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十篇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1

美丽的广西，不仅是旅游的天堂，还是动植物的乐园，这里气候湿润，物产丰饶，是我国水牛的主产区。随处可见的水牛，是广西农村的一道风景，但水牛除了耕作，几乎派不上什么用场。(图1)(图2)

广西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群年轻学者正在做试验，他们是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高繁殖力和高产奶量转基因水牛新品种培育”课题组的成员。这是一项建立在生物科学领域目前处于最前沿的动物克隆与转基因技术之上的研究，他们的目标是对本土的水牛进行改良，将水牛变为奶牛。(图3)

课题组组长石德顺研究员，从事动物遗传与克隆技术研究已27年，2005年他主持并获得了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水牛，之后，为加快水牛的改良速度，对水牛转基因克隆技术进行了大量系统的研究工作。

广西大学研究员石德顺说，转基因克隆技术，是在克隆技术的基础上与转基因技术的结合，在1997年“多利”绵羊出来后才诞生，之前只能通过胎儿细胞做转基因，“多利”成功后，转基因克隆成为可能。

克隆技术是20世纪生物技术领域最重大的一次创新，1997年2月，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公布克隆羊“多利”问世，这是世界上第一例利用成年动物体细胞核获得的克隆动物。此后，有关克隆的报道层出不穷，例如：1998年日本克隆牛，2000年美国克隆猪，2002年法国克隆兔，2003年意大利克隆马，2005年韩国克隆狼。

克隆技术不需要雌雄，不需要和卵子的结合，只需从动物身上提取一个单细胞，用人工方法将其培养成胚胎，再将胚胎植入雌性动物体内，就可以孕育出新的个体。克隆技术的成功，被人们称为历史性事件、科学的创举。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说，克隆技术是高等哺乳类动物繁殖技术的巨大的革命，它可以像复印机一样，把一个优良高产的动物完完全全地复印出来。

早在1965年，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童第周，率先开展了克隆技术的研究，他采用细胞核移植的方法，成功获得了1尾性成熟的成鱼，这尾体细胞克隆鱼比克隆羊“多利”早问世21年。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艰苦卓绝的研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图4)

相对于克隆技术取得的突破，转基因技术更为成熟。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记录和传递着遗传信息，生物体的生老病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

运用科学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另一种生物中，与它的基因进行重组，产生特定的具有变异遗传性状的物质，这就是转基因。

1999年2月，我国成功培育出第一头转基因牛，取名为“滔滔”，这头由上海遗传研究所精心培育的转基因牛，体内被检测到带有人的血清白蛋白基因，是当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图5)

转基因技术和克隆技术都属于基因技术的范畴，将转基因技术与动物克隆技术有机结合形成的转基因克隆技术，在畜牧业上将大有作为。

石德顺说，因为转基因克隆可以在细胞水平上，对细胞进行定向的遗传修饰，对动物的性状的改良，能够人为地进行控制。

水牛是大型偶蹄类动物，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被人类驯化。驯养的水牛在亚洲和美洲非常普遍。在亚洲，水牛主要作为劳动力；在欧洲的意大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它被用做奶牛或肉牛。

石德顺说，水牛有两个起源：一个起源于中国，一个起源于印度和巴基斯坦；水牛分两大类型：一种是河流型，一种是沼泽型。我国的水牛，主要用于耕田、拉车，在它的培育和演化过程中，对它的产奶量、产肉率没有太多的要求。

在我国南方农村，曾经几乎家家都养水牛。一年中，使用水牛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其他时候水牛闲着无用。目前，中国的水牛存栏量约2200万头，位居世界第3位，而广西就有水牛400多万头，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独占鳌头的水牛资源使广西被誉为“中国水牛谷”。(图6)

长期以来，印度、巴基斯坦的河流型水牛与我国的沼泽型水牛有很大区别，河流型水牛主要用途是产奶。

石德顺说，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水牛的使命已经从原来劳役的功能，向产奶和产肉方向转化。我国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西分别从印度和巴基斯坦引进一批良种奶水牛，经过杂交改良、扩大繁殖，获得了不错的效益，但要实现大规模产业化，仍然面临着许多技术上的瓶颈。

石德顺说，由于两种水牛的染色体数目不一样，杂交后，繁殖力比较差，繁殖率比黄牛低近20％，产奶量也比较低。用杂交等传统方法，很难实现高繁殖力、高产奶量的目的。

2005年，石德顺带领课题组，开始尝试采用转基因克隆技术，对水牛进行改良。

从理论上讲，转基因克隆技术已经成熟，而实际的研究工作却十分艰辛复杂，课题组在进行水牛细胞培养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石德顺说，我们培养细胞要做基因的转移，结果这个细胞出现一种不明的东西，像生物又不是生物，黑糊糊的，好像还能动。

这个问题困扰课题组一年时间，不明物质导致细胞出现了空胞，结果前功尽弃，但找不到原因。这种来历不明的物质究竟是什么呢?

课题组决定对实验室进行全面消毒，经过与其他专家沟通，认定这是一种名为“黑交虫”的外来物质。

石德顺说，后来，我们在做细胞培养时，加些抗菌素，把浓度提高，问题终于解决了。

由于水牛体细胞活力低，克隆后基因表达不明显，课题组的研究并不顺利，试验往往数十次地重复，仍看不到一丝希望。

2005年，在尝试做转基因克隆水牛之前，石德顺和他的助手已成功培育出两头克隆水牛。(图7)

目前这两头克隆水牛的生长发育良好，健康状况也比较乐观。

石德顺说，做克隆水牛的目的，是为做转基因克隆水牛打基础。

但是，转基因克隆水牛的研究进展却十分缓慢，为了积累经验，课题组利用小白兔进行相关的试验和研究。

石德顺常常沉浸在对未来的畅想中，1997年克隆羊多利问世时，他就想对中国的水牛进行克隆，但条件不成熟；2002年，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冀南黄牛在我国诞生，他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石德顺说，我觉得很多事，首先敢想，才有机会去试，才有可能成功，很多事情想都不敢去想，就没有任何机会。

做转基因克隆的第一步是要做表达载体构建。在这个过程中要把我们感兴趣的目的基因通过人为的方法把它扩增，再将其转移至供体细胞内。

取一个已经去掉遗传物质的，即去了核的卵母细胞，称为受体；把一个供体细胞核，输入到这个卵母细胞里，通过电融合方法，把这

个细胞核和胞质互相融合，构成一个克隆的重构胚胎。

再模拟和卵子受精过程中的一系列反应，经过化学物质激活这个重构胚胎，使其按照胚胎发育的进程去发育。

这个过程中的任何一步都不能掉以轻心，对于水牛的转基因克隆，还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

历时5年，课题组成员以他们的牛劲和耐力，通过对转基因载体的改造，对细胞转染与筛选方法的改进，相继攻克了水牛体细胞活力低和核移植后基因沉默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水牛转基因克隆技术体系。

2010年初，课题组将一个3月龄的水牛胎儿成纤维细胞，经体外传代培养后，把含标记基因和筛选基因的转基因载体导入，得到转基因克隆重构胚胎，于2月5日植入到一头2岁半的母牛子宫内。

这头母牛经过300多天的妊娠，2010年12月19日凌晨，在广西大学的科研基地金光乳业水牛场，终于迎来了世界首例转基因克隆水牛的问世。在紫外灯照射下，转基因克隆水牛的头部和四肢，明显地看到有绿色荧光蛋白标记，标志着它身上含有转基因的成分。(图8)

广西大学博士李湘萍说，那天一早，石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们，转基因克隆牛出生了，课题组的老师都非常高兴，立即去看这头牛的状况。

广西大学博士陆凤花说，转基因克隆水牛刚刚生下来时不能站起来，经过饲养员的喂养，慢慢变得强壮起来，乱蹦乱跳的。

广西大学博士后刘庆友说，如果能成功改良水牛的遗传性状，对造福拥有2200万头水牛的中国老百姓是一个好的开端。

广西大学副校长黄维义说，这次成功，标志着我们在转基因技术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2011年年初的一天，石德顺看着两头转基因克隆水牛，高兴地说，它们来自同一个细胞系，所以非常像，尽管它们出生时间不同，体重也不一样，但体况都不错，表明我们研究出来的转基因克隆水牛技术是成功的，用这种方法生产的转基因克隆水牛是健康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继续再做带有特定基因的转基因克隆水牛。(图9)

水牛实现定向遗传改良，不仅能加快诞生高产奶量、高繁殖力的水牛，还能让水牛产出具有高免疫力或富含某种药物的牛奶，让牛成为一个小型的药物工厂，具有极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黄维义说，水牛奶的蛋白质比一般牛奶的蛋白质要高，如果把它作为生物药厂，比一般的牛或其他动物，价值更高。

李宁说，生命科学的每一次发展，都为人类社会、人类经济、人类作业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2

“哎呀，你们母女俩长得真像啊，就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瞧这小伙子，不仅形似其父，连说话的音色都像！”

通俗的话语，反映的是我们人类的遗传现象。人们在这种“相像”中，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一定有某种物质在起作用。究竟是什么呢？科学家用科学术语告诉你我:这种物质叫“基因”，存在于细胞核中。

1996年7月，诞生于英国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的一只小羊，带给世界一个震惊。这只羊的身世与众不同，她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父亲和母亲，但却与三只羊有关。小羊是这么产生的:首先，科学家们从芬兰多塞特母绵羊身上取出体细胞，通过一定的技术将其核置入第二只羊的去核卵中;通过电脉冲的方法使两者发生融合，最后形成融合细胞。由于电脉冲的作用可以产生类似于自然受精过程中的一系列反应，融合细胞便开始分裂、分化，形成胚胎细胞。再将成活的胚胎细胞转移到第三只母羊的子宫内进一步分化、发育……（见右下图）妊娠148天后，一只体重为6.6千克的白色小绵羊来到这个世界，科学家们为她起名为“Dolly”（多利）。

人们通过电视荧屏或报刊杂志上的图片，看到多利与她的第一位“母亲”――芬兰多塞特母绵羊，长得一模一样:白白的毛，温顺秀气。正因为她俩的基因相同，即有着完全相同的遗传信息，可以说多利是芬兰多塞特绵羊的“复制品”。多利的生成过程就叫“克隆”;因此，多利又被称作“克隆羊”。

“克隆”源于英语单词“clone”的音译。它既可作名词又可作动词。作名词时，指的是一个不需要异性的无性繁殖系;作动词时，则指利用各种方法产生无性繁殖系的研究或操作过程。克隆羊的问世使“克隆”这个词汇一夜之间热遍全球。

继多利之后，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也先后宣称他们成功地克隆了猪、牛、猴等动物。动物克隆获得的成功，使一些科学家对克隆人开始产生兴趣。时代的脚步跨入新的世纪，有关“克隆人”的报道日渐增多。意大利著名的人工生育权威塞韦尔里诺・安蒂诺教授在今年初表示，他计划从今年开始克隆婴儿的工作。他说他之所以要克隆人，是为了让那些丈夫不能生育、而妻子又不愿接受别人进行人工受孕的夫妇拥有“自己”的孩子。据说，他还考虑要让一些失去爱子（女）的夫妇实现孩子“复活”的愿望。据了解，希望通过克隆技术让死去的亲属复活的人，占克隆人拥护者中的绝大多数。

众所周知，人类一直遵循着有性繁殖方式，而克隆，这种“实验室里人为操纵制造生命”的方式给人带来的冲击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科学家以及研究相关伦理道德问题的专家对克隆人是怎么看的呢？记者近日进行了专题采访。

作为一名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大协作的中国科学家，杨焕明教授首先向记者描述了他在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结束后的心情:当我们知道越多时，越感到未知领域的宽阔和深邃;当我们为人类奥秘被逐步揭示而振奋时，又不得不为它带来的诸多问题而忧虑。

的确，基因及其相关技术的研究涉及伦理、道德及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基因毕竟不同一般物质，它既记录着一个生命的奥秘又包含着这个生命的所有隐私。试想一下，假如一个医生掌握了一个女孩的遗传密码，现在她虽然很苗条健康，但从遗传密码中预知今后她会肥胖、甚至会患乳腺癌。那么，应该让谁先得到这个消息呢？是她本人还是亲属？是她的老板还是她的男友？保险公司会不会因为她在若干年后所患重病而拒绝为其保险或索取“基因信息预测疾病”的额外保险？“克隆人”，则是更令人担忧的问题。

邱仁宗研究员认为，国外“克隆人”的宣传实有新闻炒作之嫌。我们的原则是，无论哪个国家的科学家要克隆人，首先得拿出证据给公众，给立法机关，证明你所做的一切不会导致不良后果。他说，我们都知道，克隆羊多利是经历了277次试验后结下的惟一硕果，在此之前的276次试验均告失败。克隆羊尚且存在这么多不可知的问题，更何况克隆人！如果在克隆人的过程中，夭折一批，或出现“废品”:少一只胳膊、多一条腿以及不可预料的残缺怪异者，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人为导致的死亡或残疾的“人”呢？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说，就目前来看，克隆技术本身的安全性并不高，因为在克隆过程

中，往往会造成遗传物质的损伤。即使科学家能够复制出生物缺陷很少的“克隆人”，除了伦理道德上的问题外，还存在由什么样的人掌握这个技术的问题。历史上一些战争罪犯如希特勒就是利用先进技术达到反人类的目的。假如克隆人的技术被这样的狂人或可怕的组织所利用，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邱仁宗研究员补充说，克隆人在家庭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被克隆人之间的关系是父子或母女，还是兄弟或姐妹？克隆人作为他人的复制品出现，他究竟是谁？他的尊严是什么？他具有怎样的社会属性？这一系列问题必定会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因此，我们反对克隆人。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3

不过，已经成功或初见雏形的转基因动物食物和药品也有一些。

英国研究人员日前宣布已经培育出了一些转基因鸡，它们下的蛋具有抗癌和抗病毒的特性，因而，人们可能借助于这些鸡所生的蛋来抗御癌症和其他疾病。苏格兰爱丁堡的罗斯林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了让几种母鸡所生的鸡蛋中包含可以用作抗癌药物的蛋白质，向母鸡的DNA中加入了人类的一些基因。最近的结果表明，一种母鸡可以生出含有MIR24蛋白质的鸡蛋。MIK24是一种可以抗击黑色素瘤(皮肤癌的一种)的抗体。另-一种母鸡则可以生出含有干扰素B-1A的鸡蛋。B-1A能够抑制病毒在人体细胞中复制。目前研究人员成功地培育出500只这样的神奇母鸡，如果获得批准，将来人们吃这样的鸡蛋就可以获得抗癌和抗病的能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所长曾溢滔主持的转基因牛、羊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几年前曾溢滔等人在上海成功研制出5头有靶基因整合的转基因羊，其中一头羊产下小羊进入泌乳期后，其乳汁中含有有活性的人凝血因子IX，表明这种凝血因子可以治疗血友病。这些转基因动物食品(药品)都是通过实验方法，把外源基因导入动物的受精卵，使外源基因与动物本身的基因组整合在一起，因而外源基因能随细胞的分裂而增殖，并能稳定地遗传给下一代。

运用同样的技术，曾溢滔等人又于1999年创造出了我国第一头转基因牛滔滔，它的体内转移进了人的白蛋白基因。滔滔出生后便从它的体内检测到了人血清白蛋白，这证明转基因牛的培养也是成功的，以后可以从滔滔的乳汁中提取人的白蛋白。

我国目前已有动物转基因所产生的乳铁蛋白、白蛋白、凝血因子等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首个转基因动物生产的药物有望在5年内上市。

2000年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基因工程研究组的朱作言院士等人就成功地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批转基因鱼，随后建立了转基因鱼理论模型，构建了由鲤鱼和草鱼基因组件组成的转基因鱼，而且这种转基因是“全鱼”基因，称为“转全鱼基因黄河鲤鱼”。

所谓“转全鱼基因黄河鲤”，是指把为一个与鲤鱼内源生长激素基因十分相似的草鱼生长激素全基因(外源基因)转移到鲤鱼身上，这对鲤鱼来说是安全的。与传统养殖鲤鱼相比，“转全鱼基因黄河鲤”携带有非常微量的草鱼生长激素。草鱼生长激素和鲤鱼生长激素一样，是鱼体内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极不稳定的多肽，经过加热等物理处理后被分解为氨基酸，失去其激素的生理功能，和非转基因鲤鱼一样具有食用的安全性。在营养成分上，转基因鲤鱼鱼体干物质和高蛋白质含量提高、脂肪含量减低，因而是一种优质食用鱼。在经济效益上初步估算，养转基因黄河鲤比养对照黄河鲤增收提高125.66％。

对动物饲喂转基因鱼进行安全性检查发现，高强度饲喂转全鱼基因鱼，对小鼠的生长、脏器发育、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繁殖能力及其后代的生长发育均无影响，证实转全鱼基因鱼食品与非转基因鱼在安全上有本质的相同。

当然，这种转基因鱼还要获得批准才有可能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

ω-3脂肪酸一直被认为可以防止心脏病，因为它能减少心血管的炎症而阻止血管硬化。它也可以降低血压和以化学形式调整心脏的生物电流。ω-3脂肪酸对于大脑发育也十分有益，它可以减少老年性痴呆发生的危险。正因为如此，美国心脏协会一直推荐人们一周吃两到三次鱼，特别是像鲑鱼和大马哈鱼等富含脂肪的鱼，因为它们的脂肪中富含ω-3脂肪酸。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转基因生物技术，开发了一种增加∞3脂肪酸的转基因动物。他们从土壤中的一种优雅线虫提取了脂肪-1基因，然后把它装载到一种无害的-病毒中，后者可以把这种基因转移给实验动物，如小鼠。最后再给这种转基因小鼠和普通小鼠饲养富含ω-3脂肪酸较低的食物。结果，在转基因小鼠身上发现了较高的ω-3脂肪酸，而且它们的后代在传到三代后也富含ω-3脂肪酸，但普通小鼠身上的ω-3脂肪酸却不高。因此，研究人员认为用这样的方法也可以饲养富含ω-3脂肪酸的鸡、牛、羊、猪等。但是，这只是一种希望，未来能否成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证明。

富含ω-3脂肪酸的鸡、牛、羊、猪等产品以及上面所述的其他转基因动物产品无疑是今后转基因动物食品占领市场的主打产品。当然，它们得经过管理机构的严格审查和消费者的挑剔，而且即使它们并不危害人体和环境，也可能要经过较长时间才会被人们和市场接受。

遗传工程食品进入千家万户要有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努力和推销手法的巧妙，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这类产品的生产和出现是市场和人们生活的所需。今天，继遗传工程的植物性食品已进入平常百姓家后，遗传工程改造的动物(克隆动物)食品也离饭桌只有一步之遥了。

克隆动物的产品包括肉类和乳制品类。对于前者，科学家认为可以满足人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深层次需求。比如，克隆出肉质细腻，精肉占多数或五花肉居多的肉类；而对于后者，可以让乳品内包含更多营养物质，如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高蛋白质。

然而，克隆动物食品要真正走向人们的餐桌还有两个困难。一是现在生产克隆动物食品的成本还是高于传统食品的成本，另一是公众的心理。前者通过技术可以很快克服，但后者就很困难，因为迄今多数人对这样的食品还心有抵触或不安。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06年9月的调查表明，约64％美国人对克隆食品感到“不舒服”。所以，要让公众彻底接受这类克隆肉类和乳品恐怕还需要时日。具体到克隆动物食品的销售，公众认为至少应标上标识，以便与传统食品区别，让公众有选择权。而FDA的做法却迎合了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要求，认为出售克隆肉类和乳品时不需专门标注。另外，一些专家还认为克隆动物出生时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比传统饲养的动物要高，这会不会让克隆动物食品充满风险也是一个未知数。

由于有这些原因，尽管美国FDA已经解禁克隆动物，但克隆动物的肉类和乳品要进入普通百姓的餐桌恐怕还要有激烈的交锋和艰难的过程。

遗传工程改造的产品不易为人们所接受的确有原因，但今天它的突破口却被研究者和生产者找准了，即生产安全的遗传工程动物产品。而最大的突破口是针对今天困扰全球的疯牛病，用遗传工程生产出不含致病原普里昂蛋白的安全牛肉，这种产品将是所有人都欢迎和必然要选择的。

包括美国和日本研究人员在内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现在已经培育出了12头去除了引起疯牛病的普里昂蛋白的克隆牛，这种牛由此具有抗御大脑受损病变的免疫机能，因此人们吃这样的牛肉就不用担心患类似于疯牛病(牛海绵状脑病BSE)的人变异克雅氏病(vCJD)，后者俗称人的疯牛病，也就是大脑受普里昂蛋白破坏而引起痴呆、痛苦、不能运动、颤栗等一系列症状。而且，这

种病最让人担心的是，致病的普里昂蛋白可以隐藏在牛、羊等动物体内的所有组织、体液中，潜伏期很长。人吃下含变性普里昂(坏普里昂)的牛肉或牛乳后，有的可能迅速发病，有的则可能会迟至数十年后才发病。起初是大脑组织中的一个普里昂分子变性变坏，随后其他普里昂分子也慢慢变坏，最后在大脑中造成损毁性空洞，普里昂病就产生了。而人吃了受到感染的疯牛肉，就会患类似于疯牛病的人变异克雅氏病。

研究人员的做法是，敲掉牛的一个负责制造(编码)普里昂蛋白的基因，在实验室观察发现，把两只这种遗传工程牛脑组织暴露于坏普里昂(致病普里)，它们没有患疯牛病。对此结果，美国华盛顿支持这项研究的一个工业组织“生物技术工业组织”的巴巴拉・格林认为，这是让消费者受益于动物生物技术的一项巨大的进步。这对全世界的消费者都是利好的消息。

当然，这项研究还在进行中。被敲掉了普里昂蛋白基因的其他牛进行了另外的疯牛病感染试验。研究人员把牛海绵状脑病(BSE)的病原体直接注入克隆牛体内，以确认它们是否对疯牛病有免疫力。不过这一结果最早也要在2007年的晚些时候才知道。因为感染了普里昂的动物至少要2年才能检测是否患了疯牛病。长期以来普里昂病(疯牛病、人变异克雅氏病、羊瘙病等的总称)一直让研究人员困惑，因为普里昂有正常和异常(致病)之分。

一般认为，即使只有一个普里昂变坏，也可触发永久性的致命而头痛的大脑疾病，在人类就是变异克雅氏病(vCJD)，动物中甚至鹿和麇也会得类似的大脑渐进性坏死疾病。

现在，普里昂病在欧洲最为严重，在美洲和亚洲也让人担心。目前对这种病还没有治疗的方法，患病后只有死亡。这种疾病对一个国家的食品养殖业和经济的打击非常之大。比如，在疯牛病最厉害的英国，1997年，英国全国的1200万头牛中有16.5万头牛死于疯牛病，而且之后有被诊断患上了疯牛病的病牛被陆续屠宰或销毁。早在1996年4月3日，欧盟就决定暂时禁止英国向欧盟和其他国家出牛、牛肉和其他牛制品，而且在同年欧盟和法国开始禁止用动物骨粉饲养牛(动物骨粉被视为有坏普里昂)。欧盟还要求英国将30个月以上的所有肉牛全部杀掉和安全销毁。这样，英国每年靠出口牛肉可赚取的40亿英镑就化作乌有。

虽然欧盟于2000年撤销了禁止进口英国牛肉的命令，但法国仍然禁止进口英国的牛肉。原因是法国也已发现了24例疯牛病，而且认为这是由英国疯牛病传染上的。由于美国于2003年12月发现了3头疯牛，迄今，日本因担心疯牛病进入本国，一直在禁止美国的牛肉进口，由此造成两国的芥蒂。而要满足公众的口福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就必须预防疯牛病o

HEMATECH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杰姆斯・罗贝尔主持了去除普里昂的克隆牛的生产，实际上就是去除了病原体基因的牛。

5年前罗贝尔和美国农业部的研究人员从健康母牛身上提取皮肤细胞，关闭(敲掉)了细胞中产生(编码)普里昂的基因。然后用这种细胞作基础，把它们融合到牛的卵细胞中，通过克隆方式创造了12头牛犊。除了用于直接普里昂感染研究的牛外，研究人员杀死了三头克隆牛，提取它们的脑组织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坏普里昂不能感染脑组织。

克隆说起来简单，但过程却非常艰难和庞大。罗贝尔等人估计，在一年中HEMATECH公司移植了约15000个克隆胚胎到4000头母牛子宫中。而大多数母牛的妊娠在公司提取牛胎儿组织研制人的药物之前就中止了(自然流产)。由于这些牛是没有普里昂的，因而现在可以利用牛的血清进行很多生物学研究。美国在2003年也发现了疯牛病，因此大量的生物学研究所需的正常牛血清就得从没有发生疯牛病的新西兰进口。目前，美国通过遗传工程产生的这种没有普里昂的牛也成为了牛正常血清的来源。当然，HEMATECH公司的目标并不在于此，他们是要生产健康的没有普里昂的放心牛，而且通过这样的克隆牛生产用于人的多种抗生素和药物。

在过去至今的20年间，全球有180人因吃牛肉感染上变异克雅氏病而死亡。尽管死亡人数较少，但人们对这种病的担心是巨大的，因而健康的牛羊肉就是人们的选择。而去除了坏普里昂的克隆牛则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现在HEMATECH公司生产的没有普里昂的牛都很健康，但罗贝尔还是认为它们只出生了两年，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验证它们缺乏普里昂会不会在将来造成克隆牛另外的健康问题。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4

一、克隆技术的发展使克隆人成为可能

上世纪初，韦伯（H.J.Webber）创造了“克隆”这一词，其含义指由单个祖先个体经过无性繁殖而产生的其他个体。由于该词构词简短，容易发音，能清晰表达出准确的意思，因此这一术语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并加以广泛使用[1](P.160)。1952年，科学家开始用青蛙进行克隆实验。从此以后，动物克隆的试验结果不断涌现。1970年克隆青蛙实验取得突破，青蛙卵发育成了蝌蚪。1984年第一只胚胎克隆羊诞生。1997年2月24日，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科学家用取自一只6岁成年羊的乳腺细胞培育成功一只克隆羊。1998年7月，日本科学家利用成年动物体细胞克隆的两头牛犊诞生。2000年1月，美国科学家宣布克隆猴成功。2000年3月14日，曾参与克隆小羊“多莉”的英国PPL公司宣布，他们成功培育出5头克隆猪。

随着一系列克隆技术突破的完成，克隆人从技术上来讲已成为可能。有的科学家认为，从技术上说克隆人并不比克隆其他哺乳动物更困难。克隆人即将出世的消息也不断传来。意大利著名的“克隆狂”安蒂诺里曾宣布，克隆胎儿将于2003年1月问世。2003年第一期《发现》杂志也把2002年“命名”为“克隆年”，理由是克隆技术在当时已经进入了克隆人的阶段。该杂志断言：“虽然世界不想要克隆人，但克隆人却将要出现。”

但是至今我们没有见到克隆人的问世，原因是尽管克隆技术出现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目前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分化的体细胞克隆对遗传物质重编（细胞核内所有或大部分基因关闭，细胞重新恢复全能性的过程）的机理还不清楚；克隆动物是否会记住供体细胞的年龄，克隆动物的连续后代是否会累积突变基因，以及在克隆过程中胞质线粒体所起的遗传作用等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实践中，存在着低着床率、高流产率的问题，维尔穆特研究组在培育“多莉”的实验中，融合了277枚移植核的卵细胞，仅获得了“多莉”这一只成活羔羊，成功率只有0.36％，同时进行的胎儿成纤维细胞和胚胎细胞的克隆实验的成功率也分别只有1.7％和1.1％。此外，生出的许多个体表现出生理缺陷或畸形。以克隆牛为例，日本、法国等国培育的许多克隆牛在降生后两个月内死去[2]。观察结果表明，部分牛犊胎盘功能不完善，其血液中含氧量及生长因子的浓度都低于正常水平；有些牛犊的胸腺、脾和淋巴腺未得到正常发育；克隆动物胎儿普遍存在比一般动物发育快的倾向，这些都可能是死亡的原因。

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几年来克隆技术的发展表明，世界各科技大国都不甘落后，谁也没有放弃克隆技术研究。同时，克隆人的出现越来越成为可能，人们对其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表现出了空前的担心。

二、克隆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

人们对克隆人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的担心由来已久。1978年科幻小说家D·罗维克写了一本书《克隆人》。书中描述了一位67岁的富商，独身而没有子女。他对遗传工程非常感兴趣，并且了解了科学界没有对外公开的可能引起争议的一系列试验。他愿意花费巨资制造一个他自己的复制品。他找到了愿意为他做克隆人的医生和生物学家，并最终在1976年成功地克隆了一个健康的小男孩。这本书引起了整个西方社会的轰动。这以后人们对克隆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更加忧虑。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雷德贝格博士认为“在哺乳类或人类中完成这项工作绝不会有特殊困难”，但是“它把人类推到了一场进化上的大骚乱的边缘”[1](P.170)。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在1997年6月5日通过决议，认为“克隆体必将构成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他将不再被视为一种目的而成为一种手段，我们不再称其为人，而将其视为一种可供操作的物件，它还与以多样性为依托的生物法则格格不入，正是这一多样性促进了人类的进步”。综合起来考虑，我们认为克隆人可能带来如下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1.用人体来做实验时产生的伦理问题

克隆人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将一个体细胞的细胞核取出与一个去掉细胞核的卵子结合，然后将这个卵子植入母体发育。这里首先有一个人的胚胎实验问题。国外某些伦理学家认为这侵犯了人的胚胎的权利，特别是当这种研究用于非治疗性目的时更是如此。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早期胚胎根本不是人的个体，不存在什么利益需要保护，不存在什么尊严需要尊重[3](P.137)。笔者认为即便这里不存在个人胚胎的权利尊严利益问题，也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尊严的问题。这里的尊严不仅仅是对人类的尊重，还涉及到人类的生存问题，规避重大灾难的问题。人类繁衍至今，还从来没有自己通过技术制造自己，那只是传说中的女娲和圣经中的上帝干过的事情。这样做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我们怎样去把握它？这些都需要伦理学做出深入的研究，规避技术可能带来的重大灾难也正是现代伦理学的任务之所在。

进而当把这个进行无性生殖的卵子或胚胎植入母体让他成长发育时，其他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就又产生了，这主要涉及妇女儿童的权益与尊严问题。在用动物做实验时，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和一些伦理学家甚至认为存在着伦理问题，认为这给动物带来了痛苦，伤害了它们的感情。法国国家农学研究院2000年10月21日制定的动物实验伦理学章程中规定：动物是具有感受性的生命体，并具有认知能力与情感。它们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从事动物实验者有义务保障它们的身体和待遇状况不受无谓的威胁。避免使它们遭受无价值的痛苦应是实验者思考问题的前提。对人来讲，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如果用人体来做实验，可能伴随着大量的流产问题，这将给这些妇女带来痛苦和伤害；也可能克隆出比例很高的不正常人，比如怪胎、生理上有遗传缺陷的人，这些不幸的事情事先难以预测和阻止。而这些都会给当代或下代人以及社会带来痛苦和负担。这和生物医学伦理中的不伤害原则发生了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技术的大幅度提高和完善。

2.有关人类价值的问题

即使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使人的基因得以重组优化而能够复制出一些社会精英来，可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然能复制出正面人物，也同样能复制出反面人物。也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复制出大批他可以加以利用的人来，这样他就充当了造物主的角色，克隆出来的人成了他的工具，从而人的价值和尊严也将荡然无存。从伦理学来看，这种克隆人导致的人自身不被看作是目的，而沦落为一种工具，无疑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挑战，康德认为人“要这样行动，以便将人类，包括你自己及其他所有的人，永远只当作目的而不是单纯的手段”[4](P.372)。而这种目的的克隆正是把人当作工具和手段，是不符合伦理学原理的。从技术价值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工具，是用来为全人类谋求福祉的，它的价值也在于此。现在用克隆技术产生出个别人要加以利用的人来，这样的话，人性即将被改变，科学技术对全人类的价值将不复存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正是从批判把人工具化、手段化，把人降格为物的角度提出的。马克思抨击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贬低人的价值和尊严时写道：“对我来说，你是生产那在我看来是目的的物品的手段和工具，而你对我的物品也具有同样的关系。……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心目中的东西；你为了占有我的物品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手段、工具、你的物品的生产者”[5](vol42,P.36)。显然，马克思反对把人工具化、手段化。马克思主义主张人的尊严应当受到尊重，认为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且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马恩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将人异化为机器的奴隶，成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工具，而认为人类本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应该是人的自身的目的或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的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5](vol42,P.96)。他主张建立一个与“人类本性”相一致的、将人当作真正目的的未来社会。他写道：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5](vol25,P.927)。当克隆技术成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正确使用它来为人类服务，从人出发而复归为人，以人为本，这将是对我们的考验。

3.当代人的选择和克隆人的社会定位问题

从理论角度讲，我们可以使用基因重组技术把我们认为是决定好的性状的基因组合起来，从而产生出我们认为最优秀的人。在这里一个伦理问题又产生了，所谓的“好”是我们当代的理解，是我们自己现时的标准。下一代人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理解吗？答案是否定的。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阐述了视界的不同和变化的问题。有无数不同的视界，造成不同的理解和判断。而又绝不会有封闭的视界。在他看来，“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即它决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绝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界。倒不如说，视界是我们悠游于其中，随我们而移动的东西”[6](P.768)。所以我们认为是“好”的特征他们可能不接受。举一个例子来说，唐代妇女以胖为美。如果以这种审美观点克隆胖美人，当她长大后发现不被人认为很美，她乐意吗？既然克隆人与我们具有不同的理解，我们有什么权利将我们上一代人的价值标准，我们的善恶观念和审美观念，通过技术的方法强加给他们呢？克隆技术为我们提供了选择的可能，但是这种选择的权利我们怎样去使用？我们能做好造物主吗？准确的答案和方法目前还没有。在人类进化的若干年中，正是由于遗传具有不确定性，才构成了对人类的重要保障，以防止任何可能发生的出于他人意愿或目的、对个人命运进行预定的行为。如果早就能对个人命运进行控制，人类社会现在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出于对人类负责的态度，我们使用克隆技术要慎之又慎。

克隆人如果真的产生出来了，如何处理各种社会伦理关系将显得十分尴尬。假定一对夫妇使用丈夫的遗传物质克隆了一个小男孩，那妻子是这个小男孩的生身母亲吗？如果说是，小男孩并不带有她的遗传物质。而说不是，他确由她所生。而对于丈夫来讲呢？小男孩是他儿子呢？还是另一个他自己？这样，世代的秩序和个人身份的确立被打乱了。而这种秩序和定位是构成人和社会的最基本的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历练于其中，如果这种秩序和定位产生了混乱，人和社会的意义将发生偏移。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对这些问题，还没有一套社会认同和接受的伦理规范。

总之，克隆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许多问题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甚至有些是根本性的问题。和对待其他事情一样，对待这些问题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恐惧，一提到克隆人，想到它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便谈虎色变，避而远之，坚决禁止；另一种是对新事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不惧怕后果，不顾各种阻挠，大力发展。这两种做法都不足取。后者遭到了社会有识之士包括许多科学家在内的反对，而前一种态度则貌似一种理性的负责的态度，实则不然。技术是能禁止的了的吗？伦理原则必须要固守以前的框架吗？

三、克隆技术的发展与科技伦理的开放性

对于克隆技术可能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许多组织和国家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7年11月11日的全体会议中通过《关于人类染色体的一致宣言》，在其正文第11条中规定“那些损害人类尊严的行为，诸如以生殖为目的的克隆技术，应当予以禁止”。美国伦理咨询委员会在1997年6月呈交给美国总统的一份报告中阐明了他们的立场：“不论是在公共范畴还是私人领域，试图以克隆方式，即通过移植体细胞核的方法制造一个婴儿，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从精神上不能接受的。”

来自不同层面的许多声音要求禁止人类克隆，然而，事实上几年来克隆技术的发展表明，世界各科技大国谁也没有终止克隆技术研究。这一点上英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具有代表性，在1997年2月底宣布中止对“多莉”研究小组投资后不到1个月，英国科技委员会就对克隆技术发表专题报告，表明英国政府将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他们认为盲目禁止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明智之举，关键在于建立一定的规范让它为人类造福。这表明了克隆技术还是要发展，不能因为可能产生的伦理学问题而禁止它的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发展。这就涉及到技术发展规律和伦理学的开放性问题。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对人类有利的一面，也有其可能产生不利的一面。克隆技术也是如此，它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这构成了它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但它也可能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是人们对其产生忧虑并限制其发展的原因。由于利益的存在，全面绝对的禁止无从谈起。上述英国政府的态度和开篇提到的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克隆人决议未获通过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而目前采取的限制手段也不可能阻挡住克隆技术的发展。

首先，科学和技术一经产生，它的发展就具有了内在的动力和一定的规律，就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强制而随意控制和消灭得了的。技术的发展本身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它具有在积累的前提下自我创新的能力，在一定规模上自我增长的能力，通过调整自身的状态和趋势适应环境的能力，自我扩大应用层面和范围的能力等[7](PP.48—51)。技术的运动是积极和开放的，即使人类介入并加以控制，其自身的规律和作用仍然存在。科学史上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譬如刚发明的时候，许多人反对使用，但是很快就普及开来。

其次，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发明主体——科学家对未知的事情具有强烈的探索欲望。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华人、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在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学术报告时说过一段话：“科学很大一个作用是满足人的好奇心，这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出于好奇而进行研究是科学家的本性，甚至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对克隆人有强烈的兴趣。政府不让搞，他们偷偷摸摸也要搞。这也是克隆技术不易控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目前的一些伦理学原则来讲，也并没有要求我们全面停止这项技术的研究。现代功利主义对待这些问题采用的是“冒险—获利”原则，它要求对研究和应用技术进行详尽的分析，作出综合性评价，估算研究或试验所带来的利益是否超过了可能受伤害的危险，冒险相对于利益及获得知识的重要性来说是否合理。获利大于伤害即是可行的。康德反复强调的是要充分考虑“人的尊严”、“人的自”、“个人的自决权”。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协商伦理学的原则，它通过社会各方的对话和反思，建立起相应的伦理道德原则，并使各方在其中实现自己的预期利益。在这里反复强调了对人的利益和需求的理解，提出以理性应对科学研究对人类带来的风险和分担社会责任的思想。协商伦理不再认为道德具有绝对的特性，它可以随社会环境而改变。“道德是为人创造的，而不是人为了道德”。由于和现时的伦理学不符而禁止克隆技术研究，与以上伦理学精神相悖。所以，与其要严格禁止克隆技术的发展，不如遵循因时而异的态度加以控制并引导其发展。

社会伦理观念具有一定的传统性和保守性，但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会带来新鲜事物，产生新的情况，必然对已有的观念提出挑战。思想史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适应新的思想，增加对那些存有疑虑的技术的信任。时间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挥直接的作用，而是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促使产生了新的观念，新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近些年来，伦理学家对新的生物伦理学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他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公众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提供了契机。伦理学应该根据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去对待新事物的发展。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5

关键词： 花色；基因工程；花色苷；植物色素 

利用基因工程改良花色是花卉分子育种的重要手段，不再受植物亲缘关系的限制，花色改良的效果通过目测和少量辅助手段即可判断[1]。花色苷是植物次生代谢过程中产生的黄酮类物质，它是花色素与糖以糖苷键结合而成的一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植物各组织细胞的细胞液中，使植物呈现从红、紫到蓝等的不同颜色[2]。花色苷的生物合成途径是被最为广泛而深入研究的植物次生代谢途径，特别在主要模式植物中，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3]。许多花色苷生物合成途径中的关键酶基因和调节基因均已经从不同植物中克隆到[3，4]。转基因花卉主要用于观赏，易被公众接受，具有传统育种手段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必将给花色改良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已成为当前花卉育种研究的热点。 

 

1 花色苷生物合成基因的分离和克隆 

 

植物花色苷基因工程改良遵循一般植物基因工程规律，了解特定色素生物合成途径、克隆关键酶的基因是植物花色基因工程改良理论依据和前提。首先是花色苷生物合成途径基因的克隆，第1个被分离的花色苷合成酶基因是CHS基因，它是从欧芹（Petroselinum cnispum）悬浮细胞用差异杂交分离到的[5]；以后利用转座子标签、PCR扩增、异源杂交、差异cDNA克隆、电子克隆、蛋白质纯化与差异筛选等方法分离克隆到了多个花色苷生物合成相关基因。花色苷的生物合成是从莽草酸代谢途径合成苯丙氨酸和脂肪酸合成代谢合成丙二酰CoA开始，经苯丙烷类途径合成[6]。根据基因对花色苷生物合成的作用可分为结构基因和调节基因[7]。结构基因直接编码花色苷生物合成途径中的生物合成酶类，如PAL、4CL、CHS、CHI、F3H、DFR、F3′H、F3′5′H、ANS、3GT等基因；另一类是调节基因，它们调控花色苷生物合成基因的表达强度和模式，同时控制花色苷在时空上的变化，如AN1、AN2、JAFl3和AN11等[8]。 

 

2 基因遗传转化的方法 

 

基因转化的主要方法有农杆菌介导法[9]、基因枪法 [10]、花粉管导入法[11]、化学试剂诱导法[12]和电穿孔法[13]等。 

农杆菌介导的基因转化方法是迄今最可靠、最有效的转化方法。现在的转基因再生植物中，80 %以上是用这种方法获得的，主要有叶盘转化法、整株感染法和原生质体转化法[14]。 

基因枪法又称微弹轰击法，是由康乃尔大学Sanford等[10]建立的基因导入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利用亚精胺、聚乙二醇的粘附作用将外源DNA包被在微小的金粒或钨粒表面，然后在高压的作用下微粒被高速射入受体细胞或组织。 

花粉管通道法最早由周光宇提出[11]，其基本原则是利用开花植物授粉后形成的花粉管通道使外源DNA 沿着花粉管进入胚囊，转化尚不具备正常细胞壁的卵、合子或早期胚胎细胞的方法。 

化学诱导法[12]的主要原理就是聚乙二醇、多聚-L-鸟氨酸、磷酸钙在pH值较高的条件下诱导原生质体摄取外源DNA分子。 

电穿孔法又称电激法，首先由Neumann提出[13]，是在高压电脉冲作用下，在新鲜分离的原生质体的质膜上形成可逆性的瞬间通道，从而发生外源DNA 的摄取。 

此外，还有脂质体转化法、低能离子束法、病毒载体转化法、转座子介导法和浸泡法等。 

 

3 花色苷基因工程改良的基本策略 

 

花色苷合成由多个代谢步骤、多基因决定，所以利用基因工程改造花色苷一个重要策略就是还原法，即欲修饰某个性状时，先要明确决定该性状的特异生化物质，然后对形成该生化物质的代谢途径进行基因工程操作。具体就是分析催化各反应步骤的酶、编码这些酶的基因及其表达调控[15]。多步骤的代谢途径有限速步骤，而限速步骤对整个代谢途径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对限速步骤的遗传操作往往是还原法的重要突破口。增强某种关键酶的表达，往往可使花色苷合成途径朝生成其催化产物的方向进行；而抑制该酶的表达，则会使反应朝合成途径的另一分支进行，导致另一种产物的积累[16]。 

3.1反义抑制法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进行花色苷修饰的常用方法是反义抑制法，首先明确决定花色苷的特异生化物质，然后分析该生化物质代谢途径中催化各反应步骤的酶，克隆编码这些酶的基因，反向转入到目的植株中，外源DNA转录产物与内源的互补mRNA结合，而抑制目的植株中这些生化物质的合成[17]。利用该技术已在矮牵牛[17，18]、菊花[19-21]等几种观赏植物中进行成功了花色修饰。 

3.2共抑制法 

共抑制法，又称正义抑制法，即正向导入1个或几个内源基因的额外拷贝，反而抑制该内源基因转录产物mRNA的积累， 进而抑制该内源基因的表达[22，23]。该技术在矮牵牛[24]、菊花[19]、蓝猪耳[25]等花卉的花色修饰方面已取得成功。 

3.3导入调节基因 

如果植物已具色素合成结构基因，只是因为组织特异性或缺乏调节基因表达产物的激活而不表达时，导入调节基因并使之适当表达可活化特定的结构基因， 改变花色。如Quattrocchio 等[26]将系列花色苷合成的调节基因转入矮牵牛，获得红色的愈伤组织和粉红色花色的转化株。Kim[27]将玉米C1基因通过农杆菌介导转入烟草，使株花瓣变狭长，颜色显著变浅。 

3.4导入新的外源基因 

Meyer等[28]首次将源自玉米的编码DQR的A1基因导入矮牵牛白花突变体中，产生了开砖红色花的矮牵牛。1992年澳大利亚Calgene Pacific公司与日本Sundory公司合作向蔷薇中导入F3′5′H基因获得成功，同年该公司在矮牵牛中导入该基因获得蓝色矮牵牛[29]。此外，在花色基因工程操作中，也可以导入调节基因以增强或减弱原有代谢产物表达，或导入其他与花成色作用有关的基因，如pH基因、辅助色素基因、细胞形状基因等，也可以同时导入与某种花色有关的多种基因。

4 植物花色苷基因工程改良的安全性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6

关键词 克隆人 自主原则 责任伦理 公民社会

在今天的伦理学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克隆人问题那样引发了如此强烈的社会震撼、如此巨大的观念分歧、如此激烈的学术论战。在我看来，这场争论本来是不应该有如此的规模和程度的。因为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大家都知道，克隆人的方案单从技术的层面来看就面临着一个无可逾越的伦理难关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已达成禁止克隆人的共识、我国政府也已作出坚定的承诺的背景下，为什么仍然有人如此顽固地坚持主张进行克隆人实验？这些人声称科学研究没有禁区，人类科学追求的精神本身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科学探索的求真本性及其所迸发的巨大能量不仅会冲破“过时”的伦理规范的束缚，而且还能促进伦理学本身的“更新”。www.133229.Com笔者认为，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支持克隆人实验者明显地只是从科学研究的立场以及我们现实活着的人的利益出发，而丝毫没有设身处地地为未来被克隆者的权益与需求着想。说得严重些，在他们身上对科学的崇拜、对利益的迷恋或许已经完全窒息了对人权理念的敏感性。本文围绕着“克隆人：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这一主题，首先从技术层面来阐述克隆人实验所要面临的无可逾越的伦理难关；然后依照人们之所以要求克隆人的四项理据来具体分析克隆行为是如何损害被克隆者的公民权益的，从而得出禁止克隆人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项新的道德命令的结论；最后将从克隆人问题的论争中，引发出对现代化运动的核心价值诉求、公民社会的根本伦理原则以及伦理学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科技时代中的重要功能和神圣使命等问题的一些理论探索。

一、技术层面的伦理难关 笔者发现，伦理学界一些支持克隆人实验的文章，常常弄不清基本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将“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研究)和“治疗性克隆”（即从克隆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然后使之培养成人们所需要的各种人体器官）混为一谈，用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理据来论证生殖性克隆。其实，在我国治疗性克隆问题并没有引发多少伦理论争，可以说支持治疗性克隆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治疗性克隆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类胚胎与急需治疗的病人利益的冲突问题。在笔者看来，人类对早期人类胚胎无疑拥有尊重与保护的义务，因此以经济或其它医疗之外的科研为目的的胚胎研究是不道德的，是绝对要禁止的。但这种保护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也允许有例外，那就是它必须服从于一个更高的道德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解除人类遭受病魔摧残的痛苦，挽救无数病人宝贵的生命。也就是说，在病人急需医治这一特殊的情况下，胚胎的生命应让位于病患者的生命。我们之所以在胚胎与病人的权益发生冲突时，赞同选择牺牲前者而保障后者，理由与堕胎的理由是相类似的。在对不同的人类生命形态的抉择上，很难能有什么纯粹理性的理由，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的感受性——这包括感知者主体的感受性与被感知者自身的感受性，前者往往取决于后者，正像在孕妇难产，医生只能保住一条性命之时，任何人也不会认为保胎儿舍孕妇的决定是正常的那样。

在我国，伦理论争的焦点不是治疗性克隆问题，而是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问题。有关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的论争，无论呈现出多么巨大的观念差异与意见分歧，但在一点上人们似乎是不难达成共识的，即克隆人的伦理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但又极具特色与难度的应用伦理学课题。就其典型性而言，克隆人问题涉及到鲜明的伦理冲突，因而亟待应用伦理学提供一个平台，让当事人在理性、平和、宽松的气氛中针对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行商谈，从而试图在某个平衡点上达成使矛盾与冲突得以化解的共识。就其特殊性而言，又表现为如下两个层面，其一：克隆人问题所涉及到的伦理冲突并非现实的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就像生态伦理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那样——涉及到当今的公民与未来的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作为未来公民的当事人又不可能参与关涉或决定自身命运的理性的商谈，换言之，所有的当事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交谈的平台上。这就决定了商谈只能存在于现实中活着的、自称是克隆人利益的代表们之间。而在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克隆人的授权或同意的情况下，克隆人研究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均可以自称是克隆人利益的代表。其二，在克隆人问题的论争中不可能出现类似于支持者与反对者各退一步，从而达成问题的解决的平衡点；相反地，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种选择：克隆人实验要么做，要么不做。且支持者认为做是对的，而反对者则认为做是大错特错的，且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单从技术层面上看，人们根本就无法解决克隆人的安全性问题。人类虽已破译了一些遗传物质，但就细胞生物学层面的基因的相互作用而言，仍然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细胞生物学的真正革命，并不在于对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基因的破译，而是在于揭示这些基因的相互作用。我们无法预知，如果对某一种在功能上与其它基因紧密相连的基因进行干预性改变，生物体内的这种自然的相互牵制的系统会发生何种连锁反应。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知识，要想将人类基因组的全部（3.5万）基因重新准确地排列并使之正常发挥作用，这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人们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理据。因为谁也无法排除这样一种风险：克隆技术很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流产与残障婴儿。而要解决安全性问题，除了依靠一次又一次的科学实验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由于每个人都是一位拥有着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主体，任何人都不愿将自己也无权将别人——以牺牲生命和幸福为代价——作为科学研究的试验品，作为科学研究统计结果中的一个简单的数目，就此而言，克隆人的方案单从技术的层面来看，就面临着一个无可逾越的伦理难关。然而，在克隆人实验会导致大量畸形和残障婴儿的出现这样一个现实的伦理难题面前，我们的某些支持克隆人研究的科学家未曾表现出丝毫的以维护人权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及起码的道德良知，他们的回答竟然还是那句极其冷漠和不负责任的话：“技术的不成熟只有靠研究发展去解决”！

二、公民社会的人道灾难 由于克隆人实验在技术上无法解决安全性问题，所以有关克隆人的论争本来是应该就此打住的。但2002年底有人声称第一位克隆人即将诞生，而且“十分健康”。于是关于克隆人的聒噪又重新出现。所以就又产生了在技术安全方面的障碍已被排除的条件下（如上所述，这是不可能的）是否还是可以进行克隆人活动的争论。而根据目前能够搜集到的资料，人们之所以有克隆人的想法，除了科学家的好奇心的驱使之外，至少有四个比较流行的理由，按强烈程度排列依次是：第一，为了满足不孕夫妇生儿育女的需求。第二，为了怀念故人。第三，为了让单身男女留下后代。第四，为了塑造“新人”。从前三条理由来看，满足现实中活着的人的需求是克隆人体的优先考量，而被克隆者的利益显然不被重视。只有第四条理由，才隐约暗含着对被克隆者需求的某种“顾及”。因此，笔者认为反对克隆人的一个强大理据，便是我们应进行“换位思考”，应当从克隆人的利益而不是我们活着的人的利益出发，不应牺牲克隆人的权益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因为尽管我们不是克隆人，并不了解克隆人自己的想法，但我们拥有理论思维、逻辑推理的能力，可以根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法则，依托我们现有的状态和感受来推测克隆人的状态与感受，可以根据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们对权益的需求来推测克隆人的权益需求。正如我们虽不是未来人，但我们能够通过自己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来推测未来人类同样的需求，而制定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一样。同理，我们是社会公民，享有公民应有的一切权利，于是我们也自然会主张未来人作为公民，也应享有我们现在享受着的公民权利。而当我们意识到克隆人有可能出现，他们理应享有的公民权利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而可能成为二等公民、从而引发人道灾难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深感不安、不忍与不平。那么克隆人的权益究竟是怎样受到侵害的呢？这要从人们之所以要克隆人体的四项理据谈起 (至于反对克隆人的其它尽人皆知的理由，如克隆人的身份难以认定，他们与基因提供者之间的关系无法纳入现有的法律及伦理体系等等，本文不再赘述)。

第一，为了使不孕夫妇留下后代，所以要克隆人。罹患不育症的夫妇，若因没有精子或卵子而丧失了自然生殖能力，那么生殖性克隆或许便是这些夫妇留下后代的惟一选择。就此，笔者反对的理据是，生殖性克隆尽管满足了父母留下后代的愿望，但对于被克隆的后代而言，他的独特性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为他的基因并非像普通人那样是父母基因重组而形成的一个崭新的基因组，而是“父”（或“母”）基因的大致承袭。支持克隆人者会反驳说，克隆人（如男孩）虽继承了基因供体（“父亲”）的遗传特征，但“克隆”决不等于完全的“复制”，因为在克隆人的遗传性状的形成过程中，“母亲”卵细胞质中的线粒体和质体所具有的基因也会发生作用，所以克隆人的遗传密码表达方式和特征与“父亲”的并不相同。更何况人不仅是自然的人，而且也是社会的人，克隆人的个性、智力的发展往往还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影响。然而上述这些论据并没能为克隆人的独特性受到损害的指控提供强有力的反驳。因为克隆人从遗传特性上虽然不可能与原来的供体完全相同，但毕竟也是非常相同；克隆人不会与他的供体完全相像，但毕竟也是非常相像。与以自然生殖方式生育的普通人相比，克隆人在遗传特性上的“自由度”、“开放度”受到了根本性的限制：普通人在体征与性格上可能承袭父亲，也可能承袭母亲，也可能超越父母而拥有更优秀的表现；而克隆人则在很大程度上先定地受制于其基因供体。他的独特性、惟一性虽不能说是被完全否定了，但也肯定是大大降低了。他虽可以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在环境、时代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展示出自己独特的才华、成就与贡献，但却永远也摆脱不了在遗传特性上先定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是人为的，是为了满足其基因供体留有后代的欲望而造成的。这也就意味着，为了满足不孕夫妇生育儿女的需求，必须以牺牲儿女在自然属性和遗传特性上完全的开放性、独特性、惟一性为代价，必须以其独特性、惟一性的大打折扣为代价。令人深思的是，在父母留有后代的欲望与儿女本应拥有的体现在新质的基因组上的完整的独特性、惟一性的权益之间的权衡中，天平就自然应当倒向父母那一边吗？或许有人会以孪生兄弟和姐妹尽管携带有完全相同的遗传信息（基因），但并不因此而感到自己的独特性、惟一性受到损害，并不因此而具有贬值感为由，来论证克隆人的合理性。然而这一理据是没有说服力的。自然生殖的孪生兄弟和姐妹虽然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但这基因组是经父母基因结合、重组程序重新塑造而成的，是新质的。它的惟一性、独特性、不可重复性并不因由两个人的分享而受到损害，两个人完全可以在这种新质的起点上，各自独立地展示自己独特的生命征程。但克隆人的情形则不同，克隆人的基因组在极大程度上重复了基因供体的基因，因而在质量的新颖性上大打了折扣。它不是世界上的惟一，而大体上是对其供体的“复制”。基因虽不能决定克隆人一生的独特性，但被克隆的基因从起点上便先定地限制了克隆人独特性的塑造。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为造成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克隆人就必须遭受这种限制与制约？他同样也是公民，为什么就可以丧失表现在遗传特性上完全的、不折不扣的开放性、独特性、惟一性的权利？

第二，为了怀念故人。故人不可起死回生，但若对他进行克隆，克隆人拥有着的与故人近似相同的外形，可以唤起人们对故人的回忆与思念，满足对故人深切的怀念之情。

在基于这样一种目的克隆人体的行为中，克隆人的工具性地位体现得最为明显。许多人会辩解说，在以自然生殖方式生育后代的活动中，父母也难免完全摆脱功利性的动机。这一点无可否认。有人生育后代是为了防老，有人是为了继承家产家业，有人（如残障夫妇）希望生个孩子作为帮手、依靠，甚至还有夫妇为了挽救患白血病的第一个孩子，而特意生育第二个孩子以提取所需的同基因细胞。这些功利性动机对于被生育的儿童而言都构成了一种外在决定，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儿童置于一种工具性的地位。但这些带有功利性动机的生育行为——由于是以自然生殖方式——并没有妨碍被生育者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外形及完全新质基因的“新人”；没有妨碍他成人后意识到自己并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或工具，而是享有自我决定权利的平等公民；没有妨碍他完全有能力决定是否按照父母的意愿去行事，况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父母的意愿与他自己的心愿恰好完全是相符的（如当得知能够给哥哥提供珍贵的细胞组织，从而挽救哥哥的性命时，弟弟对父母的这种在某种意义上使自己置于工具性地位的外在决定完全是可以认可的，因为与挽救生命相比，这种牺牲应当讲是次级性的，是可以承受的，也应当承受）。

然而克隆人的情形却要严峻得多，因为它涉及到太强烈的外在决定与期许、太根本性的外在塑造。首先，克隆人的外形（体形、体质）就已经先定了，他不允许也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外貌，而必须是呈示着其先行者的外形。克隆行为的决定者对克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新人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先行者体现在他身上的复制，甚至复活与再生。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将克隆人与其先行者进行对比，期望摹本与其原件越像越好，而克隆人则永远也不可能摆脱其先行者的阴影。人们不仅希望克隆人再现先行者的外形，而且——如美国妇女雅西梅所说——盼望他拥有其灵魂。人们虽不可能让先行者起死回生，但却希望通过克隆人达到起死回生之效果。而克隆人则肩负着使其先行者复活的使命，他来自其先行者，且也是因为先行者而来，这样他的毕生任务、生存价值、全部命运也就由外人先定了，而这种预先决定与他的自我意志、自身的利益、他的独特性及自我实现的需求毫无关系。他若有成就，人们会讲这要归功于他拥有其基因供体的基因；他若没有佳绩，人们就会责怪他为什么不如其先行者。他无法想象，他这一生除了作为先行者的副本、作为人们怀念先行者的工具之外，还有多少是属于他自己的。人们在克隆一位死去的公民，以期达到使他复活的效果之时，也在埋葬另一位公民自己的欲求、需要、权利与生存价值。

第三，为了让单身男女能够拥有后代。主张者（如美国法哲学家德沃金，意大利医生安蒂诺里）认为，每个人都拥有生殖的权利与自由，生育后代甚至被看成是自己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因而生殖权是“天赋人权”之一。而享有生殖权者不仅限于已婚男女，而且也涵盖“单身贵族”。克隆自己是这些单身男女实践其生殖权益的途径之一。从另一角度来看，每个人的dna是他的私有财产，每个公民均有权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来复制它。应当说，这样一种强调个体拥有生殖权、拥有通过某种方式“延续”自己生命的想法并不新鲜希奇。在克隆技术进入人们的视线之前，六旬老妪利用试管技术怀育小宝宝，男死刑犯临刑前要求留下精液，通过人工授精方式让妻子怀孕，以实现其传宗接代之愿望的报道早已见诸报端。因此，借助克隆技术实现单身贵族生殖权的问题就不是一个独特的克隆人伦理问题，而是一个也与试管技术、人工授精技术相关联的单身男女之生殖权益与被生育的后代的权益之间的伦理冲突问题，简言之，是单身男女生育后代的合法性这样一个宽泛的伦理难题。毫无疑问，人类拥有生殖的欲望与权利，但问题在于当这种权益严重关涉到另一位个体（被生育的后代）的基本权益与需求，并且有可能对后者造成根本性的消极影响的时候，这种权益的合法性便就不再是不容置疑的了（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为了防止后代罹患遗传疾病，有着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男女连结婚都不允许，更遑论什么生育权）。于是人们就必须在不同的权益之间进行权重。无数科学研究成果及统计数字均表明，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构件、人类关系的基本单元，并不是某个或某些人随随便便发明创造所产生的，而是人类历史在漫长的自我探索与选择的进程中结出的文明成果。历史上曾有过取代家庭的实验，但新的模式给人们带来的都是灾难性的后果，因而从未真正赢得成功。而双亲家庭又是最有益于儿童身心发育、形成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自主性及完美的爱的情感体验，从而避免罹患认知与情绪上的心理障碍的环境。相反，在丧失父母一方的家庭中的儿童，由于无法体验完整的父母之爱，其人格发展也难以达到健全的水平，心理失常、行为不轨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双亲家庭中的同龄人。现实社会中由于父母离异所造成的对子女的伤害已经是一种很大的不幸，但这些子女至少还是拥有他们的父母，至少还曾经拥有过完整的双亲家庭。而通过克隆技术使单身男女生殖后代的行为，则使作为后代的当事人应当享有的、其基因供体（即单身贵族）曾经享有过的拥有父母双亲的权利先天地被剥夺了，他从存在之时起便被先天地打入无父或无母的单亲家庭之列，这对于克隆人来讲，能说是公平吗？这种不公平性，这种显而易见的对克隆人的身心伤害足以构成对单身贵族的生育权予以否定的强有力的理由。试想，假如单身贵族硬是要选择克隆人技术进行生殖，从而使克隆人强制性地在一个单亲家庭中生活，那么根据公平原则，克隆人长大之后也有权针对基因供体的选择再作一次选择，即逃离这个家庭，寻找一个更“全新的”生存空间。于是，单身贵族拥有一个自己的后代的愿望终将成为泡影。

第四，为了改良未来人类的自然禀性，从而塑造“新人”。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克隆技术来改变人的禀性（die natur，在这里是指“身心方面的自然性状、原初状态”，也译为“本性”）的想法，主要不是来自目前那几位声称已经在进行克隆人实验的所谓克隆狂人（恰恰相反，他们所主张的克隆人的理由往往都在本文所列出的前三项中，且他们中的p. m.扎沃斯教授已经承诺生殖性克隆并不会修改或设计遗传密码），而是来自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界（如美国的德沃金，德国著名哲学家p.斯罗特戴克）。因此有关是否允许进行以优化人种、塑造新人为目的的克隆人实验的论争，是最具有哲学意味、最具有伦理学意义的论争。

有关人类禀性与生俱来，拥有一种独特的不容侵犯的道德地位的想法，在欧洲思想史上有着深刻的根源。当然，这里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基督教观念的影响。按照这种观念人类本身及其禀性均来源于上帝的创造，因而不容挑剔、不可修正。只是由于基督教信仰仅仅为一部分民众所分享，因此宗教因素还不能构成为人的禀性拥有独特的道德地位进行论证的最强理据。最强的理据与古希腊时代就业已出现的有关自然与人类的总图景相关。这一图景是由柏拉图勾画的。柏拉图在其晚期对话《蒂迈欧篇》中指出，整个世界是一个惟一的、统一的活生生的存在物，为一种理性的灵魂所支配。从这一图景中可以看出，在这个无限的、有序的、封闭的世界中，事物与事物绝非互不相关地杂陈并列，而是凭借自己的功能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等级体系。每个事物都因与整体的关联而拥有自身先定的目标、固有的地位和独特的价值，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本体论与人类学、伦理学是密切相关的，人类只有遵循宇宙整体目标的安排，其行为才算得上是道德上的正确。这样，按照柏拉图的宇宙图景，拥有其固有的道德地位的人类禀性自然是不容人们自己随意更改的。

然而启蒙运动之后，人类拥有了另外一幅宇宙图景。它告诉我们整个大自然并不是一个有序的、有目的的实体，而只不过是一个由无数事实与过程构成的无限的、没有内在意义的集合体。与这样一种本体论相适应，近代伦理学也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早在15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就写下了对后世具有深刻影响的名篇《论人的尊严》，他认为从伦理学意义上讲人类并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人不是先定的，而是自由的。只要从本质上讲人在世界上并不具有某种先定的地位，那么他就能够也必须自我决定。近代的这种自由理念包含有两个层面：一是从个体来看，每个人都有权自由规划其生命征程，确定其生活方式。这种自由所体现的是一种必须尊重与保护的最高价值。二是从类属或整体角度来看，人类自身是其道德的创造者。既然人是生活在一个无即定规划可遵循、无特定角色可扮演的世界里，那么他就必须自己为其行为规定道德法则。因而自主理念被康德确定为整个伦理学的基石。

从上述人类价值理念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本体论观念是如何决定和制约伦理学的性质的。正是由于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由纯粹客观事件构成的、没有特定意义与价值的集合体，人们才有可能拥有个体性、自主性、人类尊严等现代特征的理念。而自由、自主性的观点又会导致人们对人的自然禀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产生质疑：因为既然人是自由的，没有什么被赋予的先定使命，那也就意味着他并没有什么即定的、不容冒犯的自然禀性，这种禀性也并不拥有什么独特的道德地位。正如拜耶慈（kurt bayertz）所说：“一个强的自由与个体的概念与一种强的'人的自然禀性'的观念是不相容的。”[①]

于是，从19世纪（具体而言从密尔）始，不仅要改造自然，而且也要改良人类自身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人类自身的自然禀性已经丧失了神圣性的色彩，人们将追求幸福、减少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的价值置于维护人类禀性的完整性原则之上。这种人们对自身自然状态的改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肉体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以前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精神上的自我完善，例如通过教育和学习、自我控制、独身禁欲等方式克服自利的本性，追求一种崇高的境界，完成灵魂的重新塑造。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又有了通过药物来改变人的心理特征的尝试，与此同时，人们又拥有了通过外科手术复补身体缺陷、完善器官功能，使身体更为健康、更为优美的能力。

上述改变人类禀性的行为，只要不是出于外在强制，只要是出自当事人的自主意志，只要合乎当事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意愿，只要对他人不造成伤害与妨碍，那么在道德上便是无可指责的。任何人都有权要求进行对其健康有益的手术，有权做美容，有权信仰某种宗教，有权追求一种他自己所认可的生活方式与目标，只要这些均是其自决权的体现。而自由是人类生存的最高价值。

然而今天，就改变人类禀性而言，我们已经拥有了一种新的行为可能性，这就是克隆人技术。德沃金无不乐观地说，基因技术使人类远离偶然的、有时是有害的基因随机组合，实现了有目标的操纵、可控的选择。这种发展，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对后代素质的责任完全有意识地掌握在父母以及父母所托付的专家手里，从而使人类图景发生根本性的改观 [②]。也就是说，要越过千万年的进化，创造集优美、智慧、人性于一身的完美的人种、新质的人类。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前所出现的改变人类禀性的行为（不论是精神上的自我修炼、品性塑造，还是身体上的修补缺陷、美体美容）往往都是当事人的自觉自愿的举动，是自己要求改变自己。它们与尊重人的自决权的道德原则不相冲突。而克隆人或通过基因改良来塑造人的行为则是今天活着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他人禀性的举动。克隆人体行为当然符合我们的自主性，但未必合乎被克隆者的自主性。我们希望并要求制造“新质的”人类，但新人未必愿做新人。而实际上被克隆者又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他的自主权被操纵在我们手里，或者说他的自主权已经不可逆转地被我们剥夺了。这里自然就会出现一个极其严重的伦理问题，即被克隆者的自决权的问题。

如前所述，人类禀性并无独特的道德地位。我们每个人，只要是基于自主意志，都可以对自己的身体性状或精神特质加以改变、进行塑造，在这里并不存在什么伦理问题。然而在克隆人问题上，情况则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在这里，我们的自主权并非天然地高于被克隆者的自然禀性所应有的地位，而这一地位对于外人来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被克隆者同任何其他以自然生殖方式诞生的人一样，本应享有自然赋予他的禀性，这一天然禀性具有不容冒犯的尊严，因为它构成了这个人拥有一种与他人一样平等的道德主体之地位以及对这一地位的自觉意识的前提条件。一位克隆人，由于他的基因状态是别人设定的，他的肤色、外形、智力特征都是外人决定的结果，那么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便会发现自己是他人的作品，而不是自己生命的完整的作者，这样他就很难形成因出生状态相同而与他人完全平等的道德直觉，更难把自己理解为伦理上自由的、自我决定其生命历程的主体。相反地，作为他人意志的作品所造成的侮辱感将深深地印刻在他的心灵里，伴随其终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豪克（kai haucke）指出，“我们体验到我们身体的天然质朴性这一点，似乎既是伦理上的自由之前提，也是我们相互之间得以平等相待的前提。就此意义而言，我们的存在的身体状态是一种义务论的道德之前提，因此现存的身体上的不可支配性间接地蕴含着一种规范性的道德地位”[③]。总之，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人类的自然禀性有无独特的道德地位，而在于我们有什么权利对别人的自然禀性进行改良，“道德问题在这里并非在于这种未来人的'禀性'受到改变，而在于这种改变与未来人的自主性很难相容”[④]。

鼓吹生物政治学的人或许会讲，人们的禀性总是不完善的，有其缺陷，我们通过基因技术将善良的品质嵌定在后代身上，从而塑造完美的、道德上优秀的崭新人类，这种想法难道是一种罪过？笔者认为，在这里有两个伦理问题是回避不了的。第一，从个体层面来看，将某种价值观念通过基因技术植入后代的想法严重违背了作为伦理学基石的自主理念。因为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粗暴地剥夺了我们的后代自主判断善与恶、是与非、好与坏的先验权利。即便是我们确信无疑地认定的好的品质，如仁慈、善良、勤奋、勇敢、明智等等，也不能强加在后代的身上，恰恰相反，应当在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的前提下，让他们自己来进行选择。正如库尔曼（andreas kuhlmann）所言：西方政治文化的信条“并非简单地是指：每个人应当能够按其自己的生活方式达到幸福并且尽可能不受干扰地过自己的日子，而是指每个人应当遵循在他看来使生活有价值、有意义的伦理标准……价值标准只有在如下情形才是有意义的，即当事人自己决定依照该标准来安排其生活”[⑤]。而通过基因技术塑造道德上“优秀的”人的行为，不论其初衷如何“善良”，本身就违背了伦理学中最重要的自决权的原则，且这种侵害所造成的后果又是不可逆转与修正的。第二，从社会层面来看，制造新人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平等，同时也意味着将认可社会出现一种新的不平衡的相互关系类型[⑥]：即拥有塑造、设计、决定权的上一代与被塑造、被设计、被决定的下一代之间的严格分野。于是，人类历史上除了传统的性别、阶级、种族、宗教上的差别此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由生物特征界定出来的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的人们由于所处的地位的巨大势差，自然就不可能形成相互认可的主体间的关系，不可能进行相互尊重的交往，不可能形成体现双方意志的共识。由克隆技术造成的人类间新的道德上的不平等，对人类尊严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因为人类尊严总是与一种主体间的对称性关系相联系的。

三、克隆人与科技时代、公民社会的伦理图景 根据上述四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克隆人或通过基因技术塑造新人的行为本身对于被克隆者来讲，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外在决定，意味着一种粗暴的强制。如果我们认可被克隆者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公民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信这位当事人作为一位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权益已经在这种克隆或转基因过程中，受到严重侵害。他的惟一性、独特性大大降低，其自我欲求、需要、生存价值受到了限制，其作为道德主体所应拥有的自主性、自决权及与他人一样的平等地位遭到了无情的否定。而自由、自主之理念恰恰是我们现代公民社会价值观的基石。由于我们每个人的生物存在的基因基础对于自己的生命历程及作为道德主体所拥有的独特地位和自我理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禁止克隆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生命科学发达的时代的一项新的道德命令，而克隆人体行为无疑意味着是在冲击一个永远也不容侵犯的伦理禁区。

需要指出的是，对克隆人伦理问题的探究，不仅仅构成了生命伦理学领域中的一个主要内容，而且也关涉到当前国际社会在现代化运动的核心价值诉求、在公民社会的根本伦理原则等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分歧与论争，同时也使我们对伦理学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科技时代中所体现出的重要功能与神圣使命赢得了一种更加深刻的理解。

首先，克隆人问题在今天带来的最大伦理挑战，就在于如何看待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成果，如何看待作为启蒙运动与现代化时代之核心价值的尊重人的自由、自主性、自决权的伦理原则？

许多人之所以醉心于所谓“生物政治”，试图通过基因技术实现人种培育，以便推出拥有优化了的基因的新人类，源于他们对人性的极度失望。他们认为现代化方案的实施、启蒙运动的进行，目的在于解放了的、自我决定的、掌握了未来的人。然而这样的新人应当是什么样的，启蒙运动并没有预先确定。结果是，启蒙运动、现代化的确使人获得了解放，但在这一进程中人性的弱点、人性中恶的、残酷的、兽性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且正通过战争性的野蛮、强权性的野蛮、媒体宣泄中的野蛮而成为一股难以逆转的趋势。在他们看来，现代化运动与文明进程已经被证明不过是一场人类的空前放任的狂潮，不过是一种狂野的欲望的肆虐。对人性的极度不信任，使他们感到任何教育、训导、“驯服”的方法都无济于事，只有基因工程的根治或许才是惟一的出路，所以他们提出用培育替代教育，用生物学替代政治。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性的弱点与不完善，是应靠人类自身建构的有着自我批判、自我修复功能的社会机制来克服，还是应靠少数优秀的社会精英的重新设计？如果是后者，我们自然就要问一问：为什么他们有权进行这种设计？为什么他们就代表着判别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如何证明他们是道德真理法定的持有者、是道德真理惟一的见证人？其实，人类历史上不乏一部分人为他人设计品性、塑造“完美的”精神状态的例子，但由于这种设计与塑造都是以违背人性、牺牲他人自决权为代价，因此无一例外也都是以他人承受灾难性的后果而告终。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当对道德内涵的解释权掌握在某个人或某些人手里的时候，当某种个人的道德理念通过强制推行而成为一种“改造宇宙”的方案的时候，“道德”就会发挥出一种约束人、控制人、泯灭人性、因此也就是反道德的功能。

由此可见，克服人性的弱点与不健全，只能依靠人类自身社会机制的调节作用，而决不能以全然否定人性、剥夺公民的自主选择权、敲响人道主义的丧钟、推翻所有现存的伦理学为代价。如果启蒙运动与现代化的成果被否定了，作为现代伦理学的基础与出发点的自主原则被抛弃了，那么人们只能走进专制统治的死胡同，则不公正、不平等与野蛮无理便就不再是丑闻了。

总之，尊重人的自由、自主性、自决权这项基本原则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没有过时，没有在崭新的科技时代出现什么发展变化，科技时代本身也没有资格与能力使这项原则发生更新。对这一原则所体现的价值理念的弘扬，就像与这一理念有着密切联系的现代化运动一样，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洛克在《政府论》中早就讲过，父母对孩子的支配只是暂时性的，并不能延伸到他们的生活与财产。这种支配仅仅是在其未成年期的对其弱小与不成熟性的一种帮助[⑦]。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公民权利意识空前高涨的公民社会里，我们更应当尊重每个人生命征程的开放性，认可每个人生理、心理和道德及法律地位上的完整性，保障让每个人拥有自主选择的最大空间，而不是让一些人通过克隆技术遭受基因供体的基因决定与限制。如果我们能够在社会形成共识，以人的不容侵害的自决权、平等权来抗击所谓的没有禁区的科研自由、生育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避免可能罹遭克隆的未来人类的痛苦与不幸，而且也是在避免神圣的自由价值的毁灭以及公民社会的崩溃带来的更大灾难。

其次，克隆人问题在今天带来的伦理挑战，使人们得以从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的视角来探究伦理学的重要功能与神圣使命，从而对目前在国际伦理学界得到热烈讨论的所谓“责任伦理”赢得一种深刻的感悟与体认。

支持克隆人者声称在一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伦理、道德应该为科学的前进“保驾护航”，而不是与科技进步的需求发生冲突、给科学技术设置障碍；恰恰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冲破“过时”的伦理规范的束缚，带动起人类道德的更新。这样一种论调乍听上去似乎合情合理，然而细究起来人们便可发现它经不起任何严谨的推敲。因为这种论调的持有者并没有精确地界定他们所讲的与科技进步发生冲突的道德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没有精确地界定限制或束缚科技发展的所谓陈旧的伦理规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更没有明确地阐明究竟什么是道德的进步，它要朝哪个方向进步。从历史上看，人类的道德观念、社会价值理念的整体中有些内容确实是在经历着变化（例如人们对人类自然禀性的道德地位的看法），有些内容则作为人类思想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流传并保持了下来，如在各种文化传统中均拥有自己的表达形式的“黄金规则”，我们实在看不出来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金律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会朝着哪个方向变化。同样的道理，在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专制、封闭、不宽容转向民主、开放、宽容，从将因种族、性别、宗教、阶级及财富占有量上的差异造成的不平等长期视为天经地义转向追求人类普遍的平等和公正之历史进程的今天，在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向往已逐渐成为人类普遍的精神诉求的今天，人的权益的理念、对人不得伤害的绝对命令已经构成了我们社会观念体系中的一种核心价值、一块道德基石，它已成为我们判定一切人类行为，无论是经济行为、政治行为、科学探索、技术进步之对与错、是与非、是否合乎道德的根本尺度。也就是说，道德规范的本质已经被清晰地界定在保护人类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护人类不受伤害这一认知上了。正如责任伦理学大师忧那思（hans jonas）所言：当代道德行为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实践一种最高的善（这或许根本就是一件狂傲无边的事情），而在于阻止一种最大的恶”[⑧]，保护和拯救面临着威胁的受害人。就伦理道德的这一根本内涵与功能而言，我们看不出来它何时会过时，何时会变得陈旧，何时会发生什么变化，会朝何种方向发展。如果坚持“所谓道德的核心与底线就在于保护人类不受伤害”这一根本原则会造成妨碍或阻止科学家“科学探索”的脚步的结果，那么需要改变的就不是伦理道德本身，而是科学家的研究计划。因为科学家没有权利逾越伦理道德为一切人类行为（包括科学家的探索）设定的底线，以“人类生命、人类权益不容伤害与侵犯”为根本原则的伦理道德肯定不会为科学家的好奇心与利益的满足提供支撑，而是要设立禁区。美国女法学家安德鲁斯（lori andrews）指出，那种认为法律与伦理总是跟随着技术的进步并对一切都愿接受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一直都在限制着科学研究与技术……只要想一想纳粹时期残忍的人体实验之后所制定的许多规则就清楚了，这些规则的目的在于，确保在人身上的实验要依照伦理视点来进行”[⑨]。

总而言之，伦理道德的功能决不在于为科技发展保驾护航，而在于为科学家的行为设立规范，对受这一行为影响的人们提供保护。伦理道德与科学研究的关联就在于，科学作为理论可以是价值中立的，但作为实践上的行为却逃脱不了道德上的评价，就像人类其他行为一样，只要行为的目的、手段、结果与人类利益相关涉，则就必须受控于人类的价值考量，必须受到科技伦理的制约。一个有责任意识的科学家在判别一个研究项目之时，不仅要着眼于其理论目标，而且还要考虑到为了达到此目标所使用的手段的合法性，并进而前瞻性地顾及到投入这一手段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正是目前成为学术热点的“责任伦理”的基本理念。

所谓责任伦理，按照忧那思的理解，就是为了回应科技文明的新挑战而为整个科技时代阐发的宏观伦理。这种伦理要求人类通过对自己力量的“自愿的驾驭，而阻止人类成为祸害”[⑩]；要求“我们对自己进行自愿的责任限制，不允许我们已经变得如此巨大的力量最终摧毁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后代）”[11]；它要求人类的政治、经济及科学探索行为要以正确的道德（即对长远的、未来的责任性）为导向。可见，责任伦理虽从内涵上看并无多少新鲜希奇之处，然而它的根本特点则在于“前瞻性”：责任伦理体现着一种事先责任，或者说是一种预防性、前瞻性、关护性的责任，其目的在于为当今科技时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充满着巨大危险的人类行为提供指导。因为在当今的科技时代，许多干预自然进程的行为（如克隆人活动）之后果都既是危险又是无可挽回的，仅靠“追究责任”则一切都为时过晚。由于与传统的追溯性责任、过失责任类型完全不同，有人因此把这种以前瞻性、关护性责任模式为特征的责任伦理称为20世纪后半叶科技时代的新伦理。这一伦理观念，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代社会的人类在技术时代所应拥有的一种价值诉求、精神气质与人文关怀。如果说，自主原则构成了反对克隆人之理据内在的伦理底蕴的话，那么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与人文关怀则从外在的层面为禁止克隆人提供了伦理上的支撑与保障。

[①] kurt bayertz,der moralische status der menschlichen natur，in:information philosophie，nr.4 (2002),s.19f.

[②] vgl. christoph keller,ihr kinderlein kommt,in:die zeit，nr.50 (2002).

[③] kai haucke, das unverfuegbare und die unantastbarkeit der wuerde. habermas, die bioethik und plessners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in:philosophische rundschau,bd.49(2002),s.172.

[④] kurt bayertz,der moralische status der menschlichen natur，in:information philosophie，nr.4 (2002),s.19f.

[⑤] andreas kuhlmann, politik des lebens - politik des sterbens. biomedizin in der liberalen demokratie. berlin 2001，s.16.

[⑥] vgl.j.habermas,die zukunft der menschlichen natur. auf dem weg zu einer liberalen eugenik ? frankfurt am main 2001，s.77, 85, 90, 94, 107-114.

[⑦] j.locke, zwei abhandlungen ueber die reg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7，s.231-240.

[⑧] hans jonas, 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 versuch einer ethik fuer die technologische zivilisation. frankfurt am main 1984,s.78f.

[⑨] vgl. christoph keller,ihr kinderlein kommt,in:die zeit，nr.50 (2002).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7

类圆环病毒因子P1感染对猪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抗病毒蛋白mRNA转录的影响 温立斌 何孔旺 杨汉春 郭容利 俞正玉 茅爱华 倪艳秀 (7)

棉花GhCOMT3基因的原核表达、纯化及鉴定李波 倪志勇 范玲 (12)

中国荷斯坦牛BOLA-DRB上游近端调控区序列分析王学清 王昆 吴占军 张峰 李魁英 (17)

猪Cst B基因5＇侧翼区序列的克隆研究王文涛 何鑫淼 张冬杰 彭福刚 吴赛辉 刘娣 (20)

乌骨鸡黑色素基因的克隆及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迟良 邹明 孙晓凤 刘焕奇 (22)

Cst B基因在90日龄大白猪不同组织中的表达研究王文涛 何鑫淼 张冬杰 彭福刚 吴赛辉 刘娣 (25)

玉米品种纯度SSR鉴定与田间鉴定的相关性盖树鹏 (28)

版纳甜龙竹DNA提取方法及AFLP反应体系建立研究杨清 苏光荣 韩蕾 王正良 孙启祥 彭镇华 (32)

耧斗菜属AFLP体系的建立和优化朱蕊蕊 高亦珂 张启翔 (38)

甜瓜育种亲本材料遗传多样性及群体结构的SSR标记分析王美荣 许勇 詹永乐 郭绍贵 任毅 宫国义 张海英 (41)

棉花品种分子标记遗传多样性检测 郭宝生 张建宏 刘素恩 刘存敬 崔瑞敏 王兆晓 张香云 (47)

不同黄瓜基因型子叶再生体系的建立张若纬 顾兴芳 王烨 张圣平 张宝玺 (50)

不同种源黄连木遗传多样性研究王超 路丙社 白志英 王洁 冯献彬 (55)

冰草属植物ISSR遗传分析与评价闫伟红 徐柱 李临杭 马玉宝 (60)

7个玉米合成群体选系的杂优类群分析李燕 杨克诚 (65)

玉米茎秆性状与倒伏性的相关和通径分析丰光 景希强 李妍妍 王亮 黄长玲 (72)

黄淮海地区绿肥种质资源的筛选与评价马卫萍 苏宝新 李志杰 曹卫东 孙文彦 王来清 宁东峰 (75)

奶牛乳腺上皮细胞体外培养条件优化的初步研究李喜艳 王加启 魏宏阳 卜登攀 胡菡 周凌云 (80)

大白菜与甘蓝种间BC1的减数分裂观测及其性状鉴定孟雅宁 陈雪平 刘畅 申书兴 (86)

离子注入桉树大田生长的变异与选择研究李光友 徐建民 杜志鹄 韩超 吴世军 李宝琦 王伟 (90)

草莓果实重要性状动态规律研究杨雷 杨莉 李莉 李海山 郝保春 (96)

半定量RT-PCR方法检测热应激对鲫鱼肝脏中HSP70 mRNA含量的影响苏岭 李绍戊 王荻 刘红柏 卢彤岩 尹家胜 (100)

水分胁迫下黄瓜生理生化的变化与抗旱性的关系梁玉芹 刘子会 曹彩霞 刘云 郭秀林 宋炳彦 (105)

NaCl胁迫对不同苜蓿种质苗期生长特性的影响李源 刘贵波 高洪文 孙桂枝 王赞 (109)

番茄种子萌发期耐旱性鉴定指标的研究梁玉芹 曹彩霞 刘云 宋炳彦 (117)

铅胁迫对糯玉米幼苗叶片叶绿素含量及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韩金龙 王同燕 徐立华 徐相波 周柱华 邱登林 阴卫军 (121)

紫茎泽兰叶水提液对玉米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徐成东 浦雪梅 李国树 冯建孟 (124)

生态因子对玉米多育性的影响张欣 张宝石 赵明 李连禄 王美云 张旭 (128)

外来入侵植物黄顶菊生长及光合特性许贤 王贵启 樊翠芹 李秉华 (133)

减源对甜高粱光合产物生产和分配的影响池云花 王空军 蒋高明 吴秋平 石雷 (139)

辣椒9024苗期茸毛性状测定及其光合性能比较胡能兵 隋益虎 张子学 何克勤 (144)

一种新型玉米苗期反复干旱存活率鉴定试验设计及效果研究 姚艳荣 贾秀领 马瑞昆 贾银锁 张丽华 董志强 申海平 (148)

转基因抗虫棉衡科棉369抗旱生理特性研究刘丽英 戴茂华 吴振良 岳海旺 郭秀林 (152)

不同贮藏温度对秦阳苹果采后生理的影响高华 鲁玉妙 王雷存 万怡震 赵政阳 胡艳妮 (154)

矮秆、早熟、大穗大粒冬小麦品种衡观35籽粒干物质积累初步研究孙书娈 陈秀敏 乔文臣 孟祥海 魏建伟 李丁 (157)

苗期不同水分处理对菜心部分生理指标的影响徐燕 王永飞 (162)

种植密度对玉米先玉335和郑单958生理特性、产量的影响白志英 李存东 郑金风 毕常锐 唐光雷 (166)

不同热处理方式对牛奶中IgG和乳铁蛋白的影响程金波 王加启 李珊珊 甄云鹏 刘光磊 卜登攀 刘开朗 (170)

我国不同来源DDGS鸡代谢能的研究李秋菊 邓立康 李超 张军民 赵青余 王志祥 (175)

日粮添加DDGS对奶牛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颜志辉 王加启 王萌 卜登攀 魏宏阳 周凌云 周振峰 (179)

DDGS对肥育猪生长性能和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吴丹 贾连平 陈冠军 王修启 赵青余 张军民 (184)

氮肥和化学调控对小麦品质的调节效应马少康 赵广才 常旭虹 杨玉双 杨桂霞 徐凤娇 (190)

河北省麦田土壤硒的含量、形态及其有效性研究唐玉霞 王慧敏 刘巧玲 吕英华 孟春香 (194)

冬小麦硒素吸收积累特性及叶面喷硒效应的研究唐玉霞 王慧敏 吕英华 刘巧玲 杨军方 (198)

不同耕作及秸秆还田条件下冬小麦养分利用率研究杨云马 贾树龙 孟春香 孙颜铭 (202)

规模经营稻田土壤养分空间变异特征与高效平衡施肥效应黄立梅 黄绍文 刘双全 周卫 (205)

有机无机配施对太行山山前平原小麦产量和土壤培肥的影响邢素丽 刘孟朝 徐明岗 (212)

硝化抑制剂CMP对土壤中尿素转化的影响研究于阁杰 石元亮 古慧娟 王婷婷 魏占波 (217)

山东栖霞市红富士苹果花样营养诊断研究陈志强 李絮花 赵庚星 朱希存 (220)

氮钾肥对南粳44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杨艳华 张亚东 朱镇 陈涛 赵庆勇 周丽慧 王才林 (225)

控释BB肥对大葱生长和养分吸收规律的影响 张玉凤 董亮 李彦 张英鹏 孙明 杨力 于淑芳 (230)

间作三叶草对大田甜玉米产量品质及土壤矿质氮的影响张银燕 高丽红 周文萍 李志芳 (236)

概述氮肥水平对玉米生理及产量性状的影响刘武仁 郑金玉 罗洋 郑洪兵 李瑞平 李伟堂 (239)

生物多样性对牧草生产力、营养成分和氮循环的影响廖智毅 王敏 朱珏 易爱军 谭支良 王克林 (243)

菌根菌在植物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中的作用董明 王冬梅 王晓英 (250)

咸水灌溉对紫花苜蓿生物学性状的影响秦文利 刘忠宽 刘振宇 智健飞 (254)

不同品种猪背最长肌eIF4E、PPARGC-1、VEGFA和C-Jun mRNA丰度比较研究杨舟 王修启 (258)

鸡肾型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的分离鉴定邹立宏 翟含流 武现军 李玉荣 霍书英 (263)

利用显性标记对寒地水稻稻瘟病抗性基因Pi-b的检测 程芳艳 李春光 孟昭河 刘华招 刘永巍 孟巧霞 张景龙 (266)

二氢吡啶对热应激奶牛产奶量以及奶牛体温、呼吸频率的影响张峰 吴占军 张新同 王昆 王学清 马书林 刘小虎 (270)

河北省棉花立枯丝核菌菌丝融合群及其致病性研究王伟娟 鹿秀云 李宝庆 郭庆港 李社增 马平 (274)

烯酰吗啉与百菌清复配对辣椒疫霉菌的增效作用齐永志 张小风 王文桥 赵卫松 马志强 韩秀英 (279)

棉花抗除草剂2,4-D品系抗性遗传分析 郭宝生 刘素恩 张建宏 崔瑞敏 王兆晓 刘存敬 耿军义 (285)

低温对不同虫态烟草甲的影响王秀芳 任广伟 周显升 王新伟 陈丹 李世博 (287)

抗猪附红细胞体药物体内筛选模型的建立与应用李辉 刘聚祥 刘静 王建平 李宏娟 许亚改 (290)

树木挥发物及其抗虫作用研究进展史胜青 雷静品 胡永建 李良俊 邬江辉 (295)

我国棉粕和棉籽蛋白营养成分和棉酚含量调研王安平 吕云峰 张军民 赵青余 王加启 田科雄 (301)

生物复合添加剂对苜蓿青贮效果的影响王国良 李顺 贾春林 盛亦兵 何峰 李向林 (305)

绿肥对番茄发病率和土壤微生物种群数量的影响董晓霞 刘兆辉 王梅 王学君 郑东峰 孙泽强 (309)

木质纤维素生物降解机理及其降解菌筛选方法研究进展王士强 顾春梅 赵海红 (313)

白洋淀芦苇田常见杂草种类及发生情况调查浑之英 袁立兵 苏增朝 王紫鹃 (318)

大花蕙兰的品种分类研究王日明 王利民 王四清 (323)

基于灰色统计的打叶复烤片烟结构稳定性评价何结望 王满 谢豪 吴风光 闫铁军 毛福利 许自成 (328)

小G蛋白Rab2基因参与小麦抗叶锈病反应的研究杨静静 李星 李亚宁 刘大群 (1)

我国小麦主推品种穗发芽抗性鉴定及相关分子标记的评价 孙果忠 游光霞 孙京燕 张秀英 武淑祯 苑菲 王海波 (6)

应用mtDNA Cytb基因全序列分析中国5个马鹿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和系统发育张丽 滚双宝 雷天云 刘丽霞 秦大伟 赵世峰 (12)

牛β-酪蛋白座位无启动子基因打靶载体的构建李瑞国 苗朝华 侯健 关宏 安晓荣 陈永福 (17)

TcLr35小麦β（1,3;1,4）葡聚糖苷酶基因cDNA全长的克隆及分析王海燕 刘大群 杨文香 李在峰 张立荣 李星 (25)

夏黑葡萄花及果实全长cDNA文库的构建及鉴定王晨 王文艳 初建青 杨光 郭磊 房经贵 (30)

小麦高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基因1By8的分子检测和应用 何盛莲 雷振生 吴政卿 赵献林 方保停 杨攀 杨会民 (35)

含cry7类基因的苏云金芽胞杆菌菌株的分析宋萍 郭丽伟 苏俊平 王勤英 王晖 (40)

抗草甘膦基因表达载体的构建及对玉米的遗传转化李敬娜 刘亚 李翔 袁潜华 赵久然 (44)

转基因玉米LAMP检测体系的建立及应用兰青阔 王永 赵新 朱珠 景海春 程奕 (49)

转录因子CBF4基因的克隆及其植物表达载体的构建徐春波 王勇 赵海霞 李兴酉 (53)

内蒙古羊源细粒棘球蚴Eg95基因原核表达及蛋白鉴定李志伟 王志钢 湛奎 陈献威 杨军 李洁 (57)

甜瓜品种河套蜜瓜ACC氧化酶基因1（ACO1）全长cDNA的克隆及序列分析郝金凤 高峰 博彦泰 李凤 哈斯阿古拉 (61)

莱芜猪和杜洛克猪肌肉H-FABP基因表达量与肌内脂肪和脂肪酸含量关联分析呼红梅 王继英 郭建凤 张印 沈彦锋 武英 (64)

水稻孕穗期叶绿素含量的QTL定位范淑秀 王嘉宇 毛艇 徐正进 (69)

基于玉米BC2F2群体的穗部性状QTL分析胡利宗 刘均革 郭晋杰 赵永锋 祝丽英 宋占权 陈景堂 (73)

大豆染色体代换系CB4F2回交群体的构建及聚类分析 史宏 刘学义 任冬莲 马俊奎 任小俊 王勇 赵晶云 (78)

陕西省地方小麦品种黄色素含量基因的遗传分析杨松杰 张影全 王茹 张晓科 (83)

毛蚶、魁蚶和泥蚶核糖体DNA转录间隔区的RFLP分析郭永军 戴伟 王晓梅 周晓犊 (88)

利用正义RNAi技术提高玉米直链淀粉含量效果的研究张桂堂 卢东长城 孙重霞 梁荣奇 杨凤萍 张晓东 (92)

西马特罗人工抗原的合成及鼠源多克隆抗血清的制备 职爱民 刘庆堂 李青梅 杨苏珍 胡骁飞 柴书军 邓瑞广 (97)

甘蓝型油菜萝卜质雄性不育恢复系的筛选和初步研究文雁成 张书芬 王建平 朱家成 赵磊 曹金华 (102)

猪流感病毒河南株的分离鉴定和生物学特性赵朴 郑玉姝 贾贝贝 刘丽艳 刘兴友 李海燕 (107)

菠菜AFLP反应体系初探梅燚 侯雷平 崔艳玲 陈海丽 孟淑春 (111)

不同温度对胡萝卜花粉活力的影响武喆 刘霞 张光星 (116)

不结球白菜SRAP反应体系的建立与优化李向 轩淑欣 王彦华 赵建军 申书兴 (119)

耐盐杂草稻幼苗对NaCl胁迫响应及其生理基础张丽丽 马殿荣 林志强 孙健 陈温福 (123)

外源H2O2对孕穗期转C4PEPC水稻及原种光合特性的影响任承刚 李霞 (130)

不同品种甜高粱幼苗耐受渗透胁迫能力的研究丛靖宇 杨冠宇 张烨 王瑞刚 (136)

NaCl胁迫下不同大豆品种形态学变化的研究商蕾 张洁 张孟臣 王冬梅 (141)

限量补灌对旱地冬小麦灌浆期旗叶光响应及产量的影响谭念童 林琪 李玲燕 刘义国 张玉梅 (145)

灌水及化控对不同粒色小麦籽粒灌浆及叶绿素含量的影响杨桂霞 赵广才 许轲 常旭虹 杨玉双 马少康 (152)

不同品种黄瓜幼苗光合特性对弱光的响应李愚鹤 李加旺 张文珠 (158)

镉胁迫对银条生物量及光合特性的影响刘会超 刘孟刚 姚连芳 贾文庆 (162)

密集烘烤烤烟细胞壁主要成分及降解酶变化研究霍开玲 宋朝鹏 张卫建 武圣江 余金恒 宫长荣 (166)

不同时期打顶对不同地点夏芝麻产量、品质及光合特性的影响 卫双玲 高桐梅 张海洋 孙梅英 刘焱 张仙美 郑永战 (170)

CaM及各亚型基因参与小麦抗叶锈病反应的研究霍建飞 宋水山 李星 杨文香 刘大群 (175)

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H7 Stx2B-Tir-Stx1B多价融合蛋白表达及免疫原性研究 张雪寒 何孔旺 卢维彩 赵攀登 温立斌 李彬 郭容利 (180)

黄瓜枯萎病接种方法及抗性遗传的研究周红梅 毛爱军 张丽蓉 张峰 王永健 杨文才 (186)

黄瓜灰霉病产芽孢拮抗细菌的分离筛选与L-72菌株的鉴定张蕊 李术娜 李朝玉 王全 李红亚 朱宝成 (191)

河北省棉花黄萎菌落叶型和非落叶型菌系初步鉴定 王彦 鹿秀云 郭庆港 李宝庆 张乃瑾 李社增 马平 (196)

河北省果园苏云金芽孢杆菌菌株的分离鉴定雷会霄 宋萍 张毅功 南宫自艳 王勤英 (201)

呼和浩特市保护地蔬菜丛枝菌根真菌初步研究杨秀丽 闫伟 (206)

枯草芽孢杆菌对盐胁迫条件下黄瓜根际酶活性的影响闫海霞 郭世荣 刘伟 (209)

北京地方品种鸡禽白血病病毒的跟踪检测与PCR检测方法的建立王改利 刘华贵 初芹 张剑 赵权 张莉 (213)

甜瓜根腐病病原分离与抗源鉴定杨颖 耿丽华 王建设 宋晓华 (218)

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孙建 刘苗 李立军 刘景辉 (221)

籽粒灌浆特性对小麦磨粉品质的影响及其氮肥调控效应研究马冬云 郭天财 宋晓 岳艳军 查菲娜 (226)

叶面施硒对谷子硒富集及品质的影响张鹏飞 张爱军 张建恒 王晓娟 刘建民 周大迈 (231)

木醋液叶面喷洒对人参产量及人参皂苷含量的影响平安 杨国亭 高方 魏金玲 (235)

水分亏缺条件下豌豆肌动蛋白异型体PEAcII基因的表达张少斌 刘曦 赵依诗 汪澈 刘国琴 (1)

45S rDNA基因在新麦草染色体上的分布云岚 云锦凤 王秀娥 李海凤 方宇辉 (5)

新西兰白兔γ-干扰素在昆虫细胞中的表达及其活性测定王芳 胡波 任雪枫 范志宇 张则斌 徐为中 何孔旺 (9)

中国荷斯坦牛HSP70基因3＇-非翻译区多态性与耐热性的关联分析 杜方磊 王洪梅 黄金明 李建斌 仲跻峰 张廷荣 刘剑飞 (14)

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核衣壳蛋白（NP）基因的进化及原核表达邬成业 王爱萍 郝慧芳 史平玲 游雷鸣 李培培 张改平 (19)

高抗体水平肉种鸡H9N2的分离鉴定及HA基因序列分析王友令 袁小远 徐怀英 张玉霞 秦卓明 (23)

狂犬病病毒糖蛋白胞外区基因的原核表达、纯化及鉴定 杨艳艳 王丽 杨继飞 郅玉宝 滕蔓 邓瑞广 肖治军 (28)

口蹄疫病毒O/HN/93疫苗株的拯救及病毒活性鉴定曹伟军 李平花 白兴文 卢曾军 孙普 刘在新 (32)

甜瓜PGIP基因的克隆及表达初步分析段玉娟 郭庆勋 刘志伟 宋阳 怀凤涛 (38)

利用介导法建立hHT/hDAF双基因转移小鼠模型 郭战军 马毅 李三华 韩瑞发 李胜芝 孙光 乔宝民 (43)

蒙古羊卵巢组织差异表达基因ADAMTS1的电子克隆及RT-PCR验证何小龙 刘永斌 王峰 田春英 达赖 荣威恒 (47)

湖羊、小尾寒羊及其杂交后代BMPR-IB基因多态性徐小波 王公金 窦德宇 储国良 赵伟 花为华 刘亚柏 (52)

转Bt＋Sck双价基因棉花的遗传稳定性研究郭金英 张天真 (55)

内蒙古贝加尔针茅草原细菌多样性的PCR-DGGE分析张永生 赖欣 张静妮 李刚 赵帅 杨殿林 (58)

亚比棉×海岛棉杂种F_1的遗传分析渠云芳 黄晋玲 (64)

~（60）Co γ射线辐照花生种子后代的SSR分析 陈静 胡晓辉 苗华荣 石运庆 崔凤高 吴兰荣 孙令强 (68)

绍兴鸭微卫星DNA遗传多样性分析 袁青妍 陶争荣 李国勤 沈军达 陈奕春 陈文标 王德前 (73)

西瓜种质资源遗传差异的SRAP和EST-SSR分析赵胜杰 刘 阎志红 何楠 包文风 (76)

大白菜遗传图谱的构建及与染色体关联分析 原玉香 张晓伟 孙日飞 王晓武 张慧 蒋武生 姚秋菊 (80)

冬小麦调亏灌溉下次生根和初生根对植株生长的影响薛丽华 段俊杰 王志敏 王润正 (87)

水杨酸提高黄瓜低温耐受性的生理及CATmRNA基因响应机制王磊 刘兴旺 金宝燕 陈明远 张雷 任华中 (92)

NaCl胁迫对燕麦与小麦幼苗生长及其营养吸收的影响康文钦 娜荷雅 张子义 刘景辉 樊明寿 (97)

遮荫对茄子幼苗生长和光合特性的影响吴雪霞 查丁石 (102)

不同水稻品种种子萌发期耐镉性的研究何俊瑜 任艳芳 周国强 杨良静 王阳阳 (108)

不同晾房晾制白肋烟中性香气成分含量及感官品质的差异史宏志 杨兴有 周开绪 李浩 赵永利 张定贵 谢子发 (113)

镉对玉米幼苗生长、叶绿素含量及细胞超微结构的影响宇克莉 孟庆敏 邹金华 (118)

温室西葫芦生长动态及干物质积累与分配研究李燕 温祥珍 雷逢进 李亚灵 (124)

浑善达克沙地麻叶荨麻必需矿物质含量及其季节动态变化张晓庆 李维红 金艳梅 (129)

栽培方式对玉米群体结构的调控效应齐华 梁熠 赵明 王敬亚 吴亚男 刘明 (134)

北方粳型超级稻根系生长与地上部分生物量的变化许明 贾德涛 陈温福 (140)

丁二酸浸种对玉米根系生长和生理特性的影响刘福建 杨青华 (145)

缺锌对不同基因型玉米激素代谢的影响王景安 柴娜 梁晓华 (148)

水氮处理对日光温室不同茬口黄瓜风味品质的影响王实娟 王永泉 王树忠 张振贤 高丽红 (153)

冬小麦-夏玉米复种连作中定位水氮组合对籽粒灌浆特性及产量的影响郭丽 张凤路 贾秀领 任会芳 董志强 张丽华 邢素丽 (159)

秸秆还田对冬小麦农田土壤无机氮和土壤脲酶的影响赵鹏 陈阜 李莉 (165)

麦秸还田对夏玉米田养分含量的影响王春虎 陈士林 冯荣成 (170)

硫对烤烟钾营养吸收与积累的影响朱英华 屠乃美 肖汉乾 张国 (175)

不同冬小麦品种对氮素吸收利用效率的差异研究 赵刚 王淑英 王勇 李尚中 唐小明 张建军 王磊 (180)

灌溉量对灌浆期麦田土壤呼吸的影响王建林 赵风华 欧阳竹 (186)

不同品质类型冬小麦气冠温差的差异及其与产量性状的关系李豪圣 李法计 程敦公 刘建军 付雪丽 刘爱峰 宋健民 (190)

土壤微生物对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呼吸速率影响的研究屈冉 李俊生 肖能文 胡理乐 罗建武 范俊韬 (196)

低磷石灰性土壤加入四种作物秸秆土壤微生物量磷的变化特征赵小蓉 周然 李贵桐 林启美 (200)

重度苏打碱土饱和导水率特征分析迟春明 王志春 (205)

钾素对云烟202干物质积累和光合特性的影响李杨 于吉琳 齐华 刘明 (209)

亚硫酸氢钠和碳酸氢钾对甜菜光合作用、块根产量及含糖率的影响斯琴 魏磊 田自华 邵金旺 李国荣 史树德 (212)

不同基因型烤烟烟叶碳氮代谢差异研究张生杰 黄元炯 任庆成 杨铁钊 (217)

不同覆盖方式下烤烟根际土壤微生物数量动态变化时向东 耿伟 焦枫 石秋环 张雪 (221)

中间偃麦草抗小麦白粉病基因导入及其抗性评价闫金龙 畅志坚 孙美荣 张晓军 詹海仙 李欣 (225)

活体条件下玉米灰斑病菌毒素对玉米胚根细胞膜透性的影响王桂清 张涛 徐秀德 (231)

两株杀鞘翅目害虫Bt菌株的生物活性及杀虫蛋白基因鉴定初立良 郑桂玲 周洪旭 李长友 李国勋 (235)

携带结核杆菌Ag8SB基因的植物表达载体的构建及鉴定李君武 刘艳 黄清华 叶秋萍 (1)

小麦黄花叶病毒河南驻马店分离物的鉴定与全序列分析张宗英 徐建美 韩成贵 张振臣 李大伟 于嘉林 (5)

阔褶水蛙皮肤组织抗菌肽latouchiin-1和latouchiin-2的基因克隆和序列分析王辉 郧海丽 赵军锋 王多 冉然 胡玉红 (12)

棉铃虫中肠cDNA表达文库的免疫筛选及其克隆分析李杰 张霞 郭巍 刘小民 李新娜 赵丹 (18)

棉花肉桂醇脱氢酶基因的克隆与分析倪志勇 李波 吕萌 王娟 白岩 范玲 (23)

朝鲜碱茅甜菜碱醛脱氢酶cDNA5＇末端序列的克隆及植物表达载体的构建王磊 钟鸣 郭志富 张丽 张佳 赵莉 李浩戈 (30)

茉莉酸诱导的拟南芥叶片蛋白质组分析 潘怡欧 刘琳琳 张炬红 张静 安少利 许鹏 靳军灵 (35)

脐橙CsCAB基因的克隆及表达载体构建苏丽艳 李正国 樊晶 高雪 杨迎伍 邓伟 郝彦伟 (40)

桃果实ACC氧化酶基因的克隆及序列分析徐培华 李唯 杨德龙 王旺田 张亚林 (44)

水稻根系不同强度干旱胁迫下5个基因表达分析马廷臣 陈荣军 余蓉蓉 曾汉来 张端品 (51)

Galectin-13基因在仔猪断乳前、后胃肠道组织表达差异性分析孙娅莉 韩立强 李宏基 郭豫杰 鲁维飞 常磊 杨国宇 (56)

小金海棠金属硫蛋白基因MxMT2克隆与生物信息学分析张玉刚 韩振海 (60)

利用F2：3家系分析粳稻矮生性遗传 程海涛 杨宏楠 王建强 吕文彦 曹萍 高燕 王玉 (64)

籼型恢复系导入群体株高的遗传剖析 王辉 钱益亮 张宏军 陈满元 夏加发 李泽福 石英尧 (69)

观赏桃花若干性状的遗传分析宋银花 牛良 刘淑娥 王志强 (78)

玉米生育期QTL定位及上位性互作效应的遗传研究韩娅楠 刘福建 王瑞霞 丁俊强 李志敏 李贤唐 吴建宇 (84)

晋大52×晋大57RIL群体重要农艺性状的QTL定位杨竹丽 李贵全 (88)

甜高粱重要种质材料的SRAP指纹分析 高建明 罗峰 裴忠有 陈秋玲 魏进招 李子芳 桂枝 (93)

牛Src基因三个内含子单核苷酸多态性 刘文艳 李秋玲 鞠志花 王洪梅 黄金明 刘顺德 李荣岭 (99)

加拿大披碱草×老芒麦杂种加倍一代群体的聚类分析李景环 云锦凤 王慈航 杨敏 张丽 (106)

农杆菌介导的番茄Micro—Tom遗传转化体系的建立陈双臣 刘爱荣 王凤华 王菲 周洲 (112)

正交优化枣树ISSR-PCR反应体系的研究申洁 侯思宇 孙朝霞 王玉国 郝炯 (116)

抗卡那霉素单克隆抗体细胞株的筛选及间接ELISA法的建立齐红莉 杨广 刘金兰 (121)

甜樱桃AFLP反应体系优化及多态性引物的筛选张超杰 徐维华 刘万好 唐美玲 (125)

与甜高梁相关的SSR分子标记筛选初报籍贵苏 张立英 (129)

小鼠IgGFc受体（moFcγRⅡ）稳定表达细胞系的建立及鉴定 苗现伟 席俊 刘玺 张改平 邓瑞广 李清州 张利娜 (133)

花生叶片蛋白质双向电泳的方法与优化邵媛嫒 柳展基 王龙龙 毕玉平 (136)

一种植物总RNA的快速提取方法刘芬 于秀梅 刘大群 (140)

河北核桃叶片DNA提取方法的比较雷玲 王红霞 张志华 何富强 高仪 赵书岗 孙红川 (145)

两种形态硼对小麦幼苗叶绿素荧光参数及保护酶活性的影响徐建明 汪鑫 罗玉明 李师默 孙国荣 陈刚 (149)

二氯喹啉酸胁迫下SNP对烟苗活性氧及保护酶系统的修复效应刘华山 李晶新 韩锦峰 徐淑霞 左涛 袁仕豪 (156)

不同基因型小麦品种灌浆期籽粒库活性的差异王文静 刘福建 (160)

1-MCP处理对贮前预熟南果梨货架期间果实衰老的影响杨卫东 李江阔 张平 孙希生 (164)

低温胁迫对不同辣椒品种生长及生理指标的影响柴文臣 马蓉丽 焦彦生 邢国明 (168)

NaCl对斧翅沙芥种子萌发的影响宋兆伟 郝丽珍 文静 李娜 李红艳 (172)

杂交粳稻及其亲本抗倒伏性的相关分析兰彩霞 郭玉华 赵鑫闻 赵东霞 雒鸫 (178)

苜蓿秋眠标准对照品种的幼苗形态与秋眠性、越冬率的关系于林清 云锦凤 郭九峰 孙国琴 张利军 孙娟娟 (182)

秦岭太白山土壤CO2的释放特征及温度的影响屈冉 李俊生 罗遵兰 吴晓莆 赵彩云 汤博 (188)

不同施氮量下夏玉米产量形成的源库关系吕丽华 王慧军 王璞 (194)

设施土壤盐分变化规律及其相关分析研究姜伟 王建国 靳玉荣 崔世茂 王勇 岳玲 白晓雷 (200)

天津市设施蔬菜不同种植年限土壤及地下水养分特征高伟 朱静华 高宝岩 李明悦 赵秋 郑鹤龄 (206)

砂姜黑土区麦田土壤有效钾施肥指标及小麦施钾研究孙克刚 李丙奇 和爱玲 (212)

水肥耦合对烤烟质体色素及其降解产物的影响 赵进恒 赵铭钦 韩富根 李元实 金洪石 刘友杰 宋鹏飞 (216)

氮素形态对芫荽光合作用和硝酸盐积累的影响李晓静 樊明寿 (221)

浸种剂和灌溉对幼苗期人工低温下直播稻幼苗质量的影响李武 罗锡文 黎国喜 王在满 田华 唐湘如 (224)

外源水杨酸对玉米大斑病菌生长发育的影响谷守芹 张运峰 范永山 路粉 (229)

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VP2蛋白B细胞抗原表位免疫小鼠试验 肖治军 张改平 杨汉春 场艳艳 赵东 李学伍 邓瑞广 (233)

山药多糖对PRRSV灭活苗免疫猪抗体和T细胞亚群的影响张红英 王学兵 崔保安 赵现敏 陈红英 金钺 (236)

共表达O型口蹄疫病毒P12A＋3C基因的重组杆状病毒的构建田飞鹏 曹轶梅 卢曾军 孙普 高云英 刘在新 (1)

棉花GhRDL1基因启动子分析上官小霞 吴霞 李燕娥 (6)

菊苣叶绿体同源片段的克隆及多顺反子定点整合表达载体的构建王玉华 韩晓玲 黄丛林 贾敬芬 (11)

水稻苗期低温诱导表达新基因OsCOI的克隆、过表达载体的构建与转化孙琦 刘香玲 张宁 余柏胜 (18)

猪T细胞受体α链基因的克隆、序列分析及其结构预测冯海燕 莫斯科 房永祥 景志忠 (23)

绵羊Toll样受体家族在肺泡巨噬细胞的分布及脂多糖（LPS）刺激对TLR2、TLR4表达的影响盛金良 陈创夫 杨霞 王远志 张辉 (30)

球孢白僵菌HFW-05几丁质酶基因的克隆与序列分析甄伟 杜立新 曹伟平 王容燕 宋健 王金耀 冯书亮 (36)

黄瓜抗枯萎病相关基因cDNA的分离及鉴定 沈凤瑞 吴萍 毛爱军 周红梅 王永健 于拴仓 张丽蓉 (40)

BMP15基因作为影响蒙古羊双羔性状候选基因的研究 杨燕燕 邵凯 达来 曹贵方 苏和 田瑛 杭乃诚 (44)

中国西门塔尔牛bLF-exon4基因多态性及其与炎的相关分析 王国富 吴慧光 孙国权 许尚忠 李俊雅 高雪 季守财 (50)

灰斑古毒蛾核型多角病毒EcoR I-O片段的克隆与生物信息学分析杨丽荣 闫海霞 全鑫 薛保国 达楞巴雅尔 (55)

虎纹蛙皮肤组织cDNA文库的构建及抗菌肽基因tigerinin-HRs的克隆王辉 张秀清 胡玉红 孙君社 (61)

沙冬青脱水素基因的克隆、重组及对糖料作物的遗传转化 李晓东 白晨 张玉金 于卓 孙国琴 张惠忠 郭九峰 (68)

RAPD多态位点数变化对小豆遗传变异信息估计的影响文自翔 金文林 濮绍京 赵波 卢为国 李海朝 李金英 (75)

冬瓜枯萎病菌核糖体rDNA ITS区的克隆与序列分析王翠霞 徐金茹 习雨琳 白雪菲 温晓蕾 段会军 (80)

上西早生柿ETR5基因RNAi植物表达载体构建及遗传转化研究于丛丛 马俊莲 宋春丽 陈佳 (84)

粘类小麦雄性不育系F_1结实性状的遗传分析牛娜 张改生 梅拥军 马守才 李红霞 (88)

黄淮海麦区四省份小麦品种的农艺性状及遗传多样性分析任欣欣 姚占军 岳艳丽 王莉 (94)

不同生态区扁蓿豆野生居群种子产量性状遗传多样性分析李志勇 师文贵 于林清 赵成贵 李鸿雁 (99)

苹果MicroRNA的茎环RT-PCR检测及离体试管苗与田间苗表达差异黄飞飞 李贺 张志宏 (104)

提莫菲维小麦与葡萄牙野燕麦远缘杂交后代的SRAP分析耿广东 张素勤 贾开家 徐如宏 任明见 张庆勤 (110)

奶牛性控冻精人工授精效果的研究 马毅 陈小强 贾福德 田雨泽 张聚忠 朱芳贤 赵庆斌 (113)

中国南瓜F_1砧木对黄瓜嫁接苗生长的影响周俊国 扈惠灵 赵润洲 吴航 谢振伟 (117)

冬小麦蒸腾效率对土壤水分响应的生理机制探讨李玉欣 师长海 乔匀周 董宝娣 廉诗启 刘孟雨 刘海培 (121)

不同水分条件对小麦-玉米两熟制作物生长和水分利用的影响武继承 杨永辉 郑惠玲 何方 (126)

不同有机酸对烤烟不同成熟度烟叶香气质量的影响刘世亮 杜君 化党领 介晓磊 陈启龙 朱金峰 (131)

干旱胁迫下茉莉酸甲酯对水稻叶片质膜透性及无机离子含量的影响董桃杏 蔡昆争 曾任森 (136)

自毒物质对番茄幼苗光合作用及保护酶活性的影响及碳化玉米芯的缓解作用李亮亮 李天来 张恩平 张文博 衣宁宁 (141)

不同株型水稻对杂草稻的生态控制研究吴云艳 马殿荣 李金英 马巍 陈温福 (147)

银杏内酯对活性氧自由基和过氧化氢清除作用的研究吕平 林明涛 (151)

外源γ-氨基丁酸（GABA）对小麦苗期耐涝性的影响王晓冬 解备涛 李建民 段留生 (155)

ABA诱导玉米初生根根尖细胞胞质Ca^2＋浓度变化张凤莲 郭伟 张红梅 崔秋花 刘子会 (161)

种植密度对小麦石新828光合特性及产量的调控效应毕常锐 白志英 李存东 郑金风 唐光雷 (165)

水分胁迫对水稻剑叶气孔特性的影响赵姝丽 陈温福 徐正进 (170)

生物有机肥对烤烟生长及相关防御性酶活性的影响肖相政 刘可星 张志红 刘亮 廖宗文 (175)

定位水氮组合对冀5265小麦叶片硝酸还原酶、可溶性蛋白及产量的影响郭丽 贾秀领 张凤路 马瑞昆 姚艳荣 张丽华 (180)

氮用量对烟叶质体色素及中性香气基础物质的影响王新发 杨铁钊 殷全玉 张小全 刘培玉 任庆成 (185)

马铃薯镁吸收规律的初步研究赵永秀 蒙美莲 郝文胜 孙淑英 (190)

马铃薯硼素吸收分配规律及施肥的影响张胜 白艳殊 崔艳 于卓 (194)

不同基因型烤烟生长期间叶片矿质元素的差异分析赵铭钦 李元实 刘友杰 杨磊 王莹 赵进恒 (199)

污水灌溉和镉胁迫对菠菜品质的影响解静芳 郭晓君 杨彪 郝婷娟 马倩 范仁俊 (204)

不同施肥制度对土壤肥力及玉米产量的影响杨兆顺 吴俊强 钱芳 楼辰军 (208)

小麦新种质N95175抗白粉病基因的染色体定位王长有 王秋英 刘志立 张宏 王亚娟 刘新伦 吉万全 (213)

小麦近等基因系与白粉病菌互作的生理指标研究关西贞 张卫东 田纪春 (217)

质粒介导的喹诺酮类耐药基因在鸡源大肠杆菌中的流行肖方 李新生 张素梅 刘河冰 潘玉善 刘建华 杜向党 (222)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8

Abstract： Creative labor makes mankind finally out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s the ability of people know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B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ding humanity to a happy new world，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introduce war， disaster and human moral failure. Investigating its reason， human beings is ignored the control technology when developing the technology.

关键词： 人类历史；科技发展；单一性

Key words： the human history；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symmetric

中图分类号：N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7-0282-03

0 引言

创造性劳动是人类脱离动物的根本力量，是生产力进步的核心内容。科学技术是历次生产力和社会大发展的支柱，是首要的和具有根本意义的革命力量。科技拓展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引导人们不断开拓发展的空间，走向具有活力的新世界。但科技在推动引领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也带来了诸多的弊端，如全球变暖、白色污染、资源浪费等，究其原因，在于科技在发展之时只关注单一的方向而忽略了其对立面。就像中国人发明矛之后还要发明一个盾来阻止矛一样，科技在突飞猛进之时一定要考虑其对立面的发展，才能阻止这种突飞猛进所带来的弊端和瓶颈。

1 火、火药、镭及战争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变化规律的科学，是人类用以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之一，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从用火之时开始，便由野蛮进入文明，同时开始了用化学方法认识和改造天然物质的进程。燃烧是一种化学现象，火的发现和利用，在改善人类生存条件并使人类变得聪明强大的同时，也让人类掌握了冶炼及制造冷兵器。追溯至公元前1500年，中国的炼丹家和炼金术士们开始了最早的化学实验，火药因此而发明出来。火药的发明大大推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支柱之一。尽管火药的发明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当火药的配方由炼丹家转到军事家手里，就成为人类社会战争灾难的利器。

居里夫人是一位备受全世界人民尊敬和赞扬的女科学家，她和丈夫一起发现了改变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化学元素“钋”和“镭”。镭是现代核工业兴起前最重要的放射性物质，广泛应用于医疗、工业和科研领域，镭还可以破坏有病的细胞来治疗恶性肿瘤。原子物理理论的发展使得人类掌握了核能技术，核能是通过转化其质量从原子核释放的能量。产生核能的核反应有三种：核裂变、核聚变及核衰变。核能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得益于电子、X射线、放射性、放射元素钋及镭、质能转换公式、质子、中子、核裂变现象等的发现，并得益于诸多科学家的贡献。①1942年12月2日美国芝加哥大学成功启动了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核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能源、工业、航天等领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如日本广岛和长琦的核灾难，带来了人类五十年的“恐怖的和平”，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事故，造就了诸多的生命毁灭和基因突变。

化学的发展使得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我们的火药和炸药也伤害了数千万计的人类同胞。我们的化学合成技术使得我们造出了自然界本不存在的东西，可现在我们也被白色垃圾所困扰，被化学污染所毒害。原子物理的发展促成了核能技术的出现，核能的发展使人类摆脱了资源（能源）匮乏的困境，核反应所放出的热量较燃烧化石燃料所放出的能量要高很多（相差约百万倍），所需要的燃料体积比火力电厂少得多。利用核衰变产生电子所发明的微型机电设备用来研制各种各样的微型传感器系统，具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在恶劣环境中探测化学物质的存在。但核能的出现也使人类第一次具有了自己毁灭自己的能力。人们在使用火之后知晓了水与火的相克性，也发明了诸多的灭火剂。但人们在发明火药及至后来的炸药、炸弹时，却没有找出能够克制其的利剑，无奈之下只好“以毒攻毒”，用火炮来对付火炮，用炸弹来对付炸弹。人们在火药上的尴尬同样出现在核能方面，人类至今没有找到能够遏制核武器的利器，由于核武器的瞬间毁灭性，人类甚至不能采取“以毒攻毒”的下下策来应付它，取而代之的只能以协议、公约等人为因素来遏制核武器的发展。

2 细菌、病毒及生化武器

细菌是在自然界分布最广、个体数量最多的有机体，是大自然物质循环的主要参与者。有些细菌是“病原的”细菌，病毒（virus）是一类不具细胞结构，具有遗传、复制等生命特征的微生物，可导致人类健康的损害和生命的结束。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瘟疫是大型且具有传染力的流行病，在广大区域或全球多处传染人或其他物种。②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其中对人类后代影响巨大的有：黑死病、鼠疫、天花、流感等。瘟疫曾经并且还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历史上，欧洲的黑死病曾经肆虐三百年，造成人类死亡近两亿。而横行19世纪的霍乱则给人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生化武器旧称细菌武器，是指以细菌、病毒、毒素等使人、动物、植物致病或死亡的物质材料制成的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今仍然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它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生化武器损害人类的历史大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使用的细菌包括如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鼠疫杆菌、霍乱弧菌、落基山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和黄热病毒等，施放方式包括特工人员潜入敌方用装在小瓶中的细菌培养物秘密污染水源、食物或饲料、用飞机施放带菌媒介物、用小型航弹和炮弹施放、飞机进行过喷洒试验等；第二阶段（二战结束至70年代末），生物战剂包括液体及冻干粉剂形态的细菌、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真菌和毒素，施放方式以产生气溶胶为主，用飞机抛洒、投弹，用火箭、导弹发射生物弹头；第三阶段（80年代以后），开始系统研制生物武器，使用方式也由简单的人工撒布逐步发展为利用远距离投射工具进行规模撒布，并利用遗传工程、脱氧核糖核酸（DNA）重组或其他分子生物学技术调控、构建和改造微生物及毒素，研究和发展新的生物武器（如基因武器），杀伤范围扩大到数百至数千平方千米。

生物工程是以生物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结合化工、机械、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工程技术，充分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最新成就，自觉地操纵遗传物质，定向地改造生物或其功能，短期内创造出具有超远缘性状的新物种，再通过合适的生物反应器对这类“工程菌”或“工程细胞株”进行大规模的培养，以生产大量有用代谢产物或发挥它们独特生理功能一门新兴技术。生物技术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如粮食、健康、环境、能源等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被认为是21世纪科学技术的核心。以生物工程在医疗方面的应用为例，它不仅解决了过去用常规方法不能生产或者生产成本特别昂贵的药品的生产技术问题，开发出了一大批新的特效药物，③而且研制出了一些灵敏度高、性能专一、实用性强的临床诊断新设备（如体外诊断试剂、免疫诊断试剂盒等），并找到了某些疑难病症的发病原理和医治的崭新方法。此外，基因工程疫苗、菌苗的研制成功直至大规模生产为人类抵制传染病的侵袭，确保整个群体的优生优育展示了美好的前景。但上述科技为利益目的驱使或者为战争所用时，则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天花曾经使得印第安种族惨遭灭绝，斑疹伤寒则让俄国人尝尽了苦头。④不仅如此，生化武器在战争中的使用还会给人类带来诸多的恶劣后遗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格鲁尼亚岛试验了1颗炭疽杆菌炸弹，至今该岛仍不能住人。人们在研究分子遗传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时，没有想到其中任何一项成果的对立面的研发，因此面对生物武器的罪恶，尽管其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极端愤慨，但也束手无策，只有通过签订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国际公约来遏制其出现与发展。

3 基因、进化及转基因食品

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是DNA或RNA分子上具有遗传信息的特定核苷酸序列。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人类大约有几万个基因，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复制、表达、修复，完成生命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人体健康的内在因素。分子遗传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遗传和变异机制的遗传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基因的本质、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的变化等问题。分子遗传学对免疫机制和激素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对人类的健康优化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生殖过程中，遗传物质发生重组和突变，使亲代和子代以及子代不同个体之间出现变异的现象称为进化。遗传工程主要是用来形成自然界中没有的生物新品种、新物种，进而利用这些生物生产人类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人类对进化基因的研究，发现了可以使人类有效抵御疾病的更好的方法，也发现了能够使得人类向更加优化的方向进化的方法。但如果将此技术应用于战争，制造遗传工程武器，⑤则其带来的灾难就可能导致某种族乃至人类的消失。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形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能够解决人类的粮食危机，更好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但其给人类带来的潜在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如转基因毒素的危害性远远大于艾滋病、化学添加剂、农药、环境污染等。转基因食品使人对食物过敏的范围扩大。外来基因可能会以一种人们还不甚了解的方式破坏食物中的营养成份，食物会在人体内将抗药性基因传给致病的细菌，使人体产生抗药性。在许多基因改良品种中包含有从杆菌中提取出来的细菌基因，这种基因会产生一种对昆虫和害虫有毒的蛋白质，从而使环境遭到破坏等。目前人类还没有有效的方法（技术）来应对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只有通过立法来达到防止转基因食品的过分播种，或者从国家层面来禁止转基因食品的播种与生产。

4 计算机、信息技术与互联网

计算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技术发明之一，也是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们发明计算机的初衷在于将人类从繁琐的计算中解放出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快速在各个领域渗透，人类便走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在全球的广泛使用，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率，而且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社会文化和精神文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类文明大踏步向前进了一步。信息技术引起传统教育方式发生着深刻变化，远程教育促使人类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信息技术开辟出通达全球的知识传播通道，不仅大大提高教育的效率，而且给学习者提供一个宽松的更加自主的内容丰富的学习环境。互联网上信息的高容量性、信息传递的快捷性和交互性，在便捷科研人员获取最新科技动态的同时，也使得办公实现了协同及处理的及时性。信息网络为各种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交互式界面的采用为文化、艺术、科技的普及开辟了广阔前景。网络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凡事有利有弊，有别于核能没有发展自己的制约技术，信息技术则是被信息技术所制约，而应对这种局面的信息技术则显然滞后的多。当处于世界任何地方的研究者在网上进行实时讨论、协同研究，使用网上的主机和软件资源，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工作时，黑客已经在觊觎劳动者的成果了。当政府公务人员在网络上储存必要的公函或进行现场办公时，国家机密可能已经通过一些缺口成为世界人民的常识了。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黑客可以侵入大型国际公司的网站、金融系统、军事系统，使得国家整个办公系统瘫痪，随之而来的是国家机器运转的暂时性瘫痪。黑客是利用系统安全漏洞对网络进行攻击破坏或窃取资料的人，在信息成为物质和能量以外维持人类社会的第三资源时代，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黑客无疑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许多国家认为黑客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信息技术的出现无疑是未来生活中的重要介质，而大量的信息通过网络渗入到社会各个角落，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时，黑客通过政府公共网站发送的虚假信息通知则会给民众带来巨大的恐慌，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如果其传播的虚假信息与社会敏感事件有关，则可能因引起民众的不满而带来社会事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信息网络技术同核能相似之处在于，具有瞬时巨大的破坏性；信息网络技术与核能不一样之处在于，信息网络的构建时间要短的多，黑客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因此，完善自身减少安全漏洞是目前最有效的方式。

5 细胞、生物组织工程与克隆

细胞是能进行独立繁殖的有膜包围的生物体的基本机构和功能单位，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细胞工程是应用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按照人们的设计蓝图，进行在细胞水平上的遗传操作及进行大规模的细胞和组织培养。当前细胞工程所涉及的主要技术领域有细胞培养、细胞融合、细胞拆合、染色体操作及基因转移等方面。细胞工程给人类带来诸多益处，如通过细胞工程可以生产有用的生物产品或培养有价值的植株，并可以产生新的物种或品系。而用细胞工程技术对杂种的花药进行离体培养，可大大缩短育种周期。在常规育种过程中，也可应用原生质体或单倍体培养技术，快速繁殖后代，简化制种程序。另外，植物基因工程技术还可改良蔬菜品种、去林木病毒。细胞工程可比常规方法提前数年进行大面积种植，而植物细胞工程技术使现代花卉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克隆是指个体、细胞、基因等不同水平上的无性增殖物，是通过无性生殖而产生的遗传上均一的生物群，即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组成的一群细胞或者生物的个体。自1975年科学家利用动物细胞融合技术首次获得单克隆抗体以来，许多人类无能为力的病毒性疾病遇到了克星。用单克隆抗体可以检测出多种病毒中非常细微的株间差异，鉴定细菌的种型和亚种，这些都是传统血清法或动物免疫法所做不到的，而且诊断异常准确。单克隆抗体并已成功地应用于临床治疗，主要是针对一些还没有特效药的病毒性疾病，尤其适用于抵抗力差的儿童。过去制备疫苗是从动物组织中提取，得到的产量低而且很费时。现在，通过培养、诱变等细胞工程或细胞融合途径，不仅大大提高了效率，还能制备出多价菌苗，可以同时抵御两种以上的病原菌的侵害。世界上第一例经体细胞核移植出生的动物——克隆羊“多利”的诞生，改变了自然界赋予人类繁衍子孙的经典自然途径，也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各国政府有关人士、民间纷纷作出反应：克隆人类有悖于伦理道德。尽管如此，克隆技术的巨大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培育优良畜种和生产实验动物、生产转基因动物、生产人胚胎干细胞用于细胞和组织替代疗法、复制濒危的动物物种、保存和传播动物物种资源）促使科学家们加快了研究的步伐，从而使动物克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进入一个高潮。2001年11月28日，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宣布该公司首次用克隆技术培育出人体胚胎细胞，在世界各地引起轩然大波，不少生物学家对这一做法嗤之以鼻，认为这一实验结果没有科学意义，而且是对生物伦理的严重挑衅。鉴于此，在人类没有发明有效的技术来遏制克隆技术以前，许多国家纷纷出台生物伦理规范，要求科学家在“行善和救人、尊重和自主、无伤和有利、知情和同意、谨慎和保密”原则下开展干细胞相关技术研究。

注释：

①包括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德国物理学家伦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法国化学家居里夫妇，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发现中子，德国科学家奥拓·哈恩等.

②但引发大流行的疾病不一定能引致很多人死亡，如癌症至今无可救治，造成世界许多人口死亡却不属于大流行病，只因癌症不具传染性.

③如胰岛素、干扰素（IFN）、白细胞介素-2（IL-2）、组织血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因子（TPA）、肿瘤坏死因子（TNF）、集落刺激因子（CSF）、人生长激素（HGH）、表皮生长因子（EGF）等等，这些药品可以分别用以防治诸如肿瘤、心脑肺血管、遗传性、免疫性、内分泌等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疑难病症，而且在避免毒副作用方面明显优于传统药品.

④斑疹伤寒（scrub typhus），是由斑疹伤寒立克次体（Rickettsiatsutsugamushi）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鼠类是主要的传染源，以恙螨幼虫（chigger）为媒介将斑疹伤寒传播给人。其临床特点为急性起病、发热、皮疹、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和被恙螨幼虫叮咬处出现焦痂（eschar）等.

⑤即运用先进的遗传工程技术，用类似工程设计的办法，按人们的需要通过基因重组，在一些致病细菌或病毒中接入能对抗普通疫苗或药物的基因，或者在一些本来不会致病的微生物体内接入致病基因而制造成生物武器。它能改变非致病微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产生具有显著抗药性的致病菌，利用人种生化特征上的差异，使这种致病菌只对特定遗传特征的人们产生致病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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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建文，宋金翠.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分析[J].山西食品工业，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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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国正.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J].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5]庄嘉.人类要关注科技进步这把“双刃剑”[J].长白学刊，2001（2）.

[6]黎安.科技是一把双刃剑[J].河南科技，2001（9）.

[7]汤建民.论科技双刃剑效应产生之成因[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3）.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9

日前，一位意大利医生声称，他的病人正在孕育着世界上第一个克隆婴儿。这一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澳大利亚著名医生阿伦・特劳森对此的反应是：这不可能。他反对这种不安全、不理智、不道德的疯狂举动。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特劳森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何尝没有引发过这样的争议呢？做为体外受精领域的权威、“医疗性克隆”课题的研究者，特劳森本人就是个有名的“玩弄上帝的人”！

怀疑上帝的孩子

特劳森出生于悉尼西部的蓝山脚下，是一个英国牧师的后代，外祖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父母也都信奉基督教。

特劳森从小就厌恶宗教。他回忆道，“我讨厌在星期天去教堂，喜欢到海边玩耍。”所以他的周末几乎都是在海边的外祖母家度过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劳森对上帝的怀疑也与日俱增，逐渐超过了他对去教堂做礼拜的厌烦。他不明白，如果真有上帝的话，那为什么地狱里会有那么多的悲惨事情？十几岁的特劳森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人在面对痛苦时那么被动？

通读了《圣经》之后，他仍然没有解决心中的疑问，反而产生了新的疑惑：为什么乐善好施者在人们需要的时候不会出现呢？

高中毕业后，特劳森不再信奉上帝了。他说，“我认为基督教中的某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并不喜欢它们传播的方式。”作为一个非常自信的年轻人，他把宗教看作是一种帮助人们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而他自己并不需要它。

选择与成长

特劳森最早的理想是像父辈那样当个农民，读中学后他逐渐迷上了生物学，于是又决定去当兽医。在大学校园里，特劳森对羊的生殖特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改变了他的选择，他决定将生殖细胞的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那是20世纪60年代，大学里充满了各种革新思想，特劳森也被这种气氛感染了，性革命、女权主义、反越战……这些新奇的思潮都是他感兴趣的。正在此时，特劳森遇到了伍德――一个有抱负、有经验的生殖研究专家。当时，伍德正在探索克服人类不孕不育症的方法。“我被特劳森的热情、想像力和决心震撼了，”伍德回忆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对象，我非常喜欢他。”两人很快成为了事业上的好朋友。

大学毕业后，伍德请特劳森回到家乡墨尔本加入他的体外受精研究的队伍。

到了20世纪80年代，特劳森凭借着自己的才智和努力在体外受精领域占据了权威地位，帮助了无数有生育障碍的夫妻。他还相信，可以通过克隆细胞、组织甚至完整的器官来治愈某些现在还不能完全克服的疾病，如帕金森症、瘫痪等。

正因如此，特劳森成了天主教派和反堕胎协会的攻击目标。这些人的观点是：体外受精是医生们玩的孕育游戏，而“克隆”更违背了人类的伦理道德，特劳森是个“玩弄上帝的人”。可特劳森的支持者们却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个科学界的勇敢开拓者。

“为人类谋幸福”

务实的特劳森并不在意别人的议论，他说，他从未怀疑过自己工作的道德性。不过他也承认，在他研究的早期，“我的确没有认真考虑过人类胚胎学研究的伦理道德因素。”

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忧虑，现在特劳森和梵蒂冈大学的两个神甫交往密切。“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跟他们讨论体外受精的伦理问题。现在，我不但明白了他们的立场，而且对自己的立场也有了更明确的定位。我决心要通过我的工作为人类谋幸福。”

促使特劳森下定决心致力于遗传细胞研究的原因，还在于他家庭生活中的悲剧，首先是父亲的去世。两年前，特劳森的父亲因为心脏病而垂死时，曾请求他挽救自己的心脏。“他不停地问我，‘我的心肌细胞到底怎么了？’”特劳森回忆道，“我父亲死后8个月，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些正在跳动的心肌细胞，我多么希望在父亲去世之前就能拿给他看一看！”

特劳森也希望遗传细胞方面的研究能最终克服艾滋病――他的弟弟正在遭受它的折磨。特劳森曾亲眼看见弟弟奄奄一息地躺在收容所里，身体瘦得可怕，谁都可以一只手就把他举起来。

另外，多年前特劳森病危的外祖母因为忍受不了病痛而请求他帮助她死去，这是特劳森永远抹不去的痛苦回忆。“当然，我不能那么做。我能做什么呢？用枕头把她闷死吗？我非常同情那些处于极端痛苦中而不想继续活下去的人。”特劳森想帮助他们，他相信，通过遗传细胞研究，人类有可能最终战胜病魔。

现在，特劳森对自己工作的价值已有了充分的自信。“虽然至今遗传细胞研究还未治愈过一个生命体，但是我仍然确信它将是医学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他满怀热情地说，“它将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

“医学本来就是在玩弄上帝”

近年来，特劳森又表示，他赞成并开始探索通过医学手段使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生孩子。这无疑是对人的生殖寿命极限的挑战。而他自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体验――56岁的特劳森是一个1岁男婴的父亲，这是他的第四个孩子。他对此非常坦然：“我有什么权力告诫别人不应该做晚爸爸、晚妈妈呢？”

特劳森还赞成将体外受精方法应用于个体女性，包括女同性恋者。

正向遗传学克隆基因的方法篇10

2004年8月11日，英国政府颁发了世界上第一份克隆人类胚胎的合法执照，批准进行以医疗为目的的克隆人类胚胎研究。英国人类生育和胚胎学管理局（HFEA）的负责人说：纽卡斯尔大学在2003年提出申请，经过对“科学、道德、法律和医学等各方面问题”的考量，同意向该大学生命中心颁发克隆人类胚胎研究执照，有效期为1年。

纽卡斯尔大学的科学家将使用与克隆羊“多利”相同的细胞核转移技术，先提取出人类体细胞或者干细胞的细胞核，注入到抽空细胞核的卵细胞中，再经过人工培育，使卵细胞以类似于受精卵的方式分化发育，逐渐生长为胚胎。科学家绘出了清晰的医学研究蓝图：利用人体细胞克隆出早期胚胎，让“他”在实验室里发育6~7天，然后阻止“他”继续发育，从中提取胚胎干细胞。由于这种细胞具备分裂成人体各种细胞的能力，可用来在体外培育出与提供细胞的病人特征完全相同的细胞、组织或器官，这对于治疗帕金森式症、白血病、心脏病和器官衰竭等疑难病症将有突破性意义。这项研究一旦成功，目前器官移植中的排异反应和供体器官严重不足两大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克隆羊多利问世以来，治疗性克隆便成为热门话题。2002年，在经历了数年的唇枪舌剑后，英国通过了对《2001年人类胚胎法案》的修改，赋予“治疗性克隆”合法身份。按照这项法律，研究者要进行实验，必须取得政府颁发的执照。HFEA的官员说：尽管英国允许以医疗为目的的克隆人类胚胎研究，但对于生殖目的的克隆人类胚胎研究，也就是俗称的“克隆人”，在英国仍是非法的。

2004年2月，韩国和美国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报告，他们成功克隆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并从中提取出胚胎干细胞。研究成果证明，“治疗性克隆”的设想是可行的。治疗性克隆的科学价值、医学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不言而喻。面对即将成熟的果实，科学家们跃跃欲试，竞争更趋白热化。纽卡斯尔大学生命中心的艾利森・默多克教授说：研究潜力“让人兴奋”，但目前的还只是基础性的，在真正进入临床使用之前，至少还要进行5年的实验室工作。

“克隆人”的是是非非

2003年4月5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参加一个有关克隆和基因工程的学术会议的意大利妇科医生塞韦里诺・安蒂诺里宣布，他正在进行一项克隆人的计划，有5000对夫妇参加了该计划，目前有一名妇女已怀有8周身孕。

各国媒体记者纷纷打电话给安蒂诺里求证，但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次日，意大利卫生部长杰罗拉莫・西尔基亚对此事提出了严厉谴责：“从医学角度说，这是一次无法预知后果的冒险；从司法角度说，这是一次完全非法的行为；从道德角度说，这违反伦理。”意大利医生联合会的一位发言人说：如果报道属实，该联合会将会对安蒂诺里进行惩罚，因为意大利法律禁止克隆人的实验。然而，许多医学专家则对安蒂诺里能否真的使克隆人诞生持怀疑态度。意著名妇科专家卡洛・弗拉米尼说：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克隆人胚胎流产或畸变的概率太高了。英美等国家的科学家也认为：动物实验表明，克隆动物的出生率极低，那位已怀孕8周的孕妇，其实没有多少希望生下一名婴儿。

近年来科学家发现，克隆动物存在包括肥胖、肺炎、肝脏衰弱和夭折等异常，大多数克隆性卵细胞不能导致顺利怀孕。这些症状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有更多的缺陷没被发现，人们应该从分子水平上进行更详细地分析。

2004年初，极具争议的生物公司“克隆爱德(Clon-aid)”宣称，该组织的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克隆出第6个婴儿。这个克隆人是个男婴，据说是在2004年2月5日出生的，地点是悉尼的一家医院。“克隆爱德”对外宣称是一家克隆公司，由组织“雷尔教”资助。教主布瓦瑟里耶博士声称，这个克隆婴儿的父亲患有不育症，克隆用的细胞取自父亲的身体。但她拒绝透露关于孩子、他的家人或医生的更多的情况，理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然而，很多科学家和医学界、宗教界人士认为，该组织关于克隆人的声明是一个骗局，因为它拿不出孩子的DNA证据。

说起“第一个克隆人”，很多人就会想起发生在2002底的一出闹剧。那年12月26日晚上，“雷尔主教”布瓦瑟里耶宣称：全世界第一个克隆人女婴夏娃降生。实际上，时至今日，所有的“克隆人”全都不知去向。

“伦理道德”争论焦点

克隆人类胚胎技术一直是世界各国争论的焦点。治疗性克隆人类胚胎与“生殖性克隆”有很大不同，在拥护者和反对者中，谁也不否认克隆技术对治疗目前一些难治之症的巨大作用，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伦理道德方面。

宗教团体和反堕胎组织是反对的主力军。他们称：克隆胚胎实际上是克隆人的初期阶段，如果成为合法行为，意味着对克隆人的管制放松，促使克隆人的出现，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后果将不堪设想。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只有一步之遥，接受治疗性克隆技术无疑创下危险先例，从而使研究一发而不可收。反对者还认为，对人体胚胎进行试验实际上是对人类生存的操纵和人类尊严的亵渎，即使仅仅发育了几天的人类早期胚胎毕竟也有生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为了获取一些细胞而随意创造和毁灭一个生命，不仅不符合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符合法律精神。

而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科学家反驳道：仅由少量细胞组成的早期胚胎，体积不过针头大小，神经组织远未发育，既没有知觉更没有意识，与伦理和法律意义上的“人”相去甚远。而且，克隆早期胚胎与克隆完整的人类个体并无必然逻辑关系，只要监控得当，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不必如此草木皆兵。

反对者认为：如果容许克隆人，就可能出现培养所谓超人的情况，这既是种族歧视的新表现，也严重违反人类道德和破坏人的尊严，与法西斯纳粹以繁育优等民族为借口，而残杀犹太人及用活人做医学实验的罪恶行径毫无二致。而且，即便只是为了培养干细胞来克隆胚胎，也不能以杀死一个生命的代价来挽救另一个生命。至于为了移植器官而克隆，就更不能接受，因为这无疑是将一些人当成器官供给者，即便是克隆出来的也应有人的尊严和人权。

拥护治疗性克隆者的看法刚好相反：14天以前的胚胎分裂出的细胞还不多，不应看做生命，因而没有损坏人的尊严，也不应该因“可怜这些细胞”而使很多人因疾病不能治疗而死亡。而且，即便克隆出的人与原来某人的基因完全一样，但后天环境不同，长大成人之后，他也不可能与原来的“标本人”完全一样，因而也不会培养超人。

反对者言之凿凿：“克隆人”的出现将对现有社会的家庭结构、伦理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会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犯罪的工具；制造大量基因结构完全相同的“克隆人”可能诱发新型疾病的广泛传播；就目前技术而言，无法保证克隆的安全性。尖刻的批评者说：在创造出一个健康的“克隆人”之前，科学家可能会先造出成百上千的畸形儿。

支持者理直气壮：治疗性克隆能让千千万万不孕症患者实现做父母的愿望；能使那些痛失骨肉的亲人重温天伦之乐；能为许许多多不治之症找到新治疗方案；能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社会效益……总之，简直是人类的新曙光。

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不管怎样，科学家应该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在还不清楚可能发生的危害时，应该慎重行事。

“克隆执照”意义深远

生命个体发育中的调控、生命起源、意识产生并列为生命科学的三大难题，通过观察胚胎干细胞在体外的生长过程，弄清上述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然而，现有的伦理道德和宗教对这类研究的反对意见太多，这使科学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得不到充分支持而裹足不前。在这一背景下，英国颁发“克隆执照”的意义不容低估。

其次，“克隆执照”推动世界其他国家采取类似行动。英国的遗传学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政府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这已成为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榜样。受英国影响，韩国、日本等也相继立法允许治疗性克隆研究。

第三，“克隆执照”提供了规范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样板。英国政府颁发的“克隆执照”附带许多要求，把研究范围严格限制在治疗性克隆方面。执照中明确规定，克隆人类胚胎必须“只用于医学研究”，克隆出的人类胚胎只允许存活14天，而且执照有效期仅1年，期满后必须重新申请报批，这对其他国家制定克隆研究政策颇具借鉴意义。

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反对克隆人类早期胚胎、反对转基因食品、反对利用动物进行医学试验等反科学思潮在全球滋长。克隆技术确实可能与原子能技术等一样，既能造福人类，也可祸害无穷。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告诉我们，当人类面对伦理道德的危机时，应该理性正视现实。一些重大的科技进步，在诞生时有人诅咒、有人恐惧，是否被人类所接受，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有益于人类的福祉，而不在于是否合乎当时的伦理道德和法律条款。

2003年11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讲话说，必须警惕这种反科学思潮，政府将对有争议的科研领域进行严格管理，但也会顶住压力保障科研的正常进行，保持英国生物技术在欧洲的领先地位。这次“克隆执照”颁发，再次明确传达出一个强烈信号：伦理方面的争议归争议，英国政府不会因此在对本国科技经济发展有重大利益的问题上缩手缩脚，而是要充分利用新科技为本国发展服务，同时采用严格管理措施防止其负面影响。

编后语：

人类的伦理是可变的，某时期不合伦理的行为，随着思想和科技的进步，可能变成非常自然的事。输血技术出现时，有人反对，至今在一些西方国家仍有人拒绝接受输血治疗。没人否认，输血技术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1978年，第一位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在英国出生时，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而现在全世界试管婴儿已超过30万例。某项科技进步最终是否真正有益于人类，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对待和应用它，而不能因为暂时不合乎情理就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