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践观的含义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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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317-01

在系统论的发展史中，几乎所有的系统论研究者都或多或少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间系统论的关系。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他的理论的先驱。美国D·麦奎因和T·安贝吉认为，马克思是一位早期的系统论者，他的“理论工作的主要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富有成果的现代系统方法研究的先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系统论思想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系统科学及二者间关系的认识，对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科学背景下的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

一、唯物辩证法中的系统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系统思想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明确地提出过“系统”概念。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使用过、“系统”、“有机系统”、“系统发展为整体性”以及“思想体系”、“社会体系”、“社会机体”、“统一的整体”等包含着系统思想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存在形式，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永恒地运动着，发展着的。整个世界是由千差万别的具体物质形态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各种吻质形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恩格斯曾经根据科学发展所提共的材料，按照运动形式的不同物质基础、依据的矛盾特殊性及其固有的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高的次序，把世界上各种物质运动概括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五种基本运动形式，力图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系统的清晰图画。这一系列思想和观点，在哲学上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从系统论的角度则应被看作是现代系统论的系统观点、动态观点和等级观点的先导。

二、认识论中的系统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个开放的系统。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一般认为，人的认识系统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等反复不断的过程。这个反复不断的过程，就是一个认识上的系统。这个系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也就是说，这些认识和实践上的反复，并不是简单地机械重复。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深化了认识。每一次新的实践，都会产生新的认识，而新的认识又会进一步推动实践的发展。经过多次的反复认识和反复实践，人们的思想认识才会逐步接近真理、认识真理，才能逐步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一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观点引人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他们认为，人类的认识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发展的过程，其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能动地反映客体并充满矛盾的过程。马克思不仅对实践的多层次、多形式的综合特点作了阐述，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又阐述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决定了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对此，概括为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的飞跃，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运动过程。从以上的概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发了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所具有的综合动态过程的内涵，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描绘了认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

三、社会历史观中的系统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个有机体，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都是一个与外界不断交换信息的有机系统，都应当包含人口、资源、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经典作家看来，无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应当包括上述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以及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实践性、整体性和系统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中的系统思想，既重视社会建设格局的整体性，也重视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性。但经典作家并没有树立明确的社会发展的格局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也是一种矛盾运动、前进发展的系统整体。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中通过对社会结构全面深入的剖析提出了社会形态这一基本范畴。社会形态是同一定生产力相适应的由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有机体。在社会形态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中包含着人类历史是一自然发展过程的深刻理解。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看成是多层次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整体，他曾经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在人类社会形态动态的演化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各个侧面阐述了其中所包含着的内在的一般规律。贝塔朗菲在社会历史的存在形式及社会历史的演进规律等问题上受到了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影响。由此可见贝塔朗菲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存在着内在的贯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系统思想对系统论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著作中，也同样包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观点。从系统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系统思想对现代系统论创立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人类思想中的宝贵财富。就连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也毫不隐讳地承认这一点：“一般系统论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雷同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现代系统论作为一种科学性的思想和方法，作为一门横断学科，早已经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了。在科学技术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学习、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系统思想，并深入研究现代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第2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2

[关键词]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实践观

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实践”这一哲学范畴。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哲学基本问题的钥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性的范畴。

一、阐释《提纲》中的实践观

任何问题的提出,都不是哲学家们任意杜撰出来的,而是时展的产物,是哲学家们对时展进行分析并给予解答的最实用的方式。实践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早就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注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众多的哲学家们并没有科学地解决实践的本质问题。而《提纲》第一次以崭新的姿态揭示了革命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统一,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从而不仅从整体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还为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纲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期,马克思就从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依据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从中提出了唯物主义实践观,从而确立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提出是哲学发展的产物,是时展的产物。

马克思在《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当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人们通常以为,马克思这段话的主旨是强调:人的实践活动是检验理论性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包含着这层含义,更涵盖着对传统的哲学研究方式进行了透彻的批判。没有人的实践,在纯粹思想领域中从事哲学研究,这样的研究也只是空谈,哲学的研究方式不应该脱离人的问题,尤其是人的实践活动来探讨任何理论问题。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概念的提出才使马克思的思想超越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以前所有的哲学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更为科学的哲学理论。

二、诠释实践观的本质含义

第一,实践是人对自然物改造的、人和人之间关系形成的、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与观念转换的过程。物质生产是以人自身活动来改造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又必然要交换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以此,马克思就找到了把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与现实性、客观性、物质性统一起来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实践活动。

第二,实践是人以具体的“做”的方式把握客体,异与以观念的方式把握客体的活动。因此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即实践是人把自己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并运用物质手段同物质对象发生实际的相互作用。实践的直接现实性是既同人的主观活动相联系,又能从人的主观活动中分离出来,物化即外化为感性的客观实在。这表明,实践本质上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即它是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现实活动。

第三,实践活动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异与动物消极地适应自然的活动。实践的自主性表现在,人通过实践不但能够认识客观规律,而且能够利用客观规律,使客观规律为人所用,从而使物按照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达到物被人所掌握和占有的目的。实践的创造性表现在,它创造出按照自然运动本身无法产生的事物。实践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实践是由人发动同时又是为了人的活动,它使人与物的关系由物支配人变成了人支配物,由此确立了人对自然界的主体地位。

三、把握“实践”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包含着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思维方式的意蕴,它体现了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精神实质。因而把握实践的基本内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践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出发点,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理解马克思哲学中实践的意蕴,才能掌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学说的写作思路和出发点。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深刻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创立了唯物史观;从对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的劳动实践进行分析,揭示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使资本主义社会贪婪地追求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秘密暴露出来,给了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一棒,由此,建立剩余价值学说。以上两种学说的建立也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具有实践意义。如果不从主体实践活动的视野出发,不运用实践思维方式,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社会规律和人的本质,所以,把握实践的内涵不但是我们不断深入解读马克思的需要,同时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从现实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更离不开马克思实践理论的指导。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关注的是“改造”,而不是“解释”,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就要求我们每个人在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亲身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队伍中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5.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3

关键字：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价值哲学；实践价值

价值哲学研究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创始人文德尔班及李凯尔皆以研究“价值哲学”而著称于世，他们认为“哲学的目的就是研究这些作为价值的价值”[1]。而弗莱堡学派价值哲学研究兴起之时，正是马克思学说广泛传播之日。作为人类生活的反思和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价值哲学把现实的人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对人的完整诠释，使马克思哲学真正具有了价值意蕴。时代在发展，理论亟需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散发着马克思的浓烈气息。对此，本文通过对科学发展观内含的马克思价值哲学进行梳理，进而为洞悉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底蕴做出初步思考。

一、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价值哲学三重体现

科学发展观是是我们党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国内外发展问题之经验教训基础上凝练出来的。职是之故，作为内含于马克思哲学的价值哲学，无疑是科学发展观的滥觞，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价值哲学的递进。

（一）科学发展观中的马克思实践价值。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凝结出的一个具有根本性指针的理论创新，是在总结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新世纪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面临诸多难题：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面临挑战等，新实践催生出新理论，实践中的新难题是科学发展观之孕母。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凸显的掣肘因素和突出矛盾，并通过总结马克思的实践观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职是之故，科学发展观是实践的产物，这内含了马克思的实践是理论认识的来源这一价值哲学。马克思实践价值哲学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这说明，社会实践是人们获得理论认识的源泉。理论发轫于实践，正确的理论认识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反之，任何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理论文本，都可以在人类的物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物质实践的诠释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从中探究出它们产生的根源。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绝非凭空产生，而是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产物，因而，社会实践及其在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难题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源泉和动力，这在实质上体现了马克思的理论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一实践价值哲学。

科学发展观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3]。强调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实践的指导是囿于：一、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其价值，进而促进社会发展；二、实践是检验科学发展观正确性和科学性的标准。这内含了马克思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关系原理。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阐述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马克思把实践看成物质力量，把理论比喻为“批判的武器”，认为，理论游离于实践之外，就变成纯粹的经院哲学，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用理论掌握群众、指导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这恰是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实践的”的原因所在。在其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实践价值观，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6]这表明，任何关于观念和文本、真理和谬论的争论，一旦脱离实践这一标准，就毫无意义，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这，正是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的关键所在。科学发展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才能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和顽强的战斗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要用来指导发展，这体现了理论指导实践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马克思实践价值哲学。

（二）以人为本中的马克思主体价值观。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同志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马克思人学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整饬和升华，深深打上了马克思主体价值哲学的烙印。坚持以人为本，首先要充分肯定人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胡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体是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7]。人是改革的主体，也是发展的主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追求，因此，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车轮前进，就必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这与马克思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8]是一脉相承，马克思坚信，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这与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在本质上相一致，都把人看作是社会和生产活动的主体，都承认人民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主体和动力。因此，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体价值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体价值创造性运用和理论深化。

其次，坚持以人为本，必须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胡锦涛同志强调，“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10]，“要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1]。因此，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始终坚持执政为民，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和利为民所谋；始终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着眼点。

胡锦涛执政为民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体价值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从现实的人出发，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与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价值哲学的主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人的异化，进而建构他的的共产主义人学思想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12]，之后，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又进一步强调：“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13]；“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私利”；“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4]。由此可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体价值哲学的归宿，为绝大多数人谋求利益是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执政之根本目的，这是胡锦涛执政为民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滥觞。综上所述，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体价值哲学的承递，蕴含了马克思主体价值哲学。

（三）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马克思和谐价值理念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事业在指导思想上的新飞跃。面对新世纪出现的新问题，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和谐社会”思想。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5]，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社会的和谐，这一伟大构想与马克思和谐价值理念一脉相承。

构建和谐社会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的和谐价值理念。革命导师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和谐社会”这一词，但和谐却是马克思价值哲学的本有之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阐述了他视阙中的共产主义构想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实现了彻底和谐，正像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证的：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16]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和谐”思想，奠定了胡锦涛“和谐社会”思想的哲学基础。追本溯源，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这个和谐社会，根源就在马克思。

构建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和谐价值思想的递进和升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社会和谐的彻底实现，但迄今，中国还处于并将初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未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产品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的社会高度。面对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社会制度还不完善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甚至激化的现实国情，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它是把马克思和谐价值思想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立足于国情，在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的现实要求的基础上凝练出来的，实现了马克思和谐价值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其次，构建和谐社会思想是对马克思和谐思想丰和发展。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本质属性进行系统的论述。胡锦涛同志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创造性地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7]这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创新，是对马克思和谐思想的丰富和递进。

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价值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价值哲学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思价值哲学的创造性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的执政理念的新飞跃。马克思主体价值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的意愿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进而，作为执政党，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执政的根本目的所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总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共产党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和利为民所谋；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有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 “靠谁执政”、“为谁执政”和“如何执政”这一根本性问题，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是对马克思执政理念的递进，实现了马克思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价值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创新。马克思的价值哲学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进而经济发展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以及其他一切发展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系统论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时代在发展，社会发展方式亟需不断创新。面对新时期在发展问题上出现的一系列新难题，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战略思想，指出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要切实按照科学规律来谋划发展大计，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在发展方式上的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价值哲学在社会发展方式上的新突破。

[1]张澍军.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52.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7，104.

[3]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4-5-27.

[]4[5][6][14][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58-59，59，283，294.

[7]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46.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

[10] 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R].2007-12-17.

[1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2007-10-15.

[12][1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3，81.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91.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具体实际； 结合；　机制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l(2007)05-0017-05

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验和根本原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此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然而，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其中包括哪些机制和环节，人们至今研究不够。本文对此作一初步分析。

一、结合的构成：“一主两翼”的“三维”结构

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一个行为过程，包含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具体实际三个基本要素。它以实践主体为现实中介，统摄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两个侧翼，其中，具体实际是对象或“标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思想武器”或工具。可称为“一主两翼”的“三维”结构。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就要深入把握其中的“两翼”和“一主”问题。

(一)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

我们要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指的是什么?这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包括他们所有的观点和论断)，以及在这个理论体系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如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前者可称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则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笔者曾多次提出，如此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十分不够的。关键是弄清谓之“第三种含义”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程》中所规定的、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谈起。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包括众多组成部分。但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会同等重要，像其他一切系统一样，也是分层次的。可以把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区分为三个层次：层次――具体结论以及个别论断，中间层次――基本原理。核心层次――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们是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递进关系、“同心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在具体结论之中，而世界观和方法论则是贯穿和统率所有这些基本原理以及具体结论的精髓和灵魂。

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科学内涵应当是指马列学说中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亦即普遍真理。、邓小平都多次表达过这个思想。事实上，也只有这种普遍真理性质的东西，才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拥护，才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最终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且，具体实际千差万别，唯有普遍真理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对它们普遍发挥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主要是指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它们总体上都属于普遍真理的范畴，而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之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用中国语言概括，就是实事求是。其次是指由其前者展开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般地说，这些基本原理都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在总体上应当继续坚持，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当然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不能简单套用到我国今天的现实中来。因为我国现实情况与马克思当年提出这些理论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必须有新的认识。这就是说，普遍真理也具有相对性和条件性，总是一定层次、一定范围的普遍适用，而且是有条件的，不能忽视条件。在这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有大量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进一步说。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的每一个人)谋利益。其中，尊重客观规律是前提和基础，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的每一个人)谋利益，则是核心和目的。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真理和价值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谓“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应是忠于科学、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哪一个人及其语录。坚持了这个基本精神，就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也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含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含义。由此也可看出。一切反映客观规律、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要求的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保持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注意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

总之，与具体实际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指作为个人学说的马列主义中的普遍真理。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由其展开而来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不是“具体政策”，也不是通常的“上级指示”。更不是法令，不是简单的执行问题，而是指导问题：它提供基本理念、大的方向和基本原则，而不可能提供具体结论和答案。

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那些具体结论和个别论断，通常是对当时条件下特殊问题的应答，一般不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不宜不顾条件。把其中哪一条直接照搬过来说成是指导思想。

(二)明确二者结合的承担者和中介是实践主体

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谁去“结合”?不能“见物不见人”，实践的人是唯一的主体。在一定意义上，“主体”相当于语言中的“主语”。“主语”不清，语言不通；而“主体”不明。则“结合”难行。

实践主体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合部、中介：马克思主义要靠这个主体去掌握和运用；具体实际同样要靠这个主体去认识和改造；二者的结合更要靠这个主体去实施，并且就体现在这个主体的实践过程中。所以，这个主体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和支点，担当着实现二者结合的重大责任。我们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各种要求。实际上都是对这个主体的要求，都要靠这个主体去落实，都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起作用。

实行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体，包括个人与组织(集体)两种基本类型。不过，他们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区别。例如，个人包括普通共产党员、一般干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等层次，组织也包括基层组织、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等等。而且，他们还具有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等区别。但这是这类主体内部的差别。这类主体的

共同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基本观念。愿意在讲究科学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才是这类主体区别于其他主体的特质。

至于“一主两翼”中的另“一翼”即具体实际问题。本文放到第三部分论述。

二、结合的前导：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主体素养

人们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恐怕很少自觉想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简单对号入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起作用，基本途径是内化为主体的素质和修养。这就是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结合，首先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实践主体的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主体的素质和修养。假如主体不了解、不熟悉、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科学，那么，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正确结合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建立在批判审查和吸收人类已有的主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所以，这种内化，就是努力用人类全部文明成果充实和丰富主体自身，正如列宁所说：“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而其中的重点，则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主体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两个层面。

(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主体的思想方法

马克思主义首先具有一般方法的意义。我们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思想方法，真正学会使用这个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包含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这主要是由实践观点而来的辩证决定论方法和实践标准，由生产观点而来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特别是生产力标准，由群众观点而来的群众路线特别是人民利益标准。由阶级观点而来的阶级阶层分析方法，由辩证观点而来的系统(矛盾)分析方法。由历史观点而来的历史主义方法，等等。它们的总和就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研究和自觉运用这些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是三个标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

(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主体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意义是提供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我们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品格、德性、价值取向。现在有一些人，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的个人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可称之为口是心非式“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就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取向而言，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包括其中每一个人的合理利益，亦即实现“一切人”包括其中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伦理的导向。不能把个人利益摆到适当位置上，没有一点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至多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思想方法主要是科学与否即真假问题，属于工具理性范畴；价值取向主要是好坏优劣、善恶美丑问题，属于价值理性范畴。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核心。这也是本文称之为上下有别的“两个层面”而不是并列的“两个方面”的原因。但二者又不能截然分开。这不仅因为离开了科学基础，价值取向就会发生偏差。离开了正确的价值取向，科学方法就会失去方向和意义；而且因为科学方法本身就含有一定的价值因素，正确的价值取向本身也包含科学方法的成分。

三、结合的起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搞清具体实际

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必须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理论才有意义。也只有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与丰富多彩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坚持、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仅仅就基本理论谈基本理论，必然是抽象、空泛和一般化的，而基本理论一具体就深入，就生动，就丰富。

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结合。首先表现在对具体实际作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把握。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结合的起点。这里有一系列思想方法正确与否的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也需要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系统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

具体实际包括很多类别。例如，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实际，工作实际与思想实际，微观实际与宏观实际，现实的实际与历史的实际，主要的实际与非主要的实际，全面的实际与片面的实际。真实的实际与虚假的实际，等等。需要注意警惕的是，不要被虚假的实际、片面的实际以及非主要的实际等所蒙蔽。

具体实际不仅指物，而且包括人、人民群众的状况和要求；不仅包括本地的实际。也包括更大范围直至全球的实际；它包含诸多矛盾，而且处在一定历史阶段；还包括把人民群众如实地看作是实践主体，具有能动作用，如此等等。

具体实际是“立体的”、“动态的”，人们从不同角度特别是不同立场对它们进行观察，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把握具体实际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它是从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具有鲜明的立场和价值取向。这也是统一各种不同认识的基本准则。而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观察所得出的不同认识，它们往往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这本身也是一种规律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也注意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把握具体实际的基本要求是：客观、全面、深入。为此，需要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有关经验(包括外国经验)为参照系，注意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切实搞清现状。包括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发展方向和趋势等。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充分肯定成绩以坚定信心，更要摸清问题和困难，后者才是实践的主攻方向或重点所在。

把握具体实际的基本途径是调查研究。它一般需经四个步骤：调查(直接调查、间接调查)、比较(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思考(多种可能性的分析和利弊权衡等)、检验(实际是新的调查的开始)。它们是相互衔接、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调查研究，既可以是个体行为，也可以是集体行为，通常后者更为重要。

四、结合的过程：实践理念具体方案实际行动

在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素养。并且对具体实际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把握之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结合。通常表现为前后相继的三个主要环节，即实践理念具体方案实际行动。这实际上也就是实现认识过程中从理论到实践之“第二次飞跃”的三个主要环节。

(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主体的实践理念

实践理念是相对于理论理念而言的。如果说，理论理念主要是对长时段的、宽领域的实践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揭示的话，那么，实践理念则是在前者指导下对特定时段、特定领域实践的观念把握。它们都属于理性认识范畴，只是前者侧重于一般，因而

比较抽象，后者则较为具体，它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表现为特殊。后者更贴近当下的、现实的实践，更有操作性。实践理念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主体现在所处的具体方位、前进方向和目标、连接二者的道路或途径。它是指导具体实践的基本思路、战略或纲领。显然，实践理念对于当前的实践具有更切实、更直接的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从一般理论到具体实践的中间环节。

譬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从渔猎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属于理论理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小康社会及和谐社会论等)则属于实践理念。这些实践理念比较具体地回答了我们现在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等问题。

当然，理论理念与实践理念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如果把实践当作底边，那么，各种科学理论呈现为三角形的分布。一般地说，处于三角形上层的理论。是适用于长时段的、宽领域的理论，属于理论理念，而处于三角形下层的理论，则是适用于短时段的、窄领域的理论。属于实践理念。这主要取决于它们同具体实践联系的远近，取决于它们与不同时空的实践的关系(适用范围)。例如，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具体实践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看作是理论理念，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则可以看作是指导当前中国发展的实践理念。再进一步说，各个地区、领域和单位进行具体实践的群体和个人，还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概括和提炼自己的实践理念，包括地区发展理念、单位发展理念、个人发展理念等。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发展观又成为对它们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理论理念了。

(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主体实践的具体方案

实践理念是指导具体实践的基本思路、战略或纲领，地位十分重要，但仅靠它又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能够直接操作的具体政策、措施、战术，包括突破口、重点、先后次序、具体做法，等等。这些，可统称为具体方案。这是理论向实践转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如果把实践理念比作一幅设计图的轮廓或框架，那么，具体方案才是这幅设计图本身。这样的设计图才是能够据以施工的图纸或制作的蓝图。

例如，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农村、农业、农民”即“三农”问题，形成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的实践理念。然而，却缺少落实这一理念的具体政策，所谓重视也大多停留在“口上”、“纸上”和“墙上”，被不少人戏称为“口号农业”。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和执行了减免农业税、增加农村投入等一系列政策，才使这一理念真正得以体现。再如。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人们大都比较重视基本理念层面。但成功的企业管理者知道，只有把它们具体化为能够操作的行为规范，它们才会真正起作用。又如。在西方国家的竞选中，合格的政治家虽然也要力求提出有新意的政治理念和纲领，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体现这些理念或纲领的具体政策。如减少税收、增加工资、改善社会保障之类举措。只靠理念和纲领不能真正改进选民的福利，不会赢得多少选票，不可能当选总统或议员。

(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主体的实际行动

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改变世界。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而以上的实践理念和具体方案尽管不可缺少，但均未超出主观思想的范围，它们是实践的准备，但还不是实践本身，它们不能使客观世界发生任何改变。要改变这个不尽如人意的世界，必须把它们转化为主体的实际行动，扎扎实实地付诸实施。能否付诸行动，正是卓有成效的实干家与只知“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之间的根本区别。在能否改变世界的意义上，马克思甚至强调：“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行动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只说不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我们的事业总体上正在健康发展。但是，多年来，也有一种不良现象，就是口号太多。空话太多。仅仅是口号、“说法”、“嘴上功夫”。而不是“做法”、“活法”、实际行动，一些人整天在“怎么说”上下工夫，而不是在“怎样做”上用气力，只是停留于“解释世界”，甚至连“解释世界”也谈不上，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注重改变世界的主张。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5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价值观  历史唯物主义 

科学发展观在继承前人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 ，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包含着真理因素 ，进一步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深刻回答了 “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什么”和 “怎样发展”的问题，集中体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历史生成

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长期以来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特殊规律认知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也不能落后于历史阶段。我们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对发展问题的认识，都是与当时在实践中面对的问题相联系的。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审慎的科学态度，果断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中国 “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叫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问题，以实践为基础进行 了深入的思考。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对发展的观念、发展的全面性、发展的质量、发展的模式、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这些来自于实践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丰富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和提出的直接来源。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二、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全新境界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社会”或 “历史”就是人的价值选择过程及其结果，并提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科学发展观认识到，正是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的价值选择活动，创造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也正是人类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价值选择活动，创造了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规律。当代社会的全面发展规律、协调发展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规律，更是人们对公正、平等社会，对美好、幸福生活的价值追求，以及为此所进行的价值选择活动。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脉相承的，是由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价值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三个价值维度构成的价值规范系统，是一种全新价值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 

中国的一切 发展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也是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恩格斯曾说：“我们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 ，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充分的自由。”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 “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 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经济形态”。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 ；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的多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除经济和物质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精神动力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要求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上提出的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践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把人民比作 “上帝”，当成 自己最好的 “先生”；平把人民比作 “母亲”；江泽民提出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 ，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条主线，是我们党科学运用唯物史观，在新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还原了人应有的价值地位。这条价值主线蕴涵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理念。要求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并将其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不断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价值诉求。 

三 、科学发展观是真 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唯物史观认为 ，实践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向对象化过程，内含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 ，即追求真理的过程 ；二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即实现价值的过程。与之相关，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也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类社会发展是社会主体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的进程，即合规律的过程 ；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是社会主体满足 自身的需要、利益，实现其价值选择的过程，即合乎社会主体 目的的进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融社会发展的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于一体，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实践过程。也正是从发展的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相结合的角度，科学发展观凝炼了发展的科学，凸现了发展的价值，完善了发展的思想。如果割裂了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的辩证关系则会陷入认识与实践的误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学习上一定要把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把握，在实践中一定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6

关键词：认识对象；现实对象；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52-03

一、认识过程的反经验主义倾向

1.阿尔都塞严格区分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认为认识对象无论如何都不能简单还原为现实对象。他尽管承认现实对象是认识对象的绝对依据，并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认为现实对象在认识之前和认识之后都保持不变，但对现实对象的认识随着认识对象的变化而深化，并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现实对象是认识对象的最终依据，但“对现实对象的认识的深化要通过理论加工来完成，而这种理论加工则必然要对认识对象发生影响，因为这个加工仅仅同认识对象有关。”[1]80可见，阿尔都塞反对把认识对象等同于现实对象，认为认识对象是思维的产物，因此他是反对机械反映论的，某种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阿尔都塞同样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出发，强调“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通过分析后认为“现实的思维和现实的概念以及思考、理解现实的一切思维活动都属于思维的范围、思维的要素”[1]95。阿尔都塞告诫我们：不应该把思维的范围和思维的要素同现实的范围和现实的要素混为一谈，同样，被思维的具体属于思维而不属于现实。认识过程是一个对表象进行加工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因而，认识的关系和现实的关系有根本的区别，如果不注意区别就会陷入各种唯心主义。“如果我们象黑格尔那样把现实和思维混为一谈，把现实归结为思维，把现实理解为思维的结果，那就会陷入思辨唯心主义；如果我们把思维和现实混为一谈，把对现实的认识归结为现实本身，那就会陷入经验唯心主义。”[1]95这两种唯心主义把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现实具体和思维具体不加区别，它们是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对对象的镜子式的反映，彻底成为现实的俘虏。意识形态并不生产自己的对象，它提出的只是自身包含着答案的问题。“在意识形态所固有的反映作用下，这个总问题像在镜子中一样被反映在这个问题的既定解答中[1]131。

2.阿尔都塞在区别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的基础上，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整体观和历史观。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实际上是思辨唯心主义，它所谓的历史也就是绝对观念外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而又回复自身、实现自身的过程；同时，黑格尔的整体是思辨的整体，因为自然界、人类社会是绝对观念实现自身的环节，而在每一环节上，绝对观念是原本，各个环节是副本；一即万有，万有即一；绝对观念是本质，各个环节是现象。因此，黑格尔的整体和莱布尼茨的整体是相同的，这种整体是表现的整体，这种因果观也就是表现的因果观。阿尔都塞坚决反对这种整体，因为“这种整体的各个部分彼此之间存在默契，其中每个部分都是整体的部分”[1]106，这种整体决定了黑格尔的历史时代概念有两个明显的特征：时代的同质连续性和时代的同时代性。黑格尔的整体观和历史时代概念反映出社会整体的各个环节――政治的、经济的、美学的环节之间存在着统一的联系，而阿尔都塞强调结构的整体，并认为马克思的整体是不同于黑格尔的整体的，马克思的整体“是由某种复杂性构成的，被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因而包含着人们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层次。”[1]108这种层次有各自特殊的节拍和规律，但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复杂统一的整体。因而，阿尔都塞认为，只有认真地研究社会整体的结构，并从社会整体的概念出发，才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时代的概念；也只有在这种历史概念中，社会的整体得到了思考。显然，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时代概念和黑格尔的历史时代概念有着质的区别，黑格尔的历史时代概念是意识形态的，而马克思的历史时代概念是科学的；黑格尔的历史时代概念强调的是时代的同质连续性和历时性，而马克思的历史时代概念强调时代的断裂性和不连续性。因此，阿尔都塞反对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历史主义（即使是绝对历史主义），也反对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方法论。

阿尔都塞同卢卡其、施米特、科西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是从马克思后期的经济学著作入手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阿尔都塞首先通过阅读《哲学的贫困》，认为尽管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的、固定不变的抽象概念，但这一批判不是真正的批判，并且马克思在当时并不能完成真正的批判，因而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好象马克思成了绝对的或激进的历史主义。可是这样一来，马克思同斯密和李嘉图的关系就可以被看作黑格尔和古典哲学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说，马克思的全部功绩就在于使李嘉图黑格尔化、辩证化，也就是说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思考已经构成的内容。”[1]101同时，把马克思设想为绝对的历史主义就会产生必然的连锁反应，从而把马克思的整体降低为黑格尔整体的变种。“这种整体观和历史观实际上是黑格尔主义的继续，虽然有某种程度的说服力，但最终不免要模糊掉或取消各个层次之间的现实差别。”[1]150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绝对历史主义就是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先前一切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的性质。同时，葛兰西没有注意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理论，象黑格尔一样，哲学成了哲学史。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了自己的对象……就归结为单纯的‘历史方法论’，也就是归结为单纯的历史性的历史的自我意识，归结为在现实历史的现实存在的一切表现中对这一现实的反思。”[1]156

二、实践观上的唯理论倾向

1.实践形式具有多样性，除了马克思主义承认的经济实践、技术实践、政治实践外，还存在意识形态实践和科学（理论）实践。既然认识对象不是现实对象、经验对象，那么认识对象究竟是什么？阿尔都塞说，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理论实践的过程，因而认识对象仍是抽象概念。“实践一词就其意识形态（唯心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含义来说，只不过是镜子中的映像，理论的对立概念。”[1]59阿尔都塞反对斯大林哲学体系中理论和实践的二分法，认为“即使在实践一词的前面加上社会的、具体的、人类的等一系列的限定词，也不能改变这种实践的意识形态性质。这种实践主义没有在对手的领域建立自己的基地，不得不降低到对手意识形态的领域同其战斗，但是“实践主义同唯心主义的认识理论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样，只是追求一种保证”[1]58。因此，阿尔都塞要求建立理论和实践的新概念，要求建立科学的实践观。当然在一般的意义上，阿尔都塞是同意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实践，我们一般指的是任何通过一定的人力劳动，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把一定的原料加工成为一定产品的过程。”[2]139可见，阿尔都塞也承认生产实践是实践的主要形式，同时，他认为除了马克思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还包括改造社会关系的政治实践，它的特点在于“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原料加工成一定的产品（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也包括加工各种不同的“意识对象”的意识形态实践，还有产生一定的科学认识的理论实践。阿尔都塞尽管承认社会存在着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的实践、技术的实践和科学的实践（理论的实践），并且后几种实践都最终依附于经济实践，但这些实践有相对独立的形式，特别是理论的生产是一种独特的实践和严格意义上的实践。“我们认为，被人们共同称之为理论的东西，在其‘最纯粹的’形式即表现为仅仅是推动思维力（例如数学和哲学）与具体实践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形式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即科学的和理论的实践。”[1]59这种理论实践，它有自己加工的对象或原料，同样生产出对象和认识，这种实践不同于一般的非理论的实践。

2.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区分了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是理论实践的结果。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这种理论实践的结果，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对象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对象，马克思是通过理论革命产生了科学，而科学同以前的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断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彻底的，它不仅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提出问题，而且对政治经济学本身提出问题，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1]182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具体对象等同于认识对象，以经济事实作为自己的对象，并且把经济事实作为绝对的、既定的存在，自身的存在，而马克思针对这个既定对象进行了批评，因为“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只不过是它的既定的对象的要求的镜子式的反映。”[1]183因而，它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而不是科学。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上的，它认为生产取决于主体（人）的需要，“因此，主体作为有需要的主体，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商品的交换者和使用价值的消费者承担主体的活动的。因此，经济现象领域在原因和目的上都是建立在被人的需要规定为经济主体的人的主体的总体基础上的。”[1]188因此，政治经济学结果是承认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永恒存在，造成经济现象的同质空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本学。阿尔都塞说，马克思建立了一个新的问题结构，使用了特别是使用“使用价值、价值、劳动力、剩余价值”这样的新的概念和术语，重新规定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实现了巨大的理论革命。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科学地规定了使用价值、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念，并对前二者进行了区分，这是马克思提出的新的术语和新的对象，阿尔都塞还引用恩格斯列举的化学学科中术语的变化的例子，说马克思的这些术语是和普通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是不同的，但同时认为恩格斯囿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低估了马克思术语革命的伟大意义。阿尔都塞以剩余价值为例，着重说明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对象同古典经济学的决裂。阿尔都塞同意恩格斯对剩余价值概念意义的评价，认为斯密和李嘉图已经认识到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实质，尽管他们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和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虽然剩余价值已经完全被古典经济学生产出来，但是他们没有生产出剩余价值的伟大概念。剩余价值概念和理论的出现犹如“晴天霹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理论明显地标志着马克思的独创性……恩格斯毫不犹豫地提出了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认识论断裂的真正问题。”[1]171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术语创新的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理论断裂，这一断裂引起了马克思在历史科学和哲学中所建立的总问题的革命。“这一名词（剩余价值）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理论概念，它代表了一个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联的新的概念体系。”[1]167显然，马克思《资本论》对象是同古典经济学的对象截然不同的，马克思的对象不是现实对象而是抽象对象，因而马克思的概念就不是具体的经验概念，而是抽象概念。马克思的概念是“生产”出来的，是科学抽象的结果。“科学思维对这些抽象进行加工是为了在加工过程中得出与最初的抽象不同的抽象，而这些不同的抽象是在使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区别开来的认识论的断裂中得出的，因而这些不同的抽象也是全新的抽象。”[1]98

3.理论实践是自身的标准，不需要外部的实践来检验。阿尔都塞如此注重理论生产的相对自主性，结果必然在实践标准上走向了唯理论。阿尔都塞反对经济主义把实践和理论二分的做法，并反对以目的的符合来检验真理，认为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在玩弄实践标准。那么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有没有标准，理论实践结果的正确性靠什么来检验呢？“理论实践就是它自身的标准，它本身包含着确证它的产品合格的明确记录，也就是说，包含着科学实践的产品的科学性标准……科学一旦获得真正的确立和发展，它就不需要通过外部实践来证明它生产的认识是否正确。”[1]60比如数学定理的正确性应由数学理论自身来证明，不需要它在物理学中的应用来证明。“同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正确的，所以它才能够得到成功的应用，但并不是它得到成功的应用才是正确的。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所产生的认识的‘真理’的标准是由它的理论实践本身提供的，也就是说，是由它的可检验性提供的，由保证这些认识产生的形式的科学性提供的。”[1]60很明显，阿尔都塞的真理标准和斯宾诺莎的真观念标准一样，他们的总原则是理论只需要靠理论自身来证明，无需理论以外的东西去检验，这就陷入了黑格尔所谓的恶的无限。理论如果最终不通过实践来检验，那么它的正确性就不会得到证明。显然，阿尔都塞的实践观和实践标准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它有明显的唯理论倾向。

正如阿尔都塞认为的那样，马克思的《资本论》实现了伟大的理论革命，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同以前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决裂。马克思主义固然是科学，但它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科学，因而也只是相对真理。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彻底的革命性、批判性，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也受要到实践原则自律性的制约，因而马克思主义自身也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不断发展。阿尔都塞的唯理论倾向势必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和教条化，结果是走向了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反的另一条错误的道路。

参考文献：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7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唯物而辩证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的首创，并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实践观点包含丰富的内容，它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强调注重“改变世界”的思想。它认为，一切理论都来自于实践，受实践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并且最终是为实践服务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一生时，在充分肯定他在理论上的两个伟大发现以后，也着重指出，这些发现远不是主要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卓有成效地组织和参加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实践2。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行动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社会实践，力求正确反映实践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反映最广大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努力通过理论的批判来推动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早已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4。列宁也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他特别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

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改变世界”，强调要把理论付诸实践，改变这个不尽人意的世界。它包含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明确讲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同样适用于自身。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不断自我批判、自我扬弃、自我革命。当然，否定、批判性、革命性与肯定、建设性、创造性，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片面执着于某一方面，而应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有机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际情况处于经常变化之中，每时每刻几乎都有新事物诞生，而理论作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反映，要经过人们的加工和概括，并且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常常落后于实践。如果把实际情况比作“地形”或“地貌”，理论就是“地图”，当社会生活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要企望按照“地图”来修正“地形”，而只能是根据“地形”来矫正“地图”。坚持这样的实践观点，摆正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的关系，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点。我们必须用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解释并且正确地指导新的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科学真理。不过，我们也不要把这一点绝对化，要适度，“过犹不及”。不能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说得越高，立场就越坚定。这同那种“越左越革命”的观点是十分相似的。恩格斯说过：真理和谬误等“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他甚至讲：每个人的认识“所包括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一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他还说过“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7

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身有没有局限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上面所引恩格斯的论述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阐明的、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对性的道理，更不必说那些本来就不是真理性的认识了。可以说，无论什么人，他不知道的东西，总是比他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也时而出错，恩格斯曾经自我批评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89列宁也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10马克思是人，他像其他一切伟人一样，不可能“句句是真理”。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究竟是什么？一般地说，是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立足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蒸汽和电气代表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作为革命家的以革命、造反、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显然不会完全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信息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社会需要，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超出了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见和想象。

即使是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相对性。普遍真理通常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时间维度上的长期适用；二是空间维度上的普遍有效。但是，所谓“长期适用”，也是指一定的阶段或时期，对哲学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假如对所有的阶段和时期都适用，要么是“人会死的”这样一些简单和粗略的常识，要么就是过于狂妄甚至骗人的诳语，因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个无尽的过程，总有新东西在不断产生。对于我们来说的普遍真理，关键是要对我们当下的实践、正在做的事情有重要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着重研究现阶段适用的普遍真理。而且，所谓长期适用，显然也是就某个范围、某一类事情而言，不可能对所有的事物都适用。同理，所谓普遍有效，当然也是对某一层次、某个领域来说。它们都是有条件的，不能把它们看作是无条件的适用，夸大普遍真理的应用范围。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关于永恒真理的观点时，已经阐述了很多相关的道理。11

作为辅证，这里引述陈学明的研究成果。他概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特征的五个观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体系。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有两层含义：一是说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成分；二是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对马克思的学说的解释，即存在着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完美无缺的，应当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发展。他们中一些人提出，应当理直气壮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这一问题，这并不是对马克思的不尊重；虽然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断言马克思在19世纪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但对认识20世纪的现实却毫无帮助，对世界面临的21世纪的挑战更是束手无策，然而，马克思确实没有给人们提供现成的答案。第三，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政治的装饰品，应将其与政治分开。……第四，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可以分割的，应从整体上去把握。……第五，马克思主义不是经院哲学，它应面向现实。……”12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剧变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活东西’与‘死东西’的澄清。他们中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取消市场才能取消资本主义的理论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他们不但通过考察历史来证明市场要比资本主义概念宽泛得多，而且通过分析现实来说明社会主义不能取消市场而实行计划经济，同时还把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的教训的总结与对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局限性的论证结合在一起，因此显得很有说服力。……他们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缺乏民主的现象归咎于马克思的权力与国家理论，并进一步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也列入已过时的范围，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马克思的权力与国家理论的真实意义以及当代意义打开了新的思路。”13

波兰著名哲学家沙夫指出：马克思主义“还有些部分经受不住现实的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如关于中产阶级消失的预言，对市场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估计，对人的活动中的估计，等等）。”“有些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们在今天看来已经发生了变化，如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剩余价值问题（在《资本论》所定义的意义上）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现在的问题已是剩余产品问题；充分就业的社会让位于激励社会成员积极性的社会，或者说市场和计划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还有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的贫困化理论（尤其是在少数发达工业国同大多数不发达的、并因此受剥削的国家的关系上）。”14

认识总是要不断发展即扬弃的。像一切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通常都包含着对前人某些重要观点的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国同时胜利”论的突破，就没有列宁主义。没有对列宁“中心城市起义”论的突破，就没有思想。同样，没有对晚年“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突破，就没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对邓小平理论某些局限性的突破，也不会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这个话说得多好啊！

前人的偏差常常要由后人纠正，这是个普遍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一方面，在认识上，对于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人们常常熟视无睹，不容易发现和改正；后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容易发现、也容易改正。另一方面，有利益和价值取向问题：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大多会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包括所谓威信和形象），因此人们往往讳疾忌医甚至文过饰非；而后人则没有这些利益关联和顾忌，完全可以秉公处理。

龚育之专门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所谓“异端”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创造出来一些习惯上不认为是马克思、列宁的东西，在持传统观点的人看来，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而真正的创新，恰恰就是从这里创造出来的……（当然，不能认为所有的‘异端’都是创新）。有属于创造性发展的‘异端’，也有自以为创造性发展，其实却属于错误的东西。”15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常常表现在一些所谓的“异端”之中。这里的所谓“异端”，具有两重含义：一是这些看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句、具体结论确实不同乃至相反，因而才会被视为“异端”；二是这些看法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核心内容相一致的，因此，“异端”又要加上引号，称之为“所谓”，意思是它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对立面或反方。

有人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无封建主义的东西？若有，主要表现和危害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意义是：作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同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且不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实际也是应当加以分析的，上文已作论述），仅就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其中有无封建主义的东西？我认为，旧中国缺乏民主，缺少科学，泯灭个性，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有重要影响的。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应用中，封建主义的表现主要是：唯书（教条主义），唯上（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官本位”）、绝对化。

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性，但它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过去，我们对于阶级性的理解十分狭隘，现在需要予以澄清。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性，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主要生活在英国，而当时的英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都变为无产者，少数人成为资产者。据资料介绍，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16，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工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英国所讲的无产阶级，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基本是一回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直截了当地说：“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17。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当时的落后国家时，也强调无产阶级，这同他们的一个预见有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将日益简明化（虽然后来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都行将进入无产阶级队伍。这个意义的无产阶级，代表着包括农民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无产阶级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而发展的一个先进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它是人类的先进部分，它有许多优良品质。可见，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实质是先进性。以上无论哪种情况，无产阶级阶级性都不是同人民性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

假设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那么，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并且终生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马克思，不可能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等其他劳动阶级抛在一边，只讲无产阶级。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没有注意到旧中国国情同英国的重大区别，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现代工人阶级不到总人口0.5％的旧中国，也只强调无产阶级，而把其他进步阶级和阶层都当作异己力量。这是抓住马克思主义词句、却违背其精神实质的坏典型，只能导致中国革命失败。而的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农民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使我们党不仅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广大农民以及其他群众的基础上，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党的力量，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在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条件下，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无疑更必须强调人民性。而阶级性只是人民中不同部分的特殊性，它们整合于、统一于人民性。

附带指出，多年来，我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通常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仔细推敲，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将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进步阶级排除在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的界定过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解放、富裕幸福服务的，前者符合后者根本利益，因而能够为后者所接受；而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进步阶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是完全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并非出身于无产阶级，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也不属于无产者。诚然，其他进步阶级中的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通过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可是，工人、无产者不是同样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吗！所以，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程》所强调的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统一，在思想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在笔者牵头主编的中央党校教学参考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研究》一书的《前言》中，笔者特别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该书已于2005年3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并在教学中使用。这大概是国内如此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部著作。

四、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而普遍真理既不能停滞，也不能被任何人所垄断。它必然要随着实践、时代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仅在我国，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基本原理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单包括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有关思想，而且包括其他人乃至外国人所概括的普遍真理。这些普遍真理，本质上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国界，也不限于领袖人物的思想。其实，只要是正确的东西，即使马克思和列宁没有讲过，我们也要照着去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讲了多少马列没有讲过的新话呀！譬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等。这些新话，对我们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过去，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也明确说过：“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8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它既要向实践开放，从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又要向其他思想理论开放，从中汲取有益营养。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吸纳了许多前人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必然如此。我们要保持马克思主义这种开放性，即与时俱进。

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看，马克思主义整体上是真理，但不是真理的“大全”，不是所有的真理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承包”了。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真理长河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它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之外就没有真理。第二，它又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同其他社会历史理论比较起来，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更科学、更系统、更深刻。因此，我们把它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基础和标志。

事实也表明，在当代世界上，不少国家虽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总体上也在发展和进步，由此可以断言，他们的思想理论中也包含许多科学的成分。特别是那些实践水平较高即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的思想理论，更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有人提出：“有些国家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怎么发展得比我们还好呢？”不能仅仅把这个说法当作怪话，其中是包含真理成分和严峻挑战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必须注意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僵化起来特别是同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对立起来的自我孤立倾向。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唯我正确、唯我科学、唯我革命、唯我优越等夜郎自大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句俗语可说是至理名言，我们必须自觉以这句话为指导，来看待我们的一切，包括看待我们的基本理论。

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牢牢把握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要思想越来越解放，越来越实事求是，而不能是越学习，思想越受禁锢，条条框框越多。我们既要坚持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统一性，同时又要防止对它作狭隘的、封闭的、宗派式的理解。不能重蹈中国历史上西汉以降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和蛮横。统一到哪里？统一到“普遍真理”，而不是统一到某一个人。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8

一、创先争优活动所蕴含的实践观点及知行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对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的角度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认识发展的动力，人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要求我们坚持知行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即认知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行动，认知和行动应当统一起来。因为，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我们才能检验、巩固和发展认识，才能在真正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

从活动背景、主旨要求、活动方式、活动过程及其成果等方面看，创先争优活动都体现和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及知行统一的方法论要求。首先创先争优活动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向性，需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不能止于学习和头脑中的认识，而是必须要知行统一，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扎实工作，而在具体工作中得到的实践经验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巩固和升华已有的认识，从而使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其次，创先争优这种活动方式，不是专门的学习教育活动，却承载了学习教育活动的丰富内容，有具体而富有针对性的活动目标和活动步骤，能够更好地达到在具体实践中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从活动所取得的成果看，全国涌现出大批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成为人们身边看得见的学习榜样，不仅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了党员的党性和业务能力，而且对全社会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和争当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

事实表明，创先争优活动是当前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效路径。创优争优活动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及知行统一的方法论原则要求我们，要实现从理论创新到理论武装的转化，必须通过各种真正适应实践要求并符合新形势下广大党员认知规律的路径才能实现。深刻把握这一方法论原则，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搞好创先争优活动，而且对我们从整体上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创先争优活动所蕴含的正确处理党组织整体与各基层组织、广大党员的相互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对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有重要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作为系统整体的事物是由各要素在相互联系和交互作用中有机构成的。系统整体虽然有自己独特的质，并不必然与构成自身的各要素的性质完全相同，但一方面，系统整体的性质是由其主要方面决定的；另一方面，系统整体的性质发生变化必然从其要素性质发生变化开始。系统整体与构成要素间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既要看到系统整体的性质对于各要素性质的统摄作用，又要重视作为构成要素的各部分的性质和功能，使系统整体和构成要素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交互作用、相互促进，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各基层党组织是作为系统整体的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性质具体体现在党的各级组织的活动中，从每位党员的党性状况中体现出来。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靠各基层组织及党员的具体行动来实现。党的威信，要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努力来维系、巩固和加强。而且，广大群众对党的认识和情感也更多地是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那里获得的。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通过扎实工作，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将具体的工作过程和实现目标与本部门本单位本行业的中心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乃至最终与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及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连接起来。

创先争优活动取得的成果表明，活动过程所蕴含的各基层组织、广大党员和党的组织整体问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在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处理党的整体与各基层组织、广大党员间的关系。即：一方面，应更加注重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对全局层面上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更加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党的健康肌体在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层面上得到自觉维护。

三、创先争优活动所蕴含的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区别对待的方法论原则对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具体事物的存在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这一基本原理要求我们，处理问题应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既要考虑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整体推进，又要分清主次，特别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适时处理，为解决其他问题开辟道路。由于事物的存在有不同的质，因此，我们处理问题应根据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状况分类别、分层次、分阶段，区别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创先争优活动的总体性要求看，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题，坚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出发，改革创新，务求实效，统筹推进党的建设其他经常性工作”。由此可见，统筹兼顾是推进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而在推进过程中，必须抓住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活动中各级党组织根据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党员的岗位特点，进行了分类指导，精心设计了各种特色鲜明、务实管用的载体。从整体来看，围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创先争优活动在每个阶段又有自己的次级主题。这些都体现了分类别、分层次、分阶段，区别对待的方法论原则。

按照科学化要求推进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在注重共性或一般性要求的同时，更加注重求真务实，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更加注重分类别、分层次、分阶段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四、创先争优活动所蕴含的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对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是肯定与否定的统一。事物的消极因素因不适应于新的条件而被克服和否定，积极因素则被肯定和保留下来，作为有机组成部分与新增加的部分即创新性因素一起构成新事物。因此，我们在推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既要善于辨别和继承有益于事物发展的因素，又要注重创新。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解决党的建设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的内在需要，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指向性。同时，创先争优活动又是党的建设总体活动的一部分，是以往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活动的衔接和延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党的十七大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明确提出要开展两项活动，一是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二是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学习实践活动是集中性主题教育活动，创先争优活动是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立足本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经常性工作。创先争优活动是学习实践活动的延展和深入，必然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9

近年来，伴随着环境伦理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国内迎来了新一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热潮。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自然观和实践观，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进行的批判性考察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供了科学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的内容以及在其全部思想中的地位，乃至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具有生态思想，国内外的学者都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本文利用获得的文献资料，梳理出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有关论述并加以简要综述，试图从整体上展示当前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的现状和大致脉络。

一、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具有生态思想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不是生态学家以及是否具有生态思想，中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部分西方现代生态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赞扬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战胜自然，支配自然，发展生产力，主张“自然的人化”。由此可以认为，他们是反生态主义的。与此相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则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存在内在的关联，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生态思想。然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是生态学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一直存在着的争论。

杜秀娟教授在《一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是生态学家的争论——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个视角》一文中梳理了西方主要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主要观点及代表人物。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态度。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是生态学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自己的系统的生态学思想。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些生态学思想，但生态学根本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的内容。

本·阿格尔是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在马克思关注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曾涉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完全对立起来，同时他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更多的涉及关注到生态问题。德里格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宏观上涉及了社会-自然关系，但没有在对资本-劳动关系的研究中更多地考虑到生态的方面。

总而言之，西方部分学者或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根本不具有生态思想，或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包含有生态思想，但在其总体的理论框架中是次要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生态思想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主流，而且也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也有许多的学者主张马克思恩格斯是生态学家。他们认为生态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有机组成成分，马克思恩格斯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

豪沃德·帕森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一书中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的理论中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压迫到共产主义的统一。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其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肯定了马克思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肯定了马克思是伟大的生态学家。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对，中国学者更多地倾向于马克思恩格斯具有生态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和基础。

何福平教授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与路径选择》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世界观指导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破坏生态行为的批判为我们提出了警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我国当前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李怀涛博士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一文认为，马克思确立了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体现了科学的生态观。

葛恒云教授《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刻意蕴及其当代意义》一文认为，马克思哲学中的自然，具有社会历史的意蕴。实践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马克思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并且突出了解决这种对立的途径，其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

张渝政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中认为，由于时代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生态问题还没有突出到关系人类生存发展的地位，因此马克思恩斯没有就生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的理论分散在他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哲学等理论体系中。文章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制度与生态问题等几个方面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正如张渝政教授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就生态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的理论是零散地存在于他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哲学等理论体系中。因此，梳理、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就成为当今学者无法回避的任务和使命。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

余维祥副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探微》一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把人与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人类通过实践这一中介与自然发生关系，按照自身的需要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李怀涛博士《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文章，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自然观分开来考察，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赞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确立了人类学的自然观。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自然观体现了深刻的生态思想，但他的人类学的自然观终究把自然归结为人化自然，偏重于人的单方面作用于自然的活动。到1845年，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思想的革命性变革，确立了实践作为自己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石，根本扬弃了旧哲学主客分离的思维模式，以实践为中介，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由此出发，他深入剖析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物质变换裂缝进行了生态批判。

李崇富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实践观中都包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即自然辩证法，即研究自然界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人同自然界具有三个方面的关系，即“实践关系”、“理论关系”和“价值关系”。恩格斯论述了人类历史上由于实践的盲目性而导致自然界报复的教训，从而表达了深刻的生态思想。恩格斯指出，人类在实践中“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从而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也做了深刻的揭露。

刘丹、马晓辉在《马克思物质循环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从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物质循环理论入手，指出物质循环理论实质上是循环经济理论的最早思想渊源。文章研究了马克思“物质变换”与“物质循环”理论，通过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以及“生产排泄物”问题，指出其中已经包含了生态经济循环的意义。毛新博士在《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分析》文中同样研究了马克思“物质交换”及“物质循环”理论，指出其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仙娥、万冬冬的《<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逻辑蕴涵与当代价值》考察了《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重要生态思想。

范燕宁、马芹《论马克思生产力思想的生态维度》从分析马克思生产力思想入手，指出马克思生产力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生态要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科学论证，包含着对生产力反生态发展的社会根源的揭示以及对生产力资本化所带来的生态异化的批判，更有着对未来生产力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的生态价值诉求。从而反驳了西方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反生态的指责。

余维祥副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三重维度及其意义》一文，从世界观、价值论和社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三大理论的生态思想。文章认为，唯物主义世界观主张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是生态唯物主义。生态唯物主义为今天我们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提出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批判了工业化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导致了生态失衡，从理论上解释了今天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三、结语

随着生态问题的不断突出，生态研究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国内外投入到这一领域的学者也将越来越多。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有利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和实践。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尚处在初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时需要加以鉴别，更多的吸收有用的成果，为我所用，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和社会主义生态学发展不断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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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福平.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与路径选择[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1）.

[3]李怀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2）.

[4]葛恒云.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刻意蕴及其当代意义[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9）.

[5]张渝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6]余维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探微[J].生态经济，2010，（9）.

[7]李崇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现实意义[J].湖南社会科学，2011，（1）.

[8]刘丹，马晓辉.马克思物质循环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学刊，2011，（5）.

[9]李仙娥，万冬冬.《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逻辑蕴涵与当代价值[J].学术交流，2011，（9）.

科学实践观的含义篇10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知识属性问题的一条重要进路。近来，ssk的认识论抱负，关于知识的观点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鉴于此，在与传统认识论的比较中阐释ssk的认识论抱负，通过比较ssk与传统认识论一脉相承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进路上的差别，表明其对知识研究的重要意义。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自8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从其称谓来看，ssk与社会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其思想渊源可以直接追溯到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传统，因此在科学 哲学 家看来，ssk的社会学抱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ssk最初进入

自启蒙运动以来， 哲学 家一直将 科学 知识视为“ 自然 之镜”，这种观点在科学知识和世界的关系上持一种反映论的实在论观点，认为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认识之外的客观世界，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真命题的集合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既然科学知识与世界之间是一种真实摹写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科学知识(关于世界的表征)的证明和辩护达到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而对作为世界表征的科学知识的辩护则需要运用一种语言分析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正是在这种科学观的影响下，认为科学知识的发现及辩护语境是相分的，科学哲学所关注的仅是科学知识的辩护语境，于是逻辑经验主义采取一种语言分析的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逻辑分析和合理性重建。

罗蒂、库恩和奎因等人在批判了传统科学观，使科学知识的认识论特权地位受到威胁的同时，也使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研究方法受到了质疑。既然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不可分，那么对科学知识本性的考察必然要回到科学知识的发现语境中。从本质来看，发现语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发现”一词仍然暗含了一种反映论的假定。按照ssk的观点来看，科学知识并非被发现、而是被生产和制造出来的，因此回到发现语境事实上是回到科学实践中，不仅研究客体，包括科学家本身都成为考察知识所不能忽视的内容。

同时，ssk继承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将知识看作存在于一定社会文化之中的信念系统。既然语言本身已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生活形式，那么由语言所组成的知识不仅是一种实践的表征，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因而对其本性的考察正如对语言意义的考察一样，要在具体的使用中，即具体的实践中进行。因此，ssk的研究或是回到某一科学争论 历史 中，从历史、文化、 政治 、 经济 等多方面对争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或者以局外人的身份深入实验室对某一具体知识的产生过程进行人类学考察。

4.语境主义策略:用知识产生的地方性代替知识辩护的普遍性

ssk在实现以经验社会学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因果性分析的构想时，已经暗含了一种拒斥科学知识客观性和普遍性、将知识还原到具体语境中的假定，可以说一种语境主义的策略已经暗含在ssk的理念和方法中，“在讥讽着前辈们执着于追求纯粹的客观知识和普遍伦理的幼稚的同时，一批人在大呼‘理性缺场’的情境中，义无反顾地转向了语境主义和相对主义”。

语境主义策略本质上取决于ssk对知识的看法。ssk继承了库恩将科学知识看作一种集体财产的看法，认为“知识是文化或亚文化成员的共有财产，作为各自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代代相传，其可信性依赖于集体的权威，对它的使用和应用决非服从于抽象的逻辑术语的描述，它只能从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特定行为的关系中被理解”。因此，为了理解知识的产生和 发展 ，“就必须参与它的使用语境，必须关注它的使用者的特定的实践目的”。在ssk的视野中，科学知识并不因其对客观世界的符合而获得可信性，事实上，在他们看来这种符合论是不可能成立的。科学知识的可信性源于集体的权威，那么知识并不是惟一确定的，对知识的理解也不可能是脱离语境的，因此我们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评价必然要回到产生它的语境中，将知识置于特定语境中，置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进行。

这种策略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境思想之间有很强的连续性。后期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言分析应回归日常语言，回到生活实践，从而使语境的涵义从原来逻辑结构层面扩大到行动领域、实践领域，他强调了一种语境对意义的规定性。语境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在具体的使用中，句子间上下文的关系，包括对话人正在谈论的主题;其二是使词或句可以被双方理解的共同的生活背景、语言习俗和社会建制。语境主义策略表明，科学知识的产生是与语境相关的，这一方面表明知识并非具有普遍性和反映论意义上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知识并非主观、任意的。因为语境中的各种因素为科学知识提供了规则和约束力。

我们发现，“语境”在ssk学者那里至少包括了以下两层涵义:其一，知识产生时，科学家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构成科学家背景信念的社会文化因素。比如在巴恩斯和麦肯奇对19世纪英国遗传学争论的分析中，皮尔逊和巴特森各自所处的阶级、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利益构成了我们理解这场争论的语境。这种涵义的语境在一定意义上是外在于知识的。其二，实验室中，科学研究的索引性，即科学活动的境况偶然性，包括科学家选择的偶然性、实验室操作的地方性等特征。

这一策略具体表现为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回到历史，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中讨论科学理论与一定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将某一理论归因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通常是一种宏观的进路。另一种是回到现场，以一种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人类学方法对科学知识形成和接受的实践过程进行描述。前一种进路主要代表是爱丁堡学派在“利益模式”引导下对历史上科学争论所作的研究，后一种进路主要以拉图尔、伍尔加、诺尔一塞蒂纳所做的实验室研究为代表。

ssk主旨是倡导一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方法对知识进行描述性研究。在这种主旨下，一部分理论家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研究的纲领，另一部分学者则在此纲领的引导下进行了大量实践研究、案例研究，这些案例涉及多个自然学科，从时间来看，既有对科学史上著名案例的还原式研究，又有对当代科学实验室的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给学术界带来巨大反响的同时也受到责难。原因在于ssk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科学哲学大相径庭，结论往往被看作是反科学客观性的。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遭到大量批判甚至是漠视。一些传统科学哲学家并不把ssk作为竞争对手，这样的一种批判和漠视事实上并没有看到ssk在社会学方法背后的认识论抱负，因而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它关于知识的思想。

ssk中蕴含着丰富的语境思想，在历史主义消除了发现语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语境(context ofjustification)二分的影响下，ssk更加重视知识的语境性，爱丁堡学派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以及实验室研究都说明科学知识何以是语境依赖的，知识在动态维度中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知识问题一直是哲学关注的中心话题，从什么是知识到人如何认识，对知识的提问方式尽管发生了改变，但人类对知识本性的探索从未有过变化。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对知识的研究转而成为对知识的载体语言的研究，因而，当代主流认识论是采取一种语言分析的方式研究知识属性问题，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也是沿用这一思路对科学知识进行分析。

长期以来主流的探究知识问题的学派忽视了ssk的成果，正像英国学者库什在《哲学与知识社会学》一文中指出的:一直以来，英美分析哲学并没有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看作是自己的对手而加以足够重视，这样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以分析哲学为主的认识论学者都忽视了证明是知识的一种来源;他们忽视了诸如集体信念或集体证明和集体认识这样的现象;而且他们没有关注认识活动的组织过程。这种奇怪的无视已经使认识论无法阐释科学知识的生产和维持了”。而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作的工作正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一种校正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