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发展十篇

经济文化发展篇1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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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发展篇2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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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发展篇3

群众文化是指以群众为主导，自我创造开展的或社会提供的文化娱乐活动。政府对群众文化建设应给予大力的支持，提供相关的文化设备设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场馆等。群众文化建设对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群众文化的开展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保障了人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满足了人们精神文明需要，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

关键词：

知识经济；群众文化；发展；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进，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提高，这就需要政府加大群众文化建设力度，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促进群众文化素质的培养，同时加快和谐社会构建的步伐。本文针对知识经济下群众文化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促进群众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意见。

一、知识经济下群众文化出现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群众文化发展缺乏长远科学的规划，例如：近期工作内容是什么、具体怎么发展本土文化等；地区文化本地的特色和地域特点不够突出；文化组织体系建设不完善，人民群众缺少文化指导，群众文化活动开展一般都是自发性质的；地域性文化比赛、展出等文艺活动较少，人们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村群众文化管理跟不上，人们的文化活动节目较少，导致人们的文化建设积极性较低[1]。

二、促进群众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意见

（一）明确群众文化建设目标，制定文化发展总规划

根据国家政策方针要求，明确群众文化建设目标，打造文化强区，制定文化建设近期、中期以及长期工作目标，清晰文化建设基本内容，确定表现形式以及发展路径，从而制定明确的群众文化发展规划，促进人民群众的文化建设。

（二）突出地域特色，展现区域文化特征

立足群众文化发展现状，开展突出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对于本地区开展什么形态的文化，应该根据本地具体情况深入分析。特殊情况下，可以组织相关专家、知名学者、文化爱好者，对本区域文化进行考察，从而发掘本区域文化的精髓，确立本区域文化的特色，从而建设具有本区域特征的文化，这对群众文化发展起着引导作用。

（三）加强群众文化建设，完善公共文化工作

群众文化建设的实现依赖于公共文化体系的建立，因此政府应该加强文化组织建设，例如恢复区镇文化站，并配备1-2名工作人员，专门为群众提供文化服务。同时，需要保证工作人员的编制以及待遇问题，这样既调动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又促进了群众文化建设的发展。各地区文化站的建设，促进了群众文化工作的完善。政府需要重视对基层文化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意识。在基层文化开展中要有相关领导进行管理，同时需要配备办公场所、活动场地以及活动经费等，保证公共文化工程落到实处，惠及群众。群众文化建设中需要经常组织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文艺活动，[2]例如戏曲、声乐等，引导群众参与到高雅文化中去，陶冶群众的情操。同时，可以扶持或者培育一批有格调、有档次的规范书吧、文艺讲堂等，以满足不同群众的文化需要，营造了适合群众文化发展的社会和人文大环境。对于地区文化馆以及图书馆等单位的人才予以重点培养，为文化事业发展储备人才资源，充实文化建设队伍，同时应该注重本土文化人才的培养。

（四）集中各方力量，促进群众文化长久发展

群众文化建设离不开文艺人才的努力，对此，政府应该建立人才奖励机制，通过对优秀人才的重奖，达到留住人才和促进人才发展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对基层文艺工作者实行评选活动，对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优秀工作者给予表彰并授予荣誉称号，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各级文化部门更是要发挥带头作用，自觉地把群众文化建设与经济工作放在同等地位，认真贯彻各项文化发展政策，加大建设力度，加强文化宣传，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的文化建设热情，并组织他们投身到文化建设中。

（五）发挥引导作用，推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实行严格的行政制度，对于首次审批的企业以及首次违反规定的企业采取不收费不处罚制度。为文化建设的开展提供优质服务，文明执法、公开执法，为文化企业创造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同时，引导文化企业加强自律意识。对于人们越来越高的文化需求可以开展创新机制和自我创新，鼓励群众进行文化形式以及内容的创新，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活动，促进群众文化建设。

三、结语

综上所述，群众文化建设应从基层做起，集合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保证群众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为了更好地促进群众文化建设，各级党政部门应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明确群众文化建设发展的目标任务，把群众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为社会主义群众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促进群众文化建设的发展，进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刘丰君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文化馆

参考文献：

经济文化发展篇4

[关键词]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观念

[中图分类号] f12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1-0120-04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批准号:2006c02);楚雄师范 学院引进人才项目“民族地区县域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批准号:06-yjrc04)

[作者简介] 许华荣,楚雄师范学院经济信息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云南 楚雄 675000)

经济､政治､文化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已成为影响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人们往往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并以之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标准｡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发展模式和评价标准导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道德､观念､习俗等文化价值失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资源､植物､气候等生态环境被破坏,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构成人类社会发展决定因素的生产方式产生问题｡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除了应重视资本､技术､劳动等的作用外,也应重视文化的作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握好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充分认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的必然要求,对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树立先进的文化观念,更好地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全面推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步伐,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的必然要求

“经济文化化”一般指在经济发展和运行中赋予更多的文化理念和内涵｡即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不断增强文化内涵,不断发挥文化要素的作用,不断提高文化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所占的比重,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更多地体现文化的内容,在经济产品中不断丰富文化的含量｡可以说经济文化化涉及经济发展和运行的方方面面,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文化化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经济文化化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民族地区也不例外｡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主要解决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以吃饱､穿暖等生存资料数量扩张为主｡而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主要目标已经由解决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主,转向了全面解决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民族地区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将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人们的生活消费结构也将随之出现新的变化,用于物质生活开支所占的比重将减少,而文化消费开支所占的比重将增加,文化需求将进入旺盛期｡这种社会消费需求的新变化,一方面要求生产出更多的文化精神产品来满足人们文化上､精神上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求经济活动及物质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断提高｡

2.经济文化化是民族文化产品属性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民族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为经济与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条件｡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产品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为满足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耗费了人类的抽象劳动,使民族文化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并且能通过流通过程实现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民族文化产品是整个社会产品的有机构成内容,具有经济属性,这为经济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条件｡

(2)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文化与经济融合提供了舞台｡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等市场经济要素作用日益发挥,文化在保持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其产业属性越来越明显,使文化产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成为现实｡第二,市场经济是交换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交换效率越来越高,传播能力越来越强,覆盖面越来越广,文化的表现力､感召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和提高,文化产业已成为民族地区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并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第三,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也是一种资本,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除了有赖于传统的有形资本外,更重要的还需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文化这种无形资本,其作用甚至比原材料､能源等有形资本的作用更大,文化资本理论最终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及其产业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3.经济文化化是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一样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起核心作用的生产力要素不同,农业经济阶段的核心生产力要素是自然力,工业经济阶段是资本,知识经济阶段是知识｡文化与知识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内容,知识是通过实践获得的关于事物事实和状态的认识,是对科学､艺术或技术的理解,是人类获得的关于真理和原理认识的总和｡而文化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升华而成的智慧､人文素养､精神气度等表现形式,是要深入到认知者的本体中去成为生命体中灵魂的东西｡知识是文化的基础和前提,文化是知识的凝练和升华,文化具有超越具体职业､学科又能影响到一切职业的特点,无知识的文化,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文化的知识如同无舵之舟､无衔之马｡因此,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内涵截然不同的新型经济,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知识经济的兴起表明以文化知识内容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发展正步入一个文化经济的时代,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正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催生和加速了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的文化内涵

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冯•哈耶克(friedrch von hayek)认为,文化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因此,从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角度看,文化包含传统性和观念性两个特性,传统性表现在文化是人们在经济运行中所习得与遵从的,它来源于特定地域与特定人群的经济活动｡观念性表现在文化是人们在经济运行中所习得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总是需要这一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

从文化的传统性与观念性来看,在经济活动中,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来赋予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进而通过这些不同特性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体来说,文化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约束､激励来发挥其对经济的影响作用｡

1.导向作用｡文化观念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体系,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活动｡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行为主体会出现不同的经济活动取向｡

2.约束作用｡特定的文化观念构成经济行为主体潜在的行为规范,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

3.激励作用｡文化观念往往构成经济行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

因此,文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来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体现了文化传统性与观念性的典型特征,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来源于经济活动传统,并最终以观念的形式影响经济发展与运行的深刻内涵,从而认识到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关键在于更新民族地区经济行为主体的文化观念,用先进文化观念武装经济行为主体的头脑,并指导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

三､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的文化方向性问题

一般理解,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主要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切有利于人本身的健康发展的活动过程及其成果,既包含意识形态成分,也包含非意识形态的成分｡狭义上的文化则是特指上层建筑中的思想､道德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包括世界观､历史观､伦理观､价值观､审美观､荣辱观,等等｡从广义看,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形成的前提是人类活动,而人类活动受特定地域限制,且在当今世界,人类是归属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的形成具有“国界性”｡从狭义看,文化是上层建筑,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文化的形成和内容更是受制于其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是国家性质的决定因素,从而使受制于经济基础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国界性”和政治性｡

不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理解,文化都是在特定地域形成､为特定人群服务并受经济基础所制约,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是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的不竭源泉,具有鲜明的“国界性”｡因此,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我们不能一概地认为文化无国界,更不能把西方不适于我国的文化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经济行为,而应牢记文化作为价值体系总是以国家､民族为本位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就是灵魂,就是导向,就是旗帜｡所以,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的文化必须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践科学发展观,服从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利益实现的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

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的文化观

文化主要是以观念的形式影响经济行为主体并最终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树立经济行为主体先进的文化观念,用先进文化观念武装经济行为主体的头脑,并指导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主要应树立与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先进文化观念｡

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文化观｡科学技术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的,也就是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典论断｡社会生产力是由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的系统,生产力的三要素中都凝聚着科学技术的因素,科学技术通过向生产力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渗透而改变这些要素的质和量,从而在总体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劳动者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可以丰富生产经验,提高劳动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资料总是凝聚着一定的科学成果,是科学的物化,而且生产资料的变革总是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新的生产对象的发现和开拓,劳动对象的日益增强和劳动领域的拓展,也要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科学技术已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和标志,科学技术一旦与生产力的三要素结合起来,就可以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这种渗透和融合日益强烈,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必将起到第一位的推动作用｡

民族地区要使经济持续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关注科技事业的发展,改变过去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含量少､产品品种单一､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方式粗放､服务档次低下的总体状况｡在农业生产上变“靠天吃饭､广种薄收”甚至刀耕火种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工业､服务业上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以科学技术促进整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2.尊重知识的文化观｡知识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知识的升华｡要树立先进的文化观念,首先就是要有知识,要有尊重知识的观念｡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材料､能源和资本,而现代知识经济理论已把知识列为核心生产要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知识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并将知识经济的内涵概括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在不同的经济形态,发挥核心作用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农业经济阶段的核心生产力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阶段的核心生产力要素是资本,而知识经济阶段的核心生产力要素是知识｡在知识经济中,一方面知识因素更高程度地溶入经济活动,与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紧密结合,并最终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另一方面,在以提高竞争力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中,劳动者的知识取向不断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富含知识的人才的竞争｡

民族地区正在经历知识经济的洗礼,经济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民族地区必须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认识到知识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资源,以知识中的高科技为重要依托的高技术产业将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产品和服务中的知识含量将大大增加,经济发展的后续力量将取决于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在内的知识创新体系的支撑作用,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地区来说,知识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3.以人为本的文化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根本､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来分析和检验一切工作的实质｡相应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以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为出发点与归宿点来检验经济发展实效的发展观｡经济发展与以人为本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人越全面发展,人的整体素质会越高,也就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文化,最终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象,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就业形势严峻,看病难､上学难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方面由于违反法规政策而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追求个人“政绩”而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忽视发展实效的短期行为屡禁不止;为获得经济效益而不顾生产安全,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的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等等｡如此一系列现象都是在经济建设中没有以人为本的表现｡因此,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过程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认识到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发展经济并非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是要始终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经济发展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经济发展了,人的中心地位才能最终落实;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会充分挖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之时主动地为社会创造和贡献更多的物质文化财富,最终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4.全面发展的文化观｡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全面,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民族地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应关注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进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5.协调发展的文化观｡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看,和谐社会是指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协调,区域差距适度,区际关系良好,区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社会｡民族地区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走的是纯粹以物质财富增长为动力的传统发展模式,这种以经济增长为最终目标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协调,从而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泥石流､酸雨等自然灾害频繁出现,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距扩大,经济高增长､社会低发展,社会经济秩序失范,效率与公平矛盾等社会发展问题不断出现,这些不协调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族地区的发展目标,构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在民族地区树立协调发展的文化观,努力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严格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要求指导当地经济建设,也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上加强对资源､自然的保护和循环利用,“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在促进经济系统发展的同时,找到一条经济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选择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人与社会的协调上,要认识到只有经济发展而没有社会发展就不叫全面发展,只有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没有人的发展也不叫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关注社会的发展,逐步增加社会发展事业的投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尽快形成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格局｡在人与人的协调上,要在经济发展中建立和形成个体间相互尊重､诚信友爱､融洽相处,社会各阶层间公平正义､平等团结,党群干群间血肉联系的良好人际关系｡

6.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观｡一般理解,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包含了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两方面｡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外延及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其出发点在于经济本身发展的可持续性,是指在一定的资源环境基础上当代人的经济福利不断改善的同时,能保证后代人所得到的经济福利不小于当代人所享受的经济福利｡经济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考虑到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性,同时也要考虑到代内和代际间的公平与平衡,不仅要涉及到经济本身的发展问题,也要涉及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问题｡

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过程中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观念,就是要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本身发展的同时,变革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发展环保产业,推广环保生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降耗能力,大力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多种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7.创新的文化观｡创新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极其重要｡早在20世纪初期,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就针对传统经济学“生产要素决定经济发展”的理论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经济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

民族地区要想使经济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树立创新的文化观念,认识到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就是创新,努力进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充分调动作为经济细胞控制者的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张佑林.传统文化及观念人力资本与现代经济发展的渊源分析[j].商业研究,2005,(14).

经济文化发展篇5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文化；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及文化概念

（一）经济全球化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生产不断发展、科技加速进步、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国家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超出已过和地区的范围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体化过程。①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以其势不可挡的独特力量冲进各个国家的视线之中。经济全球化具有明显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科技全球化为先导；第二，金融国际化为核心；第三，跨国公司为载体；第四，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第五，为发展中国家所参与而又为发展中国家所抗拒。这五方面特征共同构成经济全球化的独特力量，向世界蔓延开来。

（二）文化

文化（culture），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从来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多义性概念。就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本质而言，文化是“人化的自然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对象化结果，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影响并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正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文化多元化作为文化发展的新趋势，需要从多方面认真探析和思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象征，所以自从人类文化产生的那一天起，其呈现出的一直是以地域特点或民族特色为代表的多元化发展局面，如华夏文化、希腊文化等。所有的这些文化，对各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或多或少地发生影响。

二、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文化多元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随着我国与世界其它国家之间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外来文化与我国本土文化的融合现象应运而生。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与我国文化的融合表现极为明显，文化融合通过不同类型的本土文化繁衍和发展。例如：一些洋快餐来到中国，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将原本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饮食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洋快餐，以满足消费者的餐饮需求。然而，这样的文化融合一方面能够促进一国本土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的是严重的文化冲击。例如，动漫业是我国的新兴文化产业，其发展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样一来，其它国家的动漫进入我国，极大地冲击我国本土动漫文化发展，另外，一些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动漫导致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出现畸形和扭曲。我国虽然是一个文化大国，但不是文化强国，正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压力和冲击，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霸权，再加上国内文化的庸俗化倾向导致文化安全面临种种挑战，文化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我们不能把文化的不安全归结为一种原因，要全面的辩证的看待引起文化不安全的因素③。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保护我国本土文化不遭受破坏和负面冲击变得十分重要。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是文化多元化的另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势必导致文化发展的现代化。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大国，传统文化更具有悠久的历史，当传统文化遇到现代文化之时，二者产生的是火花还是摩擦，需要辩证地分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的结果对我国文化发展或多或少会产生不利影响，这其中最严重的当属价值观的冲突。例如，我国传统价值观提倡节俭、厌恶骄奢，而现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正确的价值观。这些非科学的价值观传入我国，对青年人的毒害甚深。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当代中国，面对价值观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作用。

如何处理好经济全球化视野下文化多元化发展的问题，是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和不能回避的挑战。坚决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尽可能的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化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同时应充分利用文化全球化的契机，在维护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不断壮大我国的文化实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使中国文化深入人心，使文化在安全的氛围中不断的发展壮大④。只有充分发挥我国本土文化及传统文化的优势，发挥其精华作用，才能将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击和价值观冲突降低到最小范围。（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注释：

①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2010年6月 第194页

②崔越《文化多元化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选择》[D]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2010年5月

③④顾良艳《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孟娜《多元文化影响与心理和谐构建》[D]西安石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年5月

[2]刘济良《价值观教育教育》[M]科学出版社 2007年8月

[3]余秋雨《何谓文化》[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

经济文化发展篇6

【关键词】文化经济 城市经济发展 具体分析

文化经济从本质上来讲，属于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它同工业经济不同，文化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我国软实力的发展。所以，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要把发展文化经济作用党和国家战略的重点。文化经济不仅满足了当前人民大众对精神文明的需求，同时还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最后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从另一方面而言，文化经济的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最用是毋庸置疑的，在一定程度上，文化经济可以增加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在这种情况下，则更加有利于城市在吸引外资的时候，占据了更多的优势。反过来讲，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促进文化经济的发展。一般而言，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方面的市场需求，其中就包括文化经济的市场需求，这对整个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城市形象将进一步得到提升。正是因为文化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城市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将文化经济放到一个制高点，并将文化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1 文化经济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产业也就是文化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毋庸置疑是重大的。事实上，文化经济管理体系的好坏关系着一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格局，同时也关系着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好坏。一个城市如果拥有一套完整、合理的文化经济管理体系，不但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还能使得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更加趋于合理。文化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重要支撑，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它更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和重要前提。除此之外，文化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软实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替城市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增加了更多的优势跟机会，城市的整体竞争力也会因此得到提升。从这个方面来看，在城市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当中，城市的管理者和政府的有关部分必须认识到文化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应该把文化经济的建设纳入到城市的管理制度当中去，并最终实现整个城市的发展。

2 文化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具体研究和分析

（1）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制定具体的城市管理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把文化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战略纳入到城市管理中去，这对城市的未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文化经济作为第三产业经济，通过这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产业的带动，城市经济必将更加充满希望和活力。在城市文化的提升方面，文化经济同样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通过城市文化的提升，城市的气质和精彩的风貌将更加被世人所羡慕。在整个城市风貌提升的基础上，广大的人民群众也积极参与到精神文明建设当中去，通过展示自身的人文特征和精神风貌，为文化经济建设的未来提供力量之源。因此，城市的管理者和相关部门必须认识到文化战略在城市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应当把文化战略作为基础性的工程去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管理者要整合整个城市的有效资源，从历史文化古迹到名人故居等等，通过对这些资源的整合，充分扩大城市的文化内涵，为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2）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积极主动地好好文化定位工作。要想使得城市经济能够健康长久的发展，必须在第三产业这方面要重点下功夫，让第三产业形成产业链，最终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链条。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依托于文化经济的发展，所以促进文化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想形成一条健康的文化产业链条，自然就离不开文化定位。因为文化定位能够催生出一个品牌的品牌文化，甚至形成一个全新的文化产业，最终再通过这些文化产业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城市文化产业链。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列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湖南的凤凰古城，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成为让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增加了，文化产业也是其城市发展的重要产业，最终文化产业也推动了凤凰古城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从整体上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一座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渐渐形成自己的城市文化特色，这些城市文化包括市民的精神文明、城市精神等等，这些因素同样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比如深圳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座城市逐渐形成了改革创新、兼收并蓄、诚实守信的城市文化内涵，正是由于这些先进的城市精神提炼，使得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愿意千万深圳就业，同时这对深圳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因此，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加强文化定位的相关工作，实现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目标。

（3）文化经济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组合。在传统的城市经济当中，城市经济结构往往较为单一，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大都集中在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上面，第三产业往往相对来说弱势很多。这就要求城市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强调文化经济的重要性，以此来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各个产业能够协调发展。

（4）城市知名度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经济的发展。城市知名度的提高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在招商引资方面也占据着很大的优势。而文化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恰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城市知名度的提高。所以当地的文化主管部门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来推动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文化经济的发展，从而提升城市的知名度。简单地来说，相关的文化部门可以通过搭建经济贸易平台和文化唱戏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并且通过一系列有文化、有内涵的文化品牌的创建和宣传来推动城市文化的不断发展。同时在文化的传播过程当中，一定要重点强调优质的文化产品，对外所展示的文化形象一定要有当地的独特性。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而且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它还能够推动城市文化产业链的完善，也能够积极引进专门的人力资源，最终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 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很多人对精神文明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因此，精神文明的建设是符合时展潮流的。在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便是文化经济的发展。文化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对于市民个人来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而且对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而言，文化经济能够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而完善文化产业链条，最终推动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应该认识到文化经济的重要性，把文化经济纳入到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去。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还要充分利用城市已有的文化资源，对这些资源进行资源整合，通过这些去引导文化经济的发展。所以，文化经济和城市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最终相互发生作用，我们应理智地看待，采取实际行动推动文化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植雄，叶妙君.文化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J].人文地理，2004，06：26-29.

[2]李桂芬.关于文化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具体分析[J].民营科技，2014，04：268.

经济文化发展篇7

地域文化和地区经济存在紧密的联系。地区经济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基石，给文化构建供应物质基础与保障，地区经济的运作情况对当地文化的构建和出现具有支持的影响。而且，地域文化条件对地区经济运作也会造成较大的能动性，不同特点的地区经济整体会表现各个类别地域文化的作用。地域文化的构建在地区经济运作方面具有较大的促进价值。

1、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地域文化的发展

因为具体方位、气候、资源等要素的作用与约束，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与架构存在不同的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别。各个地区经济的运作情况对文化运作具有支持的影响，对地域文化运作程度、运作架构、类别与特性具有较好的影响力。但是，地域文化的运作存在他们自身的独立特征，不但会遭受经济要素的作用，也会遭受历史传承、文化演绎等众多要素的作用。某一区域之前的经济较好，但由于众多因素使得经济出现滞后，他们的文化作用能力也会由于历史运作的原因存续较长的一个时期。例如，现在西安或者关中，经济运作条件尽管赶不上东南部沿海，然而他们的科技与教育水平、文化发展水平依旧位居国家前列。但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初时期，通常会存在文化匮乏与知识不名一文的情况。现在，基于整体视角考察发达企业，如广东文化的时候，就会看到其表现为二元并存的架构，存在经济较为放开但意识形态层面较为保守的情况。这一二元并存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济在文化领域的直接推动影响，让地域文化显著的滞后于经济水平。

2、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现在，经济与文化表现为一体化态势，文化力逐渐变成地域经济运作的巨大推动因素，在总体经济和社会运作层面具有主要的影响。地域经济的运作情况在地区文化构建和运作阶段具有支持与基石的价值，各个差异化的地区经济与特征可以形成差异化的地域文化。此外，某一区域的原有地域文化历经人们的共同挑选之后，最后出现在这一区域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这一区域民众特征与民族性质的文化秉性。这一秉性比较巨大且较为平稳，一定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运作形成较大的推动影响。所以，不同特点的地区经济常常表现为遭受各个类别地区文化作用的社会痕迹，形成晋商、浙商、台商、徽商、粤商、闽商、港商等类别的地区角度。新制度经济学者指出，意识领域与文化理念于削弱市场费用支出、推动经济进步、确保社会平稳等层面存在重要的影响。经济进步会给文化全方位兴起打下前提，文化的繁荣也会推动经济不断飞速进步。

二、地域文化创新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1、地域文化创新是区域创新的先导

现在，全球经济逐渐迈向基于创造要素促进的新的发展时期，创造变成促进经济进步的主要推动因素，于地域经济运作与创造行为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创造的理论基础在于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出现的主要因素在于地域经济文化，其对创造的影响是很直接与具有本质作用的。由于地域经济文化形成公司管理者这一人群，使得各个创造方式持续存现。经济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对经济运作具有决定性影响且比较关键的是创造精神。和创造精神存在紧密关联且具有差异性的界定为创业认知。创造和创业表现出企业家精神。创业认知是一类企业家精神，其主要力量为企业家，但企业家精神实质或说较为关键的层面即为创造。创造为企业家的基础功能。硅谷为基于创造促进经济进步获得顺利发展的主要代表，尤其是基于高级科技创造作为其先驱，对其给予一定的机制创造给予辅助，如股票期权激励、市场开放、资本风险投入等。硅谷创造方式将创业与创造联系起来，这为企业家创业品质不断提升的表现。

2、地域文化创新增强区域经济实力

经济文化发展篇8

关键词：特色文化；地域文化；新型城市

新常态下，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改革，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达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提升。在深化改革中，发展贵阳特色文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拟从真正把贵阳打造成创新型城市的思路出发，对此进行研究与思考。

1贵阳特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1.1 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1.1.1 刺绣是贵阳民族文化的奇葩。自古以来，贵阳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等民族的刺绣在原材料、加工、工艺以及文化符号的表达方式上都与众不同，有各自民族的内涵和特色。至今，这种工艺从脱棉、纺纱、织布、浆染到绣制成品等各个环节，仍沿袭使用传统的竹木质器械和手工技艺。

1.1.2 苗族服饰是贵阳民族文化的瑰丽之宝。苗族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史书”，历史久远，渊源深邃。苗族服装大多遍施图案，刺绣、挑花、蜡染、编织、镶衬等多种方式并用，做工十分考究，令人眼花缭乱。尤其从刺绣图案中往往可以寻出苗族的历史和象征意蕴，其色彩的搭配、位置的处理等，都反映出对山川、江河的向往、对生活环境变化的记忆、对情感的流露表达等紧密相联。苗族服饰反映了苗族历史悠久、居住分散、风俗多样、支系有别、尊幼不同等特点，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现实存在。

1.1.3 蜡染艺术是中国极富特色的民族艺术之花。蜡染，是一种古老的纺染工艺，古称“蜡缬”，与绞缬、夹结一起被称为我国古代染缬工艺的三种基本类型。蜡染工艺品的魅力除了图案精美外，还在于蜡冷却后在织物上产生龟裂，色料渗入裂缝，得到变化多样的色纹，俗称“冰纹”。同一图案设计，做成蜡染后可得到不同的“冰纹”。贵阳少数民族，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蜡染工艺，已成为少数民族妇女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

1.2 源远流长的乡土文化

1.2.1 乡土节日长久不衰。乡土节日是民众祭祀祖先、歌唱生活、感恩万物、联络感情的一种传统形式，自古不衰。贵阳市少数民族比较有名、规模较大的乡土节日，有高坡苗族的“四月八”、跳洞节，孟关、马林、湖潮一带的苗族桐木岭芦笙节，清镇市农历正月苗族同胞跳花节、“六月六”布依族节，开阳县高寨乡苗族斗牛节、杀鱼节和禾丰“六月六”歌会，新堡布依族乡的“三月三”，花溪区布依族的“六月六”等，一直延续不绝，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充满现代气息，把民族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1.2.2 民族歌舞独具魅力。民族歌舞常常伴随乡土节日而行，在贵阳民族中，有节必有歌舞，无歌舞不成节，欢快无比、欢腾自信。贵阳各民族在各种节日中表演的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化体育项目有芦笙舞、花棍舞、花鼓舞、反排木鼓舞、猴鼓舞、斗鸡舞、簸面舞、板凳舞、跳地戏等，在乡土节日中广泛采用，现在，也常常在迎宾活动中大量采用，传达给人们一种清新活泼的欢快气息，催人至上。

1.2.3 民间技艺新颖古朴。古朴的民间技艺，正在逐步传承扩大，形成一种各展才艺的群众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新形式，正在不断改变着农村群众的生活与精神面貌。目前，贵阳已有新堡乡被贵州省命名为“农民画之乡”、花溪区高坡乡、乌当区新堡乡被贵州省命名为“文化艺术乡”、花溪区高坡乡、乌当区永乐乡分别被贵州省命名为“苗族芦笙艺术之乡”、“根雕盆景艺术之乡”、白云区沙文乡儿童文化园被授予全市第一个“农村儿童文化园”。

1.3 内涵深厚的遗产文化

1.3.1 阳明文化享誉世界。阳明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举世瞩目。阳明文化形成于贵州，“龙场悟道”是其形成的原点，具有区域的特殊性、历史性和惟一性特征。在贵州传播阳明文化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以贵阳为中心的涉及8个地州市20多个县市的阳明文化圈。最大化地利用贵州的阳明文化品牌，通过建立王阳明展览馆、心学文化博物馆、阳明文化图书馆等把贵州阳明文化旅游圈的人文资源开发出来，并展示其迷人的魅力，使贵州旅游业在了解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快发展，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1.3.2 甲秀文化历史悠久。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六年的甲秀楼，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虽经历了四百多年的风吹日晒，却依然清晰的保持着自己的面貌，为贵阳城市增添了一种复古的文化气息，是贵阳的市徽和标志，是贵阳山水与文化的精华。

1.3.3 黔灵文化虚无缥缈。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年），赤松禅师云游来筑，募化四方，建成的黔灵山弘福寺，乃贵州首刹。寺内的法化塔、九龙壁、大山门、钟鼓楼、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玉佛殿、藏经楼、说法堂、客堂、双桂楼及方丈苑，以及碑廊、素香斋、五观堂和五百罗汉堂等大小72座建筑，占地近11433平方米气势宏大，进入寺内礼佛观光，令人有梵宫深邃，庄严肃穆之感。

1.3.4 红色文化厚重炫目。贵阳发展红色旅游的意义，首先是让全体市民重温历史，牢记发展历程。其次是繁荣经济，发展经济。红色旅游能为旅游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

1.4 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

1.4.1 群山迤逦、绿水清澈的山水文化。作为喀斯特地貌发育典型地区，贵阳拥有以“山奇、水秀、石美、洞异”为特点的喀斯特自然景观，既有花溪、天河潭、百花湖、乌当温泉、香纸沟、渔洞峡、高坡、红枫湖、鱼洞峡、金龙谷、桃源河、南江大峡谷等以山、水、林、洞为特色的高原自然风光，加之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宜人气候，真是得天独厚，世所难及。全市现有部级风景名胜区1个，国家4A级旅游区2个，国家3A级旅游区2个，省级风景名胜区8个，同时依托贵阳四周分布的省内的12个部级风景名胜区，7个部级自然保护区等独特的生态环境，备受世人关注。

1.4.2 方兴未艾的生态文化。2007年，“中国避暑之都”的称号落户贵阳，成为贵阳生态优势的最好证明。在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中，市委、市政府勇敢担负起了历史责任，建设十里河滩城市湿地公园、小车河城市湿地公园、黔灵公园、长坡岭森林公园、图云关森林公园、顺海公园、阿哈水库、百花湖等若干大型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以治理、保护“两湖一库”等饮用水源的强有力举措，形成城市重要生态战略点，努力形成保护城市山水林城相融合的生态格局，作了大量工作。未来十年，贵阳市将围绕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目标，倡导“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城市精神，深挖城市生态文化内涵，使之形成突出的城市文化特色，逐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布局合理的覆盖全市的生态文化功能体系，从“育土”、“养民”、“致富”、“弘文”四个方面，真正建设起一个世人瞩目的生态文明城市。

2 发展贵阳特色文化的现实意义

文化是发展的重要组成要素，要真正把贵阳打造成创新型城市，发挥服务全省、影响全国、吸引世界的功能，离不开文化发展。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是注重特色文化发展。贵阳要发展，不仅要提升改造传统支柱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还要提升和完善文化功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城市建设模式、城市管理方式的同时还必须把城市特色文化发展提上战略高度。

一是通过发挥贵阳德信文化的特色优势，有助于增强全市人民思想凝聚力。发挥贵阳文化倡导德信的传统，以德信文化建设为“战略引领”，以“德信”为精神品格，就能引领全社会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知行合一，为民、务实、清廉、高效，依法、公平，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实现贵阳蓬勃发展。

二是通过发挥贵阳生态文化的比较优势，有助于增强贵阳文化影响力。通过“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生态文化的宣传普及，培养市民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良好的形态行为习惯，真正让贵阳从自然地理上的生态城市变成文化上的生态之城。

三是通过发挥贵阳文化的品牌优势，有助于增强贵阳经济社会的市场竞争力。全面打造新时期文化品牌，是新时期文化发展的新动力。充分利用好地域文化这个新时期文化品牌的重要资源，全面打造新时期文化品牌，改变文化品牌发展与丰富资源不相匹配的现状，使地域文化与新时期文化品牌共同发展，就能推动贵阳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3 发展贵阳特色文化的对策措施

3.1 改变观念，提升认识

对特色文化要有新的认识。特色文化同样是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贵阳特色文化是推动贵阳实现升级版发展的重大举措，必须改变观念，提高认识。要建立特色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全新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文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为特色文化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持与合法性依据，创新特色文化制度理论、特色文化法制理论和特色文化政策理论。

3.2 加强规划，抓好落实。要通过《大力发展我市特色文化的意见》的制订和实施，落实好发展特色文化的目标和任务，整合特色文化资源，促进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通过规划制订、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把着力点放到整合特色文化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上。做大做强以“多彩贵州”、“爽爽贵阳”为代表的民族歌舞、工艺美术、节庆会展、戏剧、影视、动漫等文化品牌；以“爽爽的贵阳・中国避暑之都”品牌效应，催生“清凉经济”，以阳明文化研究为契机，推动国际“知行合一”理学思想研究，以办好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等为抓手，大力发展会展业。以特色文化为吸引，积极引进文化产业领域战略投资者。

4 深化改革，创新机制

4.1 要建立适应特色文化发展的管理机制。一要建立权威高效的统一特色文化管理机构，结束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状况；二要建立统一的特色文化大市场，积极发挥行政调控手段，大胆应用市场化运作机制，建立规范、有序、开放的特色文化市场体系；三要建立特色文化大市场的分类标准和统计指标体系。

4.2 建立适应特色文化发展的运行机制。按照市场要求对特色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和重组，逐步形成一系列符合现代化产业扩大在生产需要的生产、联通、营销、分配、消费机制，使特色文化产业运行充满活力。

4.3 完善政策保障机制。加快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政策扶持是关键。要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对特色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健立和完善“贵阳市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不断整合扩大资金规模，通过项目补贴、贷款贴息、业绩奖励等方式，加大对重大特色文化产业项目、企业和园区（基地）建设的投入力度，支持特色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

4.4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优势是最大的优势。加快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在充分发挥特色文化传承人作用的同时，把加强人才培养作为基础来抓。要建立各类特色文化技艺学校，培养一批特色文化产业基础型和紧缺型人才。

4.5 建立特色文化外贸体制。要把能否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作为特色文化的首要标准，实现特色文化向现代化的转换，着力发挥特色文化的进步、民主、科学要素，以现代精神对特色文化加以合理改进。

5 优势整合，发展产业

在市域发展整体规划范围内，制订区域发展目标。云岩区，要作为会展业发展副中心区之一，依托云岩区文化艺术节、“三月三”和“四月八”民族艺术节、云岩区少儿艺术节、广场消夏纳凉晚会等项目，大力发展文化类会展活动和旅游活动。

南明区，要依托“龙洞堡会议中心”和“多彩贵州城”项目，大力发展以国内大型会议、公众展览展销、文体演艺活动和常年产品展示为主的会展项目，及具有民族特色的“三月三”布依族文化节、“四月八”少数民族歌舞大赛、民族艺术节等项目。

6 转变节点，重视“创意”

特色文化发展要将有形和无形两种传承有机结合，同时并举。世代传承的手工艺制作技艺和丰富的地域资源，使贵阳民间工艺品融合了无尽的民族文化、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关键是要搞好民族民间传统工艺品与现代社会旅游工艺品的有机结合。改变长期存在的资源丰富，经济效益不佳的状况。要坚持原创的文化艺术内涵不能变，在挖掘与发展上下功夫；要坚持特有的地域资源不能变，在利用与保护上下功夫；要坚持独到的制作工艺不能变，在传承与培养上下功夫。

7 注重内涵，借助市场

7.1 突出“林城”特色。贵阳市森林资源丰富。目前，全市森林面积314万亩，灌木林面积105.1万亩，森林覆盖率为34.76%。距市中心区仅1―2公里多的黔灵山公园为国内少有的城区大型公园，森林公园森林面积达620公顷，为全国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两公园内幽林密布，四季飘绿，被誉为贵阳的“城市之肺”。位于市区西北的长坡岭部级森林公园，森林景观优美，密林、草地与湖泊、池塘相互辉映，这些都不失为开展森林旅游的绝佳之地。

7.2 突出“喀斯特生态”特色。贵阳属喀斯特发育典型地区，喀斯特地貌占全市面积的85%，绿水绕青山，奇峰藏异洞，激流飞瀑星罗棋布，对崇尚自然和生态的旅游者极具吸引力。目前，我市在继续抓好红枫湖、百花湖、息烽温泉等老景区的设施改造完善的同时，按照打造精品的要求，正集中力量进行开阳峡谷、六广河峡谷、香火岩景区等旅游项目的开发，逐步构建一个由红枫湖、开阳峡谷公园、六广河等景区组成的，能体现我市地理地貌特点的喀斯特自然生态旅游产品体系。

7.3 突出民族风情、地域文化特色。贵阳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苗、布依、土家等37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全市人口的15%。镇山、李村、杜寨、黑土等一批苗、布依少数民族村寨，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民族建筑、服饰、风俗、节庆活动等，民风古朴浓郁，风情丰富多彩，可进一步开发建设成为向海内外游客展示我市少数民族风情的游览点。

7.4 突出人文历史、理性文化特色。充分利用和发挥贵阳修文阳明洞“王学”胜地、青岩古镇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于一镇、乌当香纸沟“古造纸术博物馆”的历史与现实效应。

7.5 突出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贵阳位于贵州省的中部，属黔中亚热带湿润温和气候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四季无风沙，气温、降水、风、光照等气候等综合要素都确实宜人生活，宜万物滋生发育，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非常适合现代人们的休闲、享受需求，堪为旅游度假、消暑避寒的好地方。

8 重视宣传，吸引世界

8.1 加强对主流媒体作用的重视

增加与晚报、日报及广电总台等媒体之间的联系，一起策划举行各种活动，使得覆盖的范围以及影响力得到扩大；创建有特色的媒体，做好网站的建设工作。组织建立起一个贵阳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网，积极开展各种专题报道，并且要实行包括在线申报、查询及网上下载等项目的各类在线的服务内容。

8.2 规划项目，做好宣传推荐

一是借助传统节日、婚丧嫁娶、建筑风格、民间歌舞开展如寻根祭祖、朝山进香等欣赏人文景观的高层次的民俗旅游，使人们通过旅游活动了解和获取知识；二是借助贵阳的山、水、洞、林等开展自然景观旅游活动；三是借助贵阳丰富有名的特色食品，开展以舌尖上的享受为目的的生活旅游；四是把会展业纳入宣传城市形象的重要内容，加大对全国会展项目的引进工作。对符合贵阳市会展业发展方向，有助于本地会展业水平提升的会展项目，要做好调查研究和积极联络的工作，依靠本地的产业基础、市场需求、政策吸引、服务保障等优惠条件，使项目落地。建立国际会展项目的绿色通道，积极促进贵阳市会展业向国际化发展。

经济文化发展篇9

1.中国古建筑的结构方式。

中国古建筑的结构方式，最主要的有抬梁式、穿斗式、井干式三种结构。建筑中的梁柱体系主要以木质构件生产制成，各构件之间的结点是以榫卯的方式相互吻合，构成富有弹性力度的物体。抬梁式的构架特点是在柱顶或柱网上的水平铺作层上，沿房屋进深方向架数层叠架的梁，梁逐层缩短，层间垫短柱或木块，最上层梁中间立小柱或三角撑，形成三角形屋架。此构造使用范围广，在汉族宫殿、庙宇、寺院等大型建筑中普遍采用，更为皇家建筑群所选，是汉族木构架建筑的代表。穿斗式的构架特点是柱上搁置梁头，梁头上搁置檀条，梁上再用矮柱支起较短的梁，如此层叠而上，梁的总数可达3~5根。当柱上采用斗拱时，则梁头搁置于斗拱上。井干式的构架特点是以圆木或矩形、六角形木料平行向上层层叠置，在转角处木料端部交叉咬合，建成房屋四壁，再在左右两侧壁上立矮柱承脊檩构成房屋。古建筑的特殊构造中还有两种结构为斗拱和雀替，斗拱是由方形的斗、升、拱、翘、昂组成。斗拱由于建筑构造的特性，其形态给人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奇妙感觉。从艺术形体或技术构造的角度来看，斗拱都足以成为中华古典的建筑精神和气质的首席代表。斗拱的塑造在建筑中具有着极强装饰作用。雀替，由拱形替日演变而来，置于额枋下与柱相交处，以加强额枋和减少跨越。雀替的结构性作用几乎让位于美学作用，其上似乎加斗，大意承重于屋檐。所雕动物、人物不知其所本，似乎比较随意，是否有地域性规律。

2.中国古人对建筑的审美观念。

原始人最早出现的文明发现，始于土陶器物上所出现的以表达自然界万物的图腾纹样，几何线条纹样，甲骨文展现的象形文字，以及龙凤纹样；青铜器物上雕刻的神兽纹样。图形纹样和象形文字的信息传递，也直接的反映出古人在思想、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中体现出一种天神合一的审美观念，而非古代西方文明中所展现的以人体美为审美标准的意识形态。这样的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工艺的延续以及世代官商百姓的住房思想。例如，太原晋祠圣母殿的檐柱就附有雕刻的盘龙作为装饰构件。这样的建筑装饰不仅仅是对神权的一种崇拜，更加展现出装饰的美观。

3.中国古建筑的修饰。

中国古建筑的修饰在建筑特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筑工匠师门利用木构建筑体系的特点，创造出了庑殿、歇山、硬山、攒尖等形式，又在屋顶部位塑造出滴水、勾头、鸱吻、宝顶、走兽等独特的艺术形象随着建筑材料的演变，在色彩的装饰上，工匠们利用建筑材料的本色美和人工色彩的结合手法，特别利用琉璃、油漆、砖石等不同的材料，创造了古建筑中极具鲜明的色彩环境。建筑装饰的创造，使得古建筑形体凸现出艺术美的外观形象，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中国古建筑的环境。

古建筑物是为人们提供居住、工商业、政府事务、社交等活动的场所，因此内部的空间利用、心理需求、环境艺术要相互协调，而且建筑周围环境要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中国古建筑设计工匠们，对于整体的设计可谓深思熟虑，力求建筑布局与环境相适应，从而构成一个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的理想空间。

二、古建装饰对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建筑历经上千年的风雨，沉淀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以及建造工艺技术的精髓，它代表着中国的古老文明。如今，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人们开始追求满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需求。为此，对古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再创造，不仅有助于经济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会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1.古建筑的修复与保护。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进程中，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建筑装饰文化中，古建筑的保护与修复已经对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精神文明遗产的探索与发现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古建中建筑与装饰是古代文化的遗产，具有深远的文化传承意义，它体现某一种文化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明的标志和象征。无论群体建筑还是单体建筑，都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科技、艺术等产物，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晶。它凝聚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它的修建或修复会使人们对于中国古建筑文化精髓的认识得到提高。如今，我国对宫殿、庙宇、阁楼的保护等就是最好的实例。

2.古建筑的复建。

古建筑的复建，是将古代中国的建筑重现，是将历朝历代著名的古典建筑进行重现，通过对群体建筑的修建，让人能感觉到古建筑所蕴涵的那种人文气息，给人们一种步入古人生活的感触，古建筑的复建使民族文化得以传承，让一种历史人文的情怀展现给世代人去顿悟其中的精华所在。如五台山的宗教建筑、的皇家建筑布达拉宫的重建等工程。

3.仿古建筑的修建。

仿古建筑的修建，是人们在满足了物质文明的基础后，开始向往古色古香古典文化生活情感的一种表现，它体现着人们精神追求的提高与改善。古建筑的重现，在现代社会文化建设中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使得古代文明得以保留和传承，既可以是商业楼宇的开发，也可以是村镇旅游的风景点；可以通过开发建造古朴典雅的檐顶、敦实耸立的木柱、庄严稳重的石材雕刻、美妙富丽的彩画，带动一批经济产业的发展。仿古建筑有着独特的造型和庄重大气的布局，如城市公交站台、商业街区、旅游景点等。

三、古建筑装饰对经济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人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尤为重视，人们的需求已不再是解决了温饱即可，而是追逐精神层面的高质量享受。完成这些诉求的工作，对目前的建筑师、规划师、室内设计师、景观设计师以及营销团队来说，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1.古建装饰在居住中的应用。

在中国，住房的投资仍是全民的第一战略投资，在对花高价钱买来的生活居室中，人们开始要求每一个角落都要体现出一定的艺术效果，人们的目的就在于希望享受生活中增添出那一份古韵的生活气息，以此表达出人们对古代建筑文化的品质追求。中国古代所生产的家具、门窗、瓷器等有其历史意义和使用意义的商品被再一次的融入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里来，它被人们所喜爱、推崇、收藏、交易等等，含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家庭生活空间中陈设一些古代盆景、古玩等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和内涵，布置一些古代家具，如桌、椅、凳、柜、案、屏风、鼎、香炉等，体现出居住的装饰文化和身后的民族文化底蕴。

2.古建装饰在公共空间的应用。

公共空间向来是人们活动的主要空间，被赋予特殊意义的空间。如在商业中心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或吸引到更多的外商投资，会修建具有古建筑特色的建筑，这样在迎合经济的发展的同时还可促进文化的交流。在游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将客栈、宾馆、商铺建造成古建筑形式，展现古香古色的气氛，使人们感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风格独具一格，鉴于其经济的影响，应当大力发展建设力度。

3.古建装饰在风景区的运用。

对于风景区的开发和利用，要充分考虑所处地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如江南的民居和一些园林、寺观，以洁白的粉墙、青灰瓦顶掩映在丛林翠竹、青山绿水之间，显得清新秀丽。北方山区民居的土墙、青瓦或石板瓦也都使人有恬静安适之感。甚至有一些皇家建筑也在着意追求这种朴素淡雅的山林趣味，清康熙、乾隆时期经营的承德避暑山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4.古建筑在民居中的运用。

古建装饰已出现众多经典的案例，在现代的民居建筑装饰设计中，很多设计风格都是借鉴古人的设计理念来完成的创作，南北方均有不少成功之作实例。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则是人们对各方面需求综合体现的结果，古建装饰中的构建所展现出的形态、颜色、材质等元素，在别墅设计的框架体量运用后，诉说出一种豁达、庄严的人文需求。

四、结语

经济文化发展篇10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际经济法 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就是投资、贸易等经济活动及其各生产经营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就是世界市场的统一化，与其说这是一种静态的结果，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的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市场在拆除贸易壁垒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而市场的统一，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这就涉及到法律层面的全球化问题。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将世界各国和人民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阻碍各国之间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人为障碍将被打破，交易成本(包括运输和通讯成本) 将大大减少。新型的国际机构和国际民间组织将被创造和涌现，跨国公司是这一进程的强有力的推动者”。①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带来了两个显著效果:一是市场的地理范围及市场的统一化和自由化程度大大扩展;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的统一化和市场规则统一化的客观需要，国际经济法不仅必将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国家的法律体系面临着如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情况的新挑战。

一、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三大特点

(一) 迅速回升的全球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在WTO 正式成立后的十年内，如果按照货物出口总额进行统计，那么国际货物贸易总额从1995 年的51610 亿美元增长到了2004 年的91240 亿美元，总计增幅近77 % ，年平均增长率达6154 %。其中只有1998 年和2001 年各比上一年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分别只有115 %和319 %。其余年份均有3 %以上的增长幅度，其中上涨10 %以上的年度有4 个。在原油商品价格持续高涨和电子产品出口复苏的带动下，2003 年和2004 年的增幅更是创了历史新高，其中2003 年比2002 年增加了1519 % ，2004 年比2003 年增长21 %。即使扣除了物价和汇率因素，2004 年世界贸易量的增长也达到了9 %。自2000 年至2004 年，世界GDP 从32 万亿美元的水平增长到40 万亿美元的水平，总计增幅为25 %左右，年平均增长率低于国际货物贸易的年增长率。②

(二) 外国直接投资复苏和持续高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持久活力 按照实际吸引外国投资金额来计算，1998 年世界跨国直接投资额为690911 亿美元，1999 年猛增到1086715 亿美元，比1998 年增长近5713 % ，2000 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2717 % ，达到了1387915 亿的规模。由于受“911”事件等影响，2001 年至2003 年世界各国对外投资总额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2004 年开始，世界跨国直接投资又出现恢复性增长，比上一年上升了9 %左右。③ 不过近年来，跨国直接投资开始呈现出两大变化，其中第一大变化是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成为资本输出国;第二大变化则是第三产业成为跨国直接投资新的领域。上述两大变化业已对传统的国际经济法提出新的课题。

(三) 随着自由贸易区的蓬勃发展，世界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和国家集团化进程呈现加速态势在过去的十年间，跨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迅猛，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安排和协定数量激增，并且重叠交错，这已经成为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截至2004 年底，向GATTPWTO 申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接近300 个，其中依然有效的200 个左右。不仅如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例如2004 年5 月1 日，欧盟成员国从15 个增加到25 个，占世界贸易总值的20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所覆盖的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区内贸易数额也很可观。此外，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美国主导下，于1994 年商定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预计今年可完成谈判，届时将正式建成这一包括34 个国家、8 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④ 根据统计，目前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是在这些自由贸易区内发生的。到2007 年底，全球贸易体系将被300 多个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所分割，出现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⑤ 另外，伴随着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发展不平衡问题难以避免，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二、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动向

(一) 包括国际商法在内的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明显加强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 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商法) 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

各国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之所以会出现统一，主要原因是:其一，以WTO 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在促进各国和各地区的实体法的统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效果最为显著;其二，正在日益走向经贸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又把自由贸易区区内各国大量的经济法和商法进一步推向统一;其三，在国际公约、WTO 协定和NAFTA 的约束下，各国的商法和经济法出现趋同的迹象。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内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正在向国际经贸惯例靠拢，也导致了各国法律的统一化运动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 [ ZHLzwCom] (二) 国际经济立法与其它各领域立法的关系日益密切，出现了联结和互动趋势 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使得各个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与环境、外交、卫生、社会等领域法律制度的联结日趋紧密。国内有学者将这一趋势称为“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⑥ 鉴于对这一说法仍有争议，笔者暂时将上述趋势称为“国际经济法的互动和联结”趋势。 根据美国学者达维德·W·利伯隆的划分，国际经济立法联结主要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规范性挂钩”;二是“策略性挂钩”。

所谓的“规范性挂钩”，指的是基于其各自调整对象和法律原则本身的关联性或适用结果的牵连性导致的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律的互相挂钩。例如，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原产地规则、进出口许可证、技术壁垒、检验和检疫措施、纺织品贸易、海关估价等协定本身所调整的对象各不相同，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国际货物贸易的法律规则，所以被纳入WTO 多边贸易的第一层面的法律规则。以国际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基于这一点，运用诸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互惠等共同的法律原则将其连接成国际贸易法的一个整体。又如，投资领域的国际法律制度发展比较慢，而且投资与贸易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但是为了贸易自由化原则的充分贯彻，WTO 将其连接起来，制定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这就是将投资法与贸易法挂钩的生动实例之一。

所谓“策略性挂钩”，是指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交换投票权而形成的各领域的国际经济法挂钩。例如，一些国家在A 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某一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但是另一些国家在B 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该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如果单独在AB领域谈判，可能永远不会有谈判结果，因为凡是前者同意的后者就反对。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将AB 两个领域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的谈判，双方妥协的可能性较大，于是A B 两个领域的协定或条款，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同一国际组织制定的协定体系中，甚至被写进同一个协定之中，而且此种情形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旨在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WTO《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与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纺织品协定》二者共存于WTO 体制之内。 (三) 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融合日趋加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众所周知，作为国际经济法主要渊源的国际条约，其制定一般是由几个主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谈判的基础上产生的。

因此，某一国家(地区) 或集团的谈判实力越强，谈判技巧越高，其国内法律或域内法律对国际法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在另一方面，国际法一旦成型，它又会对成员的国内法或域内法产生反作用。 例如，无论是GATT 的《反倾销守则》还是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都是以欧美的反倾销法(特别是欧共体的反倾销基本条例) 为蓝本而制定的，都吸收了美国和欧盟大量的国内立法经验。最为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WTO 反倾销协定直接借鉴了欧盟推算价值计算中期间费用(SG&A) 和利润率的计算规则，使正常价值的计算更为详细和合理。

再比如，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就是在借鉴了美国贸易法中关于损害威胁确定因素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反倾销调查中的关于产业损害调查规则。但是反过来，在1995 年，美国和欧盟又根据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调整了其反倾销法的内容，美国不仅改变了旧法中关于正常价值等一些独特的术语，而且取消了旧法中关于推算正常价值的公式中期间费用和利润率的比例;欧盟不仅仿效WTO 反倾销法与反补贴协定分开立法的体例，改变了1988 年理事会基本条例将反倾销与反补贴两种调查合为一体的立法模式，而且明确限定了反倾销调查的时限。经过上述作用与反作用之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现在如果再将欧美反倾销法的条款与WTO 反倾销协定的条款拆开放在一起，已经很难分辨出哪些是欧美国内法的条款，哪些是国际反倾销协定的条款。 从两大法系国内货物买卖法和合同法对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1994 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影响，到《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马德里条约》对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反作用，所有例子都显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轨迹，那就是: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发展正呈现出日趋融合的迹象，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四) 国际经济法律规则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遵守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其基本的国家经济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巩固和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法的规则更具有了权威性和生命力。

(五) 国际经济法立法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一些私人国际机构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的作用日益扩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经济立法的主体日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之外，一些私人组织日益参与到国际经济法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这一现象引起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著名欧盟法专家施奈德(Snyder) 教授就将这一趋势视为国际经济法和欧盟法的一个新动向。根据该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观察，至少三类私人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跨国公司对国际经济法规则制定的影响。众所周知，跨国公司为实施全球经济扩张战略，在其全球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均制定了统一的内部规则和标准。

同一个跨国公司在其全球范围内的分支机构建立的同一的产品质量标准、操作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员工守则以及其在对外签约时广泛采用的标准合同，正在影响着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进程。这些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其实际效果和执行力度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在跨国公司推动下成立的非政府 组织，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国际会计标准化委员会( IASO) 等。其中，IASO 目前在世界上112 个国家中设立了153 个专业会计机构，其职能是制定和批准国际会计标准和准则。

尽管IASO 标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尽管各公司名义上仍然可以按照各国的会计准则自主聘请会计师事物所编制各种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但是在实际上，如果公司财务报表不符合所谓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 ”，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发行和筹资行为就会遇到困难。最后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推动下，一些多国公司迅速行动起来，建立了旨在为保护国际环境生态协调服务的私人网络组织，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国际社会环保鉴定和标签联盟，包含了七个国际环境网络，赢得了广泛的公众社会支持，其制定的认证和签证规则业已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

(六)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其中，作为新法律种类的“软规则”的出现和发展十分引人注目 正如经济影响和文化渗透能力被称为“软实力”一样，包括施奈德教授在内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们将上述传统主权国家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私人组织制定的事实上在全球通行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称之为“软法律”。出于避免歧义的目的，我们觉得或许“软规则”的提法可能更为适当。根据施奈德教授的观点和我们的理解“， 软规则”原则上虽然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由于具有广泛的实用有时也能产生切实的法律上的效果，其贯彻落实的效果甚至比硬规则还要有效。这些规则不仅为国际企业和律师所熟悉，而且以国际行为准则之形式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活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硬性法律规则相比，软性法律规则有着交易成本上的优势，通常更加易于适用于一些不确定的情况和要求作出妥协的情形。⑦

(七) 国际经济法对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缩小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但是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冲击着各个国家和地区，以WTO 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仍在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人们在统计数字中惊讶地发现，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根据联合国《2005 年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500 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16 亿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总和。⑧另外，国际贸易法律领域内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据分析，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贸易壁垒其实是针对包括最贫穷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设置的，贫穷国家向富国出口时所遇到的保护主义，平均要比富裕国家相互之间出口时遇到的壁垒高出好几倍。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资源配置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国际较量和博弈中往往缺少谈判实力和筹码;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国家综合实力的制约，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从事国际谈判的资源、能力和专业谈判人才及其谈判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方面均处于比较匮乏的状态。上述这两个因素使其在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订方面必然处于劣势，只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