟财产存在于网络环境的电磁记载中，它的载体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而且虚拟财产和现实世界具有一定的客观联系，在现实社会中存在和其等价的物品，可以在虚幻和真实的世界中自由的转换。其次，虚拟财产还是无形的和不常见的，即使虚拟财产在网络环境下能够用“机器设备”、“人物角色”以及“游戏币”来表示，但其本质依然是虚幻的物体，只是电子记载的符号，网络中的数字价值和真实的货币不相符。另外，在网络环境中进行虚拟交易也要在规定的范围内，经过等价的劳动来换得相应的数字，并且在有关的法律文件中虚拟财产是不能够脱离实际的劳动、并且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不是大量存在的，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真实的纸币交易还是最普遍的。再次，虚拟财产具有不可转移的物理性和可控制性。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才可以显示出虚拟财产的作用和价值，它不可以离开网络环境而进行交易，例如游戏中的人物和场景等都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它不能脱离游戏环境而存在。但是，“无形”的虚拟财产的使用主体依然是现实世界中的人，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网络环境中，虚拟财产能够具体物化进而发挥出现实功能并体现其现实价值和经济利益。最后是虚拟财产的存在有一定的价值和合理性。虚拟财产是通过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来达到自身的某种需求，虚拟运营商与买家，玩家与玩家之间能够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在进行交易，因而虚拟财产和货币一样拥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价值，在我国境内没有把虚拟财产看作是非法的或者视为不合理的财产，虚拟财产之间的交换是受法律保护和允许的，所以，虚拟财产是具有合法性的。

二、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范围

对于虚拟财产的使用范围，专家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虚拟财产的使用范围又是刑事案件中判断罪刑的重要因素。要想从立法方面上加强对虚拟财产的保护，首先我们就要科学而严格的规定虚拟财产的范围。几年前，曾有专家将网络中的虚拟财产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虚幻的网络环境；第二种是存在于网络环境中的虚幻财产。同时第二种类型的虚拟财产又可以划分成三种具体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出现在网游中的虚拟财产，主要包括网游账号和在游戏中获得的“特定场景”、“角色等级”、“Q币”、“武器设备”等能够在特定网游情景中进行买卖的产品；第二种形式是包括虚拟社区的账号、货币、积分、用户等级等的社区虚拟财产；最后一种是网络环境中的其他虚拟财产，例如：QQ账号、电子邮箱等。通过以上的范围划分，笔者认为应该重点保护通过合法劳动而所取得的虚拟财产和通过现实货币购买而获得的虚拟财产。本文认为我国刑法应当保护的虚拟财产并不完全是在电子计算机中产生的虚构财产，也不完全是在支付平台中的数字记录。网游环境中的所存在的财产不止包括上述两大类网络虚幻财产，还包括电脑网页中论文的版权和商标权等，以及其他具有使用价值但是没有交换价值的信息资源与材料，以电磁记录形式存在的财产还包括银行卡支出情况、购物卡、商家会员卡等，这些商业卡都是以数字记录形式而存在的财产，可以直接拿卡到商家指定店铺进行消费，这种消费方式就没有利用多媒体技术，不同于虚拟财产的物理不可转移性，它们具有一定的转换价值，而且交易行为会受持卡主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消费情况。虚拟财产和真实的货币一样，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且还可以不依附于人体而存在。虚幻财产的某些交易方式需要借助真实的纸币来完成，二者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交换。但是，虚拟财产也有其特性。首先，虚拟财产是虚拟产品，不是有形的财产，需要借助于网络媒体和数字化的符号而存在，虚拟财产的所有者所拥有的控制权，不是对真实财产的接触，但是传统的财产是有形的财产，存在于现实社会中，所有者能够直接控制。其次，虚拟财产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和真实的纸币相比，虚幻财产需要借助多媒体信息技术才能更好的进行流动。最后，虚幻财产的使用和交易都要在特定的网络环境中进行，其自由流通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某种人物角色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才能有存在价值，假如离开网游环境，它就没有使用价值，但是真实的纸币就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

三、虚拟财产入刑保护的重要性

保全财产的含义篇4

一、借贷符号具有经济意义

1.记账符号的本质：由数学意义到经济意义。在借贷记账法之前，人们曾广泛使用过“入出”、“收付”等记账符号，这些记账符号的含义是很简单、直观、浅显的，无非就是增加和减少的意思。十多年前还盛行于我国的增减记账法的记账符号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些记账符号只有单纯的数学含义而没有经济意义。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借贷记账法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经济意义出现的。借贷的本义是：“借”，就是“借给他”的意思，反映债权增加；“贷”，就是“他借给我”的意思，即债务增加。

2.借贷符号：经济意义抽象化。早期的借贷符号，仅仅表示银行发放贷款和吸收存款等业务而已。但随着企业经济业务的越来越复杂和借贷记账法的推广，借贷记账法不仅要核算债权债务，而且要把现金、商品、产品、设备等纳入会计对象。为了使借贷记账法能有效地核算会计的全部对象，借贷的含义必须进一步扩展和深化。这就需要对日益复杂的会计对象的各个特殊部分的共同本质进行抽象。这种抽象分为两个方面：①借贷，由表示债权的增减扩展到表示各种资产的增减。这是因为债权和各种货币、货物等资产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都具有价值，都作为经济资源而对企业有用，都属于企业的资产。②债权和债务这两个对象性质不同，但在中世纪意大利的商业银行里，并没有把他们分开核算。当时意大利商业银行一般是按人名设置账户。也就是说，他们把债权和债务记到了同一个账户中。这一做法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债权和债务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财富的组成部分。这一认识（或抽象）对借贷记账法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可见，借贷记账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深刻的理论基础上的：不仅各种资产（包括债权）都有相同的本质，而且负债和资产一样也有相同的本质（负债是一种负资产）。也就是说，会计的全部对象包括资产和负债，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财富。借贷的含义就是指财富的增减。

资本账户出现以后，会计的对象进一步扩展，借贷的含义也随之变化，更进一步抽象。但不管怎么变化，借贷二字总是有确定的经济含义，决不仅仅是一个记账符号。

二、借贷表示财富的增减

企业作为一个营利者，会计核算的对象应该是财富，借贷表示企业财富的增减。企业的经营目标是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事实上，对财产情况进行核算，一直是会计的基本任务。在早期的会计里，财产情况简单，仅仅表现诸如金钱、粮食、货物和房屋而已。对于这些对象，借表示企业财产增加，贷表示企业财产减少。市场交易中信用关系产生后，产生了债权债务。债权债务自然应纳入会计核算的对象。

概括地说，会计的对象就是资产和负债。把千差万别的财物和债务概括为资产和负债似乎已经是一种高度的抽象，但我们认为，这种抽象并没有完成。把资产和负债相并列会妨碍我们对资产和负债此同本质的进一步认识——似乎二者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东西。实际上，资产和负债有相同的本质，并且可以在一起加减运算。它们的共同本质那是财富。也可以说：资产是财富的加项，是正资产；负债则是财富的减项，是负资产。财富就是净资产。借表示财富的加项增加，财富的减项减少；贷表示财富的加项减少，财富的减项增加。可以把借贷的含义概括为：借表示企业财富（净资产）的增加，贷表示企业财富（净资产）的减少。

可是，如果再把视野扩大到另一类要素或账户（即扩大到会计对象的全部）——“资本”，则借和贷的意义又正好相反，因为“资本”是借“减”和贷“增”。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财富和资本其实是一回事，反映的都是同一个客体，数量也相等。资本是资产和负债相抵后的余额，不过是一个平衡项而已。财富和资本是我们从两个角度观察同一个会计对象所得到的两个不同印象。借贷含义之所以相反，主要是为了建立科学的记账规则的需要，以便借贷试算平衡，查错验证。我们还可以这样认识：“资本”是“财富”的“倒影”，其“方向”当然也应该是相反的。

三、借贷表示权利和责任的变化

企业作为一个市场交易中的民事主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享有民事权利。企业会计核算的对象应该是企业的经济权利和经济责任，借贷也可以表示权利和责任的变化。

经济关系的不同，往往导致人们对会计对象的理解也不同。在股份制产生以前，企业是业主的附属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目标就是为业主谋求财富的最大化，因而会计的对象就是财富。两权分离后，企业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拥有“法人财产所有权”，企业成为一个利益关系综合体，其目标已经不单纯是财富的最大化，企业的目标应该是：充分有效地利用掌握的资源（各种权利），向所有的资金提供者负责。会计的对象因而转化为权利和责任。

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企业对绝大部分资产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因而保护企业的资产权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企业也很少从外界取得大量的资金投入，因而保护投资人权益、切实承担受托责任也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所以，这时的会计把核算的重点放在财富变化上，不重视对权利和义务的核算。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市场主体，企业要开展大量的经营交易和资本交易活动。在这些交易活动中，必然产生各种复杂的权利（主要是债权）、义务（主要是债务）关系。要经营好一个企业，实际上就是要维护和合法、有效地行使民事权利，恰当地承担民事责任，充分了解面临的机会和风险。在会计上就必须对企业的经济权利和经济责任进行有效的核算。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企业的经济权利和经济责任是对等的，有多大的权利，就有多大的责任，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这种权利和责任的对等性与会计等式（资产=权益）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资产即权利，包括所有权和债权；权益即责任，包括偿债责任（负债）和受托经营责任（资本）。

因为借表示资产增加和权益减少，贷表示资产减少和权益增加，因而有以下判断：借表示权利增加和责任减少，贷表示权利减少和责任增加。然而把权利和责任并列放在一起不利于对借贷本质意义的揭示。我们还要对权利和责任进行抽象：权利和责任的性质是完全相反的，二者对企业的影响也是完全相反的，因而可以把责任称为“负权利”，权利责任之和就为“净权利”。这样，借贷的经济意义就可以简化为：借表示净权利的增加，贷表示净权利的减少。

四、借贷表示投入和产出

企业作为一个经营者，其工作就是要开展多种经营活动，其经营活动可以看做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如果将会计核算的对象视为投入和产出，那借就是产出，贷就是投入。借表示：①资产增加：通过交易活动增加了财富，是某种交易活动的成果、产出。②负债减少：通过交易活动减少了负资产，卸脱了责任，增加了财富，同样也是某种交易活动的成果、产出。③资本减少：通过交易活动（如利润分配、退股甚至亏损等）卸脱了部分受托经营责任，是某种交易活动的成果、产出。贷表示：①资产减少：通过交易活动减少了财富，是某种交易活动的投入、耗费。②负债增加：通过交易活动增加了债务，加重了责任，增加了财务风险和资金成本，是某种交易活动的投入、耗费。③资本增加：通过交易活动（如接受投资、提取基金等）增加了部分受托经营责任，增加了经营风险和机会成本，也是某种交易活动的投入、耗费。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凡借，都表示产出（财产的形成、增加或责任的消除），是一种收获，一种成果，一种愿望的实现；凡贷，则表示投入（财产的耗用或责任的产生和增加），是一种牺牲，一种代价，一种投资。

保全财产的含义篇5

关键词：中日信托法 立法差异 比较分析 不足及改进

和日本都是在本国缺乏信托制度沿革和传统的基础上，为适应、的需要，而从英美法系中整体移植了信托法律制度，基本上保留了其整体的价值功能与法律构造。但一项外来制度能否在本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和本国的法律传统与法律框架及现实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较好地融合起来，使其能切实符合本国实际。日本《信托法》实行已有近80年历史（1922——），实践证明是比较成功的。我国《信托法》刚刚开始实行，其效果如何尚待时间检验。但分析探讨中日信托制度立法上的差异，及其产生的不同的法律后果，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信托这一新生制度的认识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

一、 关于“信托”的定义

从信托产生、发展的历史和功能看，其最基本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托财产的转移，主要是所有权的转移，也可能是其它处分，如在财产权上设定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一是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这都是信托的最本质内涵。可以说，二者缺一则不成其为信托。因此，日本《信托法》第一条明确指出：“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或其他处理，使他人遵从一定的目的，对其财产加以管理或处理。”这个定义完整、清晰地表现了信托的两个基本内涵。而我国《信托法》第二条却是这样定义的：“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信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这个定义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委托”一词含义不明。一般来说，“委托”多用于行纪和关系中，即一方（行纪人或人）接受另一方（委托人）的委托，以自己（行纪关系中）或委托人（关系中）的名义，为委托人的利益行事。但无论是行纪还是，与信托都有本质的区别，即前者均不转移财产的所有权，而且所有权与利益不产生分离，都归属于委托人，而后者须有财产权的转移，而且所有权与利益发生分离，所有权归受托人所有，利益则由受益人享有。因此，“委托”一词非但没有揭示信托的本质属性，而且混淆了信托与行纪、等法律关系的界限，是不的。我国大众对信托的概念和性质的认识本就非常模糊，立法上更应该讲究用词的准确和明晰。也许，我国是考虑到信托财产“二元所有权”的特性，担心与我国现有的民法体系格格不入，而有意作出这样含混不清的规定。但信托制度发源于英美法系，其特性决定了大陆法系民法的传统架构很难将其完全包容。我们既然决定将其移植到国内，就应该按照它内在的法律属性清晰地定义它，从而将它同其它法律关系区别开来。在这方面，不妨可以借鉴日本移植信托制度所采取的开放务实态度。

保全财产的含义篇6

关键词：稳健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短期效应，政策调整  

2004年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我国于2005年开始施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一时间引起了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被稳健的财政政策所取代，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一道向中性转变。本文通过阐释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分析目前我国调整财政政策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  

一、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里包含两方面基点：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个是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包括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构成彼此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是指政府直接使用调节税收或增减政府支出的方法以达到特定经济目标的政策及措施。在现实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按照“相机抉择”的原理，要适时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政府此次提出用稳健财政政策取代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正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审时度势，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  

1.财政政策类型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功能则与其正相反。所谓的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产生紧缩效应。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两大主流学派，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不同的主张，凯恩斯主义秉承需求管理思想，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而相对来说小有作为的中性政策则不受欣赏。而货币主义认为，对于稳定总需求来说，货币政策方法优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方法，主张实行非干预性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简单规则，以便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样两种政策倾向使得中性财政政策很难纳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中性财政政策的说法，实际上是我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实条件要求前期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相对淡出，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政策调整过猛造成经济起伏，他们所说的“中性”是在政策转型的操作上保持一种“中性”的姿态。  

因此，对于当前讨论的稳健财政政策即中性财政政策的含义，我们可以作双重理解：一层意思是以财政理论中的中性财政政策作为政策调整目标，另一层意思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政策调整应该坚持中性的操作方式。  

2.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现阶段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财政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发挥重要的职能作用。主要表现在：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及时主动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由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控为主，注重解决经济社会不协调、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协调等深层次结构问题，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由主要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财政政策通过大力支持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减少体制复归倾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财政政策坚持增量平衡，控制赤字规模，注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防范公共风险。这表明，“稳健”绝非无所作为，而是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二、中国向稳健财政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保全财产的含义篇7

关键词：信息；信息财产；民法保护

2016年6月，中国人大网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在此草案中，网络虚拟财产、数据信息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第104条有关物权的规定中，做了补充性规定，即“法律规定具体权利或者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第108条，知识产权的客体部分，增加了一个“数据信息”。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保护的客体在不断增加，从刚开始的如土地等有体物，到后来的如商标等无体物，法律保护的客体的变化反映着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现代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随之而来，人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信息及信息财产如何界定？信息财产是否可以划人民事权利客体中？如果可以归人到民事权利客体中，对信息财产应提供怎样的保护？现公布的民法总则草案中对部分信息财产的保护规定有何意义？现从信息及信息财产的界定人手，对民事权利客体进行解读，并在目前民事法律对信息财产的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中的不足之处，阐述自己对这一新的权利客体的见解。

一、信息财产概述

（一）信息的界定

信息一词在初期常作为日常生活用语被人们所提及和使用，进入信息时代以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应用，使信息成为继物质、能量之后的全新财富创造资源。信息价值的提升及权利要求的增强使其吸引了法学理论界众多学者的关注。有些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为了回应现实的迫切需求，在其本国信息财产保护的专门法中对信息的概念进行了初步的界定。俄罗斯在其本国的信息相关保护法中对信息的概念界定为一种与具体的表现形式无关的且关于人、物、事实、事件、现象和过程的知识。美国的信息保护相关的立法的立足点在计算机中产生的信息，在其《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中其将信息界定为：数据、文本、图像、声音、计算机集成电路布局平面图作品或计算机程序及上述对象的集合或编辑。这两个典型的国家对信息的概念界定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信息的存在形式的要求不同，美国UCITA中的界定是更侧重于电子形式存在的信息，而俄罗斯的不同之处则对信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不作要求。

从以上国家对信息的不同界定，可总结出其共性：首先，在性质上，信息为内容，虽然信息在实践中总需依靠一定的载体来表现，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实质是载体所承载的内容。其次，信息是可交换的，交换是其价值发挥的前提条件，同时交换也说明了信息可为人支配。再次，信息是有意义的，有意义才意味着其有价值，且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信息权利主w对其掌握的信息的利用能力的不同。

在最新公布的《民法总则草案》中涉及到的概念为“数据信息”，关于数据信息的具体概念，并没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目前学界对于数据和信息两者的界定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认为两者不是同一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第二种则认为两者是一个概念，只是称谓有所不一样。从数据和信息在英文中分别对应的是Data和Information，前者更侧重的是形式方面的表达，而信息则指的是从数据中人们得到的有用的内容。但是在国际范围内，从许多国际或者国家已有关于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中可看出，在其中对于数据和信息的使用基本上混同使用，要么在立法中采用数据，要么采用信息的表述，甚至在同一部法律中前一部分使用数据后一部分使用信息，但并没有数据信息这样结合的表述。中国在民法总则的草案中则选择的是将二者结.合，称其为“数据信息”。对于这一概念，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认为这种表述不妥，若参照其他国家的立法，则数据和信息表达的是同一概念，所以选其一即可，若认为数据和信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则应该认清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即信息是数据之上的内容，不能简单地表述为“数据信息”。

（二）信息财产的概念界定

21世纪初全球影响力比较大的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彭博社，其用户涵盖华尔街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用户数量也在很短时间内突破30万，这一庞大的用户群平均每年为彭博社创造约79亿美元的收入。中国目前与彭博社从事着类似的金融信息产业主要有、东方财富等，在其2014年年报中记录到其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2.6亿元，东方财富在2014年实现金融数据服务板块营业收入也达到了1.45亿元。信息作为一种新型的财富创造资源，其财产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企业和个人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并着手于对信息进行加工、整理，经过这些劳动行为之后，产生的信息的价值得以提升，给人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了信息的自身价值化。由于其是独立于其载体而存在的，这就为其进入交易领域进行交换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至此，信息完成了其自身财产化这一过程，信息财产应运而生。

信息财产在当今的经济发展中虽然已经成为竞相掌握的资源，但是理论上对信息财产的界定也呈现出不一致的观点。对信息财产的概念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即通过区分广义的信息财产和狭义信息财产来界定，信息从广义的角度上来看：包含纸’质的和非纸质的两种。非纸质的信息主要是指电子信息，又可划分为有物质载体的和无物质载体的两类。齐爱民教授主张纸质的信息和有物质载体的那部分信息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可赋予其物权纳入物权法进行保护。美国的信息财产保护的专门立法中保护的是仅限于计算机信息，而俄罗斯的相关信息保护的法律中对信息财产的界定则是广义上的，即保护一切形式的信息，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

上述的分类界定是从形式上着手的，从形式上对信息进行分类的形式存在着以下不足：俄罗斯立法中将信息财产包含在物权法的客体中，美国的单行法则是把信息财产定义为知识财产，其权利主体享有的是知识产权而非信息财产权，但是，信息财产是一种新型的且独立的财产权客体，不同于一般的“物”和“知识财产”。

第二种对信息财产的界定则是从其内涵方面着手的，郑成思教授作为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其著作和文章中曾对信息财产进行过较为深入的阐释。其认为现今在理论界出现的信息财产的概念和法律体系和理论中已存在的知识财产的含义相同，只是表达不同。而且郑成思在其文章中指出，随着数字技术即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信息财产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无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应制定出“信息产权法”来对信息财产进行单独的立法保护，他主张信息财产既包含传统的知识产权法中保护的知识财产，还应包括新型的信息社会中出现的诸如虚拟财产等信息财产。刁胜先教授在其文章中对信息财产也在做过一定程度的界定。其指出信息财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智力型的信息财产，这部分的信息财产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表现为知识产权法中保护的智力性成果。如：作品、商标等。另一类则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即非智力型的信息财产，其主要表现为虚拟财产，某些非独创性数据库等。

笔者比较赞同上述的第二种界定方式，理由如下：首先，信息财产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已在现实中大量出现，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技术的迅速发展、法律的滞后性等局限，其被纳入到当时的部门法中予以保护，但是信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新类型的信息财产应运而生，且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内无法律可对其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所以，需对信息财产重新梳理、重新界定，将其独立为一种新型财产权即信息财产权。其次，信息财产有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其不同于一般的“物”，其主要特点集中在不可绝对交割性、非物质性等，由于信息财产在实践中以非物质形态存在，在进行交换活动时并不能实现在交换双方之间绝对的交割，因为交换方不会因该信息财产的转移而丧失对其原有的获知记忆，并且这种记忆是否彻底丧失并无准确的确认方法。因此，信息财产为新型的民事权利客体形式，与传统的“物”不是概括与被概括的关系，所以第一种界定方式并不可取，而第二种界定方式则恰是基于信息财产为全新且独立的民事权利客体的认识而进行的。

二、信息财产的民事权利客体解读

中国现有的民事法律体系中，民事权利客体遭遇了自其产生以来较大的挑战。“虚拟财产”“域名”等信息财产无法在传统的民事权利客体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从信息财产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出发，应该属于权利客体的范畴，而不是主体或者内容中的一员，民事权利客体从传统意义上考量，主要包括物、行为、智力成果、人身利益等。这其中主要体现为财产性利益的，我们一般称其为财产权客体体系。但信息财产怎样进入民事权利客体体系中呢，从以下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对财产权客体的变迁历程进行分析；对民事权利客体进行全新的解读；对民事权利客体体系进行重构；对财产权进行界定等。

从财产权客体的变迁来看，在早期的农耕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决定了，其主要的财富来源为土地，对土地的占有决定了人们拥有财产的多少，财产权客体主要体现为土地这一不动产。工业革命将人类进程从早期的农耕社会带入蒸汽社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使人们生产出来的东西留足自需之后开始通过交换进入交易领域，土地不再是人们渴望占有的财产，相应地，动产进入了财产领域，这个过程是财产权客体扩张中的一次飞跃。但不动产和动产从某种角度来划分仍属于有形物，直到知识财产这一无形物进入财产权客体的领域开始，财产权客体的第二次飞跃才宣告完成。19世纪的《伯尔尼公约》的诞生标志着知识财产体系初步构建完成，从这两次飞跃来看，财产权客体的扩张是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息息相关的，经历过财产化进程之后，信息作为财产开始出现在交易领域，对信息的占有、使用程度的高低已成为决定企业或个人在市场中竞争能力的强弱，信息财产作为财产权客体的一份子也恰恰符合财产权客体的扩张趋势。

保全财产的含义篇8

关键字： 信托 学术概念 立法概念 英美法系 大陆法系

“信托”一词，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从不同的角度，对信托概念可以得出不同的含义。由于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信托概念的界定必然有着不同；同时，由于信托制度具有极大的弹性，信托的设立方式极其多样，信托的应用领域极其宽广，使得信托产生了丰富的种类和样态，不同种类和样态的信托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信托的本质，它们的概念很难统一；而且，由于出发点和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对信托概念的表述也不可能没有差异。所以，关于信托的概念，无论是就立法的规定还是学者的表述来说，都是不相同的；在学术上存在不同的学说，在立法上存在不同的定义。

一、信托的学术概念

在学术上，关于信托概念的学说是多种多样的，但大体上有三种，即“制度说”、“行为说”和“关系说”。

“制度说”认为，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法律制度，指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委托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法律制度。如有的学者称“信托一般是指委托人将自己的财产（称信托财产）转让给可以信赖的第三者（称受托人），让其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管理和运用，同时指定某人（受益人）享受该财产的利益这样一种制度。”（注①：赵秉志主编《香港法律制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还有的学者称“信托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财产所有者出于某种特定目的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委托他人管理和处分财产的一种法律制度。”（注②：王连洲、何宝玉、蔡概还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另有学者表述的更为简单，“信托乃是一种代他人管理财产之制度。”（注③：潘秀菊著《信托法之实用权益》，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85年版，第11页。）。上述学者关于信托概念的表述尽管不尽相同，但关于信托核心含义的界定是一致的，即都认为信托是一种有关财产管理的法律制度。

“行为说”认为，信托是“基于信任而托付”，具体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自己的财产托付给受托人由其为受益人的利益进行管理和处分的法律行为。如有学者把信托表述为“信托主要在于以信任（confidence）为基础，它是当事人基于信任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为追求相互间的经济上、社会上或其他目的的一种法律行为。”（注④：施天涛、余文然著《信托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页）。显然，在“行为说”学者看来，信托的核心含义是一种委托他人管理和处分财产的法律行为。

“关系说”认为，信托是信托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具体说，信托是指受托人依照信托法的规定，按照委托人的意图，在为受益人的利益而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法律关系。如有外国学者认为“信托是一种信任关系，基于这种信任关系，一人作为财产权的持有人在衡平法上义务的约束下为另一人持有或运用财产。”（注⑤：George T.Bogert：Trusts， West Publishing Co. ， 6th ed. ， 1987， pl.）；我国也有学者认为“信托，是一种基于信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信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并委托其管理或处分，受托人享有该项财产的所有权，但有义务将信托利益交付给受益人。”（注⑥：张淳著《信托法原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0页。）；我国还有学者对信托概念作了类似的表述，“信托是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文件规定，为受益人或特定目的而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法律关系。”（注⑦：周小明著《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上述学者关于信托概念的定义是信托概念“关系说”的代表，其共同的特征在于，都认为信托是一种围绕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和受益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关系。

以上有关信托概念的三种学说，各有侧重。“制度说”从财产管理制度的角度来阐释信托的概念，认为信托是一种有关信托财产管理和处分的法律制度：“行为说”从委托、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信托行为的角度出发，强调信托是一种委托、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法律行为：“关系说”则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角度解释信托，强调信托是围绕信托财产的移转、管理、处分和受益而在信托当事人间产生的特定法律关系。三种学说都从一定的角度，对信托的本质或特征作了某种程度的揭示和描述，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关系说”更能反映信托的本质。

事实上，信托是一种围绕信托财产的确定、移转、管理或处分、受益、监督、归属等行为而在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信托监察人（限于公益信托）、权利归属人之间产生的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受信托法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所以，从本质含义上讲，信托应是一种法律关系。至于信托制度和信托法律行为，它们只是信托关系产生的法律依据和原因而已，把信托概念定位为信托制度或信托法律行为是不准确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信托概念应表述为，信托是一种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即指信托主体，包括信托当事人（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和信托利害关系人（权利归属人、信托监察人），依照《信托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就如何对信托财产进行移转、管理、受益、归属以及如何对信托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监察所形成的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简要地说，则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自己的合法财产转移或委托给受托人占有形成独立的信托财产，由受托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或公益目的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或处分而形成的一种特定法律关系。其中，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信托监察人和权利归属人是信托的主体；信托财产是信托的客体；信托主体围绕信托财产的确定、移转、管理或处分、受益、监督、归属等行为而形成的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是信托的内容。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复杂的，信托也是如此，就信托的本质而言，把信托界定为一种法律关系，并未能反映出信托本质的全部，因此，人们有时也从“行为说”或“制度说”的角度来使用信托一词。

二、信托的立法概念

信托的立法概念是指立法者在信托法中对信托所下的定义，它是立法者设计信托制度的出发点，是整个信托制度的基石。研究信托的立法概念的意义在于找出英美法系信托制度和大陆法系信托制度在本质上的差异，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运用信托制度。

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各国信托概念在立法上的含义是不完全相同的，甚至大相径庭，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1、 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概念

关于信托概念的含义，英美法系国家信托 法没有明文规定，但这并不表明在英美信托法中没有信托概念。事实上，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他们的信托法中都规定有信托概念的内容，只不过比较而言，大陆信托法规定了明文的定义，而英美信托法规定得比较凌乱，没有形成明文的定义而已，从英美学者通过对信托法的研究而概括出的信托定义来看，英美法中的信托概念的本质含义还是相当明确的。而且，基于相同的法律历史传统，英美法系各国信托概念的本质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英美信托法下，具有代表性的信托定义有两种。一种定义强调受托人享有普通法上的权利，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权利。如Edward C. Halbach 对信托的定义表述为，“信托是一种基于特定财产而发生的信任关系。其中，受托人就该项财产享有普通法上的产权，而为他人利益持有财产，该他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他或他们，作为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注⑧：Edward C. Halbach， Jr. ： Trusts， Harcout Bare Joranovich Legal and Professional Publications， Inc. 1990， Pl.）。另一种定义强调信托是一种衡平法上的义务。该定义来源于一本权威的教科书，并在Green v. Russell （1959） 中得到Romer L J.的确认，同时，该定义和《美国信托法重述》第2条规定的信托定义也具有几乎相同的含义。它将信托定义为，“信托是一项衡平法义务，约束一个人（称为受托人）为了一些人（称为受益人，受托人可能是其中之一）的利益处理他所控制的财产（称为信托财产），任何受益人都可以强制实施这项义务。受托人的任何不当行为或疏忽未得到设立信托的文件条款或法律授权豁免的，均构成违反信托。”（注⑨：参见何宝玉著《英国信托法原理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上述两种定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英美信托法下信托的本质，从英美信托法中信托的本质来看，信托有两个基本的特征。首先，信托是衡平法上一种强制性义务，这种义务是衡平法赋予受托人的，它要求受托人在接受信托以后，必须忠实地按照信托文件和信托法的规定，为实现受益人的利益去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不得利用信托为自己谋取利益，不得疏忽地管理信托财产，不得有不当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相分离，被区分为普通法所有权和衡平法所有权。普通法所有权又称法定所有权，是指由普通法规定的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依照普通法的规定，委托人的财产在被交付信托以后就成为独立的信托财产，除信托文件中保留的部分权利以外，委托人不再享有信托财产普通法上的权利，不得干涉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处分行为；信托财产普通法上的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对社会上的其他人（包括委托人和受益人在内）而言，受托人是以信托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因而其可以对信托财产进行占有、控制、管理和处分，也可以排除他人（包括委托人和受益人在内）对信托财产的侵害和干涉。平衡法上的所有权又称受益所有权，是指衡平法规定的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信托财产的法定所有权虽然归受托人所有，但依照衡平法的规定，信托财产的受益权即信托财产的受益所有权却不归受托人享有，而归受益人享有。受托人不得利用信托获得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所得的收益，在衡平法上，受托人有义务将这种收益转移归受益人所有，否则其就构成违反信托，依衡平法应承担相应责任。受益人作为信托财产衡平法上的所有者，有权强制受托人实施信托，有权要求受托人向其移交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所得的利益，并可以依法追究受益人违反信托的责任。

上述英美法下的信托定义，从英美信托本质的角度阐明了信托概念的基本含义，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说英美法系信托概念的含义是一致的。但上述定义并没有反映英美法下信托概念含义的全部。事实上，由于英国和美国自身国情的个体差异，英国法和美国法在信托概念含义上也多多少少有些区别，这些区别在其他英国型法和美国型法中也同样存在。这种区别之一表现为，英、美信托概念中委托人的地位是不同的。在美国法下，强调委托人意志的重要性。比如美国存在一种特殊的信托，叫浪费信托，它是指为了防止受益人对财产的浪费，由委托人将财产作为信托基金交由受托人管理，再由受托人将信托基金及其收益作为生活费按期向受益人提供而形成的一种信托。在该信托中，委托人的意志相当重要，委托人可以严格禁止受益权的转让；也可以禁止受益人提前终止信托；还可以要求受益人不得就信托财产及其收益设定抵押。而在英国法下，浪费信托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在信托中，受益人可以自由转让其受益权；而且，即便是在与浪费信托功能极为相似的保护信托中，对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受益人来说，他也可以提前终止收益权，委托人都不得干涉。这表明，在英国法下，委托人的意志并不象美国法下那样重要。

另外，由于英美法下信托本身存在种类和样态的丰富性，英美法下的信托有很多的种类之分，它们的含义都不尽相同，如宣言信托、推定信托、完成设立信托、未完成设立信托、表决权信托、离岸信托等等，都有着不同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想对英美法下信托下一个统一的概念，又是相当困难的。

2、大陆法系国家的信托概念

大陆法系国家对待信托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有些国家对信托制度持否定态度，至今没有制定成文的信托法律，如法国和德国，在这些国家只存在一些有关信托的学说和判例；另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我国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则对信托制度持肯定态度，并积极制定了各自的成文信托法。

由于在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法律制度设计中并没有信托制度，即便是制定了成文信托法的大陆法系国家，其信托制度也只是对英美法下信托制度进行移植和改造后的产物，对他们来说，信托只是一种“泊来品”而已。作为改造后的“泊来品”，大陆法下的信托制度必然和英美法下的“原装”信托制度有着诸多不同。二者对信托概念的不同规定，就是这些不同的一个体现。

首先，如前文所述，在英美法下，对信托概念并无明文的法律定义，其信托概念的含义是通过权威学者对信托法的研究而总结出来的或者是通过法院判例来确定的。和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在信托法中对信托概念规定了明文的定义。如《韩国信托法》第1条规定，“本法中的信托，是指以信托者（信托人）与信托接受者（受托人）间特别信任的关系为基础，信托人将特定的财产转移给受托人或经过其手续，请受托人为指定者（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和处理其财产的法律关系。《日本信托法》第1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实行财产转移或其他处分而使他人依一定目的管理或处分财产。“。我国台湾《信托法》第1条规定，”称信托者，谓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或为其他处分，使受托人依信托本旨，为受益人之利益或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之关系。“。我国信托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可见，大陆法系国家的信托法，都以专条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自的信托定义。

其次，从上述大陆法系国家信托法规定的信托定义来看，关于信托本质的描述，大陆信托法和英美信托法也是不同的。

在英美法下，强调信托财产的法定所有权和受益所有权的区分，认为信托关系设立后，委托人不再享有对信托财产的法定权利，信托财产的法定所有权（即普通法上的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受益人则享有信托财产的受益所有权（即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同时强调信托是衡平法赋予受托人一种强制性义务，认为由于受益人是信托财产的受益所有权者，受托人必须依信托文件和信托法律的规定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以产生信托利益，并应将该信托利益交付给受益人，从而实现设立信托的目的，否则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而在大陆法下，由于“一 物一权”的物权观念根深蒂固，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区分成法定所有权和受益所有权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所以大陆法系国家信托法一般只规定委托人将财产移交给受托人，以形成信托财产，对信托财产归谁所有，则没有明确的强调。它们强调的倒是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认为信托成立后，委托人就不再是信托财产的所有人，不再对信托财产享有所有权，不得在把信托财产作为非信托财产来支配；受托人也不是信托财产的所有人，充其量其只对信托财产享有名义上的所有权，其对信托财产只能依照信托文件和信托法的规定享有管理权和处分权，而不能象对固有财产那样享有受益权，而且受托人也不得将信托财产混入其固有财产；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不享有管理和处分权而只享有受益权，而且这种受益权主要来源于信托文件的授权，性质上应属债权而非英美法下的所有权。可见，大陆法下，无论委托人、受托人还是受益人，都不是信托财产的所有人，也都不对信托财产享有所有权，这一点和英美法下强调信托财产由受托人和受益人分享所有权的机制是根本不同的。

在大陆法下，尽管受托人同样负有忠实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并向受益人交付信托利益的义务，但这种义务的性质不是英美法下的衡平法义务。这种义务主要来源于信托文件的规定，在性质上，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合同法上的债务，和英美法把它规定为一种衡平法上的强制性义务是有区别的。

总之，从大陆法系国家信托法的规定来看，大陆法下的信托概念和英美法下的信托概念是不同的。大陆法下的信托概念，在形式上一般都有明确的立法定义；在实质上一般都不指明信托财产的所有人，更强调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同时强调受益权的债权性质，认为受托人承担的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并向受益人移交信托利益的义务属于合同上的债务，而非衡平法上的强制义务。

从大陆各国信托法中的信托定义来分析，尽管大陆各国关于信托定义表述的方式不同，但在信托定义中都明确强调了信托的两个核心要点：

（1）、委托人将其财产转移或委托给受托人以形成信托财产。

信托是一种以信托财产为核心的法律关系，没有信托财产，就不可能有信托，而信托财产又来源于委托人的提供，是由委托人的合法财产转化而来的。所以委托人将其财产转移或委托给受托人以形成信托财产对信托来说是至观重要的，大陆法系各国在信托定义中对此点都作了明确的表述。如《韩国信托法》第1条规定，“本法中的信托，是指……委托人将特定的财产转移给受托人或经过其手续……”。《日本信托法》第1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实行财产转移或其他处分……。”。我国台湾《信托法》第1条规定，“称信托者，谓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或为其他处分，……”。我国信托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

由上述可见，在大陆法系国家的信托定义中，十分强调委托人将财产转移或委托给受托人的重要性，就此意义而言，信托可以说是一种财产转移制度。较之英美法系而言，大陆法系的信托法之所以非常重视委托人在信托关系中的地位，赋予委托人更多的权利，原因也正在于此。

（2）、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管理和处分。

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管理和处分，是大陆法系各国信托定义强调的另一个核心要点，在大陆法系各国信托的立法定义中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如《韩国信托法》第1条规定，“本法中的信托，是指……，请受托人为指定者（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和处理其财产的法律关系。”《日本信托法》第1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而使他人为一定目的管理或处分财产。”。我国台湾《信托法》第1条规定，“称信托者，……使受托人依信托本旨，……，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之关系。”。我国信托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由受托人按照……，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从大陆法下的信托定义来分析，可以说，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是信托含义的核心。它是委托人设立信托的初衷，也是受益人实现受益权的途径和手段，没有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不可能发生增值，受益人就无从受益，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也就会落空。

应该说，在大陆法信托定义中，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既是受托人的权利，又是受托人的义务。在信托制度设计中，自受托人接受信托财产时起他就获得了一项重要权利，即对信托财产管理和处分，这项权利排除了他人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的可能性，使受托人可以独占地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当然，从另一角度讲，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同时也是受托人的一个重要义务。可以说，自从受托人享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权利产生的那一刻起，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义务也就同时产生了。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无论是作为受托人的权利还是作为受托人的义务，对信托制度来说，都是同样的重要。如果不赋予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权利，其就无权进行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如果只把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作为受托人的权利而不将其作为受托人的义务，受托人就可能会滥用这种权利，或者不去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这样，利用受托人管理财产以使受益人获益的信托初衷也就无法实现，信托制度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

3、我国《信托法》中的信托定义。

我国属大陆法系，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我国《信托法》中明文规定了信托的定义。

依照《信托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信托的立法定义为“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从上述立法定义看，我国信托法下的信托有以下含义：

第一，信托的核心是委托他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法律行为。

我国《信托法》，采用“行为说”的观点，从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把信托的核心含义界定为委托他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法律行为。具体来讲，这种法律行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委托行为，二是管理和处分行为。

委托行为是指委托人为了使受托人能够对自己的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将自己的财产通过信托文件委托给受托人占有的行为。此行为主要通过信托契约或信托遗嘱来实施的，其实质是对受托人进行授权的行为，授权的内容为受托人占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委托行为是信托的基础，是管理和处分行为的前提，没有委托人的委托行为，信托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委托人在进行委托行为的时候，其首先要确定需要委托受托人管理和处分的财产的范围和数额，其次要向受托人交付该财产，以形成信托财产，最后要确定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处分的权限和责任。委托行为一旦实施，其必然产生如下法律后果：被交付的委托人的财产转化为独立信托财产；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委托人对该信托财产不再享有管理和处分的权利；受托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同时也承担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并向受益人移交信托收益的义务。

管理和处分行为是指受托人依照委托人的授权或信托法的规定，为了达到增值信托财产的目的而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或处分的行为。管理和处分行为是信托设计的出发点，是信托的核心部分。信托的目的是对信托财产进行保值、增值以使受益人获得信托利益，这种信托目的只有通过受托人对信托财产提供专业化、高水平的管理和处分才能实现。进行管理和处分行为不但是受托人的一种权利，也是受托人的一项义务。从权利的角度说，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排他的管理和处分权，任何人，包括委托人和受益人，对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都不得非法干涉；从义务的角度说，受托人必须依照信托文件及法律的规定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以使其保值、增值，否则，如因未尽管理和处分义务而致信托财产损失的，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我国《信托法》规定的信托定义中，委托人委托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法律行为是信托的核心，在信托关系中，绝大多数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围绕信托财产的委托、交付、管理和处分而产生的，可以说，没有委托人委托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就不可能有信托关系。

第二，信托 是基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而产生的。

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对信托关系来说也是如此。不过比较而言，作为信托产生基础的信任关系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表现为这种信任关系主要是委托人对受托人的单方信任而不是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这一点是由信托制度的特质决定的，在信托设计中，委托人将财产交付受托人的目的，是借助于受托人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来管理信托财产，以使信托财产保值、增值，从而实现受益人的利益，如果受托人不值得委托人信任，委托人是不会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管理和处分的，否则，委托人的信托目的就难以实现。同时，在信托制度下，信托财产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委托人在将财产交付信托形成信托财产之后，其就对信托财产失去了直接占有和控制的权利；受益人尽管对信托财产有受益权，但其也无权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信托财产完全由受托人来占有、管理和处分。这样，如果受托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人，他就会利用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权利去为自己谋利，从而危害受益人的利益，使委托人的信托目的落空。所以只有委托人对受托人产生了信任，委托人才会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管理和处分，否则委托人是不会把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的。

因此，在信托中，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是极其重要的，其是信托产生的基础。

第三，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

在信托体制下，由于信托财产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决定信托财产不归委托人所有，也不归受益人所有，这样，受托人就不可能以委托人或受益人的名义来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

尽管信托财产因其具有的高度独立性也不归受托人所有，受托人也无权将信托财产归为其固有财产，但依照信托文件和信托法律的规定，受托人是唯一对信托财产享有管理权和处分权的人，其在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时候是以自己的名义来进行的。在与受托人就信托财产进行交易的第三人看来，受托人是信托财产的唯一所有者和交易行为的唯一当事人，他只能对受托人享有权利和向受托人承担义务，而不能直接向委托人或受益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此时，受托人也完全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就信托财产进行交易的，这是信托的一个重大特征，也是信托和委托（）根本不同的地方。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时候，对他人而言，受托人的身份基本上相当于信托财产所有人（当然，我国《信托法》并不承认受托人是信托财产的所有人），他完全有权以所有人的地位来占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对其占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任何人不得非法干涉，否则即构成对他的侵权。

第四，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要按委托人的意愿进行。

由于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它并不是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所以受托人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换句话说，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进行。

尽管信托关系形成后委托人对信托财产不再享有所有权，受托人也不是以委托人的名义而是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但由于委托人毕竟是信托财产的原始所有者，是信托财产的捐赠者，没有他就不可能有信托财产。同时，委托人之所以愿意将财产交付信托，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即通过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处分，达到财产增殖以实现受益人的利益。如果受托人不按照委托人的意愿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委托人就不会把其财产交由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关系就难以产生。所以受托人在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时候必须按委托人的意愿进行，在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上，如果受托人的意愿和委托人的意愿发生冲突，必须执行委托人的意愿。

当然，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必须按委托人的意愿进行，并不意味着委托人可以任意干涉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受托人据以遵照的委托人意愿必须是在信托成立的时候就已形成的意愿，这些意愿包含在信托契约或信托遗嘱等信托文件之中，主要体现为信托目的以及委托人对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一些具体要求上。信托形成后，对委托人在执行信托的过程中非法强加给受托人的意愿，受托人是无义务遵守的。

第五，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信托目的。

信托目的是指委托人希望通过信托所要达到的目的。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不外乎有两个，在私益信托中是为了使受益人受益，以实现受益人的受益权；在公益信托中是为了实现特定公益目的。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要紧紧围绕信托目的进行。为了实现信托目的，一方面，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时候必须尽职尽责，努力使信托财产获得最大增值效果；另一方面，受托人必须忠诚地将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收益交付与受益人或用于特定公益用途。

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要围绕信托目的进行，不但是委托人的主观愿望，也是受益人实现受益权的客观要求，受托人能否做到此点，直接关系到受益人受益权的实现。所以，当受托人的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背离信托目的的时候，受益人有权要求其改正；如果受托人的行为造成受益人的损失，受益人可以要求受托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周小明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信托法学》，周玉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3、《信托法》，施天涛、余文然著，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4、《信托法之实用权益》，潘秀菊著，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85年版。

5、《英国信托法原理与判例》，何宝玉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信托法原论》，张淳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保全财产的含义篇9

关键词：宏观税收负担；税收收入税负率；财政收入税负率；政府收入税负率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税收增长率连续十几年大大高于GDP增长率，成为近几年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007年的十几年间，我国每年的GDP增长率在8％～11％之间，而税收增长率则维持在17％～25％之间，十几年间税收年均增长率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根据2007年5月福布斯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第三，仅次于法国和比利时。该杂志中文版从2002年开始，利用税负痛苦指数这一指标对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税负进行排行，而中国总处于前列。这些事实引发了我国政府和公民对于我国税负是否过重的考量。我国税收负担究竟过重还是合理，本文拟从对于税收负担的不同统计口径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税收负担

税收负担是指整个社会或单个纳税人(个人或法人)实际承受的税款，它表明国家课税对全社会产品价值的集中程度以及税款的不同分布所引起的不同纳税人的负担水平。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究竟多高才算合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税收理论问题。税收负担要适度合理，这既是税收的本质要求，也是制定、执行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基本原则。

依据考察层次的不同，税收负担主要分为宏观税收负担和微观税收负担。在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中，衡量社会总体税收负担的宏观税收负担指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税收负担的轻重程度，而微观税收负担指标并不完全反映纳税人的实际负担状况。因而，本文所说的税收负担是指宏观税收负担，主要研究我国的宏观税负是否过重。

宏观税收负担主要研究国家当年征收的税收总额与一国的社会产出总量或总经济规模之间的对比关系，即社会的总体税负水平，由于一国的经济总规模主要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因此，衡量宏观税负的指标主要有国民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其中，使用比较普遍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

国内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是指一定时期内税收收入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T/GDP)。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国土范围为依据计算的生产总值，包括国家领土范围内居民和非居民的全部最后产值和劳务总量，但不包括居民在境外的这个部分。国内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的公式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T/GDP)=税收收入总额/国内生产总值×100％

二、三种意义上的“税负”概念

税收负担，广义地讲，可以理解为一国公民相应于政府承担的经济负担，即该社会中的企业和个人向政府缴纳的所有支出。从这一角度理解，可以将宏观税负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税收收入意义上的宏观税收负担、财政收入意义上的宏观税收负担和政府总收入意义上的宏观税收负担。以下将这三种意义上的宏观税负分别简称为税负一、税负二和税负三。税负一是指税收收入占同期GDP的比重；税负二是指财政收入占同期GDP的比重，此处财政收入是指包括税收收入在内的预算内收入；税负三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同期GDP的比重，其中政府全部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还包括了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即它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

将宏观税负分为三种类型，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政府收入”除包含“税收收入”外，还有许多“非税收入”，具体包括：(1)属于规范性的、纳入预算的收入有：企业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城市水资源费、排污费以及其他杂项收入；(2)介于规范性与非规范性之间、未正式纳入预算但可比较精确统计的收入有：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费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等：(3)纯系现有制度体系之外、且无法加以精确统计的收入，则是由各部门、各地区“自立规章，自收自支”的各种收费、罚款、集资、摊派收入等。将“政府收入’视为“实际税负”而得出的“实际税负水平”才能真正反映中国国民和企业所感受到的税负压力。

三、三种衡量指标下的税负率比较

欲比较三种衡量指标下的不同税负率，需要首先得到历年我国GDP的总额和每年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和政府总收入的具体数值。表1是我国2001～2006年GDP、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和政府总收入表。可见，2001～2006年的6年间，GDP、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和政府总收入一直保持增长趋势。(表1)

下面根据表1计算得出三种衡量指标下我国的宏观税负率。(表2)

欲得出我国宏观税负是否轻或重，需要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对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报告，1990～2005年发展中国家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水平为18.14％～19.33％之间，发展中国家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率为25.58％～26.52％。

考察税负一可以发现，2001～2006年仅计算税收收入的税收负担率居于13.9％～16.5％之间，与发展中国家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水平相比，处于较低水平，仅看此项可见我国的宏观税负率并不高，处于合理范围。

考察税负二，计算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收负担率居于14.9％～18.4％之间，也处于相对正常的范围。

考察税负三，当将预算内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都算入广义税收之内时，我国的宏观税负率在2001～2004年间处于25.5％～26.8％之间，基本与发展中国家含社会保障缴款在内的宏观税负率范围相吻合；但在2005年，这一数值增长到27.9％，并且在2006年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达到30.6％。

保全财产的含义篇10

[关键词]科学哲学；会计准则演进范式；动态演变；静态稳定

一、关于波普、拉卡托斯和劳丹的科学哲学0的简要介绍

作为批判理性主义开创者的波普和历史学派中兴之士的拉卡托斯和劳丹，其关于科学理论、科学方法与科学判定标准的相关论述为各个科学门类的研究提供了指导性的思路。其中，在被视为科学哲学滥觞之作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波普提出了“判断科学与否的标准在于可证伪性”这一全新的观点，相关论述更是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们对于科学哲学的认识。随后，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和劳丹分别在扬弃中发展了波普的学说。从结果上来看，科学哲学的边界得以扩充，内容也愈加丰富。单就本文所要构建的会计准则体系演进范式而言，笔者认为选取波普对于“科学命题信息含量与有用性”的论述、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和劳丹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研究这三方面作为基础是恰当的。为了方便后文展开阐释。首先对这三方面的内容进行简要介绍。

(一)波普对于“科学命题信息含量与有用性”的论述

波普在对逻辑主义的归纳法进行批判时，对科学命题的陈述提出了如下观点：一个科学命题所蕴含的信息含量与其正确的可能性成反比，同时也与其有用性成正比。对于一个科学命题而言，如果它传递的信息越多，其可驳斥性就越大，相应的正确的可能性也越小，但有用性也会越高，反之亦然。例如如下两个命题：A.苏格拉底是人；B.苏格拉底是将希腊古典哲学推向高峰并首次提出伦理道德问题的哲学家。命题A相较于命题B而言，其信息含量较少，正确性更高，有用性较低。如果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实与正确，那么科学命题就应该只反复陈述同义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命题A无疑是更佳的选择。但此时科学只不过是简单回顾既定事实和已有知识，并不能给人们提供关于客观世界更多的认识。命题A几乎是毫无任何意义的陈述。它不能提供给人们关于苏格拉底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因此，科学的目的应该是在真实与有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与稳定，在某一特定的知识背景下，科学命题的陈述应当保持信息含量适中，同时兼顾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有用性。而当客观环境出现某种突破性事件使得需要对原有的命题进行修正时，真实与有用就会出现暂时的失衡，经过正确信息的扩充与错误信息的剔除之后，科学命题又会再次回到稳定状态。如此周而复始，科学命题便使得知识边界逐渐扩大，使得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处于一种渐进性的深化状态之中。

(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拉卡托斯在其所谓的“精致证伪主义”中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来阐释科学知识是如何增长的。拉卡托斯把他的科学研究纲领分为三部分内容：最内的部分为“硬核”，“硬核”之外是由辅助假说构成的“保护带”。保护带之外便是客观世界存在的各种“经验事实”。其中保护带通过“正面启发法”(positiveheuristics)和“反面启发法”(negative heuris―tics)来保护硬核。“正面启发法”是指对具有辅助假说性质的保护带提出建设性的修正和调整，意义在于“如何寻求某些正确研究道路”，而“反面启发法”则是将任何与硬核不一致的现象排除在研究纲领之外，意义在于“如何避免走某些错误研究道路”。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二者就是要保证“硬核”不受到摧毁性质的打击。只有如此，一个科学研究纲领才能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进而避免科学研究纲领之间出现经常性的替代。

对比而言，在波普眼中科学知识的更替是迅速的“革命式”，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解释的知识更替则是“渐进式”――科学的进步并不是经常发生革命的结果，而是不断修正、调整和弥补原有科学假说或研究纲领内核的过程。一个科学研究纲领无论通过正面启发法还是反面启发法都无法提供更强有力的解释的时候，硬核才随之瓦解，新的科学纲领便取而代之。

(三)劳丹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研究

作为当代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劳丹从“科学的最终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出发来探究“科学的合理性”。劳丹认为一个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只与该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相关。针对理论与问题的关系，劳丹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对于一个理论的检验就在于其是否对重要问题提供了满意的解答；二是在评价理论的价值时，该理论是否对重大问题进行了适当的解答远比评判该理论是否为“真实的”或“充分证实的”更为重要，因为人们对于“何者为真”往往很难达成一致的认识。因此，科学的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展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畴，通过观察某个科学理论所解决经验问题的数量和重要性以及减少反常概念问题的数量和重要性便能评价该理论的有效性。由此，劳丹得出了他关于科学进步的基本规定：当且仅当在某一领域的科学理论连续发展并显示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程度逐渐增加时，就可以说该科学理论带来了进步。

二、我国会计准则演进范式的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内容，笔者构建了如下范式来阐释我国会计准则的演进。其中图1为静态稳定状态，图2为动态演变状态：

从中间圆形向外依次标号为1至8，分别对应图1中相应标号的名称。例如，中间圆形标号为1，对应图1中的“1财务报告目标”；外面一层环形的标号为2，对应图1中的“2会计基本假设”。另外，第五环同时包括了“5，计量标准”和“6计量属性”，分别以半环形表示。整个同心圆之外正方形之内便是客观世界发生的经济事项。

(一)关于会计准则体系“硬核”的说明

根据拉卡托斯的理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是其最为坚固稳定的部分，是整个科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如果该部分出现经常性的变动，那么离该科学理论体系退化以至消亡也就不远了。而若要不出现经常性变动。那么相关信息的表述就应该以精练的特征来倾向于真实和正确。当然，这其中对信息的有用性会出现较大程度的丧失，不过为了维持“硬核”的稳固这种损失也是适得其所的。结合我国会计准则的特点，笔者认为将基本准则作为会计准则体系的“硬核”是恰当的，下面进行详细论述：

1.财务报告目标

作为整个会计准则体系最核心的部分，财务报告目标在信息含量方面展现的特点是精练性。相应地，其具备极高的正确性和稳定性。就正确性而言，虽然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孰先孰后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但实务界和理论界争论的不过是二者谁应放在第一位。对于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

观本身存在的意义，从未有人质疑，即便是在如今决策有用观被置为首位的情况下依然要“兼顾反映企业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对于稳定性，是指财务报告的目标一直是在二者之间进行抉择，既没有出现其他的财务报告目标，二者之间也没有出现一方彻底在财务报告目标中消失的情况。正是因为如此高程度的正确性和稳定性，选取财务报告目标作为整个会计准则体系的逻辑起点是恰如其分的。

2.会计基本假设

对于财务报告目标来讲，会计基本假设的信息含量更为丰富，其正确性和稳定性也就低于前者，存在着更多的可能性被调整和修正。事实上，正是因为会计基本假设一定程度的松动和突破才会出现高级会计学所涉及的业务，如货币计量假设的松动出现了外币业务会计与物价变动会计，会计主体假设的松动出现了合并财务报表与分支机构会计。 　 3.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指财务报告中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达到的标准，其正确性和稳定性较会计基本假设而言又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如果说会计假设仅是因客观经济事项的发生而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那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的某些概念甚至存在着被否定的可能。例如在当前公允价值运用范围日益扩大的趋势下，按照谨慎性要求对资产与负债、收入与费用进行的不匹配确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此外，可靠性与相关性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的冲突与矛盾也是降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稳定性的因素。

4.会计要素

从会计要素这一概念开始，财务报告便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六大要素是财务报告的直观显现。每一个要素都具有相应的定义、特征和确认条件，如此多的信息含量在能够提供较多有用价值的同时必然导致正确性和稳定性的进一步下降。例如，FASB对于资产的定义就经过了十数次的修正。与财务报告目标几乎未曾改变过相比，如此多次数的修正已然是相当大程度的不稳定了。

5.计量标准

本文将计量标准划分为计量依据与计量基础两部分，计量依据是指凭借何种理念来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而计量基础是指收入和费用的基本确认条件，在二者之间分别存在着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之争和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之争。就现行会计准则而言，在计量依据上贯彻的是资产负债观，在计量基础上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需要说明的是，现行基本准则中只是对计量基础进行了阐释，但对计量依据一资产负债观却只字未提。笔者认为这是当前基本准则的一个遗漏式缺陷。事实上，资产负债观贯穿于全部38项具体准则之中。例如金融资产期末价值的计量、所得税会计中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运用和利润表中综合收益项目的引入等。渗透性如此强的资产负债观理念却在基本准则中未加丝毫说明，不能不引起准则制定机构的注意。

与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能够在财务报告目标中兼容并存不同，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和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在计量依据和计量基础中的关系是彻底取代。例如，当前会计准则采用的是资产负债观和权责发生制。那么收入费用观和收付实现制就完全不会在会计准则中得以体现。从整个发展历程来看，计量依据和计量基础分别经历了“资产负债观――收入费用观――资产负债观”和“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的演变。将这种“你死我活”般的演变置于整个“硬核”的最与更外层的“保护带”相联系意味着“硬核”在此处将要质变为“保护带”。

6.计量属性

虽然在基本准则中关于计量属性的描述也是较为简练的，但笔者认为在对于相关概念的信息含量进行考察时不能只考虑显性信息，还应考虑隐性信息。从表面上看，基本准则只不过给出了五个计量属性的定义，但不能忽略的是对计量属性的研究也是卷帙浩繁的，这些研究便可称为相关概念的隐性信息，尤其是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对于公允价值的研究更是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公允价值能够引起如此多的争议和讨论，说明其在极不稳定的变化之中拥有巨大的价值。鉴于如此剧烈的不稳定性和丰富的价值，笔者将其与计量标准一起置于“硬核”的最。

(二)关于会计准则体系“保护带”的说明

在作为“硬核”的基本准则之外便是作为“保护带”存在的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它们通过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来保护硬核免受各种经验事实的破坏从而使得硬核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以衍生金融工具为例，在衍生金融工具刚出现时，会计准则便以其不符合资产的定义为由而将其作为表外事项，此时的具体准则中没有任何关于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会计处理的说明。这种拒之门外的做法便是反面启发法的体现，它通过一种排斥性手段维护了硬核的稳定――会计要素中资产的定义不用改动。而当越来越多的衍生金融工具出现时，此时如果仍将其作为表外事项，那么就有可能掩盖其风险，进而误导信息使用者的投资决策。违背决策有用观这一最核心的概念。为了维护财务报告目标的稳定，只能通过修改资产的定义来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财务报告之中，并且制定相应的具体准则来规范其会计处理。这种纳之门内的做法便是正面启发法的体现，它通过容纳性手段维护了硬核的稳定――财务报告目标中的决策有用观不用改动。正是通过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双管齐下，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通过不断的调整来维持硬核的稳定，进而持续地增强会计准则的解释力。

如前文所述，劳丹认为科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就体现在该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上。具体到本文研究的会计准则体系而言，这种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正是会计准则的解释力，即会计准则能够在经受住众多经济事项“挑战”的同时对它们进行如实公正的反映。需要强调的是，就像劳丹认为过多地探求“何者为真”是无意义的一样，过分地要求会计准则具有“真实性”也是不现实的。会计具有模糊性，在当前会计准则更偏重于会计执业人员的职业判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例如，谁能证明对某一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法就比平均年限法更“真实”呢?即便是同一台机器设备，不同的会计执业人员也有可能选择不同的折旧方法。只要能够结合固定资产的特点来进行权变选择，便是如实公正地反映该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因此，在当前会计准则留有相当大操作空间的情形下，能否增强会计准则的解释力才是评判会计准则中相关概念的变动是否合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