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十篇

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方法；哲学变革

中图分类号：BO―O；B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8／09―0048―04

笔者在《论实践唯物主义与观念唯物主义》(原载《唯实》2007年第1期)、《再论“观念的唯物主义”》(原载《唯实》2008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08年第7期转载)中，对观念的唯物主义(这是我在上述两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用于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的那些从主观设定的观念出发的唯物主义――笔者注)的实质、基本特征以及从理论上揭示其本质的意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通过进一步研究，我认为有必要对观念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性作更深入的揭示，指明观念的唯物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唯心主义，而且，其危害性并不亚于一般的唯心主义，因为它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一、观念的唯物主义是愚蠢的唯物主义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拔高旧唯物主义而贬低唯心主义，认为一部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这种观点与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并不相符。事实上，在整个古代和近代哲学发展过程中，其精华更多地集中在唯心主义哲学中。不了解这一点，不仅不能正确认识旧唯物主义，也不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我们可以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上来分析。

本体论是哲学的最初形态，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然而，正是在这一领域，旧唯物主义除了直观的猜测以外根本拿不出什么与唯心主义相对抗。早期唯物主义将世界的本原设定为某种具体的物体，如水、气等，而唯心主义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具体的物质形态，将世界的本原设定为理念、心灵等精神实体。显然旧唯物主义设定的实体反而比唯心主义设定的精神实体更容易被击碎，因为这种实体根本就不具备抽象性，而只是简单的直观猜测，这种猜测不但不能被证实，反而极容易被证伪，人们甚至无须通过理性就能将其否定。相对而言，唯心主义设定的精神性实体则颇具迷惑性和抽象性。这种实体虽不可能被证实，但在当时条件下，无论是在感性还是在理性范围内都难以被证伪，因而反倒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就这一方面而言，旧唯物主义明显落后于唯心主义，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西方哲学史的证明。例如，在何为世界本原的问题上，泰勒斯提出的“水”、赫拉克里特的“火”，与几乎同时代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尤其是与巴门尼德提出的“存在”，显然不在同一个思维水平上。虽然在古代后期已经出现了原始原子论，但直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提出的“面粉团子”，仍一直保留着朴素性和猜测性。从整个西方哲学史可以看出，旧唯物主义总是被唯心主义逼得步步退缩，几乎失去所有的地盘。相反，唯心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思辨的色彩，因而，哲学史上较为完整的实体本体论体系都出现在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中。

在认识论上，旧唯物主义虽然也提出了反映论的观点，但由于方法上的唯心主义，他们所理解的对象仍然是一种主观的抽象，因而，他们的反映论实质上仍然是一种主观的猜测。他们不仅不知道正确反映客观对象的途径与方法，不知道应该反映的对象的实质，而且，他们关于反映论的观点也不是来自于客观的实践过程。反映论是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它符合人类认识的客观事实，在这一点上，旧唯物主义本应该是有优势的。因为，唯心主义主张先验论，而这是违背人类认识客观事实的。然而，由于旧唯物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远离了辩证法，而且又不懂得人的主体性和感性活动，因而根本无法解决人的反映何以可能的问题。相反，倒是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从抽象的角度解决了先验论何以可能的问题。尽管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但在理论上却具有自洽性。旧唯物主义离开了人的能动性和感性的活动谈论反映性，已经从根本上失去了反映论的现实基础。在他们那里，反映的对象不是真实的存在，反映的主体也不是现实的人，因而，这种反映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观念上的想象，一种主观上的臆想，这与唯心主义的观念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相比之下，唯心主义却拥有理论上的优势，即拥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而旧唯物主义反映论本应拥有的优势却荡然无存。

在历史观上，由于旧唯物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远离了辩证法，并且不知道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实践活动，不知道社会是历史的、发展的，因而，他们根本看不到人类的发展正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那样：“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在历史观上，旧唯物主义虽然与一般唯心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但由于它们在历史观与自然观上的矛盾，使得它们在历史观上更是毫无建树。在历史观上将历史描述为自然的历史过程的，是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而不是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恰恰是黑格尔哲学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

二、愚蠢的唯物主义何以可能

旧唯物主义是自发产生的唯物论，它认为世界的本原在于自然本身，而不是来自于自然界之外的精神，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在尔后的发展过程中，旧唯物主义却被唯心主义所克服而逐步沦为愚蠢的哲学派别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方法，而是全盘套用了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从哲学方法的角度说，旧唯物主义从属于唯心主义，因为，它也不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是从观念出发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唯心主义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因此，我们称其为观念的唯物主义。从其理论所达到的水平上说，它是一种愚蠢的唯物主义，由于其内在的矛盾性和朴素性，它的理论成就相对落后于一般唯心主义，而它的危害丝毫不亚于一般唯心主义；从其实质上说，它是一种特殊的唯心主义，它与一般唯心主义的区别，仅在于本原观上具有唯物主义观点，且这种观点仅限于自然观。

以往的一切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在根本方法上都是唯心主义的，这也正是这些哲学都不可能成为科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什么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呢?马克思恩格斯将

其概括为“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或者说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来建构体系哲学的方法。如，杜林是从主观设定的“世界模式”出发；康德是从主观上为自然设立的“法”出发，然后用这种“模式”或“法”去裁剪外部世界，企图让世界将就他们的“模式”或“法”，这是一种用思辨的观念构造世界、解释世界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首先表现在哲学的出发点是主观设定的原则、概念。他们不知道，原则、概念应该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这就是出发点上的主观性。其次表现在建构体系哲学。旧哲学是通过这些主观设定的原则、概念进行思辨的推论、演绎而主观构造起来的，因而都是僵化、封闭的体系。再次，哲学家们建构这种体系的目的只在于解释世界，当然，这种解释只能是牵强附会的。当着发现这种体系与客观世界不一致时，他们不是去修正僵化、荒谬的体系以符合客观世界，而是试图用自己主观建构的体系去裁剪世界，要客观世界去符合他们的体系。这些特点是一切旧哲学共同具有的，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也不论是在对自然的解释还是在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上，概莫能外。这种哲学方法，被马克思概括为“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恩格斯则风趣地将这种方法描述为以“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从根本上说，就是哲学方法上的唯心主义。

旧唯物主义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体系，它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它的观点和它的方法是根本对立的；在这一点上，唯心主义比旧唯物主义聪明，它至少做到了观点与方法的内在统一。旧唯物主义主张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本原，即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按照这一原理，其哲学方法就应该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在实践过程中获得关于客观世界最一般本质的概括，即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形成理论知识。然而，旧唯物主义关于世界本原的思想并不是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概括与抽象，而是一种主观的猜测或设定。我们说，旧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本原在于客观世界本身的观点具有真理性，但在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时，他们却主观地设定某种具体的实物体作为世界的本原。如：泰勒斯说水是世界的本原，这种设定本身就背离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因而导致了荒谬。其原因就在于它是纯粹的主观臆想，这与苏格拉底说理念是世界的本原在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唯心主义的设想是符合其自身的基本观点的，而旧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方法，则是与自身的观点相背离的，反倒跟与之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的方法相一致。这种矛盾是旧唯物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是导致其愚蠢性的根源。

三、超越观念唯物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观念的唯物主义的前身是朴素唯物主义。朴素唯物主义作为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自产生时起就蕴藏着生长唯心主义的种子。因为，它是建立在主观猜测基础之上的，缺乏科学的根据和实践的基础，既不是来自实践过程的真实反映，也不是通过哲学思维的逻辑抽象，难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因而，这种唯物主义是极其脆弱的。当具有抽象性的唯心主义出现以后，朴素唯物主义便显得相形见绌了。同时，唯心主义的体系化、理论化的方法，却促成了朴素唯物主义向观念唯物主义的转化，自此，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便成了旧哲学的普遍方法。恩格斯曾就此做过这样的描述：“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能力弄清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朴素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的辉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它被迅速地淹没在唯心主义的大海之中，转变为观念上的唯物主义，也即实质上的唯心主义，整个哲学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表面上看，观念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相互对立的，而实际上，由于套用了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观念的唯物主义如同被唯心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所控制，当然不可能战胜唯心主义，这正是在长达两千多年哲学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唯心主义得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这种状况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后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观念的唯物主义在漫长的哲学历史的长河中自身也有所发展，每一时代的观念唯物主义者都必然地对前代的观点有所推进，但这种发展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其基本倾向，这就是观点与方法上的矛盾，自然观与历史观上的对立。旧唯物主义虽然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唯物的观点，然而由于它共用了唯心主义的方法，因而始终处于唯心主义的支配之下，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成为唯心主义的附庸。旧唯物主义虽然也曾出现过短暂的辉煌，如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然而，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它同样很快就被唯心主义所吞噬。显然，与德国古典哲学相比，法国的唯物主义是相形见绌的。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它也随着黑格尔造就的终极体系而终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对观念唯物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缺陷有所察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费尔巴哈。他拒绝为先前的唯物主义承担责任，甚至不愿意使用唯物主义的名称，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是，由于他自己始终没能从根本上摆脱唯心主义，自然也不可能超越观念的唯物主义，这具体表现在“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见，即不反对事情本身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偏见”。然而，由于费尔巴哈根本不知道旧哲学的致命弱点是什么，依然承袭着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这使他在根本之点上始终没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没能跨入新哲学的门槛。可见，费尔巴哈并没有能够“聪明”起来。观念唯物主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决定了它在自身范围内是难以走向科学的，只能是更加衰落下去。这就说明，唯物主义的根本出路在于超越观念的唯物主义，即从根本上放弃唯心主义哲学方法而创立属于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

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篇2

A.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

B.思维能否产生理论

C.思维与存在是否有同一性

D.思维能否正确地反映存在

E.思维能否反作用于存在

1.2.以下各项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有(ACDE)。

A.存在就是被感知

B.理在事先

C.物是感觉的集合

D.心外无事

E.吾心即宇宙

1.3.以下各项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观点的有(BCDE)。

A.“心外无物”

B.“天下物皆可理照”

C.“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

D.“理在事先”

E.世界是绝对观念的外化

1.4.哲学和具体科学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主要有(BCD)。

A.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

B.哲学是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

C.哲学高于所有具体科学

D.具体科学可以蔑视哲学

E.具体科学需要有哲学的指导

1.5.主张思维能认识现实世界的有(BC)。

A.所有唯心主义

B.有些唯心主义

C.所有唯物主义

D.有些唯物主义

E.休谟和康德哲学

1.6.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ABDE)。

A.用机械力学的尺度衡量物质的一切运动

B.具有形而上学性

C.不承认存在决定意识

D.不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E.对社会历史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

1.7.旧历史观的主要缺陷是(CDE)。

A.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

B.不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C.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作用

D.没有找到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根源

E.没有摸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8.现代西方哲学从思想倾向上可分为两大思潮，它们分别是(CD)。

A.本体论

B.认识论

C.人本主义

D.科学主义

E.理性主义

1.9.下列哲学属于非理性主义的有(BD)。

A.黑格尔哲学

B.唯意志主义

C.贝克莱主义

D.弗洛伊德主义

E.存在主义

1.10.下列各项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革命变革表现的有(BDE)。

A.提出了阶级斗争的观点

B.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

C.实现了唯物论和认识论的结合

D.实现厂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

E.实现了唯物的自然观和唯物的历史观的结合

1.1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点是(BD)。

A.强调发展和变化的观点

B.公然申明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

C.强调入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

D.主张理论来源实践又为实践服务

E.主张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1.1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引起了哲学的革命变革，主要表现在(ABDE)。

A.结束了“科学之科学”的哲学时代

B.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

C.使哲学发展到了顶峰

D.建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E.使被剥削、被统治的劳动者阶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世界观理论体系

1.13.下列哲学流派属于人本主义的有(AD)。

A.唯意志主义

B.马赫主义

C.存在主义

D.贝克莱主义

E.逻辑实证主义

1.14.下列哲学流派属于科学主义的有(DE)。

A.存在主义

B.生命哲学

C.唯意志主义

D.实用主义

E.逻辑实证主义

1.15.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主要自然科学前提是(ABE)。

A.生物进化论

B.细胞学说

C.信息科学

D.控制论

E.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1.16.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是(ABC)。

A.直观性

B.非科学性

C.辩证性

D.机械性

E.形而上学性

1.17.当今科技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有(ABE)。

A.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B.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C.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不适应现时代

D.否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E.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宇宙观

1.18.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出现过三种主要形态(ACD)。

A.朴素唯物主义

B.庸俗唯物主义

C.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

D.近代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E.原子唯物主义

1.19.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两个结合和统一是指(BC)。

A.认识与思维的结合和统一

B.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和统一

C.辩证唯物的自然观和辩证唯物的历史观的结合和统

D.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结合和统一

E.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结合和统一

1.20.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同我国实际相结合出现的两大理论成果是(DE)。

A.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

B.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学说

C.李大钊的唯物史观

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篇3

摘要:1845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写下了精短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个被恩格斯喻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第一次以崭新的姿态提示了革命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种的决定作用,阐明了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由此而初步创立,一种崭新的哲学体系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了起来。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又一次哲学革命。对哲学乃至全人类的所有都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

关键词:实践 直观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结晶。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回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仍然存在着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缺陷。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斗阵出发,依据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纲》正是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亲身实践的结晶。《提纲》对实践的强调就是对实践体验的理论回应。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别是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空间、时间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他肯定了世界可知性,坚持认识论上的反应论,但他把人看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生物,并唯心主义的解释社会现象,着就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分析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深刻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提纲》对于哲学的革命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基点是其核心,既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在草拟这份提纲时,已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片面性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最根本观点,即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统帅下,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实践”本身的哲学阐明;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的本质。

另外,《提纲》指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其社会基础。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三大缺陷:一是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脱节,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了形而上学性;二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消极被动的反应论,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三是旧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由于它的不彻底性,从而不能吧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贯彻到社会领域中去,从而而只是由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和发展。

总之,《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中心思想就是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决裂,由此一种崭新的哲学体系在科学实践观上建立起来。当然,这种认识定格在一定的时空、一定的认识基础条件上,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特别是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从构唯物主义哲学上的突出贡献。况且,马克思哲学成果是建立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之上,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从某种角度、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费尔巴哈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篇4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 批评与反批评 本土化

一、同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流派

辩证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阐释。但马克思生前并没有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他只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最早始于19世纪末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则形成于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列宁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1］P378之论，斯大林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作。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观点逐渐形成。

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世界从根本上说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就其内容而言，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过程，它依赖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世界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之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最根本规律，它是一切事物的变化和发展的内在根源。把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到历史领域，即是历史唯物主义。故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常连称并提，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从苏联介绍到中国以后，就为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普遍接受，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准确的阐释。新中国成立后，在哲学教科书中，也一直把辩证唯物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1961年，艾思奇在其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哲学基础，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1982年，李秀林在其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一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的科学体系。”他们都把辩证唯物主义看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包含历史唯物主义），在很长的时间内，似乎这是不证自明的真理。

实践唯物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在我国，用实践唯物主义命名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始自改革开放以后。肖前说：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实际上，它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大讨论的深化和展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许多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理论和实践相脱节，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真理论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我们开始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也使我们开始反思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80年代初，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时，我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和讨论，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2］这说明，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在我国还是近二十多年间的事。

与辩证唯物主义不同，实践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不是物质而是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里，实践不仅是认识论的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范畴。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具有基础性和世界观的意义。以此来看待自然，自然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因为作为人类实践对象的自然界，并非开天辟地以来的自然界，而是由人类改造过或有人活动于其中的“人化自然界”。以此来看待历史，历史是以实践为本质的社会历史，因为构成社会的人是从事社会实践的人，推动历史发展的也是从事社会实践的人。以此来看待认识，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过程，因为认识始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和检验真伪。由于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主体是人，因而实践唯物主义也就合乎情理地强调主体性原则和人的主体地位，一如辛敬良所说：“在旧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人自身的地位，人不仅不是主角，而且被排除于哲学体系之外，成为消极的旁观者，这是极不公正的。这种撇开人的实践活动，纯客观地‘公允’地描绘外部世界，排除一切主观因素，还是旧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超越正在这一点上。”［3］P5

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虽然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但二者有明显不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石是“物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只把实践看成是认识论的范畴，实践唯物主义则把实践提高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辩证唯物主义最关注的是客体和客观规律，实践唯物主义最关注的是主体和主体原则；辩证唯物主义突出自然对人的优先地位，实践唯物主义强调自然的“属人”性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实践唯物主义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最重视意识对实践的依赖作用，实践唯物主义最看重实践对世界的改造意义。这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称谓，更主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的不同理解。

二、实践唯物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评

在我国，实践唯物主义既然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多有不同，因此对辩证唯物主义就有很多批评。

第一，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落后于时代。辛敬良在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中说：“我国长时期来，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存在过僵化的模式，在哲学方面也同样存在着僵化的模式。这就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从苏联传入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模式。应当承认，这种模式的哲学曾经对我国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知识教育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旧的自然本体论的哲学模式，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不能反映当今时代的精神。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的基本特征是突出‘物’，以‘物’为主线。只强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继承的，旧唯物主义早已正确论述过的这样一些观点：世界本质上是物质的，物质是自我运动的，物质运动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性，等等。而没有充分阐述马克思主义超越旧唯物主义，对人类思想史作出重大贡献的新观点。并且，许多正确的观点被片面化，公式化，庸俗化，以至变得僵化。我们要看到，在旧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没有人自身的地位，人不仅不是主角，而且被排除于哲学体系之外，成为消极的旁观者，这是极不公正的。”类似这样的批评，我们在实践唯物主义论者的论著中，是随处可见的。

第二，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依据。陆剑杰在其所著《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中说：“把以往通行的教科书所陈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马克思哲学原本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我们熟读铭记的教科书虽然在某些方面吸收了新的实践智慧，但总体来说，同马克思的充满时代精神和科学内涵的原作相比，不但学术水平相去甚远，而且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这些教科书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深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没有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论。”辛敬良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里说：“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声称他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一个表明新的唯物主义区别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提纲。十一条中没有一条是离开实践的，始终从实践这个基点上来阐明一切哲学问题，拿它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照，立即可以看出后者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有些文章指责实践的唯物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不敢苟同。按此观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似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一个人的哲学才是‘马克思主义’，这怎能说得通？又怎能使人信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依据，它只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学者和斯大林的观点，这是实践唯物主义论者普遍的观点，因而不少实践唯物主义论者提出了“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的口号。

第三，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内容上倒退到旧唯物主义。陈志良1989年在答《哲学动态》记者问时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扭曲的形态，是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倒退。”“我国哲学界的重要工作之一，应是告别和扬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因为这一哲学形态是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全面倒退，它的要害便是忽视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人类发展的自主性和多样性，而所有这些问题又源于‘物质本体论’这个根，它是马克思所批判、所扬弃的旧唯物主义在现代的‘复活’。”［4］王金福则在其力作《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一书中，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有十四个方面的不足和缺陷。他说：辩证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基本缺陷在于它不理解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及由此在哲学上实现的变革的实质。具体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第一，它没有正确理解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第二，它始终没有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对象观。第三，它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第四，它不能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在哲学出发点或基础上的变革。第五，它不能把实践、社会存在范畴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第六，它不能正确理解实践的客观物质本性。第七，它在真理标准问题上陷入逻辑困难，它对“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命题的论证是自我否定的论证。第八，它具有本体性的倾向。第九，它既不能科学地理解认识的主体性，无力对付哲学界的“主体性”思潮。第十，它既不能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合理地说明旧唯物主义何以不能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第十一，它不能正确理解“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范畴”。第十二，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也存在一些缺陷。第十三，从原著研究的角度看，它始终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特别是其第一条的基本思想。第十四，它的解释学观念也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绝对主义的倾向，如此等等。在实践唯物主义论者里，王金福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评是全面而系统的。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唯物主义论者虽对辩证唯物主义采取批评态度，但其中的不少论者又同时强调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如肖前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同时也指出：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二者并不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前者又是后者”［5］。陆剑杰说：“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是一致的，按照这样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叫做“实践的、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6］P19周穗明、翁寒松在他们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里，虽然激烈地批评了辩证唯物主义，但他们依然认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是同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不同表达”。这种情况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在我国哲学界的正统的、主导的地位，以至实践唯物主义论者既想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和扬弃辩证唯物主义，又不想给理论界带来过多的震撼，造成不必要的争论，它所期待的是“和平”的取代而不是批判地取代。

三、辩证唯物主义的抗争和反批评

我国自建国以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几乎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期间虽然也有几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讨论，如建国初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讨论，1955年关于综合经济与单一经济基础的讨论，1956年至1957年关于过渡时期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矛盾的讨论，1958年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讨论，但这些哲学讨论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内进行的。无论讨论的结果如何，都没有动摇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主导哲学的地位。而改革开放以后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却使辩证唯物主义受到空前的挑战。

因此，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批评，辩证唯物主义论者不能不进行抗争和反批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楠森就多次申明他不赞同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说：“不少学者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命名，取代原来的名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写出几本题为《实践唯物主义》的专著。我曾写文反对这样命名。现在我仍然对此不敢苟同。且不说这些《实践唯物主义》的具体观点，单单这个名称就可以引起不少思想混乱。”［7］P317又说：“现在势力很大的一种观点，就是要用实践唯物主义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究竟什么是实践唯物主义，意见也是非常分歧，还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怎么能贸贸然用它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呢？”［7］P7邢贲思亦说：“马克思把自己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实践性表述的很明确。但从中并不能得出马克思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定义为、命名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结论。”［8］他们都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命名为实践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论者反对把实践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观点。黄楠森认为，实践诚然重要，但如果把它看成世界的本体，这就过分了。他说：“实践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来说，诚然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没有实践就没有人和人类社会及其一切，实践改造了世界，但把实践夸大成整个世界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太过分了。如果存在只是实践中的存在，那么，究竟还有没有人类实践未达到的地方呢？人类实践的历史难道不是不断在广度和深度上向实践尚未达到之处进军吗？那种把自己束缚在自己范围之内的实践还有多少意义呢？”［7］P59又说：“实践的作用是很大的。没有实践就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没有今天由实践人化了的地球，但实践的作用现在就到此止步了，地球以外的世界，实践对之无能为力，即使对最邻近的月球，人类也只不过是留下了一些脚印而已……”因此，“人化自然不是整个自然界，而是自然界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7］P333。因此，“实践决不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的至高无上的偶像，夸大实践的作用，过分抬高实践的地位，使之脱离物质，脱离世界，就会导致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像近年来有些同志所主张的那样，这种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是格格不入的”［7］P120。在黄楠森看来，无限抬高实践的地位，把它凌驾于物质之上，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悖的。

黄楠森还认为，过分强调实践，否认物质的客观性，就会导致否定唯物主义而滑向唯心主义。他说：“辩证唯物主义当然应该贯彻客观性原则，这在过去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有些学者把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世界，说成是直观唯物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从主体的形式去理解世界，离开人及其实践的客观世界是无，或者说，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是主体性原则，亦称主体化原则。在他们看来，应该用这个原则来改造、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述观点既然否定了客观性这个唯物主义首要原则，还能叫做唯物主义吗？”［7］P63还说：“应明确‘唯物主义’这一概念。马克思一再明确称呼自己的哲学为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的最根本观点是承认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既承认它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如果承认它的存在依赖于实践，依赖于主体，这种观点还能叫做唯物主义吗？”［7］P101

辩证唯物主义的辩护者还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人学。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论者来说，他们既把实践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首要的观点，也就把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实践的主体是人，离开了人也就无所谓实践。黄楠森批评这一观点说：“我不同意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哲学就是人学……人在宇宙里是微乎其微的、微不足道的，怎么能把宇宙等同于人呢？”［7］P12又说：“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说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不仅历史观是人学，世界观也是人学，这就把不同层次的东西搅成一团了。”［10］陈先达也说：“在当今中国，把哲学视为人学，而且认为哲学从来就是人学的观点是很为新颖而受到同行赞许的观点。我对此一直有点不同看法。”［11］ 他们都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即是人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是世界，或者说，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学问，是不能仅仅归结为人的。

值得注意的是，与实践唯物主义批评辩证唯物主义时总是强调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对立不同，辩证唯物主义在对实践唯物主义反批评时，却不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有存在的理由。王金福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表现在他对其他理解方式的态度上，就是对其他理解方式采取简单的否定排斥态度……对于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辩证唯物主义’总的来说是采取简单排斥否定的态度。把这些不同的理解方式只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它不理解，每一种理解方式都提供了一种理解视野，会有其合理因素，当然也会有其局限性。”［12］P327辩证唯物主义的这种态度，是由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势决定的。

四、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是与非

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间的批评，已如上述。那么，二者孰是孰非？孰短孰长？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人说，辩证唯物主义是从马克思哲学倒退到旧唯物主义。有人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称呼。“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内含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用‘实践唯物主义’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和基本性”，如此等等。［13］P2

平心而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倒退是没有根据的。对马克思哲学作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是恩格斯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流，特别是列宁斯大林时代，更是如此。期间虽有匈牙利的卢卡奇、德国的柯尔施、意大利的葛兰西等人，即现在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但他们的影响不能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相提并论。如果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倒退的话，那么，在恩格斯以后，我国反思哲学时期以前的八九十年时间内，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不是如丝如缕，几乎断绝了吗？不是只有靠现在的实践唯物主义论者，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统接续起来吗？显然这是说不通的。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唯物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说不通的。如果说实践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哲学背离的话，又何以解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批评的，是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感性、对象、现实的直观理解，亦即缺乏辩证性。可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有其经典文本的依据，这是无法否认的。因此“背离”说是没有根据的。而不同称呼说，亦难令人信服，如果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区别只是不同的称呼而已，那么，二十多年来有关实践唯物主义的探讨，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相互批评，就是无所谓的了。如果只是称呼不同，还争辩什么呢？这场旷日持久的哲学争论，还会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不是称呼不同，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中形成的两个不同流派，二者同宗而不同派，同源而不同流，同根而不同枝。首先要指出的是，同一的马克思哲学在发展中的这一分化，乃是学术思想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不能视为思想界的混乱。在思想史上，任何一种有影响的学术思潮在发展中都是要分化的，以中国的学术而言，儒学在孔子之后，就一分为八，墨学在墨翟之后，亦一分为三。在魏晋，虽同为般若，而有六家七宗的区别；同为玄学，而有贵无、崇有、独化的分歧。在隋唐，虽同为佛学，而有天台、唯识、华严、禅宗的分别。在宋明，虽同为儒学，而有理学、心学、气学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亦是如此，有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东欧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有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不同，但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同。一种学术思潮的分化，正是这种学术思潮发达的标志，你在这一方面发展了这一学术，形成了这一流派，他在那一方面发展了这一学术，形成了另一流派，虽然不同，但同为这一学术则同。一种学术的分化，正是这一学术繁荣之所在，成熟之所在，一花独放不是春，一弦之音不好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正常情况下学术界应有的气象。高清海在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的后记中说：“在我看来，教科书可以采用不同的体系去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只要在这个体系中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它的结构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性质，就是有价值的，就应当允许其存在。只有在有了各种不同体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从比较中选定较优的体系予以推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允许多种体系并存。有不同体系相互借鉴和补充，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只能有好处。”高清海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虽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流派，其高下长短也不是等量齐观的。我们以为，就这两个不同的流派而言，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带有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则带有较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色彩。诚如许多学者已指出过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从苏联介绍到中国来的。这个体系在中国传播的几十年中，虽然不能说一点也没有变化，但大概的框架却没有变化。由于是外来的哲学，就存在着一个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问题。原封不动地拿来就用，最容易流于教条主义。老一代的革命家特别是同志，在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实践论》、《矛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代表。但是，我国自建国以来，负责意识形态指导工作的领导同志，并没有沿着《实践论》、《矛盾论》所开辟的方向前进。由于只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只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斗争，思想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政治斗争一浪高于一浪，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遂使以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几十年一贯制，日渐僵化。在十年浩劫中，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就是这一哲学体系僵化以后的必然结果。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对几十年的哲学反思中而出现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则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本土化的特色。虽然中国实践唯物主义思潮，亦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实践唯物主义流派的理论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中国改革开放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产物。李德顺在《中日学者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对话》中说：“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新形式的探讨，包括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在内，是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我们搞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就涉及到用那种哲学思维方式来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还证明，现代化迫切需要有一个能够科学地理解实践及其内在规律这样一种哲学理论，而这正是我们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没有或不曾回答的问题。”［14］我国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潮，还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应该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这并没有错。但是社会发展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不同在于，社会发展规律即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规律，它并不外在于人。离开了人民的社会实践，所谓社会规律就是空的，就是宿命论的。而辩证唯物主义屡屡强调社会主义客观规律而不强调主体性，事实上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不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离开了中国具体的国情，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就会日渐僵化。因此，继实践标准讨论而起的我国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强调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和首要性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和主体性原则，这是为纠辩证唯物主义在传播中的弊端而来。因此，它就具有较浓的中国色彩。依陆剑杰教授“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实践唯物主义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我们亦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的。

总之，我们既不能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倒退，也不能说实践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离。相反，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同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流派。在中国，在辩证唯物主义流行了几十年以后而出现实践唯物主义流派，它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混乱，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脱离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模式走上个性化、本土化发展道路的标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至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内部的意见分歧以至相互间的批评，当属正常的现象。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特别是一个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甚至很长时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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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邢贲思：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的若干问题［N］.北京:光明日报,1990-2-26.

［10］黄楠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怎样加强关于人、实践和主体性的内容［J］.北京:哲学动态,1990(1).

［11］陈先达：我对哲学的几点浅见［J］.南京：世纪评论,1998(2).

［12］王金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第［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篇5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著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著作的出现。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当然，我们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而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某一方面，突出某些内容，是完全必要的。如为了说明同唯心主义的区别，强调其唯物主义性质；为了同直观唯物主义区别而强调其实践唯物主义性质；要同唯心史观相区别强调其唯物史观；要同形而上学相区别强调唯物辩证法；要同自然物质观相区别强调人学或文化人类学等。这都是允许的和必要的。但绝不能在强调某一方面时忘记和离开马克思哲学的总体。因为上述不同提法都属于同一个马克思哲学。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只承认某个方面而排斥其他，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必然造成多种马克思哲学混战的局面，甚至出现没有马克思(甚至是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使人们眼花缭乱，迷惘不解，无所适从，各行其事，无法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更难以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了。邓小平多次告诫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体系，这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极为重要的原则，对于我们当前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哲学界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要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各方面丰富内容的研究，在统一思想基础上，发挥优势特长，挖掘新的生长点，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当然还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必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现时代的变革，科技的巨大进步，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哲学的与时俱进，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然而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的直接理论渊源，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地。否则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其它。是我们所不能取的。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基本观点，其基本原理虽然是历史上产生的，但仍然具有当代性；又要用新时代、新实践、新内容给予丰富发展。发展的途径是多样的。比如：要用“三个世界”理论、虚拟理论发展物质与意识关系理论；用系统论、一分为多理论丰富与发展辩证法；用主体间性理论丰富发展主客体关系论；用非理性论补充理性论；用生存论补充实践论；用主体论、选择论、合力论发展唯物史观；用信息论、知识经济论发展社会形态理论，等等。这里只举例若干，也不一定准确。意在说明，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全面充实其时代内容，从而更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式，使其成为富有新时代内容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其他的更新方式可以探讨。这当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要与时俱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统一的整体。为了全面贯彻这一思想路线，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里即包括要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也包括了从其他错误倾向和研究方法中解放出来。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其他错误倾向，都属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都应竭力防止和克服。哲学研究应走在解放思想的前列。要全面理解与时俱进和“三个解放”的论述，即要开拓创新，又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不同学术观点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吸纳，取长补短，减少分歧，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更多更大的精力用在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减少那些纯概念之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更加正确，更加健康地发展，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可靠的思想保证。

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篇6

    论文关键词:瞿秋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辩证唯物主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由自发变为自觉。中国共产党主办了《向导》、《新青年》季刊、《前锋》、《中国青年》等理论刊物,建立了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陆续出版发行了马克思主义丛书,还把上海大学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培养干部的基地。中国共产党在该校设立社会科学系,许多共产党人担任主讲教师.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在这次高潮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更为全面,不再限于仅仅介绍唯物史观,而是进一步拓展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传播和理解,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始进入规范化阶段。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认识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受日本理论界的影响很大。日本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并不全面.通常把马克思主义体系概括为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当时中国大多数学者,无论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都受到日本理论界这种观点的影响,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较深的李大钊也不例外。李大钊试图用进化论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链条把马克思主义体系整合起来,这同日本理论界三大部分平列的观点相比,要深刻一些,但李大钊的说法毕竟不够准确,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际。瞿秋白精通俄文,在苏联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多年,从另外一个渠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似乎没有受到日本理论界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比李大钊等人更为深刻、更为全面。

    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之概念》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互辩律的唯物论,二是历史唯物论,三是经济学说,四是科学社会主义,这四部分不是平列的关系而是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理论体系。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瞿秋白十分重视互辩律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解释宇宙一切现象的方法总论,总合各科学的方法而说明人类知识能量的认识论”。至于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的结论。总起来说,互辩律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总的宇宙观和统一的方法论,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是其在具体研究领域的展开,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瞿秋白提出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认识,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得到对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正确概念,不至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就限于唯物史观及其经济学说”。

    瞿秋白所说的“互辩律唯物论”(有时他也采用音译“第亚历克蒂”),是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称谓。他不喜欢“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从日文套用过来的译名。想创立一个新的译名。无奈“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在中国思想界流传开来,成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哲学术语.已很难再作变更。因此,瞿秋白的互辩律唯物论的提法,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事实上,瞿秋白的四分说同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概括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分说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也许是针对中国理论界存在的忽视辩证唯物主义的倾向,他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单独突出来。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是统一的呢?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是以‘现代的’或互辩的(Dialectic)——即第亚历克蒂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曜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认识,纠正了李大钊三分法的缺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鉴于中国理论界对唯物史观已有所了解,而对辩证唯物主义还不十分熟悉,瞿秋白便担负起了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重担。瞿秋白写了许多讲义、文章,出版了许多译着,堪称是在中国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绍述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他讲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撰写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教材。《社会哲学概论》从“哲学之唯物论唯心论”讲起,论及宇宙的本原及其演化、生命的发展历程,阐述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概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现代社会学》更为具体地绍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并详细论证了“社会科学中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的唯物主义”他翻译了多篇苏联学者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论文.还翻译了郭列夫着的《新哲学——唯物论》一书。在此书译本的附录中,有瞿秋白撰写的《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一文,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瞿秋白还发表《自由世界和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章,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实用主义、自由意志论等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影响。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和绍述,侧重于以下几方面内容。

    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在瞿秋白以前,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缺乏了解。瞿秋白改变了这种状况,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首次明确地表述了哲学基本问题。他在《社会哲学概论》中指出,最初的哲学是一切知识的总称.“随后知识渐渐分类、综合、组织而成系统,就发生种种科学,——从哲学之中分出;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科学分工的结果,使哲学仅仅能成为综合一贯的智识,有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之倾向:更因科学进步而智识系统日益严密,于是,哲学——所谓‘求宇宙根底的功夫’愈益得以深入。然而初民哲学与现代哲学仍旧同样是人对宇宙的认识”。囝他明确地指出,当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后,“人若想哲学问题,——就是他想组合一更稳固的‘宇宙念’(ContemplatiodcM0nde)——他立刻就遭到的难题:‘我’与‘非我’的关系,‘认识’与‘实质’以及‘灵魂’与‘自然’的关系。直到如今,这一问题还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凡以客观为出发的,——只要他是一贯的思想家,有这勇气一直推究下去,——他必成唯物论中之一派。而以主观为出发的,——便是唯心论中之一派”这里所说的“我”与“非我”、认识与实质、灵魂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都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

    基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瞿秋白把各种哲学划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他认为唯心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哲学理论。他指出,有的唯心主义者纯粹以个人主观意识的“独在论”(唯我论)为出发点,提出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有的唯心主义者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提出客观唯心主义学说。他们的共同本质都是认为思维或意识为第一性的,而存在或物质为第二性的,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貌。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上除了我的意识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客观唯心主义者虽然“超个人意识”,还是把物质世界看成精神的派生物。“超个人的意识之学说,最巩固的就是黑智耳(黑格尔)和塞林(谢林)的学说,他们的‘绝对精神’就是一种超个人的意识,——其中似乎能包含主观与客观、精神与自然界。然而塞林的见解以为宇宙只是这一精神的‘自念’。黑智耳的哲学系统里所谓‘绝对的’逻辑过程很重要,所以宇宙是这一‘绝对精神’的‘自想’——逻辑过程。实际上是一样的”。

    瞿秋白还对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他认为,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有两重原因。其一,历史原因。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形成唯一主义的错误认识。在人类初期。人们还不能科学地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以为有神灵在支配着世界“既然信仰宇宙为某一神灵所创造,即此便是以主观为出发点的各种哲学系统之基础,而这种信仰本来就不期而然地引导到‘客观之存在受主观的规定’等类的学说。”因此,“凡是与唯物论相对抗的哲学,都是由初民的万物有灵论里出来的”。其二,社会原因。由于社会生活现象十分复杂,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得求助于神灵的保佑.于是形成唯一fl,主义的错误认识。“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各社会间交通日益繁多,往往骤然暂时归之于神归之于上帝。”“一民族之内的斗争,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通商事务里,常常发现以前所引为不可能的事,而大家所期望的事反不能实行。这种状况更可巩固对于‘天神力量’的信心,而增长依赖天力援助的倾向。”

    从上述瞿秋白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和绍述可以看出,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把握得比较到位: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的同一性问题,把握得还不够到位。他对唯心主义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某些合理的内核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分析;对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认识得也不够深刻。事实上,唯心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原因就是把认识上的曲线简化为直线.把认识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加以夸大,导致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

    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篇7

这样一来,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下的问题,即如何实现中国哲学史“总体写作思路上的实质性变化”?毋庸讳言,我们这里说的“总体思路”涉及到哲学观。换言之,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人来说,如果他还没有确立起新的哲学观,那么,“重写”就只是一个修辞学意义上的口号。要言之,没有新的哲学观,就不可能有新的中国哲学史。然而,任何一个研究者要确立起新的哲学观,就必须对传统哲学观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事实上,不了解哪些哲学观是旧的,又如何知道另一些哲学观是新的呢?众所周知,哲学作为学科是唯一的,但哲学观却是多元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张三有张三的哲学,李四有李四的哲学”,而只能说:“张三有张三的哲学观,李四有李四的哲学观”。既然哲学观是多元的,那么从不同的哲学观出发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就会在总体思路上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当然,所有对中国哲学史的有效的“重写”都蕴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对传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所蕴含的哲学观的批判性反思。Www.lw881.com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前提,“重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传统的哲学观中,哪些哲学观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哲学观:一是把哲学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二是把哲学理解为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与总结;三是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下面,我们逐一批判这三种传统的、影响深远的哲学观。

哲学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吗?

把哲学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把哲学史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史,进而简单地把唯物主义与进步、唯心主义与反动等同起来,构成了一种简单化的、但又极有影响力的哲学观。不少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深受这一哲学观的影响。比如,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1957)中就这样写道:“中国哲学的历史和别的国家的哲学一样,是唯物主义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①在这样的表述方式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几乎成了哲学的代名词。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未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作为正价值与负价值简单地对立起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中,马克思指责那种撇开社会历史、奢谈抽象物质概念的唯物主义是“抽象的唯物主义”,它与同样撇开社会历史、奢谈心灵作用的“抽象的唯灵论”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②在《神圣家族》(1844)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抽象的唯物主义”的批判。他在批评霍布斯把几何学家的抽象感性取代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时,气愤地写道:“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③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中,马克思在批评旧唯物主义的被动性时指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④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并没有把唯物主义的一切形式都作为正价值而与唯心主义对立起来。事实上,在唯物主义的所有形式中,他肯定的只是“实践唯物主义”,而对其他形式所具有的共性———抽象性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同时也对唯心主义的能动性作了高度的评价。众所周知,列宁也在《哲学笔记》(1895-1911)中写道:“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⑤这段重要的论述实际上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那种被夸张的、简单化的、绝对的对立.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不但把哲学研究简单化了,而且也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两种不同见解抽象地对立起来了。而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丰富性则表明,这种黑白两分的、贴标签式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比如,就老子学说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来说,任继愈先生在其哲学史著作中先后有过两种不同的见解。但仅仅满足于给历史上的哲学家贴标签,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如果把这样简单的思路引入到中国哲学史领域中,中国哲学史研究必定会走进死胡同。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哲学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与总结吗?

把哲学理解为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与总结,也是一种广有影响的哲学观,至今仍然被许多研究者所认同。肖前等人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主张:“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以及思维(认识)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①毋庸讳言,这一传统的哲学观也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们所认同。肖萐父等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也肯定:“这种哲学认识,来自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实践中对各种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总结和反思。”②毫无疑问,这种哲学观也制约着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的看法。然而,这种哲学观至少存在着以下三个缺陷:

其一,“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这样的提法并不能涵盖哲学与之打交道的全部知识。比如,数学知识就既不属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也不属于思维知识的范围内;同样地,语言学、修辞学、音韵学等方面的知识,也既不从属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也不从属于思维知识。何况,“知识”这一表达方式也是不严格的。比如,宗教是与信仰相关的,我们当然不能说信仰也是一种知识。记得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的第二版序言中曾经说过:“我必须扬弃知识,为信仰开拓地盘。”③十分明确地把信仰与知识分离开来。所以,“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这样的提法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是不严格的。

其二,就“概括”这个术语而言,它关涉到的是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方法。比如,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金属a是导电的,金属b也是导电的,金属c也是导电的……。于是,我们就“概括”出如下的结论:一切金属都是能够导电的。然而,用归纳法获得的真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倡导的“反归纳主义”就指出了这种以“概括”为特征的归纳方法的局限性。在他看来,即使人们发现10万只天鹅是白的,也不能合法地“概括”出如下的结论: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因为说“一切天鹅都是白的”意味着说话者必须担保今后还没有出生的全部天鹅也必须是白的。事实上,在经验生活中,谁都无法担保这种普遍必然性。前面提到的命题“一切金属都是能够导电的”同样缺乏普遍必然性,因为除非你能担保将来可能发现出来的金属也都是能够导电的,否则你就无权作出“一切金属都是能够导电的”这样的全称肯定判断,而至多只能这样说:“迄今为止发现的金属都是能够导电的。”问题还在于,像“概括”这样的表达方式限制了哲学所能采纳的逻辑方法,仿佛哲学只承认归纳方法,而完全不考虑演绎方法。事实上,演绎方法在哲学研究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归纳方法只能导出偶然真理,亦即缺乏普遍必然性的真理,那么,演绎方法才蕴含着对必然真理,亦即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的认同。举例说来,假如我们接受了这样的大前提:“一切人都会死的”;又接受了这样的小前提:“xxx是人”;那就一定会引申出一个必然性的结论:“xxx会死的。”不管“xxx”是什么人,其结论都具有普遍必然性。可见,只承认“概括”功能的哲学在逻辑上是不完整的。

其三,就“总结”这个术语而言,它关涉到的只是对以往已经发生的事实和观念的回顾。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黑格尔的哲学观:“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④按照这样的哲学观,哲学只能面对和“总结”过去,无法面对和预期将来。

换言之,哲学只能做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猫头鹰,却不能成为早晨啼鸣、面向白天的雄鸡。然而,我们知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中强调的正是哲学的预期功能:“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①显然,只肯定哲学的“总结”功能,必定会忽略它的“预期”功能。要言之,把哲学理解为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观点显然是成问题的。把这样的哲学观引入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全部哲学命题就只能在偶然真理的框架中挣扎。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吗?

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也是一种传统的、影响深远的哲学观。什么是世界观呢?肖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认为:“所谓世界观(亦称宇宙观),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的思想统统在内的根本观点。”②只要认真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哲学观也有着本质性的缺陷:

首先,这里使用的“世界”概念就是成问题的。一方面,把作为认识者的人和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分离开来并对立起来了。其实,海德格尔早就告诉我们,作为人之存在的“此在”乃是“在世之存在”(inderweltsein),四个德文词都是用连字符号联系起来的,意在表明,人与世界是不可分离的。世界就是由人的生存活动构成的。换言之,人的生存活动的展开就是世界。另一方面,把世界理解为“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的思想”这三个层面的总和,也是成问题的。因为在这里体现出来的只是时间在先的观点,也就是说,最先存在的是自然界,接着是社会历史,最后才是人的思想。而被忽略的正是逻辑在先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逻辑上具有先在性的恰恰是人的思想和社会历史,而自然界只是在这样的逻辑先在性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比如,在老子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老子的重大贡献是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历史中的辩证法。这样的见解就蕴含着对老子思想的根本性误解。其实,老子的思想本质上是政治哲学,其逻辑起点是如何治理好一个国家。如果他谈到自然界的某些辩证的现象,目的也只是为了以更形象的方式阐明自己的治道,即政治哲学的观点。所以,必须重新反思“世界”这一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的概念。

其次,这里使用的“世界观”概念也是成问题的。一方面,按照康德的看法,“世界”乃是一个超验的物自体,而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当人们运用知性范畴,试图去认识作为物自体的“世界”时,就会陷入二律背反。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的整体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所以人们是无法把握的:“644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世界是这样的。”③既然整体世界是不可认识的,人们的“世界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的可靠性又在什么地方呢?另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世界观”的概念是在18世纪末出现的,虽然其含义不无变化,“不过,‘世界观’一词仍然保持自身为表示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地位的名称,这个情况给出了一个证明,说明一旦人已经把他的生命当作主体带到了关系中心的优先地位上,世界如何决定性地成了图像”④。在海氏看来,“世界观”这个术语正是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形成的一个标志,人们不但不应该以价值中立的方式来谈论它,而且应该对它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海氏还指出:“世界观虽然需要并且利用哲学的博学,但它不需要任何一种哲学,因为它作为世界观已经接受了某种特有的对存在者的解说和构形。”⑤这就使无批判地使用“世界观”的概念成为哲学上的不合法的行为。

最后,“学问”这个术语也暗含着一种倾向,即哲学与实践活动的分离,仿佛它只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种看法、一种观点,而并没有把蕴含在哲学内部的根本要求———“知行合一”凸现出来。

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篇8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19世纪中叶诞生以来，己有一百五六十年的时间了。在其传播和发展中，曾有过不同的名称。马克思在世时，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在第二国际时期，有学者称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以后，特别是列宁斯大林时代，则称辩证唯物主义，或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起，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学者那里，则称实践唯物主义。这些不同的名称虽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不同的称呼也反映了不同的哲学主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不同理解。在这些不同的理解里，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最有影响力。在当今，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其主题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在生前就说过：‘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则是改造世界。”这一名言，奠定了此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方向。恩格斯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何者为本原，二者有无同一性的问题。这同一性的问题，就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恩格斯无疑是把认识论问题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的。列宁也一再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功能，并且认为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哲学史就是人类的认识史。斯大林时代的教科书则把这种认识论主题体系化了。

 

在我国哲学界，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都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说：‘哲学是世界观，辩证唯物论这一科学的世界观，是人们对于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与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认识。”1'艾思奇说：认识的问题，就是哲学的中心问题。我们学习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地就是要在思想上明确地、深刻地解决这样的两大问题：1、什么是正确的认识?2、如何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2]

 

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里，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人类思维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都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都是关于客观规律的科学。”所有这些提法，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一门认识世界的学问。

 

据此，辩证唯物主义主张物质本体论。因为这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哲学前提。如果这个世界不是物质的，不是先于人类而存在，那么，所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也就无所搭载。故列宁说：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3]所以以辩证唯物主义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无不坚持物质本体论。肖前等人主编的僻证唯物主义原理》说：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是唯一正确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彻底贯彻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出发点。”李秀林等人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说：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承认世界是在时间、空间中依其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物质世界——由自然界、社会、人类组成的物质世界，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正确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彻底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基本前提。”可见，辩证唯物主义对物质本体论的重视。

 

由此，辩证唯物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具价值。这种工具价值论的思想，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如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指导我们完成民主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是指引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4]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世界也是据以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5]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最革命、最进步的事业提供理论武器。”6]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在哲学思维方式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表现了主客二元对立的特征。一方是认识的主体即人，另一方是认识的客体，即外部世界。外部世界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人与外部世界，两相对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对象化的思维。对象化思维是传统西方哲学的重要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地域上说，是属于西方哲学的范畴。通常人们以西方传统哲学思想方式的路子而非中国哲学的路子来理解它。

 

中国哲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其实是一复合哲学，因为在其中有不同的流派，就其大者言，就有儒、道、佛的不同。但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哲学，主要是指在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故论中国哲学，必以儒家哲学为主。

 

应该认为，中国儒家哲学的主题是仁学。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在孔子那里，仁还是一个道德范畴。其最主要的涵义是爱人。后世的儒家，把孔子的仁，扩展到道德、政治、哲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仁学体系。从哲学上说，如将仁扩展为天地精神，充塞于宇宙之中，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并视纲常伦理、礼乐刑政皆从此出，这就是所谓程朱派的理本体论。如将仁凝聚为一心，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人所固有，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就是陆王派的心本体论。如将仁视为天地阴阳二气之理，禀得二气而有气质之性，禀得其理而有天命之性，乾父坤母，民胞物与，这就是关学一派的气本体论。故在中国古代，儒家虽有流派的不同，但重视仁则同。朱熹说：盖仁之为道，……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万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可见，仁是儒家学说的中心范畴。

 

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把成人视为目标，因而在哲学思维方式上，就不象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有主客体的分野，或者说，没有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虽然中国哲学也讲认识问题，但在儒家看来，这只是见闻之知，是低级的认知，在儒家哲学里并不占主导地位，居主导地位的是天命之知或德性之知。而天命之知或德性之知是为人心所固有，不假外求的先天之知。儒家当然也讲知仁知义，识礼识智，但他们都不是把仁义礼智作为外在的对象来认识，而只是通过圣人的教导，唤起自己本心所固有的善性。所以孔子强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为仁由己不由人。曾子强调‘吾日三省吾身”[13]。大学》主张正心诚意”。孟子主张‘存心养性”"14%。陆九渊主张自存本心”"15%。朱熹主张居敬穷理”。王守仁主张致良知，如此等等。儒学大家的这些道德认识与道德修养的理论，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儒学思维不是对象化的思维，而是泯灭主客的思维，它与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异趣。

 

在思想史上，儒学哲学家皆严于哲学与知识之辨。宋代的张载区别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德性之知为人心所固有，不假见闻，见闻之知为耳目所得，人只有跳出见闻之知而归于德性之知，才能超越常人而入圣域。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主义大量传入中国以后，现代新儒家人物更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如熊十力认为科学是知识的学问，而哲学则是智慧的学问。科学在认识经验世界，而哲学在体认万化之源。张君劢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唯哲学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由此引发了上一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科玄论战。

 

由上所述，我们可知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现在各大学的哲学系在专业的设置上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也是明显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视为异质的哲学。虽然它们共属于哲学，却分属于不同的哲学专业。但是，现在在中国各高校，讲授中国哲学往往止于清代，或者止于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五四以后，除了几个新儒家人物还被列为中国传统哲学外，就没有什么中国传统哲学了。这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消亡了。1989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杨春贵主编的中国哲学四十年》，1999年辽海出版社出版的刑贲思主编的中国哲学五十年》，这里的中国哲学，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而是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就是说，在五四前中国的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而五四以后，中国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又是异质的两种哲学体系，这样，本应一体的中国哲学就发生了断裂。这是关心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学者所不能不关注的问题。

 

二、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成为主流哲学。在这种情况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研宄中国哲学，被看成不证自明的真理。从此开始了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进程。

 

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表现在研宄中国哲学的目的上，被说成是为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有学者说：通过对中国哲学史的学习……继承这份珍贵遗产，可以充实唯物主义辩证法对人类哲学认识史的概括。这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哲学史观，是一个重要方面。”1*%还有学者说：‘学习哲学史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哲学史的任务是通过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同一的研宄，揭示人类认识日益深化的辩证发展过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无比正确。”"17%类似性质的话，我们在改革开放前学者论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史教科书里，随处可以看到。他们都把中国哲学附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成为贯穿中国哲学史的主线。上世纪四十年代原苏联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史的定义，成为我国哲学界研宄中国哲学史的准绳。特别是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更是如此。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序言里说：‘这部著作的编写，一方面在很大的范围内是属于开荒的工作，特别是对唯物主义优良传统，应给以足够的注意，另一方面在不少的论题必须对过去的唯心主义研宄给以批判。”任继愈先生在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中说：‘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就是研宄在世界观方面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斗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又在中国哲学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中说：‘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哲学。”[18]他们都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看成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把反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视为编写中国哲学史的根本方针。

 

在这方面，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与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代表作。侯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共五卷六册，在发扬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方针指导下，在述先秦哲学时，论墨子就详于论孔子，述荀子就超过述孟子。在论汉魏哲学时，论范缜及此前的无神论，就超过论佛玄的合流。在论宋明哲学时，论陈亮叶适的篇幅几乎等同论朱熹和陆九渊，述泰州学派的文字则超过述王阳明。而在每一时代，无不突出唯物主义的战斗性格。弘扬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是中国思想通史》的一条主线。

 

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亦是这一情况。严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辨，在所论的哲学家前面，皆冠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定语。以宋明哲学为例，论李觏和王安石，冠以‘李觏和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论周敦颐、邵雍、司马光，冠以‘周敦颐、邵雍、司马光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论张载，则冠以‘张载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论二程，则冠以程颢、程颐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论朱熹，则冠以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述陆九渊，则冠以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述陈亮，则冠以陈亮叶适的唯物主义思想”，述王守仁，则冠以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如此等等。总之，此书对多数哲学家皆做了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定性结论。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两个学派，两条路线，——分明，不容混淆。

 

此时的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离开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轨道。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论》里说：有人主张，中国哲学史所讲的，完全和西洋不同，因为中国古人只讲人生修养，道德实践，很少讲到求知的问题，也不大涉及到自然观、认识论的问题。这种看法，我不同意。因为这种看法，表面似乎认为中国哲学有它特定的范围，但它实质上却是认为中国哲学有它特定的对象。结果，这就会引导到怀疑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哲学的对象的问题。……如果认为中国哲学所研宄的是另外的一套，唯心与唯物、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斗争在中国不存在，这样就会由于强调了中国哲学史的特殊性，以致脱离了哲学的轨道，走入歧途。”[19]这一说法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是有代表性的。

 

1979年，在山西太原召开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在这个会议上，学者们对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日丹诺夫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规定为哲学史的定义的消极性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在推进中国哲学史研宄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此后的学者，又多半根据列宁在哲学笔记》里的话：‘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将哲学史定义为人类的认识史，并以此去梳理中国哲学。亦为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绪论说：‘哲学史，顾名思义，就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哲学这门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具体学科，它是一门世界观的学问，所涉及的领域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因此，哲学史讲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界发生、发展的认识，即自然观;对社会发生、发展的认识，即社会历史观;对思维规律的认识，即逻辑学和认识论。把这些概括起来，哲学史的研宄对象就是整个人类认识的历史。”因此，‘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

 

与任先生持同一观点的是肖菴父先生，在他与李锦全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一书的导言说：‘哲学史研宄的特定对象，简括地说，就是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所谓哲学认识，区别于宗教、艺术和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是人们的理性思维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也可说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对客观世界能否认识和改造，怎样认识和改造的总括性认识。”

 

基于这样的认识，肖先生和李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删简一般中国哲学史书籍中多有涉及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思想，而只论其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等等。如论孔子，只论其“与命与仁’的世界观”、“学思并重’的认识理论”、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论老子，只论其‘以道’为最高实体的宇宙观”，“静观’、玄览’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和“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思想”。论思孟，只论子思存诚尽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孟轲尽心知天’的天人合一思想”。论庄子，只论其“物物者非物’的天道观”，‘以相对主义为基础的认识论”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宿命论”。论荀子，只论其“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虛壹而静’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化性起伪’和明分使群’的人类史观”。论韩非，只论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进化论”、“道理相应’的唯物主义规律观”、‘注重参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矛盾之说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论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的哲学家亦是如此。主编者在导言中说：按我们所理解的哲学史研宄的特定对象，比较注意了突出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而对哲学家们的非哲学思想成果则尽量删略。把围绕哲学基本问题所展开的哲学矛盾运动，作为论述的重点，而以认识论和发展观为重心，……力图通过分析哲学范畴的历史演变来探索哲学认识发展的逻辑进程。”[21]可以说，肖本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的范本。

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篇9

关键词:恩格斯;古典哲学;辩证法:唯物主义思想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1-0002-02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最能体现恩格斯的哲学观点的著作之～,书中恩格斯理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的思想关联,使我们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这些先驱者的理论基石之上的,有着十分深厚的学理根基。反之,也使得我们从中更加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如何通过对他们的思想成果的进行扬弃和发展后而深刻地解答了自己时代的重要哲学课题,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又一笔宝贵的理论资源。

一、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批判

在《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对辩证法思想的讨论是从回顾德国1848年的革命开始的。他指出这场政治革命的前奏是德国的哲学革命,没有这种思想上的重大变化就不会产生以后的政治变动。但是恩格斯紧接着提到了法国大革命,并将其与德国革命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反映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他认为在哲学上法国人要远远比德国人表现的激进,他们为了自己所相信的思想和主张敢于同法国当权者做激烈的斗争,豪不畏惧各种危险,而德国人在哲学上却表现的很保守,在行动也并不积极,但是这对于德国哲学来说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革命的因素深藏在晦涩的言辞之下,而这种对革命有所论证的观点为事实证明对1848年的德国革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恩格斯的《终结》就是从分析在德国出于主流地位的黑格尔哲学内在的革命因素入手的。恩格斯认为能够最好地体现这种革命因素的思想就是黑格尔提出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对这个命题的理解可以是仁者见仁,知者见者的。对于德国当极者而言,这是关于自己合理存在的最好证明,而德国的自由派也是因为如此看待而表达了对这一哲学命题的愤怒,但是,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德这一命题中却包含着正好与此相反的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因素,而这一点也曾经被德国诗人所指出。在这个哲学命题中,黑格尔用合乎不合乎理性来衡量现实事物的存在价值,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似乎正是证明了当时德国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后半句又恰恰限制了前者,隐含与前半句可能截然不同的结论。恩格斯指出,正是在这里体现了黑格尔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思想成分,不论现实怎样,用理性来衡量和决定一切现实事物存在的必要性、正当性,这就必然要受到现实事物所处的特殊环境的制约,在黑格尔看来事物都是出于变动不居的发展过程的,没有任何事物在限制自身的各种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时毫不为其所动,那么此时被理性证明是合理的事物就不可能在另一时间也被理性如此证明,反而有可能向着先前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一切事物存在的合理性都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改变,由此可以引申出旧事物原先存在的合理性由于外在条件的变化而丧失后就必然会被合理性已然实现的新事物所取代,或者即恩格斯所说的“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在黑格尔的命题中蕴含的这种思想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而应该是“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人类世界里并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凡是现存事物的合理性都只是暂时,因而它们也只能暂时的合理存在,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出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因素。

恩格斯在《终结》里虽然明确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作为唯心主义的缺点,但是更强调了黑格尔哲学中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而且积极肯定了黑格尔在哲学上的这种伟大成就。认为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所以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是采取批判扬弃、为我所用的基本态度的,通过对黑格尔的哲学命题的分析揭示出其辩证法的实质内容,进而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理论价值。

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一个部分里主要是清理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内容,对其哲学体系与辩证法思想之间存在革命性与保守性的内在矛盾进行了透彻地分析,为后文阐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做好铺垫,因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积极成分后创造出来的,总而言之,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渊源关系,要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就必须理解他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

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批判

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二个部分里将讨论的焦点转移到唯物主义之上。他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根据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可以在哲学上区别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这个基本问题在哲学上也可转变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从而区分可知论者和不可知论老,他指出黑格尔哲学虽然是唯心的,但是仍然坚持人类理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而以休谟、康德维代表的近代哲学家却“否认了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随后,恩格斯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突破的原因,他认为这种哲学的突破不仅受到了“纯粹思想的力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起到的推动、促进的作用。但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不彻底,只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了唯物的观点,在进一步运用这一观点到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研究时就停止不前了。而且费尔巴哈没有将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与唯物主义具体的发展形式区别开来,所以在他眼里的唯物主义就只能是机械唯物主义而非其他。但是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有着很大的局限,它将人简单地看作像机器一样,企图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来研究人,而且它无法“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当然这些局限和机械唯物主义所处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紧紧联系在一起,并非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

恩格斯接着分析了施达克寻找费尔巴哈哲学中唯心主义因素上方向性的错误。施达克只是将一些表面现象当作了唯心主义的表现,比如认为费尔巴哈哲学中追求“理想目的”的观点或反映在人脑中的“理想的意图”即是唯心的表现,甚至还将费尔巴哈哲学主张人类“总的来说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信念”简单的当作是唯心的。

简而言之,在《终结》这部分的内容中,恩格斯着重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对黑格尔哲学的突破,这是费尔巴哈最重要的哲学贡献之一,但是也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性是有

限的,主要仅止于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已,继续深入下去后就无法坚持这种唯物立场了,更深入的详细分析在《终结》第三部分里得进行。

恩格斯在《终结》一书的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与伦理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唯心主义的局限,他认为这些观点的思想性与黑格尔的相关论述比较起来相差很远。

三、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阐述及应用

《终结》的第四部分是恩格斯所写全书的核心所在,他在这里简要而详尽地阐述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并通过运用这一观点分析人类社会历史与宗教发展来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清除地看出恩格斯《终结》的主旨,就是从哲学上理清马克思的哲学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联系,阐明后者既是对前者的继承更是突破,是适应当时自然科学与社会发展的最高哲学成果,树立马克思的哲学在德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在这一部分开始,恩格斯就比较了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包括: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他认为这些人中只有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哲学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贡献。

恩格斯紧接着分析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的内容,并进而阐明了可马克思是怎样对这一伟大的哲学思想进行扬弃并创造出自己新的理论成果的。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辨正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且应该认识到“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既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

恩格斯在《终结》里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具有的革命性的辩证法因素,而且指出这些思想观点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扬弃与吸收,在理论上获得了新的阐发。接着,恩格斯抓住”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一方面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中正确的方面,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其他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所持有的唯心观点,而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这里也受到了恩格斯严厉地批判。随后,恩格斯在进一步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后又对其在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上的错误观点给予细致而深刻地批判,透彻地指出了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的缺陷和局限性。在《终结》中,恩格斯在批判、扬弃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指出这一崭新哲学思想所产生的时代条件、科学条件,并且运用这一新的哲学理论深入地探讨、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宗教的历史演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06-337.

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篇10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核心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