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十篇

心理学的基本观点篇1

学前儿童心理成熟程度决定儿童的行为方式。就儿童发展整体而言，生理的成熟先于心理的成熟，这表明了儿童身心发展具有不均衡性。而儿童身心发展的不均衡性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不同的年龄段儿童的身心发展的某一方面的发展速度与其他方面对比具有不均衡性，即体重和身高的生长高峰具有不同期性；二是身心发展的不同方向在时间上的呈现出早晚的不均衡性，生理发展先于心理成熟，有的儿童看起来很结实但他的内心不一定坚强。因此儿童的行为方式由儿童的心理成熟程度决定而不是由生理发展的成熟程度决定。

改变学前儿童所处环境和改变学前儿童同样重要。古语云：“与君子游，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孩子身边都有什么样的人，最近和谁交往，孩子最近是否有不良的变化倾向，这些都是心理咨询过程中心理咨询师和家长都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例如，有的孩子有悲观、忧郁或是暴力、攻击等不良倾向的玩伴，若孩子与这样的朋友交往，时间久了难免会沾染上相同的感彩。因而，有必要提醒家长孩子辨别能力有限，需要时刻的关注和适当的指引，在必要的时候应改变儿童所处环境，会有益于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家庭气氛及父母管教的方式决定学前儿童未来的生活形态。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成才十分重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着孩子未来的习惯、成就、素养甚至人格等。一方面，父母关系又是家庭环境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夫妻和睦会营造出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孩子会开心快乐，更有安全感，以便于产生积极向上的情绪体验，在潜移默化中发展出比较良好的对待社会和他人的态度，比较容易形成活泼、乐观、开朗的性格特征。反之，如果夫妻不睦，经常吵架甚至打架，会使孩子缺乏安全感，长期如此孩子就会逐渐形成负面生活态度，对社会和他人缺乏信任，更容易形成敌对叛逆的态度。另一方面，父母的教养方式也十分重要，教养方式分为民主型家庭、专制型家庭、放任型家庭等。其中，民主型家庭就是管教孩子要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对于孩子的合理要求和意见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支持，让孩子参与到涉及自身或家庭等有关问题的讨论和解决，这种方式不仅充分的发挥了孩子的独立自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助于培养孩子多方面的积极的性格特征。

学前儿童的自我概念和人际态度影响未来的发展。自我概念也叫自我，是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状态的认知。包括对自己生理状态、心理状态、人际关系及社会角色的认知。对孩子来讲，老师喜不喜欢我？爸爸妈妈爱不爱我？小伙伴们喜不喜欢和我一起玩？我在幼儿园的表现怎么样？这些都属于自我概念的认知。按照著名心理学家罗杰斯的观点，孩子心里中的自己要比实际上的自己对于孩子的长成更为重要。换句话说只要孩子认为自己是最棒的，那么即使他现在表现的还很普通，将来也可以成为最棒的。故此对孩子的教育要以表扬为主，因为对孩子来讲父母及周围人对他的态度就是他自我概念形成的基础，孩子从这些对待自己的态度中形成自我认知，如果这些态度是积极的，孩子自我概念就很有可能是积极的和自信的，如果这些态度是消极的，那么孩子自我概念也很有可能是消极的和自卑的。故此，对于学前儿童的家长和老师甚至这个社会都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表扬和鼓励，这样利于让孩子形成自信、乐观的自我概念。

秉承儿童心理咨询的这四大基本观点，不仅有利于提高儿童心理素质，降低了学前儿童出现心理疾病的可能性，更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家长和教师社会等方面对学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高度关注，心理咨询的探讨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惠萍，王祖莉，柯洪霞.简论师范院校儿童发展心理学的教学改革[J].课程.教材.教法.2007（07）.

[2]但菲.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变革学前儿童心理学课堂教学模式[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3（05）.

心理学的基本观点篇2

关键词：理想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5-0182-04

理想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不能忽视了理想问题的探讨，只有对学生进行科学的理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有理想教育的内容，但不够明确。应该把理想教育作为一个范畴提出来，突出理想教育的内容，既符合教育学生，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内容的新突破。

一、理想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科学命题。2007年底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提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提供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理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理想教育，坚定青年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信念，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心，树立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远大抱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出发点，在广大的青年学生中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培养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加强理想教育，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二、理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重要内容 理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应该是该课程中基本的范畴。理想是人们对于事物未来发展态势的一种期许和设想，是人们希望事物将来的发展符合主观的预期。理想可以是人们对自己将来人生规划的构建，可以是人们对物质世界变革的愿景，当然也可以是对未来社会发展模式的愿望。因此，我们谈理想，谈未来，应该从一般性上来考量，把它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范畴、哲学理念来加以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理想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57)。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不断地通过实践活动改变现有世界的过程，人们都是在事物现有状态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谋划和分析，加之理性的判断，为事物的将来状态作出计划，然后通过实践活动去达成目标的过程。这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改造世界的过程。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这种实践观坚持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从主客体相互作用中来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来都是把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发展看成是实践的产物，是从事物的现存状态和未来状态的统一中去认识实践的。

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地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P219)。传统的哲学研究，概括所表现的倾向是关注对客观规律和认识真理性的研究，因此以往的哲学研究是一种人们如何认识世界的方法论。而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思维能否反映存在”的解释中，不但有人们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也应该存在着认识之后如何生成新事物的问题。在思维反映存在的过程中，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以及它存在的规律，而在存在映现思维的过程中，人们会根据对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生成新事物，改造客观世界的理想。因此，哲学的功能不但是人们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人们如何改造世界的方法论问题。因此，理想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应该贯彻理想教育，突出理想教育，把理想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加以重点讲述，这样既符合该课程培养合格人才的宗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应贯彻理想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要培养具有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合格人才。高等教育中的广大大学生群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大学生在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体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从党中央到各个高校对这个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都特别重视。近年来，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虽然进行了不少的尝试和改革，力图使该课程能够达到让学生“真正喜欢，终身受用”的精品课程，为此我们要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新思路、新方法。

心理学的基本观点篇3

[关键词]伦理学基本问题 本体论 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1—0026-05

伦理学基本问题，是伦理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深入研究和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设立与提出，最早出自1961年冯友兰先生在《新建设》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伦理学基本问题受到我国伦理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广泛论争，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新世纪，面对我国伦理学的深入发展和进一步繁荣。回顾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论争，继续系统、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对于促进伦理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发展，依然是有意义的。

一、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论争

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论争，观点各异，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就其代表性观点而言，可分为两大类14种之多。当然也有观点反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认为伦理学基本问题之争“与其说它是一场十分重要的讨论，倒不如说它是一场‘冤枉的战争’，与其说它带来的是生气，倒不如说它带来的是混乱”，认为伦理学不可照搬哲学的基本问题之命题。但绝大多数观点则认为存在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一般说来，总是存在一个贯穿伦理学诸领域、制约伦理学学科发展的基础和本原问题，即伦理学基本问题”。但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内容是什么，却存在着纷争。

（一）单一问题说与多个问题说

1.单一问题说。单一问题说是指认为伦理学基本问题只有一个而非多个的一类观点和看法。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教科书体系的观点，在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先生主编的经典教材《伦理学》中予以完整阐述。这是我国伦理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看法，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具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二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第二种观点提出最早，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善恶问题。第四种观点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应有与实有的关系问题。第五种观点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第六种观点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问题。第七种观点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与道德规范必然性的关系问题。第八种观点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集体即公与私的关系问题。第九种观点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规范和主体意志的矛盾问题。第十种观点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的道德责任问题。第十一种观点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义与功利即义利关系问题。

2.多个问题说。多个问题说是指认为伦理学基本问题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的一类观点。目前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观点为“四问题说”，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有四个，即是善与恶、义与利、知与行、荣与辱的关系问题。第二种观点为“三问题说”，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与德、义与利、群与己三大关系问题，即道德义利群己关系问题。

（二）本体论意义上的基本问题与价值论意义上的基本问题

1.本体论意义上的基本问题。所谓本体论意义上的基本问题，是指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必须能够在本体论意义上有效区分各种伦理学理论。例如道德与利益谁决定谁，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基本问题。上述单一问题说中的第一、二、五、六、十一种观点大体上都属于此类问题。

2.价值论意义上的基本问题。所谓价值论意义上的基本问题，是指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必须要解答何种道德价值具有优先性的问题。例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何者优先？或者道与德、义与利、群与已彼此何者价值优先？都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基本问题。可见，上述单一问题说中的第三、四、七、八、九、十种观点和多个问题说中的第二种观点基本都属于价值论意义上的基本问题。有学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本体论问题不应再是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核心，“伦理学基本问题关于道德价值论的讨论，可以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念重构过程的路标”。

面对众多的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我们不仅要问：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伦理学基本问题？如果有，究竟是什么？而要搞清楚这一问题，就不得不先弄清楚，我们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讨论或使用“伦理学基本问题”，即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含义是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样的问题才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二、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含义

为什么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看法存在着众多的歧异，除了伦理学及其研究对象——道德的广延性和复杂性等原因以外，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含义缺乏一致的理解是其最主要的原因。而考察已有的讨论发现，学界往往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上，重点论证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内容是什么，而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含义本身却考察得不够，对这一术语的理解和使用也大相径庭，以至于彼此之间有时难以有效地借鉴和沟通。鉴于此，笔者认为应首先考察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含义。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理解。

（一）伦理学基本问题不等于基本的伦理学问题，不等于伦理学具体问题

伦理学基本问题不等于伦理学所要探讨的具体问题，伦理学所要探讨的具体问题可以有很多，因为不同类型的伦理学理论在时代境遇、论证方式、理论旨趣、个体风格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因此其所关注的伦理学问题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伦理学问题，甚至有的问题为所有伦理学理论类型所共同关注，例如善恶问题、应有和实有问题、意志自由和道德规范问题、人的道德责任问题，等等。但这些所谓“贯穿于伦理思想史始终”的问题、甚至是所有伦理学体系都“不可避免、不可不回答”的问题，只是基本的伦理学问题，不是伦理学的元问题或者最根本的、最高的问题，因此不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伦理学基本问题”，不是某一伦理学体系中的一个问题，而是全部伦理学的元问题，是决定如何理解和解释其他所有伦理学问题的根本问题。正是对这一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伦理学类型。其他各种具体的伦理学问题，哪怕是上述基本的伦理学问题，虽常常为几乎所有伦理学理论体系所共同关注，对其的不同回答也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的伦理学类型，但却不是伦理学基本问题。因为，首先，所有这些问题从本体论意义上说，只是体现“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环节。“伦理学基本问题”是作为“隐匿的前提”而存在的，它总是作为构成思想的“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伦理学基本问题”总是被扬弃为具体的伦理学问题或主要问题。以意志自由和道德规范问题为例，有学者认为，“道德是以道德规范与主体意志的矛盾结构方式来反映和体现社会基本矛盾的规律性的”。以此来证明意志自由和道德规范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但殊不知这恰恰说明了意志自由和道德规范问题只是个“表面”问题，背后还隐藏着作为“隐匿前提”的伦理学基本问题。其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即使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伦理学理论，也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伦理学类型的区分。以应有和实有问题为例，有学者认为，“应有与实有关系的解决，规定了伦理学其他问题解决的方向。例如，在什么样的实有基础上提出什么样的应有，使实有服从应有，使应有转化成实有。这种应有与实有的同一性问题，决定了各种道德体系的原则和规范，也决定着各种道德活动的标准、方向和方法”。这种区分显然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伦理学类型的区分。所以可以说，基本的伦理学问题是多元的，而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却是唯一的。

（二）伦理学基本问题不等于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

关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虽然有一定的分歧。但学界基本一致的看法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道德，简单说伦理学就是研究社会道德的学问，所以伦理学也可以称之为道德哲学。但众所周知，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并不能等同于本学科的理论本身。也就是说，作为伦理学研究对象的道德并不能等同于伦理学，同样，作为伦理学研究对象的道德，其存在的问题或基本矛盾，虽然对伦理学理论相当重要，也并不能等同于伦理学理论的问题或基本矛盾。即作为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与作为研究对象的、现实的道德生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却根本不同的概念或命题。

现实道德生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或矛盾，哪怕是基本的，也只是对象自身的基本问题和矛盾；伦理学基本问题是伦理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对其对象——道德现象进行研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是两个不同关系层次的概念。即对象本身存在的问题，是不能等同于对这一对象进行研究的理论体系所面临的问题的。就如同《红楼梦》这部名著本身存在的问题，是不能与红学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相混淆一样。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所表明的是对道德对象进行研究和说明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以道德的基本矛盾来取代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观点，显然是混淆了上述两个概念和命题的根本区别，是值得商榷的。

（三）伦理学基本问题不等于道德观的根本问题

道德观，简单地说就是对道德现象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多是指对全部道德现象的认识和观点，有时也是指对某一类道德现象的认识和观点。但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对一定社会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看法。可以说，每一种伦理学理论都潜在地表达了一种道德观，都潜在地体现了这种理论对道德的基本看法。甚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每一个有理性的社会主体都会有自己的道德观，有自己对道德问题和现象的基本观点和看法。这些对道德的观点和看法，有些可能是伦理学理论和社会主体所共同关注的，是根本的观点和看法。但这些观点和看法不能看作是伦理学基本问题。

伦理学基本问题不是道德观的根本问题，它是隐匿于各种道德观背后的问题，是一切伦理思想所以可能的背后的“看不见的手”。人们无论以怎样的道德观来理解和看待伦理学，实质上都是在这一隐匿的“看不见的手”的支撑下才是可能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们关于道德观的不同见解和看法，最终都要受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影响和制约。它是伦理学理论体系中的最本质的问题，当然也是任何伦理学理论及思想者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四）伦理学基本问题只能是一个问题，而非是多个问题

从语义上讲，基本即有基础、根本、开始之义，基本即根本。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是与该学科的其他问题相比较而言的，相较于其他问题，基本问题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它的回答决定着对其他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整个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是回答或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基本问题只能有一个，而不能是多个平行并列。对于从道德现象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中分别找出四个基本问题的观点，已有学者进行了反驳，认为划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不应该与整个伦理学体系分离，“这种划分方法，割裂了伦理学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把有机体的伦理学变为互不联系的无机体的伦理学”。“这种‘分解式’的划分，割裂了伦理学基本问题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没有反映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特点和规律。”

总之，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或称之为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或最高问题，它的意义犹如哲学基本问题之于哲学的意义一样。当然所谓“伦理学基本问题”，则既要能在本体论意义上作为划分一切伦理学类型的唯一标准，也要能在价值论意义上体现伦理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和理论本性，能够在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意义上将伦理学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从这个标准来看，教科书体系的观点是目前最为完备和恰当的观点，2012年出版的马工程教材《伦理学》也延续了这一观点。

三、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和使命

（一）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意义

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设立和论争是有意义的，并不是无谓的混乱和“冤枉的战争”。因为一门学科得以建立，不仅要明确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还要说明本学科的合法性和科学性。对新中国刚刚兴建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而言，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设立和论争，给该学科的合法性和科学性以充分的说明。

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迫切需要集中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问题，虽然伦理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需要学科自立，需要自立门户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理论基础；二是实践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学说，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必须能够解答现实道德问题，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生活。

以罗国杰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代表的教科书体系，很好地完成了上述任务。以教科书理论体系为代表的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设立和提出，既较好地解决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解答了道德的本质、功能、历史使命等基本的道德理论问题，成为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又解决了具体的道德理论问题，为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道德问题给予原则性回答，确立了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还解决了实践问题，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道德问题。指导了人们的道德生活。而“这一体系中理论、规范和实践三大块相互沟通的桥梁，正是该体系的伦理学基本问题，这一体系所探讨的道德理论，从提出到论证，也是以伦理学基本问题为元点的”。可见，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设立和提出，不是随心所欲的，是有重要理论意义的。

而对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论争，也不是无意义的混乱，而是任何理论研究的共性。任何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离不开各种理论纷争，而恰恰是在这种理论纷争中，所讨论的理论才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学界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论争，不仅不会给人们的认识带来混乱，而且有助于人们在伦理学基本问题上加强认识，有助于彰显伦理学研究的特点与思考方式，有助于科学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立。总之，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设立和论争既是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又反过来为伦理学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伦理学基本问题的使命

有学者认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使命已经终结了。“‘伦理学基本问题’的目标在于重建当代中国的实践理性，但是它并没有完成这样的任务，吐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伦理学始终面临诸多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将不再可能以‘基本问题’的方式进行设问与解答，否则有可能陷入简单的理论轮回。”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

心理学的基本观点篇4

关键词：语文；论述文；教学

论述类文本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文体。从文本的长度上，一般分为论著、论文和一般论述文；从文本表达的手法上，可以分为立论文和驳论文；从文章内容的角度，分科学研究论文和事理论文，科学论文又可分为社会科学论文、自然科学论文和技术论文。

一、通读全文，分析文本结构，把握写作思路

在通读全文的基础上，看作者在引论部分引出了怎样的观点，在本论部分是怎样阐述观点，看文本有没有结论部分。若有，则看是对本论的总结，还是联系实际解决问题。这是对全文思路结构的整体把握。弄清论述类文本的结构，为理解作者的观点态度做好准备。

二、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作者观点态度的表达，因文体、风格不同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有差异。或直接表明观点态度，或暗示，含蓄委婉地抒写感情倾向，或集中议论抒情，或散见于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分析文中观点态度：（1）对作者明确表现出了自己观点态度的文本，要准确从中找出这种观点态度；（2）对蕴藏多种不同观点态度的文本，要能够通过辨别筛选，提取作者的观点态度；（3）对于没有明显表现出作者观点态度，较复杂较含蓄的文本，要通过分析归纳，较准确地概括出作者的观点态度；（4）准确、简洁地表述出作者在文本中的观点态度。

论述性文本中，作者的观点态度集中体现为中心论点，较之其他类文本更为明显。中心论点是全文的灵魂，有的“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心论点，有的把中心论点放在文本的结束部分，是在分析、议论的基础上得出中心论点（或说出结论）。文本的首尾都没有用明确的语言把中心论点摆出来，需要提炼归纳。这种情况在考试中经常出现，其目的就是考查学生对作者观点、态度的分析概括能力，即能够准确意会、准确言传。

在把握中心论点时，若是前两种情况，就可以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在文本开头或结尾尝试找关键性句子；如果是第三种情况，就应当先分析文本的各个部分，看它分别写了些什么，它们之间又有着什么联系，再找出它们的结合点加以归纳，用一个完整的判断句式把中心论点表述出来。

作者的观点态度在文本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在解读时，要注意表示观点态度的标志性词语。领起观点态度的词语有“认为”“以为”“感到”“虽然……但是……”等，直接表示观点态度的词语有“同意”“支持”“怀疑”等。在具体解读时，不能仅找到中心论点事，有时还需要对分论点（支撑中心论点的观点）进行分析概括。

三、在局部分析中，把握观点与材料之间的联系

在论述类文本中，用来作为论据的通常有两类：一是事实论据，即用非常典型的事例作立论的依据；二是理论论据，即用具有权威性的经典语录（名言）证明中心论点的成立。在解读论述类文本的时候，针对所选用的论据，要认真探究作者为什么要举这些例子、为什么要引用这些名言。在解读论述类文本的时候，需仔细思考论据和论点之间的逻辑联系。

在理解观点和材料之间关系时，需要注意两点：（1）论据的使用。（2）论据是否典型。典型才具有说服力，典型才能够有效地证明观点。

四、把握论述过程

作者的思想是否深刻、观点是否科学、逻辑是否严密，全在论述过程中体现出来。论述是否清楚、全面、深刻，直接关系到作者的论点是否能够成立，也关系到能否得到学生的理解、认可。这就要求论述必须充分，层次清晰，说理全面深刻。一般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1.换角度论述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会让人对所论述的问题认识更深刻，所得出的观点也会更令人信服。对同一问题，既可以从正面论述，也可以从反面论述。

2.条分缕析

有人写论述性文本，尽管使用一些论据，但却让人感觉论述不透。认真考量其原因，往往是未对论据作深入分析，没有把论据中与自己观点紧密相连的内容凸显出来。“分析”一词的本义就是把事物有条理地分成若干组成部分或组成因素。对论据的“分析”是把论据有条理地分成若干组成部分或组成因素，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论述就会精辟。

3.追根溯源

分析事理，就事论事，给人的感觉往往不够深刻。若能够透过事物的表层现象，对其本质作剖析，情况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五、理解文中重要词语、句子的含义，领会论述类文本语言的准确性

理解语言的准确性，是对论述类文本解读和教学的基本要求。准确是语言表述严密：该确定的，就不能模棱两可，反之亦然。论述类文本中，概念必须明确，判断必须恰当，推理必须严密。语言的准确性还体现为态度的明确而不含糊――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褒是贬，都要明确无疑。要领会论述语言的准确性，就要理解关键的词语、句子，特捌是长句。

心理学的基本观点篇5

一、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在新的发展阶段最具针对性、最能解决问题、最管用的科学理论。理解和领会科学发展观，关键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出发，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义。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历经艰难曲折后对国情作出的最重要的判断。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是指生产力不发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同时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因此，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不发展就没有出路，就无法巩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把“为什么发展”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统一起来，赋予发展以新的科学内涵，强调又好又快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出发，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认为经济发展并不等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才是发展的最核心内容，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回答了“为谁发展”和“依靠谁发展”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是要在坚持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关心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就是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社会主义人文关怀，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出发，牢牢把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这四个方面建设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必须协调推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把握住全面、协调、可持续，就从根本上把握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也就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牢牢把握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在揭示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系统回答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的观点；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把这些方法论具体运用在解决发展的问题上，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做到统筹兼顾。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要求，统筹兼顾，既要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又要注重实现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的良性互动，同时还要把握全局，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做到重点论和全面论的统一。只有掌握统筹兼顾这一重要的思想方法，我们才能卓有成效地领导科学发展、实现科学发展。

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重大关系

全面把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要从战略的高度进一步认识和处理好事关全局的一些重大关系。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党的基本理论同党的基本路线是相辅相成的，基本理论指导基本路线，基本路线保障基本理论的实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导全局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为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不能割裂开来。只有着力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才能得到更好的保证；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才能更好地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兴国之要，努力实现科学发展；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不断夯实科学发展的政治基石；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强国之路，着力激发科学发展的活力源泉。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科学发展是社会和谐的灵魂，对构建和谐社会起着统领作用；社会和谐是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所以，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一手抓经济发展，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一手抓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要把二者的结合点放在更加重视民生、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上，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深化改革开放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既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影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不少深层次矛盾，归根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任重道远，必须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统筹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更加注重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关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加强党的建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科学发展观赋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历史任务，为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加强党的建设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社会发展进步、更好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而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三、全力推动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关键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动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要进一步兴起学习宣传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实现科学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从省情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了发展抓项目、改革抓创新、和谐抓民生、保证抓党建，全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三大支撑的总体思路。坚持把统筹城乡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培育壮大优势产业、提升城市的带动力上，把统筹区域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发挥优势、走各具特色的发展之路上，把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加强生态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把统筹自身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着力点放在改善投资环境、培育壮大多元投资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惠。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一旦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就会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心理学的基本观点篇6

[摘要]马克思的实践观，最是一种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原则和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否定与解构，超越了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主客同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以实践这一本体的中介为基础，超越了传统唯物论与唯一心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实践是一种思维方式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

心理学的基本观点篇7

一、“接着讲”的含义

“接着讲”是冯友兰在1939年出版的《新理学》一书中提出的。在《新理学》的《绪论》中，冯友兰指出：“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1］到了晚年，冯友兰对“接着讲”的中国哲学开展方式作了重申，他说：“中国需要近代化，哲学也需要近代化。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那些似乎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和‘照着讲’的分别。”［2］我们可以综合这两段话，分析“接着讲”的具体含义。对此，蒙培元的解读是值得参考的。蒙培元认为，“照着讲”是哲学史的方法，即“忠实于传统哲学的‘本来意义，并用现代语言将其写出来”；而“接着讲”是哲学的方法，“着眼于哲学的发展和新的创造，是有明显的时代性的，而时代性就意味着新东西的产生”。此外，他还具体分析了“接着讲”的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赋予中国哲学以全新的现性精神，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第二层涵义是，在中国哲学形式化、理性化的同时，要保留、继承其最核心实质内容，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3］蒙培元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接着讲”是哲学创造，不是哲学史研究；第二、“接着讲”有新内容产生；第三，“接着讲”是实现中国哲学的理性化；第四、“接着讲”应继承中国哲学最核心实质的内容。这四点与冯友兰的上述论述具有对应性：第一点对应“新理学”体系的创建；第二点对应冯友兰所说的“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不相同之处”；第三点对应“新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那些似乎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第四点对应“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从以上的对应可以看出，蒙培元对“接着讲”的解读是相当准确、全面的。然而，第四点值得进一步思考。“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当然意味着对原有的中国哲学有所继承，并且要使中国哲学仍然称得上是中国哲学，必须继承原有中国哲学最核心实质的内容。可是，如果只是“保留、继承其最核心实质内容，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并不能充分体现“接着”的含义。“接着”的确蕴含着保留和继承，但确切的讲，它意味着从某个地方“继续”，特别是从一个曾经发展较好的地方。就中国哲学而言，“接着”应该指接续中国哲学发展最后、最好的高峰。具体到儒学，“接着讲”也就意味着接续宋明理学讲，因为宋明理学是传统儒家哲学发展的巅峰。所以“接着讲”并不仅仅是保留、继承中国哲学中最核心实质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特别是终极价值内容，是中国哲学的任何一种形态都具有的，“接着讲”实际上一定是接着中国哲学的某种形态讲。比如，冯友兰的“新理学”“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综上，所谓“接着讲”是指接续中国哲学某种具体形态的哲学建构，根据时代需求，这种哲学建构应采用新的表达方式并开展出新的内容。在现代社会中，所谓“新的表达方式”，也就是理性化的形式；“新的内容”，简言之，主要是能够融摄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现代新儒家的新儒学建构，基本遵循的是“接着讲”的开展方式。除了冯友兰大体接续宋明道学中的理学一派外，梁漱溟、熊十力、贺麟、牟宗三、唐君毅等大体接续的是宋明道学中的心学一派。但无论他们接续的是那种儒学形态，他们大都以理性化的方式建构了较为精致的哲学体系（如果说梁、熊哲学的理性化不太明显的话，冯、贺、牟、唐哲学的理性化则十分明显），并在哲学体系的建构中竭力为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保留地位。不过，今天看来，现代新儒家虽然在哲学建构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们并没有完成儒学现代转型的任务，所以当代儒家学者们依然在为儒学的现代转化而努力着。需要反思的是，现代新儒家在儒学现代转化上的不成功，是其“接着讲”的不完善？还是“接着讲”的儒学开展方式本身存在问题？事实上，现代新儒家已经把“接着讲”发挥到了极致，即便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也不过需要小修小补，在这条道路上超越现代新儒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此，现代新儒家没有完成儒学现代转化的根本原因是“接着讲”的中国哲学开展方式存在问题。

二、“接着讲”的局限

“接着讲”的中国哲学开展方式存在什么问题？欲回答此问题，首先应该反思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接着讲”正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提出的。其实，中国哲学应该朝什么目标发展，根本上要看中国文化的发展目标。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目标，梁漱溟指出了一个大体的方向：“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4］梁漱溟的观点可以概括为：批判的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剔除印度态度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本批判的接纳西方近现代文化。尽管梁漱溟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应发扬什么和批判什么皆有所列举，但他只是指出一笼统的方向，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目标。相对而言，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的论述是具体的，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他们明确指出：“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国，亦需要科学与实用技术，中国文化中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但是其所以需要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乃所以使中国人在自觉成为一道德的主体之外，兼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活动的主体。”此外，他们还指出，西方文化也需要接受中国文化当下即是的精神、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之情感、使历史悠久的智慧以及天下一家的情怀。他们认为，世界文化只有综合中西文化之长，然后才能使世界各民族“共同担负人类的艰难、苦病、缺点、过失，然后才能开出人类的新路。”［5］475－525由此可以看出，牟、唐等人认为，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应以塑造兼具道德主体、政治主体、认识主体的个体，科技发达、政治民主的国家，民族平等、和谐互助的世界为目标。他们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确应该朝着这一目标发展。哲学作为对世界、人生的根本思考应该为其所在文化中的基本观念奠基，因此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目标应该是为现代化的中国文化之基本观念奠基。即应该为现代性的个体、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国家、世界等观念奠基。此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求中国哲学：第一、对现代化的中国文化之基本观念做清晰的界定，这要求中国哲学采用理性化的表达方式；第二、围绕这些基本观念展开哲学的思考，这要求中国哲学将这些基本观念作为核心话语，并将与这些基本观念相关的问题作为核心问题；第三、对这些基本观念得以可能的根据及其结构作出说明，这要求中国哲学体系的架构与此一致。现在的问题是：“接着讲”的中国哲学开展方式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吗？上文讲到，“接着讲”要求中国哲学根据时代需求采用新的表达方式（理性化的形式）并开展出新的内容（融摄科学和民主）。但有一个前提，即接续某种传统的中国哲学形态。这样一来，新的哲学体系虽可以实现理性化的表达，但它所使用的话语、探讨的基本问题、哲学体系的大体架构不可能发生根本的转换。因为这些方面若发生根本的转换，新的哲学体系所接续的传统哲学形态也就不存在了。以冯友兰的“新理学”为例，“新理学”在表达方式上虽然是“逻辑化”的，但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依然是道、太极、理、气、性、心、欲、势等，讨论的基本问题也不外理气关系、心性关系、理欲关系、成圣之道等，哲学体系的基本架构与宋明道学中的理学派也大体一致。而这样的话语体系、基本问题及理论架构必然是“新理学”的核心内容，即便“新理学”可以为现代性的个体、科学、民主观念留有余地，但很难将这些观念及其相关问题作为理论建构的核心内容。这样一来，“新理学”所探讨的核心观念、基本问题甚至理论架构就与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目标不相应了。从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家的主要贡献在于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理性化，并在现代新儒学的理论体系中为民主、科学的发展留下了余地。但“留有余地”并不意味着成功的为这些观念做了奠基。现代性的个体、科学、民主等观念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观念，不为这些观念奠基，依旧将心性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哲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只能越来越边缘化。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对儒学融摄科学和民主的贡献最大，提出了“良知坎陷”说并撰写了“新外王三书”。但牟宗三思想的主体依然是心性问题，所以他的整体思想才被称为“道德的形而上学”。更为关键的是，即便牟宗三有上述努力，可是他并没有细致的探讨作为科学之基础的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也没有细致的探讨作为民主政治之基础的自由、平等的个体何以可能的问题。如果牟宗三在讨论心性问题之外，也能向康德一样细致的展开这些问题，那么，他的思想将不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融摄“认识的形而上学”、“自由的形而上学”的新形而上学。这样一来，心性观念及其问题将不再是儒学的核心话语和核心问题，儒学的理论架构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样的新形而上学也就不能被称为“新理学”或“新心学”了。可见，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目标要求打破中国哲学固有的形态（打破固有的话语体系、核心问题和理论架构），而“接着讲”的中国哲学开展方式恰恰是要接续某种传统的中国哲学形态，这势必会给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造成困境。其实，“接着讲”的根本问题在于，执着于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形态，并将其作为中国哲学的根本。以儒学为例，现代新儒家始终认为，宋明时期的心性儒学是儒家的根本。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所说：“实则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中国心性之学，乃至宋明而后大盛”；“不了解中国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之文化也”［5］490。这其实是对儒家的误解，即将儒学的某种形态等同于儒家的根本。事实上，任何一种儒学形态，都是儒家根本观念的某种体现，将观念的某种体现作为儒家根本观念本身，也就没有真正发掘到儒家最本源性的观念。大凡某种儒学形态总有它的局限，一旦时代的发展要求打破这种局限，就应该舍弃这种儒学形态，以儒家最本源性的观念为基础建构新的儒学形态。执着于以往的某种儒学形态，注定不会成功。这就是“接着讲”的根本困局所在。

三、从“接着讲”到“重建”

新世纪以来，“接着讲”的中国哲学开展方式逐渐受到冷落，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重建中国哲学”。［6］但他们所倡导的“中国哲学的重建”大多是追求一种新的中国哲学形态的建构，这与“接着讲”有着根本的不同。如上文所述，“接着讲”要求接续某种固有的中国哲学形态，而一旦以某种固有的中国哲学形态为本，新中国哲学所使用的话语、探讨的基本问题、哲学体系的大体架构就不可能发生根本的转换。因此，只有“重建中国哲学”，建构一种新的中国哲学形态，才能实现哲学话语、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基本架构的根本转换，才能适应现代化之中国文化的发展要求。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哲学的重建虽然要求打破固有的中国哲学形态，不以传统的任何一种中国哲学形态为本，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的重建不需要以任何传统资源为本。如果是“打破一切”、“白手起家”、对传统毫无借鉴的重建，这样建构起来的中国哲学也就失去了“民族性”、“中国性”，只是“在中国的哲学”了。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应该进行这样“彻底的重建”。如甘阳认为，传统并不是凝结于过去的一种确定的“实体”，而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在创造之中，向未来敞开无穷的可能性。“从我们今日来说，就是要创造出过去的中国人不曾有过的新的现代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而所谓‘批判的继承’，也就并不只是在‘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中挑挑拣拣，而是要对它们的整体进行根本改造，彻底的重建。”他还说，重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必须把传统的儒、道文化带入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中，在这个新的文化系统中，儒家文化只是一个次要的、从属的成分。［7］甘阳这里谈的虽然是“中国文化”，但已经包含了对“中国哲学”的态度，根据他的观点，中国哲学当然也要进行彻底的重建，在新的“中国哲学”中，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必然也是一个次要、从属的成分。郭齐勇曾对甘阳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说甘阳的“彻底重建”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事实上二者并不能画等号；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但传统并非没有合理的层面；忽视了传统文化中可供挖掘的潜在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维水平的提高，人们可以不断的发现和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8］郭齐勇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无论如何，中国哲学的重建不是要凭空创造一个中国哲学，而是要建构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如同宋明道学家们建构了区别于汉唐经学的儒学新形态一样，中国哲学在今天的使命，应该是建构不同于传统中国哲学形态的现代性中国哲学。可是，如果不凭空创造，中国哲学的重建应该从传统中继承什么、怎样继承、又如何重建？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四、如何“重建”？

心理学的基本观点篇8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偏概全/完整性

【 正 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着,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着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着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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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着作的出现。在这部着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心理学的基本观点篇9

以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目的，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动员组织全社会的力量予以实施，并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从社会主义社会才开始的。所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质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和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政治基石，两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陆续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也使用了一些名词，诸如以人为本、和谐、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理解和使用这些范畴时，一定要注意抽象和具体、历史和现实、普遍和特殊的结合，在理论上分清原则界限，避免混淆是非，防止误解。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质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发展观

为什么说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简言之，一是由于以人为本简明扼要、正确精辟地概括了实现科学发展所必须坚持的出发点、主体、动力、目的等基本原则，而这些正是构成科学发展观核心内容的基本要素。二是由于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统筹兼顾，能否实现的前提和关键。

从理论上看，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纯粹描述自然界和社会运动客观过程的一般发展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主要是指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问题。是党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人民如何自觉地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观点。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一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有自觉能动性的基本观点，贯彻于社会发展论。在尊重自然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突出人的主体性，集中表达了人类应该如何能动地改变客观世界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以及这一主体和客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所持的基本观点。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贯彻于社会发展论。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者，理应成为社会的主人和社会财富的享用者。所以，把以人为本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充分肯定了人、人民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从实践上看，把以人为本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抓住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保证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总体战略。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必须走发展之路，这是大势所趋，人之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诸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别扩大；资源耗损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贪污腐败、安全事故、官僚主义等社会消极因素不断发生，虽经整治，形势依然严峻。这些情况已经危害了人民的利益，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发展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不仅要把发展放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社会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不动摇，而且必须更加明确：发展的主体是谁、依靠谁来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成果归于谁？衡量发展功过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提出以人为本，就是为了正确回答这些重大原则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人民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如何发展，都应由人民做主，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发展的成果也应该由全体人民共享。所以，主张发展应“以人为本”，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只有正确解决这一世界观问题、立场问题，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排除发展过程中各种错误倾向和消极因素的干扰，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才能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化解矛盾；才能真正做到统筹兼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发展的成果最终惠及社会全体成员。

放眼人类历史和当代世界现实可以看到，人类真正自觉地设计整个社会发展的蓝图，以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目的，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动员组织全社会的力量予以实施，并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从社会主义社会才开始的，也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实现。所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质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应该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

十七大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我认为，以人为本应该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理由主要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作为科学发展观核 心的以人为本思想，当然也是一脉相承的。二是科学发展观是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是今后长时期内统领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指导方针和战略思想，不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而且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都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就是说，都必须把以人为本放在规划和实践发展的核心位置，确保其成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评价标准。那么，顺理成章，以人为本也就理所应当地，应该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当然，确立这一科学论断，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做出更加严密的逻辑论证。这是一个大课题，是需要经过一系列专题研究才能综合完成的。我在这里只能做到先提出问题，举例说明之。

例如，以人为本与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如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首先要求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就是说，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离不开四项基本原则。只有坚持“立国之本”，依靠这个强大的政治基石，国家和人民的生存发展才有保证，才能实现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另一方面，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离开以人为本。前面已说明，以人为本内涵之中，包括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如果人民不能实施当家作主的权力，或者党和政府脱离人民群众，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能保障人民的权益，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那么，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民主专政，都将会丧失生命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会变质，四项基本原则最终也会被抛弃掉。所以，以人为本和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政治基石，两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心理学的基本观点篇10

关键词：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西方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时期。人本主义的最早宣言是普罗泰格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认为人应该是道德的，提出了“认识你自己”使人本主义的探索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在罗马专制时代以及中世纪，人把人自身的本质加以客观化并以这种虚幻的方式探索自我。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为人本主义的表现形式使人对自身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使人类的主体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凸显出来。而到法国启蒙运动开始，人道主义逐渐取代人文主义作为人本主义的表现方式。

西方人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这些理论以人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归宿，从人本身出发关注人的各种问题，并延伸探索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以及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人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的自我意识由朦胧发展为客观、由觉醒发展到纯粹理性。而人本主义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两点：

（1）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和延续性。从人本的最早宣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人道主义这几种理论思想和表现形式都是人本主义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结果，符合时代的要求和特征。但是，这几种理论都是都是在对人本主义的探索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延续性。

（2）尊重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尊重人，尊重个人的人格和尊严，主张人人平等和人的自由，关注人的现实幸福。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中国的建立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奠定了政治前提、物质基础和思想准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断和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实事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

三、西方人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异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本主义，都强调一切都要以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关注人，尊重人的权利，关注人的生存发展的各种问题，注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但是两种思想理论在发展过程、侧重点上又有较大不同。

（1）西方人本主义从古希腊到近现代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有其“代言人”，符合不同时代的特征，提出符合时代的理论和特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比西方人本主义发展历史较短，是改革开放后不断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

（2）西方人本主义从人与动物的区别来理解人，更侧重于“类”意义上的人，强调人的共同性。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不仅从“类”意义上来理解，还从群体的意义上和个体意义上来理解人，更强调人的社会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

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策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人本主义的比较中，我们要从西方人本主义的发展中得到借鉴，例如要注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身理论的不断丰富发展。另外我们也要主抓自身的重点和优点，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以人为本，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接地气”，更要“落地”。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1）社会核心价值观理论自身要做到与时俱进。首先，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社会，是与时俱进的社会，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在精神层面上的集中体现，同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僵硬的教条，而要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达到完备和成熟的状态要经过一个实践和理论相互结合、相互推动的较长的磨合期。正如西方人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随着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在内容和表述上适当调整和完善，但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不能改变。

（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与不同的人群相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要面向大众、走进大众，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中。因而面对不同的人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和宣传方式要有所不同，这体现在内容的贴近性和方式的新颖性。对于不同的人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重点要有所不同，要与其所从事工作、接触的事物贴近。采取的方式要以新颖、独特和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为重点，只有当群众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价值观的思想才有可能被接受和认同。

（3）国家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设计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思路、具体路径和措施。而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前，要加强社会主义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努力消除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发展成果更惠及全体人民，解决好全体人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利益问题，不断增强全体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4）坚持长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要从小抓起，这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相互协调和合作，使学生在不同的氛围中都能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而学校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教育系统要构建衔接大中小的德育课程和教材体系，使学生有阶段、有层次的接受社会主义的教育，让社会主义价值观能进入学生头脑、深入其心，最终转换为其日常的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1]：瑞士安・邦纳，希腊文明[A]当代哲学思潮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2]崔连仲，《世界史（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83.

[3]陈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兼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策，探索，2013（2）

[4]冯秀军，王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个基本问题，教学与研究，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