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相关问题十篇

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篇1

关键词：经济管理；教改

中等职业学校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担负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我国教育体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我国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默默的付出着。经济管理作为中职院校的教学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培养了高素质的管理人才，适应了社会的发展需要。但是其本身还有着严重的不足，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中等职业学校经济管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等职业学校经济管理教学中普遍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教师教得非常辛苦，学生学得非常痛苦。之所以用“非常”一词，是因为中职学校课堂不像课堂，而是教师与学生的战场，教师戏称上课为“上战场”。高耗低效，无效教学、负效教学在中职学校经济管理教学中甚至是一种常态。对于学生而言，长期的低效学习和无效学习，导致学生对经济管理学习产生困惑和失望，产生厌学情绪。学业的失败又影响到学生自信心的建立，影响到兴趣和意志力的培养，健康人格的塑造，最终会影响其一生。对于教师来说，低效教学和无效教学不利于教师教学技能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投入多，效果差，上好上坏一个样，不利于教师教学积极性的发挥，使老师产生惰性，得过且过，不愿钻研教学业务，最终也影响到教师自身的成长。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中职学生的基础薄弱，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差，对学习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就是教师的教学观念陈旧，仍然因循着以教为中心，学围绕着教转的教学方式，在经济管理教学中，没有将学生当作教学的主体，使课堂教学的“双边活动”变成“单边活动”。学生真正主动学习的时间较少，过分强调课堂的安静，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交流的时间较少，使得学生不会思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了很大限制，从而大大削弱了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过分强调学科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教学目标的实现简单地异化为将一本书上完了事，没有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也没有考虑学生的情感因素和其它非智力因素，不知道学生走到哪里，在哪里迷了路，所以也就无法帮助学生，教师和学生都陷入无助的境地，教学相长变成了教学两茫茫。

在教学手段上，方法过于单一，基本上还是一支粉笔一张嘴，很少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缺少多样化的视觉效果，学生没有兴趣；教师对学生的差别也没有认真考虑，没有因材施教；对学生的评价缺乏鼓励和热情的赞扬，而且往往因为批评方式方法不当挫伤了学生的自尊心。这样的教学就是无效教学。

二、中等职业学校经济管理教学的改革

（一）突出专业课程的职业定向性，以职业能力作为配置课程的基础，使学生获得的知识、技能真正满足职业岗位的需求；（二）注重知识和技能的结合。基础理论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掌握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专业知识强调针对性和实用性。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中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级技术人才。中职院校的培养目标决定了课程具有技术实用性的特点，对于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也应该相应的调整；（三）强化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综合开发学生的使用能力。强化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就业上岗和职业变化的适应能力，中职学院与其他学院相比，入学分数低，坚持“人人有才观”必然应注重学生主体的个性特点，多种形式的挖掘学生的潜能，调动学生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因素，强调研究和开学学生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四）增强课程的灵活性，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的中职院校经济管理教学，在课堂上课时，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使课堂变成了教师个人的空间，没有充分的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久而久之，使学生产生了厌学的心理，对经济管理课失去了兴趣。教师在进行经济管理教学时，应增强课程的灵活性，形成模块化、弹性化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调动课堂气氛，让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在一旁加以引导；要多和学生进行沟通与交流，让他们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真正的激发学生学习经济管理课程的兴趣；（五）教师要有爱心，关心和理解学生。中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年龄小，自律性也比较差，在教师教学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开小差的情况。遇到这样的情况，教师要理解学生，不要辱骂学生，更不能体罚学生，要和学生好好的沟通，做他们的良师益友，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中职院校的分数比较低，学生也多为学习基础不好的学生，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因材施教，不能是统一标准、统一评价，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不要批评多于表扬，要鼓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不要经常性的不顾原因、不分场合的批评学生，以免挫伤学生的自尊，加强他们的自卑心理，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完全丧失，成为无效教学；（六）究课程设置的方法，以社会和企业的需要为中心来设置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坚持以服务社会为导向，以产业需求为中心，产学研结合，向着与企业“零距离接触”的方向迈进，走“订单式”培养之路。中职教育不仅要研发物质客观世界，更要重视研发主观世界，使培养对象成为高素质的技术性人才，为经济、社会所服务。职业教育直接为社会经济服务，贴近社会、贴近劳动市场，以就业为导向，它是综合的贴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教学。

三、总结

中等职业学校的经济管理教学，贴近社会、贴近劳动力市场，以服务社会为目标，以培养高素质的综合型技术人才为目的。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我们一定要跟住形势，努力完善中职院校的经济管理教学模式，对其进行改革，以期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但是我们更要清楚，经济管理教学改革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根据形势，提出更适合经济管理教学改革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篇2

一、建立经济数学模型的步骤

模型的建立要遵循可行性和实用性，同时在设计的时候要按照一定的方法和步骤进行操作。一是深入地探知经济问题，总结经济问题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二是使用假设的途径把研究的问题进行简化，运用数学的方法，将各种复杂的变量进行归纳建立模型。因为模型要真实地反映客观经济，所以不能过于简单。考虑模型实施的难易程度，进而又不能太复杂。这需要分析人员对于所得资料的判断程度和准确的把握，将直接影响到这个模型的难易程度。通常根据模型和经济的关系通常分为经济模型、计量经济模型、投入产出模型、数学规划经济模型四种。用数学语言描述经济问题，进而得到某种经济意义的模型我们通常称之为数理经济模型。它是以定义形式而存在的，就是运用理论和规则表述经济问题中的量的关系。用数学数量相关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建立模型我们通常称之为计量经济模型，它是统计、数学和经济三种理论知识结合产生出来的。以统计学为基础是它的主要特性。数据的完整是这种理论存在的前提。投入和产出的分析为基础是投入产出模型的理论的主要特性。投入条件和产出的数据是这种模型的主要探讨对象。这种模型存在的条件就是遵循恒等式关系。以系统的部分与总体存在线性关系为假设主要以线性代数为研究工具。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产品地区间的平衡关系和相关的经济活动，都会在这种模型下反应出来。以数学规划理论和方法建立的模型称之为数学规划经济模型。研究对象的数值会被这种模型进行优化，同时反映出经济活动中的存在的问题，选取最佳的方案进行解决。

二、构建和运用经济数学模型时应注意的问题

数学模型对现实的反映是相对而言的，相关的经济范畴的建设是否合理，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否有着科学性和说服力。在建立数学模型时要注意到以下几点。

1. 对所研究的对象要做严谨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工作。

2. 在经济实际中只能对可量化的事物进行数学分析和构建数学模型而模型概念是无法进行数量分析的。尽管经济模型是反映事物的数量关系的离开具体理论所界定的概念就无从对事物的数量进行研究。经济上的量是在一定的界定下的量不是数学中抽象的量。

3. 在模型建立的初期要顾及到相关的约束条件。数学方法有着逻辑紧密和推算准确的特性，这决定着数学模型会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如果要确立模型的成立，大多需要假设条件的满足。

4. 动态的经济现象用建造的经济模型去分析要注意，时空中不可量化条件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一般处于次要因素，但有时会上升到主要因素。

三、建立经济数学模型应遵从的主要原则

1. 假设原则。这种原则不是独立存在的，相对而言经济问题的存在不是一种矛盾造成的，复杂的矛盾进行交错，所以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理清思路分清主次。排除干扰因素这样的假设在更接近实际的情况。假设的时条件的影响的大小、变量的大小和模型的适用范围等都是我们要考虑到的问题。

2. 最优原则。这个原则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变量和体系相互作用并且优化使得达到最佳。二是无约束条件极值存在而达到效率的最优、资源配置的最佳、消费效用或利润的最大化。

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篇3

对于一门课程来说基本概念是基础，是其他理论、方法论展开的重要根基。本文围绕地理学课程中的三大概念，即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经济活动区位概念及区域概念进行辨析，旨在明晰概念内涵。

1 关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这一定义明确了当今国内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两大模块，与过去的相关教材相比具有鲜明地理学特色并体现地理学科研究优势。教材中明显将经济活动空间问题研究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并重为经济地理学两大研究对象。作者认为经济地理学擅长研究的领域自然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地关系）。由于地理学向来擅长研究的领域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因此对于后者大家普遍认可并容易接受。其原因为地理学的根基是区域性与综合性，对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来说，综合性不必费笔墨，人地关系系统包括诸多要素的综合，自然体现地理学的综合性。地理学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及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区域差异性主要由地球的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及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历史所决定。其中，地球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这一基础物理条件使得地球表面的热量分布产生区域差异，即维度地带性规律。热量分布差异带来诸多自然地理要素（气候、植被、土壤）的空间差异，而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是地理学区域性特点的根基。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带来当今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以及海陆分异状态，而上述差异又进一步影响水热分布状态，进而影响“区域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础是“地”，即人地关系协调的关键是地理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讲，人文地理学科的基础亦是自然地理学科，这是由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所决定的。

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研究这一领域若将其独立与人地关系之外进行研究，就不是地理学所擅长的，而传统经济学比较擅长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其原因有：（1）经典区位理论，如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均为经济学家或受到经济学思维的地理学家所创。（2）上述有关区位经典理论虽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但关注的核心问题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成本或空间支出问题，而成本与收益问题显然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3）目前区域经济学诸多著作中介绍经典区位理论的情形常见，由此看来区位论对经济学和地理学都非常重要，两种学科均将其视为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或基础理论之一。若地理学将经济的空间问题与本学科擅长的基础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相融合可能有助于本学科更好地发展。

本文认为，经济地理学应将研究对象中的人地关系概念进一步强化，而空间问题的研究需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前提即在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或区位）问题研究中，首先以人地关系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研究为基础，便能更好地发挥地理学在空间问题研究上的特色与优势。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此处简单举一例：如以某区域城镇体系空间优化为例，从单一的经济学视角分析，城镇体系的空间规划，无一例外都是按照严格的假设条件，遵循中心地体系（或其他经济学理论模式）即可。因为在仅考虑少数经济学因素（成本―效益等）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因素（综合性和区域性）的作用或影响不能够充分体现，而现实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应首先考虑地理环境，考虑人地关系的协调性。原因是，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基础，而成本―效益等诸多经济因素是人类在保证生存基础之后的发展方面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在地理学教材中应将学科研究对象描述为人地关系（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及人地关系协调基础上的区位、空间组织等问题更为合理。

2 关于经济活动区位概念的探讨

地理学众多教材将经济活动区位定义为人类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这一定义范围较广，年轻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其内涵。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有两大核心内涵，一是相对位置的内涵，即“此经济活动”与“彼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对位置决定“此经济活动”的区位的“好坏”或“优劣”，而教材所定义的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一词，不能很好地体现经济活动本身的相对位置的内涵。二是须从某一视角去看待区位这一概念。例如在比较两种地理事物的区位中“谁优谁劣”，须从同一视角进行比较才具有可比性。如，北京和二连浩特的区位“谁更优”的问题，中国和蒙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这一视角看问题，那必然是后者的区位优势显著。但从国家层面去比较区位优势，显然前者具有绝对优势。我们经常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与什么比较起来，哪一个更具区位优势”等表述，这样的表述显然忽略了两种事物的比较必须在某一个统一视角下进行才有意义这一基本常识。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更为容易掌握的概念表述应为，“某统一视角下，经济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

3 关于区域概念的探讨

区域概念在诸多领域中无统一定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政治学认为行政界线既是区域边界；区域经济学认为统一经济特征的区域即为其边界；地理学认为区域是具有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本文主要探讨地理学对于区域的理解或者表述。地理学对于区域的上述定义与区位定义同样，其内涵较为宽泛，没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的本科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定义表述中的“一定范围”一词，其所指范围宽泛，如，“一定范围”从小到社区，大到全球的理解均可，因此不易在学生头脑中植入清晰的空间概念，易出现歧义。由于地理学的两大根基之一的“区域性”是在自然区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自然地理属性。即使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也应强调区域的自然地理属性。因此本文更倾向于将区域定义为，某一标准下，具有内部一致性，外部差异性的地理单元。其中，“某一标准”一词是为区分不同学科（或不同研究视角）对区域的不同认识（或表述）。例如，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区仅仅是从文化这一视角划分区域的，而经济区仅仅是根据经济类指标对区域进行划分的。因此“区域”在一定标准下才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在一定标准下区域内部必然具有一致性，对外必然产生差异性。

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篇4

论文摘要：经济数学模型是研究 经济学 的重要工具，在经济应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从经济数学模型的内涵、构建经济数学模型的方法、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和论述。

数学与经济学息息相关，可以说每一项经济学的研究、决策，都离不开数学的应用。特别是自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创设以来，利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经济问题得到的理论成果层出不穷，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当代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建立经济模型，从中引申出经济原则和理论，进行预测、决策和监控。在经济领域，数学的运用首要的问题是实用性和实践性问题，即能否用所建立的模型去概括某一经济现象或说明某一经济问题。因而，数学模型分析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趋向，经济数学模型在研究许多特定的经济问题时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经济学日益计量化、定量分析的今天，数学模型方法显得愈来愈重要。

一、经济数学模型的基本内涵

数学模型是数学思想精华的具体体现，是对客观实际对象的数学表述，它是在一定的合理假设前提下，对实际问题进行抽象和简化，基于数学理论和方法，用数学符号、数学命题、图形、图表等来刻画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内在联系。当数学模型与经济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经济数学模型也就产生了。所谓经济数学模型，就是把实际经济现象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实践经验，归结成一套反映数量关系的数学公式和一系列的具体算法，用来描述经济对象的运行规律。所以，经济数学模型是对客观经济数量关系的简化反映，是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量的依从关系的数学描述，是经济分析中科学抽象和高度综合的一种重要形式。

经济数学模型是研究分析经济数量关系的重要工具，它是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中间环节。它在经济理论的 指导 下对经济现实进行简化，但在主要的本质方面又近似地反映了经济现实，所以是经济现实的抽象。经济数学模型能起明确思路、加工信息、验证理论、计算求解、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作用，特别是对量大面广、相互联系、错综复杂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更离不开经济数学模型的帮助。运用经济数学建模来分析经济问题，预测经济走向，提出经济对策已是大势所趋。

在经济数学模型中，用到的数学非常广泛，有些还相当精深。其中包括线性规划、几何规划、非线性规划、不动点定理、变分发、控制理论、动态规划、凸集理论、概率论、数理 统计 、随机过程、矩阵论、微分方程、对策论、多值函数、机智测度等等，它们应用于经济学的许多部门，特别是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二、建立经济数学模型的基本步骤

1.模型准备。首先要深入了解实际经济问题以及与问题有关的背景知识，对现实经济现象及原始背景进行细致观察和周密 调查 ，以获取大量的数据资料，并对数据进行加工分析、分组

2.模型假设。通过假设把实际经济问题简化，明确模型中诸多的影响因素，并从中抽象最本质的东西。即抓住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从而得到原始问题的一个简化了的理想化的自然模型。

3.模型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根据已经掌握的经济信息，利用适当的数学工具来刻画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把理想化的自然模型表述成为一个数学研究的题材——经济数学模型。

4.模型求解。使用已知的数学知识和观测数据，利用相关数学原理和方法，求出所建模型中各参数的估计值。

5.模型分析。求出模型的解后，对解的意义进行分析、讨论，即这个解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否达到了建模的目的？根据实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背景，用理想化的自然模型的术语对所得到的解进行解释和说明。

6.模型 检验 。把模型的分析结果与经济问题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以考察模型是否符合问题实际，以此来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合理性和实用性。如果模型与问题实际偏差较大，则须调整修改。

三、建立经济数学模型应遵从的主要原则

1.假设原则。假设是某一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经济问题向来错综复杂，假设正是从复杂多变因素中寻求主要因素，把次要因素排除在外，提出接近实际情况的假设，从假设中推出初步结论，然后再逐步放宽假设条件，逐步加进复杂因素，使高度简化的模型更接近经济运行实际。作假设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关于是否包含某些因素的假设；关于条件相对强弱及各因素影响相对大小的假设；关于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关于模型适用范围的假设等等。

2.最优原则。最优原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其一是各 经济 变量和体系上达到一种相对平衡，使之运行的效率最佳；其次是无约束条件极值存在而达到效率的最优、资源配置的最佳、消费效用或利润的最大化。由于经济运行机制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最优可能性，我们在建立经济 数学 模型时必须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函数进行。

3.均衡原则。即经济体系中变动的各种力量处于相对稳定，基本上趋于某一种平衡状态。在数学中所表述的观点是几个函数关系共同确定的变量值，它不单纯是一个函数的变动去向，而是整个模型所共有的特殊结合点，在该点上整个体系变动是一致的，即达到一种经济联系的平衡。如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形成的均衡价格和数量，使 市场 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状态，从而达到市场配置的最优。

4.数、形、式结合原则。数表示量的大小，形表示量的集合，式反映了经济变量的联系及规律，三者之间形成了 逻辑 的统一。数学中图形是点的轨迹，点是函数的特殊值，因而也是函数和曲线的统一。可以认为经济问题是复杂经济现象中的一个点，函数则是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关系，图形就是经济运行的规律和机制。所以，数、形、式是建模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是解决客观经济问题的三个要素。

5.抽象与概括的原则。抽象是思维的延伸，概括是思维的 总结 ，抽象原则揭示了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延伸到经济本质，挖掘其本质的反映，概括是经济问题的纵横比较与分析，以便把握其本质属性，揭示其规律。

四、构建和运用经济数学模型应注意的问题

经济数学模型是对客观经济现象的把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时，必须以客观经济活动的实际为基础，以最初的基本假设为条件，一旦突破了最初的基本假设，就需要研究探索使用新的数学方法；一旦脱离客观经济实际，数学的应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在构建和运用经济数学模型时须注意到：

1.首先对所研究的经济问题要有明确的了解，细致周密的 调查 。分析经济问题运行的规律，获取相关的信息和数据，明确各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如果条件不太明确，则要通过假设来逐渐明确，从而简化问题。

2.明确建模的目的。出于不同的目的，所建模型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建模目的可能是为了描述或解释某一经济现象；可能是预报某一经济事件是否发生，或者发展趋势如何；还可能是为了优化 管理 、决策或控制等。总之，建立经济数学模型是为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所以建模过程中不仅要建立经济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表达式，还必须清楚这些表达式在整个模型中的地位和作用。

3.在经济实际中只能对可量化的经济问题进行数学分析和构建数学模型，对不可量化的事物只能建造模型概念，而模型概念是不能进行数量分析的。尽管经济模型是反映事物的数量关系的，但必须从定性开始，离开具体理论所界定的概念，就无从对事物的数量进行分析和讨论。

4.不同数学模型的求解一般涉及不同的数学分支的专门知识，所以建模时应尽可能利用自己熟悉的数学分支知识。同时，也应征对问题学习了解一些新的知识，特别是 计算机 科学的发展为建模提供了强有力的辅助工具，熟练掌握一些数学或经济软件如matlab、mathematic、lindo也是必不可少的。

5.根据调查或搜集的数据建立的模型，只能算作一个“经验公式”，只能对经济现象做出粗略大致的描述，据此公式计算出来的数据只能是个估计值。同时，模型相对于客观实际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误差，一方面要根据模型的目的确定误差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要分析误差来源，若误差过大，须寻找补救方案。

6.用所建经济数学模型去说明或解释处于动态中的经济现象时，必须注意时空条件的变化，必须考虑不可量化因素的影响作用以及在一定条件下次要因素转变为主要因素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姜启源.数学模型[m].高等 教育 出版社,1993

2.张丽娟.高等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j].集团经济研究,2007（2）

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篇5

【关键词】问题教学法；经济学专业；设问

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动力以及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原理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能力，从而使之成为符合现代化社会生产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然而我国高校教育普遍没有摆脱基础教育阶段的传统灌输型教育模式，简单的知识传授造成了学生普遍缺乏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大学生“高分低能”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经济学专业教学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培养模式还是课程设置，都远不能适应市场和社会迅速发展和更新的需求。如何帮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学以致用，关键在于教学方法的改革。作为启发式教学的重要模式，问题教学法受到越来越多学者们的关注和推崇。

问题教学法，最初是由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在19世纪提出，他把教学过程看成是学生独立自主发现问题并分析解决的过程。它将教材的知识点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在寻求，探索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中，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培养技能，进而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教学法实现了从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的转变，教师成为引领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探索活动的启发者、指导者。

经济学家汉森（Hansen，1986）曾指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应该能够获取已存在的知识，显示出对它的需求，吸收它，运用它探讨问题并用它获取新知识。经济学专业无论是理论类还是应用类，都需要学生从掌握最基本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开始，以“经济人”的思维方式和理念思考经济问题，并能运用所学原理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从而为专业阶段的相关课程打好基础。传统经济学专业课堂老师习惯对教学内容全程灌输，学生忙于记录笔记，师生缺乏交流，课堂气氛沉闷单调，由此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并且无法从中获取对未来的职业选择真正有益的知识和技能。那么，问题教学法如何应用于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结合国外相关的教学经验，文章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精心设问，引导学生主动质疑

问题教学法中教师的作用相比传统教育更为关键。在课前教师需要更加用心准备课程，吃透教材内容，在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上，精心设计问题，带动课堂活跃气氛，引导学生思考和质疑。笔者认为经济学专业教学的设问有三个流程：首先，在讲述经济学理论之前，教师应从学生角度创设能够引起学生注意力和兴趣而又与所讲知识点相关的现实经济现象，使学生带着问题和思考迅速进入教学状态；然后，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就一些基本经济学概念对学生加以提问，主要是为提高学生注意力。教师应着重于对课程重点和难点的讲解，并在讲解中就现实的经济案例进行创设问题，比如在讲到垄断与定价理论时，可以提出我国目前存在哪几大垄断行业，市场划分如何？比如电信、交通等这些与日常生活相关，学生可以就生活中垄断带来的问题畅所欲言，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进行循序有道，使学生深入思考，在不断剖析和质疑中真正掌握知识的内涵和要领。最后，课程结束时，教师既可以就课程上讨论的热点问题继续延伸，或者布置新的相关经济热点，让学生课后分成小组相互合作通过查阅资料、社会调查等各种方式分析解决问题，待到下节课时小组派代表进行演讲，从而达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评估反馈，及时调整教学方案

问题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学生敢于提问，善于提问。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过程中更多地与学生交流，富有感染力和启发性的教学才能牢牢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并能从学生的课堂反应中随时掌握教学情况和学生的需求，即使调整课程进度和问题难易度。问题教学法重视教学中的考核，而不仅仅是传统期末考试成绩，课堂考核的内容应包括学生的学习准备、出勤率、参与积极性、演讲表现等，此外课后作业如案例分析、小组讨论、代表发言也是考核的内容。代表演讲和发言并非解决问题的最终环节，教师和其他学生应对每个小组的发言进行提问和点评，这就需要每个小组成员对所讨论的经济问题有深刻的思考和充足的准备。点评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对经济问题的深入探究，同时也使教师及时了解教学效果。

三、因材施教，多种方法和手段灵活运用

“教无定法”，评价教学方法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学生学习。高等教育阶段、教学对象以及教学课程的多样化都要求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因此经济学专业教学中问题教学法的实施也应配合其他多种教学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因材施教。

首先，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上，应当多借鉴和学习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比如国外经济学教学工作者极为推崇的合作学习法和经验学习法，都是鼓励和引导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获取知识。此外，欧美的开放式教学，通过对教材的个性化处理，使教学方法体现出灵活多样的特点，通过运用"探索式"、"研究式"的方法，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研究，获取知识。

其次，对不同的经济学专业课程因材施教。例如美国对基础性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对专业基础课实行讲授与讨论结合的方式。对我国经济学专业的教学方法选择上，基础性性课程和专业基础课适用于问题教学法、开放式教学，以此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经济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难以理解的专业阶段课程选择教师讲授和学生课后自学巩固，结合专业特点选择相关课程实践等，从而使学生掌握较强的专业实务知识和技能。

再次，灵活运用网络资源和多媒体等教学手段。例如美国一些大学经济学课程就十分重视网络资源的运用。通过网络，教师可以向学生传达课程内容、大纲、参考书目以及考试相关信息，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安排考试、答疑等，使得教师与学生之间互动和沟通更加顺畅。此外，信息网络使问题教学法更加有效，教师可以课后通过群邮件、聊天工具就可以及时答复学生学习中的疑惑，跟进小组研讨的进程，及时给予帮助和指导，并收到直接的教学效果的反馈。多媒体教学手段一方面可以适当减轻教师的负担，增加课程的生动性，使教学效果更突出；另一方面，多媒体可以服务于问题教学法，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经典的经济热点、案例，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激发自主学习的热情。

参考文献：

[1]Hansen，W.L.1986.What knowledge is most worth knowing for economics major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76：149- 52.

[2]尚旭峰.问题式教学的特点和实施要求[J].文学教育，2011，2：41.

[3]孙威，刘洋，薛凡，谢忠艳.浅谈问题式教学在高等教育中的实施[J]，2012，（4）

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篇6

1．现实性原则

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它与实际生活结合极其紧密，具有显著的应用性特色。这一学科特点决定了经济学论文选题时必须考虑研究的问题有无现实意义，要借助选题将所学理论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分析研究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此，在论文选题时必须关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经济改革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譬如房价过高、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就业问题等都可以作为研究的领域，作为论文选题的内容，这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2．专业性原则

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作为学位论文，选题理所当然应与学生所学专业和所要申请的学位挂钩。同时毕业论文是对学生四年所学专业知识的一个检验和总结，是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体现，这也要求论文选题要紧紧围绕经济学科，体现经济学的专业性。对选题而言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专业领域内选择确定论文题目。由于经济学本身具有研究面宽的特点，如果不加注意，很容易出现选题偏离专业领域的情况，因此在选题时更要找准经济学的切入角度，保证选题与专业的相关度。二是要体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有一套以数量分析为特征的分析方法，譬如实证分析、边际分析、均衡分析、静态分析等，如果能在选题中有所体现，更能反映经济学专业的特点。

3．可行性原则

选题的可行性是指毕业论文的选题一定要切合实际，具备完成选题的主客观条件。具体来说，首先，要从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结构、专业所长等主观条件的角度判断学生是否可以驾驭选题。譬如，当一个不擅长经济计量分析的学生面对一个计量分析的选题时，一定会因难度过大而感到难以胜任，这显然不符合可行性的原则。其次，必须从选题本身的工作量、理论难度和深度、指导教师水平、图书资料查询条件、论文完成的时限要求等方面评估完成选题的客观条件是否具备。以资料的可获取性为例，经济数据中省、市级以下的数据一般很难获取，往往需要进行实地调研而且调研工作量极大，本科学生往往很难独立完成，缺乏数据的情况下，选题再好也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二、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

1．重视程度不够，选题确定过于随意

一方面，不少老师存在“重研究生论文，轻本科论文”的思想，开题以前老师实际介入并不多，往往交由学生自主选题，没有给予相应的交流、指导和建议;另一方面，本科学生“重工作，轻论文”，第七、八学期正是学生找工作和考研的阶段，很多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应聘、工作实习和备考方面，无暇顾及毕业论文;还有一部分学生自认为学业已成，将来从事的工作与论文研究的内容无关，抱有走过场的心态。凡此种种，对论文选题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不花功夫搜集资料并斟酌选题，临近开题时往往随便选一个题目应付了事。在开题答辩中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某个学生信口说出一个选题，却对该选题的研究意义、文献综述、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茫然不知，当老师指出其选题存在问题时，学生会立即将选题更换成另外一个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选题的过于随意增大了题目的不确定和变动性，最终会累及论文质量。

2．偏好大选题，涉及面过于宏观

较之其他专业，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过大、过泛的现象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一是与学科特点相关，经济学研究分为宏观、微观部分，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中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变动，涉及的是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国际收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大”问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形中会强化这种“大”问题的心理暗示，选题时就会贪大求全，动辄冠以“中国”或“我国”的字样;二是学生往往担心选题太小没有东西可写，认为宏观选题题目大、外延广，写作时顺着每个外延发挥一下，就可以达到论文要求的篇幅，因而选择了过宽过大的题目。比如“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试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等选题，这类选题本身包括了多维度和多层次，要求研究者对各个层次、各个维度的问题有清晰和准确的认识，本科生的理论水平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认知能力显然达不到这一要求，过于宏观的选题写出来的东西往往缺乏深度、没有重点。

3．选题范围狭窄，题目相似度高

其实经济学涉及面广，又贴近社会生活，现实中有众多问题值得研究，即使是同一个问题，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应该说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论文选题空间，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的范围和题目应该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或者是因为指导老师连续几年给学生的题目缺少变化;或者是因为学生相同的专业背景使他们的学术思维、研究视野趋于一致;或者是因为学生主要通过图书馆资料检索，趋同的选题手段使那些点击率高且参考文献多的选题容易中标，结果就是选题往往集中在几个话题上，题目“扎堆”且重复率高，很难做到教育部要求的学位论文“一人一题”。比如人民币升值、期货市场、中小企业融资、贸易壁垒等都是近年学生热衷的选题，连续几年的毕业论文都可能出现相同的选题，甚至同一年同一个答辩小组中的题目也可能完全相同或仅有一两字之差。

4．缺乏经济学思维，选题偏离专业方向

目前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仍存在部分偏离经济学专业的选题，譬如“校园超市的营销分析”，这个题目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营销专业的题目，基本看不出经济学的专业特色，严格意义上就是一个不合格选题。但如果把它改成“校园超市的垄断市场分析”，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该选题是运用西方经济学微观理论中的垄断市场理论分析校园超市，无疑凸显了经济学的专业特色。第一个题目之所以出现专业偏差，除了指导老师把关不严之外，主要原因是学生缺乏经济学思维。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结论。经济学教育除了传授经济学理论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让学生体会和掌握经济学思维方式，并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分析经济问题，形成关于社会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的解释。但现实中有部分学生及至毕业也没培养起经济学思维，在选题时，面对经济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不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找不到经济学的切入视角，导致选题与专业相关度不高。

三、提高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质量的建议

1．前置选题工作，夯实选题基础

针对学生忙于找工作和考研、无暇顾及论文的情况，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将毕业论文选题的时间安排适当前移。比如在学生一进入大四阶段，有条件的学校甚至可以在三年级就让学生进入选题环节，提早确定指导老师，通过与指导老师交流沟通，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学生可以早一步确定论文大方向。再有意识地将课程设计、社会调查以及专业实习等实践环节与毕业论文结合起来，同时熟悉相关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工具，展开文献检索和阅读，从中搜集和积累相关资料，随着对相关问题认识和了解的不断深入最终确定选题。前置选题工作的好处是给予论文选题环节充裕的时间保证，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斟酌并熟悉相关的知识领域，为提高选题质量打下扎实的基础。

2．强调毕业论文重要性，进行选题环节专项辅导

应以院、系或专业为单位，召开毕业论文动员会，宣讲毕业论文的作用、价值和要求。强调毕业论文的写作不仅是学生总结、检验、深化所学专业知识的过程，更是训练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将来工作或更深层次研究奠定基础的过程。对教师而言，指导论文不仅是培养目标要求的职业责任，还是反映教师能力和科研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更是一个向学生学习提高自己的机会。总之，只有师生思想上高度重视，才能通力配合选出好的题目，做出好的文章。可以为学生进行选题方面的专项辅导，教会学生如何选题。譬如，通过举办讲座有针对性地讲解选题原则;结合以往的论文题目说明选题如何找到经济学的视角，如何以小见大、挖掘深入;尤其要注重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方法的介绍。在多种选题方法当中，相对适合经济学本科学生、值得推荐的方法有以下两种:第一是实践选题法。即在社会实践、经济调研和专业实习中，了解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向，通过调研取得第一手资料，以此作为选题的依据。第二是查阅文献法。即确定感兴趣的领域，阅读该领域内权威的专业文献资料，了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那些该领域中尚未解决的课题或许就是选题方向。

3．强化选题阶段的导师作用，重视任务的落实与检查

针对指导老师在选题阶段作用缺位的情况，要强化导师的指导作用。指导老师要及早进入角色，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不能坐等学生上门询问，而应主动了解学生的专业兴趣点，介绍获取与选题相关的文献资料的渠道。向学生推荐综述性或经典的文献，帮助学生分析调查研究、搜集数据的难易程度，启发学生寻找经济分析的角度和需要运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帮助学生对选题可行性给出基本判断，避免选题的盲目性。针对学生不重视选题工作的情况，指导老师要通过布置给学生任务的落实与检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如，可以让学生就阅读的文献资料、关注的经济热点问题写出综述，专业实践中可以让学生写日记、写报告，以此督促、推动学生发现问题，找到自己的视角;还可以要求学生跟老师通过邮件或电话定期汇报，在和老师交流中也可能就会找到合适的选题。

4．组建专家团队，为选题质量最后把关

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篇7

关键字： 经济法 求同存异 理论聚合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的经济法学也走过了跌宕起伏的初创时期，迈上了稳健发展的道路。基于新兴的经济法学的特殊性，以及“三省吾身”的内省传统，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法学全面兴起以来，几乎每过十年左右，学界都会进行一些回顾性或反思性的研讨，[1]以通过经济法研究的成就，归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理清发展思路，辨识研究方向，来更好地推进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同任何学科的发展一样，在经济法学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存在诸多问题。通过适时的反思，来发现、揭示、正视和破解相关问题，这对于经济法学的有效、健康发展无疑至为重要。但就像“体检”或“病毒扫描”一样，反思也要适度，过于频繁不仅会造成机会成本，还可能影响肌体（或机体）的健康，且无论是既存问题的反复重申，还是偏离实际的错误报告，都可能给人造成身心伤害。因此，适度的反思，不仅要适时适量，而且还要公正客观、实事求是，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法学的健康发展。

基于反思的必要性和对时机的把握，在2005年岁末，《政法论坛》集中发表了李曙光、岳彩申、邱本三位学者的论文（以下分别简称李文、岳文和邱文），[2]从不同角度对经济法学发展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了回顾、反思和前瞻。三篇论文着重关注了经济法学的发展路径、理论解释力和全面发展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会给人以启发，其中的某些观点确实令人称道，但也有一些观点尚可商榷存疑。三篇论文的思路和风格各不相同，各有千秋，在经济法学界很有代表性，其所阐发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对策在学界都会有一部分赞同者；同时，虽然其探讨的视角错落有致，但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却有很多交集，例如，对于理论观点、研究范式等方面的“混乱”，以及解决“混乱”问题的必要性和基本途径，三篇论文都相当关注，并不惜浓墨重笔，足见学者对此类问题的重视和普遍关注。

其实，上述学者和其他许多学者所关注的经济法研究的“混乱”，可以进一步延伸为经济法研究的“失序”、“失范”问题，而此类问题的解决之道，则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经济法研究的“合”与“同”。这是在经济法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提出的问题。经济法研究为什么要有“合”？“合”什么？如何“合”？此外，“合”与“同”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要“同”？在哪些方面要“同”？如何趋“同”？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研究者予以说明。应当说，就经济法学的发展阶段而言，厘清上述问题，处理好“合”与“同”的关系，在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对于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发展，都有其重要价值。

为此，本文将先就“合”与“同”的一般理论问题展开探讨，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经济法研究中的“合”与“同”的具体问题展开，以回应前述三位学者，并做进一步的拓补。

一、“离乱”与整治：问题与目标

在经济法学发蒙未久、混沌初开之际，各类理论观点纷出，不同声音混响，百家争鸣之势远胜于传统法学界域。与此同时，各类理论观点的过度竞争，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离心力，在向心力相对不足的情势下，学术观点、研究范式的分离、离散，带来了整体上的纷乱、散乱或混乱，并且，“离而生乱”的“离乱”问题体现在很多领域。对于这种乱象和乱局，学界内外都较为关注。在前述的三篇论文中，对此也都有提及。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有的经济法学说有不下二十种之多，几乎出现‘一个学者，一种学说’的局面”[3]，并且，“概念、术语使用混乱”（见李文）；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范式混乱的问题非常突出，“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中出现的偏差以及理论上的缺陷大都与研究范式的混乱有密切关系”（见岳文）；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研究局面曾经相当混乱，“这种混乱不堪与要求的统一性还相去甚远”（见邱文）。

三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经济法研究的“混乱”，而且深信要推进经济法研究的发展，就必须解决诸多领域的“混乱”问题。其实，无论是概念、术语使用上还是基本观点上，抑或研究范式上的混乱等，都与研究上的“过度竞争”“过于分离”有关。因为分则散，离亦散，散便乱，因此，分离带来的分散、离散，其结果就是散乱；参加经济法研究的人数越多，就会越发散乱，于是便形成了有些研究者谈到的“混乱”状态。

对于经济法研究是否存在“混乱”以及“混乱”的程度，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多少的离乱承合，多少的恩怨不平”[4]——也许有人会以此作为经济法研究的一段写照。事实上，在经济法学界内外，始终都有人认为经济法研究散乱之至，似乎经济法学的百花园中杂草丛生，荆棘遍地，根本没有清晰的路径。对于这种看法，有些经济法学者并不以为然，这确实与学者的具体认识和总体把握有关。从总体上说，一方面，应当承认经济法学界确实存在队伍宏大、人数众多、各持己见和难求尽同的问题，同时，在研究上也确实有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问题（只要看一下多年来版本难以计数的经济法学教材和著作，就会对此深有感触），从而会使对经济法知之甚少的人感到混乱和无所适从，并由此加剧了对经济法研究“失序”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长期研究或关注经济法学的人们深切地感到：在一大批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经济法学界都不乏优秀的研究成果，所谓研究混乱的局面正在不断改观，一些理论观点正由离散走向聚合，由分歧走向相对统一。[5]

病则思医，乱则思治。尽管对于混乱程度人们尚有不同的认识，但对于混乱可能给学科发展造成的危害，则众所周知。由于混乱的原因主要在于理论研究的过度分离，因而需要通过理论聚合来解决。其实，聚散离合乃人间常态，在学术研究上亦复如此。针对经济法研究存在的过度分离所带来的混乱——研究上的“离乱”，只有施以有效的整顿和治理，加强理论集聚和整合，才能实现经济法研究应有的秩序，才能保障理论竞争的公平和效率。这是从问题定位的角度，必然会形成的公共选择。

总之，对于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离乱”问题，应当予以正视，并通过有效地整顿、整合和治理，未达到一种“治”的状态。应当说，创建良好的研究秩序，是解决经济法研究“离乱”问题的重要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合”。“合”是整治“离乱”，建立有效的研究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经济法学发展的过程中，会经常不同程度地出现“离乱”问题，需要适时适度地进行理论“聚合”。但对于如何“合”，还需要在离合关系中来辩证地把握。

二、在离合关系中把握“合”

“离”与“合”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只有有效地把握离合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合”。理论的离合或称分合，是相对而言的。是否要“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合”，都应考虑具体的背景条件。

从一般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有时需要适度的“离”，有时则需要适度的“合”，两者都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适度的“离”与“合”，也都有其合理性。经济法研究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离不开适度的离散性，离不开学者的个性化研究。一定的离散，既可能会带来理论的散乱，也可能会带来学术的繁荣，因而离散必须适度；同时，既然是百家争鸣，会有不和谐音，因为其中毕竟会有滥竽者。这些都会加剧研究上的混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适度有效的“合”。

适度的“合”对于解决理论“离乱”问题非常重要。“合”包含了统合、配合和聚合等多重含义。为了解决理论“离乱”问题，需要相关的理论能够统合起来，形成有关基本理论框架的共识，为此就需要相关的理论持有者互相配合，这样才可能完成理论的聚合。在法学以及其他许多研究领域，如果流派众多以至产生“离乱”，人们就会想到“合流”、“并派”，这就是“合”。其实，如果把各种理论观点的涌现比做流动的河流，则“茫茫九派流中国”、“江河横溢”之类的著名诗句[6]，对于描述混沌初创时期的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多而杂也许是适合的。在许多学科领域理论的洪荒时期，适当的“合流”、疏导等治水之法是很重要的，它有助于避免理论泛滥所衍生的诸多问题。

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篇8

经济法学方法论是研究经济法学各种方法的综合，是关于经济法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就是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而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一个提出、确立、成熟的过程。由于经济法学与民商法、行政法及社会法学的内在关联性，所以经济法学的研究需要以既有的传统法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张守文曾指出：“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因此，经济法方法论、方法的选择及方法的类型化的梳理是对经济法研究方法体系化研究的基础。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

从方法论资源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资源包括法学和非法学两个方面。两种方法论资源的选择需要适用不同的方法，对于法学方法论，要根据经济法学科的特殊性选择相关的方法，而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学科自身和处理问题的特点，选择联系最紧密的方法。从研究方法层次和体系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要以一般性的哲学方法为基础来构建经济法学特有的方法论体系。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该分为总论和分论，总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形成、体系与构成、逻辑关系、基本原则等，分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解决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从研究方法的本质、功能、层次等角度论证经济法的方法论问题，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主观性、时代性和多样复杂性的特征；从功能上讲，方法具有规范思维方向、正确把握客观现实的能力；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应当包括哲学抽象方法、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经济法学科研究方法三类。方法是方法论的重要构成要素，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包括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方法和反应经济法本质和特征的具体方法，他以人们对社会关系认识上的制约因素为基础，论证了经济法学所具有的两个基本方法论，即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和谐辩证方法论。从方法论体系构成的角度分析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从经济法学方法论中不同研究方法关系对比的角度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做出阐述，“经济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学科，需要重视传统法学方法的运用和多元研究方法的优化组合：形而下层次与形而中、形而上层次相结合，侧重形而下层次；立法研究与执法研究相结合，侧重执法研究；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侧重实证研究，尤其是执法实证和案例实证研究；‘主义’研究与‘问题’研究相结合，侧重‘问题’研究。”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主要是由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独立性”引起的，具体涉及经济法学是否具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研究如何以一般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及相关学科方法论为基础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经济法学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在处理和选择相关学科研究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概念与含义，含义更重要；观点与论证，论证更重要；定性与设计，设计更重要；分化与综合，综合更重要；总体与结构，结构更重要；个体与整体，整体更重要；平面与立体，立体更重要；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整体方法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该创立符合自身特质的方法论体系，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针对具体情况，对不同的方法作出适当的选择，具体包括共通方法的选择（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特殊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及专门学科方法的选择（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从法律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主体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方法选择要符合主体目的性；二是方法选择要满足客体适应性，方法并不是纯主观的，体现了客体的某种需求。

（三）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化

有些学者曾提出经济法学应当侧重发展的研究方法，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经济法基本理论与专业经济法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遵循适合性与移植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广泛采用实证性和假设性结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律法、法的经济分析法、关注国际经济法”。

这些学者都是从经济法学科特殊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侧重适用的工具和选择方法的路径，而这些方法大都可以归类到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律史学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等具体方法论体系内。

1．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哲学在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价值分析的方法，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法，能够论证经济法的基本价值范畴，即包括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和竞争，这些都是经济法最“原始”的理论基石，经济法学制度和体系的构建、规则的制定和阐释都需要以它们为基础。经济法学价值的基本范畴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构建、原则确立、规则内容设计都要以它们来判定和阐释。同时，法律的理论和价值是内在的也是互动的，通过经济法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反馈法哲学的研究。肖江平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从本质上讲，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的学科，具有自己特有的范畴是其成熟的标志。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石，为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框架。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整体社会经济利益的协调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应融入到经济法的内涵中，经济法追求整体利益发展的理念，经济法要实现机会公平与分配公平、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目标等。

2．法史学分析法。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历史分析本身就是各门学科所最常用的学科分析工具。对经济法学史的研究能够揭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能够确保沿着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观点把握现代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轨迹以及寻求外国经济法制度与中国法律文化的结合点。史学研究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中包括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从学术史的角度讲，展开中国的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发掘积淀、揭示脉络和提升规范，能够以此梳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原理的起源、基本范畴），能够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成熟。17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能够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

3．经济学分析方法。经济法学中的经济学支点包括成本效益理论、供给需求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等等。经济法学者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经济因素影响下的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并努力实现法律的经济效益目标。从经济法产生上来讲，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们中国，经济法本身就具有“经济性”。因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经济政策”和所依赖的“经济形态”。“经济政策”反应了统治阶级对经济的态度，如战时经济法的产生；“经济形态”则影响“经济政策”的产生，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把国家干预思想对经济法的参与降到最低。因此，将经济分析的方法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经济法和经济政策构成了制度的正式规则的一部分，制度规则同时也包含着大量的非正式规则，对于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的速度是不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政策调整和立法变化往往形成对制度变迁的推动。”同时，“经济分析”是一种工具，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实证作用在于解释法律规则和结果现状而非改变法律规则和结果。

4．比较分析方法。比较法学分析的方法主要指不同的部门法之间研究方法的互动和借鉴。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不同国家或地区商品经济关系及其法律秩序的异同，对此进行充分的比较分析，原因在于：第一，虽然国家的性质不同，但对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同，都向着高级经济模式发展，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有的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路径，有的是计划基础上的经济发展路径，所以要对比不同国家间的社会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必然产生个体个性。第二，经济运行中的基本规律是经济法规范的客观内涵。比较经济法研究既要涉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共性，又要涉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差异性，并给出科学阐释，才能够构成具有普适意义的比较经济法学。

5．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社会本位体现的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律本位思想。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讲，经济法价值的具体表现，“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社会分工更加多元化，社会主体之间的依赖性更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成为社会主体普遍关注的问题，权利保护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迅速发展，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更加复杂，这使得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应用与发展。除了上述的研究方法外，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系统分析与整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构功能方法、语义分析法等等。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任何事物发展的过程都需要不断的反思，以求创新。经济法学作为“年轻”的部门法，更需要对自身的理论发展进行反思，在这其中研究方法“首当其冲”。经济法作为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一种制度，既要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又要兼顾国际社会的影响，这要求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具创新性、开阔性和综合性。

（一）基于“问题导向”进行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反思的必要性

1．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一定要注意“问题意识”和“问题背景”的结合，从大量丰富的实践问题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研究，这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某一问题时会发现，当问题的研究出现若干子问题的影响因素时，就会产生“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研究中的“问题主导性”是指，当研究某一经济法学问题时既存在国内因素的影响又存在国际因素的影响时，应当先考虑和解决哪个因素。民法和经济法区别的关键在于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法多为属地管辖，域外影响有限；而经济危机的影响的是全球性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当然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其时，在研究经济法学时，本国经济因素的影响常常处于“被动地位”（这要与“主要地位”相区别，国内经济法学的研究归根结底要以本国因素为主），而“国际因素”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如经济周期发展是不分国界的；再如，中国加入WTO后，为了证明自己具备WTO成员资格的充分性、为了证明自己具备市场经济国家的条件，不断的修改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反垄断法、涉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涉外经济贸易立法等等。正确认识“问题主导性”的主要目的在于及时关注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对经济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及时的完善本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经济法应当正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范式困境，在反思已有理论的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自主创新，实现经济法研究范式的转型和研究成果的创新，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理论范式和有效的经济法具体制度，使之成为最具有知识产权的法律部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要坚持“批判与反思”的的研究态度，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研究的构建要协调，要时刻保持理论指导实践应用的先进性。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经济发展史的要求，不能类同于民商法的研究范式，即通过总结学科的价值理念、知识结构、逻辑体系来分析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对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以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为例，从产生和发展历史两个角度分析两者研究问题的差别。从两者的产生上看，民法是确权的基本制度，是一种制度创造，而经济法制度是政府干预市场活动之法，是对已有法律状态的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法制度是在长期的、规律性的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而经济法则是一种矫正型的法律，在很多时候是“危机应对法”，是对民法所确认和保障的权利及其运行结果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矫正，是特定情形下出于特定目的对市场的干预或调整。两者在完整性和严密性方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些决定了经济法与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在研究问题上的差别性。二是经济法学研究的经济性要求经济法学的研究必须关注时代特征，如当前的金融法研究应当立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和特征，然后通过既有的经济法学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提炼出“经济法问题”，再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总结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2．经济法学研究中“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经济法的任务就是解决“两个失灵”，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殊性。而经济社会转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这就要求市场调节方式的转型、国家干预方式的转型，这是独立国家角度的转型；从世界范围来讲，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他国经济社会转型对本国经济社会转型也有重要影响，这种“外来因素”是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考虑的因素。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上分析，“两个失灵”所依托的“载体”的形成路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是由经济自由放任到国家强制干预、调节，由单一民商法到经济法的产生；而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由国家全部计划到部分放开、再到引入市场因素、转变政府职能，经济法的产生由党政领导、排斥民商法作用到经济法逐渐同世界经济法总体发展相趋同。

其次，“市场失灵”的前提不同。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路径上讲，资本主义国家遵循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而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于生产力逐步发展、不完全是社会经济矛盾自身运动的产物，而主要是由于革命导致的，充分体现了国家全盘主导、完全计划。这就导致两种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调制基础的差异性，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征不同。因此，虽然目前各国经济法学研究较为“趋同”，但基于上诉经济法产生、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路径依赖也有其特殊性。转型时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的考察，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法趋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考察也是必要的。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要把“中国性”①和“开放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因为同意中国市场“特殊性”是在承认当今世界市场的普遍性基础上的。因为市场有其自身的价值和选择规律，“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的载荷，计划经济理性具有专制和集权思维载荷，……。市场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范式’，而是一种自由关联”。

所以，因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产生的“市场失灵”理论仍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方法，但要对解决问题的基础作“因地制宜”的研究，也即是转型期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研究方法的转型”上。具体包括制度背景研究及制度比较研究；学科的产生、发展路径不同；跨学科研究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特殊性；对传统多元法学研究方法的“侧重”性研究等。经济社会转型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前者涉及政府职能的定位，后者涉及政府干预权的范畴。如何使政府职能的转变体现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实际操作中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经济法学研究要求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系统性，能够积淀理论基础。因此，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要对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有系统的考察，包括同一国家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研究及不同国家同一时期制度比较的研究。其中对经济法学研究有核心影响的是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归纳、总结和利用，对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要有互动研究，即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背景的研究与跨学科的历史范畴研究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研究的重点。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1．比较研究方法的研究存在缺陷。关于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一是比较的素材不可靠。不少学者在进行比较时，一方面对外国某项法律制度的产生背景、适用状况、实施效果不甚了了，另一方面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及其实施状况也并不了解。二是判断优劣的标准不科学。不少学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把外国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当作定理来衡量中国的法律制度；当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就以我们“似乎了解”的那个国家作为标准。三是比较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批判我国的相关制度。与此同时，实证方法在我国法学界却被忽视。多数学者习惯于埋头做案头研究而缺少实证研究，没有实证资料将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既不了解我们所推崇的外国、又不了解我们想要改造的中国的情况的基础之上。目前经济法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比较的场景借用不全面。按照陈甦的观点，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既然我国社会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或没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情形，立法者假设将要发生此种社会情形并进行预设立法。如在论证我国金融立法的完善时，美国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与救助措施及救助措施依赖的政治基础与权力博弈背景都是必须考虑的事实。而目前大量的金融立法，特别是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大都是在没有分析、挖掘“中国特有金融监管问题”的基础上，借用域外社会场景来进行预设立法，这种比较一方面有可能解决不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将会出现的实际问题，也可能丧失中国金融法制文化的特性。

2．历史学研究方法内容单一。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较为单一，主要是运用传统法学研究中的法律史与法学史分析方法。同时，对经济法学史学研究方法不够重视，从学术著作上看，也只有肖江平著的《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经济法学以解决经济社会中具体问题为核心，所以要对经济法学不同分学科的发展史和学术史进行研究。例如，金融法领域缺乏世界货币史的深入分析；反垄断法领域缺乏“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研究。

3．缺少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有跨学科的研究，但缺少系统、准确的跨学科研究，存在误将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化”的情形。经济社会的转型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应当充分认识国际因素的影响。因为全球化时代，存在更丰富的政治经济关系需要相互依赖、有更多的政治利益的协调需要在经济立法上得以体现。而目前的国内经济法的研究，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讲都缺少“跨学科研究意识”。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创新监管规则的缺失和金融监管权的错配，而造成“缺失”和“错配”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的“多面性”，①而这正是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缺少系统的跨学科知识构建的结果。

三、基于中国问题的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重构

（一）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中国问题，选取正确全面的比较素材。选择正确的方法发现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实际问题，围绕问题先进行本国制度背景分析，然后选取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进行比较，对采取的措施进行社会适应性比较。以金融法为例，在银行破产立法中，很多学者呼吁尽快出台银行破产条例，原因是金融危机后不具有系统风险性的银行出现“破产情形”时，应该及时退市，应该适应国际上银行破产法的发展需求，但是中国的银行业是否具备了破产的能力，是否具备破产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必要性，单存的做“危机假设”和“域外立法倡导”就急需进行银行破产立法，那么社会普通民众可能会很“惊讶”，商业银行在我国破产的也只有1998年破产的海发行，且后续的清算处理迟迟不能解决。因此，比较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关键在于中国特有问题的发现、中国问题社会制度的全面分析及中国问题发展的合理预设。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研究应认清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特定时空方位和努力方向，努力协调和整合法律的古今之维与中外之维。在承认和推进普适法律价值的同时，坚持自己法律的特色和品格。”“从研究方法层面，任何特殊性问题的提出和处理均建立在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进行体察的基础上。在这种意义上，提出特殊问题的前提在于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的基本方面有整体性了解，同时在这一层面展开某种基础性的比较，至少对所比较的不同法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基本认知。”

（二）史学研究方法多样化

法学学说是中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背景，通过研究法学学说史，有助于寻求法学的思想性与本土性；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者追求学术理想的内在动力，也是倡导学术自由，形成不同学术特色与学派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的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中国法学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与转型，就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要面向中国的法制实践，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的研究方法。多元的史学研究方法能够为经济法解决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基础。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包括具体经济制度史的研究和相关经济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例如要研究金融法就难免要深入分析世界货币史；要研究财税法就必须了解公共财政理论；要研究反垄断法就要深入研究“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也即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到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再到发达的商品经济等不同阶段的市场主体行为变化的历史分析。经济法学研究的基础是两个“发现”：即经济问题的发现和法律问题的发现。同时，两个“发现”又是互为基础的，经济法问题的发现有赖于经济问题的提炼和反馈。因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之法，它不会像民商法那样预先给权利主体设定一个合理的“权利框架”和“合法行为模式”，经济法学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提炼出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然后国家在设计一定的法律框架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国家干预，以更好的维护市场秩序、应对经济危机。

（三）强化跨学科式的综合分析方法

经济法的特征包括综合性，综合性体现为公法与私法因素的综合、法律调整手段的综合、调整内容的综合等。因此，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是调整经济法律关系的必要途径。例如，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缺少“现代国际关系”与国内经济法的互动，刘志云指出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事物本身的相关性，不同学科是从不同方面进行考察。二是学科本身的互通性，不同学科的知识具有互通性。三是学术研究者对同一问题研究深度的局限，以及研究跨度的拓展。通过“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阐述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而源于经济法学学科复杂性和学科交叉范围广的特点，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当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和互动。在经济社会转型期，促使经济法学跨学科研究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市场经济全球化下经济法问题的国际化、经济法问题解决的多元合作。①经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能够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以下帮助：能够提供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为更好的了解国际经济最新发展动态提供制度基础；在微观上能够了解各国的经济政策的理论方法、经济立法动态，及时借鉴可以适用的优良制度。上述效果的实现都需要跨学科（如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经济法以多元主体结构为框架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使经济法学研究范畴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需要把主体行为的研究与相关学科已有研究成果纳入到同一个研究范畴进行比较研究，综合考虑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制度背景、传统习惯、心理变化等因素。所以，我们应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置于经济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与制度历史，充分运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法制度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使经济法学的发展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

四、结论

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篇9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在应用上的广泛性，国防经济学和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者们很少对其做出专门的解释。然而，要以这一概念作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则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资源配置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对资源配置的界定是：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资源配置的起点在于资源的多用途性。由于每一种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选择合理的用途是资源配置的首要任务。除了强调资源的用途属性之外，这一定义还强调了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后者往往会被忽略，而仅仅认为资源配置是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而这种片面的理解在国防经济学和国防资源配置研究领域并不少见，由此必然带来对国防资源配置和国防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片面理解。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资源配置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因此，这一概念必然是一个包含着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等范畴的逻辑过程。

（一）资源的用途

用途既是资源的自然属性，也是资源的社会属性。资源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其可能具有的用途的质和量，表现为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和人的需要则决定了资源用途的实现程度，表现为资源的社会属性。从唯物论的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资源具有用途，才造成有限资源对无限需求的稀缺性，进而带来资源的配置问题。

（二）资源配置的主体

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资源配置逻辑中的一个基础范畴。主体不同，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的目标以及配置资源的可能手段和方式都会存在差别。从资源配置定义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主体既可以是实体的人和国家，也可以是虚拟的社会或群体。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资源配置范围的不同，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具有层次性。

（三）资源配置的目标

从本体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具有目标性。但从现实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往往与“最大化”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主体效用的最大化是主体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资源配置目标的差别主要是由主体效用的差别引起的。

（四）资源配置的方式

资源配置的方式是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最多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而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分别是这两种一般方式在现代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表现形式。

（五）资源配置的结果

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的终点。与结果相关的是效率范畴。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表现为高效率、低效率或无效率。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志在于任何资源无论其投入于那种用途，边际产量相等[20]。以上是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过程。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过程中的5个基本范畴，且分别包含着多种构成。五个基本范畴之构成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由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交互作用，特定的资源配置逻辑之间也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相互交叉关系。这一点决定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逻辑体系。

二、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到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及二者融合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是传统的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的本质以及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认知问题，而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等应用问题。这些内容都是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因此，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国防资源配置效率问题[21]。从这一界定的描述方式来看，这些研究内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然而，从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来看，国防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内容事实上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首先，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战争的经济本源”被定义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经济是战争的本源，也是战争的条件，还是战争灭亡的前提[22-23]。从这一论述来看，战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某一个阶段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过程。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必然与资源配置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一般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争夺配置”的概念[24]。基于这种理解，战争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人类社会再生产超越了国家实体的范畴，是两国、多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战争配置资源的效率展开的，就是研究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本质、效率及其与其经济支撑之间的关系。战争与资源配置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提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纯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军经济理论等应用问题也正是由于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在人类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的无效性带来的。其次，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出，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扣除。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或者说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国防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起点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用途的多样性。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需要。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为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规模和结构的确定，尤其是国防资源规模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属于国防资源配置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再生产，或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范畴。再次，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内容。毋庸赘言，这部分内容本身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国民经济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资源如何进行再配置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国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由多个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层次体系。从国防生产的角度讲，包括国防工业布局、资源在国防工业行业内部的分配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从国防消费的角度讲，包括国防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不同的用途所获得的国防资源的二次、三次配置等，直到国防资源的最终消耗之前的配置环节。此外，在国防生产与国防消费之间还存在一个资源在供需系统之间的配置问题。上面的分析充分说明，国防经济学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某一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的一部分。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防资源配置理论是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之一。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将各部分内容归纳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另一方面有利于基于对“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说法的补充和完善，更加科学地界定国防经济学的内涵。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粗浅的定义：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这一定义与传统定义的区别在于，强调不仅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也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而将国防经济学3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统一到了资源配置这一主线上来。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相联系的资源配置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如图1所示。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就存在于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当中。

三、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资源配置逻辑推演

通过上述对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都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资源配置的逻辑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上文建立的资源配置一般逻辑和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基础上，下面对各个层次和各个特定资源配置逻辑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点进行演绎，并对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推演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各层次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的对应分析

从大的范围上讲，图1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相关的资源配置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和国防资源配置层次。其中，“全球经济再生产”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说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国家间配置资源的一种争夺式的配置方式。基于资源配置的层次性，下面对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点和各层次的资源配置进行对应分析，如图2所示。在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不同国家组成的系统。国与国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很多，国际贸易、政治或道义援助等本质上都是资源在国家间的配置手段。战争就是这些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一方面，战争毕竟需要消耗资源，需要资源的保障，因此它又是对参战国再生产中经济资源的扣除。尽管如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性仍无法消除。由于这一矛盾性，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由这一问题还衍生出了裁军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战争还带来了军事联盟问题，联盟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是联盟政府间的计划配置，也可以是联盟成员经济主体间的市场配置。这些具体的资源配置逻辑构成了军事联盟经济理论的内容。此外，军品国际贸易问题、军备竞赛问题也属于这一层次资源配置问题。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的配置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安全是其资源配置的目标之一，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计划配置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市场配置两种。国家在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国家是否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以及配置多少资源到国防用途上。由此问题还衍生出了现实中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国防支出理论等。在国防资源配置层次，主要分化为国防生产系统和国防消费系统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中，国防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是国防工业部门系统及其管理主体，出于国家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的目标，运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手段配置资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国防工业的结构理论、国防工业规制理论、国防生产企业管理理论等。上述理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别，这是因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又进一步细化为更低的层次，直至国防最终产品的形成。国防消费系统的资源配置则是军事部门为了实现军事经济效益的目标，采用计划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对这一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产生了军费理论、军事人力理论、国防采办理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在国防生产系统与国防消费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资源配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如国防市场理论、国防产品价格理论、国防科技理论等理论。在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与国防资源配置之间也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国防经济的运行理论、国防产品的性质理论、国防工业的规模理论、国防工业的性质理论等。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现有的理论点都存在于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当中。当然，上述探讨只是粗浅地分析了资源配置范畴层次体系中主要的国防经济理论问题，其中各个理论点的梳理及其与资源配置所在层次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意义上尚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准确性，但这种映射关系的基本思想足以证明，以资源配置范畴为逻辑主线，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可行的，国防经济学相对分散的研究专题内在地统一到资源配置这一一般逻辑上来。

（二）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联系

从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总体逻辑上讲，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是低层次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导致了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战争或战争的可能导致了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向国防用途配置的需要；国防经济再生产资源的配置提供了现实的国防资源，为国防资源在国防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配置提供前提；在国防资源配置部分，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体系，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低层次资源配置的前提，低层次资源配置是高层次资源配置的延伸。按照这样的层次，国防资源配置活动一直延伸到国防资源最终消耗的终端环节，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都分布在各个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当中。逻辑层次越高，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理论性，并最终归宿到战争的经济本源这一纯粹的理论问题；逻辑层次越低，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应用性，并最终延伸到如何实现某类国防资源最终消耗过程中的有效配置这一纯粹的应用问题。

四、结论与展望

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篇10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学、假设

一、问题的提出

提出和确立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已被科学史上的许多成功范例所证实。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具备的。尽管对于法学是否属于“科学”尚存争议，但对于广义上的科学可以包括法学，或者说法学中可以包含一定的科学成分的观点，则殆无异议。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把法学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起，放入广义的科学之中，并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这对于法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假设，通常是指在现存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与其相关的规律所做的推测性的解说或虚拟性的预设。假设只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推断和猜测，但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既非成熟理论，亦非主观臆测。其重要价值是有助于明确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自觉性。因此，若假设确定得当，就会大大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水平。此外，假设是建立和发展新理论的重要方法。通过不断提出假设，并不断地证实假设，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认识，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同时，即使假设被证伪，也同样有助于人们纠正错误的认识，从而推动正确的理论的形成〔1〕。

对于假设的重要价值，纽拉特曾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设之网，说不出某些困难究竟是来自哪些假设。”〔2〕事实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学科的基本假设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较多的，因而其“科学性”也相对较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假设由于确定的条件约束以及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更是给人以“精确”的感觉。但是，法学因其在传统上往往被视为“正义之学”或关于“正义的艺术”，特别是由于法学学科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偏见，致使法学在吸纳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时总是相对滞缓，即使是在对一些基本假设的判定方面，也几乎未有太大的进展。但是，随着法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法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加强，以及法学研究对“客观性”、“科学性”要求的提高，对于法学研究的基本假设问题进行研究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

在经济法学领域，基本假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密切相关，其专业性更强，现代性也更为突出，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上更有必要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但在社会科学乃至各类科学的“假设之网”中，如何找到关键性的“纽结”，以使经济法研究能够借以实现“纲举目张”，实在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到假设的提出、选择和确立的问题。

本文认为，从研究路径和框架选择来看，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具有共通性的基本假设（如“二元结构”假设），它当然也适用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此外，在经济法学上，还应关注那些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由此可以把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下面将先提出和确立两类基本假设及其所包含的若干具体假设，然后再探讨这些假设对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并对其局限性作出相应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的价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二、共通性的假设：二元结构假设

各类科学的研究目的，都是揭示和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基本矛盾。从哲学意义上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内含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两个方面，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可称之为“二元结构”。如同中国道家理论中指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想，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其本身也可以层层演化，从而形成更多、更复杂的层级系统。

经济法学的研究也要找到自己的二元结构，从而找到研究的基本框架、问题和视角，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依据与经济法学关联的紧密度，可以从诸多二元结构，发掘出对经济法研究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即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一）理论-认知层面上的二元结构

先讨论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是因为它对于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认识二元结构问题，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较为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欲望（或称需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出发，来研究各个学科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点和入口。

人类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从需要与可能的角度说，正因资源有限，而欲壑难填，才产生了各个学科需要研究的相对专门的问题。针对人类的某类欲望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便形成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中，由于人类欲望而形成的各类二元结构尤其值得关注。

事实上，人类欲望尽管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但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其中，私人欲望是独立的私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公共欲望则是在各类私人欲望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各类私人主体所共有的愿望。这样在基本的人类欲望方面，首先就可以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两类，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公私二元结构”。

在上述的人类欲望的公私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公私二元结构，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几个重要学科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这些满足私人欲望的私人物品，通常是由市场来提供的，由此形成了以满足私人主体的私欲为主要目标的私人经济。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而不象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理论表明，基于人类欲望的二元结构，相应的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被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经济也被分为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这种经济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不仅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许多经济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许多问题。

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同私人欲望与公共欲望的“二分法”相联系，存在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其中，政治国家的存在，往往被认为是实现人类的公共欲望的需要；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则至少在客观上具有同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功用，从而有助于保护私人欲望的实现，进而使市民社会成为实现私欲的主要领域。这种划分自黑格尔在理论上予以普及化以来，就一直研讨未绝，包括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对此所进行的相关讨论，都说明人们对此类问题的重视，以及它对相关学科的研究的重要价值。事实上，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国社二元结构”存在着各类不同的看法，包括是否要大力推进“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的发展，是否要推进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以弥补国社二元结构的不足，等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国社二元结构

，仍然是相关分析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国社二元结构，虽然陈旧，但并未过时。

同上述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各类公私二元结构相对应，在法学上对于法律也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主要源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有公益与私益之分。法律上的这种公私二元结构，对于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展开，都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一般划分标准以来，相关的讨论就一直绵延未绝。其中的一些划分标准，如主体标准、利益标准、权利结构标准等，都可以展开为具体的二元结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有解释力的标准融为一体。由于在法学上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两大法系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且对于法学的发展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法律上的公私二元结构，还应当做进一步的研究。无论是否主张在公法与私法之外还存在所谓“第三法域”，无论是否赞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都应当首先对公私二元结构，以及划分的标准等问题做细致的研究，以免轻率地得出结论。

可见，只要存在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公益与私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等多种公私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确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为解决认知和理论构筑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成为理论-认知层面的重要内容。

上述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它已经具备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意义，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尽管经济法学是新兴的学科，但它也同样要继承法学中的一些共同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同样也是适用的。对此在后面还将探讨。

（二）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不仅在理论-认知层面存在，而且在其他层面也存在。其中，在经济层面就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又影响到制度建设，从而使得相关的制度层面也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因而可以总称为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有多种表现，基于其重要性以及对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下面主要探讨以下几类：

1.城乡二元结构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衡。这些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是比较重要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Lewis）早就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该问题表现在，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刘易斯的理论被认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事实上，经济上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确实是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育阶段，是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过去，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曾广为人知，而其中的前两类差别，基本上都可以归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最后一类差别，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凸现。在过去的几十年，农村和农业已经为城市和工业作出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牺牲性的贡献。虽然作为一种转机，最初的改革也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但毕竟由于诸多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又负担过重，以及基层管理不当、违法、涣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整体目标。因此，如何推进农村、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家的“区别式”的治理方式有关，即与国家对城乡所实施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有关。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国家对于农村的统治是较为放松的。例如，从经济层面来看，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的治理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很多统治清明的时期，税收负担是比较低的，不仅存在“什一税”，甚至有时税负为“三十而一”。这比许多现代国家的税负都要轻得多。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限于统治的能力、需要，以及客观的情况，国家的统治主要是到达县一级，而其下的部分则主要是发挥民间的力量。这与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由此也产生了国家统治与民间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法学需要研究的国家法律规则与民间治理规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延续至今的分级治理的格局下，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村的很多问题时往往鞭长莫及，一些法律的实施也很难延伸下去，于是不得不搞各种形式的“下乡活动”，其中也包括“送法下乡”。此外，由于财政控制的松弛，较为现代的“税收法定原则”很难贯彻下去，以致于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于是不得不进行号称是农村第三次革命的“税费改革”，以求把具有经济法性质的财政法、税法在农村也推行下去。

从成因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它带来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些是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解决的，同时它也促进了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综观历史和现实，恰恰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制度上的二元结构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制度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的形成的影响，有多种表现。例如，它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城市法与乡村法的划分。在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庄园法、城市法等至少是名称上的划分，而从现代法制来看，现代法律实际上主要更适用于城市，更适用于工商业，而对于工商业不发达的农村往往是不太适用的。在农村，曾经和正在有大量非制定法的适用，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制定法与非制定法的区分，从而推动了法律或制度上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的形成。

此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所体现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具体制度的形成。从制度构成上看，同样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的财政制度上，在工商业成分较高的县级以上城镇，国家财政的约束力、影响力还相对较强，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各级政权的财政支出是由国家来予以保障的；但是，在农业成分较高的县级政权以下的区域，国家的财政则基本上是不管的，而主要是由乡级政府等基层组织自行解决，由此带来了从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官民关系、地方稳定、法治状态等多方面的问题。与之类似，在税收制度上，我国区分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其中，工商税制更主要地适用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而农业税制则主要适用于农业较为集中的乡村。同时，在相关税法的立法宗旨、侧重点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城乡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

与上述财税制度相近，金融制度同样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例如，在银行体制方面，我国有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类别，它们过去曾长期承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在银行机构设置方面的体现。同时，在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布点，业务领域、服务范围等各个方面，也都体现着二元结构的特征。上述在财税、金融制度方面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计划制度中当然也突出地存在着。

另外，在市场规制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其影响。例如，由于城镇的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因而诸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类的市场规制法，主要也是在城镇适用。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经济法在适用范围上客观存在着城乡差异的问题。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大量的坑农害农事件屡禁不止-这与行政垄断的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普遍存在，以及市场规制法在农村不能有效实行等因素都有重要关系。这同样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经济法适用的体现。

2.南北二元结构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类似，还存在着一系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如南北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等。其中，世界范围内的南北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南半球，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中著名的南北二元结构。

南北二元结构的存在表明，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还将继续存在。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争取主动，如何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争取在确立竞争规则方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定，是很重要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对于弱势群体的权利如何作出特殊保护，以维护实质公平，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精神，恰恰应当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任务，因而相关保护制度的确立便非常必要。为此，在一些规则中，已经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保护性的规定，如“普遍优惠制”等，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的结果。但是，在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关系，全面加强“南南合作”，也正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困难的体现）。因此，如何加强国际协调，并在本国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把国家协调的有利成果确定下来，甚为必要。

与上述的南北二元结构相关的是“东西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存在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其中，国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诸多国家，同传统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国家所形成的二元结构。由于在这些领域也存在着很多新的问题，因而也很值得研究。此外，国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即我国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形成的二元结构，涉及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移支付、地区竞争、转让定价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都与经济法的制度建设有关，都是在经济法研究中需要关注或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它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法学研究都会带来影响。

可见，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南北二元结构，还是东西二元结构，都是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相关而形成的二元结构，而这些二元结构的存在，又会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和需求，从而影响到国际和国内层面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整个经济法研究产生影响。上述对于“地域”上的二元结构的认识，有助于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打通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人为界限，从而可以在整体上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

3.内外二元结构

上述的各类二元结构，与不同地域的经济发达程度关系更加密切。此外，透过经济活动与相关主体及其所在地域的关联性，还可以发现在经济层面上存在的“内外二元结构”。由于经济包括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国经济与涉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因此，在经济层面存在着一系列由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所构成的内外二元结构。下面分别略做探讨。

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一国必须首先发展好国内经济，这是现代国家十分重要的任务。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又必须协调好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导因于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而且也导因于某些领域法律规则的趋同化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促进经济交流的作用。事实上，在强调法制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国内经济需要一套法律制度（如民商法制度、经济法制度等），同样，国外经济也需要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由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密切相关，因而对相关的国内经济法制度于国际经济法制度加以协调便非常必要。尽管两类制度总会有许多的差异，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或一致起来的。其重要途径，就是把体现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有关国际经济法规范，适当地转化为国内经济法规范。因此，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存在，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某些法律规则的融合和沟通，对于现代通行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等经济法基本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为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国内经济法的立法上，已经越来越在总体上强调：必须改变过去的经济法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内外有别”的状况，代之以普遍实行的国民待遇（当然也不是毫无差别），从而使各类在中国土地上的市场主体，都能够至少在形式上有一个基本上可以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法律环境。这些立法努力，将使得内国的经济法制度与涉外经济法制度日益水乳交融，两者虽然仍在内外二元框架之下，但“交集”却越来越大。从而使经济法制度上的二元结构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

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这种二元结构与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联系更为密切。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划分，与地域上的国内与国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是与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有关。因此，内部经济也可称为“内部市场”，外部经济也可以称为“外部市场”。通常，人们关注和讨论较多的都是假定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外部市场，而对内部市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内部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则探讨较少。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按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内部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恰恰是新兴的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如经济法是否调整市场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对内部关系应如何界定等），同时，也有助于完善经济法具体制度方面的罅漏。

（三）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尤其具有意义。下面略做一点分析。

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来看，传统与现代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由于人们对“现代”所做界定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把“现代”界定为一个时间概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时间段，则可以认为，传统社会曾为一系列传统部门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社会则为现代部门法-经济法、社会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其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它是产生于现代社会，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诸多现代问题才应运而生的。从而体现出突出的现代性〔3〕。特别是经济法通过对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社会公益的保障，以及对社会弱者的保护，对社会本位的强调等，都体现出与传统部门法的诸多不同。而传统部门法，如民商法等，对于这方面的保障则很不够。

此外，现代社会由于普行社会化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节奏更快，并且已经完成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因而“陌生人社会”迅速形成，并在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互赖而又互动”

的关系。陌生人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信息偏在问题以及信任、信用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带来了导致市场失灵的其他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现代社会的效率与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在私人主体难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情况下，就要求国家建立相应的解决此类问题的制度，调整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同过去存在着很大不同的新型经济关系。由于这些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部门法所未予预见和未能涵盖的，从而也是其不能充分有效调整的，因此，建立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型法律制度，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新型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是客观之需。于是，经济法等现代法便应运而生了。这是在经济法产生问题上的一种重要解释。

从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二元结构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直接会影响到不同的制度的形成，因此，许多学者都关注文化对法律制度的产生流变的影响。事实上，工商文化是与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的，而农业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因而不同的文化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可能在总体上对应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一个国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类文化极可能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一国在立法上的统一性，而且也会影响统一的立法在适用上的统一性。由于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主要是与工商文化相对应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对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镇经济更加适用，而对于工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其适用的空间和效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已经被近些年来相关的研究所不断证实。就我国来讲，经济法的制定，不可能不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突出的二元结构；同样，在经济法实施方面，如何认识因文化上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法实施受挫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上述的二元结构对于分析经济法的产生基础以及所适用的时代等问题，都是很有裨益的。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提出和探讨了二元结构假设问题，它对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意义。但是，作为具体的经济法研究，仅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还是不够的，因而有必要在下面探讨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三、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在经济法学领域，还有一些在研究上具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它们立基于上述的共通性假设-二元结构假设，能够为经济法理论的建构提供更为具体的前提和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问题有更为直接的意义。这些特殊性假设主要有：

（一）双手并用假设

双手并用假设其实也是一个二元结构假设。其基本含义是，调节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通称“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国家（或称政府）的有形之手（实际上也是“看不见的”）。一个国家对于经济的调节需要双手协调并用。

双手并用假设的思想不仅在体现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体现在宪法的规定之中。我国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一假设①。即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则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双手假设，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在经济学上长期争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在法律体系中的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事实上，经济法上的一系列具体假设，主要是在双手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如果只是单用一只手来调节经济，则在相应的法律形式上，可能只有民法或非现代意义的行政法，而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恰恰是在现代国家双手并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协调双手，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双手失灵等不足的经济法。

（二）两个失灵假设

与双手假设相一致，在经济法理论上还有“两个失灵”假设，或称“双手失灵”假设。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失灵假设，一个是政府失灵假设。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调节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妨害竞争、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诸如公平分配、币值稳定等问题，也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由此便提出了市场失灵的假设。市场失灵假设在经济学界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和应用。在假定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来在配置资源方面应起到的调节作用，在上述诸多领域却不能有效发挥，因此，只能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去加以弥补。而从总体上的能力、实力和现实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由国家来解决上述市场失灵问题是更为合适，也更为现实的。从而，国家被推倒了历史的前台，开始了所谓的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或称“介入”的新时代。

对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否必然导致国家的介入和弥补，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效果，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由于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多头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这被称为政府失灵。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在配置资源方面都是无效的或低效的。因此，是否要选择政府配置，以及对于政府配置所产生的失灵问题如何来解决，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而如果选择了用政府配置来弥补市场配置，就应对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失灵问题有总体上的把握，特别是应当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具体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而对于政府失灵的原因，解释是多个方面的。如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这对于经济法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要深入研究两个失灵假设，必然涉及到失灵原因的探讨。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经济学界已经探讨较多，并为相关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素材。从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来看，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很基本的矛盾②。无论是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领域，还是在政府干预的领域，这些基本矛盾都存在。在这些矛盾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时，必然会产生两个失灵的问题。例如，在市场调节的领域是很强调个体的营利性，崇尚效率价值的，但如果由此忽视社会公益性、漠视公平价值，则必然会加剧垄断、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失序，微观经济失范，经济生活失真，从而使宏观调控也很难有效进行。同样，在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营利性，并把自己的收益凌驾于社会公益性之上，如果只强调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而忽视整体上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则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

此外，在研究两个失灵假设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重要的公共物品假设等问题，从而使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效应理论等都会对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两个失灵的假设也导源于“有限理性假设”。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在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而努力。但是，其理性是有限的，因而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市场经济波动，并不能解决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等问题。同时，政府也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但由于它并不能获取全面的信息，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因而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认识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政府也是由人来组成

的，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因而在智力、道德等各个方面，同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自身的一些利益驱使，就极可能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情况，从而产生政府失灵。

事实上，即使假设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在道德上都是非常优秀的，但由于信息偏在问题的普遍存在，由于政府很难非常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作出相应的调节回应，因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失灵的问题。正因两只手都有自己的缺欠，因而才需要双手并用，才需要综合协调。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才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余地。

（三）利益主体假设

利益主体假设，即假定在经济法上，各类主体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都会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利益的性质来看，经济法上的主体，可以大略分为国家一方（调制主体），以及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调制受体）。

上述的国家一方，要考虑国家（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也要兼顾个人利益的保护。此外，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在国家的各类机构中，组成这些机构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实际上是多重的，涉及到复杂的、多层次的法律保障问题。

上述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从经济意义上说，主要是市场主体（或称之为“市民”），从社会意义上说，主要是社会成员或社会实体、组织等。这些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只有肯定利益主体的存在，才可能有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经济法制度的实施必须尽量对各类主体的利益给予公平的、有效的保护，以实现各类主体利益的平衡。为此，在经济法上，不仅要像传统私法那样更关注私人主体的利益，也不仅要像传统公法那样更侧重于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且更要全面兼顾各类主体的利益，即不仅要在总体上兼顾国家与私人主体（企业、自然人等）的利益，也要兼顾各类主体的具体利益，这些具体利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等等。由此使经济法在法益保护方面又具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四）博弈行为假设

与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直接相关，既然各类经济法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则必然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理性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则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也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为。不管怎样，行动者都要既考虑自己的情况，又要考虑相关主体的情况，以求在互动的博弈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博弈可能存在于各个领域。它既可能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展开，也可能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展开，还可能在市场主体之间展开。对微观层面的主体行动进行博弈分析是很有价值的。

各类主体之间的行为，既然都属于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主体就需要关注其他行动者是如何思考的。因此，对于各类主体而言，分析“别人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在博弈活动中的成败得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假设，便是“理性预期假设”。该假设会提醒人们：任何主体都是有其理性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当国家要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要分析该行动所影响的主体将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而这对于确保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效果，从而对于确保经济法的调整实效，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交易成本假设

按照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假设，既然各类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因而必然会关注自己的产权，必然要求产权界定明晰，也必然会关注为取得产权和保护产权所花费的成本；同时，既然各类主体之间都在进行着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各方，便都会关注自己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而衡量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便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或者是与其相对应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利益主体所从事的博弈行为过程中，交易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此便在博弈行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假设。

随着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产权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认识的普遍提升，人们对于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论已经耳熟能详。基于该理论，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不仅要重视微观主体或称私人主体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且还要重视国家的交易成本问题，特别是国家与国民之间，以及国家机关内部的交易成本问题。同时，应重视本益分析方法在具体经济法问题上的运用。

以上提出的五种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特殊的价值，它们具体体现了“二元结构”假设的要旨及其所包含的“非对称性”，有助于学界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把经济法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当然，以上仅是列举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基本假设，此外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假设，但限于篇幅和需要，在此不再展开。

此外，提出上述假设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假设的方法在经济法学上的价值，以及如何将其用于经济法研究。为此，还应研究各类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是什么，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同时，尽管前面在探讨各类假设时也涉及到了经济法学的相关问题，但仍然有必要对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做一些探讨。

四、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及其应用

经济法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前提，需要有学界所认同的一个大略的“基础”，而基本假设的提出和确立，恰恰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因而对于“基础”的认识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尽管对于“基础”本身的追求是否恰当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从研究的效率，从研究的整体推进的角度来说，对于基本假设这类较为基础的问题，还是应当有明晰的认识。

在法学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出或借助于上述的基本假设，就是因为这些假设最贴近于一般的个体、最能够反映一般性的情况，与基本的人性、与市场行为的一般情况，也都最为接近。上述基本假设，大都来自经济学（以及相关的社会学），而按照一代宗师马歇尔的理解，经济学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学的研究，或者是整个法学的研究，才需要借助于这些一般性的假设，发挥其在研究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独特作用，以解决法学研究方法不具有自足性，以及法学（而不是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距离，比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更远的问题。由于法律毕竟只是一种“写照”，毕竟总是存在着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并且，这种滞后性在片面强调“法制原则”的情况下还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就需要通过借鉴，形成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来拉近法学研究与现实的距离，以确保法学研究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以上的探讨表明，从直接的价值来看，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框架、范围和基础，这也是上述假设被称为“基本假设”的直接原因。它们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

此外，上述各类基本假设，实际上也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其重要价值的体现。从研究方法上看，对于新兴的、具有突出现代性的经济法来说，尤其应当注意方法的综合性，这本身也是必要的范式转换。事实上，法学研究不仅不能只注重单纯的“阶级分析”，而且也不能仅注重单一的“权利义务分析”。今天的法学研究，尤其应当多注意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其必要性导因于法律调整领域的广阔性以及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客观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与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关系

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相关学科之间自然应当打通。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各类主体的“微观特点”更加接近，也更能反映人类的较为根本性的东西，因而往往可以作为法学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础。而法学本身则更为“上层”一些，它需要通过相关学科的研究来发现和体现自我。

纽拉特曾指出，从科学史上看，假设总是会频繁地产生和消失，没有任何对它们进行排列的可能性〔4〕。但是，这并不影响对相关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学科，其基本假设应当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并且应当在内在联系上存在一致性。为此，有必要对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一些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应用的问题。根据上述对各类基本假设的分类及其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各类假设之间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首先，具有共通性的不同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相关层面的概括，也仅具有源自不同视角的相对意义。其中，理论-认知层面，更主要考虑了主体的价值；经济-制度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地域或称空间的影响；社会-文化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实质上的不同时间的影响。

其次，具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假设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在二元结构假设中，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框架，它暗含了政府与市场的对峙，体现了不同主体的重要价值，从而为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等奠定了基础；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体现了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即提出了两个失灵假设等各类假设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其他各类假设的现实体现；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主要体现了时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它是其他相关假设产生的更深层次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各类假设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类假设，在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从形式上看，两个失灵的假设在经济法理论上是很基本的，但两个失灵假设作为一种“对结果的描述性假设”，又与双手并用假设（这是对手段的假设）直接相关。而无论是两个失灵假设，还是双手并用假设，在更深层次上，它们都离不开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而在这两个深层次的分别侧重于主体和行为的假设中，又包含了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假设等，同时，它们还都与交易成本假设直接相关。

可见，上述各类假设是连为一体的，而不是各不相干的，从而它们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假设，使经济法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同时，各类假设与一些具体分析方法的内在联系也值得关注。例如，基本的二元结构假设，与系统论上的系统分析，特别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以及整体分析方法等有关；双手并用假设，也与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等有关；博弈行为假设，与博弈分析方法有关；利益主体假设，与利益平衡方法和政策分析方法有关，等等，从而使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了更多的方法论意义，提高了基本假设在解决经济法理论问题上的应用价值。现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1.从二元结构假设来看，它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从心理到经济，从政治到社会，从法律到文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有助于人们认识经济法究竟是公法，还是公法与私法交叉的混合法。事实上，二元结构的假设虽然较为宏观，但它毕竟提供了分析框架的边缘，从而使研究者能够以一定的（虽然也可能存在模糊状态）区域为“基地”进行研究。在公与私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否有所谓混合法或第三法域的存在空间，是否能够存在与公法、私法相并列的社会法，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不过，根据二元结构的假设，结合客观实际，从总体上说，一如往昔，我至今仍认为经济法只能属于公法，而不是属于第三法域或社会法〔5〕。因此，二元结构假设有助于分析经济法的性质问题。

2.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如果一国仅用一只手，就不可能产生经济法。一方面，经济法虽然要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要保障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规制，但它并不是传统的行政强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法的调整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并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但它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调节，更不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双手的协调并用，使双手都能够更扬其长而避其短，从而体现经济法的调控与规制手段的特点，体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的特殊性。调控与规制所发挥出的调制功能，与传统的市场调节与行政命令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事实上，双手并用所体现出的合力，是对传统的调节经济方式所存在缺失的有力矫正。

可见，透过双手并用假设，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产生问题，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对市场经济的综合调整等问题，从而不仅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而且也有助于认识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内在联系。

3.从两个失灵假设来看，该假设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来，经济法学界一般都把市场失灵的存在作为探讨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的重要起点。按照目前较为流行的理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而就需要由国家来介入或称干预。而国家介入的法律形式，则主要是经济法。上述的解释，是目前较为通常的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有些方面还有待于再进一步细化。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正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因而对经济的调节才不能仅用市场调节这一只手，而是还要用国家调节这只所谓的“有形之手”。但是，在运用国家之手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而政府失灵的存在，主要导源于政府的失控。从现在影响较大的一些行政法理论来看，一般多是基于政府权力的不断膨胀，才认为有必要强调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因此，在行政法理论中，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实际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不是单纯地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而是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因此，经济法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

两个失灵假设表明，经济法不仅要通过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要通过相关的规范，来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两个失灵的存在，对于经济法产生和存续必要性的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两个失灵假设，对于探讨经济法的发生论问题很重要。它更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更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殊性。

4.从利益主体假设来看，在经济法研究上重视各类主体的利益，真正关注不同主体客观存在的利益，有助于认识经济法调整方面的问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的独特利益；认识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利益和冲突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在各类主体之间去平衡利益，才能让各类主体更好地去代表和实现某一种利益。从规范的层面看，经济法主要是规定和解决相关主体的权力或权利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则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和平衡的问题。利益既是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法不断完善的重要源泉。没有代表特定利益的主体，没有相应的利益主体假设，就无法说明法律的制定、完善的动力机制等相关方面。因此，利益主体假设，对于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

非常重要。

上面的一些举例表明，经济法学的各类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都很有价值。事实上，在理论研究领域，以上述的“二元结构”假设和其他各类假设为基础，在经济法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二元结构”。例如，在调整对象理论上，存在着宏观调控关系和微观规制关系的二元结构；在体系理论上，有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在主体理论中，有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二元结构；在行为理论中，有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二元结构；在责任理论中，有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的二元结构，等等。此外，在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相关部门法理论上，也都存在着一些以上述相关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具体的二元结构。这些都是二元结构假设与其他假设应用的成果，对于增进经济法理论的体系化或严谨度，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理论”，是很有价值的。

五、各类基本假设的局限性

前面探讨的各类基本假设，尽管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但也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此也必须要加以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做更恰当的定位。

上述基本假设的局限性，首先来自假设本身的局限性。由于这些假设更多地是源自其他学科的假设，许多假设不仅本身尚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而且是否适合于法学研究，是否有利于推进法学研究，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检验。

其次，二元结构假设的局限还体现在，它虽然已是各学科的学者都比较认同的，但并不是法学本身能够有效证明的。限于自身的特点，法学要在很大程度上从其他相关学科吸取营养，其中也包括基本假设等。但在上述假设的可靠性和证实性方面，法学很难大有作为。这对假设方法的应用也可能会产生影响。

再次，各类假设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为此，在运用这些假设的过程中，不应把各类假设绝对化。即应采行“相对论”，而不是“绝对论”。具体言之，一方面，上述这些假设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是否都合适，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恰当性，还有待于接受理论和实践的检验，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还有待于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上述各类假设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功用就是使分析更简明，更有说服力，等等。而作为“模型”，其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观点也都是一种“偏见”。为此，就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建设性的考虑，来看待各类基本假设。而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所能够建立的理论框架，也才是可以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的。

例如，在对二元结构认识方面，并非要强调“两极论”，即并非认为二元结构中只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极。事实上，在这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往往是很重要的，按照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可取的是“叩其两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而要“取其中”，首先要知道其两端，要以两端为起点才能知道何为“其中”。但关键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往往是不知两端为何物，因而也就很难作到全面地认识相关问题。二元结构的假设，恰恰是要给出两端、边界，也就是给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二元结构假设的相对性是很明显的。例如，经济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曾经包括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等公私二元结构，而这些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两极中间还会存在一些混合的领域。例如，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还会存在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可能有混合物品等。因此，二元结构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本框架或平台，对于具体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为此，哈耶克认为，把整个服务领域界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业已为人们接受的二分法，是颇具误导性的；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之间（也就是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作者注）保有一个第三领域，即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即前述的第三部门）是至关重要的〔6〕。但是，能否因此否定二元结构的基本框架呢？能否因此如同一些论者引申出经济法就应当以第三部门为依托，以社团为主要主体呢？恐怕至少在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尽管第三部门也是很重要的，尽管社团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诚如伯尔曼所认识到的那样，自20世纪以降，教会早已不再构成对世俗权威的有效的、合法的抗衡力量了；在经济和社会秩序内的商人和其他自治团体或行业的习惯，在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控制下已经失去了效力〔7〕。

因此，尽管需要有第三部门的适度发展，尽管也需要对第三部门的壮大作出一些积极的倡导，但在现实中其地位无疑较为式微，无法和无力全面地替代国家，也无法真正成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者。

除了二元结构的假设以外，其他的假设也都具有相对性，特别是在经济法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尽管在经济学等领域都已经成为一些重要理论或重要假设，但是这些假设在经济法的研究上是否完全适用，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相关的研究，都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

正因如此，对经济法上的基本假设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要认识到这些基本假设是经济法理论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假设不仅确定了经济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宗旨、性质等问题，而且也确定了经济法上的主要研究方法。而这种有针对性地确立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于确保经济法研究的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1]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些规定表明，我国已经在宪法上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也就承认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宏观调控的普遍需求和不可或缺。

[2]经济法调整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同传统部门法调整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不同的。例如，民商法所要解决的主要是私人主体之间的私益冲突，而经济法则要解决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冲突，由此它们的调整方法、价值取向等会有所不同。

[3]在马歇尔看来，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性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页。

「参考资料

〔1〕张鸿骊。科学方法要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127-128.

〔2〕〔4〕[奥]奥托·纽拉特。社会科学基础[M].华夏出版社，2000.37-38.

〔3〕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J].中国法学，2000.5.

〔5〕张守文。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80，358，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