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回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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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药品;缺陷;召回责任

Abstract:Drugrecallliabilityshouldbeaeconomicresponsibilityguidedbycountry.Theobstacleofenforcingitcomesfromthedifficultyofidentifyingdrugdefect,resistancefrompharmaceuticalproducer,inabilityofdrugadministratorandindifferenceofconsumer.Wecanhandleitwithsuchresolutionsasreorganizationofpharmaceuticalproductionenterprises,perfectinglegalsystem,reinforcingsupervisionanderectingpassrisksystem.

Keywords:drug;defect;recall;obligation

一、药品召回责任概述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指产品的生产商､进口商或者经销商在得知其生产､进口或经销的产品在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时,依法向行政部门报告,及时通知消费者,并从市场和消费者手中收回有问题商品,予以更换､赔偿的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最早出现在1960年的美国汽车行业｡2004年10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以汽车行业为试点,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以此为契机,国内对药品召回制度出台的呼声也日渐强烈｡

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2001年)第102条的定义,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药品是一种特殊产品,在药品生产过程及销售和使用过程中都必须确保药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药品生产商会因药品的缺陷而承担药品侵权责任｡为防患于未然,避免损害发生时所需承担的巨额赔偿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旦发现已经投放市场的药品存在可能危及人身健康的不合理危险时,有必要通过对制造商或者经销商召回责任的强加,把缺陷药品可能造成的损害程度降到最低｡

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缺陷药品召回责任不属于民事侵权责任,因为侵权责任重在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受损害一方给予救济,是要以一方给另一方造成现实损害为前提;而召回法律的适用并不以存在现实危害为前提,也不存在事先制定的法定标准,或者说法定标准只是用来界定缺陷确实存在故而需要召回的辅助手段｡缺陷药品召回责任也不属于违约责任,因为在合同订立之时,作为出卖方的厂家或者经销商也许并不知道缺陷的存在,开发缺陷的存在就是这种情形｡所谓开发缺陷是指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不能发现而后又被证明确实存在的缺陷｡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将开发缺陷列入了产品责任的免责事由,规定生产者免予承担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从合同原理来看,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生产商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不可能预见到由于开发缺陷的原因消费者可能遭受的损害结果,不符合合同法的预期利益损失赔偿的原理｡

缺陷药品召回最主要的应是制药企业的自主行为,整个召回由企业提出和启动是最为顺畅的方式,这就决定了召回责任应是一种在国家指导下的经济责任,采用经济责任的方式更加符合召回定义的本质｡因为众所周知,药品的科技含量很高,对其研发和制造都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安全性则是其中最为苛刻的指标,它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在国家以经济法律责任的方式明晰了药品制造商的召回责任的前提下,制造商一旦发现药品存在缺陷,就必须考虑到隐瞒或者拖延报告乃至召回将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这些后果的承担将远远超过其及时报告或主动召回所付出的代价,从而对其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促使其主动按照法律引导的方向去积极召回缺陷药品｡

二、我国实施缺陷药品召回制度存在的障碍

在明晰了药品召回的经济责任性质的前提下,药品召回的顺利实施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加以保障｡而在我国现阶段,缺陷药品召回的实施主要面临来自以下几方面的障碍:

(一)从药品本身来看,何种药品属于召回对象难度很大

产品召回制度召回的是有缺陷的产品,也就是存在有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的产品｡按照这种理解,药品召回制度召回的也应该是有缺陷的药品,即存在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的药品｡然而,作为一种生化产品,药品起作用和致害均具有复杂性｡药品发生作用的机理是通过服食､注射或其他方式直接作用于人体,在人体内部发生生化反应,产生某种可以抑制人体某些有害病菌生长的物质或其他方式发生作用,这一过程具有隐蔽性,作为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消费者很难凭自身条件去对药品作出有效判断;另外,即使在正常应用条件下,药品分解产生的物质中还可能混有我们暂无法测出的､具有危险性的副反应生成物,这种情况使得即使作为专业人士的医生在药品投放市场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都无法对药品的危险性做出有效判断｡有人主张药品不良反应是药品的固有属性,任何上市药品都可能存在不良反应,只是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不同,或是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的几率不同,因此,发生不良反应的药品不应是药品召回的对象[1]｡对于这种观点本人不予认可,虽然药品可以被认为是本身不可避免的危险制品,正如俗语所说“是药三分毒”,但药品之所以得以应用正因为其对疾病的治疗效果超过其对人体的毒副作用｡而药品在上市时药监部门或者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或者由于药品起作用的时间跨度,或者其他原因,不可能已经穷尽了药品的所有不良反应,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我国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的出台｡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应是召回制度实施的前提,一旦药品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已经超过了对其治疗效果的预期,这种药品应该是一种缺陷药品,不能笼统地说发生不良反应的药品不应是药品召回的对象｡另外,作为产品的生产者,即使其产品投入市场之后,他也应该密切关注有关本产品的使用状况的相关报告,并且自己也应该继续致力于药品的研发改良工作,不能以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由于药品的不良反应而推托自己的责任｡比如说在盐酸曲马多事件中,盐酸曲马多是一种中枢类镇痛药,相关调查发现,大量服食该药可能导致成瘾,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因为滥用该药而导致类似毒瘾发作的青少年,但在正常使用的前提下,该药并不具有危险性｡在这种情形下,盐酸曲马多应该属于被召回的药品,作为制造商的厂家应该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召回其已经投入市场的产品,修改其药品说明书,并在其说明书中警示消费者滥用此药可能面临的危险｡否则,一旦再出现类似损害,制造商应该承担由于产品存在警示缺陷而需要承担的相应的侵权责任,并须承担因为欺诈所面临的惩罚性损害赔偿｡

(二)从制造商来看,其实施药品召回实力与动力上存在不足

实施药品召回必然要花费代价,这个代价应该由制造商来承担,因此,药品召回需要制药企业具备相当雄厚的经济､技术和科研实力或者能够通过有关机制(比如保险)化解相应风险｡但我国现阶段制药企业的实际情况是:多数生产企业规模小,企业数量多,产品低水平重复多,大部分生产企业科技含量低､管理水平低､生产能力低[2]｡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国内制药企业可能难以承担药品召回带来的经济损失,有被淘汰出局的风险,这自然会影响其召回药品的主动性｡相关保险险种的缺位也使得由制造商主动召回缺陷药品难度重重｡另外,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产品召回的一般性法律规定,2002年10月通过的《上海市消费者保护条例》虽然明确规定了召回问题,但它只是一部地方性法规,效力等级较低,且只在特定地域起作用;2004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虽然是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方面的专门立法,但它的标的特定,只适用于汽车;可喜的是,武汉市2006年出台了一部《关于限期召回违法药品的暂行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并于2006年5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关于药品召回方面立法的一个有意尝试,但该地方性立法对召回对象的界定似乎有些窄小,且其本身是一部地方性法规,效力等级低､作用范围有限｡由于相关法律责任的缺失,制造商便缺乏相应的制约,从而为其怠于履行义务提供了可乘之机｡除此之外,制药企业往往还过于看重药品召回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担心药品召回对企业产品的声誉和企业形象造成影响,进而影响相关药品的销售量,影响企业的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缺陷产品致害的损害赔偿,我国并没有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建立有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从而使得制造商在权衡利弊以后,宁愿选择以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的方式追求企业利润｡

(三)从监管部门来看,其无法对数量如此之多的制药企业实施有效的监管并为召回提供相应的依据｡

据统计,我国的制药企业在1998年大约有7500家左右,2002年大约有6600家,2005年大约为4000家[3]｡在这种情况下,药检所要对所有制药企业的所有品种的药品的每一批次实施监管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我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药品抽查检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药检所的经费有限,在费用没有落实的情况下药检所也不可能以积极的态度对所有的药品做到有效监督｡

数量如此之多的每一家制药企业的生存空间其实都非常有限,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靠非常手段销售药品,而销售成本的损失只有靠降低生产成本来弥补,包括使用低廉的劳动力和药品原料,降低管理和质量检验的开支等,这又增加了假冒伪劣药品出现的几率,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面临更大的危险｡假冒伪劣药品应该属于强制召回并销毁的对象,这是《药品管理法》重点规制的对象,假冒伪劣药品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于其他产品,对于这种行为,单单的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责任都不能对制假售假者产生威慑作用,必须建立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才能从源头上堵住这股制假售假风｡

(四)从消费者本身来看,其对药品质量的忽视及维权意识的淡漠会加大召回实施的难度

从召回制度本身而言,消费者在其中主要是配合制药企业实施召回,因为在生化产品致害的情况下,作为消费者的患者,自身是无法对药品的危险性做调查的,除了单方面地信赖制造商以外,其他不具有任何确保安全的手段｡但是,由于药品生产的批量性,成批的缺陷药品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作为一种人们不愿消费而又不得不消费的“进口商品”,药品一旦进入人体之后会直接作用于人体,一旦被证明是缺陷产品,其对人身健康产生的危害是直接与严重的｡认识到这一点,消费者就应该更多地关注药品质量方面的国家通报机制,及时了解相关情况;要摒弃怕麻烦的心理,虽然从每一个消费者而言,其通过召回挽回的可能只有几块钱的损失,不如汽车等产品那样价值巨大,但消费者对自己权益的漠视,无形中会更加纵容生产者对消费者权益的践踏｡

三、药品召回实施障碍的解决对策

认识到在我国实施药品召回所面临的上述障碍,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相应制度,确保药品召回的顺利实施:

(一)改组制药企业

制药企业是药品召回实施的主体,其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弱是决定药品召回能否顺利实施的保证｡为此,应对现有制药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现有医药企业,并通过正当竞争,使其中确有技术､资金､管理实力的企业能够留存下来,做大做强品牌效应,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确保企业有足够实力承担召回可能带来的损失;与此同时,实力雄厚的制药企业才能在科研方面加大投资力度,从另一方面防止不安全药品的出现｡

(二)构建一套确保药品召回顺利实施的法律体系

首先,应该出台一部在全国范围内生效的产品召回一般性立法文件,可以考虑采取单独立法的形式,也可以考虑采取在原有产品质量法基础上添加相应条款的方式,但采取单独立法的形式更能从细节上保证召回责任的顺利实施｡另外,制药企业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商事组织,对其违法行为所强加的任何责任形式如果不涉及其经济利益,对其产生的威慑作用可能只是隔靴搔痒,因此,可考虑建立如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惩罚性赔偿剥夺制药企业获得的非法利益,使其无利可图,从而自动地放弃继续实施侵害行为,并起到警戒作用,对正在以相同或者相似方法作恶或企图作恶的人产生威慑作用,使其放弃非法行为,从而减少社会整体利益遭受更多损害;从另一方面来说,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鼓励消费者提讼,刺激消费者以法律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建立缺陷药品信息收集体系

前面已经说过,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应是药品召回责任的前提,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制药企业自主报告的药品不良反应病例仅占2%左右,美国是65%;并且中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绝大多数来自医院,占总量的95%,但医院也往往是以药养医,很多不良反应并没有及时报告,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因为不良反应报告率过低而无法形成召回的依据｡为此,可借鉴汽车行业实施召回以来的经验,多渠道收集缺陷药品信息,比如,通过网络､电子邮件､电话､媒体等多种方式收集来自消费者个人､消费者协会､药品经销商､保险公司等反馈回来的信息,并可要求制造商提交相关产品诉讼记录｡

(四)明确药监部门在召回实施中的相应职责

理想的药品召回制度应是在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督之下制药企业的一种自发自愿的行为,但鉴于我国目前药品生产企业和经销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普遍较弱,由此明确药监部门在召回实施中的相应职责不可或缺｡药监部门应在启动召回程序和监督召回的实施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为此,其必须建立相关的专业机构来为召回实施提供保障,如建立有效的信息处理系统来收集､并处理缺陷药品信息,建立权威的专家委员会和公正客观的监测机构来为缺陷药品的确定､风险等级评估等提供咨询意见,并明确监管部门不履行相应职责的责任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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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召回制度起自美国60年代，美国律师拉尔夫发起运动，呼吁国会建立汽车安全法规，他努力的结果就是《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该法律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公开发表所召回的车辆，必须将情况通报给用户和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免费修理。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商一贯注意用户服务，丰田更建立了用户跟踪系统，把每一位丰田汽车顾客的姓名、住址、电话、汽车购买时间、修理情况等都记录在案，必要时可以迅速同用户取得联系，所以问题可以“悄悄”地解决，厂家不愿意惊动公众舆论。但美国人非要干个惊天动地。1969年5月，美国媒体抨击欧洲和日本车商私自召回缺陷车进行修理，特别指出蓝鸟漏油和丰田可乐娜刹车故障的问题。6月1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了这个消息后，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了一场关于缺陷车辆如何处理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就是修理缺陷车需要不需要公布。

日本运输省对此事非常重视，6月6日召集丰田和日产公司听取汇报，随后通告各汽车厂家，要求对有缺陷的车辆进行一次大规模抽检。6月9日，日本汽车工业协会召开常委会，通过了在修理缺陷车问题上，“除了以往的做法之外，还要利用媒体更广泛地告知大众”的决议，这个决议12日在媒体上发表。8月，运输省修改了《机动车型式认证规则》，增加了“汽车制造商应承担在召回缺陷车时公之于众的义务”的内容。

1995年7月，日本开始实行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产品责任法》，根据该法律，使用的汽车因缺陷而发生事故时，受害者有权得到赔偿。这是对召回制度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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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召回制度 消费者权益 立法完善

一、产品召回制度概论

产品召回制度是指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下，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由生产者对缺陷产品通过修理、更换、退货、销毁等方式，来消除产品可能引起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产品召回制度是针对由于厂家原因所造成的批量性问题而出现的处理办法。召回制度的核心是对于产品缺陷和厂家责任的认定。根据各国相关立法或经验，召回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愿认证，强制召回”，一种是“强制认证，自愿召回”。目前，我国还没有全面实行产品强制召回制度。

二、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其不足

产品召回制度的目的是提高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完善企业信用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潜力。目前，我国并没有一部全国性的立法对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进行相应的规制。该制度只是在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里有所体现。

《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产品制造这、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从产品召回制度的角度看，该条文中“产品质量不合格”这一表述并不准确。是否合格的衡量主要看其标准，但符合标准并不意味着产品就不存在缺陷。

《合同法》第60条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一招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方根据标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从以上规定可以得知，销售商对消费者负有产品瑕疵担保义务，当产品存在缺陷或者侵害购买者时，消费者可以要求销售商承担违约责任。遗憾的是，合同效力仅对合同缔约双方产生效力，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在遭受缺陷产品侵害或发现产品存在缺陷时，无法顺利地依据合同请求销售商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合同法》无法保护合同缔约方以外的消费者。

《产品质量法》第40条规定了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的若干情形。现行法律体系中，与缺陷产品联系最紧密的就是《产品质量法》，但是，《产品质量法》对消费者的保护必须以产品对消费者发生损害为前提，并不能积极地防范消费者被侵害。另一方面，消费者要求厂商承担相应责任，仅限于受损害的个人消费者，其他购买该类产品的广大消费者并不能因此面授缺陷产品的危害。

三、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完善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很健全，市场经营者受不良思想的驱使生产伪劣产品，以及地方保护主义、行政监督管理不严等因素，使得我国消费者的保护还存在很多问题，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

（一）完善产品召回法律规范体系

产品安全与广大消费群众的人身健康密切相关，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如果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仅仅局限于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的层面，那么其目的必然不会得到很好的实现。只有提高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层次，将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有效地调节产品召回中的各种关系。因此，应该加快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步伐。扩大产品召回的范围，加强对缺陷产品的监督力度。我国的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应该形成以《产品质量法》为基本法，其他单行法为特别法的完整的法律体系。

（二）健全产品信息系统，明确召回范围

产品召回制度的施行必须以具备充分有效的信息为前提。及时发现产品缺陷，并针对该缺陷采取措施，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把对消费者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是产品召回制度的题中之义。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迅速、高效的信息收集系统，并且要求政府相应主管部门和生产商以各种方式产品召回的信息。同时，在产品召回过程中，一般会同时发生逆向物流和客户服务改善。这就要求生产商做到两个方面的可追溯性：一是产品及零配件一旦出现了召回的事由，很快就可以明确问题和用户，达到召回效果。

（三）加强有效监管，健全配套机制

在现实实践中，汽车出了问题，应该找哪个部门反映问题，这是让所有车主最头疼的问题。在中国，最普遍的做法是先找4S店，再逐层从4S店投诉生产企业，投诉过程中的内耗不计其数，最终，很大部分的车主会自掏腰包解决问题，而少部分的坚决者虽然要求强烈，但最终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正面回应，这就反映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仍然缺乏有效监管，惩罚标准较低，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应当加强监管力度，并提供社会各界汽车故障的信息渠道，相关责任认定和产品缺陷预警制度、产品事故调查处理制度等配套机制亟待建立。

（四）建立严格的惩罚性赔偿法律责任

我国现有的缺陷产品召回法律责任的规定缺乏威慑力。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对缺陷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有关附随义务都予以明文规定，以促进召回制度立法的完善。建立严格的惩罚性赔偿法律制度，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促使生产者和经营者认真履行召回义务，有效地对缺陷产品进行控制和管理。在我国简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应当明确缺陷产品的惩罚性赔偿原则以及赔偿标准，对于隐瞒质量问题，回避召回的要予以严惩。通过重罚，甚至将其逐出市场，来起到惩治此类违法行为的目的。

（五）加大对召回的宣传

产品召回制度的实施，需要依赖一系列法律以及配套措施的互相配合。仅仅依靠法律，并不能充分发挥该制度在维护消费者权益上的作用。我国刚刚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有比伊奥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方式加大对召回事项的宣传，增强消费者对召回制度的认识，提高生产者的产品质量观念，促使生产者提高质量并勇于承担召回义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关于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若干问题[J].法学家，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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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本追源：三次玩具责令召回公告

为加强对儿童玩具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对存在缺陷的玩具实施召回，预防和消除不安全玩具对儿童的威胁和伤害，国家质检总局2005年决定将玩具纳入产品召回范围，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2007年8月正式颁布实施《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总局第101令），标志着我国儿童玩具召回制度诞生。

2008年1月总局又配套颁发《儿童玩具召回信息与风险评估管理办法》，为儿童玩具召回制度的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后，儿童玩具召回专家库的建立以及儿童玩具缺陷检验或实验机构的审定，为鉴定儿童玩具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提供了专业及技术支持。

据了解，自我国儿童玩具召回制度实施以来，国家质检总局共3次《关于责令对缺陷玩具产品实施召回的公告》。

2013年8月召回公告显示，此次召回涉及电动玩具、遥控玩具、益智玩具、童车等类别：主要缺陷表现在装置不合格、性能不合格、标识不明等方面。其中童车可谓此次召回的重灾区，31款产品中21款为童车，涵盖自行车、三轮车、手推车、电动童车等细分类别。

国家质检总局执法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责令召回公告后，国家质检总局部署相关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督促被责令召回的31家生产企业，严格按照《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的要求提交召回报告，并按照召回报告实施召回。

到目前为止，31家生产企业按照召回报告对所涉及到的缺陷产品实施了召回，并提交了召回总结报告。共计召回缺陷玩具产品1万余件。同时，国家质检总局要求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继续对企业开展召回工作的情况加强监督。

各方回响：制度助推行业企业健康前行

据统计，我国14岁以下儿童有3亿左右，每年因意外伤害死亡的14岁以下儿童超过20万，致伤致残的数量更是远远超过死亡人数。其中，儿童玩具及用品等导致的意外伤害约占儿童意外伤害的5%左右。由此可见，儿童玩具召回制度的实施对提高儿童玩具产品安全防范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企业角度来看，儿童玩具召回制度的实施，可以促使企业提升产品安全防范意识，规范产品生产流程，树立企业责任形象，提高消费者对企业产品信心，进而为行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促进行业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深圳市西仁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骏认为：“缺陷玩具产品的召回，可以促使生产企业在生产经营时更规范化。虽然召回产品对企业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但如果企业能主动召回存在缺陷的产品，可以让消费者看到一个诚心诚意的企业和以人为本的态度，则有利于促进企业更健康的发展。”

孙骏表示，对行业而言，缺陷玩具产品召回可以更好地维护正当竞争和市场秩序，提升行业信誉，让消费者更信赖。近年来，国民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要求产品安全的意识也更强，这就要求我们玩具行业必须与时俱进，改进和提升产品的质量安全。缺陷玩具产品召回是对消费者负责，更是对玩具行业、对企业本身负责。

福建鑫胜玩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兰文清表示，儿童玩具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产品，由于儿童群体对产品安全缺乏必要的认知和自我保护意识，当产品存在“缺陷”时，极易造成对儿童的伤害。缺陷玩具产品召回制度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保障儿童健康和安全，树立企业良好的诚信形象，营造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宁波市恒兴玩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霞芬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缺陷玩具产品召回制度的实施，对企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了生产风险，这样势必促使企业自我提升，同时加速行业“洗牌”，优胜劣汰，剩下的会是能够承受大风险、管理好的厂家，这样整个行业将会更加规范和严谨，使消费者的信任度提升，从而使行业更加有序发展。

政企建言：预防缺陷产品需从源头抓起

国家质检总局执法司有关负责人指出，预防缺陷产品问题的发生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企业自身要加强标准与法规意识，掌握并严格执行玩具产品安全标准，树立以质取胜的观念；同时做好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验收、生产、包装、销售等每一个环节的质量控制，从源头上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其次，各级玩具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作用，在行业内或区域内进行宣传和带动，推动玩具生产制造业形成一个标准与法规意识较浓、生产经营规范自律、产品质量安全过关的行业或区域氛围。

最后，一旦发现缺陷产品，企业要根据《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的要求，及时履行缺陷产品召回义务，预防和消除缺陷儿童玩具可能导致的损害。

玩具生产企业作为保证产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有责任和义务将产品安全地制造出来。要避免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因缺陷而被召回，应尽可能从源头上杜绝“缺陷”产品流入市场，而研发生产阶段的控制则是关键。

恒兴总经理肖霞芬表示，在产品研发阶段，一方面，企业一开始就要对产品安全性做全面的分析判定，然后进行玩具相关测试，测试通过后才能进行大货生产，并且在大货生产过程中要严格把关，质检员和生产管理人员对生产线需要进行严格监控，不断地对大货产品进行测试，最终才能将合格品投向市场。虽然这对于企业的生产成本会有所增加，但这是一个必要的控制环节。

另一方面，“设计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对玩具安全标准相当熟悉，设计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我们企业自身内部的实验室测试。特别是3岁以下的婴幼产品我们会严加测试，比如标准要求跌落测试85厘米跌5次，我们内部要求是100厘米跌14次，目的就是将风险降到最低，然后在生产之前需要送到第三方实验室做完整的产品测试，只有通过后才能进入生产环节。”

在产品生产阶段，“对员工的培训是关键，只有生产者素质和安全意识提高，才能保证产品100%没有安全隐患。我们要求生产员工严格按照技术图纸和确认样进行产品生产；质检员需要对来料、生产过程进行检验和巡检，对需要组装类的产品要进行生产过程的测试，确保没有组装和安全问题，对于品质需要在白坯、油漆、组装、包装阶段层层把关——全检，最终经过质检员的验收合格后才能出运给最终消费者。”

鑫胜总经理兰文清分析指出，产品“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有两类问题：一是业务层面的问题，如功能性、需求性遗漏：二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数据状态、扩展性设计不合理。技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受业务问题的影响，因此该问题要从安全生产的全周期来看，不应该由某一个人来承担。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不断地进行验证和确认：首先，产品的疏漏或遗漏不能单靠某一部分人避免，而是整个项目组的事情；其次，要通过建立评审、打样等方式不断确认、理解需求，并重视上市前的机构安全检测：最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都要不断地进行验证与确认工作。

西仁博副总经理孙骏则向记者说：“我们智库作为一个中高端益智玩具产品的国外品牌代加工厂、国外众多知名品牌中国总，在质量方面，做到从源头抓起，采购的每一块木头、每一滴墨水等原材料都通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每一批产品下线后，先送到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通过检测之后，才会将产品输出国外或者国内终端市场，做到将不良品在未面市前销毁。给消费者提供一个质量上可信赖的品牌形象。”

发展动向：召回制度监管力度将加大

我国儿童玩具召回制度实施6年来，对促进企业提高玩具产品安全意识，规范市场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根据相关调查报显示，问题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市场监管有待加强。制度实施以来，召回主要是由质检部门抽查市场产品发现问题才进行，企业主动召回相对较少。

另一方面，抽检方式待改善。由于召回通常以随机抽查市场售卖产品为依据，而抽检时执法人员往往只抽检正规商场上规模厂家的产品，无暇顾及批发市场街头小店的产品或无牌产品，使得产品召回往往只针对正规厂家，有失公平性。

对此，国家质检总局执法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判断儿童玩具是否存在缺陷的依据是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其一个判定原则就是经法定检验机构检验，儿童玩具的安全性能是否存在不符合国家有关玩具产品安全标准要求的情形。截至目前，我国玩具企业实施的召回，全部是基于玩具产品的安全性能不符合国家有关玩具产品安全标准的规定而形成缺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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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行业推行召回制度

召回，简单地说，就是收回产品的意思。以美国为例，产品召回措施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愿召回（voluntaryrecall），也可称为主动召回。它是指制造商经自行判断认为其生产的产品存在危险而自愿地采取的产品召回措施。自愿召回有些是由消费者直接向制造商投诉引发的，更多的是由主管部门督促而成的。另一种是强制召回（mandatoryrecall），也可称为指令召回。它是指主管部门发现并认定某种产品存在危险，经过一定的程序，向制造商命令，要求制造商必须采取的召回措施。

中国的产品召回制度起步较晚，目前还处在发展阶段，许多行业的召回制度还是空白。随着食品行业召回制度进入了议定日程，将对其他行业召回制度的建立起到巨大的推动和借鉴作用。

食品管理规定共五章四十五条，主要内容包括食品召回的管理体制；食品安全信息管理；食品安全危害调查和评估；食品召回实施，包括主动召回、责令召回和召回结果评估与监督以及召回食品后处理，以及法律责任。

根据这一规定，食品召回将采用“二级监管”的模式，由质检总局统一组织、协调全国食品召回的监管工作，监督、指导省级质监部门开展召回工作；省级质监部门根据国家质检部门的工作部署和要求，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召回的监管工作，市级质监部门配合省级质监部门实施召回过程的监督管理。

国家质检总局将组织建立食品召回信息管理系统，统一收集、分析和处理有关食品召回信息。

在食品召回分级方面，根据食品安全危害程度的评估对食品召回分为三级，并根据召回级别对食品召回的具体行动作出时限要求，以迅速有效地实现召回目的，最大可能地消除食品安全危害。

中国营养与食品安全所霍军生教授则认为，目前中国建立食品召回制度还有很多难处。食品召回制度建立的基础是具有食品追溯体系，目前中国中等以上企业都有一套体系，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超市等销售地点，都能找到食品的源头、甚至原材料的生产企业。但是，不少小型企业还没有建立这套体系，因此，食品召回制度的实施会有一定的难度。只有追溯体系不断完善和健全，食品召回制度才能得到健全和发展。

对产品召回情况的监督

从我国现行的保护消费者法律来看，更侧重于对消费者受到损失的弥补和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而不注重积极预防和制止即将发生的危害。而产品召回制度正是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它根据同一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同质性这一现象，研究个别产品具有的潜在危险，推断一定样本总体具有的潜在危险，进而对整批产品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于防止大范围的损害发生确实能够起到预防的功效。

但是，在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产品召回制度情况下，一些“时髦”的企业，尤其是一些跨国公司抓住产品召回制度尚未完善之际，大肆“召回令”，这无疑可以从消费者心目中捞回不少“印象分”，但殊不知，这种的宣传方式，往往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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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电；召回；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TM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一、我国家电行业召回制度现状

(一)没有形成产品召回制度的社会氛围

企业对召回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对召回制度的价值有误解。担心召回不成，反而导致品牌。因此许多厂家都不敢正面提到产品设计等方面的缺陷，只能私下靠维修或免费升级来解决。但是从长远来说，召回却有益于企业的信誉和品牌的维护。

(二)消费市场不成熟

我国很多消费者对召回制度认识不够，很容易将召回产品等同于伪劣产品。因而，面对这种落后的“产品消费观”，即使厂家花费成本来回收产品，消费者也未必买账，产品召回制度的应用其困难可想而知。

二、我国家电企业实施召回制度的必要性

(一)家电企业实施召回制度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实行召回制度，是中国家电企业融入全球竞争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强国，家电业正日益融入全球环境中，但国内并没有实行召回制度，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国家电业在全球市场中竞争力不强的因素之一。

(二)家电企业实施召回制度可以净化我国市场环境

建立召回制度无疑给生产厂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品一旦出现被召回的情况对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明智的厂商必然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这样就把那些质量差、技术落后、存在安全隐患、污染环境的问题产品逐出市场。

(三)家电企业实施召回制度有利于产品制造商的自身完善

实行召回制后，对生产企业在产品质量上加了一个紧箍咒，企业面对承诺不得不防患于未然，必然会加大对产品质量的控制力度。客观上起到了保证产品质量的作用。

(四)“产品召回制”是对国家“三包规定”的完善和补充

“产品召回制”与现存的家电产品的退换、包修等国家“三包规定”并不矛盾，而是在产品出现隐患时的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具体规定。这种与国际接轨规定的实施，将会与国家“三包规定”一起形成了我国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维护消费者的法规体系。

(五)家电企业实施召回制度可以巩固与经销商的关系

经销商对品牌的支持度、忠诚度往往源于厂家与其共担风险的程度。召回制度的实行降低了经销商的营运风险，增强了经销商的美誉度，作为经销商就可以腾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渠道维护、网点的开辟，促进了整个物流管理的良性循环。

(六)家电企业实施召回制度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建立家电召回制度，实质上也是为了体现厂商对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负责的态度，切合当前和谐消费的社会氛围。推行召回制后，在一定期限内属产品质量问题的退货得到了保障，有利于厂商承担社会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

三、加快我国家电产品召回制度建设的措施

1.家电企业的管理、营销人员要正确认识召回制度，应该熟悉与本行业有关的生产、销售、技术规范等法律规章，尤其是与产品召回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时掌握最新信息，特别是企业在开发国外市场时，一定要熟悉当地的产品召回制度和法令，当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要妥善解决问题，采取主动召回行动。

2.家电企业应健全产品信息系统

(1)产品信息收集系统。一次成功的产品召回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效的信息收集、报告系统。迅速、高效的信息收集系统能够使生产商对产品事故做出迅速反应，是产品召回制度的重要前提。

(2)产品信息系统。启动产品召回程序以后，生产商或者政府主管部门以各种方式进行产品召回信息的。信息的范围应当是该批次产品可能销售的范围；信息的对象包括进出口商、批发商、零售商、维修商、消费者等一切商品营销环节中的主体；信息的内容包括生产商名称、产品名称、产品批次、产品缺陷、产品缺陷所可能引发的损害后果、销售范围、召回措施、召回部门；最后还应当包括对消费者的补偿措施等其它事项。

(3)产品物流信息系统。召回是逆向供应链的高级实现形式。在产品召回过程中，一般会同时发生逆向物流和客户服务改善。召回要求厂家要做到两个方面的可追溯性，一是产品及零配件的可追溯性，二是用户的可追溯性。产品出了故障，很快就可以明确是哪一批产品，哪些用户出了问题，召回范围很明确。

3.产品召回事后要及时明确责任、根除缺陷，加大更新产品的宣传力度

处理完产品召回的善后工作后，企业要追查产品的“问题源”，明确部门和个人的责任，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根除产品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的缺陷，防止问题产品的重复发生。

4.引导消费者正确理解家电召回制度。企业对召回的信息应及时予以公示，经过改进的产品上市后，应从性质、用途，安全性等方面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新老客户对更新产品的认同感，提高消费者对企业的理解和信任，引导和影响公众舆论朝着有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树立企业诚信形象。

5.建立缺陷产品召回责任保险

由于产品召回成本高昂，单靠生产商和销售商自身的实力难以承受其巨额费用，所以，国外通常的做法是购买召回保险来转嫁风险，也就是将召回费用转移给保险公司。通过产品召回保险，使得卖方尤其是生产商在面对产品安全突发事件时不仅能得到资金支持，还能得到专业的应急策略指导，以正确的方式面对公众、政府、乃至销售链中的各个环节，以最低的成本避免危机。

总之，我国家电企业实施召回制度，将从更广的角度对消费者的权益进行保护，并有利于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的竞争力，促使企业做大做强，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黎卫东.构建我国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5.

[2]王建飞.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研究[D].安徽大学,2005.

[3]戴湘荣.论物流客户服务中产品召回制度[J].物流技术,2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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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林勇胜在一次专项检查中表示，广州将进行食品药品专项整治，严查销售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商家是否落实进货查验制度，违者将被处罚。同时透露，广州相关部门正在开始着手制定召回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

调查：市场发展需要召回制度

依照美国法律，产品召回制度分自愿召回和强制召回两种形式。前者是生产商自行判断、自愿采取的召回制度，后者则是主管部门依据一定的程序向生产商提出强制召回产品的要求。欧盟各国更以立法方式规定，新产品投放市场后，制造商必须跟踪观察,如存在损害的可能性，则要召回；如果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致使新产品的隐蔽缺陷造成了消费者损害，就应承担跟踪观察缺陷的侵权责任。

由此可见，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是实施产品召回的前提和基础。缺陷产品不等于不合格产品，缺陷产品多对消费者形成潜在危险，而非实际已经发生的危险。基于产品生产者、交易者对消费者所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和瑕疵担保义务，规定其采取自愿警示公告、召回已流通产品、免费更换、免费修理等手段，将对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实际危害降到最低程度。同时，主管机关可以依据召回制度，对不愿履行召回义务的企业实施强制产品召回，并给予其制裁和惩罚性赔偿。

但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情况来看，对于消费者的保护更侧重于强调侵权行为的弥补和事后制裁，不注重侵权行为的预防和事前制裁。《产品质量法》只规定了“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赔偿责任。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缺陷产品回收的规定过分依赖经营者的诚信度，且无相应的惩戒措施，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消费者虽然得以从新闻媒介、主管部门处得知个别产品存在缺陷，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但因无法证明已经发生实际损害、无法举证产品属于不合格产品而不能要求生产者、销售者退货并赔偿损失。

“个别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不可避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保证本国的产品全部符合其他国家的质量、安全标准，中国应下大力气整顿和提高产品质量。”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司长刘兆彬在一次正规会议上表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完整的产品召回制度，甚至通过立法加以保证。

然而，SK-II等事件却再次暴露了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缺陷。尤其对于广州这个化妆品生产基地来说，出台针对性的化妆品《缺陷产品召回条例》更是势在必行。最近，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林勇胜表示，生产企业有召回存在安全隐患产品的义务，其范围包括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销售者必须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并建立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的产品进货台账。销售者未向供货商索要法定检验报告前，一律不得销售相关来路不明的产品。违者除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产品外，并处货值金额3倍的罚款；严重者或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

林勇胜还透露，相关部门正着手研究关于产品召回的具体操作程序，如召回方式是应由企业主动提出或是政府强制要求；对举报有功人员，可给予实际收缴罚没款10%以下的奖励金，但最高不超过10万元；对于经立案查证属实，但只有没收物品，没有罚没款的，酌情给予奖励，但最高不超过1万元；市民还可通过电话、传真或网上举报等方式进行举报，同时也可举报网上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非法广告。

解读：权威专家评点政策优劣

广东工商化妆品制造业商会副会长杨广群表示，召回制度对企业的实质影响是给企业增加偶然性的巨额成本。一旦发生产品召回事件，生产商在一次召回事件中所发生的费用从数亿到数十亿美元不等，这对增强企业对产品的质量保证有一定用处。

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张枫律师认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召回制度的制定必不可少。我国这几年出现的产品缺陷问题越来越多，媒体曝光率越来越高，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来制约这些企业的行为，将对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更会严重打击消费者的消费信心。

而一些经济专家也指出，企业不应该被制度本身局限，而应积极地在内部建立相应的召回成本管理，以防万一。由于召回发生的概率很小，在发生前很难对它可能影响的范围、金额做出合理估计。所以一旦发生产品召回，生产厂商必将受到很大影响。这也使得召回成本的核算和管理成为企业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它不但涉及到财务会计对召回事项发生后的确认、计量、报告，而且对企业的成本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是管理会计应该认真研究的一个新问题。

业界声音：召回制度是市场管理进步的体现

广州芭妍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周开涵表示：“对企业来说，为了能够保持市场的良好口碑，一旦产品出现问题，不管有没有召回制度，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召回产品，哪怕损失再大也要做。不过，广州出台《产品召回制度》对一些无良商家能够起到制约作用，可以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

香港花都集团公司董事长林春伟表示：“召回制度跟危机公关有同等作用，都是一个对市场负责任的企业应该做也必须做的事情。出台这样的制度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有关部门对监管制度的完善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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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们在为企业敢于召回问题产品而鼓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赢得“掌声”，竟然拿“召回”来“作秀”。以今年“315”为例，保时捷CarreraS(997)跑车、日产“奇骏"T30型、一汽华利特锐、法国雷诺拉古那BG0W型、梅赛德斯-奔驰S级W220型、上海通用凯越、三菱汽车7大品牌轿车纷纷上演“召回”秀。巧合的是，这七大品牌召回令的时间竟然前后只相距20天，这多少有点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作秀的嫌疑。

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正确看待企业的产品召回制度，有必要与大家分享一下产品召回制度，包括其他国家如美国的产品召回制度。

一、产品召回的正确含义

召回，即英语单词recall，原意是“收回”的意思。产品召回，简单地说，就是收回产品的意思。以美国为例，产品召回措施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愿召回（voluntary recall），也可称为主动召回。它是指制造商经自行判断认为其生产的产品存在危险而自愿地采取的产品召回措施。自愿召回有些是由消费者直接向制造商投诉引发的，更多的是由主管部门督促而成的。另一种是强制召回（mandatory recall），也可称为指令召回。它是指主管部门发现并认定某种产品存在危险，经过一定的程序，向制造商命令，要求制造商必须采取的召回措施。

二、产品召回的条件与程序

产品召回是有标准的，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标准。以《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为例，判断汽车产品的缺陷包括以下原则：一是经检验机构检验安全性能存在不符合有关汽车安全的技术法规和国家标准的；二是因设计、制造上的缺陷已给车主或他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三是虽未造成车主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但经检测、实验和论证，在特定条件下缺陷仍可能引发人身或财产损害的。

同时，依产品召回的种类不同，产品召回的程序也分为两种：自愿召回的程序和强制召回的程序。自愿召回的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无论是决定或者实施都比较快。但是自愿召回仍应遵循法定的或者法律授权主管部门规定的一些要求。强制召回则要复杂得多。强制召回命令之前，主管部门一般要履行通知义务，给予涉案者提出意见的机会，包括举办公开的听证会等。甚至还要针对有关的产品或者制造商向地区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宣告产品为有急迫危险的产品，准许强制性命令后方可实施。

三、对产品召回情况的监督

无论是自愿召回，还是强制召回，法律都赋予了主管部门对实施召回情况的监督权。同其他国家特别是我国相比，美国实施的产品召回制度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产品召回制度是由立法机关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的。法律不仅规定了实施产品召回的基本条件和程序，还规定了违反产品召回规定的制裁措施。

二是产品召回的对象非常之广。产品召回的对象，除法律明确列举的汽车、生物制品、饮水冷却器、婴儿奶粉、环境杀虫剂等产品外，还包括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管辖的15000多种消费品。

三是产品召回的主管部门比较多。在美国，有权强制召回产品命令并对产品召回情况实施监督的主管部门不止一个。为数众多的一般消费品的召回，由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负责。而一些特殊商品的召回，则由其他一些专门的主管机关负责。

由此可见，建立和完善产品召回制度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从我国现行的保护消费者法律来看，更侧重于对消费者受到损失的弥补和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而不注重积极预防和制止即将发生的危害。而产品召回制度正是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它根据同一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同质性这一现象，研究个别产品具有的潜在危险，推断一定样本总体具有的潜在危险，进而对整批产品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于防止大范围的损害发生确实能够起到预防的功效。

但是，在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产品召回制度情况下，一些“时髦”的企业，尤其是一些跨国公司抓住产品召回制度尚未完善之际，大肆“召回令”，殊不知，这种时髦的宣传方式，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首先，中国消费者还没有完全理解产品召回制度。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产品召回就是企业召回有问题的产品，而消费者在面对有过多起质量问题记录的品牌时，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肯定会大打折扣。以日系品牌为例，自2005年以来，日系品牌丰田、本田、马自达、索尼、奥林巴斯等相继公布要求召回问题产品，从而使得整个日系产品在中国集体陷入信任危机。而作为日系品牌的典型代表——索尼，更是在一年内相继召回笔记本电池、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电视机等，索尼在中国的形象就此降到了低谷。

所以，在中国消费者尚未准确理解产品召回制度的含义之下，企业应该谨慎应用产品召回制度。海尔张瑞敏因为冰箱质量不过关，就冲冠一怒砸冰箱，砸出了一个世界级品牌；九牧王林聪颖因为生产出来的西裤是次品，不是想办法把产品处理掉，而是当着全体员工的面，火烧了一批价值几百万的次品裤，这一烧也烧出了一个中国驰名品牌；雷士照明在创立之初，以净损失200多万人民币召回全部问题产品，换来了雷士在照明行业的绝对诚信。即使这些多少因为产品召回而成功的企业，在面对召回问题时，雷士老总吴长江就表示，一定要严把质量关，希望召回不要再重演！

其次，产品召回不是宣传口号。当召回成为习惯的今天，我们可以在各大媒体上清晰地看到“XXX召回1875辆XXX，自主品牌首次全球性召回”、“快停用这种感冒药，厂家紧急召回！”、“XXXX紧急召回68000多辆07款新车”、“XXX全球召回令”等企业骇人听闻的“召回”信息。召回就召回吧，用得着“全球召回令”吗，这不明摆着告诉消费者，我的产品就是有问题，但是我有理！但是，企业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产品谁还会再购买啊！

另外，警惕产品召回制度成为企业欺骗消费者的最大借口。在中国有一个可怕的现象：就是在有关部门或者消费者举报XXX产品有问题的时候，这家产品的企业主在无法向政府和消费者交代的时候，就很体面地选择“召回”。从表面上看，召回的损失对企业来说是巨大的，但是这样的产品对消费者的欺骗是无法估量的。企业因为召回赢得了消费者的谅解，但是有些不思进取的不法企业就会想，反正我推出产品，在你没有发现问题的时候，我狠赚一笔，在发现问题后，我就召回呗，然后我再推出别的产品代替不就行了么。

所以说，在产品召回制度的保护下，一些劣质产品的企业主居然敢直视产品的问题，而且问题越大越好，越说明召回有理。

召回有理！假如，当产品召回演变为企业欺骗消费者的借口之后，产品召回制度也就失去了他应有的光环，希望国家尽快健全产品召回制度，以法律控制和部门监管的方式，完善产品召回程序，为消费者提供健全的产品召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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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现行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现有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缺少基本立法支持

    现阶段,我国的产品召回虽然以《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基本参考依据,但因为这两项法律中对于召回未规定明确条款,导致召回实践发展缓慢。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第2款虽规定:“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该条款虽然对经营者规定了发现缺陷和及时处理的义务,但过于笼统,其中“有关行政部门”不确定,“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不具体,因此,这种泛泛而言的规定,无具体操作程序,缺少罚责支持,不具备可执行力,这种形同虚设的规定,难以从法律上来保障产品召回制度的贯彻实施。同理,《产品质量法》仅规定了缺陷产品等基本概念,但因缺少召回具体规定,也不能有效发挥召回基本立法作用和承担起支撑召回立法的强有力的后盾。而且,召回基本立法的缺位导致我国大量的一般性产品召回无法可依。

    (二)现有召回法律制度的处罚力度偏低

    我国现有召回法律制度的处罚力度偏低,而且缺少民事赔偿规定。如《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部门可责令制造商重新召回,通报批评,并由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一)制造商故意隐瞒缺陷的严重性的;(二)试图利用本规定的缺陷汽车产品主动召回程序,规避主管部门监督的;(三)由于制造商的过错致使召回缺陷产品未达到预期目的,造成损害再度发生的。”该条款中关于不履行强制性召回的罚则的规定,一经出台便遭受到广大媒体、车主和法律工作者强烈抨击,对于严重隐瞒汽车缺陷最高罚款为3万元,既与汽车产品本身价值和利润不相称,又与汽车产品缺陷潜在的社会危害后果严重不相称,更与国际上类似的规定差距过大。因此,实施召回不能寄希望于经营者自身的“道德水平”和“自觉性”,而应依靠健全法律规定和加大违法成本,才能保证法律制度具有足够的威慑力。

    (三)政府监管不到位

    目前我国政府对召回监管不到位,突出表现在强制召回软弱无力。强制召回既是召回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召回有效实施的有力保障。因此,令人担心的是,“强制召回缺位,助长企业侥幸心理”[7]过多地依赖于责任者的自觉行动,召回全凭企业“良心”与“道德”,召回制度不可能发挥应有作用。政府监管乏力下的企业自主召回不可能彻底、长久,无法从根本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使召回制度落到实处,主管部门必须充分履行好监管职责,健全社会配套体系,以强制召回保驾护航,保证召回制度的社会效果。

    二、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一)完善已有的相关法律

    《产品质量法》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产品质量管理法,对产品召回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该法的许多规定并不能适应建立系统的产品召回制度的要求,我国现行立法对产品的界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产品范围的界定不统一,甚至矛盾。例如根据《产品质量法》,商品住宅不属于其调整范围,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却将商品住宅纳入其调整范围。二是对产品范围界定太窄,不够宽泛。如未将初级农产品纳入产品范围,未对血液及血液制品,电、煤气、天然气等无形物以及智力产品如书籍、地图等是否也应纳入其范畴未作规定。

    (二)制定专门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法律法规体系

    当今社会,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日益加剧市场竞争都使得缺陷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机会大大增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事件屡见报端,因此我国有必要制定一套专门的产品召回制度法律体系,以更好地保护公众安全。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的产品召回制度立法比较成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如针对一般产品制定一般召回法,针对特定产品的特殊召回法,授权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召回细则,并执行和监督召回。构建我国的产品召回制度首当其冲的是立法体例的选择问题,可选择的体例有两种:一种是制定单行法规;另一种是在其他现行法中以专篇专章的形式规定产品召回制度。笔者认为我国宜采取第一种立法体例。因为产品种类繁多,不同的产品的召回方式、时间等方面不尽相同,而且,我国的《民法通则》属于民法范畴,《产品质量法》尚需进一步完善,所以在立法上宜分不宜统,宜采用单行法规的形式,与国际通常立法方式接轨。

    (三)产品召回制度应建立科学的威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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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图书产品；召回制度；质量意识；出版人

虽然人们都知道汽车有“召回制度”，但对于图书的召回制度却知之甚少。其实早在2004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颁布了《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其中在第十八条就明文规定：“对于印制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出版单位必须及时予以收回、调换。” 这也就是我国“图书召回”制度的法律依据。这充分体现出我们国家在法律层面上，强调出版人作为图书产品的生产者所要承担的质量责任。

一、对图书产品质量的负责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众所周知，出版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又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有力工具，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出版业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下的出版业，历来都非常强调正确的指导思想对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始终要求每一名从业人员必须把握正确的指导思想，重视经济利益，但绝对不可以唯利是图。记得一位老产业工人曾说过这样一句震撼世人的肺腑之言，他说：“对于企业来说，产品是钱，可质量是命，我们绝不能干要钱不要命的事！”。作为一名出版人，每每想起这句话，我都会对“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这句话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也真正体会出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产品质量的负责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当今社会每个人都很珍惜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大家才会对那些漠视生命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感到不可饶恕。社会上曾经出现的毒奶粉、毒辣椒、注水猪肉等等，都让中国人付出过健康和生命的代价。

作为文化战线的“产业工人”――图书作品的生产者，我们也同样要树立起“对产品质量的负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的信念，如果因为我们的疏忽让不合格的图书产品从我们的手中“溜”出去，我们出版人的内心就会感到深深地自责和不安，更何况我们生产的这种图书产品，往往关系到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国家文化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同样用“人命关天“来形容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为过。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而是要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一颗对祖国和人民高度负责任的忠心来塑造我们出版社的生命，真正做到：“图书精品，质量第一”。

二、重视生产过程的每个细节是出版人的根本原则

“质量不是检验出来，而是生产出来的”。重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应该是我们出版人在图书产品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

首先，要以《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作为我们编辑、校对的行为规范，强调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念；第二，要增强出版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结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把好选题关，对图书作品而言，没有好的选题就无法出好的精品。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图书质量的“第一选择”，也就是图书内容质量的把关。第三，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把图书定位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多出精品力作和传世佳作，少出平庸作品，杜绝垃圾作品，更不能出“有毒作品”；第四，要敬业爱岗，忠于职守，要在具体履行编辑、校对工作中，认真把好图书的质量关，提高内容、编校和印装质量；第五，任何图书的质量问题都要靠人来把关，所以，我们既要选择适合市场需求的图书产品，也要着力培养一批年轻有为的编辑力量，要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等方面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加强对他们职业规范的严格要求；第六，要培养能坐得住的编辑、校对人员，编辑和校对工作是一项必须能坐得住的工作，心情烦躁、缺乏耐心都是编校工作的大忌，试想，一个根本坐不住的人，如何能体会出所编辑作品的文化内涵，做到百分之百的不出现文字差错；第七，要通过落实各种图书出版的规章制度，切实做到用制度和标准管人。在具体的编辑校对工作中，要特别强调，各编辑室要把图书产品的质量放在自己工作的首位，要对自己编辑出版的每一件产品都能作到精雕细刻和万无一失。要始终坚持各项出版编校的规范要求，明确自己作为一名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人，对于图书质量的要求，与其说是对一件产品的负责，不如说是对自己人格和良知的负责。只有责任心得到了增强，才能有好的质量意识，只要严格按规范进行编辑和校对，才能确保每一本图书做到百分之百的合格。

“文化人做事，无论如何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是一名在出版行业工作了近50年老编辑曾给年轻编辑的一个告戒。图书不是一般的商品，是给人们知识和力量的精神食粮，如果我们放任自己职责，甚至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把掺杂使假的文化产品给了我们的下一代去阅读，致使他们失去精神的追求，或者粗制滥造，用南辕北辙的“文化垃圾”误导他们的学习，那我们与持刀抢劫的劫匪何异？所以说，作为一名出版社人，对于图书质量意识的强化，不仅仅只严格要求自己个人做到，还应当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带动自己身边的每一名编辑，每一名校对狠抓质量意识，以每个人的责任心为切入点狠抓图书质量管理。对出现的任何图书质量问题，如果进入到发行和流通领域，作为出版社应当立即启动“召回程序”，无条件的从读者手中把有问题的图书进行全部“召回”，并给读者免费提供合格的图书。与此同时，在出版社内部则要同时启动内部质量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倒查”方式，把责任落实到人，当然，内部的处罚不应该作为最终目的，而应该首先让所有的编辑、校对、包括行政人员，都要认识到图书的质量不仅仅是修改一个错别字的问题，而是要对出现图书质量问题原因进行分析总结，使每一个图书质量事故都能落实到个人，从中汲取教训，受到警示。其次，要严格要求编辑和校对人员，在工作中，要绝对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图书质量的考核制度，对存在有质量瑕疵的产品坚决不允许送印刷厂印刷。再次，要坚持每半年一次的图书质量分析会，对出版的图书质量工作进行总结，对发现的问题，哪怕是很细小的问题，都要认真分析总结，查找原因，并提出今后避免再次发生的的解决方法，以便举一反三，持续改进，真正把质量意识牢牢树立起来。最后，要把想到的都做到，要把做到的都做好，要立足岗位抓质量，一丝不苟出精品。

质量是价值和尊严的起点，是亘古不变的制胜之道。作为文化战线的出版人，更应该把图书产品的质量看成对生命的敬仰，对人品的追求，真正做到“产品意识在我心中，产品质量在我手中”。用“精心、细心、恒心、爱心”来塑造我们的图书产品质量，打造我们出版人的良心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