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智能时代十篇

老人与智能时代篇1

摘要：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为老年健康管理提供了全新的途径，在优化老年健康管理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因其服务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对道德伦理的冲击表现得更加突出。当前，伴随着我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高度重视、企业与医疗机构的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领域已积累了部分经验，取得了初步进展。然而目前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价格壁垒难以突破、信息孤岛劣势明显、多方主体合作不足、专业人才稀缺等现实问题。推进人工智能与老年健康管理的深度融合，需要政府、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中心、科技企业等多方联动，构建配套管理机制，从而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老龄化社会。

关键词：人工智能；老年健康管理；老龄化；养老问题

作者：向运华王晓慧（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国情，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有2.49亿，占总人口的17.9%。人口老龄化态势加剧的同时，空巢老年人占比持续攀升，独居老年人群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有74.7%的老年人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疾病。城乡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近4063万，上门看病、康复护理等医疗健康类服务需求始终居于老年人各类需求首位。总书记明确指出“为老年人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健康老龄化成为健康中国时代和老龄化时代的重要命题。

万物互联的加速到来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资源获取方式和生活方式。AlphaGo大胜人类棋手，标志着人工智能已在某些领域走到了人类智慧的前列。以互联网为载体和AI为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正在逐渐形成，为社会各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老年健康管理模式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现实可能。智慧健康养老由此产生，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大数据收集、需求的智慧决策与服务的精准投放。2017年工信部、民政部和卫计委联合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强调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推动健康养老服务智慧化升级。各地积极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打造“硬件环境+智能设备+互联网信息平台+居家养老服务”的健康养老生态系统。如何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疾病预防、诊断、紧急救助、治疗与康复中的作用，如何有效联接医疗服务机构以确保老年人享受到更高效、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服务，是当前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这对于降低空巢老人独居风险，缓解老年护理人员短缺问题，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一、立场博弈：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机遇与隐忧

（一）人工智能的崛起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起源于1950年“图灵测试”的理念，其首次被公开提出可追溯到1956年“人工智能之父”McCartney在美国会议上的报告。随后人工智能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1960年人工智能已能够理解自然语言、自动回答问题和分析图像图形等，20世纪80年代又获得了学习和认知能力。21世纪以来，物联网的加速普及、大数据的崛起、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迎来了发展高峰，逐渐形成了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的特征，开始具有自我诊断、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甚至自我创新的能力①。人类相继进入了网络社会时代、大数据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三者共同构成了新的社会时代②。

关于人工智能的概念，国际人工智能专家N.J.Nilsson将人工智能视为怎样表示知识、怎样获得知识及怎样使用知识的科学③。其后，学者对人工智能的概念从类人、理性、思维与行为等四个方面着手定义，有学者进而从学科角度对人工智能进行了解释，如国内学者吴汉东将人工智能定义为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综合诸多学者对人工智能的认识，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实质是基于人类的设定与要求，能以与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作出反应的智能机器或软件。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甚至颠覆人类现存的生产、工作与交往方式。2016年美国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指出，AI系统在某些专业任务上的表现胜于人类。1997年国际象棋、2011年Trivia、2013年Atari游戏、2015年的图像识别与语音识别、2016年AlphaGo等AI产品的问世与应用，成为AI超越人类的里程碑事件，见证了AI的智能水平和社会意义。近十年来，人工智能愈发广泛地应用在社会各个领域。农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于自动播插与灌溉、日常田间管理、采收与分拣、产品检验、虚拟在线销售等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大大减轻了人类的劳动量④。工业领域，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家电制造等生产线，缓解劳动力供需矛盾的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服务业领域，微软“Cortana”、苹果“Siri”、联想“小乐”等智慧客服系统为大众所熟知；几乎所有股票交易员已被机器人取代，投资顾问、风险审查和安全防范监控监管都普遍智能化。公共服务领域中，人工智能亦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用人脸对比技术来筛查犯罪分子；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诊断与手术；人工智能用于智能评测、个性化辅导等等。人工智能也开始进入艺术创作领域、心理服务领域。学界普遍认为，弱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前已基本实现⑤。

（二）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机遇

当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引领下，物联网迅速普及，大数据快速积累，算法模型与运算能力持续突破，智能行业应用快速兴起，为我国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提供了现实契机。从人工智能技术层的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和生物识别等，到人工智能应用层面的工业4.0、智能农业、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居、智能金融、智慧医疗与智能教育等，均得到了爆发式增长。我国正处于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高峰，2016年中国人工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达到96.61亿元，增长37.9%。据估计到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市场总值将达到1270亿美元，其中医疗行业将占市场规模的五分之一⑥。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生理参数识别设备和无线射频识别装置等智能采集老年健康数据，为老年人提供双向、互动的居家健康监测、健康咨询、健康评估、健康干预服务以及紧急救助服务，克服时空限制，将健康管理贯穿疾病预防、诊断、治疗与康复整个过程。人工智能时代为健康管理尤其是老年健康管理提供了全新的途径，在优化老年健康管理模式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缓解医护人员短缺提供了现实可能。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欧盟关于每千人拥有护士数量的基本规定是不少于8人，挪威以17.27人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别是9.8人和11.49人，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和南非，分别是7.6人和5.1人，然而我国每千人拥有护士数仅为2.36人。即使是按照大多数国家的5‰计算，我国护士缺口也多达350多万，如果按照欧盟的标准，则缺口更大。与此同时，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专职人员数量少且增长速度缓慢。民政部2009年开始统计社会服务职业技能人员中的养老护理员，截至2016年我国养老护理人员仅8528人。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约为4063万，占老年人口数的18.3%，按照3：1的国际标准计算，我国需要超过1300万的护理人员。同样，虽然国家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将老年人作为重点人群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但家庭签约医生覆盖率仍不容乐观。如何“以少足多”是摆在当前我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议题之一。人工智能的崛起为化解这一医疗难题提供了新路径。人工智能环境下，智能护理等机器的应用与推广，大大减少了老年人对护理人员的需要，虚拟医疗助手替代护士，在医生诊疗之外提供辅助性的就诊咨询、健康护理和病例跟踪等服务，既减少了老年人前往医院就诊的次数，又有助于提高护理能力。显然，这些对于缓解老年健康供需矛盾有积极意义。

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医疗机构提高服务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持。一直以来，医疗服务效率都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问题。医疗服务效率，即医疗机构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是医疗服务领域的核心命题与重要目标。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各级医疗机构的效率有了显著提升，但受制于传统医疗机构管理模式的惯性思维影响，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与民众期望仍有差距。新时代医疗服务效率的提升不仅需要制度的变革，也需要服务工具的革新。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优化医疗服务提供了便利。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降低了人力成本。医学影像占医疗数据的90%，而且这一数据仍在攀升，年增长率约为30%，而放射科医师数量的年增长率仅为4.1%，远不及影像数据增长速度。借助AI技术分析医学影像，将大大缓解医院缺少医生的压力。此外，语音技术在医疗行业的普及，也正在将越来越多的普通医生从日常机械式的医案录入工作中解放出来，提升录入的效率，降低失误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提高了医疗服务能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应用在老年人某些特定的病种领域，几乎可以代替医生完成疾病筛查任务；智能手术机器人的应用既能保证精准定位，减少老年患者的疼痛，又能防止传统手术易带来的传染疾病等危险；人工智能参与药物研发，对于提高针对老年患者潜在药物的筛选速度和成功率，缩短研发时间与成本有实际意义。综上，人工智能的嵌入打破了以往医治全程医生亲力亲为的运作模式，智能机器的自主研判与决策能力，对于降低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医疗机构、医生的工作效率与质量，减少不合理的医疗支出有积极意义。

第三，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多数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但是由于疾病通常在发病前期表征并不明显，到病况加重之际才会被发现。而且由于老年人机体形态的改变和功能的衰退，对于疼痛和疾病的反应变得不敏感、不典型，很多病症易被忽略或误诊，加上老年人行动不便，其中有多数老年人即使不舒服也不愿前往医院进行诊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大大缓解了这一状态。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健康可穿戴设备的结合可以实现疾病的风险预测和实际干预，实时监测老年人的生理参数，其双向数据传输、在线沟通、便捷有效的特点，一方面可帮助老年人实时了解与掌握自身的健康状况，享受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和健康咨询服务，满足其健康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也能提高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促进其积极参与自我健康管理和自我照顾，实现医疗卫生服务重心前移和全民健康管理。人工智能环境下的自我健康管理的实现延伸了传统医疗的覆盖能力，节省了传统医疗方式的时间、空间成本及医疗费用，能够有效缓解老龄化带给整个社会医疗系统的负担。此外，居家健康管理系统能为卫生管理者提供健康数据，有助于建立完备、标准化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区域卫生信息共享平台，使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应急体系的运转更为高效、准确。

（三）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隐忧

万物都有两面性，人工智能同样是把双刃剑，人工智能从诞生至今，其对伦理的冲击就不断被讨论。人工智能给老年健康管理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对道德伦理问题提出了重大挑战。与人工智能的一般伦理问题相比，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因其服务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表现得十分特殊与突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老年人人格与尊严的多方面权益保障伦理问题更为加剧，二是老龄社会正义伦理问题更显突出。

老年人人格与尊严的多方面权益保障伦理问题体现在隐私泄露、社会孤立与老年人的“物化”三个方面。首先，为更好地提供全方位健康管理服务，智能老年健康管理系统和智能设备需要采集老年人日常起居全时段、全方位、无盲区、长周期的海量生理数据，其中绝大多数的数据属于隐私数据。这些数据通过简单的分析和挖掘，就能得出老年人的生活习惯、身体状况等信息，一旦被无意或有意泄露，极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以进行精准推销甚至精细诈骗等违法活动，这对于易受骗的老年人群体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隐忧，由此可能带来的损失也不可小觑。《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人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正如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对于弱势群体运用特别的隐私保护政策①。然而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还不尽完善，如有关病历资料保护的法律或文件（《刑法》《侵权责任法》《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等）中多为宣示性条款，也尚无老年人隐私安全的针对性文件。如何保证健康数据在实时采集、传输、存储、分析与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数据应当被保留多久、谁拥有隐私数据的访问权等都是智能老年健康管理领域亟需解决的隐私方面的具体伦理问题。其次，智能机器监护老年人可能导致减少老年人社交、子女的陪伴。关于智能护理机器人的引入对老年人心理问题的影响研究表明，使用护理机器人的老年人易出现社会孤立现象，进而导致尊严受损②。过多的智能既会减少老年人外出和交流的频率，也使子女或亲朋责任感降低，对老年人的关怀止于虚拟问候，而不再是频繁地看望与聊天。有学者认为，健康助手功能会使原本亲近的护理关系转换为远程的虚拟的照料关系③。从而加剧老年人心理上的空虚感与孤独感。如何缓解和调节老年人心理问题是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应用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最后，老年人的“物化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具体伦理问题。所谓物化，Kitwood对其的定义是：像对待无生命物质那样对待人：推、拉、拽一个人，不把他当作一个有生命的个体。Astell曾认为辅助机器人可能会机械地控制使用者，并逐渐使其变得失去自主性④。智能护理机器人等操控式的服务过程有可能损害老年人自主意愿，老年人普遍认为不应该限制他们自主选择的权利，如他们不希望所有人知道他们在家中跌倒，因为某些跌倒仅是小事，自己可以克服，他们认为只有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才应通知别人。然而这与智能护理系统一旦发现护理对象跌倒，就立即发送消息给亲人或医护人员的护理策略相矛盾⑤。机器人应在何种程度上保障老年人的自主意愿，减轻其心理负担，维护其尊严，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老龄社会正义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地区差异方面。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问题都不容忽视。考虑到护理服务涉及人最基本的健康权利，然而由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不同，偏远地区、农村的互联网都不畅通，健康信息系统建设不到位⑥，老年人往往无力购买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护理机器人等健康管理机器，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凸显。如何在研发和推广智能设备中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购买力，是关乎社会正义的伦理问题。

二、现实考察：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困境

（一）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数据统计，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为216.9亿元，比2016年增长52.8%，增长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2020年有望超过700亿元①。其中，“人工智能+融合医疗、金融、教育和安防等领域企业”位居全球人工智能目标市场行业首位，总计占比40%。国家高度重视，企业与医疗机构积极探索老年健康产品的研发、推广与应用，先后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初步进展，为人工智能服务于老年健康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先，信息化与大数据推动智慧医疗的发展，为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信息化与大数据是人工智能有效嵌入的基本要素，因此医疗信息化的实现和医疗大数据资源的壮大是推动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应用的重要基础。近几年来，高速、移动、安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社区光纤网络覆盖率不断提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互联网逐渐向高龄人群渗透，60岁以上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接触率和应用率逐年上升。与此同时，健康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不断推进，早在2011年，老龄办和民政部门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社区为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项目启动试点工作，试点项目50余个，据统计覆盖老年人口仅3000多万；2014年民政部和发改委确定在全国选取了42个地区推进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改革的重点之一即是加快信息平台建设。2018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推进远程医疗覆盖全国所有医联体和县级医院，支持高速宽带网络覆盖城乡医疗机构，建立互联网专线保障远程医疗需要。“互联网+医疗服务”建设初具规模，各级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积累了大量老年人有关的数据资源，其中包括老年信息数据库建设与大数据共享平台与服务平台建设，为下一步人工智能的嵌入奠定了坚实根基。

其次，国家高度重视，政策与法律建设不断推进，为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制度基础。一方面，为推动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指导性政策文件不断出台。如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同年12月工信部公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部署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2018年1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提出确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标准体系；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医疗、养老等多领域的应用。各省市积极响应，出台本地区的具体实施意见，为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的应用确立了方向。另一方面，为应对各类风险与危机，我国不断推出信息建设与信息安全的相关规定。据统计目前我国信息治理层面的相关法规已有100余件，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侵权预防和网络犯罪惩治等多个领域②。具体到医疗行业，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7年工信部、民政部、卫计委联合印发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等文件，都着重强调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体系，打造一批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品牌。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互联网+”养老服务创新，到2020年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等，都指出实现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要基本覆盖全国人口并完成信息动态更新。这些直接或间接性文件的不断完善，为人工智能在健康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

最后，在技术与政策环境的激励下，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初见成效。从易得的传感器，到智能化的可穿戴设备，智能护理床、健康服务机器人、陪护机器人等服务机器人，越来越多智能设备参与到老年人健康管理领域。近几年，房地产商、保险公司、养老机构积极推出高端养老项目，健康服务机器人也随即而来，其中天津哈士奇机器人作为全球首台健康服务机器人成为标志性事件。而后，机器人也开始应用在福利中心和养老机构，仅杭州就有70家养老机构和40家照料中心引进了“阿铁”养老机器人①②，机器人具备健康检测、健康顾问、紧急报警与陪伴逗乐四项主要功能。同时依托“互联网+”搭起智能居家养老服务的桥梁，一是通过智能健康腕表随时测量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数据。相关研究表明可穿戴智能设备在治疗慢性病方面有显著效果，治疗费用、住院时间等都有所降低③④。二是“开心”等智能健康养老机器人通过人体感应、摄像头远程监护、声源定位、语音识别等系统为居家老人提供安全监护、用药提醒、数据分析等健康服务，约87%的受访者表示类似于“开心”的智能健康养老机器人会对空巢老人有用⑤。三是通过“互联网+”和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等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通过机械骨骼、轮椅机器人等助力老人康复⑥。从监护到治疗，人工智能在各种养老模式的老年人中的初步试水，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战略性思维。

（二）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难题

人工智能为老年人实现全过程健康管理提供了条件，推动了老年健康管理模式的突破与创新，然而目前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仅处于起步阶段，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其一，从应用范围来看，价格壁垒难以突破，老年健康管理中人工智能缺乏动力。医疗行业本身就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医疗体制改革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已推行多年，但仍有很多问题为人们所诟病。人大代表罗卫红曾提出目前医养结合虽初具成效，但仍存在医养结合服务需求与承载力不对称、行业管理体制不完善、医养结合医保支付政策难以保障护理需求等问题。人工智能嵌入老年健康管理为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创造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设备造成的健康管理服务费用谁来支付、怎样支付，目前国内尚未达成共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智能健康机器人多出现在养老机构，而非居家老人家中。不可否认，在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非常重要，机器人的引入对老年人尤其是对高龄老人、半失能老人与失能老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无论是9064模式还是9073模式，绝大多数老年人是居家养老。针对居家生活老年人的健康监测、预防、治疗、康复、护理和心理慰藉等服务需求亟需人工智能的嵌入，然而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因为智能装备价格较高，老年人个体往往无意愿或无力购买较为昂贵的智能感应设备，另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后续健康服务能否持续跟进，比如一个智能腕表就价值几千元，如果后期的服务没跟上，老年人损失就会很大。人工智能的应用必须考虑各方支付意愿，其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可推广的范围。如何围绕大健康战略来定位发展人工智能，实现医疗健康服务利益相关者的协作，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是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其二，从信息化建设来看，人工智能应用于老年健康管理的信息孤岛劣势明显。人工智能的应用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推进医疗服务大数据建设，建设老年群体数据库与医疗服务信息平台，统一相关数据标准是基础。“人工智能+医疗”最大的问题在于数据的来源和质量，因为我国的医疗数据在医院与医院间、医院与家庭间存在信息孤岛，即使在同一个医院提取和利用数据仍涉及很多操作手续。与此同时，虽然各地政府一直在强调健康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但进程并不乐观，多数老年健康服务仅停留在通过社区门诊或体检获得数据，共享在街道一级，实现市级统一平台建设的省份屈指可数。除了技术条件的制约，更多的是缺乏全局的考虑与统筹规划，民政部门、统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部门、医院等多部门之间的责任模糊，各涉老部门缺乏沟通与配合；各地区各自为政，缺乏共享理念和共享动力，有效的沟通不足，相互之间在操作系统、网络协议、语义表示、数据库类型，乃至硬件管理平台上存在差异，医疗信息数据不能有效实现地区共享，阻碍了人工智能赖以为生的数据信息资源的有效流通，既造成了数据信息资源重复建设，也限制了数据信息资源功能的最大发挥。可见，要想人工智能应用于老年健康管理，积极突破数据壁垒势在必行。

其三，从健康服务相关主体来看，养老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医疗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不足。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等服务机构本身不生产人工智能设备，而是通过引进人工智能设备服务于老年人，科技企业才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者。服务机构最了解老年健康管理全过程需要什么样的人工智能产品，而科技企业则在技术上独占优势。二者通过跨界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明确研发内容，最大程度缩短研发周期，以满足老年人健康管理的需要。然而目前国内各级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在该领域的开拓相对滞后，除了发达城市的大型房地产公司通过与科技公司合作建设高端养老基地，应用人工智能参与老年健康管理服务，实现了企业间的人工智能合作外，多数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有待进一步跟进。与此同时，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提升自身对人工智能产品的驾驭能力也离不开同科技企业的有效合作。两者有效合作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老年健康管理过程中的人工智能创新能力的提升。两者如何建立合作机制，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与应用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当务之急。

其四，从研发主体看，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人工智能发展受制于稀缺的专业人才。人工智能任何相关技术方面的突破都依赖于人才，可以说其发展能力取决于人才数量。《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显示全球AI领域的人才缺口达到百万量级，2017年工信部发言人指出在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稀缺的专业人才资源是制约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落地的一大短板。人工智能的专业人才既要掌握数据挖掘、语音图像识别等计算机层面知识，又要了解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客观状况。AlphaGo之所以能战胜人类围棋世界冠军，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设计者DemisHassabis本人就是天才棋手①。因此，人工智能老年健康领域的专业人才需要集计算机专业技术与健康养老服务行业实践于一身，才能研发出适合老年群体的智能健康医疗设备。目前国内的人工智能专业性人才缺乏，且多集中于制造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开发工作，虽然一些科技公司与医疗机构合作取得初步的成果，但在医疗领域结合上缺乏深度，直接针对健康服务领域的人工智能人才更是不足，阻碍了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行。

三、未来选择：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关键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老年健康管理创造了全新的环境，同时也对政府、社区、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需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老年健康管理的深度融合，以促进适应时代诉求的老年健康管理智能化。

（一）构建人工智能嵌入老年健康管理的管理机制

DouglassC.North指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范式②。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迫切需要现有机制的突破与创新，当前必须做好三个层面的具体工作。

一是形成专业的领导机制。人工智能科学嵌入老年健康管理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统一规划和部署。2018年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整合了此前散落在人社、民政、卫计委、发改委等多个部门的相关医疗职能，改变了“九龙治水”的管理局面，为人工智能在医疗行业、健康领域的嵌入提供了契机。在老年健康领域推广人工智能应纳入医疗保障局的工作内容，积极推动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与科技企业的合作，全方位部署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格局，从传感器，到智能化的可穿戴设备，健康服务机器人、智能护理床、陪护机器人等服务机器人，从智能家居设备、养老服务机构智能设备，到智能医疗机器，从老年人健康数据建设到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与护理等，培养一支兼具智能理念和实践经验的新型领导队伍，确保政府部门在人工智能应用中始终掌握主动权。

二是培养多元主体信息共享机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依赖于数据，因此，人工智能嵌入老年健康管理，一方面需要挖掘分析大量老年健康数据，以便人工智能设备的研发，另一方面需要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居家服务中心、老年人等相互间的数据连通与安全共享，促使多方有效参与老年健康管理。加快健康养老信息平台建设迫在眉睫，要着力提升多元参与主体的数据素养和技术素养水平，促进多元主体相互间协同配合，协调老年健康数据在各部门间的流通，实现数据信息的交互及供需的有效匹配，从而打破数据壁垒，为提升老年健康管理水平提供数据支撑。

三是建构道德伦理矫正机制。享受人工智能给老年健康管理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对道德伦理的挑战。首先，进一步完善信息保护机制，减少甚至消除老年人对个人信息数据泄露的担忧。其次，科学认识和使用人工智能。虽然现有的人工智能在某些层面和维度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了人类智能，但其工具性色彩没有改变，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旨在提高健康管理水平，而不是取代医护人员和亲朋好友。儿女的关心、好友的慰问以及老年人必要的社交互动都不可或缺。最后应通过技术发展，为人工智能注入情感，促使人机交互更加和谐。

（二）构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载体的老年健康技术系统

推进各级医疗机构和各地养老机构在老年健康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通过智能化处理系统和便捷高效的急救处理流程，即系统能自动采集老年人身体状况数据并进行分析，当发生意外跌倒或生命体征数据出现异常，智能呼叫相应的医疗机构，使老人及时、准确地获取医疗服务。为此，应重点做好两个层面的工作。

一方面，建设针对老年健康管理的智能处理系统。智能化系统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强化老年健康的数据挖掘系统和数据存储系统建设，有效整合老年健康管理智能化进程中的各类非数值型、非结构化数据，同时有针对性地引进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如生物识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虚拟等，提升人机交互过程中老年健康数据的处理效率，并以此形成由知识库、数据库、推理机、解释器和知识获取等组成的老年健康管理系统，为提高老年健康管理水平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创新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医疗流程。智能系统的生命在于应用，老年健康管理途径与方式的优化必须以智能处理流程的创新为依托。其一，通过人工智能实现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自动检测，根据不间断、全方位的健康数据跟踪，智能评估老年人身体与心理的健康状况，并基于数据分析提出智慧决策，确定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应采取的措施。其二，智能系统要在识别老年人紧急救助需求的基础上，主动通知医疗机构，使老年人及时得到救助。至于医疗机构的选择应符合分级诊疗原则与就近原则。这对于减少老年人独居风险，为空巢老人提供“健康保险”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构建“校—企—医/养”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合作机制

学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科技企业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主力军，而医疗服务机构与养老机构是老年健康管理的重要参与者。推进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应用，迫切需要三者的深度协作，以达到通识成材、借势运力、以智发展的目标。

其一，探索高校与企业协同人才培养模式。相比美国人工智能人才数量，我国明显滞后。据领英数据显示，我国从业经验10年以上的AI人才占AI人才总数比例不足40%，而美国这一比例超过70%；美国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人才数量占比分别为22.7%、37.4%和39.9%，而中国为3.3%、34.9%和61.8%，人才培养势在必行。如上文所述，人工智能的专业人才既要掌握数据挖掘、语音图像识别等计算机层面知识，又要了解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客观状况。科技企业需要高校的理论与人才的支持，而高校则可借助企业的数据资源和技术平台推进科研理论进展，将研究价值落地。因此，高校应加强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设，吸引国际顶级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加强与科技企业、国外高校及相关机构的合作，将技术教学贯穿到实训项目中，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培养贯通人工智能基础理论、软硬件技术与医疗服务领域应用的纵向跨界人才。人工智能校企合作将有助于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的加速发展，为人工智能应用打开新局面。

其二，搭建医疗服务机构与企业合作平台。近年来，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华为等国内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为老年健康管理的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人工智能本身就涉及多重技术，不同行业或领域的关键技术必然存在差异，加快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医疗服务机构既要借助科技企业的技术优势，引入智能技术，又要借助科技企业的智力优势，培育服务人才。这就要求医疗机构积极通过研发外包的途径，由科技企业打造契合老年健康管理需求的智能软件与硬件，加快老年健康管理智能产品的开发与推广，促进产品从监护提醒类、健康监测类，到医疗设备类、陪护聊天类，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同时注意开发心理健康护理机器人，实现智能产品的多元化与精准化。与此同时，医疗机构通过与科技企业的合作，提高本机构内部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

（四）构建老年健康管理人工智能产品的定价与补贴机制

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推行受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囿于无利可图与老人抱怨收费高现象并存。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既不能完全市场化也不能严控低价，应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与相应的财政保障机制，以平衡市场主体盈利与老年人经济承受力来促进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

一方面，合理确定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产品的价格。老年人的健康管理产品与服务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过高的价格会忽略老年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过低的价格又影响社会资本的收益率与参与积极性，阻碍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任何资产的期望收益率都由无风险利率和对所承担风险的补偿—风险溢价两部分构成，考虑到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产品合理的投资收益率应等于或略低于市场平均投资收益率，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另一方面，建立相应的财政补贴机制。虽然老年人收入来源更加多元，自报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有能力购买健康管理设备，但价格仍然是影响其选择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受年龄、身体状况、收入等多重因素影响，有必要分地区、分群体进行大面积的调查统计，找到不同身体状况与经济状况的老年人有能力和意愿支付的平均价格。根据计算出来的市场价格与老年人可支付的价格，分类别分等级进行补贴，对于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要免费配置相应的智能设备。

此外，加强老年健康管理人工智能应用状况的监管体系和绩效评价体系。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整体还处在较低的发展层次，在认知能力、感知行为、风险对抗等诸多方面仍比较笨拙，应在加强人工智能嵌入的可能性风险管理的基础上，采取第三方评估方式，科学评价人工智能应用过程的技术适用、服务质量等环节。推进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的不断改进与发展。

四、结语

老人与智能时代篇2

关键词：天津市 养老院 智能化养老 问题 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天津市作为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之一，其老龄化进程已进入加速阶段。据天津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235.91万人，占15.2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8.66万人，占9.61% [1] 而市老龄办与有关部门合作进行的“天津市失能老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显示，2014年天津市失能老人总数为14.33万人，到2020 年，将会有17.09万人，到2030年，将会有21.48万人。在我国形成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天津市积极响应号召，根据自身实际，形成了“973”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机构作为养老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养老压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14 年 6 月，民政部的《关于开展国家智能养老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的通知》提出：“要依托养老机构对集中照料人员开展智能化服务，研究探索养老机构对周边社区老人开展社会化服务新模式，建立健全技术应用标准体系，形成一批技术应用成果，促进智能养老物联网相关产业健康发展。”而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与发展，总理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智慧养老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1―2015）》中也强调，要“加强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依托现代技术手段，为老年人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规范行业管理，不断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在天津市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养老服务未能完全满足老人需求的背景下，天津市政府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居家养老智能化、养老机构智能化等改革尝试。结合我国老龄办关于智能化服务的解释，将智能化养老综合定义为：运用智能控制技术提供养老服务的过程，是以互联网、物联网为依托，集合运用现代通信与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老年服务行业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健康舒适服务的现代养老模式。[2]智慧养老模式的原理是利用物联网、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各类传感器终端和计算机网络的无缝连接。[3]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明晰了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建设的必要性，并对其现状、问题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进一步推广完善的建议。

1.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建设的必要性

天津市养老院的智能化建设，是顺应“供给侧”改革思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对养老服务供给方式进行的创新与尝试。作为信息化浪潮下的产物，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提高工作效率与科学性

养老院的智能化建设，通过智能终端、可穿戴设备等的智能化工具，可以有效监测老人的心率、血压并第一时间获取老人的定位信息，如同一个“电子围栏”，有利于提高养老院工作的科学性与效率性。

1.2降低运营成本

养老院通过智能化、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利用各种智能终端，机器人辅具等，可以实现对老人全天候、科学性的有效监控与服务，机器人等辅具可以帮助身体不便的老人完成基本的活动，从而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在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智能化养老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养老院的运营成本。

1.3满足老人个性化需求

养老院的智能化建设，通过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性格、爱好等信息综合，可以对每一个老人的身体、爱好、心理等情况做到全面了解与及时更新，从而有效改善以往养老院“一刀切”式的服务方式，为老人提供定制型、个性化的服务。

1.4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

养老院的智能化信息系统，综合了老人各方面的信息数据，是一个储量巨大的数据库。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据处理技术，可以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并深入挖掘老人的真实需求，从而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确定、具体项目等提供依据，利于提高政府的决策科学性。[4]

2.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建设现状

天津市已开展了信息惠民试点工程，开始了对养老院智能化的探索。天津市政府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加快发展城市物联网，推广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城市智能管理。”

天津市已开展了惠民信息养老服务和智能化养老服务的改革探索，确定了和平区劲松养护院、南开区鹤童养老院、武清区第二养老院等7家养老机构作为信息惠民试点。天津市南开区养老中心建成了全市首个养老服务管理云平台。该养老中心也成了全国首批“养老机构信息惠民试点”。

南开区智慧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以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模式为基础，覆盖三级养老服务管理网络、24个社会养老机构、5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及电商提供的以日间照料基本功能为基础的各类为老服务，通过手机、电话、电视、互联网等多入口，实现老人信息和为老服务信息的共享与交互。该养老中心为老人配备了智能终端，具有心率测量、即时提醒、一键呼叫、防走失等功能，并通过“一卡通”可实现门禁、水电、就餐等多种功能。

此外，和平^劲松养护院、津南区天同医养院等都引入了智能机器人，可以实现对老人情况的全天候掌控，还有部分养老院引入了智能床垫、智能离床脚垫等智能化设备，能够及时发现老人身体的异常状况，从而精准、有效地提供服务。

天津市还开展了养老机构社区延伸服务，通过智能化系统，把养老机构的专业服务引入社区家庭，养老院中的护理人员入户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如龙福宫养老院便将服务引入社区，以满足老人的不同养老需求。

天津市部分养老机构建立了自己的信息系统，已拥有智能腕表等可穿戴智能设备，也拥有一卡通、一键呼叫器等众多智能终端，还配备有智能机器人、智能床垫等智能辅具。南开区建立了养老服务管理云平台。天津市养老院服务智能化已初见成效。

3.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建设中的问题及障碍

由于天津市养老院的智能化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经验不足，因此在推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及障碍，主要分析如下：

3.1缺乏专业人才

养老院智能化信息系统的使用，对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需要懂得基本护理知识的人员，更需要兼具医护知识与信息处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该人员必须熟悉电子化操作，能根据系统的反馈及时满足老人各类需求。而就天津市目前养老院工作人员来看，50岁以上的人占到80%以上，这无疑为智能信息系统的使用以及推广带来了一定的难题。

3.2购买能力不足

养老院智能化系统，各类智能终端，本身的安装与运行就需要一些费用。但是，由于老人陈旧观念的影响，以及现实购买能力的制约，使得老人甚至老人家属对智能化产品产生抗拒情绪。福康养老院的负责人曾坦言，养老院很愿意接受智能化设备，但是老人家属由于购买力的限制，并不太接受。由此可见，在未富先老的老龄化背景下，购买能力的不足是推进智能化养老的不可忽略的一大障碍。

3.3银色数字鸿沟的存在

智能化养老的最终目标是更好地服务于老人。但是，由于老人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的衰弱，学习能力下降，对信息化事物的敏感度明显不足，因此各类智能终端对老人而言，在实际操作与使用过程中便会存在诸多困难，从而给智能化系统的推广及使用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4缺乏行业标准和监管

由于我国智能化养老进程起步较晚，国家虽然出台了相关的指导性文件，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缺乏细节支撑。天津市同样出台了相关政策性文件，但大多为鼓励引导型，对于智能B老服务业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智能产品标准、服务质量评估等尚缺乏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且目前对于智能化服务的监管与评估制度尚不完善。由于标准及有效监管的不足，导致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

3.5信息整合度低

天津市养老院现有的智能化信息系统，目前只有南开区建立了覆盖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模式的三级养老服务管理网络，可以实现老人信息与为老服务信息的交互与共享。且南开区养老网络还在不断更新，以充分整合、合理利用宝贵的数据资源。其他养老院的系统间整合度低，信息呈碎片化，各个系统独立建设、条块分割。这不仅不利于各养老院间的信息共享，也不利于形成大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4.推进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基于以上对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养老推广过程中的问题及障碍分析，为进一步促进天津市养老院智能化建设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从而为天津市乃至其他地区的养老院智能化建设提供探索性建议。

4.1政府部门加强顶层设计

政府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规划者、政策制定者、推动者、扶持者、协调者和监管者的重要角色。[5]智能化养老作为新生事物，政府必须做好顶层设计，才能保证天津市养老院的智能化建设在方针政策的引领下，真正实现普惠性。首先政府应当完善制度建设，对养老院的智能化服务、产品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与标准要求，以保障老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政府应更新、完善监督与评估机制，以适应智能化服务工作的新变化；此外，国务院在2015 年的《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 + ”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地方政府要支持养老机构和企业运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手段促进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因此，政府应当加大政策优惠及财政支持，并与市场组织合作，以适当降低养老院的前期投入成本，应对老人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对于特困老人，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保障其享受智能化服务。

4.2培养复合型人才

养老院的智能化养老以及社区延伸服务的增加，加大了其对于兼有护理与信息技术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因此，政府应在社会上形成尊老、爱老的社会氛围，鼓励各专科院校开设为老服务的相关专业，从而培养众多具有信息化技术与能力的专业护理人员；养老院自身需要加大对现有员工的培训力度，以提高员工对智能化系统的适应性与熟练度。此外，养老院还可招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以对系统进行维护、更新与保护，以保障老人的隐私及相关权益不受侵犯。

4.3对老人进行指导培训

老人由于身体机能的衰弱，对于智能化产品的认可与接受能力有限。政府与养老院可以通过指导培训等方式，帮助老人克服现实及心理上的障碍。相关政府部门应与养老院通力合作，加大智慧养老的宣传力度，使智慧养老在社会形成一股热潮，以使老人及家属明晰智能化养老的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从而促使其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增加老人对其的认可与接受。同时，养老院应该注重对老人进行耐心的指导与培训，及时解答老人在使用过程中的各种难题，从而使老人能够熟练使用各类智能终端。

4.4推进智能化养老技术研发

要想老人尽快地适应，并熟练使用该类产品，在对其进行指导教育的基础上，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智能终端产品的易用性，使其操作更加简便，以降低老人的使用难度。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实施意见》中就指出，强化财税支撑，发挥科技计划和现有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支持“互联网+”融合创新关键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产业化发展以及应用示范。顺应 “十三五”时期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的号召与要求，天津市政府、养老院、市场组织三者应当建立良性合作关系，以促使智能化养老技术的不断更新与完善，从而为老人提供更加智能化、人情化、贴心化的养老服务。

4.5搭建综合性养老信息服务平台

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实施意见》中指出，要充分运用智能穿戴设备和物联网等技术采集居民健康信息，实现养老信息与医疗信息互通，促进健康信息动态管理，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当前信息的碎片化，各养老系统间的条块分割，不利于发挥大数据的优势，无法根据各数据间的联系，为老人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同时也不利于政府科学决策的做出。因此，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支持与科技研发力度，与社会组织合作，探索搭建综合性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以各区为管理中心，最终建成全市统一的养老信息服务平台，以促成智慧城市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2015年天津市人口主要数据公报.天津市统计局.天津市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协调小组办公室.

[2] 徐莉，王萍.关于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思考―从智能化养老的兴起谈起[J].商业时代，2014（12）：116-118.

[3] 席桓.智慧养老：以信息化技术创新养老服务[J].老龄科学研究，2014（2）：12- 20.

老人与智能时代篇3

西欧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催生的近代社会保障制度在1929年～1933年大危机中被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在二战后的资本主义黄金岁月，这种“从摇篮到坟墓”式的全面社会保障制度一时被引为自豪。然而，70年代的“滞胀”奏响了传统福利政策的挽歌，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技术进步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更向大多数国家的“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在全球涌动的改革浪潮中，南美的发展中国家智利以其激进的私有化模式一举跃上潮头。

改革前，智利实行是政府管理的“社会统筹、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这种模式由在职一代负担退休一代的养老，国家用来支付养老金的资金就是在职一代缴纳的费用。但这种模式有它致命的弱点：作为一种隔代转移支付体系，个人领取的养老金与他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毫无瓜葛，完全由政府控制，出于“搭便车”心理，偷费漏税成风；并且，老年人口增加导致就业者与退休者的赡养比下降，1960年是六个在职者养活一个退休老人，到1980年发展成两个在职者养活一个老人，在职者上缴的费率越来越高，甚至相当于工资的50％左右，投保者难以承受；国家财政也面临巨大压力，1980年财政赤字高达养老金总额的28％。此外，养老金由政府管理，费用极高。

自己为自己养老保险

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智利巨额债务和高通货膨胀先后引爆两次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后，一批留美青年经济学者获得重用，并由他们主持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了解除政府沉重的财政压力，增加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企业活力，1981年，这批留美学子对智利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是促进养老保险制度私有化。经过改革，新的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养老金制度取代了“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累积型、私人管理和政府辅助构成了它的四大支柱。

新的退休金制度取消了雇主对养老保险缴款的义务，个人独立承担缴纳责任。凡新就业者均须参加这一制度，退休金按月工资的10％缴纳，逐月积累，存入个人账户；同时，个人账户上的资金可以进行投资运营，退休后将账上缴费本金及增值收益支付给该会员，并允许继承。会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就可以领取退休金。在职期间积累多少，退休后就能用多少，自己为自己养老，“谁交钱谁受益”。退休金逐月支付，并且每年按月调整一次支付金额。政府将这项制度提升到法律层次，迫使人们参与新的养老保险制度。经过科学的统计和测算，专家们认定，按工资的10％缴纳养老保险税，劳动者退休时至少可获得相当于其退休前工资50％～70％的养老金。

养老金管理私有化

在养老金制度管理上，政府由“运动员”转为“裁判员”，私人公司取代国家管理社会保障基金。政府只负责监管制度运行，而不再过多参与制度本身的运行。智利法律规定，只要能吸收400人以上参加、资本金超过12万美元，就可以成立退休金基金，社会成员有权自由选择退休金基金管理公司来管理自己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并可以在不同管理公司之间转移账户。为保证效率，对养老金管理公司没有内资和外资的限制。目前智利五家最大的管理公司中，有四家是由国外资本控制，比如西班牙银行、花旗银行、AIG保险公司。经过优胜劣汰，智利当初成立的20多家管理公司如今只剩下八家。

但是，引进私营公司管理社会保障基金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放任自流。新制度下，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下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制定法律和规则，建立养老基金管理总监，依法监督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并要求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完成最低经济效益指标，否则就责令其破产，由总监署负责清算，以保证其运行的安全。而且，国家还承担了对低收入阶层给付最低养老金的职能，投保会员个人账户储存额不足或管理公司破产时，政府给付补足最低养老金，对社会上不能享受任何养老金的人发放救济。

更为关键的是，智利政府还勇敢地承担了新旧制度转轨过程中的成本，负责偿还旧有社会保障债务。这部分社会保障债务主要分为三部分：1、新制度建立时已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权益；2、没有退休，但决定继续留在旧制度中的工人的未来退休金权益；3、决定转移到新制度中去的工人在旧制度下已经积累的权益。这三部分加总，以1981年现值为准，政府负债总额约为当年GDP的80％左右。对于前二者，智利政府直接以财政经常项目收入支付，后者以发行债券融资偿还。旧有社会保障债务由政府偿还，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得以轻装上阵，最终顺利实现了新旧制度的交替。

保障养老基金运营安全

可以看出，在养老保险基金制度运行过程中，智利政府只是一个“乐队指挥”――规则的制定者，其最重要功能是运用法律和其他监管手段，保障基金运营的安全。国家与社会养老保险相对分离，大大减轻了政府的直接责任（即社会保障供款或财政补贴），节约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在智利，养老金的投资和管理受到法律的严格控制，投资方式只能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选择。为保证养老金运营的绝对安全，智利的法律规定：养老金的投资必须是一种多元的组合，以减低风险。个人基金账户往来和基金管理公司本身的账目往来必须严格分开管理。这就意味着，如果基金管理公司企图侵占基金或者它的利润，财会制度这一关就无法逾越。另外，法律还规定，基金管理公司不能以基金为抵押获得银行贷款。

智利模式的优与劣

智利新的养老金制度一经推出，便受到全球关注。经过十几年运作，智利政府既建立了有效的社会保险制度，又促进了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1980年～1998年间，智利GDP年均增长5％。1999年，智利人均GDP已达5000美元，人口城市化水平达84％，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75.21岁。根据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分析数据，智利国民生活质量已经进入发展中国家前列。智利社会保障制度的成功表现为：

第一，基金管理引进了竞争机制，使基金的经营取得巨大成功，优化了投资结构。养老基金的私营化管理大大提高了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就全国的情况来看，自1981年5月新制度开始实行直到现在，养老金平均投资收益率是11.4％,而同期银行平均存款利息是7.1％,政府债券收益率是6.5％。当新制度刚开始执行时，大家对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率预期在5％左右。相形之下，旧体制下养老基金收益率仅为3％。养老基金的高收益吸引了新成员加入新制度，新会员越来越多。1982年106万会员参加，1994年达到288万。

第二，储蓄总额和储蓄率受新退休金制度激励而增长，向国民经济体系注入巨额长期资本，稳定了国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取得长足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养老基金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0.9％增加到1994年的43.1％。

老人与智能时代篇4

中国普天的展台位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8号馆中心入口显著位置（展位号：8A001），展台整体设计风格时尚清新，完美诠释出此次“与普天一起 走进互联网+智慧时代”的参展主题。整个展台面积达400多平方米，划分成新一代信息通信与信息安全、互联网+创新行业应用、低碳绿色能源等三大业务展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天此次还设立了智慧应用体验区，在智能会议室的环境中展示普天重点项目，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智慧时代给人们工作、生活所带来的便利。

通过此次展会，普天不仅向外界全面展示近年来践行创新、开放、融合的理念及成功实施战略转型的成果，还将公司旗下主导产业所涵盖的最新产品解决方案与应用案例一并呈现。

新一代信息通信与信息安全：

展示传统产业的新兴技术

通信产业是中国普天的传统优势产业，又是一个技术革新速度极快的产业。中国普天积极开展新一代通信技术的研究，保持传统优势地位。在此次新一代信息通信与信息安全业务展区，中国普天带来公司在通信领域的多项最新技术研发成果，包括宽窄带融合集群通信、LTE230无线通信专网、下一代安全网关、普天安全云平台及应用、非法语音业务防治、全面的智能ODN、虚拟云柜一体化、城域网微波系统等主要产品和解决方案。

在现场展示中，普天宽窄带融合集群通信方案将模拟集群系统、数字集群系统、4G宽带多媒体集群系统、公众移动通信系统、移动卫星通信系统、远程视频会商系统、音频系统、监控联网系统、中央控制等原本各自分散独立的功能子系统有机融合成一个多元化的通信系统。该系统实现了固定与机动、空中与地面、有线与无线的完美融合；实现全网全域各类信息在电子地图上进行统一标识、图形化展示、共享服务；实现所有接入用户无缝连接；实现了统一信息展示、统一资源调配、统一指挥调度，为领导的分析决策提供清晰全面，丰富精准的资讯支持。目前，普天宽窄带融合通信专网已在福州、沈阳、成都等地开设试验网。

中国普天此次带来的LTE230无线通信专网则是全球首个支持230MHz频段离散窄带聚合与动态频谱共享技术的TD-LTE无线宽带通信系统，支持数据采集、集群语音、视频监控等业务，具有广覆盖、安全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目前，已在国内20个省份建设22个TD-LTE230无线专网，网络运行良好。其中，广州供电局、昆山供电局两个规模最大的TD-LTE无线宽带通信专网项目，基站安装数量超过10个，终端接入数量超过2000个。

普天安全云平台及应用则是新一代绿色数据中心解决方案。该方案致力于打造智慧城市的数据支撑平台，这个被称为“一站式办公平台”的系统利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等技术，提高政府在办公、监管、服务、决策的智能化水平，形成高效、便民、敏捷的新型政府，实现传统“电子政务”向“一站式办公”平台的智慧政务转变。

“互联网+”智慧生活：

无处不在的智慧体验

如今，智慧的概念已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次展会上，中国普天向外界展示了自身技术在医养结合、智慧养老、智慧社区服务、智慧政务、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与溯源平台、手机钱包服务助手以及云WiFi大数据应用、基于大数据的数字媒体深度挖掘、智慧城市大数据挖掘与应用等主要产品应用与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现了“与普天一起・走进互联网+智慧时代”的主题。

医养结合的远程医疗养老协同服务平台将养老服务和医疗机构有机地结合，形成集一体化服务体系，切实满足老年人对医疗、养老服务的多元化需要，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有力保障。在本次展会上，普天医养结合的远程医疗养老协同服务平台将在展示区模拟医院专家远程会诊室，并远程接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远程康复室，实现远程康复室与展会现场实时互动。

云WiFi大数据应用系统是基于最普通、最被老百姓接受的WiFi免费上网的模式，快速实现用户对于行业或政府的服务体验。同时通过对云WiFi服务所产生的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产生的趋势分析和用户标签及画像等资料可以帮助行业用户和政府实现传统方式无法获得的最直接的用户数据。云WiFi大数据应用系统集合了最新的互联网应用服务，实现了与大数据分析系统的结合，并通过核心算法实现了数据的清洗和分析，为行业客户及政府快速实现“互联网+”提供了最便捷的基础应用服务工具。

低碳绿色能源：

新能源产业亮点纷呈

在当下备受关注的低碳绿色能源领域，中国普天也有多项成果展示。此次，中国普天带来了智能会议室、新能源汽车智能管理平台、节能数据中心、分布式能源及能源互联网以及光伏发电系统等主要产品应用和解决方案。

新能源汽车智能管理平台是普天新能源自主研发的首个全国性的基于互联网的新能源汽车智能管理平台，以城市为单位，以智能管理为核心，以电池监控为重点，有效保障新能源汽车运营安全。

该系统对入网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运行状况、车辆在途信息、充电设施工作情况等进行实时全程全网监控，深度结合“云计算、云存储和云服务”和移动互联、信息及车联网等信息应用技术，与Telematics（应用无线通信技术的车载电脑系统）服务能力相结合，构建城市新能源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了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和充电站网络间高度的智能化运行和集中化管理，既为政府提供信息监管评价考核的服务支持，也为用户提供优质的充电服务，让新能源汽车运营更安全、高效。

中国普天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发展新能源产业，以合同能源管理的新型商业模式，在智能、绿能、节能、储能的核心经营理念下，开发利用新产品和新技术，提供整体能源解决方案和规划建设运营一体化服务。自主研发普天能源大数据管理平台，可进行长期能耗实时监测、管理优化、为精确锁定的重点用能企业提供附加节能、提供数据支持。该平台在应用方面，已在浙江电网、南京栖霞区进行了接入；通过南京市政府投资和免费安装相结合，利用PPP模式将全市重点用能企业接入平台，达到节能规模化效应。

老人与智能时代篇5

《电器》记者发现， 老板电器在AWE2015 现场搭建了一个现代化的智能厨房，向观众全方位展示ROKI 智能烹饪系统，再现互联网时想的智能厨房生活场景。据ROKI 项目总监王剑春介绍，通过ROKI吸油烟机及智能烹饪生态圈，用户不仅可以得到种类丰富的智能菜谱，未来还可实现食材的远程配送。同时，ROKI 智能烹饪导航系统能自动控制吸油烟机风量和灶具火力的大小，图文并茂地分步骤指导用户如何烹饪美食，为消费者们提供美食烹饪的乐趣和分享的平台。此外，ROKI 配备的智能安全系统可以实现手机APP智能推送功能，能够在用户忘记关火时推送关火提醒，也可以直接远程关火。据了解，自此次会起， 配备老板电器ROKI 智能烹饪系统的智能厨电9700+9W70 和8700+9W70 开始预售，唯一指定预售渠道是老板电器官网。

老板电器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已不新鲜。2014 年，老板电器就已携手京东，在产品推广、供应链优化、数据共享、产品个性化定制等方面达成密切合作协议。据了解，老板电器与阿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的战略合作也在推进中。老板电器有关负责人表示，研发智能厨电只是老板电器战略部署中的一小步，建设智能烹饪生态圈、为消费者带来更便捷舒适的生活才是老板电器真正的使命。

根据老板电器的规划，未来公司将就吸油烟机与智能可穿戴设备的融合、智能推荐烹饪菜谱、智能化物流采购配送等方面，与更多的互联网企业进行跨界合作，借助ROKI 智能烹饪系统，打造一个以家庭厨房为中心的生态圈，让厨电产品成为智能烹饪生态圈的重要一环，重构厨电产业链，引导行业转型升级。

（一丁）

方太i魔方首发

在AWE2015 开幕式后，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秘书长徐东生来到门庭若市的方太展位，与方太集团副总裁孙利明一起见证了智能厨电方太i 魔方6 件套的。

此次方太的i 魔方6 件套智能产品，包括吸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蒸箱、烤箱和微波炉。方太i 魔方几乎涵盖了目前行业最有意义的智能技术，例如空气质量探测、远程监控、自定义菜谱、烹饪分享等智能运用，在外观上用全白色来体现高端科技感。在操作方式上，方太i魔方全部采用触控式。吸油烟机的风力大小调节由之前的挡位模糊式控制升级为精准式数字控制，排烟效果轻触可见。

孙利明表示，2014 年方太与京东的合作只是智能厨电的开始，此次推出的全套智能厨电产品是方太智慧厨房的体现。据介绍，方太i 魔方让灶具具备记忆功能，录制自定义菜谱，让远在异乡的人能尝到“妈妈牌”红烧肉的味道。很多职业白领由于忙于工作，常常会忽视自己的身体，方太i 魔方通过对用户饮食需求与行为的研究和设计，为用户量身定制科学健康、轻松愉悦的饮食方式，帮助他们平衡生活和工作。通过一系列人性化的设计处理，方太i 魔方不仅释放了厨房劳作压力，让用户更好地享受烹饪乐趣，同时更强调分享，传递出“趣味烹饪、智享生活”的理念，让厨房真正成为集联动性、娱乐性、开放性为一体的生活中心。

老人与智能时代篇6

老实人的身上有雄才大略。西汉大将韩信是一个老实人。年轻时的他无依无靠，因此常被人欺侮。从别人胯下钻过的那一刻，既是他老实品格的体现，也是他大智慧的迸发，给自己施展才华留下了机会。假如他当时将那个侮辱自己的人刺死，那么杀人偿命，恐怕他将会成为“草野之无闻者”而“湮没后世”了吧？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他这种老实的智慧，让他能够心甘情愿忍一时之辱，从而成就自己为一个“连万里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雄才大略之将。老实人的身上的确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老实人的身上还有生存的智慧。面对强大的吴国，越王勾践甘愿做牛做马，将老实的一面呈现给狡诈的吴王，从而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卧薪尝胆二十年，终于将吴国打败，收复失地;孙膑被同门师弟庞涓陷害，被挖掉膝盖骨后，装疯卖傻，展示出老实的一面，终于让庞涓安下心来，从而用计逃脱，并最终将庞涓杀死，报仇雪恨;鸿门宴上，面对强大的项羽，刘邦展示出自己老实的一面，让项羽相信这个“小弟”是绝对没有丝毫反叛之心的，从而为成就大业奠定了关键的一步……不难发现，勾践、孙膑、刘邦等老实的一面，其实就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也正是这种生存的智慧，才让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不是不可以聪明，但不能是“小聪明”，更不能是“自作聪明”，否则就要为自己的这种“聪明”付出或小或大的代价了！当今，就有一些腐败分子，凭借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小聪明贪污受贿，可最终呢，难逃国家法律的制裁。我国的“猎狐”专项行动中，就有许多潜逃多年的腐败官员相继落网，这不也验证了那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古训了吗？这些人“聪明”的代价不可以说不惨重啊！

事实上，老实人并不为吃亏代言。只有从悬崖边冲下的时候，人们才能看到雄鹰的英姿勃发;只有即将坠落时，人们才能看见瀑布的壮观雄伟;只有在特殊的场合，人们才能发现老实人的身上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评点】

1.拨云见日，体现思辨。“老实人吃亏”，这是在中国流传已久的观点。本文能够拨云见日，厘清“老实”与“聪明”之间的关系，让读者明白，老实人其实并不是吃亏的代言人。文章中充满了思辨色彩，体现了作者认识上的成熟。

老人与智能时代篇7

“在天下，歙歙”是说圣人在管理天下时，极力去消除自己的意志，不使自己的意志去影响百姓的行为，犹如人之纳气如内，“浑其心”亦涵纳圣人与百姓两个层面，其一是指圣人自己祛除物欲之心，怀着一颗淳朴道性之心，其二是使百姓消解私心杂念，专注其耳目听圣人之“无言之教”，而圣人视百姓犹如淳朴赤子，使之无知无欲，王弼注曰：“皆使和而无欲，如婴儿也。”[3]129惟其如此，圣人才能够“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第27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强调理想的统治者因任自然，顺物自然，属于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应该说已是学界共识。其中的问题恐怕在于如何看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有的学者由此推断老子并非反伦理主义者，老子重视“善”、“信”这些美德，是在张扬人民的伦理，反对封建统治者的伦理①。这种观点需要进一步探讨。老子在此所说的“善”、“信”并非伦理学意义上的至善、诚信等德性，而是道体视域下的“善”与“信”，是道之本体在社会生活、文化观念层面上的体现。如果说，老子道论哲学所谓“德”是道之本体在天地万物之中的体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51章），那么“善”与“信”则是“德”在社会生活领域和文化观念层面的具体化，故老子才说“德善”、“德信”，而不是简单地称之为“善”、“信”。在老子看来，现实的统治者总是以自己的善恶是非标准去要求百姓、管理社会，这种善恶是非标准并非基于道体之上的善恶是非。老子所说的“德善”、“德信”是“由德所玄同”之善、“由德所玄同”之信，亦即对百姓的一切生活形态和生活样式，皆认为是源于百姓之心，是百姓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皆属于道体之“德”的体现，与自然无为原则相吻合，故而加以肯定。所谓“圣人皆孩之”，即是使其回归到纯朴的无知无欲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百姓的生活形态尽管千姿百态，但根本没有善与不善、信与不信、是与非之分别。换句话说，老子并非不讲是非，不辨善恶，而是主张一种高于是非善恶世俗道德标准的原则，即道性的自然无为原则。如果我们停留于世俗道德标准层次，或者停留于伦理学层面的是非善恶去评判老子，甚至去谴责老子不讲是非，不辨善恶，就好比在常识的层次上去评判哲学一样，最终会降低老子道论哲学的层次。所以，不理解老子道论哲学，也就不可能理解此章内容的深刻性。

“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

作为理想的统治者，圣人尽管以无为原则管理天下，但仍然需要去“为”，即我们所说的“无为之为而无不为”②。那么，圣人如何“为”呢？《道德经》王弼本第64章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竹简甲本作“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③。我们以王弼本与竹简甲本相对照，逐字进行分析。首先看“能”字。王弼本没有“能”字，故而缺乏与后文“不敢为”的对照。竹简甲本所说的“能”是指圣人之能力，单就圣人的身份、地位、权力而言，他有能力去完成自己想成就的事业。但后文又说“弗能为”，这显然是因为某种信条、原则使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老子道论哲学中的圣人是道体的人格化，这种信条、原则就是道体的无为原则，而奉行无为原则是其职责所在。最后的“为”字指老子一贯反对的“有为”、“妄为”，从王弼本与竹简甲本的行文来看，王弼本“不敢为”是指因为担心、恐惧外在的压力、形势而不得不依此行为的方式，“不敢有为”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而竹简甲本“弗能为”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正面、主动的方式，相对于“不敢有为”来说，“不能有为”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显然，后者更合乎老子道论哲学的无为原则。其次看“辅”字。《说文》曰：“辅，助也。辅佐之义。”[4]2083既然圣人不能“有为”，那么为什么老子还说“辅”呢？难道“辅”不是一种“为”的方式吗？老子“无为”的本质是“无为之为”，它包含着三个层面：从“无为”的本质来说，“无为”之“为”指不妄为，顺性而为；从为之主体来说，“无为”之“为”指不为己而为；从为之度来说，指不过度而为。所以，“辅”是以无为原则为前提之“为”，是圣人需要给予社会管理一定的辅助手段。徐复观先生认为，“圣人对百姓而无为，绝不等于对百姓的不关切，所以依然要‘辅’百姓之所不足。‘辅’即是救助的救。但圣人的救百姓，只是因百姓之德以成其德，而不须以作为去代替百姓之德”[2]216。无为之“辅”，用老子自己的话来说，即“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第60章）。即尽量不去控制和影响百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圣人不干扰百姓，神鬼也不去伤害百姓，百姓不会感觉到圣人之存在，亦不知神鬼之存在，生活在一种素朴自在的状态，圣人无为，而百姓则会无不为，此乃老子“无为之为而无不为”思想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落实和体现。再看“万物之自然”。此处“万物”当指包含百姓在内的广义的天地万物。如果说老子的“无为”是一个哲学概念簇①，那么“自然”亦是如此。《道德经》中与“自然”意义相近的词语如“自富”、“自化”、“自正”、“自朴”、“自均”、“自宾”、“自生”、“自来”等。这些词均由“自”与另外一个字搭配而成，意指天地万物“自己”、“自我”如何，其中“自”字强调的是天地万物“自发性”、“自主性”和“自为性”。下面我们以第32章和57章为例分析“自然”与百姓的关系。第32章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大意是说，道体虽然“无名”、“小”，体现为一种纯朴状态，却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依据。“侯王”（圣人之代称）若能够遵守道体原则，天地万物就会归顺，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百姓则会普遍受滋润。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侯王”相守道体与天地万物的“自宾”、百姓的“自均”是相对应的关系，老子所言的无名之“道”、“朴”等是指理想统治者的活动方式，而“自宾”、“自均”只是就百姓而言的。第57章王弼本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竹简甲本稍有不同：“是以圣人之言曰：我亡事而民自富；我亡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毫无疑问，“无事”、“好静”、“无欲”均与“无为”同义或相近，“自富”、“自化”、“自正”、“自朴”均与“自然”同义或相近，也就是说，圣人“无为”与百姓“自然”是相对应的关系。老子试图按照道体原则提供一种理想的社会政治管理模式：“圣人无为———百姓自然”。老子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统治者的贪得无厌，推行“有为”、“妄为”的统治方式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与底层百姓生活的饥寒交迫，“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第75章）。河上公注曰：“人民所以饥寒者，以其君上税食下太多，是以民皆化上为贪，叛道违德，故饥。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为也。是以其民化上有为，情伪难治。”[5]289-290他劝诫统治者要实行“清静”、“无事”、“无为”的政策，“清静为天下正”（第45章）、“以无事取天下”（第57章）。要以“玄同之善”、“玄同之信”对待百姓，取得百姓的信任，顺应百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样态，“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5章）、“希言自然”（第23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2章）反对对百姓施行政令繁苛的“多言”政策，主张施行“希言”甚至“不言”之管理方式，“多言”—“希言”—“不言”恰是一个逻辑上的上升过程。近代学者蒋锡昌先生以“有为”与“无为”释“多言”与“希言”，“老子‘言’字，多指声教法令而言……‘多言’者，多声教法令之治；‘希言’者，少声教法令之治。故一即有为，一即无为也。‘自然’……即自成之谊。‘希言自然’，谓圣人应行无为之治，而任百姓自成也”[6]156。当然，“圣人无为———百姓自然”这种管理模式仅仅是老子的一种理想化模式，是道体自然无为原则在社会政治领域的特殊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种模式缺乏可操作性，因而不可能在现实的统治过程中推行开来，老子之后的黄老道家学派强调了道体向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倾斜，更加凸显了道体的社会功用和政治统治之术，亦即汉代司马谈父子和班固所说的“君人南面之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老子社会政治观的这一“缺陷”为黄老道家学派的产生“开辟”了宏阔的理论空间[7]46-47。

“愚民”与“弃智”思想解析

老人与智能时代篇8

2010年11月，经第三方评估，“王老吉”商标的品牌价值为1080.15亿元，成为新晋的超过海尔、百度的中国第一品牌。与此同时，广药集团宣布将充分利用“王老吉”强大的品牌资产，向“大健康产业”进军。接着，获得广药集团“王老吉”商标授权的广粮实业，于2011年3月，高调推出了两款冠以“王老吉”品牌名的新产品“固元粥”和“莲子绿豆爽”养生粥，迈出了广药集团“大健康产业战略”的第一步。据报道，在此之后，广药集团还将有更多的类似动作陆续出台，这一系列的部署已写进十二五规划。

然而，王老吉商标授权在专业上构成了品牌延伸，将对品牌造成极大破坏。本文从专业角度作出分析，供企业决策参考。

“凉茶”代名词铸就千亿王老吉

近年来，王老吉获得高速成长，得益于企业成功地将凉茶重新定位为“预防上火的饮料”，并围绕新定位，整合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战略节奏的推进上把握得相当到位，使得品牌渡过了成长阶段的一个个成长危机（详见笔者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08年5月号《再谈王老吉：定位之后如何长大》一文）。10年下来，王老吉在顾客心智中已形成了清晰的认知，成为了凉茶的代名词，而且还将凉茶这一边缘的品类――带有浓厚区域特色和地方饮用习惯的药饮，开创成了一个全国主流的、在心智中代表高端和时尚的饮料品类。

成为品类的代名词是品牌价值的根源。这样的品牌，因为拥有了顾客的心智资源，就像拥有一口永不枯竭的油井，能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为什么可口可乐一直被评为世界第一品牌？因为可口可乐主导了可乐品类，成为可乐品类的代名词。只要人类对可乐这个品类的兴趣不灭，可口可乐品牌就可以生生不息。可口可乐品牌的价值，源于可乐这一品类目前仍是世界第一大饮料品类的价值。

2009年被商务部否决的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案也证实了这一点：可口可乐公司愿意花近180亿港元巨资收购营业额远不及这个数字的汇源，正是因为汇源在中国代表了果汁品类，成为果汁的代名词。果汁今后的潜力有多大，汇源品牌的价值相应地就有多高。可口可乐公司所花的巨资并非为了消灭中国民族品牌的“阶级需要”，而是商业价值本身有合理性。可口可乐公司深知这一点。

品牌延伸破坏王老吉品牌价值

广药集团可能认为，借助王老吉的品牌资产进行多领域授权经营可以做大品牌价值。事实恰好相反，王老吉商标授权经营非凉茶产品，即实施品牌延伸，长期来看将导致顾客心智认知混淆，模糊品牌认知，最终破坏王老吉10年苦心培育的心智资源而使品牌贬值。

回顾品牌发展史，因品牌延伸而走向衰落的例子不胜枚举。搜狐率先在中国推出搜索引擎业务，当延伸到门户网站品类后，在搜索品类被百度取而代之，在新闻门户中也无法与新浪抗衡。曾几何时，春兰是绝对的空调领导者，随后春兰推出了春兰摩托车、春兰汽车，结果春兰从一个强势品牌衰落成一个边缘品牌，其领导地位被格力取代。格力也因代表了空调而获得辉煌的成功。

顺便提醒一句，现在格力正在重蹈春兰的覆辙，忘记了自己的成功之道。格力空气能热水器发力，持续下去终将模糊品牌代表空调的认知，严重削弱品牌的竞争力和价值。

可以预计，王老吉的商标授权愈多，对“凉茶”心智资源的破坏就越大，对品牌价值的侵蚀也越严重。

品牌延伸扼杀新业务机会

拿到或者想要王老吉商标授权的广粮实业们，则很可能以为可以借助王老吉的品牌价值，顺利做大自己的产品。遗憾的是，这也将事与愿违。

如前所述，王老吉的品牌价值与实力源于其在顾客心智中成为凉茶的代名词。顾客心智的运作规律一旦形成认知，就很难改变。王老吉品牌推出非凉茶产品，违背了顾客的认知，不容易被接纳，特别是遇到其他聚焦于该类产品的专家品牌时将处于劣势。“固元粥”和“莲子绿豆爽”养生粥等新产品，冠以王老吉之名，实际是负重前行，原本很好的产品失去做大的机会。

类似的案例俯仰皆是。霸王在洗发水上做得成功，之后延伸进入凉茶领域，结果无法获得顾客认同；联想电脑做得成功，之后大举进军手机领域，推出联想手机，结果落败。与本文的目的一样，笔者在联想手机一推出就多次撰文并曾两次在央视做节目时当面提醒柳传志先生此举行不通。很可惜，这一专业意见并未被柳先生重视。

娃哈哈与香港达利集团联手高调推出娃哈哈童装，也没有取得预期成果。柯达主导了胶卷品类，当它以柯达为名延伸到数码相机品类时，同样无法借助到柯达的品牌资产，远落后于其他品牌。要知道是柯达发明了数码相机，如果当初他推出新品牌，今天很可能是数码相机的领导品牌。茅台品牌如日中天，就是无法帮助茅台啤酒、茅台红酒实现市场突破，根本原因也是品牌延伸并不能借用到品牌在另一个领域中的声誉。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利用王老吉品牌延伸进入新品类，短期内会造成热销的假象。其品牌号召力会吸引经销商前来进货，形成第一拨销售“热潮”，误导企业在这一方向上继续发力。但由于新品类产品无法获得顾客的认同，使得产品停留在渠道上无法形成动销，良好的增长愿望不但无法实现，企业在新领域的巨大投资也难以回收。

维护心智资源是打造品牌之本

心智资源是新时代企业最稀缺、最宝贵的资产，必须充分珍惜利用、开发和保护。在可口可乐及百事可乐这两个世界级品牌成功在先而享有巨大优势的情况下，王老吉在中国能够脱颖而出并实现超越，正是凭借了“凉茶”这一独特的心智资源，这是他的品牌价值所在。任何破坏心智资源的举动，特别是商标授权带来的品牌延伸，都将严重破坏王老吉的品牌价值。

放眼全球，王老吉凉茶现已具备良好的品牌基础，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全球华人对凉茶的带动，以及神秘的东方魅力、五千年文明的助推，假以时日，王老吉有望走向全球与代表西方文化的世界第一品牌可口可乐争锋。

老人与智能时代篇9

最近几年，随着云技术的发展，教育也更加“云化”，“智慧教育”的概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老师们在课堂上也不仅仅只有黑板和粉P可以利用了，更多的互联网设备、人工智能设备进入到了课堂之中，使得现在的教育更加丰富多彩，也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

近日，锐捷网络在京举办新品会，正式推出深耕用户场景、直击教学应用痛点的“智慧云课堂”。该产品将学生课桌和智慧学习终端有机结合，配合丰富的教学互动管理软件，将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场景深度融合，以“课堂用、经常用、普遍用”为目标，打造面向未来的全新教学课堂。

用智慧重构课堂

“智慧”和“云”已成为时展的重要标签，智慧教育成了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然而，很多新一代技术装备却渐渐偏离了课堂教学的本质，一些看似“高大上、功能全”的产品，却因配置繁琐、故障频繁、管理困难、脱离教育主体的功能设计，并不好用。

针对以上问题，锐捷网络带着十余年来对教育行业的深刻理解和对用户诉求的精准挖掘，推出智慧云课堂，重新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字化学习环境。锐捷智慧云课堂方案包括由智慧学习终端RG-SmartRain100、智慧手写组件RG-RainPen、智慧一体化桌椅RG-RainDesk组成的硬件环境，以及教学互动软件RG-ClassManager Air（包含教室教师端、学生端和办公室Web端）组成。

在硬件架构上，智慧学习终端RG-SmartRain100、智慧手写组件RG-RainPen完全嵌入一体化桌椅中，实现了与硬件的完美融合。整套设备采用一键升降设计，教师可以统一控制，5 秒即可开启教学环境。与此同时，学生不仅可以通过智慧终端观看教师展示，还可通过智慧手写组件在普通纸张上实现真实书写，并在0.2毫秒内传输到智慧学习终端中，做到不改变学生书写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锐捷智慧云课堂方案采用PoE供电，低于人体安全电压，利用桌腿底部过线，彻底解决终端网络连接不稳和反复充电的问题，实现极简管理。此外，锐捷智慧云课堂采用了全球领先的“净蓝”护眼专利技术，有效过滤蓝光，保护学生视力。

创新的教学体验

为了实现“课堂用、经常用、普遍用”的智慧教育建设目标，除了高科技的硬件产品，锐捷智慧云课堂还配备了“一看就会用”的教学互动软件RG-ClassManagerAir，集备课、分组教学、随堂测试、翻转课堂、学情分析、学生激励于一体，实现“教”与“学”的双重革命。

老人与智能时代篇10

一、近50年来北京智化寺京音乐概况

中国佛教京音乐是指传承于北京东城智化寺、成寿寺、水月庵、天仙庵、广济庵及南城关帝庙、天龙寺等20余座寺院中的佛事音乐。中国佛教京音乐以智化寺为中心。

座落于北京古城东南角的佛教寺院智化寺，建于明代英宗正统九年（1444），是皇宫弄权太监王振所建的一座家庙。该寺院不仅以其建筑和藏经在北京佛学界著称，它所保留下来的古老乐谱、乐器、乐曲，特别是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的京音乐，在中国佛学界、音乐界更具有其珍贵的文献价值。

北京智化寺佛教音乐包括禅门（梵呗部分）、音乐门（笙管乐部分）、法器（锣鼓乐部分）三部分。近50年来，音乐界一直对智化寺的笙管乐部分（即智化寺京音乐）比较重视与关注。早在1952―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为智化寺录制了《清江引》、《小华严》两首只曲；《昼锦堂》、《锦堂月》、《山子》3首中堂曲和 1首焰口套曲《料峭》。1953年2月，老舍在北京文联主持的“燕乐晚会”上，查阜西第一次向文艺界介绍了智化寺京音乐的发掘过程与艺术特点，会上，演奏了《小华严》、《粉蝶出六条》（法器）、《昼锦堂》3首乐曲。1954年，在文艺界与宗教界联合倡议下，成立了“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研究会”，该研究会除记录整理了部分京音乐乐曲外，没有开展其它的演出或学术活动。时隔30余年，1984年，北京广化寺举行了中断30多年的智化寺京音乐招待会，召集已还俗的僧人，在会上演奏了京音乐乐曲，使智化寺京音乐在北京再次展现了古老的风貌。1986年，由北京市佛教协会与中央音乐学院联合组织了部分京音乐乐僧与专业音乐教师，组成了“北京佛教音乐团”，该团应邀于1987―1989两次赴欧洲德国、法国等地演出，以后又赴亚洲各国表演智化寺京音乐。1993年，赴台湾演出获得成功。1992年，北京市智化寺文物保管所为了传承古老的智化寺京音乐，聘请部分原智化寺京音乐乐僧返寺，同时招收“河北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的子弟来京习乐，每年国家投资约20万元，扶助抢救了这个古老的传统音乐品种，至今已10余年。

20世纪50年代至今，学者对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考察、挖掘与研究主要成果如下。

（一）主要论文

杨荫浏：《智化寺京音乐》（一），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印，1953年采访记录

简其华、王迪、杨荫浏：《智化寺京音乐》（二），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印，1953年2月9日―14日采访记录

思白（潘怀素）：《略谈智化寺的京音乐》，《光明日报》，1953年2月23日

杨荫浏：《智化寺京音乐》（三）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印， 1953年3月4日

查阜西：《智化寺京音乐》，《说说唱唱》，1953年

查阜西：《跋智化寺康熙乐谱》，《溲勃别集》（一），1953年7月2日印

黄旭东、伊鸿书、程源敏、查克承编：《查阜西琴学文萃》，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思白：《京音乐的历史性与艺术性》，《现代佛学》1954年第6期

潘怀素：《从古今字谱论兹乐影响下的民族音乐》，《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袁静芳：《文化背景与音乐功能的演变――〈料峭〉乐目家族研究之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袁静芳：《模式分析与谱系家族梳理》――〈料峭〉乐目家族研究之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袁静芳：《宫调的特质类归与历史探索――〈料峭〉乐目家族研究之三》，《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中堂曲研究》，《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1期

肖学俊：《智化寺京音乐与屈家营音乐会同族性之比较研究》，《比较音乐研究》1995年第4期

（二）主要论著

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台湾慈济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袁静芳：《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吴晓萍：《中国工尺谱研究・中国佛教京音乐工尺谱》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目前，随着人们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加强，智化寺京音乐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再一次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

智化寺京音乐近50多年来的变化与发展，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智化寺京音乐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这些变化与发展，有待于学者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去认识历史，分析现状与判断未来，以求对中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传承中的发展变化、社会属性、生存特点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回顾智化寺京音乐近5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将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佛教音乐文化历史发展规律与特点的认识和理论总结，有益于我们对当代以及未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佛教音乐文化发展趋向的预见与指导。

二、近50年来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历史变迁

（一）北京智化寺隶属关系的改变

144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智化寺是明太监王振的一座家庙，其音乐主要用于王振个人的祭祀与佛事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智化寺原有僧人基本上已还俗，寺院也暂时闲置，停止了任何佛事活动。

1956年北京市文化局接管了智化寺，智化寺由一所皇宫太监家庙转变为国家的一个行政机构。

1980年8月，智化寺成立了接管小组，将柏林寺经版移至该寺院保存。

1981年正式成立了智化寺文物保管所至今。

以上变迁，可以看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该寺院由于隶属关系的改变，直接影响到社会功能方面质的变化，即由行使佛教仪轨、祭祀活动的社会功能，转化为国家文物保管的行政职能功能。该寺院不再承担与进行任何佛教法事活动，以往传承的智化寺京音乐演奏僧人也已还俗，在智化寺，京音乐也停止了相应的演奏活动。

（二）智化寺京音乐社会功能的改变

自从智化寺改变其寺院的隶属关系以后，其活动功能也有根本改变。它已不是用于佛事仪轨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智化寺京音乐的演出，不是佛事仪轨型音乐文化，而是走向社会的音乐舞台，面向社会公众的赏析或演出，从佛事仪轨型音乐文化向剧场型音乐文化转化。如：

（1）到欧洲、亚洲等国演出。

（2）到国内各地交流演出。

（3）目前，经常性的演出是在智化寺为游人展示古老的智化寺京音乐。每天四场，每场一刻钟。由于演出人员全部为农民子弟，因此，每年夏收、秋收、春节三个节日，智化寺均要中断一周的表演，平时每天演出从不中断。这四场演出的时间是：

第一场 09:00―09:15

第二场 10:00―10:15

第三场 11:00―11:15

第四场 15:00―15:15

（三）北京智化寺京音乐乐队组织成员的改变

20世纪50年代以来，智化寺京音乐乐队组合成员经历了三个衍变阶段。

其一，1984年以前京音乐乐队组成成员全部为僧人。

管：绪 增（1920―1988，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五代传人）

慧明（1929 ―， 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六代传人）

笙：福广（1928―1992，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六代传人）

法广（1924―已故，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六代传人）

笛：本兴（1923―2009，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六代传人）

智远（已故，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五代传人）；

云锣：明声（1907―1992，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五代传人）

广明（1926―，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六代传人）

鼓：清海 （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六代传人）

其二，1986年北京市佛教协会与中央音乐学院联合组织了僧人与专业音乐教师的京音乐乐队，并正式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首批团员名单如下：

僧人名单 （管）绪增

（笙）福广

（笛）本兴

（云锣）明声 清海

（焰口）安和 奎林 广明

教师名单 （管）胡志厚 包健

（笙）冯海云 陈家齐 杨守成

（笛）蒋志超 陈涛

其三，1992年北京市智化寺文物保管所，为了继承与弘扬古老的智化寺京音乐，聘请部分原智化寺京音乐乐队的僧人返寺任教，如本兴（笛）、福广（笙）、慧明（管）、明声（云锣）、安和（鼓），在河北省固安县礼让乡屈家营村招收农民弟子入寺学习智化寺京音乐（因屈家营村有古老的河北音乐会的演奏及民间音乐传人）。

1986年以后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演奏，除参与某些寺院的重要佛教节日和仪式的演奏活动外，基本上不再从事经常性的佛教法事仪轨活动，演出的社会功能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但总体上来讲，基本上转型为社会剧场型演出活动。

（四）近50年来智化寺京音乐在乐器、乐队、宫调、曲目等方面的改变

1. 从乐队编制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前，乐队基本保持着双管、双笛、双笙、双云锣，1鼓9人的严格编制。

1992年智化寺京音乐乐队，从屈家营村招收农民子弟来京学习演奏（为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七代传人），由于经费等方面的原因，其乐队编制一般维持在6―7人，演出时变原有的双管编制为单管编制，即笙、笛、管、云锣、鼓各1人，共5人。

目前智化寺京音乐乐队的演奏人员如下：

管：胡庆学（1974年6月生） 屈炳庆（1976年6月生）

笙：姚志周（1971年4月生）

笛：胡庆友（1974年7月生） 刘俊良（1992年6月生）

鼓：屈用增（1975年10月生）

云锣：林忠诚（1970年10月生）

2. 从乐器演奏的宫调上来看，虽然在演奏上保持了传统调名、指法、谱字三者之间的关系，但由于乐器音高的更换，在运用同样调名、指法、谱字的情况下，其演奏结果调高有了改变。如传统京音乐正调是指以管子的筒音作do，该筒音合谱字的“合”字，绝对音高是f1。也就是说用的是bB调管子（指第3孔音高）。而现在多用=bA调或A调管子演奏。那么同样的正调，仍以筒音作do，筒音的谱字是“合”，但演奏出来的音高是be1或e1，而不是f1.说明时代的变迁对音高审美上的变异，认为正调F宫演奏的乐曲发音太高了。

3. 在演出曲目上，也有很大变化。中国传统器乐曲式结构的基本原则是联缀，原京音乐传承的中堂曲套曲与焰口套曲《料峭》每曲演奏下来，时间约40―50分钟，而目前智化寺每场的演出安排是15分钟。因此，他们根据这个变化将原有的中堂曲与焰口套曲，肢解为若干小型一身联缀一尾的只曲演奏。如原来中堂曲《昼锦堂》、《锦堂月》各为7首曲牌联缀组成，焰口套曲《料峭》由15段联缀组成。（《音乐腔谱》，清康熙三十三年，智化寺永乾抄本）：

中堂曲《昼锦堂》 中堂曲《锦堂月》

拍 1.[垂丝钓] 拍 1.[迎仙客]

正身 2.[昼锦堂] 正身 2.[锦堂月]

3.[锦堂月] 3.[逍遥宫]

4.[醉翁子] 4.[水晶宫]

尾 5.[金字经] 尾 5.[金字经]

6.[五声佛] 6.[五声佛]

7.[撼动山] 7.[撼动山]

焰口套曲《料峭》

拍 1.[山子]

正身 2.[好事近]（[料峭]）3.[千秋岁]

4.[滚绣球] 5.[醉太平] 6.[天下乐]

7.[春]8.[夏] 9.[秋] 10.[冬] 11.[水鸭儿]

12.[舞名马] 13.[鹅儿] 14.[大打围]

尾 15.[小回回]

目前智化寺京音乐乐队演奏，将中堂套曲与焰口套曲改变为只曲，有以下各种组合形式。

1. 《小华严》（[小华严] 接[清江引]）

2. 《垂丝调》（[垂丝调]接[喜秋风]）

3. 《昼锦堂》（[昼锦堂]接[喜秋风]）

4. 《金五山》（[金五山]接[梅花引]）

5. 《山荆子》（[山荆子]接[三皈赞]）

6. 《送仙人》（[送仙人]接[三皈赞]）

7. 《逍遥殿》（[逍遥殿]接[水晶宫]）

8. 《锦堂月》（[锦堂月]接[送仙人]）

9. 《锦堂月》（[锦堂月]接[醉翁子]）

10. 《锦堂月》（[锦堂月]接[清江引]）

11. 《料峭》等

清中叶以来，京音乐的传统套曲存有15套；20世纪50年代，智化寺的乐僧们一般只能演奏其中的5―6套；到20世纪末，智化寺京音乐所传承的套曲仅为3―4套，其传承已呈明显的衰微趋势。而今智化寺京音乐在实际演奏中，又将这些套曲改变为只曲演奏，久之，套曲的演奏传承，有失落的可能。

（五）传承模式

智化寺京音乐在传承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为师徒关系。在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六代传人本兴师傅的指导下，学员们学习演奏前，首先要根据乐谱学习念唱谱字，念唱谱字熟练后，方可在乐器上教授指法、演奏法。京音乐传承的手抄本乐谱，均为乐曲的骨干旋律，而在实际演奏中旋律在演奏技巧与气口方面的要求，旋律的修饰与风韵，完全靠口传心授。

三、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历史变迁带给我们的思考

通过对北京智化寺京音乐近50年来的发展与变迁的考察，使我们感悟到，传统音乐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孕育它、生成它、扶植它、壮大它的历史、文化、风俗、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它必然带来文化的更新与变迁。一定的宗教、民俗文化，一定的音乐艺术品类，一定的仪轨程式都是孕育在一定的历史、社会、宗教、民俗土壤之中的。当培育它、支撑它生存发展的环境和土壤发生了变化和破坏，那么这个依附于它的文化、艺术品类，仪轨程式等等这些上层建筑就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化、更新，或者是被历史淘汰。

智化寺京音乐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寺院隶属关系的变迁，而使之失去了原有依附于佛事仪轨演奏的生存条件，社会功能的巨变，迫使它的文化转型。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京音乐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在社会各方的影响力下，除僧人对它的关注外，更多的学者和演奏家等参与进来，改变了它的演奏风格与艺术品味，促使其在乐队组成人员、曲目演奏形式、演奏场合、审美理念与风格追求等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少变化。当代智化寺京音乐社会功能的多元化、演出成员的多层次化、曲目组合形式的多样化等等特点的形成，标志着其逐渐完成了艺术上的转换，以适应历史发展对其生存的要求。智化寺京音乐虽然目前基本上脱离了对佛事仪轨的依附，但在更大的社会舞台上展现了自身的艺术魅力与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