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文化的起源十篇

礼文化的起源篇1

关键词:礼;乐;礼乐文化;礼乐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与乐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架构了中华文明光华初现的礼乐文化。礼乐文化是中华精神文明的滥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探求礼与乐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一、传统文化中的礼与乐

(一)礼的本质及内涵

由于历史朝代的更迭,各个时期的礼乐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内涵,所以传统文化中的礼乐与现代文化的礼乐有本质上的区别。本文主要探讨传统文化中的礼乐的本质及其社会功用。

据史料记载,礼大致起源于距今5000至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高炜在《龙山时代礼制》指出:“龙山文化时期或中国上古虞氏时代,礼制已经形成或处于初级阶段。”先秦各代因袭和改进了前代的礼仪,将礼的体制、功用发展到比较完备的阶段。到周代时,开始“制礼作乐”至“礼乐大备”,周代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礼乐文化的鼎盛时期,礼乐制度已极其完备。

从文字学、文化学及人类学等学科对礼的起源进行考证,会得出不同的起源学说。王国维通过对古文字的研究得出礼起源于宗教仪式。刘师培认为“上古之时,礼源于俗。典礼变迁,可以考民风之同异。”从民俗和文化学的角度得出礼源于俗的观点。但鉴于礼的复杂性,部分学者提出“礼的起源是多元的”等更为全面的说法。

礼渗透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在国家的政治政策、制度体系层面称之为‘礼制’;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层面称之为‘礼义’;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举止方面则称之为‘礼仪’。”这三者又分别定义为“制度之礼”、“观念之礼”、“行为之礼”,从侧面体现了礼的社会功用。

对礼的起源、礼的属性及分类有了一个宏观的认识后,就可进而分析礼的本质和内涵。首先,礼的产生划清了人与其他动物的界限。礼在诞生的早期还不曾赋予其诸多功用性,它只是作为一种规范,成为人与动物区分的标准。《礼记》:“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其次,人取法于天,使“礼作为人们普遍遵守的自然法则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第三,礼是规范人情伦理的社会秩序。《礼记》“夫妇有别,父子有序,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第四,礼是国家的规章制度、政策法令,是不可逾越的行为枷锁。礼被历代统治者认为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治国大纲。这一层面的礼“维护了传统社会的等级机构,成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此外,礼是人们的社会活动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行为不能出于礼的左右。《礼记・曲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二)乐的本质及内涵

古代的乐在其萌生阶段是与礼的初始阶段相同的,不具备为政治服务的功利性,是一种纯音乐、一种纯艺术形式。随着国家的诞生,等级差别的划分,乐逐渐转变成一种实施教化的政治文化载体,服务于古代帝王的统治与教化。

1.传说中的乐。关于乐的诞生,民间有着美丽的传说。相传在距今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一位名叫做伶伦的音乐家进入昆仑山中采伐山竹,制作笛子。忽然天空中飞来两只羽毛美丽、体形优美的凤凰鸟,凤鸟的鸣叫声激情昂扬,凰鸟则柔和悠长,它们彼此应和,十分动听。伶伦受到凤凰鸣叫的启发,创制出了12音律。

2.乐的三个层次。乐区别于音与声,音与声是乐的基本形式,乐是音声的高级阶段。因此,“儒家的音乐理论认为声、音、乐是音乐的三个层次”。声是没有节奏、旋律,也没有审美价值的响声。音则比声高一个层次,《乐记》中写道:“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中国古人认为,音是人的心声,是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当“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虽然“乐器”及“乐文”只是乐的细枝末节,但他们也是乐形成的基础。

3.德音谓乐。乐与音相近而不相同,音有“靡靡之音”“溺音”“郑卫音”,但儒家认为“德音”才能称为乐。《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郑国卫国的音,虽然很流行,但“宫”、“商”、“角”、“徵”、“羽”五音皆乱,是乱世之音,与“乐”相去甚远。“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否真正懂得乐的内涵是庶民与君子的分界线。“故天子之为乐者,赏诸侯之有德者。”天子作乐是用来赏赐诸侯中有德行的。“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道德、品德、德行是人性的根本,而乐是德的花朵。”“正声和乐”、“德音雅乐”,所以说,声赋予了节奏旋律成了音,音符合了自然之道、天之道,符合一定的仁义道德、礼仪制度才是名副其实的“乐”,故有“德音之谓乐。”

二、礼乐的相互联系

“礼乐文明属于古代文明中的精神文明”,是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各种成文不成文的礼乐文化形态共同作用于古代帝王的统治。国家出现以后,为维护等级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制定相关的礼乐制度来辅助国家的行政管理。

礼应时而生,“维护传统社会的等级结构,成了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礼相对于乐来说,具有强制性,表现为各种礼仪规章制度;而乐则显得舒缓温和,但却不可或缺,辅于礼,达到礼乐治政的目的。礼与乐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礼记・乐记》:“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一)礼与乐联系密切,但因为功能功用及分工不同而相互区别

《礼记・乐记》:“故钟鼓管磬,羽钺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黄钟、鼓、萧管、磬石、斧钺、盾牌等是乐的用器和舞具;弯曲、伸张、俯身、仰身,舞列、舞位、舒缓、迅疾等是乐的表现形式。俎板、盛咸菜和肉酱的“豆”、“簋”是礼的用器,升堂降堂上位下位等是礼的表现形式。

《乐记》:“礼者天地之别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反映了自然万物之间的尊卑、贵贱、高低、等级差别;乐则体现了天地万物之间的谐和。“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能辨身份地位之“异同”,乐则将这种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合法化,乐在潜移默化之中施行它的教化作用。

(二)礼乐相辅相成,互相渗透,内外兼修,共同实行教化,服务于古代帝王的施政

《礼记・乐记》:“礼乐不可须臾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洽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

礼乐是一个完备的整体。致力于乐调整自己的心灵,致力于礼调理行为举止。乐的极致是和悦,礼的极致是恭顺。乐发自内心,礼动于身外。一主内一主外,则“致礼乐之道,举而错,天下无难矣”。致力于礼乐之道,提出正确的措施推行,那么治理好国家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三)“礼为主,乐为辅,以礼为体,乐为用”

《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乐的教化、“和同”、“应天”、“治心”功用的实现是以礼为准绳和原则的。所以说乐从属于礼,“礼是乐成立的前提,乐的功能的发挥必须符合礼仪的要求。”

《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知乐则近于礼”。乐是通达人情伦理的,通晓乐的实质则接近于通晓了礼仪,知晓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礼的推行。

《乐记》:“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也。”乐是用于彰显德行的;礼仪,是用来制止祸端的。乐感人至深,能移风易俗,古代帝王突出强调其教化作用。所以在古代,“乐没有其独立的地位”,而是无形中受到礼的制约和束缚,礼乐制度中礼是主体,乐起着辅助的作用。

综上所述,礼乐文化、礼乐制度、礼乐联合是古代国家进行行政管理、社会等级分明和社会秩序和谐的意识形态基础。礼乐互相渗透,互为表彰,在中庸之道的调和下,使礼乐实现了维护等级秩序,缓和阶级冲突、调和社会矛盾的历史作用。

三、结语

作为中华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文化演绎了古代社会更迭变化的发展脉络,深深植入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当我们今天重新解读传统文化,构建现代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化时,理所当然需从古代文化的经典起步,进一步感悟古代文化带给我们的巨大震撼,并进行深层次思考,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出发,引导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王文锦.礼记译解[M].中华书局,2007.

[2]夏静.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M].中华书局,2007.

[3]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礼文化的起源篇2

内容提要: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体现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包括法律文化领域。中华法律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带有“礼”的浓厚色彩，礼也成为中国法的本土资源。中国在近代后逐步迈向法治，在现代更步入了法治快车道。然而法治毕竟有其本土资源，我们在进行现代法治建设时，仍可从传统礼制中获得启示。本文主要以法伦理学为视角，重新解读审视传统德法关系，并阐发其对现代法治的启示。

礼制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研究中国法制的演进不能不提及礼制。正是“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文化。”[1]“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宗教仪式，在阶级出现后才逐步蜕变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中国法的起源，而且还影响着中国法发展的历程。“从总体来说，整个中国古代法制历史始终受礼制的支配和影响，一部中国古代法制史实是礼法合治的历史。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2]“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甚至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精髓”。[3]中国自古就是崇尚德治却缺乏法治的国度，道德对中国法治发展始终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4]道德作为影响中国法发展的本土资源，主要是借助“礼”这种形式来实现的。尽管人们现在对“礼”的本质尚还有争论，但大多数人都认为“礼”与道德密切相关。“礼确实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5]在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与其说是“礼”在支配和影响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倒不如说是潜藏在“礼”之后的道德在发挥着作用。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清末两千多年的礼法之争，实际上就是对道德与法律之间孰主孰辅的争论，当然在这个时期内始终是道德占据着统治地位。《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论断就是最好的诠释。中国从上世纪初就开始了逐步迈向法治的进程，特别是在进入现、当代以后这个进程迅速加快。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应从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中寻找积极有益因素，而中国传统礼制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由于“礼”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最基本的规范，在发掘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中，作为伦理学与法学的交叉融合产物的法伦理学，必将成为进行这方面研究最重要的路径、方法。“法律伦理学研究对于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6]它将成为对现代中国法治启示研究的理论起点。本文以中国历史上有关礼法关系的论断为导引，以法伦理学的语境解读其在现代法治中的涵义，以期能为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某些有益启示。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出礼入法”：合理区分道德与法律的界线

尽管人们在中外法律学说史上对法的起源问题，曾有过神意论、理性论、权力论等不同的认识，[7]但“刑起于兵”以及“法源于礼”这两个观点，现在已几乎成为了有关中国法起源问题的通论。假如我们将“礼”的本质归入道德规范的范畴，那么“法源于礼”的实质就是法律起源于道德。“法的发展可以逻辑地划分为三大阶段：首先是法律与宗教、道德浑然一体，此为‘混沌法’；其次是法律走出宗教、但仍与道德不分，故乃‘道德法’；最后是法律进一步与道德分离而独立化，便是‘独立法’。”[8]其中，“道德法”阶段无疑占据了中国法发展历程的主流，“独立法”的形成则直到清末修律之后才真正开始。道德与法律的界线不清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在中国古代，也有模糊道德与法律的界线，或者说以德代法的倾向。”[9]这种传统对现代中国社会仍有着比较大的影响。但这种道德与法律界线不清的状况也并非绝对，中国古代“出礼入法”的论断就是最好的例证。“所谓‘出礼入法’似乎就是指违犯了‘礼’，严重的就要受到刑罚的制裁。”[10]有学者甚至还认为“礼”与“刑”结合在一起，以礼为体，以刑为用，出礼入法或出礼入刑，是中国封建时代法律体系的另一特征。[11]若将“礼”视为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则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诠释“出礼入法”的论断：即人们逾越了道德的界限必将受到法律的惩戒，道德与法律间必须有泾渭分明而且合理的界线。这对现代中国法治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化的法治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初现雏形，但由于历史上“道德法”传统强烈影响的存在，在很多地方仍无法合理区分道德与法律的界线，这也成为导致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且不论中国古代在这个问题上的实际状况如何，但至少古人们在认识上早已明晰二者间的界线。中国古代至东周前虽仍保持着德法未分的状态，但德法分离的思想却在东周后就已较早出现了。传统儒家思想虽然在总体上极力主张德法融合，但在其中也不乏德法分离思想观点的点点火花。“礼者，治之始也”而“法者，治之端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这些论断就是作为儒家思想代表的荀子提出的。他认为“礼”是法的总纲而法是“礼”的派生，若将“礼”视为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其实就是法律起源于道德，当然这其中自然就包含了法律区别于道德之义。萌芽于春秋之际的法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道德应与法律分离的主张。特别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法为天下之至道’、‘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等偏激法治观念的蔓延，则标志着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越来越远。”[12]韩非子甚至还提出了“不务法而务德”的主张。自两汉起德法融合的思想虽总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人们对道德与法律区别的认识却越来越清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以及“出礼则入刑”，就语出自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陈宠传》。即使是在“一准乎礼”、“德主刑辅”的唐代，人们仍能在认识中明晰道德与法律的不同作用。李世民更提出了“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以及“失礼之禁，著在刑书”等很多著名论断，在后者中他更是将刑的作用归于禁止失礼行为。[13]而这句话若用法伦理学的现代话语来进行注解，就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或者说是底线道德，逾越道德这个底线也就进入了法律的调整领域。中国社会自宋以后进入了“以德代法”的时代，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在对社会的调控功能上甚至取代了封建法律，德礼与刑法的界线在中国才从此开始变得模糊，而在此之前道德与法律却依然处于分离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尽管以德代法占据主流，但仍然具有时间较长的道德与法律分离的历史。注重弘扬这种传统、区分道德与法律间的界线，这也就是“出礼入法”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二、“引礼入法”：不断推动道德的法律化进程

道德既是法律的起源同时也是立法的重要素材，同时也是现代法伦理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命题。“所谓道德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是指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14]道德的法律化自古就是法律生成最主要的途径，“引礼入法”就是其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表达。“道德在中国古代被誉为‘法上之法’，法律史上所谓的‘引礼入法’，就是法律的道德化。”[15]引礼入法“即把道德原则引入法律，把道德作为立法的精神，并直接成为法律规范本身”。[16]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最早出现于战国末期，“荀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与法结合起来，以‘法治’充实‘礼治’的思想家。他引礼入法，将体现贵族利益的旧礼改造成了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的新礼”。[17]但“引礼入法”在中国的正式开始却是在西汉，特别是汉初的董仲舒为此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董氏以儒家典籍，六经之一的《春秋》作为判案的依据，更是他为调合儒法两种思想实际上做出的一种努力……它以一种特殊方式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史上一个伦理重建的主要时期。在此期间，儒家以其价值重塑法律，系统得完成了儒家伦理的制度化与法律化，结果是在继承先秦乃至青铜时代法律遗产的基础上，将礼崩乐坏之后破碎了的法律经验补缀成一幅完整的图景，最终成就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完备体系。这一过程亦即是后人所谓的‘以礼入法’，我们名之为道德的法律化。”[18]在“引礼入法”这个道德不断法律化的过程中，儒家传统思想始终对其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引礼入法’的过程，不但是使法典的制定贯彻儒家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还把具体的礼制规范引入法律，以确保法律的强制实施过程本身就是道德的推行过程，它不但是使法律成为所谓‘最低限度的道德’，还要使法律成为教化成俗的实现德化天下的至善目标的手段。它使法律与道德一体化的过程，不但在形式上消除了法律所独具的形式和技术上的独立意义，还从本体上消除了法与道德的争论。”[19]在此之后中国也就进入了“礼法融合”的时代。毫无疑问，道德的法律化在现代中国法治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的制度文明建设，也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极大提高。[20]中国自古就有“引礼入法”的道德法律化传统，这也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某些有益启示。首先，“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礼仪、廉耻的国度里，要实现法治，必然需要借助于道德的力量……法律规范应以道德准则为标准，‘引礼入法’，将符合人们道德准则的行为规范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使道德法律化”。[21]其次，在全社会公认的道德基础上所凝练而成的法律，“不但大大减少了法律运行的社会成本，最重要的是还稳定了基层社会的秩序。”[22]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借助“礼”的道德教化形式，实现了在法制不甚发达状况下社会秩序的稳定。最后，在现代中国法治进程中道德应发挥出其前瞻性。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应具有着超越现实的前瞻性，尽管有些伦理思想可能与现实的生活有些差距，但是其却能对法律产生前瞻性和变革性的影响。环境伦理思想对环境法的影响就是最好的例证。“环境伦理的历史轨迹表明，每一次环境运动都是对旧价值观的扬弃，作为其成果的表现，人类道德共同体范围的不断得到扩展。这种伦理变革为立法提供了伦理基础，并最终势必会反映在法律制度中（法律反映价值观念），引发法律生态化的趋势。”[23]

三、“以礼统法”：积极促进法律的道德化完善

法律的道德化也是法伦理学领域中的重要命题。尽管学界对法律的道德化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但笔者似乎更愿意在“良法”的概念上理解它。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法律“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的论断。[24]所谓“良法”就是“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法律，也是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等道德价值的法律。”[25]所谓法律道德化就是使法律更具有道德合理性，更加符合平等、正义、自由等道德价值的要求。公平、正义等道德价值是现代法治的理念追求，也是现代中国法治今后要努力构筑的价值目标。“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26]中国自古就有法律道德化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常与“礼”相结合。“在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化现象历来十分严重，甚至形成长时期的‘礼法文化’，合礼即合法，合法即合礼，道德是制定、判断法的根本标准；法是好是坏……一个人是否遵法守法都以‘礼’为准绳。”[27]这种关系用中国传统话语表达即“以礼统法”。“以礼统法”中的“统”字即统帅、统领之义，它的意思是说“礼”即道德应贯穿法律的全部，法律应当彰显出道德的基本要求以及内在精神。中华法系注重“以礼统法”并几乎达到了极致，最后竟发展为“礼法不分”甚至“以礼代法”。“礼为中华法系打上了深深伦理道德的烙印。”当我们读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词句时，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脉脉温情。“中国法律刚刚萌芽，伦理道德的内容便充斥其中，为中华法系中所特有的温情打下了基础。”[28]法律中鲜明的道德色彩是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中国法治建设中最为重要的本土资源。中国自清末修律以来开始大量地引进西方法制，以至现代中国竟被归入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范畴，中华法系的诸多传统几乎早就已经被荡涤殆尽。西方自古就具有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加之发展至近代又受到了科学主义的强烈影响，在法律中表现出的“重理性、轻德性”的倾向。而这种倾向随着西方法制的移植也传入了中国，并导致其竟摒弃了崇尚德性、以礼统法的传统。因此我们在全面建设现代中国法治的进程当中，应当努力地从其本土资源中发掘积极有益因素，这样才能构建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中国自古就有“以礼统法”的法律道德化传统，这也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某些有益启示。这表现在立法时应保证所立之法符合道德要求，即所立之法应当是具有道德合法性的“良法”。“法律存在本身就是人类创造出来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的，最终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它的终极道德依据。”“既然法律对于道德如此重要，它本身就就当是合乎道德的，应该拥有道德的合法性。”[29]在立法时另外我们还应注重进行道德上的考量，特别是对中华道德文化中积极有益因素的汲取，摒弃西法中的冷冰冰而融入中国式道德的温情。“在传统的中国人心目中，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不仅相通，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三位一体’的。”[30]在注重理性的基础上同时兼顾德性的内在要求，相信这样的法律才适合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从而才能促成其对法律的尊重并进而自觉遵守。“法律要从根本上得到人们的尊重而不只是畏惧，它就必须符合人们的道德理念，符合人们有关何为正当的理念。”[31]

四、“隆礼重法”：努力构建现代德法合治社会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社会治理模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德治和法治是其中的两个基本方式。德治，主要是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构的重视和运用。而法治则指以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通过其规范性、强制性、可操作性来完善对社会的治理和控制。”[32]中国在历经了历史上德治与法治的几经离合后，而在现代终于选择了德法合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不用说德法合治就是对法治国人现仍有些不适，就连某些专家、学者也对德法合治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中国自古就缺乏德法合治的历史传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缺乏史实以及理论依据的，中国德法合治的传统并不缺乏反而却历史悠久。“先秦至辛亥革命数千年，从总体上呈现出德法合治——法治——德法合治的基本线索。”夏商“神权法与伦理紧密结合，在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共同目的下展现了德法初分而不分离，德法合治的最初形态。”西周汲取夏商灭亡的教训提出明德慎罚的主张，“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和推崇德治，所谓慎罚，就是慎重的使用刑罚，从而开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德法合治之先河。”但是这个时期的德法合治仍然是处于初级阶段，它的建立基础是当时的德治与法治都不甚发达。在经过从东周至秦代短暂的德法分离到法治后，中国的德法合治历经复归、成熟、僵化等阶段，最后“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传统的德法合治模式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解体。”[32]随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张的提出，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复归德法合治模式。“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33]在现代中国构建德法合治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我们同样可以从有关“礼”的论断中窥豹一斑。荀子就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并概括为“至道大行，隆礼重法则国有常。”[34]荀子是中国历史上德法合治理论的最早提出者，“隆礼重法”既强调“隆礼”又强调“重法”，认为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同样重要、不可偏废，颇有现代“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意味。汉代贾谊认为礼、法结合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其曰“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35]而“至唐代，唐律一准乎礼，使礼的基本规范取得了法律的形式，从而把礼义道德原则和法律规范有机结合起来，这标志着封建纲常的法律化和法律的伦理化，是封建社会德法合治思想成熟的表现。”[36]这些论断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都有着积极意义。有人将现代的德法合治又称之为现代礼法结合，“现代的礼法结合，是指在法治国环境下对法律伦理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一个功能性概念，从过程上看，它是作为法治精神内涵和保障实现的手段与法律在现实中运行的有机结合，从结果上看，礼法结合的目的是为了要达到和实现理性的法律秩序和社会正义。礼已经不仅仅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的中华民族传统法律精神，它被充分赋予了时代精神，即社会主义道德。”[37]而且在现代中国努力构建德法合治的过程之中，在对德治与法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之中，似乎应将德治即道德建设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选择法治作为我国的基本社会控制模式，只是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而加强良好道德对社会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提高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38]“隆礼重法”将“隆礼”置于到“重法”之前，在德法合治的过程中将“德治”放在首要位置，古人对这个道理的早已深谙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礼制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相信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远不仅如上所述。礼制作为中华传统文明特别是制度文明的典范，应当对现代中国最主要的制度文明即法治文明，具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积极的现代启示。也许本文的研究可能还较为浅陋甚至有些谬误，那就权当是对法理学与法史学研究的新探索吧！

注释:

[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

[2]史凤仪.中国法制历史中礼与法的关系[J].中国法学，1988.(3):105.

[3] [5]蒋璟萍.礼仪的伦理学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95.

[4]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6.

[6] [12] [32] [36]李建华、曹刚.法律伦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13-14、32、30-35、34.

[7]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7-28.

[8]胡旭晟.法的道德历程:法律史的伦理解释(论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7.

[9]戴茂堂.西方伦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344.

[10]孙国华、冯玉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374.

[11]林剑鸣.法与中国社会[M].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317.

[13] [17] [34]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53、84、87.

[14]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1998.(2):34.

[15]陈林林.对古代鬼神信仰的一种法文化观察[J].法律科学，1998.(5):26.

[16] [22] [35]杨寄荣.“引礼入法”的现代启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79、81、80.

[18]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33.

[19]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86.

[20]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1998.(2):36-37.

[21]金国坤.依法行政的现实基础:影响和制约政府依法行政的因素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52.

[23]曹明德.法律生态化趋势初探[J].现代法学，2002.(2):114.

[2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99.

[25]曹刚.法治和德治的边界[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2):9.

[26]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研究，1997.(1):11.

[27]周文华.说法的正义价值[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9-10.

[28]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

[29]曹刚.法律的道德批判[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4-16.

[30]范忠信.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6.

[31]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8.

[32]李建华.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7-28.

[3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0.

礼文化的起源篇3

自五月中旬，我校积极响应市文明办及教体局提出的《关于开展“讲文明树新风”主题活动》的要求，结合我校的实际，在全校内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现总结如下：

一、“学生文明礼仪”系列教育活动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明素养，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净化学生的心灵，增强学生的文明礼仪修养，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相处，学会求知。学校首先把文明礼仪教育纳入了本次主题活动的重要议事日程，开展了“学生文明礼仪”系列教育活动。

（一）宣讲礼仪，提升认识。

积极开展学习礼仪读书活动，礼仪的养成需要学习，没有学习，便无从谈起礼仪规范。为此，我们创设了“人人讲文明，人人重礼仪”的浓厚氛围，各班大力宣讲礼仪，学习礼仪，利用班会时间多次组织学生学习了《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及相关礼仪知识，利用板报、漫画、文明礼仪知识竞赛等途径，让学生掌握一般礼仪的做法，让礼仪知识深深地扎根于学生的心灵。

（二）开展活动，循序渐进。

1、开展“我身边的不文明行为”调查和认识活动。礼仪贵在自知。为充分了解礼仪知识，我们开展了文明礼仪的自查活动，要求全体学生从校园、家里、公共活动场所搜索身边的不文明行为，然后再通过主题班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谈一谈这些现象的危害性，让学生明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然后向学生普及文明礼仪常识。这一活动开展以来，校园里的不文明行为明显减少，学生的自律性得到了加强，文明素质得到了提高。

2、开展“文明礼仪伴我行”主题教育系列活动。礼仪重在实践，为让学生真正实践礼仪，我们开展了“文明礼仪伴我行”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如，“与文明并肩同行”作文比赛，“文明礼仪伴我行”手抄报设计比赛，“校园中美的寻访”调查活动、“文明游戏在课间”活动以及“文明礼仪”的主题队会等。从文明礼仪习惯到卫生习惯，从学习习惯到体育锻炼习惯，从严于律己到爱班爱校，循序渐进，由点及面地开展行为养成教育。通过这些形式多样、内容充实、富有针对性的学习实践活动，充分培养了同学们的自主性、自觉性，进一步规范了同学们的文明言行。全体同学对文明礼仪知识已有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并能潜移默化地内化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习惯中去，整个校园始终能浸润在浓郁的文明有礼、热情友好、宽容谦让、诚实守信的和谐氛围中。

（三）师德表率，感染学生。

教师文明礼仪最重要的是体现在教师的行动上。为了使学生真正记住自己所学习的文明礼仪知识，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平日里我们教师之间见面相互礼貌问好，相互帮助；不在班上、校园内乱扔一点废弃物，见到地面上有一点杂物主动弯腰捡起来……所有的这一切都让同学们从老师的行为中受到深刻教育。在老师们的带动下，同学们的主人意识、团结意识、乐于助人的精神……更加强烈了。许多同学都像老师们一样，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文明礼仪。

（四）树立典型，巩固成果

在整个文明礼仪活动中，"争当文明礼仪之星"一直贯穿始终。"文明礼仪之星"的争当，必须是通过自荐、班级核实二个程序。通过这二个程序，当选"文明礼仪之星"，同时也自然成为一名“文明礼仪监督员”，监督其他同学在学习、生活中的表现，教育不文明行为，让不文明行为在班内无处藏身。维护文明的班级环境。通过一系列文明礼仪教育活动的开展，各班级内兴起了文明之风，同学们互相关心，监督，集体荣誉感普遍增强。

二、节约用水、爱护水源系列教育活动

本学期我们对全校学生开放教学楼内洗手间的使用，为了让学生懂得节约用水，珍惜、爱护水源。我们以“一滴水，一滴泪”为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系列活动。

（一）在升旗仪式上向全体师生发出《保护水资源，从你我做起》主题倡议。让全体队员立即行动起来，从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号召大家都来节约保护水资源。

（二）各班开展系列节水主题活动，如：展览节约用水手抄板，召开节约用水主题班会，搜集节约用水妙招，开展节约用水创编环保语，组织全体队员利用网络来查阅当今水资源的现状等等。大队部将学生自己创作的节水标识张贴在洗手间，让学生通过观看同伴作品，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节水意识。

礼文化的起源篇4

关键词：史记;礼学观;社会价值

一、“礼”的起源与发展

“礼”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着它最基本的含义，同时也不断增加新的文化内容。“礼”字最初写作“”，意思是祭祀用的礼器，后来演变为规范人们的行为的道德规范。正如《苟子・礼论》所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

“礼”思想起源早，在原始社会的巫术中就有体现，到周的时候的礼形成了一种规范，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奠基，成为宗教政治化以后的一种为政治服务的特别的制度，在结合宗法制度以礼器享有的不同来确证等级制度的过程中，礼对维护西周的宗法制、等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人建立起以礼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念，而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治思想作为治国方略一直处于不重要的位置，没能再度被确认为统治思想。直至西汉高祖刘邦时，礼才重新回到政治舞台。西汉想要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大一统局面就必须要建立一套完备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而“礼”这一思想必然对其统治产生影响。《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书中的“礼”的思想对后世的治国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形成有重大影响。

二、司马迁的“礼学”思想及“礼”对华夏民族文化道德的影响

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人类社会看似纷繁无序，但必然有其规范存在。司马迁的《春秋》之学是《公羊春秋》，对《春秋》大义的发微使司马迁格外地关注《春秋》包容着的礼学思想，如他指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作为儒生的司马迁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史记》的创作中可见一斑，而“礼”的思想更多的表现为“仁”和“德”。“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史记・乐书》）其意是说礼治因世而异，注重研究不同时代的礼治的不同特点。

从《史记》结构上看：五体依次排开，可分为本纪、世家、列传和表、书。在对历代帝王的评价上受司马迁的礼治思想指导，以《春秋》为大义言礼。在此体例之下，我们不难看出《史记》的金字塔型史学结构――以帝王为中心，表和书为辅翼，它们一起传达出了强烈的“尊上”意识，这也表明司马迁的史学意识是受其礼学观的支配和制约的。

从《史记》内容上说，大致可分为几个方面：《史记》中的“礼”体现为“礼让”之意。“礼”的基本精神：“贵和”，即崇尚、注重和追求“和谐”。《史记》中多处提及“无礼”、“失礼”，是用来说明社会混乱的原因。“礼”对当时维护封建社会稳定发展有重要作用。此外，《史记》言“礼”也有其历史局限。“以贵贱为文”“以隆杀为要”就不能说是进步思想。“礼”用排列等级来维护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分尊卑贵贱在今天实不可取。因此对“礼”需要批判性继承。

三、“礼学”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转化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是对礼的作用的高度评价，在如今的中国社会里，礼仍然可以发挥出不可小觑的作用，它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息息相关，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休戚与共。

中国人讲“礼”的思想从来不是纯而又纯的单一物，不是静止的毫无声息的僵死物，它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发源于古代，注入现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海中。“尚礼”表达了我们对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以及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强调，也是人文素养养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礼”的观念早已经融化在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近代中国受工业文化的猛烈冲击，“礼”的思想有呈现淡薄衰微之势。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我们在这里探究司马迁的“礼”的思想就是为了观照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相信对礼、礼治的精神内涵和物质外壳的挖掘有利于指导现代的社会生活。

善古者必有验于今。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提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礼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了变化和提升，礼的内容也有了变化和发展，在《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其中“明礼”主要是规范公共场合的公共道德行为，文明礼貌是公民在公共场合应当遵守的最基础的道德准则。礼经过时代浪潮的一遍一遍淘洗被沉积了下来。然而，在我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影响下，社会各方面都还有待完善的地方，许多“争利”的行为遮盖住了“礼”的光芒，我们因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因为地位权利而大打出手，社会秩序因此受到影响，动乱由此产生。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建设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孔子的“大道”有相似之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正是因为司马迁《史记》在“礼”的方面对我们的现代社会建设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所以我们有必要重视和探究其中的真意，完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内涵。

项目来源：西华大学“西华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项目

参考文献：

[1]《史记》[M].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3年。

[2]《史记》[M].二十四史全译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

[3]张大可.《史记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1年。

[4]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5]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6]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7]陈直.《史记新证》[M].中华书局，2009年。

[8]张波.《简析荀子的礼学观》[J].《金田》，2012年第7期。

[9]刘志勤.《礼――中国文化传统模式探析》[J].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礼文化的起源篇5

关键词：教学资源库；现代礼仪；课程

【中图分类号】G434

引言

教学资源库顾名思义是在教学资源的基础上建设网络资源库，利用信息技术的发达程度，建立起共享资源的学校网络教学。教学资源库的建设能帮助教师和学生对海量资源进行甄选和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开拓学生的眼界。这就对现代礼仪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从改革的角度来谈一谈教学资源库视角现代礼仪课程的改革问题。

一、现代礼仪课程与教学资源库的联系

我国传统礼仪内容包含广泛，包括吉礼、凶礼、军礼、嘉礼和宾礼。大学礼仪也包含在传统礼仪的范畴内，待人接物、婚丧嫁娶和尊老爱幼的礼数类别繁多，是为了帮助学生适应社会发展和更好生存而存在的。大学礼仪不但充分诠释了其在帮助大学生胜任社会产物这一角色上有所发挥，还在构建和谐校园上贡献了不少力量，因此是大学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构建大学礼仪的资源库首先要从内容上进行研究，建立起子目录的内容库。教育资源库是现代教学手段发展壮大的产物，其产生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好掌握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以促进大学生本身更好更快发展。因此笔者从中找出大学礼仪课程和教学资源库之间的联系，以帮助建设现代礼仪教学资源库。

大学礼仪课程设计呈现出缤纷的多样性，大学礼仪的课程定位并不单一，课程的实施方案多元化，教学内容包含广泛，授课计划并未形成有效模板，教学方法和手段更是缤纷多彩，相关教学案例、课件以及影音资源更是丰富多彩，是建设教学资源库的基础，也是丰富教学资源库建设的素材准备。

教育资源库的提出是由于其强大的优化教学资源的能力以及较强的针对性，能针对一定范畴内的用户，为相关用户提供交互式的多媒体教学服务，为用户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其拓展在课堂上无法延伸的训练范畴，甚至为用户提供海量的题库和考试模拟机会。结合现代礼仪课程的需求以及教育资源库的特色，不难看出，教育资源库的目的是为教学服务，同时其较强的多媒体性，能在素材上给予现代礼仪课程更多支持，这是当前大学礼仪课程的短板，因此从资源库建设视角来研究现代礼仪课程教学改革有一定现实意义。

二、如何构建现代礼仪课程的教学资源库

从内容上来划分可以把大学生应学礼仪分成社会公德礼仪、日常生活礼仪、家庭礼仪规范、遵守校纪校规礼仪、社交礼仪、求职礼仪以及其他礼仪等。从角色定位上，我们一般把现代礼仪课程资源库建设分成几个阶段：初学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对于初级阶段的用户，资源库以让用户了解礼仪为目的，在用户学习阶段向用户灌输基本的社会道德礼仪和行为规范。按阶段进行理论学习，有频率有目的性的进行学业考试，类似于驾照理论考试，对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进行理论考验。对于中级阶段的用户，资源库提供的学习资源应当是以习得和能用为主，更侧重于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对于用户在社交方面的常识进行更多考察。比如采用多个模拟场景（包括学校、医院、家庭生活、公共场所和工作职场）对为人处世方面进行问卷考察，测试用户对所贯彻的礼仪规范的执行能力。高级阶段中，以对用户的实践能力为主要考察对象，不但要求用户掌握传统礼仪道德和文明规范，还要进化到能提升用户自身的素养素质，甚至培养大部分用户到能领会中华文明礼仪中的精髓并进行传播的水准。

在资源库的内部建设中，一般通过教学模块的组合来实现对不同级别的学生的课程资源的选择。不同专业的学生将步入到不同的职场氛围，资源库建设也要区别不同的职场，在模块单元设计上花更多心思，体现出鲜明的专业特色和行业特点，以供用户自助选择。

三、如何利用现代礼仪课程的教学资源库进行教学

首先要转变过去被动的教学模式。在资源库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主动进行礼仪学习。现代礼仪课程资源库帮助学生和教师之间实现交互式学习模式，为师生提供了多元的资源和教学方式，延展了教学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拓宽了学生实践的渠道，帮助学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自助式的学习任务让学生更能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其次要充分利用资源库的强针对性进行学习。传统的授课方式被戏称为填鸭式教学，资源库的建立能有效改善这一现象，更能体现出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学生决策的主动性，还能体现更强的针对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专业选择不同模块，尽可能地从资源库中找寻与学生专业性相符合的例子和典型，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学生早日熟悉工作岗位、日常交际以及职场形象，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打造成高素质的人才，为社会储备职场能人。

最后，教师本身也要充分利用资源库的优势，减少自身的短板。大学礼仪课程教师往往是作为公共课教师任职，因此未必熟悉每一专业的专业知识。资源库的优势就是集各专业于大成，教师通过资源库能轻松获取所教专业的礼仪知识，尤其是商务礼仪、旅游礼仪以及服务礼仪三个方面的礼仪知识，如此一来，有效减少与所教专业之间的磨合与不了解，师资之间高度匹配，推进礼仪教学的改革向更深的层次进行。

结语

教学资源库建设的现代礼仪课程为现代大学礼仪课程提出了更美好的发展方向，不但为学生提供了更丰富的礼仪知识，也为教师的教学活动提供不少便利，有利于现代礼仪课程教学改革向更好更远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婷婷. 浅析高校院系办公室如何推动大学礼仪文化建设[J]. 科技资讯，2010，15：211.

[2]高媛媛，郭淑新. 社会学视角下的大学礼仪教育新探[J]. 江淮论坛，2015，02：189-192.

[3]欧阳科亮. 大学校园的礼仪性空间构成[D].昆明理工大学，2010.

[4]周胜良，委茂徐. 专家学者座谈《大学礼仪概论》发言综述[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2：78-82+86.

礼文化的起源篇6

关键词：文化产业；礼仪文化产业；张家界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多，文化产业也应运而生。21世纪，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了朝阳的产业。文化部在2003年颁布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弘扬中国文化不必或缺的一个内容。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礼仪文化产业是指以礼仪文化为依托，以向社会公众提供礼仪服务和教育、出版推广礼仪文化的书籍及音像制品等为基本内容，依靠市场机制运行，进行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组织和部门的集合。[1]

张家界位于湖南西北部，为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近几年来，随着张家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张家界文化产业发展势头日益强盛。以演艺文化为主的张家界市文化产业萌芽于上世纪90年代，2007年基本形成较完备的演艺产业体系。据张家界市物价局对7家演艺场所的调查统计，2011年上半年共实现销售额1.213亿元，演艺业成为张家界市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6]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前的中国，演艺文化产业纷纷崛起，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文化产业如果不注入新的内容，它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因此，我们认为用张家界独特的礼仪文化去提升旅游品位，促进礼仪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这对于推动张家界市建设世界旅游精品具有重大意义。

一．张家界发展礼仪文化产业的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张家界经济的发展

张家界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地，它的礼仪文化神秘而传奇。如独特的民族体育礼仪、服饰礼仪、饮食礼仪等。2006年，桑植民歌、土家摆手舞、茅古斯舞、土家织锦技艺均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4]将这些民俗礼仪文化加以发掘和加工，可以培育出一大批有本地特色的企业。这既能拓展张家界经济发展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张家界经济发展速度。还能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同时这些传统礼仪文化融入张家界的自然风光，无疑会给绝美的景色增添不少的文化色彩，提高张家界的文化内涵，促进旅游产业的提质升级。

（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礼仪文化产业是礼仪文化走向市场经济的产物，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属性。它不仅能在经济领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而且会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巨大的作用。[1]发展张家界的礼仪文化产业，可以对张家界传统的礼仪文化进行梳理，增强市民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这既有利于本地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代代相承，也有利于激发张家界人的民族自豪感。同时，在礼仪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还可以提高张家界市民的整体素质，重塑城市形象，促进社会和谐。

二．张家界发展礼仪文化产业的可行性

（一）国家政策支持是张家界礼仪文化产业发展的保障

2003年，文化部了《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给予了规范和指导。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促进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近几年来，张家界市各级政府也在认真贯彻执行文化强市的精神，采取打造民族文化旅游品牌、打造民族文化演艺产品、抢救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等得力措施，倡导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推动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

可以说，近十年来我国制定的一系列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充分说明了我党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视，也为张家界礼仪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层面上的保障。

（二）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张家界礼仪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力

随着张家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张家界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见表1）。

有一项研究表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表明该地区进入文化消费活跃，消费结构提升的阶段，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则表明该地区已进入文化消费大幅度提高、物质消费比重逐步减少的阶段[2]。从表1我们看到张家界的人均GDP表明张家界市已经进入文化消费的活跃阶段，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在这个阶段大力发展礼仪文化产业，无疑是抓住了扩大消费的着眼点，也把握到了人们的需求所在。因此，经济快速显著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张家界市发展礼仪文化产业强大的推动力。

（三）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张家界礼仪文化产业发展的源泉

张家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全市有少数民族33个，少数民族人口115.25万，占总人口的77.19%，这里民俗淳朴，民族文化浓郁，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15类70多项。[4]有不少的礼仪文化流传至今，对张家界的现代礼仪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土家族戏剧——茅古斯就起源于土家先民的祭祖仪式及崇祖大典；如土家族人在人际交往中讲义气，讲诚信，重感情，热情好客的礼仪，在工作中吃苦耐劳，忌欺骗的作风，在休闲活动时能歌善舞，尚武好斗，在祭祀活动中信巫尚鬼等等。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张家界礼仪文化产业发展的源泉。

三．张家界礼仪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

（一）发展礼仪文化培训业，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礼文化的起源篇7

关键词：玉器；玉文化；江淮地区；史前文明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1014606

江淮地区以安徽为中心，地域辽阔，这个区域内包含多支考古学文化，有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这些文化区域又分属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本文所论及的是狭义的江淮地区，大致划定在今天的安徽省境内。正如严文明先生所说“江淮地区不局限于安徽，但主要在安徽。讲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主要是研究安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过程”[1]。自2004年起，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史前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寄寓在玉器上的思维观念及其发展演变，应格外予以关注。目前，安徽江淮地区已发现很多精美的玉器、大量的刻画文字，包括祭坛在内的礼仪性建筑遗存，这些遗存均能构成该地区古代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凌家滩遗址出土大量精美罕见的玉器，使得很多专家认定以巢湖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可能是有别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又一个琢玉中心，认为当时已经出现文明的萌芽或曙光。

一、文明起源的标准与多样性

1983年之前，中国学者对“文明”一词的概念与标志问题几乎没有做过有意识

的探索。直到夏鼐先生发表《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划时代的文献，他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文明”一词是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2]，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明的三要素：城市、文字记载、冶炼金属。这也肯定了考古学方法是解决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途径。

1986年，苏秉琦先生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明确提出了“区域类型”的著名理论[3]，将中国古代文明划分为中原区系（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东部区系（以山东为中心）、北方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东南部区系（以环太湖为中心）、南部区系（以郡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西南区系（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等六大区系。苏先生进一步指出：“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并提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呈现出多源头、区域性、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这一理论打破了曾经占据主流位置的“中原中心论”，在今天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依然有重要的参照和指导意义。

目前，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及其形成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即文明的三要素）和文明的本质特征（私有制、国家政权、阶级等）两方面着手予以研究和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因素十分复杂，研究这一问题，一定不能拘泥于理论本身，更要注意到中国文明自身的特点。首先，社会权力向上等权贵阶层转移。随着生产工艺的进步，贵族阶级在敛财渠道增加之余，彰显权力的形式更加丰富，礼器的制作就是其中的一种。生产用于宗教政治活动的玉器和青铜器需要极其复杂的工艺，而这类工艺完全被上层社会所掌握。其次，为了维系国家政权的稳定，宗法制在国家制度创立的伊始便与其紧密相连。宗法制中，各种以祖先崇拜、天地祭祀为主要内容的仪式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且这些仪式呈现出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的趋势。第三，中国古代的城市并非出于对商业经济的考虑建立，而是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控制色彩，城市实质上是特权阶层实施统治的场所和角逐权力的舞台。

总之，相关因素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挥作用实际上是贯穿了宗法礼仪制度的形成过程，并伴随着权贵阶层对权利垄断的愈演愈烈。礼、礼制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先秦时期的礼制不能局限于等级制度，同时包括了一系列的政治、法律制度。礼制文明的物质载体是以青铜器和玉器为代表的礼器，玉礼器则因规格高、地位显要，因而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中承担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江淮地区史前出土玉器的功能演变

史前玉器的早期发展阶段与考古学上所讲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基本相符，这是建立在众多考古资料基础上的认识。玉器最初是为满足先民对美的渴望而生，是平民实用装饰的标志，实用工具非常少见，出现这种状况，与玉料十分稀有、磨制加工有难度等因素相关。冶玉业作为一种手工业，是制造石器工业门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工匠生产的玉饰装饰品，达到了当时各种手工业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距今约6 000年左右，中国迎来了玉器发展的首个高峰期，一条纵贯南北的玉器文化带形成了，它从辽东半岛延伸至山东半岛，从江淮地区到达太湖地区。这一时期的玉器，器形小而工艺简单的装饰品仍占一定比例，但最能代表发展水平的则是玉礼器。 具体而言，这一阶段玉器功能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玉器被大量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中国古代国家的头等大事。“祭”作为一种行为，需要运用一定的物质载体予以具体表现，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祭品、祭具和场所。基于考古资料，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礼仪中心遗址或规模较大的祭坛之中，一般都集中出土了大量玉器。随葬玉器的数量并非无规律可循，而是与祭坛、墓葬的规格及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相吻合。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祭坛，坐北朝南，位于遗址的北部，向南俯视居住区。祭坛中间高，四周低，高差达一米，处于整个凌家滩墓地的中心位置[4]。此外，祭坛周围分布了一批墓葬，其中出土较多玉器的大墓基本上在祭坛第一层的南面呈东西一线（从M7向西至M29）。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发掘的M4和1998年发掘的M29中出土的玉龟、玉版、玉鹰、玉龙均非普通的实用器而明显具有礼器的性质。李修松先生认为，“凌家滩玉龙盘曲勾连，正是因为作为礼仪性器物或佩饰，勾连起来便于串系佩挂的缘故” [5]。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六件玉人或坐或立，双臂弯曲，双手张开紧贴胸前，头上带有冠饰，面部表情严肃，颇似祈祷之态。这些现象更加说明大墓的埋葬具有一定宗教和祭祀含义，作为重要随葬品的玉器，它在当时被大量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也就不言而喻。

（二）礼仪性用玉的逐步形成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6]即古人用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这六种玉器祭祀。六器之外，史前时代晚期还有不少仪仗用器，作为权力的象征。最典型的器物是钺、刀。钺的祖形字是斧，而“王”在甲骨文中即为装有柄的钺的象形。作为仪杖用器的玉刀不仅器形宏大，还钻有很多小孔，可见是方便佩戴，不是普通生活用品，而是象征着拥有者的身份和地位。

新石器时代早期，玉戈、玉斧、玉钺、玉刀等主要作为生产工具或武器，这种情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大不一样。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戈（编号98M29∶80），长18.5厘米、孔径1厘米。器呈扁长三角形。刃口钝厚，内中对钻圆孔，上面有捆绑摩擦的痕迹。刀刃并未开口，表明不是实用器，应当为礼仪性兵器，即氏族贵族在战争仪式或农作仪式上使用的礼仪用器，代表使用者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

（三）玉器成为宗教活动中执事人员的重要辅助工具

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随着原始宗教的出现和发展，出现了一群专门从事祭祀、占卜等礼仪活动的巫师、祭司。《说文解字》中释“巫”为“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觋”为“能齐肃事神明也”。这些人以礼器为媒介，施咒作法，与神灵沟通。玉礼器形成后，实际成为巫觋手中的重要法器，用以沟通天地神灵。考古发现中的玉礼器多出土于大型墓葬，通过对这些墓葬形制的分析再结合具体的出土情况，不难判断出其主人的身份就是当时的巫师、祭司等，有的甚至还掌管军事权力和身兼部落统领。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六个玉人可能代表的就是巫师的形象。严文明先生指出：“玉人可能是代表六个不同的神，凌家滩几座大墓的主人不但拥有比较多的财富，还是宗教活动中的重要执事人员或祭司。”[7]此外，凌家滩遗址中的玉龙、玉龟、玉猪等动物型玉器也可能属于巫师的辅助工具。可见，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的众多带装饰功能的玉器，已超出单一饰品的范畴，开始有了等级的划分，初具礼器的性质，有的还可能是巫师所拥有的法器。

总之，在漫长的石器时代，原始居民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对于自然界中的各类石材、石料的纹理、质地及特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对美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在制造石器时，慢慢注意到石材的色泽。由于玉石的颜色迷人，晶莹剔透，人们出于喜爱就有了用它做装饰品的尝试。可见，玉器虽起源于实用器，但因质地罕见、工艺难琢等因素，惟有族长、祭司等具备特殊身份的人才有资格拥有，这一现象促使它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或图腾。在这个进化过程中，玉不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寄寓了社会财富、权力地位的象征物，是礼制文明的重要载体。

三、江淮地区史前出土玉器在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

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决不是一蹴而成的，在距今约五六千年时，江淮地区开始了文明化的漫长进程。就江淮地区史前出土玉器的功能演变而言，显现出它在该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所包含的某些特定含义和重要作用。

（一）墓葬中出土大量玉器并形成了祭坛，这是氏族社会从神权开始向王权过渡的重要标志

祭坛是上古先民祭祀天地祖先之类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与文明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关系密切。从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有许多都集中出土于大型祭坛或礼仪中心遗址中。祭坛、墓葬和随葬玉礼器的规模和数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说，祭坛的规模决定了埋在祭坛下的墓葬的规格，而墓葬的规格又决定了其中随葬的玉礼器的规格和数量[8]。

凌家滩遗址的祭坛位于墓地中心最高处，其南部、西部、北部是一平台，在中部开始向东部倾斜。平面呈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面积为600多平方米。祭坛分三层，最下面系以纯净黄斑土铺底，然后以较大石块和石英、黄沙和硅质岩类的小石子铺设，最上面的一层由大小不一的鹅卵石与粘土搅拌铺垫而成。在祭坛第一层表面还发现有三处祭祀坑和四处积石圈。另外，在祭坛以南处发现了包含较多红烧土块和颗粒的遗迹，这很可能是使用火进行埋葬或祭祀行为的区域。可见，祭坛本身和其他附属遗迹构成了一个规模较大、功能单纯的特殊场合，而且在其周围至少百米范围内，也未曾发现灰坑、房址等普通生活遗迹，因而它绝非一处普通的生活场所。

从内涵上看，这处祭坛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人工营建的性质。（2）筑土、石成台，具有相对比较规整的形质。（3）早期的建造结构比较精细，往后则显得相对粗糙。（4）用料上具有极强的选择性。（5）时间上具有较长的延续性。（6）附近有祭祀坑、积石圈、红烧土遗迹等附属建筑。（7）与之相邻发现大批墓葬，说明它与当时居民的丧葬有密切的关系。（8）从地理环境上而言，它处在山岗的顶部附近，是整个遗址所在地域的相对最高处，并坐北朝南，背靠岗顶，面向河流，与居住区距离较近又相对独立。（9）从人文环境上而言，凌家滩遗址本身具有相对发达的文化，它周围还有若干小的遗址环绕，是附近地区的一个文化中心，这处祭坛又在中心遗址中处于相对重要的位置[9]。

凌家滩大型祭坛的发现，说明当时的江淮地区已有了从事宗教职能的专业人员，并且队伍规模处于不断扩张之中，可以视为神职阶层已经出现，这一时期原始宗教从个人行为的分散性、零星性向公众行为的共同性、集体性过渡。以大型祭坛的出现为特征，各个区域产生了一批祭祀中心，它使得聚落或聚落群中的祭祀活动进一步程式化、规范化，也使神―人之间的沟通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因而神权也相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并由对“神―人”沟通的独占而形成专有神权，因而在上层建筑的核心领域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大型中心聚落遗址的出现，可以视作该地区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重要标志，对研究早期国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起源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淮地区形成一个以薛家岗、凌家滩为中心聚落遗址的聚落群，从地理位置上看，凌家滩遗址处在巢湖流域的中心，薛家岗遗址处在皖河流域的中心。

据不完全统计，在薛家岗遗址周围皖河流域附近半径约50公里范围内，有30多处同类型遗址[10]。这些遗址的规模大小不一，其中薛家岗遗址规模最大，大型聚落遗址绝不是先民们的一般居住地，而一定是当时所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他们不仅面积大，堆积厚，而且延续时间长。特别是遗址中一些大墓，无论墓穴的规模，葬具还是随葬品的数量、质量以及品种等，都远非一般墓葬所能比拟，这是社会内部分层和成员之间出现分化的重要证据。所以，中心聚落与其周围地区的一些普通聚落，存在着经济上、政治上的不平等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主从关系，这种主从关系是迈向文明时代的一条必经之路[11]。

其实，将中心聚落遗址与一般聚落遗址相比较，可以发现前者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面积大，规格高；二是处于区域经济中心的主导地位；三是聚敛的财富多；四是社会分化突出。以薛家岗遗址为例，它的面积有6～10万平方米，石制生产工具的出土比例高达每1 200平方米160件（与实际发掘面积相比）。玉器出土数量多达170余件，且种类繁多、工艺精美。从单个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和质量看，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些特点表明，中心聚落遗址在文明化进程中的步伐要比其他遗址快得多[12]。

上述情况表明，这种聚落群的所处地域和活动范围已经相对固定，它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视作该地区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标志之一，对研究早期国家的形成及文明的起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聚落群的出现，代表了区域经济的进步，军事联盟的发展，更是符合了该地区政治变化的需要。这种聚落群联合体在很多方面具有共同性，比如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文化水平、宗教崇拜，它已具有部落联盟的性质。在聚落群中，已经有了地位凌驾于各氏族之上的最高的权力组织。

（三）大量玉礼器的存在，不但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更孕育了礼制文明

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便是礼制文明，它不仅体现一个国家政治教化的手段、法令制度的准绳，也是统治者手中的重要工具，用以维护关系他们利益的等级制度。王国维考证殷墟卜辞中的“”（礼）字，认为古人最初“行礼以玉”，即以玉为敬神求福的重要“礼品”，这是首次将玉器具有沟通天地神人功能的这种神性或灵性与礼相联系。由此可见，礼与玉在史前社会即有着密切的关系。 礼始于祭祀，《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周礼》及先秦文献中记载了不同玉器在当时的祭祀功能。

在史前诸文化中，一些特殊玉器的使用已有相当严格的限制，具有一套基本固定的使用模式，其使用器类，在不同文化、不同时期也有一定的变化。如红山文化中的勾云形器，良渚文化中的琮、璧、钺，龙山文化中的圭、璋、刀等，这些玉器的种类和造型，作为三代时期玉礼器之源，已初具“礼”的雏形。从考古材料看，良渚文化等玉器墓中，存在随葬用玉不等的现象，这种等级差别应是早期玉礼制在埋葬制度上的反映，而处在江淮地区的凌家滩遗址和薛家岗遗址的墓葬均存在这种现象。《周礼・冬官・玉人》记有：“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玉石半，相也。”按照《说文解字》里许慎的解读，全即纯玉，龙为四玉一石，瓒为三玉二石，是玉石皆半。《周礼》中的这段内容其实就是体现了不同等级人物之间用玉的差别。

以玉喻礼，是与当时的社会变革紧密联系的。它反映了此时氏族、部落内部原有的血缘关系和氏族习惯法则已被打破，神权与王权的建立需要一种新的秩序来维持。这些特殊玉器的出现，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是新秩序建立的物化表现形式，表明在社会观念上已赋予了礼制的内涵，礼制已逐步成为上层建筑规范社会行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13]。凌家滩出土的玉礼器，不但工艺精美而且品味极高，突出反映了原始宗教在凌家滩社会组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体现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文明的进步[14]。像玉鹰、玉龟、玉龙、玉猪等器物既是工艺品，也是原始崇拜的产物，而一套玉龟板则与原始巫术密切相关。凌家滩出土了两组玉人，分立姿、坐姿两种，每种三件，上部造型一致，均头戴冠饰作祈祷状，这应该是偶像崇拜，是人神结合的产物。凌家滩神人偶像和大型祭坛的出现，表明当时氏族社会内神权的存在，以及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12]。

新石器时代江淮地区用玉器随葬比较常见，玉器中除珠、管、饰外，镯、环、璜、较多，此外还有鱼、龙、鹰等特殊器形。从凌家滩、薛家岗等遗址中出土大量玉器的现象看，在当时的社会从崇玉、佩玉到葬玉十分流行，大量使用玉器隐喻着一种礼制文明。礼制文明的出现应是氏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并不断赋予新的内涵，目的是维系氏族部落内部的秩序和稳定，保障氏族社会组织正常运行。

四、结语

江淮地区史前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是玉器生产、玉文化繁荣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的丰富，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玉器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与重视。此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贫富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一部分人成为统治阶级，更多的人则沦为贫民阶层，统治阶级想要统治好自己的部落，首先必须在精神上控制好部落成员，玉礼器恰如其分地充当了这一重要角色。在这个契机之下，史前玉文化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在当时的江淮地区，玉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玉器由最初的数量少、形制简单、制作工艺粗陋演变成数量多、形制繁杂、制作工艺精美，与此同时，玉器的功能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从早期的一般装饰玉器逐渐拓展到祭器、神器，赋予了宗教、权力、礼制萌芽以及象征财富等新的内涵。这种玉器功能的演变，凸显了当时氏族社会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区史前文明化的进程。本文之所以将玉器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看待，就是基于玉礼器所反映的文化面貌 、社会发展水平而言。

此外，玉文化中心与聚落或都邑中心、宗教礼仪中心、权力中心重合的现象也值得重视，这反映了当时的玉器集中在极少数掌握宗教权力、政治权力以及财富的权贵阶层手中。从墓葬中玉器的分布和组合可以看出，此时的一些玉器已具有礼的含义，成为维系社会人际关系稳定的标识。随着用玉制度趋向等级化，在阶级社会里，地位越显赫的人生前可以使用的玉器级别越高，死后也可享受到与生前地位相吻合的祭祀规格，随葬品的数量众多、规格隆重，极尽哀荣，如实地反应出死者生前的显赫地位。围绕玉器的功能及使用逐步建立的一整套祭祀礼仪制度，对后世中国礼制文明的形成与完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这个时期出现一般聚落、次中心聚落和中心聚落等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更说明了江淮史前社会正向文明社会逐步演进。

上述一切都说明安徽江淮地区地接中原，史前人类很早就在此生息繁衍，创造出众多精彩又可贵的物质文化遗存，它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关系密切，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江淮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长江流域、淮河流域、辽河流域等其他地区互相碰撞、互相交流、携手并进，共同迎接文明的曙光。如薛家岗遗址出土的贯耳壶、大豆缸等器物带有明显的良渚文化色彩，但薛家岗晚期所流行的典型陶器、石器在良渚文化中很难发现。对江淮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认识与研究，挑战了因众多历史原因形成并植根于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当中的“中原中心论”。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对该地区重点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材料、新发现浮出水面，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突破。参考文献：

[1]严文明.在“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8（13）：19-23.

[2]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

[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J].考古，1999（11）：2-13.

[5]试论凌家滩玉龙、玉鹰、玉龟、玉版的文化内涵[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5（6）：40-45.

[6]周礼[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严文明.凌家滩玉器浅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55-158.

[8]石新影.从上古时期玉器看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D].合肥：安徽大学，2005.

[9]朔知.凌家滩祭坛遗迹试论[C]//凌家滩文化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79-182.

[10]汪传碧.潜山文化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7.

[11]何德亮.从大汶口文化看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J].古代文明研究，2005（2）：22-25.

[12]杨立新.江湖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初探[J].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5）：16-20.

礼文化的起源篇8

关键词：传统文化；礼仪文化；和谐社会

    礼仪文化使人类的社会交往在一定规范内进行，使社会关系更趋和谐。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方面来看，礼仪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无论是从礼仪文化的本质还是从其发挥的功能来看，以“和”为中心的礼仪文化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并构成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新的形势与社会背景下，礼仪文化建设既要汲取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同时也要寻求创新性的发展。

一、礼仪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和谐文化?

    所谓礼仪，是指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中相互交流情感信息时所借助的某种原则和方法的综合，它与一定的社会风俗、习惯相联系，反映着社会文明风尚的程度，既具有一种稳定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的功能，又是人们表达情感的惯用形式。它源承于中国几千年的“和”文化思想。“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基本状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形成了繁多的仪式和在日常生活中区别尊卑等级、协调人际关系的礼节规则，有了内容比较完备的礼仪体系。透视这浩翰的礼仪体系，无论是做人之道、从业之道、治国之道，还是日常行为的规范、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秩序的稳定，都包含着最为关键的要素，即“和谐”。

二、建设礼仪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礼仪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是一个国家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映，礼仪文化标志着社会的文明进程。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礼仪文化的内涵是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这一方面取决于物质文明的进步程度，同时礼仪文化又不断地被总结、提升、传承和发展，反过来成为经济社会前进的动力，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以及全球化的影响，科技、文化、教育都日益趋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礼仪文化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也需要作出相应的变革。古代传统礼仪以“致中和”为主体，推崇仁敬、正义、诚信、辞让、慈孝，在此基础上，新型的礼仪文化更为注重民主与文明。一般而言，礼仪文化的内容有三个来源：一是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所包含的传统礼仪文化资源；二是当代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三是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现代礼仪文化既要继承中华礼仪传统，同时也要在与其他文明的学习交融中不断推进。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矛盾、价值观冲突、道德失范等问题，这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发展，现代礼仪文化及观念的树立，将有助于提高公民素质，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多渠道推进礼仪文化建设?

     中国是“礼仪之邦”，重视礼仪教育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礼仪是有关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与准则，礼仪教育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通过礼仪教育，引导公民自觉遵守当代道德规范和礼仪形式，不断提升公民素质，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总体而言，公民礼仪素质教育需要从不同层面、不同渠道来进行，通过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共同推进。

1．家庭教育是礼仪文化的启蒙阶段

我国历代思想家、教育家都极为重视，将礼仪教育视为少年儿童的必修功课。孔子就曾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子：“不学礼，无以立”。朱熹曾在《童蒙须知》中从礼服冠履、言行步趋、洒扫涓洁、写字读书等方面对儿童礼仪作出过严格规定，明代王阳明也将学习礼仪列为儿童每日的必修课程。虽然当代对于青少年儿童的礼仪教化已不及古代社会繁琐和严格，但礼仪教育仍然是家庭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渗透入生活能力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之中。家庭教育是人生礼仪文化教育的重要阶段之一，推进公民道德教育，要求从儿童启蒙阶段抓起，将礼仪内化为个人素质的一部分。

2．学校教育是礼仪文化教育的规范化阶段

     学校教育培养符合社会规范的个体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不仅要在学前阶段和中小学阶段注重礼仪教育，同时也应将其列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礼仪文化教育不仅是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一部分，而且从其适用性来看，各种各样专业化的礼仪文化，如商务礼仪、公关礼仪、社交礼仪、涉外礼仪等应用性课程的开设，也为其今后步入社会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有助于全面提升大学生修养和素质。

3．社会教育是礼仪文化教育的深化与践行阶段

可以通过政府、大众传媒、单位以及社区予以引导推进。政府在礼仪文化的传播普及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将为礼仪文化提供正确的导向，地方政府应加强引导，将礼仪教育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

    此外，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化单位，在宣传礼仪文明、建立良好风气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刊发或播出有关礼仪教育的公益广告及节目，使礼仪文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单位和社区是进行礼仪教育的基本单位，可以组织职工或居民进行礼仪文化的学习，以及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和评比活动，将礼仪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董建华．儒家文化与秘书[J]．当代秘书，2003(4)．

礼文化的起源篇9

【关键词】礼治 法治 儒家思想 引礼入法 儒法并用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儒法并用，德主刑辅”，亦称“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是儒家将道德伦常与法律制度相结合，同时遵循“明德慎刑、大德小刑”思想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德治、仁政”的宗旨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尊崇并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法律文化和精神标识。然而，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大量西方文化涌入之后，标榜“民主、、法治”的西方法律相继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了国人的法制观、价值观。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的法律实践，西方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中国自己传统的行为规范和法律模式却几乎丢失殆尽。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不能全盘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全面移植西方文化，毕竟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产生和运行是由其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承所决定，所以，在当前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下，具有优秀传承和顽强生命力的传统法律文化“儒法并用、德主刑辅”再次走到历史的前台。

“礼”的起源和发展

“礼”的雏形和周公制礼。“儒法并用，德主刑辅”法律文化是在中国古老的“礼”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礼”是华夏祖先为了得到上天的赐福与祖宗的庇护而进行的一种祭祀仪式，这种充满宗教性的原始习俗，就是礼的原型。中国最初的两个王朝“夏、商”建立之后，“礼”由祭祀神灵和祖先进而引申为“凡礼仪之称”①，礼被改造为代表其阶级意志、符合国家统治需要的行为规范，礼的内容由最初的习俗仪式，发展成规范君臣、亲续、婚姻等的行为礼仪。周灭殷商之后，社会矛盾依然尖锐复杂，为了巩固大周政权，周文王之子周公旦进行了一系列建章立制的重大活动，制定出一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目的的典章制度、行为规范等，史称“周公制礼”。通过制礼，周朝不仅建立起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等级结构、确立了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制礼”和“作乐、立政、建刑”的紧密结合。

另外，周公总结吸取了夏、商“重刑辟”而亡国的历史教训，认识到民众的巨大作用，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的政治主张，强调君王不仅要“敬天保民”，更要做到“敬德保民”。自此中国古代社会实现了从“敬天”到“敬德”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中国文化从“自然崇拜”直接到“道德崇拜”的过渡，是神权政治人性化的开始，也是中国最早“德治”思想的形成过程。“德”的政治概念的提出，为礼的发展注入了新内容、新观念，之后“礼”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功用得到人们的公认。

儒家化的“礼”。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战乱导致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大变动。在那个大变动的时代，教育从戎与祀中挣脱出来。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首创私人讲学风气并把恢复周礼作为拯济世人、匡救世弊的良方，他在教学中极力宣扬维护周礼、维护宗法，并用“仁”对“礼”进行创造性阐释，创建了以“仁学、德政”为理政核心的儒家思想，完善了理想社会应该是制度与人文相融合的天下理念。其次，孔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儒家非常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的根基。继孔子之后，孟子把原来朴素的人本思想演绎成系统的“仁政”学说。

荀子的“引礼入法”

法家的兴起。法家思想的源头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正式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慎到，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成熟于战国后期的韩非子。在社会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逆伦败德的丑行司空见惯，很多祖宗的成法被废弃，传统价值观念被扭曲，在此背景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思想应运而生。法家诸子基于对人性的洞悉，非常重视刑法及其强制性，反对儒家的“德礼”，主张社会秩序应该建立在人的自利本性基础之上，国家应以严刑峻法治理臣民百姓，使之教化从善。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秦国的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商鞅在秦国推行“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治国方略，主张放弃儒家所推崇的“仁政”思想，用严刑律法削弱和打击贵族阶层和不法臣民的势力，强调国家应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

荀子的“引礼入法”。在先秦诸子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斗争中，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批判性地吸收了先秦各家的思想精髓，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新学说，构建起适用于封建社会的“正统刑法”体系，实现了国家治理中的礼、法统一。

荀子自小习学儒家经典，对儒家所倡导的“礼”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由于受个人条件和个人性情的的限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按照礼义的要求行事，需要圣贤施以教化，由此，荀子在批判总结先秦儒家的“礼论”学说中提出了“礼治”思想，把孔子儒家“礼德”、“仁政”的学说推向新的阶段。五十岁之后，荀子常年游走于齐国稷下学宫讲学，那里盛行的重“法”思想对他有较大的影响，面对行“德、礼”而难治的混乱社会，荀子清醒地认识到“礼治”功效的局限性。于是，荀子提出“法者，治之端”的学说，主张对那些不守规则的人用刑法进行惩处，用“法”来强迫他们变得无害于社会②。另外，荀子是“性恶论”的急先锋，他主张通过“礼仪法度”来约束矫正人性中的“恶”，坚持以刑法矫正恶性。他的这种新型治国理念不仅极大丰富了儒家思想，构建起荀子治国思想的基本体系，更使得“礼”被引入“法”。至此，中国社会终于完成了从“礼”到“法”直至“礼法并用”这一天下治理方针的根本性转变。

“儒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正式确立

儒法合流。虽然西汉初年的意识形态曾由黄老道家所主导，但儒、道学说的对立和斗争依然存在。在儒、法之争的漫长过程中，儒家已清醒地意识到法的重要性和法治的不可或缺性，因为离开了法律的支撑和保障，儒家思想只能是一种鼓动性的学说，难以发挥实效作用，儒家思想必须借助法律的力量，才能发挥治国功效，才能成为实用的教化工具。正是看到了儒家思想强大的教化作用以及法家严刑酷法的威慑力，汉初政治家陆贾、贾谊等开始宗儒尚道，援法入儒，进行了思想意识的重新整合。首先，陆贾指出暴力是导致秦朝快速灭亡的根源，国家必须把“行仁义，法先圣”的儒家政治理念重新定位为安邦治国之本，并力谏刘邦以仁义治国。其次，陆贾以儒家思想的视角，改进法学学说，提出以儒学为主，兼容法家，即德刑相济的政治主张，以建立一个各个等级的人都能和谐相处的“至德之世”。陆贾在继承发挥儒、法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儒法合流”的学说，虽然在汉初并未得以充分实施，但它表达了汉初地主阶级巩固和发展新兴封建统治制度的迫切愿望，为儒家思想的全面回流打下了理论基础。

儒法并用，德主刑辅。经过建国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已日益强盛，不过，王朝内外的各种矛盾依然尖锐复杂，国家治理需要一种更加强大有力的统一学说作为思想指导，以便为当时的汉武帝实现其政治、军事上的抱负打下坚实基础，这就为儒学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大好时机，而董仲舒恰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在思想上批判黄老政治和“汉承秦制”所造成的后果，认为汉兴以来，由于统治者因循为务，造成在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国家几乎承袭了秦的所有弊病，所以他认为必须改制变革。为此，董仲舒柔和道家、法家及阴阳五行思想，上对策三篇，即后世所谓的“天人三策”。其中的核心即推崇《春秋》的大一统思想，重申“君主集权、君权神授”是天地、古今永恒的原则，所以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禁止一切邪僻学说，实行思想上的统一。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学说”对“罢黜百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适应了汉武帝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至此，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意识形态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并受到汉武帝的推崇。

在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之后，董仲舒完善发展了孔孟的“德治”学说。首先，他由天道引申出“德主刑辅”的理论依据，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汉书・董仲舒传》），阳为德、阴为刑，德主生而阴主杀”，故而“天亲阳德而疏阴刑”，所以董仲舒重申了圣明的统治者应该顺从天意重视德治，发挥德治在国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统治者对人民首先应该进行引领教化，对那些教化不及且顽固不化者再施以刑法惩治；当然，从理想治国模式的角度考虑，董仲舒也承认法家思想具有其合理的社会价值。至此，董仲舒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助综合而成的治国方式“儒法并用、德主刑辅”基本符合了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者（上起魏晋下至唐宋乃至于明清）所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

从“儒法并用、德主刑辅”这一传统法律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可看出，中国的法律是在古代儒家“礼、礼治、礼法合治、儒法并用”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随着法治理念和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深入，吸取东、西方法律体系中的精髓并为我所用成为依法治国的重中之重，为此理清“中华法系”和“西方法系”法律文化的根本差异，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非常必要。

人性善和人性恶的差异。“性善论”是儒家“仁政”主张的理论基础，虽历经两汉经学、宋学、明代心学两千年的变迁，其“至善论”的精神实质不曾改变。孟子崇尚“仁、义、礼、智”四端，强调执政者的政治道德、执政艺术是实现“王道”的重要途径，所以人们相信圣君贤相由于其品德之高尚，自然会为芸芸众生求得合乎天理和律法的人生正义。基于对圣君贤相的无限信任，本应受到严格监督的最高权力，因为掌握在“至善”人手中，从而使得一切监督都失去意义。

而西方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首先，由于西方人信奉基督教，相信原罪说，所以他们认为人性本恶，如果不借助上帝的力量，单凭人类自身的修养，是无法实施社会公正的；其次，西方法律文化也深受古希腊自然法的影响，该法系的创始人之一柏拉图就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人是靠不住的，他认为，如果失去对权利的监管和制约，即使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的哲学王也难免演化成独裁统治者。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三权分立”理论，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以便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虽然近代西方国家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回归，人的自我意识和信心得到一定程度的张扬，但是西方社会依然持有普遍的共识，即“个人品质”靠不住。鉴于此，社会对统治者及其权力的膨胀和腐败有着深刻的警惕，并精心设计出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加以防范，使其不致过分为害。

礼治和法治的差异。“礼治”是中国传统法律形态之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体。中国法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指导，带有明显的伦理性，即以统治者制定的伦理化的法律或法律化的伦理来规范、调整社会关系③。张晋藩认为，“礼”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族的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是仁义忠信的外在体现，因而礼本身也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其次，礼治是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结合融通，是古代调整社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在督促履行义务这一点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先礼而后刑”，这也符合儒家所倡导的“先教后罚、以罚辅教、德主刑辅”治国思想。所以礼治作为一种传统治国模式，它高居于中国的“法治”和其它治国手段，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倾向。

而“法治”是西方法律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古希腊、古罗马国家法律的形成起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其法治精神源于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其核心使命是用以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并因此获得一体遵行的效力。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系统提出法治学说，强调法律至上，把依法治国看成是最高的治国追求；另外，虽然中世纪的治国理念深受神学影响，基督教教义成为治国的基本准则，但神学思想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法治观念，他们基本上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自然法思想，认为君主虽不受人法的约束，但必须受宗教信条、自然法的制约。

权本位和法本位的差异。“权本位”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又一特色，儒家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思想，事实上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历代帝王的意志，所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认为法律管人胜于管事，中国人对法律的服从是建立在对权力服从的基础之上，民众认同法律，是认同它的强制力，认同当权者的处置权。因而，在中国“法自君出”、“权大于法”、“重刑轻民”等“权本位”的主张普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更为糟糕的是君利的绝对性使中国的法律失去了应有的监管和制衡，而权力制衡的缺乏是形成中国法律“权本位”的重要因素。

“法本位”是西方法律文化深受神明或宗教影响的结果。“上帝高于一切”是深入到西方社会和法律各个层面的哲学思想。在西方人看来，所有的人，包括君主在内的天下众生，都是上帝的子民，而法律又是上帝所订，上帝的子民永远也不能超越代表神灵意志的法律。所以“法律高于一切、君主的权力不具有绝对性”的思想在西方社会特别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这也是西方近代法治观念心理上的根基。另外，西方哲学家普遍认为：法不仅是唯一符合人性的、保护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工具，而且法治可以保持国家统治的平衡性和连续性。所以无论是在古代的自然政治观、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抑或近代的法学政治观中，“法本位”的思想主张在西方社会都体现无余。

综上，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因为自然地理、人文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对其法律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是经历了久经考验，并融入民众血液中的精神认知③。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同样如此，所以西方人士不能简单地把当今中国称之为“礼治”国家，而不是“法制”国家。当下法治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政治文明的重要尺度。儒家重视礼治、强调仁政、希望为政以德的思想不仅是构成传统法律文化“儒法并用，德主刑辅”的基石，更应被现代法治建设所吸收和利用。所以在新形势下，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不仅需要从西方法律文明中学习先进的法治理论和法律精神，更要努力地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髓，这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渊源，理顺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差异的宗旨所在。

（作者为石家庄铁道大学副教授；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法并用，德主刑辅’，西方社会所不熟知的中国法律文化渊源”阶段成果之一，项目编号：HB15JY018）

【注释】

①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50～51页。

②张晋藩：“中国古代综合治国的历史探析”，《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31～34页。

礼文化的起源篇10

一、以环境创设渲染礼仪

1.美化“礼仪”硬环境

（1）让花草会“说话”。我们在幼儿园里的花坛、草坪、自然角等处树起“爱护花草”“花儿好看我不摘”“轻点，别惊醒小草”等牌子。让幼儿树起植物的生命意识，形成善待植物的文明习惯。

（2）让通道会“说话”。我们在楼梯上悬挂礼貌用语“你好”“再见”“谢谢”“对不起”“不客气”等；在走廊上设置温馨的提示话语“不随地吐痰”“不推不挤，相互谦让”等；在通道的宽敞处张贴礼仪三字经“早入园，不迟到，见老师，要问好”等、名人礼仪故事“孔融让梨”“程门立雪”等、文明礼仪格言“世界因礼更精彩等。旨在让幼儿园外环境无声地、静态的传达着文明礼仪知识，潜移默化的影响幼儿。

（3）让墙壁会“说话”。各班布置“礼仪墙”等，分设“学说甜甜话”“礼仪快车”“每周一句”等板块。让幼儿园环境的每个细节都渗透着文明礼仪教育，也让礼仪教育更具有动感。

2.优化“礼仪”软环境

（1）酝酿礼仪“试听”环境。为了让幼儿用多种感官感受礼仪，让幼儿倾听礼仪故事和相关歌曲。达到让幼儿在“礼仪中耳濡目染的效果。

（2）酝酿礼仪“动感”环境。为了强化幼儿的礼仪行为，适时的将姿态礼仪、仪容礼仪、健康礼仪、社交礼仪等日常礼仪结合到幼儿的一日活动当中。

（3）酝酿礼仪“榜样”环境。为了养成幼儿的礼仪习惯，我们建立“礼仪标兵”迎接制度。每天由6名礼仪小标兵跟家长孩子们问好，让礼仪在这种榜样的示范中变成一种习惯。

二、以“国学经典”陶冶礼仪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一直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是规范社会人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重要部分。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国学典籍的丰厚遗产，其中包含相对数量的礼仪典籍。国学礼仪典籍包含了很多人的基本礼仪，如站、立、行、走、卧、对待长辈、进餐、外出、回家等。这些礼仪比之现代礼仪教育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而且它还便于吟唱或诵读，幼儿在记忆力最佳的生理敏感期记住古代语言精华，有利于促进古代典籍语感的形成。因此，我园自主定位国学经典为礼仪教育课程的组成部分。

1.“经典诵读”懂得礼仪

在每周开展1至2次“礼仪经典活动，开设的内容有《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等。让幼儿在朗朗上口的经典吟诵中懂得古人的礼仪，从而自觉的建立起自身的礼仪规范。

2.“故事启迪”辨析礼仪

为了不让幼儿的礼仪之停留在口头的吟诵上，我们在每周的周二和周四开展一个“礼仪故事”活动，让幼儿在故事中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产生情感共鸣，自觉的接受故事中的教育内容。同时组织幼儿辨析故事中的礼仪情节，让幼儿在对事件的评议中分辨美丑、善恶，知道好与不好，从而辩证地对待经典礼仪。

3.“情景表演”内化礼仪

为内化幼儿的礼仪情感，我们阶段性开设礼仪故事表演活动，创设主题情景，让幼儿通过分角色的情景演练，获得并强化第一情感体验，这是对礼仪教育内容的复习、运用和巩固，是对幼儿的综合考察。对促进礼仪的内化，最终形成良好的礼仪习惯，有重要意义。

三、以“一日活动”养成礼仪

在一日生活中渗透礼仪教育是很有必要的。通过生活中的正反事例，可以教育幼儿从新养成礼仪行为的良好品质。我们把礼仪教育融入小朋友交往、尊敬师长、幼儿用餐、行为举止等“一日活动”之中，主要抓好“四结合”。

1.礼仪教育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每天一节礼仪教育活动，由班级教师给幼儿解释其中含义，并强调小朋友切实的身体力行。

2.礼仪教育与幼儿园日常交往精密结合

幼儿每天来园见到教师同伴问早问好已经成为习惯，园长教师等都能站好鞠躬问好。

3.礼仪教育与户外活动紧密结合

幼儿在列队、练操、游戏、等户外活动实践礼仪知识、寓教于乐。

4.礼仪教育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

利用餐前手指运动，放学前的生活整理等环节，播放和诵读《弟子规》等“礼仪经典”。

5.开展“我与文明手拉手”实践活动

开展“礼仪小标兵”、“今天我做到了吗？”礼仪细节，养成实践情况记录、“我真行”、“我真棒”、“我的发现”、“我要学习他（她）”自评、互评等活动评选，使抽象化的礼仪道德概念在幼儿头脑中形象化、具体化、使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情绪、情感体验中形成良好的礼仪道德观念，继而养成良好的礼仪道德行为。

五、以“评价机制”激励礼仪

教育有一句名言：“教是为了不教”，这不是不要教育，而是要实现自主教育，培养和确立学习的主体性。单靠老师的外部教育不足以激发幼儿的内在动机。因此，我们可以建立班级月评价制度、学期评价制度、学年评价制度。

六、以“家长资源”助动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