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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洋污染的看法十篇

时间：2023-11-01 17:42:27

对海洋污染的看法

对海洋污染的看法篇1

论文关键词风险社会海洋污染刑法规制

一、风险社会语境下加强我国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必然性

“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针对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此后德国刑法学界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了风险刑法理论体系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一般认为，风险刑法是为应对风险社会而产生的一种刑法观念，它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刑法规制关口前移，改变了传统刑法对某些危害人类生存安全的罪行处罚过于滞后的做法，进而实现防范社会风险、维护人类安全的目标。在风险刑法观之下，一些对人类生存安全造成潜在严重威胁的行为，即使没有出现法益侵害的结果，也应予以刑罚处罚。

目前海洋污染是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加强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已成国际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均在刑法中专门设立了海洋污染罪；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逐步认识到海洋污染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纷纷加强了对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我国海洋同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从我国每年公布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看，我国海洋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海洋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所有这些都暴露了我国海洋保护立法的不足。2010年7月16日下午发生的辽宁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更为我国海洋保护敲响了警钟。风险刑法理论与环境犯罪须臾不可分，目前我国海洋污染问题已成为风险社会的常见风险形式。“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刑法最根本的价值诉求是‘防范风险、保障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犯罪立法与风险社会的刑法具有价值基础上的同构性”。刑法作为最严厉的调控手段，面对威胁全人类的海洋风险，有必要在预防和惩治海洋污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既是当前我国保护海洋环境之需，也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下国际社会加强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国际潮流，体现了风险刑法追求人类生存安全的价值取向。

二、我国现行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现状及缺陷

我国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肇始于1982年颁布实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近20个有关海洋污染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目前已形成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由各种形式的国内法及我国缔结或签署的多边国际环境公约、议定书和双边协定等组成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而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事立法则相对滞后，它经历了由粗疏到相对细致的立法演变过程，1979年刑法没有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单独设罪，发生的海洋污染事故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犯罪行为参照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来定罪处罚。1997年刑法对污染海洋环境构成犯罪的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处理。刑法修正案（八）则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并相应将原罪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对于惩治海洋污染事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我国海洋环境刑事立法的现实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未能全面体现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

传统的人本主义法益观是在工业化程度不高，人类对海洋污染的后果认识不充分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海洋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重点不是海洋生态环境，而是人身和财产权益。“因为，环境不是利益的归属主体，不能反映利益，环境利益只能透过人才能表现出来，故只有在人本身的利益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第38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规定，代之以“严重污染环境”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但不难看出，现行刑法尚有不少传统人本主义法益观的遗留，从我国现行刑法把海洋环境犯罪放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来看，可知海洋生态权并不是刑法所直接保护的法益，也不是保护的重点。

（二）缺乏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的犯罪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在应对海洋污染的方式上仍坚持“末端应对中心主义”，污染海洋环境并造成严重后果才可按犯罪进行处理，而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则未予以规制。刑法修正案（八）虽对该罪作了修改，但不能否认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仍以“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结果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虽然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本罪在修改后已从结果犯转变为行为犯，罪名的成立不再要求行为必须造成严重后果，而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相应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并达到了成罪所需要的程度，这一变化体现了立法理念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回归的态势。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如张明楷教授认为，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转变并不意味着由结果犯向行为犯的变更，原因在于，“根据犯罪的本质，行为犯也必须具有侵犯法益的性质，否则不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认为行为犯是只需要实施一定的行为就成立的犯罪，则可能意味着不需要法益侵害与危险，这会导致将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从而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除要求行为人必须实施“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外，还另外附加对行为后果的要求，即须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才可能构成犯罪，显然，“严重污染环境”并非是对行为本身的要求，而系对犯罪结果之强调。因此，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体现的还是传统的“末端应对中心主义”对犯罪结果的要求。

现行刑法将大部分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是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并与立法者的惩治目标相一致。然而，随着我国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刑法这种只注重末端治理、而缺乏源头干预的应对方式已明显滞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刑法在预防海洋污染和环境破坏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未能有效解决认定犯罪因果关系方面存在的困难

我国在确认海洋犯罪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制度的问题上秉持了主客观一致原则，要求污染行为必须是出于故意并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而且行为与结果之间还需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然而，海洋污染的过程较之传统的环境侵害行为更为复杂，它往往是经过多种因素最终形成侵害的，海洋污染行为人尤其是污染企业基本上对污染的证明形成了知识垄断，作为承担举证责任的公诉方，事实上很难证明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未对因果关系的推定以及相关关系原则作出明确规定，未能有效破解认定污染海洋犯罪因果关系的难题，使得许多污染海洋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弱化了刑法在打击和追究海洋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独立罪名缺失，且现有法定刑种类过于单一

我国现行刑法对海洋污染犯罪并未设立独立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对污染海洋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定罪处罚，使污染土地、污染水体、污染大气并列成为污染环境犯罪的行为类型，但这三类行为性质的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污染行为各自产生危害的机理大不一样，危害性程度也并不相同，将此三种性质各异之污染环境行为合并在一起存在相当大的不合理性，使得司法实践对海洋污染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少之又少。此外，现行刑法第338条只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缺乏资格刑的规定，难以有效地对海洋污染犯罪进行打击与预防。

三、完善我国污染海洋犯罪的设想

（一）独立设置污染海洋罪

海洋刑法必须因应海洋环境恶化而造成的现实或潜在风险，实现“从人本主义的立法价值观向海洋环境生态主义的立法价值观”的转变，因此有必要将污染海洋罪从污染环境罪中分解出来，设置与海洋环境保护相适应的独立罪名，即污染海洋罪。具体理由如下：

1.污染海洋罪虽同属污染环境犯罪，但其危害程度、危害范围却远超一般环境违法犯罪，从本质上说，污染海洋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为海洋环境生态安全，而非简单的与人类本身有关的法益如生命、身体、健康等权利，从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均将本类犯罪归属于“公共危险罪”即可证之。且“由于涉海领域的犯罪具有多发性、流动性、跨区域性的特点决定其在证据的收集和保全上非常困难，在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和犯罪起刑点上都不宜直接援引陆地上的刑事法律规范”，增设污染海洋罪不仅可以完善刑事立法的不足，而且有利于惩治有损于海洋环境的各种犯罪行为，做到防患于未然。

2.设置污染海洋罪不仅是成文法国家立法大势所趋，更是我国将所加入的国际条约进行国内法转化的要求。目前有关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已对污染海洋犯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作为缔约国或参加国必须在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范围内在将其规定转化为国内法规定。同时，国外一些临海国家均在刑事立法中专门设立了污染海洋罪，我国如不因应形势增设污染海洋罪，势必影响对有关犯罪的司法管辖和司法合作。

（二）增设抽象危险犯

在刑法理论中，危险犯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两类。二者虽然都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定罪依据，但抽象危险犯是建立在抽象危险的拟制性基础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视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即只要行为本身具有刑事违法性就可成立犯罪，至于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程度以及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并不影响犯罪的构成。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海洋犯罪中仅设置具体危险犯显然是不足以吓阻和惩治日益严重的海洋犯罪的，出于我国欲突破末端应对中心主义缺陷的考量，我国刑事立法在设置污染海洋罪的同时，应增设海洋污染源头干预环节的抽象危险犯。

1.增设抽象危险犯是海洋刑事立法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的必然要求，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要求将对海洋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虽尚未出现严重后果但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也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2.从行为的危险性角度来看，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入罪的必要性。国内外刑法学者如雅科布斯、耶赛克、罗克辛、王皇玉等，均纷纷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抽象危险犯的刑罚理由。笔者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具体到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是否入罪问题上，应从其危险行为是否具有严重危害性方面加以判定。实践中，海洋污染行为侵害的对象往往是大范围内不特定的人或物，海洋环境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往往很难恢复，甚至不可逆转，而且治理代价昂贵且结果不可预期，因此，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将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这是犯罪本质的要求。

3.从对海洋污染治理的效果来看，抽象危险犯应对模式更具实效性。对普通污染来说，结果犯应对模式具有合理性。但如上所述，海洋污染行为具有“侵害对象不确定、危害后果严重且不可逆转”等特点，如按结果犯模式应对则会使得刑法介入时间过于滞后。因此，基于海洋污染案件的特性，在非法从事海洋活动因而产生海洋污染抽象危险时，刑法便予强力介入，不仅可以降低其作为公害犯罪的成立标准，减轻国家追控成本，而且能有效而及时地将海洋污染制止在萌芽状态，彰显刑法的预防、震慑、引导功能。

（三）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相关关系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概念，它与因果关系一样，也是说明事物之间联系的重要形式。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海洋风险，我国有必要在污染海洋犯罪中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1.相关关系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破解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难题。过去我们习惯性地用因果关系来探求事物的联系。即使无因果关系，我们也还是会假定其存在，而对相关关系基本不予考虑。但研究表明，因果关系被完全证实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也是比较困难的。相对因果关系而言，相关关系对证明的要求则较低，只要找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关联关系，我们即可预测、推定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在海洋污染犯罪处理上，倘若恪守“无过错即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等固有观点，想从正面突破刑法因果关系的证明难题并不现实。相反，如果我们有条件地实行相关关系原则，从对于因果关系的追求中解脱出来，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相关关系的发现上，则破题变得极有可能，不仅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环节，而且可以使污染海洋的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

2.国外有关立法、司法实践我国实行相关关系原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近年来，有鉴于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现实困难，国外许多国家如日本、加拿大、德国等纷纷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由此产生了一批理论创新研究成果，同时，他们又及时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本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如日本在其颁行的《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5条就对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不难看出，国外立法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与相关关系原则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基于事物关联关系的推定，即只要控诉方在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结果提出证明时，则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并可以依此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国外“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破围成功的经验启示我们：刑事领域中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目前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成为人类改变探索世界的一种有效方法，也必然会影响到法科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换言之，大数据时代使得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变为可能。相关关系的基础是有关数据的采集，核心是量化两个数值之间的数理关系，关键是预测和推定。因此，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正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具有关联关系，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负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不具关联关系，刑事追究自然无从谈起。很显然，这种通过采样分析数据得出的结果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

4.相关关系原则的适用必须加以严格限制。从本质上来说，相关关系是在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的情况下通过关联关系的强弱而得出的一种推论，但鉴于物质世界因果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和无限性，这种推断出的结论与真实情况可能会有偏差。因此，我们应对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有所节制，严格区分相关关系与“有罪推定”，严格限制相关关系原则的适用范围，严防“超犯罪化”情况的出现。

对海洋污染的看法篇2

作者简介：马丹（1984-），女，汉族，天津人，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海洋环境监测。E-mail:md00000@gmail.com

（农业部渔业环境及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天津 300221）

摘要：对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期间，在渤海湾天津海域采集的毛蚶（Scapharca subcrenata）、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philippinarum）、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脉红螺(Rapana venosa)、文蛤(Meretrix meretrix)、牡蛎(Ostrea cucullata)、四角蛤蜊(Mactra veneriformis)和扁玉螺(Neverita didyma)等常见贝类样品生物类、石油类、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调查及初步评价。结果表明，化学污染因子石油烃、Cu、Zn、Pb、Cd、Hg、无机As均有残存，生物污染因子粪大肠菌群、腹泻性贝类毒素也均有检出，但含量值较低。总体来看渤海湾天津海域常见贝体没有受到明显污染。

关键词：渤海湾；贝类；重金属；石油类

渤海湾是中国三大海湾之一，天津近岸海域更是高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地区，处于渤海湾西北部，海岸线南起歧口，北至涧河口，长达153 km，管理海域面积2 500 km2，其中滩涂面积2 500 km2[1]。集中了海洋化工、港口、滩涂养殖、浅海油气矿产资源开发、旅游、盐业等多种经济作业，每年大量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浅海养殖废水等经北塘和大沽两大主要排污口排入渤海湾，导致环境逐渐恶化。海洋贝类由于其特殊的栖息环境和生活特性及对海洋环境中化学、生物毒素的耐受力和富集能力，因此常被作为海洋环境的指示生物。近年来，为了更全面有效地保护海洋环境，国内外大量的研究重心都转移到对海洋生物体质量的调查[2-4]，海洋生物监测也成为全球海洋污染监测的重要手段。本文对毛蚶、脉红螺、菲律宾蛤仔、四角蛤蜊等[5]8种渤海湾天津海域常见捕捞贝类的污染因子进行检测分析，多方面了解近岸海域水质及沉积物状况，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积累数据。

1材料与方法

1.1样品采集和预处理

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期间，在渤海湾天津海域采集贝类样品，共采集了毛蚶(Scapharca subcrenata)、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philippinarum)、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脉红螺(Rapana venosa)、文蛤(Meretrix meretrix)、牡蛎(Ostrea cucullata)、四角蛤蜊(Mactra veneriformis)和扁玉螺(Neverita didyma)共8种贝类56份样品(表1)。贝类样品用现场海水冲洗沥净后放入容器中，加冰封存至实验室，即时检测。

1.2测定方法

根据GB 18421-2001海洋生物质量[6]，分别对贝类样品的石油烃、重金属、生物类等污染因子进行检测，具体项目及方法见表2。

表2检测项目及方法

1.3评价方法

1.3.1单因子污染指数法

Ii=Ci/Sij

式中Ii表示i测项的污染指数（单因子污染指数的计算值），Ci表示i测项的浓度值或指标值，Sij表示i测项的j类生物质量标准值。根据HY/T 078-2005 海洋生物质量监测技术规程[10]中规定，以单因子污染指数1.0作为该因子是否对生物产生污染的基本分界线，小于0.5为生物未受该因子污染，0.5～1.0之间为生物受到该因子污染，大于1.0表明生物已受到该因子污染。

1.3.2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

式中：I综为综合污染指数，Iimax为污染物单项污染指数中的最大值，为单因子指数平均值。经过内梅罗公式计算出综合污染指数，将不同贝类样品的各种污染单因子综合成一个整体数据。

2结果与评价

2.1结果

全部56份贝类检测样品中化学因子，石油烃含量范围为0.338～55.837 mg/kg，平均含量为17.365 mg/kg，其中螠蛏中石油烃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种类。Cu的含量范围为未检出～39.82 mg/kg，平均含量为5.90 mg/kg，其中毛蚶中Cu的含量最少，而牡蛎的含量最高。Zn的含量范围为6.96～79.34 mg/kg，平均含量为17.77 mg/kg，其中脉红螺的平均含量最高。Pb的含量范围为未检出～0.432 8 mg/kg，平均含量为0.140 4 mg/kg，其中含量最高和最低值都出现在牡蛎中，但种间平均含量最高的样品为螠蛏。Cd的含量范围为0.086 9～2.791 0 mg/kg，平均含量为0?311 8 mg/kg，其中含量最高值及种间平均含量最高值都出现在毛蚶中。Hg的含量范围为0?001 65～0.035 47 mg/kg，平均含量为0.011 7 mg/kg，其中平均含量最低的贝种为脉红螺，最高的为文蛤。无机As的含量范围为0.057 7～0?653 1 mg/kg，平均含量为0.259 3 mg/kg，其中四角蛤蜊和文蛤含量都相对较高，而螠蛏的平均值含量最低。生物因子中，粪大肠菌群总提污染水平不高，仅检出一例腹泻性贝毒阳性，其他样品腹泻性贝毒及麻痹性贝毒均为阴性未检出（表3）。

表3渤海湾天津海域贝类污染检测结果mg/kg

2.2分析评价

由于生物类因子腹泻性贝毒及麻痹性贝毒绝大部分样品没有检出，故不参与数值分析。

按照GB 18421-2001海洋生物质量[6]中规定，“海洋生物质量按照海域的使用功能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划分为三类：第一类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水养殖区、海洋自然保护区、与人类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第二类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滨海风景旅游区；第三类适用于港口水域和海洋开发作业区。”本文单因子评价采用第二类标准值（表4）。

表4贝类样品污染单因子指数、内梅罗指数

根据HYT 078-2005 海洋生物质量监测技术规程[10]中规定，以单因子污染指数1.0作为该因子是否对生物产生污染的基本分界线，小于0?5为生物未受该因子污染，0.5～1.0之间为生物受到该因子污染，大于1.0表明生物已受到该因子污染。由第二类标准值单因子分析的数据做出直观图（图1）显示，虽然每种污染因子均有检出，但大部分样品污染因子均低于第二类标准值，没有数据出现在重污染区域，说明受到污染的情况并不严重。重点数据已在图中标注出，其中石油烃、Zn各有两种贝类达到污染范围，Cu有一种贝类达到污染范围。

图1单因子分析数据直观图

石油烃对海水贝类的危害很大，对贝类种群的重量和存活率有明显的负相关[11]，还可抑制海洋双壳贝类的免疫力，增加疾病的易感性[12]。重金属的浓度含量若超出贝体代谢需求，则会减弱贝体内相关的酶活性，从而影响贝类呼吸代谢，导致其失活[13]。

以全部样品分类各污染因子平均值计算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Pb、Cd、Hg、无机As及粪大肠菌群未受到污染，石油烃中毛蚶、螠蛏贝种受到轻微污染，Cu中牡蛎受到轻微污染，Zn中脉红螺、牡蛎受到轻污染，分别占全部被检测贝种数的25%、12.5%、25%。石油烃污染因子最高值出现在螠蛏中，脉红螺的平均含量最低；Cu的最高值出现在牡蛎中，数值达到0.792，也是本次调查全部污染因子的最高值；Zn的最高值同样出现在牡蛎中，最低值为四角蛤蜊。8种检测污染状况从重到轻依次为Zn＞石油烃＞Cu＞Cd＞Hg＞粪大肠菌群＞Pb＞无机As（图2）。8种渤海湾天津海域调查的常见贝类中，牡蛎受到的污染因子最多，为Cu、Zn两项，占单因子分析项目的25%，毛蚶、螠蛏、脉红螺分别只受到石油烃或Zn的一项污染，占单因子分析项目贝种数的12.5%。按总体各污染单因子指数加权排序为牡蛎＞脉红螺＞扁玉螺＞毛蚶＞菲律宾蛤仔＞螠蛏＞文蛤＞四角蛤蜊。由于内梅罗指数是特别考虑了污染最严重的因子，在加权过程中避免了权系数中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较加权算数法排序更具代表性，也最能够说明各种类贝体的总体污染程度，内梅罗指数排序为牡蛎＞脉红螺＞螠蛏＞毛蚶＞扁玉螺＞菲律宾蛤仔＞文蛤＞四角蛤蜊（图3）。

图2不同污染因子比较

图3不同贝种污染程度比较

3结论

从测定结果可看出，在被调查的渤海湾天津海域常见贝类样品中，化学污染因子石油烃、Cu、Zn、Pb、Cd、Hg、无机As均有残存，平均值依次为17.365 mg/kg、5.896 mg/kg、17.769 mg/kg、0?140 mg/kg、0.312 mg/kg、0.012 mg/kg、0.259 mg/kg。生物污染因子粪大肠菌群、腹泻性贝类毒素也均有检出，但含量值较低，说明没有受到明显污染。麻痹性贝类毒素没有检出，扇贝是麻痹性毒素检出的高频贝种，其他贝种相对较少，但本次调查样品中没有采集到扇贝，也是麻痹性贝毒阴性结果的原因之一。

由单因子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样品污染因子均低于第二类标准值，没有样品达到严重污染值，说明受到污染的情况并不严重。样品中被检测污染因子总含量从多到少依次为Zn＞石油烃＞Cu＞Cd＞Hg＞粪大肠菌群＞Pb＞无机As。这也与曾经对渤海湾天津海域水环境及沉积物调查结果相一致[14]。各贝种综合污染内梅罗指数排序为牡蛎＞脉红螺＞螠蛏＞毛蚶＞扁玉螺＞菲律宾蛤仔＞文蛤＞四角蛤蜊。牡蛎中Zn、Cu含量相对其他贝种均较高，与大连[15]、浙江[16]等地的调查结果相同，除了生态环境的影响外，说明牡蛎对该两种重金属具有较强的富集能力。

总体来看，渤海湾天津海域常见贝类没有受到化学因子及生物因子的严重污染，但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危机意识不能松懈，每年例行对海洋环境的常规化学分析方法监测只能测出其“微分值”，而对生物体的检测却能测出其“积分值”，所以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海洋生物体的持续监测，方能全方面的促进海洋环境保护及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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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润生，孙秋岩.天津市海岸带和滩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海洋生物[C]，天津新闻出版管理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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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叶红梅，李兆千，易伟，等.渤海湾天津近岸海区重金属生态评价[J].河北渔业，2011（12）:29-32

对海洋污染的看法篇3

基于其广泛的分布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政府从未停止对其展开积极防治与管理措施，以期研讨出适合我国发展国情与实际需求的新型海洋污染防控体系。本文主要介绍了当前海洋环境污染特征，藉此提出了此类污染防控的治理思路，希望通过与国外先进经验的结合实践能够有效改善我国海洋环境。

0引言

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多由人类活动给所带来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污染，其中污染危害主要侧重于对海洋内部环境自身产生的破坏，比如污染指标超出了海洋的自净能力而造成水质的下降，水域污染带来的海生物变异和死亡，沿岸固态污染导致的海岸线后退、海洋面积的锐减等现象，且这些污染现象都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持久性。由此，积极展开海洋环境污染防控治理研究不仅具有极大现实意义，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求。

1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特征

(1)污染源种类多且数量大，治理措施复杂。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源主要来自于人类生活和工厂生产两个部分，仅这两个部分即已包含各式各样的各种污染源。其中来自生活污染源的数量与形式举不胜举，如生活垃圾的沿海堆积、生活污水的肆意排放、填海造陆带来的材料污染、人类沿海实验基地造成的核泄漏等。

国海洋污染则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其中造成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当属石油污染、重金属污染和海洋有机物污染，且这些污染源的数量极其巨大的，所以面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措施相当复杂，且难度极大。

(2)与人类生活相关度较大，根治难度极高。根据近年来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统计数据和图表现实，以人类生活为切入点作分析，其生活污水排放和沿岸固态垃圾占据了污染源的相当大比例，然而这些污染的来源都与人的生活离不开。即使努力治理，像生活排污、农药使用、固态垃圾堆放等污染都是在所难免的，极尽所能也只是可以从一定角度进行限制，根本无法完全将其杜绝。

同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石油和重金属污染也很难得到有效根治。因石油产业和重金属开采行业是我国重要经济产业来源，对其调整和治理需要更为尖端的科学技术辅助，稍有不慎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国家工业生产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损失或不便。因此，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一定要结合实情，准确把握方寸，慎重而为。

(3)污染物危害间接性较大，扩散相当迅猛。由于空气污染会直接促使人呼吸不畅，引发呼吸道疾病;光污染会通过折射和散射直接损坏人的视网膜，造成短暂性失明等严重后果;相对于这两类污染而言，海洋环境污染距离人们日常生活较远，其所产生的危害多为间接性质，故而短期内不会对人类造成直接危害，对工业生产也并无明显影响。

究其原因，是因为单凭海洋环境污染还不足以直接、快速地影响人类生活，其可怕之处是在于得不到有效治理而带来的附加隐患，如污染源的迅速扩散和二次污染的形成，石油原液、核物质、有机化合物等液态污染源一旦融入水中，就会借助风势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扩散至无尽海域，轻则只是对海水质量和周边环境造成污染，重则会导致海洋生物的种族灭绝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紊乱。

不仅如此，二次污染相较于一次污染更具杀伤力，它在破坏环境的同时让人类在无形中麻痹，产生对环境污染置之不理等消极的情绪。

2有效控制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思路

(1)完善海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少研究海洋环境的学者都存在这样一个疑惑：为何在海洋污染高清洁率的当下，仍有越来越多海域被污染?越来越多海洋生物濒临灭绝?经对比近年各地方官方出具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调查表与实地考察数据得知。

两者在环境污染恢复数据报告上存在较大偏差，可想而知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症结所在。由此，亟待相关部门端正并强化环保意识，秉持自我剖析、自我反省的精神，使之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大的内在推动力，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人民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2)提高海洋污染损害赔偿标准。许多公司尤其是一些海外石油公司在其他国家的海域出现污染物泄漏等现象时通常会逃避责任、相互推诿，甚至一些国家也出面来维护本国货轮的利益。表面上看这些国家是将货轮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保住了本国的利益，但这种纵容海洋污染而不予以严惩的行为本质上是害人害己。

由此，必须建设并完善有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同时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在海洋污染事件发生后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参与污染的治理和海洋环境的修复。

(3)加强国际海洋环保交流合作。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环境法体系的建设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不仅因其涉及到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更是由于海洋环境污染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国家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国际友好往来，树立共同的奋斗目标，积极筹办和组织国际交流与合作，早日实现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和海洋环境法律体系的完善。

3国外海洋环境防污的治理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现代工业的起步和发展早于我国多年，因而也较早的进入了环境污染带来的困境之中。从宏观上讲，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体系与我国并无实质差异，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有长短之处。以美国为例，该国针对环境的保护与立法不仅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且覆盖范围相当广泛，甚至可说不存在显而易见的法律漏洞。

因其在最初治理环境问题时，便将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及责任处罚等明确纳入法典，清晰划定了“何种行为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何种污染行为构成了违法”、“违法后如何承担责任”、“由哪些部门来负责追究责任”等问题，这一先见性和涵盖性相当值得借鉴，正所谓“预防永远胜于治疗”，由此，为弥补我国目前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显著问题，首要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制定严谨全面的法律，最大范围展开对海洋环境的保护。

4结语

综上所述，限于篇幅有限难尽述细末，笔者希望藉此引起社会正视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面临的严峻形势，对海洋环境污染投入更多关注，集合众力共同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对海洋污染的看法篇4

论文关键词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海洋环境　现行法律

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一）石油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渤海、黄海海域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过程中，开发利用海洋石油资源必不可少。渤海海域的康菲溢油事故造成了渤海海域的大面积污染，对渤海的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影响，渤海海域的海洋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黄海也蕴含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随着海上石油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海上溢油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海洋环境污染的风险加大。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青岛市黄岛区作为国家的石油战略储备基地之一，大炼油发展较为迅速，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集群。在海上运输石油以及石油储备过程中，管理不当容易造成石油对海洋环境的破坏。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东营石油资源较为丰富，在蓝色经济区规划中，东营的目标是建成石油产业聚集区。在发展石油产业过程中，以及通过海上输出石油时，一旦石油泄漏会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二）港口建设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目标是成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作为国际航运中心，港口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靠近渤海的东营、滨州、烟台、威海等城市，都在积极谋划建设自己的出海通道，力争建成有着一定吞吐能力的大港口。在莱州湾海域，作为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的烟台龙口市，其规划为龙口湾海洋装备制造业集聚区，龙口港的吞吐能力需要不断的扩大，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烟台也正准备对烟台港进行扩容。青岛作为黄海之滨的港口城市，借助于蓝色经济区的平台，正在建设千亿吨港口董家口港。东营、滨州、威海等地也在谋划建设新港口。不难看出，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磅礴发展中，港湾的建设史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要一部分，是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的基础设施。码头建设需要填海造地，需要在海岸带开展工程建设。因此，在海洋工程建设中必可避免地会对渤海、黄海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当会对海洋污染造成污染或者破坏。

（三）海域使用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中，要建成九大核心区，其中包括丁字湾海上新城和潍坊海上新城，七大区包括“海州湾重化工业集聚区”、“前岛机械制造业集聚区”、“龙口湾海洋装备制造业集聚区”、“滨州海洋化工业集聚区”、“董家口海洋高新科技产业集聚区”、“莱州海洋新能源产业集聚区”、“东营石油产业集聚区”。海上新城的建设需要填海造地以解决新城建设中的土地问题，七大区的建设需要一定的海域使用。加之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海洋养殖产业的发展等因素都会对渤海与黄海海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海砂是一种海洋资源，开采海砂资源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海砂可以作为建筑或者工业原料使用，其有着较高的经济价值。渤海、黄海海域有着较为丰富的海砂资源。近几年，随着海砂资源的日益重要，一些不法分子过度开采海砂资源，对渤海与黄海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不仅会影响一些鱼类的生长，还会对近岸的海岸环境造成影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海洋环境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很容易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

（四）陆源污染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内有黄河流入渤海，其他较大的河流有弥河、潍河、胶莱河等河流，其他河流不计其数。这些河流沿岸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向河流中排放污染物，河流中的污染物随着河流汇入渤海、黄海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不可否认，生活垃圾、工业废料的倾倒对沿海地区的海洋环境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2010年我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陆源污染已经成为污染海洋环境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的过程中，陆源污染对山东半岛海域环境的影响将成为主要的因素。加之，沿海地区的陆地垃圾的倾倒、工业废水的直接入海，都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发展蓝色经济的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对陆源污染的防治，减少陆源污染对海洋环境的破坏。

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不足

（一）相关法律制度原则性强，缺乏可操作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保护环境的基本法，它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原则和制度做了相关规定，为我国环境保护指明了总体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法律中的很多规定都只是一种原则性或者概括性的指引，在现实中不能运用到实践中去，缺乏可操作性。相对于具体的规定而言，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不能被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去。这些原则性的规定，相当于“沉睡中”的条款，不能在保护海洋环境的实践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应当制定更为切实可行的法律规定，能够在实践中被很好地运用到具体实际中去，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法律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作用。

（二）海洋环境立法滞后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反映，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在实践中，立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海洋环境的状况日益下降，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严峻的海洋生态环境需要法律作出相应的反映。在法治社会，法律作为调整人的行为的一种规范，是最重要的一种引导人的行为的手段。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滞后，已不符合对海洋环境保护的现实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从2000年修订以来，只有《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除此之外并没有其它配套的实施细则与配套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也是在十多年之前颁布，至今没有对其进行修改过，相关的规定滞后，已经不能满足对海洋环境进行保护的要求。相关的内容不完善，法律制度缺失，很多问题在法律上存在空白或者漏洞。

（三）责任形式单一，处罚力度不够，法律责任弱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章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规定的法律责任中，主要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等，其中在这些责任形式之中，运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形式就是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对违反法律规定者也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其责任形式主要是罚款、警告、给予相关人员以行政处分等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中的法律责任形式也大都局限于这几种形式。因此，从法律规定的这些责任形式中可以看出，违反保护海洋环境的相关规定，所承担的责任形式大多是罚款等行政责任，而且这种行政处罚的方式比较单一，处罚力度不够，使得以罚款为主要方式的处罚，在实践中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力度不够，不能起到相应的震慑效力，保护海洋环境的效果不是很好，很多违反规定者宁愿被罚款，还是去污染海洋环境，是因为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所造成的，使得一些企业违反规定排污。同时，这种以罚款为主要处罚方式过于单一，并没有其他的责任承担方式与其配合使用，造成不能保证处罚力度，处罚的实际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四）缺乏政府监测机构向受害者提供信息和资料

海洋环境受到污染后，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利益受损的企业和个人如果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害者应当提供受到损害的证据。由于对海洋环境污染的监测涉及到污染物的种类、污染物的浓度，以及海洋环境的特殊性，对于海洋污染证据的收集需要借助于高科技设备，并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而受害者在这些方面处于劣势。受害者不具备收集证据的条件，对海洋环境污染的相关知识也不了解，导致无法收集到相关的证据。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规定公众可以向政府部门及其监测机构索要监测资料的权利，也没有规定政府部门及其监测机构有向受害者提供监测报告的义务。因此，受害者一旦利益受到侵害，缺乏必要的污染证据，不能利用法律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损害必有救济，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但由于海洋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使得海洋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权益得不到维护。

（五）缺乏损失鉴定评估制度的规定

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海洋环境污染受害者要维护合法权益，对污染者要求赔偿，应当举证证明自己损失的大小、造成损害的原因。对于利益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一般没有能力很难出具关于损失的证据。但我国现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规定设立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鉴定评估机构，受害者无法向海洋环境损害鉴定机构寻求鉴定，使得海洋污染受害者难以收集损失大小的证据。　也就不能对相关的损失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对海洋污染的看法篇5

海上突发的石油污染事故［1］，论文联盟尤其是近岸海域的突发性石油污染事故一直是国际法关注的焦点之一。2010年英国bp公司在墨西哥湾开采石油的平台发生大规模石油泄露之后,更是将此问题重新带入国际法的关注视野。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公布的信息,大型海上石油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溢油,“仅”占每年入海石油量的10%～15%。［2］然而此类事故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却不宜简单地以数字本身大小予以判断。溢油事故，尤其是溢油量逾万吨的重大污染事故,由于其一次性溢油量过大,比陆源油污更容易对海洋环境造成大规模污染,其后果也更为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大规模事故很容易发生在闭海和半闭海海域,加之此类海域内海水交换速度远远低于开阔公海上的海水交换和更新速度,它们将导致最为严重的后果。① ［3］海上突发溢油事故的罪魁祸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最为明显和直接的联系。［4］1 一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频繁发生海上溢油事故。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此类事故为国际社会带来了不同的问题;为解决溢油所引发的系列问题,国际社会经过长久而艰苦的努力之后,最终缔结并逐步丰富了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

一、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鸟瞰

（一）海上石油污染的溯源

溯源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因为,“无论一个人从过去的什么地方起步,都会有更早的开端”［5］。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洋油污如同维纳斯一般,“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早期的浪潮中,突然间获得了生命”［6］。溢油的历史渊源可以回溯到纽约捕鲸船及其易燃鲸油货物所遭遇的事故［7-8］，甚至更早的基督教时代［9-10］;而更为真实直接的联系,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根据普理查德（s.z.pritchard）的研究,“一战发生后,来自船舶的石油广泛污染——大多是由于排放出的高度易燃的石油——造成了港口内的火灾、损害以及沿海地区的健康危机。”［4］1

（二）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的回顾

关于油污的投诉在一战之前时有发生,但“战争（一战）期间,装运石油的船舶数目急剧增长,加剧了港口内水质条件的恶化”［11］229;一战之后,这些问题更加严重并进而引发了港口火灾以及海洋生物死亡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英美等国家的注意②［6］，随后在纽约港、南非港、百慕大港和南澳大利亚港等诸多港口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为此,相关各国颁行了禁止在港口内排放油类水的规定。［4］207但这一时期的相关措施仅停留在国家层面上,并未能解决油污所带来的污染。随着二战的爆发,石油污染事故愈发严重。但由于二战后国际社会的重点已转移至发展国际经济上,对控制海洋油污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直至1967年托雷·坎永号［12］溢油事故发生,国际社会才开始警醒。令人无奈的是海洋环境保护意识觉醒之后,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也开始进入频发阶段。1970—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700吨以上的船舶溢油事故达458起。［13］近40年来,国际上发生的典型溢油事故［14-15］给国际海洋环境带来了巨大损害,见表1。

表1 国际典型溢油污染事故万吨

（三）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引发的法律问题在不同阶段呈现了不同状态。一战后,英美等国港口海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船舶排污造成的石油污染［11］230;［4］2;因此,如何排放油类废弃物、在何区域可以排放油类废弃物等问题,亟待法律上的规制。由于港口都处于各国领域之内,因此，此类问题此时更多地是被视作各国的国内问题［4］62-63，国际上的努力仅仅取得了纸面上的成果。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一战和二战期间。

二战之后,西欧各国国内经济开始迅速恢复。基于发展国内经济的背景,各方对石油的需求急剧增长。③［16］ 20世纪50年代之后,“从海上运送石油到大英帝国、斯堪的纳维亚、西德、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重要性”增长了300%。相应地,“这些国家近岸水域石油污染事故迅速增长,也引致召开了第二次（合作解决油污问题的）国际会议”［11］252。换言之,由于海洋上油轮线路日渐密集,如何通过国际合作“防止海水被船舶排出的油类所污染”成为此时期国际法律要解决的焦点问题。

近代第一例撼动国际海事法律制度的海上溢油事故——托雷·坎永号事故发生之后,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大型的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发生,更多地造成了区域层次上的国际问题而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由此如何通过区域合作解决此问题也就成为了法律规范关注的重点。

二、国际防范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的法律制度演进

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在不同阶段引发的不同问题,决定了国际法律制度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

（一）1926年公约草案的有益尝试

为解决一战后石油排放所造成的港口内污染问题,英国和美国都颁行了相关法律。［4］1-7;［11］230 英美两国的立法,仅仅解决了各自领海内的石油污染问题,对来自公海的石油污染威胁则无能为力。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向国际社会呼吁,希望就公海石油污染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4］6;［11］230-2311926年6月8—16日,航行水域石油污染会议（conference on oil pollution of navigable waters）在华盛顿特区召开。［18］除来自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美国的代表外,还有来自9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1］231如会前所期待的,此次会议产生了一项公约草案。

此项草案是针对油污问题所达成的,其主要内容在于促成国际社会在如下几方面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其一,在某些水域内,国际行动才是解决石油污染的适当途径。

其二,海上的石油污染源主要是油轮,包括运载原油、燃油、柴油的远洋散装货轮。

其三,混合油类含有上述油类一半以上量的,则视为有害。

其四,提议设立海岸带,即在邻近沿海国的一定宽度的海域内,禁止排放此类有害油类。海岸带的宽度可由各国自行确定,必要情形下则应就该海域宽度和邻国协商一致。邻接公海时,此海域宽度不得超过50海里;惟50海里不足以防范海岸遭遇油类污染时,则可拓宽至不超过150海里。

其五,各类船舶应依据船旗国之要求遵守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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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鼓励船舶配备分离装置,以分离石油以及含油混合物。

在与会的大多数国家的观念中,此时的论文联盟海上石油污染问题并不严重，而且各方也难以认同海洋环境利益应优先于各国经济发展利益的观点，因此,各方就草案的通过并未能达致合意。⑤［4］15-19;［11］231随着二战爆发,此项草案被迫搁浅。但是这之后美国通过单边立法规范油污排放的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⑥,国际社会终于意识到,对海洋环境的保护还是必须通过合作的途径才能保障各方的利益平衡,［4］62-63以避免承载国际社会广泛利益的海洋成为某个特定国家的管辖区域。

由于1926年公约草案未能获得通过,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诉求在此落空。但是,1926年公约草案的提出,证明了国际社会合作抗击海上溢油事故的意愿。

（二）1954年《油污公约》奠定的国际合作基础

二战后,基于前述西欧各国为发展经济对石油的国际运输需求飙升以及因此带来的油污事故频发,沿海国家、相关国际组织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都意识到出台关于海上油污问题的国际公约的必要性。基于此背景,1954年《油污公约》应运而生。1954年《油污公约》在前言中提出了缔结公约的目的:采取措施以防止海水被船舶排出的油类所污染。由此,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关于控制船舶排放油和油污水入海的国际规则被确立。

与1926年遭遇夭折命运的公约草案相比,1954年《油污公约》的达成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承认了海洋所面临的石油污染问题,并就在海洋环境保护上所负有的国际义务达成了一致认识。［11］2311954年《油污公约》的达成,避免了某些国家因单方面规范石油污染而对其他国家的航运利益形成不合理的限制［4］27-44，国际合作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三）1969年《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的防范突发性溢油事故实践

托雷·坎永号事故是近代第一例撼动国际海事法律制度的油轮泄漏事故,它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关键和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合作抗御突发性大型海上溢油事故。在此背景下,第一项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区域公约——《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达成并生效。

《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指出，北海区域已受到严重的石油污染。⑦这说明协议缔结的直接诱因是托雷·坎永号事故所造成的重大海洋环境损害，其根本原因则是海洋环境利益的凸显,以及由此导致的海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议全文不过10条,其中有7条直接体现了对海洋环境利益的重视。尤其是第1条（有关缔约国海岸或相关利益受到石油污染威胁）和第5条（有关缔约国海岸或相关利益受到石油污染威胁时各方的义务）,更是彰显了海洋环境利益的重要性。

协议的直接诱因是托雷·坎永号事故,自然也吸取了此次事故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应急合作的重要性。协议条文在承认海洋环境利益的同时,也刻意强调了保护此利益的方式,那就是合作。无论从协议的标题、前言还是正文内容来看,协议处处强调“合作”。

《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的缔结,仅是北海周边各国间为共同保护海洋环境而为,但是该公约的缔结,却能够给全世界的海洋环境保护带来有益的启示。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海洋环境问题的性质决定了解决方法的选择。在临近各国的近海海域内,航线密集、进出港口船只数量多,海域内海水的自净能力大大低于公海。前二者导致近海海域内事故发生的频率远远高于公海之上,后者则导致一旦发生溢油事故,环境影响会尤为突出。加之近岸海域通常有几个沿海国家,海域内的环境问题通常会超出一国的政治边界,或者可以说通常此类问题会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问题决定了方法的选择: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解决,注定只能选择区域合作的方法。

《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确定下来的区域合作方法,使得世界其他国家看到了可资借鉴之处。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推动下,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法律制度,及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法律制度迅速成熟完善,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施行。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一）中国近岸海域环境概略

中国近岸海域由北至南分别包括: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海。邻接近岸海域的各个城市,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先发展的区域。自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着中国40%的人口、50%的大中城市,并创造出了全国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19］在经济发展表象的背后,不容忽视的是环境问题也随之伴生。东南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引进外资和发展国际贸易的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手段仍然是以海运为主;加之中国在发展中需要大量进口能源尤其是石油,其进口也多是以海运为主，这就使得中国对海洋运输高度依赖。频繁的海上运输使得中国沿海港口的航线尤为密集,油轮进出频繁,海洋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岸水域海水质量持续下降,溢油事故时有发生,石油污染以及其他油类污染成为了中国近海海域最主要的污染源。［20］

石油污染成为中国近海海域最主要的污染源并不奇怪。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和西欧等国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发展颇有类似,尤为突出的表现是在对石油的大量需求上。相应地,溢油事故在中国所引发的问题和世界其他地方并无不同,均包括水质恶化、海洋生物死亡、港口火灾、渔业旅游业受损等。为解决此问题,其他国家经多年探索并在遭遇重大事故之后选择了一条适宜的道路。为明确这条道路对中国的借鉴价值,则应该先对中国现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及其应对突发性溢油的部分予以检视,而后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二）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中国在国内法律制度的构建上，对海洋环境的关注始于“六五”（1981—1985年）期间。在此期间,中国于198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在此法颁布之后,又就船舶污染、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倾废、陆源污染、海岸工程建设、拆船等事项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在宪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上述法律组成了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从上述条例列举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国内法上并没有专门防范突发性溢油事故的法律,唯一可查的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第18条的规定。当然,根据此条的规定,目前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制定了应对突发污染事故的应急措施,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国际法层次上,中国已经加入了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co-operation, 1990,简称1990oprc公约）,并根据公约积极开展了国内的应急能力建设。为了履行1990oprc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中国于1999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了重新修订。修订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增设了防范突发溢油污染的规定。依据1990oprc公约以及1999年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00年3月,中国海事局制定了《中国海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并经交通部和环境保护总局批准联合。

从该法律体系中可以看出,在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方面,中国的法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都有所欠缺。根据国际上防范突发性溢油的法律制度经验,目前中国应该在国内法上弥补国内法的立法空白,以解决发生于本国领海之内的突发性溢油事故;同时在国际法上,在区域层次上就突发性溢油事故缔结条约,以区域合作的途径解决区域内的海洋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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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防范海上突发性石油污染法律制度的构建

对中国而言,国内法的进一步完论文联盟善相对而言不会遭遇过多的障碍，关键在于区域层次上的合作以及区域法律规范的构建。在区域层次上,中国的周边海域分别归属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下的西北太平洋区域和东亚海区域,两个区域在合作防范溢油污染上的具体路径基于其现状不同可选择不同的路径。西北太平洋区域具有如下特点:人口众多、政治利益对立、经济利益开始融合、内部主导力量缺乏而外部推动力量存在等;东亚海区域则具有与之不同的特点:人口众多、政治利益存在差异但对立在弱化、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但经济利益融合度越来越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者要实现区域合作必须强调海洋环境的整体利益,同时确认整体利益下的具体体现,譬如合作对抗溢油事故。具体而言,该区域内的合作防范溢油事故的路径以强调区域综合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为宜,以此冲破政治利益对立带来的合作障碍;同时在这种综合背景下,探讨具体领域内的实践,诸如应急合作、防范陆源污染合作、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基于其他区域的经验,西北太平洋区域或许可以从波罗的海区域的经验中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至于后者,区域内的合作应该既强调海洋环境保护的整体重要性,又应该就具体的领域（譬如油污）规定具体而切实的合作义务，即在达成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公约之后,就各方应具体合作的领域制定具体的议定书，并要求各方在签订公约的同时至少签订某几项议定书,并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履约能力的建设实情不断推进对其他议定书的签订,以此适应区域内各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所带来的履约能力的差异。在此方面,被奉为区域合作工作样本的地中海区域的合作经验更具参考价值。

对海洋污染的看法篇6

海洋污染是当今国际社会面http://临的一大难题。造成海洋污染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大量有毒、有害废弃物排放入海，包括人类有意向海洋倾倒废弃物、海上或沿海操作性事故和自然灾害等引起的废弃物。其中人类有意向海洋倾倒废弃物，包括岸上废污水及其他废物向海洋排放、船舶向海洋倾倒垃圾和其他废弃物、海洋勘探开发中的废弃物向海洋倾倒等。占据了海洋污染的绝大部分比例，严重的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和海洋环境的质量。因此，通过国际法律制度控制人类有意向海洋倾倒废弃物，是当前防止海洋污染的关键所在。

1　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主要国际文件及其特点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际社会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海洋环境保护协定——《国际防止海洋石油污染公约》至今，为了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已经有不少全球性、区域性公约和双边合作协定被制定，这其中关于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主要国际文件包括：

(1)《国际防止海洋石油污染公约》

1954年4月在伦敦制定了《国际防止海洋石油污染公约》(以下简称《1954年油污公约》)。公约确定了船舶故意排放油类和油性混合物的海区，建立了禁止倾废的特别区域，制定了油轮排放油类或油质混合物的标准。

(2)《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

简称《1972年伦敦公约》是1972年在伦敦制定的，是第一个全球性的控制废物海洋倾倒的公约。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在海上任意地处置易于对人类健康造成公害，危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破坏舒适环境或干扰其他合法利用海洋的废物。该公约适用于公海和领海利用船舶或飞机等处置废弃物的控制，不包括事故和正常操作处置的废弃物。

(3)《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1978年议定书》，简称《73／78船舶妨污公约》是目前国际社会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环境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国际公约。

(4)《巴黎陆源污染公约》和《保护海洋环境免于陆源污染的蒙特利尔方针》

《巴黎陆源污染公约》将陆源污染源分为三类，分类标准时各种物质的毒性、持久性及在生物体内的蓄积。并且建立了巴黎临时委员会来督促公约的顺利贯彻执行，要求各缔约国对禁排及限排物质提供情报。《巴黎陆源污染公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北海区域，随着全球海洋防污形势的进展，联合国环境署行政处设立了临时专家工作组，召开了三次会议，1985年4月，形成了《保护海洋环境免于陆源污染的蒙特利尔方针》。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2年4月，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在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海洋法公约》是迄今最综合、最全面、带有里程碑式的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

(6)《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及防止污染管理规则》

简称国际安全管理规则，习惯称为ism规则。是imo(国际海事组织)于1994年5月颁布的新的国际性法规，是就船舶安全营运及防止污染管理制定的国际标准。

(7)其他与海洋倾废有关的区域性条约

1)1972年地处大西洋及北海的西欧几个国家缔结的《防止由船舶及飞机投弃引起的海洋污染有关条约》是规定生活废弃物及产业废弃物的最初条约。

2)1974年在赫尔辛基通过的《保护波罗的海区域海洋环境》公约列举了危险物质，同时对这些危险物质区别对待，即一些物质是完全禁止向海洋排放的：一些物质可以在获得特别许可证的情况下才能向海洋倾倒。该公约还禁止船舶向波罗的海排放油类物质和废水，油类物质和废水必须被排放在符合附件四的陆上处理设施中。该公约1992年进行过一次修改，其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具有操作性。

2　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

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自1954年第一个海洋油污公约的规定以来，随着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而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为预防、限制和减少倾倒废弃物污染海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

(1)目前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还无法遏制所有的海洋倾废活动，海洋倾废污染状况仍在进一步恶化。除原来的海洋倾倒以外，目前新增的或以前有控制，但效果不明显的倾废活动，还包括海洋工程、大气源、海底采矿活动、海底处置、陆源污染、过去的倾废活动等，都是近期缔约国协商会议展开议论的热点。而目前签订的保护海洋环境的国际协定或公约，都是从防止某一单一污染源开始的，所以，对海洋倾废进行统一的国际立法是海洋倾废的一个立法趋势。对此问题，国际上存在三种态度，其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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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焦点集中在：要么加强管理，发展标准，使伦敦倾废公约成为一个综合的、全球性的环境保护公约：要么重新制定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包括陆源污染在内地国际公约。

(2)直接向海洋倾倒陆源废弃物的国际法律制度还需进一步被强化。长期以来，防止陆源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发展都比较缓慢，究其http://原因主要是：1)各国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和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的限制，对此方面的国际立法态度不够积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反映十分敏感。并且考虑到国家主权问题，很多国家不愿接受国际方面的管辖；2)人们目前还普遍关注那些明显的环境损害现象，而很少关心潜在的环境损害。但陆源倾废污染由于其污染方式不同，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近二十年以来，国际上关于陆源废弃物的法律制度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效果不明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海洋倾废管理方面的国际立法还应该被加强。虽然目前已经出台很一些海洋倾废管理方面的国际立法，但随着国际海洋环境的日益变化，目前的国际立法不管是从立法的范围、立法的强度、立法的完善性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加强海洋倾废管理的国际立法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

3　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影响

我国的海洋倾废管理工作从1973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开始，到今天虽然已经制定了和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建立了初步的法律体系，但离国际法律制度对我国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国际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利用国际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法律制度，确保我国实施海洋环境保护的战略方针

目前国际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法律制度环境有利于我国实施海洋环境保护的战略方针，我国应正确利用，为此，我国必须积极履行公约和区域相关条约义务。包括不断拓展与他国的协作，继续主动参与国际、区域海洋活动，提高我国应对国际海洋事物的能力，用和平方法解决各种海域争端；我国应利用大国政治外交优势，竭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尤其是我国周边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确保我国实施海洋环境保护战略方针的良好环境。

(2)完善我国控制海洋倾废污染的法律制度

1)加强海洋倾废的统一立法制度。从实践来看，我国的海洋倾废立法还不能满足国际海洋倾废管理的需要，立法还比较简单、片面、笼统、缺乏操作性；根据《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可在专属经济区内划定特定区域，实施特殊标准甚至特殊立法权，但我国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法律还是空白，我国务必尽快颁布这方面的立法，扩大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管辖权，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2)加强我国海洋倾废的统一执法制度。长期以来我国都是分散海上执法，执法部门分散，不但使各种设备难以发挥作用，也降低了海上执法的力度。所以，为了节省投资，提高社会功效和海洋倾废控制的有效实施，务必在海上执法力量的组建上，采用集中统一建设，综合实施执法活动的管理机制。

对海洋污染的看法篇7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海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海洋油气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海上溢油事故也不断增加。溢油污染是各种海洋污染类型中发生频率最高、分布面积最广、危害程度最大的一种。2010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租赁的墨西哥湾石油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爆炸起火，不久沉入墨西哥湾，平台底部油管迄今漏油不止，大面积海域遭污染。目前油污已抵达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湿地和海岸，严重威胁当地生态环境。美国政府估计，有1800万至4000万加仑的原油泄入墨西哥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深重的生态灾难，给当地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灾难性危害。2010年7月16日，大连新港至保税油库输油管线发生闪爆，引发大火，导致1500吨原油入海，受污染海域达50平方公里。另外自1994年之2003年十年间中国沿海水域发生溢油量50吨以上的事故高达30起。这些都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国海上油田开发现状及海上防污染情况

据报，2010年中海油将在中国海域建成5000 万吨油当量油气产量，建成一个“ 海上大庆”油田。2009 年，渤海油田全年共生产原油和天然气2013 万立方米油当量。目前，我国沿海大规模开发的油田有北部、东部、南部三个油田块区，其中北部油田主要指渤海湾和黄海北部。狭小的渤海湾内主要有中海油天津分公司、中石油和胜利油田三大开发商，有30多个油区、2000多口油井、100多个采油平台、20多艘移动钻井船、100多艘为之服务的工作船以及10多艘大型工程浮吊船和储油轮。

在海上油田工地上各类作业船舶众多，钻井平台、采油平台、储油船密布，可以设想，如果某油田一旦发生溢油事故，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另外，从我国的海洋管理方面看，目前涉及到海洋监管的部门有海事、渔政、边防、海洋局等多个部门，各省对海洋管理进行“条块分割”，各自管理本省邻近海域，这一体制的存在弱化了海洋的综合管理职能，存在体制、机制问题。因而，如果海上油田发生类似墨西哥湾漏油恶劣事件，海上防污染形势令人堪忧。

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1、工作船造成的污染

油污造成的污染。此类污染主要有：①工作船和平台之间外输油水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溢漏。②工作船作业频繁，主推进器和侧推器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及渔网绞缠造成的推进器损伤而形成的滑油冒漏。③船舶甲板或机舱机械故障导致的溢漏。④工作船机舱舱底油污水的溢漏。正常应是零排放，全部封存打铅封，由主管机关批准的专业公司回收处理并发证明。

生活污水的污染；船舶燃油不完全燃烧造成的污染；船底防污油漆对海洋的影响；工作船生活垃圾，运输货物的包装材料的管理不善。正常应该全部回收，零排放。

2、由钻井平台造成的污染

钻井平台引起的油污污染。①平台与工作船外输或储油轮（FPSO）与外输船舶作业过程中的溢漏。②平台机械作业及机器处所形成的油类残渣和油污水。③钻井或采油过程中油管中的残油。④钻井或采油过程中发生的突发事件和事故，如井喷等。

泥浆作业中所用的散料如水泥、重晶石、土粉、石灰石、泥浆等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平台泥浆作业过程中使用的大量化学制剂对海洋的污染；平台增产作业中使用的酸性液体和盐水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平台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如岩屑等；平台的生活垃圾及运输物品的包装材料等。正常情况下应该全部回收，零排放。大型储油轮类似一个中等规模的化工厂，作业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

多用途工作船海上油田作业时发生油污的处置措施

对于工作船与平台对外输油过程中所发生的溢油比较好处理。只要值班人员到位,及时关停泵阀,堵住甲板排水孔,用吸油毡和木屑来处理，必要时放艇回收处理油污。

如果是由于船舶推进器受损漏油,大多是轴系轴封漏油,漏的一般是滑油,此种情况较难处理。溢漏的滑油由水下泛到海面散开,形成比较亮的油带，如果漏的比较轻,泛到水面会是由一个点扩成比较大的油圈。船舶如果发现上述状况应立即和平台沟通中止作业,及时返港修理。另需视现场态势报告主管机关,决定是否使用消油剂，尽量避免形成二次污染。

减少船舶燃油不充分燃烧对环境的污染，船舶应加大对主辅机维护保养力度,使其保持良好工况,燃油充分燃烧,减少对海洋的污染，船舶的操纵应尽量规范操作,充分利用船舶操纵特性,避免大负荷频繁用车。

突发事件导致的大面积漏油。当油田平台因突发事件发生大面积漏油事故时,船方应第一时间报告主管机关,根据现场情况及时撤离平台作业人员。关于现场油污的清理,要根据先控制再清理的原则，采取围油栏围堵、机械回收、容器采集和抛洒消油剂等方法。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围油栏围堵和机械回收同步结合作业，效果会更好；机械回收设备要根据实际不断改进，才能在实战中发挥作用。人工回收时，实践中用尼龙网做成的网兜进行收集效果较好。如果海况不好或面积很大无法控制、回收效率低时要建议果断喷洒消油剂；对原油来说，由于黏度很大，在海面形成一定厚度的油层，普通的喷洒效果不明显，笔者在大连清油时采用后操台操纵，利用螺旋桨的倒车水流搅动油层，同时消油臂喷洒消油剂，其乳化效果非常好；在遇到油层不是很厚的溢油时，实战中船员们利用虹吸水枪一端接消防水、虹吸端接消油剂桶，二者配合消油效果非常好而且用量很少。这两种方法非常实用简单，值得推广。

对海洋污染的看法篇8

1．1概念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事件发生后，对事实的认定及案件的处理往往都离不开鉴定意见。根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及有关学理解释，可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界定为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根据相关专业知识，运用海洋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采用现代海洋调查分析仪器，并运用必要的检测、分析手段，对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进行因果关系认定，并对海洋环境损害范围、程度进行量化，评估其损害数额，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本文所称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主要是针对因污染海洋环境导致的海洋环境损害而进行的鉴定，对因污染海洋环境而引起的其他损害(如可能出现的人身损害、直接财产损害等)所进行的鉴定，可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委托法医司法鉴定机构等机构进行。

1．2特点海洋环境污染案件在法律意义上属于侵权案件，但相较一般侵权案件，其还具有隐蔽性、间接性、复杂性及广泛性等特点。除个别大型突发污染事故在发生之时即被发现以外，多数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具有渐进性，且污染物可长期存在于海水和沉积物中。同时，由于污染物质是通过海水、沉积物和海洋生物等或进入食物链而间接作用于人身或财产，这使得传统侵权法上“直接的和必然的”因果关系认定要求难以得到满足，且增加了对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的判断难度。此外，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往往存在多种污染因子的复合作用，且各污染因子存在物理化学转化，区分并判断某一或某些污染因子是主要致害因子存在技术上的难度。污染物质会随着海水的流动而不断扩散并远距离输送，因此污染事故发生地和损害结果发生地往往存在空间上的距离，由此导致受害者可以是相当地区范围内不特定的多数人，这也使得国家行政机关代表国家作为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权利主体有了法理上的依据。海洋环境污染所具有的上述特点，增加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的难度，也使得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鉴定证据的易逝性。由于海洋的流动性和污染的隐蔽性、间接性，对第一手污染证据的提取地点和时间有着严格的要求，一旦错过，则无法再收集到证据或证据不具有证明力。污染事故发生后，受害方一般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现损害事实，此时由于污染事故的第一现场已经发生改变，因而会出现证据提取方面的困难。第二，鉴定的专业性。由于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案件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受害方一般无法做出判断，因此鉴定证据的采集、固定、检测必须由专业机构在特定的时间内按照特定规程完成。提交司法过程的证据材料需要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这就要求鉴定人员不仅要有专业技术背景，而且必须了解相关法律知识，特别是诉讼程序方面的法律知识。第三，鉴定结果存在科学上的限度。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包括查找并确定污染源、确定损害范围及程度、进行损害价值评估等多方面，受制于现有科学发展水平、仪器设备条件和海洋污染损害事件的复杂性，在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价值评估等方面，尚无完备的损害界定与量化的技术标准体系，使得海洋污染损害的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估都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中，不同专家对相同问题会存在意见分歧。

1．3应用由于海洋污染损害情况复杂，在对污染损害事件进行调查和认定时，对鉴定具有较强的技术依赖性。在海洋污染案件中，既有对单个项目进行鉴定，如溢油污染中对溢油源所进行的油指纹鉴定，也有对整个污染事件的系统鉴定与评估。从全球性、区域性和各国关于防止海洋环境污染的立法来看，海洋环境污染可以根据污染物质种类划分为油类污染、油类以外化学物质的污染和放射性污染，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油类污染，本文即以油类污染为例简述鉴定在污染损害事件中的应用。

1．3．1污染源诊断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确定责任者是追究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在某些大型污染事故中，责任者明晰且未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对污染事故责任者的判断较为简单，如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溢油事故及2013年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所导致的溢油事故等。但在多数海洋溢油污染事故中，尤其是移动溢油源的污染事故，如2006年长岛溢油污染事件，对污染源的追查诊断是关键的一环。污染源诊断可通过溢油鉴别、遥感、溢油漂移数值模拟等技术等进行。目前我国已通过建设较为完备的油指纹库和溢油鉴别技术体系、溢油数值模拟技术体系等，有效实现对油指纹的分析、检索、鉴别和数值模拟溯源，在无主溢油溯源及溢油鉴定工作中起到关键作用。污染源诊断还包括溢油量、扩散区域及油的物理归宿确定等，在一些复杂的溢油事故中，需采用多种技术手段相互结合进行确定。

1．3．2影响范围、损害对象、污染程度确定溢油对海洋环境损害的对象包括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害、环境容量损害、生境损害、生物种群损害，其表现为海水质量、海洋沉积物环境、岸滩环境、海洋生物等受到损害。其中，环境容量损害表现为海水可容纳石油类物质剩余容量损失，生境损害表现为岸滩和沉积物损害;生物种群损害表现为受损生态位的生物损害以及数量减少。以海水为例，以现场调查和历史调查资料为基础，全面、详细地分析溢油事故前、后的水质状况，将海面油污(油膜)监测数据及石油类监测数据与背景值进行对比，分析对海水质量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现场监测结果并结合数值模拟、遥感技术及其他相关技术，海水石油类浓度显著高于背景值的范围，为溢油影响范围。海水环境的受损程度根据影响范围和海水污染物基本恢复至背景值的持续时间等综合分析确定。

1．3．3污染损害价值评估根据《侵权行为法》的相关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案件的责任承担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赔偿损失作为司法实践中一种主要的责任承担方式，其关键点在于对污染损害所导致损失的价值评估。我国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在污染损害价值评估方面仅规定了原则性的标准，即对环境造成的损害，除直接损失外，赔偿的范围限于已经采取的或者将要采取的恢复措施的合理费用。直接损失包括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和海洋环境容量损失，海洋环境损害评估费应包括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海洋环境容量损失、生境修复费、生物种群恢复费和调查评估费等全部费用或部分费用。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海洋污染损害赔偿没有量化的标准，海洋环境损害的评估较为复杂，实践中对于恢复措施及合理费用的认定往往存在争议。

2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分析

在2012年之前，作为证据类型的司法鉴定是以“鉴定结论”的形式出现在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在2012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中，“鉴定意见”取代了“鉴定结论”。毋庸置疑，上述民事诉讼法条文的变动显然不仅是简单的两字之差，而是意味着，即便是鉴定人利用科学手段经过严格程序所做出的判断，在法官认证采信之前，也存在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可能性。因此，作为海洋环境损害案件证据的司法鉴定意见，对其证据效力的分析审查显得尤为重要。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作为证据的两大特性也应为海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所具备，前者是判断鉴定意见作为一种符合形式要件，且可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的适格性;后者则是裁定这样一份证据对于案件事实有无证明作用及证明作用的大小。

2．1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证据能力作为任何一种证据能够被用于案件审理的门槛，其表明了鉴定意见能够用于司法证明的能力或资格，是其得到采信的前提。在海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对鉴定意见证据能力的审查需要涵括鉴定主体的适格性、鉴定事项的必要性、鉴定程序的规范性、鉴定内容的关联性、样品来源的合法性等要素。

2．1．1鉴定主体的适格性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及相关规定，在我国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首先必须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此外对不同执业类别的鉴定机构在所属鉴定人工作水平与能力、实验室管理与建设、仪器设备投入、内部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有不同的要求。由于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的专业性，在我国从事该领域鉴定的鉴定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取得由司法行政部门颁发的鉴定机构许可证并专门从事该类鉴定业务的鉴定机构，如中国海洋大学出资设立的山东海事司法鉴定中心等，这类机构以从事相关鉴定活动为主业。另一类是可以胜任相应鉴定业务、持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关专业资质证书，但并未在司法行政部门注册的鉴定机构，以海洋环境监测部门、科研院所等为主，如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经青岛市海事法院对其资质进行全面审查后，被列为该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这些机构由于专业实力较强，且已通过国家和省级计量认证，部分还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海事法院在诉讼中遇到有关需要鉴定的事项时，经常委托这些机构进行鉴定。上述两类鉴定机构都属于适格的鉴定主体。随着司法鉴定在海洋环境污染案件中作用的日益重要，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中立性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近年来，在国家作为索赔主体的海洋环境污染案件中，出现了对海洋环境监测单位作为司法鉴定机构的质疑，认为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存在隶属关系，违背司法鉴定的中立性原则。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国家作为索赔主体的海洋环境污染案件中，每个公民可谓都与案件结果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并不能因此否认海洋环境监测机构的中立性。同时，海洋环境监测机构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且在海洋环境监测领域具有显著地专业优势，熟悉海洋环境状况，在污染发生后，能够较为准确地做出预判。当然，在对预防和清污费用、调查评估费用进行计算时，若责任方存在异议，可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如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核意见。

2．1．2鉴定的实体要件鉴定意见具有证据能力的实体要件可以概括为鉴定事项的必要性、鉴定内容的客观性及关联性、鉴定意见的事实性等。首先，鉴定意见是因为法官缺乏专门性知识而引入司法程序的，其目的在于以其科学的判断帮助法官认识案件事实。倘若该事实问题能够通过逻辑推理或正常经验进行判断，则就不具有鉴定的必要性。譬如在船舶碰撞溢油事故中，在某些较为简单的情况下可直接通过装载油量、轮机日志中记载的耗油量和剩余油量估算出溢油量范围，而不需要再根据监测数据和《波恩协议》估算方法对溢油量进行鉴定。诚然在每一起案件中，对鉴定必要性的判断都是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评估，不能一概而论。其次，作为证据的一种，鉴定意见的内容必须与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具有关联性，即需要鉴定的问题为法官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所需。同时，鉴定内容还须具有客观性，因为鉴定所依据的科学原理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据以鉴定的样品是客观的，而监测、检验、实验、观察的对象也是客观的。鉴定过程中必然有主观活动的参与，但主观判断不能代替客观事实，如在海洋溢油污染案件中，对油膜漂移扩散的数值模拟结果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不能作为判断污染范围的证据。第三，鉴定意见只是对案件事实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做出的科学判断，而不涉及法律评价，不能代替法官对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例如，在油指纹鉴定中，鉴定意见只对检测的油样负责，因而结论只能用“××油污样品与××油指纹基本一致”等表述，而不能下判断“××为污染事故责任者”。

2．1．3鉴定的程序要件鉴定的程序要件主要包括鉴定的启动程序、回避程序及出庭质证程序等。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的启动包括当事人自行委托和海事法院决定或委托两种方式。鉴定机构接受委托后，按照委托事项中的要求开展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在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中，由于调查取样及鉴定成本较高，重大污染事故往往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启动程序时常具有较强的行政性，即委托人为具有法定职权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等。同时，鉴定意见须经质证程序才能作为案件判断的依据，除非在证据交换中，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否则鉴定人应出庭接受当事人或其委托人的质询，以保证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客观性。

2．1．4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鉴定意见应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才能具有证据能力。根据相关规定，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具有下列内容: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委托鉴定的材料;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对鉴定过程的说明;明确的鉴定结论;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等。

2．2鉴定意见的证明力鉴定意见的证明力是指具有证据能力的鉴定意见是否能够，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待证事实。因此，证明力包括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强弱两个方面。

2．2．1鉴定意见证明力的有无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过程的规范性、鉴定方法的可靠性及是否构成证据链决定了鉴定意见证明力的有无。鉴定过程的规范性是衡量鉴定意见证明力的重要标准，贯穿从样品的采集、储运、保存、实验室样品处理、分析、数据处理及记录、综合鉴定等的全过程，操作过程及仪器设备的使用都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操作规范和技术规程。在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中，应当遵循《海洋调查规范》、《海洋监测规范》、《海滨观测规范》、《海面溢油鉴别系统规范》、《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等相关技术规程及实验室质量管理的相关标准。未按相关技术规程操作又没有合理抗辩理由的，则可以否定其证明力。鉴定方法的可靠性也直接决定鉴定意见的证明力。由于鉴定方法涉及的专业性较强，在尚存争议的许多领域很难直接作出判断，以美国为代表的外国法学界也出现了判断标准的演进过程。“普遍接受标准”(generalacceptancestandard)曾经是许多国家在判断鉴定方法时所采用的基本原则，按照这种标准，鉴定所依据的原理和方法的科学可靠性必须已经在该学科领域内得到了普遍的承认［10］。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学科划分错综复杂，在某些领域内，人们对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往往众说纷纭，而在某些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中，一些理论和方法又鲜为人知，致使该标准至今已很难满足实践需要。有的学者继而提出了“实质性证明标准”(substantialevidencestandard)，按照这种标准，一种新的理论或方法只要得到实质性证明即可采用。证明的方式可以是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或专著，也可以是来源可靠的实例。但该标准也存在过于宽泛的问题，因为找到能够证明或反对某种观点的论文或实例并非难事。笔者认为，就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而言，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把握:首先，鉴定的技术方法应优先选择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若无国家标准再行选择海洋行业标准或技术规范;其次，在没有国标和行标的情况下，采用的方法应存在可控制的操作标准，并按照该标准进行;第三，利用该技术方法得出的结果存在可验证性，以往运用该方法得出的结论未出现已知或潜在的错误;最后，该方法已被同行评估认可并公开出版过。鉴定结果构成证据链也是鉴定意见具有证明力的重要方面，首先，在污染事件发生后，鉴定意见并不是唯一的证据，还可能存在大量其他的证据，因此鉴定意见应与全案其他证据共同构成证据链，彼此不存在矛盾，能够相互印证。其次，由于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案件涉及的鉴定内容和项目较为复杂，鉴定意见本身各项鉴定数据及结果之间应具有内在逻辑，彼此不存在矛盾，如溢油量与影响范围之间应能够前后一致，彼此印证。

2．2．2鉴定意见证明力的强弱鉴定意见证明力的强弱在海洋污染损害司法鉴定中主要涉及样品的代表性、鉴定方法的权威性及鉴定结论的充分性3个方面内容。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明力强弱的判断主要由法官自由心证来进行，同时由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诉讼目的和价值取向不同，同一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力可能强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力。鉴定样品是鉴定的基础性要件，对鉴定意见证明力的强弱有着重要影响。在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中，样品采集站位能够根据污染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及动力场等方面的状况进行设置，具有代表性，同时合理设置对照点，在项目、频率等方面能反映调查海域的污染状况。同时，样品的数量和质量应具有可靠性，数量应在考虑经济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丰富，以消除偶然性、特殊性等因素，在采样和储运过程中应注意采样器具、样品容器免受沾污。所有采集的样品应至少有两位采样人签名，并详细记录样品信息。若样品非鉴定机构工作人员采集，则应在鉴定意见中注明“仅对来样负责”。涉及多个鉴定意见证明力强弱的比较时常涉及对鉴定方法权威性的判断。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通常认为在理论上得到领域内多数专业人士认可，且经受多次实践检验的鉴定方法相对而言具有更强的权威性，运用权威方法出具的鉴定意见也就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鉴定意见中所得结论的充分性主要涉及的结论的论证过程是否做到充分合理、逻辑严谨。鉴定样品及相关记录应真实、完整、充分，因果关系推理应合理有效。鉴定意见应对所需鉴定的各项事由逐一做出明确回答，能用通俗准确的文字概括性地反映得出结论的过程，对调查、分析、鉴别、推理和判断的过程进行阐述和释明。

3结语

对海洋污染的看法篇9

【关键词】海洋石油？污水？处理？技术？工艺

依照2008年第三次全国石油资源评价结果可以看到，我国海洋石油资源储量为246亿吨，海洋天然气资源储量为16万亿立方米，分别占全国油、气总储量的23%和30%。在陆地石油资源开采增长能力有限的今天，开发海洋石油资源将成为未来我国能源战略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海油年产5000万吨油当量约占全国石油年产量的四分之一。近十年来，全国新增石油产量中53%属于中国海油。中国海油承担着国家能源安全的重任！

随着海洋石油工业的发展，海洋石油生产活动中的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生产平台产生的含油污水如不进行合理处理与排放以及近年来海洋石油工业发生的多次漏油事件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不可忽视。

1 海洋油污染来源

海洋水体油污染来源于天然和人为两方面原因。天然原因之一为海底油藏中的石油通过地层断裂或裂缝渗出，渗出程度与地壳构造活动带有关。已发现在加利福尼亚、阿拉斯加岸外、阿拉伯湾、红海和南中国海等地都有地下原油渗出。天然原因之二为河流从陆地含油沉积岩侵蚀下来的油再搬运输入海洋。海洋水体油污染人为来源很多，如海上石油生产、FPSO外输、海洋运输、平台能源供应用油、伴生油气等。

1.1 海上采油平台排污

在海上石油开发中，海上采油平台常发生溢油。比如，2009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BP）位于墨西哥湾的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大量原油在深海泄漏，引发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石油泄漏事故。通过采取各种措施，英国石油公司堵塞漏油取得了一定进展，漏油量逐渐减少，到8月份可望完全制止，但事故在环境、公共卫生、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造成的损失目前还难以准确估算。这次事故是美国最严重的原油环境污染事件。虽然泄漏油量目前低于1991年海湾战争泄漏油量，但环境影响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泄漏油井在深海，原油收集行动难度较大，各方处理水下原油经验不足，遇到飓风或其他恶劣天气，进展还会受到影响甚至会被迫停止。漏出原油成分的水溶性高，与海水相溶后难以燃烧和清理，处理过程要耗时几年之久。

1.2 海上运输排污

海上运输石油中油作业排污、码头作业排污、修船作业排污、压舱水排污及油轮和非油轮碰撞、触礁等事故溢油。

1.3 FPSO原油外输

原油外输是一项高风险，持续时间长，需要多方密切配合的重大联合作业，需要FPSO、提油轮、两艘拖轮（一艘拖尾，一艘送管）等多方共同完成。任何的疏忽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导致人员伤亡，造成海洋污染。

2 油污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危害

含油污水的不合理排放是对海洋环境的一种慢性长期输入，其在海洋环境中的表现形式主要以油膜、溶解分散态、乳化以及凝聚态残余物等四种形式存在。石油主要由烷烃、芳香烃、环烷烃以及含氧、硫、氮等数百种化合物组成，其物理影响和化学毒性会严重危害海洋生态环境。

2.1 对浮游植物光合作用产生影响

海洋具有森林一样的能力：吸收二氧化碳。海洋中石油的污染会影响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机制，形成碳酸盐或碳酸氢盐，对海水中氧气与二氧化碳的平衡产生破坏；附着在海面上的油膜还会造成阳光辐射的减弱。以上因素将会影响到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破坏食物链，造成生物的死亡。

2.2 造成海洋生态失衡，影响海洋水产养殖业

1L石油完全氧化需要4万L的溶解氧，会造成海水缺氧，引起海洋中的微生物和藻类死亡，因氧气的短缺，引起厌氧生物大量繁殖，造成海洋食物链破坏，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失衡。

海域石油污染，一是污染了的渔业水域，使对虾养殖池不能正常纳水，二是增养殖品种因水质恶化大量死亡影响产量。据初步统计，自1983年以来，山东省因石油污染造成渔业经济损失达2.95亿元，其中海水养殖业最为严重。1985、1986年，在胶州湾海域的大庆242、245号油轮漏油和大庆245号油轮爆炸，造成近海养殖损失3000万元；1989年8月12日，黄岛油库爆炸起火，630多吨原油溢流入海造成胶州湾大片海域严重污染，10万亩增养殖渔业受到重大损害，直接经济损失达4000万元。

在蓬莱19-3油田漏油事件发生后，河北省唐山市环保局、海洋局、水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始调查水产品死亡情况。仅在唐山地区，乐亭县扇贝养殖面积共35万亩，涉及160多户养殖户，共计700万笼扇贝。据当地水产养殖协会统计，目前乐亭县的扇贝死亡率已经达到了50%至60%，初步估计损失在3亿元左右。

2.3 形成赤潮

由于石油中含有氮元素，在化学反应下，含氮物质促使海水富营养化，这是赤潮藻类能够大量繁殖的重要物质基础，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海洋浮游藻是引发赤潮的主要生物，在全世界4000多种海洋浮游藻中有260多种能形成赤潮，其中有70多种能产生毒素。他们分泌的毒素有些可直接导致海洋生物大量死亡，有些甚至可以通过食物链传递，造成人类食物中毒。

2.4 污染大气

石油在水体中以油膜形式浮在水面，表面积非常大，在多种自然因素作用下，其中一部分组分和分解产物挥发进入大气，污染和毒化水体上空和周围的大气环境。由于扩散和风力的作用，会使污染范围不断扩大。

3 海洋石油工业污水处理技术

3.1 海上平台生活污水处理技术

3.1.1？生化处理法

生化法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船用生活污水处理系统）采用生物接触氧化法和物化处理消毒原理处理船舶生活污水。该处理装置由五个柜室组成：曝气柜、接触氧化柜、沉淀柜、消毒柜。在曝气柜内，以好氧菌为主的活性污泥菌胶团形成象棉絮状带有粘性的絮体吸附有机物质，在充氧条件下变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同时活性污泥得到繁殖；在接触氧化柜内挂有软性填料，充作生物膜，有机物得到进一步消解；在沉淀柜内累积的活性污泥沉淀物再被返送至曝气柜作为菌种繁殖和再处理；经沉清处理过的污水最后进入消毒柜用含氯药品杀菌，然后由排放泵排至舷外。

3.1.3？生活污水处理方法对比优缺点

生化法优点为生活水停留时间较长，处理水量大，调节手段多，耐冲击，运行平稳。缺点则是体积大，占用空间较大，重量大。

电解法优点为体积小，占用空间小，重量轻。缺点则是停留时间很短，调节手段少，对流量变化敏感，处理水量小，维护较困难。

3.2 海上平台生产污水处理技术

3.2.1？水力旋处理系统

该系统工作原理是：来自一级分离器的生产污水进入生产水舱进行沉淀，分离出的油可通过溢流管线进入撇油舱，水则通过生产污水泵输送到生产工艺模块的水力游流器进行油水分离，使水中含油浓度不大于排放限值，经漩流器处理后的污水再经过撇油罐稳定后，排入海中。工艺流程见图：

图4？气浮选处理系统工艺流程图3.2.3？生产污水处理方法对比优缺点

浮选机的优点为停留时间较长，调节手段多，耐冲击性好。缺点则是体积大，重量大，维修量较大，对设备的平稳度要求较高，密闭运行比较难实现。

水力旋流器的优点是体积小，重量轻，没有转动部件，维修量小，对设备平稳度没有要求，密闭运行。缺点则是停留时间很短，调节手段少，对流量变化敏感。

3.2.4？实际应用数据对比

以下数据选于南海某平台在两种处理系统使用中监测结果见表1：

4 结语

对海洋污染的看法篇10

1　概念和内涵

1.1　海洋生态补偿

海洋具有整体性、流动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海洋生态环境破坏或者海洋生态建设都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即：一片海域的环境资源破坏会损害周边海域环境和经济利益，生态破坏的后果需要由周边海域分担；另一方面，一片海域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可以增加周边海域的环境和经济利益，生态环境建设者无法独自享有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成果。在海洋环境资源利用和保护方面，类似的外部性普遍存在，并导致环境和经济利益关系的扭曲，增加了海洋生态保护的困难，损害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海洋管理同样需要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来调整相关利益关系。从政策角度，可以把海洋生态补偿定义为：“以促进海洋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协调发展，实现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为目的，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激励海洋环境资源保护行为，调节海洋环境资源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

1.2　生态系统方法

生态系统方法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全面方式，是一个按照生态学原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生态系统管理进行思考和制定行动计划的框架。在研究或实践中，生态系统方法被赋予多种不同的定义。《生物多样性公约》认为，生态系统方法是土地、水和生物资源综合管理的战略，是促进它们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一种公平的、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能重视生物组织结构、有机体的基本过程、功能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等多方面。在海洋管理领域，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则认为，生态系统方法为海洋和海岸带管理决策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与传统的基于单个物种或者单一问题的分散管理不同，运用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管理综合考虑了相关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特别是影响海洋资源利用的人类因素。

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生态系统方法被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概念正式被提出，并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组织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迅速成为研究和管理实践的热门。海洋为实施生态系统方法提供了比陆地更多的机会，生态系统方法在海洋管理中，特别是在海洋渔业管理中，得到了更多重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国家均在各自的海洋政策中明确提出实施生态系统方法，运用生态系统方法已经成为海洋管理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2　在生态系统方法框架下构建海洋生态补偿运行机制

2.1　构建生态补偿机制是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的要求

200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大会上提出了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的12条原则，其中的4条原则与生态补偿直接相关：

(1)生态系统管理者必须认真考虑和分析管理行动对周边生态系统的实际和潜在影响。这条原则强调应充分认识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问题，即实施生态补偿的缘由。

(2)应在经济背景下理解并管理生态系统，包括a、减少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市场扭曲现象；b、运用奖励措施，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c、尽量使生态系统的成本和生态效益内部化。这条原则明确表达了采取必要手段纠正因外部性导致的利益关系扭曲，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补偿思想。

(3)管理决策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选择，特别是当地的居民和社区的权利应该被公平和公正的考虑。此原则涉及了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范围界定问题，无论补偿主体还是补偿对象都是利益相关者。

(4)在适当的空间范围上实施生态系统方法，其地域范围应反映生态特征而不是行政范围，通常包括从流域到海域的广阔地域。这条原则为界定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空间范围提供了参考。

从这4条原则可以明确的看出，实施生态系统方法要求运用生态补偿手段。

2.2　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需解决的基本问题

构建生态补偿机制需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是界定生态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二是选择补偿途径，三是确定补偿标准。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同样需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

2.2.1　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界定

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界定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是要解答谁补偿谁的问题。其基本思路是分析某一海洋开发或保护活动如何改变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找出其利益相关者；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都是利益相关者，补偿主体包括破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群体和分享因他人的贡献而增加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群体；补偿对象则包括原本享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损害的群体以及对恢复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有贡献的群体。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类有很多种不同的体系。“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课题“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中把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成了食品生产、原料生产、氧气提供、基因资源提供、气候调节、废弃物处理、生物控制、干扰调节、休闲娱乐、文化用途、科研价值、初级生产、营养物质循环和物种多样性维持等14类，并提出了计算各类功能的方法，可以据此分析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进而根据他们的利益增损关系界定补偿主体和补

偿对象。特别要强调的是，由于海洋资源本身具有的整体性和流动性特点，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可能很广，从制定易操作的生态补偿政策的角度出发，需要把利益相关者限定在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的地域范围之内。

2.2.2　补偿途径的选择

补偿途径指的是实现生态补偿的手段，通常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倾斜、环境资源税费、智力型投入、项目实施等。选择补偿途径应结合海洋资源开发活动的具体形式、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特点等，并确保补偿效果具备持续性。上述补偿途径都曾在陆地生态补偿实践中得到应用，也完全可用于海洋生态补偿。海洋生态补偿中，应主要考虑选用财政转移支付和环境资源税费两种途径。

2.2.3　补偿标准的制定

补偿标准是实现生态补偿的依据，制定补偿标准是要找出能被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共同认可的补偿额度，以达到改善或恢复生态服务功能，有效矫正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环境和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各种补偿方式都涉及到补偿标准问题，其中，讨论较多的是资金形式的补偿标准。

理论上，补偿标准应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市场价值来制定，但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量化方法本身不成熟，而且量化的结果通常是天文数字，所以，其研究结果无法直接用于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已有生态补偿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补偿标准通常用机会成本法、恢复成本法等方法计算，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也可以参考这些方法。现有海洋方面的收费政策、陆地生态补偿实践也为制定海洋生态补偿提供了参考。

由于生态补偿标准涉及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人们的意识等多方面，采用理论方法计算的补偿标准在实践中往往难被接受。实际上，通过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双方“讨价还价”达成协议的补偿标准要比根据理论价值估算确定的补偿标准更加可行。

3　构建渤海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步设想

渤海海域是目前我国污染最为严重的海区，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最近几十年，渤海受污染的海域总面积持续增加，特别是海水质量劣于三类水质的海域面积增长较快。渤海生态系统也退化严重，近几年的监控结果显示，渤海的生态监控区生态系统均处于亚健康或者不健康状态。海洋环境恶化及其引发的环境灾害严重危害了海洋产业的发展。实践表明，传统的海洋管理模式不能胜任渤海管理，无法有效解决渤海所面临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管理渤海被提上议事日程。基于生态系统的渤海管理是一个对渤海及其沿岸区域，并涉及入渤海河流流域的综合管理，影响渤海生态环境的人类活动是其管理核心。如前所述，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管理中生态补偿不可或缺。针对影响渤海生态环境的主要人类活动及造成的主要问题，提出生态补偿运行机制建设的初步设想。

3.1　陆源污染物

大量的陆源污染物排放入渤海并累积是导致渤海水质恶化的最主要原因。渤海陆源污染物主要来源分三类，一是对海直接排污口，每年通过各类排污口直接排入渤海的污水高达40亿t左右，占入渤海陆源污染物的20％～30％；二是入渤海河流，以河流为载体的陆源污染物是渤海主要的污染物来源，其比例占50％以上；三是村镇和农地地表径流，这类污染物主要是氮和磷，占入渤海氮和磷总量的4％～10％。

为减少陆源污染物人海，除了运用传统的严格执法监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手段之外，还应运用生态补偿，用经济激励机制，鼓励减少污染物排放行为。针对向海洋排放污染物，我国建立了“排污收费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直接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五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从实施情况看，由于排污费价格偏低，该制度的激励力度不足，对限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作用有限。建议对现有“排污收费制度”进行改革，提高收费标准，突出生态补偿的内涵，建立以排污单位为补偿主体，地方政府作为人充当补偿对象的生态补偿机制。

3.2　海洋生态用水

海洋生态用水是为满足海洋特别是河口生态系统正常的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所需要的入海淡水。近几十年来，由于入渤海生态用水减少，渤海盐度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渤海自然系统发生较大变化，对鱼类、虾类的洄游产卵、育幼等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入海生态用水减少已成为导致渤海生态系统健康状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入渤海河流流域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本身短缺，要求流域减少取水量以增加入海生态水量，势必要对流域原有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枯水期，这种影响尤其明显。渤海对入海生态水量的需求与流域生产生活用水(主要是农业用水)需求之间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必须在流域发展农业和其它产业和放流人海之间做出战略选择。在决策用作增加生态流量之后，就需要研究生态补偿制度，特别对流域在枯水期增加生态流量应给予补偿。应在海陆统筹的方针指导下，研究增加人海生态水量的生态补偿标准和实施规划，建立流域和海域、内地和沿海之间的用水生态补偿机制。

3.3　湿地围垦和围海造地

以海水养殖为目的的湿地围垦和以城市建设为目的的围海造地导致海岸带湿地大面积丧失。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2003年，渤海累计围海面积高达3000平方千米，修建海堤近2 600 km。滨海城市建设和工业园区建设推动围海造地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仅曹妃甸围海造地一期工程围填海面积就达11.95平方千米，天津滨海新区建设预计围填海面积超过200平方千米。围垦和围海造地对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有一定贡献，但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海洋污染、物种生境丧失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存在一定危害。

为控制湿地围垦，山东省在2007年出台了“退渔还湿”的生态补偿政策，该政策对于减少湿地围垦，保护和修复海岸湿地有积极意义，值得在环渤海地区推广。此外，建立自然保护区也是保护湿地的有效手段。保护区一旦建立，依照相关条例，区内原有的捕捞、养殖等经营性用海活动将受到限制，当地居民的利益将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从保护区管理现状看，由于缺乏新的就业渠道，当地居民违规在保护区内开展养殖和捕捞活动的现象并不鲜见。为缓解这对矛盾，应该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对放弃保护区内海域经营活动的居民给予补偿，其补偿途径以政府帮助就业转移为首选。

围海造地是完全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方式，国家对一般的填海型项目收取海域使用金。从实践情况看，收取海域使用金标准往往很低，与所填海域本身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相差甚远，不利于控制围填海。海域使用金是国家作为所有人出租海域使用权，向承租人收取的租金，不属于生态补偿金。应专门针对围海造地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这一生态补偿机制中，用海单位是补偿主体，地方政府充当补偿对象，补偿途径以资金补偿为主，补偿标准可参照围海造地区域同期用于商业开发的土地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