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经济管理论文十篇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 城郊农村 新农村建设 城中村

一、城郊农村与新农村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

1、城郊农村的概念

城郊农村指的是处于城市和乡村结合部或者是在城市近郊的农村区域。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有的农村区域在城市的扩张过程中尚未被完全并入城市，它们的社区管理体制和人员管理办法尚未完全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因此形成了一种非城非乡的过渡型社会区域。

2、城郊农村的特点

相对于传统农村，城郊农村在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方面有很大不同。首先，城郊农村的经济结构更加多样化，城郊农村以为城市建设提供用地和发展城市新兴产业为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地位较为重要；其次，在城郊农村区域，由于其接近城市，因而享有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便利条件，在道路、供水供暖和绿化建设等方面远优于传统农村区域；最后，农民的生产方式不局限于第一产业，而是快速向租赁经济和服务经济等方向发展，城郊农村地区的农民在生活上也倾向于城市化生活，崇尚休闲娱乐和现代化的消费形式。

另外，从性质上讲，城郊农村作为传统农村城市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和演进环节，处在地理外置和特征形态上最接近城市的地位上，它是农村城市化的最前沿地带。但是，我国现在依然沿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模式又注定了城郊农村虽然在产业结构、基础建设和人员生产生活方式等非常接近城市，达到了非农化，但是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依然属于农村区域，这就造成了城郊农村具有城市与农村两种形态。

3、城郊农村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础

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城郊农村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础主要包含四个理论：城乡互动理论、城乡一体化理论、统筹城乡发展理论和农村城市化理论。简而言之，城乡互动理论重在强调城乡之间在经济、资源、生态和空间上具有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的作用；城乡一体化理论强调城乡之间打破界限，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融合；统筹城乡发展理论则侧重改变以往对农村发展不够重视的局面，将城乡发展统一规划、综合考虑；而农村城市化理论则可以看作是前面三个理论的指向目标和实际落脚点，即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结构、社会管理、人员构成等方面逐渐缩小差别，最后达到没有差别，达到农村的城市化。

由此可以得出，城郊农村遵循城市化的原则进行开发和建设，走城市化的建设道路，是城郊农村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方向之一，这也是针对我国城郊农村发展和解决城郊农村“三农”问题的发展方向。

二、以往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中产生的问题与弊端

由于我国一直实施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行政管理体制，城郊农村进行建设和城市向郊区与农村的扩张往往走的是一条渐进式“蚕食”状态的发展路径，诸多城市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犬牙交错的格局，在城郊农村建设和城市扩张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城中村”。所谓“城中村”，概括起来是指：在居住形态上，由于城市急剧扩张，在城市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项目建设过程中，原农村居住区域和人员就地保留下来；在社会形态上，此区域的人员在原有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投资制度和教育体制的管理下，仍然以土地和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

“城中村”是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现象，但是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城中村”造成的问题也日益严重。首先，在“城中村”中，由于整体规划滞后于现实的建设速度，村民们为了在拆迁中获取更多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违建现象，而在违建的过程中，在

管理和监督的盲点下，大量占用土地资源，又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其次，在后续过程中，政府依照既定规划拆除农村建房时，就需要拆除很多包括违建在内的新村民建房，在付出高昂拆迁成本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为环境增加了负担；最后，由于”城中村”人口密集，社会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对落后，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治安问题。

结合这些年来我国城市改造”城中村”的经验和形成的模式来看，走的基本上都是软件和硬件改造相结合的道路。从硬件改造上看，在预留村集体产业用地之外，对村民原有用房统一拆除，统一还建；从软件改造上看，改变原有的农村管理机制，改变原有的农村村民身份为城市居民，将以往的农村集体经济改造成股份制公司。在“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巨大的资金需求还是主要来源于农村土地改变性质后的增加价值。一般来说，需要改造的”城中村”的所在村，会按照规划，将部分土地资源的优先使用权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给一个或者几个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依照合同参与”城中村”改造中的资金运作。

三、我国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的路径尝试

在统一开发原则的指导下，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最早和最普遍的尝试就是设立开发区。在近年来，我国各地依托城市建立的各级各类经济开发区和技术开发区鳞次栉比。这些开发区的设立，由于在设立之初就明确了建设目的，在建设过程中按照规划统一、有序地进行开发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的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出现的种种问题。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开发区在设立和建设的时候，往往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在开发建设和政策制定方面也都侧重于对发展经济的扶持，忽略了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视。尤其是对实行区域托管的开发区，这些开发区的管理职能机构一般都是临时组建和形成的，对于占地上的城郊农村的各种问题还缺乏深入了解，而且行政管理的目标性过强，容易造成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缺位。

建设开发区虽然不失为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的一条可选择性路径，但其存在的先天问题也提醒我们寻找一条更适合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新城建设模式开始慢慢出现。分析近几年来我国依托城市出现的区域性新城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类：内城改造和用地功能置换所联动形成的新城、城市结构改变生成的组团级新城、城市郊区化蔓延形成的郊区新城、以一大型项目为中心的特定新城以及以传统小乡城镇为基础发展成的新城。在这中间，最后一类以传统小乡镇发展成的新城，因其具有独立完整的政府机构和政权组织，在进行拆迁和还建的过程中便于管理，便于预先合理化建设规划，进行统一产业布局和村民改造，可以最大程度地从根源上解决“城中村”所产生的问题，所以，这种在传统小乡镇的基础上建立的区域性新城建设相对于开发区建设来说具有先天上的优越性，可以避免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滞后与缺失。另外，在地理位置和互动关系中，这一类的小乡镇处于与城市毗邻却又不紧挨的位置，自然环境较好，既可以依托城市进行发展，吸纳城市人口在其新兴产业中就业，又可以吸引外来投资，消化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农村人口就业。

四、武汉市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有益尝试

作为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投融资平台的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联发投）于2008年成立后，首个确定的“两型社会”建设示范项目即为武汉花山生态新城。花山镇作为一个传统小乡镇，原为武汉市洪山区（现托管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个镇（现改为街道），境内自然环境优良。在花山生态新城66平方公里的规划面积里，包含了原来整个的花山镇。通过三年多的发展，现在的花山生态新城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总结其建设经验为以下几点。

1、由唯一一个开发主体负责规划

省联发投先与洪山区（花山托管后改为东湖开发区）共同出资在2009年成立了花山生态新城投资公司，作为唯一的投资主体负责新城的规划与建设。花山新城投资公司作为投融资、规划建设的唯一主体，负责开发与建设的所有事务。这就可以保证在实施过程中，先确定总体规划，统一建设基础设施，统一对政府和民众负责。

2、分阶段分梯度实施建设规划

花山生态新城的规划在世界范围内招标，并通过专家团评估，确保了规划的科学性、先进性。在基础设施如道路建设上，采取了

一次性规划、分批实施的做法。现在已经从南至北和从东至西建设了花山大道和花城大道纵贯横穿整个花山新城，并在规划中分期分批建设支路配合，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以往的“断头路”和重复修建道路的资源浪费问题。在商业性开发建设上，注重商业项目之间的相互支撑和配合，避免了无序和盲目。

3、统一拆迁，统一安置农民

花山新城建设采取全版图一次性征地的模式，以村为单位签订征地协议，保证了区域的平衡，有利于征地工作的推进。与此同时，先行开工还建房建设，做到了先还建再拆迁，一方面减少了被拆迁群众在外过渡的时间，同时也大量节省了过渡费。这种先盖还建房的做法很好地解决了以前拆迁难的问题。到今年为止，城中已基本完成了改制和社保办理工作。在农民安置问题上，新城整合闲置的土地、资金和人员，结合花山镇以往传统的苗木花卉优势，成立了一个园林绿化公司，同时成立了一个物业公司对还建住房进行统一管理，并成立商业管理公司对商业用房进行管理。

4、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

在新城建设之初，政府就在建设规划中把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作为建设宗旨，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调配了专业人员，吸取国内和国外对于生态城市建设的经验，对新城建设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严格设定和控制，将新城打造成名副其实的生态新城。例如污水处理和电能转换方面，都分别采用了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技术。

五、结语

城郊农村的新农村建设，具有与传统农村新农村建设的不同的特点。依托城市，走城市化的建设道路，可以被视作城郊农村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建设方向，也在理论层面上联系了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的内涵。结合以往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产生的”城中村”问题和开发区建设问题，区域性新城建设是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的一个有益尝试。这项尝试也会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在理论和操作层面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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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2

城郊村、经济发达远郊村和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城镇化发展类型大相径庭。通过对浙江省15个村落的问卷调查，发现城市扩张带动的城郊村城镇化推动了农民与城市文明的频繁接触，促进了公民意识、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发展；经济发达远郊村的内生城镇化提升了农民参与公共生活积极性，增强了政治效能感，但公共性的缺失，使其公共责任意识和民利意识显著低于其他村落；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城镇化水平低，农民缺乏参与公共生活和接触现代传媒文化的经历，参与意识和政治效能感最低，但受传统集体主义文化的滋养，公共责任意识显著高于其他村落。

[关键词]

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农民；公民意识

一、引言

城镇化是城市文明向乡村传播，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和聚集，城镇空间不断向农村扩张，乡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综合社会变迁过程。毋庸置疑，城镇化进程有利于农民人格的公民化。[1]向城镇的流动、就业使农民既受到社会化大生产秩序的制约，又受到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使得农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等强于传统农民。[2]然而，由于城镇本身现代性不足，使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功利化，传统臣民意识较浓。[3]而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留存也限制了农民公民意识的发展。[4]一项基于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正向的影响因素，如外出打工、房屋拆迁、有序政治参与等，又有负向的影响因素，如土地征用、社会参与、个人利益表达等。[5]可见，学界关于城镇化影响农民公民意识发展已取得较为丰富成果，但以下方面还待深化：（1）已有研究未看到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的多样性，[6]未探讨不同城镇化模式下农民公民意识发展是否存在差异；（2）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农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媒介接触状况，进而影响了农民公民意识的发展。为此，本文试图在浙江省金华和宁波地区选择代表不同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的15个村落，运用问卷调查收集农民公民意识数据，依据定量分析回答以上问题，以完善城镇化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机制理论，并为推动农民向现代公民转型提供理论指导。

二、研究方法

1.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与村落样本选择。徐勇依据城镇化发展动力将农村城镇化分为企业带动型、政府主导型、市场拉动型。邓大才依据农民进城的程度划分为身体城镇化（农民工式的城镇化）、身份城镇化（征地与社区建设式城镇化）、生活城镇化（非迁移式的城镇化）。[7]李培林从农村城镇化视角，将村落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二是处于市区周边、还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三是处于远郊、还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8]可见，不同村落因地理位置和非农化程度体现为不同的城镇化模式。然而，李培林的分类未考虑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程度，而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引发农村城镇化的重要原因。[9]本文依据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地理位置与农民进城程度，将农村城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政府主导，城市空间扩张带动的城镇化，主要在城郊村；二是由农村工业化启动的农村城镇化，主要在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远郊村；三是外出打工推动的农村城镇化，主要在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本文选择了宁波、金华的三个村落作为城郊村样本；余姚市、慈溪市的四个村落作为经济发达的远郊村样本；金华市、余姚市的八个村落作为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样本。

2.样本收集及特征。问卷样本来源于调查所在的15个村落，按照年龄和性别进行分层抽取，共发放问卷1500份，获得有效样本1398份（见表1）：

3.研究变量选择与测量。（1）因变量：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公民对公民身份制度规定的权利、义务的主观认同程度，其测量工具在章秀英等编制的测量问卷[10]基础上针对农民群体加以修订，分别由公共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民利意识、政治效能感、法治意识六个维度28个项目构成，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公民意识越成熟。各维度的坠值除法治意识在0.52之外，其余维度均在0.7以上，总量表为0.88。（2）解释变量：政治参与。农民政治参与的测量量表由三个维度11个项目构成：个人接触、参与公共事务、利益表达。个人接触是指农民为了建房、孩子上学、找工作、村庄事务等找领导；而参与公共事务是指参与村庄选举，关心村庄选举事务，参与监督村庄的事务财务；利益表达主要是指通过与他人、媒体、网络等谈论政治，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问卷按五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政治参与越积极。三个维度的坠值为0.60-0.78，整个量表的值为0.80。（3）解释变量：社会参与。它指农民人际交往与参加各类社会组织的情况，包括与他人看戏、打牌、聊天；参加村里组织的灯会、花会、秧歌队、合唱团等文娱、体育活动；参加宗教组织（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等）的信仰活动；参加老年协会活动；参加养殖协会、养兔协会等合作经济、金融组织等行业组织活动的频率。用李克特量表5个等级测量，5个指标的坠值只有0.548。为此，分别考察各种社会参与方式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4）解释变量：传媒接触。传媒接触是指接触报纸时事新闻、网络时事新闻和电视时事新闻的频率（“从来没有、偶尔、有时、经常、总是”5个等级）测量，三个指标的坠值为0.53，不太理想。分别考察接触不同传媒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

三、不同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下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现状比较

统计结果发现，城郊村农民的公民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1）和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P<0.05），经济发达远郊村和经济欠发达远郊村不存在统计差异（P>0.05）。从公民意识各维度的平均值比较看，除法治意识外（F=0.35，P>0.05）外，其余各维度均存在显著差异。

1.城郊村农民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显著高于其他村落的农民。参与意识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行为倾向，是现代积极公民的意识表征。平均数差异比较的结果发现，城郊村农民的参与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5）和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P<0.001）。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参与意识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维权意识是指当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个体主张运用法律维护权利（主要是财产权）的意识。平均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三类村落农民的维权意识存在显著差异（F=10.23.P<0.001），城郊村农民的维权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P<0.01）和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P<0.001），其余没有统计差异（P>0.05）。

2.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的公共责任意识显著高于城郊村和经济发达远郊村的农民。公共责任意识是公民对公民身份制度规定的公共领域道德的自愿认同，主要与维护政治社群相关的政治道德，包括团结、忠诚和爱国、宽容、理性、生态意识等。从道德层次看，包括基本的公民道德（法律规定的公民身份应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和高层次的公民美德（对他人利益和社会普遍利益的关怀）。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的公共责任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P<0.001）、城郊村（P<0.001），城郊村农民的公共责任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的远郊村（P<0.001）。

3.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的民利意识显著低于城郊村和经济欠发达远郊村的农民。民利意识是公民对现代在民理念的自觉认同。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城郊村农民的民利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的民利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其余没有统计差异（P>0.05）。

4.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在三类村落中最高。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自己政治影响力的信心和信念，包含对自身能力和政治行为成功概率的评价，并由此而滋生的政治情感体验，高政治效能感的公民政治参与会更积极，且对政治体系更忠诚，是民主政治体系良性运行的公民重要意识品质。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显著高于城郊村农民（P<0.01），也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其余没有统计差异（P>0.05）。

四、不同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下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因素比较

1.政治参与比较及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回归分析。平均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更热衷于利益表达，其次是城郊村农民，而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利益表达最少，三者差异显著（P<0.001）。同样，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较多进行个人接触，其均值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和城郊村农民（P<0.004）。在参与公共事务维度上，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5），其余没有统计差异。回归分析发现（见表2），利益表达对农民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政治效能感、法治意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公共责任意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个人接触对农民的维权意识、公共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参与公共事务对农民的公民意识所有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社会参与比较及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三类村落在参与打牌、看戏、聊天等休闲娱乐活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F=0.49，P>0.05)。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参加文娱、体育活动的频率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P<0.001）和城郊村农民（P<0.001）。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参加活动的频率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和城郊村（P<0.001），城郊村农民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参加老年协会活动频率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参加经济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等组织的频率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P<0.001）和城郊村农民（P<0.01），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显著低于城郊村农民（P<0.001）。可见，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的社会参与在三类村落中最活跃。回归分析发现（见表3），参与传统休闲娱乐活动正向影响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和民利意识；参与村里组织的文娱体育活动，正向影响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和法治意识；参加宗教活动负向影响公共责任意识，参加老年协会负向影响法治意识，参与经济合作组织正向影响参与意识、维权意识，但负向影响公共责任意识。

3.传媒接触比较及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平均数差异检验结果发现，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阅读报纸时事新闻的频率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P<0.001）和城郊村（P<0.001），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浏览网络新闻的频率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和城郊村农民（P<0.001）。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收看电视新闻的频率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5），其余不存在统计差异（P>0.05）。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见表4），阅读报纸新闻正向影响农民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民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浏览网络新闻正向影响农民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政治效能感和法治意识，但负向影响公共责任感和民利意识。收看电视新闻正向影响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和民利意识。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城郊村农民的公民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和经济欠发达远郊村的农民。除了法治意识外，三类村落农民的公民意识各子维度各有优势和弱势。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发现，这是由于三类村落农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和媒体接触的差异造成的。

1.城市扩张带动的城镇化与城郊村农民公民意识发展。城郊村地处城市周边，其城镇化主要借助地方政府推动，依靠城市空间扩张而推进。城郊村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经济生活主要依靠非农收入，以土地为纽带的经济利益联盟开始淡化，农业经济合作类组织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强。而征地补偿、医疗保险、养老服务等社会福利权利使城郊村农民比其余村落农民有更多的经济保障和业余时间享受闲暇生活，与城市的毗邻则方便其享受城市丰富闲暇生活。这不仅使老年协会、秧歌队、舞蹈队等社会组织，活动无法有效吸引城郊村农民，而且电视、网络等传媒娱乐的吸引力也受到了冲击，城郊村农民接触网络新闻和电视新闻接触在三类村落中处于中等。可见，城市扩张推动了城郊村农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与城市文明和文化的接触提升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和民利意识，而负面影响公民意识发展的社会参与（老年协会、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社参与）频率不高、网络新闻接触不频繁，致使其公民意识发展水平在三类村落中最高。另一方面，由于城郊村农民公民身份转变和城市融入不彻底，在非农职业体系中处于边缘（保安、保洁等），居住空间带有城郊村农民的标识符号，在城市权利系统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加上基层管理模式未做出实质改变，无法有效吸引农民政治参与，致使政治效能感不高。此外，城郊村在“撤村并居”后，有的变成了城镇社区，有的拆迁后被集中安置，有的进行旧村改造，成为新村小区，传统以儒家文化和宗族观念为根基的乡村共同体日渐解体，原来依赖血缘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以及公德伦理、公序良俗等构建的乡村道德文化也受到了冲击，孕育于传统村落共同体的集体主义精神日渐侵蚀，基于现代公民共同体的社区参与文化还未成熟。一些城郊村（例如金华的叶店）基层管理组织运用传统的宗祠文化资源和经济激励手段，团结村民和促进参与，以增强其公共责任意识。然而，只能吸引中老年妇女参加，实际成效非常有限。因而，建设一个具有较高价值认同、情感归属的新型社区，促进公益导向的社会参与和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城郊村城镇化和农民公民意识培育需要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

2.农村工业化启动的内生城镇化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公民意识的发展。首先，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生活水平和职业生活已经“城镇化”，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商会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不断出现，吸引了村民积极参与。同时，由于形式上农民身份的保留，使得村落共同体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联盟并未解体，农村经济合作社、村集体组织的各类文娱活动、老年协会等吸引了农民的参与。村民自治依然受到关注，不管是个人接触、利益表达，还是公共事务参与，都是三类村落中最为活跃。公共生活参与的踊跃孕育了村民较高的政治效能感，并促进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的发展。其次，经济发达远郊村与城市距离较远，无法像城郊村农民那样方便享受城市文化生活设施，但因其生活水平较高，现代通讯技术发达，使其业余文化生活主要依靠网络、电视等传媒消遣，网络新闻接触和电视新闻接触在三类村庄中最为频繁。对网络的频繁接触虽有利于其政治效能感、法治意识、维权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养成，却不利于其公共责任感和民利意识的生成。最后，由于催生经济发达远郊村城镇化的内生力量主要是私营企业或集体企业。此类企业依靠能人运用传统血缘宗法关系进行融资、组织生产和开拓市场，带动村民致富，其文化色彩和行为习惯依然遵循传统乡土人情社会的人际交往规则，血缘宗法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并未弱化，虽然因经济发达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但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农民”，基于契约交往的陌生人社会并未形成。因而，经济发达远郊村的老年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社、组织的社会参与具有浓厚的血缘性，农民热衷于个人接触，利益表达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不仅如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侵蚀了传统“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追名逐利的市场逻辑破坏了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对公共责任意识的正面影响，以血缘性为纽带的社会参与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越积极，反而越不利于其公共责任意识和民利意识的形成。

3.外出打工推动的低水平城镇化与经济落后远郊村农民公民意识的发展。首先，农村工业不发达，地理位置偏僻的经济欠发达远郊村既没有经历城市扩张带来的城镇化，也难以发生内生城镇化，人口外迁导致“基层民主空心化”。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在城市，政治参与权利在户籍所在地农村，职业与政治权利的分离使其既无法参与打工所在地的政治生活，也因缺乏时间和精力参与户籍所在地的公共政治生活。同时，村委会成员因缺乏农村精英参与，其素质结构不尽如人意，村落的村民自治组织运作不正常，村级的民主监督流于形式，即使留在村落的村民也无法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政治参与的缺乏导致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政治效能感、维权意识和参与意识在三类村落中最低。其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新农村建设成效低，公共基础设施差，电视、网络等现代通信技术普及率低，信息传播方式落后使其媒介接触在三类村落中最低。传媒作为现代城市文化和政治文明的有效传播载体，无法有效地提升其维权意识、参与意识和政治效能感，但也避免了因较少受网络新闻接触面影响其公共责任意识。最后，外出打工农民虽然工作在城市，但大多数局限于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人际交往圈子主要局限于农民工，维持着农民的人情交往原则，家族和宗族的力量相对较强。同时，由于缺乏资金和人力，村集体很少组织灯会、花会、秧歌队等文娱体育活动，有的村落并未成立老年协会、经济合作社等社会组织，有的即使成立也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村民的娱乐往往是打牌、聊天、看戏，或者是聚众，社会参与的缺乏使得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落后。当然也避免了参加活动和老年协会活动对公共责任意识的负面影响。此外，不管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还是留守的农民，都把村落当成“精神家园”，对村落的归属感很强，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依然滋养着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使得其公共责任意识在三类村落中最强。综上所述，在不同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下，公益导向的社会参与、有序政治参与和现代传媒文化接触各有缺失，导致了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差异，而法治环境的缺失则是共同点。因而，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推动公民参与，不仅是新型农村城镇化建设的着力点，也是推动农民向现代公民转变不可缺乏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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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涛：《我国农村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6期。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休闲农业；城郊地区；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居民对生活休闲娱乐的需求增加并且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休闲农业消费受此影响得到迅猛发展。休闲农业具有多种形式，大致可以按照内容不同分为民俗体验式旅游、主题农庄、休闲农场、农业公园、森林公园、野营地模式、度假乡居、乡村主题博物馆、乡村俱乐部九种类型。休闲农业是依托于生态资源，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相互结合融通的一种新型消费内容、经营模式，也是国家为改善三农问题而重点推进的发展形式。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各类休闲农业年接待游客11亿人次，全国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4100亿元，且休闲农业产业规模仍在不断扩大。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空间布局、评价、行为特征、需求主体等领域，而对于休闲农业的影响探究甚少。在此背景下，本文探究了我国目前的休闲农业发展状况和特点，并以此为基础，针对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对城郊地区的多方面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对城郊地区的经济影响

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给城郊地区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经济影响，主要表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1.微观角度。城市居民的休闲农业消费为农村居民带来了更多的收入。休闲农业的从业者主要是农民，农民可以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从事服务业，从而获得双份收入，可支配收入增加，收入结构改善；将农产品作为休闲农业的部分内容销售给城市消费者，农产品在城郊产地实现直接销售，去除中间不必要的流通环节，减少农产品的损坏，大大降低成本，利润空间增加，城郊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城郊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又能够拉动当地财政收入的增长。就业方面，目前城郊地区从事非农行业的劳动力比例不断上升，且劳动力结构呈现高龄化趋势。这种现象主要归因于城郊青年劳动力向往城市生活，追求更高的工资收益，因而进入城市务工，致使城郊地区的劳动力结构出现变化。休闲农业的发展能削弱劳动力变化的消极影响，由于休闲农业对从业者年龄要求较低，可以消化城郊地区的中年甚至部分老年劳动力，推动充分就业。据统计，2015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从业人员790万，其中农民从业人员630万，休闲农业在就业创造、就业带动方面影响明显。休闲农业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如部分休闲农业项目为外地开发商直接投资租用城郊土地建设，景区的过度建设导致农民损失大量土地，倘若相应的补偿措施跟进不及时或者不合理，农民将失去原有的经济来源，承受经济上的损失。2.宏观角度。休闲农业依托农业基础发展而来，对于农业经济本身发展水平的要求较低，不需要追加大量投资，即可获得相当的收益。但这也限制了休闲农业的发展，基础设施不完善对休闲农业的吸引力提高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城郊地区若计划发展优质休闲农业，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期改善城市居民消费环境，吸引更多的城市消费者。而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城郊地区提高投资吸引力，丰富城郊地区产业布局，改善城郊地区的整体产业结构。除此之外，休闲农业将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发展，餐饮、住宿、交通、纪念品零售业等产业链上的产业均能得到优越的发展机会。休闲农业消费推动城郊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是城市地区与城郊地区通过休闲农业消费产生关联，进而形成更加密切的联系和往来，加速城市的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城郊地区流动的经济活动。借助城市的资源和建设经验，城郊地区受到辐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享受更多城市带来的资源，有效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对城郊地区的社会文化影响

1.剩余劳动力及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随着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推广，城郊地区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无法解决该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则可能对社会稳定、贫富差距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该群体受职业技能的局限，无法直接从事具有一定技术要求的工作，就业范围受到严重制约，而休闲消费则为该群体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休闲农业具有农业与服务业的共同特色，既对技术水平要求较低，保证城郊地区农民能够适应工作内容，又能发挥该群体在农业知识、技能等方面的特长。因此，休闲农业消费对减少城郊地区失业、无业人员，提升社区治安水平等方面均有积极影响。此外，休闲农业消费为外出务工人员在本地提供了相应的工作机会。外出务工人员在本地从事休闲农业服务即可获得等于或略低于外出打工水平的报酬，极大地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转变为本地劳动力，从而减少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的发生。2.思想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休闲农业对劳动力的知识水平、道德素质要求相比于原有的纯农业形式处于更高的水平，间接促进了城郊居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形成更加和谐友善的社区文化氛围。通过与城市居民在消费过程中的接触与交流，城郊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逐步实现生活方式上的城乡一体化。休闲农业的发展促使城郊地区注重保护和传承传统特色文化，以达到打造特色标签、增加消费吸引力的目的。各式各样休闲农业文娱活动的举办提高了城郊居民的文化追求与审美意趣，极大丰富了城郊居民的精神生活。3.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变化。通过休闲农业的联结，城市居民与城郊居民进一步相互了解、理解和包容的态度被更广泛地接纳，削弱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偏见与歧视，夯实了城乡一体化的心理基础。城郊地区的女性在休闲农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休闲农业的发展使城郊地区女性逐步实现经济独立，社会地位提高。休闲农业发展对城郊地区的人际关系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客源量一定时，同一城郊地区的多个休闲农业消费项目会形成竞争关系，争抢客源的状况可能发生，进而导致邻里关系失和，城郊地区人际关系受到消极影响。

三、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对城郊地区的生态影响

1.积极影响。休闲农业强调生态、自然、绿色、环保，城市居民到城郊地区进行休闲消费的原因之一是为感受生态之美，亲近大自然。因此，为提高吸引力和竞争力，城郊地区相关管理机构会加大治理污染的力度和投资，努力改善当前生态环境；城郊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也相应提升，理解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减少环境破坏的行为，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对城郊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休闲农业依托于各地不同的生态资源，其发展有助于对当地特色生态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合理利用。其实，休闲农业的特色标签一旦贴上，所在地为形成独特竞争优势就必须保护当地独特的生态资源，从而对生态产生积极影响。2.消极影响。休闲农业的发展致使大量城市居民涌入城郊，面对更多的人类和人类活动，城郊地区的自然环境承载压力随之增大。况且并非所有区域都适合开展休闲农业，在生态基础薄弱的地方进行休闲农业的建设不仅不会保护生态环境，反而会加速环境恶化。一方面，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也会相应带来更多的废水与生活垃圾，增加城郊地区的废水处理与垃圾处理压力。如果废水、垃圾等污染物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会对城郊地区的生活、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甚至进一步引发土壤污染和水污染。另一方面，大气污染也是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给城郊地区带来的消极影响之一。由于城郊休闲农业所在的区域通常与居住在城市中心消费者距离较远，城市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出行有较大的不便，所以，消费者通常会选择自驾的方式到达城郊地区。特别是在休闲农业消费的旺季，到达城郊地区的私家车数量会持续增加，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对城郊地区的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1.结论。休闲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为城郊地区带来了积极影响，也给城郊地区造成了某些消极影响，如环境承载压力增大、争抢客源导致邻里失和等。但总体上看，发展休闲农业对城郊地区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在经济上，休闲农业增加了城郊居民的收入，促进就业，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协作，优化城乡生产力分工，产业联系加强，城乡间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加速融合，实现了更优的经济效益；在社会方面，休闲农业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缓解了失业、留守儿童增加等严峻的社会问题，提高了城郊居民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水平；在生态上，显著提升城郊居民生态意识，保证自然生态健康发展。休闲农业在实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我国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展。2.启示。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注重多样化发展，形成特色标签。休闲农业应注意多样化发展，提供不同类型的休闲农业活动，用特色区别服务，避免陷入价格拼杀的“红海”之中。可由政府或社区牵头，对同一地区的休闲农业单位进行整体规划布局，细致调查各处不同的旅游资源，确保特色鲜明、分工明确，实现整体的规模化发展，增强竞争力。（2）适度开发，重视保护。休闲农业应在保护的前提下对生态资源进行合理开发，真正确保消费者能享受田园生活以及回归自然的愉悦，而非破坏原有湿地、林地，转而扩建休闲农业。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积极跟进基础设施配套工作，避免因城市居民的休闲农业消费给城郊地区的生活与生态环境带来无法消解的压力。（3）提高经营水平和服务质量。现阶段休闲农业消费大多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经营，经营理念落后。经营者个人以及城郊地区居民委员会应注意对优秀人才的引进，介绍优秀的旅游管理人才入职，并对休闲农业的经营者进行定期的服务培训，提升休闲农业的服务水平和经营水平。（4）运用营销手段，加大宣传力度。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休闲农业应借助互联网在宣传上的优势，进行绿色营销、情感营销、体验营销等；借助电视综艺的平台，向城市居民持续传达回归自然的生活理念，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利用假期到城郊地区进行消费，从而增加收益，扩大休闲农业的经济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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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4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2.01.008

一、郊区与郊区化的概念差异

郊区原意指城市地区，是一个相对城区的概念，是“都市区内、中心市边界以外的区域。郊区不同于中心市的特点是：郊区蔓延发展；郊区土地利用低密度；郊区缺少像中心市那样的中心城区或闹市区；郊区缺乏一个统一的郊区政府”。我国的郊区是指城市行政区内，城市中心区以外的地域，包括了围绕中心区的城市建成区。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和相对分散以后的一个绝对分散阶段。它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等城市要素先后从城市中心向郊区的迁移，即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郊区化是从城市中心区出发，考察人口、产业等从市中心到郊区的迁移，而郊区城市化则是站在郊区的立场上，考察郊区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演进。

二、国外城市的郊区化及其经验

（一）国外郊区化的发展历程

美国人口郊区化大约出现于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城市化率开始超过50%，从那时开始，美国主要经历了人口、制造业、零售业以及办公业的四次郊区化浪潮，即四个郊区化阶段：一是萌芽阶段，随着城市发展扩大，交通设施的进步，一部分富有阶层首先搬入郊区；二是形成阶段，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居所，但仍要每天到市中心工作、购物和娱乐，城市仍然是工作、生活和娱乐的主要空间；三是发展阶段，大规模居住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发展，郊区人口和就业比重越来越高；四是成熟阶段，郊区的自立程度越来越高，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变成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郊区化的出现导致了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黑人和有色人种都有郊区化趋势，郊区异质性增强。

（二）国外城市郊区化的机制

美国人口郊区化主要由五大因素引起：第一是收入增长。当收入的消费效应大于机会成本效应时，郊区化就发生了。第二是交通费用的降低。19世纪末期，美国城市有轨电车迅速发展；到20世纪，个人小汽车的广泛使用和城市高速公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个人出行的成本。第三是内城问题。在郊区化过程中，由于中产阶级不断迁移到郊区，造成城市中心区房屋缺乏维护、黑人等有色种族人口增加、财政收入下降、教育质量下降，从而引发了更多的人口外迁。第四是跟随企业迁移。在20世纪初期，由于福特制生产模式的大规模流行，工厂对土地的需求扩大，迫使大量工厂搬迁至郊区即工业郊区化，在工厂就业的人口随工厂郊迁；在二战后，由于零售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就业人口也进行了随雇主的郊区化。第五是公共政策。战后，美国政府为美国家庭提供了低利率贷款和贷款担保，鼓励在郊区置业；另外，郊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质量又普遍好于市内政府，根据“用脚投票理论”，居民趋向于郊区化。

三、中国城市郊区化和新郊区化

（一）2000年以前的郊区化城市化特征

1、郊区化概况

我国城市的郊区化出现于1980年代初期。不少学者利用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部分大城市郊区化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交通和通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部分大城市普遍出现了中心城区尤其是核心区域人口减少、城市中心边缘区和郊区人口迅速增加的现象。如上海，1990-2000年，中心城核心区的黄埔、卢湾、静安三区人口减少69.2万，年均减少超过4%；边缘区的徐汇、普陀、长宁、闸北、杨浦、虹口六区人口则增长了92.6万，人口密度显著增加；而增长最快的是位于近郊区的宝山、闵行、浦东、嘉定四区，年均增长达6.45%；远郊区有少量的增长。其他的大城市如北京、杭州等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特征。

2、共性化特征

纵观2000年以前的郊区化，可以发现郊区化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具有五方面共性特征：（1）郊区化表现为近域郊区化，即人口主要从城市中心区向城市边缘区或近郊区迁移，郊迁距离较短。主要原因是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还比较短，而且主要线路在中心区域或邻近地区，因此为了到市中心就业，人口只能迁移到中心区边缘区或离城区较近的近郊区。

（2）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同时进行。郊区化发生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郊区人口和经济发展除了得益于城市中心区的扩散效应外，还来自于城市郊区本身的集聚型城市化。如在上海，近郊区浦东、闵行等区人口的增长除了城市动迁居民外，主要是该区域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

（3）政府推动下的被动郊区化。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市场推动作用还相当有限，迁移到郊区的主要是因为城市中心区更新改造中的市政动迁居民。由于商业地产模式刚刚开始，主动到郊区买房居住的人口还比较少，这与西方首先是中产阶级郊迁有着明显的差异。

（4）郊区化沿着交通沿线进行扩散。这主要表现为人口和产业沿环形城市道路进行摊大饼式的发展。另外，在部分城市中，随着轨道交通的建设，对人口分布的扩散作用逐步加大。

（5）办公、就业的郊区化还远远滞后于人口和工业郊区化，城郊差异明显，郊区还未发展为自立的经济实体。

（二）2000年以来的郊区城市空间重构

1、新郊区化的态势

20世纪后期，美国新经济对城市发展影响加深，Stanback以“新郊区化”一词来描述新经济影响下的郊区化。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城市发展也全面进入了都市区化阶段，这种可以称为新郊区化的郊区化发展阶段，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所加强。以上海为例，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上海常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明显，郊区化距离不断加大。数据显示（见表1），2000-2010年，中心城区核心区人口与1990年代一样，继续大幅度减少，但年均减幅已然下降；边缘区人口则只有微小的增加，主要是普陀区人口有23%的增长，但长宁和虹口区人口出现了减少，其他几个区人口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幅减少的态势也非常明显；近郊区人口呈现了大幅度增加态势，增幅高达95.9%，年均增长达到6.93%，远超1990年代的增幅和增长率；远郊区人口也有大幅的增加，增幅为31.55%，年均增长高达2.78%。

分街道镇的六普数据分析表明，10年间，郊区有关街道镇人口高速增长，超过100个街区人口年均增长在2%以上（见图1），出现了多个拥有大规模人口的街区，人口规模超过20万的街区超过20个，超过30万的也有5个，几乎相当于中小规模的城市；而且这种人口规模大的街区主要在近郊区和远郊区，如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列处于前几位的分别是奉贤区的南桥镇、浦东的川沙和三林、宝山的庙行以及闵行的梅陇，人口规模在30万以上。

2、新郊区化的机制

检视2000年以来的郊区化发展，可以把郊区化的动因概括如下：

（1）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同样以上海为例，至2010年，上海轨道交通运行线路已有12条，运营线路历程达452千米，轨道交通到达宝山、闵行、浦东、嘉定、松江等郊区的大部分区域，这几个区也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

（2）郊区各种园区的建设。2000以后，郊区各类产业开放区、科技园区发展很快，成为高密度就业的区域，吸引了大量白领和产业工人。学者郑国和周一星发现，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成为我国城市郊区化的重要载体，促进了城市的远域郊区化和郊区化的空间分异。

（3）城郊房地产的开发。2000年以后，商业住宅发展迅速，由于受土地限制，拥有大面积土地而又有轨道交通的郊区房地产开发十分火热，尤其是上海闵行、浦东、松江等区，较低的房价、较便利的交通设施吸引了大量白领人士居住。

（4）经济的发展和小汽车的使用。居民收入的增加势必会增加对住房和环境的消费，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学者吕拉昌认为，在新经济等多重因素推动下，中国大都市郊区化的推力增强,推动了郊区化加速发展。经济发展促使大量家庭得以在郊区买房居住以提高居住质量；小汽车已经广泛进入普通家庭，从而使得远距离就业和居住成为可能。以北京为例，2010年，城市居民每百户家庭平均拥有小汽车多达34辆。

（5）城市化和外来人口。学者于萍和沈正平研究表明，郊区化受传统工业经济与新经济的双重影响。这种双重动力与所形成的双重表现特征，体现出我国城市在新经济时代郊区化的特有规律，即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郊区就业，成为郊区人口增长的最主要来源。

3、新旧郊区化的差异

对比2000年前后的郊区化，可以发现两者在诸多方面差异明显。

（1）郊区化的距离方面。新郊区化有远域郊区化趋势，而旧郊区化的距离主要在中心城区边缘及其邻近的近郊区靠近城区的区域，郊区化的距离明显加大，从原来的10千米左右扩展到25千米左右。郊区多项发展指标已经超过近郊区，如上海2010年末，郊区工业总产值超过30000亿元，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2.34%，中心城区与郊区人口比例为30.35：69.64。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8年末，上海市第二、第三产业单位中有34.5%分布在中心城区，54.4%分布在郊区。

（2）郊区化的主动性方面。新郊区化是在市场条件下，通过经济手段发生的自然的城市形态的重组，与1990年代被动的旧郊区化区别明显。通过土地和房价的落差，人口和企业在城市中寻求最佳住址，郊区化主体的主动性大大提高。

（3）新产业经济影响明显。2000年以后，郊区建设了不少科技研发为主的高新产业园区，涌现了一批郊区创新和极化增长区域，如上海浦东的张江高科园区，吸引了大量高科技人才就业，对区域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很大，这与2000年以前主要工业企业建设明显不同。

（4）郊区化内涵增加明显。2000年以前的郊区化主要是人口居住和工业企业的郊区化，造成郊区产业结构较为低级和单一。2000年以后，高新产业和生产业郊区化明显，郊区产业结构更为优化和综合化，有力促进了集生产、居住、研发等功能为一体的郊区新城的建设。

4、新郊区化的正负效应

（1）郊区化的三方面积极影响

首先，城市中心区域人口继续减少，缓解了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压力，为城市改造和高端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城市中心区的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高端服务业发展加快。其次，大量人口主动郊区化，大大提高了人口的生活质量；大量人口在郊区集聚，大大加快了郊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三，郊区化重构了城市空间结构，即城市空间结构从传统的单中心向现代的多中心大都市结构转变，为城市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从2010年上海人口等密度图可以看出，除了高密度的中心城区外，郊区出现了若干人口集聚的中心，多中心人口分布格局已经比较明显（见图2）。

（2）郊区化的四方面不利因素

首先，城市发展中摊大饼式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明显的遏制，无序发展仍然存在，土地和各种资源的集约度低；城市多中心结构发育还比较缓慢，城市中心区仍然承担了大量的就业、交通负荷。其次，尽管郊区有大量的产业园区吸引了大量的就业，但由于产业园区生活配套不足，造成大量的职住严重不平衡，造成交通拥堵，通勤成本上升，城市环境恶化。再次，郊区新城社会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还比较低，尤其是医疗和教育资源；郊区社会生活质量还比较低，郊区城市功能不够齐全，难以满足大规模人口的需要。第四，经济发展和郊区化造成社会极化严重，社会空间分异，社会问题层出不群；城市管理机制急需改革。

四、加强郊区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郊区发展的综合性规划，加强郊区功能的规划管理

要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加快制定郊区人口与新城和新市镇的综合发展规划，加快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规划，努力从满足郊区居住、就业、生活、休闲等功能出发，以提高郊区综合竞争力和郊区生活质量为目标，加强规划的编制和执行。

（二）加快郊区新城的规模化发展，推进国际大都市的建设进程

从六普数据看到，许多城市的郊区已经涌现了若干人口规模相当的街道或镇，但大多数街区人口规模偏小，城市体系发育不足。像上海，未来市域范围内，除中心城区(人口约为850万左右)以外，应形成若干大城市（100万以上）、中等城市（50万左右）、小城市（20万左右）构成的合理的城市体系。

（三）加快郊区轨道交通建设，提高郊区新城人口聚集度

大力推动通往远郊区的轨道交通建设，为郊区城镇居民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方式，通过轨道交通把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相互连接，优化人口布局，进一步提高郊区新城人口集聚度，促进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格局形成。

（四）加快郊区产业的配套发展，提高社会管理的质量水平

首先要搞好郊区产业升级，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产业能级，提高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其次，要为郊区各类产业园区进行配套建设，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郊区产业集群。另外，郊区管理模式急需改变，从常住人口需求入手，加强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在郊区的布局和调控，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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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霍尔城市演变模型；郊区化；广州；新阶段

郊区化兴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发达国家，我国郊区化雏形是八十年代末率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大连、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广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城市建设改革，旧城更新，工业区外迁，城市边缘居住区等，逐渐由原来的向心集聚转变为离心扩散发展，郊区化趋势日渐明显。但是随着2005年广州行政区划的调整，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的划分及新时期下郊区化判定需要重新考量，郊区化程度有待深入研究。通过探究广州郊区化发展新阶段来更好的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具有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意义。

一、模型和郊区化概念

世界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彼得.霍尔（P.Hall）提出的城市演变模型是认识城市发展阶段与鉴定城市郊区化的经典模型，认为城市中心区出现人口负增长是城市郊区化的典型标志。该模型根据大都市中心区与郊区间聚集的向心力和扩散的离心力比较，把城市发展演变过程分成5个阶段：（1）绝对集中阶段。郊区人口向城市中心区聚集，使城市中心区人口高速增长；（2）相对集中阶段。中心区和郊区人口同时增长，但向心聚集增长高于离心扩散增长；（3）相对分散化阶段。郊区人口增长高于中心区，离心扩散占据主导；（4）绝对分散阶段。中心区人口负增长，离心扩散明显；（5）流失的分散阶段。中心区出现“空心化”，人口流向郊区及非都市区，进入严重的郊区化及逆城市化阶段。

应用霍尔的城市演变过程理论，可以通过第三阶段相对分散化和第四阶段绝对分散中中心区人口负增长来判定郊区化的前兆和初期现象，郊区化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中心区与郊区之间集聚与扩散关系发生逆转的阶段，当离心力超过了向心力，那么城市发展便进入了郊区化。而郊区化具体表现是城市中心和建成区的人口、就业、工业、商业、服务业逐渐向郊区迁移的现象。奥沙利文在《城市经济学》一书中归纳了郊区化的形式，即人口郊区化、制造业郊区化、零售业郊区化以及办工业郊区化。

二、广州1982-2010年间郊区化进程的霍尔模型检验

本文选取1982年之后广州的户籍人口数据，为判断霍尔城市演变模型下城市发展阶段做以人口增长计算。将广州市各区县分为中心区、近郊区以及远郊区三个部分。中心区包括荔湾区、越秀区、东山区以及海珠区的西北部；近郊区包括芳村区、天河区、海珠区东南部、白云区、黄埔区以及番禺区的北部；远郊区包括番禺区南部、花都区、增城市和从化市。但是由于2005年5月广州市对其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将广州老城区内的越秀区和东山区合并，荔湾区和芳村区合并，原有的东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南部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均升格为行政区，成为新的萝岗区和南沙区。调整区划后的广州，整体上仍保持10个行政区和两个县级市。而本文的重点就在于调整后新时期下的广州是否还具有霍尔模型下郊区化的典型数据结构特征。

对1982-2004年及2004-2010年的各区县常住人口变动进行统计，得出人口每年增长率或年均增率，综合整理后结果见表一及表二。表一中的四区县即远郊的番禺区、花都区、增城及从化。表二中的荔湾区、越秀区为2005年调整后两区，萝岗区和南沙区为新设立行政区。

1982-2000年，城市中心区的荔湾、越秀区出现了负的年均增长率（见表一），海珠区增长率也基本低于近郊和远郊的其它区。根据霍尔模型，这是城市发展第三阶段相对分散化阶段，郊区化的典型标志；2000-2004年，越秀区保持人口负增长，中心其它区增长率也明显低于近郊区增长率，近郊的天河区这20年来每年保持着远高于其它远郊区及中心区的增长，满足模型第三阶段特点。调整区划后的广州，2005到2010年人口增长率与之前的趋势有所改变（见表二），除了荔湾区出现过短期的人口绝对减少，其它各区都保持了不同程度的绝对增长（表二中2005年增长率栏出现较大差异，主要由于区域部分剥离等原因造成，此处仅作为参考）。2006-2010年均增长率显示，天河区年增4.46%，远高于全市1.44%，成为近郊区中离心扩散的代表，这组数据还显示与以往不同趋势的结果：首先，中心的越秀区出现连年的人口绝对增长，不过增长率远低于近远郊区，这是霍尔模型第二阶段的特点。其次，远郊区人口增长势头迅猛，如番禺、白云南沙以及以高于全市一倍的2.92%增长率仅次于天河区。最后，近郊的黄浦区增率却只有全市的一半，仅高于荔湾与越秀区，这也与模型第三阶段近郊区增速应高于远郊有出入。

三、新阶段模型结果分析——结合郊区化发展特征及动力机制

广州2011年达到城市化率近90%，远超过全国的50%，而郊区化发展也同样迅猛。近郊区基本处于霍尔城市演进模型中的第三及四阶段，广州的郊区化趋势延续并且程度日益加深，如天河区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广州郊区化发展特征主要是工业先于人口，带动人口的郊区化特征，先后出现了工业郊区化、人口郊区化、商业郊区化。所以尽管2005年前广州出现了霍尔模型绝对分散特征，但是随着郊区化动力机制中户籍改革、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旧城改造、住房制度改革等动力因素发挥作用的减弱，以及新时期下广州作为中国南大门的经济发展及产业升级等原因，无论是中心区还是近郊远郊区都出现了绝对增长，出现了霍尔模型第三阶段相对分散甚至是第二阶段相对集中阶段特征。不过，新时期下，广州郊区化发展新阶段也有其更突出作用的动力机制，可以为模型结果的不同趋势做以分析。首先，产业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以及交通通讯水平的发展。多条地铁线路的相继开通，连接远郊的交通更加便捷，使得远郊区增长迅猛。其次，市民居住观念改变以及环保意识的加强，私家车的增加。越来越多人变被动为主动地迁移到郊区居住，享受更好的生活居住环境，如番禺区近年来商品房成交量巨大，位于全市领先地位。再次，城市整体规划的变动。如大学城、新城亚运村等的建立，经济开发区进一步开拓使得远郊区发展同近郊区齐头并进。最后，由于本文选取的数字是常住户籍人口，这与实际居住人口数字存在一定差距，比如有人住在郊区可是户籍仍留在中心。总之，模型检验的早些时期结果和新时期结果趋势虽然稍有不同，但是总体上理论和实际是相符合的。广州郊区化发展返回霍尔模型第二阶段的状况正是广州郊区化程度加深，范围更广的体现，是城市演进中波浪式前进的新阶段特征。

参考文献：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城市近郊旅游；旅游地产；旅游经济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长株潭城市近郊旅游与旅游地产的耦合发展研究”（14C0659）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6日

城市近郊旅游景区往往处在城市化最活跃、郊区农业景观向城郊结合和城市景观演替最为显著的城市边缘地带，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趋势下，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和特点，也面临着许多发展的困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旅游产业的兴旺，旅游消费从观光型到休闲度假型的转变，一些房地产投资商介入旅游产业发展项目，推进了以旅游为主题的房地产项目开发和兴起，二者的融合也将极大地推进中国新一轮旅游经济的增长点。

一、城市近郊旅游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尤其是人们的旅游消费开始由长距离旅游向中短途旅游转变，从追求旅游景点名气向追求旅游质量转变，短线旅游、乡村旅游等城市周边旅游已成为消费者的旅游热点。城市郊区旅游资源依托大城市稳定的客源市场，以及资源、客源、区位和设施优势，吸引着大量的城市居民去观光、度假、休闲和娱乐。

（一）城市近郊旅游发展现状。从生态环境角度来看，由于城市人口和交通的高度集中，城市问题日显突出，主要包括大气污染、噪声污染、交通拥挤、能源紧张、城市绿地空间日趋减少等。我国城市绿地空间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明显要少，人均仅4.1平方米，而近几年由于城市扩大等原因，不少绿地挪作他用，使绿地空间更显紧张。由于城市绿地空间不足，制约了城市居民的户外活动，一些城市公园已出现人满为患的局面，特别是周末尤为突出。而城郊生态环境相对较好，郊野空间开阔，空气清新，有江河湖泊、绿草森林、鸟虫啁啾等这些市区缺乏而又是人们向往的生活环境，许多城市周围还有风景胜地、寺庙古刹、名人陵墓等景观，郊野的田园风光、农家生活也让城市居民心驰神往。这些都强烈地吸引着厌倦城市喧嚣、繁杂生活的城市居民奔向郊区。

从旅游者的角度来看，节假日延长、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闲暇时间的增加是人们能够实现外出旅游的前提条件，而人们文化素养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是其内在因素。在旅游消费上，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不再愿承受“人车劳顿”之苦，花费许多钱财东西南北几千里路观光游览，而是热衷于足刚出户，不用远行就能观赏到丰富多彩的田园风光和游览主题公园。

另外，城郊旅游所拥有的特性也是促使其自身发展的重要原因，如优越的区位条件使其拥有大量潜在的旅游客源市场；“回归自然”、“可持续发展”等发展基调，使人们在与自然对话中，全身心得到放松、家庭亲情得到融合、朋友关系得到升华；参与体验性较强使得城郊旅游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参与；各种人文旅游项目，如历史遗址游、名人故居游、文化名城游、特色居民游、民俗风情游、民间艺术游、革命圣地游、各种主题乐园、宗教旅游等飞速发展也大大提升了城郊旅游的文化内涵；城郊旅游产品多种多样，有传统的自然观光游览，也有时尚的蹦极、攀岩、跳伞等专项旅游。同时，其经营方式也是多样的，不受地区、部门的约束。城郊旅游无论从资源、产品和经营方式各方面来看，都是综合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二）城郊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现阶段，城郊旅游的大众旅游市场已经形成，然而从城郊旅游自身发展来看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很多城市的城郊旅游景点的设施布局犹如“天女散花”般处于无序化状态，缺乏科学的优化组合；同时，没有良好的交通、接待等配套服务设施，旅游项目雷同，重复建设过多，过于超前的旅游业开发也不利于旅游业整体效益的发挥；城郊旅游产品结构类型单一，主题设计雷同，地域环境和文化内涵的挖掘不够，创新不足，同一地域常常出现众多同一类型的旅游地和产品，导致竞争加剧，旅游地和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大部分城郊产品形象定位较低，缺少精品项目，都是一些传统的旅游项目，无外乎就是让客人漂流、农家乐等，都是把城郊旅游定位为一种低消费、低层次的旅游产品；城郊的基础设施相对较为落后，交通、通讯、给排水、电力、饭店等等均不可能与城市相比。另外，城郊景观出现严重的城市化倾向，旅游产品开发中“先人造景观，后自然景观，重人造景观，轻自然景观”的做法尤显突出，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大量城市景观建筑，这种人工景观可以收到短期经济效益，然而从长远来看，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再者，城郊旅游的宣传力度不够，游客与景区的信息不对称，游客一般通过朋友推荐、网站、杂志、报纸、电视等方式的宣传来收集信息，对景区的交通情况、住宿、饮食、购物等情况了解的渠道较少。许多城郊旅游景点、景区只是依靠回头客和口碑效应带来一些客源。旅游宣传、促销缺乏强有力的手段，未能充分引导和调动市场。

在现实城郊旅游发展中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片面追求客源数量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已造成了很大破坏，景区布局分散，占用了大量土地，造成了资源浪费，严重制约了城郊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旅游地产发展现状

目前，旅游业的繁荣带来了旅游地产的规模化开发。我国旅游地产现阶段发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要由政府主导开发。在我国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背景下，对旅游区和旅游地产开发还主要由政府主导，政策性明显。由于思想观念的落后和对旅游地产自身规律的背离，使得旅游地产的发展偏离了市场的需求，许多大型的旅游地产项目难以正常经营，甚至濒临破产，成为烂尾项目。

（二）高端化日益明显。由于作为主导的开发者――政府没有明确旅游地产的市场定位，把目标客户定位于高端消费人群，而忽视了中端消费者，失去了大量的市场份额。

（三）投资方式日益多元化。早期的旅游地产主要由国有企业进行投资建设开发与经营管理，民营企业的投入少之又少，更鲜有外资企业的投资。目前，我国逐渐放开对旅游地产的开发权，大量国内民营企业成功获得开发权，而有强大资金能力和管理经营能力的外资企业也纷纷以酒店管理公司的身份涌入我国旅游地产项目的开发运作中，为该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

（四）资源优势明显。目前旅游地产开发项目大部分分布于我国较好的风景区，占据了较优质的旅游资源，因此具有了强大的资源优势，为将来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发规模逐渐加大，无论是投资项目还是旅游地产的面积都非常大，周期比较长，逐渐与国际接轨。

（五）投资和度假消费需求加大。旺盛的旅游地产需求为其规模化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早期对旅游地产的需求以国内商务型、会议型度假为主，家庭式的休闲为辅，而目前商务型和家庭型则平分天下，共同支撑了旅游地产的开发。异地置产的兴起也为旅游地产的兴盛做了不小的贡献。

三、城市近郊旅游与旅游地产耦合发展研究

（一）城市近郊旅游对旅游地产有带动作用

1、良好的资源环境。随着旅游的发展，城市近郊旅游目的地的原始风貌可能受到一定影响和改变，但由于其城市化率总体说来相对中心城区水平较低，受到现代工业开发和城市建设的影响较小，受各种类别的污染也相对较少，基本能保持其本身的自然山水风光和田园风貌。同时，我国旅游资源种类多样，包括温泉、湖泊、草场、山林、雪原、喀斯特地貌等众多类型；这些丰富多彩且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成为旅游地产开发商和购房游客的特殊吸引物，成为游客在考察旅游地产物业时的首要考虑因素，极大地带动了城市近郊旅游地产的发展。

2、广阔的市场需求。随着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旅游需求量也正在逐步加大；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和紧张的工作除了为人们带来更高的收入外，也逐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理念，人们更加渴望在有限的假期时段回归自然、体验休闲度假生活，以达到放松身心，提高生活品质的目的，旅游地产的产生与发展正迎合了人们的这一需求。因此，具有良好资源与区位优势的城市近郊旅游目的地成为城市居民出游居住的首选地带，从而使城市近郊旅游目的地在发展旅游地产时将具有广阔的客源市场。

3、旅游产业综合带动效应。旅游产业本身就是综合带动非常强的产业。城市近郊旅游的发展同样能够带动交通、通信、餐饮、酒店、商业、地产等行业的发展。事实上，旅游业的发展是一个与相关部门和众多行业的互动发展过程。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着社会其他行业的发展，同时也能够极大地带动和刺激相关部门和行业发展。旅游业在与其他行业联合互动发展时，将比单纯强调发展旅游业或其他某一行业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更加显著，有利于形成产业经济良性增长，保证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二）旅游地产促进城市近郊旅游的发展

1、提供资金支持，提高旅游目的地经营水平。旅游地产项目的投资为城市近郊旅游的发展带来了大量资金的支持，有利于旅游目的地开展更全面、更深层次的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的建设，能有效推动旅游目的地更新颖、更高级和更综合的经营模式的出现，并进一步改变过去旅游地仅依靠门票维持收入的局面。而众多特色接待设施既能满足游客需求的多样性，又能增加旅游地收入，大大提高了旅游地的盈利能力，改善了旅游目的地的经营水平，推动了旅游地的全面发展，延长了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

2、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旅游目的地竞争实力。旅游地产项目及其接待设施既可以作为一种景观资源，与旅游地协调发展的同时又最大化地体现各自特色；又能改变城市近郊旅游目的地过去仅以简单静态的方式来吸引游客，而忽略动态手段的产品开发方式，使得各近郊旅游目的地内部能打开旅游产品开发的新思路，从整体上有效弥补原有旅游资源和产品所存在的不足，丰富旅游产品的层次，促使旅游产品多元化综合性发展，有效优化旅游产品结构、地区旅游消费结构。

3、产生联动效应，保障旅游目的地可持续性。旅游地产项目的建设一方面能带来优质的物业管理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这就有利于使旅游目的地形成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完整接待体系，同时极大地带动当地人口的就业水平。而且，旅游地产的产生与发展就能更加合理地对旅游资源和各种能源进行利用，有效地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实现旅游业、地产业的有序发展；使得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相协调，既满足当代社会的需求，又保证后代人的权利不被侵犯，因此城市近郊旅游地产的发展真正实现了对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了环境保护和当地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使得城郊地区与城市的差别逐渐缩小。

4、旅游地产可以促进旅游业发展模式的转变。旅游地产的发展是伴随着休闲度假旅游的产生和普及而发展起来的，同时，旅游地产的发展又反过来支持和引导休闲度假旅游的深入，进一步改变传统观光旅游粗放式的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道路，不再以单纯追求接待人数的增加而提高收益，旅游地产的发展使旅游者逗留时间增长、消费水平提升，各种商贸往来成倍增长，使旅游经济走向效益化发展模式。

四、总结

由上可以看出，城市近郊旅游目的地通过其良好的资源环境、优良的地理区位、广阔的市场需求及发展旅游产业产生的综合效应来带动旅游地产的发展，而旅游地产的发展则能够促进城市近郊旅游地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旅游地经营水平的提高和竞争力的提升，并促使旅游地生命周期发生变化，保障旅游地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郊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进程中，如果能将城市近郊旅游业和旅游地产系统高度耦合，促进两者良性协调，为城市旅游经济迎来更大的上升空间。

主要参考文献：

[1]生延超，钟志平.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旅游学刊，2009.8.

[2]刘云，甘开鹏.国际公约与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兼论我国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径[J].经济问题探索，2010.1.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大都市区；产业结构；空间结构；演变

Abstract：The change of func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scattering of space construction of city is the trend of the main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ity. As a series of change of society and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ok place after War Two， the urban construction in the industries and space have changed greatly. In the change， population， traditional manufacture and servicing business have moved into suburbs from central cities， and suburbs have become the growing center of economy， and the central areas in cities have turned into intelligence center from manufacture center. Whole metropolis has become polycentric， polyfunctional， conglomerate and scattering space Layout， which has push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forward powerfully.

Key words：city；industries construction；space construction；change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3-47（5）

二战后，随着聚集成本的增加及新技术的运用，美国城市化由聚集转向分散的郊区化，城市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对社会经济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对今日世界各国及我国的城市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1 郊区化与郊区产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后的长期进程中，在聚集经济影响下，工厂、商店及机构随着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聚集，城市成为经济的中心，郊区则长期保持城市的农业“附庸”或“卧室”地位。在城市中心繁荣之时，郊区等经济呆滞，充斥着穷人。随着二战后的郊区城市化，郊区功能发生了变化，经济迅速发展，郊区日益富裕，推动全美经济的发展。

美国城市性质的郊区出现在19世纪晚期，最初源于人们回避城市中心的嘈杂而向迁移。这类郊区成了富人的“别墅区”，亦称“卧室”郊区，分布在通勤铁路线上。进入20世纪后，市内交通发展迅速，地铁、电车等逐渐推广，郊区发展初露锋芒。

二战后，随着高速公路网的形成，汽车文化进入美国人生活中，“大众郊区化”的到来。大量人口涌向郊区，郊区邻里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郊区邻里扩张，相互间联接起来，形成城市巨大的郊区地带，即郊区环。人口源源不断向外流动，郊区人口大幅度增长。1940年至1970年大都市郊区的人口增长275%。[1]郊区人口快速增长使美国人口布局发生了变化，郊区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1970年，郊区人口超过了中心城市，成为人口最多的地区。80年代，城市人口进一步分散，居住在郊区的人口超过一亿，占全美人口的44%。[2]至此，美国完成由城市国家向郊区国家的转变。

随着城市聚集成本增加，制造业也从中心城区向外迁移。二战后，美国工厂推广了自动化流水作业。流水作业需要巨大水平空间，市区土地价格昂贵，聚集成本高，迫使制造业向外迁移。移往郊区的制造业向特定的次中心集中，形成工业园区。到1988年，全美拥有6000多个郊区工业园。郊区还出现了一种高技术增长极或科学园区（high-tech growth pole or science park）。

制造业从城市中心大量迁往郊区，郊区取代中心城市成为美国制造业及经济增长的中心。1982年，在全国最大的都市区，郊区制造业雇佣工人占53.85%，城市中心区占46.15%。[3]郊区工业是规模巨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城区则是技术低、规模小的企业，郊区制造业明显超过城市。进入21世纪后，制造业的郊区化已不能逆转。

随着富裕人口的外迁，商业也向外分散。郊区出现巨大的商业区和购物中心，重新形成郊区消费网络，网络还包括影院、餐厅、俱乐部、运动场等完整的娱乐设施。1954年到1977年间，美国出现1.5万个郊区商业中心。[4]郊区出现了巨大的商业林荫道（Suburban shopping mall），1980年美国郊区商业林荫道达到2万个。[5]随着林荫道规模的扩张，一些郊区出现了超级商业林荫道（supermall）及巨型商业林荫道（megamall），这种巨大的商业综合体使城市中心的商业区黯然失色。郊区零售业份额持续增加，80年代后郊区零售额超过整个社会的半数，美国零售业重心转移到了郊区。

与此同时，城市其他传统服务业也被迫向外分散。制造业和商业移出后，事务所、大公司总部失去了众多业务，也纷纷迁往。70年代起，美国郊区开始进行办公大楼的巨额投资，到80年代，城市的办公室空间超过总数的57%。郊区一幢幢新出现的办公大楼形成了办公园区和研究中心，成为高科技实验室和工厂的大本营。至此，郊区产业结构发展完成，其功能由传统农业、卧室向制造业、服务业等经济功能演变，取代城市而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中心。

2 城市中心产业调整

随着制造业及传统服务业的外迁，城市中心区经济空洞化现象突出，城市中心功能与产业被迫重组。

制造业大规模外迁，城市制造业中心的角色退去。制造业大幅度减少在美国城市十分普遍，可从就业岗位变化上反映出来。1950年，纽约市制造业就业人员超过100万，1980年则仅保留下40万，30年间减少了60%。1947年到1982年间，芝加哥制造业岗位减少了三分之二。[6]进入21世纪后，美国大都市核心区已很难见到大型工厂。

富裕人口大量外迁，削弱了城市中心传统服务业的基础。人口大规模外迁，市区人口出现负增长。1950至1980年间，纽约市人口减少82.1万，而圣路易斯人口减幅高达47.1%。[7]富裕人口的外迁导致城市中心零售业急剧萎缩，仅在1963年到1972年间，纽瓦克和克利夫兰等城市的零售业就减少30%。[8]20世纪初，大城市闹市区曾繁华一时，博物馆似的大百货商店成为这一时代繁荣的象征，到70、80年代已门庭冷落，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尽管到21世纪初经历长期的城市再发展，但城市中心辉煌不再。制造业、人口及商业的大量外迁也沉重打击了城市办公服务业。工厂、商店及富裕人口大规模撤离，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办公服务机构的业务急剧萎缩。70年代起，盐湖城、丹佛等城市的事务所纷纷关闭。城市事务所的关闭，意味着大城市经济的最后支柱受到严重侵蚀。

经济的空洞化迫使城市中心进行产业重组，使工业城市转变为知识为基础的城市。人口及制造业大规模分散，为战后美国大城市中心的再发展让出空间，城市由传统的制造业中心逐渐转化为智力中心；由过去生产产品转换为培训、管理、分配知识及工业技能，以此带动整个大都市区以知识为基础的制造业发展。战后，美国城市重组表现为以下方面。

2.1 城市利用智力资源向本城之外的地区提供服务，大力发展生产性的服务业，包括三个重要领域

2.1.1 出售工业技能

美国大城市的大公司总部密集，其业务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过去主要是向外输出工业品及资本，二战后则通过其分支机构输出工业技能。工业技能涉及一系列的专业知识，包括生产技术、设备购买、新型材料利用、人力训练、资金筹措、产品推销等。城市中心附近拥有许多大学、科研机构，具有极其丰富的知识资源，直接为毗邻区高技术产业提供研发服务。城市通过出售工业技能而获得大量的收入，在城市经济中占有日益增长的份额。

2.2.2 金融服务业

金融服务是重要的知识密集型部门，位于大城市中心区的金融机构通过其分支机构向全国及世界各地提供服务，包括保险、证券交易、资本信贷等。纽约华尔街的金融业发达，各类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所需要的服务，其人通过通讯系统在世界地区开展业务，从中获得大量收入。

2.1.3 信息服务业

战后，美国信息服务业发展迅速，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从事信息处理，加上与信息处理工作密切相关的工作，两者占工作岗位总数的3/4，信息业成为了美国城市支柱产业之一。此外，大城市还集中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向各地提供工程技术、设计和广告等服务。

2.2 城市还努力发展非生产性的服务业，并将服务指向城市之外的居民，包括三个重要领域

2.2.1 教育经济

美国城市教育十分发达，高等教育具有全球服务性质。二战后，各地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学生数量大幅度增加。1940年在大学注册的人数不到200万人，1974年增到880万人。[9]美国科技文化发达，城市大学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外国留学生和学者。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及留学生的大量涌入，为城市带来了滚滚的财源，成为城市收入的重要的部分。

2.2.2 保健服务业

战后美国城市的保健服务得到长足发展。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的医疗中心拥有高水平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无与伦比的医疗服务，吸引周边地区大量的病人。大城市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已成为城市重要的收入源泉。

2.2.3 旅游服务业

战后，美国大城市旅游服务业获得快速发展。城市拥有丰富的多元文化，吸引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涌入城市参观、出席会议、光顾博览会、参加训练项目等，城市会展经济发达。面对城市的衰败，城市十分重视旅游资源的重塑，巴尔的摩是其发展的典范。1976年起，巴尔的摩陆续落成了马里兰科学中心、世贸中心、会展中心、海港假日市场、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以新的“旗舰文化”的形式赋予时代的特色，带动了旅游服务业的发展。[10]巴尔的摩的经验为美国及世界其他城市所仿效。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大量的人口受雇于旅游业，旅游业收入正成为城市主要的财源。

2.3 大城市仍保持孵化器的角色，推动制造业的发展

大城市是综合性城市，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创新型企业的实验室。[11]综合性城市有各类繁多的产品与生产流程，为新思想提供肥沃的土壤，小型企业在此实验，一旦发现理想的流程并获得成功，规模扩大后就向城市地区分散。纽约、费城等城市拥有大量的小型企业，它们为郊区制造业输送备选企业。

3 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理论及影响

郊区化还引起美国城市空间布局的一系列变化，城市化由第一阶段的“分散至聚集”转向第二阶段的“聚集至分散”，将城市化扩散到极其广阔的空间。

城市化初期，社会经济活动以聚集为主，由空间的分散状态向空间的集中状态发展。这一时期，人口、工商业及机构向城市狭窄空间地带集中。城市聚集带来了众多效益，如聚集经济效益、规模效益等，刺激了更大经济活力的聚集。但狭窄的空间功能过于集中，“城市病”日益严重，也会带来外在成本，降低效用水平，造成聚集的不经济。

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联邦及州政府把城市分散作为极其重要的公共政策，促使城市空间结构走向分散。在这一进程中，人口、工商业及机构从城市核心地区分散到地区。城市功能向近郊、远郊及农村广阔空间扩散，郊区次级中心日益扩张，空间结构不断演变。

20世纪初起，美国学者就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研究而形成了一些著名的理论，其中以城市生态学的理论影响最大。1929年，芝加哥学派的学者R・E・帕克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模式，伯吉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现代大都市像树木的年轮一样，由一系列同心圆组成：第一环是核心商业区；第二环是过渡性地带，这里聚集大量的商业和轻工业；第三环居住着产业工人；第四环由一些高级公寓楼房组成；再往外是郊区。[12]同心圆结构的城市在发展中国家仍普遍存在。随着城市空间进一步分散，同心圆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明显。

1939年，伊特提出了扇形模式。他认为城市从中心沿铁路、公路等交通线逐渐展开，形成一个个扇形布局。扇形结构的城市专业化特征较同心圆结构城市明显，各扇形地区都具有其专业化功能。在美国一些城市，上流社会住宅向特定方向放射，波士顿向西北、西雅图向东、里士满向西扩散。[13]城市扇形布局较同心圆布局分散，显示出城市结构由紧密型向星型过渡。

二战后，高速公路网络深入到乡村腹地，城市制造业向郊区分散，郊区及小城镇崛起，整个大都市区支离破碎，新的理论应运而生。1945年，哈里斯和乌尔曼提出著名的多中心地带模式，他们认为城市不是集中于单一的商业中心，它具有许多小的中心，每个中心都是一个专业化活动的核心地区，第一个中心以重工业为主，第二个中心从事轻工业，第三个中心主要进行商业活动，城市各个中心具有不同的功能。[14]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空间结构逐渐多中心化。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是动态的，随着郊区进一步蔓延，大都市区更加分散，结构趋于无中心，城市理论模式也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大都市空间演变对美国城市与区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表现在下列方面：

3.1 大都市区空间布局均衡化

庞大的人口、产业在大都市区空间均衡布局，取代城乡对立、空间狭窄的传统城市。二战前美国城市产业集中，狭窄的城市中心之外则是农业为主的郊区。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面积不超过250平方英里。今日分散型的大都市面积大多超过5000平方英里，改变了过去的以街区来衡量城市规模的方式，新型城市的面积则以快车道和高速公路形成的发展走廊来衡量。城市中心产业分散与重组，郊区制造业等产业发展，使大都市区产业在空间上均衡发展，有力地推动大都市区的发展。

3.2 区域城市集群化，形成大都市连绵区

城市向外扩散，大都市区多中心化，有力地推动城市集群化发展。城市集群化包括城市群及大都市连绵区等形式。1961年，法国地理学家高特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大都市连绵区包括几个大都市，囊括数以百计的大、中、小城市、城镇、郊区及村庄，是一系列城市、郊区和村庄的集合物，是一个巨大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合区域。[15]大都市连绵区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质上都与其他城市有所不同，大都市连绵区内的城市、郊区、村庄形成了全新的一体化关系。

郊区次级中心的扩张，强有力地推动美国大都市连绵区的形成。城市向外分散，郊区向四周蔓延，大城市区间的郊区相互交错，城乡界线模糊。在此基础上，相邻几个大都市区构成了连绵数万平方英里的大都市连绵区。二战后，美国形成了三个大都市连绵区：东北部、中西部及加利福尼亚等大都市连绵区。东北大都市连绵区北起波士顿经中部的纽约直趋南方的华盛顿和里士满，南北长500英里，跨越十个州，总面积为5.3万平方英里，口大约为800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4。东北大都市连绵区面积仅占全美的1%，却容纳了全国人口的20%。尽管三个大都市连绵区仅占全美3%的土地面积，却集中了全美大部分制造业。今日美国，庞大的经济、人口日益向10来个大大小小的城市群集中，这些城市群正向大都市连绵区方向发展。大都市连绵区的出现，使城市化空间极大地拓展。

3.3 都市区的城市化日益成熟

在城市化向乡村腹地扩散中，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预示着未来城市化的趋势。“边缘城市”（edge city）独立地在都市区边缘发展起来，这是一种全新城市类型。它们位于州际高速公路通道上，具有传统城市中心区的经济成份，但其空间结构却有很大的差异。传统城市的中心区通过方格式的街道与城市其他部分联接起来，而边缘城市与周围住宅联系很少。[16]边缘城市在远离中心城市，其吸引制造业、服务业及提供工作岗位等作用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注意。

城市化继续扩散，形成郊区之外的多中心地带――完全城市化的县。到90年代，美国一些地区的郊区发展十分成熟，在主要城市中心的获得独立发展，它们并不属于任何都市区。这种多中心地带的增长具有特殊而独立的模式，作为完全城市化的县（full urbanized county）而出现。[16]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奥伦治县向超过100万的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完全城市化的县内并没用任何大的城市，也不受大城市的影响，但却像城市一样为居民提供工作及住宅。90年代类似奥伦治县这样的多中心地带在美国至少还有20个，在城市化中的影响日益增加。城市化以这种新的方式在美国大都市边界之外的县推进，对于拓展城市化空间意义深远，对完全城市化县的研究也具有新的时代意义。

4 结论

二战后美国城市人口、制造业及传统服务业向外扩散，整个大都市区产业与空间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郊区由农业附庸及卧室郊区逐渐成长为制造业基础及经济增长的中心，而城市核心地区则由生产中心转变为智力。城市中心区与城市性质的郊区构成了幅员辽阔的现代大都市区，推动大都市连绵区及完全城市化的县的形成，由此带来巨大的效益，推动社会经济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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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aniel Schaffer，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 Planning[M].P131.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近郊；农民工；求职场域；运行机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变迁的深入，农民开始逐步地走出土地，如候鸟般流动在都市与乡村间，开始着多样化的职业选择。这一牵动着亿万家庭的流动现象自八十年代始就引起众多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角度，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的产生与解决给出了多样的解读。本文立足于吉林省农民工流动来思考：吉林省承载着大量农民工的输入和输出，而其农民工的流动模式亦有其独特性，即以近郊流动与省内流动为主。统计表明：全省进城农民工离开本乡到县城、离开本县到省内城市、离开本省到省外城市所占的比例分别是51%、29%与20%。与之相应的，全国的调查比例分别是38%、30%和32%。可见，吉林省农民工流动表现出较强的向内型流动特点，流动的空间半径相对较小。在全国范围内农民工流动的对照之下，农民选择近郊流动基于怎样的情境权衡？吉林省近郊农民工的求职场域如何形成？他们的行为又为周遭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样的思考，本文试图以长春市近郊农民工为切入点，深入分析近郊农民工在都市中的求职场域的形成，追寻在其背后的文化、传统与心理根源，并探索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希求以此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做出一点探索。

一、求职惯习在近郊农民工求职场域的运作机制

布迪厄提出了“惯习”这一概念，即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个体的身体之中，是人的一种性情的分类图式，亦即一种精神的或认知的结构（刘少杰，1998: 210）。关于求职的一系列建构原则，即制约与影响求职者求职策略的内化于主体之中的社会制度、传统文化与心理等因素所构成的潜在图示，笔者将其概括为“求职惯习”。在近郊农民工求职场域形成的过程中，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这些交错纵横的复杂关系编织与作用在一起，构成了近郊农民工求职场域的形成与发展。

（一）走向城市——价值理性的执著

如同每一位进城务工者一样，近郊民工们为寻求个体之空间、家庭之发展、未来之希望走向城市，这种向上性即是流动的驱动力。如杜蒙特所提出的社会毛细管论所认为，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具有不断向上发展的渴望，这些发展的渴望就像油灯中的油，会顺着燃烧的灯芯自然向上，而现代文明正是建立在个人生存观念基础上的。

（二）选择近郊——工具理性的权衡

选择工作在附近城市、生活在家中这样一种方式，这里出于一种成本的考虑，包括货币成本与心理成本。货币成本体现在：直接转移的就业成本，如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往返交通费、职业介绍费和通讯费等；相对于原有农村生活费用而言，其维持在城市基本生活中不得不增加的生活成本，包括增加的衣食住行和通讯费用；政策制度性费用，包括由原有相关政策制度强行规定的专门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暂住证、务工证、边防证等各种卡证费用和罚款等。

（三）“流”不可以远——家庭本位的思考

农民工对家庭的责任是影响与制约其求职策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中心主义使中国人的行动单位上是整个家庭而非个人。没有豪华奢侈的家具，没有现代文明的娱乐，虽然生活清苦，但家庭的温暖、孩子的成长使他们无法停止奋斗的脚步，为家庭之振兴、之发展，这正是近郊农民工得以骄傲的情感优势与动力源泉。

（四）“动”终要回来——乡土社会的牵引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费孝通，[1998]2006：7）。乡土中国在费孝通老先生栩栩生动的描写中显出她的形象来。而吉林省籍农民工的流动，是根植在吉林省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流动，具有与众不同的本土性。广大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却心系黑土地，他们对土地的深厚情结，成为影响他们流动距离的重要因素，使他们“流”却不可以远，“动”终究要回来。

（五）安土重迁——传统观念的力量

由来已久的风俗习惯培育了农民凝重而悠远的乡土情结和故土难离的观念，没有土地的农民总觉得生活是无根的飘泊，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这些将会给农民工的流动带来些什么呢？是在艰苦的环境下无法磨灭的乐天精神，还是生活失衡后的冲动冒险？根据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理论，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是最为滞后的，它不仅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而且滞后于社会制度变迁。（威廉·奥格本，1989：260）“安土重迁”、“小富即安”的观念、传统的重农轻商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和重义轻利的行为方式，在吉林省表现的尤其明显。就像在采访中许多农民工说到的，不求发大财，主要是为了补贴家用、提高生活，这形成了农民工近郊流动的特定方式。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无可抗拒的新的生存理念的萌芽与渗透。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初来城市时年龄较小，却憧憬着未来、希望留在大城市。尽管城市对农民工有很多限制因素，年轻的他们并不想因此退却，再大的阻力也难以阻止他们的脚步。

（六）策略何以可能——熟人社会的示范

同时我们看到，近郊民工进城也受到了示范效应的影响。以亲戚、老乡为主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使农民工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带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更在心理方面为邻里乡亲增强了信心。

二、结语

近郊民工的流动选择中，传统伦理及客观现实决定了他们不仅有理性选择更有感性制约:首先是要确保必要的收益，其次才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理性人的收益最大化，即外出打工。长春市作为省会，自然成为近郊农民工流动的首选。因此，处于乡村民间自转与国家公转下的星体——农民工，他们围绕利益的获得向城市流动的这种策略是在客观与主观的权衡下做出的选择。农民理性选择行动的实现，实际在宏观层面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变迁以及农民社会流动的状况，在微观层面上则意味着农民自我意识的增强和主体选择能力的提高。在振兴东北老工业背景下，如何发挥长春市经济辐射作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和谐社会，长春市近郊农民工凸显出的问题的解决便成为关键。自我运行的得以实现，是求职场域之外的外部需要的变化或者历史机遇相契合的产物。因此，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在对长春市农民工求职场域内部惯习与外部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中寻求其未来发展之路。我们希望通过对近郊农民工惯习、资本与其在都市中的求职场域的探讨，能够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带来一点思考。

参考文献

[1]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2．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9

关键词　市郊铁路,城市交通,运营管理

      我国34 个10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中,已形成铁路枢纽29 个。一些枢纽经过技术改造,加上生产布局和运输径路的调整,功能发生了变化,使一些深陷城市包围的线路或区段运行密度骤减。如上海地区的南何支线、新日支线,南京地区的浦梅线、宁栖线,金华地区的浙赣线部分和武汉地区的原京广铁路汉口城区段等。由于铁路运输本身属于轨道交通,具有安全性好、不受气候影响、运输能力大、速度快、运行正点率高、有利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等优势,加上我国大城市常规地面交通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市郊铁路参与城市交通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前我国市郊铁路参与城市交通运营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运营管理体制、资金筹措、相关政策、技术装备、运能安排、盈利方式和市场竞争等。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运营管理体制问题。

1 　国外市郊铁路运营管理体制

      建立适合各地具体情况的运营管理体制,是使市郊铁路尽快参与城市交通的关键。世界各主要城市的市郊铁路运营管理体制形式多样,但主要都是由资金来源所决定,即由投资主体决定运营管理体制。

(1) 国有国营

      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俄罗斯莫斯科采取此种方式。三地参与城市交通的市郊铁路仍为国家所有,由国家出资建设并进行运营管理。

(2) 国家与地方所有,国家经营

      德国汉堡采取此种方式。市郊线路的修建由城市和联邦铁路共同负责,联邦铁路负责车站和线路部分,城市负责隧道部分;运营管理由德国联邦铁路负责。

(3) 地方政府所有,地方经营

      美国纽约和加拿大多伦多采取此种地方国有的方式。纽约的市郊(城市) 铁路由长岛铁路公司和北方铁路公司进行运营管理,它们同属纽约城市运输管理局。多伦多的市郊铁路由安大略州政府所属的交通管理局进行运营管理。

(4) 民有民营,私有私营

      日本东京采取此种方式。东京公共交通中的市郊(城市) 铁路在民营化后,隶属东日本旅客运输公司,在60 年代初实现了高架和地下化,与长途客运和货运分离,经营效果较好。

2 　国内市郊铁路现有运营管理体制

      我国市郊铁路属于铁道部所有,运营管理由铁道部所属的铁路局、铁路分局执行; 而城市交通则是由地方政府负责建设管理。这样的格局造成了市郊铁路参与城市交通在运营管理体制上的问题。目前我国一些城市已将市郊铁路纳入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之中,各有不同的经营管理体制,但基本上仍是国有国营的方式。如: 北京地区铁路资产所有权属于铁道部,投资主体只有铁道部,资产经营管理由铁道部下属的铁路局、铁路分局执行。

       广州地区采取地方政府积极主动参与的新型“国有国营”模式:广州市政府主动参与广深铁路的广州站—南岗站间修建第4 线改造工程,使其成为市郊客运专线;由广州市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并由铁道部广深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和出资建设。

      对于市郊铁路之外的一些城市轨道交通,其运营管理体制大致有“ 地方国有、地方经营”和“ 地方国有、合作经营”两种方式。

      地方国有、地方经营是当前城市轨道交通普遍采取的方式。武汉城市轻轨交通、上海地铁2 号线一期工程、广州地铁1 号线、深圳地铁一期工程,其建设资金不再由中央政府全部承担,而是采取以地方政府出资为主,多元化投资、多渠道集资的方式。

      北京地铁八通线及西直门—东直门城市铁路采取的是地方国有、合作经营模式。为此,分别组建了北京地铁京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市城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前者由北京市地铁总公司、北京城建集团、北京轻轨京通发展中心等单位组成;后者由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总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公司等组成。

3 　我国市郊铁路运营管理体制比较

      通过对国内外主要城市市郊铁路运营管理体制的分析可知,我国主要城市所采取的运营管理体制和国外主要城市所采取的不尽相同,这是由我国铁路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我国发展市郊铁路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铁路国家所有。我国主要城市附近已建成或即将建成比较完整的铁路枢纽,部分枢纽有一定的能力可以提供给城市交通使用。作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其资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这就决定了运营管理体制中的所有制形式。

(2) 资金来源。市郊铁路参与城市交通,涉及到线路及有关设备的建设和改造。在国家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完全依靠政府投资已经不太可能,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实行多元化投资,多渠道集资,吸引社会资金。

(3) 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由于城市交通属于地方政府主管,市郊铁路的改造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其运营管理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

(4) 市郊铁路纳入城市交通整体规划。系统地看待市郊铁路参与城市交通,将市郊铁路纳入城市交通整体规划之中,明确市郊铁路在城市交通中的地位与作用,充分发挥其运输能力,缓解城市交通矛盾。

(5) 运营管理的市场化程度。市郊铁路参与城市交通的多元化投资结构要求其运营管理体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这样既能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 也可以保护其他投资方的利益。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以下4 种运营管理体制可供选择,它们分别是:国有国营、国有地营、国有合营、地有地营。其特点和优缺点如表1 所示。

      从表1 可知,由于我国铁路资产属于铁道部所有,既有市郊铁路参与城市交通,其线路和设备国有的形式难以改变。为了使市郊铁路能成为城市交通网络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必须结合城市实际,探讨合适的运营管理体制。

4 　实例分析

      目前成都市道路的增长跟不上城市交通需求的增长,而地铁、轻轨等大容量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还有待时日。而成都地区已建成较完整的铁路枢纽(成都铁路枢纽布置见图1) ,除了完成铁路运输任务外,能力还有部分剩余,可以为城市交通提供一部分运力。这为市郊铁路参与城市交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图1 　成都铁路枢纽

成都铁路分局正在论证开行“公交列车”,初步确定其走向为:沙河堡(或成都东) —成都站—天回镇—新都—青白江,主要考虑的是客源组织问题。该线路途经成都市成华区、金牛区、郫县、新都县和青白江区。客流来源分析如下:由于城市总体规划的需要,成华区的工厂都向青白江区等远郊区县搬迁,而大部分职工居住在市区,通勤职工成为主要客源;成都客站是特等铁路客站,客流量大,需要大容量、快速的城市交通满足其换乘需求。换乘旅客成为第二类客源;随着成都市城市的扩大,卫星城逐步发展起来。来往于居住地和城市中心的卫星城居民成为第三类客源。最后,市郊列车的开行还会产生一定的转移客流量。除了客源问题外,困扰成都市郊铁路参与城市交通最主要的还是运营管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开行方案问题。成都铁路部门认为“ 公交列车”最多每天在上下班高峰期开行一次,每次载客1 000 人以上。这与城市对轨道交通大容量、高密度、高速度的要求不符,也不利于有效缓解城市交通矛盾,甚至会使居民为赶上每天一次的“ 公交列车”造成新的交通问题。但是,若以完全公交化的方式开行市郊列车,则会对铁路正常运输造成一定的影响。

(2) 站点设置问题。从成都铁路枢纽图可以看出,当前成都枢纽的站点设置完全遵从铁路站点设置方案,站间距一般在6 km 以上。而对于城市公共交通来说,如果站间距过大,不能吸引居民出行, 对城市交通矛盾的缓解作用不大。

(3) 具体操作问题。旅客的换乘、进出站手续的简化以及减少对铁路长途旅客运输的干扰等都是成都“公交列车”开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述正是我国市郊铁路参与城市交通时存在的问题在一个地区的具体表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运营管理体制着手,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体制。在成都地区建议以“ 国有合营”体制为基础,建立适合具体情况的市郊铁路运营管理体制。

      成都市郊铁路运营管理体制可以采用如下形式:既有铁路资产为成都铁路分局所有,成都市政府积极参与,并吸引社会投资,共同组建公司进行运营管理。这种运营管理体制包括以不同形式参与的三方:成都铁路分局、成都市政府和社会经济实体。成铁分局以既有线路设备以及工程技术协助方式投资,成都诵政府以提供线路设备改造资金、财政补贴及优惠政策等方式投资,社会经济实体以资金方式投资。线路及其附属设备资产属于国有(成铁分局拥有既有线路和设备,成都市拥有其投入资金所改造的部分) 。三方投资组建的运营管理公司,负责具体运营管理工作。成都市郊铁路运营管理公司组织结构如图2 所示。成都市郊铁路运营管理公司主要由技术部、运营部和经济部三个部门组成。

(1) 技术部: 由成铁分局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对公司进行技术协助,研究有关技术问题,并负责技术设备的改造和日常的维护管理。

(2) 运营部:制定实施成都市郊铁路运行方案, 并负责日常运营工作。与成铁分局和成都市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在协调好与正常客货运列车衔接的基础上,尽量满足城市居民出行需要,做好与城市其它交通方式的衔接和换乘工作。

 

图2 　成都市郊铁路运营管理公司组织机构

(3) 经济部:负责公司经济运转情况,协调各投资方的经济利益。市郊铁路参与城市公共交通,其公益性远远大于经济性。但如果不保证投资方的经济利益,会使投资方丧失投资信心。成都市政府可以根据其公益性的特点,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扶持其发展。

      当然,市郊铁路参与城市交通所遇到的不止运营管理体制一个问题,还需要我们结合实际情况, 创造性地加以解决,使市郊铁路成为城市交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参　考　文　献

1 　金辰虎,张静. 中国应如何发展市郊铁路(一).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1999 , (1) :25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10

关键词：农业休闲；集群化；市场经营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数量的增长，都市人对城郊农业休闲旅游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城郊农业休闲以其独具农家色彩、交通方便、生态环境好的特点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干农活、吃农家饭的休闲方式已经成为长沙市民节假日首选的休闲方式。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包括长沙周边的6区3县（6区指的是天心区、雨花区、开福区、望城区、芙蓉区、岳麓区；3县指的是长沙县、浏阳县以及宁乡县）。

1 长沙城郊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长沙城郊农业休闲从20世纪末形成，在短短的20a时间内已经进入了产业化发展阶段。在省委省政府以及长沙市委市政府推动建设长沙为华中地区第一都市休闲农业旅游的目标下，长沙城郊农业休闲产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长沙市也因此被称为“全国农家乐旅游最火的城市”。

1.1 长沙城郊乡村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近些年人们对于生态旅游关注的增加，长沙城郊农业休闲旅游无论从产业规模以及休闲农庄的数量也得到了稳步提升，从2006年的1415家，到2011年达1600家；其中星级休闲农庄数从2006年的99家已经发展到2011年的121家；接待旅客数从2006年的835.5万人次发展到2011年的1420万人次。通过长沙城郊休闲农业旅游的发展壮大，旅游收入也得到了显著的增长，2005年，长沙市城郊休闲农业旅游收入为105230万元，截止到2011年底，长沙市城郊休闲农业旅游收入已经突破了20亿元大关，这对长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

1.2 特色的产业与经营模式

长沙城郊农业休闲旅游不论是在服务质量，还是在相关的配套设施上都取得了不断的提升，2011年长沙城郊农业休闲的星级山庄共有123家，其中拥有28家四星级以上的乡村旅游区，且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如浏阳的浩博山竹，通过依托农业生产活动体验项目，不仅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开创了旅游、种植、销售一体化服务。望城区的千龙湖旅游度假村，其经营消费项目不仅包括了常规的餐饮、会议、娱乐、球类运动等，同时还包括一些蹦极、足浴、赛车等项目。

2 长沙城郊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2.1 规划与管理滞后

长久以来，长沙城郊农业休闲旅游处于一个既没有职能部门管理，又没有科学规范的发展战略。各区域的农业休闲基本上都各自为战，并没有进行统一的规划发展，开发者也缺乏对于传统文化氛围的深度挖掘，导致原本的乡土风情遭到了严重破坏；在管理过程中，多数地方并没有实行责任到人的策略，很大一部分的休闲场所并没有确切的上级主管部门，这样不时造成用地纠纷等问题。

2.2 项目创新设计不足

城郊农业休闲旅游的目的是对乡村独特人文风情的一种亲身感受与体验，然而，当前长沙地区的城郊旅游主要以观光方式为主，经营项目大都集中在餐饮、住宿等几个通俗的娱乐项目上，导致项目单一，内容雷同，并没有充分利用好本身的自然资源与人文风景的优势。例如望城区的百果园本身就拥有独特的采摘蔬菜水果等服务，并且也配套建设了相应的高尔夫休闲、农业技术培训等项目，但是在实际的经营管理中对旅游资源以及旅游项目的创新深度并不够，提供的服务与项目也仅仅是停留在了农业旅游观光以及采摘蔬菜水果的较浅层面，旅游在旅游过程中也只是简单的参与休闲钓鱼、唱歌等基本活动。而设计的高尔夫球场、马场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这样与城郊旅游在追求精神层面的放松具有一定的矛盾。

2.3 市场认识不够，有效供给不足

根据对长沙市城郊居民消费人群以及消费水平的调查研究，长沙地区的休闲主体主要集中在一小部分的高薪阶层，而相关的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学生的消费人数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当前进行城郊旅游的定位幅度相对较高，而管理人员一直将其定位于高标准消费行列，因此，使得广大普通工薪阶级无法适应这项休闲旅游活动。

3 城郊农业休闲产业集群化发展策略

由于自身的规划建设问题、经营管理理念的不科学性，导致休闲山庄的市场寿命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长沙城郊农业休闲旅游要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进行类似山庄的整合与重组，实现其规模化、多样化以及产业化的发展模式。

3.1 促进农业休闲的集群化发展

针对当前长沙城郊农业休闲旅游的发展极不平衡，且未形成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集聚带的特点，发展长沙城郊农业休息旅游的集群化势在必行。集群化发展通过将长沙地区农业休闲产业的能量信息在一定空间中进行流动，提高经营者的物质、信息交流，这样保障农业休闲经营企业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网络空间结构，同时对产业布局进行优化整合。促进休闲农业集群化发展，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3.2 建立多样化、规模化的休闲产业

在建立长沙城郊农业休闲产业时，要以市场为导向，对当前分散化个体经营的模式进行重组与整合，与相关休闲山庄进行合作重组，改善企业的单一的经营模式，优化资源配置，同时提高企业的市场抵抗风险的能力。

3.3 构建城郊农业休闲的特色优势

创新是一个企业获得发展的不竭动力。针对长沙城郊农业休闲活动的单一性，缺乏创新的现状，相关经营者需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提高自身的服务与项目的创新来满足客户的需求，要把握好农业休闲旅游的特色，将休闲附加产品以风土人情进行有效的融合，这样才能壮大消费人群。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