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的艺术元素十篇

楚文化的艺术元素篇1

概述楚图案的内涵

皮道坚曾夸赞楚艺术具有瑰丽流畅、情感外露的特色，其独具的抽象形式美感，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它展现出的独特艺术魅力令人着迷，不但体现出楚民族强大的艺术美感，还展现了他们豁达的生活观，楚图案的设计灵感或许就生发于他们旺盛的生命力中。楚民族从古至今都孜孜不倦地在文化艺术领域探索，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对宇宙意识的体会，都集中反映在了传统楚图案当中。

正是因为楚民族蕴含并发展了这样的艺术审美意识，使其在进行艺术创造的过程中，也将这样的思想融汇在了图案造型中，采用巧妙的布局和色彩，应用了对立统一规律，创造出了一幅和谐美好的图案。楚图案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建立在楚民族自由浪漫的情怀上，因为荆楚人在历史长河中表现出极其浪漫主义特质的人文特性，也就奠定了楚图案独具一格的艺术美感。

楚团还通过纹饰展现出楚民族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不同的人看了或许会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说它是怪异的、恢弘的，有的说它是自由的、和谐的；有的人说它是浪漫的、惊艳的……种种体验都能在它身上找到，折射出楚民族的精神特质。用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楚图案也极其灵动，能赋予人想象的空间，体现出民族气质与生命的激情。那些蕴含有楚图案元素的装饰图案，为漆器和丝绸这类艺术品增添了浓郁的楚文化艺术魅力。

楚图案对当代艺术设计的具体影响

由于楚图案蕴涵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了楚民族的文化精髓，展现了荆楚之地的人文特征，一旦将它应用在艺术设计中，能给人以充分的视觉艺术享受。不过，目前我国当代艺术设计当中，利用楚图案进行设计创新的情况还不多，至多能够见到将传统楚团运用在商品的特色包装设计上。

第一，楚图案强化了文化象征在当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天津津酒集团曾推出过一款“至尊扁凤”酒，在这种酒的包装设计当中借鉴了传统楚图案，使得“至尊扁凤”的酒瓶设计不但融合了中国古瓷文化中扁凤壶的造型，还选择用黄色、红色美化酒盒，选择凤鸟纹样作为瓶身的装饰图案，赋予了这瓶酒独特的楚文化风韵。

黄色和红色原本就鲜亮醒目，又因为这两种颜色是楚图案的特征色彩，使其展现出独特的楚地艺术特色，小范围的使用金黄色衬托瓶身图案的雍容华贵，使得我们熟知的凤鸟形象更加突出夺目。凤鸟采用昂首姿态，自然流露出高贵之气，展现出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独特的图案设计美感。这款酒的包装设计如此与众不同又极具辨识度，令顾客难以忘怀。

第二，独特的纹饰图案将民族风格融入到现代建筑中，彰显出明确的建筑风格。在建筑装饰工艺中，独特的纹样能展现建筑物的主要设计风格，只要能将装饰纹样应用的恰当，使其融入到整体建筑装饰中，不但能体现出独特的建筑风格，还能体现出民族地域特色。

例如荆州长江大桥就在建筑装饰设计中应用到了传统楚图案的元素。这座大桥的桥头堡顶设计有一对火红的凤凰，这一楚式纹样的出现，体现出现代艺术设计对于楚图案元素的合理利用，采用雕塑形式让火凤凰出现在大桥上，不但彰显了荆州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也明确地强调了凤鸟在楚地文化中的地位。事实上，楚式纹样的应用不止如此，在某些空间设计和室内装饰设计中，也可利用楚图案的各种元素，展现其象征性，凸显其文化特征。

第三，将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融合在一起，引领时代潮流。

在艺术设计中，以传统文化为中心结合时代特色，能够将两种艺术元素融合在一起发挥出更大的艺术魅力，引领时代潮流。例如，2008年长城集团为了迎接奥运会推出了一款笔记本电脑，其外观设计中采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艺术元素，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黑色的外观增加了这款笔记本电脑的神秘感，中央部分的装饰带上则绘制有抽象的金色的龙图腾看，使其整体设计都富有中华古韵，纹饰的变化得益于在楚图案元素中得到的灵感，构图丰满又极为灵动，让产品的格调和品质立刻上升了一个层次。

结束语

楚图案具有鲜明的楚民族文化特征，其丰富的图形语言和构图特征让它被应用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变得可能。本文提出了研究方向和粗浅建议，希望能够对当代艺术设计中运用中国传统图案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有关楚图案的应用，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积累更多的经验，为艺术设计领域作出更多的贡献。

楚文化的艺术元素篇2

关键词：虎座凤架鼓；舞蹈；荆楚文化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119-01

一、子课题立项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子课题名称

在学习《古代舞蹈史》这门课时，我们被楚舞中“翘袖折腰”这一独特舞风深深地折服，促使我越来越多地关注楚舞。在艺术实践中，我们直接参与了集体舞《楚腰》的排练演出。通过这些实践和深度接触，使我对楚舞及楚文化有了深厚的情感和深刻的认识。同时，学校所提供给我们的各方面条件是我接触和运用楚文化的一大优势，这使得我们最终确定以楚文化的代表“虎座凤架鼓”为课题的切入点，并使它与楚舞的经典的舞蹈语汇“翘袖折腰”巧妙地融合起来，让楚舞艺术发扬光大，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二）阐述子课题提出的背景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展现在世界的面前，其中，楚文化便是一支瑰丽多姿具有独特的南国文化风格的奇葩。它为楚族楚国楚地人民所创造，在缔造和发展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不可估量的辉煌。用楚舞的形式来宣扬和传承楚文化，是现扬文化的方式之一。

二、课题研究的目的和预期目标

楚文化是一支瑰丽多姿具有独特的南国文化风格的奇葩。它为楚族楚国楚地人民所创造，在缔造和发展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不可估量的辉煌。自本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并与世界舞蹈文化的接轨，舞蹈文化所涵盖的领域越来越广。在世界各国的舞蹈文化都迅速发展并逐渐形成特色的今天，我们中国的舞蹈也不应仅仅局限于已有的现状。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好传统文化元素尤其是楚文化的宝贵资源优势来建立和发展独具中国特色的舞蹈文化理念。所以我们今天用虎座凤架鼓与的楚舞融合创编出更富有楚风特色的舞蹈，应该是拥有很大发展前景的，相信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上都产生新的突破。

三、课题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一）课题研究的内容

1、研究楚文化元素的定义、历史渊源、发展时期、发展成就、精髓、表现及影响。

2、根据楚文化的内涵展开对虎座凤架鼓的研究。

3、根据虎座鸟架鼓的起源分别研究故事内容、姿态造型、表现动作以及注意事项。

4、研究配合虎座凤架鼓元素的舞蹈动作设计及基本的组织原则。

5、研究具有楚文化元素的舞蹈动作、舞蹈造型在作品设计中的编排与构成。

6、深入研究以楚文化精髓在舞蹈中体现及产生的艺术价值并实际应用到舞蹈的发展。

（二）课题研究的方法

该研究项目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由课题设想开始便反复修整。对与研究资料的收集不局限于单一的收集方式和筛选方式，采用多种渠道如走访专业学者、深入到当地，切身体验楚文化影响下的风俗民情。

研究成果展示以群舞为表现形式，由四个人表现“虎座凤架鼓”的形态，其余演员表现荆楚文化的历史背景。作品完成后参加舞蹈类的比赛，使舞蹈本身更加成熟和完善，使研究达到最佳的成果宣传效应。此外，研究的预期成果由短期的预期成果转为更为详尽更为长远的预期设想，体现出此项研究项目的长远发展性和可行性价值。

四、研究总结

参加这次的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研究使我们受益良多。从整个研究的选题，建组，开题研究，最后的结题每个过程都是值得纪念的。在长江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们认识到的只是表面的荆州文化，但通过这次的学习研究让我们重新将荆州楚文化认识和学习。

在专业学习上，这次的项目研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团队上的学习，最重要的是促进了我们对专业课内容上的新的认识，对于我们专业学习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认识。

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好传统文化元素尤其是楚文化的宝贵资源优势来建立和发展独具中国特色的舞蹈文化理念。所以我们今天用虎座凤架鼓与的楚舞融合创编出更富有楚风特色的舞蹈，应该是拥有很大发展前景的，相信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上都产生新的突破。

楚文化的艺术元素篇3

关键词：荆楚音乐文化；钢琴室内乐教学；传承

荆楚文化，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与洗礼，形成一种多元且典型的地域文化。荆楚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与实践中，不断传承、吸收、融合本土和邻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组合、积淀和革新，逐渐凝练出一种扎根于本土文化风情，富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烙印着时代文化精神的荆楚文明。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承传统，鼓励创新；因此，扎根在荆楚文明田野上的文化建设者们，正在努力打造出兼具国际影响力与中国特色、兼具时代特色与荆楚传统特点的文化品牌。我们应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探寻荆楚文化的精神特征，把握荆楚文化的时代价值，挖掘荆楚文化的艺术内涵，增强高等艺术院校学生对荆楚民族文化的了解与对荆楚音乐文化的热爱，在不断学习继承过程中促进荆楚民族音乐文化持续发展与创新。

一、荆楚优秀音乐传统文化研究

荆楚音乐是荆楚文化艺术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的核心元素。从历史角度来看，楚乐在中国音乐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楚音乐的形式丰富多样，包括民歌、乐舞、乐器、戏曲、乐律音调等多种表现形式。除了多种多样的音乐表演形式，荆楚音乐的浩瀚历史文明还体现在传统乐器的发明、继承与发展上，这其中，曾侯乙编钟便是最好的例子。曾侯乙编钟源于战国时期，于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出土。此后，曾侯乙编钟曾数次奏响，例如，1997年，著名音乐家谭盾在为迎接香港回归而创作的音乐作品《1997：天·地·人》中，收录了来自曾侯乙编钟的乐声，让这件古老的乐器焕发新的艺术魅力。曾侯乙编钟的发明、考古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古老荆楚人民的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体现了现代荆楚人民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再创造。经历了一代代学者对荆楚音乐的不懈研究，学界普遍认为，荆楚音乐具有其特有的意蕴与特色，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与学习价值的音乐艺术。为大力弘扬荆楚音乐和其他荆楚艺术文化形式，在2021年，我国“十四五”规划对传承与弘扬荆楚文化做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入挖掘荆楚文化基因，大力弘扬湖北精神文化”。荆楚音乐文化研究是建立在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上而逐渐形成的一个稳定的研究方向。20世纪以来，荆楚音乐人在这一区域内的音乐文化研究的成果积累深厚，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艺术作品。仅以长江为题材而创作的音乐作品为例，就包括谢功成的大合唱作品《长江抒情诗》、王义平的交响音诗《长江三峡素描》、钟信明的交响组曲《长江画页》、刘健的二胡协奏曲《三峡叙事》和赵曦的小协奏曲《南国》等体现荆楚优秀音乐文化的经典作品。这些优秀的音乐作品的问世见证了数十年来荆楚音乐迎来的新的高潮和新的生命，曲作者们通过充分的联想、高超的写作手法和神秘的音乐色彩，用音符表达对长江、对荆楚、对人民的深情厚谊。近年来更多优秀的作曲家深入荆楚大地采风，汲取民间音乐元素，创作了一批体裁形式更加丰富多样的优秀荆楚音乐作品。这其中，不乏一些富有荆楚音乐风格的钢琴室内乐作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著名作曲家彭志敏教授创作的钢琴三重奏《山民印象》，著名作曲家罗毅教授创作的中提琴与钢琴作品《幻想曲》，著名作曲家钟信明教授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乡情》（室内乐版本）等。在这些作品中，曲作者们将传统音乐元素和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将荆楚音乐元素和西方音乐元素相结合，使作品在不同元素的融合和碰撞下，产生了巨大的艺术生命力。以钢琴三重奏《山民印象》为例，彭志敏教授以湖北西部山区的民歌音调作为音乐素材创作了这部单乐章音乐作品。乐曲中野性的节奏、频繁变换的节拍、民间特色的旋律，都体现出湖北西部山区人民的热情、豪放和浪漫。在采用本土音乐素材的同时，作曲家运用了西方古典音乐的曲式结构。《山民印象》将奏鸣回旋曲式和变奏手法结合起来，既体现了西方曲式结构的严谨性，又展现了东方音乐风格的开放和自由，是一次成功的中西方音乐元素结合的实验性探索。在荆楚音乐越来越多地呈现室内乐的同时，音乐艺术院校的演奏专业也越来越重视室内乐学科的发展。此外，从高等学校文化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需求来看，室内乐演奏教学也是一门具有发展前景的学科，是未来中国艺术院校重点发展的方向之一。室内乐虽然并非是规模庞大的音乐表演形式，但是它的演奏风格、结构题材、音乐内容都极其丰富，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通过乐器之间的交流，以及不同演奏方式之间的合作与学习，可以极大地提升音乐合作艺术的修养乃至个人整体音乐素质的水平。笔者认为，在扩大室内乐学科的同时，如果将具有地域特色的室内乐作品吸收进室内乐课堂的教学内容里，可以发挥重要的音乐教学和音乐传承的作用。从教学角度出发，学生演奏民族音乐风格的室内乐作品，既可以更容易地体会音乐创作者的性格、情绪，也可以更好地掌握室内乐的演奏风格。例如，学生在体会乐器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时，可以借鉴民间音乐当中歌手对唱或对话的表演形式。从音乐传承的角度出发，将优秀的荆楚特色室内乐音乐作品吸收进艺术院校日益壮大的室内乐学科教学里，可以更好地推广中国的现当代优秀室内乐音乐作品，可以更好地扩大荆楚音乐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影响力。从这两点来看，对荆楚钢琴室内乐的教学和传承的研究，可谓刻不容缓[1]。

二、高等艺术院校荆楚钢琴室内乐作品传承现状

钢琴室内乐的教学在中国起步较晚，至今在国内很多院校还没有系统的室内乐教学体制。然而在欧美室内乐早已成为每个音乐院校钢琴研究生教学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专业艺术院校逐渐开始重视钢琴室内乐课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钢琴室内乐课程已成为许多艺术院校研究生教学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程。高等艺术院校钢琴演奏专业的学生更注重对音乐技能技术的掌握和运用，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关注时事政治较少、对社会的了解和认知较少，并且自我意较强、在工作中适应岗位的能力不够，协同合作能力有待加强。钢琴演奏专业的学生普遍对室内乐学习重视度不够。据笔者调研，钢琴室内乐课程在国内高等音乐艺术院校还未得到全面覆盖，有一些高校的音乐院系暂未开设系统课程，较多的是以选修课形式开展，一些资质和能力不足的私立学校与机构更加不具备发展钢琴室内乐的能力，现有的钢琴室内乐教学内容不够丰富，对室内乐的系统教学和评价方式有待完善与改进。这与我国钢琴室内乐艺术起步较晚有关，教学内容以西方经典室内乐作品为主，较少涉及中国风格钢琴室内乐作品，学生缺乏对中国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基本认知，目前学生了解与学习中国钢琴室内乐的渠道极其有限，许多优秀中国钢琴室内乐作品并未得到较好的传播与演奏，学术期刊网站与其他互联网站平台上能搜索到的文献资料、音频视频资料有限，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来系统了解这一系列作品较难。我国各音乐艺术院校的钢琴室内乐教学和音乐会演奏曲目主要以国外的钢琴教材和曲谱为主，形式较单一、内容不够丰富，亦不能满足中国学生对本民族钢琴音响的需求。目前国内针对荆楚音乐文化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多，对荆楚钢琴室内乐教学的研究较少，目前只有笔者指导的2020届硕士毕业论文《鄂西南风格歌曲与钢琴合作研究——以三首创作歌曲为例》、2021届硕士优秀毕业论文《自由、神秘、粗犷的“楚歌”——钢琴与中提琴〈幻想曲〉的音乐特征与合作研究》、2022届硕士毕业论文《“错综奇诡自由浪漫”的荆楚神韵——钢琴三重奏〈山·印象〉的音乐语言与合作》三篇论文，在此方面的研究文献、资料、作品也相对缺乏。作为高等音乐艺术学府更应引领学生热爱中国民族音乐，传播与演奏荆楚音乐文化，通过钢琴室内乐的演奏形式使学生在排练演奏中学习荆楚音乐语言，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协作、配合等各项综合能力，提高音乐修养、开拓音乐视野，还传承了中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坚定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自信，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举动。

三、荆楚钢琴室内乐教学与传承研究

当代的中国青年核心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最重要时期是大学阶段，同样也是身体技能培养和锻炼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如果能够通过有效的策略进行合理的路径规划，找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实践教育的契合点，这无疑将对青年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将具有荆楚特色的地方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引入实践课程中，演奏这些优秀作品，有利于引导学生以更大的热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更全面、客观的眼光看待当代中国。（一）创新新型教学模式。2017年12月6日，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其中明确了要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理论知识体系的融合。将思政与专业结合，在钢琴与其他学科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多学科交叉的新型教学模式，在钢琴室内乐的课堂教学中改变室内乐课程的教学路径，遵循“学、研、演、赛”四位一体的课程人才培养目标，将荆楚钢琴室内乐作品实践于本科与研究生的主课教学、比赛以及室内乐课程中，用音乐阐述的表达方式来传承、传播优秀的荆楚传统文化思想，弘扬传统民族音乐，提升学生的人格素养，加深学生对本民族博大精深音乐文化的认知，从而推动钢琴室内乐课程的教学改革创新，优化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标准，探索出一套与时俱进的室内乐课程教学路径[2]。（二）多方联动，搭建实践教育平台。对于新时代的钢琴室内乐作品，需要更多的实践平台给钢琴专业的学生锻炼，展示作曲家的新作品，为学生的专业能力成长提供必要的基础保障。可采取多方联动的方式，譬如各高校共同合作、搭建学习交流平台，有着良好传统音乐教学与学术研究的院校与其他高校有效合作，带领学生相互交流、展演，有利于在高校传播优秀的荆楚音乐文化；联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企业打造实习实训基地，配备良好的硬件设施，为学生提供坚实的基础平台，创造参与一线实践的重要机遇等。从基础设施、资金设备、人力资源服务等方面，凝聚多方力量为学生开展音乐实践提供必要的条件，有利于荆楚音乐文化思想在社会中更广泛地传承与传播。（三）采用探究性授课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在教学中通过与作品曲作者面对面的交流，由学生主动探索，把作曲者的作品进行二度创作，以自己所学知识与对音乐的理解探寻荆楚音乐风格，对学习的作品进行音乐分析、谱面研究、演奏处理，在学习中研究荆楚音乐的特点，课上课下交流互动，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荆楚钢琴室内乐作品演奏风格。并且在培养计划的不同阶段，进行相关研学展示与创编展演的技术设计，从而保证在授课过程中将“知行合一、坐而论道、起而行之”的方针贯彻始终，更好地传承优秀荆楚钢琴室内乐作品。（四）通过荆楚钢琴室内乐新作品音乐会成果的形式，推广传播优秀的荆楚钢琴室内乐新作品，有助于推动荆楚风格室内乐作品的创作创新，激发作曲家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形成一个创作—表演—传播—再创作的良性循环。以比赛的形式组织师生创作荆楚钢琴室内乐新作品，再以音乐会成果形式促进荆楚音乐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在室内乐课程教学研究中，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创作为学科发展动力，将艺术实践转化为科研创作成果，最终将科研成果和艺术实践的经验总结反哺教学。（五）通过录制、出版荆楚钢琴室内乐作品光碟和教材丰富并充实荆楚钢琴室内乐曲库，使学生能够系统地学习不同特点荆楚钢琴室内乐作品、理解作品的深层次内涵，把握不同的钢琴演奏风格，开阔学生的音乐视野，培养学生对各种风格作品的把握能力和音响感知力，更多地了解中国音乐作品的意蕴，促进荆楚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四、结束语

荆楚音乐文化是荆楚大地数百年创造和传承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荆楚钢琴室内乐作品的教学与传承，有助于制定“学、研、演、赛”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思政”视阈下，以立德树人为中心，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原则，依托钢琴课程自身专业特征，交叉学科发展，探索教学、科研、竞赛和实践系统融合的培养模式。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结合的课程目标，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有助于推动荆楚钢琴室内乐作品的创作创新并推进成果转化。因此，应着力推进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校内与校外的深度融合，构建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平台，促进荆楚钢琴室内乐的教学与传承，从而发扬荆楚文化精神、增添荆楚文化活力，亦使荆楚音乐文化走向繁荣兴盛。

参考文献：

[1]张艳红.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时代价值与传承创新[J].学习与实践,2018(11):122-128.

楚文化的艺术元素篇4

【关键词】楚文化元素；归元寺；圆通阁；传统文化

1、楚文化元素的概括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从著名词人屈原的诗词中，我们明白楚文化及楚建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具有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博大精深的内涵。研究楚文化元素在归元寺圆通阁建筑中的运用，不仅可以使人们深入了解楚文化对圆通阁建筑特色的影响，更能使人们对归元寺圆通阁建筑特色有深刻的理解。

1.1楚文化元素之图案

较好的实用性和装饰性使楚文化元素的图案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最早的楚文化元素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是没有图案记录的，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壁画的形式。早期的楚文化壁画展示了楚文化图案丰富的想象，内容多为表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充分展示个性与自由、积极入世、回归到人本的理性现实等。楚国的先民起初以凤为图腾，他们认为凤是至真、真纯、至善的神鸟。因此，楚文化鼎盛时期的建筑装饰多以凤纹为主。

1.2楚文化元素之色彩

楚国先人都比较钟爱朱色，有“尚赤”之说，来自远古的图腾观念，也是对火神的一种崇拜之意。赤为火的颜色，象征南方，系生命之色，而黑色则是指北方，红黑二色有阴阳调和之意。在站国楚漆器艺术中，以红黑色的强烈对比为主题基调，在加上五彩色，使图案深邃悠远又五彩斑斓。楚国人在图案的色彩处理方式上，不受约束，注重追求色彩板块对比。楚国图案在色彩表现形式上寻求艺术美，其倡导超越静观的事物，超越视觉的审美效果，把头脑里面想象的东西创造出来成为现实。

1.3楚文化元素之风格

楚国图案的独特造型让我们知道当时楚国人对运动、变化、力量的钟爱。装饰上和造型上设计复杂繁琐的风格，对具象和抽象事物的把握程度有一定的见解，对造型意识理念和造型设计上比较周全细致。图案中的题材直接采用民间常用的动物、植物、用品、用具。楚图案常常围绕“一个中心，几个基本点”来设计，就是一个中心周边配置相同形、相近色、相同量或不同形状的相似纹样。楚图案的复杂繁琐造型中，很讲究节奏和韵律、调和与对比、主次分明，协调统一。

2、归元寺圆通阁的建筑特色

归元寺圆通阁是一座气势不凡的木石结构阁楼。它的建造不仅使归元寺在全国的名气加大，而且使中国建筑在世界佛教建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传统楚国文化在建筑中的延续和传承。

主体阁楼采用全红木（菠萝格）结构，目前正在建设中。其建筑面积4617平方米，建筑高度44米，其风格为内五层外三层四滴水楼阁式建筑（歇山十字顶）。各层平面均不相同，构架翼角各有特色。是一座造型奇特优美，构造复杂多变的大型复合式明清古典风格建筑。

圆通阁在建筑形式上充分体现了楚地的地域特色和优秀的佛教文化特色，做法上则采用了南方地区的传统民间做法。在建筑的风格上，融入了楚建筑标志性的屋顶、木构件、飞檐等设计，这种组合在体现了结构美和装饰美的同时，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建筑的屋顶一般较大，屋坡则采用折线和举折的做法，虽然曲度不大，屋角也没有翘起，但是建筑本身的刚健质朴的气势却表现的相当浓厚。屋顶造型采用“人”字形，既扩大了建筑物的内部空间感，也有利于排水。圆通阁是近百年来唯一大体量石拱梁空心台基建筑，它的大规模实木结构相结合的建筑形式更是近百年来绝无仅有的，这在中国建筑史上是辉煌的一笔。

3、楚文化元素在归元寺圆通阁建筑中的运用

3.1楚文化图案元素在归元寺圆通阁建筑中的运用

圆通阁建筑大量采用了楚文化元素中的楚凤凰形象，并且凤凰的造型借鉴了西汉时期的凤凰图腾的造型特点，圆通阁底楼的雕花就是楚凤形象的最好运用。同时，圆通阁城墙上的浮雕大量运用了楚凤纹样。楚人认为，只有在凤的引领下，人的魂魄才能登于九天，周游八级。圆通阁的设计师们按照楚国尊崇和钟爱凤的特点，在城墙壁画、城墙扶手、城门等建筑表面大面积的使用凤纹做装饰，以示对自己祖先的尊重和敬爱。

3.2楚风格在归元寺圆通阁建筑中的运用

从圆通阁的整体建筑可以看出，它受南方干阑建筑文化衍生出的楚建筑风格影响十分浓厚，今日恩施土家族的特色吊脚楼式建筑，就是由阑式建筑演变而来的，它可以视为当年楚国房屋建筑的遗存。圆通阁抽象地表达了“楚建筑”的形式风格，用现代材料和技术手段再现了“湘楚文化”的意境。如屋顶一排排上翘的扣板飞檐，因借用古建筑屋脊发戗做法，整体看上去由似整齐有序的檐口瓦当；檐口下部露明三角形结构构件，像极了象化了的斗棋形象。圆通阁在采用现代技术、材料再现古代文明的同时，十分重视设计上的取之以形，寓之以理，存之以神。通过以上几项设计手法，设计者大量挖掘楚文化的内涵，将现代建筑技术、功能空间、自然环境、生活习俗、历史文脉巧妙地结合一体，使圆通阁再现楚文化独特的艺术风貌和文化品味。

4、结语

在归元寺圆通阁的设计过程中，通过对楚文化特点的分析、提炼和升华，并不断的论证，终于确定了楚文化建筑的“高台”原型。这种对楚文化建筑的探寻不仅仅是停留在历史的形式，而是寻找到了其“源”，并结合建筑功能类型、现代技术与材料等综合性因素，最终确定原型。这种灵活的综合论证的方法，在追求地域性建筑特色、体现丰富性文化内涵和高科技时代精神的今天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屈原.《离骚》

[2]张正明.楚史[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3]皮道坚.楚艺术史[M].湖北育出版社，1995.

楚文化的艺术元素篇5

【关键词】徐州;汉文化;艺术元素

一、徐州两汉历史文化概述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称彭城，已有26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处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齐文楚武”，徐州正是文武消长的枢纽。徐州是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是13位楚王、5个彭城王的领地和墓葬所在地，并发现有多位汉代贵族的墓葬，其历史文化悠久，汉文化艺术底蕴深厚，为研究中国两汉传统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两汉时期徐州人在经学、文学、目录学等方面均做出标志性成就。两汉文化是徐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内涵。史学界有学者认为“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则要看徐州”。 徐州是西汉、东汉、三国时曹魏和西晋等3朝封国的国都，历史上徐州籍人士中涌现出11位开国皇帝，所以徐州堪称是中国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两汉文化艺术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代替的。如果可以深入研究徐州的两汉文明，对于汉史的认知和理解决不亚于拜读司马迁、班固、范晔的史学专著。

徐州发现和发掘两汉文化古迹众多，如:狮子山楚王陵、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地下宫殿、龟山地下宫殿;土山汉墓出土的鎏金兽形砚;睢宁刘楼汉墓出土的铜牛灯等珍贵文物，皆属国宝。其中以“汉代三绝”——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的两汉文化最为夺目，极具艺术欣赏和考古价值。

二、两汉文化艺术符号元素

如上所述，徐州两汉文化的艺术种类很多，本文主要从工艺美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徐州两汉时期的工艺美术现存文物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徐州是两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丰厚的地区之一，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并称中国“汉代三绝”。 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元素的特征，主要从汉墓的建造方式、汉画像石艺术表现形式、汉兵马俑艺术特点来体现。通过分析两汉墓葬建筑、汉画像石、汉兵马俑总结归纳两汉视觉艺术的表现。

1、汉代墓室建筑

汉代墓室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建造，整个空间是完整的，体现了天地万物。从整体上说，汉代墓葬造型艺术包括石阙、祠堂、地下墓室、棺椁、随葬品及它们的装饰部分。每个小系统无不象征一个小宇宙，是整个墓葬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徐州的汉墓主要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西汉王陵墓的构造、形制特点，是以横穴岩洞为主，多数独占一山头，建筑方法是先开凿露天墓门、墓道、甬道，然后再向山腹中深凿墓室。东汉时期彭城王的墓葬，与西汉时期楚王陵相比，风格迥异，一般是在平地或台地上竖穴起坟造墓，有较大的封土堆，与西汉楚王陵独霸山头的气势不可比拟。两汉时期还流行汉阙，并用汉阙来装点宫殿、墓葬。汉阙主要是立于宫殿、墓前的仿木石制地面建筑，放在墓前是墓主身份的标志。

在徐州汉墓中，形制较大内容最丰富的是楚王陵。楚王陵坐北朝南，依山为陵，凿山为墓。陵墓直接开凿于山体之中，南北总长117米，宽13.2米，深入山下20余米，总面积851平方米，开凿石方量5100余立方米。宏大的地下玄宫几乎把山体掏空，工程浩大，气势磅礴，全国罕见。楚王陵墓模仿地面宫殿的建筑群体，结构复杂，形制奇特，建有包括浴洗室、御府库、御敌库、钱库、印库、前厅堂、棺室、礼乐房以及楚王嫔妃陪葬室等大大小小墓室12间，再现了西楚汉王奢侈的生活场景，也印证了汉代盛行的“事死如生”的丧葬观。

另一座形制较大的汉代墓室是龟山汉墓。龟山汉墓位于徐州西北约9公里开发区内，龟山西麓。为西汉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即位于公元前128年~前116年)夫妻合葬墓。龟山汉墓以山为陵，因山为葬，全部为人工疏凿而成的两座并列相通的合葬墓。其中南为楚襄王刘注墓，北为其夫人之墓。两墓均为横穴崖洞式，墓葬开口处在龟山西麓，呈喇叭状，有南北二墓道。每甬道长56米，高1.78米，宽1.6米。每条甬道由26块重达6~7吨塞石，分上下两层堵塞，且塞石间接缝隙严密。15间墓室，室室相通，大小配套，主次分明。墓葬东西全长83米，南北33米，总面积700米余平方米，容积达2600多立方。雕凿精细，工程浩大，气势雄伟。为全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楚王陵墓。甬道内15个洞室，分别为兵器室、战马室、厕所、厨房、殿房、寝室以及棺室等。各洞大小不一，高低不等，有的还有石柱，雕凿精致。

2、汉画像艺术

汉画像亦称“汉画”，包括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漆画、玉饰等图像资料。[1]画像石、画像砖和帛画等是根据物质材料及制作方法的不同来进行划分的。画像石是在地下墓室、墓地祠堂、石阙、棺椁等物体表面上的镌刻，而画像砖是印模及窑烧的结果。汉画像是对汉代不同物质材料和形式表面图像的概括，其中，画像石、画像砖因特殊的物质载体，使它们比帛画、漆画更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汉画像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图像。

徐州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绝大多数出自墓室内，也有极少部分刻在祠堂的墙壁上。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已有1000多块，是我国汉画像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汉画像石是汉代的画家、雕刻家在石块上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史学家翦伯赞先生非常重视汉画像的史料价值，他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的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2]汉画像石艺术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信仰、习俗、观念。通过深入地研究(下转第163页)(上接第162页)其图像内涵，可以揭示出它隐含的文化与审美价值。

汉画像石是徐州汉代文化的精髓。从徐州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来看，其内容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历史人物故事，一种是现实生活写照，另一种是灵怪神话传说。从各个角度形象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画像石题材广泛，造型元素多种多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应用价值，最具代表性的造型元素有装饰图案、构成形式、肌理等美学元素。

3、汉代兵马俑

1984年12月，徐州东郊狮子山附近出土了4800多件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其数量之多，规模宏大，实数罕见。这批分布于6条俑坑，总数4000多件的陶俑群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据初步推测，此墓的主人为汉代分封到徐州的某一代楚王，这批陶俑是楚王拥有军事力量的缩影。狮子山兵马俑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兵俑的装备和组成，骑兵、车兵的建制和运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徐州汉兵马俑，由于主人只是臣属于中央王朝的一个诸侯王，因此不可能制作秦俑那样规模巨大、形象逼真的陶俑。

汉兵马俑虽然没有秦兵马俑那样高大，但制作工艺先进。徐州汉兵马俑是用模子制作出来再经二次加工塑造成的，大小差不多，但是，他们的表情千姿百态，各不相同。高大壮观、写实主义的秦兵马俑给人一种奔放雄浑的力量美。徐州汉兵马俑在继承了秦兵马俑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由写实转为写意，更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

三、结语

徐州两汉文化艺术设计其气势宏大、造型美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韵律感强有很强意境美;艺术技法娴熟，制作工艺先进、夸张表现得体、色彩运用细腻、大胆，具有极强的艺术美感和艺术感染力。徐州两汉造型艺术的形式是具象的，具体可感的物象本身渗透着丰富的观念内容和审美内涵。两汉艺术在整体上是统一在沉雄、饱满、蓬勃的气象中;是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大汉时代精神在造型艺术中的自然流露。汉代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历史时期。拓荒开疆、民族战争使汉代人形成雄飞奋进和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汉代精神是我们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特有的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它气魄宏大，勇于开拓，是一种崇尚阳刚之美的大气磅礴的时代精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汉代精神。”③

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对民族传统生活和情感的视觉写照，是以规范的视觉语言参与对传统生活形式的创造。它由生活的适用方面臻入伦理、道德、审美与宗教诸方面，从而传递出设计图式与人生图式互动觉解的一贯思维。徐州两汉文化艺术中的传统符号是一种观念性的符号，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映射下的造型观念和审美意识，这种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它反映的是中国历史传承的人文思想。汉代艺术承载的“汉代精神”留存在民族的血脉之中，现代艺术作品中所求的“中国精神”正是源自汉代的那种大度、进取的时代特点。这是艺术的延续与发展，它体现的是构成方式的传承性。对两汉文化艺术的传承性上主要采取两种借鉴形式，第一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形的借用，如形的借代、形的关联、具体图像语言的使用。第二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艺术神的传承，如以形写神、离形得意、形神一体，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传统符号意义的延伸与新的形象的产生。

注释

①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楚文化的艺术元素篇6

关键词：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启示；再创作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是巴楚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巴楚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对自己所见、所闻、所乐而记录创作形成的。它对具象物品的色彩、形状、特点等，进行提取、浓缩和反复演绎，它是来源于现实生活而又高于现实生活的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艺术。它既丰富了巴楚先民的物质生活，又充实了精神文化，从而被传承至今，魅力长存。

1巴楚传统造型艺术的启示

巴楚先民在他们过去的环境和时空里创造了非常震撼的造型艺术作品，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内外多元文化的交织和侵蚀，人们的审美和创作活动也在日益进步和发展变化。我们必须从传统造型艺术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重新审视他的艺术风采、学习他独特的造型方法、融合他乐观的思维情感，才能“中得心源”，推陈出新。

1.1巴楚传统造型艺术的造型启示

点、线、面是艺术创作常见的造型元素，而巴楚传统造型艺术中的线正是使其艺术形象具有民族特色风格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对线的运用广泛而娴熟，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线条曲直迂回、自然轻松、热情奔放，非常有运动感，体现出人与自然的交融和生生不息。我们从其丝织品、漆器、刺绣品等上面的图案都可以得到印证，如《人物御龙帛画》图，线条描绘刚劲，视觉张力很强；丝织品中的各类纹样的弧线与曲线的运用相得益彰、匠心独具；在生活器皿上的装饰纹样点、线、面结合巧妙，虚实运用张弛有度，体现了一种变化万千、气势非凡的动态感和感韵律感，所有这些线的造型正是反映了巴楚先民在对生活及环境的改造中所彰显出来的信心和把握。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形象大多都很简约、单纯但是又超乎灵动和虚幻，犹如神话故事般不可捉摸，这得益于巴楚传统造型艺术中另一个极具现代感的表现手段――夸张和变形。例如，我们在战国楚织锦上看到的造型纹样，虽然它看似由完整的自然形态组成，但它不是简单地写生描绘，而是既保留了原有自然形象，又运用了简化、夸张、变化和润色等手法进行了加工和创造，凸显了形象的特征、强化了结构组成、夸张了动态感觉；还有楚墓出土的漆器，上面饰带中描有“凤”的纹样，显得拙朴、稚气而韵味十足，而它却又不是一只完整的“凤”，因为凤的头部、翅膀、尾部和脚部都被拆解、“打散”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变形了的艺术形象，既能将纹样更合适地安排到饰带中，满足工艺、装饰和材料等各方面的要求，又能在审美情趣上产生新鲜、雅致、大气、简洁的效果。而其打散重构的变形运用更是为现代艺术造型提供了参考。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用线造型，曲直、动静、虚实相互组合、转化，传达出一种空前的工艺、文化水平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之情，其打散重构的夸张变形手法更是深涵了艺术创作思想，满足了古往今来广大受众的新、奇、特的审美情趣。

1.2巴楚传统造型艺术的色彩启示

色彩是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视觉语言，相对于图形或文字，会对受众心理产生更为直接、感性、丰富的心理影响。总的来说，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形象色彩单纯而绚烂，它是民族对生命热情的赞美，它是对未来憧憬和对自由的不懈追求。

在楚漆器中，红色和黑色用得最多，在这里，红色象征着太阳、火焰及生命，色彩饱和、鲜明、庄严、稳重，两种颜色对比强烈、明快，朴素中尽显奢华；楚墓出土的龙凤漆棺则以大面积黑色为底，上面描绘的图案用的是红色和黄色，混合了少许金色，整体看来神秘而协调、变化而统一；而在漆盒、漆耳环上，创作者为了让物品显得高档、华丽富贵，更是在红、黑两色的基调上加涂黄、绿、蓝、紫色并进行了金、银色描饰，既拓展了色彩空间，产生了色彩层次感，又调和了整体色调，增加了色彩的韵律感。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色彩的灵动运用，创造出了非同寻常的艺术图案和画面，表现效果往往出人意料。只有深入挖掘其色彩的内涵、运用工艺及方法，才能熟练掌握其规律和魔力，从而为我们现代的艺术造型创作活动带来新鲜和活力。

1.3巴楚传统造型艺术的想象启示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形象总是那么让人感觉到激情满怀而充满好奇，其神话般的创作思维揭示着巴楚先民原始的习俗、文化环境：信仰宗教、神明。正是在这种相对原始的生产力状况下，想象就成了其艺术创作腾飞的翅膀。从典型的充满想象魅力的造型形象――《虎坐鸟架悬鼓》中，我们可以看到虎与鸟的相互依存，优美感人。没有大胆和豪放的想象力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的，在漆器《三凤盘》中，凤的造型更是融合了天地神话进行的图腾化创作，它是集中了现实及神话中的许多禽鸟、动物及其局部形象，并加入主观、感性的相关元素展开再创造想象加工改造而成的。

在艺术创作中，永远离不开想象，它虽然以现实中的具体物象为基础，但是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形象告诉我们，有了想象，艺术创作也可能超越现实和客观物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创造出崭新的视觉形象。看似不符合逻辑却更能揭露事物的本质，更能让受众记住并接受它。

1.4巴楚传统造型艺术的寓意启示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中往往有很多奇禽和异兽，并附有很多神奇的象征符号，似是一个满是幻想、神话、巫术的异域时空，让人能感受到超然如无般的虚空和遨游宇宙般的自由自在。其形象的抽象反映了人们超脱的心灵和对生命的执着、尊重。据考证，巴楚传统造型艺术的韵味和魅力离不开产于南方的老子、庄子思想和同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的深刻影响，而楚骚正是儒家的理性精神、道家的浪漫气质与巫文化的热烈情感和奇丽想象的产物。例如，“镇墓兽”漆器木雕造型诡异：身体披满鳞甲，头顶插有鹿角，两只眼睛怒睁，张大嘴巴，舌头外吐，似有超凡神力，气势逼人。整个形象生动简洁、活力四射，融入了神谕意象，寓意了一种不畏强敌、抗争到底、誓死护卫的思想。还有《人物御龙帛画》，其中画面上部的游刃有余、蜿蜒自在的龙和振翅翱翔、顾盼生辉的凤被神话般巧妙地描绘出来了，正是把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得不到却想看到、得到的东西展现出来了，电影《阿凡达》中的鸟兽的造型手法在现在看来正是如此似曾相识。现实中的人毕竟力量有限，但我们可以借助眼前之物，寄情远大理想，可以把难以表达的意象境地用形象寓意出来。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中处处充满寓意的创作表现引导着我们去探寻远古神奇的哲理形象，在巴楚高超的造型艺术境界中受到熏陶、感动，总是能引发我们对自然、环境、生命及艺术本质的思考。

2基于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启示的再创作方法思考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中无论是单纯的曲直线运用，还是原始的色彩搭配，无论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神奇的寓意创作方法，还是打散重组的造型手法，都是巴楚先民对原始生活状态进行高度选择、提炼、抽象和再创作的“艺术”写照，是远去时代的记忆和印迹，其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和内涵需要我们去考查、理解和思考，并进行参考、借鉴和升华创作，这样才是对巴楚传统造型艺术最好的传承和发扬。

2.1还原与仿造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中的形象或敦厚沉稳、雅致精美，或寓意深刻、想象丰富。为初步探寻其精神气概与艺术真谛，我们可以选择其典型形象进行还原复制及仿造，从而能近距离亲密接触，这也是了解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快速、直观和简单的办法，相信会有非同寻常的收获。例如，《虎座鸟架悬鼓》中的虎、凤造型都非常有特色，是巴楚先民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图腾符号。在现代艺术创作中，我们可以采用还原描绘的方法将其直接转化为平面图案、纹样，用于壁画、彩绘或印刷品设计中；还可以根据需要，对《虎座鸟架悬鼓》的整体造型进行仿造，设计成真实比例的可实际使用的乐鼓，这样既可以得到独具民族韵味的外形结构，又能转化为实用器物，受众就能更加方便体验和感受。

2.2存异与改进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正是在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历史洗练才逐步形成了积极、不懈的进取精神和热烈、纯真的审美情趣。其本身已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变化、求同存异的过程，这是一种抛弃消极、不利元素，保留和继承积极有利因素的发展过程。今天，我们需要沿着启示将其与现代创作相关形式、内容进行融合，找到两者之间的造型、内涵和精神的交汇点，经改进设计，以崭新的形象面貌呈现在受众视野中，一定能唤起受众对巴楚民族文化艺术的赞许与关注。例如，《虎座鸟架悬鼓》巧夺天工，其造型特质值得借鉴。可以对其进行现代表现材质或表现形式上的改进，进化成符合现代流行的视觉形象或标识符号，从而更好地延续其内涵和精神。

楚文化的艺术元素篇7

伴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城市品牌形象的建立已成为彰显地域性文化特色、提高城市知名度的一块重要名牌。国内大多数城市纷纷通过塑造城市品牌形象占领市场制高点，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宜昌是巴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巴楚文化的根基，这就需要结合巴楚文化积淀下来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打造出独特的地域性旅游品牌视觉形象，突显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特色。因此，探讨巴楚文化在宜昌旅游品牌形象设计中的价值体现，不仅能够将地域性的文化真正融入到旅游品牌形象设计当中，还能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好文化资源，才能有效、准确的传达旅游信息,提升旅游品牌形象的竞争力，在众多的旅游品牌视觉形象当中脱颖而出。

关键词：

巴楚文化；商业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

一、巴楚文化在宜昌旅游视觉形象设计中的商业价值

宜昌，不仅以独特秀美的三峡风光和世界数一数二的巨大水能资源扬名，更是以巴楚文化为代表的丰厚的历史性、地域性的文化宝藏而起源。二十一世纪以来，宜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环境把握大好机遇，以三峡工程、长江经济带开发和西部大开发的三大机遇为重要任务使命。巴楚文化的特点可用八个字来概括:“非巴非楚、亦巴亦楚”。既非纯粹的“巴”,又非纯粹的“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之间产生强烈的连带关系。在信息技术程度越来越优越的今天，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到多方的通力协作和文化交融的影响。宜昌旅游视觉形象设计亦是如此，好的旅游品牌形象设计可以直接促进游客对城市的喜爱和产生再次来到此地游玩的动机，它的完善和优化可以很好的决定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的程度。自改革开放起，宜昌旅游景区的经济效益发展的态势已稳步向前，现在，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我市的主导经济产业。巴楚文化在宜昌旅游品牌视觉形象设计中的商业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成功打造以巴楚文化为代表的土著文化景区的视觉形象，让各地游客在旅游的同时能够很快将宜昌的具有个性化旅游特色植入脑海、加深印象，聚集目光是旅游景点产生经济效益的基本前提，进而顺其自然的拉动经济增长；其次，旅游品牌视觉形象设计的开发不但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提升了整个宜昌城市的影响力。宜昌旅游景区整套完整到位的视觉宣传广告设计可以使得游客在观光的同时将品牌化的视觉形象深刻植入脑海，一套完善的旅游品牌形象导视系统可以给前来宜昌的游客做出明确的方向性指示，更是为旅途疲惫的游览者节省了大量的精力财力；旅游品牌形象设计的建立，能够很好地挖掘宜昌的物质文化资源，促进区域影响力的提升。具有巴楚文化特色的民间工艺品、土特产种类繁多、别具匠心的设计，不但能引起游客的爱好、促进购买欲望，而且也使消费者获得更多的乐趣，实现旅游本身的意义所在，促进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双发展。旅游品牌形象的规划完善，不但大幅增加了游客的人数，更是促进了宜昌健康、循环的经济发展；再次，以巴楚文化为代表的旅游品牌视觉形象使城市的知名度大大提高。通过政府及各方的支持和资源的整合，对旅游品牌视觉形象进行系统规划，使其快速在全国众多的旅游景区中脱颖而出，不断提升游客对景区的认可度，以至于更好的为旅游业的发展而服务。

二、巴楚文化在宜昌旅游视觉形象设计中的文化价值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都意识到旅游业本身的文化价值，更加重视旅游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纷纷打造旅游城市文化品牌，如“亚洲国际都会”香港西班牙旅游标志设计等等。当下的旅游业已不仅仅局限于自然观光，旅游更是一种求新求异的文化体验过程，游客通过在游玩的同时也可接受到更多具有巴楚文化信息价值的内容，实现了文化的传承和交流。宜昌旅游视觉形象的开发、品牌的塑造以及旅游纪念品的设计等，充分挖掘利用以巴楚文化为底蕴的民俗文化；以川味、山野味和川味为特色的饮食文化；以古代文豪、美女、武将、谪臣和近现代政治家、军事家、学者等为代表的名人文化；以佛教、道教和巫文化为主的宗教文化；以古战场、古兵塞和抗战遗迹为载体的军事文化；以及颇具神奇色彩的悬棺崖葬为载体的丧葬文化等，以别具一格的本土文化彰显旅游品牌视觉形象特色，带来视觉上的艺术和美感，给前来观光驻足的游客一次视觉上的享受，同时也起到了传承和发展巴楚文化的作用，具有极高的文化旅游价值。宜昌古称“夷陵”，是一座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也是一座具有浓郁文化底蕴的城市，更是巴楚文化的摇篮。当下首先应重点着手我们特色文化的根基——巴楚文化的资源整合，利用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挖掘、提炼出一整套优秀的视觉形象，传达出宜昌当地独特的文化底蕴。被人们熟知的代表巴楚物质文化的虎座立凤、虎座凤架鼓和人物龙凤帛画等等，色彩绮丽、气势雄浑，这些巴楚先民创造出来的瑰宝，用鲜活的造型语言诉说着他们顽强的生命力。旅游景区的广告宣传和旅游产品的延展产品都是对地域性文化的推广，更加大了旅游文化价值的传承。文化价值的传承是旅游品牌形象当中的推动性产物，一套完整、严谨的旅游品牌形象设计能够深刻诠释地域性的文化底蕴，只有不断传承和发扬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精髓方可塑造出卓越的旅游文化价值。

三、巴楚文化在宜昌旅游视觉形象设计中的艺术价值

楚文化的艺术元素篇8

关键词：楚文化；符号特征；语义内涵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0-0233-02

楚国作为先秦的诸侯国之一，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在楚文化的基因里，集合了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的诸多元素，使其成为极有特色的文化样式，丰富了后世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有学者将楚文化归结为六个要素，即青铜冶铸、丝织刺绣、髹漆工艺、老庄哲学、屈子文学以及美术乐舞。说明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既有精神层面的，也有物质层面的；既有文字范畴的，也有器物范畴的。面对这个复杂的文化综合体，本文由其具有典型性的部分器物入手，对于器物所显现出来的文化符号系统进行分析，从而深入探讨楚文化器物所承载的精神特质和审美意义。

一、楚国文化符号的载体和类型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物出土，楚地的器物所呈现的特质也越来越明晰，对于楚文化载体的器物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结合当代对于楚器物和楚文化的研究，有一个比较确定的结论是“楚文化符号种类繁多， 它们是古代能工巧匠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撷取素材， 进行艺术加工、构思和演绎， 使之典型化、图案化、规律化和抽象化， 运用线条、块面轮廓、结构和色彩进行组合的结果。”作为楚国文化符号的载体，青铜器、漆器、陶器、玉器、琉璃器、金银器等形态， 以及民间玩具、乐器、神像面具、生活用品、祭祀用品上都镌刻着楚国特有文化符号的痕迹。

楚国样式的青铜器，不像北方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那样雄浑博大，在体量上无法与中原出土的青铜器相提并论，但是楚地的青铜器也形成了自身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它们具有造型优美，做工精细，想象丰富，表现夸张，器物形制大胆突破常规的特点。在纹饰方面，形式多样且富有变化莫测的魅力。楚青铜器的纹饰有抽象的“卷形云纹、勾连云纹、点纹、目纹、方块形纹、三角形纹、菱形纹、带纹、雷纹等， 还有作为象征性形象应用的凤纹、变形凤纹、鸟羽纹、龙纹、兽面纹、蟠缡纹等都是楚图案的典型纹样。”也就是说，楚国的青铜器在流传变化的过程中，脱离了中原文化的造型观念的影响，形成了自身具有特色的楚式器型，成为自成一格的青铜器符号系统。

在日常的生活用品和祭祀用品上面，不仅楚艺术特有的曲线形符号在这类器物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楚文化的符号系统表现并不是对于现实生活的生硬模仿，超越了对现实形象的一味的忠实描绘，而将现实存在的形象进行系统的抽象化处理，并在抽象的过程中融入多样变异，分解变形，拼贴置换等多种手法进行处理，对传统的意义、功能、结构样式进行了变形，从而达到一种寓新奇于平俗，超越整一性达到不同凡响的审美效果。楚国式样的漆盘、漆盒、漆棺上的植物图案，往往被分解、变异、抽象，从而以雷纹、卷云纹、勾连云纹等纹饰形式出现；将动物、自然景象等物象类型，尤以龙、凤、虎、鹿等动物物象，进行抽象、拼贴和置换，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楚文化符号。

作为中国绘画艺术史的肇始，帛画作为最古老的绘画艺术样式，是研究中国绘画艺术史的代表，也是在楚地出土。这其中的代表有两个，其一是人物龙凤帛画，其二是人物御龙帛画。其独特的构图，线性描绘的方法，充分体现了“绘事后素”思想之于造型艺术的重要意义。中国艺术的基本特质和精神在于利用线条的飞动去栩栩如生的描摹物象，而楚地的艺术则是超越了现实的物象，对于物象的把握是根据一系列的抽象、变形、措置等手法，从而形成一种浪漫、诡谲的艺术效果。

二、楚文化符号的语义和内涵

据考证，楚之先民源自中原大地。《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 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作为主管火的官员逃避战乱至江淮流域，远离中原，在现实的生活中淡化了中原的礼法，而将浪漫主义情怀发挥到极致，在造型艺术中充分展示自己恣意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

在楚文化符号系统中，多有一些表现鬼神、天地与人间的神奇场景。这些场景是楚文化有的语义表述方式。在传统的儒家文化系统里， “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也”，蕴含着儒家对于死亡、鬼神问题的回避。与中原儒家的传统观念不同的是，楚文化语义体系中对于这些问题进行认真面对，甚至是比较热衷。如楚国曾经鬼神之道倡炽，巫觋之风盛行，楚国人并不否认鬼神作为一种现实力量的存在。《汉书・地理志》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吕氏春秋・异宝篇》曰：“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祀。” 这是楚人泛神论自然观和万物有灵论观念的一种体现。在楚文化的表意系统里，将自然视为一种生命的力量的存在，并在人物夔凤图帛画，人物御龙图帛画中进行表现。这些画作中，将天上的神仙世界，人间的世界和地下的鬼神世界融入一体，全面展现，是楚人万物有灵论的自然观的形象表达。

楚文化符号系统中，多是借助游动的飞龙和飘飞的凤来表现楚文化的精神实质，因此在楚文化的语义系统中，具有灵动和飘逸气质。这种飘逸是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羁绊，是一种恣意的美感体现。对于这种特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有云：“寂然凝思，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是从创作的角度论述了这种灵动发生的机制，而这种灵动和飘逸带来的感受，陆机《文赋》有云：“精鹜入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以上的论述，就从根本上指出楚文化的精神实质的内涵。

除此之外，楚文化的浪漫情怀和生命精神，都在具体的楚文化代表符号中有着明确的体现。对于楚文化符号的凝视和品读，就是一个发现积极审美意义的过程。

三、楚文化的成因及意义

楚文化的类型丰富多样，创造的文化载体各具特色，其鲜明风格的形成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主要的价值和意义离不开产生楚文化的基础根基，除此之外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也是产生楚文化的丰沃土壤。参照丹纳的观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这三种因素促成了楚文化符号系统和文化意义。

楚人的个性特点和革新精神，对于楚文化的形成起到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一切文化的形成，都是源于“人化”，人的聚集和改造，形成了文化特有的质素和样式。在楚人的祖先筚路蓝缕逃亡至江淮流域的楚地之后，远离了严苛中原礼乐的桎梏，从而极大的解放了楚国人的创造力，使得楚人可以在健康积极的价值观念的指引下极大的解放人的创造力。冯友兰先生指出：“楚人虽不沾周文化之利益，亦不受周文化之拘束”，所以以一种超越的价值实现了对于另一种新价值和新世界的发现，并以灵动的方式表现出来，极大的提升和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实现了文化的多样成果。换言之“楚文化成长的历程表明，楚人有不惮践等破格的进取精神”。 楚国从肇始至被秦所灭，大约经历了八百年的时间，楚文化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是一个慢慢提炼和凝聚成魂的一个过程。这一发展的过程之中，是不断的吸取各处优秀文化，从而壮大自身的过程。“楚文化的成长历程还表明，楚人有不分此珍彼域的开放气度”。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文化系统一道，共同构成了楚国文化瑰丽多姿，丰富多彩的样式与风格。作为浪漫主义艺术传统的楚国艺术，因其特殊的从而使楚文化成为先进的充满活力的文化。

楚国特殊文化意义系统的形成，是和地域性的特点相匹配的。在偏安南方一处的楚国，长期没有战乱从而得以休养生息，再加上其地广人稀，物产丰饶，所以没有中原战乱频仍居无定所无食裹腹的担忧，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着较好的描绘：“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艺饶食，无饥馑之患。”在这个意义上讲，楚国的文化是植根于江淮流域的丰沃土壤之中，在没有饥馑且少战乱的情形下，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发展的氛围，在这种情形下，审美的精神和文化的观念得以最终形成。

楚文化的系统深深的影响到后期的文化艺术样式，作为浪漫主义的集大成之作《离骚》，和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诗经》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审美类型的两大类型。《离骚》作为楚文化的代表，其意义超越了居于江淮的楚地，扩展到了更为广大的地域，从而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类型。

四、结语

楚文化符号以铜器、漆器、陶器、玉器、琉璃器、金银器等器物为载体，民间玩具、乐器、神像面具、生活用品、祭祀用品上都镌刻着楚国特有文化符号的痕迹。这些文化符号体现着楚文化的浪漫情怀和生命精神。其成因是源于特殊的江淮流域，加上楚文化的创作者楚人的创造，以及形成楚文化的所特有的孕育期和成熟阶段。楚文化对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浪漫主义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皮道坚.楚艺术史[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2]左汉中. 中国民间美术造型[M].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

[3] [法]丹纳傅雷译.艺术哲学[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4]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涂又光.楚国哲学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6]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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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的艺术元素篇9

关键词：城市家具 地域文化 武汉市

“城市家具”是被集中和使用于城市中的物体，如邮箱、果皮箱、电话亭、休闲座椅、公交候车亭、交通指示标志、广告牌、照明设施、花坛、宣传旗帜、书报亭等。它是现代城市环境中的重要元素，对它们的设计和处理，最能体现城市的文明程度和文化品质。

地域文化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并带有历史传承性，能融合历史和现代文明，体现地方人文和自然特色的本土文化。由于地域、民族的不同，不同地区的地理、气候、民俗风情形成了本土特有的文化特色。在城市大同的浪潮下，一个民族历经多年所形成的民族精神、符号、艺术等，如果不被后人继承与传扬，就会渐渐没落至消失。作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记忆、提高识别性的“城市家具”设计，必须扎根于具体的环境之中。武汉市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其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其城市家具应体现出与重点城市相配的水平，设计要与城市的地域文化一脉相承，要与楚文化、水文化、码头文化相吻合，与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共鸣。

一、楚文化

“城市家具”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有精神功能。它的存在不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行为与活动要求，更在视觉上形成许多节点与记忆。与人们近距离地接触，传达出最鲜明的城市语言，具有提供空间界定、转换、点景，甚至成为城市地标的作用。其设计能否体现出地域特色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要经过精心、系统的考虑，使“城市家具”成为足以凝聚能量、释放活力的区域象征。

武汉位于楚文化的中心地带，其有利的生产条件和通达的地域特征决定了楚文化是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与东吴、南粤、巴蜀交融，是极其多元和包容的。楚文化的载体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如青铜器、漆器、绘画与雕刻、丝织与竹编以及玉器、玻璃器、金银器等。楚地青铜器有的结构严谨，铸造精工，气度非凡，如四羊尊、龙虎尊；有的在幻想与现实的交织中，设计别具巧思，如立鹤方壶；有的以结构奇巧取胜，如错金银龙凤图案。楚地漆器的线条是张扬的、活泼的、浪漫的、自由的，是狂放而奇诡的，它不像殷商漆器的狰狞、威严，也不像周漆器那么简洁、朴实，在气质上楚漆器有更多的原始宗教色彩和天真的自然气息，是典型的“原始浪漫主义”。其艺术风格瑰丽流畅，情感外露，富于抽象形式美感，是体现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动艺术写照。它的独特的艺术智慧和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源于楚民族达观的生命态度，源于他们对精神生命的执著追求与热爱，以及对神秘未知世界和自由精神境界的忘我追求。它的创作既不是纯粹的自然，也不是纯粹的观念，在包容某些自然形式和观念意识的同时，它就是它自身。它所具有的超越模拟的象征意象构成手法，给艺术直觉和想象以极大的回旋余地，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观念的羁绊而获得新的文化价值。它代表了华夏民族文化中被两千多年的历史沉积物所掩盖了的一种传统和一种精神――楚骚、楚韵传统及其所体现的积极进取、发扬卓厉的文化精神。它提供了许多别具一格的视觉样式，不仅反映了古代楚国人的艺术倾向，同时也凸现着中国艺术在上古时期的一些观察特性和艺术感觉。

从现存器物上反映出的楚文化具有恢弘的气度、精致绝美的品质、凌厉坚毅的风骨，在中华先秦文明史上独树一帜。以符号的形式将楚文化渗透到城市家具中，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高城市文化内涵、延伸文脉和场所感，是武汉城市家具设计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方向。

二、水文化

《管子・水地》曰：“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水是最无私的，它永远扮演着吐新纳旧的角色，永远都愿意给人们最好的一面。孔子倡导“智者乐水”，是因为水的透明让人想到圣洁与崇高，水的色泽让人感受生命的灵性，水的流动让人感悟它的活力，水的随物赋形让人联想其变通，水的平静让人体会其柔美，水的汹涌广阔让人惊叹它的威力，水滴石穿让人折服于它的坚韧。水似乎具有君子的德、仁、义、智、勇等所有品格。《堪舆漫兴》曰：“山旺丁，水旺财，只见山峰不见水，各为孤寡不成胎。”《管氏地理指苎》曰：“水深处民多富，水浅处民多贫。”

武汉市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和汉水的交汇处，山丘、湖泊与平陆相间。从3500年前古“云梦泽”旁盘龙城的兴衰，到三国时期占据长江天险的武昌城的兴起，再到汉水改道后汉口的繁荣，以及近代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快速发展而成的“大武汉”。同全国其他特大城市相比，武汉市的水资源优势突出。166个湖泊、165条河流点缀其间，水面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4，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数第一。丰富的水资源为武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武汉的人文历史就是水兴武汉、武汉兴水的历史。源水而发、因水而兴，其城市之根就是水，文化之根就是水文化。因水患肆虐而闻名的龙王庙、江河交汇的南岸嘴、山拥水抱的东湖风景区、全国最大的滨江景观江滩……这些无一不体现出武汉深厚的水文化底蕴。

近几年来，武汉市建设了一批美丽的亲水景观，但在城市家具的设计中，水文化内涵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课题。中国人爱水，更善于表现水，而水文化的真正内涵就在于它与人的和谐相处，与这个城市的融为一体，相存共亡。把武汉水文化的历史感渗透到“城市家具”中，挖掘和凸显其文化内涵。依托一定的材质、载体使水的个性有形化，寻找武汉之水不同于它地之水的特点，将使城市传承历史气韵，并展现出独有的风采。

三、码头文化

码头本身并不能称之为文化，但因码头而生的诸多民风习俗和因此带来的地域特征在人们性格中的表现则可以称之为文化。武（昌）汉（阳）双城作为重要的码头自汉末新兴而繁盛于唐宋， 而汉口自明朝成化年间汉水入江口改道固定后才因水而兴， 因码头而发展壮大， 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首， 继而成为中国四大商埠中唯一的内陆中部大商埠。可以说码头文化是汉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武汉的两江三镇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都是靠码头相联的，是码头让三镇居民有了联系的纽带，也是码头把汉口与全国各地联系了起来。对于四大商业名镇之一的汉口来说，码头就是码头文化的基石。武汉大码头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是汉源性，源于江汉流脉而有汉派特色；二是兼容性，转运八方而会通四海兼容天下；三是开放性，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其本身脉动与世界潮动同步；四是时新性，灵活机变而趋新致新，具有创化、创造、创新品格。表现出务实与豪放相统一、浑厚与精明相统一、谨重与灵活相统一、持守与变通相统一的文化品性；有包容超越的大气、风发激扬的豪气、顽强拼搏的锐气和机敏活络的灵气。码头的遗存、元素符号、长期形成的个性特征和其他的文化遗产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息息相关，同时还涉及航运贸易、滨水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文社会、艺术美学等要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这种独特的城市文化，为城市家具的设计留下了许多可利用的元素，将这些文化的精髓所在与现代设计方法相结合，必将创造出极具当地风情的城市家具。因此，设计时应保护其遗产的历史原真性、完整性、易读性，同时强调科学性、最大程度的共享性、文化的可持续性。

地域文化是以地域为基础，以历史为主线，以景物为载体，以现实为表象，在社会进程中发挥作用的人文精神活动的总称。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地域意识、区域文化和民族特色受到人们普遍重视，不同的地域性文化不仅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创造演变的结果，也是人们为了展示自己的本性，为了使人类经验能够被认识和理解而建造的符号世界。好的“城市家具”要能够使人通过它们了解这座城市。城市家具的形态不但可以暗示使用功能，还可以作为文化的载体，起到传播媒介的作用。城市文化或形象特征代表性因素在城市家具中的引入，同样可以产生地域效果。

国内外不乏好的设计案例。巴黎向来以优良的“公共家具”而闻名，1980年又在传统基础上全面整修并建造新的公共家具。一方面重建那些已成为巴黎象征的“旧式公共家具”，使之成为花都不变的标志之一；另一方面反对规格化的都市生活，创造新时代风格的“都市家具”，让巴黎市民生活在自己的年代里。苏州2005年推出了特色鲜明的公共信息亭，山墙、屋檐、灰瓦构成简洁而淡雅的外观，鲜明的现代感透露出淡淡的古韵，与古香古色的苏州建筑相得益彰。西湖景区边的公交车站框架式的站体选用清透的有机玻璃进行装饰，表面曲线的造型既体现了西湖的漾漾水韵又与岸边垂柳相映成趣。武汉东湖景区磨山公园给来往游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得益于设计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武汉与楚文化剪不断的关联。水元素的利用也将是城市家具创新设计的原点。还有那种生于斯、长与斯、守留于斯，最终归属于斯的码头文化，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把握武汉城市家具的设计方向。

（注：本文为武汉市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whsk10066）

参考文献：

[1]皮道坚.楚艺术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6.

[2]周益民，仇海波.长江流域楚地漆器的美术特征辨析[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9（3）.

[3]袁北星.试论武汉码头文化的现代转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7.

[4]杜建国等．湖北特色文化资源的建构维度和精神特质[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5]林海，文剑钢.论城市景观的公共家具设计原则[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程技术版），2005（12）：78

[6]王思元，牛萌.本土文化对中国现代景观设计的启示[J].广东园林，2009（3）.

[7]宋树德.街道家具――细节体现城市品位[J].中国建设报，2010（2）.

[8]唐志军.“文化码头”的中国期许[J].商周刊，2009.07.20：41.

[9]陆邵明.“物――场――事”：城市更新中码头遗产的保护再生框架研究[J].规划师，2010.（9）.

[10]李茗怡.传承文脉构建未来――“上海老码头”创意园区带来的启示[J].上海企业，2010.（6）.

[11]涂文学.关于武汉城市文化个性的几个问题[J].江汉大学学报，2007.（2）.

[12]张一恒，对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水”的分析及启示[J].江苏城市规划，2009（3）：12―15.

[13]周婷，晏国彬，习丽.试论中国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的“原创性”价值取向[J].企业经济，2007（12）：113.

[14]孟月玲.城市街道景观设计要点浅析[J].山西建筑，2008（10）：37，38.

楚文化的艺术元素篇10

关键词：城市家具 地域文化 武汉市

“城市家具”是被集中和使用于城市中的物体，如邮箱、果皮箱、电话亭、休闲座椅、公交候车亭、交通指示标志、广告牌、照明设施、花坛、宣传旗帜、书报亭等。它是现代城市环境中的重要元素，对它们的设计和处理，最能体现城市的文明程度和文化品质。

地域文化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并带有历史传承性，能融合历史和现代文明，体现地方人文和自然特色的本土文化。由于地域、民族的不同，不同地区的地理、气候、民俗风情形成了本土特有的文化特色。在城市大同的浪潮下，一个民族历经多年所形成的民族精神、符号、艺术等，如果不被后人继承与传扬，就会渐渐没落至消失。作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记忆、提高识别性的“城市家具”设计，必须扎根于具体的环境之中。武汉市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其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其城市家具应体现出与重点城市相配的水平，设计要与城市的地域文化一脉相承，要与楚文化、水文化、码头文化相吻合，与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共鸣。

一、楚文化

“城市家具”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有精神功能。它的存在不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行为与活动要求，更在视觉上形成许多节点与记忆。与人们近距离地接触，传达出最鲜明的城市语言，具有提供空间界定、转换、点景，甚至成为城市地标的作用。其设计能否体现出地域特色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要经过精心、系统的考虑，使“城市家具”成为足以凝聚能量、释放活力的区域象征。

武汉位于楚文化的中心地带，其有利的生产条件和通达的地域特征决定了楚文化是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与东吴、南粤、巴蜀交融，是极其多元和包容的。楚文化的载体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如青铜器、漆器、绘画与雕刻、丝织与竹编以及玉器、玻璃器、金银器等。楚地青铜器有的结构严谨，铸造精工，气度非凡，如四羊尊、龙虎尊；有的在幻想与现实的交织中，设计别具巧思，如立鹤方壶；有的以结构奇巧取胜，如错金银龙凤图案。楚地漆器的线条是张扬的、活泼的、浪漫的、自由的，是狂放而奇诡的，它不像殷商漆器的狰狞、威严，也不像周漆器那么简洁、朴实，在气质上楚漆器有更多的原始宗教色彩和天真的自然气息，是典型的“原始浪漫主义”。其艺术风格瑰丽流畅，情感外露，富于抽象形式美感，是体现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动艺术写照。它的独特的艺术智慧和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源于楚民族达观的生命态度，源于他们对精神生命的执著追求与热爱，以及对神秘未知世界和自由精神境界的忘我追求。它的创作既不是纯粹的自然，也不是纯粹的观念，在包容某些自然形式和观念意识的同时，它就是它自身。它所具有的超越模拟的象征意象构成手法，给艺术直觉和想象以极大的回旋余地，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观念的羁绊而获得新的文化价值。它代表了华夏民族文化中被两千多年的历史沉积物所掩盖了的一种传统和一种精神——楚骚、楚韵传统及其所体现的积极进取、发扬卓厉的文化精神。它提供了许多别具一格的视觉样式，不仅反映了古代楚国人的艺术倾向，同时也凸现着中国艺术在上古时期的一些观察特性和艺术感觉。

从现存器物上反映出的楚文化具有恢弘的气度、精致绝美的品质、凌厉坚毅的风骨，在中华先秦文明史上独树一帜。以符号的形式将楚文化渗透到城市家具中，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高城市文化内涵、延伸文脉和场所感，是武汉城市家具设计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方向。

二、水文化

《管子·水地》曰：“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水是最无私的，它永远扮演着吐新纳旧的角色，永远都愿意给人们最好的一面。孔子倡导“智者乐水”，是因为水的透明让人想到圣洁与崇高，水的色泽让人感受生命的灵性，水的流动让人感悟它的活力，水的随物赋形让人联想其变通，水的平静让人体会其柔美，水的汹涌广阔让人惊叹它的威力，水滴石穿让人折服于它的坚韧。水似乎具有君子的德、仁、义、智、勇等所有品格。《堪舆漫兴》曰：“山旺丁，水旺财，只见山峰不见水，各为孤寡不成胎。”《管氏地理指苎》曰：“水深处民多富，水浅处民多贫。”

武汉市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和汉水的交汇处，山丘、湖泊与平陆相间。从3500年前古“云梦泽”旁盘龙城的兴衰，到三国时期占据长江天险的武昌城的兴起，再到汉水改道后汉口的繁荣，以及近代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快速发展而成的“大武汉”。同全国其他特大城市相比，武汉市的水资源优势突出。166个湖泊、165条河流点缀其间，水面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4，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数第一。丰富的水资源为武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武汉的人文历史就是水兴武汉、武汉兴水的历史。源水而发、因水而兴，其城市之根就是水，文化之根就是水文化。因水患肆虐而闻名的龙王庙、江河交汇的南岸嘴、山拥水抱的东湖风景区、全国最大的滨江景观江滩……这些无一不体现出武汉深厚的水文化底蕴。

近几年来，武汉市建设了一批美丽的亲水景观，但在城市家具的设计中，水文化内涵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课题。中国人爱水，更善于表现水，而水文化的真正内涵就在于它与人的和谐相处，与这个城市的融为一体，相存共亡。把武汉水文化的历史感渗透到“城市家具”中，挖掘和凸显其文化内涵。依托一定的材质、载体使水的个性有形化，寻找武汉之水不同于它地之水的特点，将使城市传承历史气韵，并展现出独有的风采。

三、码头文化

码头本身并不能称之为文化，但因码头而生的诸多民风习俗和因此带来的地域特征在人们性格中的表现则可以称之为文化。武（昌）汉（阳）双城作为重要的码头自汉末新兴而繁盛于唐宋， 而汉口自明朝成化年间汉水入江口改道固定后才因水而兴， 因码头而发展壮大， 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首， 继而成为中国四大商埠中唯一的内陆中部大商埠。可以说码头文化是汉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武汉的两江三镇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都是靠码头相联的，是码头让三镇居民有了联系的纽带，也是码头把汉口与全国各地联系了起来。对于四大商业名镇之一的汉口来说，码头就是码头文化的基石。武汉大码头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是汉源性，源于江汉流脉而有汉派特色；二是兼容性，转运八方而会通四海兼容天下；三是开放性，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其本身脉动与世界潮动同步；四是时新性，灵活机变而趋新致新，具有创化、创造、创新品格。表现出务实与豪放相统一、浑厚与精明相统一、谨重与灵活相统一、持守与变通相统一的文化品性；有包容超越的大气、风发激扬的豪气、顽强拼搏的锐气和机敏活络的灵气。码头的遗存、元素符号、长期形成的个性特征和其他的文化遗产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息息相关，同时还涉及航运贸易、滨水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文社会、艺术美学等要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这种独特的城市文化，为城市家具的设计留下了许多可利用的元素，将这些文化的精髓所在与现代设计方法相结合，必将创造出极具当地风情的城市家具。因此，设计时应保护其遗产的历史原真性、完整性、易读性，同时强调科学性、最大程度的共享性、文化的可持续性。

地域文化是以地域为基础，以历史为主线，以景物为载体，以现实为表象，在社会进程中发挥作用的人文精神活动的总称。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地域意识、区域文化和民族特色受到人们普遍重视，不同的地域性文化不仅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创造演变的结果，也是人们为了展示自己的本性，为了使人类经验能够被认识和理解而建造的符号世界。好的“城市家具”要能够使人通过它们了解这座城市。城市家具的形态不但可以暗示使用功能，还可以作为文化的载体，起到传播媒介的作用。城市文化或形象特征代表性因素在城市家具中的引入，同样可以产生地域效果。 国内外不乏好的设计案例。巴黎向来以优良的“公共家具”而闻名，1980年又在传统基础上全面整修并建造新的公共家具。一方面重建那些已成为巴黎象征的“旧式公共家具”，使之成为花都不变的标志之一；另一方面反对规格化的都市生活，创造新时代风格的“都市家具”，让巴黎市民生活在自己的年代里。苏州2005年推出了特色鲜明的公共信息亭，山墙、屋檐、灰瓦构成简洁而淡雅的外观，鲜明的现代感透露出淡淡的古韵，与古香古色的苏州建筑相得益彰。西湖景区边的公交车站框架式的站体选用清透的有机玻璃进行装饰，表面曲线的造型既体现了西湖的漾漾水韵又与岸边垂柳相映成趣。武汉东湖景区磨山公园给来往游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得益于设计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武汉与楚文化剪不断的关联。水元素的利用也将是城市家具创新设计的原点。还有那种生于斯、长与斯、守留于斯，最终归属于斯的码头文化，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把握武汉城市家具的设计方向。

参考文献：

[1]皮道坚.楚艺术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6.

[2]周益民，仇海波.长江流域楚地漆器的美术特征辨析[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9（3）.

[3]袁北星.试论武汉码头文化的现代转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7.

[4]杜建国等．湖北特色文化资源的建构维度和精神特质[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5]林海，文剑钢.论城市景观的公共家具设计原则[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工程技术版），2005（12）：78

[6]王思元，牛萌.本土文化对中国现代景观设计的启示[j].广东园林，2009（3）.

[7]宋树德.街道家具——细节体现城市品位[j].中国建设报，2010（2）.

[8]唐志军.“文化码头”的中国期许[j].商周刊，2009.07.20：41.

[9]陆邵明.“物——场——事”：城市更新中码头遗产的保护再生框架研究[j].规划师，2010.（9）.

[10]李茗怡.传承文脉构建未来——“上海老码头”创意园区带来的启示[j].上海企业，2010.（6）.

[11]涂文学.关于武汉城市文化个性的几个问题[j].江汉大学学报，2007.（2）.

[12]张一恒，对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水”的分析及启示[j].江苏城市规划，2009（3）：12—15.

[13]周婷，晏国彬，习丽.试论中国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的“原创性”价值取向[j].企业经济，2007（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