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款管理制度十篇

捐赠款管理制度篇1

关键词：信息化；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经费；管理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捐赠收入作为高校教育基金会收入的主要来源，数额日益庞大，比如2016年度我校教育基金会接收捐赠15.89亿元，然而在捐赠经费管理上却仍然停留在“人工+Excel” 传统的管理模式上，存在信息传递和沟通不畅、重复劳动等问题。信息化的蓬勃发展为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经费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捐赠经费的管理愈来愈值得我们探讨。

一、传统模式下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经费管理的现状分析

高校基金会通常对其收到的捐赠款项按照项目进行核算和管理。高校基金会的捐赠项目是指高校基金会接受货币或实物捐赠所形成的具体项目。捐赠项目一般由基金会项目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共同管理，每个项目单独设立财务项目号核算，专款专用，并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

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经费管理以捐赠协议的签订为起点。由高校基金会签订的捐赠协议涉及到三方即高校基金会、院系、捐赠方。其中高校基金会为受赠方，其项目管理部为捐赠协议的归口管理部门；院系为捐赠款项的受益方，对捐赠经费的使用负直接责任；财务部门为捐赠收入入账和经费支出的审核部门，是捐赠收入的归口管理部门。传统模式下捐赠经费管理流程具体见图1。

根据图1所示，捐赠经费管理主要涉及到捐赠协议签订及管理、银行到款的管理及查询、捐赠收入的确认、捐赠票据的开具及领取、项目印鉴的备案等工作。捐赠经费管理主要涉及到院系、基金会项目管理部、务部门三个部门。主要职能部门在捐赠经费管理中主要职责及分工如下。

（一）院系职责

1.与捐赠方沟通、达成初步捐赠意愿，向基金会项目部递交捐赠协议初稿。

2.与捐赠方沟通捐赠款项的汇出情况，向财务部门查询银行到账情况，必要时还需就到款信息与捐赠协议信息告知基金会项目部。

3.从财务部门领取已经开具的捐赠票据，并邮寄给捐赠方。

4.对新设捐赠项目，及时向财务部门履行项目印鉴备案手续。

5.按照协议约定捐赠用途，合理安排支出。

（二）基金会项目部职责

1.审核、审批院系递交的捐赠协议初稿，签订正式的捐赠协议。

2.捐赠款项到账后，匹配捐赠协议与银行到款，确定捐赠款项的财务入账项目号，把银行到款信息录入到相应的协议管理中。

3.对新设立的捐赠项目向财务部门下达立项通知书，明确捐赠项目的性质、部门、负责人等信息。

4.必要时向财务部门递交捐赠协议复印件。

（三）财务部门职责

1.根据银行账户到款情况维护银行到款信息，录入Excel，并邮件给项目管理部。

2.根据项目管理部反馈的入账信息认领银行到款，设立财务项目号，开具捐赠票据。

3.根据相关信息在账务系统制单，收入入账，计提项目执行费等，完成收入确认工作。

4.通知院系项目负责人或经办人某一捐赠款项已入账和办理项目印鉴备案手续。

5.审核项目支出是否与捐赠意愿相符、支出的合理性、合法性、合规性等。

二、传统模式下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传递方式落后，信息失真及准确性差

目前，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经费管理中的信息传递方式主要为在电话传递、面对面口头传递、纸质传递等传统传递方式。比较信息化的传递方式为邮件传递，而邮件传递也是需要人工操作。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失真现象严重，有时候确认一笔捐赠收入需要三方反复沟通，工作效率和效果欠佳。

（二）信息共享性差，容易造成重复劳动

高校基金会捐赠经费管理涉及到多个业务环节，比如捐赠协议管理、银行到款管理、捐赠收入认领及确认、捐赠票据管理等，目前各个模块比较独立，仅实现了简单的信息共享，共享的信息不够系统和完整。

（三）捐赠项目收支管理与协议管理脱钩，缺乏动态监控机制

因为财务部门在收入确认和支出审核时不能够实时查看相关的捐赠协议文本，项目支出存在与捐赠意愿不符的情形。财务部门的项目支出明细信息不能够及时反馈给项目管理部及院系以供动态监控和管理。

三、信息化模式下的高校基金会捐赠经费管理的流程梳理与改进

基于以上分析，传统模式下的高校基金会捐赠经费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高效精细化管理的需要，应该以信息化为手段对捐赠经费管理进行流程梳理，找到捐赠经费管理的关键业务控制点，通过系统间的数据的共享及传递来实现对捐赠经费的系统化控制，做到精细化管理。

（一）信息化模式下的捐赠经费管理流程梳理

高校基金会捐赠经费管理涉及到多个业务环节，主要有捐赠协议签订及管理、银行到款的查询及管理、捐赠收入的确认、捐赠票据的开具、捐赠项目印鉴的备案等工作。每个模块的工作都可以由相应的信息管理系统作为支撑，具体有捐赠项目管理系统、银行汇款系统、账务系统、票据管理系统、项目经费查询平台。我认为做好上述各个系统的数据传递及信息共享工作是做好捐赠经费管理信息化的关键。其中捐赠项目管理系统是核心，其前端是银行到款管理系统，与其进行银行到款数据的共享与交换，中端是票据管理系统和财务系统，与捐赠项目管理系统进行捐赠项目信息与入账信息的共享与交换，后端是捐赠项目查询平台，所有的信息需要都汇总在该平台上为捐赠项目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支持。各系统之间的关系见图2。

（二）信息化模式下的捐赠经费管理流程改进

根据上述院系、基金会项目部、财务部门三方在捐赠经费管理中的职责，结合各系统之间的数据传递及共享情况，我提出了信息化模式下捐赠经费管理流程的改进思路，见图3。

根据图3，我们可以看到原来需要通过电话、口头、邮件、纸质传递的信息，通过系统之间数据的共享和传递而实现了捐赠经费管理的信息化，使得信息的传递更快、更准，减少了人工出错的概率，提高了工作效率。具体的改进思路如下。

1.建立和完善捐赠项目管理系统，实现捐赠项目全过程管理

捐赠经费管理信息化需要高校基金会项目管理部建立和完善捐赠项目管理系统，把捐赠协议签订的申请和审核、审批、捐赠协议的管理、捐赠协议到款认领以及项目收支控制等都融入其中，做到对捐赠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做好与银行到款管理系统、财务系统的数据交换工作。

2.完善银行到款管理系统，做到银行到款数据的自动推送

鉴于高校基金会绝大部分银行到款为捐赠收入，财务部门银行岗位应该以银行网银数据为基础，对数据进行管理和维护，对每一笔银行到款形成一个唯一识别标签“汇款号”，并定期将未认领的银行到款信息（包括汇款号、到款日期、付款单位、金额、备注）自动通过系统交换数据推送到捐赠项目管理系统，为下一步在捐赠项目管理系统中认领款项打下基础。同时项目管理系统中的已认领信息及项目情况定期反馈给汇款到款管理系统，以方便银行到款系统数据进一步维护以及后续账务处理。

3.完善账务系统，实现账务系统自动导入制单和反馈

财务部门应完善账务系统，在账务系统中设置在账务系统中设置数据接口接收捐项目管理系统中的认领信息，包括银行汇款号、协议编号、付款单位、收入金额、院系、财务项目号、捐赠票据号等，通过制单模板，实现自动生成账务凭证功能。另外，通过相应的识别标识（银行汇款号、协议编号、捐赠票据号、财务项目号）自动向银行到款系统、捐赠项目管理系统、捐赠票据管理系统、信息查询平台反馈捐赠款项的入账详情。

假设某院系A通过高校教育基金会与捐赠方B公司签订了一份三方捐赠协议，约定每年捐赠10万以支持院系发展基金项目，项目管理部对该协议编号为201720001。假设1月份收到B公司银行汇款10万元。在银行到款系统中生成的该笔到款的汇款号为2017010008。捐赠票据号为1101123，财务项目号为202001假设基金会提取项目执行费比例为2%。发生项目支出2万。

账务凭证设计如下：

借：银行存款10万 B公司捐赠款

（在账务系统中自动写入该笔到款的唯一识别码――银行汇款号2017010008）

贷：捐赠收入10万 B公司捐赠款 A院系 财务项目号202001

（在财务系统中自动写入捐赠协议编号2017010008、捐赠票据号1101123）

贷：捐赠收入――项目执行费 -0.2万 A院系 财务项目号202001 协议编号2017010008

贷：捐赠收入――项目执行费 0.2万 基金会 财务项目号203001

借：业务活动成本 2万 A院系 财务项目号202001 协议编号2017010008

贷：银行存款

账务系统的自动导入制单极大地减少审核人员手工录入的工作量，避免了金额和计提项目执行费造成的错误，会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账务系统制单后，通过系统间的数据交换，即财务系统将生成的凭证编号、票据编号等信息自动反馈至捐赠项目管理系统，实现系统间的信息互动和共享，以便于后续的项目管理

和决策。

4.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建立统一的信息查询平台

高校教育基金会应该以信息使用者需求为出发点，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构建一个统一的信息查询平台，并自动通过各个信息管理系统向其共享需要披露的信息，为信息使用者做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四、结束语

总之，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校基金会捐赠经费管理也不例外，捐赠经费管理信息化会对高校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各高校基金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选择适合自己的捐赠经费管理信息化流程及模式，加快捐赠经费管理的信息化进程，使高校基金会捐赠经费管理更加高效、规范。

参考文献：

[1]李门楼，丁苗苗，周迪.高校基金会捐赠项目管理探析[J].管理观察，2016 （8）：117-118.

[2]魏春红.高校精细化财务管理及实现路径[J].会计之友，2014（2）：116-118.

捐赠款管理制度篇2

一、公益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会计作为信任机制的缺失

（一）会计是一种构建社会信任的机制 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是经济人的合作组织。古典经济学将社会主体行为特征定义为理性，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对人类而言，理性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会在选择消费品的实验中表现出理，即对必需品无价格弹性，奢侈品需求有价格弹性。所以现实中行为主体虽然存在非理，但行为逻辑的主体是理。简森和麦克林（1994）将经济人的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为三个要素：聪明狡诘、权衡比较、最大化，并认为，聪明狡诘指个人具有非凡的创造力，能够洞察环境的变化，预见可能的后果和可能的行动机会，并作出选择和反应。权衡比较是指理性人会在各种偏好和追求中进行权衡，并愿作出选择和替代。最大化是指个体总在各种限制和约束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公司是经济人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作组织，会计是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基础。资本市场投资者、银行敢于将自己资金投入到一个公司，股东能够委托经理人进行经营管理，其中重要前提是会计的存在。会计在会计准则的约束下，通过对公司经营过程和结果的连续核算与定期报告生成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监督确保会计信息可靠性，会计信息披露减少了契约各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抑制受托人的道德风险，避免市场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从而为各方合作提供了一个沟通的信息基础，营造了公司组织的信任机制。所以，会计促成各有追求的契约参与人（经济人）在特定组织下相互合作，形成一种扩展的人类秩序，体现了会计是具有社会价值的专业技术活动，会计是建构利益相关者社会信任的机制。

公益慈善组织也是经济人委托的社会组织。首先，捐赠人是经济人，捐赠行为是通过利他行为间接实现利己目的的理性选择。捐赠从形式上看似乎不是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但这确是理性人的社会性特征的体现。一方面捐赠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并为捐赠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强捐赠人精神满足；另一方面捐赠行为可以改善弱势、困难团体的境况，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为企业和个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个体利益目标的实现。因此，捐赠行为恰好体现理性经济人的精明和权衡能力。其次，捐赠组织是一个受托组织。虽然捐赠人可以亲自寻找受益对象，完成捐赠过程，但从成本收益上是不经济的。公益慈善组织的出现恰好通过专业化服务实现捐助活动过程的成本收益最大化。公益慈善组织是受托完成捐赠活动，实现捐赠社会公益救助目的的组织，其存在的基础是公众信任。但公益慈善组织也是经济人，因此有可能侵吞、挪用社会捐助款项。如果出现这种行为，必然会伤害经济人对公益事业的信心，因为经济人的利他心相对于直接自利心是脆弱的，当前我国发生的系列捐赠门丑闻带来的后果给这一理论分析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公益慈善组织作为一个政府批准成立的社会组织，捐赠人、受益人与公益组织之间存在隐性契约，他们必须履行各自的职责，才能实现社会公益的目的。健全的会计系统是建立捐赠人、受益人信任，抑制公益组织和工作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基础。会计机制作用途径是：通过会计确认计量捐赠额来明确捐赠与受赠两方的权利与义务金额；通过健全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来明晰捐赠资金的来龙去脉，使中间方慈善机构的组织运行更加公开透明，更全面地接受外界监督；同时在公益组织内部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监督制度，不仅保障合理清晰地管理捐赠款物，而且确保慈善组织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有利于抑制公益组织及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

（二）公益慈善组织会计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应该执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同年财政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所提供的信息应当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如捐赠人、会员、监管者等）需要。该制度采取与企业会计制度基本一致的原则和方法，缺乏慈善组织业务核算特色，而且信息披露缺乏标准。公益慈善事件暴露出的问题证明了慈善组织会计制度和会计行为存在的问题：

（1）受赠资产确认与记录制度不完善。在“尚德门”事件中，中华慈善总会没有审核受赠物资到账证明和价值，仅依据捐赠者的认捐书、受捐单位收到货物的收据，开具了减免税发票1500万元。事后发现捐赠物还放在无锡仓库，捐赠书指定的受赠方――中国版权协会教育委员会的秘书长罗凡华称是“诈捐”。此前媒体也传出许多明星的“诈捐”，所谓“诈捐”实际上是捐赠人声明确认的捐赠与受赠组织或受益人实际收到不一致，这不仅缘于捐赠合同的特殊性，也与慈善组织受赠物确认会计规则不完善有关。

在现行会计制度下，慈善捐赠中所涉及资产的会计确认遵循权责发生制。然而与企业经营活动收付责任的形成时点不同，捐赠责任的形成并不以承诺和认捐来确认，而应以实际收到相应款物为基础。因此，会计制度上的确认规则与实质责任的形成存在偏差，当前的权责发生制并不适合捐赠资产的会计确认。

（2）捐赠款物保管和发放缺乏会计控制。这次捐赠地震被大家认为最大、最多的问题是捐赠资产管理混乱问题。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炫富，铺张浪费首先引起大众反感。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一张数额为9859元的餐饮发票在微博上被曝光，郭美美说不清楚的炫富，公益慈善事业的信任开始受到严重冲击。“尚德门”价值1700多万元的捐赠品指定受益人项目中国青少年创意大赛参赛学校的带队教师告诉记者从没有收到过任何捐款，因为在比赛开始前就已经被折价变卖成了592万元现金。而河南宋庆龄基金会采取“宋基放贷，捐款付息”商业模式，十余年中，数十亿“善款”掌控在骨干员工控制的公司手中，大量用于商业性目的。2009年，河南宋基会募得6亿元，2010年末河南宋基会资产已近30亿元，在全国两千多家慈善基金会中名列第一，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2010年公益开支必须达到4.2亿元，而实际情况却仅有1.4亿元。这进一步说明捐款去向的混乱，媒体开始质疑一笔又一笔捐款。2011年9月，人民网等媒体多次报道上海静安大火社会4000多万捐款使用问题。2012年4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项公益基金“仁爱基金”违规使用慈善基金曝光。该基金会2010年8月将本应该用于助学和弱势团体的资金用于向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企老干部发放2000辆自行车，后因质量低劣而被退回并曝光。这些案件暴露出受捐款项使用混乱，内控缺失，会计没有发挥应有的控制和监督作用。审计署2011年6月在其官方网站通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通过审计红十字总会和所属机关服务中心等5个单位，查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预算执行中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219.71万元，其中2010年194.39万元；其他财政收支方面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420.33万元。这进一步说明媒体披露的是一个严重的普遍性问题。

（3）慈善组织对管理费的提留、支出缺乏合理性和公开透明性。红十字会的巨额餐饮发票，各类慈善机构人员的高调炫富，这些公益慈善机构内部的各种高消费行为受到外界一片质疑。慈善组织回应外界质疑基金会工作人员高额消费时常强调：本组织没有挪用捐赠款项，员工工资福利和行政费用提留没有超过《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比例，该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但他们无法直接披露管理费用提取和使用报表，行政管理费用具体如何提取、金额多少、相关用途等信息均没有相应的披露制度，对外界来说这一方面仍是暗箱。同时，条例中所指定的提取标准亦过于单一，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4）慈善事业缺乏公开的监督和完善的审计制度。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捐助人有权查询捐赠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并提出建议。同时规定，基金会登记机构履行对基金会的监督管理职责，基金会每年3月31日之前向基金登记机构报送年度工作报告，接受年检。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和提供捐助活动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变动情况等。此外，基金会应该依法接受会计和税务监督。慈善捐赠款物从来源到投放所涉及的部门众多，基金登记管理机构和会计主管部门因为监督对象多，无法实施全面、有效监督；我国没有专门针对慈善业务的、统一的审计规范；由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审计数据收集困难，相关职能部门对慈善资金的审计方面还缺乏必要的配合等；捐助人缺乏监督的渠道和积极意识，现在多数个人捐赠，如单位统一收取的捐赠款，没有发票和收据，更不可能去查询捐赠信息；我国也没有保护捐赠人信心的制度措施，数额较大的捐助，以及单位的捐助，都无法监督慈善捐款，导致大量捐赠后期呈现“黑箱”运行。这些问题都亟需通过健全完善相关审计监督制度来解决。

（5）公益慈善捐赠信息没有实现及时公开披露。我国基金管理条例没有公益捐赠信息的公开披露制度，因此，公众从网络上也不能获得及时、完整的信息。由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全国慈善信息披露现状抽样调查》，仅有不到三成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近九成受访者表示从未接受过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超过九成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满意，54%的受访者表示很关注慈善信息披露，分别有79%和73%的公众希望了解慈善组织的业务活动信息和财务信息。这次慈善门事件反映较大的问题是慈善捐助信息披露不全面，披露滞后，不能满足捐赠方及公众对于信息的合理诉求，慈善公益组织对诸多问题解释不清、推诿或避而不谈，缺乏受托责任履行报告的观念，一贯缺乏公众监督。

从慈善组织事件暴露出的问题看，会计信息没有担当起慈善组织与社会公众、捐赠人等之间的沟通角色，这是当前公益组织出现诸多丑闻的重要制度性原因之一。因此，针对慈善组织会计管理存在的问题，健全会计制度，重塑社会信任非常必要。

二、公益组织社会信任重塑对策：健全会计机制

（一）引入收付实现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会计核算遵从权责发生制，没有具体规定资产确认标准。按照会计准则的资产确认原则，与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资产价值能够计量才能确认资产入账。企业经济业务是在本主体控制下，只要凭证审核无误就可以入账。但这一做法不适用慈善会计。由于捐赠合同与一般买卖合同不同，捐赠责任不以合同签订时间成立，接受捐赠款项和物资应该在实际收到时确认。因此，应该引入收付实现制原则，不能单独强调权责发生制。另外，公益慈善组织确认的捐赠有可能是捐赠人指定受赠管理人，公益慈善组织并不直接接手捐赠财物，因此在发票开具、统计入账时需要稽核程序。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对受赠非现金资产的计量原则是：捐赠方附有捐赠物票据的，以捐赠票据标明的价值入账；票据上标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或没有附相关票据的，按照公允价值入账，并规定按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另外，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的12%的部分，准许在计算应缴纳所得税时扣除”。因此，受赠方对受赠款项和物资确认直接关系到双方利益，为了防止捐赠方以积压待处理品捐赠，谋求名利双收，捐赠非现金资产应该按公允价值计量。基于“尚德门”事件教训，要求慈善组织在减税发票开具时，应由专业评估人员核定捐赠物价值并出具证明，并对评估人员与稽核人员采用经济责任追究制度。

（二）建立捐赠资产保管与发放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制度基础。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由内部牵制制度发展而来。内部牵制制度通过公司内部职责的分工、业务流程程序化及记录上的交叉检查来防止错误和舞弊，保护财产安全、会计记录真实和组织运转效率。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可以针对具体业务内容和流程，评估业务风险，设计风险控制点，通过业务合理分工、相互牵制、明晰权责、信息沟通和监控，以保证资产安全、会计信息可靠。慈善组织在发起慈善募捐活动、接受捐赠资产、发放救济物资、会计记录、内部监控、审核和信息披露不同环节应该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受赠资产进行分类核算和管理。对于指定受赠人的捐赠资产，慈善组织应该稽核捐赠款物到账和保管、监督受赠管理人及时按需发放受赠物品，确保受赠人收益最大化，避免因为受赠物没有及时发放而耽误受益。对于未指定受益人的捐赠，慈善组织应该按受赠款项编制使用计划或预算，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接受外部审计。通过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合理设计和有效运行，保护受赠资产安全，杜绝擅自挪用善款和改变善款用途的行为。

（三）实行分级管理费提留与预算制度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但没有要求慈善组织提供管理费明细报表。慈善款物管理需要经费，工作人员不是义务劳动，但应该将人员编制、人均费用纳入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为了尽可能多将捐赠用于受益人和资助项目，限制非公益性行政支出，规定提留比例是应该的，但我国按当年支出10%的提留是不恰当的。一是与其他地区比偏高。按照香港红十字会规定，在赈灾捐款中可拨出不多于5%作为行政费用。二是按最高限额提取也不合理。应该按核定预算标准，确定经费需求，建立分级提留制度，如1000元以下，可以免提；1000-50000元按10%比率提留，50000-100000元按8%提留，依次累减，其理由是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单位支出需要的固定性管理费用会减少。同时，为了控制已经提留的管理费被合理、经济使用，应该实行预算管理制度，根据预算项目，编制分项预算，年终接受专项审计，对外提供管理费用报表。

（四）完善公开监督制度 公益性捐助与接受投资不同，没有确定的委托人，捐赠人对受赠组织没有权利要求。但捐赠人与公益组织应该是公众信任委托关系，公众具有知情和监督权力。我国《基金会管理体条例》虽然规定捐助人有权查询捐赠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并提出建议，同时明确规定基金会登记机构履行对基金会的监督管理职责，基金会应该依法接受会计和税务监督。但捐助人查询通道是什么，以及强制审计属于政府审计还是民间审计、审计准则和审计责任等都无章可循。在慈善发达的地区，一般都建立规范公益捐助运作社会监督和审计制度。如香港红十字会有如下规定：对捐赠者报告制度，香港红十字会对个人捐款、慈善者捐款用途都有披露制度，而且会给数额较大的捐赠者做文字图片和财务运用的报告。公开查询制度，香港红十字会对任何数额的捐赠者均提供探访团去察看项目实际运作情况，通过香港红会网页或以电话了解善款使用流向。审计报告制度，红十字会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审计结果会在年报中呈现。

借鉴成功的经验，我国慈善组织应该树立受托管理捐助的理念，建立捐助信息定向报告制度、接受查询制度和强制审计制度，以接受公众监督。

（五）完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 在慈善地震的震动下，2011年8月财政部《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下文称指引），该指引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公益机构信息披露的内容、时限、对象和方式，对公益信息公开透明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1）信息披露对象和主体。明确了信息披露对象是社会公众和主管机关、监督机关，信息披露主体是公益慈善类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由于慈善事业具有社会影响，因此捐赠人和潜在捐赠人都是信息服务对象，公开信息披露已经明确这一点。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信息使用者区分。信息披露对象了解信息的目的不同，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关心慈善事业发展，是慈善资金来源，他们既是监督者，更是持续性公益资金供给者。公益慈善组织登记机关等其他信息披露对象是慈善活动和组织的法定监管人。指引没有具体说明公开信息披露向捐赠人披露信息与向公益慈善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公益慈善组织业务主管单位、财政、税务等部门提供报告的区别。为了保护捐赠人信息知情权，对捐赠人可以附加专项邮寄、组织参观、接受查询等提供专项信息服务。二是信息披露主体的责任声明。信息披露具有社会后果，一旦发生错误和失实会误导公众。指引只提出“信息披露要及时、准确、完整，确保披露信息真实”原则，没有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要求责任主体声明，一旦出现问题，很容易以工作人员失误为借口推诿。在网站对外公开披露的信息和报送监督机关的财务报告上，信息披露主体应补充信息可靠性的保证和声明，以强化信息披露主体的责任意识。

（2）信息内容和分类。指引确定了信息披露的五项内容：捐赠机构信息、募捐信息、接受捐赠信息、捐赠使用信息，机构财务信息，而且将公益慈善信息披露分为重大事件和日常性信息披露。指引解释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和举办重大社会活动，以及由政府部门或公益慈善组织开展的重大社会捐赠活动的信息按重大事件专项信息披露；一般性公益慈善项目及其活动按日常性捐助信息披露。问题是：指引明确了这两类披露的时间差异，但没有明确这两类信息披露渠道和内容区别是什么，审计要求有什么不同；年度公益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应该专项披露管理费预算执行和审计结果；对外公开信息披露应该明确信息披露格式和要件。公益慈善组织财务报告不同于盈利性单位，应该专门设计，明确核算原则、信息披露内容和项目，应该补充专项信息披露内容。

（3）信息披露渠道。指引规定信息披露主体可采取多种方式披露信息：机构出版物（如年报、通讯等）及其官方网站、大众媒体（电视、报纸、电台、杂志等）、现场披露（如披露周、新闻会等）、定期以邮寄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公益慈善项目报告、专项基金的年度报告，以及其他可行方式披露。但这些渠道可容信息量和范式不同，没有指定专项信息和日常信息披露主渠道，会增加公众搜寻成本，缺乏信息披露监督标准。所以，有必需确定不同信息披露的主渠道。

捐赠款管理制度篇3

关键词：基金会；财务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7.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3-000-01

高校基金会是指由高校依法发起设立的，接受校友和社会的捐赠款，捐赠款项用于学校师生以及学校的未来发展需要，通过专业化的手段，使资产保值增值的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学接受社会捐赠有悠久的历史，并且社会从人文、法律政策等方面为高校提供了良好的募捐环境，因此不管筹款活动还是基金运作都做得相当出色，大学基金会为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我国高校基金会目前的发展现状

1994年，自从清华大学基金会作为我国第一家高校基金会成立后，高校基金会便逐渐在我国发展壮大起来。2004年，颁布并实施《基金会管理条例》，这标志我国基金会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高校基金会的捐赠资金大部分来自校友的捐款，这些捐赠的款项的主要用于学生奖励以及在教学或者科研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教师和学校的基础建设等，对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学校发展起积极的作用。目前来看，我国高校基金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经验还比较少，在前进发展的道路上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而且基金会财务工作是重中之重。因此，必须加强对高校基金会财务工作的研究，既能使基金会自身发展壮大，并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1]。

二、高校基金会目前在财务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1.高校基金会财务人员的多重身份，造成了很多工作不能顺利开展

高校基金会作为独立法人，但实际却是高校的一个附属行政单位附，所以使得基金会会计核算工作跟高校财务核算放在一起，高校财务处的工作人员兼任高校基金会会计。在这样的环境下，高校基金会仍然采取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在学校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2.基金会财务制度规范

大部分高校基金会业务量相对比较少，工作人员包括财务人员兼职的很多。因此大部分报账人都是依照学校财务制度执行，但实际上，基金会财务制度有别于高校财务制度。当会计师事务审计所以及民政厅来评估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很多。

3.财务系统设置的不完善，无法对项目进行全程跟踪

捐款用途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捐赠人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基金会违反捐赠协议使用捐赠财产的，捐赠人有权要求基金会遵守捐赠协议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捐赠行为、解除捐赠协议。另根据《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规定：如果没有不按照捐赠协议使用捐赠财产的；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视情节轻重分别作出年检基本合格、年检不合格的结论。因此按照捐赠款项按照捐赠协议用款是会计核算工作的重中之重[2]。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建立财务系统的控制系统。只有完善财务系统的功能，通过财务系统的设置，才能从源头上自动控制各项捐款的使用。

4.投资收益、劳务及奖金的涉税问题明显

捐赠人捐赠的款项可以享受税前扣除，对于哪些可以免税，哪些不能免税，会计工作人员没有很好地界定。奖助学金一般是免税的，但是评审费、奖金就会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必须扣税。在没有很好地制定财务制度的时候，无形的增加了会计核算的难度，以及财务风险。

三、针对基金会财务工作中问题提出对策及建议

1.建立健全相关财务制度，形成有效的激励和控制机制

在高校基金会越来越壮大的情况下，制定完整的相关法制制度迫在眉睫。国外著名高校基金会之所以能够募集到巨额资金，是和当地法治健全、政策优惠分不开的。因此，为了保证基金会按照合法、安全、高效的原则开展活动，应制定和充实各项规章制度，尤其是内部财务制度。必须严格内控制度，会计与出纳岗位独立，人员独立。对于基金会的日常收支账目，必须设立专门的财会人员进行管理；对于资金的使用，必须严格财务审批手续；对于定期审计的结果，应主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基金使用透明度。

2.对捐赠款项按照项目进行管理，额度控制，从源头到受赠者进行全程跟踪控制

根据捐款人对所捐款项是否规定用途可分为：限定性捐赠和非限定性捐赠。限定性捐赠根据捐赠款项设立专项，收入与支出都从专项进行控制。会计核算时可针对每类不同捐赠项目制作不同的报账制度，将报账制度细化到不同类别的捐赠款项。分别制作奖学金领取办法、助学金领取办法、学生活动费等费用的报账规定。一些特殊规定要单独列示，如对学生活动费、教学研讨会费用等需凭发票报销的业务，每张发票背后注明与该捐款规定用途相符的用途等。

3.做好高校基金会纳税人免税资格的认定以及税前扣除，吸引更多的捐赠

按照财税（2014）13号文件，针对高校基金会等民间非盈利组织，取得的捐赠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或者非营利事业，可以申请纳税人企业所得税免税资格。另外捐赠收入税前扣除的规定，会更激发校友与社会捐款的积极性[3]。

总之，国内高校基金会经历20多年的摸索发展，伴随着法制体系、财务制度的健全，在高校事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的教育基金会更是需要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运作，从而为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李晓新，刘晔，张宏莲.规范化与专业化：大学基金会资金管理的法律问题研究[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2]王珏，孔宁红，高校基金会的管理与投资[J].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

捐赠款管理制度篇4

摘要:事业单位主要是以精神产品和各种劳务形式,向社会提供生产性或生活的单位。事业单位是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而设立的,其财务活动实行的是单位预算管理。由于事业单位的公益性质,以及近年来社会各界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加,使得有些单位的捐赠收入日益增多,然而现行的事业单位会计处理方法对此规定并不明确。

关键词:事业单位;接受捐赠;会计处理问题改进建议

1.事业单位接受捐赠现行的会计处理方法现行相关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对事业单位捐赠收入的规定比较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事业单位接受固定资产捐赠的会计处理《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固定资产科目的规定中指出,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按照同类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或根据捐赠方提供的有关凭据记账。接受固定资产时发生的相关费用,应当计入固定资产价值。例、某中学接受外单位捐赠微机10台,总计价款6万元,发生运杂费500元。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60500元 贷:固定基金60500元 事业单位接受外单位捐赠未限定用途财物的合计处理。《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其他收入科目的规定指出,其他收入核算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收益、固定资产出租、外单位捐赠未限定用途的财物、其他单位对本单位的补助以及其他零星杂项收入等。为此,事业单位接受外单位捐赠未限定用途的财物应将其作为其他收入核算。同时作如下会计分录:借:外单位捐赠未限定用途的财物所在的相关科目贷:其他收入――下捐赠收入。

2.现行会计处理方法存在的问题上述有关事业单位接受捐赠现行的会计处理方法比较粗糙,可以看出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这该方面的规定是不全面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事业单位对接受限定用途财物的会计处理没有明确规定事业单位接受的捐赠财物从使用权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事业单位对接受的捐赠财物可以自由使用,不受约束;另一类是外单位在捐赠时对其捐赠的财物设定了一定的限定条件,该限定条件通常有以下几种:一是支出附有一定的条件,即受赠方对接受捐赠的资产必须经捐赠人的核准才可以使用;二是捐赠方指定捐赠资产的运作目的;三是赠予本金受到限制,即受赠方必须将本金无限期持有,通过对本金进行投资以产生收益,其收益可以归受赠人支用。对第二类捐赠财物,《公益事业捐赠法》对此有详细的规定;公益性非盈利的事业单位应当将受赠财产用于发展本单位的公益事业,不得挪作它用。事业单位在取得不同捐赠财物时,其影响是不同的。第一类捐赠财物事业单位可以自由支配,第二类捐赠财物通常需要在满足捐赠人相关要求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使用。这种差别需要在会计处理时采用不同的核算方法予以反映。但是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只对第一类捐赠财物的核算方法予以规定,没有对第二类捐赠财物的核算方法进行规定。事业单位对接受固定资产捐赠的会计处理不够全面事业单位接受固定资产捐赠,现行的会计制度规定仅需要做如下分录: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该分录并没有反映出事业单位接受捐赠的业务实质,材料、存货、无形资产等未限定用途的资产,制度规定是计人其他收入的、这使得事业单位接受固定资产捐赠在会计核算上与之不一致。因为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等资产从实质来讲都是能够在未来给事业单位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资源,为何事业单位在接受后者时要确认收入,而前者不需要,对此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未予说明。笔者认为,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对此的规定未能如实反映接受固定资产捐赠的经济实质。

3.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改进建议针对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接受捐赠方面规定的不足,现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此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可以从捐赠财物的类型出发,将该会计问题分为两种情况进行处理。(1)对外单位捐赠未限定用途财物的相关会计处理 ①对接受未限定用途货币资金捐赠的会计处理。由于预算外资金管理规定,行政事业单位接受捐赠的货币资金是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应由行政事业单位缴入同级财政专户,支出时再由同级财政部门按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从财政专户中拨付。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接受未限定用途资金时:借:银行存款贷:应缴财政专户款――捐赠款上缴财政专户时:借:应缴财政专户教――捐赠款贷:银行存款事业单位收到财政部门拨付款项时:借:银行存款贷:其他收入――捐赠收入②对接受未限定用途固定资产捐赠的会计处理。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事业单位接受固定资产捐赠时,一方面需要反映事业单位的其他收入,另一方面需要将该固定资产纳入固定基金科目进行管理。具体会计处理如下:借:事业支出贷:其他收入――捐赠收入借:固定资产贷:固定基金③对接受未限定用途其他资产捐赠的会计处理。 对于事业单位接受的其他资产,可以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直接将其计人其他收入,并在结算时将其他收入转入事业基金中的一般基金。具体会计处理如下:借:无形资产、存货、材料等贷:其他收入――捐赠收入借:其他收入――捐赠收入贷:事业基金――一般基金。(2)对外单位捐赠限定用途财物的相关会计处理 对于外单位捐赠限定用途的财物,事业单位需要在会计上对财物的限定性进行反映。上文提到外单位的限定条件通常有三种,在这三种条件下事业单位可以将具有限定性质的捐赠财物计人专用基金科目。因为该科目核算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设置的有专门用途的资金的收入、支出及结存情况,反映了事业单位相关科目的限定性。具体的会计处理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对接受限定用途货币资金捐赠的会计处理。这种情况下,事业单位收到货币资金和上缴财政专户的会计处理与上述事业单位接受未限定用途货币资金捐赠的会计处理一致,但是在限定用途资金返回时,需要做如下会计处理:借:银行存款贷:专用基金。对接受限定用途其他资产捐赠的会计处理:借:无形资产、存货、材料等贷:专用基金。

捐赠款管理制度篇5

积极发展社会捐赠事业，倡导人们爱心捐赠，无疑是一项关怀社会困难群体的崇高事业,有利于创建和谐安宁的社会及提升社会的精神文明。1999年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对公益性质的捐赠行为进行了一定的规范。但是，对于社会上常见的不属于公益事业的捐赠行为，却没有相关的法律进行规范，如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发起募捐，谁有资格发起募捐倡议，募捐人的法律地位，捐赠人、募捐人及受赠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捐赠的款物该由谁来管理、谁来监督？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这也是社会捐赠屡屡遭遇尴尬的重要原因。 一、问题的提出： 1995年7月，年仅30岁的广西横县地方税务局职工余辉患上了慢性粒性白血病。1995年12月22日，横县地税局以该局名义向全国税务系统发出了“紧急求援”信。并成立了“抢救余辉资金管理委员会”募集捐款共计222645.55元。1998年11月2日，余辉离开了人世，但账户上还有14万元。然而，捐款余额的归属问题却引起了争议。余辉的父亲余某认为捐款余额属于余辉的遗产并要求继承，地税局则持异议并予以婉拒。2000年5月10日，余某向横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将捐款余额判归余某。一审法院认为：横县地方税务局为余辉募集医疗费，发起人是横县地方税务局，所募集的款项是汇到税务局指定的账号，由被告保管支配并监督专款专用，不是直接赠予余辉本人，因此，余辉并未取得这笔捐款的所有权。同时，捐款用途明确是为余辉治病，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横县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9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余某的诉讼请求。余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南宁地区中院经审理认为：地税局成立“抢救余辉资金管理委员会”为余辉募集医疗费。全国部分税务系统及个人赠予人将款捐赠给余辉治病，余辉作为特定的受赠人，对该款拥有所有权。横县地税局“抢救余辉资金管理委员会”仅是对该捐赠款行使财产代管权。余辉病亡后，其所受捐赠款的余额是其个人遗产。鉴于余辉爱人放弃遗产继承，因此余某是余辉遗产的唯一继承人，对余辉的遗产享有继承权。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由横县地方税务局支付余辉生前所受捐款的余额143049.72元给上诉人余某。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向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自治区高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地税局为了救治患白血病的本单位公务员余辉，成立了“抢救余辉资金管理委员会”，并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税务系统募集医疗资金，并将捐款汇给资金管理委员会，让其统一管理和支配。本案的募捐行为是以资金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而不是汇给余辉本人，所捐的款项为资金管理委员会占有，而不是余辉占有，余辉作为捐款的受益人仅在支付医疗费用上享有特定的请求权，而对捐款并不享有所有权。虽然，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认定该捐款为余辉的遗产，应由余辉的亲属余某继承，属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为此，自治区高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维持横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即驳回原告余某的诉讼请求。 本案所涉及的到底是什么法律关系？不少学者、专家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认为：这份捐款本身具有特定的目的，而且当时地税局在征集这笔钱的过程当中，也把目的说得非常清楚，所以，所有提供捐款的人和倡导或发起捐款的人都非常清楚这笔钱用于特殊目的。现在这个特殊目的由于余辉的死亡最后实现不了，那么，这笔钱就应该说是一笔用途目的实现不了的特殊财产，跟余辉本人生前个人的合法收入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中，确实没有在这种情形下对捐献的财产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最适当的一个规定或最接近的一个规定，可能就是继承法或合同法中关于赠与问题的规定，法院可能直接引用了合同法或继承法当中有关赠与的这样一个条款，把它视为余辉的个人财产，但是这个判决本身，改变了这项捐献财产的特定目的，应该说也改变了捐献人的捐献目的。 中国政法大学李显东教授认为本案涉及三层法律关系。第一层是赠与合同法律关系。第二层是无因管理关系：这个余辉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不是一个法人，它只能被看作是一个非法人团体，这个非法人团体它没有法定义务一定要给余辉去进行募捐。第三层是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无因管理一旦得到了受益人的承认，就要视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所以，这笔钱在法律上从捐助的合同法律关系成立时起，财产所有权在交付的时候已经转移，这个时候钱就是余辉的钱，对这笔钱余辉的家属当然就有继承权。 武汉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 生导师孟勤国教授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认同横县法院判决的理由，而且认为这个案子涉及的法律关系是捐赠而不是赠与。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捐款人捐款时有无特定的目的。赠与是送给你，你可以拿去买房、买车、随你怎么消费都行，而捐赠有特定的、明确的目的，而且往往是公益的目的。在这个案子里的捐款人在捐赠时的意愿表示很清楚，就是帮余辉承担医药费，并不是赠给余辉个人所有，任由他处置，余辉只是这笔资金特定用途的受益人。从继承法的角度来讲，作为公民遗产的财产，公民对这些财产首先要有所有权，余辉并没有取得这笔资金的所有权，其家属也就无权要求继承这笔财产。 孟勤国教授认为，假如立法上规定捐款因捐赠的特定目的不复存在而应该移交同类基金会或民政部门，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是目前即使立法没有这样的规定，从法理上说，作为司法判决也不能以立法上存在空白为理由将这笔余款判为遗产。 广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副教授韦志中也不同意将此案简单地等同于赠与关系。他认为此案应列入捐赠合同的调整范围。在募捐合同中，合同的主体是募集人和捐赠人，募捐活动的受益人不是募捐合同的直接主体，募捐合同在受益人不参与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但募捐合同是公益性合同，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因而捐赠人订立合同是附条件的。如果没有募捐目的，捐赠人一般不会参与募捐活动。在本案中，横县地税局发出“紧急求援信”是要约邀请，捐赠人将款汇至横县地税局是要约，税务局接受捐款是承诺，募捐合同因此成立。双方订立这一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余辉治病，税务局就是募集人，负责接收并履行将赠与物交付特定受益人的义务，余辉就是合同中的受益人。现在余辉去世了，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合同也无法继续履行。那么，捐款人所捐款项该如何处理？募集人应与捐赠人进行协商，看看是按比例退还给捐赠人还是捐给其他需要的人还是捐给余辉家属。 还有观点认为捐赠人、募集人、受益人三方形成信托关系。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委托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的目的，进行管理或处分的行为。因此，信托包含三方当事人：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委托人，是指为一定目的，而将自己的财产委托他人代为管理和处分的人，是信托关系的创设者，依法享有知情权、管理方法变更权、违反信托目的处分的撤销权等。受托人，是基于委托人的信任而受让财产权，从而在法律上成为该财产权的名义人，并负有义务依信托宗旨管理和处分该财产的人。受益人则是在信托中享有信托受益权的人。 本案中，地税局向社会大众发出求援信，是要约邀请——此时信托财产不确定，不具备使合同成立的要素；捐赠人将款项汇到地税局指定帐户，要求地税局将捐款用于余某的治疗，是创设信托的要约；地税局接受捐款并发出感谢信即是承诺，表示接受要约，愿意按约履行职责，信托合同成立，三方形成信托关系。 笔者认为，本案属于非公益性募捐引发的纠纷，与公益募捐比较，非公益社会募捐的特点是：在募捐原因与捐助主体上，有特定的目的与对象，主要是为了帮助特定的对象摆脱财产上的困境，如解决治疗疾病开支、解决学习费用、救灾救难和实现其他特定目的等。捐赠方式及其操作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既有直接捐赠方式，也有间接捐赠方式。既可捐赠款项，亦可捐赠其他财物。 非公益社会募捐的积极作用在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募捐行为的滥用与失范问题也接踵而至。过去，一般募捐行为绝大多数是由捐赠者与受赠人直接进行，捐赠者的范围、赠款的数额非常有限，当事人之间也很少发生纠纷。随着主体构成复杂情况的出现、募捐行为的增多及其形式的多样化，相关问题与纠纷也会越来越多。 本案的关键在于厘清募集人、捐赠人、受益人三方关系，而募集人的地位无疑又是这一问题的重中之重。在募捐中，募集人地位颇为特殊。首先，在捐赠人、募集人、受益人组成的关系链条中，募集人是二者的契合点，募集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向不特定公众发出捐助倡议；第二，在倡议得到响应后，捐赠人将捐助款物交与募集人，或直接交与受益人或交与某个特定的帐户。在交与募集人而非直接交与受益人时，笔者认为此时募集人仅仅是捐助款物的暂时保管人及转交人，为此，笔者试图从居间关系与附条件的赠与关系来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外，当捐赠所附条件不成立时，因为无论什么捐赠都具有利他性，即使指定了特定的主体， 如英国立法也认为具有公益性，理论基础在于，少数人的贫困是整个社会问题，而贫穷本身也可能带来疾病、犯罪等社会问题，从而造成社会负担。笔者亦赞同这一观点。所以按公益性财富使用规则，即使指定了特定的受益人，当所附目的无法实现时，可以按照力求近似的原则，要求受益人返还捐赠。 二、社会募捐引发法律思考 怎样从法律上识别与对待非公益募捐行为，如何确保实现捐赠者的愿望和保护受赠人的合法权益，怎样规范非公益募捐活动，围绕非公益募捐而显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摆到了人们面前。 首先，捐赠方式已形成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并存格局，法律关系复杂化问题突出。在间接方式中，既有委托方式，也有一般委托方式。捐赠操作方式的多样化，一方面为捐赠者是否与受赠人发生直接法律关系创造了法律条件与选择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复杂纠纷的生成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并对纠纷的处理造成了困难。 其次，募捐监督缺失。募捐行为缺乏透明度会使捐款者与特定救助对象无法获得必要的知情权，社会也无法对捐款的使用和去向进行有效监督。现实中，已出现了不少募捐人挪用、侵占、克扣捐款的纠纷。募捐人把募捐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会导致捐赠行为丧失现实意义或价值。 再次，存在违法募捐现象。有的单位或募捐人无视自愿的法律规定，随意发起各种募捐活动，使募捐变成强行摊派，损害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使募捐行为丧失了合法的性质。 还有，出现募捐异化。非公益社会募捐行为的泛化和失范，能导致捐赠行为的异化。如捐款数额的巨大，会使捐赠行为与捐赠者扶贫济弱的动机目的相悖。针对一些受捐助对象因获得巨额捐款而一夜暴富的现实，已有人向道德和法律提出这样的质问：是否允许通过接受捐赠造就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深切关注和重视。 三、非公益募捐亟待立法规范 公益募捐与非公益募捐存在行为目的与行为特征差异，有着不同的价值与作用。公益募捐具有组织性强、经常性和规范性保障社会公益目的的实现，它追求的是一般正义和普遍价值，是进行社会募捐活动的主要方式。非公益募捐则以其自发性、灵活性和快速性来显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是对公益募捐的必要补充。非公益募捐的拾遗补缺作用表现在：它总是及时出现在那些公益募捐制度设计延伸不到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两者不能互相取代。笔者认为，民间募捐应遵循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则：1、一切捐赠财物为社会公共所有的原则；2、用于同类受助对象的原则；3、以达到受助基本目的为准的原则。当受助目标达到时仍有剩余财物的，应当作为社会公有财物，用于今后同类所需救助对象的救助。因为，慈善事业的宗旨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坚持上述原则，有利于克服民间募捐中的腐败现象和有失社会公平现象的产生。 为此，笔者建议尽快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强化对非公益募捐活动及行为的规范。在现行立法框架下，可以根据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权利制约的方式约束募捐人，保证捐赠者捐赠目的的实现和规范各种非公益募捐行为：其一，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募捐行为应作为一种无偿行为看待，不允许进行有偿性募捐活动；其二，对募捐实行登记管理制度，一切捐赠款项都必须登记在册；其三，募捐人应当将捐款的使用和结余情况通过一定方式在合理的范围内公开，并设置专供捐赠者进行查询的便利渠道；其四，人民法院应依法正确审理涉及募捐问题的民事纠纷，依法制裁各种募捐欺诈行为，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特别是捐赠者和受赠人的合法权益。

捐赠款管理制度篇6

摘 要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高校办学资金来源的现状和总结美国高校以社会捐赠形式筹集资金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对我国高校筹资办学的启示。

关键词 经费来源 美国高校 社会捐赠

一、当前我国高校经费来源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我国高校的经费来源，逐渐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主要有以下几种：

1．政府的财政投入。根据2005-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的数据可知，2003-2006年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我国高校经费来源的比重分别是46.8%，44.7%，44.5%和42.6%。这说明政府的财政投入是高校资金来源的主渠道。

2．学生学杂费收入。学费、住宿费收入目前也成为高校经费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3．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构成了目前高校建设最重要的资金支撑。

4．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包括：与国际组织交流合作、校办企业、BOT方式、社会捐赠方式等。对于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在该方式上开始较晚，其管理工作不够专业、规模小、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政策支持。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可知，2006年教育捐赠收入仅占我国高教经费总额的0.6%。尽管如此，社会捐赠尤其是校友捐赠收入，仍是目前高校捐赠收入的主体，可以实现对母校财力方面的支持。

（二）我国高校经费使用存在的问题

1．多元化的资金来源结构不合理，尤其是社会捐赠等形式的资金来源所占比重太小。在捐赠问题上，我国高校面临着以下困境：

（1）政府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配套的政策法规。我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中的免税制度条件比较苛刻，《个人所得税法》还规定纳税人必须通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高校捐赠才可免税，增加了捐赠的难度和成本。

（2）筹款数量少，形式不规范。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报，2006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收入30577652万元，其中捐、集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0.6%。而且捐赠形式缺乏正常的、有序的、制度化的捐赠形式。

（3）我国没有形成对高校捐赠的文化和传统。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使得家族观念较强，很少有人会愿意主动将自己的财产捐赠。

2．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且仍以政府的财政投入为主。

3．高校经费不仅有限，而且始终不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4．高校的基本建设资金多为银行贷款，给高校带来沉重债务负担和风险。

二、美国高校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以及社会捐赠的资金来源方式的经验

美国高校的经费受到学校性质（公立、私立和社区学校）不同的影响，经费来源结构比重有很大的不同，但总的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政府资助与拨款；学杂费：学杂费是美国私立高等院校最重要的财源；捐赠收入：捐赠收入在各校之间差距较大，私立大学最多高达70%，公立大学一般也有10%左右；其他收入：包括校企合作收入、教育债券等。目前，美国高校对教育捐赠已步入专业化、市场化的运作，并形成了日益完善的制度，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

（1）政府制订了一系列鼓励捐赠的法律法规。一是对捐赠者的不动产捐赠实行优惠政策和对捐赠者实行个人所得税的减免税政策。二是制定特殊政策鼓励大学募捐：包括配套资金政策（Matching Fund）和税法优惠政策（Tax Benefits）。

（2）设立专门负责教育捐赠事务的组织机构，且捐款形式多样化。比如基金会专门管理教育捐赠资金；校友会专门负责联系校友并筹款。美国的募捐常见形式有：现金捐赠、增值证券捐赠、不动产所有权捐赠、有形资产捐赠、延展捐赠、寿险捐赠、信托捐赠、企业对等认捐等等。

（3）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深厚的捐资助学的文化氛围，并且捐赠资金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美国殖民地时期的九大学院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前身、哈佛和耶鲁大学，都是通过捐赠成立的，形成美国独一无二的捐赠文化。同时，在美国高校，会有专门的投资委员会具体负责捐赠基金的投资运作。

三、对我国高校筹集经费的启示

美国高校非常重视捐赠，并建立了严格的捐赠管理制度，吸引了大量资金推动了高等教育发展。由于我国高校的教育捐赠制度刚刚起步，高校对捐赠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都存在着不恰当之处。为此，借鉴美国高校捐赠制度的经验，会给我国高校今后的经费筹集以深刻的启示。

（1）政府要为教育捐赠提供政策引导和制度上的保障。政府要鼓励社会对教育的捐赠，以法律和法规形式加以规范和管理，完善与教育捐赠相关的税收制度，从法律制度层面上修改目前的《捐赠法》和《税法》的相关条款，对捐赠者进行税收方面的减免、为教育捐赠提供激励机制。

（2）成立筹集资金专门的机构，这是捐赠工作成功的组织保障。在美国各大学，都具备发展部或关系部、基金会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长期从事筹集资金的工作。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各高校要尽快建立专门的募捐委员会。

（3）在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形成捐赠的氛围，培育捐赠文化。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无偿捐赠财富。政府在征收遗产税和捐赠高校的税收优惠方面的力度不够，都使得全社会缺乏形成捐资助学的氛围。而美国，从政府政策到传统文化，都具备了将资产捐赠给社会的环境和氛围，这是我们亟待学习和改进的方面。

参考文献：

捐赠款管理制度篇7

关键词：私益捐赠；信义义务；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1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2)01－0158－04

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条规定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而并未将“捐赠人委托非公益性的特定机构或直接向受助人捐赠”(以下简称为“私益捐赠”)纳入调整范围。这种只重视团体捐赠而忽略个体捐赠，鼓励公益捐赠而漠视私益捐赠的立法与政策偏向，使那些仍然停留在传统的通过直接的资助、赞助、救助和爱心动员等熟人社会的私益慈善，无法以立法、税收和现代慈善机构的运作来达到慈善目的。2011年备受公众质疑的陈光标“暴力慈善”事件正是凸显出当前私益捐赠在公信力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为此，规范私益捐赠便成为本文写作之目的。

一、慈善私益捐赠行为：一个合法性的界定

西方管理学大师彼・德鲁克(P.Drucker)于《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提及：将来，社会有两种需求一定会不断成长，一种是传统上被视为“慈善救助的活动”，另一种是“小区改善”与“人的提升”的服务活动。所谓慈善，《辞海》将之定义为“心地仁慈善良”。而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捐”的本意是“放弃，舍弃”；赠是“赠送”，“捐”、“赠”结合起来即为“捐赠”，是指放弃自己的财产而将其无偿赠送给他人。在内涵上，捐赠与赠与、赞助和资助等也有密切的关系，广义的赞助实际上包含了捐赠、赠与、资助和赞助四层含义。在传统民法上，“捐赠”又称捐助，是指以设立财团法人为目的而筹集资金的手段。关于捐赠行为的性质，《德国民法典》第81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582条和《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463条还明确将其定性为赠与行为。在我国，因《合同法》第185条对“赠与”和《公益捐赠法》第12条对“公益捐赠”的不同规定，捐赠是单方还是双方法律行为，是赠与行为还是独立行为，理论界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至于捐赠的类型，可根据受捐人和受益人的主体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根据受益人是否明确，可分为设立捐赠和社会捐赠。若捐赠时受益人不存在，则为设立捐赠，如设立慈善基金会；若捐赠时受益人已经存在，则为社会捐赠。在社会捐赠中，按照慈善捐赠流向可分成三类，即向慈善筹款机构的捐款、向慈善执行机构的捐赠、向受助人的直接捐赠；在向受助人的直接捐赠中，再根据受赠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将其进一步分为公益捐赠和私益捐赠。若两者分离，且受赠人为依法成立的专业性公益性慈善机构，则为公益捐赠；若两者统一，即捐赠人直接与受益人建立捐赠关系，则为私益捐赠。概言之，私益捐赠是指由自然人、法人或民间非官方机构自发地组织或直接向受益人无偿提供法律规定或许可的有关财物、行为或精神方面的帮助。至于私益捐赠的性质，鲜有人探讨。实际上，私益捐赠的模式有直接、间接两种，相应的慈善受助方有两个：慈善受赠人和慈善受益人，二者的关系因不同的捐赠模式而呈现出两种样态：统一型和分离型。在“统一型”中，捐赠方与受助方常常直接联系，受助方被动接受，受助方即为受益人，这种模式通常被称为“私益个人直捐”，类似于赠与、资助或赞助；在“分离型”中，捐助人常常经由特定募捐组织帮助而实施捐赠，受捐人主动请求，以公开形式通过号召、网络或新闻媒介等方式直接向不特定人发出捐赠倡议，受助人与受益人并非为同一个“人”，这种模式通常被称为“私益劝募捐赠”，这种模式类似于公益捐赠。至此，捐赠行为可以分为(见下图)：

二、慈善私益捐赠主体：制度困境

私益捐赠参与人通常包括组织方、捐赠方和受助方，在当前慈善环境下其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等方面均面临一些法律上的困境。

(一)慈善组织方的公信力与合法性危机

私益捐赠中慈善组织方通常包括民间慈善组织(或机构)或劝募志愿者，具体包括纯粹自发型、组织型、自发与组织结合型的农村社区接受捐赠委托的机构，城市街道、超市、商场的小额捐赠箱的设立者和网络、媒体、街道等发起募捐的志愿者(或组织者)。对于他们而言，其法律困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信力。因慈善组织方对社会捐赠款项只有临时看护权而无所有权和自主使用权，且其缺少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披露、评估机制和公益代言人制度，一旦捐款被挪用、滥用或随意处分，便极易导致社会大众和捐赠人对其的不信任感。二是合法性。根据我国《公益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政部关于救灾募捐义演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国民间组织实行的是严格的“双重管理”制度，即要求有政府机关或者党政部门作为业务主管之外，还必须在民政部门登记。而上述慈善组织者既不是传统的民政部门，也不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的“慈善基金会”，即使获得政府批文，其在负责慈善项目的策划、组织和实施等活动时，尽管具有社会合理性，但并不当然具有合法性。而单就志愿者而言，我国目前还没有《志愿者服务法》，现有我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也没有将志愿者纳入调整范围。实践中，志愿者通常被称为“义工”，根据其服务的对象，可将其分为公益性的义工行为和非公益性的义工行为。尽管不少地方颁布了《志愿者服务条例》，但是也没有将非公益性质的义工行为纳入调整范围。直到今天，“义工”、“志愿者”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法律概念，导致志愿者与其组织之间的关系不能确定。

(二)慈善捐赠方的权利保障不完善

慈善捐赠方(捐赠人)通常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无论其是基于利他、道德或声誉等何种目的而实施慈善行为，其知情权、声誉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均应该得到法律保障。然而，由于目前慈善立法上的滞后，私益捐赠者权益保障立法并不完善。首先，在知情权方面，慈善组织与慈善项目运作中的申报登记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直接损害捐赠人的知情权。其次，在声誉权方面，由于传统慈善思想上的误区，立法往往回避私人捐赠的功利性而没有将声誉捐赠制度法律化。反观欧美地区一些国家立法建立起了捐赠声誉制度，如可根据捐赠的数额授予捐赠人荣誉捐助者(或志愿者)、年度捐助者(或志愿者)等头衔，给予捐赠者相应的社会回报。最后，在财产权方面，目前涉及国家激励与补偿的捐赠税收减免制度和剩余财产权归属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捐赠财产的使用与归属

两个方面：一是对一定期限内不动产的使用权或所有权，是视为物的捐赠还是捐款，往往影响当事人能否获得相应的税收抵扣与减免，必要费用的优惠和物质、技术、货币的帮助等国家补助。如《匈牙利公益组织法》规定，对公益组织、公益组织的捐赠人以及公益服务的受益人可以享受关税、地方税、法人税、政府收费等方面的优惠。在美国，更是无论个人或商业集团都会向慈善组织捐赠，其得到的税收优惠都取决于慈善捐赠品的税收类别和捐赠财产的性质。而在我国，只有公益捐赠，且只有捐钱而非捐物才享有税收优惠，私益捐赠的税收激励制度缺位，原因在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均把“公共提供”放在首要位置，而把“私人捐赠”放在了市场分配、政府分配之后的第三次分配上。二是若捐赠目的未达到或捐赠目的已实现后，则关系到捐赠剩余财产权的归属，日前还十分困扰理论与司法实务。对此，慈善事业较发达的英国、美国等国家所采取的“近似原则”，值得我国司法实务借鉴和思考。但是“近似原则”的适用应以珍重捐赠者的意思自治，且应该以捐赠者不想或者客观无法取回剩余款项为前提。

(三)慈善受助方诚信义务缺位

私益捐赠成本高、风险大，因为对受捐人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对受捐人接受捐赠以后的行为监督，都很难单凭个人为之。近年来接连发生类似“刘安童事件”等“助错人”、“骗捐”或“受助不感恩”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要不要规定“对陌生人的伦理”大讨论，对“慈善要感恩”，还是“慈善需要沉默”，至今仍有很大争议。我们认为，尽管不必“慈善要感恩”，但是“高尚的目的，更需要通过诚实的路径抵达”。因此，仍然有必要对慈善受助方的诚信进行规范。只是这里的诚信在价值层面上，至少具有三重不同的境界，即作为手段的诚信、作为义务的诚信和作为德性或品质的诚信。在私益捐赠中，作为义务的诚信并不完全是我国传统慈善道德上的施舍与恩赐，而是建立在施助者与受助者法律与人格地位平等基础上的现代慈善法律义务，具体体现在两点：一是遵守《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一般条款，因为捐赠人与受捐人之间符合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条件：存在信赖的基础，具有信赖的表现，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对于捐赠人与受捐人来说，法律法规不能解决人们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但对私人捐助，“捐”与“受捐”，“诚信协议”均可以通过捐赠合同来约定和解释。如果发现受捐人违反基本的诚信原则，则应当确认受捐人欺诈，捐赠可以撤销。二是遵守《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我国《宪法》第45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法律本来确定了一个标准，但是，目前很多受捐人多是通过媒体报道、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推荐或网络推手炒作等引起社会关注后而成为受捐对象，谁才是真正的慈善受助方，这就要求受助人有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与透明性的附随义务。

三、慈善私益捐赠监管：立法与建议

私益捐赠的核心是既要加强对捐赠活动的外部激励和监督，降低私益捐赠的交易和税收成本，也要加强捐赠组织方和受赠方的内部治理，还要保护捐赠人、受益人(或受捐人)和志愿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加强立法，健全相应的慈善捐赠法律体系。

(一)立法模式的选择

慈善捐赠的立法大体上有三种模式：一是捐赠合同立法，如《埃塞俄比亚民法典》“赠与”一章第2463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582条和我国《合同法》第十一章“赠与合同”第118条将私益捐赠视为特殊的赠与。二是捐赠行为立法，如我国《公益捐赠法》、《亚美尼亚共和国慈善法》、《立陶宛慈善和赞助法》、《保加利亚社会资助法》和《印度国外捐助(规范)法》等。三是捐赠组织立法，如《俄罗斯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乌克兰慈善与慈善组织法》等。我们认为，慈善事业是个系统工程，慈善捐赠合同及慈善捐赠的主体、客体、行为、权利、义务、责任和监管等条款应该由宪法、民法典、合同法、慈善专门法律和有关国际条约的相应条款组成。建议：一方面应该在未来的民法典和宪法修正案中增加有关“慈善”的条款；另一方面应该建立“大慈善”思想，尽快出台综合性法律《慈善法》，将捐赠、赞助、资助、志愿者等利他行为统一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同时出台《非营利组织基本法》、《志愿服务法》等慈善单行法辅助《慈善法》的实施。

(二)具体内容

1.私益捐赠的界定

一是明确私益捐赠主体，特别是社区、商场、企业等设立小额捐献箱，以及连接捐赠人、受助人之间的慈善受托机构和志愿者的法律主体地位。建议采纳《乌克兰慈善与慈善组织法》的立法技术，“公民、外国人、年满18岁但尚未行使公民权利的人，均可以作为慈善组织的创立者，只要由政府注册或登记，慈善组织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合法结构完全由发起人确定”。二是严格界定私益捐赠行为的性质。建议借鉴《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匈牙利公益组织法》等成功经验，以附录或列明的方式，将其定位为以促进多数不特定人的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三是强化私益慈善组织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限制，禁止其进行危险投资和妨碍公益性活动的行为。

2.完善私益捐赠参与人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体系

一是确保捐赠人的知情权，受赠人的隐私权，捐赠人、受赠人和志愿者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建议建立慈善项目评估程序制度、公益代言人制度、慈善声誉捐赠制度和国家补偿与奖励制度，加强对捐助者所做慈善帮助的评估，对慈善项目和慈善组织或长期从事慈善捐赠的个人根据捐赠的财物和对象分别进行税收、关税和必要费用的优惠，以及物质、技术、货币等国家补助及志愿者服务的损害责任保险，保护私益捐赠参与人的权利。

二是确立私益捐赠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义义务。在私益捐赠中，捐赠人、受益人、受捐人和志愿者之间基于信任而产生信义关系，这种基于信义关系而产生的一方为另一方所担负的最高程度的诚实和忠实，并且代表另一方最佳利益的义务即为信义义务。建议确定慈善组织和慈善机构的信义义务条款，要求捐赠方、受赠方和受益方签订包括章程和其他视为必要内容在内的捐赠和受赠承诺书，强化私益捐赠活动的登记、信息披露、会计核算、会计报表和慈善规划制度，明确私益捐赠财产的用途、流程和剩余财产权归属。

三是规定私益捐赠参与者的法律责任。一方面建立私益捐赠组织责任预警机制，对慈善参与人的违法行为，由慈善组织审批或登记机关向其发出书面警告。另一方面建立捐赠人诈捐的事后处罚机制，要明确捐赠者虚报捐赠、故意欺诈或其他不正当方法逃漏税捐之行政、民事、刑事责任等多元处罚方式。此外，明确非公益义工行为侵权责任，建议将非公益义工界定为情谊行为，其志愿者服务过程中的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主观上有过错或重大过失。

3.强化私益捐赠之监管举措

近年来屡次出现挪用慈善资金、慈善资金使用不透明、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为重树捐赠者的信心，有必要建立政府、公众和新闻舆论共同参与的慈善组织监督制度，对慈善资金的使用、慈善项目的运作进行严格监管。

捐赠款管理制度篇8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财务透明；公信力；财务改革

红十字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时间距离最近的一份年度审计报告由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该报告对红十字2010年的总收入、总支出及其来源、去向等做了审计及并发表无保留意见。讽刺的是，其后审计署公布的红十字2010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其存在400万元的财务违规，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会关于红十字财务透明的质疑和不满。真正的财务透明，不是一堆笼统的数据罗列，这样宏观的呈现只能对资金做一个大概的描述，无法满足财务透明的要求，失信于民的红十字财务改革势在必行。

一、 红十字财务透明现状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部分地方红十字一直使用《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而未采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二者的一大区别在于会计记录中是否涉及对每笔捐赠明细的记录和列示。红十字目前使用的单位会计制度无法满足大部分捐赠人起码的知晓权要求，更不可能披露每笔捐赠款项明细。捐赠人不知道自己善款的去向，不免产生质疑。红十字公益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其在财务信息披露上的细化性要求较高。此前四川雅安芦山地震，香港政府在征求是否进行地震捐款时便有众多政府官员以“中国红十字会财务不透明、管理不善”为由拒绝通过红十字向灾区捐款。

有的基层红十字会的捐款收入和各级红十字会下拨的各项救助专款收入未能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范围，存在体外循环的现象。首先是各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的捐款收入游离于财政预算管理之外，各级财政预算管理仅局限于地方财政预算拨款部分，而对于社会捐款部分的管理是由各红十字会来进行核算和管理。而且社会捐款收入的使用情况和结存情况未能做到及时全面地向社会公众公布。

其次是各级红十字会组织下拨的各项救助专款的下拨、使用及结存的管理局限于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各级财政预算管理未能涉列得到。社会捐款收入和各项救助专款收入的使用、管理情况在对外的财务报表中也不反映，如果不对该红十字会组织进行财务检查或由国家审计机关组织进行审计，这两部分收入的使用、管理情况社会根本无法了解和监督。

目前，通过红十字官方网站，只有捐款数额达到10万元以上的捐赠人才有资格查询其善款流向，10万元以下却无权知晓。因为善款流向及慈善机构本身行政支出不透明，红十字捐款的公开公正公平令人怀疑。

总而言之，对公众来说，红十字的财务始终罩着一层纱，这层纱不产生美，财务的低透明度只会来带不信任。

二、 财务低透明度带来的影响

最显而易见的影响是红十字公信力的下降。从08年汶川地震曝光一系列红十字丑闻以来，每一次有关红十字的负面新闻总是呈放大效应在群众间传播。由于其对外公布的善款流向只有各个项目的总额，各项目具体资金使用情况则保密，公众没有知晓权、监督权，无法对其具体资金使用情况的合法性合理性作出评估，无论是红十字出于正当理由抑或遮掩而为之，财务的不透明使得红十字公信力不断下降。时至芦山地震，据一份网络数据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网友表示不愿通过向红十字捐款向灾区传递爱心，情愿捐物或通过其他基金会来进行捐赠，以免善款落入他人之手另做他用。

公信力的下降是外在的公众对红十字的主观感受，财务低透明对红十字自身来说，则容易滋生腐败。十堰市审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部分基层红十字会没有严格区分财政预算经费、会费、捐款收入、专项拨款的界限，在行政经费超标的情况下，用会费、捐款收入和专项拨款弥补缺失。由于有了弥补经费不足的资金来源，有的基层红十字会公用经费，特别是招待费严重超标，公款吃喝现象严重。由于对外公布红十字款项使用情况时只有总的收入、支出，不涉及具体项的成本费用列示，因此腐败消费便得以隐形。

三、 就红十字提高其财务透明度的几点建议

针对目前红十字的财务管理情况，红十字本身正在酝酿财务制度和信息披露系统改革，这是其2013年综合改革的重要项目。我认为，治标先治本，其一，改目前使用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为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财务报表应反映捐款收入和专项拨款收入的使用、结存情况，红十字的捐款收入和使用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应成为一项法定的制度，接受社会和捐款组织、捐款人的监督。进一步规范红十字接受社会捐款出具收款收据制度，做到每一笔社会捐款都有相应的捐款收据，堵塞财务管理上的漏洞。严格区分财政预算经费与红十字事业捐款、专项拨款的界限，杜绝用红十字捐款和专款弥补行政经费不足的现象，进一步严格和细化红十字救灾物资管理的出入库手续，加强救灾物资管理制度，不断提高救灾物资的管理水平。

其二，加快建设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公开透明的财务体系，定期对善款流向进行跟踪报告，并及时告知公众。关于“善款流向查询需10万元以上”的数额限制，可适当降低这个数额而非完全取消限制，这样既考虑了红十字其自身善款管理需要的简洁便利性，又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公众对于“10万元限制”来带的不公平感。将有关社会捐赠的详细情况通过公开招标社会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后在网上向全社会公布。

其三，使网上银行变成募捐的一个重要路径。目前，网银捐款仅占红十字接受社会捐赠总收入的20%左右，如果改革措施得当，其比例可提高至70%甚至更高。充分发挥网银募捐作用，通过短信或邮件及时告知捐赠人善款的到账和使用情况。网银方便快捷，简化了捐款流程，在到账情况上比现场捐赠更为直接并有效回避了善款现挪的风险。

红十字曾在其系统廉政工作会议上表示，将在系统内严格执行“两公开两透明”的自律规定，即“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作为公众，我们只希望这一切美好的设想不是镜花水月，而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一系列措施的落实，并通过这些改革使得其财务真正透明起来，还原红十字一个本应的面孔。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捐赠款管理制度篇9

为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向高等教育捐赠，美国政府制定了一整套激励制度。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实施配套资金政策。个人对大学捐赠，美国政府为捐赠者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配套资金也归捐赠者所有［5］。第二，实行税收激励制度。按照美国税法规定，对于个人捐赠者，高等教育捐赠可帮其降低税收档次;对于企业若捐赠给高校或符合规定的研究机构，用于生物、物理和应用科学的教育、研究和科学实验的，超出比例的捐赠可以向后结转，在不超过5个纳税年度内予以扣除［6］。另外，美国还规定教育捐赠免征遗产税。在英国，教育捐赠有多种渠道，如英国文化委员会提供的奖学金，皇家学会提供的奖学金及教学公司项目等，学校得到这些赠款无须纳税。同时，一些基金会对高等教育的捐赠也无须纳税。此外，政府还鼓励个人以提供奖学金名额、捐赠上市股票和建筑物等方式捐赠，该部分实行税收减免制度规定。尽管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制度法规中有明确规定，鼓励社会各界向高等教育进行捐赠。但与英美发达国家相比，对于国内企业捐赠者而言，捐赠税前扣除比例较低。现行税法“捐赠人直接捐赠不得在税前扣除”的规定也过于严格。同时个人捐赠者尤其是小额捐赠者，知晓税收优惠政策制度的程度也较低，而且我国还未开征遗产税。

二、中国与英美高等教育捐赠基金运营管理制度比较

1.教育捐赠基金运营投向比较美国各高校的基金会都留有一笔数额较大的留本基金。按照其基金会管理制度规定，留本基金的投向基本是由基金会提出意向，最后由校董事会决定，并且留本基金一般不能拿来投资。而留本基金以外的其他基金，则由基金会聘请金融专家来运作，如投资上市股市、高风险资金、入股房地产等。总体来说，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投向体现了公益性与效益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英国大学的基金会在运营投资目标上，进行了定性规定，如英国牛津大学的投资目标是“在分散投资的基础上，运用我们的竞争优势，为大学提供资金并为后代保留资金的购买力”。在此基础上，以牛津为首的英国大学基金会进行了相对保守的运营投资，一般持有现金比率达8%—9%，房地产配置比率超过30%［7］。而我国大学由于管理体制、基金规模等方面的原因，基金投向主要是存入银行或购买政府债券，依靠利息来获取投资收益，基金的运营投向还远未达到完全规范的程度，整体缺乏灵活性与效益性，总体收益率较低。

2.教育捐赠基金运营使用比较英美两国大学的捐赠基金使用，主要取决于捐赠人的意愿和捐赠基金的类别。一般来说，根据捐赠人意愿和高校实际需要，用于下列领域: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购买图书资料、提供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举办学术会议、支持教师学术研究和颁发教学金、学校博物馆等。在高等教育捐赠基金投入使用方面，我国大多数高校仍主要将基金投向本校的硬件建设项目，对影响高校质量提升的核心竞争力的软件建设方面，投入明显不足，如鼓励学术研究和发展、自主教学科研创新项目、资助优秀学生等。

3.教育捐赠基金运营回馈比较美国许多高校都制定了捐赠回馈制度，以激励捐赠者的积极性、自豪感以及加强其与学校的紧密联系。如美国高校实行命名捐赠制度，在校名、院名、奖学金名称，甚至办公室、教室、休息室等地方随处可见捐赠者名字。有的则对捐赠者授予荣誉称号，如斯坦福大学根据捐赠基金额度等级，对捐赠者授予不同的荣誉称号。其具体包括:校董会、遗赠荣誉团体、1853荣誉团体、忠诚基金［5］。英国高等教育也十分重视回报捐赠者。其经常采用的方式有:授予荣誉头衔、身份、在实物上题名、报告捐赠使用情况等，有时也会邀请捐赠者参加学校举办的捐赠者聚会等相关活动，并在校方的各项报告中予以致辞感谢等。中国高校近年来在捐赠基金回报方面，也开始实行捐赠命名、授予荣誉称号、颁奖等做法，但大多数还没有形成制度规范，荣誉称号颁发随意，捐赠回馈内容少，形式简单，平时与捐赠人沟通较少，并不能稳定地给予高等教育捐赠人有效的回报。这使得捐赠回报常随着某项活动的结束而逐渐消亡，从而增加了捐赠基金的不确定性和临时性。

三、中国与英美高等教育捐赠基金监督管理制度比较

1.捐赠基金监管比较英美两国高校的教育捐赠基金会，有一整套的教育捐赠监督管理制度体系。不仅对机构的日常运行，如捐赠宣传、捐赠接收、捐赠审核、捐赠估价、基金投资管理以及人员职责等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而且还对监管主体、监管程序、监管内容以及监管责任等监督机制进行了明确规定。除了这些内部监管约束外，教育捐赠基金会还接受来自行业组织的外部监督。与英美大学相比，我国高校的基金会虽有的设有监事会或监事，但还缺乏较完善的监管机构、监管手段与监管责任的制度规定，监管机构职责不清晰，捐赠监督机制不到位。并且，由于我国高校教育基金发展历史较短，也缺乏教育捐赠基金社会监督制度规定。高等教育捐赠工作需要社会公众的共同监督，即“政府监督、独立的评估机构监督、媒体监督以及来自捐赠者本人的监督”［8］。而我国在此方面的相关法律至今仍是一个空白点。

2.捐赠基金信息披露比较英美高校的捐赠基金会均建立了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如在捐赠基金会网站上，会向社会公布基金会年度财务运作状况、每笔捐赠款项的使用情况，甚至历年的年度报告。此外，捐赠人还可通过登录其专属的网络平台，随时了解捐赠基金的使用情况。基金会也会不定期向捐赠人邮寄基金使用详细情况说明，使捐赠人信任放心。目前，我国对高校捐赠基金资产和基金会活动的年度审查的披露，还缺少统一的制度规定，部分高校捐赠基金会年度账目和财务报告不向社会公开，信息披露不到位，透明度不高。如在国内已有的100多个大学捐赠基金会中，较少有大学的基金会主动披露高等教育捐赠基金的财务信息，履行公开告知义务。这种处在黑箱或半黑箱操作状态下运行的教育捐赠基金会，往往将发生私自挪用、侵占、克扣捐赠款物的行为。

四、英美高等教育捐赠基金管理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我国与英美国家在社会制度、高等教育体制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上存在明显差异，但上述英美国家高等教育捐赠基金管理制度的做法，对我国当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1.建立独立专业的管理机构，扩大筹资规模，完善捐赠激励制度体系英美两国高校的教育捐赠基金会都是独立的组织管理机构，也有专业的筹资运营管理人员负责，上下协力，工作效率高。我国高校也要尽快建立独立的教育捐赠基金会，构建内部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权责分明的治理结构，成立基金募集、基金管理、综合服务等部门。同时还要制定选聘从事教育捐赠管理专业人员的选拔制度、考核制度、聘用制度等规定，从而挑选出一批专业人士从事捐赠基金的筹措、运营与管理。英美高校采取的灵活多样的高等教育捐赠基金筹措制度，是值得我国高校学习的经验。我国高校应积极研究捐赠基金筹资策略和筹资方式，进一步加大捐赠宣传力度，针对校友、企业、社会团体、慈善机构、社会其他民众等不同类型的捐赠对象，设立电话募捐、网络募捐等多种捐赠渠道，允许遗嘱、人寿保险、信托基金等多样的捐赠类型，以获取更多的捐赠基金，从而扩大筹资规模。此外，我国政府还应学习英美国家，为社会各类组织和个人捐赠高等教育基金的行为，制定更优惠的激励政策和法规体系。如在社会民众中加大宣传和普及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制度的规定;将现行制度中捐赠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比例提高到年度利润总额的15%，并允许在一定年限内摊销;规定高等教育直接捐赠人也可享受税收优惠;对数额较大的遗产开征适当的遗产税等，从而激发社会各界的高等教育捐赠热情。

2.提升教育捐赠基金运营效率，平衡捐赠基金使用，制定基金回馈制度高校教育捐赠管理机构的职责之一是通过安全、有效、规范的运作使基金保值增值。借鉴英美高校教育基金会资金运作的成功经验，我国高校教育捐赠基金管理机构应对基金进行分类管理，分析市场风险和机遇，制定投资风险控制管理制度，在保证基金本金不受损的前提下，投资证券、政府债券、企业股票等，以期获得市场平均回报率。在高等教育捐赠基金运营使用方面，我国高校应学习英美高校，平衡高校捐赠基金的软硬件支出使用比例，针对目前我国高校软件建设支出不足的现状，加强捐赠基金对高校教研创新、优秀人才培养等软件建设方面投入的制度规定。同时，我国高校还应如英美高校一样，制定一套有吸引力的捐赠回馈制度。如严格规定授予捐赠者名誉学位或称号的标准，对符合标准的捐赠者授予名誉博士等称号;规定高校可定期向捐赠者无偿提供技术、产品和经济方面的信息技术服务;或者当高校研究成果向社会有偿转让时，捐赠者可优先获得转让权等，以促使各类捐赠者将高等教育的社会捐赠事业长期而稳定地开展下去。

捐赠款管理制度篇10

关键词：高校；教育基金会；筹资与投资模式

教育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支柱，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高等教育，国家教育经费支出也在不断扩大。高校作为国家直属的事业单位，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国家划拨。在高校教育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高校教育基金会作为高校自身筹措资金的重要手段应运而生，并取得一定发展。然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基金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着收入分布不均衡、法律制度不完善、管理体制不健全、规模较小等问题。高等教育基金会如何通过加强自身管理、拓宽融资渠道实现捐赠收入的增长；如何利用现有基金进行合理投资实现资本保值增值是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高校教育基金会及“马太效应”

高校教育基金会是指由高校依法成立的，以推动和促进高校教育事业发展为目的，通过募集资金、项目管理、资金运作等程序获得资金服务于大学建设的非营利性组织。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而教育经费不足却阻碍了高等教育发展，近几年来高校教育基金会数量的不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经费不足问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成为承担教育成本的一大主体。[1]

1994年清华大学在民政部注册成立全国首家高校教育基金会，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更为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7月底，正式注册的高校教育基金会接近300家，全国39所“985高校”全部成立了高校教育基金会，教育部直属的76所高校，除去华北电力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的四个分校区，72所大学中共有65所大学建立了高校教育基金会。2008-2015年间，中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资产状况呈现逐年增长趋势。根据奥成文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统计[2]，高校基金会已经成为高校动员社会资源的有效组织形式，仅2011年一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获得的社会捐赠就达到了17.68亿元。

高校教育基金会成为我国高校教育经费的有益补充，通过筹款实现了对社会捐赠资源的整合，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大学基金会兼有筹款和资本运作的功能，能够极大地帮助大学拓宽教育经费。

下面，以教育部直属的76所高校教育基金会为研究对象，对其捐赠收入进行对比分析。

通过对76所高校教育基金会2008-2015年的捐赠收入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捐赠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或者“二八效应”，如图1和图2，捐赠收入分布不均匀。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捐赠收入远远多于其他大学，5所大学的捐赠收入占到了76所大学总捐赠收入的55.71%。7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年平均捐赠收入约为5738万元，捐赠收入高的高校年平均捐赠额达到了8.93亿元，是高校平均捐赠收入的15.6倍，而最少的只有186万元，相差近480倍。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高校教育捐赠分配不均衡，教育捐赠发展还很不成熟。

不同类型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收入也呈现出差异。如图3和图4，“985高校”的所获捐赠显著高于76所高校平均水平，“211高校”和非“211高校”就落后于平均水平很多；综合类院校的捐赠水平显著高于76所高校平均水平，理工类院校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其他类高校则低于平均水平。①

二、教育基金会融资来源构成分析

高校教育基金会属于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不得面向公众募捐。这也就使得高校教育基金会只能通过吸收校友、发起人捐赠来扩大基金规模，同时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运作以实现保值增值。目前我国教育基金会的筹资对象主要包括校友、企业、社会捐赠以及其他基金会等。

1.校友。校友和母校的特殊感情，使得校友成为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筹款来源中最稳定的力量。各高校与各届校友保持密切联系，并以校庆、校友返校日、校友会年会等其他大型活动为契机，唤起校友对母校的感情，表达筹款意向，为本校基金会筹集大量款项。2007年5月浙大校友NEA创投合伙人、赛伯乐（中国）公司董事长朱敏与夫人徐郁清向浙江大学捐赠1000万美元，建立了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根据山东大学的统计，2009-2011年间，山东大学教育基金会共接受校友个人捐赠3577.34万元，占社会捐赠的24.27%，其中校友个人及班级捐赠3275.74万元，校友会捐赠301.60万元。

2.企业。企业捐赠是高校教育基金会大额捐赠款项的主要来源，这些企业主要包括校友企业、校企合作企业和一般企业等。高校具有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而企业需要高校帮助其解决技术难题，培养高新技术人才，从而实F高校和企业间的优势互补。此外，有些企业将向高校捐赠视为增强企业声誉、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的有效方式。企业也可以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训练基地，从而实现高校教育基金会和企业在筹款和人才培养上的双赢。同时国家在税收政策方面的优惠也鼓励了企业向高校教育基金会捐款。

3.社会捐赠。社会捐赠能够为高校教育基金会提供更为广泛的筹资渠道，有助于基金会积累大额资金。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公布的《2011年捐款个人和单位名单》中，就有包括英特尔公司、福特公司、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一百多家公司对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款。2013年4月，清华大学与恒大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构建校企合作共赢机制，建立清华恒大研究院，恒大为清华大学建立实习培训基地，每年对300名优秀新生予以本科四年的全程资助。

4.其他基金会。除了校友和企业外，其他基金会也是高校教育基金会资金来源的重要力量。同样，根据清华大学《2011年捐款个人和单位名单》，澳门霍英东基金会、澳门基金会、北京红十字会、香港思源基金会、晨兴基金会、台湾理律文教基金会以及华阳慈善基金会、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等几十家基金会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款。

另外，从境内外的角度划分，境外捐赠也是资金重要的来源。高校教育基金会为了扩大筹款规模，广泛调动社会力量，运用海外力量开展基金会的资金筹集工作。境外捐赠占据了一些高校教育基金会筹款来源的很大比重，有的高校甚至达到了50%以上。

部分高校设有外币捐赠账户，一些知名大学甚至专门建立有外文网站，供境外捐赠者捐款。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利用丰富的校友资源，构建了境外筹款网络，设置有亚洲事务部和欧美事务部。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均专门建立了该校的美国教育基金会并开设了相关网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除在中国香港地区设有办事机构外，在日本、美国等国家也设有办事机构，以此方便筹集境外捐款。盖茨基金会、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日本佳能全球研究所等均曾对清华大学做过捐赠。

表1是根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数据得出的2012-2015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国内八所高校各年捐赠总收入和境外收入情况。总体来讲，八所高校境外捐赠总额是逐年上升的，其中清华大学2014年境外捐赠的比重占到了捐赠总额的50%，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2011年境外捐的比重也分别占到了57%和49%。

三、高校基金会筹资模式的创新设计

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教育基金会存在着起步较晚、发展较为缓慢等特点。吸收捐赠成为基金会经费的主要来源，而绝大多数的高校基金会收入中，来自校友、校友企业的捐赠占据了很大比例，资金来源渠道窄，筹资范围有很大局限性；多数基金会仅接收现金方式的捐赠，极少数基金会接收一定数量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捐赠，形式极为单一；基金会被动接受捐款，缺少专业的团队进行调研及劝募工作，没有从高校“走出去”加强自身品牌建设，利用品牌效应吸引资金投入；同时基金收入过度依赖于校友及校友企业等主要来源方的大额捐款，不太注重多渠道的小额捐赠的管理，筹资模式缺乏创新。针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筹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在筹资模式中可采取的创新方式。

1.持续重视校友工作，加强校友联络

目前高校教育基金会中，校友及与校友相关的企业捐赠仍是捐赠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因其与高校的特殊感情，校友及其相关方应该是最大可能的基金会捐赠者。高校应该将校友作为筹资的主要对象并加强校友管理。

一方面，加强校友信息管理，凝聚校友力量。通过网络平台建立校友信息库，分类管理处于不同行业、不同职位的校友信息，为校友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同时也为高校更好地挖掘和利用校友资源提供基础。通过定期的校友返校、校友捐赠仪式、校庆活动等方式引导校友对高校提供捐赠。在此基础上，加强校友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通过定期组织本校学生参观合作企业、推荐实习机会、冠名捐赠、命名建筑或奖学金、企业定期在校宣讲等方式，为企业宣传和塑造企业形象提供一定的渠道，实现企业与高校的互惠双赢，而非单方面接受资助。定期的合作项目可以保证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高校因接受捐赠为企业提供的增值服务对于捐赠收入的可持续性也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加强基金会在在校学生中的宣传力度，提高“未来校友”捐赠的可能性。高校应该利用网络、校园大型活动等方式对其基金会进行宣传，使学生了解本校基金会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加大对与学生密切相关的奖助学金的来源宣传，使学生在接受奖励的同时产生一种感恩意识，有利于在本校形成一种捐赠文化，从而增加这些“未来校友”回报母校的可能性。

2.采取市场化运营方式，提升品牌效应，从高校“走出去”

筹款和营销一样，也是一种市场活动。 法律规定，作为独立的基金会法人，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运作、管理等都应该依照市场规律独立自主地进行。而目前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则更多地作为高校的一个职门部门，为其所在大学做单项服务。基金会的主要管理人员也由学校的行政人员承担，缺乏专业的管理团队，停留在高校内部，被动接受投资，没有实现从高校中“走出去”进行市场化运营，从而提升基金会的品牌效应，吸引外来捐赠。高校应该打破“盈利”和“公益”相互对立的传统理念，将基金会面向市场进行“营销”，提高知名度，创造品牌效应，以尽可能大地拓宽筹资渠道。

在基金会管理方面，选择专业人士参与基金会的管理和运作，可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以期更科学地对基金会进行管理。此外，高校本身存在一批相关领域的杰出人才，可以充分发掘和利用这方面的资源，聘请相关专业的教师作为基金管理顾问，使基金会的运作更加科学规范，提升自身专业化程度；运用商业思维和市场化方式加强基金会的品牌宣传和推广。利用相关网站、广告媒体、讲座宣传、邀请知名人士举行捐赠仪式等方式对基金会进行宣传。同时加强基金会与其他商业基金会之间的合作，选择为一些知名的重大项目进行捐赠，建立基金会的良好形象，提升信誉。进一步促进高校基金会之间的合作，共享资源，也是扩大筹资渠道的可行方法。在基金会筹款方式上，进行必要的市场调研、制定合理的筹款策略及目标。对目标市场及潜在投资者进行分析，研究捐赠者偏好，结合高校自身优势学科等资源发起募捐项目，有针对性地向所有潜在捐赠者筹款，提高筹款效率。真正实现基金会筹款模式从高校“走出去”，在市场上利用其品牌地位和特色主动吸引更广泛的资金来源。

3.筹款以顾客为导向，化被动为主动

高校教育基金会缺乏专业人士进行管理，资金来源范围窄，缺少专门劝募团队导致基金会接受捐赠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在信息化大数据发展的今天，高校基金会也应该尽快适应这种变化并努力改变被动接受捐款的局面。高校基金会接受的捐赠收入除用于奖助学金、职工奖励等方面，很大一部分用于学校的科研项目建设，这种收到资金之后再开展科研教育的传统模式有待突破。高校应采取市场调研的方式，分析市场以及潜在捐赠者的需求，以顾客为导向，并结合自身的研究需要，充分利用本校的优势学科等资源，设计出既满足学校科研建设，又能迎合市场需要、满足捐赠者需求、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科研项目。将此科研项目的研究理念、预期取得的成果、具有的实践意义等在项目计划书中进行详细说明，并以此项目为基础，通过网络公开、宣传与宣讲等方式开展针对此项目的筹款。这种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筹款计划，有助于为捐赠者提供透明公开的捐赠环境，激励更多个人及企业进行捐赠。若高校的科研项目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能够对特定行业的企业发展管理提供一定的指导，基金会还可以将这些企业作为重点捐赠对象，开展劝募工作。利用科研项目本身具有的实践意义来吸引捐赠，能够使得劝募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更加有助于资金的吸收。

此外，高校教育基金会以科研项目吸引企业进行捐赠，实质上是高校与企业之间实现资源优势互补的过程。因此在筹资过程中，必须时刻以潜在投资者的需求为导向，设计合理的捐赠激励制度以维系捐赠关系。通过将科研成果与企业共享，企业冠名捐赠科研设施，为企业提供校园宣讲平台提升企业知名度，通过将优秀毕业生引荐至企业，给予企业科研优惠、人才支持等方式，实现基金会与企业发展的互惠共赢，进而保证基金会捐赠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4.创新筹资方式，引入众筹方式进行筹资

创新筹资方式，在接受捐赠的种类方面，不局限于接受现金捐赠，有价证券（股票、债券、保险单），机器设备（科学仪器、设备），不动产，无形资产，寿险捐赠等不同种类的捐赠方式能够极大地拓宽捐赠来源，提高收入。在筹资方式方面，利用众筹方式进行筹资，拓宽筹资渠道。对大额捐赠的依赖是目前国内多数教育基金会的普遍现象。而在“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国民经济增长渐趋平稳，大额捐赠不再具有持续可得性，高校教育基金会仅关注大额捐赠而忽视小额捐赠的方式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基金会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和发展为高校吸收各种渠道的小额捐赠提供了基础，同时大大拓宽了筹资渠道，创新了筹资方式。杨维东等基于长尾理论的分析指出，奉行“二八法则”的高校基金会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更多地关注捐赠金额较大的少数捐赠者，而多的小额捐赠群体往往被忽略。而随着信息化时代互联网金融的普及和发展，小额捐赠更有支付快捷、低成本、高效率等特点，其对筹资总额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众筹是在互联网金融下衍生出来的一种低成本、快捷的筹资方式，指的是资金需求方通过互联网或社会性网络服务平台发起项目，寻求众多的意向投资者，将数量众多的小投资者的资金积聚起来以达到筹资总金额的一种融资方式。主要包括创新项目众筹和股权众筹两种方式。随着即时通讯工具（微信、QQ、微博等）和快捷支付（支付宝、微信支付、Apple Pay等）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基金会应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及互联网平台营造的微公益方式，通过微信平台推送、微博状态更新等发起微型的募捐活动聚集资金，同时在其基金会网站上开设微信、支付宝等常见支付捐赠渠道聚集资金，降低对大额捐赠的依赖性。

高等教育基金会还可以采用创新项目众筹的方式进行融资。首先，高校将具体的项目计划和筹资需求上传至众筹平台，由该平台进行项目审核。审核通过后，项目通过互联网平台面向社会公众和机构投资者吸引有投资意愿的个人和团体进行捐赠。之后高校收到来自各方的捐赠款项，开展项目研究，同时应该将项目进度及资金使用状况在平台上进行一定的披露以供捐赠者查阅和监督。项目完成后，高校与捐赠者共享项目取得的成果。

四、基金投资组合设计及风险控制

我国大学基金会在资金管理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既没有建立专业的基金会管理团队，也没有委托基金管理公司或其他投资机构；基金会除存入银行获得少数利息外，基本没有进行其他的投资活动；投资规模较小，规模效应难以实现。这种被动的管理体制无法实现利用已有资本实现增值的目标，也极大地限制了基金会的长期发展。为保证基金会资金的保值增值，各高校应该树立科学管理基金的理念，设计合理的投资组合并注重风险防范，从而实现资金“投资―增值―再投资”的良性循环发展，具体可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聘请专业投资人员或委托基金管理公司，实现基金科学化管理

现有高校基金会更多地作为大学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缺乏对基金会科学管理、适当投资以实现保值增值的意识。大学基金会应成立内部专业化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接收捐赠收入及基金的日常管理等工作，同时聘请专业投资人员或委托基金投资公司进行管理，根据大学制定的风险偏好和期望收益研究和制定投资策略，并向基金管理委员会报告。从而形成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大学负责，基金投资公司对管理委员会负责的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管理体系，使基金投资策略的制定更加专业科学，投资决策的通过和实施更大程度上表达管理层的意愿。耶鲁大学基金会通过设投资委员会和投资办公室来实现基金科学管理，其中投资委员会成员主要包括了基金公司的耶鲁校友及耶鲁教授、各类投行、资产管理公司等，成员利用自身专业知识进行投资分析并提出投资策略，由投资办公室进行审核并予以操作执行。多伦多大学基金会的投资策略由多伦多大学资产管理公司（UTAM）根据其风险偏好和期望收益率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并报大学行政部门审核，这种专业化的投资策略制定方式大大提高了基金会的市场运作能力。专业化的管理团队是基金会利用自身资产实现保值增值，进而达到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也是高校实现基金增值的必要手段。

2.健全投资决策机制，合理规避风险

健全完善的投资决策机制是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的基础，同时能够将投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低水平。高校基金会应建立健全合理的投资决策机制，由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对基金进行专业化管理，设置内部基金管理委员会或董事会并由其负责投资原则的制定，再由专业化投资人员设计并提出投资建议提交管理委员会审核并决定是否通过，同时设置风险控制委员会，随时评估和控制投资风险。在整个投资过程中，基金会负责进行全程监督，及时解决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或降低损失。

3.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分散投资风险

高校基金会本身规模较小且限制性资金较多，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导致高校基金会难以进行多元化投资的主要原因。但大学基金会仍可参照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养老金等同为风险厌恶基金的运作，通过由专业团队设计合理的、多元的投资策略实现资金保值增值，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基金会投资要实现资本增值，同时要保证资金的安全性，这就要求不能只简单地局限于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必须尝试多元化的投资方式以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并实现收益。如投资于信用评级较高的金融债券、国际债券、实物资产、股票、私募股权等。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基金会将1/3的资金通过校内银行投资于债券投资和证券一级市场等，年收益可达10%左右。部分资金投资于校友企业获得稳定收益，同时设立海外基金会和专项基金会不断吸引捐赠实现增值。通过投资于多元化的证券产品可以合理规避风险，达到较高的收益。

4.制定资金运作的长期目标，实现资本增值

基金会在运作资金的同时应该制定合理的投资目标同时建立比^基准。长期投资目标的制定有助于高校面对市场波动时能够合理应对，有利于基金会在长期投资目标的指导下，设计科学合理的投资组合，采用正确的投资方式从而实现具体的投资目标，达到基金会的稳步增长。国外的高校基金会普遍设定了投资目标来对基金会进行管理。如多伦多大学基金会收益目标为除去投资费用和通货膨胀的4%，其2009-2010年的基金回报率分别达14.7%、9.9%，表现优异。科学合理的长期投资目标能够调动高校基金会进行市场运作的积极性，同时起到指导具体投资组合设计的作用，从而使投资过程更为科学，实现较高的收益。

四、结束语

高校教育基金会作为高校资金筹措的重要手段，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高校基金会应该不断加强基金管理实现“投资-增值-再投资”的良好发展模式[3]。从筹资方面，应该继续重视校友捐赠。在加大与校友企业合作的基础上，采取市场化运营模式，提升基金会的品牌效应以吸引外来捐赠；同时以顾客为导向，开展劝募工作，积极主动寻求捐赠；利用互联网金融创新筹资方式，引入众筹方式吸收众多的小额捐赠；在投资和风险控制方面，通过专业团队实现科学化管理，完善投资决策机制以控制风险；开展多元化投资从而在风险一定的水平下实现更高的收益；制定合理的长期投资目标指导具体投资目标的实现，随时解决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拓宽筹资渠道，吸收捐赠收入，并通过科学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等方式达到基金保值增值，进而实现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基金会中心网。

参考文献：

[1]Wiliiam Brown.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ost shar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04，（23）：403-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