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十篇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篇1

关键词：宋明理学；王晓兴；李晓春；书评

宋明理学，又称为宋明道学，是古代中国儒学史发展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系统。在封建社会中，宋明理学达到了中国儒学的高峰。近现代学者，如冯友兰先生，将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一种思想，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成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一定的条件而不断发展形成。宋明理学也是一样，它是在经过隋唐以来佛教道教的兴盛，而儒家思想受到危机，儒学家们在反佛反老，营救儒学危机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所以，宋明理学的产生最直接的可以追溯到唐代反佛思潮及宋初儒学家的思想影响，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治宋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式为之率。”[1]强调了韩愈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具有先驱的作用。当代学者陈来先生指出：“理学的正式诞生虽然在北宋中期，但理学所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及它所由以发展的一些基本思想方向在中唐的新儒学运动及宋初的思潮演变动向中可以找到直接渊源。”[2]关于宋明理学产生的追溯，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3]在第一章“寻根伊始”也做了简单阐述，并对韩愈、李翱及其思想做了详述介绍。可以说宋明理学是在唐代以来反佛反老之后，儒释道三家的融合渗透，由儒家对佛老有所吸收形成的新的学术系统。

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共分为五个部分，由引言和主体四个章节构成。引言部分对宋明理学及其时展、学术派别、时代背景发展作了简洁的介绍，并对该书的主要内容和行文特点也作了简单的概括。主体共有四个章节，基本上也是作者将宋明理学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为开启阶段，将理学追溯到了韩愈和李翱的开启阶段；第二阶段是宋明理学的奠基阶段，阐述的是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他们的基本情况和思想等；第三个阶段，为宋明理学的成熟期，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两位集大成者，详细作了描述；最后一个阶段，为宋明理学的解体期，主要描写了后期理学的情况，也对理学作了评价。

下面对全书主体部分的行文特点和内容做一概述。第一章“寻根伊始”开始就交代了中国的历史社会背景，并把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为何产生不同哲学做了比较。因为宋明理学属于儒学，又将孔孟之道及儒学到唐代的发展进行了阐释。然后重点将宋明理学的开启人物韩愈、李翱之学进行了讲解。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这本书对各章节人物的介绍基本都是先交代历史背景，再对各哲学家的生平做逻辑描写，然后详述其哲学思想，最后并作出评价。我在此只对各思想家思想的哲学概念或命题进行提要。从韩愈的反佛思想谈到了韩愈的“道统说”，这也是对宋明理学影响比较大的。然后是他的性三品说的人性论，作者对韩愈人性论评价很高。李翱是韩愈的学生，作者对其也是评论不亚于韩愈，并且在后文中多次提到，所占篇幅相对韩愈也比较大，最后评论其思想缺陷，到宋代张载得到了解决。对李翱的哲学思想可以用四个字概述就是“寂然不动”，书中认为李翱只在思想上做到了，真正的涵养功夫还是到了宋代才得以体现。在开启阶段，对韩愈和李翱这段内容中，作者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认为，南宋朱熹将《大学》和《中庸》列为“四书”，韩、李起了先驱作用。道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对茂叔的修养功夫体现了出来，可以用一个“乐”在来概括，再就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的宇宙论都做了讲解，但是有关周敦颐的《通说》中的思想并未提到。张载是关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主要是他的气一元论的自然观。有关人性论书中认为是在修正李翱的人性论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到二程，可以说真正切入到了“理”的范畴。该书对二程描写也是围绕二程有关“理”的思想的。并说明了二程兄弟思想之间的差异，但他们的思想是大同小异。通过对二程部分阅读，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兄弟性格的不同，大程子程颢“一团和气”，而小程子程颐性格谨严，态度有点过于严肃，也体现程颐对宋明理学中“敬”字遵守的一种表现。有关邵雍介绍最少，宋明理学上邵康节为“数学”的创始人，主要阐述《易》学，该书提到了他的历法上的贡献。

在奠基阶段，无法简单地说谁的贡献最大。他们对后代都有影响，而对从理学上讲，集大成者朱熹的理学系统传承于二程。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他将理学的思想达到了高峰，创立了最为完备的理学体系。有关朱熹的理学思想，该书从“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和“格物致知”做了详述。从这一章节也能看到朱子的涵养功夫。朱熹时代还有一位大家，他曾与朱熹在儒学问题上展开过多次辩论，那就是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陆九渊认为“心即理”，他的哲学思想也就是他的“本心说”，强调易简，书中称其为“与人减担的陆九渊”[3]。陆九渊的思想到明代的王守仁得到了传承，并完善了心学的系统，影响极大。王阳明的主要思想是“良知说”，他强调“心外无物”，强调“知行合一”。

该书第四章，引用了屈原《离骚》一句千古绝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题目，对宋明理学后来的发展、衰落及对现当代影响做了介绍和评价。内容有朱陆之争，还有有关王艮、陈亮、叶适，后来的李贽、王夫之、戴震和谭嗣同等人他们对理学的批判。全书最后还介绍了理学在上个世纪的遭遇和对理学到二十一世纪的展望。

最后，我对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一书作简单评论。可以用几个词加以概括那就是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行文精简、可读性强。读者即使对中国哲学不太了解，通过阅读本书也能较为清楚地了解宋明理学的基本框架。该书内容上除了理学相关情况，在人物上都是理学中典范性和开山性的了不起的哲学大家。全书一共一百余页，内容不多，作者引用古文也不多，所以特别适合大多数人阅读。这本《宋明理学》是“中华文明宝库”丛书系列中的一本，其阅读对象主要也是中学生和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王晓兴、李晓春二先生本都是哲学出身，也从教哲学多年，通过该书的阅读也能了解作者特别重视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中西哲学比较。哲学本身不是不是一门知识性的学科，它的特点在于它的思辨性。通过阅读王晓兴、李晓春所著的《宋明理学》，很容易启发读者对宋明理学、中国哲学的思考。总之，本书可视为宋明理学简史，可读性特别强，也可作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入门之书。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2]陈来.宋明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年版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篇2

然而，我们不禁也要问一句，如果秦朝真的完全没有儒家文化的立足之地，后来的儒家学派到底是怎么生存下来，并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正统思想的呢？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秦朝在儒家文化变革的道路上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秦始皇“坑”的并非“儒”

提到秦始皇嬴政，人们除了感叹一下他制六合、统九州的霸气之外，更多的则是批判他用残酷的手段镇压儒家学派，其中最常被人们拿来举例的，就是“焚书坑儒”事件了。

“焚书”这件事，始皇帝的确干过，当然也并非像后世所传那样是针对儒家经典的大清洗，而只是于始皇三十四年焚烧过一次百姓家中私藏的“百家书”。这次焚书对典籍造成的破坏也不是很严重，命令执行得并不彻底，不少读书人抱着典籍跑掉，或者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若非如此，汉朝以后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难道是凭空而来的吗？

而“坑儒”这件事，则更是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之一，始皇帝由于天生残疾（鸡胸），再加上幼年生活不幸，长大后的确性格扭曲，残暴易怒，但是他却并非像后人认为的那样，厌恶并专门针对儒家进行打压。据史籍记载，与“坑儒”事件有关的具体人物共有四位，即侯生、卢生、韩众以及徐市。那么这四位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史记》上明确指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替始皇帝寻仙问药，也就是徐福的同行，可以算是方士的一种。这些方士们抓住了秦始皇渴望长生不老的心情，到他那里骗取了“费以数万计”的赏赐，让秦始皇当了一次冤大头。

后来，这几个方士的行骗败露，加上长生无望，让始皇帝勃然大怒。为了报复他们，并平息自己胸中的郁结之气，始皇帝大开杀戒，坑杀了自己聘用的“文学、方术士”460余人。说起来，这次事件只是秦始皇迁怒下的连坐，我们从中看到了始皇帝残忍扭曲的性格，却并没有看到他特意针对儒家进行了什么打击报复。

秦朝当了汉朝的垫脚石

如果秦始皇并没有针对过儒家进行打击报复，为什么后世会一直流传他“焚书坑儒”的罪行，让他背负了千古骂名呢？秦始皇厌恶儒家、迫害儒家的观点究竟源于何时、何处呢？细心的你可能已经想到了，没错，那就是汉朝。

整个历史上，我们都是基于“过秦”的角度来看待秦朝的，而过秦的言论最早就是西汉的学者提出的。西汉时有许多学者都曾发表过对始皇帝的看法，最有名的就是写下《过秦论》的贾谊，他认为，儒家推崇的是王道，而法家推崇的则是霸道，秦朝正是因为始皇用法而废儒，才落得二世而亡的下场。因为西汉是距离秦朝最近的王朝，因此这一观点被后世普遍认同。

但是，历史永远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说清的。有句话说的好，历史是胜利者谱写的赞歌。成者为王败者寇，胜利者的史书中永远都在褒扬自己，贬低对手，西汉也不例外。

在西汉初期，儒家学者提出了“汉承尧运”的观点，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们故意抹杀儒学对秦代的影响，同时极力宣扬秦代对儒学的迫害，因为只有“秦代不用儒学”成为既定事实，才能说明秦代根本不具有一统天下的正统资格。这样一来，汉王朝的建立就是顺承天理的了。这种对秦朝的历史定位一直影响至今。

此外，人们评判秦朝与儒学关系的标准也值得商榷。众所周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统治者自己都要遵守儒学的礼法。以此对比，秦始皇的做法自然就是对儒学的大不敬，甚至是践踏了。但是，在汉朝之前，文化思想界都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各个学派之间的冲突、争论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

而且，秦国依靠法家成就了大一统，让其马上抛弃法家而独尊儒术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儒学对统一的秦朝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秦朝是儒家和法家相互融合的重要阶段，汉武帝时期独尊的儒术，已经不是秦朝以前的儒学了，而是经过了改造，真正适应君王统治国家的思想工具。

儒家思想在秦朝

那么，儒家思想究竟是如何影响秦朝的呢？首先，儒家的“仁爱”思想，对秦朝的政治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其中有一部很著名的《为吏之道》，是供秦代官员习读的。在这本书中，明确要求官吏为官要“宽裕忠信”、“安贫乐道”，执政者应“修养身心”等等。

“宽裕”思想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孔夫子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这是具体地对统治者提出了“宽”的要求。而“忠信”思想则更是儒家的纲目性要求，孔子教育学生的“校训”就是“文、行、忠、信”这四字真言。

其次，从秦代的律法来看，以法家思想打下天下的秦朝，其法律条文中竟然也处处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子。比如秦律中有明确规定：“殴大父母，黔为城旦舂。”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殴打了自己的祖父母，犯罪者是男性，则要被罚去修城墙；是女性，则被罚舂米。另外，秦律中还规定，如果父告子不孝，官吏应无条件抓捕儿子，然后再查明真相。

要知道，法家的正统思想是坚决反对、排斥孝道的，像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就将“孝悌”视为“六虱”之一，认为提倡“孝悌”会令国家贫弊。如果秦朝专用法家，那么律法之中绝不会出现与不孝有关的各种规定。但是秦朝的统治者认识到，儒家的孝道观和父权思想，既有利于巩固自己的政权，又符合宗法和农业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其律法中保留了相当多的儒家思想。

秦朝促进了儒家发展

我们已经知道了儒家思想对秦朝的影响，那么秦朝对儒家的发展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从宏观上看，秦朝的统一极大程度地促进了儒学的传播。秦统一六国后，为了分散东方六国的旧势力，巩固秦朝的边防，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当时的思想文化主要是靠人口耳相传的，这种迁移从客观上促进了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而且，无论是律法中体现儒家的宗旨，还是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儒家思想扩散传播。

除此之外，儒家经典《尚书》也在这一时期得以整理成形。当时的政府虽然在禁止民间私藏这些典籍，但却将《诗》、《书》等儒家经典存于国家图书馆，命人彻底整编《尚书》。这次整编不但将《尚书》的内容收集齐全，并且将史实不完备以及只有口述的内容加以修订，不重要的内容或删或裁，将《尚书》从零散的单篇，整理成了一部包括二帝、三王历史在内的完备经典。秦代的儒生们还有许多新的著述，比如《礼记》中的《经解》、《学记》等篇据考察都是在秦朝完成的。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篇3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不断地进行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识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再就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

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即把握时代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历史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探寻出当下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鉴历史智慧来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借鉴历史智慧并非将历史经验移植到当下，而是寻求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经验并不能完全能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当下时代问题只能在历史方法的启发下，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二:理论创新

儒学自古以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孔子虽然继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无选择地保留，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损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代以来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学改造，由政治术语变为最高思想价值原则。创新的意识在孟子处也很强。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乎?”孔、孟之言显然相抵，但创新之处不言自明。儒学从汉至唐，经学绵延，而到宋明，学风顿变，自觉创新，儒学诸派兴起，由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学术开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竞相开展，直至后来的心学和理学的并举。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学不乏理论创新活动，只是后来由于外因的强烈介人而使得儒学的创新意识萎靡，理论创新陷入枯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有适当社会环境时，儒学的理论创新就会重新生长。当代各路新儒家的种种努力都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再现和发展。

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儒学实践理论的表现形式。儒学实践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的需求。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儒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上，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可以给儒学实践理论创新提供文化的渊源和方法的启示。可以这样说，儒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创新是以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为文化基础的，是儒学传统理论创新在当今的展现和发展。

儒学实践理论不只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思考。这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的重要表现。

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儒学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所谓建构的理论哲学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超越时代、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反思、重构和演绎，即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进行重新的构建和演绎。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这样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是合乎逻辑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范畴相互间的推演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谓抽象和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也就是内涵比较简单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复杂的范畴，也就是内涵比较片面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全面的范畴，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体范畴:“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对一个抽象概念进行规定，使其具体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论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在当代的中国，自民国初年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旧有的理论已经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国在文化上尚没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构，所以，在这种文化竞相争鸣的时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架构理论哲学是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

综合来看，儒学实践理论的各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仁爱是主体儒者的核心思想内核，是儒者内在的价值标准，而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则是儒者关注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对象，在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反思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理论解答。

儒学实践理论的外延包含广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又包括当今社会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孔子损益三代文化创立仁学理论到当代新儒家的对时代问题的种种探索，绵延至今达数千年之久，其理论革新发展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儒学实践理论具体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清理学、民国初年新儒学等。

对于先秦儒家的实践理论，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实践理论创新。孔子积极学习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时代，择善而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体系;孟子对儒学实践理论亦有发展，以性善学说来为孔子的仁进行理论证明，并针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则在孔孟的实践理论基础土，提出了性恶学说—强调人后天向恶发展的可能性，为其礼法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根据战国时代人心纷乱的状况，一反孟子的崇王贱霸的方略，主张王霸并举，最终实践王道。

汉唐经学则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实践理论的一种形式，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

宋明清理学是两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学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两个主要理论形式。他们针对各自的时代特点，对儒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程朱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创造性地诊释儒学经典，以创新的儒学理论力辟佛老，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陆王心学的发展是对程朱理学理论的反动。明代程朱学说笼罩士人，其教条化导致儒学思想失去活力，王阳明以致良知学说，使得思想解放蓬勃发展，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又一次发展。这两种思潮后对清代的影响深远。

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儒家是在儒学遭受近代西学的冲击下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创造活动，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及其后学，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积极继承传统儒学的精华，运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和发展儒学，并结合时代问题积极进行儒学的创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学个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积极努力，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出民主和科学。

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由儒学内在的动力—儒学仁爱原则下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儒学仁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不同时代具有观照作用，而这种观照必然要求对当下时代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使得社会的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儒学实践理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

五、儒学实践理论的意义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篇4

关键词：《为吏之道》 儒家思想 修身养性 考核评价

《为吏之道》这里面有大量关于儒家、法家和道家的思想概述，因此被高敏先生称之为是各家思想的有机融合。本文将通过《为吏之道》的文本的解读，对其中的各家思想文化进行概括总结，进而探讨出儒家思想对这部著作的影响。

一、《为吏之道》中的关于修身养性思想文化的概述

秦国打破了以往的世袭贵族制度，开始按照军功来授予官职，不再看重出身和门第，所有的人只要靠军功就可以被授予官职。这样的授官制度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官员的素质，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样有利于帮助秦国消灭其他六个国家，统一全国。但是过分地注重军队战斗力的建设，对于政府的吏治建设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秦国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国家法律的建设，对于商鞅主张的“法”，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这就要求当选的官员要时刻注重自身修养的提高和自身素质的提高，以便可以达到政府所规定的要求。因此在《为吏之道》这里面，就有很多关于官员个人素质和修养的描述。

（一）为吏作风

在《为吏之道》中，首先强调的观点就是政府官员应该廉洁自律，“凡为吏之道，必精絮（沽）正直，审悉毋（无）私”强调了政府官员要严格按照法律来循规办事，坚决不能为人情所困扰，做人要正直正派，胸中坦荡荡。在对待所有的人时，不管是自己的亲戚朋友还是仇雠旧恶，都要根据所犯的罪进行惩处，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来判断，在对待那些真正有才华、品德高尚，但是和自己有深仇大恨的人，我们同样也要予以帮助和提携，帮助政府来管理国家，造福人民。

在《论语》中，孔子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孔子就非常重视个人的廉明正直，所以要求自己的学生在以后仕途的时候不管身居何职，都要保持自己良好的道德修养，这样才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对于金钱的问题上要“取之有道”，一切事情都是“义”字当先，“临材（财）见利，不取句（苟）富”，主张钱财的获得要通过个人正当的途径，做官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为劳动人民服务，尽职尽责，克己奉公。如果“，苟取私利，还不如不做官。”，“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只有做到了广大劳动人民大众的“民服”，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最后才能够“后劳其民”。简文中所提到的“正行修身”这个主张和《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为吏信仰

孔子在《论语》中的首篇里就一直强调“忠信”的作用，那么在《为吏之道》中也同样有如此的概述：“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话语：“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和《论语》相比，在《为吏之道》中并没有对“忠”这一方面做过多的阐述，这里或许是因为阐述的“忠”和《论语》中所主张的“忠”有着意义上的差别，在这里说的“忠”，应该是官员们对皇帝的忠心，然而《论语》中的“忠”则更多地是从维护“礼”出发的，也就是用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确定国家伦理纲常的理论，即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

二、《为吏之道》中的关于为人处世思想文化的概述

（一）安贫乐道的豁达人生态度

在《为吏之道》中，关于对待自己身边周围人的关系上主张的是“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间（谏）勿塞”、”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过（祸）去福存”等，更加讲究的是人与人之间尊卑有别的社会关系，但是同时又不能因为自己的富有和他人的贫穷来确定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和《论语》中所描述的社会人伦关系有着相似的地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封建社会道德标准已经直接规定了常有的几种伦理关系和自己应该所遵守的规范，只有通过这样的社会准则和规范才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进而维护整个社会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伦理。

在《为吏之道》中有“临材（财）见利，不取句（苟）富；临难见死，不取句（苟）免。”这样的主张，其思想内涵和儒家的主张是一样的，在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曲礼》里面有“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这样的记载，可以说是有着同样道理的论断。

孔子在《论语》中十分推崇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提倡个人修养的提高，但是也不推崇富贵安逸的生活态度，并且用了颜渊的例子来说明佐证一个人在极其贫困的生活环境之中也是可以创作出极高的学问来的道理，最后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因此在《论语》中，当谈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问题的时候并不是根据他人的富贵、家庭背景来进行交往的，而是根据对方的学问，品德操行和能力来进行选择的，“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在这其中并没有提及到对方的财富问题，在这一点上《为吏之道》和《论语》又是可以相通的。

（二）中庸的为人处世原则

在《为吏之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严刚毋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忿怒央（决）。”这和《论语》中的“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中庸思想主张非常的接近，同时还讲到“疾而毋勰，简而毋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说话的时候应该快，但是又不能说错话；话语语言要简洁明了，同时又不能粗俗鄙夷。”其中还有一句话是：“毋复期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诫我们不要想着一味地怎么去超过和压制着别人，这就和儒家所主张的“庸之道”的思想文化内涵特别的接近。

（三）重义轻利人生道义节操

在《为吏之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临材（财）见利，不取句（苟）富；临难见死，不取句（苟）免。”这就是一段关于对义利之间进行取舍问题进行概述的一段话，和孔子《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以及和孟子主张的“义利之辨”，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都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中华民族这种重义轻利的人生道义节操观一直流传了数千年，直到今天，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的不二法门和最好的道德品操指导原则。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总体概述和解读，我们可以得知在《为吏之道》的规定中，体现了大量的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文化内涵，在《为吏之道》中，我们都可以找出来很多直接或者间接的原型和蓝本，这也就是说《为吏之道》这部著作的思想文化内涵是属于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融合和概述。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和秦始皇用法的家思想治理秦国是不一样的，这就说明《为吏之道》是战国时期的一部重要法律文本。

参考文献

[1]高敏.秦简《为吏之道》中所反映的儒法合流倾向[J].哲学研究丛刊，1979（07）.

[2]陈战峰. 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看秦思想文化的发展[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02）.

[3]俞志慧. 秦简《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从其集锦特色谈起[J].浙江社会科学，2007（06）.

[4]连劭名.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与古代思想[J].江汉考古，2008（04）.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篇5

一、弄清思想文化与科技的基本内涵

准确理解和把握思想文化与科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全面准确理解与掌握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的基础。

什么是思想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文化是“思想”与“文化”两个概念的复合体。所谓“思想”，就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是一系列的信息，输入人的大脑后形成的一种可以用来指导人的行为的意识。“文化”从广义上说，就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从狭义上说特指精神财富。而“思想文化”则主要是指处在最高层次、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即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文化。

什么是科技？科技实际上是“科学”与“技术”两个概念的简称。所谓“科学”，一般是指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所谓“技术”，一般是指将科学理论转换成社会生产力的工艺方法或工艺过程，它是人类利用自然能力的标志。有人认为，从广义上说，科技不仅包含认识自然、社会、思维现象和对这些方面进行改造而总结出来的众多的知识，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而且还包括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所形成的一整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制度和科学道德规范，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科学价值观念、科学价值标准和科学活动行为准则。此外，还包括由科学转化而成的技术，从技术物化而成的技术设备和物质产品。

二、明确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学习的基本目标

目标是行动的指南。思想文化与科技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故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庞杂，因此明确高中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学习的目标是我们学好这部分内容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把握：

从宏观层面看，就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历史（Ⅲ）”所指出的：“思想文化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的思想文化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程，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特色的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了解中外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及相关人物，进一步从思想文化层面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通过学习，了解中外历史上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及相关人物；学会收集并综合分析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相关资料，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认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增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树立自觉传承祖国和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意识。”

从微观层面看，就是《课程标准》“历史（Ⅲ）”中所规定的有关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学习的具体目标。如“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这些具体的学习目标，我们不能仅记住相关表述，而应准确理解与把握其内涵。以“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学习目标为例，仅能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如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等那是远远不够的，这里的学习重点是以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为切入点，通过归纳、比较分析他们的理学思想及其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关系，认识宋明理学是对传统儒学的发展，认识宋明理学的历史地位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只有明确这一学习目标，我们才能全面学好“宋明理学”这一内容，才能从容应对当今高考对“宋明理学”内容的考查。

三、科学整合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的学习内容

高中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的学习内容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我们运用一些简单且行之有效的手段或方法予以科学整合。这方面，我们不妨采用表格法和小专题法。

如：我们可以运用表格从点、面、线的角度整合“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成果”。

又如：我们可以运用表格比较分析“14—16世纪中西科技发展道路的分野”。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用表格，而以小专题的形式纵横归纳整合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内容。如：儒家思想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演变，可纵横归纳整合出如下知识要点：（1）从纵向看，儒家思想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继承与发展相统一。①争鸣时期：春秋战国。②非统治地位时期：秦、汉初。③占统治地位时期：西汉汉武帝——19世纪前期。④抗衡与斗争时期：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⑤退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领域：20世纪前期。⑥进入国家思想道德体系：21世纪初。（2）从横向看，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当时的时代和谐统一。

从纵横的角度归纳整合不同思想文化与科技发展内容，对适应高考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如2011年高考全国大纲文综卷第37题，就从纵向的角度考查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近代的“民主思想”的内涵及其关系。

3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有较多的体现。《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认为民贵君轻，又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据《孟子》等

材料二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悔……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

——摘编自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材料三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昔……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他强调“民国之国家，为全国国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享”。

——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理想的政治。

（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指出王韬与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异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民本思想与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关系，并简析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兴起的历史必然性。

参考答案：（1）主要内涵：强调君民相互依存；君主应重视民意，顺应民心。理想政治：君主用贤人，行仁政。

（2）异：王韬：主张君民共治；仿效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孙中山：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国民；仿效美国实行共和制。同：吸取传统民本思想；接受西方民主思想；重视民权。

（3）关系：有一定联系，民本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家认识和形成民主思想的基础和媒介。有本质差异，民本思想是在君主政治下对君民关系的认识；民主思想否定封建君主制，最终形成“在民”的认识。历史必然性：封建制度面临资本主义的挑战；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探索。

四、注意评析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思维方法

1.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发展有其自身发展规律。

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发展规律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演变历程、发展脉络、历史足迹等，遵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等纵向规律；二是世界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这需要我们遵循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与多元化规律；三是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传播与更新，遵循交流与碰撞规律；四是思想文化、科技文明与时代的关系及各领域文化成果的关系，遵循和谐统一发展规律。

2.多角度分析思想文化与科技发展的因果关系。

我们在分析某一思想文化与科技发展的因果关系时，应注意从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科技、民族与国际关系等不同角度去探究。如在社会环境方面，我们应注意当时的社会是安定还是动乱以及普通民众与社会精英的价值取向等。在政治方面，我们应注意当时的国家是否统一，政治是否清明稳定。在经济方面，我们应注意当时的经济是发展繁荣还是停滞萧条甚至民不聊生。在文化政策方面，我们应注意当时社会的文化政策是否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在文化交往方面，我们应注意各民族间的交流、中外之间的交往是否存在有利于思想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因素。以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科技衰落、整体落后西方的原因分析为例：就中国自身而言：在经济方面：一方面，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压制手工业的发展，不利于科学技术成果的产生和推广。在政治思想方面，明清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统治，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窒息了学术空气，知识分子普遍脱离生产，不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在科技方面，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体系结构不合理，科技长期处于经验层次，重视实用技术，轻视理论的提升；另一方面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从根本上对科技不予重视。相反，明清时期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科技发展积累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动力；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工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中国封建统治者推行闭关政策，阻碍了中西科技文化的正常交流，使中国失去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条件。总而言之，日趋腐朽的封建制度是阻碍中国近代科技出现的最根本原因。

3.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正确认识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

《课程标准》明确规定：“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因此，我们在学习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运用历史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作为高中学生，我们应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方式决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地位为例：（1）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以孔子的“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百家争鸣”局面出现，这是该时期分封制崩溃、奴隶制瓦解，社会处于变革和动荡之中，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2）秦汉时期：①秦统一后“焚书坑儒”，压制儒家思想，这是秦朝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推行专制统治的反映。②汉代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出现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主张，并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是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国家强盛、思想大一统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3）宋元明清时期：①自魏晋以来有“三教合归儒”的趋势，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依然如故。②宋代出现了新的儒学体系——理学，提出了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等观点。③明朝中叶王阳明将儒学发展为“心学”思想，主张“心即理也”、“心外无物”等，这说明儒家思想走到了一个极端，充分反映了统治者进一步用极端思想来消磨人民的反抗意识，用更加纯粹的封建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反映了封建社会在逐渐走向没落。（4）明末清初：出现了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家，他们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经世致用，重视工商业发展，对儒家思想加以批判继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封建制度渐趋衰落、专制制度强化、商品经济发展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

我们还可以运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说明魏晋、隋唐、两宋、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对绘画所产生的影响：①魏晋以来的社会动荡和佛教、道教的发展引发人们对儒学的反省，一些崇尚气节的文人在政治舞台上碰壁，却不愿与流俗为伍，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为号召的士人群体。在绘画作品上，凸显个性的人物画开始出现。②唐代政治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画家们创制法度，表现雍容华贵的盛唐气象，绘画风格多样，如宗教画、人物画、山水画等。③宋代，“重文轻武”成为朝廷的国策，文人阶层壮大，理学的兴起，又使文人更注重内心的修养。这种时代特点也影响到绘画作品中，使山水画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从注重写实变为注重意境。北宋的文人山水画构图气势宏伟，画风阳刚豪放，体现了国家统一后的开阔心态。南宋偏安，画家绘画的对象变为江南风光，构图不讲究对称，他们的绘画被称为“残山剩水”。另外，这时不仅出现了许多文人描绘市井风情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百姓自己的绘画艺术也发展起来。④明清时期，由于政治思想上专制的强化、社会的动荡不安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品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出现了许多风格奇特、个性鲜明、格调清新狂放的绘画艺术作品和画家，如“扬州八怪”。伴随着明清小说的发展，为小说作插图的木版画出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百姓自己创作的富有实用性的绘画艺术形式出现，如年画、寺庙中的壁画、布贴画和剪纸画等。

第二，精神文明的进步，是依赖于物质生产活动的；一切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的辛勤劳动。

以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例，战国时期在思想领域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其经济根源是春秋以来，由于铁农具与牛耕的使用和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发展，传统的井田制逐步走向瓦解，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兴起，出现了多种经济基础并存的局面，从而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三，思想文化与科技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过程。任何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都不是绝对封闭的、排他的，各种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既有交流，也有矛盾、碰撞。某一文明正是在不停地借鉴其他文明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自己。因此，我们学习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时，应注意其纵横联系，多角度理解文明的交融与发展。

以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发展为例，在其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三次高潮：①以元杂剧为代表的戏曲初兴时期。元杂剧是在宋元时期我国北方形成的一种戏曲。其主要特点是反映的社会生活更加广泛、深入；大胆抨击时政，歌颂人民群众的抗争。关汉卿是元杂剧的奠基人，也是成就最高的伟大戏剧家。他与郑光祖、白朴、马致远齐名，被称为“元曲四大家”。②以明清传奇为代表的戏曲高峰期。明代前期，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之上，吸取元杂剧的艺术成分，形成了明传奇。汤显祖的作品较多，流传下来的有传奇《牡丹亭》等我国戏曲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③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地方戏高度繁荣时期。1790年，为庆祝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流行于安徽一带的徽戏剧团——三庆班，由高朗亭率领进京献艺。随后又有徽剧的四喜、和春、春台三班相继进京，统称“四大徽班”。徽调与流行于北京的昆曲相互融合吸收，形成了京剧。几经艺术家努力，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迎来第一个繁盛期。作为“国粹”的京剧，在不断革新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流派纷呈，走向世界，达到了艺术上的顶峰时期，成为世界表演艺术大花园里的一朵独放异彩的奇葩。

第四，辩证看待历史上的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具体而言，一要正确认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繁荣、更新与前代文化的关系，注意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二要正确认识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注意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既要关注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化的影响，也要注意外来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三要正确认识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科技之间的关系，不能只看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忽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能动地影响社会存在。

以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发展为例：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它又影响经济的发展。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经济、政治利益，要求打破神学世界观的束缚，突出人性，在思想界出现了肯定人的价值、推崇人性的文艺复兴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他们直接提出反封建专制的启蒙思想，要求建立法治社会，用至高无上的法律去维护自身的利益。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工业资产阶级产生，他们希望摆脱政府的种种规定，能够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同时他们要求更多地参与政治。这样首先在英国出现了自由主义。随着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壮大，自由主义成为欧洲主要的社会思潮。经过不懈努力，工业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逐渐得以实施。到20世纪前期，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私人的经营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日益增长。英国的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学主张。二战后，由于欧美各国普遍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篇6

关键词：《儒林外史》；语言艺术；语言特色

自《儒林外史》问世以来，就标志着“中国国语的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被推崇为“首屈一指，纯粹之白话”。当观察其语言在作者运思层面上的表现时，往往能发现许多不同以往的气韵格调，体现在感彩、形象描写、遣词造句、意趣等诸多方面，这是不流于俗套的语言倔强和语言颠覆。

一、从遣词造句角度体味《儒林外史》

（一）言简意赅

老舍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在博闻广见的同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如果作家的思想不深刻精辟，就无从写出简洁有力的文字。”高尔基也深刻的认识到：“当很少的文字却传达出远多于此的意义，好像语言的狭窄阻挡不了思想的广阔。”当文字运用到炉火纯青，简洁到一个词语就可以概括一个表象，如同国画般寥寥几笔便可以勾画出一个神采飞扬、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由此可见《儒林外史》极大地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文化，即便是用最简洁精炼的语句，也能将所描写的人物展现的活灵活现，如同写出人之精髓。而儒林外史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不但外在形式生动异常，让人一见便知，另外其最难以体会的内在感情也能让人了解几分，作者如果没有由此及彼的洞察力和有浅入深的穿透力是万万无法实现的。常常是作者并未直接写明人物的吝啬和贪婪而是通过人物神态动作的绘形传神来使得人物神情毕现。例如这段对胡屠户的描写“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地，把拳头舒过来”作者想表明胡屠夫的吝啬和贪婪却不以直接写出，而是通过一“舒”一“攥”两个动词的“形”，把胡屠夫虚伪的心理和贪财做作的“神”，刻画的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其他的写到人物灵魂深处的还有严监生为省两根灯草临死还“伸着两根手指头不肯断气”。《儒林外史》的笔墨尽管简洁至极，但不妨碍它句句生动传神，字字深入骨髓。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朴实无华、深沉含蓄的民族性格，还继承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艺术。只有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深入思索，才能真正把握《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

（二）气韵生动

如果文学语言的描述表达使所描绘的事物达到了性格化，那么即便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也会变得有意趣。有人形容《儒林外史》中的对人事物的描写“颜色、精神无一不像，若非有纸束缚，怕是会立刻活过来”。人的语言与人脑中的表象运动有着约定俗称的联系，而人的语言又通过一个个词语作为概念表达出来，因此用人的表象活动和人的心理活动的概念的关系来阐述形象化的原因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儒林外史》在形象描写方面的厉害之处就在于重在诱发读者的想象活动或表象运动，而不是崇尚用笔触来过分的勾勒形象的某一特征。作者描写人生时也不仅能做到颜色近而且精神像，若非多了一张纸，仿佛就是个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白发童生范进的穷酸相等，假名士权勿用的古怪模样皆活灵活现。书中第五回描写严监生因多点两根灯草而死不瞑目的场景因传神而广为流传。

二、从意趣角度体味《儒林外史》

（一）婉讽相合

每一种文学的表达都需要语言作为承载的物质材料。讽刺文学的效果有的来自所描写的性格、情节、细节，还有的是来自于语言本身，但不可避免的是都要通过语言这一媒介。但《儒林外史》贵在无一贬词，而情怀毕露。之所以称在此书之前的钟馗捉鬼传等为神魔小说，在此之后的官场现形记等为谴责小说，而非讽刺小说皆因其够不上讽刺小说的水准，即由于“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过其词，又或是“词义浅显，已如谩骂，语意昭然若揭不够婉转”这正是《儒林外史》在语言艺术领域的非同凡响之处。《儒林外史》在婉讽上的独到之处无非归集为四点：一为利用人物自身言行不一的特点，直言其事，不加评点，真相自现；二为利用人物的“博通古今”与历史事实想悖的特点，虽在文中赞其“确切典故”，实则通过反语嘲讽其不懂装懂，极端无知；三为以语言形式的对称揭示现实的违理悖情；四为利用看似委婉的语言与实质的对立统一，深刻的反映其讽刺意味，字字深入骨髓。在描写汤知县、范进、张静斋三人一同高谈阔论的场景时三人所赞同的刘基为“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实则违背历史常识。刘基早在元代既已是进士，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辅佐明太祖打天下，是货真价实的开国元勋，而这帮封建官僚、乡绅、文人信口开河，还自诩懂得“本朝确切典故”，简直愚蠢可笑至极。

（二）寓庄于谐

寓庄于谐顾名思义，即将严肃庄重的事情以诙谐幽默的笔调来描写。《儒林外史》的语言之中是不乏这种讽刺艺术的。它的语言笔调虽然犀利诙谐，但内容是深刻严肃的。吴敬梓运用这种手法塑造了众多集悲与喜、崇高与滑稽、丑与悲于一身的不朽形象，揭示了封建社会对人物性格及灵魂的支配和腐蚀的表象及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现状。在阅读《儒林外史》的同时，一方面为因他的诙谐幽默而调侃，另一方面又为它的悲伤和深刻而怜悯。在《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中出现的马二先生，“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腆着个肚子，”的形象，使得“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尤其是马二先生机械僵硬的动作，紧张而又严肃得表情着实让人捧腹大笑。马二先生的性格与外表同出一辙，他对八股文滑稽和痴迷使人怜悯，一生执着于自己错误的观念还凭借着这些教条影响了更多的人。最可悲的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导演了别人的悲剧，却不知自己就是那一个悲剧的角色。不仅仅是马二先生，周进、范进的可怜迂腐杨执中、权勿用的可悲可笑都一一表现了他们的愚昧荒唐。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用“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手法将美与丑、高尚与低俗等极具对立色彩的特点融为一体，将各种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这部巨作不仅仅在中国是古典小说中的杰出代表，还在世界的文学之林中有着一席之地。

三、从感情角度体味

《儒林外史》文字是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而文学语言又总是带有一定的感彩，喜怒哀乐都能为文章添光溢彩。《儒林外史》情节众多、人物复杂，因此语言的感彩随着人物复杂情绪的变化也就千变万化，移步换形。但是在《儒林外史》中冷峻的感彩仍旧占据主导地位，这就要求作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带入任何个人的看法和感彩，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应当是冷静而严峻的叙述方式。文中时常可见作者将深恶痛绝的感情转化为冷峻的笔调，解剖着名利带来的种种人性之恶，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恶俗浇漓，当然也有部分是作者保守思想的体现，对此不能太过苛求。作者曾在文中插话说道：“嫁与人家做妾即便满头白发还要唤作‘新娘’。”冷言冷语，传达着功利圈子的冷酷无情和森严的等级，仿佛一把利剑裹挟着寒冷凛冽之意深深地插入封建礼教之中。甚至连一些热闹的场景如严监生妻子离世，小妾扶正，亲戚宾客，趁火打劫这样一个弥漫火药味的场景，作者仍旧坚持以冷峻的笔调冷冷地对封建庸俗和闹剧投以讽刺嘲弄的态度，相比于其他令人捧腹大笑的讽刺作品，《儒林外史》的讽刺常常是含蓄而又充满沉思的。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作者吴敬梓对封建功名、八股科举无所留恋，所以方能用喜剧的方式和鄙视的情感向这些封建旧习决裂。在这本书里，冷峻与鄙视成正比，愈是冷峻就愈是鄙视，当诚实对虚伪、正直对卑劣、活泼对僵化，便会自然而然产生鄙视的感情，而这种鄙视的感情则是通过作者冷峻的笔触传递给读者，可谓精妙绝伦。

四、《儒林外史》中的地方特色

《儒林外史》和安徽文化二者之间构成了相互动态作用的关系，《儒林外史》成书过程中保留的安徽文化痕迹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继承发展，而安徽文化不但决定了《儒林外史》大部分的素材来源，而且还决定了文章的行文风格、撰写风格和题材范围。

（一）食物文化

《儒林外史》中很多涉及到吃食的详细描述大多是受到安徽近山近水的独特的地理位置的影响。文中许多诸如“软香糕”、“鸭子肉包”等诱人的美食便是属于早年间安徽的地方特色小吃，甚至连未传下来的“蓑衣饼”都有介绍。这些文中多次出现的食物都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更有着极为鲜明的安徽地域特色。

（二）徽派建筑徽派建筑在中国几大建筑派系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特色在于一局一格都极为讲究。文中出现的“敞门”、“中间悬着一轴百子图的画，两边贴着朱笺纸的对联”、“辕门”等都是典型徽派建筑所包含的形式。在作者的笔下，徽式建筑不再是传说中的事物而是活生生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形象，对于研究徽派建筑及其文化内涵颇具有借鉴意义。

（三）特色口语安徽地区是中国东南地区方言状况最为多元、复杂的地区之一，其用语的丰富灵活性可见一斑。众所周知，《儒林外史》在语言的应用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的讽刺艺术之所以达到如此的高度，除去作者本身纯熟的语言运作能力外，与生动的安徽口语的画龙点睛作用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联系。比如一句民间俗语“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的运用，仅凭一语就道破了官场势利行事的风气，气氛诙谐生动，令人拍手叫绝。

五、结语

本文从言简意赅、婉讽相合、寓庄于谐、感情冷峻等诸多方面例证赏析了《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风格。因此《儒林外史》的艺术风格还可概括为：一不追求碎片背后的完整，二不直白释放自己的赞美，三不拘泥于人物原型的暗示，四不流连命运和形骸的对应，五不刻意借助样貌影射心灵，六不借助长相引出人物。毋庸置疑的是各种特色在《儒林外史》中都没有例外的融于其中，所以《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参考文献：

[1]张明明.《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特色刍议[J].作家,2015,(09):1-2.

[2]周中明.论《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J].安徽大学学报,1993,(03):3-4.

[3]傅继馥.论《儒林外史》语言的艺术风格[J].江淮论坛,1980,(08):7-8.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篇7

(一)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韩非师从儒家却未追随儒家思想，尤其是对于儒家的人性论及其德治思想进行了批判地继承。

孔子对于人性的判断应当说是一个中立的态度，只是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却并未再做进一步论证。从法家诸子对人性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其思想与儒家既一脉相承又有区别和不同。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告子“生之谓性”，这里的“生”即“性”(人性)；在荀子、告子那里的人性，也就是指人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属性”(性质)，这也正所谓孔子何以言“性相近”。另一方面，每个人之所以会有所不同，关键在于“习相远”(后天的因素)，包括后天的学习、教育和培养。然而，孔子虽未对人性做出明确界定，但孟子、荀子却提出了其各自不同的主张。孟子首先在其“四端说”(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基础上认为，人性平等且皆具有此善端，其根源在于其善。与之相反，荀子认为“其善者伪也”(人性的善在于后天的学习和塑造)，人性本是恶的，面对这一前提，他提出“道德教化”、“化性起伪”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于人性，告子则明确主张人性只是对人之属性的一种客观描述，本无善亦无恶。

不论是孟子主张人性善，还是荀子主张人性恶，儒家所强调的还是一种德治理念，即其仁政思想；行仁政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面对儒家以德治国思想，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家们重新对人性问题进行反思，并在人性基础上提出了其法治理念的(哲学)理论依据。由此可以看出，韩非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主要体现为其不同治国理念的人性论依据，从德治到法治，这是韩非对国家治理的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索，从当今社会发展来看，法治社会的建设依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二)对墨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韩非之于墨家思想的继承和批判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墨家不同于儒家“有差等的爱”，其“兼爱”思想的提出强调的是一种平等的爱，所谓“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在义利关系方面，墨家对道德的起源及其内容进行了一种功利性的解释，将义与利紧密结合起来，认为利天、利人都是义的表现。基于此，一方面，韩非受墨家的平等之爱的影响，为其法律平等观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撑。另一方面，韩非法伦理思想受墨家义利关系之辩影响，其思想亦体现为一种功利主义倾向，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论述中详细讲到。韩非将墨家崇尚节俭以达致百姓富庶转移至富国强兵上来，从对个体道德的关注转移至对社会伦理的强调，也就是功利的行为主体由个体转移至国家，其理论聚焦点主要集中于对强国的重视。这样看来，韩非之法伦理思想所适用的对象是国家、社会和君主，目的在于增强国家实力以与其他国家能够相抗衡。

其二，墨家的“名实”理论对韩非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墨家提出“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论辩方法，这一思想更加贴近于一种西方分析哲学的思想路径。在墨家的义利关系基础上，其名实观也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倾向，强调知识应具体落实于行动中，因此，在如何看待法这一问题上，墨家持有肯定态度，即主张名即法，是所有人都要遵循的准则和规范，墨家哲学思想己经体现出一种尊法、守法的思想内涵。对此，韩非形名哲学与墨家的名实理论紧密相关，其所谓形名参同实则正是来源于墨家名实祸合的观念。韩非形名哲学思想是其法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法律的形式化奠定了必要性与可能性。简言之，墨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兼爱”、“非攻”、“尚贤”、“节用”“天志”等几大方面，对于韩非平等的法律观、法律的程序化等问题都具有重要影响，是其法伦理思想形成所不可或缺的理论组成部分。

(三)对道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伴随着儒家、墨家的发展，道家思想也逐渐崭露头角并共同构成当时社会主要的三大(显学)学派

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家的核心思想在于“道”，然而究竟何为“道”，“道可道，非常道”。道在老子那里是一种高于一切事物的或者说万事万物的源头，它是无形无象、无善无恶、无为无不为的。讲到“无为”，应该说是老子的重要的政治思想，面对战国时期社会局势的混乱，既然不能改变什么，那就什么也不要做，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篇8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 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篇9

[关键词]儒学;文化软实力;中华主流文化

[中图分类号]G25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51-04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提出。所谓“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体现出来的软实力。文化代表着国家的身份和民族形象,对比政治、经济、生产力,其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更为持久,是软实力的主要载体和具体体现。“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正是在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基础上提出的。2007年10月,“文化软实力”正式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这标志着软实力成为了国家发展战略新的着力点。

一、 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现状

当下,文化全球化、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硬实力”建设迅猛发展,然而“软实力”的建设却相对滞后,这不仅与当前的国际地位不相符合,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制约了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一)中华主流文化定位不明

中华文化是什么?很多专家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以至于国人难以名状。很明显我们已无法用一句简单的话去概括或者定义它。目前,象征中华文化的符号还不明确,但是我们现在却需要一个鲜明而富有吸引力的符号来代表中华文化。2006年,中央电视台曾和八家连动的媒体在相关网站上做了一个“谁能够代表中国形象”的调查。从投票结果来看,排名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孔子、中国京剧、故宫长城、春节、书法、中国针灸、瓷器、中国菜、中国功夫。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是孔子。①这大致说明了海内外华人心目中对中华文化的心理期待和认可。可是从实际情况看,国内对孔子的介绍,除了中国孔子基金会略有宣传,其他几乎是空白的。在生活中,他并没有成为中华文化的符号,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在国际社会的宣传和影响也十分有限。

自“五四”以来,作为中华主流文化代表的儒学遭到了人们的批判。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遭到抛弃后,新的中华主流文化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在主流文化建设上,我们“有破却没有立”,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主流文化是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对外传播的前提和基础,是代表中华文化的符号。当前在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控制上虽然是成功的,但是在文化领域,由于中华主流文化的缺失,使得文化定位不明确,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二)文化对外传播赤字严重

文化代表着国家的身份和民族形象,其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持久而深远的。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大国,在全球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却处于弱势,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赤字。

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图书主要是到一些亚洲国家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而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这些数字可以从《中国出版年鉴》上得到印证。2004年,中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2005年,对美贸易版权有所减少,但仍然是4000∶14。再看影视文艺方面,2000～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332部,美国影片几乎占了一半,而我国影片出口则是屈指可数。在语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处于严重的逆差状态。在中国,小学甚至连学前班都开设了英语课程,各种升学考试都少不了英语。但在美国,只有部分学校开设汉语课程,不要说小学开设汉语课程,就是大学也只有少数高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布郎2003年访问中国时说,英国从中国进口越来越多的家电、服装和其他东西,可以用出口一样东西来平衡,这就是英语。英语作为一项出口项目,它的价值在5年里已经从65亿英镑增加到了103亿英镑。②西方人抱怨对中国巨大的经济贸易赤字,而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西方巨大的文化贸易赤字。

(三)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国家一直对非资本主义国家抱有敌视态度,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予以打击,而且在文化上也是不断渗透推行霸权主义。苏联的解体不仅是自身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西方的文化渗透以及和平演变也是其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将其主要矛头指向中国。我国面临西方文化霸权渗透的严峻形势。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直把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发展因素放在与军事、经济同等重要的地位,积极利用大众传媒向全世界宣传其文化价值观,试图使全球“美国化”。对此问题,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的文章中说得十分露骨:“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向世界推销西方文化价值观,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主要表现和重要内容。它一般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为手段和工具,强调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全面胜利就是西方霸权主义的目标之一。西方对华文化霸权的战略构想,是以经济全球化中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附加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促销”,从经济领域入手,再向教育、文化等领域辐射,利用文化作为全球称霸的扩张工具。这种做法既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隐蔽性,且渗透性强,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在全球消息化时代,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等软实力是成就大国的部分因素。国家的强盛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打胜仗,还要看谁能服人。”③

二、儒学价值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启示

当代中国,正处在世界性文化冲突的交汇热点。交织在这里的主要是三大文化系统:一是中国和东方固有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二是从早期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三是来自现代欧美的西方文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半个多世纪来备受打击,特别是古代文化要典的教学长期中断,社会上大部分人对古典文化和传统礼仪相当陌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大陆流行了数十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学术理论等领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是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结合,使自己“中国化”,还有艰辛的路要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人们在肯定经济奇迹的同时,对文化建设、道德重塑、价值追求、人文修养方面则是忧心忡忡。“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仅应当而且可以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做出自己的贡献。以下从三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 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护盾

儒学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区域的,也是全球的。但儒学首先是中国的。21世纪,人类文化仍然呈现多元并存、不断趋同的态势。各民族都理所当然地发展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以保存和维护自己的传统。在文化全球化和文化趋同的竞争压力下,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强调大一统思想和民族整体观念,这已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心理要素,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融合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积淀,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符号,对于保持中华文化的特质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儒学又是世界的。它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却流传于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它既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也是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伊斯兰教创始人就曾说过:“追求知识,即使再远也要去中国。”在古代,朝鲜和日本派出的来华留学生更是络绎不绝。欧美学者如李约瑟、笛卡尔、伏尔泰等,更是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推崇备至。上世纪80年代,美国出版的《名人年鉴手册》中列出的世界十大思想家分别是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哥白尼、培根、牛顿、达尔文、伏尔泰、康德。东方只有一个孔子,其他都是西方名人。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获得者在法国开会时,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孔子的生日是9月28日,被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定为教师节,还有一些亚洲国家也是以此作为教师节。④如此事例还有很多。这些说明儒学不仅具有民族性,同时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儒学的普世性、包容性使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同时有利于各种文明的沟通与交流。

(二)道德重塑,人生信仰重建的精神依托

民国以来,作为人生哲学轴心的儒学被抛弃,多数中国人一时找不到新的共同信仰填补思想空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虽然占据主导,但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国人的共同信仰比较散乱,没有主导的精神支柱。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价值观念的泛滥,中国早已不是礼仪之邦,各种关系变得冷酷,违法犯罪行为比比皆是,拜金主义成为浩荡潮流,造成普遍的人性堕落。而这些往往影响到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秩序。

儒学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植根于自然之道和人性之中,没有归结于神,也没有一般宗教的排他性和狭隘性,为社会提供了普世的道德准则。其道德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人皆有之。仁的表现为忠恕之道。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尊重人、关心人;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尊重人、体谅人。在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上强调“父慈子孝”,“不独尊其父,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利益关系上,儒学倡导“义以为上”、“舍身取义”等价值取向。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⑤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这些以道德维系家庭、社会稳定、调节利益关系的思想,对于拯救道德风气之败坏,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儒学的人生哲学倡行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理念,是积极的、自强的,又有切实的态度,重视个体人格的磨炼,又关注社会大众的命运,是一种相当健康而又合情合理的哲学。儒家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兴衰相连,具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要注重挖掘和发挥儒学强调人伦和谐、公忠体同、舍身取义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公共伦理,推己及人的宽容胸怀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发展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竞争力、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和平崛起”的文化符号

儒学看到了军事等硬实力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作用,但强调只有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才能真正具有大国风范与威望。孔子称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乃是仁德之力;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提出“仁者无敌”的理念,认为大国应该实行“王道”,“以德行仁者王”,如此必然“得道多助”。若实行“霸道”,想以力服人,则会“失道寡助”,而“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大国之强,不仅在军事,更要在道德感召力。故而我国历史上的强大王朝对内实行“为政以德”,对外注重“讲信修睦”,“协和万邦”,而以穷兵黩武为失道。“化干戈为玉帛”,“礼尚往来”,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国际秩序。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不搞霸权主义,注重睦邻友好,主张建设和谐世界。但是西方的“中国”却是此起彼伏,仇视中国的心态在西方不少国家十分普遍。这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国家因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敌视中国,对中国进行污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好,没有将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深入宣传。

三、结语

文化是民族之本,丧失自己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中国文化要健康发展,要提高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要以自己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根基,正确对待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对当前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价值,但如何操作还需要我们艰辛探索。正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学的改造,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 王兆鹏:《文化软实力――中国的战略选择》,《政工研究动态》,2008年第2～3期。

于运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任重道远》,《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1期。

约瑟夫•奈:《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周桂细:《丰富的儒学 无尽的资源》,《新视野》,2007年第3期。

《论语•述而》。

《孟子•告子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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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i jie. Soft Power Building and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J].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winter 2006.

[3]崔龙水,马振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4]郭卫华.儒家道德哲学对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启示和回应[J].青海社会科学,2008,(1).

[5]贾海涛.文化软实力:概念考辨和理论[J].红旗文稿,2008,(3).

[6]明.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J].江东论坛,2008,(1).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篇10

永嘉丧乱，中原衣冠南迁，北方学术随之南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学，大规模传人江南。淝水之战后，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确立，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与“北学”之分，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称这一时期为“经学分立”的时代。所谓“南学”，是指承袭魏晋学风，博采玄老众学，不拘家法，随意发挥的南朝经学。元嘉十五年，宋文帝立“儒、玄、史、文”四学，儒学以雷次宗为代表，“说礼谨严，引证详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梁武帝时，更开设五馆，建立国学，立《五经》博士，怀经负笈者纷纷汇聚于京师，南学之风一时竞起，蔚为大观。“北学”是指承袭东汉经学遗风，以章句训诂为主，宣传普及儒家经典的北朝经学。北学代表人物以徐遵明为主，魏、齐之际名儒如李业兴、李铉、熊安生、马敬德等，皆出自徐遵明之门。

关于南北经学的差异，古人和近人都有所议论。《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时人这样的一段对话：“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孝标注云：“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圈，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南学“清通简要”，但却如“牖中窥日”，所学有所狭隘；北学“渊综广博”，却不免粗糙，如“显处视月”，所谓“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余嘉锡先生指出，“《北史・儒林传序》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语即本此。……此言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近代朴学大师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也说：“北儒学崇实际，喜以训诂章句说经，南人学尚夸夸，喜以义理说经。”此论可谓一语中的。

具体说来，南北经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南北经学所承袭的经学传统大相径庭。南学主要继承魏晋玄风的传统，博采玄老众学，不拘家法，重在贯通诸家，注重义理和文辞，因而其思想比较自由活跃；北学则多墨守东汉章句训诂的学风，故思想较为保守、质朴。南学由于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因此南朝经师在说经时往往博采众说，自立新意，贵有心得，能破除师法、家法门户成见，反映了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实为儒家义理之学出现的中间环节；北学因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古代众多的名物制度得以阐明。

其次，南北经学所修习的儒家经典不同。“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北史》卷八一《儒林传》)南学《周易》尊王弼，《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则主服虔。

最后，在学术风格上，南北经学迥异。“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书・儒林传》)这里所谓的“简约”、“深芜”，并不是指文字的繁简，而是指一种学风，即南学偏重于清通简要，北学偏重于朴实。另外，在文学上，南学清绮，北学质重，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意旨刚，重争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在经学占主导地位的南北朝时期，文学上的南北差异可以说正是经学南北差异的一种折射。

作为中国古代学术主流的经学，为何到了南北朝时期而进入南北分立的时代呢?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南北双方地理差别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和文化特征(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孔子也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而北方多仁者，南方多智者。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方面，都可以找到许多相对的词语来形容或概括南北文化的差异。如认为南方士人聪慧、精细，而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而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峻肃等等。

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在南北朝时期突出表现在南北经学的对立上。“大抵北方之土，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中国古籍以六艺为先，而《尚书》、《春秋》记动记言，严谨简直；《礼》、《乐》二例严辞约，平易不诬。记事之文，此其嚆矢。《大易》一书，素远钩深，精义曲隐，析理之作，此其权舆。”(《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南方文风较为瑰丽、学术较为自由，所尚虚无，除上述记言之《春秋》、《尚书》之外，《老子》、楚辞、汉末荆州之学、江左玄风、玄佛会通无不与之有关。因此，南学简约，得其精华，思想比较自由活跃。北方礼乐文明开发较早，如关中、中原、邹鲁等地区民风均较为淳朴，民尚实际，除上述析理、记事之《礼》、《乐》、《大易》的儒家经籍外，法家、墨家亦源于此。因而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文风偏于质朴保守。

当然，南北主流文风、学风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地理环境决定的，还应包括具体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因素。

二、永嘉南渡后南北双方社会思潮及风气的影响不同

在南主要是玄学清谈和佛教传播日深的影响，在北主要是胡族的长期统治和北方清谈风气的淡薄。

永嘉南渡，一部分洛阳之士渡江而东，玄学思想随之东流。继正始名士后有中朝名士附其风流，又有所谓“元康无德，折巾效尤”的元康名士踵其迹。在偏安的思想支配下，他们或谈玄说理，阐述老庄，或援佛入儒，以义理说经；此风至梁不衰，正如《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蘼。……洎于梁世，兹风复阐，《老》、《庄》、《周易》，总谓三玄。”深受玄学、佛学影响的南学，以玄妙之言注经释文，偏注于哲学义理的阐发与思辨，重清通简要之义解而失圆照洞察之广博，也就毫不奇怪了。

与南方经学润浸着玄学精神不同的是，北方经学几乎全不受玄学的影响。永嘉之乱后，随着河洛名士的南迁，具有洛下地方色彩的玄学在北方几乎完全消失，所谓“北人俗尚 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皮锡瑞《经学历史》之六《经学分立时代》)。刘师培也说“北儒学崇实际，喜以训诂章句说经”(刘师培《南北经学不同论》)。北魏李业兴作使臣往梁，向梁武帝谈到自己“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魏书・儒林传》)。当其时，南北政权虽或重在偏安，或力图一统，但都十分重视使臣的人选，北方使臣“素不玄学”，应该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儒、释、道三教并盛的时代，经学的发展自然会受到其他二者的影响和限制。由于在佛教和道教上，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探析，而当时的经学者又往往儒、释、道兼修，这就深刻影响了南北经学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进而促进了南学简约变通和北学质朴保守的对立。

三、南北经济、社会、民族状况的差异

在经济上，南方比北方发达，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北方经济相对落后，使得其文化取向趋于保守而缺乏活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战乱也深刻影响了南北经学的发展。八王之乱使北方一片萧条，民熬于野，继之以永嘉之乱，北方更为胡骑所蹂躏，故留在北方的儒学之士一守其家学之滥觞，承两汉经学之风，颇有兴复中原之志，以平实为功，“抱残守缺，不尚空言，耻谈新理”(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而南方自永嘉南渡后，因儒学正统之基地洛阳既毁，洛阳儒学之士除携其家学归隐外，多流向河西和辽东；北人南渡者又多是玄学之士，致使南方的两汉经学传统中衰，南方之士有断炊之虑，江右正统儒学既不可续火薪传，唯有另起炉灶，嘉言新理，以补其缺。

由于北方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与南方争夺政权的正统性，他们十分重视政治文化教化。建立典章制度，重树社会规范，崇儒兴学为其首选的任务之一。“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北方主流经学的历史任务在于宣传儒家经典，赓续儒学传统，其研究的主要目标不是追求新的思想，新的体系，而是坚持汉儒学术传统，整理、笺释儒家经典中固有的典章制度和思想学术的基本内容，故其本质朴实，追求渊综广博，说经多限于讲章明句，详核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