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礼仪的行为十篇

符合礼仪的行为篇1

关键词：大学生;礼仪教育;重要性

礼仪教育是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需要学习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礼仪是整个人生旅途中的必修课。任何一个生活在某一礼仪习俗和规范环境中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该礼仪的约束。目前，在不少高校中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学生学的是高层次的道德规范，实际行为上却往往达不到基础道德的水平，这与礼仪教育的缺乏是分不开的[1]。通过礼仪教育，直接教会大学生如何与人相处，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礼仪修养，培养大学生与人沟通的实际能力，养成良好的礼仪习惯，具备基本的文明教养。

一、礼仪教育在大学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一）礼仪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礼仪教育（Etiquette Education）是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行为教育，礼仪是大学生整个人生旅途中的必修课。在公共生活中，任何一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某一礼仪习俗和规范的约束。大学生们有一种强烈地走向社会的心理愿望，但又普遍存在一些心理困惑。礼仪让人懂得如何称呼、介绍和问候;懂得如何着装、怎样待客、得体地对待赞美与批评;还懂得如何同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在不断变化的场所游刃有余，充满自信地与人交往。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礼仪教育，可以让他们掌握符合社会要求的各种行为规范，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社会化;并且还可以培养大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提高他们的独立能力。

（二）礼仪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

礼仪具有道德功能，礼仪道德可以帮助人们调节行为的发生、发展和修正，从而将人们的行为控制在符合礼仪道德要求的范围内。礼仪本身体现着一种价值导向，引导着人们选择正确的价值方向和目标，去做符合礼仪规范的事情;礼仪还能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评价以及评价信息的反馈，来指导、纠正人们的行为和活动，使之符合礼仪的规范。所以，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礼仪教育，能正确引导他们的思想意识，指导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如何按照礼仪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真正做到“诚于中而行于外”、“言行一致”，把内在的道德品质和外在的礼仪形式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有较高道德素质的现代大学生[2]。

（三）礼仪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当代大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环境的逐渐变化，自我意识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十分渴望与周围的人进行更多的情感交流，获得真正的友谊，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使自己能够尽快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但是部分大学生缺乏一定的礼仪修养和交际技巧，无法有效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导致人际交往受挫，进而影响了自己的心理健康。礼仪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掌握基本礼仪规范和礼仪知识，帮助他们掌握人际交往技巧，积累交往经验，在交往过程中学会遵循相互尊重、诚信真挚、言行适度的原则，使他们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得体的风度、高雅的气质，从而有效地克服心理障碍，充满自信地走向社会，大胆地参与社交活动，与交往对象建立起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加强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一）在实践中锻炼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非常注重修养的方法。孔子及其弟子曾参就有所谓“内省”、“自讼”、“吾日二省吾身”的方法。儒家提倡“穷理居敬”、“读书”、“静坐”等修养方法。明代的陆王学派，认为品质的修养必须要在事上磨练，要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清初著名思想家顾习斋认为，修养必须“躬行实践”，重视“实用”。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礼仪的要求，在礼仪修养方面必须充分强调实践的作用，明确与实践相联系是礼仪修养的根本方法。一切礼仪修养如果脱离了实践，就必然成为空洞的礼仪说教。在实践中锻炼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哪些行为符合礼仪规范的要求，哪些行为不符合礼仪规范的要求。同样，要克服自己的失礼行为与习惯，培养自己的礼仪品质，也必须依赖于交往实践[3]。

（二）提高认识，多自我解剖

一个人的礼仪行为往往与他对礼仪的认识有关。很多失礼者，往往认为礼仪是“小节”，是“形式”，无关大局，有的不知礼仪为何物，甚至有人认为不受礼仪的“约束”，是追求“自我价值”的体现，因而无礼却自以为荣，高校中屡禁不止的“课桌文化”就是有力的佐证。所以，要提高礼仪水平和礼仪修养，首先应当提高对礼仪重要性的认识。

礼仪修养的过程，也是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的过程。它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社交行为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弄清在礼仪规范方面自己哪些地方做得比较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够。既要善于发现、发扬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又要善于正视、改正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知己者明”，多进行自我解剖才能减少用礼、行礼的失误，摒弃轻视礼仪的观念和失礼的言行，培养良好的礼仪品质和礼仪意识[4]。

（三）培养守礼的好习惯

礼仪既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与明显的可操作性。因此，学校进行礼仪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对书本知识的传授上，而要紧密联系实际，从具体的行为习惯的养成抓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抓起，并要求大家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一个人在不同场合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在马路上，他是行人;在公园，他是游客;在阅览室，他是读者;在商场、饭店，他又是顾客。但不论扮演何种角色，他的言行举止都要符合礼仪的要求和规范。只有长期养成的礼仪意识和守礼的好习惯，养成时时处处用礼规范，才能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并带动社会风气好转，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更加美好[5]。

三、结束语

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一般渗透在历史文化、哲学、伦理学等学科中，而礼仪教育涵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同时，礼仪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可以把内在的道德精神与外在的道德形象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总是通过礼仪来显现礼德修养，表现一个人内在的涵养素质。正因为礼仪可以显现人们的内在品德素质，所以它才能够帮助人们塑造良好的外部形象，并相应地培养良好的人文精神，进而形成完善的人格品质。（作者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 唐金权. 大学生礼仪教育初探[J]. 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01：74-77.

[2] 董承婷. 大学生礼仪素养现状分析与优化策略[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06：14-15.

[3] 李黎丹. 浅析高校大学生礼仪素养教育[J]. 品牌（下半月），2014，08：201-202.

符合礼仪的行为篇2

关键词：礼仪文化　大学校园建设　社会学

一、礼仪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对于文化的内涵，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克罗伯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礼仪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受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时代潮流等因素而形成的人们所认同遵守的、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的的各种符合交往要求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总而言之。礼仪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应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总结出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礼仪文化是属于精神文化中的一种，是一种规范文化，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经验。礼仪文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礼仪文化具有共创性。

礼仪文化是由人们共同创造出来的，它不是人类生来涉及的自然状态，而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为了谋求它们之间的稳定的、合乎社会期望的相互作用的模式，人们对各种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进行规范化，并逐步积累起来，以便更好地维持共同的生活。

(二)礼仪文化具有共享性。

礼仪文化是被整个群体所共同接受、享用时被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群体接受了某些规范、认同了其中的价值，并成为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普遍价值和行为模式。

(三)礼仪文化具有符号性。

礼仪文化可以通过符号的传递赋予一定的意义，具有一定的符号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运用一定的社会符号进行传递信息。当一些符号作为礼仪文化被普遍认可后，这种符号就具有了独立的价值。能够表达复杂的社会意义，能够象征一定的礼仪文化。

三、礼仪文化对大学校园建设的意义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十九世纪的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也指出：“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道德礼仪教育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可见，礼仪文化在历史及全球范围内都是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学承担的主要任务是教书育人，礼仪文化的建设就显得更加重要。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其对大学校园建设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礼仪文化是完善大学校园角色的基础。

人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都相应地扮演一定的角色。按照拉尔夫・林顿的说法，一个人占有的是地位。而扮演的是角色。社会学角色理论中的角色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与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相一致的、社会所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大学校园中的两类典型的社会角色：大学教师和大学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社会赋予了这两种身份不同的角色期望。例如大学教师被期待为有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优雅的举止，对学生关心、爱护，能够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大学生被期待为精神饱满、热爱学习、尊敬老师、举止文明，是国家的建设人才。

礼仪文化对于大学教师和大学生角色完善有着基础的作用。“‘礼’是在行为活动中的一整套的秩序规范，也就存在着仪容、动作、程式等感性方面……所谓‘习札’，其中就包括对各种动作、行为、表情、言语、服饰、色彩等一系列感性秩序的建立和要求”。可见，礼仪主要表现为外在的行为方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礼貌、仪节；然而它同时又表现为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亦即人们的道德修养。大学教师高尚人格是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优雅的举止、对学生的爱护又通过外在的行为和表情等方面表现，例如老师不傲慢，对学生谦虚有礼。这就是理想角色的实现；大学生能够在学校遵守各项规则，举止有度，不吐痰，不骂人等方面都体现了大学生期待角色的实现。

所以，由于礼仪文化在精神内涵方面约束人们提高道德修养，在言语动作等方面规范大学教师和大学生的角色行为，从而为大学校园中角色的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礼仪文化是团结大学校园群体的核心。

人的本质为社会性，人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人。社会学中的社会群体是指人们通过互动而形成的，由特定的社会关系连结起来的共同体。大学校园有两类群体：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都是由于业缘关系而形成的，所以相比于家庭关系的血缘群体，他们都属于次级社会群体，这种群体之间的亲密程度不是很强。

礼仪文化最本质的内涵是指“仁爱之心”。即“仁”是“礼”的内在道德情感基础，没有“仁”这一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就不能遵守礼。由于礼仪文化对于人的道德感培养的强调和要求，因此对于增强大学中群体凝聚力有着促进的作用。社会学中的群体凝聚力是群体成员之间互相吸引并整合为一体的力量，表现为三个层次：人际吸引、群体规范的形成与遵从、成员把群体的目标自觉地作为自己的目标，把群体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礼仪文化促进个人良好德性的养成，能够增强人际之间的吸引；礼仪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规范文化。要求群体去遵从，进而将这种“仁”的道德要求作为群体的目标，从而加强群体之间的亲密程度，达到团结群体的目的。

大学校园礼仪文化的建设能够帮助教师形成共同的目标，在相互了解、共同活动中形成相互之间的认同。如教师的职业道德感认同，以及为学生奉献的道德意识的共识，而摈弃为了个人私利而工于心计，勾心斗角：学生之间能够在共同的规范意识下，形成真诚的友谊，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老师和学生在共同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能够促进次级群体关系转化为初级关系，这些关系的转变都成为建设和谐学校的核心力量。

符合礼仪的行为篇3

关键词 学前教育专业教师；礼仪；行为规范

一、礼仪的内涵

礼仪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行为科学，是指在人际交往中，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已敬人的过程，涉及穿着、交往、沟通、情商等内容。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是教师个人道德品质和个性展示的基础，也是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作为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礼仪规范就是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的行为规范，是从事教育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职业素质和道德。可见，教师礼仪的根本内涵就是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

二、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注重礼仪的重要性

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生队伍越来越庞大。近年来，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也使得高校中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比例大大提高。因此，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在教学中的礼仪规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众多学生的精神面貌，而这些礼仪修养也在不久的将来会影响到可塑性极强的幼儿。因此，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应注重礼仪的培养与养成，时时注意自身言行，努力成为礼仪典范，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

三、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礼仪问题

1.职业责任感缺失

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中，有的教师缺乏起码的职业责任感和事业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课迟到、早退；在课堂上讲课时全然不顾学生的反应，照本宣科，表情冷漠，对学生缺乏爱心；有的教师把讲课当做例行公事，对学生缺乏关心；还有的教师对学生挖苦多，不正面肯定而反向打压，对于那些上课迟到，讲小话，传纸条，看杂志，听音乐，发短信的学生，有的老师更是极尽讽刺，甚至语带威胁，恐吓，谩骂。

2.职业形象缺失

现有的一些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与教师的职业形象要求差距甚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的教师在课堂上的形象显得不修边幅，浓妆艳抹，职业形象较差；有的教师甚至还出现嚼口香糖、坐桌子、插口袋、上课吸烟、接打手机；还有的教师在课堂上无里头的指手划脚、敲击讲台桌子、黑板或用手指指点学生等有失职业形象的举动

四、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在教学中应讲究的礼仪

作为一名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的楷模，要内外兼修，不断学习求进，具备良好的礼仪修养、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老师要通过自身优雅大方的仪态、激情洋溢的语言、亲切真诚的态度和良好的师德感染每一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1.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

教学活动是高校的核心工作，教师应严于律己，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不断强化教师的礼仪意识。教师只有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才能将符合礼仪规范的行为渗透到自己的教学活动当中，体现出良好的个人修养和风范。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的礼仪修养应体现在教师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对专业知识的整体掌握上，教师应当把课堂看成是情感交流和审美的空间，使学生在轻松、美妙和美的愉悦中，既接受了文化知识，又使学生的精神得到松弛和愉悦。因此，教师应充分做好课前准备，精神饱满，无特殊原因不迟到，不早退，教学过程中注意教学技巧和方法，面对学生的提问或不同意见，耐心解答，悉心听取并发表看法，允许观点多元化，鼓励学生抱着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去学习。只有尊重和关爱学生，处处体现出自身的礼仪素质，教师才会真正赢得学生。

2.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

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应注重塑造自我形象，加强礼仪训练，成为讲究礼仪的典范，根据社会的期待和学生的需要塑造自我形象是很有必要的。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相貌的美高于色泽的美，而秀雅合适的动作的美，又高于相貌的美。举止得体、言语生动，是教师礼仪的基本要求。服饰得体、仪表端庄的教师，会对学生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整洁、得体、典雅、美观的着装和端庄的仪表，会更好地帮助教师完成教学工作。从教育需要出发，教师的礼仪形象应为：谦逊文雅而不庸俗，朴实整洁而不呆板，稳重端庄而不怯懦，即教师的形象应具有美感、职业感，同时还应具有时代感。总之，教师职业礼仪形象规范，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语言表达文明规范、衣着服饰整洁得体、仪态举止端庄大方等。

（1）语言表达文明规范。语言表达是教师与学生沟通的重要方式。教师表达语言时应遵守礼仪礼节、文明规范，讲究语言艺术，用美的语言去感染学生，语言要自然、准确、生动。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语言的方法和技巧，讲普通话、吐字清晰、语速均匀、语气柔和、表达完整。教师要注意语言文明，避免脏、乱、差的语言。对不认真上课的学生和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学生要进行干预，但不能在课堂上辱骂学生。

（2）衣着服饰整洁得体。服装是人外在形象和自身的审美观的体现。教师服装礼仪规范原则是整洁大方、文雅端庄，符合礼仪服饰的top原则，即着装要符合时间、地点及场合的需求。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着装要庄重、整洁、符合场合、季节、身体以及年龄特征等，禁忌“透”，“露”，“短”，“紧”。发色方面，一般不染太过夸张的颜色，发型力求简洁、明朗、尽可能不要佩带首饰等等。

（3）仪态举止端庄大方。教师在教学中要使自己的举止得体，符合时间、场合、和身份等要求。以高雅的举止展现自己良好的礼仪形象，需要做到端庄大方、自然得体，以从容自信的表情、端正挺拔的站姿、亲切坦诚的目光、准确生动的手势等给学生以感染力。学生们喜欢上课充满热情、笑口常开，始终把真诚的目光投向全体学生的教师，教师要善于运用坦诚的目光和亲切的笑容来表情达意，正确地体现教师的态度和评价，让学生从教师热情注视的眼睛里看到启迪和肯定。

一个人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但礼仪却是可以靠后天培养的。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应努力把礼仪与教学相融合，真正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因此，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必须以礼仪规范为标准，在教学中不断加强和提升自身的礼仪素质，打造自我的魅力形象，才能符合21世纪新教师的要求，才能跟上新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脚步。

基金项目：1.云南省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第二批高职教育科研课题《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以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例》（课题批准号：2011YGZ28）

2.云南省2012年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下的高职学前教育学生专业能力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云教高[2012]95号）

参考文献：

符合礼仪的行为篇4

[关键词] 基础教育；学生礼仪素质；培养；模式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湖南省基础教育领域学生礼仪素质培养研究”研究成果。

基础教育领域学生礼仪素质培养，既是一个理论研究课题，更是具体的实践课题。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加强学生素质教育，成为基础教育领域的首要任务，学生礼仪素质正是其身心素质的基本内容，加强基础教育领域学生礼仪素质培养，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和迫切性。而社会转型和理念多元格局的形成，更增加了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难度，学生礼仪素质培养有必要创新方法，构建新的培养模式，并通过行之有效的策略措施，力收培养之效，这样才能促成教育目标的实现，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一、学生礼仪素质培养模式建构的意义和必要性

弄清楚基础教育领域学生礼仪素质培养的价值意义和必要性，有助于自觉加强对学生的礼仪素质专题教育，形成规范化的教育培养机制，促成学生身心素质的全面发展。

（一）学生礼仪素质培养的价值意义。

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课题，基础教育领域学生礼仪素质培养模式构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在于学生礼仪素质养成，能满足人的需要。在人的所有需要的内容中，各有不同层次。人的需要按照从低到高的次序排列，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礼仪素质养成的需要，就属于人的需要中的精神需要，是较高层次的需要。通过礼仪的交际，让人得到爱，得到尊重，获得自我实现，所以，加强礼仪素质培养，是满足人的需要的重要方式。基础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直接培养人的各种素质，利益素质培育当然也是素质培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人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的，无限的系统，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i的观点，强调了人的社会性，是人的不确定性本质在社会哲学上的展现。他们说的都意在说明，人还在发展过程中，人需要继续发展。而经过教育，则是实现人的发展的主要战略，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学生的素质培养，是促进学生身心素质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加强基础教育领域学生素质的培养，正是符合人的本质发展的需要。此外，礼仪素质的培养，还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其价值和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

（二）学生礼仪素质培养模式构建的必要性。

问题不仅仅在于提升认识，明确其意义，学生礼仪素质培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了。事实恰恰相反，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由于社会理念多元多样化竞争、价值观多元碰撞，使得青年学生的价值观的形成，面临着各种结果，可以是社会主义的，也可能是封建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甚至是反动的。尽管我们认同对主体的价值理念的多元现实给以包容和谅解，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强调了社会主体价值理念的优化和健康发展，即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率各种价值观。因此，相关的人格构建、素质培养，就显得既很迫切，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社会思潮并不会自动退出社会舞台，需要下大力气，创新方法，才能确立正气，扶正祛邪，才能逐步确立主流价值理念。事实上，多年来，基础教育领域的学生价值观培养、礼仪素质培养，不是放弃或抓得不紧，而是下了很大功夫，但效果不是很显著，要么过于严格，成了“病梅馆”的人为折梅，不但为人诟病，也让结果适得其反；要么过于放任，使得学生失去传统精华的陶钧，导致基本素养不尽如人意；或者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礼仪素质方面的后滞局面，目前的状况是，形式主义盛行，只注重报告、讲话宣传，或满足于只发文件、贴标语、呼口号等，礼仪培养没有多少实质内容。方法上，满足于政治说教、简单压服，结果是学生反感，使得礼仪培养经不起实践检验，如同多米诺骨牌，一发散而不可收。教育效果低，学生在校园内养成的礼仪，经不起外界的污染，一出校门，基本礼仪就丧失殆尽；让人感叹世风日颓，令教育工作者汗颜。所有这些，都说明对基础教育领域的学生素质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非下苦功不可。尤其需要在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目标之后，必须深化教育方式改革，创新策略，优化方法，构建基础教育领域学生素质培养的符合实际需要的基本模式，这样才能提高礼仪素质教育的效益，提高育人质量，实现学生身心素质的全面发展。

那么，基础教育领域学生素质培养应该如何操作，其基本模式又是怎样的呢？

二、构建礼仪素质培养立体综合模式

基础教育领域的学生礼仪素质培养模式构建，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必须从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培养方法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注重过程和效果，统筹兼顾，规范实施，使礼仪素质培养形成一个有机体系。

（一）模式建构的整体构想。

我们设想，礼仪素质培养的基本模式，应该包含基本的教育因素，包括礼仪教育的目标确认、规制建构、礼仪规范的制定、硬件投入、总体规划、任务安排、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管理模式、激励机制和结果评估验收等等，也包括学生的各种关系和交际方式，这些具体的因素，关涉到方方面面，内容庞杂，必须以人为本，以育为纲，以养成为目的，以方法创新为要务，抓制度、抓过程、抓反馈，全力以赴，持之以恒，坚持实践，才能收效。基于育人规律基础上的礼仪素质培养模式的建立，为礼仪教育的系统化、规范化，给出了基础条件。学校德育工作人员和教学人员，都要明确目的，端正态度，深刻认识，共同重视，把礼仪素质培养当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的大事来抓，当作育人的要务来抓，在这基础上，权衡全局，构建起礼仪素质培养的基本模式，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培养的力度，教育与管理并重，激励和规范并行，力使过程完善、效果彰显。

（二）模式的构成因素和作用机制。

该培养模式由培养机构、培养内容、培养方法组合成基本因素，共同指向培养对象，再加上培养过程的流程运作最后达到培养目标，再经过流程中的反馈机制，不断调整各个因素，使之与时俱进，符合发展变化的形势要求和育人需要。这些基本的因素，形成了既互相联系又独立生存的子系统。其中，培养机构主要是指学校，如中学、中专学校、初中、小学、幼儿园等，学校中的班级是学生礼仪素质培养的基本单位，活动小组是基于实践教学的要求和教学方式变革的需要，而组成的机动机构，着重于学生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发展，是教育规律在育人过程中的形式表现；培养的内容主要包括基础教育层次的学生道德品行、礼仪要求、行为准则等，是礼仪素质培养的具体内容；培养方法则是育人的总体范围和宏观要求，包括理论指导、技能训练和具体尝试实践等。机构、内容和方法共同发挥作用，通过规划、制度、人力资本、投入经费资本等体现出来，并一起组合成整体培养机制，共同作用于培养对象（学生），再通过具体实施的流程体现出来，这个流程包括了启发学生的认知、引导学生的尝试、学生尝试的矫正和学生礼仪行为的规范化、熟练化等等；经过培养过程的具体运作，最终达到培养目标，那就是学生道德品行和礼仪素质的形成，学生体现出文雅的气质、讲究礼仪的行为和诚信待人的风貌，这就达到了礼仪素质培养的目标，实现了学生身心素质的全面发展。

三、基本模式的具体实施策略

（一）制定和落实好学生礼仪培养规划、制度等。

礼仪准则的具体条款、礼仪规范培养的具体要求，都需要通过基本的制度制定和落实来实现，所以，规划、发展战略和基本制度的制定，是学生礼仪素质培养模式的基本因素内容。就是说，中小学生的礼仪素质培养，需要通过具体规划、计划、制度等的制定和落实，形成全体动员，全员参与的局面，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推动。其中，国家教育职能部门既承担着管理督导任务，还承担着制定学生礼仪素质规范培养的战略、策略、规划和计划安排等宏观任务。要制定礼仪规范培养的目标、任务和统一的操作规则，以便有规可依，有仪可行，有任务驱动。就是说，不但要具体制定学生礼仪的基本内容，更要制定学生礼仪素质教育的发展战略、培养目标、基本制度等，以便保证学生礼仪素质教育纳入学校常规日程，并取得实效。同时，学校要加强管理，加大礼仪素质的宣传教育力度，形成校园礼仪素质规范养成的氛围和环境，推动学生礼仪素质的培养，促成学生礼仪素质的提高。

（二）强调礼仪内容要与时俱进，符合实际。

礼仪内容是礼仪素质培养基本模式的主要因素之一，必须切实强调礼仪内容的更新和丰富，以满足教育培养过程的需要。基础教育领域的学生礼仪素质培养，其内容必须不断更新，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古往今来，礼仪规范和准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现实的需要而推陈出新。某一阶段公认的规范准则，可能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否定，被扬弃，同时又有新的内容增加进来，如此发展变化充实提高的结果，使得礼仪规范常学常新，保持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文明。所以，基础教育领域的学生礼仪素质培养，也要注意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不断充实更新礼仪内容，剔出一些过时的内容，网络交际要求、网络文明规范等则是新的活动领域的礼仪内容，需要给学生以系统的培养。类似这些，都属于礼仪素质内容的创新，需要我们关注时代的变化，推动基础教育改革进展，及时修订、充实、丰富现代礼仪规范的内容，以便保持基础教育领域的学生礼仪素质培养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内容的丰富性。

（三）突出学生礼仪规范的实践。

基础教育领域学生礼仪素质的培养，关键在实践。在落实培养模式的过程中，实践教学应该成为学生礼仪素质培养的首要形式。学校要建立实践教学的机制，把礼仪规范的条文转变为学生的尝试行动，学一条，用一条，并形成全校师生的共同行动，这样就易于巩固所学，使礼仪规范变为学生的良好习惯。

基础教育领域的学生礼仪素质培养，是我国公民礼仪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礼仪文化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基本模式的建构，符合教育实际，更为具体的培养过程创设了可以遵循的范式。我们必须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加大培养力度，切实提高培养效果，以促成广大中小学生礼仪素质的提升，促成学生身心素质的全面发展，更好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参考文献]

[1] 关鸿羽：教育就是培养习惯[M]，新世界出版社 2003

符合礼仪的行为篇5

关键词：婚俗；礼仪；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K8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185-02

中国文化历来博大精深，它深深的嵌入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族的婚姻关系也在传统文化的浸染下发生着悄然的变化。从古至今，婚姻总是与后代的延续，与家族的兴衰密切相关，于是古代先辈们就为婚姻制订了一系列的程序礼仪制度以期使之完善，达到符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标准要求，尤其是必须符合风俗礼仪的苛刻要求。所以，古代婚姻礼仪风俗总是显得庄重而喜庆，这一方面是契合了人们对于美好的期待，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婚姻严肃庄重的永恒主题。

婚姻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现在已近趋完善，并且随着时间与社会关系的改变而做着调整。在我国古代，如果不按婚姻仪礼结婚的男女,社会上就不承认他们的婚姻是正当的，而在现代社会，男女双方的婚姻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才能为社会与人们所认可。由于古代的婚姻礼仪特别复杂,婚俗发展到现在，喜欢简单风格的现代人在保留传统基本礼仪的情况下，简化其中繁琐的礼节，摒除其封建思想的成分，使之更符合当今的生活习惯。

婚姻是人生的重要大事,也是人的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口，我国古代男女结合,都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确定婚姻关系，这种程序是被社会所承认的仪式，它是根据道德的、经济的、社会风俗习惯的需要,也是男女双方为巩固婚姻关系本身的需要而形成的，因此各民族的婚姻都有一套仪式行为,简称仪礼。婚姻仪礼是婚姻风俗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我国古代人们特别重视的礼节，各民族各地区又在地域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在中国，婚姻中最重要最集中的部分是婚礼，它集中体现了一个婚礼的文化内涵，古代把婚礼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古称“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就是我国古代婚姻仪礼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后世的婚礼大致沿袭了古代六礼的过程，只是有繁有简，略有差异而已。然而不管风俗如何不同，大致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步骤：一是说亲，二是定亲，三是迎亲，四是成亲。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皖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山水间相互环绕的地形、淳朴民风的共同影响下就确定了皖南地区的婚俗状况。长江流域的沿河城市总是带有温柔的水乡气息，以芜湖这座城市为例，半城山半城水的特殊地形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婚姻礼俗上有着自己的独特习惯。以下就对其婚俗的几个重要方面作介绍。

符合礼仪的行为篇6

论文摘要: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身体语言艺术,是随着先民的仪式活动而产生的,我们可以说仪式性是舞蹈的根本属性,舞蹈的仪式大体上可分为巫术仪式、占卜仪式、祭祀仪式、傩仪式、人生仪式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身体语言艺术,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其产生看,其产生在尚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是伴随先民图腾崇拜和祭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早期舞蹈往往在祭祀性场合表演,成为先民祭告神灵、传达神意、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存各民族民间舞蹈中,有许多舞蹈就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和极强的仪式性特点,这是各民族早期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舞蹈中的遗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舞蹈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成为一种具有极强审美价值的欣赏性艺术,具有娱乐、表演、抒情等多种艺术特性,但是这些特性都是从舞蹈最早存在的仪式性中渐渐衍生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舞蹈的根本属性是仪式性。

一、何谓仪式

郭于华在其《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仪式,通常是指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特征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度(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1]纪兰慰认为“仪式就是通过一定的时间、地点、对象、形式再现社会习俗(生活)的一个过程;通过岁岁重复、交替的程式化、制度化的仪式行为,实现某一时刻仪式所意味着的一切。”[2]前者主要从仪式的社会功能角度对其进行定义的,后者主要从仪式的过程性角度定义的。虽然侧重点不同,但皆揭示了仪式的基本内涵,即仪式的程式化、制度性和象征性。《说文》曰:“仪,度也。从人,义声。”墨子·天志》:“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又《说文》曰:“式,法也,从工,弋声。”《诗·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毛传:“式,法也。”可见,“仪”和“式”的本义皆是法度、准则、规矩的意思。中国古代“礼仪”连称,其实就是指各种礼俗仪式,这是古代早期仪式的主要内涵。仪式行为者往往通过姿势、舞蹈、吟唱、演奏等表演性活动和对象、场景等实物性安排营造一个有意义的仪式情境,并从这种情境中重温和体验这些意义带给他们的心灵慰藉和精神需求。因此,一个仪式,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是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所以,象征人类学家特纳认为,和动物的仪式化相比,人类仪式的原理是象征性的,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具有组合和重组的类似语言的能力,仪式就是“一个符号的聚合体。”仪式符号大致有:(1)语言形式的符号,如颂辞、诗文、韵白、咒语以及歌词等;(2)物件形式的符号,如道具、服饰、用品、绘画、塑像、乐器等;(3)行为形式的符号,如行动、姿势、手势、舞蹈、歌唱行为、演奏行为以及仪式角色的扮演等;(4)声音形式的符号,如呼叫声、呐喊声、吟诵声、歌唱声、响器敲击声、舞蹈节奏声、音乐演奏声等。[3]可见,舞蹈是仪式符号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它既可充当行为形式符号,还可充当声音形式的符号。

二、先秦仪式的文化内涵与社会生活

中国上古时期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以礼俗仪式为核心展开的。“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而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豊”,《说文》曰:“行礼之器,从豆,象形。”可见,礼是渊源于上古巫祝事神活动的。孔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引)可见,礼俗仪式在早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历代王朝建国之初最重大的文化举措莫过于制礼作乐,也说明礼乐在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说,礼是为了从自我约束的层面让人们去自觉遵守社会道德,从制度的层面来维护社会等级。而礼的外在形式则是仪式,即通过各种仪式行为和过程规范社会的各种秩序,再现礼的精神内核。祭天祭祖、岁时祭典和其他政治仪式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秩序;礼仪中的等级规则决定了集体内部的交往秩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仪式及其他各种人生礼仪和节日庆典仪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秩序;春祈秋报及其相关节候性祭典与各类生产仪式,构成了农业社会中的经济秩序。由此可见,仪式是上古时期生产生活各领域的中介环节,也是社会秩序的表征性符号和文化事项的联结点。它表征着上古时期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节奏。仪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一方面,体现为仪式使生产生活的各方面有秩序地开展;另一方面,仪式还承载着集体意识如生命观、死亡观、伦理观、禁忌观等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内涵。

三、中国早期的仪式及其类型

意大利学者维柯《新科学》认为每个民族的诞生和发展中大致经历了互为衔接的三个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4]我国早期先民的认知观念和仪式活动也可从维柯所分的这三个时代进行分析。

所谓神的时代即人类的史前社会。从现存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成果证明,中国早期的仪式活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已经有鬼魂崇拜观念和与此相关的丧葬巫术仪式,新石器的仰韶时代已经有社祭的考古遗存,龙山时代已经有祭祖的考古遗存。[5]夏朝之前的颛顼、尧、舜、禹等方国时期,从大量而成套的祭祀仪器的出土可见,此期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祭祀礼仪。这些礼仪是原始宗教的产物,是在先民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等原始的支配下进行的。早期先民对这些看不见的力量或以臣服与膜拜的方式进行祭祀,或借助某种神力进行干预、制服以达到目的,于是产生了巫术思维和巫术仪式。

所谓英雄时代即夏商时期。这时候的祭祀仪式是围绕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进行的。夏禹治理水患当为中华民族英雄崇拜观念最早的表现。他死后被奉为社神,人们制礼作乐歌颂其功德,《大夏》乐舞就是为祭祀夏禹而作的。当然,大禹还具有祖灵的性质。商代祖先崇拜观念占据主导,现存甲骨卜辞中有相当数量是商人祭祀鬼神的记录。《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所尊之神,除自然神、英雄神以外,还主要是祖先神。甲骨文中“帝”、“上帝”等字样,不是后来抽象意义上的帝,而与“祖”的意义是相同的。《大濩》乐舞就是表彰商汤灭夏之功的祭祀仪式乐舞。

所谓人的时代,即西周及以后的祖神分离和以德配天的祭祀仪式。西周重人事而轻神事。其宗族崇拜观念强调道德教化和政治秩序,倾向于人事和伦理的经营。其祭祀仪式无论祭祖还是祭天,都有意识突出礼仪制度的性质,其《大武》、《大象》乐舞,是这种观念在意识音乐中的体现。

以上勾勒了中国古代早期仪式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下文对中国早期的仪式类型作简要勾勒。

1、巫术仪式

巫术是人类童年时期,对人自身和人以外的自然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状态时对神秘的异己力量有所感受和体验的时候,自然产生的言辞和行为,并使其固定化的结果。原始时代的人们相信人与自然存在着的某些神秘联系的观念,幻想人可以 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影响自然和他人,于是产生了巫术。巫术仪式一般包括巫术行为和与此相关的一整套巫术观念。通常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来利用和操纵某种对象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巫术的仪式表演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形式,并使用某种据认为赋有巫术魔力的实物和咒语。中国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出现,也出现了相关的神话和巫术。中国早期巫术涉及古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除个体巫术外,还有公共巫术,如禳灾巫术有《山海经》中的驱旱魃巫术,《吕氏春秋》中的汤祷桑林的止旱求雨巫术;顺祝巫术有《吕氏春秋》祈求农业丰收的“葛天氏之乐”;诅咒巫术有《尚书·牧誓》中的克敌巫术等。

2、占卜仪式

占卜仪式起源于原始范畴中的前兆迷信。史前的先民们相信事物发展的趋势与一些特定的事象诸如气候、天象、梦境、卜兆等出现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样便产生了根据特定事象推知事情结果的占卜仪式。主要有龟卜、筮占、谣占、梦占等仪式。《史记·龟策列传》曰:“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礼记·表记》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西南各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着一些古老而原始的占卜仪式。如藏族、云南羌族、四川彝族、贵州苗族、湘西土家族等皆有各种占卜仪式。

3、祭祀仪式

史前社会的祭祀仪式种类繁多,说明祭祀仪式在中国早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祭祀仪式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仪式当属蜡祭、社祭与祖祭。张光直先生认为:“仰韶时期农村里最要紧的仪式是祈丰收,拜土地;在他们仪式用的器皿上画几个象征繁殖力的女子性器的纹样,正说明我们祖先祭祀时的虔诚,并吐露作为这片诚心之原动力的耕作生活之艰苦。[6]这就是后来的蜡祭。所祭之神有八种,又称八蜡,是在十二月时索求四方百物之神而祭之,以求得农业丰收。社祭是对社神的崇拜仪式,源于史前时期对土地的崇拜,后来演变为人格化的土地神灵崇拜。而且,社神具有自然神、农业神与部族神混合的特征。祭祖仪式最早可能在龙山期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在仰韶村(龙山时期)出土的陶祖,很象一尊男性性器模型,据张光直先生推断,这是中国史上拜“祖”的最早实证。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祖’字,本来是个性器的图画,亦即祖先牌位的原形。[7]

4、傩仪式

“傩”据说产生于黄帝时,傩祭开始时只限于宫廷,谓“大傩”、“国傩”。逐渐遍及于乡村,谓“乡人傩”。殷商时起就可见此宗教仪式,周代举行最为盛大。传说方相氏可以驱鬼逐疫,最迟在汉代,驱傩已与蜡祭发生联系,在蜡祭前一日,宫廷中要举行大傩。《后汉书·礼仪志》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举行傩祭时,巫师就要装扮成方相氏,身上穿着熊皮,头戴留有四只眼睛的面具,一边开路,一边喊:“傩!”率领十二个戴着面具、装扮成各种野兽的人--戴面具所具有的戏剧性已为人们所公认,后跟一百多个扎红头巾、穿黑衣服、手执拨浪鼓的少年儿童,到宫室、房舍、各处跳跃、呼喊,并合唱祭歌《赶鬼歌》以驱逐“疫鬼”,最后,把鬼赶到河里,把火炬丢进水里,表示鬼全部被河水逐走了——人们歌唱、舞蹈、打斗,场面甚为壮观,也极其富于戏剧性。据《论语·乡党》记载,每逢年三十孔子老家举行傩祭仪式时,孔子就“朝服而立阼阶,观乡人傩”。

5、人生仪式

人生是人的一生从一个阶段过度到另一阶段的重要标志,通过仪式强化人生转折时期的标志,表明先民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和对生命的珍爱。有诞生仪式、冠礼、葬礼等。其中,冠礼最重要。冠礼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或“入社式”。

以上仅简要罗列了中国早期社会仪式生活的发展演进和最为重要的几类仪式生活。

可见,上述仪式内容已经涉及到早期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体现了先民的生活内容,也反映了先民的思维观念,而这些仪式大多数都要借助乐舞的形式进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舞蹈艺术是伴随着早期先民的各种仪式而产生的艺术形式,其直接目的是为先民的仪式活动服务的,也是整套仪式活动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正如张本楠先生所说:“原始宗教仪式的进行过程就是原始舞蹈的创作和表演过程,原始宗教仪式的发展历史就是原始舞蹈的发展历史。无妨说,原始舞蹈就是宗教仪式。”[8]

参考文献:

[1]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 纪兰慰:《论民俗舞蹈的仪式》,民族艺术研究1999年版。

[3] 薛艺兵:《仪式音乐的符号特征》,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2期。

[4]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5] 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

符合礼仪的行为篇7

关键词：乡土社会 礼治 仪治 法治

费孝通在《礼治秩序》一文中根据维持社会秩序力量的不同，提出了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的看法。在他看来，乡土社会维持秩序的方法还不同于现代社会。乡土社会并不是没有秩序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由于这里“礼”的概念有些模糊，我们需要从“礼”的起源、发展入手来对“礼”的含义做出明确界定，进而对费孝通的相关思想做出进一步分析。

一、古代之“礼”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礼”字包含着多种意义，概括说来，体现于行为活动或仪容态度的多称为“礼仪”，体现于名物制度或者典章条文的多称为“礼制”，体现于理性活动或思想观念的多称为“礼义”。所以中国古代的“礼”就常被区分为行为之礼，制度之礼和观念之礼三个方面。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礼起源于宗教。在早期的人类生活中，对于神灵的畏惧和崇拜主要体现于对神灵的祭祀，一方面希望和所谓的神灵取得沟通，获得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也希望获得神灵的赐福，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方面的获得都是先民希望神灵给予的好处，由此产生了愈发虔诚的精神和愈发繁琐的宗教的礼数，先民借此来确立信仰神灵的原则，以信仰产生的恐惧和敬畏来规范和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立人和自然相互协调的法则，用以维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殷商时期，礼是带有宗教性质的祭祀神灵、祖先的仪式，有其神圣性；到了西周，礼虽然还有祭祀的一面，但人们把更多的对礼的应用转向了人事，因此，礼的宗教性和神圣性逐渐淡化，人文性日益彰显。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在维护周礼的努力中对礼之深层的精神内核进行挖掘和创新，使之成为衡量人的道德行为与人伦关系的价值标准。从而使礼成为伦理关系的理想模式，进而发展成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伦理范畴之一。由此往后，随着社会化进程的不断向前，借前人以宗教形式确立下来的这种现成的秩序沿袭下来并遵守的行动逐渐被培养成体现于道德的要求，无论是集团还是个人的行动均以遵守其为前提，对与遵守秩序的要求变成了道德化的要求，社会秩序的维系方式更加有了道德的成份。在这样一个公认道德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背景中，公认的道德伦理被确立为法律，律法在社会中客观承担了“他律”的作用。

在礼的发展过程中，礼的概念和意义是不断内化的。随着礼的规范化，人们逐渐地自觉地遵从着这种沿袭下来的秩序，最终内化成人的道德理性。宗教形式和道德要求被考虑入维持秩序的法律，这个过程中，“礼”日益清晰地体现出其宗教、道德和法律三方面的属性。

二、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

在费孝通的《礼治秩序》中认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的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在这里，礼是判断行为规范是否合式的标准，甚至其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行为规范，这种规范是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即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约束人们的信念是“礼”，指导人们行动的是“传统”。于是，礼和传统的关系便成为了乡土社会行为规范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的协同作用下，乡土社会的行为规范得以认可和执行，乡土社会的秩序因此得以保证。

宏观上，“礼”是存在于人的观念中的看不见的手，微观上，这个“礼”存在于乡土生活的时时刻刻，甚至方方面面都约束着这个乡土社会的行为和心思。在行为方面，“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人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这些看似亘古不变的行动真理就是由祖辈沿袭下来的“传统行为”，更是具体的做法，也是对于合适而平稳的生活的追求，“照做”并“合式”固然是最好的做法，然而这更符合“仪”最初的含义。在清代段玉裁『f文解字注中对“仪”的含义进行了以下的注解：

度也。度，法制也。毛髟弧x，善也。又曰。x，宜也。又曰。x，匹也。

仪在这里，是标准，是符合时宜的行为，是匹配合适的行为。这恰恰是传统行为的要求，内在符合其社会环境的结构秩序，甚至利于国家，行动中又符合了当下生活的需求，符合时宜，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传统行为都是“匹配合适”的。在这里，“仪”确立了“礼”的合法性，人们遵循的传统行为，便可以理解为是践行“仪”的行为，“礼治”的形而下层面的意义，便可以理解为“仪治”。因此，在“礼治秩序”一文中的礼治的形而下可以认为是“仪治”：由一套公认的行为方式来主导其生活，这一套方式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是能够满足克服生活困难所需传统的经验，也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秩序，更契合了乡土社会的对于秩序的追求。仪治可以表达的意义不仅仅是“按照仪式”来做，它也表达出一种对所做行为是“合式”“符合时宜”的肯定的感情，这种感情恰好配合了“灵验”的心理活动：不知名的魔力在规定着这套行为，而这套行为又“符合”了魔力的预期，给予乡土社会中的人以迷信式，却又有着确定性的安全感。

作为乡土社会的行为规范，在形而上的方面，“礼”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是使人有了“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在形而下方面，则是“仪”，是“传统的行椤彼给予人的具体的做事方法。它不但解决了乡土生活中实际遇到的问题，也强化了“服于仪”在人心中的地位，“服于仪”的这套行为是成了普通所谓的“仪式”，而“礼是按照仪式做的意思”。在这样的遇到问题――服于仪――强化认知的系统在乡土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解决了现实问题，并使人免于不幸，“礼”的形而上的地位就被逐渐巩固了。在这里，合式的概念被不断强化。

三、礼治与法治的区别

确立“礼”在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形而上意义上的地位之后，费孝通强调，人治和法治的区别并不在于字面意义，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以及所根据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之所以是“礼治”的社会的原因也尽在对于其形而上意x的肯定之中。因为在乡土社会中，维持秩序的力量是“礼”，“礼”在自古以来便是为了维持秩序的观念分散在宗教、道德和法律中，集中体现在政治中，如果没有了维持秩序这个重要的目标，“礼”的众多观念和学说也不会得以发展。而在维持秩序这个特定的条件之下，“礼”也充分发挥了其希望被赋予的作用，从最初的具体的祭祀活动，逐渐拥有了道德、法律等的文化内涵，具有了文化的内涵，是“礼”内化于人心而维持“无法”的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君子慎独”便是内化的文化对于人的约束的典型例子。

在文中关于“服礼”的讨论中，人们服从或者遵循也很值得探究。“礼”在这里具有了法律的属性，尽管人们执行的是传统而来的行为，但是正如“体”和“用”的关系一般，“礼”的法律属性和存于人心中的法律效力才是维持着乡土社会秩序的关键的“体”，这也是“礼治”如何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而“仪”就是乡土生活中的“用”，按照古老的路子生存，繁衍，连这种行为本身，也充满了“好古”的味道。也因其好古的特点，“礼治”和“仪治”才能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方面维持着千百年来乡土社会的秩序，在心中的对“礼”的遵从和在手中对“仪”的应用确保了乡土生活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乡土社会之外，法律是与“人主动服礼”不同的约束方式，是与“礼治”和“仪治”相对的路子。与法律强调从外对人的限制，告诉人们“不该”怎样做不同，礼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但他们又同时效力于一个目标：维持社会秩序。在客观上，这种和法律“无异”的本质的特征起到了维持乡土社会的秩序，宏观上起到了安定乡土社会的作用。在乡土社会还没有发生剧变时，持有法律意识的权杖的人显然是乡土社会的局外人，因此对“人治”的理解产生字面上的误解，这不仅是文化的差异，而是因为没有置身于乡土社会所产生的不了解。

四、结语

《礼治秩序》距今也已近百年，“法治”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也确实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利器。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传统社会的行为方式并不可能完全颠覆或者彻底消失。现代人的行动，费孝通所讲的礼治社会中的人心秩序，仍然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悄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2.王铭铭. 从“礼治秩序”看法律人类学及其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9，（1）.

符合礼仪的行为篇8

The moral, religion, rite, bible record, and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are regarded as informal institutes in this essay. It is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se institutes for explan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 or confliction. (1) The offspring of religion is the trepidation for the uncertainty, and so religion has a function of diminishing the degree of uncertainty. There are no hard lines between religion and cult and that of between religion and superstition, in human mentality. It is positive for social stability to limiting the extension of religion, but it is no necessary and even dangerous to seek eliminating the religions. (2) Rite is a type of human behavior, which can communicate som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mong people, and can make the surroundings in order. Proper rite is propitious to social stability. (3) Moral is a set of rules of behavior with the function of shame feelings.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moral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n the periods of transi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he moral function seem unimportant. (4) In the closed rural society,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supports a stable social structure. Only in terms of destruction onto traditional rural order taking place, and the old benefit equilibrium is tipped, fierce confliction among different clan will take place.

关注乡村社会冲突，不能不关注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相对而言，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乡村要大于城市，因此，本文论列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在乡村社会。本文的分析方法主要是经济学的方法。通常，非正式制度也被学者们看作一个社会的文化状态（樊纲，1994）。但一谈到文化，便触及到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泥坑，因为文化研究领域几乎没有统一的学术研究语言，导致以不同学术语言武装起来的学者经常胡乱战在一起，见不到分晓。到未来，要看哪一个人文学科取得学术霸权，它的语言也就会一统人文学科的天下。但许多问题的讨论显然不需要等到这一天。为避开这一麻烦，本文把道德、宗教、礼仪、典籍文化和宗法制度看作非正式制度，分析这些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如果把是否通过国家法律进行规范作为一种制度是否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的依据，那么，本文是涉及的一些因素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时候也可能是正式的制度，但这种个例并不妨碍本文的分析。

一 . 宗教影响

（一） 宗教的本质

宗教产生的根源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因此，宗教具有降低不确定性的作用。伟大的费尔巴哈曾说：“宗教的整个本质表现并集中在献祭之中。献祭的根源便是依赖感----恐惧、怀疑，对后果、对未来的无把握……而献祭的后果……则是对后果的有把握，自由和幸福”（费尔巴哈，1845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宗教的存在反映了人们试图规范这种关系的愿望，尤其反映了人们关心彼岸世界、试图与彼岸世界对话的愿望。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宗教具有加强人们之间相互认知的作用。共同的崇拜对象、普遍接受的教义规则，可以成为人们之间相互认知的符号，从而可以降低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

（二）宗教与社会稳定

强烈的宗教感情对于同一宗教共同体能起到稳定内部关系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宗教共同体之间，宗教分野会强化人们的对立，造成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在落后社会，宗教对人的行为有较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不确定性在一定范围里是知识积累程度的函数，知识的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弱化人们的宗教感情。在工业文明产生之前，宗教分野曾经是社会对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更是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现代工业社会，宗教仍然对人们的行为有重要影响。有人把宗教的这一作用当作文化独立性的表现，是没有根据的。也有人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宗教感情表示不可理解。实际上，现代文明并没有消除宗教存在的根据----人们对彼岸世界的恐惧。在死人与活人之间因自然差异而存在信息的绝对不对称，科学不能回答彼岸世界究竟存在与否；此岸之人对彼岸之人完全无知。我们看到，即使相信灵与肉不可分离的无神论者也少不了那份面对死亡时的虔诚与恐惧。总之，科学不可能消除人们的宗教感情，现代社会的人们仍有可能从宗教中寻求“终极关怀”。这一论点所包含的启示是：如果某种宗教引起了社会不稳定，政府不要试图去消灭宗教本身，而应该去设法改变宗教的内容或形式。

很难一般性地概括说哪一种宗教更有利于或不利于社会稳定，也很难说哪一种宗教更成熟或更不成熟，对大的宗教来说尤其如此。对这方面作出评论，只能从历史实施出发。可以把宗教分为正统一神教、多神教和异教三个大的类别。被某些国家官方认可或尊奉的正统一神教中，基督教在现代社会有较强的稳定作用，但它也曾有过引起民族纷争、社会动乱的历史记录。欧洲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大多有宗教背景。

（三）科学与宗教的斗争

敬畏科学并不意味着消灭宗教，甚至从目前来看不可能消灭宗教。尽管宗教没有证明“彼岸世界”的存在性，但科学也没有证明“彼岸世界”的虚假性，而总有一些人在心理上对“彼岸世界”的存在性寄予希望，于是，科学的局限性便给宗教活动留下了空间。在死人与活人之间因自然差异而存在信息的绝对不对称，科学不能回答彼岸世界究竟存在与否；此岸之人对“彼岸之人”完全无知。于是，现代科学把宗教驱赶出世俗生活之外时，便不得不与宗教和平共处了。宗教批判家可以雄辩地批判一切关于上帝的故事，但对上帝本身的批判却只能停留在哲学的意义上。现代世界主要宗教的活动边界，很符合休谟和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所给出的宗教的意义：“神一旦创造出世界，就不再干预世界的事务。”离开世俗事务，宗教只去照顾那些对“彼岸世界”的不确定性在心灵上发生恐惧的人们，使他们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宗教通过一系列程式化的礼仪，使信徒的恐惧心理得以安抚，并产生了某种稳定社会的功利价值。但是，现代宗教已经十分知趣，除过某种“劝说”，而决不再替代法律和道德对人的世俗行为进行裁判，更不去与科学技术争论长短。科学与宗教在欧美国家最终确立各自的边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杰出成就，并对于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具有重大的功利意义。伏尔泰有这样一句充满理性光辉的话：“即使没有上帝，也要捏出一个上帝来”（ C. 阿尔塔莫诺夫，1954）。

科学与宗教的斗争，也使宗教自身得以被改造，并使一些宗教上升为区别于邪教、迷信的主流宗教。宗教与邪教之间、宗教与迷信之间，并没有人类理性意义上所能够确定的界限。在历史上，那种与世俗的王权相互承认的宗教可能是正统的宗教，而处于二者之间并且不被世俗王权承认的宗教，则可能被看作异教、邪教。与那种有严密组织的宗教相比，另一些散见与传统乡村社会的、通过传说和习惯保留下来的有神论观念及其祭祀活动，则会被主流社会视为迷信。与邪教、迷信相比，现代世界的大多数主流宗教的领袖行为较为节制，教徒对另类宗教的态度相对宽容，教会机构不追求更不行使对教徒的世俗行为（乃至信仰选择行为）的裁判权。这是科学以及世俗权威与宗教斗争的结果。

并不是一切国家都确立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稳定的活动边界。宗教一旦越过自己应该立足的边界，几乎毫无例外地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并表现出种种邪教恶行。在这种国家，主导宗教的旁边会经常滋生某种形式的邪教，并裹挟着某种社会情绪，使被蒙蔽的广大信徒成为邪教领袖实现政治野心的赌注和牺牲品。中国近年来一轮又一轮的“气功热”的确让人们深思。表面上看，中国人对肉体关照的需求似乎超过了对心灵关照的需求，并把关照肉体的希望寄予某种神秘的力量，其实这是中国医疗事业不发达所产生的结果。欧洲国家也曾有过那么一个时期，人们把身体交给“上帝”去关照，后来在科学力量和政府权威的压力之下，宗教才逐步放弃了照顾人的肉体的责任。如果这个边界守不住，主导宗教就无异于邪教，各种小的邪教也会不断兴风作浪。在世俗生活领域，现代科学本来具有足够的力量战胜宗教，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形，一定是这个社会现代文明的发展存在严重障碍。

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现代化的历程，但期间没有认真出现过科学启蒙运动。某些时期的世俗政府甚至与邪教建立联盟，以图自保。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搞统一战线，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民间也鲜有对宗教的批判，使无神论思想的传播极为有限，老百姓事实上不能区别宗教和迷信究竟有什么区别，更不懂得从合法性上判断宗教活动应该遵守的边界。本来，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民间对宗教的批评应该并行不悖，但我们民间对宗教的批评几乎是万马齐喑。看看近一些年的图书市场吧，少有宣传无神论的书籍来与宣传“怪力乱神”的书籍叫板（似有一位可敬的记者批判柯云路）。无庸讳言，充满“怪力乱神”的书籍能在市场上找到极好的“卖点”，追求金钱而粪土理性的一些国有出版企业的老板们便为了金钱拥抱乱神去了。说实话，要不是“法轮功”领袖的利令智昏使他们的信徒围堵中南海，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会结束。这种状况就是奉行出版自由原则的欧美国家也很难发生，这不令人深思么？

企图通过教育在普通民众中普及彻底的无神论，是极为困难的。有人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与宗教信仰之间并没有关联。1916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勒巴的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发现，只有40％的科学家相信上帝。他预言，科学家中不敬神的比例将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增多。为了检验勒巴的预言，佐治亚大学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森和马里兰州的拉里·威瑟姆在1997年采用勒巴当年使用的方法又对科学家的信仰作了调查，结果与前一次有惊人的相似：大约有40％的科学家仍相信存在有血有肉的上帝和灵魂。两次调查中都有45％的科学家不相信上帝，15％的则抱怀疑态度。这项研究表明，教育的提高和普及并没有消除一部分人的信仰需要。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在邪教或异教的信徒中，鲜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这个事实说明，良好的教育尽管不能消除宗教信仰，但却可以约束宗教活动于某种确定的、非世俗的范围之中。为了使科学与宗教之间有一个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边界，现代政府必须注意两点：第一，在世俗生活领域，应该通过立法，不仅不能允许宗教及其变种干预政治，也不能允许它们“关照”人的肉体。耍鬼弄神致人死命的，以谋杀罪论处。第二，即使退出世俗生活领域，进入所谓信仰领域，固然不可用立法来限制人的信仰，但应保护民间人士对宗教的批评态度。通常，宗教界有强大的财力宣传有神论，而民间个人却没有财力来宣传无神论，因此，政府应通过资助科学发展的途径来帮助宗教批判家。

当前，批评邪教、迷信，宣传无神论，决不能殃及社会进步力量（至少是潜在的进步力量）。从历史经验看，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是最有可能欢迎无神论的阶级，至少他们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宗教。中国改革正在造就一个中产阶级，他们在本质上反对宗教力量的世俗化。我们切不可说什么唯心主义、有神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再把资产阶级拉出来批判一通，更不可以要人民大众去“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如果要这样做，那无异于以迷信批判迷信，注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守卫好科学的边界，把一切世俗事务交由科学技术去控制，有着广大的内涵。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技术。政府的组织形式作为世俗事务，应该遵循社会科学规律；政府的施政行为也应该被规范为一种社会工程技术。以往我们把太多的东西看成了意识形态的东西，现在应该把它们还原为中性的社会工程技术。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使科学的光辉照耀人类生活的一切世俗领域，而把各种宗教约束在一个有限的、确定的范围里，使我们的社会稳定地实现现代化。

二． 礼仪影响

（一）礼仪的性质

礼仪是人们通过程式化言行交流某种信息，以求得生存环境的秩序化、消除对环境的陌生感、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行为类型。礼仪还可以看作社会交易中实施基本行为规则的技术性模式，看作行为文化必要的外包装。所谓“仁义道德，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等（《礼记》，曲礼上），也说明了礼仪的这种功能。一个人施礼时，必希望回报，即所谓礼尚往来，否则施礼会变得没有意义。在人际地位不平等时，礼尚往来仍是通行规则（假借礼仪而行贿属例外）。宗教中人对神施礼更是一套严格的行为规则，更反映了人们要求回报的虔诚心愿。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仪是利己主义的文化包装。这种包装实在必要，它使社会关系有了温馨、和谐的外观。 我们可以进一步对礼仪作经济学分析。施礼包含有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恐惧。礼仪的程式化本身预示了人际交往（或人神交往）秩序化过程的开端，有助于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减轻恐惧感。所以，礼仪约束一般是自律性行为 。环境信息越不充分，人们越希望通过礼仪交流信息，礼仪对于降低不确定性的意义就越重要。礼仪能够过滤那些不确定性较强的信息，而加强确定性较强的信息。王权政治之下，百姓难以得到关于国王的信息，于是，百姓与国王通过礼仪进行交流，借此求得相互之间的认知。传统社会中人们关于某些自然规律的信息更为难得，如彼岸世界、自然灾变等，相关的礼仪便更加程式化，甚至转变为宗教。总之，礼仪的程式化程度或严格程度与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成正比。

人们的礼仪行为背后有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虽然这种分析可能不是自觉的。施礼需要付出成本，这种成本是人们为了降低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投资，其收益的现值会因人们的信息的完备程度的差异而受到不同评价，因此人们遵守礼仪的自律程度是不同的。施礼的成本一旦超过施礼的收益，礼仪便无法存在。如果一个人对“死后进入天堂”的预期收益评价为零，那么他无论如何不会去购买天主教会发售的“赎罪券”。从历史上看，使人们负担过重的礼仪很难有生命力，除非这种礼仪以人们对于相关信息的掌握极主完备为前提。所以愚昧常与复杂的；礼仪相联系。但一种礼仪一旦转变为节日，包含了娱乐或其它社会功能，其复杂形式就与愚昧无关了。

（二）礼仪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

鉴于礼仪的上述性质，决定了礼仪有可能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如果抛开具有神秘性的宗教礼仪不说，一般的社会礼仪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正面的。这是因为功能良好的礼仪能够提高设置的认知程度，起到消除或减缓社会隔阂的作用，从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功能良好的社会礼仪必须有下述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礼仪的普遍性。礼仪在一个社会的普遍化，会产生全社会的合作性收益，即礼仪越是普遍化，才越能有效发挥降低不确定性的社会功能。礼仪的普遍化包含礼仪语言（符号）的统一化，否则人们无法借助礼仪达到相互认知的目的。二是礼仪的简单性。一般来说，礼仪越是简单，越有可能被人们普遍尊奉，其促进社会认知的功能也就越强，稳定社会的作用也就越大。礼仪的简单化降低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运行效率。除非有强烈的宗教感情支撑或某种外在压力存在，否则复杂的礼仪不可能长久流行于世。三是礼仪的非歧视性。一个社会应该有一些通行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礼仪，以便弱化社会成员相互认知的壁垒。反映社会阶层特征的礼仪不可能取消，但如果过分标志化，会成为导致社会分裂的条件。标志社会身份的礼仪会使其它社会阶层产生陌生感，造成相互之间的敌意。中国文化大革命曾经发展了一套崇拜毛泽东的复杂礼仪，如诵读语录、悬挂肖像，早请示、晚汇报等，这套礼仪不仅过于复杂，而且具有歧视性（阶级敌人不被允许施行某些礼仪），不仅没有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反而社会的分裂 。

通行于一个社会的礼仪能否具有上述三个特征，当然与社会的文化传统有关，但最终还是与社会的发展程度有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便揭示了社会基础条件与礼仪的关系。处于赤贫状态的人们不会尊奉礼仪。但在一般情况下，破坏传统礼仪常常是制度因素或意识形态因素的变化。在商品交易量低、交通条件落后的社会，通常缺乏礼仪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如果硬性推广某个阶层的礼仪或某种外来的礼仪，用以替代其它阶层的礼仪，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如果一种被人们长久认可的礼仪具有宗教色彩，那么试图替代这种礼仪的社会风险就更大。本世纪60年代伊朗国王巴列维改革的失败，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对礼仪改革的不认同。对传统礼仪的破坏意味着对既定秩序的瓦解，通常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礼仪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稳定的意义

既然礼仪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有关，那么社会礼仪是不可能消失的，因为不确定性不可能消除。但是，礼仪并非一成不变。礼仪的形式及其变迁有大致的规律可循，人为地干扰这种规律，往往会瓦解社会秩序，造成社会不稳定。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看，礼仪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趋于简单，某些礼仪完全消失，某些礼仪约束被功利主义原则代替。 1. 传统社会通常是一个礼仪纷繁复杂的社会。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存能力低下，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变、龙颜大怒等）对人们的现实利益影响很大，因此人们对避免不确定性所进行的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也很大，在其它投资手段不具备的情况下，礼仪便成为合适的手段，并且与较大的预期收益相对称，礼仪的成本也可以很高昂。这样，礼仪的纷繁复杂就不难理解了。复杂的礼仪对维持传统社会的稳定是有好处的。在社会基础结构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瓦解传统社会的礼仪，新的礼仪并不能形成，社会可能出现礼仪的空白，对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举例来说，在传统社会中，由于自由恋爱受到很大限制，使婚姻生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关于婚姻的礼仪也十分复杂；复杂的婚姻礼仪起到一种广而告之的作用，借以向社区宣告不可侵犯的性权利关系，达到稳定婚后生活的目的；婚姻礼仪起到了一种界定性权利的作用。否定这种婚姻礼仪可能导致传统社会性道德的紊乱，导致社会不稳定。

2. 某些礼仪会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而消失。传统社会中，某些代价高昂的礼仪与人们对某些自然或社会现象的极端无知有关。无知产生恐惧幻觉；恐惧越大，实施礼仪的代价就会越大。“在非洲和近东，割阴常与这样的信念有关，即妇女的自然性欲过于旺盛以致若要保持男性统治和家庭的稳定，就必须对妇女进行文化上的阻抑。因此，这种手术就是对妇女性欲和潜能基本恐惧的一部分”（墨菲，1986年，231页 ）。随着人们的进步人们会完全否定这类礼仪的社会功利作用，这类礼仪便随之消失。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极不平衡，过时的礼仪在有些地区存在，在另一些地区则可能消失，由此产生的礼仪规则的差异，也可能导致社会冲突。 3. 随着社会的进步，功利主义的原则会替代某些礼仪。礼仪作为避免未来不确定性的长期投入行为，其存在的根据有些可能曾经是真实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些根据会消失。此时礼仪约束便会向纯粹功利约束转变，使功利主义失去传统的文化包装。例如人际交往中真实的礼让行为（不是已经符号化的礼貌行为，如中国人“你吃了没有”的问候）一般与物质匮乏联系在一起；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个人不再有基本生活必需品匮乏之虞，以礼让行为进行长期投入以换得对方回报不再有意义，礼让行为便会消失。此时这方面的交易便会由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原则支配。发达国家已经较为普遍的夫妻分立帐户、家庭成员间相互雇佣等现象，可以由此得到解释。这种变化提高了人们的福利水平，因为人们不再为这种礼仪承担风险成本，即不再为礼让是否得到回报而担忧。只要传统社会转入工业社会，在新的功利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礼仪替代，从总体上看对社会稳定是有好处的，因为功利主义下的契约是靠法律来保障的，不象礼仪那样是靠道德来保障的，前者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更加可靠。

三. 道德影响

（一）道德的本质

一般来说，道德是依靠羞耻感来维持的人们的自律性行为规则；在传统社会，宗法关系也是维持道德的基本力量。道德和法律在现代社会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一些现代国家通过法律把传统道德固定下来，借以更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例如新加坡的法律对随地吐痰、男子留长发给予惩罚，便是用法律约束替代了道德约束。但一般来说，一种行为如果可以用道德来制约，引入法律就没有必要，否则会增大社会秩序化的成本。道德的社会功能在于降低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节约社会交易成本。

道德发挥行为约束作用的重要条件是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一致。价值观有差别，人们就不会有统一的羞耻心，统一的道德规则也就难以形成。例如，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有的人认可家庭雇佣关系，而有的人不认可，不存在统一的羞耻心，那么相关道德的约束力也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一般来说，一个停滞的传统社会会有固定的价值观，因而有较统一的羞耻心，道德对人们的行为有较强的约束力。

（二）道德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

道德对于一个传统社会能够较好地发挥稳定作用。传统社会通常是由许多血亲共同体构成的。在血亲共同体内部，血亲关系是人们相互认知的重要条件；生产技能靠口授亲传来实现，个体之间的生产技能差别很小，所以人际关系中的信息交流充分，不确定性程度低，个人实施机会主义的风险收益较小，具有流氓性格的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与共同体的传统道德规则反差较大，容易识别；违规行为会使当事人名誉扫地，承受羞愧的惩罚（贝克尔，1981，277页 ）。在传统社会，人们离开共同体出走的障碍非常巨大羞愧的惩罚无异于死刑宣判。因此，传统社会道德自律压力必然很大；道德成为稳定社会的主要力量。这种社会对强制性的正式的行为规则没有需求强度，而且正式规则的供应成本较高，非正式的道德自律的实施成本较低，所以道德是传统社会中最有效、最合理的行为规则。

在现代社会，道德所能发挥的稳定社会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传统社会的瓦解伴随血亲共同体解体，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增大，机会主义的潜在收益随之增大。因为人们可以较容易地通过“逃亡”的办法来避开羞愧的惩罚，道德自律的作用必然降低。此种过程的反复，也削弱了羞愧在经济共同体内部的作用，甚至修改了道德的标准。例如，是否有婚外情曾经是西方一个政治家能否当选的重要条件，但近几年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的选民已开始容忍有婚外情的竞选者（性骚扰行为仍属例外）。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性就越低，道德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就越弱。但是，机会主义行为会加剧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大交易成本，人们在反复交易中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必然要寻找新的交易规则，以填补道德自律失去后留下的行为约束机制的空缺。于是产生了对法律的需求。充当法律供应者的是现代国家；交易技术的进步使现代国家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制定和实施法律，法律遂得以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的行为约束力量。上述观点并不否定道德约束在现代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现代社会中所消失的是血亲共同体，并非任何共同体；因职业、兴趣等结成的共同体还会存在，家庭还存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难以用法律来约束，或者说法律监督和实施的成本很高，这样便给道德调节留下了发挥作用的余地。

在社会转变时期，特别是由自给自足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传统道德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会显得力不从心。血亲共同体瓦解，人口流动性增大，羞耻心在社会控制方面的功能大大减弱，人们违反道德后受惩罚的可能性降低，全社会人们的行为规则便会发生紊乱。社会对新的行为规则的需要与新的行为规则的建立通常有一个时间差。这是因为新规则的建立不仅要付出直接成本，人们适应新的规则还是一个长时间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主要不是靠政府灌输，而是靠反复进行的社会交易过程所产生的利益得失的估价给人们记忆的刺激；也就是说，反复的违规行为会造成反复的利益损失，才会教会人们遵守新的规则。观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可以看到这一时间差无一例外地都会存在。社会转变时期人们常发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慨叹，原由大抵如此。

在乡村地区，应该看到传统道德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局限性。乡村社会的传统道德一般只适用于村社共同体内部，较少推及与其它共同体的关系，更少推及与政府的关系。俄国社会历史学家米罗诺夫这样描述俄国村社的道德状况：“农民认为，蒙骗邻居或家长是不道德的，但为了农民的利益而蒙骗政府官员或地主（俄国地主与中国地主不同，前者往往不是村社共同体的成员----笔者注）是应该受到奖励的有道德的行为。偷窃邻居的东西，破坏邻里之间划分份地的田界，未经允许而在村社的树林中砍柴等，均是不道德的；但在地主田园中采摘水果，在地主的树林中砍柴，或多耕了地主的土地则不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应受到指责”（米罗诺夫，1988，52页）。米罗诺夫认为农民对待外人使用了另一种道德标准，其实，这种情形不能说明传统农民有双重的道德标准，只说明他们没有认同共同体以外的社会；他们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是偶然的、不确定的，道德损害对他们眼前或长远的利益没有足够的影响。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道德对人的约束力就越低。这种情形还说明，道德损害对于集体行动是没有制约力的，因为在集体的共同行动中，羞耻感的惩罚作用已不复存在。村社之间的械斗乃至相互凌辱对方的长者、妇女，民族之间的惨绝人寰的屠杀等，道德的制约无影无踪，其道理就在这里。米罗诺夫描述的情形在中国今天的社会也存在。铁路沿线的农民可以集体抢掠铁路财物，偏僻乡村的农民可以从人贩子手里买妇女为妻，而政府予以干涉时，村民们往往采取一致对抗的态度。在社会转变时期，出现这种情形不应奇怪，因为道德的约束作用在确定性程度高的环境下才能充分发挥。

四. 经典文化与符号文化

（一）经典文化的内涵

经典文化或典籍文化是指在过去大多数时代由官方提倡并反映在历史典籍中的文化，这里特别指古代“圣人”所勉力传播的行为文化。世界主要文明国家在历史上遗留下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的一部分典籍由于官方或其它重要社会势力（如宗教）的推崇，对民族历史发生了较大影响。这些典籍的作者被尊为“圣人”，他们倡导的人类行为规则被当作（只是被当作，不一定实际上是）民族行为文化的代表。

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在文化研究方面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民族的经典文化与实际的民族行为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这一关系不讨论清楚，关于文化问题的一切研究都可能走入歧途。多数文化问题的研究专家常把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化看作民族的行为文化，把民族间经典文化的差异看作民族行为文化的差异，然而这一等式决没有普遍性。行为文化与经典文化之间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历史上的学者不一定将本民族的行为规则研究清楚，并将其真实地记录下来；历史上的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也不一定反映民族的真实情感和社会的本来面貌。学者们的作品难免渗透自己和自己所在阶层的价值观，甚至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其价值观的诠释。学者们不是圣人，他只愿意说出那些在他看来对他生前死后最有利的话；虽然某些学者对“真实”有特殊的偏好，但这仍不能保证他没有思想上的片面性，因为人的生活范围和知识积累的状况总是要限制人的眼界，学者们也不例外。所以，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化，首先是一个符号文化系统，它是否反映民族的行为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这个传统，是极不确定的。但是，学者们很难这样看问题，他们倾向于把民族的经典文化看作实际的民族的行为文化。这一认识误区产生的原因，除了相沿的历史研究不得不依靠文化典籍之外，还由于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学者行为”在起作用。学问是学者的看家本领；为抬高学者的地位，必要抬高学问的地位，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学者们一生为自己的学问而投资，日子越长，越有理由希望得到高额回报；同时靠新知识获得回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由于这种基本的学者行为，使学者们极易夸大自己所掌握的文化典籍的意义。例如，梁漱溟先生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别，并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便犯了以民族经典文化替代民族行为文化的错误。实际上，儒家经典的伦理本位，并不等于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任何一个民族在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时期都不可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而一切现代社会恐怕都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在较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的血亲共同体内部，才会有伦理本位的文化类型。对人类社会的实际文化类型作出简单概括，在理论研究上是危险的。

（二）经典文化对社会稳定的作用

尽管经典文化与民族的实际行为文化存在差异，但一种经典文化的存在仍会对民族历史发生影响，包括对民族社会的稳定发生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会改变民族历史的基本进程。

经典文化有教化统治者的作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许多文化典籍本来是作者为统治者而撰写的。孔子在《论语》中要求人们“正心、诚意、修身”，是为了更好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史记》、《资治通鉴》等典籍的作者也直言不讳为统治者服务的目的。欧洲历史也一样。公元一世纪欧洲大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前64－20）的巨著《地理》就是“为了有教养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写的。他的目的是为罗马行政长官和军事首领们提供情报文本而他的作品就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行政人员手册”（当然没有《论语》早。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1981年，49页）。经典文化对统治者的教化肯定会发展统治者的行为发生影响。以欧洲历史为例，欧洲历史上的统治者比较重视实证科学，这除了本论文第二章分析的原因之外，也与从古希腊哲人到培根的实证科学传统有关。这种传统注重对自然规律的研究，进而注重寻求社会的自然秩序，有利于建立一个结构稳定的法制社会。 经典文化也有教化人民的作用。这种教化作用与人民受教育的程度有关。人民受教育的程度高，经典文化的教化作用就强；反之，则弱。但是，宗教因素可以弱化这种相关性。与中国历史不同，欧洲中世纪人民几乎没有阅读能力，但宗教经典可以由传教士向人民传播，从而对人民的行为发生影响。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到基督教《圣经》包含有一种等级制思想，使欧洲人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也使欧洲社会在长时期内保持了一个较为稳固的等级社会。欧洲也有过农民起义，但其结果与中国不同；欧洲农民即使推翻了旧国王，也不会自己去作国王，他们要在贵族中寻找一个新国王。农民的这种行为不容易使社会结构因起义而发生重大变化，民族历史遗产的链条也不会轻易被打破。 由于历史的变迁，一种经典文化所包含的思想可能会变得与社会现实相冲突，这时，经典文化与新文化的冲突可能造成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从而对社会进步发生有害影响。若对这方面的历史作一番考察，可以发现，解决这方面的冲突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断然抛弃经典文化，一是使经典文化符号化。中国“五四”运动曾试图抛弃儒家经典文化，结果并不成功。更常见的是后一种办法。这种办法是继续沿用经典文化的语言符号，但改变其思想内容。例如，继续沿用儒家经典的“仁、义、礼、智、信”这样的语言符号，但抛弃它本来具有的宗法思想，而赋予其现代内容。实际历史过程大体上也正是如此。无疑，采用这种方式的社会交易成本较低。文化冲突反映社会利益冲突，从经典文化的内容上而不是从语言符号上瓦解旧的经典文化，可以使代表旧文化的社会阶层在精神上保持某种尊严，以减弱其反抗的冲动。如果一个国家政权想要抛弃一种旧的经典文化，采用这种釜底抽薪之举，也会降低社会分裂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中国现在正进行着这样一个过程。 （三）符号文化及其对社会稳定影响 符号文化是具有某种历史继承性的、表征人类对自身与环境认知水平的特殊信息系统，具体表现为文字、有声语言、形体语言和各种艺术形式等。符号文化不同于知识，它只是知识的形式外观；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价值准则和道德信仰等行为文化通过符号文化来表达。符号文化的功能在于给人们提供社会交流的工具，起到降低社会交易费用，从而降低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作用。一个团体，一个社会群落，乃至一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统一的符号文化，人们借此达成相互之间的认知，减轻陌生感和恐惧感，增强信任感，从而达到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目的。符号文化越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其降低社会交易费用的功能就越强。 符号文化的上述特征，使其必然成为社会集团特别是暴力集团的领袖们的运作对象，以达到他们动员社会民众的目的。在人类争夺生存空间中，那些符号化的标志易于成为人们相互沟通的手段，这种沟通手段远较其他手段更为低廉，同意符号文化可能成为区别敌友的简单标准。所谓“人以群分”的界标，常常会是某种同一的符号文化形式。从历史上看，若有一定的条件，人群间在符号文化上的差异，常常引起相互间的敌意，甚至引起相互仇杀。一些暴力集团的领袖为了动员民众追随自己，也常常突出强调某一社会群体的某些符号文化特征，没有例外，这些符号文化特征在识别上必然具有简单性，其获取成本必然具有低廉性，否则会大大增加动员民众的成本。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有不少暴力集团用某种“主义”来动员或“武装”民众，似乎很有效果，但这只是一种假象。民众所能接受的只是“主义”的符号化特征，真正对“主义”的内容是很难理解的，更谈不上去接受它。这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种现象：真正的理论家常常当不了暴力集团的领袖；领袖只能是那些深谙民情的人；因为在动员民众中起作用的是一些已经符号化了的学说内容，而不是学说内容本身。 一般来说，符号文化的统一程度与稳定程度是由行为文化的相应特征决定的，但二者之间也可以发生背离；符号文化一旦形成，便不容易发生改变；如果发生改变，通常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渗透有关。从符号文化变迁的历史看，为了使行为文化与符号文化保持一致，当行为文化发生变化后，那些聪明的社会控制者常常不是去改变符号系统本身，而是去改变对符号的诠释。从节省社会交易费用的角度看，这种作法具有经济性和合理性，因为从历史的经验看，改变符号系统的代价要大得多；改变对符号的诠释就不同了，因为民众对符号的历史内容本来不大关心，也关心不了。历史上不乏这种偷梁换柱的例证。例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天主教罗马教会就不断改变对教义的解释，而不去改变教义的文字符号。分析到这里，细心的人会想到，类似的进程正在今天的中国出现。顺便指出，符号文化变迁的这种特征，会产生符号文化的独立性外观，进而产生文化变迁的迷雾，这着实使那些不谙熟经济性方法的文化研究者困惑不已，并会引导他们的研究走入歧途。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理：一个社会的官方，也可以通过符号文化的运作来影响社会的稳定；或者说，好的运作会有助于社会稳定，而坏的运作则会不利于社会稳定。例如，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淡化民族差异会有助于社会稳定；而突出民族差异则不利于社会稳定。在一个事实上不平等的社会，强调平等观念会不利于社会稳定，而强调竞争则有利于社会稳定。在我国过去官方宣传的符号系统中，“主人”这一符号得到突出强调，其结果对我国企业的权威结构影响很大；有效率的企业权威结构要求厂长经理对工人的不可动摇的支配地位，但我国工人对“主人”这一符号有广泛认知，并影响着工人与厂长经理之间的博弈关系，使企业无法形成那种应有的稳固的权威结构。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企业的低效率，还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例如，据报道，在我国一些合资企业中，工人与国外老板对抗时，使用了诸如“做主人”、“反剥削”一类口号。在适当条件下，“主人”这一类符号如果能在政治关系中发挥社会团体的认知作用，才有利于社会稳定。

五. 农村宗法组织

（一）宗法关系的本质

宗族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由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人群，通常由共同财产和婚丧庆吊联系在一起，并且居住在同一村庄。宗法关系便是基于宗族血统而产生的地域性极强的社会关系。在宗法关系中，男性长辈容易成为核心，也往往是宗族内部纠纷的裁决者和对外抗争的领袖人物。宗法关系下的行为规则，完全是儒家经典提倡的“仁、义、忠、孝、悌”这一套道德伦理。宗法关系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宗法关系所包容的人的行为规则是传统社会所具有的普遍的行为规则。传统社会的这种结构具有明显的合理性。本论文第二章已经指出，人的社会活动实质上是交易行为，人们在交易中总是在寻求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就是最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传统乡村社会，虽然交易内容简单，交易范围狭小，但交易双方仍然要建立信任关系，取得相互之间的认同。建立认同关系时最廉价、最确定的信息莫过于血缘关系方面的信息；正常情况下，乡村中的任何一个人总是靠汲取家庭、家族的各种营养成长，家族方面的信息要比乡村社会的其它信息对他有更高的刺激强度，所以家族成员之间更容易取得认同。家族社会还发展了一些制度，来巩固宗法关系，这些制度包括续修族谱，建立宗祠，定期祭拜祖宗，表彰优秀宗族成员，宗族内部互助等等。

在乡村社会封闭程度很高的情况下，宗族关系会成为乡村社会最重要的关系，成为支撑乡村伦理道德的基础社会结构；乡村宗教力量也通常依附于宗法关系，甚至国家政权对乡村的统治也要与宗法关系相结合。无疑，一切能够打破乡村社会封闭性的因素，将改变乡村社会的交易成本函数，从而引发乡村社会制度结构的改变，导致宗法力量地位的下降，甚至使其瓦解。从社会学家对中国农村研究的资料看，本世纪初，中国农村中的宗法统治已经开始瓦解；在一些乡村地区，宗法关系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杜赞奇对40年代前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把华北村庄的权威结构分为两种类型，分别为宗族型和宗教型；在宗教型村庄中，宗法力量统治乡村已大大减弱（杜赞奇，102－103页）。概言之，宗法关系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关系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

（二）宗法关系与农村社会的稳定

在限定条件下，即在较为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本身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封闭性越强，乡村社会中的族长、中人和道德化身相统一的可能性越大。宗法关系能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机制。家族成员在生活告急时，往往求助于同族成员；在承租土地及钱财借贷中，往往是同族成员充当中人；一无所有的同族成员也可以从宗族中获得帮助以求生存。从传统乡村社会的研究资料中还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外界因素干扰，尤其是没有官府力量的介入，宗族之间的冲突通常也可以通过家族领袖之间的谈判确定妥协的条件。在乡村阶级冲突中，宗族力量也可以协调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产生出相对有利于佃农的结果。“如果一个地主（不论其属于哪一个宗族）向佃农提出高于常规的地租，则佃农所在的一族会联合起来拒绝租种该地主的土地。例如，在1939年，当物价下跌时，（寺北柴村）宗族联合其成员，成功地迫使地主降低货币地租”（《华北惯行调查》，第三卷，97－98页）。

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关系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基础。封建国家一般是为了取得税赋而对乡村进行控制，为此要从调查、确定纳税人口的目的出发，把乡村人口编为不同层次的组织单位；官府为了方便，通常以十进制和居住范围编制单位，但贯彻下去却不得不适应宗族的户口状况。例如，清朝实行的保甲制的“牌”是以十户为单位，但到了乡村却可能是同一宗族的十几户人家，且不一定居住在一起。在较为封闭的乡村社会，官府任命或认可的保甲长，也一般是宗族领袖。根据片山冈的研究，在珠江三角洲，相当于里甲的图甲制划分与宗族中的宗、门划分完全重合，国家通过宗族组织征收赋税（片山冈，1982年，《清时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田赋、户籍与宗族》，《东洋学报》，第63卷，第3－4期27页）。这种政治制度安排利用了既有的信息传播渠道和社会认同关系，显然可以降低政治活动的交易成本。在宗法力量尚强大的时候，国家政权要完全替代宗法统治，可能是愚蠢之行。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推行5家为邻、5邻为闾的“闾邻制”，然而，“由于横征暴敛和强行专制，国民政府建立以户为统治基础的努力收效甚微，而且，由于切断宗族与乡村政体的纽带，使新的村政权失去旧有的文化网络中的合法性，同时，国家政权也堵塞了一条传达其旨意予乡村社会的渠道”（杜赞奇，101页）。

乡村社会的宗族械斗常为人们所关注。宗族械斗肯定会破坏乡村社会的安定，导致社会的局部不稳定，但是，宗族械斗本身一般不会导致全社会的混乱；械斗发展到极端时的调停常常要借助官府的力量。宗族械斗不可能是传统乡村社会经常性的现象，否则，传统社会不可能延续几千年。只有在乡村宗法关系受到干扰，旧的利益均衡被打破时，宗族械斗才可能发生。现代社会的利益关系不断发生被动，利益冲突并不常以械斗方式来解决，而宗族冲突为什么会导致械斗？这是一个有趣且应当回答的问题。 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交易内容简单，利益关系也简单；道德认同可以调整利益关系，但道德认同缺乏强制力量；而根据本论文第二章的分析，一个社会的强制力或暴力的不可缺少的。暴力的实施是需要成本的，实施秩序化的暴力的成本更大。在前现代化社会时期，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实施秩序化暴力的成本大到足以让国家政权放弃这种努力。国家政权的暴力主要是对付大的社会动乱和抵御外国侵略。这样，替代国家暴力的是宗族的暴力。在一般情况下，宗族暴力只是一种潜在压力，可谓之暴力潜力。在宗族均衡关系的背后，便存在暴力潜力这个变量。所谓利益均衡关系的破坏，意味着乡村社会的某一宗族提出了重新界定宗族间财产权利边界的要求，也意味着向对方的暴力潜力挑战。如果这种挑战导致用谈判方式建立新的均衡，械斗便可避免，否则就会产生械斗。如果没有官府力量的介入，或介入不力，宗族械斗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尤其在械斗宗族双方人数接近的情况下更会如此。 宗族间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并引起宗族械斗的原因，一是宗族人口数量发生变化，直接导致宗族暴力潜力的均衡受到破坏；二是商品关系的扩大，新的获利机会出现，使宗族间的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变化；三是官府力量的介入，造成乡村社会生活的新的不确定性，使宗族成员的行为预期发生变化。在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这三种变化常常周期性出现，导致乡村社会的周期性不稳定。近代中国社会的宗法关系逐步瓦解，这三方面的因素持续存在，更使中国乡村社会进入长久的不稳定时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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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礼仪的行为篇9

关键词 礼仪 道德修养 行为规范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High School Teachers Etiquette

HU Yun

(Guangdong Foshan Sanshui Experimental School, Foshan, Guangdong 528100)

Abstract Etiquette training is one of the basic quality of teachers, teachers' impact on students, not only always throughout the students education process, and will affect the student's life. The etiquette is the outward manifestation of a comprehensive quality, is a measure of a person suffered the scale of the level of education, etiquett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etiquette; moral cultivation; code of conduct

人民教师，不仅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还是学生思想道德的教育者。唐朝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此，教师良好的综合素质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这就对教师自身的整体水平要求更高、更细致。而礼仪修养是教师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贯穿于学生受教育过程的始终，而且会影响学生的一生。所以规范的教师礼仪，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的思想、知识、智慧、道德、意志、情感、个性品质、言行举止等方面的渗透及其影响力是难以估量。

1 礼仪的内涵

礼仪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行为科学，是指在人际交往中，自始至终地以一定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已敬人的完整行为。

首先“礼”来源于生活，“礼”的根本源于“诚”，不管是最原始的敬神之仪式，还是与社会进步发展紧密相连的道德规范，以及当代社会一直在强调的“敬”，其核心最终是“尊重为本”。 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仪”则是礼节的表现形式。在我国，“仪”在春秋战国时期初为仪式、仪文之意；随着社会的发展，“仪”又有了进一步的含义：其中包括外貌形象、各种礼节仪式以及贵贱、尊卑区分的准则等含义；发展到当今社会，“仪”不但是尊重、友好的具体表现形式 ，而且还是社会秩序基本核心。“礼仪”是一种既具有内在道德要求，又具有表现形式的行为规范。由此可见，礼仪成了人们道德修养标准的指向。

2 教师的礼仪和道德修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广博的知识经验、现代化的教育能力和健康的身心，还要有为人师表的内在素质、受人尊重的外在职业形象。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是老师个人道德品质和个性展示的基础，也是老师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礼仪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礼仪修养的体现，成了衡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人文明与教养的重要体现。作为教师，礼仪修养是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自身的礼仪体现要做到对学生以身作则、为社会树立良好榜样。与此同时，中学生的礼仪素质教育一般来自于家庭、学校、社会、媒体等等。其中，教师平时和课堂上言传身教的重要性更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严抓教师素质建设 ，才是教育繁荣的基本。

如何把教师礼仪融入到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使之更好的发挥它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动听的语言、得体的表达是教师礼仪的基本要求。优秀的美德、高尚的人格是语言美的基石和源泉。现代教师应该拥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且在课堂上必须使用普通话教学，它是拉近师生和同事之间距离的法宝。教师要期待取得正向效应，语言表达方面就应该从自尊需要的取向这个根本问题入手。那么，教师在语言方面如何表达才得体呢？

①课堂教学的语言力求严谨准确、表达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富有节奏感。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教师优美语言产生的基石。文化修养的高低及视野的开阔度决定了一个人的思路开阔度。庄子曰：“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舟也无力。”这就要求老师在学习和巩固自身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不断的接受和吸收外界新的、有用的信息和思想，多参加对自身有所提高、感兴趣的活动，习惯性的把自己的感受与同事或学生分享，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大家之间的距离会渐渐拉近，在增加自我的人格魅的同时也赢得了学生和同事们的尊重。

②尊重学生，讲究批评和表达方式和策略。通过委婉的表达方式，保持学生或他人个人的尊严和自觉。用建议的方法容易让人改正错误，从而保护了双方的尊严。在充满对自己能力信任的氛围之中接受建议，启发了学生自我奋发向上的内驱力，进一步提高老师的威信和学生自己改正缺点的自觉性。 在针对中学生自尊敏感性以及学生自我认识能力提高的特点，教师只要让其明白错误行为及错误所在就罢手，尤其是在学生犯一些小错误，则更要“不过七分，须含蓄以养人之愧”，点到为止。

③讲究语言艺术，确定批评目标，切忌纠缠旧帐，与此同时也要做好批评的善后工作。老师最温和的批评，对学生来说也是否定性的评价，所以教师在批评的过程中应细心观察学生的变化，一方面要教育其正确对待批评，另一方面，对其批评后的进步，哪怕是微小的进步也应及时给予鼓励性评价，这样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2）得体的服装不仅代表着教师的精神风貌更是自身素质的体现。①教师的着装与教学效果是相互相承的关系。教师的衣着及言谈举止都是学生的楷模、学习的榜样。正因为如此，教师的着装礼仪，就不能看做是简单的率性而为的行为，而是具有教育和示范引领的作用。教师衣着能够反映出教师个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以及自信的精神，衣着体现教师个人的情绪情感、兴趣爱好以及性格特征，而教师的情绪情感状态又感染着学生在教育活动过程的心理状态。因此，衣着不仅反映了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角色差异，而且衣着本身可能影响教学效果。

②教师服装礼仪规范原则是整洁大方、文雅端庄，符合礼仪服饰的“TOP”原则，即着装要符合时间、地点及场合的需求。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着装要庄重、整洁、符合场合、季节、身体以及年龄特征等；言谈举止要大方得体，符合时间、场合、和身份等要求。身为教师更应注重自身的职业形象，特别在校园和教室的工作氛围中，着装要与工作环境相适应，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避免在学生面前呈现不恰当的职业形象。在校园内尤其是讲台上，教师着装要端庄整洁，符合教师身份切忌随便休闲，例如：女教师的服装忌短、露、紧、透、艳、异，男教师则不能脏、乱、破。因此，教师服装礼仪是有一定的要求。首先，服装是人外在形象和自身的审美观的体现。作为教师，男士应该不留长发、衣服整洁，上班时间不能穿拖鞋、短裤、上课不带通讯工具、不准在公共场所抽烟等等，女士则服装得体、不能染发、涂指甲、不穿奇装异服、可以化妆但不能浓妆艳抹，尽可能不要佩带首饰等等。再则，教师服装的色彩搭配也很有学问的，应该从儿童及青少年成长年龄出发。因此，活泼亮丽、温暖的颜色对青少年儿童特别有吸引力。因此，白、苹果绿、柠檬黄、天蓝、粉红、湖蓝等颜色作为教师服装首选颜色，可以大大增强老师的亲和力。

（3）高雅的举止、得体的仪态、端庄大方的形象是我们现代教师的必然要求。①要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就必须讲究礼貌礼节。为此，就必须时刻注意你的行为举止，久而久之就自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习惯，一种由内向外散发的自然 。一个人表现出的行为举止很多时候是他内心世界及生活态度的体现。所以，在平时一定要习惯彬彬有礼、落落大方、遵守一般的进退礼节等等，尽量避免各种不礼貌、不文明习惯。 如何拥有高雅的举止形象，在平时的生活中就应该做到端庄大方、自然得体，从容自信的步履、端正挺拔的站姿、亲切坦诚的目光、准确生动的手势等等都会给学生及同事以精力旺盛、稳健敏捷的感染力。

②面部表情亲切、自然。学生们喜欢上课充满热情、笑口常开，始终把真诚的目光投向全体学生的教师，教师要善于运用坦诚的目光和亲切的笑容来表情达意，正确地体现教师的态度和评价，让学生从教师热情注视的眼睛里看到启迪和肯定。这是教师在课堂上的第一原则，它既是一种礼仪，也直接体现了教师对学生的关注。每一位教师都应尊重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热情地关爱学生，真诚地为学生服务。例如课堂教学，教师的表情就应该是亲切、富有感染力，目光柔和、有神，平易近人的神态可以大大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平时生活中与学生的谈话，目光要坦然亲切地注视对方眼睛到下巴之间的区域，不要游移不定。注意礼貌，更不要一直盯着学生的眼睛。

③身体语言表达得体、肢体语言要礼貌大方。端正挺拔的身体语言体现了积极向上、精力旺盛的精神状态。肢体语言则是身体语言中自由度最具有表现力度的部分，而手势是交往时不可缺少的动作，是最具有表现力的一种体态语言，它也是教师使用最频繁的“教具”之一。俗话说：“心有所思，手有所指” ，手的魅力并不亚于眼睛，甚至可以说手就是人的第二双眼睛。因此，教师在讲课、谈话时的手势要自然、舒展、恰如其分，要随着相关内容进行，既不要过分单调，也不要过分繁杂。一般认为，掌心向上表示诚恳、尊重他人；掌心向下意味着不够坦率、缺乏诚意；攥紧拳头暗示进攻和自卫，也表示愤怒；伸出手指来有教训人的意味。因此，无论是平时还是课堂上，教师忌讳无里头的指手划脚、敲击讲台桌子、黑板或用手指指点学生等不礼貌的手势动作。

符合礼仪的行为篇10

护理礼仪课程教学综合素质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学校培养的目标不仅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应具备良好的礼仪修养水平。护理礼仪教育是适应社会进步和医学模式转变的必然要求。《护理礼仪》是医学院校护理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一般在学生入学后第一学期开设。有的医学院校将《护理礼仪》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来教学，而有的医学院校护理礼仪的内容只是在《护理学基础》或《护理学导论》中涉及。根据我校教学大纲的安排，护理礼仪内容在《护理学导论》中重点讲授。护理礼仪在我校虽然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但是我们十分重视护理礼仪的教学，现将笔者在护士礼仪教学中的一些做法和体会总结如下。

一、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口头讲授为主，教学内容单调乏味，学生学习兴趣较低。利用多媒体教学，可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使教学内容变得具体、形象、生动。在护理礼仪这一部分教学中，教师制作精美的PPT课件，如在讲解“仪态礼仪”时，可以将站姿、走姿、坐姿、持病历夹、端治疗盘等标准仪态的图片展示出来，同时将不雅的姿态对比鲜明地展示出来，以加强学生的印象。组织学生观看学校自编自录的《护理礼仪规范》教学视频，增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直观理解和记忆。

二、护理礼仪实训教学与考核

护理礼仪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践性，教学的目标不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书本上的内容，而是要求学生将护理礼仪知识正确运用到整个护理程序的过程中，为患者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因此只是通过理论教学很难达到让学生熟练掌握护理礼仪规范的要求，我们为此开设2个学时的实训课和2个学时的实训考核，在实训课上，指导教师边示教边讲解，学生分组练习，指导教师随时纠正学生的错误。传统的试卷考试方法不适合护理礼仪实训课程的考核。护理礼仪实训考核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进行，即一位教师监考一个学生，考后及时点评。通过点评，教师指出学生的优点与不足，加深学生对护理礼仪规范的理解与掌握。实训教学与考核均在形体训练室进行，形体训练室的墙壁设置镜子，学生在四面环绕的镜子中可从各个角度看到自己优美、规范的礼仪举止，及时准确的纠正不良姿态，练习姿态动作的美感、韵味，给人以美的享受。

三、在护理技术操作实训与考核中贯穿护理礼仪

1.在护理技术操作实训中贯穿护理礼仪

在护理技术操作实训课上，对学生的仪表礼仪、语言礼仪、行为礼仪等严格要求。上实训课之前，老师首先检查学生是否按照要求穿戴护士服、护士帽、护士鞋，学生的头发、指甲等是否符合要求，学生在操作练习中，持病历夹、端治疗盘，推治疗车、下蹲捡拾东西等是否能体现护理礼仪规范。学生能在模拟病房，学会运用恰当的护患沟通技巧，做到操作前解释清楚，操作中正确指导，操作后诚恳的致谢和嘱咐。

2.在护理技术操作考核中贯穿护理礼仪

在制定护理技术操作考核评分标准时，加入护士礼仪的项目分值，如在铺被套法麻醉床考核中，首先检查学生的仪表是否符合要求，对不符合要求的扣掉相应的分值，在护理技术操作考核中贯穿护理礼仪教育，提高了护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四、情景模拟教学，突出学生主体作用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结合临床工作实际，在模拟病房里设置真实的情景，学生分角色扮演护士与病人。教师提前准备好情景案例，内容涉及有入院宣教、各项护理技术操作前后、手术前后、健康教育、出院指导等。如一位主班护士，接待一位新入院的病人，要求运用护理礼仪进行接待，并运用规范的语言为其做入院宣教和健康教育。学生可自由组合，每组5～6人，对情景案例进行分析，分配角色，如谁扮演病人，谁扮演家属、谁扮演护士等，设置好“台词”，讨论整个步骤，最后表演。在这个收集资料、整理资料、情景剧编写实施的过程中，发挥学生创造力、临床思维判断能力，充分锻炼学生的团体合作精神。通过角色扮演，学生的职业意识得到强化，也使学生能用自己的情感去体验所学知识，而且这种有意义的和参与性的学习，能激发学生对知识的好奇，便于激发其创造性的火花和评判性思维，增强其今后临床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五、举办护理礼仪风采大赛

我校在重视学生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教育的同时，重视学生的礼仪修养，举行隆重的护理礼仪风采大赛，学生都踊跃报名参加。通过护士礼仪大赛，使同学们“学礼、知礼、讲礼、守礼”，能更加关注护理礼仪，更好地塑造护士职业形像，使内在美通过外在美表现出来，在比赛过程中，无形增加了学生护理礼仪的学习与训练，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通过护理礼仪风采大赛，使同学们感悟到护士职业的神圣与责任，在社会生活实践乃至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为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六、注重护理男学生的教学效果

在讲解护理礼仪内容时，突出一个问题是护理男学生缺乏学习护理礼仪的积极性。这可能与护理专业男生较少和礼仪规范与男生联系不紧密有关。就这个问题，我们在教学中不断改革，无论理论课还是实训课都特别注重男生学习反应，格外强调男护士的标准，角色扮演过程中也请男生参加，从而使男生也对护理礼仪有了学习积极性，甚至踊跃参加护理礼仪风采大赛。

七、结论

通过护理礼仪的学习，不仅规范了学生的礼仪举止，使之形成了良好的行为规范，而且还全面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质，使每一位学生在未进入临床实习前就掌握护理礼仪规范，适应了现代医院护理服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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