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敌歌词十篇

宿敌歌词篇1

《宿敌》讲的应该是一个爱情故事，听到这里，你可能又不耐烦了。因为现在的流行歌曲大多流于俗套，只是新鲜一小阵，以后却再也不想听。可是〈〈宿敌〉〉完全不是这样的，当音乐将这幅水墨画卷铺展开，你会看到作者的才气一点点浸透出来。这是一种回归自然的美，不华丽却透着清新，不唯美却带着丝缕可爱。这不正是在繁华疲惫表皮下的人们所正在寻找的吗？歌词和旋律结合在一起，每一遍听感觉都不一样，每一遍想，感受都大不同。

《宿敌》讲述的故事更美，既然上天已注定，那我选择爱上你——我的宿命，既然前尘已选定，那我决定俯首称臣对你——我的宿敌。时光穿越千年，刀光剑影，称霸天下，除你无敌。即使辗转千年，再次见到你，还是如此命中注定。

当合上书本，熟悉歌声又在耳畔回荡“会在何处见到你，莫非前尘已注定，飞过时空的距离，却囿于刀剑光影——”

宿敌歌词篇2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成立演剧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到全国各地宣传抗日救亡。音乐家贺绿汀怀着对侵略者的强烈仇恨，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

1937年冬，上海救亡演剧一队辗转来到山西抗日前线，为抗日部队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引起强烈反响。年底，他们到达山西重镇临汾。在城郊的一个八路军办事处（现在临汾尧都区刘村镇），他们与指战员有了更直接的接触，并对游击战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在听取了、任弼时、等首长的报告后，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策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开始认识到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仅要靠正规战，也要靠运动战、游击战。就在这时，贺绿汀突然来了灵感，瞬间化作一串火热的音乐旋律。几天后，他在防空洞的煤油灯下完成了《游击队歌》的词曲创作：“我们都是神，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1938年1月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洪洞县高庄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会议期间，贺绿汀指挥演剧一队的全体队员们为与会代表演唱了这首《游击队歌》。

由于这首歌曲准确刻画出游击健儿机智、灵活的英雄形象，其歌词更接近红军游击战法，尤其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两句与会议的主题还十分贴近，故受到与会的、、、任弼时等高级将领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当时部队非常需要这样的歌曲。

于是，这首歌曲便迅速传遍山西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而传遍全国各抗日战场。1938年夏，贺绿汀又将其改编为四部混声合唱曲，后来成为20世纪中国最经典的合唱单曲之一。

《游击队歌》是带有对比性中句的两段式结构。第一乐段在节奏上模仿小军鼓的鼓点，给人以行进的感觉；弱拍后半拍起为特点的节奏型贯穿全乐段，唱起来统一和谐；以四度大跳后上下级进为主的旋律线给人以紧张、活泼的感觉，这些因素巧妙组合，使游击队员乐观、机智、顽强的性格特征，形象地表现出来。第二段前四小节在节奏上有所变化，曲调也安排了两小节的同音反复。以近似数板的音调刻画了游击队战士风趣、乐观的性格和对强大敌人的蔑视。这段音乐从节奏变化、旋律进行、调式色彩都与前段形成对比，给人以新鲜的感觉。紧接着再现了第一乐段的前两乐句，使歌曲既有变化又很统一，完满地结束在主音上。

《游击队歌》的旋律部分来自于《英国掷弹兵进行曲》。它曲调轻快、流畅、生动、活泼，以富于弹性的小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既给曲调以进行感，又表达了游击战士们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典型形象。全曲音域集中，形象鲜明，语言通俗，这也是这首歌能在群众中久唱不衰的原因。

《游击队歌》融入了作曲家对抗日将士的真挚情感，对侵略者的愤懑与藐视，对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创作上，作者做了精心的构思与安排：先将节奏写出来，然后按节奏谱写旋律，再依曲填词。富有弹性的小军鼓节奏，轻快活泼的小乐句，唱起来朗朗上口，适合部队行进时边走边唱；对比统一的曲式结构，西方作曲技巧的应用，生动鲜明的音乐形象与曲调高度协调一致，使得乐曲和谐而完美，游击队战士在艰苦环境下的机智勇敢性格，紧张愉快的生活场景跃然谱上，战斗性的内容、群众性的语言、朝气蓬勃的音调，无论是合唱抑或独唱，无论是演唱者还是听赏者，都会被歌曲的乐观情绪所感染，都能感受到革命与集体的无穷力量，从而信心倍增，奋勇杀敌。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华中，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所谓“游击战争”，即“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首《游击队歌》用歌曲的形式为八路军游击战法作了一个形象的注脚。但可惜的是，《游击队歌》的第二段歌词后来未保留。

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一共作战12.5万多次，毙伤日军52.7万余人，牵制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以上、伪军全部兵力的90%以上。在这场苦难而伟大的战争前线，贺绿汀写出的《游击队歌》充溢着乐观明朗、机智向上的情怀，展示出一个民族的智慧、勇敢和顽强。

1946年4月，贺绿汀被调回延安，在王家坪的一次晚会上，亲切地对贺绿汀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这年11月党中央撤离延安时，在繁忙中还关切地问：“还有个贺绿汀呢？”

新中国建立以后，《游击队歌》一直在全军中广泛传唱，并多次列入总政治部向全军推荐的歌曲，成为军队歌咏活动的必唱曲目。《游击队歌》也曾有各种改编曲，其中作为军乐曲的《游击队歌》更为动人。

在1964年首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根据《游击队歌》编排的《游击队舞》无疑是这首军旅歌曲最形象的阐释。

1973年，总理在延安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时，郑重地提出：“在这里应该挂上一幅《游击队歌》曲谱照片。”由此可见《游击队歌》的重要意义。

宿敌歌词篇3

1978年，郭俊明参军入伍，在排长的收音机中，第一次从敌台中听到邓丽君的歌声。那时，收听邓丽君虽不像在“”期间那样面临劳教甚至判刑的风险，“但是被单位内部批评、处分甚至开除的风险还是有的。”

温柔的声音

“那是多么温柔的令人极其舒服的声音啊。听到的歌曲是《美酒加咖啡》和《何日君再来》。”郭俊明至今都忘不了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歌声时的感受。

郭俊明是一名通讯兵，参军没几个月，通讯排的排长就带着他收听台湾对大陆广播的邓丽君的歌曲。“排长是石家庄人，我是太原人，城市兵接受新事物比较快，身边又都是先进的通讯设备，近水楼台。”郭俊明回忆，开始一段时间，每当他听到“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为大陆同胞广播，现在是《为您歌唱》”时，心中就一阵紧张，毕竟是“收听敌台”。但是看看排长和一起收听的战友们的坦然表情，他放下心来。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到80年代初，中国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把台湾当做敌区，敌区的电台就是敌台，不管公开听还是偷听敌台都是不被允许的。前苏联和美国的对华广播曾经也被当做敌台。规矩的人即便调台时偶然碰上，也有一种强烈的犯罪感，那声音在感觉中一下子变得巨大无比，人民警察似乎也及时地在你的屋后巡逻，即便人民警察没有听到，邻居也可能将你举报。这时就要赶紧把频道从敌台中调开，有时关上收音机后，还要惴惴不安几天。

后来，郭俊明的战友们有的偷偷把大小如砖头的小录音机带到宿舍中，播放邓丽君的磁带，这些磁带是一些在南方沿海有亲戚朋友的战友带来的，都是翻录的，效果不是很好。如果有团级以上领导来视察，战友们就赶紧把录音机和磁带藏好。有时部队去靶场拉练，士兵们坐在火车里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睡不着时郭俊明就和战友们哼唱邓丽君的《香港之夜》。

和郭俊明一样，北京的盲文编辑李珍也是1978年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曲。李珍天生双眼失明，1978年时她才16岁，在盲文学校上学，住在五四大街一个胡同中的大杂院里。有一天放学回家，走进院门，就听到邻居刘哥家里传出了说不出来的美妙的歌声。“您听的是什么啊？”李珍趴在刘哥的窗口问，刘哥告诉她，自己刚买了一台“砖头录音机”，放的是台湾歌星邓丽君唱的歌曲磁带，因为磁带是托人翻录的，不知道歌名，也没有歌词。李珍现在回忆，那可能是邓丽君的专辑《小城故事》。

从来不在生活上对父母提要求的李珍这次也忍不住要他们给自己买一台“砖头录音机”。“给我买的这‘砖头录音机’不是特别好的，但是也花了将近100元，那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李珍说，后来住校后家里还给她买了短波收音机，这样每天晚上在宿舍里就能收听台湾和澳洲广播电台的歌曲节目了，邓丽君的歌曲比重最大。

当时，台湾对大陆的“自由中国之声”广播政治性很强，但为了吸引大陆听众，电台设置了很多音乐元素。除了晚上六点播放的《为您歌唱》栏目，每个整点的节目开头也都要播放十分钟的歌曲，很多都是邓丽君的，还有凤飞飞和刘文正的。音乐是糖衣，炮弹是政治节目，有新闻、调侃大陆的专栏《三家村夜话》以及为“某某同志”播放的数字密码。

“我有的同学被发现‘偷听敌台’，结果被老师批评了，我也被老师警告过。但是那时‘’已经结束，面临改革开放，对这种‘罪行’的惩罚已经很轻了。”李珍回忆说。

比郭俊明和李珍都早，在伊春公安局工作的董少华1975年就开始偷听邓丽君的歌曲了。现年60岁的董少华说，自己是在1975年一次修建国防工事的劳动中结识了几名邓丽君歌迷，从此迷上了邓丽君的歌曲。“我们有时会聚在一起，通过短波收音机偷听邓丽君的歌曲。每当邓丽君的歌声从收音机中飘出时，大家都陶醉了。”

但是董少华们也没有放松警惕，每次聚会时，他们都要把门窗关好，窗帘拉上，把声音调得小小的，有时甚至要用耳朵贴在木头壳子的收音机上。在公安局工作的董少华很清楚，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就有被判刑的可能。“听到邓丽君唱到美妙的地方，有的歌迷会激动得身体轻轻抖了起来，也可能是一种害怕。”

敌台的音乐美妙而刺激，但总是被严重地干扰，声音忽大忽小，有时都无法完整地听一首歌。后来，人们发现，澳洲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非常清晰，甚至超过国内的一些广播电台。

澳洲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王恩禧说，正是因为澳洲广播电台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以娱乐和旅游节目居多，几乎没有受到过大陆的干扰。澳洲电台转而成为人们收听邓丽君的最佳选择。

两个电台

广播中的音乐节目，让人们毫不犹豫地用脚投票。1970年代末，电台是人们最重要的娱乐工具，与大陆电台的音乐充斥着铿锵有力的豪迈歌曲相比，境外电台传出的邓丽君的歌曲让人们紧张的神经一下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曾供职澳洲广播电台的王恩禧是早年邓丽君歌曲在大陆传播开来的关键人物，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通过广播节目为大陆听众介绍邓丽君的歌声，还曾先后四次采访邓丽君，其中两次是面对面，两次是电话连线。1978年，王恩禧在澳洲广播电台（简称“澳广”）中文部创办并主持《您喜爱的歌》节目，在这个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里，邓丽君的很多歌曲一度成为点播率最高的曲目。

1981年秋天，王恩禧利用回台湾的机会采访了邓丽君。邓丽君完全没有大牌明星的架子，平易近人，非常亲切，认真回答每一个提问，还耐心为大陆听众签名留念。

这次采访在澳广播出后，一下子收到了10万多封听众来信，来信基本来自大陆，大都是表达对邓丽君歌曲的钟爱并索取签名照片。由于来信太多，以至于王恩禧和他的同事们在节目里不得不恳请听众暂时不要来信了，因为当时澳广每处理一封大陆来信需要花费1澳元。来信潮持续了两三个月，盲人李珍也在那一次给澳广写信，并在广播中得知自己得到了邓丽君的签名照。可惜，这张漂洋过海的照片最终没寄到她手里，这成为李珍的终身遗憾。

随后而来的1981年春节除夕夜，王恩禧透过电话与邓丽君连线，向大陆听众拜年。1983年，邓丽君的歌曲已经在大陆家喻户晓，趁邓丽君在美国巡回演出期间，王恩禧再次在节目中与她连线，报道演出的盛况。

王恩禧说：“1979年以前没有一封大陆的听众来信，开放后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王恩禧身处收音机的另一端，广播人的独特身份让他亲眼目睹了邓丽君在大陆通过小小的收音机流传开来的全过程。他认为，中国大陆从清一色的样板戏过渡到丰富多元的听觉选择的过程中，邓丽君担当了非常独特的关键角色，没有哪个华人歌手在那个转折点上对中国人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她让人们首先从收音机里找到了听歌的乐趣，抛开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找回了音乐本该有的功能。

而在台湾，邓丽君的音乐则以另一种方式与政治紧密捆绑在一起。1979年开始，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开辟对大陆听众广播的《邓丽君时间》节目，这个节目每周播出6次，每次25分钟。1995年邓丽君去世后，节目才停播。王恩禧说，这样的播出方式有政治因素，只不过是柔性的政治宣传手段。

查抄

1979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邓丽君的歌曲开始在大众中间越来越公开化地传播。“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成为了当时的一种现象，很多喜欢邓丽君的歌迷委托在广州福建沿海工作的亲戚朋友，或者出海的海员帮忙带邓丽君磁带。但是大环境对邓丽君和她的歌曲并不是十分有利，1979年，在中国音协召开的北京西山会议上，专门展开了一场邓丽君歌曲是“靡靡之音”、“黄色音乐”的讨论与批判。会上也批判了音乐家张丕基、王酩，还有李谷一及其歌曲《乡恋》。官方的舆论认为，邓丽君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特别是她翻唱的《何日君再来》，对这首歌曲的主题指向是谁提出了质疑。不久后，大陆就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981年，邓丽君到金门给军队演出，这不但让她的歌声在大陆更难传播，也导致她终身不能到大陆演出。

1980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

1981年，北京新源里中学初一一班，一位同学家长把中国音协有关邓丽君歌曲为什么是黄色歌曲的讲座磁带带到学校，听完讲座后，有的学生担心地问老师：“听了邓丽君的歌曲会不会变成流氓呢？”

李珍所住的五四大街的居委会挨家挨户上门询问，谁家有邓丽君磁带，必须上缴。当时还在伊春公安局当民警的董少华也记得，八十年代初期严打时，查抄邓丽君磁带也是工作内容之一。

自由地歌唱

1980年代初的禁锢很快消解，毕竟时代的方向是更加开放。1983、1984年邓丽君在香港、台湾等地举行大型演唱会之后，追捧其的大陆歌迷不断增加。邓丽君热甚至蔓延到大陆的音乐界，邓丽君教会了歌手们甜美歌唱的方法，即所谓“气声唱法”，后来被归纳为“通俗唱法”。

《人民音乐》总编辑金兆均认为，“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赵莉、程琳等。不论她们在演唱上是否像邓丽君，在作品相对匮乏的阶段，只能去翻唱临摹邓丽君的歌曲。当时备受争议的李谷一也曾一度被指责在模仿邓丽君的“气声唱法”。

此时，随着政治环境及两岸交往的相对宽松，邓丽君及其音乐逐渐被中国大陆舆论接受并认可。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新闻报道。这篇报道是当时《中国青年报》文化艺术专栏记者关键撰写的新闻采访报道，据说这是中国大陆新闻界对邓丽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闻采访报道。

总部在上海的邓丽君文教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88年，大陆曾有机构邀请邓丽君赴大陆演出，但是由于邓丽君本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环境，邓丽君未能如愿。但此后，有关邓丽君的书籍、唱片、磁带，纷纷在中国大陆随处可见，中国唱片总公司在此时还整套引进出版了邓丽君歌曲磁带系列。

1995年5月9日，邓丽君因哮喘去世，昔日的通讯兵郭俊明从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看到这条新闻，新闻中播放了多段邓丽君生前演唱活动的电视画面。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报道邓丽君。

人们再也不需要从敌台中收听邓丽君了。

李珍记得，最初在公开场合收听邓丽君歌曲的人，是那些戴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留着长头发、手提四喇叭录音机的“不良青年”。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丽君变得越来越大众，任何一家音像店都有邓丽君的磁带，从日本传来的卡拉OK也可以随便点唱邓丽君的歌曲。“大家都可以随便收听和演唱邓丽君的歌曲，谁还听什么‘敌台’啊。”几年前，李珍还专门用短波收音机想重温一下收听“敌台”的感觉，可昔日的“敌台”也都停播了。反而，台湾的各个政治名嘴，争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

开放在继续，2002年，台湾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上海办事处正式成立，随后，在上海和桂林等地建立了邓丽君生平纪念馆并向公众开放；杭州、武汉等地兴起邓丽君音乐主题餐厅。大陆的邓丽君歌友会也终于在2003年成立，此时邓丽君已经离世8年了。李珍、郭俊明和董少华都在第一时间参加了歌友会。后来，在一次邓丽君模仿秀上，李珍以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获得优秀奖。

宿敌歌词篇4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为中国的和平而努力奋斗，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而和侵略者斗争到一兵一卒，绝不允许中国土地沦丧敌手。为了维护中国和平，大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他们用信念和热血为历史写下不朽的一页。

“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一句话，包含着多么大的决心与毅力，体现了一位15岁女孩多么坚强的意志。她——刘胡兰，一位最年轻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不动声色，最后为了保护乡亲们，一个伟大而年轻的生命，走完了她光辉而灿烂的人生历程。亲自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五尺身躯何所惜，四省之地几时收”一句豪言壮语，勾勒出另一名伟大革命者的光辉形象，他——邓铁梅，是一个自发组织革命志士进行反抗的英雄，在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审讯，慷慨陈词：“我是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一定要抗日。生为中华鬼，头可断，血可流，绝对不能接受投降的命令”，就这样一个满腔热情的爱国之志，又被无情地绞灭了。

一个倒下了，又有一大批革命志士站起来，正如夏明翰所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各地的抗敌斗争如雨后春雨般迅速崛起，广大人民一呼百应，各地的斗争纷纷打响。尤其是在被敌人蹂躏的华北地区，战争更为惨烈。

“我们都是神，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丛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一曲充满斗志的游击队歌，诉说着一个个不凡的故事，传颂着一位位伟人的业绩。在日军侵略华北地区时，是这些伟人领导人民，与人民并肩作战，狠狠打击了侵略者，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9年10用1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在这一天，中国站起来了，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直至今日，我们也不应忘怀革命先烈为今天的和平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把革命精神永远记在心间，以它为明灯指引自己，为建设祖国的未来而奋斗！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雄于亚洲则国雄于亚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我们要适应时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现实，增强爱国的情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感，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爱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明天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宿敌歌词篇5

关键词： 演歌 日本之心 物哀 海洋性 民族心理

演歌是“演说歌”的缩略语，多数是描写世间的男女悲情、喜怒哀乐，并配以哀怨的旋律，被公认为“日本之心”。它是明治时代自由民权运动的产物，也是古代日本大众向藩阀政治提出批判或政治主张的一种宣传手段。

一、演歌的概述

（一）演歌的历史

演歌是明治时代自由民权运动的产物，最初诉说了从明治初期时代到昭和中期世间人类的内心，对政治批判的内容居多。正是因为对政治的讽刺较多，所以其更多的被称为“演说”，直到19世纪末期，“演歌”才逐渐代替“演说”的称呼。然而，昭和3年，日本迎来外资碟片公司的注入和新式录音的新时代，藤山一郎最初表演的“流行歌”这一新型表演形式独占大众音乐世界，“演歌”曾一度退出了音乐界的舞台。战后，藤山一郎的隐退直接导致“流行歌”音乐性的瓦解，与演歌曲风相似的曲目开始出现，八代、森昌子等诸多歌手将演歌重新展现在日本大众面前，大家为之熟悉的《北国之春》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21世纪，演歌成了日本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具有浓厚和风特色的表演形式。

（二）演歌的特征

演歌所使用的音阶多取自于日本自古以来的民谣，且五音音阶较多。由古贺正男创造，综合了江户时代日本民俗艺人的唱腔风格。演歌的演唱者尤其是女性，在表演演歌时，必须感情丰富，而演歌内容多与民俗民风相关，演唱者在歌唱时大多着和服。

演歌歌词的内容多与“海”、“酒”、“泪”、“女”、“雨”、“北国”、“雪”和“分离”相关，抒发了成年男女间悲切的情爱与忧愁。吉几三的《雪国》就是极具和风代表性的演歌作品。

二、日本人和演歌

（一）从演歌看日本人的性格

1.强烈的爱乡之心

在日本，将地名作为歌曲曲目的演歌数不胜数，世界其他国家无可匹敌。从这点来看，我们不难看出日本人强烈的爱乡之心。大都市东京、大阪、横滨、博多自不必说，像长崎、函馆这样的二级城市和知床、伊豆、热海这些具有特色的城镇也具有很高的人气。

日本人的这种爱乡之心在很久以前就感染到了中国。比如《支那的夜》、《上海卖花女》等歌曲多与中国地名有关。这些歌曲旋律极其优美，改编为中文歌曲后，在台湾地区广为传唱。

2.喜怒哀乐的表达较多

日本由于地窄人多，资源严重匮乏，男子为了事业不得不在外打拼。一旦出海就不得不离开故乡，歌词中出现了分别、一个人的旅行等表示哀伤的内容。以“旅”为中心的歌曲很多，如：《旅之夜风》、《旅姿三人男》、《旅笠道中》等。人在外漂泊，在外住宿就不可避免，所以歌名中将“宿”作为曲目的歌曲也不少，如：《女之宿》、《湖畔之宿》等。当然，歌词中也经常会出现船的汽笛、吉他等字眼。

3.对气候季节变换的敏感

日本人由于出外拼搏的孤独，变得多愁善感，甚至对气候的变换也更敏感，因此与“雨花鸟风月星雾”相关，特别是雨、阵雨的演歌很多。如：雨的慕情、雨之港、伊豆的雨、冰雨、风雪、细雪、荒城的月、花、心花、花与蝶、流星等。

（二）从演歌来看民族性

1.追求一瞬间的美

日本人喜欢樱花，也喜欢夕阳。正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述，夕阳与樱花一样，都拥有一瞬间的美丽。樱花尽情绽放后立刻凋落，这正契合了日本人一生中追求瞬间美的民族性。演歌中，与樱花、夕阳相关的歌曲广为人知，如：夕阳的山丘、晚霞等。

2.海洋民族性

日本四周环海，因此，以“海、川、海峡、港口、船、码头”等作为歌名的演歌特别多。由此可看出日本海洋民族的特征，如：濑户的新娘、千曲川、神田川等。而且将海、川、海峡等词与日本地名叠加，更好地印证日本人热爱家乡的心理，尤其对远方的游子，这种思乡的情绪尤为强烈。

3.日本人“物哀”的审美意识

自平安时代开始，日本人就希望减少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希望创作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但是这一时期“物哀”的审美意识占据主导地位。“物哀”一词频频出现于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中，指不论是什么事情，不论遇到什么触动人心的事情，知道为什么感动而实有所感，便是“懂得物之哀”。

演歌主要抒发哀愁之情，重视个人情感，尽管演歌中也有表达幸福之感的演歌，但是数量不多。而且，演歌不仅表达了歌词表面的哀愁美，更在不断调和其静寂与纤细之美，是对感情的重视及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三、从演歌看日本的文化

（一）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并存

日本不断摄取外来文化，在向外来文化摄取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日本的“开放性”。但是，日本并不是单纯地摄取和模仿，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消化、加工、再创造，体现出日本的“主体性”。

演歌之所以被认为是具有日本代表性的音乐，就是因为其不仅是日本的产物，更完美地结合了西洋音乐元素和本土元素的音乐。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没有摈弃传统文化。这体现出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并存。

（二）文艺与政治脱离

演歌经过长足的发展，已经深入人心。它从最初单纯的政治主张的宣传手段发展成为今天传统的唱歌形式，完美地将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融合，流露出个人的情感色彩。日本人的这种对脱离政治化的传统文化的爱好，最终还是由演歌的发展命运决定的。

由此可以得出，演歌不仅表达了日本人的追求瞬间美，物哀的思想，还深刻地体现了日本的海洋性，内外结合的文化吸收方式，以及政治与文艺相脱离的文化背景。

笔者只考察了部分的文献资料和演歌曲目，对演歌进行了总结说明。今后会深入研究，更好地理解日本的民族文化和心理。

参考文献：

[1]川由美.「演歌のススメ[M].文春新，2002：115-123.

[2]菊池清.さすらいのメロディ取春[M].郁朋社，1998：95-96.

[3]山折哲雄.演歌と日本人「美空ひばりの世界を通して日本人の心性と感性を探る[M].PHP研究所出版社，1984：77-81.

宿敌歌词篇6

陆原原名陆占春，1922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1942年参加了八路军。少年时仅仅读过3个冬天的私塾，但他喜欢文学创作，酷爱音乐。岳仑原名蒋耀昆，1930年2月出生于河北玉田县，1945年参军，少年老成。两人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一个宣传队的战友。

1949年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六军南下到达湖南的一个小镇做短暂休整时，传来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战士的士气。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最后的决战，广大战士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要把敌人彻底消灭。陆原和岳仑作为部队的宣传员，一心想创作一首给战士们唱的歌，他们积极搜集素材。部队继续南下作战。随后，陆原被任命为师文工团的文美分队队长，主要负责创作;岳仑被任命为音乐分队队长，负责作曲。

部队每天出操、吃饭、开会前都要唱歌，因为没有合适的新歌，每每这时，战士们唱的依然是《打到南京去》等老歌。有的连队甚至是唱着带有哭腔哀告的《大叔大婶救救我》。连队指导员着急地把他们俩喊来：“你们听听，这群爷们敞开嗓门一起哭，像话吗？没有一点阳刚之气，哪像打了胜仗的兵？音乐家们，快点给咱写新歌吧！”陆原和岳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憋着一口气，下决心，要为战士们写新歌。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了严重威胁。战士们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纷纷写请战书，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当时师文工团正在开展“写自己，忆过去”的业余创作活动，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小晚会上，快板、诗歌等各种体裁风格的文艺作品大量涌现。陆原被其中一首完整的叙事诗《枪杆诗》所吸引，其中两句是：“俺本来是一个老百姓，放下锄头来当兵。”陆原的眼睛一亮，心中一阵狂喜，不禁想起了一首抗日歌曲中的“老百姓，老百姓，扛起枪杆就是兵”的歌词。两下加起来一掺和，陆原嘴里就冒出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

过了几天，陆原找到了岳仑。两人一起吃了饭后，趁大家出去洗澡的间隙，来到司务处宿舍的阁楼，伏在一个没有油漆的方桌上，字斟句酌地推敲起来，将原来的七字一句的歌词修改成为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垮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然后又加了第二段和第三段：“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也是一气呵成的。特别是最后几句：“嘿！嘿！枪杆握得紧，眼睛看得清，美帝国主义来侵犯，坚决打它不留情！”接着，岳仑一鼓作气谱了曲，这样不到1个小时，这首传世之作就在两个激情满怀的战士手里诞生了。

歌曲写出来了，部队首长首先让部队剧团的演员们试唱，大家一听词曲就十分高兴，节奏鲜明，歌声雄壮有力量，唱出战士们的心里话。后来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建议下，将原词中“帝国主义敢来侵犯”改成“谁敢发动战争”。战士们非常喜欢，说：“这歌儿唱着痛快、起劲儿，又充满光荣感和责任感。”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有两颗重磅炸弹”，一颗是作家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另一颗就是由陆原、岳仑创作的《我是一个兵》。

从古至今，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是军队战斗力和经济实力的竞赛，更重要的是“人心”。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在采取“硬摧毁”的同时，也施展了“软拉拢”，对志愿军展开了大规模、系统化的“心理战”，其手段之多、攻势之猛是人民历史上前所未遇的。美军通过散发传单和无线广播向志愿军战士宣传西方的民主以及放下武器投诚的物质好处，引诱对手丧失斗志，从而在精神上屈服，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志愿军第三十八、第五十军在汉江南岸实施阻击期间，每当夜晚战斗安静下来时，美军见志愿军火力减弱，就派坦克到前沿扯起银幕，向风雪中饥寒交迫的中国战士放起电影，镜头中出现灯红酒绿，婀娜多姿的美女边歌边舞。

《我是一个兵》在抗美援朝心理战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激起了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共鸣，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宿敌歌词篇7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纪律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建立了铁的纪律。

起初，“没有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完整的规定和提法，但也有些条条和要求”，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打仗不听指挥，轻者受批评，重者关禁闭。路过家乡，要回家看看，须得请假，不能自由行动。打土豪所得的财物均归公。不准贪污，否则枪毙。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随便抓人、杀人，不准抢东西，不准烧房子。部队每到一个地方，派饭一桌给一元；睡觉没有稻草用钱买；走的时候，把房子收拾干净，上好门板。官兵平等，吃一样的饭，睡民房，铺稻草。

到后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有十条纪律规定：不拿穷人一针一线；不拿穷人粮食；对穷人态度要和蔼；爱护枪不要弄坏；节省子弹勿乱打；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得物资要照顾伤员同志；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

1928年，在总结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几个月来从事群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三条纪律是：第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第二，打土豪要归公；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禾草；三、讲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对六项注意作了修改、补充，把第六项改为“损坏东西要赔并须爱惜公物”；增加“七、不得胡乱屙屎；八、不搜敌兵腰包”两项，使之发展为八项注意。1931年，红一方面军总部对三条纪律八项注意又作了进一步修改。三条纪律中的“一切行动听指挥”，由第三改为第一；八项注意中的“不得胡乱屙屎”，改为“不得随便大便”。后来，这些表述虽有一些变化，如将“三条纪律”改为“三大纪律”，但基本内容没变。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纪律，虽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法，但主要内容与该条文是一致的。

许多重大事件都用歌谣的形式加以表现

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常以歌谣的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政治任务。徐朋人、郑位三、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成仿吾等，都编写了不少为群众所喜爱的歌谣。鄂豫皖根据地的群众也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谣，真实地记录和热情地歌颂了根据地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鄂豫皖根据地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用歌谣的形式加以表现，如黄麻起义爆发，有《黄麻起义歌》；红四军南下作战，有《红四军南下胜利歌》；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光山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有《八月桂花遍地开》。

在众多的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歌曲中，有两首关于红军纪律的歌曲：

其一，《红军纪律歌》：

红军纪律最严明：行动听命令，不得胡乱行；打土豪要归公，买卖要公平；工农的东西，不可拿分文；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个个尽相亲。出发与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失要赔银；便溺找厕所，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就歌词而言，与在井冈山为红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本内容是一致的。从《红军纪律歌》中可以看出，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传到了鄂豫皖根据地。歌词中并没有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加以明确，但在歌词的末尾，却写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其二，《土地革命歌》（又名《土地革命成功了》）。歌词开头两句是：“土地革命已经开始了，须知工农最为高。”歌词长达32行，其中有：

第一当兵宗旨要达到，莫叫同志费心又操劳。

第三枪支自己要擦好，临阵之时击发多灵巧。

第五队内同志团结好，同吃同饮且莫相争吵。

第七临阵奋勇向前跑，若是退却纪律不能饶。

第九服从命令为正道，严守军纪战斗力提高。

这支歌的曲调，就是现在广为流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曲调。究其曲调来源，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内的不少老红军，都认为它可能源于冯玉祥部队唱过的一支军歌。歌词编者程坦也这样认为，“这个曲调可能是冯玉祥军队的一支军歌”。

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5月出版的《鄂豫皖红军歌曲选》载有《红军十大纪律歌》。《鄂豫皖红军歌曲选》主要通过老红军董洪国、黄胜明、石尚琚的回忆和背唱整理而成。《红军十大纪律歌》从内容和曲调来看，就是《土地革命歌》，只是红四方面军把它带到川陕根据地后，作了一些改动，并把歌名作了修改。歌词选录如下：

第一当兵宗旨要达到，莫要同志操心又费劳。

第二班内常讲卫生好，身上洁净哪能生疾痨。

第三枪支自己保存好，临阵之时放枪多灵巧。

第四军用品自己保存好，若不保存好同志多耻笑。

《鄂豫皖红军歌曲选》对《红军十大纪律歌》作了注解：“据说这首歌最初编于鄂豫皖，后来由红四方面军把它带到了川陕根据地，并对歌词作了修改。它的曲调是来源于民歌还是外国歌曲，至今尚未清楚。它的歌词是以冯玉祥部队中流传的《民主立宪歌》为基础改编的，也可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前身。”

产生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歌》从其思想内容、歌词句法以及音调来看，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非常相似，可以说它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雏形。

诞生于新县卡房

1932年9月初，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的情况下，鄂豫皖省委决定成立鄂东北道委和游击司令部，道委书记徐宝珊、游击总司令吴焕先，具体领导鄂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川陕后，徐宝珊调省委工作，吴焕先任重建的红二十五军政委，郑位三任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

从1932年10月至1934年11月，鄂东北道委和游击司令部主要在鄂东北的天台山、老君山地区活动。“道委和游击司令部名义上是两个单位，实际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和机构，党政军的事情都在一起办。”鄂东北道委和游击司令部的干部，除郑位三外，还有刘华清和程坦等。程坦原名程宗寿，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红显边村人，时任鄂东北道委秘书长。

刘华清在回忆鄂东北那段艰苦的游击岁月时说：“天台山、老君山位于红安、光山西部和罗山交界处，是大别山西端较大的山区，也是最老的中心根据地之一。靠近它周围的县、区还有一些党政组织、游击队在活动。位三同志率领游击司令部几百人突围到达该地区后，鉴于该地地形、敌情，部队不便于集中行动，吃饭也难以解决的情况，便将总司令部及直属单位人员分散到各县、区去，剩下的战斗人员都编入罗山地方武装，改称西路军。随位三同志一起行动的干部只有程坦同志和我，还有十来个交通警卫员，最多时不到20个人。警卫连的队伍分散在附近地区的，掩护我们。敌人在12月间尾追红军，对天台山、老君山进行了几次大的‘清剿’。我们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对付敌人的‘扫荡’。有几次，我们藏在悬崖绝壁上的山洞里，利用森林的遮盖，安全躲过了敌人的‘搜剿’。”

1934年9月19日，郑位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在鄂东北方面现有三块苏区：一块是天台山、老君山以北到凌云寺为止，50里路长，40里宽，道委在此；一块是光山八、东两区，新集以东，东西有80里，南北有40里，总司令部在此；一块是罗山铁铺附近，长有六七里，宽有40里，有罗陂孝特委和独立团在那里。另外有一块地方即紫云区，只有十几里路内没有敌人，因为群众好的缘故，经常有些游击队在那里（作）为根据地，黄安县委也在紫云区，不过当地破坏得很，粮食一年到头困难。”郑位三在这里提到的鄂东北三块苏区，大部分在河南省信阳市境内，其中天台山、老君山以北到凌云寺这块鄂东北道委驻地，绝大部分在新县境内。

1934年8月28日，程子华受中共中央和派遣，由中央苏区来到鄂东北道委驻地天台山地区的新县卡房。程子华同郑位三以及程坦、刘华清等人住在一起，有四五十天。程子华向他们“传达中央指示，传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程坦萌发出编写关于红军纪律新歌词的念头。

编写什么形式的歌词，采用什么曲调呢？程坦想到了流行于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歌曲《红军纪律歌》和《土地革命歌》。程坦仿照《土地革命歌》的歌词写法，将程子华传达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成通俗而又押韵的九字节歌词，填入《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之后，他将歌曲拿到鄂东北道委独立团进行教唱。最初的歌词内容没能流传开来，刘华清只记得开头两句：“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还有一些内容，例如“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打土豪要归公”等。

1934年10月20日，鄂豫皖省委作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纪念的工作决议》，决定从11月1日至7日为纪念活动周。程坦当时参加和主持了这次纪念活动周的具体工作，给交通队和独立团演讲和教唱歌曲，其中就有最新编成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活动周最后一天的游行队伍中，鄂东北道委独立团高唱《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雄浑激越的音调在天台山地区上空久久回荡……

成熟于商洛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鄂东北道委机关和独立团全部被编入红二十五军，独立团的建制被打散。最早从该团唱起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没有能够广泛传唱开来。

12月8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商洛地区。部队进入陕南后，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创建了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根据地，得以立足和休养生息。红二十五军由长征出发时的3000人发展壮大到4000余人，地方武装也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程坦此时担任军政治部秘书长。为配合纪律教育，他就把在鄂东北道委独立团教唱过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又一次进行了改写，刻印成歌页，发到每个连队教唱。

据当事人回忆，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从沣峪口出发，西征北上，一路上高唱《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可见这支歌正是在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根据地发展成熟后得到广泛流传的。

2006年9月，程坦之子程沐雨在“重走中原突围路”的活动中，在商洛地区了解到，程坦在鄂豫陕根据地时，对在鄂东北道委独立团教唱过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进行了修改，并安排每个连队学唱。程沐雨还了解到，1985年春，当地党史工作者收集整理鄂豫陕根据地的红色歌谣时，在根据地腹地山阳县，曾听到红二十五军老战士吴高升比较完整地唱出了《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为：

红色战士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

第一实行民主的纲领，最后胜利才能有保证。

第二服从上级的指挥，坚决杀敌才能得胜利。

第三说话态度要和好，接近群众言语最重要。

第四买卖价钱要公道，不准强迫群众半分毫。

第五借人家具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六到处厕所要挖好，不准随随便便拉屎尿。

第七优待俘虏要周到，瓦解敌军工作最重要。

第八早起门板要上好，上好门板一律捆稻草。

屋里屋外脏物要打扫，免得群众心里遭烦恼。

定型于陕北

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9月下旬至10月下旬，红十五军团先后发起劳山、榆林桥战役战斗，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部队中还补充了一批东北军士兵。军团领导非常重视新兵的纪律教育。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也正在思考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的问题。

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10月底，中央派贾拓夫等先遣人员到达红十五军团驻地，及时送来中央红军《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和《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

最初在鄂东北编写《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时，程坦只是根据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记忆，现在看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发的《布告》，有了最准确、最权威的依据。当天晚上，程坦按照《布告》的内容，并结合原来所编写的歌词，逐条逐句地加以斟酌，最终修改成一首崭新而又完整的歌词。他连夜编写出来，第二天早晨就送给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

郭述申回忆说：“这首歌的歌词，是程坦同志编写的……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先遣队带来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他为了用革命军队的纪律教育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刚补入部队的一批新士兵，便依照布告内容，逐条编写成歌词。在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把歌词填入原来在鄂豫皖根据地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中。他们送给我看时，我让他们在军团政治部编印的《红旗报》上予以刊登。”

歌曲的演变

随着任务和纪律要求的发展变化，不同时期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作过一些修改。

抗日战争时期，这支歌已唱遍各个根据地。开头改为：“抗日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第一实行抗日的纲领，最后胜利才能有保证。第二服从上级的指挥，坚决杀敌才能得胜利。第三不拿人民的东西，到处群众拥护又喜欢……”

解放战争时期，歌词开头改为：“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

1947年10月10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刊登起草的《中国人民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12月18日，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下发通知：“根据总部最新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新编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今后望均以此为标准教唱。”12月20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刊登了新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1950年底，总政治部根据《中国人民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第一次组织专人对这首歌的歌词进行修改，并于1951年1月在《中国人民内务条令（草案）》中公布。

1957年，总政治部对歌词作了修改，并在《战士》杂志第14期上公布。《歌曲》杂志1958年第11期再次公布。1978年4月6日，总政文化部《关于学唱十六首革命歌曲的通知》中，又一次公布。这三次“公布”，均署名为“红军歌曲”，至于歌词编者程坦，则没有被提及。

1972年春天，程坦在医院养病时，因为填写干部履历表中“有何著作”一栏，想到了自己所编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为此，他曾致信，就有关情况如实地作出反映，请组织予以调查核实。

1981年，《歌曲》杂志第3期重新发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时，在“红军歌曲”底下，增添了八个字：“程坦编词，集体改词”。同时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产生》一文，介绍了这首歌曲产生的具体年代和歌词编者的情况，认定：“目前广播和演唱的这首歌曲，是在程坦同志编词的基础上，1957年集体修改后的定稿。”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他于1936年8月底，在访问徐海东及其率领的红十五军团时，发现部队都在唱《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认为这就是军队无法打败红军的重要原因，大加推崇，并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首次向外界披露了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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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敌歌词篇8

【关键词】盎格鲁-萨克逊;女性;社会地位

盎格鲁-萨克逊时代指的是公元五世纪初到一零六六年诺曼征服之间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当中,不列颠原来的统治者――罗马人――因罗马帝国的内忧外患而不得不撤离这个岛国。这一历史事件使三个强大的日耳曼部族――源自日德兰半岛的盎格鲁人(Angles)和朱特人(Jutes)以及来自之后称作下萨克森地区的撒克逊人(Saxons)趁机侵入了不列颠,这些日耳曼部落打败了当地的凯尔特人最终统治了这个岛屿。作为战胜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朱特人逐渐地组成了七个小国,它们分别是撒克逊人的苏塞克斯(Sussex,“南撒克逊”)、埃塞克斯(Essex,“东撒克逊”)、韦塞克斯(Wessex,“西撒克逊”);盎格鲁人的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东盎格鲁”)、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麦西亚(Mercia)以及朱特人的肯特(Kent)。七国争雄达两百年之久,史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在她《写给爱神的书信》中提到:

她们不会残害他人

也从未打家劫舍

她们不杀人放火

不夺人财产

她们不会为了偷窃金银去投毒

不会为了遗产花言巧语

更不会伪造契约

对于公国,王国,和帝国

她们不会造成最轻微的伤害

女人最坏的行为也不会惹来灾难

即使有个别的例外

也不应据此妄下论断

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英国是个战连祸结的国度,内部的群雄争斗与外部的异族入侵此起彼伏。女人们不得不一生都生活在男人们的保护下。出嫁前的女人们生活在她们父亲的家里,并由其父保护。出嫁后她们被送到她们丈夫的家里,由其夫保护。丈夫死后由其子保护。这与古代中国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境遇如出一辙。一个妻子要完全地忠诚于她的丈夫,要全心全意地服侍并遵从他,同时为他传宗接代。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附属于,并听从于男性的。一个丈夫有权教训自己不听话的妻子,只要他不杀掉她。生活在如此男权下的女性,处于弱者的地位,甚至于其社会影响力也是极其地低微。

在盎格鲁-萨克逊时代,虽然女性也能部分的享受与男人们一样的权力,但她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当中。女人们不得不在其生命中一些关键时刻听从于男人们的意愿。通常情况下自由出身的盎格鲁-萨克逊女性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丈夫。但对于某些贵族出身的女性来说,她们的婚姻被更多的赋予政治意义,而不能做到自由选择。贵族妇女经常被以“和亲女”的名义送到敌对部落来维护部落间的和平,是最好的人质。如塔西佗(Tacitus)所说,盎格鲁-萨克逊女性以她们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战争中来:

在传说中,有许多次已经溃败或将要溃败的战役都被一些妇女们挽救过来了。这些妇女不断地祈祷着,并且坦露着胸脯,这样便使男子们俨然感到她们之将被奴役,而妇女之被奴役乃是他们所最痛心的事。正因为这样,如果从这些部落中获得出身高贵的少女作为人质的话,更可以使他们矢志不渝。1

此外,妇女因其社会经济地位和婚姻地位,而非从事的职业的不同而被区分,但这种划分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得以遵循。如今,英语中还保留着对不同婚姻地位妇女的特定称谓――小姐(Miss;未婚女士),太太(Mrs;已婚女士)等等。而对于男子(Mr;先生)则没有此种划分。尽管在国家和社会当中,男女并无平等可言,但基督教教义谈到,在上帝的恩宠和拯救面前,男女并无差别,“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新约・加太拉属》3:28)

本文就从两部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以及《妻子哀歌》中的女性角色入手,试析盎格鲁-萨克逊时代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盎格鲁-萨克逊时代英国女性有时也能在部族关系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群雄争霸,战乱四起,“血亲复仇”的原则广为遵循。而“和亲女”的到来,尤其是由她们孕育的子女,将本是世仇的两个部族在血脉上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某种意义上规避了“血亲复仇”的必要性。从而使进一步的冲突得到化解。那些以和亲方式被嫁给敌对部族来平息世仇的女子被称为“frí?webba”(peace-weaver; 和亲女)。她们的使命就是给交战中的双方带来和平,给战争的结束带来希望。这一称呼来源于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中赫罗斯伽(Hrothgar)国王的王后威尔特海沃(Wealtheow)。2这位受人尊重的王后既是一位“peace-weaver”. 剖析这位王后的社会地位,我们发现,她处于两国之间的位置,起到缓冲两国矛盾的作用。和亲女子的社会地位不稳定,她的在场可能会时刻唤醒部族宿敌们对昔日血仇的记忆。《贝奥武甫》中的主人公曾预言,赫罗斯伽企图以和亲方式解决两族宿怨的的计划很有可能会落空。当一方的武士穿戴着他们的战利品――从对方一族亲友尸体上剥下来的金饰出席和亲婚筵时,一切美好的和好愿望恐怕也无法实现了。

宿敌歌词篇9

素面朝天一老翁

在有着赵武灵王墓和“胡服骑射”故事的灵丘县，有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和平型关战役，后在解放战争中因负伤留在该地生活的老红军战士郑富贵。2001年7月的一天，我利用下乡间隙，第一次慕名来到灵丘县民政局院内的敬老院宿舍拜访这位老人时，见他身材不高但精瘦健康，动作迟缓但头脑清楚，双眼深陷但仍然有神。分别时，老人领着六七岁的重孙女倚门摆手目送我们，我的心顿时被这位革命前辈紧紧揪住……

有人说，这位老人要是有点文化，早就是省军级干部了，也不会在这部级贫困县一待就是50多年。其实，这是不了解内情。他也不是没有到大城市享福的机会，但他硬是不去。1957年，县民政局给他送来了信，说中央有精神，让他到北京休养、生活。他说：“我能劳动，生活得很好，不想给国家增加负担，让别的老红军去吧！”民政局长说：“你不去，别人更没资格去。”他还是坚决不去。无奈，民政局只好决定在县城里盖敬老院，把他从农村迁到县城，还让他当敬老院院长。但他没有坐享其成，虽然身为院长，可当“官”不像官，带领其他几位老红军搬砖、和泥、抱石头，终于赶在立冬之前搬进了新居。1958年，省里又动员老人去太原敬老院或干休所休养，他还是拒绝了。

有关这位老红军战士从部队回到村里的情况，还得从头说起。早在1946年秋，在解放张家口的战役中，郑富贵右腿负伤，领导安排他在灵丘东河南镇休养。伤好之后，范团长对已年满50岁的他说：“老郑，你年龄不小了，就留在灵丘休养吧！”郑富贵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于是，范团长写信给聂荣臻师长，说明了郑富贵参军的经历。聂荣臻当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部队每年给留在地方上休养的郑富贵900斤小米，一身棉衣，一件军大衣。就这样，郑富贵牵着部队送给他的大红马来到灵丘县政府报到。县里领导根据他没文化的实际情况，把他分配到大兴庄务农。村长马登高看到他光棍一人，没钱没房，倍感凄凉，就安慰他说：“老同志，你不要发愁，有什么困难，咱们共同解决。”自打平型关战役以来，郑富贵奉命随部队在灵丘南山组建北岳五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所以他和村长很熟悉。村长说：“你在灵丘10多年了，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人。”没过多久，村长就忙着给他介绍对象，女的叫何九女，三十五六岁，丈夫于1937年9月在日军制造的灵丘惨案中和其他1000余人被活活烧死。她的公公语重心长地说：“媳妇啊，老郑可是个好人，他是个八路，杀了日本鬼子，给咱家报了仇，他又能吃苦，跟上他没错！”就这样，郑富贵结婚生子，当起了地道的农民。部队知道他结婚的消息后，还特地派人送来一卷军用行李作为贺礼。后来，郑富贵担任了村里的宣传委员，宣传革命道理，教育群众，发展青年入党。他自己也盖了房子，养了猪、牛、驴、羊，开了10多亩荒地，生了一儿两女，很感知足。解放后，他作为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将家里的牲畜、田产、粮食交给集体，带头参加互助组、高级社，直到住进敬老院。

血雨腥风铸忠魂

作为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的人，郑富贵打心眼里觉得活下来就是万幸了，所以他多少年来很少讲自己的经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像他这样高龄健在的老红军，全国也为数不多了。他的革命经历委实成为一笔社会财富。于是，他辉煌的过去也逐渐被世人所知晓。

据老人回忆，他1897年5月出生在江西省赣县江口镇老塘村，父亲给地主当长工，积劳成疾，在他刚满1岁时去世。母亲领着他们姐弟5人靠四处乞讨度日。他不到10岁就给地主放牛，挨打受骂吃不饱。18岁当水烟工，可是学徒4年，师傅也不教他手艺，只是让他每天不停地干活儿。22岁时，他一气之下离开了这家水烟厂，又到一个地主家当了8年长工，还是没钱成家。1926年秋天，他的家乡悄悄流传着一首民谣：“送郎当红军，为穷人打天下，打垮那敌人呀，穷人才有田分……”他被这歌谣所感染，并朦朦胧胧地觉得红军就是穷人的救星。可是，红军到底在哪里呢？1927年春的一天，他听说南昌有共产党人在活动，凭着直觉知道共产党是和、地主不一样的人，于是几个月后他毅然决定投奔革命，踏山问水，沿路乞讨，于1927年7月到达南昌。在南昌，他路遇老乡刘保国，刘把他留在自己的政治保卫队，一块儿参加了8月1日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跟随、转战湘南、潮汕，并在此间的1928年2月由共产党员陈计谋（后任河北省涞源县县长）介绍入了党。4月，上了井冈山，用镖枪、镰刀、斧头参加攻打兴国县城的战斗，被提升为班长。之后，又参加攻打会昌城的战斗。

1931年春红军第一次反“围剿”，郑富贵的班在龙冈捉住几个俘虏，其中一个是敌师长张辉瓒。后来听说诗词中有一句“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他很感荣耀。1931年夏第二次反“围剿”时，已是排长的郑富贵活捉了敌师长刘大麻子，受到毛委员和朱军长的表扬。之后，郑富贵担任了的警卫排长。任职之后，他重新调查排里每个战士的身分来历、思想表现，精心安排给毛书记（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站岗的岗位班次，每个班三柱香（当时的记时方法），他不时查岗。一次，毛书记笑呵呵地问他：“郑排长，今年多大了？”他有点局促地回答：“34岁了。”毛书记点了点头说：“噢，比我小4岁，成家了吗？”他望着毛书记似有酸楚地嗫嚅道：“我们家祖辈很穷，给地主当长工，没钱找老婆。”毛书记接着问：“当红军苦吗？”他坚定地回答：“跟共产党干革命，给咱穷人打天下，再苦也高兴。”毛书记拍着他的肩膀高兴地说：“好嘛！这才是真正的红军战士，等打完了仗，全国解放了，给你找个老婆。”这时他已晓得只有全国劳苦大众获得解放，才会有自己的幸福。但是，他没有想到，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吃了大败仗，为了保存实力，只好向湘西突围，而且越走越远。郑富贵是随红一军长征的。他在长征中带的排，一个不失地全部走到了陕北，为此还接见了他和全排战士，并和大家一一握手。之后，郑富贵的排被编到刘志丹的部队里，休整两个月，于1936年初东渡黄河追击在直罗镇战斗中溃逃的敌军。刘志丹也就是在这次东征中为掩护一个战士被敌机扔下的炸弹炸伤，因抢救无效而牺牲，年仅33岁。

1937年9月，郑富贵随一一五师杨成武独立团在平型关战役中打驿马岭阻击战。当时，他们团里不少战士对没能到平型关战场痛击敌人很不满意，有的还闹起了情绪。后来师首长给他们做报告，讲了打阻击战对于整个平型关战役的重要意义，战士们的情绪才稳定了下来。当时有个小插曲：部队由于地形不熟，找来一个当地的老百姓当向导，结果向导因听不懂南方话而带错了路，等部队快赶到驿马岭时，看到敌人已抢占了制高点，给我军造成被动局面。杨成武果断下令从三面进攻敌人，郑富贵带领全排战士在敌我武器悬殊的情况下，毫不示弱，靠勇敢和士气战胜敌人。他们一边向上冲，一边唱起嘹亮的战歌：“大家团结一条心，奋斗牺牲把命拼……”山谷里，枪声、喊声、歌声响成一片，我军终于抢占了高地，夺回了驿马岭，挡住了日军增援部队。平型关战役后，郑富贵随独立团转战各地。1946年又调入老六团，返回灵丘南山。之后又参加了百团大战，战后在部队担任司务长的郑富贵凭着机智勇敢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穿梭于敌占区采购物资，保障部队的后勤供应，有一次还立了大功。1945年3月，郑富贵又随团攻打灵丘县城，把日军赶出了县城，直至迎来抗战胜利。

老泪纵横谢党恩

1994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以及上海、武汉、太原、大同等市电视台对郑富贵进行了采访报道。山西省两任省长孙文盛、刘振华以及大同市领导先后几次看望了这位老人。大同市民政局还送给他一台29英寸彩电。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少将2001年5月23日受父亲委托，首次到灵丘看望郑富贵。当她给老人留钱时，老人动情地说：我应该孝敬老首长，怎么能让老首长照顾我呢？硬是不收。这确实是心里话，这位老红军战士自打留到地方以来，从未向组织上提过要求。1976年至1994年，老人每月只有30多元养老金，但从不讲困难，只是每天一大早去南河边草园子附近，捡人们丢弃的菜叶子拿回家吃。1995年，山西省委领导看望老人时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使老人养老金每月增加到900多元。1999年2月1日，团中央灵丘扶贫工作队在“三下乡”活动中请来的著名歌唱家关牧村、孙毅、配音演员李扬等，特地到医院看望郑富贵，并要为他献歌。然而，未等关牧村张口，郑富贵就首先唱起了“天上有个北斗星，陕北有个……”等歌曲，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动。他所以能高寿，同经常劳动、唱歌不无关系。直到住院前，他还坚持每天清早起来步行上街买菜，自己做饭。老伴虽去世多年，但他独自生活得很充实。他的子孙近30多人，对他很是孝顺。

2002年9月25日，在庆祝平型关大捷65周年之际，原八路军一一五师将领、聂荣臻、杨成武、李天佑的子女林晓霖、聂力、杨俊生、杨东荣、李亚滨、李亚宁等专程赴会，参加庆祝活动，并特地看望了郑老，与之合影留念。此前，原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之子陈远一行也看望了郑老。郑富贵的革命经历和人格人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尊重。

宿敌歌词篇10

一、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形成

与前方战场的悲壮惨烈的情形相比，抗战时期的文化出版与文艺创作则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复兴繁荣的局面。在出版事业方面，抗战前期，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以广州、长沙、上海、香港等城市为主的出版与供应基地。抗战中后期，则形成以重庆为中心，桂林、贵阳、昆明、成都、西安等大后方主要城市为重点的出版集散地[5]。在文艺创作方面，中国绝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都迁往抗战大后方，直接促成了抗战文艺的繁荣景象。抗战歌谣的出版媒介场域正是伴随着抗战大后方图书、期刊和报纸三种载体形式的文化出版的兴起以及文艺创作者和阅读者等群体的发展壮大而逐步生成。

1.抗战歌谣专著的大量涌现日本侵华战争严重摧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但在抗战大后方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战时文化出版一度出现了短暂的春天，造就了桂林这座抗战历史文化名城，成就了重庆这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重镇。据1943年，钟宪民指出：最近重庆市图书出版销量，比抗战之前的上海还要好得多，特别是抗战文艺读物普遍增多，比例较大[6]。与此同时，关于抗战歌谣的专著大量涌现，呈现出一番独特的抗战文化风景。这些抗战歌谣图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情形。（1）抗战各类歌曲的专著有：冼星海等编《抗战歌曲集》（上海，生活书店1938），马祖武、张定和等编《抗战歌曲新集》（重庆，教育部第二社会教育工作团，1941），萧而化、丰子恺编《抗战歌选》（成都，越新书局，1942），任钧著《为胜利而歌》（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汪继章编著《抗战歌谣》（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5）等。（2）抗战战歌、军歌的专著有：马丝白辑《战歌第一集》（武昌，湖北省各级学校战时服务团总团部，1937），劫夫等著《战地歌声》（汉口，生活书店，1938），韩一青编《抗战虎啸歌曲》（西安，复兴出版社，1939），青年军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青年军歌集》（出版地不详，军事委员会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1945）等。（3）抗战民俗唱词的专著有：穆木天著《抗战大鼓词》（汉口，新知书店，1938），赵景深著《战时大鼓词》（广州，战时出版社，1938），何蓉等著《抗战通俗韵文选》（出版地不详，中国中央宣传部，1939）等。（4）抗战童谣儿歌的专著有：钟昭华编《儿童歌曲》（桂林，华华书店，1944），华莺，章淑编《儿童歌曲》（重庆，作家书屋，1944），孙慎编《儿童新歌集》（重庆，歌曲研究社，1945）等。（5）抗战歌谣的合唱专著有：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编《齐唱曲集》（重庆，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1941），林路主编《抗战二部合唱歌曲集》（桂林，抗战歌曲刊社，1943）等。（6）抗战歌谣的配画专著有：成都市民教馆编《抗战漫画歌谣集》（成都，成都市民教馆，1941）等。（7）抗战歌谣的系列丛书有：伊兰编《战时歌曲：大家唱•一集》、《战时歌曲：大家唱•二集》（重庆，上海书店，1937）；陈原、余荻等编《二期抗战新歌初集》（桂林，新知书店，1939）、《二期抗战新歌二集》（曲江，艺术图书社，1941）、《二期抗战新歌续集》（出版地不详，亚洲印书馆，1943）等。此外，还有关于弹词鼓词的国民常识通俗小丛书：老向编《募寒衣》（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杨昌溪编《王铭章血战滕县城》、严恩纹著《陈怀民肉弹击敌》、王冰洋著《杏儿山尽忠》、师辛编著《袁专员守土抗战》、羊驹编《抗战小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王冰洋编著《梁镇球助军歼敌》（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庄文著《温生财刺孚琦》（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等。（8）抗战歌谣的研究专著：周钢鸣著《战时后方歌咏》（汉口，黎明书局，1937），马国霖著《唱歌法》（桂林，新大地社，1943），艾思奇等著《秧歌论文选集》（出版地不详，新华书店，1944）等。除以上所举外，还有冼星海著《星海歌曲集》（桂林，新光书店，出版时间不详），许可经著《救亡歌曲集》（重庆，出版者不详，1937），成都市中等学校校长座谈会选辑《成都市学校青年训练团抗战歌集》（成都，新记成都启文印刷局，1937），于冰编《救亡歌集》（西安，少年先锋社，1938），杨守真编《抗敌歌集》（桂林，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伊兰编《抗战歌曲集》（长沙，上海书店，出版时间不详），郑一编《选抗战歌声》（沙市，中南图书公司，1940），二二五童子军书报用品社编《救亡歌曲》（成都，二二五童子军书报用品社，1940），朱宗敬编《前线歌选》（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0）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正是这些抗战歌谣专著的出版发行，彰显了抗战歌谣创作与歌咏活动的繁荣发展，形成了以图书专著为基础，以抗战歌谣为传播客体的媒介场域。

2.抗战歌谣报刊上广泛发表报刊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是读者面向最为广泛、传播覆盖最为普遍，传播时效最为及时的出版物。据笔者2010至2013年重庆图书馆抗战民歌民谣专题文献普查，及2014年以来第三军医大学抗战歌谣精神形态研究课题的调研，抗战歌谣的发表可谓遍布大后方的各种报刊。（1）抗战大后方报纸发表抗战歌谣的情况抗战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报纸业被迫迁往西南地区，形成了“一报多版”、“百报齐鸣”的发展形势。如《中央日报》于1938年9月迁到重庆，但在长沙、贵阳、成都、昆明、福州以及广西、安徽等10余地都有分版出版[7]。其他如《大公报》有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扫荡报》出有重庆版、桂林版、昆明版，《阵中日报》有成都版、湖南版等。这些报纸不论是大报、官方报，抑或是小报、民间报，都极大地传播了抗战历史文化，几乎大部分报纸只要有副刊，均刊载过抗战歌谣，对抗战歌谣的传播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全国性的报纸巨头方面，《大公报》重庆版连续刊载了滢辑的新疆民歌《被压迫者》（1938-12-2）、《团结之花》（1938-12-4），李建章的《捐款》、《小刺客》、《批把树》《喜鹊》《不逃难》等抗战歌谣10则，罗四维的《小轿车》《说大阪》《小日本》《东洋鬼子》《小倭奴》等5则以及老向的民俗唱词“讨汪”之《抗敌除奸》、《汪逆私逃》、《精卫不祥》、《汪逆降敌》、《捉拿汉奸》（1939-10-2）等。《中央日报》贵阳版发表了文传声的《儿歌拟作十首》（1939-4-28），辑录了佚名的《同护江山》、《旗正飘飘》、《伟大的国旗》、《天下为公》、《我所爱的大中华》、《玉门出塞》、《赴敌》、《战斗颂》、《战斗的爱》、《中国的战士》、《流亡之欢》、《募寒衣》（1939-11-25）；同年11月19日开始，《中央日报》重庆版连载了老向依国韵以“抗战到底”为主题撰写的民众歌曲四十二首；《中央日报》成都版发表老向的民间小调《壮士归来》（1941-9-30）等。《扫荡报》重庆版发表了荆有麟撰写的《送郎投军》（1939-3-27）、《代爹出征》（1939-4-3）、《太阳出山》（1939-4-28），9月19—30日连载苏子涵作词、邵恒秋绘画、邱希文木刻《开封大锄奸-拉洋片唱词-连环漫画》；《扫荡报》桂林版刊发了陈玠、胡然的童谣《啦啦歌》，吴钟琪记谱、配词的小白菜调《要报仇》（1939-10-19）等。《阵中日报》刊发了佚名撰写的陕北民歌摘豆角调《打东洋》（1943-6-30）、仿四川民歌调《太阳出来照白崖》（1943-7-14）、颜世英的《杀敌歌》（1943-8-15）等。在区域性的地方报纸方面，《新华日报》刊发了高敏夫的陕北小调《哥哥骑马打东洋》（1938-7-27）、《人人都爱他》（1938-12-12），田家的《鄂西民歌》（1939-1-22），羽录的《黔桂难民逃亡谣》、《四川民谣》（1945-3-18）等。《西南日报》上有孙渝的《为祖国战争》、罗雪安的《振兴中华》、阳金刺的《胜利进行曲》（1938-9-10），胡绍轩、徐萱的《天明歌》（1939-1-10），廖季登的抗战新歌三首《我们在后方》（1939-1-16）、《兵工》（1939-1-17）、《我们的铁》（1939-1-18）等。《西北文化报》上芢莆的救亡歌曲《加入义勇队》》（1938-1-8）、文华的《战歌》（1940-1-29）、陈棚的《游击队之歌》（1940-5-13）、王捷二的《征募夏衣歌》（1940-5-18）等。《华北新闻》上杨世华的《劈劈拍》（1944-1-17）、《电线杆》（1944-1-23）、武或的《大家出力》（1944-1-21），佚名的《小歌谣》（1944-1-26），裕的《喜鹊》（1944-2-29），卓笔的《黄大姐》（1944-2-13）、蓝田的《劝妻》（1944-2-14）、《运夜粮》（1944-2-21）、《切菜刀》（1944-2-21），佚名的《大汉奸》（1944-2-27）等等。即便是一些县市级报纸也发表了大量的抗战歌谣。如《万州日报》上乡坝老的《劝买救国公债通俗歌》（1937-10-4）、王元的《抗战总动员歌》（1937-10-13）、泪湘仿苏武牧羊谱作的《抗日除奸歌》（1937-10-31）、田夫的《劝捐曲》（1937-12-30）、英的开路先锋歌调《抗敌先锋歌》（1938-1-9）、宋萍的孟姜女寻夫调《杀敌歌》（1938-1-18）、佚名的仿孟姜女调《防空山歌》（1940-10-23）。《达县日报》上佚名的《劝农夫》（1943-12-3）等。此外，《新民报》、《新蜀报》、《商务日报》、《大声日报》、《国民公报》、《成都快报》、《西北日报》、《兴中日报》、《朝报》、《建国日报》（含成都版）、《新秦日报》、《济川公报》、《甘肃民国日报》、《川东日报》、《广西日报》、《南京晚报》、《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含成都）、《复兴日报晚刊》（成都版）、《西南日报晚刊》、《时事新报》、《评论晚报》、《重庆新民报晚刊》、《中央日报星期刊》（贵阳版）、《党军日报》、《理报》、《晚晚报》、《新新新闻》、《包头日报》、《华西日报》、《救国日报》、《南方日报》、《宁远报》、《新中国日报》《云阳公报》、《保山日报》[8]等都有抗战歌谣的频繁见诸报端。抗战大后方各种报纸对抗战歌谣的刊发，是对抗战歌谣传播的鼎力支持，极大扩展了抗战歌谣的社会影响。（2）抗战大后方期刊发表抗战歌谣的情况与报纸略有不同，抗战时期中国期刊出版界在复刊及内迁的前后，创办了一大批抗战文艺的专门期刊，如《文化先锋》、《文艺先锋》、《战时青年》、《战时文化》、《全民抗战》、《反攻》、《反侵略》、《抗到底》、《中苏文化》、《国讯》、《战时教育》[9]、《抗战文艺》、《抗战三日刊》、《战潮》、《全民周刊》、《文艺战线》、《战歌》、《抗战戏剧》、《抗敌导报》、《战时民训》、《文化动员》、《抗战艺术》、《全民抗战》、《战时民众》、《抗到底半月刊》、《隆昌县总动员宣传周特刊》、《战时中学生》、《战时后方画刊》、《抗建通俗画刊》、《抗建》、《反攻》、《正信抗战半月刊》等等。将抗战大后方期刊杂志进行简单划分，各类期刊也均有抗战歌谣的发表，几乎可以信手拈来。在文化、艺术类期刊方面，《文艺战线》上胡庶华作词、能务民作曲的《抗战到底歌》（1937年第1卷第2期），《战歌》上徐绍昌词、刘雪厂作曲的《游击队歌》（1937年第7期）。《文化动员》上秦光银的《从军乐》（1939年第1卷第3期）。《广播周刊》上启海的《到敌人后方去》（1939年第3期）。《新音乐》上何家槐作歌、孙慎作曲的《新游击队之歌》（1940年第1卷第5期）、黎音作的《鬼子和豺狼》（1942年第4卷第2期）。《战时后方画刊》上漾兮撰的《抗敌歌谣》（1940年第1卷第1期）。《战时文艺》上洪涛写的《反侵略战歌》（1942年第1卷第3期）。《全民抗战》上东翠宝的鼓词《小喇叭吓退敌兵》（1939年第7期）。《战时民众》上邢广益仿无锡景调《国难小调》、太朴的《保卫大武汉》、广益仿哭七七《杀敌小调》、邢广义仿扬州小调《杀敌小调》等（1939年第13期）。《美术家》上汪子美的战时小调《今年庄家好》、《送爹前去打游击》、《哥哥渡河到江东》、《爸爸打游击》（1945年第2期）等。在政治、经济类期刊方面，《浙江自治》上唐纳词、聂耳曲的《自卫歌》（1939年第3期），陈田鹤的《八一三战歌》（1939年第15期）。《四川省合作通讯》上曾士风的抗战通俗独唱词《血债记》（1939年2卷7期）。《西北工合通讯》上佚名的《游击队》、《鬼子矮》（1940年第1卷第3期）、刘忠益的《生产军歌》（1941年第4卷第4期）。《政工周报》上李培基的《从军卫国歌》（1941年第4卷第9期）。《农民通讯》上佚名的《山歌一首》（1944年第2卷第1期）、前人的《农人周年抗战歌》（1944年第2卷第5期）。《三民主义半月刊》上许世英的《知识青年从军歌》（1944年第5卷第11期）等。在军事、教育类期刊方面，《军事杂志》上俯拾的《游击短歌》（1939年第117期）。《海军建设》上贝谷的《扬子江战歌》（1940年第1卷第5期）。《进修》上李德笙的《战时童歌》（1940年第2卷第2期）。《四川兵役》上秦光银的抗战童谣《打东洋》、《打游击》、《出征》、《送哥哥》、《大家不退后》、《骑马打东洋》、《报国仇》、《我不躲》、《不当汉奸》、《犒劳将士》等三十四首（1940年第7、8期）。《士兵月刊》上佚名的《抗建山歌》、《战地山歌》（1942年第3期），《士兵周报》上佚名的《九一八》（1943年第3期）。《职工通讯》上佚名的咏延水谣曲《六进六出》（1943年第2卷第12期）等。可以说，抗战大后方的各种期刊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抗战歌谣，使其承载抗战歌谣的媒介效应也急剧增大。而这种“场效应”不仅引发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继而更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战救亡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

3.抗战歌谣创作群体与受众在出版媒介场域中，出版者与出版物只是传播媒介，是媒介场域的中间环节。只有创作者生产出信息符号之后，才能经由出版者加工出品，传递给信息的受众，形成完整的传播过程。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即是在出版媒介的形成中使得抗战歌谣的创作者与受众作为传播链首尾相连。（1）抗战歌谣的创作群体抗战时期，歌谣的创作群体比以往更加全面广泛。一方面，抗战歌谣的创作群体涵盖了音乐家、诗人、作家等各类文艺工作者。如音乐家塞克作歌、冼星海制谱的《保卫芦沟桥》（《新少年》1937年第4卷第2期），贺绿汀的《炮兵歌》、塞克的《全面抗战》（《西南日报》1938-9-10），刘雪盦、自度曲的《中国空军歌》（《战歌》1938年第1卷第1-4期），白炎作歌、吕骥作曲的《武装保卫山西》（《大声》1937年第18期），麦新词、孟波曲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浙江自治》1939年第1期）。老舍的抗战民歌二首《大家忙歌》、《出钱出力歌》（《扫荡报》1938-11-12），冰心的《出征抗日歌》（《兵役半月刊》1939年第2卷第14期），郭沫若、贺绿汀的《出钱劳军歌》（《儿童月刊》1941年第14期）等。另一方面，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等军政要员及行政官员等也加入到抗战歌谣的创作群体之中。如冯玉祥创作的《劝君节约建国》（《扫荡报》1940-11-11）、《快服兵役歌》（《经纬》1944年第2卷第8期）、《胜利劳军歌》（《国民公报》1945-9-9）等。陈立夫、卢冀野的《抗战建国歌》（《西南日报》1938-9-10），陈果夫作歌、唐学咏制谱的《合作歌》（《自贡合作旬刊》1942年第15、16期）。罗家伦的《空军东征日本凯歌》（《新民族》1938年第1卷第14期）、《远征军歌》（《现代西北》1944年第7卷第2期）、《青年从军歌》（《中国青年》1944年第11卷第5期）等。潘公展的《总动员歌》（《农业推广通讯》1942年第4卷第4期），杨公达的《筹债歌》（《扫荡报》1944-4-12）等。抗战歌谣创作群体的发展壮大，带动了抗战大后方群众歌咏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不仅传播了抗战救亡歌声，播撒了抗战音乐火种，更用民魂战歌的嘹亮乐章唤起了大后方民众的抗日激情，点燃了各地的抗战音乐烈火，使抗战救亡歌声遍布全国，有力支援了抗战民族解放战争。（2）抗战歌谣的受众传播受众是指与抗战歌谣出版信息相关联的读者群体。他们是抗战歌谣信息的接收者、反馈者与传播者，是抗战歌谣传播的起始目标和最终归宿。在出版媒介场域中，抗战歌谣的原文创作者和编辑出版的生产者构建了信息传播空间，而这依赖于受众群体的阅读和传播。抗战歌谣传播过程中，只有得到受众的阅读传递，才能形成完整的传播系统。在抗战歌谣的出版媒介场域中，一方面，针对工人、农民、士兵、市民、学生等社会各个阶层，以及对青壮年、妇女、儿童等社会各种群体，既有社会科普类的图书报刊，更有量身打造的专业读物。如王云階、刘雪厂在《战时妇女》上的《好女儿歌》（1937年第13期），傅建华在《湖南防空月刊》上的《防空俚歌》（1940年第11、12期）。地雷检词、丁珰曲在《新音乐》上的《新兵歌》、柳傅启事，桂矢甲曲的《步兵歌》（1940年第1卷第2期）。龙光在《现代农民》上的《节约歌》（1941年第4卷第5期），行知在《战时劳工》上的《自立歌》、《节约歌》（1942年第2卷第9期）等。另一方面，抗战歌谣的创作者和生产者，针对社会不同的受众群体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辅导。如赵清阁在《弹花》上的《制作军歌之我见》（1938年第2卷第2期），作新在《新民报半月刊》上的《从歌谣中看妇女》（1940年第2卷第1期），吴世璟在《社会教育辅导》上的《怎样教士兵唱歌》（1944年第2期）。林石的《怎样教大众产生自己的歌曲》、陶行知的《什么是大众歌曲》、的《唱歌的声音与感情》（冼星海等编《抗战歌曲集》，上海，生活书店，1938）等。对于抗战歌谣的传播情形，丰子恺谈道：“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会是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

二、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