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和学历十篇

文凭和学历篇1

   和一个朋友聊天，谈到了一件和文凭相关的问题：说是某单位上的一名职工，为自己没有中专文凭而发愁，要是该同志有一个中专文凭，早就可以考上工人技师了或其他的职称，由于是硬条件，任何关系没有用让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于是这位职工只好四处找人，或打电话找江湖广告办证的假文凭的骗子，只要函授的中专文凭也可。 在我们生活、工作的周围由于没有文凭的问题而遇到同样的情况有很多。 文凭对于有些人来说为什么这么管用。我们稍微地关注一下：当前，有些单位在用人或技术职称考试方面的问题上总是搞一刀切，如工人招干、技术职称的评比、领导干部提升等等许多方面，客观地要求有高学历的文凭，规定要有较高的学历条件，评聘职称职务、技术职称的鉴定或提拔干部时过分偏重看这个同志的学历，并且互相攀比。一些人为了得到一个叫得响的文凭，就盲目地追求高学历。有些单位上的领导干部恨不得自己的部下都是硕士、博士等高才生。于是一些由于没有文凭而求上进的志士，于是只好想走近路主意，想办法把那些假的东西（高学历的文凭证书）就自然地出现了，别有用心的人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就偷偷地办起了假证公司，搞起了办假文凭“牛皮癣”小广告，四处张贴广告办文凭，电杆上、马路边、公交车的坐椅后面、街市门面的铁皮上、大树上等许多的地方都有贴白条纸的小广告成了一些不怀好心人的追求目标。 在我们生活周围的墙壁、电线杆、大树上那些野广告贴着办证的一些“风景”，常常能够反映出一个个地方最隐秘然而又最急迫的需求。这些屡禁不止的办证“小广告”，过去多是一些声称可以包治皮肤病性病等疑难杂症的江湖游医唱主角，近年来却成为代办各种各样的文凭的人大出风头的地方。由于假文凭真假难辩，实在是分不清。因市场的需求，在那些可以购买假文凭的地求，寻呼号码堂而皇之用斗的字定格在许多围墙和电线杆上。对于搞个假文凭的人来说：他们搞假文凭的目的就是很多提干、招工、技术职称评比、竞争中所不可缺少的项目之一，使许多有抱负却不想吃苦的人来说，走近路找人办假文凭也是一个非常圆满的手段，虽说这种做法是歪门邪道，但以个人的糊涂思想去换取个人的利益，满足个人的欲望是行不通的；自己有了假文凭，根本地没有去想一想，真正地到了一个单位或部门，评上了技术职称、走上了领导干部、走上了重要的岗位上，由于自己没有真才实学，总有漏底的一天；当然对于是有本事的人来说，搞上了一个假文凭也就是给了一次难得的机会。稍通世故的人都会明白：学位高些好谋官、或能评上职称等用途。然而，再三想想：花钱能搞文凭，搞了文凭就能谋高官。即使被发现了，他们脸也红都不红地说，又不是“我”一人。如此这样的后果，换来的就是假做真时真亦假。 随着企业深化改革的深入，许多新的技术设备投入生产、工作的岗位上，对拓宽企业职工的技术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没有过硬的知识本领也无法完成技术更新，最终成为时代的淘汰品。当然，在某些时候，文凭并不代表知识，但“文凭市场”的火爆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对知识的追求。当一种崇尚“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演绎成今天的“文凭可以改变命运”的形式，并进而变成“掺水文凭改变命运”的结果，如此泛滥下去，最终“改变”的就不是个人的命运了，而是国家的命运了。 作为企业要重视人才，不仅仅要看有没有文凭的问题，也要看这个人有没有真才实学，要转变人才使用中的“唯学历论”，要把学历和经历统一起来作为劳动者的信号。对那些有能力、有水平、有特长、经验丰富的有关人员千万别再以学历苛求之，他们可以进修，可以自学、可以函授等多种方式获得相关的知识而不是为了文凭获取学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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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和学历篇2

和许多国家一样，在俄罗斯，高学历是仕途升迁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敲门砖”，这使得“假文凭”大行其道。那么，俄罗斯的假文凭到底“普及”到什么程度了呢?

民调显示

假文凭需求居榜首

“虽然一张纸代替不了知识，但这张纸可以成为您进步的阶梯”。被篡改的高尔基名言(高尔基原话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现在已成为俄罗斯假文凭兜售者的广告语。互联网已成为俄罗斯买卖假文凭最有效的销售途径。自2004年起，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明码标价销售假文凭的专业网站，这些网站根据高校名声和排名高低，列出不同高校的文凭售价。

据俄罗斯某知名网站2009年所做的民调显示，俄罗斯网民最想通过网络渠道获得的各类“仿真文件”排行中，“假文凭”以46.41％的得票率高居榜首，“假驾照”以18.73％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假病历”则以8.38％的得票率名列第三。由此可见俄罗斯社会中对假文凭的需求量之大。据“全俄教育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资料显示，俄罗斯每年“假文凭”的买卖数量至少为50万份。

在莫斯科地铁口，也时常看到假文凭的推销者，他们或举着一块字迹潦草的木牌，标明现价出售“各种高校证件和文凭”，或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仿真证件”且口中念念有词，大摇大摆一副无所不能的样子。只要有人稍作停留，他们就会过来搭讪说：“大学文凭要不要?5万卢布(约合1，1万元人民币)一个。所有文凭都是用防伪纸做的，从来没有人退过货!”

俄罗斯《独立报》的尤里・科切明专门到“假文凭”销售中心暗访，一位假文凭出售中心的工作人员对他说，“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任何一所高校、任何一个专业的文凭。但我想提醒你的是，如果你想选择外科医生这样的文凭的话，那肯定会有人要检查你的文凭的。”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尤里最终以3.5万卢布的价格，买了一个圣彼得堡经济管理学院组织管理专业的毕业证，制证期不超过一周。

据知情者透露，俄罗斯如今的“假文凭”越做越真了。一份用正式文凭纸张打印且带水印的假文凭，要2万～5万美元不等，如果运气好可以把价格杀到1.5万～1.8万美元。此外，除了大学毕业文凭以外，制假者也开始推出副博士和博士的“假文凭”了，价格是按每学年2万美元计算，而博士文凭再加收5000美元。

内务部成假文凭“集散地”

正如全俄教育基金会主席谢尔盖・科姆科夫所言：“花钱买假文凭的人不是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就是为了在仕途上有所进步。”

业内人士指出，官员买假文凭更多是为了“加官进爵”。俄罗斯近几年因假文凭而引发的丑闻比比皆是：2006年3月，亚历山大・杰列比洛夫为获得滨海边疆区达里尼格尔斯克市副市长一职，向该市行政事务局提交了一份假高等职业教育文凭。后因政敌揭发而“东窗发事”，杰列比洛夫因此丢官并被判处5万卢布罚金。2007年，时任俄罗斯文化署副署长(副部级)的基谢廖夫，被曝学历造假，他根本没在阿斯特拉罕国立大学就读过，却拥有该校的文凭。2008年，想参加当年总统大选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市长亚历山大・东斯科伊，因购买北方商学院文凭而被免职。2010年3月，别尔茨克市第一副市长叶夫盖尼・马尔季亚诺夫，因非法获得国立西伯利亚交通大学的文凭而被追究刑责；今年6月，加里宁格勒州州长助理格奥尔吉・博斯，也因假文凭而遭刑事调查……名人学历造假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殊不知这只是冰山一角。

更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管文凭打假的俄罗斯内务部，正是假文凭的主要“集散地”――每3个警察中就有一个拿的是假毕业证!俄内务部主管人事的尤金对俄《消息报》承认，该部门文凭造假“传统”由来已久，而在查出的假文凭中，有三分之一竟然是苏联时代的产物。

俄罗斯有关法规规定，中尉及以上军衔的军官必须具有高等教育文凭，因此军队也是“假文凭”的“重灾区”。据俄媒体披露，近一年来，俄武装力量体系共查出50起军官以非法手段晋升军衔的案件，其中多为文凭造假。

今年1月18日，俄总检察院对外界证实，俄军少将瓦列里・斯捷潘丘克在当准尉时，于1992年搞到了伪造的科斯特罗马农业学院农机专业毕业证书，此后顺利升至少将，还当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紧急情况总局局长。而2009年8月，有人发现科斯特罗马农业学院并无他的档案，斯捷潘丘克随即被免职并被立案调查。近日，检方以欺诈罪向军事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还认定斯捷潘丘克给国家造成60万卢布经济损失。

车臣文凭因毁于战火

受青睐

究竟有多少人靠假文凭混饭吃?据俄《消息报》披露，全俄教育基金会的统计数字可能会令你大吃一惊――25％!其实，要查明雇员的学历真伪并不难，只需致电大学即可。但据俄SuperJob民调机构今年1月的调查显示，只有24％的用人单位会对应聘者的文凭核实，而70％的用人单位根本不会这么做。

不过，现在有些用人单位想对文凭核查了，但其核查难度也大大提高了。假文凭持有者想出了高招，他们拿着假文凭的复印件到公证处公证，称原件遗失，然后凭着盖章的复印件去找工作，雇主见到公证章，疑虑顿消。另一招则是伪造在车臣高校就读的经历，由于战火将当地高校的档案化为灰烬，无从查证，因而车臣文凭备受青睐。

学校为牟利联手造假

当然，最保险的无疑是与学校联手造假，新建档案，不仅包含学历，甚至还有每次考试的成绩，5000美元起价，若是知名学府，要价可能高达4万美元。不少高校见有利可图，纷纷在各地遍设分校。只要缴足学费，无论上课与否，你都能拿到一纸名正言顺的正规文凭。2005年，俄罗斯一所知名大学――莫斯科国立文化艺术大学的校长塔季扬娜・基谢列娃，就因出售130份“虚假文凭”而被。基谢列娃被指控在2001～2004年期间共颁发了130份“虚假”法律学位证书，收受贿赂54万美元。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莫斯科有关部门强调，这所艺术大学根本无权颁发法学学位证书。

据业内人士称，俄罗斯假文凭泛滥的另一个原因是，惩治不力。莫斯科市打击经济犯罪局新闻发言人菲利普・佐罗特尼茨基对记者称，打击伪造文件的力度还是有的，如莫斯科警方仅2009年一年就捣毁了10多家制造假文凭的地下公司。但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又使俄警方对此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他说：“在俄罗斯使用伪造文件是可以治罪的。根据俄现行刑法第3条327款，伪造文件的使用者将被处以不超过8万卢布(约合1.6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或180～240小时的强制劳动等。这些处置对制假者和用假者来说是小菜一碟。”

文凭和学历篇3

在耶鲁大学300周年校庆上，甲骨文软件公司CEO拉里・埃利森作为应邀嘉宾之一，发表讲话说：“众多最优秀的人才非但不以哈佛、耶鲁为荣，而且常常坚决地舍弃那种荣耀。世界第一富比尔・盖茨，中途从哈佛退学；世界第二富保罗・艾伦，根本就没上过大学；世界第四富，就是我埃利森，被耶鲁大学开除；世界第八富戴尔，只读过一年大学……”

但是，如果在中国，像比尔・盖茨、迈克・戴尔、拉里・埃利森这样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别说是当CEO了，恐怕连个白领也当不上。于是，假文凭泛滥成灾。

武汉最近发生这么一起尴尬的“假文凭事件”：去年11月17日，武汉市江夏区民政局委托该区人事局人才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考5名工作人员，要求学历在大专以上。共有120多人报名参加了此次考试，其中一位名叫梅景的女青年在笔试和面试中的成绩均名列第一。可是，江夏区民政局这时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信中称，“双料状元”梅景的大专文凭是假的。

经过核实，梅景报名时出具的“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财会专科”毕业证书，确实是假文凭。那么，是否应该录取梅景呢？录取吧，她的文凭是假的；不录取吧，她的笔试和面试成绩都是第一，超过了那么多持有真文凭的人。梅景给江夏区民政局出了一道难题，本来预定在考试结束后一周之内公布的录取人员名单，却因为“假文凭事件”而拖了下来。

作为“假文凭事件”的主角，梅景对媒体说：“这件事情我有很多的无奈，事情出了之后我也很尴尬。”

“真的假文凭”与“假的真文凭”

梅景的假文凭是真的，而有些人的真文凭却是假的。他们入学不需要经过统一考试，上课有秘书代劳，论文有教授操刀，通过权利和金钱（往往是公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张货真价实的硕士、博士甚至MBA文凭。

现在，一些高校甚至明确打出“干部硕士班”、“企业家MBA班”的旗号，公开建立“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的寻租市场。高校为处长、厅长、市长们的“博士帽”一路绿灯，那些“博士市长”、“硕士厅长”们当然会以批租土地、安排科研项目、增加教学经费来回报母校。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梅景的假文凭是“真的假文凭”，所以一查档案就露馅了，而某些“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的“假的真文凭”，经得起任何考验啊！

深圳市委组织部曾在2002年下半年对全市干部学历、学位情况进行过一次检查，在已查验的44213人中，共验出假学历（学位）证书107份，非学历（学位）证书719份。但问题是，那些“假的真文凭”怎么查？

“假洋大学”的“假洋文凭”

在目前的人才市场，同样是硕士，“海龟”比“土鳖”的身价高好几等。

于是，《围城》里的“克莱登大学”式的“假洋大学”现在又瞄准中国市场，开始为新一代“方鸿渐们”提供“假洋文凭”。

据报道，在美国当地中文报纸、中文网站的分类广告中，“快速学位”、“快速文凭”等字眼扑面而来，居然有“夏威夷牛顿大学”、“哥伦比亚州立大学”等“名牌大学”，他们“需要到校上课”和“不需要到校上课”两类学位，其中，“不需要到校上课”的“学费”行情大致是：学士学位的价格为2000美元，硕士学位为2500美元，博士学位是3000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假洋大学”甚至还大胆登陆中国，与国内一些高等院校、国际交流机构组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贩卖时髦的“MBA”和“EMBA”假洋文凭。仅媒体揭露上了黑名单的就有：牛顿大学、奥斯汀大学、圣迭戈大学、大西洋大学、加州太平洋大学、檀香山文理人文大学、美国西南国际学院、伯尔克利国际大学等。美国远程教育与培训认证委员会(DETC)负责人Michael Lambert说，“首先是中国，其次是南非。在那些地方，欺骗那些天真幼稚的客户很容易赚到钱。”

到底有多少假文凭

根据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查获，我国填写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出50万人。

另据教育部有关人士估计，人才市场上约有20%的学历证书是伪造。

在广州的公共汽车站站牌上，天桥栏杆上，人行道地砖上，甚至榕树的树干上，到处都是乱涂乱抹的“办证”广告，广州人称之为“城市牛皮癣”。

记者假扮一名求职者，通过一个“办证”广告的手机号码，又辗转几个手机号码，终于与一位“主管”接头，在电话上聊起来――

“你要什么大学的？”

“你们能搞到哪些大学的？”

“要看客户的需要，我们掌握全国200多所重点高校的资源。”

“北大、清华太招眼了，我是陕西人，办个陕西师范大学得多少钱？”

“我们拿的都是和学校一模一样的真件，再加上高科技制作，北大、清华的也百分之百可靠，我们做这么多年了，有自己的安全系统，保证你一百个放心。”

“你们有什么‘安全系统’？”

“这个是商业机密。”

“那……北大什么价？”

“要看什么专业，普通的专业要便宜一些。再就是看本科还是硕士……”

“就搞个普通的中文本科。”

“包括全套档案，5000块。”

“这么贵呀？”

“这个问题看你怎么看，上大学一年的学费就将近一万，加上吃住、放假路费，一年起码两万块多，四年下来就是八、九万，你要算这笔帐啊！当然，如果你有诚意，我可以和老板商量，看能不能再优惠一点……”

――没想到他竟会这么算帐！

一位老板为假文凭辩护

文凭作为一种受教育程度的鉴定，是社会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一种导向。然而假文凭的猖獗，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人才流通秩序。为打击假文凭，教育部在2001年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管理暂行规定》，决定实行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制度，并建立全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档案库，供社会网上查询。

不过，东莞一位民营企业家却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去年他们公司招聘了5名财会人员，试用期满准备签合同的时候，人力资源部经理把他们的毕业证拿到人才市场去技术签定，结果发现两个是假学历。有意思的是，在这5个员工中，老板最看好的恰恰正是这两个拿假文凭的员工，他俩的业务水平最过硬，工作最积极，办事最踏实，在公司的口碑最好。

这位老板说：“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假文凭固然不对，但这两个孩子当初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他们买假文凭等于买了一张进入人才市场的门票。实践证明，他们的工作能力比那三个真正的大学生还要强。可能因为文凭是假的，所以他们的工作更卖力，平时也肯学习，做事情更加小心谨慎。公司要的是人才，只要他工作做得好，文凭假不假无所谓，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两个拿假文凭的孩子留下来，并且替他们严格保密，连他们本人也不能告诉，怕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和积极性。至于他们的财会知识究竟是自学的还是在什么地方受过培训，我们也没必要知道。知道他们是我们满意的人才，这就够了。”

假文凭是不公平制度的莫大讽刺

一项统计资料表明，在美国一家大报一年刊登的3544则招聘广告中，2799则没有任何学历要求，而要求学士学位的仅206则，要求硕士的仅77则。据说美国国务卿招聘外交官也只要求高中以上学历。

文凭不过是一个人一段时间学习经历和学习成果的证明。可是在中国的人才市场，文凭却成为取得就业机会的一张门票，没有大学文凭，你连报名应聘的资格都没有。有一幅漫画，武大郎的烧饼铺过去只要比自己矮的人，现在招聘烧饼短工也要求“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文凭和学历篇4

据认证中心统计，从1999年至2006年，申请认证人数如下：1999年受理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书共计629份，2000年共计879份，2001年增至1572份，2002年3170份，2003年6364份，2004年11843份，2005年19208份，2006年27128份。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后，每年留学回国人员申请学历学位认证的人数基本保持成倍上升趋势。

由于各国高等教育体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与中国的教育体制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国内的许多用人单位对于国外的教育体制和学位制度并不了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由专业的认证机构对他们的洋文凭进行认证，为用人单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意义重大。

中心作为教育部留学工作的助手和服务依托，作为全国惟一一家专业认证机构，承担起为广大回国留学生提供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的服务工作。

近几年来，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备受关注。事实上，从1991年开始，为配合留学回国人员安置需要，中心经过深入调研和仔细准备，已经开始开展对留学回国人员的学历学位评估。2000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正式发文，同意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工作。中心现拥有一支专业的学历学位认证队伍，有分工明确的认证体系，还有清楚明了的认证程序和方便快捷的认证网络。所有公派或自费留学回国人员均可以申请国外学历学位认证，外籍人士的洋文凭因工作需要也可申请进行国外学历学位认证。

为对广大回国留学生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服务，中心采用了网上认证系统(renzheng.cscse.省略)，设立了40多个国内分中心和一个海外分中心――纽约分中心，基本上覆盖了全国各大省、自治区的省会、首府和各直辖市。各分中心负责查验申请材料的原件，并将复印件寄送至北京总部进行认证处理。

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中心已经在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通过对各个国家进行深入调研，已经全面系统地掌握了各国的教育制度和学位体系情况，发展成为国内最权威的专业认证机构。中心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据悉，中组部、人事部、司法部和海关总署等国家机关规定，凡是希望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和报关员资格考试的留学回国人员，都需要到中心进行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其他企事业单位为了能够录用到真才实学的“海归”，一般也会要求进行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

对于大部分回国留学生来说，权威，专业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已经成为他们回国就业的重要通行证。

中心从事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工作已将近20年，业务不断发展壮大。作为全国惟一一家从事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的专业认证机构，中心拥有自己独到的优势：

与中国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保持了非常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关注中国留学生在外的发展动态，并每年派出代表团调研相关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体系和学位制度，了解各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最新信息。

拥有一批富有经验的认证专家，涵盖英，日、俄、法、德、韩等多个语种。绝大部分认证专家都有相关国家的留学经历或出国考察、调研机会。良好的外语水平，对各国教育政策，学位制度和高校情况的了解，让他们在认证过程中驾轻就熟。

与国外相关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互信的关系，与他们之间的畅通交流，可以让认证中心在第一时间获得洋文凭的详细信息。

成立了一支由从各国回国的高层次留学人员组成的咨询专家组，以便对各国学历学位认证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会诊、研究。

搜集了各国超过1万多份学历学位证书的原件作为认证的参考文本。

认证洋文凭时，中心会与外方院校、各国教育质量监管机构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进行多方确认。在这种多渠道、立体式的核查程序中，很难有“伪洋文凭”能够逃出中心的“法眼”。日前有回国留学生持伪造的某国硕士学位、成绩单和我驻外使馆教育处开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到中心进行认证，最终被查处。

中心在从事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的过程中积累了有关各国高等教育的字典、书、杂志等各种资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小型资料室。在资料室中可以看到，所有的资料按照国别进行了整齐的摆放，各国最新的高校信息，高校排行榜，留学信息，教育制度和学位体系的资料等等在这里应有尽有。

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再加上与国外高等院校以及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中心开展了对国外高等教育机构的咨询业务，如果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国(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存有疑义，或者需要了解相关院校更全面的信息，可以填写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咨询申请表，便可得到中心认证专家的咨询意见。

同样，随着国内蓬勃发展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展开，国内相关院校如果希望寻找外国高等院校作为合作伙伴，而又不了解国外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如何，中心也可以提供专业意见，向其推荐国外优质高等教育机构，避免合作伙伴是所谓的“野鸡学校”。如中心与新西兰教育部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与新西兰优质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合作。

为了给广大出国留学人员提供参考，目前中心在“中国留学网”(cscse.省略)上公布了包括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33个国家超过1万多所正规国外高等教育机构的信息，供学生选择。

每年大量的回国留学生中也夹杂着个别“伪海归”。在大量的出国留学人员当中，有小部分学生出国时学习基础太差，外语水平跟不上，或者干脆留学期间没有学习，就知道吃喝玩乐，甚至有学生打着留学的名义出国工作，到最后毕业时拿不到文凭，只能求助于假文凭制造商、名牌大学极其相似，如已被国内媒体曝光的“野鸡大学”Stamford University(与美著名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只差一个字母)，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ly(与美著名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只差两个字母)，很容易误导广大留学生和用人单位。

其次是“真的假文凭”据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在某些国家，有些学生所获得的毕业文凭为国家正规文凭，但这些学生连最基本的外语沟通技能都没有，甚至不能用外语填写自己假文凭制造工厂。中心在近20年的学历学位认证工作中也积累了丰富的打假经验，打假工作卓有成效。

根据中心的统计，洋文凭的“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野鸡学校”的文凭：所谓“野鸡学校”，虽是经过正式注册的高等教育机构，但是所颁发的文凭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比如，在美国，注册一所大学十分容易，只需要3个博士、1个律师、1个美籍会计师和25平方米的办公室对于学位的颁发也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但事实上，美国的学位要想获得社会认可，要求学位证书颁发机构必须通过地区性认证委员会或专业认证委员会认证。没有经过认证机构认证的学校所颁发的文凭，即使是博士学位，也一钱不值。有些“野鸡大学”为了吸引生源，故意混淆视听，将名字取得跟国际的学校名字和专业名称。经多渠道核查，他们并没能完成学业，系通过贿赂学校老师达到毕业要求，获取正规文凭。

文凭和学历篇5

从公开的事实和常识判断，滥发文凭形式的多种多样。一是，各种教育层次无论是大专、大本、研究生，还是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几乎毕业率为100%，如此高的毕业率应该换来社会的交口称赞，结果却恰恰相反。二是，最明显的莫过于从一些的贪官污吏的经历中，几乎绝大部分都有名牌名校的硕士博士头衔，有些出奇得令人咋舌。梳理公开资料发现，十以来，副厅（局）级以上落马官员中在职拿到的硕士博士学历官员占有相当比重。三是，各种MBA、EMBA高级工商管理班多如牛毛且要价不菲。据新华社报道，北大开设有66.8万元的天价EMBA培训班，其中有一半是政界人士。而这样的“天价培训班”，全国不只是北大，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顶级“985”名校也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必须指出，高校是社会正义和道德良知的圣地，是知识文明的殿堂和科学发明的摇篮，其文凭的发放和头衔的授予既是崇高的荣誉，也是学问和能力到达某种程度的标志。因此，高校文凭和头衔不仅不能滥发，甚至都应当与金钱名利和世俗标准脱钩，以此才能显示出高校的尊严和品味。

当然，我们在强调文凭授头衔道德意义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文凭头衔扩大化或功利化的颁发授予有其一定可以理解的理由。但不管为何，今天也是该治理文凭颁发和头衔授予的时候了。说到治理，必须提到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和维护程序的严肃性。当下各高校需严格制定一套颁发学历办法和头衔授予的程序，包括在校生、在职学习者，要有责任人且终身负责，还要公之于众、公开透明，同时向社会做出郑重承诺，接受监督，违者必究。

有些学校可能会说，我们有程序也有制度，各种办法俱全，但抵不过权贵诱惑和威压。一方面，当下高校还存在攀龙附凤、趋炎附势和依附权贵的心理，觉得给个文凭头衔不算什么，通天好办事。就这方面来说，高校应该提高认识，改正过来，坚持道德操守。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此呼吁相关部门制定具体措施和办法，比如，非学历教育或在职教育所发文凭和所授予头衔不作为升级提干的条件，也不在其提拔任用公示中显示等等，以此淡化学历文凭头衔之重，引导官员安心本职工作，同时也支持高校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特别应当强调的是，高校对滥发文凭头衔一事的危害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更缺少果断有力的措施和办法。不少学校还存在见利忘义的心理，毕竟各种头衔的授予和各种班的举办会带来不菲的经济效益和各种利益，官商荟萃在大学也荣光。即使是这样，高校也应当认识到，与这些有形的经济利益相比，中国高等教育崇高纯粹的精神品格和严谨求实的学术风范，就在滥发文凭头衔当中损耗殆尽，其损失需要若干年才能重塑，其恶劣影响确实不可低估。

我认为，滥发文凭和滥授头衔是治理教育腐败的重要内容，也应是当前高校深化改革的实实在在举措。这其中，无论是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是按《高等教育法》的要求，高校书记校长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治理高校滥发文凭头衔迫在眉睫。

文凭和学历篇6

也难怪人们不舍得花时间、掏银两，连兴冲；中而来的我也很快就昏昏欲睡，一直不知所云，直到影片结束听着王菲的《幽兰操》才恍然大悟：原来讲的是两千多年前的鲁国博士后孔子先生喝一碗马肉汤充饥的故事。不住感叹道：好深刻!

渊博得无以复加的孔老先生尚且一饭难求，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却不知饥渴为何物，感谢父母，让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幸福啊!

“食色，性也”。

中国是个注重饮食文化的国度，就连个人的职业发展问题也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饭碗。过去的国家干部怀里揣着铁饭碗，多神气呀。再到后来，拥有高学历就等于有了铁饭碗。招聘时，用人单位永远把学历要求摆在最醒目的位置。学历和饭碗的关系不言而喻，似乎注定就要这样纠缠着。

理论上如此，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似乎又在不断地让我们陷入另一种困惑。

医学院毕业的罗大佑变成了红透的音乐人；手持摄影文凭的张艺谋干起了导演；还有影响了几代人的鲁迅先生，不也是弃医从文的典型案例吗?画家成了厨子，学化学的当了老板，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但这说的都是撕掉学历、摔掉饭碗、重新选择的人，他们的做法俗称――改行。

还有一种人，他们是没有高学历甚至没有任何学历的“草根英雄”。他们大多有的是坚定的信念和理想，和为此不懈追求的毅力。著名的建筑师安藤忠雄，从未受过任何科班教育，高中毕业后做了拳击手，他通过自学最终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大师之一。获得2009CCTV经济年度人物公益奖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只有初中学历。可人家那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别说自己的饭碗了，手里头不知掌控着多少人的生存大计。

反观现今怀揣一本、二本毕业证书，甚至硕士、博士学位证的天之骄子们，觅一只好饭碗，着实不易!不然，最近在各大媒体频频曝光的“蚁族”何来“高智、弱小、群居”的特质。他们虽曾接受高等教育，但却收入微薄。怀揣梦想、异地苦学，好不容易获得一纸文凭准备收获果实时，却发现面对残酷的竞争，一纸文凭并没有成为“铁饭碗”的强有力保证。

所以，学历之于饭碗，真有这么重要吗?

学历、学历，除开曾在某某学校肄业或毕业这层含义外，更加贴切的解释应该是学习的历程。没学过，怎么会懂?不懂，怎么会做?不会做，怎么能用?不能用，凭什么给你饭碗?道理就是这样简单。一纸文凭不重要，并不表示学习的过程不重要。

罗大佑，虽不是音乐科班出身，却在学生时代就开始痴迷音乐，更是学生乐队的键盘手；安藤忠雄，虽是没有任何文凭的拳击手，却利用拳击比赛赢得的奖金到各国考察建筑，自学成才。这些非科班或没有高学历的人。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的成功并非偶然，脚踏实地，学习实践，而后出真知。英雄不问出处，却必有其无可取代的学习成长过程。学出色、行出彩，英雄就是这样炼成的。

文凭和学历篇7

音乐教师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职业，他的培养数量有限，社会需求量也很有限。音乐教师又是一个稳定的职业，文凭会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文凭呢？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想法：

陈老师（某艺术院校专业教师）：在我看来，学历和文凭是能力的体现，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力的学习和提高。自从学校有了教育学考研点，我产生了考研的想法。现在留校后，考研是我首先面临的问题，本来本科教本科就应该有专业上的进修，而我想通过两、三年研究生课程的学习，既在专业上有所提高，又可系统地在教育学理论及文化素质方面有所深造。我相信读完硕士学位，我的知识面会拓宽，教学也更轻松更有质量。我还听说有文件规定，以后大学教师没有硕士以上学位就不能上讲台，这对我有此压力。总之，考研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别花钱去买学历、学位，那没什么意思。

高老师（陕北某师范音乐教师，现脱产续读专升本）我读专升本，文凭仅是一方面的原因。我们学校原则上要求所有教师在2003年以前达到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但达不到要求的人还很多，一时半全儿也不能都达标。且如果仅为文凭，我可以选择函授等更便捷的途径。我选择脱产学习，主要是由于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实际困难。在基层的五年时间，钢琴、声乐、乐理、视唱练耳等课程，我都教过，可发现读大专时所学的知识太有限了，教学时不能得心应手。

这次学习虽和上回读大专时是同一所学校，而感触和以前却不大相同。读大专时，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天瞎忙活，缺乏针对性和目的性。这次读本科，我从早到晚有强烈的紧迫感，目的更明确了，就是要补充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对声乐、钢琴、即兴伴奏、英语等几门课抓得很紧，时间安排也比过去更合是。

对前途问题，我没有花时间去想它。从心里说，当然希望将来的工作环境比过去好。可是临来上学时，我曾和单位签了合同，单位同意报销上学的一部分开支（约七、八千元），条件是毕业后必须回去。签约时我很不情愿，读远专升本需花费五万元，学校只负担这么小一部分却要困住我，实在不合算。不签吧，我当时就缺这七八千，这年月向人借钱实在不大可能，签就签吧。如果以后有其它发展机会的话，就让这七、八千给毁了。

延老师（西安某师范钢琴教师，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单项房子，在北京买了他的第二架钢琴）：我不需要文凭，我只想学钢琴。我认为文凭很不值钱，现在的文凭含金量不高，获得文凭的途径也很多、很简单，甚至只要给有些学校交钱，就有了学历和文凭。我选择自费到北京单项进修钢琴有几个方面的考虑：其一，西安很闭塞，交流活动非常少又缺乏学术环境和艺术氛围。其二，陕西参加全国性钢琴比赛常推"光头"，有人说是"后门"的缘故，难道年年都是"后门"造成的吗？说到底还是水平有差距。还有，地方院校的课程配置不合理。以钢琴专业来看，北京所开设的钢琴艺术史、钢琴教学法和中国钢琴音乐等课程，地方院校都没有，这将是学生艺术修养方面的一个空白。其三，音乐院校的自身优越感太强烈，以致于影响到教学。一些专业教师不学习、不积累，实际上他们很欠缺，可他们总以为自己是"老大"，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就是例证，音乐院校全军覆没，反而深圳一艺术学校获了奖。我来北京也与北京的"江湖骗子"、一切向"钱"看的教师要比地方院校少得多有关。

总的来说，来北京半年我收获不小。我现在觉得思维观念尤其重要，钢琴学生不能满足于弹几首曲子，更要注重知识面的拓宽，为了练还不错反而会成为专业学习的障碍。以后等我攒够了钱，我会考虑去上海、国外看一看，拓展自己的视野。

王老师（西安某中学音乐教师，现续读三年期不脱产专升本）：我们学校对学历没有要求，但鼓励教师上学（自费），且给上学者的学业让路。我们学校教师和后勤人员已严重超编，精简人员应该是很快的事。但这不太影响到我，以我的专科学历完成教学已绰绰有余，况且我还是"骨干"教师。我读专升本是做长远打算，现在多学一点东西，充实充实，将来适当的时候我会考虑换换工作环境。

张老师（曾陆续应聘于几家私立学校，现续读三年期不脱产专升本）：文凭是重要的，我也需要上学、练钢琴，巩固一下自己的专业知识。自1996年毕业以来，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单位。前两年专科文凭还可以，这两年专科生只能去教小学了。目前我的愿望就是拿到本科文凭，然后去一所好一点的中学。也许我会在拿到文凭之前就找到一个合适的单位，有时候找工作不仅仅靠文凭，还有人际关系、能力等各种因素。

文凭和学历篇8

人人可以成才江曾培 有句常被提及的诗：“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清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句。“降”者，生也。就是说，要打破一切不合理的条条框框，让人才生长出来。日前举行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同志提出在人才的选用上，要“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可说是“不拘一格”的当代注解。 “不唯学历”，不是说不重视学习。人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人要成才，离不开学习，而且需要勤奋持久的学习，“苦学力文，不遑寝息”。学习，由小学生而中学生而大学生而研/！/究生，沿着学校的台阶一格一格向上攀登，这是一种正规的途径。能走这条路的，自然很好。然而，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并非是每个人都能沿着这一台阶爬到顶的。好在求师问道还有其它许多途径，只要愿意学习，还可以通过其它形式继续进行，各朝各代都有自学成才的人。如今现代科技的发展，多媒体互动，更为自学者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所以，读大学，有学历，能成才；不读大学，有着认真自学的经历，也能成才。倘若“学历”不是专指有学校文凭的学历，而是宽泛地解作为具有相应的学习经历，那么可以说，那些自学成才者也都是有“学历”的。 当然，现在讲“不唯学历”，是指“不唯”有文凭的“学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在确定人才标准时，是颇强调学历和职称的。“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始能成为人才。当时人才的主要内涵，就是“学历和职称”。这在当时有其必要，对扭转刚刚过去的“”践踏知识、鄙夷教育的遗风，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读书学习的热潮，促进了人才的培养成长。之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人才的学历职称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地方都是以是否拥有大学文凭划线，没有相应文凭的人，即使有才华有能力，也淡出了人才的视野，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唯学历”的思潮。学历本是个好东西，加上了“唯”后，却把那些自学成才的人一股脑儿挡在人才大门的外面了。以此为标准，如果出了一个比尔·盖茨式的青年，创造了微软公司式的业绩，但也不能算人才，因为他没有读完大学，没有大学文凭。设计了杨浦、南浦、徐浦、卢浦4座大桥的桥梁专家林元培，也不能算人才，因为他只是中专生。显然，这将影响人才的发现、选拔、评价和使用，进而影响人才强国重大战略的实施。科学的大人才观，主要应看实际能力和贡献大小。 “唯学历”的不宜，还因为同是高学历的人，情况也不是一样的。人的手指有长短，同学历的人水平有高低。博士中多俊才，同时也有庸才。高学历的人虽然多学了一些知识，知识却要转化为能力，才能成为有用之才。如果手中有箭，只会拿在手中搓来搓去，老是找不到目标射出去，或者总是射不中目标，这样的知识，也是“徒然的笃学”。培根对他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有过这样的诠释：“学问的用处，是对于事务的判断和处理。”因此，是不是人才，是不是优秀人才，光看学历不行，重在实际能力，重在实际贡献。俗话说得好：“是骡是马拉出去溜溜看”。这样做了，就会多渠道地发现人才，就会“不拘一格降人才”，就会促使人们踏踏实实地在学习中增加知识，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不再只盯着学历，以“捞文凭”作为成才的目标。 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谁勤于学习、勇于投身时代创业的伟大实践，谁就能获得发挥聪明才智的机遇，就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这种科学的人才观，相信“人人都可以成才”。它将激发广大人民在成才的路上迅跑，在我国创造出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

文凭和学历篇9

党校文凭的存在，一直是教育领域的异数。党校是否就此退出国民教育领域，党校文凭是否不再与国民教育学历待遇挂钩，目前仍未得到最后确认。有媒体认为，党校文凭的效力之争已到终局，党校逐渐淡出学历教育已是大势所趋。

新旧变化

此次颁布的《条例》与之前相比，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有关党校学历相关规定的变化。

1995版《暂行条例》第18条规定：“党校学历是干部在党校学绩的一种标志。党校主体班次的学员，按教学计划要求完成学习任务，经考试考核合格者，取得党校学历，并作为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任职资格。”“中央党校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举办的学制二年以上的长期班次，学员学完必修课程，经考试考核合格者，授予党校学历，可享受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待遇。”

而在刚刚颁布的新条例中，这一规定仅被表述为“党校学历是干部在校学绩的标志。党校学员按照教学计划要求完成学习任务､经考核合格的，取得党校学历。”

新条例删去了《暂行条例》中的第24条，即“中央党校和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在办好主体班次的前提下，可办以党员干部为主要对象､与党校职能相应的函授教育。学员学完必修课程，经考试考核合格者，授予党校函授教育学历”。

新条例对党校教育依法规范，还意味着明确了教育部门在教育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暂行条例》第20条称，中央党校和具备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经国务院学位管理部门批准，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要求，招收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并纳入国家学位管理体系。

而新条例第20条则明确规定：中央党校和具备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依法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并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后”，招收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纳入国家学位管理体系。

拉锯之争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乃至各级党校在干部培训任务之外开始办学。发展到今天，分为学位教育和学历教育两部分。中央党校及部分省级党校所设的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硕士及博士学位点，其所提供的学位教育与正规教育无异；而党校学历教育，虽包括大专､大本及研究生在职教育，由于未与国民教育体系接轨，其文凭至今未获国家正式认可。

198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指出：“各级党校的培训班､理论班，都要实行考试､考核制度和学历制度，根据入学前的文化水平和入学后的学制，所学课程，经过考试合格者，取得同国民教育体系相当的学历和待遇。”但据记者了解，中央的决定出台后，只有1985年和1986年两届党校毕业生的文凭，获得了当时国家教委的承认。

1995年7月，原国家教委在《关于重申党校学历不应等同于国民教育学历的复函》中指出，党校学历不应等同于国民教育系列学历，不作为报考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升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学历依据。

200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再次强调，党校学历“待遇参照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规定”。

据记者了解，现实中，党校学历在全国范围的一些相关系统内获得承认，但也在一部分系统内不被认可，其中就包括全国统一司法考试。

近年来，因持党校文凭无法参加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全国各地状告司法组织者的讼争不在少数，但无一例外都败诉。如2007年5月31日，湖北建始县法院法官黄志佳愤而将中央党校告上法庭。

记者获悉，全国像黄志佳这样拥有“党校文凭”者多达320万之众。黄志佳对记者表示：“我们的党校文凭不被承认，我能理解，但总得有人为我们负责。我将要求办学的中央党校､要求出台政策的中央为我负责，承担赔礼道歉､双倍赔偿的民事责任，要求追究教育部渎职责任。”

不过，自去年7月19日武汉市江汉区法院通知黄志佳已受理其状告中央党校案，至今一年有余，江汉区法院还没有开庭审理。

公平之辩

多年来，党校文凭能否获得正式认可，一直存在争议，包括国家司法考试在内的多类考试，均不承认党校学历。党校学历教育的公平性和合法性长期悬而未决，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制度根源。学历教育必须经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和认可，而党校学历教育一直处于教育主管部门认可之外。

现实中有一种现象，每当拟任职干部情况公示时，看到某领导的学历是党校本科或研究生，不少人总是习惯性地不屑一顾，说“那张文凭还不是混来的”。这话固然说得有些偏激，但党校学历教育，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就读门槛偏低。全国目前拥有各级党校学历的人多达320万，其中领导干部为数不少。部分地方党校的入学考试，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即使出题､考纪都不存在问题，但和国民教育的高考难度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投入偏少。领导干部获得党校文凭的途径有两条：一种是带薪脱产学习；另一种是接受函授教育，学费由公家买单，除了买点教辅书外，基本上无需个人掏腰包。

其三，隐含某种特权。到党校就读的大都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尤其是10多年前，以学历偏低的为官之人居多。这种免费“学历教育”，不可能惠及工人､农民。所以，难免被群众看成是一种官场特权。

党校学历教育最为人诟病的，也就是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有人将其归纳为事实上的“五不文凭”，即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不用私人交学费。

由于党校机构的政治特殊性，这种教育不公一直未得到强力纠正，以至于发展成特殊的腐败形式。一方面，遍布全国各地的党校机构，违规办班创收的屡见不鲜，大建楼堂馆所的亦不少见，有的甚至陷入腐败泥淖。以前些年东窗事发的海南省委党校为例，违规办班，滥发文凭，几千万元巨额学费都被私分。另一方面，官员普遍把进党校学习视为个人升迁的途径，庸俗交往之风盛行，这已是各界所习见的场景，并已经成为必须正视的问题。

各地反应

有媒体记者就新条例的变化向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求证，该院负责学历工作的负责人刘老师认为，就中央党校的函授学历来说，不可能取消与国民教育同等待遇的规定。“报道对《条例》的理解可能有偏差。中共中央《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强调，党校学历‘待遇参照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规定’。这个待遇的标准自从中央党校开办函授学历教育以来一直是这样实施的，中央也多次肯定中央党校的办学成绩，办学20多年来，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多少学员在我们这里一批又一批地毕业，很多已经享受了这个待遇很长时间，不可能突然取消。”

“语句删除不等于明确否认，”刘老师说，“鉴于去年中央党校按照中央要求开始停止函授学历教育，目前处理的函授学历主要是去年之前的。现在公务员招考对学历普遍有要求，党政干部的文化水平随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了提高和保证，因此中央规定中央党校不再举办函授学历教育了。新条例中把党校学历待遇的语句删除，可能就是为了淡化，但不等于否定原来的规定。”

而在重庆市，有关部门则明确表示，党校学历在该市干部人事系统仍得以承认，可参加多项人事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不影响原有干部学历考核方法。

重庆市委党校有关人士告诉记者，相关语句的删除并不等于否定党校学历，目前也没收到党校学历待遇发生变化的任何通知。同时，党校学历在党政系统仍能获得认可。

“党校教育是相对于国民教育而言的独立教育序列，其学历在社会生活中自然会受到一些限制。”重庆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表示，对干部的学历考核办法却并不会因《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少了一句话而发生变化，党校学历仍然有效，享受同等国民教育待遇。

文凭和学历篇10

关键词：教育身份功能观；功能弱化；价值认可；文凭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6）10A-0003-04

社会分层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教育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期望通过接受教育获致一种身份，从而取得阶层流动的通行证。多年来，教育给受教育者最大的回报，就是受教育者“身份”的改变，而且，这种观念被教育者反复强化[1]。教育成为弱势阶层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成了优势阶层追求更高目标的跳板。的确，一直以来，教育都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工具，然而在当代社会，教育的这种身份功能正在遭受着各方的消解，高学历并不能保证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连高学历本身，都已不再是原有身份的象征。人们的教育身份功能观念正在发生着变化，教育虽仍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已失去了它往日的神圣光辉。

一、社会价值认可：教育身份功能观的基础

赋予人一种教育身份是社会对教育价值认可的方式之一。何谓教育身份？通俗地说，就是指社会成员经由教育而获得的一种有地位价值的社会身份[2]。教育身份以文凭为载体，原本仅仅是鉴别社会成员是否接受以及何种程度上接受教育的身份象征。然而它一旦和社会价值观念体系联系到一起，就被赋予了特殊含义，成为区分社会成员地位价值的社会因素之一。因而赋予教育身份，就成了社会对接受教育的社会成员价值认可的一种方式。这种价值认可，是以学识、能力和修养等作为其内在基础，不仅关系着社会成员个体的持续发展，更成为了整个社会衡量个体价值的一种标准。从而身份赋予就成了教育的应有功能，这种功能的基础在于：人们相信经过教育，个体可以成为比之从前更有价值的人，从而为其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或稳固打下基础。

正是因为具有身份赋予功能，教育被人们视为改变个体社会地位的最佳方式。有学者把人们对教育的这种需求区分为排他性教育需求和差异化教育需求：排他性教育需求的增长，有赖于教育在社会阶层地位巩固与流动中的重要作用；而差异化教育需求，有赖于不同阶层对教育的不同认识和定位[3]。一方面，人们渴望接受更多教育、渴望获得更高学历，力争往上流社会流动；另一方面，社会也认可教育身份，更以此为筛选标准，允许部分佼佼者进入上流社会，激励着人们接受教育。在功能主义者看来，这种现象既合情合理又公平公正，不仅促进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更为社会提供和选拔了大量的优质人才，而且有利于整体社会的稳定；然而冲突论者则认为这种现象纯属社会冲突的产物，是优势阶级维护既得利益，麻痹弱势群体的手段之一[4]。但不论是褒是贬，两种论者都已承认一个事实，即社会对个体受教育的价值认可已然成为社会分层的划分标准之一，教育分层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教育身份既然是社会价值认可的产物，其最大特征就该是注重其内在的价值判断。教育身份以文凭为载体，其内在基础是文凭所代表的学识、能力等。教育文凭内隐地负载着某种专业知识与技能等级的信息，是最为直接地反映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素养的信物[5]。文凭一旦授予，则意味着社会已经认可了文凭所有者所受的教育。然而，社会认可的不是简单的一张纸，而是其代表的建立在学识、能力等品质基础上的教育所蕴含的社会价值。价值属于存在范畴，而对价值的认可却属于意识范畴，因此教育身份本身就是多元的。因受教育程度不同而获得不同教育身份从而获致不同阶层的教育分层是客观存在的，但教育身份本身却是多元的，因此无论个体或社会，对教育身份的关注决不能仅仅盯着外在的文凭，而应更注重文凭的内涵。即社会对个体的价值认可始终应建立在对其学识、能力考量的基础上，而决不能仅凭一纸文凭来判断。

二、价值认可异化：教育身份功能观的弱化

社会认可教育身份只有认可其内在的价值，人们的教育身份功能观才能得到真正强化。教育赋予个体身份，社会认可这种身份，并提供比一般社会成员更多的指向更好生活的机会，则社会个体必然更加珍视这种身份，努力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以期待获致更高级别的教育身份。社会认可的方向、个体追求的目标，都必须是教育身份所蕴含的学识、能力等内在价值。一方面，社会进步需要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只有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在不借外力的情况下获取更多的社会福利，晋升更高的社会地位。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强化着人们的教育身份功能观。然而一旦社会认可的方向迷失，个体追求的目标错位，仅以是否拥有文凭论英雄，二者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共同弱化教育的身份功能观：一方面，社会充斥着大量空有文凭的毕业者，饱学之士难以被辨识，文凭与才能脱节，必然影响社会对教育的看法；另一方面，教育无法满足个体提升社会地位的期望，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热情降温。一旦社会价值认可异化，人们的教育身份功能观念必然会有所淡化。

现代社会对教育身份的价值判断正在逐渐扭曲，人们的教育身份功能观正在遭到消解。当代社会过于看重教育的外在形式，慢慢走向了学历社会。学历作为个体受教育的凭证而被社会认可，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当社会演变为学历社会，学历主义盛行的时候，社会对教育的价值认可就异化了。学历社会是一个崇尚文凭的社会，社会在认可个体价值的时候，过度关注教育结果的外在形式，学识、能力等真正代表教育价值的因素被一张具有象征意义的纸所代替，而个人接受教育的目的则仅仅是为了追求文凭。文凭（不是教育价值本身）成了一种社会身份，决定着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而教育的功能则直接异化为生产文凭。在学历社会中，教育的身份功能正在遭到削弱，诸如“泡沫教育”、“教育性失业”等现象随处可见。

三、价值认可消解：教育身份功能观弱化的原因探析

教育身份功能观的基础是社会对教育的价值认可，这种价值认可直接体现在社会对象征教育身份的文凭的评价上，而这种价值认可正在消解之中。人们教育身份功能观的弱化并非教育的一己原因所致，造成这种价值认可消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教育文凭生产的危机

人们不满于教育的现状，并非全然受惑于外界，教育中有太多为人所诟病的因素，仅从文凭就可见一斑。

1.文凭滥授的教育失职

文凭是个体受教育的凭证，它是学识、能力等教育价值的象征符号。授予文凭的最初目的是认可学子的学业成绩，授予的对立面则是“不通过”，二者共同激励学子努力学习。这是保障文凭质量的最直接也是最后一道屏障。现在，这道屏障变得很脆弱，绝大多数学生毕业的时候都会获得一纸文凭。缺乏责任意识和有效监督是文凭滥授的直接原因，有些学校的教育从“育人”沦落为“生产文凭”，而且是不保质量的生产。教育身份的正面形象、教育价值的含金量受到了怀疑。

2.文凭生产的“麦当劳化”

如果说少数不保质量的文凭生产，对整个宏大的教育格局“无伤大雅”，那么只顾效率的“麦当劳式”文凭生产则是造成文凭贬值的元凶。供需关系失衡是文凭贬值的直接原因，而文凭贬值则直接致使教育身份功能的弱化。什么原因导致了文凭的“麦当劳式”生产？导致文凭供需关系失衡？这是一个综合积累的过程：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让更多的人涌进教育体系；人们相信教育能改变命运，因此倾尽全力以使子女接受教育；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代代学生，坚信只有受教育才有出路；社会为缓解就业压力，操纵一批又一批适业人员进入高一级教育阶段“暂避”；高等教育大众化，智力人才供给远远超越社会需求；用人单位职业门槛的水涨船高……“麦当劳式”文凭生产是众多因素“共谋”后的积重难返，而教育自身也参与其中，借用雅卡尔的话来描述就是：“事实上他们的角色正相当于泰坦尼克号船上的运煤工，越是勤快地一铲铲往锅炉里加煤，越是加速了撞向冰山的步子”[6]。散落一地的文凭不再是较高社会地位的通行证，无法满足人们对教育身份的价值期待。

（二）社会先赋资源的影响

如果说来自教育自身文凭生产的“质”与“量”只是消解对教育价值认可的表面因素，那么隐藏在暗处的社会先赋资源的影响则是教育身份功能弱化的深层原因，而且这些隐藏着的东西正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为人们所知。

1.教育促进阶层流动功能的弱化

表面看来，与无法改变的先赋因素相比，通过受教育获得文凭进而改变处境是阶层划分中自致因素的最集中体现，最能凸显个体付出与回报相匹配的效应，因而也是最公平最合理的。社会分层、教育分层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分层需要教育分层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复制与再生产，而教育分层则符应了这种需要。当下，优势阶层占有优质教育资源，维护既得利益，弱势群体在教育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被弱化了。

2.家庭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文凭对于弱势群体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人们对于教育投资的热情与希冀也是经久不衰的。然而，随着文凭的持续贬值，普通文凭已承担不了职业门槛的叩门砖角色，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十多年的心血换来的只是一张用处不大的文凭。他们无力继续投资，更无力承担更多投资后依然回报甚微的风险。另外，随着文凭实际价值难以辨识，社会筛选的标准就不仅仅是文凭，家庭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与之相关的社会支持显得更为重要，而这些正是普通家庭的短板。家庭背景的差异，虽可能刺激人们接受教育以求改变的欲望，但也可能让人们在较低的教育投资回报率面前望而却步。

（三）教育价值取向的变化

无论教育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是否有利，对接受教育的人们来说，这都是外在的因素，而随着那些隐藏的因素慢慢被揭晓，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

1.教育目的的多元化指向

人们接受教育的目的可分为生存取向和地位取向。生存取向的教育是通过教育提升个人的知识与技能水平，使人们能够适应社会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是作为社会成员必不可少的基本需求；地位取向的教育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通过教育取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从而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生存取向的教育是人们接受教育的基本取向，这一取向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也越来越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认同，人们接受教育不是为了追逐文凭，而是为了习得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和技能，因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目的。而地位取向的教育则相对淡化对教育实质内容的关注，而更在乎教育的外在结果形式，教育只是一种手段。随着凭借文凭成功提升社会地位越来越困难，弱势群体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先赋因素的重要，以及教育的力量并非想象中的强大。人们面对地位的渴望，只能转向教育之外的场域――市场经济下的生存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现实处境。

2.教育身份功利化的表征

这里要辨析教育身份功能和教育身份功利。教育身份功能指的是通过教育个体能获致一种教育身份从而奠定其社会地位基础；而教育身份功利指向的是个体看到了教育身份功能，从而刻意追求教育身份。即教育身份功能是一种客观描述，而教育身份功利是一种行为取向。功能是一个中性词，而功利却带有贬义色彩。当然，功利本身是有其合理性的，人都有追求自我利益的诉求和权利，适度功利取向可以激励人们努力提升自己，向着自我实现的方向不断前行，然而，超越限度的唯功利化就会误入歧途。如前文所述，文凭成为追捧的对象，成为教育身份功利化的表征，而功利的最大特征在于利益，一旦文凭不能带来预期利益，教育身份的魅力就会越来越暗淡。

四、正视教育身份功能的弱化

教育身份功能弱化是一个客观事实，它不是教育一己原因所致，而是社会和教育等多方面综合因素共同造成的。它一方面使人们认清教育的能力范围，淡化“教育万能”的色彩，从而卸除那些教育所不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又给人们以任重道远的希望与期待，以使教育不致陷入无所作用之轻。我们因受教育而开智明理适应社会，然而教育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全部苛求教育来维系，教育有它无法承受的重负。

教育身份是社会强加于教育的副产品，教育身份功能也只是体现了教育功能体系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以外在于教育的东西来评判教育本身的是非，更不能以某一面的不如意而否定教育的意义。我们无法摒弃社会对教育进行价值强行附加，更不能无视社会性的附加价值对教育的影响，我们要做的，是正视教育身份功能的弱化，扩大积极影响，削弱不良影响，是努力还原教育的本真，那就是建立在学识、能力、修养等基础上的对真善美的永恒追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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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水红.被围困的教育：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阶层生态[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2）.

[4]朱志勇.教育社会学的功能论和冲突论――兼论两种理论对我国教育现状的解释[J].上海教育科研，19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