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十篇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篇1

【关键词】尚武精神；意涵；武术文化

尚武精神在中华文化史上自古有之，因清末民初适值民族灾难深重，内涵一度得到阐扬。其时，尚武之精神气象冲击了羸弱的国民性（鲁迅语），尤其使得民族精英的精神风貌旋即易色。当下中国，久居和平环境，于复杂的内部环境和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重提尚武精神，虽是老生常谈，然兹事体大，又不可不谈。

1承前启后，尚武精神的时代阐发

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中国一旦进入近代，都被迫无奈地进行一次“三级跳远”，即独立——民主——近代化。中国历来有重文轻武的习气。然而，一味追求以德服人、有容乃大的旧思维在西式枪炮的轮番蹂躏下荡然无存。民族的脊梁们恍悟，原来缺乏尚武精神的闭目塞听才是屡遭欺凌的根源。在近代谋求民族独立的艰辛历程中，尚武精神在民族生死攸关的语境下被一再言说，反复呼吁。

1.1使命：既有尚武精神的彰显

清末民初，尚武精神成为时代精英为求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唤醒国民的最主要武器。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政治要人、武术家及文化界有识之士纷纷奋起，大声疾呼尚武强身，强国保种。爱国武术人霍元甲创办精武体育会，近代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亲书“尚武精神”匾额相送，以昭示其唤醒国民斗志的决心。遑论当时多不胜数的救国思潮，其中有一点很明确，即在与涌入中国的洋体育进行比试的过程中，武术作为本土练身手段被前所未有地重视起来。民国时期，武术被冠以“国术”的称谓，并成立了由当时官方认可的专门机构——中央国术馆。一时间尚武精神风起云涌，国家上下被精英阶层宣扬的尚武精神笼罩着。质言之，尚武精神成为那个时代各领域精英人士的时代剪影。

1.2索因：为何”旧事重提”

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观看，不难得出，20世纪是中国改天换地的一百年。到本世纪初，中国既经历了建国后外部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也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走过了半个世纪。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然而一路走来，并非是一片坦途。一方面，“中国”的声音阴魂不散，另一方面，承平日久的国人淡忘了战争的威胁，面对复杂的内部环境和多变的外部环境，普遍缺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当中国的藏南、黄岩岛、相继出现领土争端时，当国民体质检测报告一再显示国人体质健康结构堪忧时，全民仍然沉浸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物质享受和娱乐至死之中。历来尚武精神的弱化都给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覆辙绝不能重演。忘战必危，尚武精神需要被重新激活。因此，重提尚武精神，仍未过时，反倒正值其时。

1.3尚武精神的内涵及生长点

欲彰显尚武精神必先阐明其内涵。为界定尚武精神，有必要进行“精神”溯源。《辞海》将“精神”定义为“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是物质的最高产物和内容实质”。尚武精神，顾名思义是指有崇武取向的精神。目前，对尚武精神的阐释主要包含三重含义：其一，将尚将武精神解读为“崇尚武力、止戈为武，推崇强健的体魄和昂扬奋发的战斗精神”〔2〕；其二，认为它是深藏于中华民族精神领域的阳刚基因，是支撑整个中华民族奋斗不息、奋发图强的内在动力〔3〕；其三，结合时代意涵，认为当下中国的尚武精神是在实现国家和平崛起和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显示出的“敢于拼命”、“敢于强军”、“敢于战争”的强军精神〔4〕。尚武精神乃是源自持戈行军的军事武艺，在社会变迁后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又转化为止戈为武的勇猛刚毅之精神取向。由此，笔者提出，中国文化中自强方能不息的基本精神是尚武精神的指归。

尚武精神是武术文化的应有之义。中国传统文化是武术生长的土壤，武术是尚武精神的重要载体。武术从真实的战斗场景中走来，将勇猛果敢的尚武精神寓于武术文化之中。即便武术发展至当代出现了击舞分化，但对“击必中，中必摧”的击打追求和“无人似有人”假想出对手的演武，也依然在体现着尚武精神对勇猛刚毅的诉求。在武术的范畴，尚武精神至少有三层意涵，它们分别寓于武术人对武艺无止境的完美追求，敢于直面现实挑战的竞争意识以及在比试中几经周折夺取胜利的勇气〔5〕。

1.4当下尚武路径梗概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产物，且其本身都随时展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因而，既有的尚武精神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具体化，不再停留于观念精神的层面。笔者认为，其内涵的生长应表现在尚武精神影响面的扩大，具体措施是发挥武术多拳种的优势，促成传统武术现代转型；优先发展学校武术，以提高教育阵地中武术的参与度；完善基层组织职能，继续全方位推进武术向学校、农村、社区、军营、企业、机关六领域进军的步伐。与此同时，尚武精神不再停留在武术工作的范畴，而应是为全民推崇的勇猛敢为的进取精神，具体体现在强烈的爱国情怀，饱满的奉献精神，以及自身处置事务的激情之中，时时刻刻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正能量。这项工作的难度之巨绝非一日之功，但又必须迎难而上。

2薪火相传，续武术文化之脉

一个不重视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民族。在当代国际社会竞争中，文化已成为衡量一个民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尺，保持与弘扬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继承性，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独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6〕。尤其是当步入现代化的快车道，信仰缺失、极端主义、拜金主义、文化霸权等人文危机不请自来的时候，审视本土文化，重构自身文化安全体系就变得尤为紧迫。有学者呼吁，“唯中华文化的升华，才能组合百战不殆的中华；唯民族精神的张扬，才能引领经济大军的征伐；唯经济之树的壮大，才能催动民主之花的绽放〔7〕。”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注定在现代化的征途中成为迷路羔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途中，文化复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新时代决定新命题，复兴不是简单的旧文化回复，而是传统文化经现代性改造后的新生再现，是在新土壤上的新生长。

2.1文化：民族复兴必由之路

建设文化，前提是认识文化。当下关于“文化”的定义不下千百，但究其本质，无外乎一地之文化对其所洒播（德里达 语）人群的思维和行为的形塑与制约。依据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当文化成为场域，无论历史情境如何变迁，场域中成员的文化惯习短时间内不会轻易变更，亦即对应了中国语境中文化的一脉相承。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述及世界四大古文明国家中国、埃及、印度、小亚细亚。如今，能拥有自身文明体系、文化一脉相承并依然存在的，唯有中国。由此，中国文化生命力之顽强可见一斑。

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和合文化，而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武术文化自然也具有和合的特质。中国传统文化是武术成长的土壤，也是武术文化的母体。张岱年先生曾指出，《中庸》里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道出了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也应是中国和合文化的旨归〔8〕。中国和合文化所阐扬的和而不同，恰恰成为了武术文化缤纷与拳种林立的完美概说。从技击术的范畴检视，不难发现武术乃是罕有的从属于和合文化的技击术。它源自对抗格杀，却又发展出了新的内涵，即以不直接交锋的文武（将比试的对手物化或各自演练，以等价物或统一标准评判高低，后者即现在的套路比赛）取代两两交手的武武。遥想当年的“土洋体育之争”，今人不得不钦佩张之江等人的远见卓识。因彼时他们已然认识到，武术不同于西式体育项目之处乃是其所独有的中国文化基因。西式项目的精神改造没有国别，娱乐竞争诉求可以跨越国界，然而武术对人的改造在规训身体之余，又注入了专属中华文化的不可复制的基因。国外项目为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内涵所填充，也仅仅是常规意义上崇尚和平、共同娱乐、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然而武术则多出了对自身文化的担当。传统武术有两个文化向度：一是习武者在技艺上的不断提高，二是在自我道德上的逐步完善〔9〕。一言以蔽之，武术文化最大的特征在于它骨子里所具有的中国文化内向性格的基因，这一点是无法被抹掉的。

2.2尚武精神何以归入文化命题

众所周知，民族文化很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对本民族精神气象的培育。文化精神是体现在诸文化现象中稳定的内在品质，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则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并由民族文化所凸现出来的稳定的内在品格”〔10〕。张岱年、方克立先生指出，文化精神的成立需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赢得文化成员的普遍认同并成为其人生信念和价值追求的一部分；其二，在维系民族生存和促进社会发展上起到积极作用。由此检视武术文化中的尚武精神，可知将其归入中国文化精神的命题是正确的〔11〕。

2.3理清思路，延续武术文化之脉

武术文化包括技击在内的与武术有关的一切文化现象，是对武术技击观、伦理观与价值观的反映〔12〕。武术之所以能够生存至今并成其为武术，乃是由于在遵从中国文化的伦理观之下坚守了技击的本质，同时不断展示自己的时代价值，服务时展。然而，同其母体中国文化一样，武术文化本身内涵丰富，取向多元，在择取尚武精神这一武术文化时代生长点时我们应有所侧重，将尚武精神结合时代价值作充分阐扬。

2.4责任：武术文化的时代命题

放眼世界，每一取得举世成就的民族无不有着昂扬的民族性格。纵观历史，无论汉唐，在建立旷古奇功的同时，尚武风气在民间无不大行其道。现代化征程中，传统文化复归的声音已经日渐高涨，不单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任何有志于实现本民族文化繁盛的民族莫不如此。从武术事业发展的角度，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武术都应不忘在满足时展需求的同时谋求自身的发展。这既是武术的时代贡献，也是武术延续自身文化之脉的需要，亦即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武术人的时代使命与职责所在。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武术应充分挖掘自身文化体系中对国家和平崛起有益成分，赋予其新的内涵，发挥自身民族文化感召力与表达文化诉求并举，增加中国的国际认同，巩固独立自主的外交风格。

3结语

回看中国历史，尚武精神关乎每一代的兴衰。尚武精神昌，则民富国强，尚武精神靡，则国破家亡。以史为鉴，可知尚武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事业进入攻坚阶段，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尚武精神赋予人以勇猛果敢的精神气质，此为重塑当下尚武精神最迫切因素之一。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提倡尚武精神绝非为了好战，而是为了有战无患，临战不乱。武术从真实的战斗环境走来，随着自身更新发展，将战斗品质寓于武术文化之中。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之一部，尚武精神是武术文化的应有之义。立足于服务国内社会发展，对外阐扬中国发展立场，增加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国际认同，武术拥有极大的身体语言优势。进而言之，倘使尚武精神能够为培育文化自信贡献一二，则使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持续动力，由此被唤醒的文化自尊亦能令我们在面对别国文化时做到不卑不亢。

重塑民族尚武精神，发展武术文化内涵，践行武术文化中的尚武精神，不辱武术事业的发展使命，中国武术人责无旁贷。昌文化传统，弘尚武精神，养成自觉自信的文化品质，实为当代中国人重塑国民性的必要举措。徜使每一个体都能有此种文化担当，则中国武术事业的大发展可计日程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将企踵可待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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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肖贵清，赵同良.试论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J〕.社会主义研究，2001，3：20-23.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篇2

由老子开创的道家，是一个以“道”为最高概念，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哲学流派。道家的哲学本质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引导人们超越世俗的种种羁绊，返朴归真，追求一种合乎人本性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摄取道家经典而产生的道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宗教，她历史悠久，范围广泛；其哲理博大精深，其教义包涵万有。作为四大道教名山之魁的武当山，不仅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宗教，而且也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武当武术。在武当武术文化中深涵着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认识角度看，道家的认识论不是独立的知识系统，它与人生理论认识境界和实践活动的提升紧密联系在一起。道家以老庄的“道”的本体学说作为认识论的基础，认为万事万物皆生于“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教的认识论方法基本继承了老庄之学说，并根据道教“修仙”的宗教要求，把道家的认识方法神秘化，使之与炼养术紧密结合起来。道教的认识方法论是综合性的，直觉体验与感性、理性融为一体，侧重于用形象思维方式去认识世界，它强调修炼的实践，是“知行合一”的过程。其具体的方法有内视、存想、坐忘，守一和性命双修。

在“道法自然”的道家认识论影响下，武当武术重视自然，且强调“效法自然”，并把其作为区别其他拳派的本质特征之一，乃至上升为武当武术理论的根基。武当武术在形成过程中，侧重于用形象思维方式去认识世界，以养生、悟道、技击三位一体的综合方式，大量采用了对自然万物的模仿，经过加工提炼、修炼、再改进、再修炼的螺旋上升的认知方式，实现“知行合一”，以求得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最终达到得“气”“完形”。相传，张三丰从鹊蛇相斗（龙凤斗），蛇能取胜中悟出深刻的哲理，以此创编了武当拳。体现的就是“拳法自然”的原则。

道教修炼长生，主要有两大方术，一曰“外丹”，一曰“内丹”。从认识的对象来说，外丹注重自然界阴阳五行之道，内丹注重生命个体内在的“精气神”。外丹学重视自然界的规律，认为万物之性是可知的。内丹学把人体看成小天地，以五脏为五行，以三宫为三光，分内气为阴阳，视人的生命体为一动态的、有若干无形流转系统的有机活体，因此，崇尚养“气”，使“精气”永远存在于身体之中，同时又重视“养生”，使形体永远不坏，成为神仙。而“气”就是“人”与“仙”之间的桥梁。同时认为体内有二十四真神存在于各主要器官，炼养时要存思守一，返观内视，以表示对体内真神的尊重。由此可见，道教内丹学重视对人体生理、心理的认识，认为其中有内在规律可以把握，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宗教神秘色彩。

武当武术的内家功夫最初源于道门，目的同样是为了长生不老乃至飞身成仙，因而十分注重内修（炼丹）。武当武术名家们认为，武当武功达于化境的基本条件：有气则生，无气则死，气盛则生命力强，气亏则生命力弱。武当武功注重内修、炼“气”，从完善小宇宙进而对宇宙万物和生命的“气”的体认和肯定，是与中国古哲学中的“元气论”相通的。实践证明，武当内家功夫虽不能使人长生不老，但确实能达到祛病延年之功效。值得强调的是，道教气功与武术动功的结合，是武当武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理由一，气功可以借助形体动作加以阐释，为气功的普及提供便利；理由二，丰富了武当武术的价值取向，使一部分武当武术把养生健身作为其首要价值。可见，道教气功和动功的结合，是武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同时，由于道家文化的神秘性，导致了人们对武当武术中的导引术和气功的许多曲解。在道教理论中，导引术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延年益寿、修道成仙的方法。导引术中的引体术实际上是一种体操健身法，有着很好的锻炼实用价值。但是，当导引术嫁接为武当武术的内容后，由于片面的追求得道成仙，不仅没有从传统的理论中脱颖而出，形成独立的科学健身体系，反而越来越神秘，变成了一种法术，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知。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都制约了武当武术的传播和发展。

二、从世界观角度看， 道家思想认为万物生成发端于“道”。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以“道”作为它的名称，就是因为它以“道”作为最高信仰。在道教的教义思想体系中，宇宙的本体就是“道”，或者说，“道”的物化才有了宇宙万物。万物生成依靠“气”的运作。气又分阴阳。“气”的思想浸透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在道教中，“气”则占据着核心地位，渗透在生成、运动、变化等范畴中。

阴阳（也称两仪）来源于太极，太极来源于无极。即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从某种意义上说，太极就是从无形质的“道”到有形质的“一”之间的结合点，太极的理论包含着全部道的学说。

秉承道家文化中的这些世界观，武当武术理论极端重视“精气神”的修炼，尊重互相依存的关系，认为“精”是根本，是构成人体和促进生长发育的基本物质；“气”是“精”的载体，“精”、“气”的形式流布全身，补给人体生理活动的能量；“神”是“气”作用的表现和结果；“气”构成了天、地、人，“人在气中，气在人中”。故提出了“内外兼修”的练功原则，认为练拳就是为了使人体吸收外气，补充内气，保护真气，降其浊气；练拳时要注意以意导气，以气固形，形体的运动要利于气在体内流动，利于吐故纳新，自始至终将精、气、形混而为一，使神形凝聚不散；炼拳是为了养气，养气为了养生，养生为了长生。武当内家拳就是通过练拳的手段从而达到炼气的目的。

“道”运动轨迹的圆圈运动，就是万物“生生不息，永不穷殆”的最佳图式，武当武术要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自然也要选择这一优化模式。武当武术中的太极、形意、八卦均以圆弧为本，另外各种拳在劲力的蓄放上，也均以圆弧运动轨迹作为基础。因此，在拳理上，武当内家拳法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运行变化、相生相克之原理。再如武当内家拳中的太极拳、八卦掌、九宫等等，其名称就与“太极”、“阴阳”有着密切的关系。再者，武当武术中技术与理论，如动静结合、刚柔相济、虚实变换、内外合一等，都与道家的阴阳世界观有着密切的关系。

道教对于人生是执著的现实主义态度，极为重视人的今生，强调现世报和立地报，追求福禄寿喜，追求长生不老。因此，道教把世界两重化，在人间之上构造了一个神仙境界。道教的“重生”和“全生”养生观对武术的基本价值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都极为鲜明地突出了养生作用，弱化了其技击功能，成为武术流派中一种集养生、技击为一炉的新的武术实践体系。武术招法动作是武术文化表达的符号和最终形式，道教的精神、思想观念也透过技术文化的层面表现出来。八卦掌因八卦方法而变化，形意拳以五行相生相克的矛盾规律而编制，太极拳以阴阳转换理论而构建，其它拳种也都可以找到其道教思想的容摄和影响，不同的只是程度差异。

三、从方法论角度看，道家关于无为、贵柔、尚雄、崇阳、法水、主静等思想，被道教转化为自我的宗教精神和原则。宋明时期，张三丰又把道教的宗教精神和原则融入武当武术，指导武当武术的理论建设和发展。道家的“虚己顺物”、“人取我予”、“虚心实腹”、“守柔处雌”、“缘督为经”，在养生和技击上给武当武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武当武术中武德讲究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等优良品质，实质就是“守弱”、“无为”，是“道”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只能用直接的体验去把握的存在，是一种无规则又有规律的自然运行。正是这种“欲小成者武事、欲大成者化功”的思想，把武当武术推向了巅峰，摆脱武术招式、技能等的束缚，追求武术的本质和“悟性”，追求一种旁若无人、无所畏惧、至刚至大的精神境界。

武当武术之内家拳的贵化不贵抗、尚走不尚顶、崇下尚退、先发后至，太极拳中的柔中寓刚、棉里藏针的“空中”以及形意拳的“直中”、八卦掌的“变中”，都是道家思想方法的完美体现。武当武术的动静转化、刚柔转化、阴阳转化随意可见，这些转化都是道家“反者道之功”、“弱者道之用”的哲学思想的变迁，充分体现道家“乾坤交泰”、“简易中和”、“阴柔虚反”、“自然无为”、“返朴归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武当武术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对抗中的大小、快慢、强弱，主张“四两拨千斤”的巧斗，采用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慢制快、以力小胜力大的运动方式和虚实变化的手段，“攻其所必救，攻其所不守，攻其所不攻”。

武当武术援用道家重直觉、重悟性，以形象感知来把握事物特征的思想方法，认为诸多拳法中的招式、攻防、进退，是可以传授、观摩和学习的，但其中的意境、神韵、气质和内力运行，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习练者须先意会，再用直觉去领会，然后通过反复的、日积月累的实践并加以揣摩，进而悟出武当武术中道家思想的精微玄妙之真谛。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篇3

【关键词】传统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武德；竞技武术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建构起了十分成熟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道德规范体系。虽然《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封建道德在我国影响很深，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特权思想、专制作风、拉帮结伙，男尊女卑等本质都是封建遗毒的反映”。但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她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是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它在价值以上是形成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髓或灵魂。虽然传统伦理道德渗透着宗法意识和等级意识，每个人都被固定在特定的等级上，下对上只有义务，上对下只有权力。但忠、孝、仁、义等观念对于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对于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增强群体凝聚力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只有对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的道德不断地创新，使其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一、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作为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现象，它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并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新的时代，我们不能照搬旧时代的道德。在我国，虽然传统的道德是由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决定的，但是由于长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在儒、道、佛三家思想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内在结构和格局的熏陶下，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养成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不断发展民族文化，鼓励着炎黄子孙一代又一代的为保卫国家、维护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也正是由于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在道德方面收获了最为丰富的价值。虽然传统的道德在一些方面不能保证个人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不能保证权力和义务的对等性，但在传统道德中有相当一部分传统美德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着特殊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传统道德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就一概否定它。毛泽东曾深谋远虑地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所以对于传统道德我们要敞开胸怀去接纳和吸收，并使它能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对我国的长治久安产生积极的作用，这样才能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而传统美德作为传统伦理道德的一部分，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时代要求的优良美德，应该是传统伦理道德在新时期最高的价值取向。传统美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

（一）以“仁”为核心的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虽然“仁”德曾统治阶级所利用，但它是世俗道德生活中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仁”德的核心是爱人，而且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成分，惟赖人的意志。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所以“仁”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应该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以“仁”派生出来的“孝”、“忠恕”是“仁”德的基本内容，而且“孝”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应是民族团结的基石。这样所形成的仁爱孝悌、忠恕之道使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坚韧的伦理实体经久不衰。所以“仁”德是传统伦理道德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最高的价值取向，也应该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相适应。

（二）以“礼”为立身处世的道德准则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义之邦，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礼同时又是立身之本和区分人格高低的标准。所以中国伦理文化从某中意义上可以是“礼仪文化”。虽然在封建时期作为伦理制度和伦理秩序的“礼制”和“礼教”是一种消极的、限制人个性发展的产物， 但礼貌、礼让、礼节应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体现的德目。“谦和好礼”是传统文化重要的价值取向。而在儒家学说中，礼又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不但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则；它不但能起到调节作用，又能使人文雅，使人情感雅化，净化。所以“礼”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的最集中的体现和概括，可以说中国伦理的秩序就是“礼”的秩序。

（三）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

义代表公义、正义、道义。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儒家思想向来主张义高于一切。首先是“见利思义”，面对利益，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义，应该用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其次是“重义轻利”，即义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把义放在第一位。所以对于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虽然重义轻利的倾向也曾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才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而对于义利之辨，宋明理学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正其义而利自在，明其道而功自在”，从而得出了“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结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应当把“先义后利”的道德原则，升华为“生以载义”、“以义立身”的人生观，同时还应该把它升华成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当然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义应该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朋友间的义气（不是我们所讲的哥们义气），它体现了我们中国人讲信用、重承诺的生活态度，即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兑现，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另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诚信知报”的美德也是“义”的重要内容。所以义利道德观念是鼓舞志士仁人为民族大业义无反顾地献身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辉写照。

（四）以“节”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

“节”简单的说就是气节和情操。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尚气节的传统，并将守节视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之一。对祖国的忠诚不二是“节”的最高层次，可视为“大节”。虽然在封建社会中它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在本质上是把君作为国家的代表，“忠君”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所以这种“气节”下所形成的“精忠爱国”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也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特别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机存亡之际，这种“精忠爱国”的爱国主义传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另外“节”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还体现为一种不畏强权、不为富贵所惑、坚守志向的个人情操。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在今天中国妇女对“贞节”也注入了新的内涵，那就是“三自”：“自尊、自爱、自强”，既重视自己的价值，又保持自己的人格，名誉。

二、构建当代武德的必要性

所谓武德是指，长期以来在习武群落中形成的对习武者的行为规范要求，它协调着习武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影响着习武者的各类活动。传统武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习武群体有着多样的具体内容，但其主体精神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作为中国武术中的一个文化背景，传统武德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它自身的内容和特点；对于任何一个习武者而言，又差不多具有一种普遍的精神指南意义。作为对习武者的行为规范，传统武德从本质上讲，即是提出的一个如何做人的价值尺度，这个价值尺度不是个笼统的概念，而是有多重内在结构组成的一张反映广大习武群体情感观念的道德伦理之网。也正是这张网使得中国武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在注重道德的教育，注重培养习武之人的“仁、智、礼、义、信”，这不仅涵盖了爱国之德、处世之德、侠义之德、振奋民族精神，更多的是培养人们遵守社会公德一部分。它教育习武者追求高于物欲的精神价值，以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虽然传统武德有些内容已经丧失了它的精神指南作用，但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仍可以在新的文化观念引导下为今天所继承，并可以促进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道德建设。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当代武德建设已不再被习武之人看作是他们立身处世的道德规范，更有甚者，习武之人已经把练武看成是谋取利益的一种途径，这种行为严重的挫伤了人们对于武术迷恋的那种感情了，所以笔者认为，构建当代武德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当代武德失范状况下有必要构建当代武德

随着全球文化格局的逐步形成，武德完全有可能对以西方竞技体育价值为代表的现代奥运的道德匮乏问题提供补益，武术由此也可以得到世人的认可并接受它。但当代武德的失范使人们对于武术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质疑。武术人的武德的丧失以及武术人公开参与违法犯罪的行为（武校校长是黑社会老大、武术人扮演杀手、武术人的坑蒙讹骗、“黑色”竞技等）使“习武以德为先”的武德教育、束缚功能显得那么的没有价值，使内圣外王的侠义精神这一习武之人所设计的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的自觉心理状态变得模糊不清。所以构建当代武德不但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未来世界体育的发展过程中，构建当代武德还可以起到维护世界和平，净化竞技赛场的作用。我们如果在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构建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武德来促使武术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武术会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

（二）要实现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就有必要构建当代武德

新时期中国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实行开放政策。开放就要打破封锁、改变封闭现象，要走出国门才能同世界各国交往、交流、交换，才能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能和文化，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武术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中国体育文化的精华，只有和西方体育文化不断的交流，才能使西方体育的价值观念不断地融入到武术训练当中，才能使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国武术弥补西方竞技体育所匮乏的一些价值。而在中国武术所蕴含的文化要素中，武德应该是中国武术文化的核心，也是武术的精神象征。武德作为社会公德的一部分，它的理想的最高境界，并不只是针对习武之人而形成的道德规范体系，武德可以感化人的良知，可以营造良好的体育道德氛围，可以净化竞技市场，可以使运动员远离兴奋剂从而保持健康而强壮的体魄。在这种意义上说，构建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当代武德是很有必要的。另外，中华武术是地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烙有深刻而清晰的华夏文化印记，一旦武术迈入奥林匹克的殿堂，必将迅速地被各个国家和民族接受，成为全世界流行的运动项目。以中华传统美德为基础的当代武德必然会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三）竞技武术的发展更不能离开当代武德

近几年，随着世界体育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的民族体育都想得到全世界人们的充分认同。体育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功能以及体育最基本的健身功能在未来世界体育的发展过程中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使民族体育也能进行南南交流与南北对话，世界体育对人类的贡献就超过了体育本身蕴含的价值了。所以为使武术得到全面的发展，近几年中国竞技武术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大有成为中国武术代表的可能。竞技武术在新编长拳的套路下，充分体现了“高”、“飘”、“旋”的高难动作，也包含了更高的竞技价值，虽然竞技武术在一些方面打开了与世界体育交流之门，但是竞技武术在发展中无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没有体现具有东方文化韵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体育，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21世纪的最高命题，其根本意义在于真正认识到了体育的价值，正在逐步摆脱长期以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为“工具”的局限性。体育作为工具的价值取向不断弱化，人本价值取向逐渐强化，以人为本将成为新世纪体育发展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而人文奥运将会是奥运发展的主题，同时人文奥运将会更加注重人的伦理道德、人生观以及世界观的培养，更加注重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身心兼备、协调发展。所以我们在发展竞技武术的同时应加强文化素养的教育，使运动员与社会和谐发展是竞技武术发展所要追求的境界。由于人文奥运将会更加体现教育的价值，中国竞技武术的发展在追求运动技术水平和运动成绩的同时不能忽视教育的价值。而竞技武术中最能体现教育价值的莫过于当代武德的教育，所以在竞技武术与世界体育对话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中华武术精华的武德。

三、结语

武德作为中华武术的精华，是中国传统美德（下转第55页）（上接第17页）在中国传统体育中的集中体现，如果我们能够构建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武德，不但对于武术的未来发展，对于中华武术走向世界、迈入奥林匹克殿堂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广大都有特殊的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以传统美德为基础，构建适合于时展要求的当代武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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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吉.略论社会主义体育道德[J].体育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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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中英.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诠释、整合和创新[J].中国哲学，2002，（3）.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篇4

关键词：中国传统武术 文化特性 发展策略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武术是一项再平常不过的体育运动，在普通学校里，它的魅力和教学重视程度往往不及篮球等项目，而在不少武术探索者的心中，它却是魅力无穷、源远流长、内涵深邃的民族文化。本文试图从武术形成与演变史着手，以技术体系形成与演变过程和结果为研究主体，从文化视角探析其文化特质与特征，进而探讨传统武术的自身发展规律，结合当今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阐述武术未来宏观发展的策略。

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

纵观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武术文化原始形态、准武术文化形态以及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等几个阶段。由于中国武术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于复杂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之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生成、发展、心理、文化、艺术、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因而，具有了独特的魅力，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武术文化的原始形态。几万年前，甚至更为遥远的史前时代，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原始人必须一方面依靠群体力量抵御猛兽的袭击，一方面还要发挥自己顽强的斗志和强悍的体魄去进行积极的自卫，这就造就了原始人勇猛的性格和格斗技艺。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文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原始武术文化的形成。

准武术文化形态。从时间跨度上看，是指先秦到两汉时期的武术。这一时期武术形式初步形成，武术意识逐渐出现。独立的武术形式的形成是准武术文化形态的一大特征，意味着武术已开始从原始社会多位一体的状况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经过秦汉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武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与军事技术分离走向竞技，而且得到交流，出现了系统的武术理论著述，《汉书・艺文志》中就收有“剑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等论述。自两晋到隋唐，武术意识更加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口诀要领，说明人们已能用较精练的语言把技击精华要点加以浓缩和概述。到了隋唐五代，随着社会的繁荣，武术得到蓬勃发展并出现了套路的雏形。武术意识的出现促成了中国武术文化从原始形态到最终的形成。

中国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武术文化形态得以最终形成。它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武术文化体系的完善；二是中国武术文化内涵的成熟。到了宋代，民间武术界就流行着“十八般武艺”的说法。

中国武术的文化特性

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孕育出了中国所特有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技击文化的武术，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独特表现形式，中国武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接收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跟中国的古典哲学、政治伦理、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医学理论、社会习俗等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成绚烂多姿的中国文化整体。可以说武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武术文化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

“德、艺”的统一。中华武术武德观念最为鲜明的表现为“德”与“艺”的统一。儒家的“仁义思想”，深深地浸透在古代武术的武德观念之中。“学拳以德行为先”就反映出了这样的观念。综观我国传统武术的各个项目，均能呈现出东方文明的气质――争斗而有礼让，有劲而不粗野，艺纯熟而不玄浮，情饱满而含蓄内向，富于观赏且追求高尚的精神气质。传统武术所显示出的美，也具有东方文明的特点，以优美为主；与西方文明所突出的壮烈、惊险，富于强烈刺激性的审美观构成鲜明的对照。可见，传统武术中“德、艺”的统一，使武术在其本质特征之上，又渗入浓厚的理性因素。

“内外合一，形神兼备”。中国武术生长在传统文化的环境之中，它的指导思想无不体现传统文化。武术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因此哲理性很强。“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道家哲学本体论的一种表现。认为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应顺乎自然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武术练功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训练，讲究“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内外合一，形神兼备”。武术练功要求按不同的季节、时辰、时令等，根据自然界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练功的目的。

传统的辩证思维。我国古代哲学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包含了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互转和阴消阳长等基本理论。这些朴素的辩证法在传统武术的劲力运用、技击法则、演练风格及战术思想等方面都得到充分体现。对刚与柔这一矛盾关系的处理，是区别不同武术拳种的劲力标志之一。传统武术认为：“无柔无以至刚，无刚无以即柔。”没有纯粹刚的拳术，也没有纯柔的拳术，刚与柔是相互存在而又相互对立的。太极拳是“极柔软然后极刚坚”，体现了“阴极生阳，阳极转阴”的阴阳辩证观；而刚劲勇猛的少林拳等外家拳，也是“刚中寓柔”的，“柔在他力之后，刚在他力之先。”攻与防的辩证关系，是武术技击术的一个重要原则。提倡进攻与防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进攻能转化为防守，防守能转化为进攻，“攻不忘防，防不忘攻”，“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攻中寓防，防中寓攻，这蕴涵了阴阳辩证法思想。

养生性。人们从事武术练习，总是把技击实用、健身娱乐等作为主要目的。武术是一种身体运动形式，属于人体科学的一部分。中国武术传统练功的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脏相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之一身，“唯精气神”为三宝。武术练功不仅重视内在的“精气神”的锻炼，而且还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因而收到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健身效果。

哲理性。中国武术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它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因此哲理性很强。中国武术把人放到自然中去，把人的运动同周围环境密切联系起来。武术练功要求按不同的季节、时辰、时令等，根据自然界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练功的目的。如孙福全《八卦掌》借助天地之气候形式法，《少林八卦五行功》按不同季节练不同的功法等。此外，从“天人合一”思想引发出“圆”与“空”的观念，是人对天地自然特色的领悟，因而也是动功最佳方式与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阻，圆而又空则做到活泼自如，循环不息。故不少拳种以圆、空为基本架式与手法，如峨眉拳和太极拳等均以圆、空为技击特色。特别是太极拳更是吸取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和“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等太极哲理而产生的。由于中国武术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思想，具有修心养性的功效，因此，它在世界上对很多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如我国古老的健身术与气功早与印度瑜伽相互渗透，少林拳法于明清时代传入日本等国，都足以说明中国武术与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有着传统的思想基础。

技击性。武术的核心是技击性。武术的健身功能、娱乐功能、竞技表演功能、教育功能等，都是通过以技击性为动作设计原则形成的各种攻防技术动作来实现的。虽然各家各派在技击方法和技击原理上各有不同，但都遵循攻防的规律，表现攻防的特点。武术因具有攻防技击的特征而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

健身性。中国武术是一种身体运动形式，属于人体科学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人体科学建立在传统医学――中医学的基础之上。中国武术传统练功的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之一身，“唯精气神”为三宝。精气神三者是相互联系的，“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精生于气，气化于精，精化于气，气化于神”。武术练功不仅重视内在的“精气神”的锻炼，而且还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因而收到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健身效果。

娱乐性。中国武术早在奴隶社会就进入娱乐文化的领域。它以丰富多彩的表演内容、精湛无比的技艺、精深广博的内涵，赢得了古今中外人们的赞誉，这是与武术本身的娱乐性分不开的。千百年来，武术以其独特鲜明的娱乐性体现在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生活中。

当今武术文化的发展策略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传统武术发展的基本策略，只有认真总结历史，切实结合当今形势才能更好地制定发展蓝图，武术之树才能在原有的高平台上长得更健康、长得更茂盛。

武术的发展要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的发展首先是一种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传统武术可谓是一种“文化体育”，也是一种“体育文化”，它的发展不应背离其文化性，它的发展也不能被小个体发展所代替，否则就是片面的，其发展也会失去平衡。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违背其发展规律和舍弃其特质的改革或改良势必给武术的发展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就如当前人们把武术分成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一样，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今武术改革后出现“文化断层”所造成的。

武术的发展应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加强科学化进程。探析中国传统武术发展史便可知晓，虽然起源、技术体系形成之早，在世界同类文化现象中位居前列，但完善过程偏长，科学化、规范化起步晚，有早生晚熟之感。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武术科学化进程，加强对武术相关学科研究，重视武术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重视其科学系统化模式的构建。最关键的是将特色的文化建设的全新理念注入当今武术发展规划，以科学的文化发展观指导武术发展，切莫“以西为模，削足适履”。

武术技术的改革和创新必须建立在保持文化个性和技术特征的基础之上，技术水平评价指标更应体现本项目特征和特色。在技术改良和武术技术适应性演变的具体过程中还应遵守的原则就是万变不离其质，万化不移其根，这是武术文化的根本所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百戏、杂技，元代还有戏剧。把武技中的某部分技术内容、形式借鉴融合而成的如抛接器械表演，其器材可碗、可帽、可刀、可枪，而且可单耍、可对耍，然而其根为“戏”、为“杂技”，文艺界人士成功地创造舞台“武戏”、“武舞”形象不仅得到同行认可，也得到社会大众的公允。因此，本文认为，吸收其他文化、其他项目的技术内容，完善和改良自身也是完全可以的，关键是武术技术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建立在保持文化个性和技术特征的基础上。

结语

传统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和载体，能充分体现武术的民族性，在现代化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武术源于中国，但属于世界，植根于中华大地的传统武术必将以其独特的健身、养生和技击功效及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而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武术推向世界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武术走向国际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周伟良：《中国武术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张应杭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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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惠蓉：《武术文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山东体育学院学报》，1998（3）。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篇5

关键词：武士道精神；宗教；儒家思想；军事训练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1-0064-05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无情践踏，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如今，法西斯主义已然远去60多年，军国主义的身影也随时间远去。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军国主义的灵魂仍然在渗透，这提醒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时刻保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发端于奈良时代的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武士阶层的一种伦理道德和文化观念，是以家臣对主上的忠义为核心，要求武士具有勇猛坚毅、视死如归、忠诚仁爱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勤俭寡欲的习气。武士道精神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武士道的精髓是“忠义勇武”，提倡忠诚至上、以勇武为本、重名轻死。这些品质的养成不依赖于读书，而依赖宗教、家庭、特别是战场上的经验。

日本的武士起源于奈良时代（公元710年-784年）庄园开始发达之际，为了维护庄园的安全和入侵其他庄园，培养习武的兵士，称为家子、郎党等，这些人逐渐脱离生产，专事守卫征战。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武士者，习武之士人也，其实就是军官。武家政治孕育了武士道，武士道是在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随武士团的形成而逐渐产生，到武家开始执政的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兴盛、发展起来。一直到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武士道吸收了儒家思想而理论化、精致化。镰仓时代，武士教育发展成熟，达到鼎盛。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武士阶层逐渐消失，武士道精神却保留下来。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畸形发展的武士道成为日本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武士道精神主要由以下三方面构成：

（一）尚武之习气

武士生存的环境是刀光剑影的暴力世界，必须具备高超的武艺才能生存下来。在武士道鼎盛时期，武士的身份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他们生下来就是武士。武士是靠武力得到一切的，个人生死、家庭贫富也统统来源于武士手中的刀。在武士道的魔鬼训练中主要的学科有剑术、射击、柔道、骑术、枪术、战略战术等，这些都进而演化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例如柔道就是把解剖学的知识应用在攻击和防守上。柔道与相扑不同，靠的不是腕力。此外，它和其他的攻击方法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用任何武器。柔道的目的不是致人于死地，而是让对方暂时不能行动。

武士从小就要经历非人的训练，比如要以后能在任何情况下不拘姿势地睡觉，就必须在小孩时代把四肢绑在背上，用这种方法来达到目的。这种训练帮助小武士学会主动，即使在别人背上，也能获得最佳姿势，不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累赘。当小武士刚刚会说话、会走路时，原本的慈父们就会用血、刀、鬼故事等等来作为小武士魔鬼训练的准备。当小武士五六岁，已具备知性能力时，武士道的全面魔鬼训练才真正开始。《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令人发指。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十四五岁开始实习斩首，如此使得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为了培养杰出的武士，甚至进行近乎残酷的实际训练。武士木曾昌义六岁就学会了杀人，其父用刀威胁说：“到树林里去，那里有个死人，旁边有块石头，你要用他的血在石头上印上你的手印，做不到，我就杀了你。”幼小的木曾昌义在树林里受了三天的残酷训练。小武士从小就被放在艰苦的环境里历练，甚至不给食物和御寒的衣物，用这样的方法逼迫武士迅速成长。出身于武士家庭的日本政治家胜海舟幼时曾被狗咬伤，当医生为他做手术时，身为武士的父亲用刀戳着他的鼻梁说：“一声也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1]7”武士就是通过从小接受这样

的魔鬼训练，磨练心性，塑造坚韧的意志。德川家康的遗训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之一生如负重担远行，勿急，忍耐为安全长久之基”，并以自己的一生来论证。此外一些游戏和童话也被用来当做教导的手段，16世纪末17世纪初出现的《猿蟹合战》和《桃太郎》，都是武家少年常听的故事，活动方面也在游戏中增加冒险性的项目，如狩猎、流镝马、笠悬、犬追物等[2]148。

（二）宗教意识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江户时代以前的10个世纪的发展变迁，兼之与当地本土文化的交融混合，特别在镰仓时代以后逐渐演变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更成为武士阶级的信仰。日本民族在将其吸收过程中结合自身传统宗教——神道教，创造出“本地垂迹说”和“神佛习和论”。“本地垂迹”即日本原设的诸神如天照大神是佛教中的如来在日本本地的化身，“习和”意为“调和”。这样，佛教与当地神道教融为一体，此番改造更加速了佛教各宗派在日本民间的传播。作为日本本土根本信仰的神道教，主要在自然现象上建基，其本然就是对于山河大地、国土的最原始崇拜。神道教宣扬“敬神、爱民、尚武、殉道”，将对祖先的原始尊敬演化为彻头彻尾的忠君爱国精神、尚武传统。神道与佛道的融合，将这种规范性的思想上升到守护国家效忠皇室的教义。信佛、坐禅的第一要务演化为“兴禅护国”，其次才是个人的超度。对武士阶层影响较大的当属禅宗、净土宗（净土宗，佛教宗派之一。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念佛法门，故名）。一流的剑术宗师柳生宗矩，觉得弟子已经学会自己所有的剑术技巧，便对那弟子说：“我能教你的就是这些了，接下来你该去学禅了。”佛教在武士阶层中盛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禅宗的教义和修炼方式较为简单易行。

禅宗认为，主观力量大于一切，只有人的内心是最真实可靠的。成佛的唯一途径是去除心中的妄念，领悟言语所不能及之思想，挖掘内在于本心的佛性。宣扬“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3]17，其修行方法简单易行：冥思默想、自我反省。日本有一幅著名的画，左边文字写着“以此为食、并饮一杯茶”，右边画着一个圆圈，含义是说，透过沉思冥想给精神自我提供营养，乃可掌握存在真谛[4]82。禅宗严格的坐禅方式有利于武士锻炼其坚强意志，刚勇气魄。禅宗祖师还常用“棒喝”的办法，在参拜者身边猛作一喝，或干脆对他来上当头一棒，使之在心颤神摇下立刻开悟。日本敬拜神社仪式实际上参拜所需的道具极少，最主要的参拜对象仅是一面高悬的素镜。这面镜子代表人的内心，人们默想到心思一片澄明之时，抬头看到镜子里便出现神的形象，实际上镜子里反映的是自己的形象，这也是禅宗直指本心的意蕴所在。然而，最初用来反省自身的神社发展到后来变成祭祀战争亡灵的主要场所。明治四年，为了祭祀在历次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士兵，天皇下令建立靖国神社。1932年 5月，在靖国神社举行合祀满蒙、上海事变阵亡士兵的临时大祭，为培养军国主义摇旗呐喊。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在所占领的地区建立了神社，有的还依照靖国神社创立建国神灵庙，供人参拜。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被侵略国家的民族感情，为国际爱好和平人士所愤慨。

第二，佛教之于武士，犹如鸦片之于烟民。

佛教所宣扬的生命短暂无常、现世充满悲苦、寻求彼岸乐土的人生观迎合了当时武士征战，生死未卜所需要的精神麻痹。宗教的力量在动荡的岁月，尤其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最易立足。在战乱不断的年代，戎马倥偬中的武士不得不对生死问题加以深思。在这种特殊社会背景下，仅仅依靠自身内心的修炼即可了悟成佛的修炼方式自然盛行起来。“武士好禅”，武士修禅来凝聚精神，积累能量，坐禅修行对武士而言修炼的是一种心境，一种因宿命论的影响带来的无条件的服从感；一种类似禁欲主义者那般面对杀戮灾难的极致沉着。达到“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能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类”[3]40的程度。织田信长逼迫德川家康处死他的亲生儿子，走投无路之下，家康用了三天的时间，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家康根本未掉一滴泪。三天后，与人见面，又和往常一模一样了。在经历了智慧、意志的最后一次修炼后，家康成了得道高人，此后的他更加深藏心机，喜怒不形于色，成为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5]111。

第三，佛教对武士道的影响并不止于其教义本

身。

与佛教一道传入日本的诗文、绘画、茶道、音律、瓷器等作为禅宗文化的外在表现，也为当时武士阶级提供了修养品格的锻炼。以久盛不衰的茶道为例，茶道规定了使用茶碗、茶勺、茶巾等一整套固定方式，将饮茶提高到一种仪式。“礼道之要，在于练心。以礼端坐，虽凶人以剑相向，亦不能加害”[6]38。说的就是通过修炼正确的礼法，完善自身，以达养性之效。这种思想修养的实践方式，归根结底还是汇入“坐禅冥思”的洪流之中，进而达到明净思维和安详情感的最澄明境界。此外，音乐和文学的修养也被鼓励用来培养武士的温文尔雅之风。与战场上刚劲恣肆的血雨腥风气氛不符的是，武士们所受的音乐教育被附上了一层柔美忧伤的面纱。武士们还被鼓励进行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的主题思想也与现实相去甚远，充满了伤感苍凉之气。格调优美，遣词简练，韵律和谐。武士阶层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军纪、战记文学。如诗书《吾妻镜》、军记《平家物语》等。插花、茶道、音乐、文学等等这些，都是武士修身养性的手段，培养一种不骄不躁、谦逊雅致的心境。

（三）儒学的理念

江户时代之前，宗教是统治阶级控制人民的主要手段，学问也只是附属品，但是到江户时代以后，宗教满足不了人们关于现实生活的精神需要，儒学的现实主义性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思就是论语突显世俗性，它关注的是活人的事，孔子生活在此岸而非彼岸。德川家康就积极复兴儒学，奖励办学，到14世纪中期，儒学进入研究的鼎盛时期。儒学作为一种思想统治的工具，最终成为维护幕藩体制的官学。究其根源，儒家学派的封建伦理纲常观念能够为日本当时的封建家长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有利于维护封建秩序。例如，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家林罗山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之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7]160”当然，从客观而言，儒学的修身方法“立志、克己、理性、中庸、内省、改过”对于当时武士道中所包含的忠义勇猛、礼仪廉耻训练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新渡户稻造认为，孔子的教诲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源泉[6]20。

第一，武士道精神之“忠”对儒家思想的汲取。

武士道的忠诚不仅仅是束缚于主君和臣下的主从关系，更有一层情感的意识渗透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源氏七代清康（家康祖，家康是九代）曾以自己的酒杯敬诸家臣酒，家臣们都不敢伸手接杯，清康说武士是不分等级的，使众家臣感激涕零，表示愿报主恩，战死马前。一方面，武士将神道教所宣扬的为主君牺牲奉献死后归入神列当做最神圣信仰，另一方面，儒家三纲五常中关于忠义的训条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忠孝的伦理观为纲常的首要条目，在中国，孝字当先，而在日本，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孝要给忠让路。贞永元年（1232）颁布的作为武士基本法典的《御成败式目》（即《贞永式目》），主旨在于规定“仆忠主、子孝父、妻从夫”，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主君的忠诚，这样的法令规范巩固了封建等级关系，究其实质，也就是儒家三纲五常的精髓。引用儒家典籍最多的莫过于著名武将武田信繁的《古典厩寄语其子长老》（又称《异见九十九条》）。条目繁多，每一条目不过一二句，先述心得，后引经典。如他的侍主之说：“侍奉主上，永不可生逆心。论语云，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又曰，事君能致其身。[8]265”但是，这种融入于日本人血脉的忠诚之心被一些居心叵测的法西斯分子所利用，发展成对天皇的愚忠。战争中日本人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杀戮无一例外地被戴上了为天皇效忠的帽子，军人沦为一具具麻木不仁、盲目服从的傀儡。

第二，武士道精神之“仁”对儒家思想的汲取。

仁，作为孔孟学说的根本思想，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主张宽容、友爱、怜悯。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武士道颂扬的“武士之情”正是吸纳了孔子对于仁爱的释义。仁爱并非盲目的冲动，而是正义的仁爱。公元1184年，在原氏和平氏争夺天下的大战中，猛将熊谷真实擒获了一个敌人，拉开其头盔一看是一位稚嫩的少年，熊谷的仁慈情怀促使他对这个年轻的武士说：“你这位美丽的公子，逃到

母亲那去吧。”但年轻的武士拒绝苟且偷生，为了荣誉请求熊谷当场砍下他的头[6]33。这样的例子在战争中还有很多。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把仁同义联系起来 ，把仁义看作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其“仁”，指人心，即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御家训》中也流露出“恻隐之心”的仁义观，如在第一条中说道：“待人接物，要令人亲近，与众人逐一问候，无一遗漏，于贫者常怀怜悯，至其妻子眷属，皆要恒以笑颜相接，不可令见怒色。”第四条中说：“任凭如何愤怒难耐，不可于彼时杀人。若怒气大异平时，可将罪人暂置他处，待心情平复，再深思熟虑，妥当处理。” 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对外侵略扩张的血腥历程中，处处曲解利用这种“仁义观”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并美其名曰“经济提携”“大东亚同盟”“友邦正义相助”。对外侵略战争是建立在其他民族的痛苦之上的，而这种战争从一开始就被披上了虚假的人道外衣，被日本帝国主义广泛利用，给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第三，武士道精神之“勇”对儒家精神的汲取。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有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说的是勇士要摒弃匹夫蛮夷的“勇”，修习大仁大勇的“勇”。武士道全盘接收了儒家提出的“大仁大勇”，认为“勇”不等于轻视生命，相反，为不值得的事情去死被认为是犬死。勇，是一种敢作敢为，坚韧不拔的精神。武士以武勇为本，但是要摒弃匹夫之勇，不是一味地牺牲，一味地向前就是勇。“武士若不重视自己的生命而任意牺牲生命，这种血气之勇，与盗贼有何区别？武士之所以为武士，就在他知道战死沙场以成全忠节，应死时绝不偷生，应活时绝不轻生”[6]26。

《论语·为政》记载：“见义不为，无勇也”，说的是勇是做正义的事情。“勇”不是滥杀无辜、刀出必流血。勇气的另一面是沉着，果敢的行为是勇气的动态表现，冷静沉着是勇气的静态表现。在11世纪末的战争中，大将源义家在逼近败将安倍贞任时大声喊道：“你竟是个背向敌人逃跑的丑恶东西，转过身子来！”接着大声吟道：“战袍经线已经绽开！”他的话音刚落，败将便从容接了下句：“经年线乱奈我何。[7]28”这是何等的一种沉着气度！一个武士的沉着冷静还体现在其用刀之时，刀是武士的灵魂，武士对于刀有一种原始的拜物教的崇拜，源于尚武精神。武士喜欢用刀，但不滥用，一个沉着冷静的人物知道什么时候用刀才是最佳。1882年和 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中，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 ，《军人敕谕》甚至宣称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的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对日

本臣民。

第四，武士道精神之“礼”对儒家精神的汲取。

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 孔子认为，礼不仅仅是外表的形式，真正的礼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仁，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而到了武士道这里，将儒学中的“博学以文，约之以礼”发展成为禁欲之风。对一个武士而言，把情感表露在外，不是男子汉的作风，一个真正的勇士必须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言多必失。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武士即使被人踩到脚，痛到极致也不会表露出分毫。或者因为极度悲伤，泪流满面的脸上仍然挂着礼节性的微笑。

“礼”是指“礼貌”“礼节”，孔子教人彬彬有礼，武士进而发展成完备的社交礼节常识。一个不懂礼的武士，会惹人不快、遭人厌恶。礼仪的培养让武士从武夫进化为谦谦君子，周密的礼仪不仅是当时统治阶级为训练秩序严谨的武士队伍的需要，更是武士这一贵族阶级内化于心的需求。外在的礼仪重要在于锻炼内心，锻炼正确思维和情感。茶道是礼，甚至吃饭也是礼。礼仪来自仁爱和谦逊的动机，与哭泣者同哭泣，与喜悦者同喜悦，在心理学上可以找到专业名词：共情。但是在武士道中，礼节被上升到等级制度的高度《家康遗训》就有对于等级制度礼节的规定，如第四十五条写道“平民对武士失礼，武士可杀之”，可见在写着“仁义”的字缝中，全是“杀人”二字[7]161。

第五，武士道精神之“名誉观”对儒家精神的汲取。

在儒家的道德系统中，羞耻心被上升到与人格尊严等同的地位，认为有没有羞耻心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点。子曰：“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 认

为当道德主体背离了道德原则时，主体因为“知耻”，就会进行自我谴责，这种谴责是一种勇气的表现。武士具有极其强烈的羞耻心，荣誉感，其最高表现莫过于切腹的自杀方式，武士道认为切腹而死是武士保全名誉最高洁的死法。日本武士道的开山鼻祖山鹿素行吸收了中国儒教的孔孟思想，认为武士道的最高准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即是说一个人到死还没有相称的名声，就是一件很痛心的事了，儒家将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当下、当世，在世俗社会中达到不朽，区别于宗教的来世幸福、超验幸福，基本途径就是通过获得荣誉而留名千古。山鹿素行的学生大道寺友山（1639年—1730年）著有《武道初心集》，“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其主张的是并非不论是非只为情谊的主从关系去死，而是为了取义成仁、获得身后名誉[1]7。这与孔子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和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一脉相承，又是对山鹿的重仁义的生死观的强调，影响甚大。战败后，日本军人切腹自杀，这种为天皇效死的行为就是武士为主君效死传统的现实表现。这也为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的行为找到辩解——为天皇效命，把为天皇而死作为人生的理想归宿。

结 语

武士道精神在发挥其精神辐射作用的时候也不是孤立的，它借助了佛教唯心主义说教力量的同时，将儒家的条目作为行为守则；利用神道教的原始崇拜，又将佛教的旨趣作为其理论依托；运用近似疯狂的武艺训练磨练其坚韧勇猛的品质，又在腥风血雨里练就仁爱温文的气魄。“禅学的哲学观念、修养方法与儒学的忠信节义相结合，成为武士道精神道德的指南”[9]38。

然而作为昔日武士的精神信仰和昔日武士之魂的武士道，在明治维新之后被用来作为煽动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经过法西斯主义的恶性渲染，武士道逐渐发展成为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杀人之道”、“侵略之道”。帝国主义利用了武士道推崇的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为其对外扩张服务。虽然战后日本国民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军国主义的劣根性，但是对于作为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伦理文化遗产的武士道，似乎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定位。实际上，只有剔除武士道思想糟粕、摆脱法西斯主义的桎梏，才能让这份文化遗产放射出它原有的光芒，照耀日本与别国友好关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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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篇6

一、侠义精神的源头与发展

（一）“武”与“侠”的关系

武侠文化的内核是“武侠精神”，而“侠”是“武侠精神”的核心元素。传统的武侠文化一贯认为“武、侠不分家。”郑春元在《侠客史》中认为“武不侠不立，侠不武不成。”也就是“侠”的存在基础是“武”，“武”成为“侠”行侠仗义的直接手段；没有“武”，“侠”也就失去了实践行为的能力。因而“武”与“侠”存在着逻辑层面的结合性。

“武”这一因素既有自然性又有社会性。就“武”的自然性来说，人类的文明始于与严酷自然抗争。在洪荒野蛮时期，自然环境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阐述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人类的生存必然要克服自然环境的威胁，猎杀和驯服生物，抵抗种族之间的抢夺，因此“武”对人类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再者，当人类建立群体社会时，“武”就拥有了社会性，“武”对人类的世界秩序、国家秩序、社会秩序、道德秩序、法律秩序、生活秩序等有着重要意义，它既是维持秩序亦是反抗秩序的力量，尤其在社会、国家动荡的阶段，“武”的因素最为活跃。而“侠”是基于“武”的社会性而非自然性而产生的，“侠”对“武”是一种良性的导向，因而“武侠”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武”与“侠”存在着实践层面的结合性。

但“武”与“侠”的结合性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归属性，即谁归属于谁。梁羽生先生认为，“宁可无武，不可无侠。”那么“武”应为“侠”之用，“武”必然要归属于“侠”，这样的“武侠”才能以“武”行侠仗义、伸张正义。不过这需要“侠”有足够的道德自律能力，若“侠”归属于“武”，则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当前法治社会中，“武”归属于国家相关机关，由国家专门人员执行，个人的“武”受到国家法律条例约束和控制。在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的背景下，个人的“武”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环境，“武侠”精神中“武”的元素在现实中逐渐流失。因而本着对我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扬弃”原则，将“武侠精神”去“武”存“侠”，升华为“侠义精神”，以凸显出武侠文化的精髓。

（二）侠义精神的内涵

今天所认为的“侠”是行侠仗义、乐于助人、乐善好施者，但侠的意义是经过逐渐演变才成熟的。法家的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成为了违背律法的罪犯，历史上的绿林好汉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等行径使得侠接近于盗。为侠正名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认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驱，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不轨于正义”是指不借助法律诉讼，以个人武力来强行解决问题，与社会律法规则相违。而“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驱，赴士之困厄”“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成为侠的典型特质，在武侠著作或影视中表现得非常鲜明。梁启超先生提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的观点，使侠从“小爱”变为“大爱”。由此，刘保刚在《试论近代中国的侠义精神》提出，“把大爱精神注入侠义精神，更是为侠义精神注入了道德合理性，使其成为正义的化身”。这是侠的道义文化与儒家伦理文化的碰撞和契合，形成了新的内涵丰富的侠义观。

但是侠义精神自身也不免残留一定的封建文化和狭隘的道德观念。传统的“侠义观”追求恩怨分明、快意恩仇、生死相托、两肋插刀，尽管体现了侠义特征，但按照白天寅在《中国武侠精神浅论》所说，它“是一种只有对象，没有正义原则的、狭隘的、异化的武侠精神”。另外，侠者注重“言必信、行必果”，诚信守诺是美德，应该宣扬，但“必”则在分寸上过度，使诚信变为道德禁锢。因而“已诺必诚”可能存在无原则、非理性的问题。再者，“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虽体现了侠义本色，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将道德置于生命之上，这是道德去生命化的表现，是畸形的舍生取义观。生命是宝贵的，道德是为了升华人的生命价值，引导人们建构有道德的生活，而非将生命变为道德的祭祀品。

侠义精神传承了我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精髓，同时还需要与时展和现代道德主流文化相适应。侠义精神的核心表现是见义勇为、救人于难的正义感，敢于维护公平，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愿意为国家社会的和平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侠义精神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积极的意义，对道德教育延伸有着重要的价值。

二、侠义精神与道德教育的共鸣

侠义精神既是一种道德力量，也是一种道德榜样，对人们有着道德导向的作用，因而侠义精神能够与道德教育产生共鸣并融入到道德教育的范畴中，不过我们需要先了解侠义精神与道德教育的关系。

第一，侠义精神的内涵契合道德教育的主流。道德教育是对人道德发展的教育，培养人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使其成为有道德、有良知的人。侠义精神具体表现为重义轻利、信守承诺、见义勇为、为国为民的品质特征，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内涵是对正义、公平、勇敢、诚信的向往和追求。这与当下的主流道德文化有极高的契合度。在法制文明社会，正义、公平、勇敢、诚信已经成为必然的道德元素，人们对这些主流道德元素的认知和追求与时俱进，因而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国家大事都不可能避免这些主流道德元素的渗透和融合。侠义精神作为一种道德精神，其表现出来的内涵具有现代道德意义，具有传承性和永恒性，契合道德教育的主流道德方向。

第二，侠义精神的世俗化能够成为道德教育的典范。侠义精神的原型人物源自武侠或侠客，但具备侠义精神的形象范畴不止武侠或侠客。文天祥宁死不降，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可见文人政客也具备侠义精神。侠义的载体脱离了职业、民族、阶级等外在形式的约束，换言之，侠义精神具有分散性和渗透性，没有特定的集团或阶层。而且侠义精神脱离了“圣人化”模式，不再局限于技艺非凡的既定人物形象，普通人也具备了侠义精神的可能性。从道德教育的角度来看，榜样对人有着积极的道德影响，能够深化人的道德认知，加强人的道德意志，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但过于政治化或不现实的道德形象对人的道德影响是有限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适得其反。侠义精神具有道德的正义性，已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能够激起人们的爱国情怀。

第三，侠义精神的文化深度凸显我国道德教育的特殊性。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伦理价值体系决定着其道德教育具有异质性。我国数千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道德伦理上，曾主导着传统的道德教育。但我国近现代的道德教育一直有“西化”倾向，“西化”的道德教育消解着本土文化的独立性，导致“被同化”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道德教育与我国本土文化隔离与断裂的一种必然事实。因此，我国道德教育的特殊性应该溯源于本土文化之中，而非“嫁接”过来的文明。侠义精神在我国道德文化中具有鲜明的色彩，积淀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因而将侠义精神纳入到我国道德教育中来，更能凸显我国道德教育的特殊性。

三、侠义精神融入道德教育

（一）道德教育中的两种导向

我们处于多元文化时代，主张尊重主体的自由选择。道德价值体系也呈现多元化、冲突性的势态，经常面临着两个基本的伦理逻辑问题，即生命与道德的选择、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选择，受多元价值的影响，一般易于导致两种取向：“生命本位”导向和“个体本位”导向。

1.道德教育中的“生命本位”导向

在道德伦理文化中存在着一组基本的矛盾，即生命与道德，两者在发生冲突时产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伦理抉择。中国的儒文化和道义主义选择舍生取义，即放弃生命存留道义，否则会被定义为贪生怕死的懦夫。非此即彼的伦理选择从逻辑上已经将生命与道德置于两个异端，是互斥性质的；但两者的地位从属是不平等的，从传统的伦理原则来看，是生命归属于道德，道德对生命有强制的约束力，当两者的共存平衡被破坏后，生命主动靠向道德，道德消解生命。这种道德是无生命的道德，既压抑了人的生命本性，也违背了道德的价值。人的生命是为了实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为了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因而道德不应该扼杀生命。道德主旨在于教人向善，使人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使人生更加美好，道德需要归属于生命。

与传统的道德教育相比，今天的道德教育更加关注“生命本体”，生命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但人的生命具有双重性，即自然生命和超自然生命，自然生命是动物本能的生命，而超自然生命则是“人的生命”与动物生命的区别所在。同时，这也是道德教育的使命。“人”的生存价值不仅在于自然生命的完整，还包括升华和延续其超自然生命，因而道德教育不仅要让人珍惜自然生命，更要守护人的超自然生命。英雄见义勇为而付出生命的事迹不应该随意抹灭和质疑，尽管反对盲目地冒险，但应该肯定见义勇为的精神和价值，这是道德使人的超自然生命得以升华和获得价值的结果，这也应该是道德教育的宗旨所在。在现实中不难见到见义不为、胆小怯懦的情况，人的生物本能主导了其行为，却也扼杀了人的道德生命。

2.道德教育中的“个体本位”导向

道德教育中经常要涉及到两种价值的关系问题，即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当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出现冲突时，依据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原则，个人应该服从大局，个人价值让位于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价值不再单纯妥协于社会价值，而是追求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和融合，通过实现个人价值来提升社会价值，通过追求社会价值来为个人价值创造发展空间。但当前不少学校的道德教育偏重“个体本位”的价值导向，强调人的实际价值和利益需求，使得社会价值成为抽象、空洞、虚假的道德符号，引起学生的反感和排斥心理。不可否认，部分的社会现实和异化价值观（如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使不少人看重个人价值，甚至为获得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价值。这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也会对个人价值造成负面影响。对个人而言，过分看重个人价值，会形成重私轻公、自私自利的价值取向。

从人的生存角度来说，有必要追求个人价值，包括个人的财富、地位、荣誉等。但人是社会性和群体性的，每个社会成员都包含在互为联系的社会关系网中，体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社会性质，因而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实现在于追求整体社会价值。社会价值是个人价值的母体，个人价值存在于社会价值之中。社会价值代表了人的整体价值总量，因而只有社会价值总量不断提高，人的平均价值量才会增加。因此，偏重个人价值会让社会价值总量失衡和亏损，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的持久发展。因而道德教育的使命不仅仅要让学生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努力，还要让学生树立长远的社会理想，努力追求社会价值，这也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二）侠义精神应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道德中存在的“生命本位”“个体本位”两种极端导向，影响着我国道德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需要将“侠义精神”融入到道德教育中，为极端取向的导正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道德的“生命本位”取向是在生命与道德相悖的伦理选择中将生命视为首选，在某种意义上是动物性取代了人性的表现。道德不是忽视人的自然生命，而是为了塑造人的超自然生命的生命，使人性得到升华，实现人何以为人的价值。侠义精神归属道德范畴，构造着人的意义生命，但这不意味着侠义精神否定自然生命；相反，侠义精神需要实践载体，因而必然依赖于人的自然生命。侠义精神虽然不提倡“武”，但仍有“武”的影响，“武”是针对人的身体而言，若没有健康的身体，侠义精神也是空谈；若没有生命，侠义精神也失去了载体而毫无意义，因而侠义精神的前提是身体及生命的保障。在此基础上，侠义精神价值的真正体现在于其所具备的道德号召和导向作用。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不自由、不平等、不诚信的现象，倘若置之不理，会造成道德缺失，影响社会的和谐。再者，功利价值观、自私主义等异化价值取向严重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认知与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往往选择逃避道德责任，以免“引火上身”，从而引发集体性的社会道德冷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群体具有一定的盲从性，群体心理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会保持同化，当没有人率先做出道德示范，群体保持沉默；若有人做出道德示范，则可能引起群体的跟从行为。侠义精神具有英雄色彩，近似于个人英雄主义，因而也具有强大的榜样作用，能够在社会群体中产生号召力和影响力。因此，应该使侠义精神成为一种道德导向，超越狭隘的生命本位主义，让道德实现人性的价值。

侠义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仁义”的大局观，是至高的社会理想，从哲学层面上是追求社会价值的体现。因而侠义精神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可以将其融进道德教育中并成为重要的道德内容。道德的“个体本位”取向是在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相背的价值判断中将个人价值视为首选，看重个人利益忽视社会利益。在哲学中，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既对立又统一。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实现社会价值的前提，而实现社会价值才能保证个人价值的实现。侠义精神以“为国为民”为己任，是为了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崇高理想，但这不能反证出个人价值的不重要，如军人保家卫国是一种社会价值的体现，同样个人也能获得荣誉和奖励，因而个人价值隐藏在社会价值背后。换言之，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能够和谐共存并融为一体。因而，侠义精神是注重个人价值的，若没有个人价值的存在，那么社会价值也会演变成抽象的存在而毫无意义。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篇7

中国功夫电影是以电影艺术和武术文化为基本元素，将武技表演以电影艺术的形式串联成“片”的故事，并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伦理观念，引导观众对影片中英雄人物的认同建立在爱国、自强、信义、仁爱这些道德范畴上，并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成为我们民族特有的最成熟的类型电影之一。 《霍元甲》《黄飞鸿》《英雄》《叶问》《精武英雄》《中南海保镖》……这些功夫电影不仅云集了众多的重量级导演和武打明星，而且巨资打造、制作精细，其选材也十分考究，大多是华夏文献中精忠报国的疆场战事、仗义行侠的江湖争斗、比试武功的擂台较量等武人习武、用武和传武的故事情节以及武人卫国、为民的侠义行为;其魅力一方面来源于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精彩激烈的武打动作和生动鲜明的人物性格等外在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来自其内部所传达的哲学、政治、伦理、宗教、儒家等中国思想和中华民族精神。正如李仁港导演所说:“武侠电影的观众历来不衰，喜爱原因除了精彩的武打设计或荡气回肠的浪漫之外，最痛快之处是观众见证着侠者的人性提升。”［1］因此，中国功夫电影不是单纯地追求视觉冲击，它更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一部分，对传播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形成共同的民族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华民族精神的概念内涵 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形成，并不断向前发展、丰富和完善的民族心理与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灵魂，具有鼓励、教育和团结人民奋发图强的力量。中华民族精神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中华民族主体精神，这就是“十六大”报告提出来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主要内容的“五种民族精神”;二是既包括“五种主体精神”又蕴含求真务实、博大宽容、艰苦奋斗、尚仁重义等主要内容的基本民族精神。［2］中国功夫电影的兴盛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电影的民族化进程，是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发展方向的必然结果，其民族精神的弘扬，是该类影片不衰的主题。《精武英雄》《中南海保镖》《杨家将》《英雄》《霍元甲》《叶问》《黄飞鸿》等中国功夫电影在动作语境中所传达的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向往和平的仁爱精神和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主体精神和基本精神在功夫电影中的集中体现。如徐小明先生所说:“功夫电影强调侠义精神和家国观念，加上善恶分明，在社会上能产生正面的影响，可称得上是一种另类教育。”［3］ 二、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武侠文化的传统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中，儒家的仁、义思想，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当中。孔子说: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义”乃行善之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基本标准，为坚持真理、保卫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挺身而出之举。 自古以来，卫国护民，行侠仗义，一直是武林中人追求的人生理想，也是武者侠义精神的基本道德素质。如李德裕在《豪侠论》即云:“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为本。义非侠不应，侠非义不成。”［4］武侠艺术中的侠士和武侠行为，是武侠文化的结合体和载体。按照梁羽生的说法，侠就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正义的行为”［5］。在武侠文化上具体表现为除暴安良、济困扶危、见义勇为、行侠仗义、济世救民等为国为民的侠义行为和诚信守诺、重友之义等精神品质。中国功夫电影中的侠义行为需要精神，而精神是无形的，需要一个特定的、有形的具体人物角色来阐释，只有通过角色的演绎才能将这种精神生动地表现出来，这个重任便落到了中国功夫电影中塑造的英雄人物身上。这些英雄人物以德修武、以武行侠，其堂堂的正气、高尚的人格，在使人们感受到强烈的爱国情怀和英雄主义的同时，也会带给人一种满足、一种陶冶、一种启迪。正如很多观众在观看《少林寺传奇》的过程中大呼过瘾，因为少林弟子们匡扶正义、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的行为契合了受众的价值观，与他们产生共鸣，使人们因恶势力而压抑的心情得到宣泄，获得一种心理的满足和愉悦。 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实现人格独立与民族发展的精神力量。《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就是永不屈服，无论是面临外界的艰难险阻，还是面对自身的缺点不足，都迎难而上，坚决克服，永不停息积极向上的脚步。［2］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屈服、自强拼搏的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多次面临外来威胁，濒于亡国灭种的境地，凭着自强不息勇于奋斗的民族精神，几次从跌倒中爬起，在危难中获得新生。中国功夫正是自强精神的生动写照。正如影片《霍元甲》里所言:“武术没有高低之分，只有习武者的强弱之别，通过习武竞技，发现、认识一个真正的自我……真正的对手就是自己。”言语间阐释了中国武术受佛家“无我”及禅宗的“明心见性”等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一种“禅武合一”的修行方式，将习武竞技升华为自我提升的工具，历代武术大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切磋技艺、修炼武功，把困难当作一种财富，锻炼意志，培养自信自强的精神。影片中当霍元甲被害中毒时，阻止徒弟为自己报仇时说:“仇恨只会生出更多的仇恨，最重要的是强壮自己。”此时，片中国人被霍元甲的自强精神所感染，在一片高呼“自强不息”的呐喊中霍元甲再次登上擂台，并拒绝了田中安野的善意劝降……在救亡图存的生死关头，绝不向外来侵略力屈服，也不向邪恶势力妥协，始终坚持斗争，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正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具体体现。面对人生，如何自强不息，如何艰苦奋斗，这些都是中国功夫电影所要传递给观众的信息，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有教育的意义。#p#分页标题#e# 四、向往和平的仁爱精神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基本思想是以仁慈、忠厚、善良和爱心来待人接物，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武术深受中国哲学的影响，不仅坚持儒家“谦和仁爱”的伦理道德，同时也融汇了佛家禅宗的“持戒”“化解”的慈悲胸怀和道家的“不争”“虚静”的自然精神。在多数中国功夫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具有劝诫意味的宗教伦理，其英雄人物也具有相当的涵养，遇事要能忍让，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与人交手，且总是要到忍无可忍时才施展绝技，不到非不得已不出手伤人，对坏人也尽可能不予杀伤，尽力劝他改过从善，从中体现出克己忍让之忍、劝坏人改过从善之恕、和平解决问题之仁。 影片《霍元甲》在“仁者爱人”的主控思想下，设计了霍元甲与外国武师比武的几场打戏，擂台比武、生死由命，片中霍元甲与大力士奥比音的徒手较技中，当奥比音被打落擂台、头颅即将撞到铁钉时，霍元甲出脚救了他，并赢得了奥比音的尊敬;在另外的几场器械比试中，更多的是“枪注人喉”“剑注人喉”，使其“不敢动而已”，都未取对方的性命;特别是最后一场与田中安野的最后一搏，剧中的霍元甲使出致命一击，也仅是“点到为止”，宁愿自己倒下去，也没有取其性命。剧中在武打镜头中融入了“仁爱”的思想，通过这种修辞消解了武打技击动作的血腥与残酷，其“强”才不显得粗暴;同时，又在“仁爱”思想中渗透出自强的精神，其“仁”才不显得懦弱。该影片传达的思想不仅是“如何打”，更是“如何才能不打”，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观众光靠暴力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让世界明白中国功夫不只为格斗而存在，更是一种止戈为武、崇尚和平的精神理念。 五、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忠”是武术精神的首要内容，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数千年来绵延于华夏民族之中的强大凝聚力，也是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纽带。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这决定了中国人心目中的爱国即是爱家、爱家即是爱国，有国才有家，保家必须卫国。自古以来，以爱国忠孝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如徐小明先生所说:“武侠精神随时代变迁而变化，我始终认为武侠精神与家国意识密不可分，也与人们的生活现状密切相连。”［6］影片《杨家将》用抵御外敌、捍卫民族尊严的表现形式来体现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影片《叶问》《霍元甲》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武师不但武艺卓绝，而且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感。当霍元甲中毒后，口吐毒血说道:“比赛还未结束，人无法选择生命的开始，但要有勇气走完最后一步”;“活着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这些剧情让我们感受到为国家的尊严、为中国人的荣誉而慷慨赴死的义举，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优秀的中国功夫电影所传递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刻地激励着人们的内在精神，从而激发了人们的意志，陶冶了人们的情操，这对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全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着深远的影响。 六、结语 影视作品是承担着时代精神的特殊载体，它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大众的思想、观念，从而进一步影响其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当看到中国功夫电影中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侠义场面……为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将侵略者和民族的敌人打倒在地的场面……电影院里总会欢呼雀跃、掌声四起。 可见在内心世界里，人们依然对民族精神有着强烈的认同。然而，在现实社会中面对贫穷的弱者，有些人视而不见;面对受伤的群众，有些人冷漠处之;面对凶恶的歹徒，有些人选择逃避;对于这种知与行之间存在的距离和反差，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那种对伟大民族精神的认同，更需要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勇气和胆识。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篇8

关键词：武术运动；文化传承；民族精神

1武术运动与传统文化

中华武术文化源远流长，早起自于原始社会的“舞”，在此基础之上经过逐渐发展和演变，从先秦时期的文化百家争鸣一直到宋明时期的理学理论，以及近代同西方强势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融合的中国民族特色文化生态系统。

1.1儒家思想对武术运动的影响

中国武术文化十分重视武德，武德的形成是依据传统儒家经典理论和古代社会道德标准共同演绎的结果，素有“习武先习德”等经典武术语录，就是要求习武者先具备武术道德的修养，方才能去练习武术。在中国武术文化传承的各个历史时期，武术的各个流派都有其自身独特的武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是对习武者的行为约束。武德深刻影响和约束着习武者行为规范，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等都指出了习武者武力使用的方式，是千百年间传承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一种崇尚道德之尚的理念，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发展到今天同样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尊师重道、见义勇为表现出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弘扬的优秀文化。

1.2古代哲学思想和经典阴阳学说对武术运动的影响

武术理论受到了多方面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响，其中最为深刻是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和阴阳经典理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武术理论中将习武者的外在运动形式和内在修为统一为一个整体，习武者不但要外练筋骨皮，还要运气通脉增加内功修为，往往各门各派把内功的修为看得更加重要，外练一定要有内练作为基础，否则外强中干，身体很快就被掏空。如传统太极拳功法的练习要求，“以意领气”，“以气运身”，就是要求太极拳习练者，身未动，意识先到，是指意识在先，意到之后先内运气，气再到，气到之后身体动作而后发，即习练太极拳功法时要先用意，再行气，而后身体动的功法理念。如果只练太极拳动作而不行气，则没有太极拳的神，没有太极拳的韵味，更没有形成太极拳的内在功力。太极拳是典型的内家拳法，如果不行气则不成拳。受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的影响，习武者在习练功法时注重时辰、季节的选择，每个时辰都对应各自的经络运行，针对经络运行练习相应的功法练习选择相应的时辰。[1]古代经典阴阳学说论述了拳术练习过程当中动作的阴阳相互转换，极大地丰富了武术拳理。如身体重心的虚实相互转换、动静相互结合、双掌前后正反相互转变等这些都是阴阳学说在拳术当中的具体体现，因此要想练好武术就必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1.3古典审美对武术运动的影响

武术套路的动作演练受到了古典审美意识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形神兼备的运动风格形式特点，在武术套路中武术的技击性潜移默化的蕴含美学艺术，套路动作的攻防动作体现出美学特征，古典审美意识深刻影响着武术套路动作的身法、腿法、手法的动作规范，同时还要体现出武术的精、气、神，注重快慢节奏的体现和艺术风格的表现，从而体现出传统武术套路动作形神兼备的独特运动风格特征。

2武术与文化传承的关系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本民族繁衍生息的根基，世界范围内的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有着不同形式和内容各异的文化形态，泛指的是规范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在不断传承积累和发展更新中形成的特色文化形态。[2]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是民族特色文化的结晶，有着鲜明的民族特征性，能够体现出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之所在。武术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相互关系，武术的本身就能够代表中国文化，习练传统武术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2.1武术运动彰显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繁衍生息当中不断积累的集体观念，是本民族精神和意志的集中体现。[3]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武术运动能代表华夏民族精神面貌，同时武术运动对塑造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武术运动在华夏大地源远流长了几千年之久，深深扎入华夏文明当中，不断吸收着中国优秀文化的滋养，体现着华夏民族精神的精髓。武术运动能够充分体现一种团结协作、奋发图强、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民族精神。因此，武术运动不仅仅是具有健身保健击技作用的一种运动项目，更能够赋予广大人民群众宝贵的精神财富。

2.2武术运动彰显爱国主义

自古乱世出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都会涌现出无数的英雄豪杰武林高手，他们以民族和广大民众的利益为根本，除恶扬善，用自己的血汗保卫人民群众和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贡献一份力量。武术运动能够激发习武者的爱国主义精神，武术的尚武精神体现习武者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这正是实现“强国梦”、“中国梦”所需要的爱国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高东清.新世纪中国传统武术发展方向的探讨[J].武术科学,2004,(4).

[2]张胜利,刘树军.中国传统武术可持续发展探索[J].体育学刊,2005,(1).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篇9

关键词 先进军事文化 武德文化 战斗力

中图分类号：E223 文献标识码：A

Construction Path of Advanced Military Culture in Our Army

XU Wang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Shanghai Campus，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Our army is suitors of advanced military culture， exemplary practitioner and active promoter， has historically focu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party to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advanced culture to practice among the military culture. In the "standard combat discussion" in the background， the army only from ideas， concept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historical mission and ambience continue to forge ahea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rmy advanced military culture.

Key words advanced military culture; takenori culture; combat

1 更新观念，打牢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认识基础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没有思想上的正确认识，就不会有对先进军事文化在军队建设中的科学定位。大力加强先进军事文化建设，既是对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继承，更是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有效途径。

建设先进军事文化，是继承和弘扬贵仁尚义的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之历史必然。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①从荷马史诗到两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中的战争热情显而易见。对比西方，中国古代先哲包括兵家代表人的告诫，深刻地揭示了武力使用中天然地、辩证地蕴含着和平的思想，如《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强调政令、刑法都是治理国家的手段。中国兵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孙子，不但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之“不得已则斗”②的伦理思想，而且特别重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即使兵家代表人也并非好战之徒，他们主张“止战之战”，突出强调的是“武”与“德”、“强兵”与“和平”的辩证统一。如果说军事斗争主要体现为一种直接诉诸武力的能力，那么，贵仁尚义、崇尚和平的中华武德文化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和平运用军事力量的能力。③

建设先进军事文化，是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有效途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对军队来说，文化凝聚着军队的精气神，是战斗力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我军之所以能够在战争年代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辉煌胜利，也正如所讲的“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④这是我军战斗力生成的基本规律。当下，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化时代，文化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随着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越来越紧密。在当前“战斗力是唯一和根本的衡量标准”的讨论中，也只有通过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并使之渗透于军队战斗力的各个要素之中，才能提升我军的战斗力水平。由此，在思想观念上，就不能把文化简单看成是一种军人的文化生活，而应当把它看成是一个集军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之大成的大文化，实现从狭义军营文化向广义军事文化转变。

2 紧贴使命，建设具有时代特色的武德文化

首先，从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中汲取精华，增强先进军事文化的底蕴。只有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武德文化，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才能充分发挥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翻开历史的长卷，在华夏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中，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传统武德文化的核心价值。无论是“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西汉名将霍去病，还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甚或“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他们无一不是传统武德文化熏陶下的精忠报国典范。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同朝代、不同性质的国家形态，但是就普遍意义而言，为捍卫祖国、民族利益而捐躯献身的军人，总是被历史所讴歌。也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感染下，中华武德文化成为激励和团结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无论是在反对外敌入侵的战争时期，还是在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危机时刻，这种爱国主义都将产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也必将成为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源泉和文化资源。

其次，提升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激发先进军事文化生命力。尚武并不意味穷兵黩武。弘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并不是要逞强称霸，更不是把“军事建设列为中心”，而是让人民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对军民鱼水情的自然感悟、对军人职业的崇尚与尊重。事实上，每当民族危难之时，是民族凝聚力最强之时，也只有在这种时候，尚武精神才被一次次推上风口浪尖。反思当下的和平，如果没有一定的尚武精神或实力，捍卫和平的力量只能是无源之水。由此可见，只有民族尚武精神与军人地位被提升到国家的一定程度之后，国家才会迎来一次更强劲的凝聚，我们的意志与智慧也必将凝聚成最强大、最稳定的生产力。

最后，反思中华传统武德的“不得已而战”的伦理思想，彰显先进军事文化的战斗品格。“哀兵必胜”、“忘战必危”是军事斗争的铁律。当前，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我军先进军事文化建设必须与新时期我军的历史使命、与时代的文化理念、与官兵的主体需要结合起来。特别是在“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大讨论的背景下，我军的先进军事文化建设，既要看到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军事斗争准备不断拓展和深化的现实，也要针对青年官兵青睐新鲜事物的特点，在弘扬传统武德思想的同时，注重贴近当代革命军人现实生活，挖掘和树立身边的“典范”、“榜样”，才能使得中华民族的“英雄情结”与“尚武精神”得到不断继承与发展。

3 营造氛围，促进先进军事文化全面开展

一是营造具有浓厚军事特色的物化环境。只有置身于浓厚的军营文化氛围，军人才会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才会切身得到教育或提醒，增强“保家卫国”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因此，无论是场馆设施的建设还是环境氛围的布置，都必须从确保服务于提升战斗力的这一根本和唯一标准、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高度以及确保正确发挥文化氛围影响力的这一出发点入手。二是建设具有鲜明军事特色的制度文化。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持续培育工作可谓当下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化建设，通过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对军人价值观进行规范，并严格依法办事，使核心价值观教育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三是开展具有浓厚武德文化特色的宣传活动。走出军营，寓教于乐，开展丰富多彩的军营文化活动，是军事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军队有自身特殊的使命，所以在兼顾其他活动的同时，要着重突出活动的军事特色。比如军事大讲堂、军事发烧友等，就是强调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展开对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弘扬与继承。

对军队来说，文化是战斗力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也为塑造军人品格、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提供精神保证与智力支撑。

注释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卷）.出版社，1964：12.

② 孙子兵法・火攻篇.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篇10

［关键词］ 武术电影；电影武术；文化折射；民族精神

武术是一种艺术，具有一定的观赏性，武术是一种体育，可以锻炼人的身体，武术还是一种精神，激发人的内心灵魂。武术是我国的瑰宝，以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通过格斗这种形式来展现人的身体美。随着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广为传播，武术借助这种媒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李小龙、李连杰和成龙为代表的巨星更是把武术电影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武术电影中的核心是武术，电影中所要表达的也是武术精神。武术是武术电影标志性的符号。武术电影通过其艺术美和身体美让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来中国学习和体验中国武术的厉害。一部又一部优秀的武术电影深深地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武术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一种世世代代相传的精神。本文通过武术电影的特征分析，深入了解武术电影中的核心部分影视武术的博大精深，正确引导观众认识电影领域中的武术，同时为中国武术的流传发挥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一、武术电影及其特性

武术电影就是以电影或电视为媒体和载体，主要表现武术本身的一种电影形式。武术电影中的核心是武术，电影中所要表达的也是武术精神。武术是武术电影标志性的符号。电影里的武术与中国传统概念下的武术是有差异的。传统武术是指武功，起到锻炼、修身和养心的作用。而电影里的武术是一种虚拟的武术，以传统武术的动作和技巧通过艺术方式的加工、升华和演变，更大程度上展现一种艺术静美，体现一种精神。电影里的武术是以武术电影这种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一种形态。武术电影为了满足观众的精神需求，借助武术套路中表现艺术的一种形式。武术电影就是通过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通过电影这种形式迎合市场需求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武术表现在电影里有其独特的特性。

（一）艺术性

武术电影其实质就是一门银屏表演艺术，具有非常强的艺术性质。直到今天武术有时还叫武艺，是武术和艺术的结合产物。电影这门艺术形式可以很好地丰富武术，使武术更加立体，具有更高的娱乐性和观赏性。武术电影可以通过不同场景的转换、蒙太奇的技术处理、声音、色彩、光影等的结合。武术电影使得武术技巧虚实相生、真戏假做、动静结合和节奏鲜明。武术电影是一部生活片，也是一部艺术片，还是一部动作片。武术电影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以日常生活中的武术原型通过凝练，再现日常武术的魅力。同是武术电影还是一种形为艺术，它不同于日常生活艺术，重点是动作和技巧上的表现。

（二）技术性

武术电影里反映的还是技术，是人与人之间对抗的技术，是格斗形式的表现。这种技术性就是以武术动作为素材，经过武术指导精心设计后的一种技术艺术。虽然说武术电影里的武术一般被夸大，被艺术化，不真实。但武术仍然是一种形为艺术，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体育运动。体育还具有其他技术性，所有的技巧都是通过习武之人多年来的训练而得。武术是对人生理和心理以及精、气、神的追求，追求强身健体、防身自卫、锻炼意志、陶冶性情、竞技比赛、交流技艺。武术电影里的技术根据技术的反映程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真实武术技术的表现形式，融合现代竞技体育的基本元素，发扬我国优秀传统美德。如，李连杰的《少林寺》、李小龙的《猛龙过江》都是这类电影，电影里的武术招招到位，非常真实，通过武术塑造电影主人翁的武术精神。另一类就是通过电影的艺术性来展现武术的某一方面的内容。其中更多的是反映武术的艺术性，塑造一种神奇怪离，增加电影的艺术性。这类电影的武术动作基本上都是虚拟出来的，一般习武之人也不能做到。像《神雕侠侣》《天龙八部》《英雄》等电影里的飞檐走壁、踏雪无痕等都是导演的想象武术。

（三）思想性

武术电影里要传播一种武术精神，一种行侠仗义的侠客精神。中国武术电影弘扬中国优秀的民族精神，《霍元甲》是国难当头时英雄气概的表现，全民爱国的体现。《黄飞鸿》承载时代的任务，烙上了民族的特色，以一种特有的娱乐方式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直到今年，国家稳定、富强了，但武术电影的魅力不减当年，就是因为武术电影里有内在的民族精神，是任何时代人民心理的反映。武术电影还融合了其他的文化形态，例如：哲学、宗教、美学和心理学等，通过这些不同的文化形态和谐表现武术电影的美学和审美价值。

（四）传播性

武术电影除具有上述的三种性质外，还具有电影艺术的传播性。随着社会竞争的激烈性增加，观众精神的追求越来越重要，对于电影的消费市场也越来越大。人们通过电影这种视听消费来享受生活，享受电影带来的愉悦感。电影也将武术的传播从时间转向空间，从深度转向平面，从整体转向碎片，转化成具有视觉冲击的艺术形式。武术电影除了给观众以视听享受外，还传播着中华武术文化，阐述着武术之人的精神美。除了这些，武术电影还有其他的亚文化，例如武术医学、武术哲学、武术文学、武术军事，等等。

二、武术电影的文化折射

（一）武术电影的哲学观

武术本是一项体育运动，武术锻炼应该与人的身体健康相吻合，要想提高武术锻炼的效果，习武之人更应该注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身体的统一和谐。哲学中所谓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指人要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人的行为和内心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其实反映的就是讲述道、理和自然的意思。在武术电影中还经常出现一种“知行合一”的哲学观，“知行合一”其实是武术界最推崇的，是武术的认识基础，也是武术发展的必要机制。只有习武之人知其行为，晓其结果，武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但武术电影中往往会出现不遵循自然规律，不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最终被人类和自然抛弃。武术电影中的主人翁为了成就他理想中的武林霸主，为了得到江山和美女，损害他人利益来成就自己梦想，最终被世人唾骂，被社会淘汰。

(二)武术电影的“侠”文化

武术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入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这种“侠”文化也让武术电影保持着非常独特的个性，也成了武术电影常青不老的灵丹妙药，给中国武术电影爱好者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震撼。武术是武术电影中的核心，也是电影要表达的主要对象，离开了武术，武术电影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但武术电影如果没有了“侠”文化，那也就失去了灵魂，也就失去了中国武术的独特魅力了，也就不能吸引全世界人民关注中国的武术了。“武”和“侠”本是武术电影里的最独特的东西，对于武术电影来说，“武”就是电影的本质，“侠是电影的内涵。电影通过“武”来表现“侠”，如果电影只有“武”，那武术电影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如果电影只有“侠”，电影也就不成为武术电影了。电影里的“侠客”就承担了这种“武”和“侠”的表现体，侠客使用武术动作把“侠”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喜欢武术电影的中国人心中都有那么几个侠客深深地感染自己，如李小龙、黄飞鸿，等等。武术电影的核心是武术，离开了武术也就没有了武术电影，而武术电影里没有了侠义，武术电影也就失去了其灵魂，中国的武术电影也就失去了东方的独特魅力。

(三)武术电影的民族精神

武术电影通过视觉刺激观众，达到教育的目的。武术电影中的基本武功：手、眼、身、法、步、精神等都将武术所要表达的精神灌输给观众，让观众在享受武术的独特美时，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熏陶和洗礼。武术电影从一开始发展，就承载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播使命。武术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之一，是我们的国宝、国粹，国之精神。之所以称为国粹，是因为武术对于人类，至少我国民族的精神上或思想上有过非常重要的贡献。国粹是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的，也是要继续发展的。同时国粹是全民族的，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另外，武术电影还承载了许多中华民族的道德品质和思想内涵，也就是经常所说的武德。武术道德是指习武之人在习武过程或其他社会活动中所应具有的良好品德及在用武过程中要遵循的道德规范。长期以来，我国武术界都十分重视中国民族礼仪的宣讲，重视武术道德的培养。武术自然就成为培养人的高尚道德情操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同时武术还兼具了强身健体的功能，感化人类心灵的作用。武术电影就是通过电影叙事的方法，通过武术的常规格斗技击的表演，弘扬主人翁的优良品德，间接教化观众，陶冶观众的情操，进一步培养一种坚忍不拔、不断超越自我、超越平凡、追求卓越的优良品质，从而使自我的人生获得永恒的动力。同时，每一部武术电影中还会安排一个反面人物的出现，用这个反面人物来推动武术电影的进程，反衬主人翁的侠义精神。武术电影的正义与邪恶的交锋，是英雄与魔鬼的对抗，正是在这种对垒中，让观众意识到优良品质和优良传统是多么重要。

三、结 语

中国武术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世界电影之林中的一朵奇葩。武术电影展现了中国武术的精湛，中国武术的神奇，但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内涵。武术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体育文化，是世世代代中华习武人奋斗和磨难出来的，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武术电影将武术通过电影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向观众传播的。武术电影就是通过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通过电影这种形式迎合市场需求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本文通过武术电影的特征分析，深入了解武术电影中的核心部分影视武术的博大精深，正确引导观众认识电影领域中的武术，同时为中国武术的流传发挥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 邢星.论武术电影与中国传统武术的现实差异［j］.毕节学院学报,2008,2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