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羞草的作文450字十篇

含羞草的作文450字篇1

有一天，机会来了，我终于找到了有卖含羞草的地方，那就是金桥的一个花鸟市场，我随着邻居一起去了。

刚见到含羞草，我就去碰它。碰含羞草或许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了。我掏出五元钱的纸币，买下了这小东西。

回到家，我仔细端详着含羞草。它好可爱，叶子是椭圆形的扁扁的，我一碰就合起来了，怪不得叫含羞草。然后，我就急急忙忙的倒了满满一杯水，倒进了小小的盆栽里。我这几天都没忘记给它浇水。

暑假过去了，我要上学了。我渐渐地忘记了我那可爱的小植物。直到有一天，喜爱植物的爷爷对我说：“你的花好久都没浇了，还好命大，不然早就死了。我这才想起了我那可怜的含羞草，跌打滚爬的，跑进了阳台。

含羞草的作文450字篇2

队伍：3人

历时：一天一夜

法戒山位于开县城北20多公里的大德乡境内，海拔约1000米，居大德乡山脉最高峰。地势奇特，风景怡人：冬有皑皑白雪，夏有郁郁佳木，春是“山水从容，尽吐清新之气”，秋则“虹霞火阳，染秋韵之流光”；危岩绝壑、奇峰异景，处处可见，是登高览翠的绝佳去处。而四五月的法戒山更加迷人，因为在法戒山的四周，全是层层叠叠的梯田，每年四五月份，田里禾苗才开始慢慢长出嫩芽，还是一片水汪汪的样子，像明朗线条一样勾画出的梯田轮廓在此时显得最为清晰动人。

秀美富饶的田园风光

从开县新城出发，驱车不到15公里就能到达大慈与大德的公路分界处，在此下车就可向法戒山进发，沿途便是优美的田园风光：层层叠叠的梯田，像一幅巨大而抽象的雕版画。行云流水般的线条，随山势蜿蜓起伏，像绿色湖面上荡起的缕缕涟漪，更像大山独一无二、气势磅礴的指纹。一块块水田，宛如万千面流光溢彩的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树，倒映着飞鸟一掠而过的倩影。那些悠然散落于乡野间的农家小屋，有种田园牧歌式的闲适恬淡，恰似路边悄然开放的野花，与世无争而怡然自得。

若到了收获季节，这里的景色就是“金稻矜羞，辞飞鸟之烈吻；云楼雨宅，润佳谷之醇异”，不仅秀美，更显出富饶。

法戒山位于“开县第一粮仓”――大慈山上，据《开县志》记载：“大慈山所产‘桂花米’曾作贡品”。这一地区土层肥厚、水源充足、日照时间长，地质地理环境特别适合水稻生长。再加上山中空气清新，无污染，病虫害少，生产的作物是真正的“绿色食品”。该地特产的优质桂花米，粒大而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淀粉、矿物质和多种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香醇滋润，柔软可口，色泽亮洁。《大慈山贡米赋》中曾这样描写：“其色兮仙精之渗白玉，温润凝璧；其香兮桂花之舞满月，终岁不去；其味兮甘泉之溢琼浆，啖之而神爽。”明清时，桂花米还曾作为开县稻米类唯一的皇室贡品而声名远扬。

充满诗情的林间小道

继续前行，越过一处峭壁，很快就进入一条幽深的林间小径。山道崎岖，迂回曲折；林木葱郁，翠华摇荡。耳闻松林涛声如海，更显得深山空寂，不似人间。清风徐徐而来，夹杂着青草灌木清冽奔放的气味，令人神清气爽。不时邂逅的各种野鸟，有着艳丽的羽毛，每一声鸣叫都带着青山绿水的韵致，原始而纯净。更有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野花野果，盈风吐香，鲜嫩蓬勃，像是春天烂漫无忧的孩子。你可以随手采摘那些散布在草丛间的松菌、长在树干上的黑木耳、野生茶树的嫩尖，还有那散发着幽幽清香的柑橘花……

这是一条充满浓郁春意和浪漫诗情的山路，就像蜿蜒曲折而又处处美好的人生，令人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快乐。于是想起吴越王钱那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庆幸自己终于能暂时从俗累的都市生活中逃离，回归春和景明的大自然怀抱。

无限风光在险峰

徜徉于清幽的山道，用最享受的速度前行，不知不觉便来到法戒山最高峰脚下。仰首望去，一座奇特的山崖，横空出世，巍峨兀立，峭壁如削，是天工之斧开凿而出、造化之灵孕育而成的奇峰。峰顶隐约有座小庙，红墙青瓦、飞檐翘角，仿佛远居化外的隐士，沉默而又平静地俯瞰着深翠大地，有种遗世独立的空灵与清寂。

山脚有条石阶路通往山顶的寺庙。从山下远望，秀丽怡人的风光和陡峭险峻的道路，交织成一段充满寻幽探险奇趣的路途，而登山之人的身影在绝壁和茂林之间时隐时现，小如蝼蚁。沿着石阶往上攀登，但见危岩怪石，险峰叠翠，流岚浮云，缥缈如幻。向上约200 余米，便进入两根高耸而立、凌空相峙的擎天柱之间。在两个石柱之间有一尊山神佛像，到达此地的游客，都会在这里稍作停留，对着佛像磕头作揖，然后再鼓足勇气，踏上此行最险之处――“天梯”。

所谓的“天梯”，实则是两座峭壁间一处几乎成90°角的陡坡上凿出的宽约1米的石阶。石阶共40余级，其下便是深不可测的悬崖。自山顶垂下的两条铁链，曾是唯一可借力的攀援工具，现在石阶两旁有了新焊的不锈钢栏杆，安全系数无疑增加了许多。即便如此，攀爬这样一条奇陡无比的“天梯”，依然令人禁不住心跳加速、手足发软。所以，铁链总是被攀爬的游客们牢牢地拽在手心――从被磨得铮亮的铁链上，就足以看出这一点。

常言道：“无限风光在险峰。”一段奇险的路途后，绝美的风景是对勇敢者最好的奖赏。

攀上崖顶，强劲的山风霎时吹散了一身的疲累。走到石柱顶端的眺望台上，抚栏鸟瞰，开县如画的地理山川尽收眼底：苍翠连绵的群山、繁华美丽的新城、碧波荡漾的汉丰湖……此时此刻，襟怀大开，无需“一览众山小”的慨叹，只有飞鸟归林般的自在，以及远离喧嚣、忘却俗世的宁静平和。

历史悠久的法戒寺

沿着石阶继续往上，迎面便是一座宏阔的庙门，深红的墙壁尽是时光侵蚀后斑驳的痕迹，庄肃中透出沧桑的古意。庙门左右分立一尊石狮，两侧有一幅对联：“旭日染得蒲福门，鹤声常鸣江山秀。”门楣之上刻着两条戏珠的飞龙，遒劲盘旋，气势十足。庙门正上方，虽饱经风霜而显得残旧，但“法戒山”三个字，依然穿过岁月的烟云，在花开花落的沉浮中，永远波澜不惊地，静默地凝视着每一个来者。

据说在清咸丰年间，法戒山的石柱上每晚都会发出奇异的七彩光晕，将方圆数十公里的村落照得五彩缤纷。当地名士汪正春观看这一异象后，立即认定是佛光，随即率众村民跪拜，然后募集资金，在此处修建寺庙。建寺之初曾为上下两寺，下寺名曰：觉安寺，上为：法戒寺。觉安寺曾香客云聚，香火鼎盛，相传有和尚在寺中坐化，后何时被毁，已无从查考。如今的法戒寺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乡人自发重建。在400 多年的历史中，该寺虽屡遭浩劫，但依然保留下古迹建筑700 多平方米，各类佛像30余尊，从寺庙的许多旧物中，仍能觅其古韵。

跨入庙门，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幽静、冷清。似一泓澄净的泉水，霎间浇灭了心底的浮躁。目之所及处，是古拙朴实的石刻、字迹斑驳的门联、香火袅袅的石鼎、墙上遗留的文人墨宝……这些古迹经时间之锤打磨过后，每一道裂缝，每一处残缺，都显出历史的厚重。此外还有两座具有重要文物保护价值的石碑。一座立于雍正年间，碑文曰：“法戒山乃先朝古刹，层峰叠嶂，佳木环绕，幽闻远达……”另一座凿于咸丰年间，名为“正堂徐示”，则详细记载了寺庙的修建、修葺等历史。

法戒山寺庙中有斋饭厅、逸心堂、卧斋室共计5间。穿过两边禅房进入正殿，便见数十座佛像高踞神龛之上。香烟缭绕中，如来佛祖、文昌帝君等神佛，或宝相庄严，或气度雍雅，或神色悲悯地俯瞰着芸芸众生，似静观红尘无欲无求，又似怜顾一切普渡众生。虽然，每逢初一、十五，便有香客络绎而来，拜神祈福，但此寺幽居深山，交通不便，终不如别家寺院那般热闹非凡，然而那份难得的清静却天然契合禅的境界，更适合感悟佛理、明澈心性。

走出寺庙，已是暮色苍茫，众峰静默，风露凉爽，清气涤襟。居远山之巅，闻万壑松声，遥想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一时竟不知是梦境是虚无。隐约间似有梵音遥唱，清和深远，令人心神空静，怡然而忘却烦忧。不经意间，庙中一块石碑上所刻的文字浮上了心头：“西南山水唯川蜀最奇，西蜀之领处峨眉山外又莫若法戒山”。这样高的赞誉，大概是其曾“幽闻远达”的佐证吧。只是辗转于历史的风雨，逐渐落寞了声名。据说大德乡正在申请文物保护、旅游景点等项目，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法戒山终将恢复其佛门圣地、百年古刹的荣光！

TIPS

含羞草的作文450字篇3

生命之树常绿

现年87岁、和硕县政协原副主席、离休老干部韩文明同志，出生于甘肃省卓尼县柳林镇官落村一户贫寒的农民家庭。他1949年8月参加革命，同年随王震将军进疆。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2月作为军代表被组织上分配到和静县工作。1954年12月转业和静县工作。1956年4月调和硕县工作，至1984年1月光荣离休。韩老离休不离党，他仍然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坚定信念，继续为和硕的稳定发展献计献策，发挥余热。先后受到自治区、自治州、县的荣誉奖励和物质奖励十几次。1985年10月特授自治区党政荣誉证书和金星奖章一枚，1992年9月和硕县老龄委员会和教育下一代委员会奖给“老骥伏枥、功德长存”横幅金匾一块。1990年4月，和静县委、县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功臣”的金字横匾，中共和硕县委自1996年以来连续5年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沤心沥血勤政为民

韩文明在他的《我的平生》一文中引用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一段话“‘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参加革命50多年，走到哪里就要在哪里开花结果，对党对人民做出有益的贡献，这就是我加入共产党的梦境……”。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西地乡（今清水河农场）、红旗公社任书记时，下村总是自带干粮，渴了就喝渠里的水，从来不打扰群众，生怕给群众添麻烦。

1956年9月至1957年8月任和硕县二区区委副书记时，深入各社，用党的方针政策、思想教育群众，发展生产，巩固农业，加强对党团员的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1957年9月至1958年9月在西地乡任党支部书记时，西地乡只有120户人家，210口人，其中30的居民住的是草棚、地窖，百姓生活十分困难。耕地只有3000亩，干旱缺水。生产资料只有木犁35架，木轱簏车20辆。面对百姓的困苦，韩文明同志心里十分难过，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穷困的面貌。他紧密团结各族干部、群众，带领大家不分昼夜大干苦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砍倒大小榆树3500株，开荒、修田间干道，规划防风林带，植树5960棵，平整土地3200亩，修防渗渠道25公里。为提高土地肥力，发动群众自发从黑疙瘩背回肥料施肥，使农业生产获得丰收。不幸的是，1958年7月27、28日天降暴雨，山洪暴发，以82立方米/秒的流量直泻而下，冲毁农田，把刚收割好的麦捆冲到水里，眼看劳动成果被毁掉，他不顾自家四壁洪水，家人命在旦夕，昼夜与各族群众奋不顾身打捞麦捆，疏通渠道。就这样苦战五天五夜，战胜历史罕见的洪灾，获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丰收，进一步鼓舞了各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州委、州人民政府当年在西地乡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现场会议，给该乡颁发了“艰苦创业、战胜灾害，取得农业丰收”十四个大字的一面锦旗，号召全州向韩文明同志及其所在的乡村人民学习。他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辛苦劳作，改变了老百姓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生活日渐好转。1957年粮食总产量为173万斤，上交国家50万斤；油料为0.58万斤，上交国家0.28万斤；牲畜总头数为7586头，上交国家活畜600头；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296万斤，上交国家100万斤，油料为0.66万斤，上交国家0.32万斤；牲畜为7820头，上交国家活畜713头。

1958年10月到1972年3月，他任和硕县红旗公社（今塔哈其、曲惠、西地）党委书记、贫协主席、民兵教导员。那时刚刚成立，各族群众1999人，劳动力只有671人，耕地5000亩，牛232头，马238匹，双铧犁29架，单轮木犁27架，铁车32辆，木车37辆，牲畜6474头。而曲惠、塔哈其、西地三队的土地都是沿戈壁一带的冲沙地区，土地不平，十年九旱，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粮食亩产只有100至120斤，打场脱粒用牛踏，骑马撒种。百分之七十的农户居住面积不足25平方米，有的三至四代人住一间不到25平方米的小屋，人民群众生活很艰苦。

为了彻底改变贫困面貌，首先要解决水的问题，于是韩文明就带领乡领导和水利干部调查研究，踏遍了曲惠沟、克日古提沟、博斯腾湖的山山水水。由于当时没有科学的依据，他就自己想办法，采取查看榆树年轮宽窄规律的方法，为挖泉眼、修防渗渠道取得第一手资料，他充分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荒造田、植树造林、开挖渠道、兴修水利。他日夜操劳，三过家门而不入，带领广大群众艰苦创业。经过8年苦战，规划条田210块，修防渗渠55公里，修建居民点25处，小学校5所，卫生所3个，种植防护林带20xx亩，修道路20公里，种植梨树380亩，兴建民房28700平方米，新修各类牲畜棚圈58处，修水磨12盘，做到了“人离草棚，畜有棚圈”。1959年全社粮食总产量是352.3万斤，牲畜20931头 ，到196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43.1万斤，牲畜存栏数达到39540头，被州委、州人民政府授于“大寨式”的光荣称号。

1972年4月，组织上派他到清水河农场任党委副书记（后任党委书记）。1973年至1979年期间，组成千人劳动大军，风餐露宿，带领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29次，共投入劳力537968个工天，完成土方2840000万立方米，兴修引水渠288条，长达229公里，兴修各种水利工程建筑物198座，打机井30眼，开荒15000亩，植树造林2950亩，其中果树2150亩。兴建道路49公里，其中沥清路面7公里，修大桥2座，架设高压电线29公里，已基本实现山水田林的综合治理，使农场的面貌初步改观。在此基础上，1977年至1980年继续挖排碱渠82条，长达11000米、挖土66万立方米；修灌渠58条，长达81100米，挖土48万立方米；开荒4000亩，平整土地6000亩，挖土21万立方米，极大地改善了自然条件，经过7年（1973-1980年）苦战，扭亏为盈，为今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7年总产值206.8万元，盈利17万元。1978年总产值216.9万元，盈利28.4万元。1979年总产值258.4万元，盈利37.9万元。1980年总产值287.5万元，盈利12万元（因调整工资减少盈利）。全场1979--1980年粮食产量由上年的740万斤，增长到889.9万斤；由1972年亏损29.3万元，到1979年盈利37.9万元。1972年—1979年，粮食总产量为384.6万公斤，上交国家111.8万斤，油料5.3万斤上交国家2.99万斤，牲畜15430头来上交国家，1979年粮食总产量889.8万斤，上交国家285.9万斤，油料总产量22.6万斤，上交国家14.7万斤，牲畜15831头，上交国家活畜812头，巴州在农场召开全州主要领导参加的现场会。把农场建成了“大寨式国营农场”，被自治州评为地方国营农场先进单位，他本人受到表彰。

1981年3月至1983年12月任和硕县政协副主席，专门从事统战工作，为落实和硕县“三反”、“五反”和中的冤假错案，深入农场调查了解，了167起冤假错案。

历经风霜心不离党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许许多多的好干部、好群众在这场浩劫中蒙受冤屈，惨遭迫害，韩文明没有幸免于难，有幸的是他劫后逢生。当时他为尽快实现“五好”农村，缩小城乡差别，下决心改变环境面貌。他不顾慈母的生死离别，白天劳动，晚上办公。但当时被造反派夺权，带着“现行反革命牌子”游街批斗，以“唯生产力论”的典型为由，与四类分子一起批斗，被打成残废，受到非人的折磨，妻子儿女也受到迫害。

虽然韩文明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造反派的百般残害，但始终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群众的事，历史终会还我清白的”。1972年4月被组织上解救出来，重新安排了工作，先后任清水河农场党委副书记、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努力工作，以此报答党的恩情。他常说：“十年浩劫，使我减少了为党为人民做贡献的机会。我将加倍努力工作，报答党的恩情。”历经风霜，仍不改的是对党的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痴情。

老骥伏枥功德长存

1984年1月，韩文明光荣离休了。他经常说：“离休了，我还要继续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国家的建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他从不打扑克、玩麻将、下象棋，他把整个身心都用在忠诚党的事业上，努力看书、学习，认真调查研究、写作。用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尚的革命情操，继续关心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积极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促进和硕县“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离休后，他一是写作。他不顾高龄和“”中被造反派打断肋骨、打坏的腰伤，不图个人经济收入，担任了和硕县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副组长。他自费多方查证，反复核实，共查阅资料365卷，写出了3.5万字的党史材料，为和硕县组织史的正式出版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还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写出了十几本20多万字的文字史料和生产发展史料，为和硕县史志工作做出了贡献。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编写出如下历史资料：

1、1949年--1987年和硕县组织史料。2、1958年--1966年和硕县红旗公社史料。3、1972年--1980年和硕县清水河农场发展史料。4、1949年--20xx年和硕县农牧业发展资料。5、赴北方三省农业发展资料（北游记）。6、赴南方六省名胜古迹资料（南游记）。7、《我的平生》（回忆录）等可贵的文字资料。

二是宣传教育。离休以来，到机关、学校作革命传统报告（自己整理的报告材料40多篇），平均每年2次，共38次之多。从不用公车，近的走路去，远的搭车去。

韩老虽然年事已高，可他那颗对党、对人民的炽热深情丝毫未减。却愈来愈感到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做的贡献太少了。所以，他时刻关心着党和人民，关心着和硕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当我到他家里，他还在看20xx年和硕县的《政府工作报告》。

当他得知全县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时，他到县委组织部找到刘新华部长，要求到各单位讲课，并领回“三个代表”学习的相关资料，认真学习起“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先后到特吾里克镇、县公安局、林业局、塔哈其乡等单位作报告，以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如何真正实践“三个代表”为主要内容，向广大党员、干部授课，受教育人数达450余人。他的每一次报告、讲课尤如春雨滋润万物，荡涤着人们心灵深处的尘埃。

20xx年7月，康农公司二分公司职工20余人准备集体到县政府上访，索要所欠工资，声称如若不然，就砸了县政府大楼。当他看到在街上边走边喊的群众时，就上前问明情由。得知这一原因后，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主动劝阻了那些职工，给他们讲党的政策，讲法律知识，劝他们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妥善解决问题，这些职工听了韩主席情真意切的话语，心服口服，停止了上访行为。为了表达对韩老的感激之情，20多名康农公司二分公司职工于20xx年7月6日捧着一块“黄金如粪土、情义值千金”的横匾来到韩文明的家里，一起跪下答谢他真挚的教诲。

在谈到对“xx功”的看法时，老人说：“共产党人信奉的是马列主义、思想，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坚持唯物主义。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xx功’企图利用组织搞分裂、破坏活动，说什么通过练功就可以升入天堂，享尽荣华富贵，那是不科学的，骗人的歪理学说。我们今天富了，但这‘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求神拜佛取得的，而是在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改革开放得来的，是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取得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心中的‘神’”。

说着韩老就说起了他最喜欢《为人民服务》。流利地说出了歌词：为人民服务是我真诚的付出，为人民服务是忘我的投入，是用生命注解的书，是用心开拓的路，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用赞颂党的歌词表达了对党的信念：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是亲人，你是方向，领导我们胜利前进，人类一定解放……”。

清贫如洗毫无私心

韩文明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正如他常说的那样“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是人民大众的牛，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要在一切行动上不骄不躁，谦虚诚恳，和广大群众相依为命，大公无私，严已律已，宽以待人，毫不利已，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韩文明同志为官几十年，吃的是百姓饭，穿得是百姓衣，起居非常简朴。在任西地乡党支部书记时，他一家人住在不足40平方米的一座破烂不堪的土坯房里，没有床铺，地上铺些麦草当床防潮，办公、睡觉、做饭等都在这个土屋里，但他不因条件艰苦而放弃工作，而是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至今他仍是粗茶淡饭，起居简朴。银行里没有一分钱存款，唯一的财产是现在居住的80平米楼房（是从他两年的工资里扣除的，至今才付清了房钱）。组织上看他家里没有电话，准备给他装一部，他坚持不让。又怕组织上给装电话，于是急忙自费1500元装了一部电话。他家里至今还是一台80年代12英寸的电视机。

他的爱人巴叶同志是1950年参加工作的，196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政府要精简机构，他爱人本不是被精简的对象，但他为作表率，给爱人做工作，被精简下去劳动，直到1997年被组织上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待遇。

他在任红旗公社党委书记时，家里没有吃的，经常吃野菜籽度日。他唯一的女儿韩桂花才四岁，吃了野菜籽做的饼子，大便不通，就哭着说：“爸爸，你当书记吃的还不如社员，不如我们去当社员去，再不要当什么书记，好么？”他听了之后，教导孩子：“爸爸是共产党员，是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生活不能搞特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然就会脱离群众……，那就不是一个够标准的共产党员”。韩文明10岁丧父，母亲含辛如苦养育他，母亲因思念他而哭瞎了双眼。他在任红旗公社党委书记时，其母因饥饿，发电报来要他回家探亲，给她带回去一些票。可是从关内逃荒来的社员灾民800多人，其中30的灾民患有黄胆性肝炎需要安置、抢救和治疗，没有回去。没有答应母亲最后的要求，母亲含泪离开了人世。他身在边疆，一心扑在工作上，没能回去送终。韩文明把对慈母的衷悼、悲痛化为人民服务的力量努力工作。有一次，他下队去劳动，中午休息吃饭时，到渠边吃着从家带来的梭梭籽做的烤饼，喝着渠里的水，被社员刘兰英看见，急忙到家里取来一个玉米饼，要换他的烤饼，掉着眼泪说：“韩书记，我们从内地逃荒来到这里，您收留我们全家六口人，发救济，给住房，不然我们活不到今天。您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前后收留关内逃难的灾民850人，您顾全大局把仓库里库存的储备粮万余斤，振济灾民。我们以为您的生活一定比我们好，没想到您吃的比我们还差，我请求您把手里的梭梭籽饼换给我，拿回去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永远记住我们共产党书记的伟大。”

其实，他身为公社书记，手里有权，仓库里有几十万斤粮食，如果自私贪污的话，完全可以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完全可以拿出粮食换粮票给家中的老母寄去，也不至于老母被饿死。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把粮食拿来救济灾民。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是领导，我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不能因为自私自利，而毁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他不占国家一分钱便宜。今年3月，韩老从银行领回工资，发现多了15元，立即到单位查询原因，当他得知是医药补助费时，就说：“我的医药费都是实报实销的，不应该再给钱，不能多占国家一分钱”。最后，他坚持把15元钱退掉。

还有一次，他有病需要到县医院去，老干局副局长吉建军要派车送他去医院，他说啥也不坐车去。他说“车是公家的，要烧油的，那是浪费国家的钱财，我自己可以走到医院去，不能给国家再增添任何麻烦”。他有病坚持不住院，他说“县上财政困难，住院花费大，自己有离休工资，能过得去，不能再给县上增加负担”。1998年和硕县拓宽修建东风路，本身有病，需要缴医药费。当他得知要修建马路时，他还是只留下本月的生活费，捐款500元。他还不好意思地说：“如果不是生病，还可以多捐些”。

他的子女没有任何的优待。当年他在位时，领导干部的子女有保送上大学的名额。他没有让一个子女去上大学，把指标让给了下乡的知识青年。其子中学毕业后就参加劳动。他的唯一的女儿韩桂花高中毕业后，到县医院当清洁工。二儿子下岗，自谋生路，当问到他“为什么不找找政府，帮助解决子女问题时”，他说“共产党员不能只顾自己的家人，要是顾早就顾了”。当年就是为了顾大家，不顾小家，以至于两个儿子相继夭折。

请看摘自他回忆录中的一首诗：“党性生涯八十秋，沤心沥血苦埋头。晚情岁月知珍惜，瀚墨飘香伴旅游。官守言清两俱无，闲去野鹤一身轻。莫言白发根根在，迟暮仍须报国心”这首诗是他辛勤笔耕、爱国爱党的生动写照。

含羞草的作文450字篇4

陪同采访的青原区教育局局长龙小蓉告诉记者,东固与吉水、永丰、泰和以及兴国四县交界,面积达243平方千米。海拔1 200多米的大乌山像一座巨大的屏障耸立其间。记者此行的目的地龙家塘民族小学就在大乌山山腰上,海拔880米。虽然离东固乡只有18千米,但2008年前不通公路,乡民下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空手徒步往返一趟最快也要6个小时。龙家塘村现有450多人,都是清一色的畲族乡民。这里地广人稀,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新中国成立前,绝大多数乡民没有上过学。

为了改变畲乡文化落后的面貌,上世纪70年代,政府部门在龙家塘设立了一个教学点——龙家塘民族小学。可是由于环境艰苦,交通闭塞,派进去的教师待不到一年,便纷纷“溃退”,换教师就像走马灯一样。直到—个人的出现,才让这个只有十几个学生的教学点坚如磐石,平稳办学到了今天。

还没见到采访对象,龙局长就先给记者讲起一则故事:1980年8月底,眼看着开学的日期近了,但龙家塘村民族小学迟迟不见新教师接班。每年开学前几天,是老村长最忧心的时候,因为这里的教师基本上是一个学期换一个,走了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下一个。开学这天,学生们都来了,但老师仍然没到。像往常一样,老村长又在村口张望,远远地看见一个年轻人挑着担子朝学校方向走来。老村长喜出望外地匆匆迎上去,走近一看,哪是什么新老师,原来是本村的“秀才”陈祖芳。这年7月,陈祖芳高中毕业,还是个刚满16岁的小伙子。乡里新建了一个东固乌龙电站,每个村有一个推荐去那上班的指标,他是全村唯一的高中毕业生,所以村里就推荐了他。这不,挑上被褥,哼着小调的他正赶去电站上班呢!

见是陈祖芳,老村长失望不已,因为这不是他要等的人,但看到这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他失落的眼神马上又现出几分希望。

“祖芳,现在学校开学了,学生也来了,可新老师还没个指望。能不能请你先代几天课,等新老师来了你再去上班?”老村长问。

“我代课,行吗?”陈祖芳被问得有些懵了。

“行!村里就数你最有文化。再说,就是先代几天嘛,新老师来了你就走。”

陈祖芳还在犹豫着,却被老村长拽着到了学校。孩子们看见一个挑被子的人来了,都把他当新来的教师,抢着给他卸东西。拗不过老村长的“死磨烂缠”和孩子们的热情,陈祖芳放下担子,接过了教鞭。就这样,带着十几个孩子,在一栋破旧的教室里,他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课—代,不是几天,而是30多年!

建得起好学校,却建不起自家房

汽车继续在山岭间盘旋,虽然现在通了公路,但路况复杂,不是老司机断然不敢开车上山。时令已是深冬,但山上的树木依然葱郁,放眼望去,苍松翠竹,到处一片绿海。车子在连续几个180度大转弯后,爬上一个陡坡。“看到国旗了,到了!”坐在前排的记者说。

开门下车,呼呼的山风夹着阵阵寒意扑面而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山岭上迎风招展,飘在苍翠的大山深处显得格外醒目。

走进学校,记者见到了陈祖芳。可能是知道有人来访,陈祖芳特意穿了一身洁净的西装,但敞开的衣领却掩不住里面手织的粗毛衣。

采访的话题就从学校开始。陈祖芳告诉记者,龙家塘民族小学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只有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到了80年代,已是阴暗潮湿、墙壁开裂,屋顶四处见光。一到刮风下雨,风卷瓦片,雨浇教室。这时,他总是把学生暂时安排在附近村民家中,自己却冒雨登上屋顶捡漏维修,疏通水沟。为了安全起见,他还五次搬迁,自己掏钱租用民房上课。1989年,村委会决定把老校舍拆除改建。为了节省建校资金,陈祖芳利用休息时间,同年迈的父亲一起义务打土坯,捡石块,整地基。当时建这所学校,村里只出了2 000元,用于泥木匠的工钱,其余全是陈祖芳父子义务投工投劳的,为村里节约资金5 000余元。

2006年,区教育局和村委会共同努力,投入资金24万元,另择新址,兴建了一幢300平方米的两层教学楼。龙家塘地无三分平,现在的校址是挖山平地开拓出来的。对这个新学校,陈祖芳视如珍宝,十分爱护,一有闲暇就在房前屋后挖沟整地,栽花种树。2008年6月,由于长时间下雨,造成学校后面山体滑坡,他一个人利用休息时间,挑泥铲土,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清除淤泥和石块。

陈祖芳不仅为学校出力,还为改善学校办公条件贴钱。他的事迹被有关媒体报道后,一些爱心人士纷纷为他捐款。2007年4月,他将中国兰花网资助他的边远山区教师生活补助款2 000元,全部用于学校购置油漆黑板和音响,以及接水管、建花坛。同年9月,他被评为吉安市边远地区教学点优秀教师,获得奖金500元,但他将这笔钱为学校添置了两张办公桌,为学生食堂砌灶、买锅。2008年,他自费为学生买了一台饮水机,解决学生饮水难的问题。为了方便网上学习,2010年,他又花3 400元购买了电脑。他说:“现在区里在抓‘先学后教’高效课堂教学改革,我不懂的地方就到网上去看,方便多了。”

陈祖芳为学校付出了很多,做了许多事情。对此,他的妻子最有感受。自从结婚以来,陈祖芳一心扑在学校,把家务、农活全部交给妻子料理,自己则一直吃住在校,以校为家。眼看着别人家相继盖起了新楼,而陈祖芳的家还是他父亲手上1986年建的一栋土坯木楼房,抬头望去阁楼上很多木板都霉烂了。在一幢幢新房的包围中,这栋破旧的土砖房显得特别寒碜、刺眼。在他家,唯一带有现代气息也最值钱的摆设是一台14英寸旧彩电,那还是前几年他儿子的同学送的。看着这台陈旧的小彩电,记者鼻头酸酸的,如果把它拿到废品收购站去,最多也就能抵20元啊!村支书说:“陈老师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生活是全村最困难的。”

对得起学生,却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在采访时,记者问陈祖芳:“你从代课起就没有想过离开吗?”

他说:“当时在全乡,我们龙家塘文盲数量最多,很多人连个领条都不会写。我想改变这个状况。代了几天课后,和学生有了感情,新的老师又不愿进来,来了也吃不了这个苦,所以,就一直代下去了。山里的人很纯朴,对老师很敬重,谁家杀猪请客都要请我去坐一席,有时杀只鸭子也要叫我去吃饭。你说,能不让我感动吗?我能丢下这些学生吗?”

在学校里,陈祖芳集校长、教师、炊事员、卫生员于一身。没有修通公路时,每次开学前,陈祖芳都要扛一根扁担,拿两个蛇皮袋,步行下山到中心小学,将学生的书本和作业本挑上山。每学期往返两趟,一趟就是十多个小时。冬天,他每天都要为学生烧水、热饭、生火取暖。对于患病的学生,他更是关怀备至,每年都要花几百元钱买一些常用药品,以备学生出现外伤、头晕、肚痛、咳嗽等症状。有一年,学生孙敏在家左腿骨折。陈祖芳亲自联系医生,同家长一起送她去当地较近、条件较好的兴国县一家医院,并先后三次到医院看望,出院后又给她补课。学生陈节兴患肺结核,在兴国县治疗。他利用双休日几次到医院看望,嘱咐陈节兴安心养病,并帮他补习功课。学生张路路患急性肺炎,家里比较贫穷,药费不够,陈祖芳得知情况后,连夜冒雨步行15千米送钱去医院。家长接过300元钱,感动得热泪盈眶。

还有一次,留守儿童张开勇病得非常严重,父亲在外打工,家里只有母亲一人照顾三位老人和三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陈祖芳亲自送他去兴国县的一家医院诊疗,一检查,发现患有急性阑尾炎,需立即住院治疗。陈祖芳坚持在医院照顾张开勇三天三夜,学生家长非常感动,连忙包个红包塞给陈老师,却被他婉言谢绝。陈节胜的父母在外打工,在家里只能靠爷爷奶奶照顾,有一次因患病两天没上学,陈祖芳不但送去药,还帮他补当天的功课。陈节胜深受感动,学习更加用功了,每次考试在全班名列前茅。

陈祖芳冬天的生活已形成规律:早上7点钟起床,批改作业后吃早饭;8点钟到校,为学生烧开水,准备上课;8点30分~11点40分上课;12点钟,为学生准备午餐;下午2点~4点30分上课;晚上,上网学习、备课。每周三和周六,他还骑摩托下山到乡里,为学生的“爱心午餐”买菜。

遇上雨雪天气,陈祖芳还要护送学生放学回家。在2008年1月罕见的冰冻灾害中,他不畏艰险,坚持每天用钢钎为学生凿雪开道,放学后,用稻草、棕叶扎好脚跟把学生一个个送至家门口。公路两边的毛竹、树枝全被雪压断在路上,陈祖芳利用双休日披荆斩棘,清除断枝竹尾,为学生打开一条条安全通道,让学生快乐上学,平安回家。

龙家塘民族小学在校生最多的时候,从学前儿童到三年级有30多个。直至2011年下半年,才撤销了三年级。现在,陈祖芳带着18个一、二年级的学生(含几个学龄前儿童),年龄最大的7岁,最小的只有4岁。以前,学生中午自带饭菜,但有的嫌麻烦不愿带饭。去年,一些爱心人士捐款,让学生享受免费的“爱心午餐”。开始的时候,陈祖芳既要上课,又要煮饭做菜,忙得团团转。陈老师的精神感动了当地人。村里一名妇女每天中午主动来学校为学生做饭,让陈祖芳安心教学。

31年来,陈祖芳教过的学生有30多人考上了大学,村里年轻一代全部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他们都记着这位爱生如子的启蒙老师,每到节日不忘给他发短信、打电话。陈德生大学毕业后在外务工,经常打电话问候陈祖芳,2010年春节,还特意买了两罐奶粉看望他。自从买了电脑装上宽带后,考上赣南师范学院的孙诗福就经常与陈老师网上聊天,从陈老师身上汲取前进的力量。

看着村里的孩子一个个有了文化,走出了大山,陈祖芳心里十分满足。但记者问到他自己孩子的事时,陈祖芳却沉默不语。记者从村支书那里了解到,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都是领养的。目前,大女儿已出嫁,小女儿还在读中专。两个儿子一个28岁,一个26岁,在乡下算大龄青年了,却都没有成家;年前有人给大儿子做媒,女方一看陈家的破房子,摇摇头就走了。在交谈中,记者看得出,作为父亲,没能为孩子建新房娶媳妇,那是他心中最大的愧疚!

放得下名利,却放不下心爱的事业

陈祖芳离国家规定的民师转正时间(1980年7月19日以前)只相差40天!因为这40天,他成了永远的代课教师,也在心中烙下永远的遗憾。一个人代几天课,算不得什么;代几年的课,也算不得什么;但代一辈子的课至今还只是个“赤脚教师”,这就要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陈祖芳不是没有转行赚钱的机会,只是他都一一放弃。家乡竹木资源丰富,家人要他自办山货工厂,收入每月数千元,他不做;他的父亲在当地开了一个小诊所,要他学医继承父业,收入比代课强多了,他不听;表弟在温州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和玩具厂,又在杭州、西安、成都等城市发展了几家分公司,三番五次要他去打理一个分厂,有钱有权,他也不去。他安于清贫,每月领着几百元的代课费,快乐地做着“孩子王”。村民们都说他傻,说他有金菩萨不要,宁可端个泥饭碗,不值得。对于他人的评论,他都一笑了之,说:“让他们说去吧!每个人的追求不同。我只知道,能提高龙家塘人的文化素质比什么都值!”

村民们看到陈祖芳对工作如此认真负责,纷纷送子女入学,许多学龄前幼儿甚至连邻乡兴国枫边的几名五岁的幼儿也被送来读书。龙家塘民族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始终保持100%,没有一个流生和辍学者,学生成绩也一直名列全乡前茅。

陈祖芳缺钱吗?当然缺!家里建房子要钱,孩子娶媳妇要钱。陈祖芳有钱吗?当然没有!多年来,陈祖芳代课费只有几十元、百来元。近两年,区财政下发了边远山区教师津贴,加上中心小学给的代课费,合在一起才900元。何况,他还时常自掏腰包为学校和学生添置东西。但是,对于钱,他看得很轻。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5月19日,区教体局、中心小学发出倡议,开展抗震救灾献爱心活动。陈祖芳虽然囊中羞涩,却慷慨解囊,一次性捐款1 200元。他是边远山区教学点的代课教师,捐款却如此之多!他说:“爱心不分等级,这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的一片心意!”就在此前不久,他还为本村修水泥路捐款1 200元。东固中学一名教师患绝症住院治疗,素不相识的陈祖芳也捐款600元。中心小学一名学生患重病,他又捐款200元。每次有倡议捐款活动,陈祖芳都积极响应。

陈祖芳对教学工作不但非常认真,而且勤于钻研,与时俱进。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他一学期的工作计划。他的教案详细而工整。走进教室,除了干净整洁外,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墙上他用毛笔写的几句话:“我们的约定:我用嘴角微笑,我用耳朵倾听,我用双手帮忙,我用心灵理解。”教室的后面有一个图书角,陈祖芳别出心裁地将它命名为“书香斋”。这个名字带给学生的是一种文化的熏陶。在他办公室的黑板上,写着三行大字:“用智慧启迪学生,用情感感化学生,用人格陶冶学生。”陈祖芳正是用自己的行动,处处践行着他的座右铭。

2008年,区教体局请他在全区师德师风教育活动动员会上作报告。从此,他的事迹不胫而走,各媒体争相报道。他相继被评为吉安市农村边远地区教学点优秀教师、江西省师德标兵、全国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先进个人。2011年《吉安晚报》刊登的“感动吉安”30个人物中,陈祖芳的照片和简介摆在第一位。面对荣誉,他没有骄傲,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己无怨无悔的选择。

如今,陈祖芳又多了一块心病,这就是担心将来没有人来接他的班。2010年上半年,他带了一个徒弟,是本村的一名初中毕业生,本想培养他将来接班,但年轻人耐不住寂寞和清贫,只做了一个学期就外出打工去了。回首自己30多年的代课生涯,他作了一首小诗:“三十余年讲台中,如今白手卧江东。家徒四壁茶饭淡,堂有双亲泪眼红。不以殷勤求富贵,总将辛苦换贫穷。才疏难奏心头曲,坚守一生仍从容。”

半天多的采访,记者和陈祖芳聊天,听他上课,看他招呼学生们吃午饭,和学生们打乒乓球,感觉他过得那么充实,那么快乐。

几年前,区教体局局长龙小蓉到学校,了解到这里的难处,及时和区公路局沟通,促成了水泥公路修建一事。后来新建学校,区教体局又投资12万元。采访当天,龙局长谆谆叮嘱中心小学校长,要对陈老师多关心、照顾,并表示区教体局再拿出3万元用于龙家塘民族小学修建操场和粉刷围墙。有了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陈祖芳更加坚定了深山从教的信心和决心。在采访的整个过程中,陈祖芳没有提出半点要求。龙局长说:“我经常收到一些不符合转正条件的民办教师的上访信件,他们没有一个像陈祖芳资历这么老、工作这么好。但陈祖芳从不向我提任何条件,像他这样的人,多么难得啊!”

含羞草的作文450字篇5

这些富豪，正值大有可为的壮年时期，手握数以千万计的雄厚资产，堪称社会精英、国家栋梁。他们的移民虽然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这种大范围的移民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却意味着智慧与财富的双重流失。中国正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这不能不让人们深思，为什么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却有这么多的有钱人选择移民海外呢?

移民，中国富豪步履匆匆

毫无疑问，这个时代中国盛产富豪。每1400个中国人里就有1人是千万富豪。而资产过千万的中国富豪中，有近两成已经移民，近五成正在准备移民。据胡润《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称，目前，中国33％的千万富豪拥有海外资产，海外投资平均占其可投总资产的19％。这一行为在更富有的人群中，比如个人可投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富豪群体，移民的愿望更加强烈。

这次的大规模移民，绝对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探亲、留学移民潮和2000年前后的低端劳动力移民潮。自2007年开始，中国楼市、股市等造出很多富豪，以这些新富阶层，连同知识精英为主力的移民潮，意味着国内财富的大转移，属于投资移民。其实，这种状况绝非一时了。现在的现实是，但凡有点家产的，或官员做裸官，或演员改国籍，学者最好有国外的绿卡，而民营企业家，似乎移民更成了一种潮流。以至于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因蜂拥而来的中国移民，修订了移民的条件，加高了门槛。就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如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等国，也在积极向中国富豪们兜售他们优厚的移民条件。

《经济观察报》称，虽说暂时还没有权威数据证实已经有多少富豪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披露，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移民申请通过率达93％，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2010年，近6.8万在中国出生的人成了美国的拿到美国绿卡的人数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加拿大公民和移民事务部负责人称，2010年中国大陆通过投资移民方式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的人数，占全部投资移民的62，6％，达到2020人。《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的统计也印证了这一说法。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达73％。

又据中国企业家网最新消息披露，中国各领域的部分官员，通过移民也带走了大量财富。仅2009年我们国家就有3000人投资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他们投资的总额超过了80亿元人民币，若再加上其他地区，粗略估计，这一年移民带出去的资金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在北京建国门外SOHO白色的塔楼群落间，中国最大移民公司之一的和中移民公司就设在一幢大厦的27层。据董事长王力民介绍：“自从和中搬到建外SOHO以后，这里已经不光是北京甚至成了全国的出国社区了。我们北京公司现有270多人，全国共500人。北京的移民业务占了全国的一半。做了16年移民中介生意的王力民自己也没想到公司的业务能做得那么大，国外的移民公司一般有十几个员工就算够规模了，在中国，他却雇佣了500人，在十个城市都设有分公司，在国外也有自己的办事处。

从2000年到现在，越来越多中国的富裕人群开始申请投资移民。2008年中国投资移民加拿大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技术移民。其实，中国并不是今日才成为移民迁徙之国的。目前旅居世界的华人共有4543万人。由国务院侨办与华侨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中指出：大陆改革开放30年来，移民海外的人数已逾450万，稳居世界第一。据新华社消息，1999年以后的10年间，我国内地约有200万人合法获得外国“绿卡”。2011年上半年，澳大利亚就吸纳了29547名中国移民。

尽管主要移民目的国都一再抬高门槛，但仍挡不住中国新富们的移民步伐，特别是很多移民中介公司通过办理移民申请获得成功移民之后，把原来的客户做成自己的员工，用言传身教或现身说法来介绍更多的新富阶层加入移民队伍。这种做法极具示范导向效应，且为新一轮移民潮推波助澜。2010年11月4日，重庆组织一个所谓商务团队，其中6名私企老板身价都在千万以上，在移民公司陪同下，前往魁北克、温哥华等地考察移民最佳去处。

富豪流失背后的深层原因

富豪移民的原因虽然五花八门，但追求更好的子女教育、更高品质的生活、更安全的财富感无疑是促使他们移民的主要原因。而当我们冷静下来，仔细分析，那些看似冠冕堂皇的借口背后，其实还隐藏着其他许多深层次的移民动因。

首先是缺乏自信，趁机转移财富。应该说，很多富豪的发迹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受惠于广大员工努力，当然也离不开自己的辛苦打拼，但其中钻国家法律和政策空子，乃至偷税漏税者同样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企改制中，一些人与贪官沆瀣一气赚赃钱，发了横财或不义之财，这正像人们常说的：“你的财富从何而来?有没有原罪的问题?”究竟是靠勤劳致富、科技创新，还是靠的权贵资源、非法手段等等，富豪自己心里都有一本账，他们晓得自己财富的来路，所以心里有鬼，害怕仇富。如果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财富你怕什么，你就是不移民，还能把你的财产“均贫富”了?中国公民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对好官、正道上来的财富，从来没有眼红过，他们仇的是贪官，仇的是不义之财和为富不仁，这应该没有错啊，况且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鼓励公民去违法，可眼前的现实是，部分富豪移民和贪官转移财富如出一辙，这恰恰暴露出不少富豪对自己的财富缺乏自信，不得不走。转移财产成为移民的第一动力。

其次是置换身份，为准备裸逃留后路。“裸官”、“裸商”、“裸星”直到“裸家”，都是一路货色。一些贪官为了逃避党纪国法制裁，先提前为老婆孩子办好移民手续，自己则还在国内“做官发财”，移民成为贪官们贪污受贿的“大本营”，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拔腿就跑。而不少做实体经济的富豪和影视歌星也像贪官一样，先搞投资移民，再办绿卡，建好遣逃大后方，自己还在中国混，不过由于身份置换，变成了“出口转内销”：一来成了不离乡土的华侨、外商，二来把生养的故乡作为摇钱树，通过腾挪银行贷款或海外汇款等方式转移资产；三来财富绕了一圈漂白后变成了外资，被地方政府大小官员争相宠爱，招商引资，享受国家和地方各种优惠政策，牟取更大利益，并且还能时刻伺机裸逃。温州民间借贷资

金链断裂，先后有3000多个企业主选择“跑路”，其中有近60％业主是有移民背景的。他们把赚钱的利归于自己，把贷款留给银行，把烂摊子撂给政府，把风险转嫁给社会。

第三是从众心态，盲目仿效“歪嘴和尚”。客观地说，富豪选择移民，可以划分为三个三分之一，即1／3缺乏自信心，真的害怕过去的“老陈账”，非走不可；1/3其实不想走，却又不得不走，背后的原因，也是不那么踏实，因为心里忐忑，不敢对未来下定论；还有1／3，可以说，纯粹是盲从跟风，甚至是赶时髦或相互攀比。有分析认为，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危机、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等等，都可作为理由或借口。中国的许多富豪社会责任感很差，许多环境污染安全事故的背后，富豪都难辞其咎，污染也是他们作的孽、欠的债，现在反而作为自己移民的理由了，再说食品安全、推高物价同样也有他们的责任。

第四是深化改革，政策触动既得利益。或许有人会问，深化改革开放和富豪移民有什么关系?如果仅看移民潮的表象，肯定被忽悠了，其实，正是国家在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和深度，把过去不完善的法规完善了，不规范的政策规范了，逐步解决“玻璃门”和“弹簧门”问题，打破垄断，着力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样做反而触动了某些富豪们的既得利益，因为“水至清则无鱼”，“马无夜草不肥”，只有法规混乱、政策打架，把社会之“水”搅浑了，一些人才更容易捞到好处，获其大利或暴利，房地产利润20％被称为无利，30％称微利，40％称小利，以致保障房建设规定的15％利润几乎没有民营房企伸手，不要说与国内其他实体经济一般10％左右利润率相比，就是国外，除了高科技产品恐怕也没得如此暴利的。当然，国企垄断了有利可图的行业，民营经济暂时进不去，也伤害了一些人利益欲望，说到底还是个“利”字在作怪。

第五是阻力太多，企业发展应酬成本高。有名富豪在微博里这样给我留言，他说：“我是有钱，暂时比你多，但在中国我越发成为弱者，你能体会得到吗?”富豪是弱者或弱势群体，说出来谁也不信，但仔细一想，也对。在市场经济下，商人的生意需要公平竞争，就必须有公平竞争的社会大环境，而当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各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潜规则盛行、权力寻租挡道、对法律的漠视等等，这让投资者心都寒了，因为得罪任何一个部门都可能要了你的命。因此，有人总结出：收不完的费，捐不完的款，摆不完的关系，送不完的礼，赔不完的笑脸，生不完的气，还要对付很多尔虞我诈的事情，一不小心就碰上“神仙”埋的“地雷”……

富豪外流引发舆论强烈交锋

有外电报道称，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共同进行的这次调查显示，资产超过1000~F元的中国富豪们有46％正在考虑移民国外，约三分之一的受访富豪称他们已开始在国外投资。从未有过一份白皮书如此这般引发了外媒的集体关注。美国和印度媒体分析称，赚中国的钱，做外国的公民，这将造成中国财富的大量分流，便宜了羞涩的美国和欧洲国家，正所谓“肥水流了外人田”。针对中国富豪移民西方的现象，法国《加罗报》的载文说，观察这种落差很有意思：西方的财富流向中国，中国的富豪却流向西方。“世界经济的活力确实在中国，但中国的有钱人，却非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名牌大学去不可，都想在澳大利亚或者伦敦买房子。”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称，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想要移民，美国和加拿大是主要目的地。CNN援引北京学者胡星斗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的话说，缺少法律保护使得中国很多地方的经商环境不断恶化。英国路透社也报道称，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经济增长及生活水平提高的成果惠及到所有民众身上，但未能克服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如僵化的教育体制、恶化的社会环保、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食品安全隐患等，这都增加了中国富豪的移民动机。

在这场舆论交锋中，国内许多媒体也纷纷发表访谈，以下是部分访谈摘要。

李建华(万事利集团总裁)：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有24％的人办理了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实际上半数以上的浙商已经不是浙江人了。

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温州老板好多都变成了外国人，但他们的生意没移走。

姜汝祥(锡恩公司首席顾问)：但凡移民的企业家，都会在法制化规范化上有更高的要求，当他们把自己当成一个“外国人”的时候，他们就会以外国人的眼光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

汪又(移民置业顾问)：(加拿大)法制健全，国土面积比中国还大，到处都是原始森林，淡水资源世界第一，人口密度低，总人口还不及北京和上海的总和……

叶檀(财经评论员)：包括富豪人士在内的中国移民潮反映了中国三大制度性折价。当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超过半数的高收入者只能在他国身份保护下捍卫自身的安全感时，只能说明，基本制度缺失已经动摇了学术自由、财富公平、物权独立的根基。

倪金节(财经作家)：无论是最普通的人民群众，还是投机资产泡沫获取暴利的商人、抱有实业之心的企业家，乃至位高权重的官老爷，每个人似乎都在抱怨工作生活的苦累艰辛，生存环境的恶劣危险。网络上的抱怨早就已经失控，现实中每个人的牢骚亦随处可见。这的确是一个全民集体焦虑的时代。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中国如此之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所引发的“潮涌现象”值得高度关注，移民潮不仅造成了中国的财富流失、人才流失、税收流失、消费流失，同时，更对中国“橄榄型社会”的建立造成深远的影响。

信海光(媒体人)：为什么中国富人们热衷于移民国外?富人们给出的理由各种各样。但综合起来其实就一句话：在中国，富人们虽然有钱，但很多东西却是花钱也买不到的，而移民却可以。

环球网一名网友说，富豪外流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不应该在移民问题上做文章，而要在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上想点实质性的办法。

人民网一名网友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仿效外国的做法，依据公司法或者证券法，规定在中国上市企业的CEO必须是中国公民。

《经济观察报》分析认为，中国的富人一直以来多数都是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群体。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而现代行政垄断制度，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巨大的“权力和制度的天花板”，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腐败和富裕往往有相当大的重叠性，因此，中国的富人群体难免会被视为仇恨对象，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成为权力打击和清算的目标。《齐鲁晚报》发表评论指出，强扭的瓜不甜，生硬的挽

留或设置限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南风窗》则刊文说，“中国会不会再现俄罗斯1990年末期的富豪逃亡潮?现在已有苗头。”

就在“白皮书”的2011年lO月29日，环球网以《六成千万富豪选择移民，该如何应对》为题，在线调查网友们对于中国富豪外流的看法。截至当晚21时，共6563名网友参与投票。其中，21％的网友认为，政府对于富豪的移民应该持“放任自流”的态度，因为这是“个人选择”。也就在同一天，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与人民微博网友就富豪移民问题进行在线交流，夏教授认为，富豪(移民)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国家政策的嬗变和人民自由度的提高，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移民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才产生了偷渡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方面反映了人民大众所享有的自由民主的提高，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效。

“富跑跑”们留下一串问题

富豪为何要走?这是困扰我们社会的一个难题。其实，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并不想走。即使移民了，也无非是像裸官一样，把老婆孩子放到国外，财产转移到国外，自己依旧在国内淘金。这样的现象，不只官员如此，企业家和演员也如此。试问，眼下当红的有了外国国籍的一线演员，有几个是去好莱坞发展的呢?还不都是拿着国外的护照，依旧在中国大发其财。在他们中间，有的甚至拿的不是发达国家的护照。很多企业家，生于斯长于斯，创业和生活都在国内，人脉关系也在国内，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没有国外的生活经历，甚至连起码的外语常用口语都不会。如果举家迁出，也就意味着此前生活的终结，从此只能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度日了。

中国人从来就不缺富豪。“富跑跑”和“跑路”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在用脚投票。环球网上有79％的网友主张政府“加以限制”，因为他们享受了好政策，却没有承担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责任。新富资本外逃不但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也使得国家财富流失严重。“在美国，你可以拥有极多的财产。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有所回馈，而且必须有人注意到你这样做，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人物。反观中国，中国富豪中的绝大多数习惯于将成功标榜在吃穿住行上、甚至把钱挥霍在灯红酒绿及一些奢靡的私生活上，不习惯于将自己的财富以数字的形式写在富豪榜上，更不愿意为了慈善而去争做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此乃当前富人群体必须面对并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此，夏学鉴教授也分析了富豪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当今富豪大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因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即小平所说的先富政策，从而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同时小平同志还有后一句话，即：“先富带后富，让大家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这些富豪们，只考虑个人的利益，而不管我们的国家大局，没有起到先富带后富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消极影响。第二，这些人的财富既受惠于改革开放政策，又是广大员工努力奋斗的结果，所以就不能把它卷挟而去，这对人民大众产生的影响是相当恶劣的。第三，从道德层面来讲，现在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趋势最好的国家之一，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一些富豪仍然无情无义地携款而逃。关于国家是否应该严审或限制带着官衔的富人移民，夏教授毫不含糊地指出，我认为带着政府的官衔的富人，国家应该严审，因为他们是国家公务员。作为一个公务员，你对你的政府不忠诚，对你的国家不热爱，你就没有资格做公务员了。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取消其公务员资格，其他然后再说。

这波移民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部分成果的转移和社会阶层走向集体分裂化。尤其是一些具有专业知识和创业理想的财富精英移民国外，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确实是难以估量的损失，滞后和隐性的损失，目前还难下定论。我们看到这种投资移民，跟我国招商引资是有区别的。此行不但把资产引去了，还把人也招走了，从我国设立外国绿卡制度10多年来，总共才办理了2000多人，还不如我国富豪去年一年移民加拿大的人数。因此，为何会出现这种蜂涌跳国门改国籍的现象，确实到了我们该深刻检讨和认真反思的时候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食品安全、贫富悬殊等巨大的增长代价，开始动摇了一些人幸福的基础。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和2／3，占本国GDP20％～30％，而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支出仅为7.6％、2.7％、4.5％，当然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让乱收费抵消了。

对富豪移民，我们既要理性看待，也要有所作为，从“左”出发，从“右”出发都可以。靠什么能让富豪移民脚步慢下来?只有努力让环境更健康，让法制更健全，让教育更优秀，让产业更开放，让财富更安全，让社会制度更有保障。加大改革力度，减少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垄断，让民营资本能进入更多的投资领域，与国企站在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实现公平竞争。当然，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必须在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前提下，绝非让富人们再重新“吃小灶”成为特殊的新贵，以免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影响和谐社会构建。对于富豪们的合理要求，在现阶段的中国，通过努力完全有能力得到很好的实现。

含羞草的作文450字篇6

郭耕

鸡年将去，狗年即来。鸡和狗“不是冤家不聚首”，二者总是连在一块，什么“鸡犬升天”、“犬吠鸡鸣”、“鸡鸣狗盗”、“鸡零狗碎”。它们虽是一鸟一兽，但都与人类长期共存，依依相伴，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文化。

狗是遍布全球的驯化动物，在我国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不乏家犬的骨骼遗骸。最早的“犬”字出现在商朝的青铜器上；甲骨文中繁体的“兽”带犬字边，是当时用犬狩猎的缘故；“臭”字由上鼻下犬组成，表现古人已经意识到狗有嗅觉灵敏之长；“器”字表示储食的大缸由犬看守；古代有“犬侯”一职，指带犬作战的军士；殷虚发掘的百余座带兵器的墓葬中，半数以上都有狗的殉葬，且颈带铜铃，表明此类狗乃是军犬。

西方人对狗更是喜爱有加。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中，狗的出现频率很高，当时人们认为，狗会给女主人增添魅力。法国巴黎的卢浮宫收藏有狩猎女神戴安娜宫廷画及15世纪意大利画家的作品打猎图，都有狗相伴助猎，在枪发明之前，猎犬是杀死猎物的主要工具；古埃及人对狗膜拜之至，把狗视为亡灵接引之神的现世肉身；古希腊人认为，狗是生死之门的看守；古苏丹人和北美原住民都视狗为阴阳两界的信使；爱斯基摩人认为，赋予了人类名字的狗，便具有了灵魂，因而，他们会以自己过世的亲人之名来命名狗。

奇怪的是，狗在很多地方的象征意义都是褒贬不一，甚至是相反的。我们既认为，狗是忠实的伴侣，是“忠臣”，又在很多贬义表达中使用“狗”，什么、狗东西、狗改不了吃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狼心狗肺、汉奸走狗、狗头军师……东西方皆然。但是，无论推崇、高抬，还是贬低、羞辱，我们的这位四脚朋友都随遇而安地、以“狗不嫌家贫”的气度生活着，其荣辱不惊的心理素质也在影响着、教育着我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狗的教化作用简直不逊于上帝，要不然，在英语中，GOD（上帝）与DOG（狗）两个词的基本元素怎么都一样，只是组合顺序稍变而已。

养狗的人，大都不会否认狗的感情，狗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情感世界。狗的出现大致在1.5万年前。它们既为我们狩猎、放牧、看家护院，也是我们无条件的伴侣，对我们的身心健康，特别是信诚的培养，有着积极的贡献。狗最令人感激之处就是不带任何挑剔地付出全部友谊，它们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种爱你胜过爱自己的动物了。

欧洲关于狗的佳话很多，其中最动人的故事来自一条叫博比的狗，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这只叫博比的狗，曾守在主人坟上达12年，直到它死。后来，人们替这位忠实的动物建立了一个纪念碑。这种与我们如此不同的生物，一为食肉目，一为灵长目，竟然如此的相依为命，恐怕连上会自叹弗如！

在所有动物中，最具优良禀性的，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专一的、无私的、无畏的、明显带有利他主义的现实角色，非狗莫属，在人狗相伴的漫长岁月中，我们受益无穷，既有物质的，更有精神层面的。从多如狗毛的艺术作品中，便可见一斑。

希望有一天，随着社会生态文明的提高，人类的伦理观念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当大家公认“狼心狗肺”是褒义而非贬义时，我们对狗的评判才算做到了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因为，您若有狗一般的忠勇、狼一样的执著就好了，真有那样“侠肝义胆”的话，您几乎就是一个完美之人、侠义之士了。

狗是文明社会的狼。在生物界，与狗亲缘关系最近的就是狼。达尔文认为，狗是世界上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狼驯化而成。原始人与狼的关系可能是这样：尾随而来的狼，捡拾人丢弃的食物，人也会投掷石块迫使狼把到口的食物丢下。根据考古学证据，人类驯化的各种动物中，狗是最早的种类，然后便是羊，只是驯化来源和地点是多极的，而非单一的，驯化的动物不只有狼，还可能有豺、野狗，被驯的狗不止一种，驯狗的民族也不止一个。人、狗结合之后，人类的狩猎活动就变得无往而不胜了。

如果说羊的驯化应归功于妇人的母性，狗的驯化则可能是男人的专利。男人专职打猎，在出猎时，常有野狗或狼等犬科动物跟踪，禽兽被猎伤后，这些犬科动物便来凑热闹，猎人一般是将其赶走，但收拾猎物后抛弃的残渣、内脏，则可以扔给这些眼巴巴的守候者，久而久之，猎人与这些犬科动物相互熟悉，日久生情，甚至相依为命，变成“狐朋狗友”了。一些野狗干脆伴人而居，而不再山南海北地云游了，以至于人狗无猜，形成了相得益彰的生存伙伴关系。

关于狗的驯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可能在远古的某一天，猎人掏了狼窝，将一堆狼崽带回驻地，在没有冷冻条件的时代，与其杀掉，吃不了而腐烂，不如留些活的，让妇女儿童照顾一下。看来，狗的驯化，也许还是男女配合下的产物呢。

幼狼憨态可掬，活泼乖巧，容易激发妇孺的怜爱之心，小东西们善于戏耍、跳跃，或低鸣、或咆哮，或摇尾乞怜，或追跑打闹，一派生机。它们有着稚嫩的玩偶般的小圆脸和与我们同样前视的大眼睛。玩儿累了的小崽，便婴儿般地鼾睡，均匀的喘息，厚密的绒毛，蜷伏的身子，这一切，都极易唤醒人类藏于心底的爱意，而非杀机。在人、狗互动，人、狗互惠中，开启了人类驯化动物的历史。

古人云：“马有垂缰之义，狗有湿草之恩”。这是中华民族关于动物为人类尽心竭力服务、极尽“犬马之劳”的典故。人和狗，同样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同样具有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情绪，需要的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尊重和赏识。我常说，要师法自然。值此狗年之际，我们不妨扪心自问，狗的很多优良品质，我具备吗？但愿，狗的利他精神，狗的虔诚本性，狗的安分守己，狗的依恋情怀，能够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和未来。

狗的起源和进化

向阳

狗来自何处？过去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今，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过破译狗的基因组图谱获得了较为准确的答案，所有犬类的祖先都是灰狼，人类在过去1.5万年里， 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犬的特点对犬进行了一系列的选育，培育出400多个犬种。其中各犬种都具备不同特征和不同的遗传密码。

2003年美国西雅图的弗雷德・赫奇逊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分析了85个品种414只纯种狗的基因，将它们相互比较并与狼的基因比较，得出了一些结果。在某个特定品种的狗之间，基因的相似度很高，而不同品种的狗基因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就像不同种族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一样。尽管所有的狗的99%的基因是相同的，但剩下1%的基因差异却决定了狗的品种。

基因分析狗的起源和进化过程表明，最古老的狗的品种多半起源于亚洲和非洲，它们与狼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包括中国的哈巴狗和沙皮狗，日本的秋田犬，阿富汗猎犬，西伯利亚雪橇犬等等。起初可能有两组古老品种的狗从狼的家族中分离出来，后来进一步发展出猎犬、牧羊犬和看门狗三大类。

另一些所谓“古老”的狗品种实际上并不老。法老猎犬和依比赞猎犬与古埃及墓穴壁画上发现的狗很相似，因而一直被当作世界最古老的狗。但新的研究则显示，伴随法老们长眠的狗早已灭绝了，现在的法老猎犬是后来培育出的新品种。

而在2005年12月8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研究人员又公布了一只12岁大斗拳狗“塔莎”的完全基因组图谱。这个图谱表明，狗的基因与人类以及其他哺乳动物的基因数量差不多，大约有25亿对碱基对，1.93万个基因。人的基因比狗约多3000个。斗拳狗的基因与家狗的基因有99%相同。

早在2003年，研究人员就曾绘制了一只狮子狗75%的基因组图谱。研究人员认为，结合斗拳狗的完全基因组图谱与这只狮子狗的基因组草图，将有助于研究一些人犬共患遗传型疾病的原因，如人类和犬类都会患的癌症等。由于人类长期对狗进行选择性育种，许多种类的狗易患一些人类很难解决的基因疾病或基因紊乱症，如癌症、心脏病、耳聋、失明和自身免疫疾病。狗是药物研究和行为遗传学研究中重要的动物模型。

研究人员在斗拳狗的基因组图谱中发现了一些不进行任何基因编码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序列，而人类和老鼠的基因组中也存在相同的序列。人和两种动物基因组中存在相同“不编码”序列的事实说明，这些序列很可能控制着基因的活动。其作用正如人类基因组中的“垃圾”基因一样，表面上没有用，但实际上对生命形成和蛋白质的编码有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狗是什么时候成为人类的朋友的？看来并非所有人都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目前动物学家也都弄不清楚。

早就有研究指出，狗是在人类的狩猎时代就与人一起生活，同呼吸共命运，成为人极好的生活伙伴。那个时代大约是在一万多年前。从那时起狗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就比较深入，在生活中的配合也相当默契了。比较认可的说法是在人类的游牧生活到种植庄稼的定居生活时期就开始养狗了。这个时期大约在14000年前，这个时候人类还没有饲养牛、羊和家禽等动物。

但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查尔斯・维拉等最近从基因比较研究中却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把67个品种的狗的线粒体DNA与狼、小狼和豺狼的线粒体DNA作了比较，结果发现，从狗追溯到狼至少有4种分别独立的遗传线索。从这一结果得出的推论是，狗至少分别被4种有效的方式饲养过。不过更令人吃惊的结果是这一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狗的基因具有高度的变异。线粒体DNA的差异证明狗的起源和进化远远早于14000年前。根据DNA序列和与狼的DNA的差异，维拉等认为人类饲养狗应当是在13500年前。

如果这一推论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养狗始于人类进化之初，而且是在人类的祖先刚刚掌握语言之时。因此人与狗相处的日子最长，也是在所有动物中与人相依为命最早的动物。

狗的功劳

李兴

狗是人类的忠实朋友，在人类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狗具有很高的智商。不过，今天若从科学角度来重新进行探究和审视，人们会发现狗的智商和对人类的功劳被大大低估了。

忠诚与智商的结合

狗救人其实是狗的智商和狗的忠诚的结合，同时狗长期与人相处中懂得了人类社会的一些规则，如见义勇为。最近《英国医学杂志》详细报道的一个狗能观察主人的疾病状况的事件更表明了狗的智商非常之高。

一位34岁的主妇养有一只三岁的金毛犬纳特，主妇患有糖尿病，常发生糖尿病昏迷。每当主人即将陷入昏迷状态时，纳特即使被隔阻在卧室之外，也能觉察到主人情况的危急。这时它会狂吠把主人唤醒。而且平时它发现主人血糖偏低时，也会跑过去依偎在主人怀里，以示提醒。直到主人采取了措施，没有危险了，它才会安静下来。

另一位66岁的老太太养了一只9岁名叫坎迪的母狗，它对主人提醒时的方式更为独特。当患有糖尿病的主人血糖偏低时，它便躲到大厅中的一把椅子下面。主人见状便会进食，进食后的主人感到舒服后，坎迪才会从椅子下钻出来，正常地四处活动。还有一位叫做温德琳的47岁的糖尿病患者养有一只6岁的母犬苏茜。当温德琳血糖过低时，苏茜会拒绝吃自己喜欢吃的巧克力点心。此外有时在夜里如果感觉到主人的血糖过低，它也会弄醒主人。

诊治这几位病人的医生感到无法解释狗的这种行为，只能归结为狗的直觉和灵性，或者是它们的智商较高，还有不被人们了解的一面。因为根据一个糖尿病研究小组的调查，约有三分之一的与糖尿病主人一起生活的狗都会在主人血糖偏低发生危险时而采取各种行为，以提醒主人。

另一些可能的解释则是，糖尿病病人的肌肉抖动和汗液的分泌而产生的气味等，都可以刺激狗产生反应，并敏感地了解到哪种情况是主人的正常情况，哪种是异常情况。甚至主人在发病前后的动作、表情、语言包括语速语调等的不同，都可以让狗这样有灵性和智商高的动物了解到异常，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提醒主人，帮助主人渡过危机。

科学验证的结果

上述事实只不过是狗能探查主人是否患病的一些个案。但狗具有这样的能力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其实，狗的这种能力可能也是训练的结果，正如人的学习能获得各种能力一样。

如今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狗能在主人或家人患癌的早期就嗅出家人有癌，并会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提醒家人，使其及早治疗，维护家人的健康和保障家人的生命安全。

英国的科学实验证明，当患有膀胱癌或其他疾病的病人的尿液与健康人的尿液混在一起时，所有种类的狗，即使是普通的狗也能嗅出癌症病人的尿液。这个研究是由英格兰贝克汉姆什尔的阿姆尔萨姆医院和训练狗帮助聋人的组织进行的，以此来证明狗是否可以被训练来探查癌症。6只宠物狗（都是训练者的狗）用作实验，其中有三只（一种长毛垂耳狗），一只拉布拉多猎犬，一只狗（papillon）和一只杂种狗。

训练者选取了三种尿，一种来自膀胱癌患者，一种来自不确定疾病病人的尿，还有一种是健康者的尿，训练这些狗长达7个月，让它们选择出患癌者的尿液，方法是用排除法。这些狗被训练来不去理睬尿样的其他差异，包括提供尿液者的年龄、性别、感染、饮食和其他因素。膀胱癌病人的尿液来自36名病人，而其他尿液来自108名自愿者。每只受训的狗每次要嗅闻7种尿样，然后需要躺在膀胱癌患者的尿样旁边，以确认该尿样就是膀胱癌患者的尿。每只狗都要反复进行这样的程序训练达8次，而每次都是新的尿样，但都包含了三种尿样。

在后来的54次测试中，狗选择对了膀胱癌患者的尿有22次，平均正确率达41%。但在刚开始时，狗选择对的次数只有1/7或14%。经过训练后的准确性高达41%，说明狗的确有辨认癌的能力。名为坦格尔和比迪的两只长毛垂耳狗选择正确率最高，达到56%。而叫尼莎的狗与叫做比安的长毛垂耳狗准确率持平，随后是拉布拉多猎犬，再其次是杂种狗。

最为神奇的是，有一份膀胱癌患者的尿样被所有的狗都识别出来了。但是，有两名膀胱癌患者的尿常常被狗忽略。研究人员认为，这提示癌症患者尿中的（癌）信号浓度是随不同的人而产生变化的。而重病患者的尿也证明了这一点。意想不到的现象出现在一名试验者身上，所有的狗都毫不含糊地认出了他的尿是癌症样本，而在试验之前的体检中这名参与试验者并没查出有癌。随后医生根据所有狗的指认对这名看似健康的病人作了详细检查，在其右肾中发现了致命性肿瘤。这被视为是这次试验的最为有力的证明:狗是可能嗅出人的癌症的。

天生的嗅觉

为什么狗能嗅出癌症，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狗的嗅觉。一般认为狗的嗅觉比人的嗅觉灵敏1万到10万倍。狗能嗅出癌症的事实和观点最早可追溯到1989年，当时伦敦的两位皮肤病学家在《柳叶刀》杂志上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病例。他们的一名44岁的女性病人要求切除她腿上的一颗痣，因为她的狗总是要凑到她的腿上嗅闻这颗痣，即使她穿上裤子也是如此。但奇怪的是，她的狗从不嗅闻她身上的其他痣。一天，当她穿着裙子时，她的雌性混血牧羊犬甚至试图要咬掉她的这颗痣。这位女士既大为吃惊，又不胜其烦，于是找到皮肤科大夫，要求为她切除这颗痣。

检查的结果也确实令人吃惊，这位女士患了恶性黑素瘤，是一种致命性皮肤癌，其病变就在那颗痣。由于发现得早，这位女性切除这颗痣后保住了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的狗救了她的命。由此医生也推断，狗也许能嗅出癌症。

随后，这样的事例似乎就变得多了起来。2001年，英格兰的两名医生也描述了相似的一个病例。一位66岁的男性病人腿上长了一块湿疹，已有18年。一天他养的宠物拉布拉多猎犬开始不断地嗅闻他的湿疹，甚至在他穿上裤子时也这样做。狗的举动让他非常吃惊，并迫使他到医院检查，果然他患了皮肤癌。很快他切除了这处皮肤癌，术后，他的狗就不再对他原来的湿疹部位感兴趣地嗅闻个不停了。

过去，人们只不过是把这类事当作一种奇闻逸事。但最近英国的多项研究却从严谨的科学层面上证实了一些狗具有嗅闻癌肿的功能。

对此，英国癌症研究会发言人、英格兰剑桥大学膀胱和前列腺癌外科医师大卫・尼尔认为，狗能识别出癌症病人的气味意味着患病者在其尿液中能排出异常的蛋白质。这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但可以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也有可能是，在识别异常蛋白质上狗比目前我们使用的仪器更有效和更好。

但是，专家也认为，虽然这次试验的确说明问题，但现在还不足以让狗在任何时候都能和医生合作扮演癌症检查者的角色。

中外名犬知多少？

李湘涛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的家犬品种已达450多个。它们大小不一，大者似狼，小者如猫。它们面貌和毛色各不相同，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几乎使人难以相信是同种动物，但是所有的差别都是人们驯养的结果。因此，创立了动物分类系统及动物命名“双名法”的著名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就将世界上所有的家养的犬统统归为一种，定名为“家犬”，并一直沿用至今。

目前较常用且较易为人们理解的分类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按犬的用途来分类，如玩赏犬、枪猎犬、工作犬、伴侣犬等。但由于犬的品种数量太多，加之近代犬的形态及血统都很复杂，许多品种的用途也广泛，要想把为数众多的犬种进行正确而合理的分类，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另一种分类方法――根据犬的体形大小进行分类也就显得更为容易一些。按照这种分类方法，体高在25.4厘米（10英寸）以下的为超小型犬，大多属于玩赏犬；体高在25.5～40.7厘米（10～16英寸）之间的为小型犬，也大多属于玩赏犬；体高在40.7～6l厘米（16～24英寸）之间的为中型犬，主要用作看护；体高在61厘米（24英寸）以上的为大型犬。

吉娃娃犬是著名的玩赏犬，也是世界上最小的犬类之一，身体短小而浑圆，面部双颊有细长的饰毛。鼻子小巧，呈黑或浅褐色，与瘦小的身躯相比，两只三角形直立耳显得格外突出，眼睛大而明亮呈圆形。它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犬种之一，原产于墨西哥北部阿兹特克的吉娃娃地区，由西班牙的亚斯特克、圣克利特犬培育而来。在古印加帝国的时代，它是当时人们心目中不可侵犯的圣灵之犬。而古老神秘的阿斯台克部落，认为这种天降之物可保护人类一生的安宁，故将其作陪葬用的牺牲之犬。这种超小型犬生性活泼、伶俐，虽小犹勇，知道如何利用精力充沛、灵活机敏的特点来与大型犬进行对抗，所以有些专家认为，它是小型犬种最凶悍的代表。它对主人热情、忠诚。

北京犬又称京巴、北京狮子犬或北京宫廷狮子犬，是一种世界著名的玩赏犬。北京犬之昂贵，除了它长着一副奇特、滑稽而又尊贵的外表之外，与它古老而又传奇的历史有关。根据考古学家发现，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北京犬。护门神“麒麟”就是该犬的化身，它与现在北京犬外形极其相似。据传说，从秦始皇时代延续到满清朝廷一直为皇宫的玩赏犬，一般平民百姓不准饲养，在唐朝如果民间有敢养此种犬的要判死刑。这种制度虽然严酷，但也因此而保持了单纯的血统。北京犬身材矮小，被毛长、光滑、下垂、不卷曲或呈波纹状，在颈部和肩部长有漂亮的饰毛。被毛有各种颜色，以金黄色最为名贵，又称为“太阳之犬”。其次以白色为佳，特别是纯白色者最受欢迎。

拉萨犬又叫拉萨狮子犬、拉萨犬、亚布苏犬等。原产于青藏高原，虽然其体形不大，天性不凶悍，但一直是达赖喇嘛的护卫犬。这种犬不但韧性很强，而且听力相当敏锐。它的英文名的原意是“宛如山羊一般”，而山羊在的神话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拉萨犬的祖先至少已有2000年的历史，由于一直都居于形同与世隔绝的荒凉山区，所以血统保持得较纯正。它是当地喇嘛教、贵族、僧侣眼中的圣灵之物，尤其喇嘛教更将它视为人世间的“驱魔圣犬”。拉萨犬的个性开朗，沉着冷静，听觉灵敏，性格倔强，对陌生的环境警觉性高。它对主人十分忠实，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善待过它的那个主人，所以成年犬易主难以驯服。

西施犬又称中国狮子犬，是产于我国的一种长毛犬。其祖先是由拉萨狮子犬与北京狮子犬杂交繁育而成。西施犬的被毛丰满，分上下两层，且略带波浪状，常覆盖住四肢。它的头部毛密，直而下垂的长饰毛常会覆盖其双眼，为了不影响犬的视线及美观，主人常将其梳理绑扎成小辫。西施犬具有聪明、活泼、敏捷、气质好的特点。虽然体形很小，却充满旺盛的精力，是个魅力十足的犬种。

马耳他犬又叫马耳济斯犬，是欧洲最古老的犬种，原产于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大约有3000年以上历史，从古到今都属于玩赏犬，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声誉。马耳他犬身体较长，躯体低短，几乎触及地面，有一身带绢丝般光泽的长达地面的亮丽被毛，使它行走时的步容宛如一个轻飘飘的小精灵。它的全身均为纯白色有光泽的直毛，密实丰厚。头顶略圆，被长长的毛覆盖。耳低而下垂。鼻子小巧呈黑色，由侧面看鼻尖略翘起。眼睛为圆形，大而稍突出。尾巴有丰厚的放射状长饰毛，卷曲上翘，始终保持优雅的姿态。

博美犬因其外貌像松鼠，故又称“松鼠犬”。其祖先源于北极圈一带，尤其是其尖形的吻部宛如狐狸，这是所有北极圈内的犬种特色。18世纪时，博美犬传到欧洲几个国家，但以德国东北部的波美拉尼亚地区培育出来的最好，故取其名。博美犬的祖先曾被用做牧羊犬，当时身体较高、体重较大，以后经改良体形向小型化发展，成为体形小、色泽鲜艳的玩赏犬。

蝴蝶犬又称“蝶耳犬”或“巴比伦犬”，其祖先在16世纪诞生于西班牙，很可能含有长毛猎犬的血统。这种高贵的犬虽然外表看上去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实际上它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很强。1935年，蝴蝶犬已获得纯正血统的认定。其最大的特点是头部色彩多样，而且左右对称，加上一对外张而直立的耳朵酷似展翅高飞的双翼，所以整个头部就像一只美丽的花蝴蝶，故此而得名。

秘鲁无毛犬不仅外型独特，而且历史悠久。据历史学家说，秘鲁的“无毛犬”多生活在沿海地区，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们的身影可以在古代文化中找到，比如在文字记载和壁画中都能找到。在古老的秘鲁宗教仪式上有-个传统，那就是人们聚会时都要带上自己的无毛犬，据说这种犬可以为主人带来元阳能量。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它的皮摸上去会感觉很热，但它自己却老是不停地颤抖，看上去显得很冷的样子，这些特点，更使得秘鲁无毛犬与众不同，讨人喜爱。据健康专家说，经常与秘鲁无毛犬那异乎寻常发热的皮接触能够治疗风湿病，而且可以缓解哮喘病。不过令动物保护者感到不安的是，秘鲁无毛犬的数量在不断减少。这种犬在秘鲁赢得了极高的声望，甚至已被提高到秘鲁国家遗产的地位，成为国宝，其地位与大熊猫在中国的地位相仿。

中国冠毛犬因为它的头盖顶上有一蓬长冠毛，很像清朝官员戴的帽子，因此得名。中国冠毛犬在繁殖上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几乎在每一窝中总会有一两只带毛的幼仔；用无毛公犬去配全身有毛的母犬，其幼仔可能有一半无毛，如用有毛的公犬去配无毛的母犬，其幼仔的成活率很低。中国冠毛犬奇特的形象和特殊的生殖现象引起了遗传学家的极大兴趣，力图解开其中奥秘。中国冠毛犬的另一特点是它的皮肤有汗腺，不像有毛犬那样靠伸舌喘息来散热。它的体温比人高2.2℃，并具有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故对冷热的适应能力很强，吃食后体温立刻上升。中国冠毛犬还有用前爪抓东西的能力，其姿势像人类用手抓东西一样。

贵妇犬也称“贵宾犬”、“蒲尔犬”。对于其原产地，目前的认识尚未统一，但多数认为其原产于法国，贵妇犬的祖先生活在水边，最早被用于从水中衔回猎物。由于具有漂亮、卷曲的长毛及雍容华贵的仪表，使得贵妇犬走进豪华客厅，成为贵妇人的宠物。贵妇犬头部稍长，吻部长而直呈尖细的楔形，颊部清瘦，面部及咽喉部皮肤紧，两眼间距宽，眼呈杏仁状，多为暗色。耳长下垂至面颊，耳根高，饰毛丰富。它的被毛长、卷曲、浓密，毛色有黑色、白色、褐色、杏黄色、银灰色和蓝色，多为单一毛色，被毛常被修剪成各种形状，常见的有绵羊形和狮子形。

巴哥犬又称斧头犬，原于我国。大约在17世纪中叶，巴哥犬由荷兰水手和商人带到欧洲和荷兰，后来传入日本，再传至欧洲，才成为各王室的宠物，称为“Pug”。“Pug”在拉丁文中是拳头的意思，因此它的名字可能是由于此犬的头部就像一个紧握的拳头。另一种说法是这种犬的面部表情很像18世纪初期流行的也叫“Pug”的宠物绒猴。巴哥犬身材短而粗，头呈圆形，与其身材相比，显得十分突出，脸上有皱褶，皱纹大而深为好，口鼻部短钝，唇轮廓分明。

腊肠犬是一种专门用做捕捉狭洞内野兽的猎犬。由于它四肢短小，整个身躯就像一条腊肠一样，故名腊肠犬。腊肠犬产于德国，起初是短毛型，后来又培育出长毛和刚毛品种以及迷你型。腊肠犬表情丰富，精力旺盛，虽四肢短小，但动作敏捷、滑稽，嗅觉十分灵敏。无论是作为猎犬或伴侣犬，它都越来越受到欢迎。

藏獒是大型世界名犬之一，又称为藏狗、羌狗、番狗、蕃狗、马士迪夫犬等，产于我国，现在在世界各地均有驯养。它的骨架粗壮，体魄强健，是一种善斗的狗。《尔雅・释畜》中说：“狗四尺为獒。”据传，数千年前藏獒便活跃在喜马拉雅山麓、青藏高原地区。中国最早的关于藏獒的记载是在大约公元前1121年，后来通过著名的世界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而传遍。藏獒是不可多得的优良犬种，有“东方神犬”之称。标准的纯种藏獒多见于广大牧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藏獒的足迹，对许多品种的改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圣伯纳犬等都带有藏獒的血统。

藏獒具有不怕困难和危险、沉着、冷静、稳重的特点，性格凶猛而暴烈，警惕性和攻击性极强。它在没有发现目标时，从不轻易狂吠，当攻击入侵者时，也不会像其他犬那样先吠叫再攻击，而是迅速地扑向目标，用它那钢钳般的利齿撕咬着而致死对方。

拳师犬原产于德国。是用中国的藏獒和斗牛犬杂交培育而成，19世纪后又与英国斗牛犬而规格化。该犬在搏斗开始时，前肢不停地挥摆的姿势，宛如拳击手一般，故命名为拳师犬。1896年在慕尼黑成立了拳师犬俱乐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拳帅犬成为优秀的军犬，战后被广泛地用做警卫犬，这使拳师犬广为流传。

沙皮犬又名“大沥犬”、“打(斗)犬”或“中国斗狗”，是世界稀有犬种。一般有七种颜色：黑、土、白、红、灰、乳酪色和巧克力色。原产于广东省南海县大沥乡，因其毛短而硬，手感粗糙，似打磨用的砂纸，故此得名沙皮犬。该品种的来源，有人认为是北方哈巴犬至广东南海县后，经当地居民长期选种培育的结果，大约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不过，也有人认为，该犬的祖先至今不明。但有些育种专家认为，根据它罕见的“紫色”舌头推测，其与松狮犬有密切的血源关系。该犬传入美国后，怪异的外貌立即成为广受欢迎的犬种。由于它具有一身与生俱有的松松垮垮的皱褶皮肤，而且绝对够厚，像“盔甲”一样罩住全身，在角斗场上与敌方打斗时，不会被咬住皮而受伤，常成为打斗场上的胜利者，因而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和欢迎，有“中国第一斗狗”的宝号。

被毛短而粗糙，这是沙皮犬的显著特征之一。它的躯体被毛直而竖立，但在四肢一般呈稍平伏。短而粗糙的躯毛触摸时感觉粗糙，看上去好似天鹅绒一般，并且在顺毛触摸时，确实有似摸天鹅绒般的感觉，但逆向抚摸时则如摸砂纸，似有烧灼刺痒的感觉，而且当被毛竖立时这种感觉尤为明显。沙皮犬的这一特性，使其他动物不敢用嘴咬它。

德国牧羊犬又称为“狼犬”，被誉为“世界犬类之王”。由于其酷似野狼的外表，曾一度被人臆测它可能是野狼的直属后代，其实它原产于德国。

1890年，德国育犬家史蒂芬尼斯与马艾尔开始改良繁育德国古老的牧羊犬――艾尔沙奇亚犬。戎马出身的冯斯蒂法尼茨当时梦想着培育出一种既不咄咄逼人，但又不胆怯怕生的犬。他用多种优良犬进行配种，直至达到理想的原型为止。1899年4月22日，德国牧羊犬正式诞生于德国西部的卡尔斯鲁厄。

养犬风源于英国，当时在上流社会把养犬视为时尚和富贵权势的象征。但牧羊犬的培育者冯斯蒂法尼茨却反潮流而行，他认为养犬不应该只成为一种观赏和消遣，更重要的是为社会服务。本着这种精神，他在同年成立了“德意志养犬业余爱好者协会”。德国牧羊犬于是成为当时极受人们欢迎的最优秀军、警犬和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体形大小适中，有黝黑发亮的脸庞、厚厚的毛、竖立的耳朵、杏眼，肌肉结实，四爪锋利，背脊笔直。身体雄健，各部位匀称和谐，姿态端庄美观，生理机能好，繁殖力强。由于绝大多数被毛为黑灰色，或者腹部为灰白色，背部为黑灰色，所以俗称“黑背”。特别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感觉极为敏锐，警惕性高，素有“天然警犬”之称。它的听觉灵敏，通常比人强16倍。行动时胆大凶猛，机警灵活，敏捷轻快，追踪衔物欲高，奔跑的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静态时安稳沉着，富于耐性，刚柔相济，依恋性强，易于训练。它聪慧、忠诚，与主人配合默契。因此，现在德国牧羊犬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特别是军、警用犬，在追踪、救护、搜毒、护卫等方面屡建奇功。

故事传说中的狗

祝鼎民

鸡年以后，就是狗年。狗被列为十二生肖用来纪年，据文献记载，东汉已很普遍了。王充《论衡・物势篇》、蔡邕《月令问答》都有戌配犬用来纪年的记载，就是明证。

自从狗被驯化以后，人与狗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古代宫廷中就设有专门管理狗的官员“犬人”、“狗监”等。而各村各户都养狗来守门，就自然产生了许多人狗关系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真实的，有传闻的，有离奇的，有荒诞的，有可歌可泣的，有啼笑皆非的。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狗救主的类型。

这一类型的故事，大致讲某某主人养了一条爱犬，在一次意外的灾难中，其狗尽力救助主人脱险。如晋・干宝《搜神记・义犬冢》说：吴国孙权时，襄阳人李信纯养一爱犬，行坐相随。一日，信纯醉卧草丛中，恰遇太守出猎纵火。犬见火来，口拽信纯衣，信纯不醒。乃奔往溪水中，全身沾满水，洒主人周围，信纯因得免，犬却劳困而死。这犬可谓忠义智勇全备。题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中《杨生狗》一则，写杨生醉卧草中，遇火为狗所救的情况与上则基本相同，不过犬没有累死。后杨生夜行，掉入枯井中。其犬在井边通宵吠叫。天明时有人经过，见此情景，愿得其犬而救杨生。杨生因犬有救命之恩，不愿以此为条件。其人说：“倘若这样，我就不救你了”。其犬因把头伸入井口，示意主人答应其要求。主人领会了犬的意思，被救出枯井。犬被牵走了。过了5天，其犬趁夜逃了回来。这狗更通人性，智慧超凡。

义犬救主中还有与敌方性命相搏而取得胜利的。如《搜神后记・乌龙》一则写会稽民张然，滞役京城，家中与奴仆私通。及张然返家，与奴欲谋杀张然，后为张然所养之狗名“乌龙”所救。文中写奴的“张弓拔矢当户”，乌龙的“注睛舔唇视奴”，双方剑拔弩张，颇为传神。《搜神记》中还有一则《华隆家犬》，写华隆江边砍获，为大蛇所绕，犬奋勇咬蛇，蛇死。隆僵仆不醒人事，犬傍徨涕泣不食。及隆苏醒，犬始食。这狗不仅忠勇，更似子女。

除了各种义犬救主的故事外，家犬为主人办一些迥出意表的事也常见记载。著名的如陆机的黄耳传书。《晋书・陆机传》说：陆机羁寓京师，久无家信，因笑语爱犬黄耳：“‘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犬遥尾作声。机乃为书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颈，犬寻路南走，遂至其家，得报还洛。其后因以为常”。这故事也见《述异记》。同一类型的还有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记犬负米救饥的故事。记中说：杨光远叛，有孙中舍被困围城中，“食且尽，举族愁叹。有畜犬彳旁徨其侧”。孙中舍问它能否到围城外庄中取米，犬摇尾答应。入夜，孙把一信和一布袋系在犬背上，犬从水窦出，果取米而归。如此数月，至城门开放，孙氏一族数十口人得不饥。这故事与黄耳送信交相辉映。

狗对人不仅如此忠诚，在古老的传说中，它与人还有一层血缘关系。早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开宗明义就说：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攻打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赐黄金千镒，封邑万家，还许以小女。时高辛氏养有一狗，一身五采毛色，名叫“瓠”，它竟默默地把吴将军头叼了回来。高辛氏无奈，把女儿嫁给了它。它把高辛氏女背负入南山，居住在石室中。经过三年，生了六男六女。瓠死后，子女们相为夫妻，繁衍后代，号称“蛮夷”。这故事也见于《搜神记》，记载甚详，并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这传说一直流传到今天，在西南某些少数民族中还有崇狗的风俗，这是狗图腾的遗流物。

人们不仅把狗当作了人的祖先，而且，随着天国的构建，在天国中也出现了天狗。天狗什么样呢?《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赤犬，名曰天犬”。《西山经》又说：“其状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所记天狗的样子不同，也正如凡狗有不同的品类一样。

天狗还能下凡成为人的保护神。《辛氏三秦记》说：“有白鹿原……原有狗枷堡。秦襄公时，有天狗来其下。凡有贼，天狗吠而护之，一堡无患”。天狗还能降妖捉怪，更是威力无穷。《封神演义》、《西游记》中的二郎神，就有一条哮天犬，连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也栽在它手里。民间还有天狗吃月亮的传说，就是把月蚀说成被天狗吃了，真是抖尽了威风。

养狗，这是一个问题……

王俊秀

人类将狗作为宠物饲养有漫长的历史了，但是，现在养狗似乎已经超越了人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养狗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为何成为社会问题？

养狗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主要是在城市中，在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城市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空间问题，越来越拥挤的地面，越来越高的楼房，越来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成为城市普遍的问题，而养狗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据一些调查，北京市宠物狗的数量在百万以上，大约十分之一的家庭养狗，而且，这个数量和比例是不断上升的。养狗不同于养猫和养金鱼，狗需要活动空间，而且是室外的活动空间，对于有限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来说，不断增加的狗侵占了人的活动空间。由于一些狗的主人疏于管理，社区内、草坪上随处可见狗的排泄物，犬吠声骚扰邻居，狗的活动惊吓了胆小的妇女、儿童，少数伤人的宠物狗给人们带来身体的损害和心理的恐惧。

养狗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还因为养狗引发了人际关系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因为狗挤占了人的活动空间而带来的邻里纠纷外，养狗人与不养狗的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不养狗的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财力和人力养狗，既浪费社会有限的资源，也给其他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人们看到的是超市货架上宠物食品非常昂贵，甚至贵过了人的食品；大街上不断出现五花八门的宠物服务项目，这些项目在许多人看来都是很无聊的；在老百姓普遍感叹看病难的今天，宠物医院昂贵的费用让人感到不是滋味；在多数老百姓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光顾美容店时，一些人的狗却享受着更为昂贵的全方位的美容服务；今天，人人都感到生活压力很大，但却只能忍受，而狗却被送到了心理诊所；在还有许多人节衣缩食过日子时，有的人家的狗却需要减肥；今天我们为灾区捐穿过的衣服，人家的狗却要穿时装……有钱为什么不去关心那些失学的儿童？不去帮帮那些衣食无着落的贫困人口？人们对于养狗的人，特别是养狗的富人怀有鄙视和敌意。

其实是人的问题

养狗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暴露了人的弱点甚至人性的弱点。一些人认为养狗是人关爱生命、关爱动物、关爱自然的表现，但事实却是，北京有百万宠物狗，却有着相同数量的各种流浪宠物，在非典期间残杀和遗弃动物的行为成为了人类永远的污点；许多人只了解自己的权利，不理会自己的义务，有调查显示，北京有85%的家庭宠物狗没有登记，许多家庭养的狗没有注射传染病疫苗；一些人的养狗行为实际上就是消费主义的一种表现，有了名车、豪宅一定要配一条名犬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养狗成为一种符号消费，成了一种引领时尚的举动。

养狗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狗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从生物种系的角度来说，人只不过是无数动物物种之一，但当人进化成为万千生物的主宰后，也带来无数的问题，社会问题本身就是指人的问题，而社会问题是由个体的问题引起的。

养狗原因的调查

零点调查公司对人们养狗的原因调查时发现，人们养狗的原因是复杂的，是许多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在许多种原因中，几个排在前面的原因包括：认为狗可以给生活带来乐趣，99%的养狗者都赞成这种观点；85.4%的人把狗作为家庭成员之一；75%的人是因为家庭成员中有人喜欢；73.8%的人认为养狗可以增加家庭的融洽感；65.8%的人认为狗可以寄托情感；53.8%的人认为养狗可以增加孩子的责任感；36.9%的人养狗作伴，消除寂寞；35.1%和14.6%的人同意养狗看家护院、导盲等帮助残疾人的作用；而承认养狗是为了显示身份和追随潮流的比例仅为4.2%。

实际上，人们养狗的行为并不能完全看作是一种理性极强的行为，这可以从人们回答原因时非常宽泛的答案看出来，许多人实际上是在并不清楚养狗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害处，也不清楚养狗可能带来的问题的情况下养的狗，或者说，原因就是结果，因为喜欢狗，喜欢养狗，所以养狗。虽然许多人不承认自己养狗是追随时尚、跟随潮流，但多数人是看到别人养狗觉得好玩才养狗的，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而养狗后给生活带来了乐趣，这是养狗的结果，而非原因；当家庭成员与狗有了感情后，也就把它作为家庭的成员之一了，甚至一些小学生填表时把狗写入自己家庭成员一列，即使这样，也是养狗的结果，没有人真的把一个养宠物的过程当作增加家庭成员的过程；同样也没有人因为情感无处寄托而养狗，而是因为养了狗出现了寄托情感的效果。一些人养狗确实有功利性目的，甚至商业性目的，但从调查的情况看，这种人的比例较低。零点调查公司在对于养狗家庭和不养狗家庭的对比中发现，从家庭类型来看，养狗比例高的是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如果说空巢家庭中老年人通过养狗来作伴，消除寂寞的话，核心家庭则多数不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而养狗，更多是出于喜欢。

养狗反映人的自我中心

含羞草的作文450字篇7

赫斯提的避难所

长久以来，奥运圣火一直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象征，奥运火炬传递也是每一届奥运会中最引人注目和令人期待的活动。现代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始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但其历史可回溯到26个世纪以前。

历史学家在考察奥林匹克火炬传递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由来时，发现在古希腊的8月中旬会有一种宗教典礼举行，在此期间人们将祭品供奉给众神。当朝圣者们到达希腊朝拜众神之父宙斯时，其中最年轻和最擅长运动的人会得到进行竞走比赛的资格，获胜者将获得点燃祭祀之圣火的权力。

据记载，火炬由古希腊神圣休战的政治盟约孕育，当时和平使者周游希腊全境，四处宣告在奥运会期间停止所有敌对行动。而第一次使用火炬被认为是在公元前776年的一次运动会上。炽热的余烬被保存在女灶神赫斯提的避难所，每四年由全国最优秀的运动员将其复燃成火焰。

在现代奥运会中，传递和点燃圣火仪式不但成为奥运会开幕的标志，更成为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们共同追求世界和平与最高体育境界的独特象征。

自1936年现代奥运会首开火炬传递之先河以来，奥运历史上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奥运火炬。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要求的提高，奥运火炬的形状、颜色和款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材质也从原来的钢铁、铜铝合金、不锈钢发展到今天的铝；在燃料的选择上，人们更是尝试了从镁、天然树脂、液化气、橄榄油到丙烷等多种燃料。

虽然奥运火炬样式各异，但是每一款火炬都必须符合相同的科技标准：携带轻便、火焰明亮、防风、防水、安全、美观和环保，传递过程中更是要求不能熄灭，这些都成为奥运火炬设计中的重点。

除了基本的传递要求之外，时代的发展更是不断赋予奥运火炬新的内涵。火炬在外形设计上越来越倾向于反映主办国的风土人情、文化积淀。奥林匹克火炬不仅可以反映每届奥运会的不同主题，更可以体现主办国家独有的文化特色。

奥运火炬传递活动被历届奥运会所继承，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甚至成为不亚于奥运比赛本身的重要活动。

向传递者致敬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奠基人顾拜旦于1912年提出在奥运会前点燃奥林匹克圣火的建议，他在演讲中指出：“从现在起，火炬手接受了火炬，也接受了传递奥运之火的神圣使命。让奥运圣火在青年一代的手中相互传递，让全世界的青年都时刻准备着，将奥运圣火传遍垒球。”但他的这一建议在当时没有得到实施，直到1920年安特卫普第7届奥运会上，为了悼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人们，主办者在主会场点燃了象征和平的火炬，但没有进行火炬传递活动。在192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顾拜旦的提议终于得到了响应，时隔千年，奥运圣火在主体育场附近的一个喷泉盛水盘上重新被点燃，但是这届奥运会仍然没有进行火炬接力仪式。

在推广奥运会的过程当中，国际奥委会逐渐看到了圣火和火炬接力具有的凝聚人心和宣传奥运精神的力量。1934年，国际奥委会采纳了德国历史学教授卡尔・蒂姆通过火炬接力形式将现代奥运会和奥运会发源地奥林匹亚连在一起的建议，并决定在1936年柏林夏季奥运会上进行从奥林匹亚至柏林的圣火传递活动。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奥运火炬由此出现。会前，奥组委对火炬的设计提出了要求：火炬必须要能够连续燃烧10分钟以上，并且具有抗天气干扰的能力，如在炎热，暴风雨，或者是倾翻情况下都能保证正常燃烧。1934年秋天，火炬样品送到德国奥委会检测并获得通过，柏林奥组委邀请每位火炬设计人员都参加了火炬的传递活动作为奖励和纪念。这把火炬主要由铁制成，全长27厘米，重450克。火炬体是一根细铁棒，顶端有一个铁环，装有特殊的易燃物质镁，以便在传递过程中迅速点燃。雕刻家把从奥林匹亚到柏林的传递路线刻在了火炬的金属柄上，火炬上还刻着“向传递者致敬”的题词。1936年7月20日，柏林奥运会圣火在奥林匹亚点燃，希腊人康斯坦丁成为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上的第一位火炬手。本届火炬接力活动历时12天，穿过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抵达德国柏林，3187公里的接力活动全部通过火炬手跑步传递完成。1936年8月1日，1500米运动项目的世界冠军弗里茨・希尔根高举着火炬跑进主体育场并点燃主火炬塔。在那届由于战争阴霾而让运动员蒙受羞耻的奥运会上，圣火像一道

奥运火炬传递活动被之后的历届奥运会所继承，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甚至成为不亚于奥运比赛本身的重要活动。

不能承受之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奥运火炬的材质也越来越多样化。由于火炬传递者中有老人和女性，加之每届火炬的传递距离、当地气候等因素的差异，火炬的重量和便携程度必须被控制在一个适合大部分人承受能力的基准上。而材质的选择是奥运火炬外形设计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部分，它直接影响火炬的长度、重量及造型。通常情况下，奥运火炬材质必须具有轻便、环保，便于回收、不易被腐蚀、在各种特殊环境下能保持状态稳定的特点，火炬的长度多控制在50～80厘米，重量多控制在500～1000克。奥运火炬材质从最初的钢铁发展到现代铜、铝等合金，并随科技发展而不断变化着。

1948年伦敦奥运会是战后第一届奥运会，火炬接力活动开始于7月17日，历时12天，途经希腊、意大利、瑞士、法国、卢森堡、比利时到达英国。为了体现当届奥运会火炬接力的和平主题，在从奥林匹亚到伦敦的接力过程中，举行了很多体现和平象征意义的活动，如第一位火炬手季米特洛在接过火炬之前脱下军装，放下武器，换上运动服开始传递圣火。本届奥运会圣火传递过程中使用过三种火炬，除了一种标准火炬(960克)外，还有一种适用于海上传递和为最后一名火炬手特制的火炬，由最后一名火炬手带进奥运会开幕式会场的火炬用不锈钢制成，这枚特制的火炬重量高达2150克，是迄今为止最重的奥运手持火炬。伦敦奥运会火炬的燃料是镁，即使在阳光明媚的情况下火焰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与之相对应的是，战后各届奥运会上最轻的火炬出现于罗马奥运会。1960年罗马奥运会圣火于8月12日在奥林匹亚点燃。圣火从奥林匹亚传递到雅典再到齐娥港口，乘船运至意大利的锡拉库扎市，再由火炬手跑步完成到罗马的传递。罗马奥运会的火炬由意大利考古工作者Amedeo Maiuri设计，燃料采用天然树脂，材质则首次采用铜铝合金。由于罗马之前的奥运会火炬多为钢铁制成，同等体积下相对笨重，而上世纪60年代合金技术的发展使得罗马主办方得以采用更轻便的

材质制造火炬。尽管重量并不是火炬设计中第一考虑的问题，但技术进步带来变化还是显而易见的。

1972，燃料的分水岭

纵观奥运手持火炬发展历程，可以明显地发现奥运火炬在外观形状设计上越来越彰显时代性。奥运火炬的外观设计，往往要体现美观、符合人体力学以及富含奥运元素。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举办之前，火炬的燃料均为固体燃料，从黑色火药、松香到金属镁都做过尝试，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有时甚至具有很强的危险性。由于需要盛放固体燃料，火炬顶部多设计为圆柱或圆锥状且顶部直径较大；为防止灼伤，火炬手柄也较长，因此该段时期奥运火炬外形大都很笨重，火炬外形设计单一，造型变化不大，继承多于创新。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火炬由1936年火炬制造者克虏伯设计，但其外形与东京奥运会火炬极为相似。正是在这届奥运会上，火炬的燃料发生了重大改变：首次使用了由24％丙烷、76％丁烷组成的混合液体燃料。从这以后，近代奥运会火炬彻底引入液体燃料，成分主要是甲烷及其他烷烃，燃烧后排放物为二氧化碳和水，具有环保、质轻、来源广泛、经济、便于运送、安全等特点。目前的奥运火炬及世界上

火炬设计中科学技术的继承和创新主要体现在火炬的燃料，防风性、防雨性，燃烧时间等方面。为了满足不同的技术要求，火炬的外观设计方面也会相应进行匹配。

大多数常明火炬都使用液化天然气，火炬结构也非常简单，只要设计出燃烧喷嘴和电子点火器即可，无需其他辅助设备。既安全又易于存储，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们才有可能将艺术设计的理念融入奥运火炬的外形设计当中。因此可以说，火炬燃料的改变对日后的火炬设计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液体燃料时期，奥运火炬外形特征发生重大变革的是在1992年的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第一次由享有国际声誉的法国专业设计师设计。从1992年冬奥会开始，历届奥运手持火炬外形设计愈益重视创新，力求在火炬设计中突出本国文化特点。

火炬设计中科学技术的继承和创新主要体现在火炬的燃料、防风性、防雨性、燃烧时间等方面。为了满足不同的技术要求，火炬的外观设计方面也会相应进行匹配。历届奥运会对火炬的设计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早期奥运会中，火炬的外观设计以继承为主。在奥运会的发展过程中，火炬的外观设计也在不断地进行着突破和创新。近几届奥运会火炬设计越来越强调用新科技打破固有思维模式，给世界带来意外的惊喜。2000年悉尼奥运会火炬首次水下传递之举震惊了世界，火炬的水下燃烧技术不仅体现了火炬技术的创新，同时火炬外观、颜色等方面的构思。在特殊环境下美感十足。

火炬的灵魂

火炬手是火炬的灵魂，他赋予了火炬气质和特性。多年来，点燃主火炬塔这个环节，给奥运会的历史奉献了一些最具象征意义的瞬间。

谁是最后一名火炬手?谁来点燃主火炬塔?已经成为奥运会开幕式上最令人期待的悬念，也是奥运会组织者保守最严格的秘密。成为开幕式中点燃主火炬塔的火炬手是一个运动员莫大的荣幸。可以说，火炬、火炬手及环境是在火炬传递过程中三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其中，火炬手是火炬的灵魂，他赋予了火炬气质和特性。多年来，点燃主火炬塔这个环节，给奥运会的历史奉献了一些最具象征意义的瞬间。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最后一位火炬手坂井义出生于广岛核爆的当天，主办方的这一选择是对奥运会所宣扬的和平精神的一种注解。4年之后，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西班牙航海家的后裔恩里克塔・巴西里欧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位点燃主火炬塔的女性火炬手，这与当时女权运动的高涨密不可分，由此证明了奥运会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盛会。

1972年在日本札幌举行的第11届冬奥会开幕式上，最后一位点燃主火炬塔的是日本在校学生高田英纪。当时，还处于战后重建时期的日本人通过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寄托了他们对明天的希望。

奥运会史上最动人的一幕出现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阿里用双手紧握火炬，当这位曾经的世界最伟大运动员――时患帕金森症的昔日拳王用颤抖的双手点燃主火炬塔时，全场爆发出如潮的欢呼声。如果说这是人们对于梦想坚持者的敬意，那么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人们则以泪水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在这届奥运会上，反杀伤性地雷行动的倡导者克里斯t穆恩和孩子们一起跑进体育场(穆恩曾在莫桑比克一个小村庄排除地雷时被炸掉了右臂以及部分右腿)，当他高高擎起火炬，并把它交给阿尔贝维尔冬奥会花样滑冰银牌获得肯伊棵绿时，全场一片静默。

2000年，奥运圣火传到澳大利亚，成为了国家和谐、希望以及为土著居民治疗心灵创伤的象征。悉尼奥运会选择了有土著血统的运动员凯茜・弗里曼担当最后一位火炬手。她站在水中央，将火炬伸向水中，环形的圣火从弗里曼的周围缓缓升起，点燃主火炬塔。

现代奥运手持火炬

1996

最长的火炬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呈古代火炬的简洁形状，由一束直管组成，炬身的22根铝管代表着历史上曾举办过的22届夏季奥运会。这支火炬是历届夏季奥运会火炬中最长的一支，也是迄今惟一的一支需要手握中间部位的火炬。

1936

最老的火炬

1936年柏林奥运会火炬是现代奥运会采用的第一支火炬；从这届奥运会起，现代奥运会开始进行圣火传递。

1968

最怪异的火炬

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的火炬上部呈圆锥形，由于采用了开槽通透的设计，整个火炬看上去活像一支打蛋器。但如果提到外形怪异，夏奥会火炬设计还算不上大胆，和1952、1972、1992这三年的冬奥会火炬相比，墨西哥城这支奥运火炬的设计只能称得上中规中矩。

1984

最赚钱的火炬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第一次由民间力量筹办的奥运会，主力、方为降低成本，拍卖了美国境内的火炬接力权：组织者在美国划定了10000公里路线，只要交纳3000美元报名者便可参加1公里接力，而且能够得到一个复制的火炬纪念品。这种过分商业化的做法虽然遭到了人们普遍抵制，却使1984年的奥运火炬成为了奥运史上最赚钱的火炬。

1960

最复古的火炬

1960年罗马奥运会的火炬采用古典风格，模仿了古代奥运会火炬样式。火炬下部有“第17届奥运会”字样。最独具匠心的火炬

2000

2000年悉尼奥运会火炬是设计最精巧、最独具匠心的一支火炬。它的设计理念来自悉尼歌剧院的建筑轮廓、太平洋蔚蓝的海水及土著人回力镖精妙的弧线。火炬主体按分为三层，分别象征着土、火和水。

文明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和谐发展

商业文明：质量标准品牌与首善文化

2008年1月27日，中国第二届文明论坛暨首届首都商业文明论坛于北京隆重举行，为搭建和谐首都再添重彩。

文明论坛始终关注中华文明传播，以建设首都文明工程为己任。自2006年12月肇始后，论坛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本届论坛由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与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共同发起，文明杂志社、资本市场杂志社和《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社主办，并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传播学会为特别支持机构。

今天，正值世界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之机，中华文明的延续、复兴和传播处于垒球化语境之中，有大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阶段的文化困惑与实践难题。为此，本届论坛将主题特别确定为：“文明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和谐发展”与“商业文明：质量标准品牌与首善文化”，以期在全球视野下深入探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变迁与发展规律，挖掘、推广具有中华特质文化的历史功能和现实意义。

论坛当天，各界人士汇集一堂，共有国际标准化组织、首都和外地企业、政府机构、专家学者和媒体的代表200多人参加了开幕仪式。北京市副市长程红等人出席论坛，并向2007年质量管理先进单位颁发北京市2007年度质量奖。

论坛倡导仁爱之宗、公正之本。开幕之始，本届文明论坛发表了《中华文明宣言》及《首都商业文明宣言》，号召世人奋然前行，救弊补偏，共襄中华文明盛业。来自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石保权副主任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国际ISO组织秘书长阿兰・布莱登也在论坛上发表了视频演讲。本届论坛还特别推出了15个关于中华文明传播与商业文明建设的重要话题，引起与会人士的热烈反响。论坛继开幕后分设网络会场，发表8项论坛专题：“商业文明：产业环境与首善文化”“方法与手段：推行质量技术标准化”“案例与经验；实施质量与品牌战略”“文明与健康：农业与食品医药安全”“商业文明的历史与现实形态考察”“文明传播的人文理性与社会文化”“文明传播的实践问题与方法研究”“文明传播课题研究报告”，为首都的文明建设加油!

中华文明宣言

本届文明论坛继中国首届文明论坛提出《丙戌文明宣言》后，再度向世人提出当今文明传播的急务。《丙戌文明宣言》曾提出文明传播的十大话题：和谐世界的构建与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江河湖海与水资源的污染对中华民族与人类的影响；三农问题变革对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影响；传染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与挑战；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与知识产权保护；贫困与两极分化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信息鸿沟与媒介化生存；人文奥运的实施及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融合；核能的使用问题对人类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恐怖主义等文化极端化冲突对人类和平的消极影响。

首都商业文明宣言

本届论坛首次发表此宣言，表明首都企业、政府职能、首都产业和首都市场必有塑造中华文明形象的质量、标准化、品牌和追求卓越绩效的首善文化。宣言指出商业文明即以利益交换。价值实现和财富增长等为核心机制导向的社会经济与产业模式的发展趋势，包括产业技术和行业、市场与交易的设施及其规则、伦理的进步方式与优秀品质的总和。

本届论坛提出的15个“2007年度中华文明传播与商业文明建设的重要话题”是：中共“十七大”盛会胜利召开――中国由此跨入民生时代；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奏响21世纪中华文明进程的序曲；文明传播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奥运筹办与把握奥运契机：创造品牌价值，提高质量标准；道德楷模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商业贿赂、商业欺诈和征信危机：反文明的现象，需着力清除；物权法、新劳动法和个税改革：中国人普享改革成果；新“医疗改革”方案：不先征询民意，让人失望；金融与资本市场发生历史性变化：经济的重要支撑和促进作用；房价、物价，油价均呈阳线，稳定经济的措施不断出台；缓解汇率压力：中国式淡马锡实现国家外储保值增值；“嫦娥奔月”：成果渗透国民经济，带动高新技术发展；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开启高速铁路时代，带动产业增长； “兼并重组”与“贸易摩擦”：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道路；打捞“南海1号”古沉船：古代商业文明与现代零距离接触。

中华文明宣言(2007-2008)

或问当今何世也?

答曰：列国合纵连横，以“文明”相竞争之世，犹古之春秋战国也。观《春秋》三传，触目者有二：一日国际间大国屡兴屡败，各自为政，齐桓、晋文一度主盟天下，功亏一篑；一日各国内部迭乘、兵戎互扰、贫富悬殊、民不堪命。

当文明面临困境之时，必有指引摆脱此种困境之道路的伟大思想文化应运而生：对应于古希腊的思想先驱，孔子以“天下一家”之“大一统”学说，在列国间传播一种文明信念，即从“西周熊熊燃烧的礼乐大厦”中抢救出“文明的蓝图”，以便在一种全新的政治格局下重建文明，儒家学派由此确立。中经200余年曲折，至汉武时代，终于确立中国“儒教国家”之根本制度与基本品格。

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各自发挥，强调、推演、集成了一整套中华文明的思想体系，不仅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更以其思想光辉融会、补充、完善儒家学派的根本智慧，合力缔造出当时垒球第一大文明――秦汉帝国，与远在西半球的古罗马帝国齐名。

统一国家一经确立，便可大可久，绵延2000余年。其间，道家。释家、海洋风格、西域文化。草原精神等荟萃一炉，两汉之淳朴敦厚、魏晋之风流蕴藉、隋唐之博大雍容、宋元明清之端雅秀丽，永为后世叹美。

此一汉唐血脉，虽经近代列强瓜分、倭奴入寇、内乱频仍之深久巨创，仍绵延成长，终于在1980年代起逐步恢复元气，如今已腾飞世界，其文明传播之和谐秩序、和谐精神，乃不可倾摇之国本，全球社会重返太平盛世、共谋和平发展之民族魂魄也。

或问当今急务何也?

答曰：在如今全球化时代，表层的商业文明以及深层的思想文化，乃为最具根本性、最具活力的部分。因此：

当今文明传播之急务之一，为中华商业文明之确立，以适应垒球市场经济之普世规则，以重振中华商业文明道德传统之固有光辉，其以诚信与规则标准为尤急。

自混沌初分，万象扰扰，谁为主宰?曰：诚。《中庸》曰：“不诚无物。”诚者，乾坤之根本，宇宙之生机，万物之造就，生灵之繁育。天诚则万物广被，地诚则万物遍载，人诚则平治天下。无诚，则乾坤毁、宇宙熄，人生、社会丧失意义矣。

中华商业文明，上下绵延五千余年，根基何在?日：信。信者，人伦之枢机，社会之准绳，商业之根本。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为巫、医!”恒者，信也，规则也。

天地有恒则万物昌盛，人类有信则和气生财，信守规则使人幸福美满无穷尽矣!

今日全球一体，60亿人比邻而居、互通有无，无诚信无规则必天下大乱，美好家园必沦为人间地狱。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弘扬祖宗德教，以诚信待人，以仁爱为宗，必公平正义地组织社会管理和商业事务，共趋文明生活的繁荣和谐之大道!

当今文明传播急务之二，乃是中华学术文化之确立、中国学术思想之创新、古今中外人文主义文化之复兴。

当今之文化思想危机何在?例举有三。

观今日通行之教育、学术、传媒的行为惯性，可为叹息或痛心者，不知凡几：以考试分数、学分堆积为基本评价体系的教育制度，使社会不堪重负、生气缺失，素质则不知几何；以论文“规格”，项目资金为基本评价体系的学术制度，几乎丧失学问品格和思想尺度，出现“寻章摘句、破碎大道”的“小人儒”学风；以收视率、点击率、市场份额为唯一评价体系的传媒倾向，诱使公众高级智力和审美趣味江河日下，不仅造成文化产业的巨量泡沫，更使各种文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陷于浅薄和枯竭。

博大悠久的中华思想文化在近代曾遭遇深刻的“文化断裂”，当今中华原创文化的严重滞后，不与文明大国相称，更难参与国际竞争，面临被狭隘的世俗主义、名利至上和金钱崇拜淹没之危险!

哲人尝言： “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明”换言之，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对某一社会问题做孤立的、片断的研究与考察，早就被证明是无益乃至有害的，却成为当今学界普遍风气。

孔子曰：“君子不器”。无奈近代以降，受西方某些方面思潮的影响，靠残缺不全的历史认知、狭窄浅陋的现实观念，自绝于古今中外伟大渊深的人文思想传统之外，且有党同伐异之倾向，造作出一批文化垃圾以邀时宠，致使当代学术思想日益堕入“原创力与洞察力”的深刻危机之中。

当今文明传播急务之三，以中华文明之人文精神，尤其是大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生命精神，重塑当代知识分子的道德使命感。

文明社会的理想生存状态，应是“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君子社会”。这也许是中国人的理想，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梦，生生不息，愈久远而弥香。

早有国学大师溯本穷源，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混乱与危机，负有“中国近代化抉择之左右摇摆、进退失据”之责任。此谓精神文明之不济也!

幸众多有识之士力阻思想文化颓唐，有望重放中华道德之光。

综合思考人类命运、探究中国社会未来的文明传播思想之建立，可能为纠思想文化之偏的重要尝试。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国运颓势，正被如今的伟大腾飞所取代。吾辈因之得福。

源自与秦汉大国同为轴心时代的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如今扬威于中华国都；中华文明复兴继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煌煌盛世彰显。

含羞草的作文450字篇8

一、有没有戴高乐主义

在论及戴高乐主义之前，有必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到底存在不存在戴高乐主义，或者说，

戴高乐的思想活动和政策实践能否称之为戴高乐主义？如果能，它又主要指什么而言？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在西方，当戴高乐在世的时候，就有人称之为戴高乐主义。到戴高乐之后，还有什么新戴高乐主义、半戴高乐主义甚至假戴高乐主义之说，直至围绕伊拉克战争的欧美争论，又有人提出了欧洲戴高乐主义。当然，也有人对此持谨慎态度，只是称之为“思想”（pensée）、“哲学”（philosophie）、“学说”（doctrine），或者干脆叫“与一种精神状态相联系的经验行动”（comportement empirique）。在国内，戴高乐研究并不很普遍，在这个问题上也并未形成尖锐对立的派别看法。有人认为，戴高乐的思想与实践，并未完全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体系，称之为戴高乐主义未免牵强。也有人持相反看法。

凡可称为主义者，即是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作为实践行动总规范的指导思想。人类政治思想史发展到今天，主义之说也很难说有一个客观公认的界定标准。康德主义当然主旨是哲学范畴，凯恩斯主义当然主旨是经济学范畴，马基雅弗里主义当然主旨是政治学范畴。可是，马克思主义却包含了三种科学成份。可见，主义与主义之间，内涵与外延之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历史上以历史人物之名冠之为主义的，已经是举不胜举，新的主义还在不断出现。 戴高乐也是个历史人物，而且是世界当代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人物。综观戴高乐一生的政治实践活动，有着一个既定的总目标，并为此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观点和政策，这些观点和政策曾为法国开创过一种新局面，曾为世界当代史中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演变和发展作过贡献，以其名称之为戴高乐主义，亦无不可。

那么，什么是戴高乐主义呢？

研究戴高乐主义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雷菲斯说道：“‘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战争回忆录》一开头这句著名的话，概括了整个戴高乐主义”。2戴高乐对自己的“看法”作了如下解释：

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这是从感情和理智两方面产生出来的。感情的那一面使我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献身给一个崇高而卓越的使命。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它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它遭受惩戒性的灾难。假如在这种情形下，它竟在行为和事业上仍然表现为一个庸才，那我就会认为是一种可笑的变态，其过失在法国人，而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天赋。但我理智的一面又使我确信，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唯有丰功伟绩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以当前的我国与当前的其他国家相处，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和正直的胸怀，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3

从这段冗长的话中可以看到，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在戴高乐的心灵中已经奠定了基础。他的高尚目标是：要实现法国的伟大，站在最前列，法国必须以强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他的正直胸怀是：要有朝一日为法国立下丰功伟绩。他的高尚目标，是一种理想；他的正直胸怀，是为实现理想的实践。

德雷菲斯认为：“谁都知道，1940年6月18日，当戴高乐在暮色中走出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室时，戴高乐主义诞生了”。4从1940年诞生的戴高乐主义，是在法国投降和大部分海外领地陷于敌手，法国的独立和已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强国或大国地位的情况下起步的。戴高乐不畏，不惧人微权轻，他寄人篱下，揭竿而起。他自己被人瞧不起，他的政权也迟迟不被盟国承认，大国决策他无缘置喙，战争结束时只争到一个“准大国”的地位，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实现他的高尚目标，没有忘记为法国创建丰功伟绩，为此他同罗斯福较劲，同丘吉尔强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局势已进入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阶段。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主宰世界的格局下，戴高乐要实现在戴高乐主义中确立的高尚目标，除去要努力将法国本身治理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超级大国控制下的国际舞台上，争当一个重要角色。不管是盟国（对法国来说），还是朋友（对戴高乐来说），任何试图阻挡法国实现这个目标的言行，都属针锋相对回击之列。戴高乐为此进行的一切斗争，构成了戴高乐主义的主要内容和诞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戴高乐主义，也就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既然门罗、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哈尔斯坦、布什等，均因其对外政策思想与实践的全部或部分而得名为“主义”，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完全也可以称为戴高乐主义。

因此，所谓戴高乐主义，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戴高乐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思想与实践。

二、戴高乐主义的主要表现

戴高乐主义与超级大国 从1940年开始，为了法国的独立、完整和伟大，戴高乐主义就成了戴高乐领导下的“自由法国”处理同美国和苏联关系的基本原则。虽然那时候的戴高乐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美英苏这些大国都不算很了解戴高乐，更不用说了解戴高乐主义，但是通过几年战时同盟的合作，它们已经领略了戴高乐主义的精髓——为了法国的地位和利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战争结束以后，戴高乐像丘吉尔一样，很快退出了政治前台，5但他对重大国际事务的评说并没有停止。在整整12年里，在对联合国，对北大西洋公约，对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对欧洲防务共同体，还有朝鲜战争、苏伊士战争、印度支那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罗马条约的评说中，戴高乐主义进一步得到完善；也正是在这些年里，戴高乐通过著书立说，将战前就在脑海中孕育，战争期间萌芽并加以实践的看法，经过总结、归纳、提高，给后人展示了一个可以称之为“戴高乐主义”的政策纲领，并成了他1958年第二次执政时期所有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1958年开始，正是这样一个以戴高乐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法国，使得所有在战时同戴高乐打过交道的盟国都忐忑不安。

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认为，1958年的世界局势与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时已大不相同了。第一，战后初期由于欧洲国家自身力量的削弱，整个西方都害怕苏联进一步向西欧扩张势力，而西欧国家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阻挡苏联可能的军事进攻。于是，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帮助就成为必要的依靠了，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是这种局势的必然产物。十年以后的今天，苏联进攻西欧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强大起来，苏联的共产主义在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已没有什么吸引力，更何况在他控制的地区麻烦已经不少。与其说苏联担心欧洲，不如说它更关注亚洲的中国。第二，对国家安全起保证作用的手段也大不一样了。战后初期，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所以欧洲盟国觉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个保障。可现在，苏联同样拥有摧毁对方的手段。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迟迟不愿出兵欧洲的历史经验，不能设想美国会冒自己被摧毁的风险用核武器来保护欧洲。相反，美苏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完全可能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使用核武器。“既然保护作用令人怀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保护者呢？”第三，如果说战后初期西欧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是有益的话，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有权支配盟国，控制盟国的防务、政治甚至领土的结果，使西欧国家屈服于它。可是，现在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国际作用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它要求独立自主，要求掌握威慑敌人的现代化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安全。

正是在这种对客观局势分析的基础上，戴高乐为法国拟定了行动计划。他说道：因此我计划使法国脱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当然不是脱离仍可作为最后预防手段的大西洋联盟；同东方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首先是俄国，建立旨在缓和的关系，接着是谅解和合作关系；一旦时机成熟，同中国也是如此；最后，要建立一支独立核力量，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不受回击的情况下进攻我们。但是，这条道路我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每个阶段都要与总的发展趋势相适应，还要注意不要伤及法国传统的友谊。6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以法国政府首脑的身份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麦克米伦首相写了一份备忘录，正式以外交途径向美英两国阐述了法国的立场。7在这份9月24日发出的备忘录里，戴高乐明确要求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构，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领导机构，而且法国政府认为这个机构是不可缺少的，否则法国将不参加任何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或者将依照这个公约的第12条，保留要求修改公约或者退出该组织的权利。8在美英拒绝了法国的要求之后，戴高乐一步不让地按计划行事了。

1959年3月，法国宣布，法国地中海舰队不再受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指挥。6月，法国拒绝在自己的国土上储存美国核武器，美国被迫将驻法国的核轰炸机撤往英国和西德。1960年2月，法国试爆原子弹成功。5月，法国拒绝将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1961年5月肯尼迪访法期间，提出将美国配备“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调派北约，以换取法国停止核试验，遭到拒绝。1963年1月，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拒绝参加1962年底美英“拿骚会谈”建议组建的北约“多边核力量”，认为把法国的军事手段并入受外国人指挥的多边核力量，与法国的防务政策原则背道而驰。6月，法国宣布法国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指挥，并收回北约对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8月，法国同中国一起，抵制了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戴高乐认为，如果同意美苏永远垄断核武器，“将使世界上又建立起新的霸权。”1964-1965年，法国撤回了在北约海军司令部任职的军官，拒绝参加北约军事演习。1966年10月，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只留下一个联络使团。北约理事会及其机构和设施，在法国规定并不肯更改的期限内，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

法国在戴高乐主义的指导下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核垄断发起的冲击，显而易见，主要是针对美国而来的。因为在戴高乐看来，由于美国的盟主地位以及它所奉行的霸权政策，法国在联盟中有一种压抑感。在现有的联盟内部关系下，法国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目标和理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盟主地位，美国的霸道，已成了法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争取大国地位的主要障碍。法国只有冲破这种束缚，才有可能顺利推行戴高乐主义。

法国当时对苏联的政策，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反对霸权，要求独立自主于美国的愿望。

在戴高乐看来，苏联同美国一样都是霸权国家，认为这两个大国的实力、对立和争霸威胁着全世界。在戴高乐主义的所有经典中，都没有改变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它的本质是扩张的，是西方“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这个看法。也正是因为此，法国只能归属于西方阵营，它始终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在东西方对垒的关键时刻，比如195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法国坚定地同盟国站在一起。但是形势毕竟发生了变化，苏联也在变化。在戴高乐眼里，从结构上看，东方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和甚至裂痕；从思想上讲，苏联也在寻求和平，避免战争。问题在于，世界和平，避免战争的结果不能靠美苏两个大国来实现，如果仅由它们来主宰世界，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危险。每个国家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法国，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对苏政策中，戴高乐主义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首先，任何涉及东西方关系的国际大事，法国决不让它成为只是美苏之间的问题，它应当也是法国的问题。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理想，就必须打破来自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局面，而最直接的阻力，是来自美国，因此，同东方国家发展关系，不仅打破了这种一统局面，显示了法国的世界性作用，而且有可能从苏联获得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增强同美国的筹码；接着，法国要起世界大国的作用，首先要在欧洲站住脚跟，要在西欧起领导作用。这就有必要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欧洲问题上先同苏联打交道，寻求共同语言和合作可能。如果不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欧洲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法国也不可能在欧洲谋求自己的地位。法国完全可以单独地，而不是跟在美国的后面，推行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策，即戴高乐提出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正是这一开创性的政策，为后来西德的“新东方政策”起了表率作用。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在法国与美国闹得最凶的1966年，戴高乐正式访问了苏联，在法苏关系史上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苏联人当然乐意看到对手阵营里出现“窝里反”，但在苏联人的眼里，绝不可能像戴高乐那样将戴高乐主义看得那么高，法国不可能取代美国的地位，苏联的主要对手只能是美国。1968年8月20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家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无疑给戴高乐主义的“缓和、谅解和合作”政策注射了一支清醒剂，提醒他对苏合作是有限度的，在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仍然是国际关系走向的决定因素。

戴高乐主义与欧洲建设 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戴高乐对待欧洲建设的态度，许多人都承认戴高乐有一个“欧洲观”。戴高乐的“欧洲观”，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戴高乐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也不能脱离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这个实质性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欧洲联合为核心的欧洲建设，在从未有过的声势推动下，成为欧洲各国政治家讨论和实践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围绕欧洲建设的道路问题，出现了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两大主张。联邦主义者认为，欧洲的不和与冲突，源出于民族国家这种传统组织形式引发的利益冲突。因此，应当逐渐放弃民族国家这种形式，建立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一体化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以实现和保障和平与发展。凡是参加这种组织的欧洲国家，都要逐步地出让自己的。邦联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客观存在，各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这些情况和特殊利益不可能因为出让就不复存在。因此，他们认为欧洲建设的道路不是成立欧洲联邦，而是在国家之间进行邦联式的联合。

无疑，戴高乐主义者肯定是邦联主义者。

早在1944年3月，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协商会议上就谈过战后欧洲建设问题。他认为为了实现战后欧洲大陆的均衡，有必要组建一些集团，“但不应当损害每个成员国的”，如果法国参加这样一个集团，他认为一定能够作出巨大贡献。9在战后，戴高乐反对建设一体化和超国家式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坚持民族独立和国家的、邦联式的“各国的欧洲”。10

在1958年重新执政之前，戴高乐就坚决反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他将这两个计划指责成“一堆碎煤烂钢”，“一个骗局”，“假象”。超国家机构在他眼里成了“怪物”，“机器人”。在他看来，凡属超国家的一体化机构，都是要法国放弃自己民族的特性，放弃国家的，并溶化在一个更大的集体中，这是与戴高乐主义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绝对不相容的。

1958年重新执政后，戴高乐就不再是以一个在野的政治家身份站在一边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评头论足了，而是以一个执政者的身份行使权力，开始全面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欧洲观了。当然，法国并不是反对欧洲建设。戴高乐主张的是建设一个欧洲邦联。最能代表戴高乐主义关于欧洲建设观点的，是1962年5月1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讲话。

尽管有人总认为我说过“各国的欧洲”，但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声明中说过，可能你们会感到奇怪。当然，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决不否认自己的看法。相反，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欧洲不包括法国人的法国，德国人的德国以及意大利人的意大利，我不相信这个欧洲还能有什么存在的现实性。

但丁、歌德和夏多布里昂是欧洲人，也正因为他们是杰出的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如果他们是无国籍者，如果他们的思维方法和写作，是用的某种统一的“世界语”，那他们对欧洲就不会有多大贡献。

所以说，祖国是一个有情感的名词，而建设欧洲是要以能行动、有权力、负责任的因素为基础的。具有这种因素的基础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国家！因为只有国家在这方面才是有效的，合法的，而且有能力去实施欧洲建设。我已经说过，我还要重复，在当前，除了由各个国家组成的欧洲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欧洲。除此之外都是些神话、空想和空谈。11

戴高乐在欧洲建设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各国之间合作的欧洲邦联，是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这个思想在欧洲观中的直接反映。一方面，戴高乐追求的是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伟大的作用，法兰西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应有大国的地位，它不能被封闭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内。另一方面，戴高乐担忧的是，如果放弃，欧洲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从属于这个机构之外的国家。毫无疑问，他担心的是美国。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戴高乐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

所谓“欧洲人的欧洲”，其寓意异常清晰，就是要在欧洲建设中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使欧洲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欧洲。严格地说，美国并不反对欧洲建设，因为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毕竟是美国可依托的力量。当然，前提是欧洲建设的任何一个步骤和目标都应该纳入以美国为领导的“大西洋体系”中。但这却是与戴高乐主义不相容的。早在1951年12月2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说过：“美国人的政策有时表现得令人恼火，这些表现，有时会使人想到美国的压力可能是建设欧洲的重要因素。而实际上是，或者欧洲由自己建成，或者就根本建不成。……美国并不是欧洲的一部分……这在地图上是可以看到的。”12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多次提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认为从地图上看，苏联乌拉尔以西都属欧洲，应该建立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体欧洲。”其实，“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这句话，戴高乐虽然说过不下几十次，但从来没有详细阐释过，就连苏联人也不知所以。保罗·雷诺批评戴高乐时说，尽管“斯大林和戴高乐之间的对话只是熊和羊羔的对话”，但是“在这个欧洲内，他要摆脱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比法国更发达和富裕的国家……”13

这就是说，在戴高乐主义关于“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里，不仅排斥美国，而且也排斥本该属于欧洲地理范畴、但却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

对美英关系，戴高乐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丘吉尔开始，英国人“甘心追随美国人的政策”。这是在战争期间得出的结论。他不可能忘记丘吉尔对他说过：“您要知道，当我必须在欧洲和海洋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海洋的。您还要知道，如果必须在您和罗斯福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的。”14战后，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政策，使英国“被大西洋彼岸的大陆吸引着越走越远”。英国仍然奉行一种不直接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政策。英国没有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签约，英国不仅不参加罗马条约，还组织欧洲自由贸易区与欧洲共同体相抗。直到1961年7月，英国切身感到这样做得不偿失，才正式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

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是想安插在欧洲共同体内的一个“钉子”，一匹“特洛伊木马”，他不能允许美国利用英国乘机插足欧洲。1963年和1967年，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两次遭到法国的否决。

戴高乐主义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反对美国控制欧洲，主张欧洲人的欧洲，这种欧洲观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原则，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戴高乐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中，置身于欧洲建设，是法国争取大国地位的重要一环。因为只有首先在欧洲站住脚跟，在欧洲树立起法国的领导形象，才能谈及大国地位。试想，如果法国在欧洲都不能站在前列，它还能站在世界前列吗？

要想在欧洲起领导作用，既不能让美国来，也不能让英国插近来，只要牢牢制约住德国，剩下的一些国家就好办了。按照戴高乐的最初设想，战败后的德国应当被肢解成若干个小国，使它永远不可能成为邻国新的威胁。但是，美英的战后战略安排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格局，使他不得不接受从“舒曼计划”开始的将德国纳入一个联合机构中并加以控制的事实。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他从戴高乐主义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总战略目标出发，充分认识到欧洲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法德关系在欧洲问题中的重要性。1963年1月22日，在戴高乐和阿登纳的几年努力下，法德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从此，人们所说的“法德轴心”开始运转。

戴高乐积极推动法德合作，并以此为欧洲建设的基础，其目的，是想通过合法的形式，凭借法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控制德国。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德国重新崛起称霸，二方面是想拉住德国和充分利用它的经济优势来增强自己抗击美国的份量，并在德国问题上——当时国际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以提高法国的地位和作用。戴高乐通过推进法德合作关系，使“法德轴心”成了欧洲共同体的决定力量，由于在这个轴心中重心偏向巴黎，所以法国在欧洲共同体中一直起到“带头”作用。

很显然，按照戴高乐主义的原则，戴高乐是将法国当作欧洲的领导来推进欧洲建设的。戴高乐认为，面对美苏在欧洲的争夺，欧洲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在他看来，法国可以充当欧洲共同体的领导。因为在六国共同体中，比、荷、卢都是小国，谈不上领导作用，意大利不仅实力和影响不够，而且还有二战劣迹，德国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是战败国地位使它不可能出面领导六国欧洲。更何况德国已“自愧不如”需依靠法国的政治地位，法国不领导欧洲，还有谁能领导？

戴高乐主义与第三世界 法国是一个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戴高乐也是一个老帝国派军人，他曾是法国殖民帝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从小，戴高乐就崇尚殖民战功。在少年时代，他就将法国殖民事业的成果看成是法兰西光荣伟大的一部分。他为“法绍达投降”感到悲痛。15他甚至乔装打扮成殖民将军费德尔布的样子回家，说是“费德尔布将军来访”。16他在圣西尔军校时的班级被命名为“菲斯班”。17作为法国殖民军官，他到过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耶路撒冷，而后得出的结论是“离开法国文明殖民地人民无法生存”的顽固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在维护法国的伟大和完整时，他脑子里装的是包括所有殖民地在内的法兰西帝国，他为这些殖民地不惜与英美唇枪舌战直至动武。战后，1945年5月，戴高乐镇压了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民族起义。8月，他下令派出了印度支那殖民远征军，试图在印度支那重现法国的殖民统治，终于导致了长达九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对于1956年的苏伊士事件，他当时为自己无权作主遗憾不已，说要不然2小时内就可以让伞兵占领开罗。

如果按照戴高乐一贯的殖民主义思想，戴高乐主义中关于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部分，肯定只能是老殖民主义的翻版。但恰恰是戴高乐重新执政、有权作主这个时期，是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的时期。戴高乐是一个老帝国派军人，但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在历史潮流面前，一步一步地退却，完成了他在法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为戴高乐主义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改写了新的内容。

1958年，在关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的讨论中，戴高乐不顾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兰西联邦”中殖民地国家普遍的独立要求，坚持在旧殖民体系的框架内确立关系，只允许殖民地国家在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同体”中成为有限制的自治国家，而不是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在进行通过新宪法公民投票前，戴高乐曾以取消所有援助警告坚决要求独立的几内亚，但是几内亚在杜尔领导下坚持独立。结果，除几内亚以外，12个法属非洲国家成为法兰西共同体成员。18宪法规定，这些国家的外交、国防、财政经济和战略物资的控制权仍在法国政府掌握中。法国给予这些国家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允许退出共同体，法国参议院分配给98个席位。而与此同时，正在浴血奋战争取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仍被确定为法国的一个“省”，遭受着法国政府的残酷镇压。但是，微不足道的让步和改革，在战后强大的民族解放潮流中，已不能满足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几内亚效应”开始发挥作用。1960年6月，塞内加尔和马里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独立国家，此例一开，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经过协商，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布承认这些国家独立。这就是后来人们称谓的戴高乐的“非殖民化”。不过，这一“非殖民化”，直到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以后，才算基本完成。

戴高乐在回忆当初作出这些决定的复杂心情时说道：“在重新执掌法国的领导权时，我就作出决定，从今以后，要不惜任何代价把法国从过去的帝国义务中摆脱出来。人们可以设想，我这样做，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轻率决定的。像我这个年纪和像我所受过的教育的人，成为自己倡导的这项变革事业的主持人，这确实是残酷的。”他在颂扬了法国殖民历史之后，感叹道：“对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考验啊！”19那么，是什么样的现实迫使戴高乐不得不忍受这么痛苦的精神考验呢？

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第二次民族独立运动高潮以空前绝后的声势席卷全球。20这一运动，与过去的民族独立运动有明显的区别。在无产阶级政党或者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之下，它不仅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形成了大规模的人民运动，而且，武装斗争也成了它的主要斗争形式，并得到全世界广泛的声援和支持。这一严峻的形势，使一贯主张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的戴高乐，有可能从民族独立和国家的角度去考虑殖民地国家的要求。戴高乐认为，“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目前的时代，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是每一个民族都要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他“希望法国能利用这种机会消除过去的仇恨、偏见，把从前的臣属关系改变为伙伴关系”。21

其次，从法国的自身利益考虑，戴高乐认为，继续维持过去那种旧殖民关系，不仅是不可能，而且是得不偿失了。他认为，过去在殖民地的付出与收获，“似乎是值得的”，现在要求不一样了，负担在不断增加，更何况不甘屈服的愿望终于导致反抗，使法国陷入不能自拔的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耗尽了法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1958年戴高乐重新上台时，法国欠外债30亿美元，储备金仅剩6·3亿美元。战事不断，政局不稳，几十万军队被拖在阿尔及利亚。戴高乐感到再也不能继续这种状况了。他明白表示，实行“非殖民化”，“首先是因为如果继续去承担那些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不相适应的义务和负担，这同法国目前的利益和新的抱负是相违背的”。22 因此，他要断然结束“从前是光荣的，而今后却是导致毁灭的殖民统治”。23

最后，既然维持旧殖民统治是与“目前的利益和新的抱负是相违背的”，那么，这句话必然归结为维持旧殖民统治是与戴高乐主义中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的。由于法国长期顽固坚持旧殖民主义立场，不惜动用武力，采取最野蛮残酷的手段镇压报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致使法国在国际舆论中声名狼藉。就象在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那样，法国不仅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一致谴责，而且也常在国际舞台上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利用。显然，殖民地问题成了戴高乐主义试图在美苏之间保持独立、争取大国地位的制肘问题。法国必须摆脱“老殖民主义”形象。

在实行“非殖民化”之后，戴高乐感到一身轻松。在一段时期内，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争当第三世界利益的代言人，成了戴高乐主义展现自己的主要方式。法国恢复了因苏伊士危机和阿尔及利亚问题同阿拉伯国家中断了的正常关系。法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同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且敦促美国向法国学习趁早承认中国——这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明显地独立于美国的一个最大外交决策。法国在各种场合反对美国干涉越南，戴高乐甚至像当年美国不经磋商就接待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一样，在金边会见越南北方代表。法国代表像美国利用联合国批评法国一样，在安理会谴责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在中东爆发“六日战争”时，法国明显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戴高乐本人对这一切行动深感满意，他说道：“法国敢作敢为的独立自主的行动引起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注意。……法国在精神、外交和物质地位上的变化，使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相继到巴黎访问。随着这种访问的日益增多，必将使我国首都最后成为世界的政治中心。多少世代以来，它从未显得这样活跃。”24

三、戴高乐主义的现实与理想

体现在东西方关系、欧洲建设和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高尚目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戴高乐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实践。这种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争取法国大国地位为主线的戴高乐主义，孕育于20世纪初期，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完善于战后的60年代，这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自己产生和形成的客观思想基础和客观历史条件。

戴高乐主义的客观思想基础是什么？戴高乐主义的客观思想基础就是法兰西民族主义。

戴高乐出生在1890年的法国。此时的法国，已告别了它那纵横捭阖、独霸一方的世界强国地位。1870年的普法战争虽然过去了20年，但那割地赔款的耻辱仍像一个铁砣一样压在法国人心头。旧耻未雪，戴高乐又亲身经历了战败投降的两次世界大战，国土被践踏，人民受蹂躏。法国历史上法兰西民族那些抗御外侮和振国建威的英雄都哪里去了？人们在寻找贞德、路易十四、拿破仑，眼里看到的却是拿破仑三世、贝当和赖伐尔。法国无可奈何地走下坡路了。戴高乐正是生活、成长在这个走下坡路的年代，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孕育了自己的思想，培养了自己的个性，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奠定了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

弗朗索瓦·德雷菲斯在分析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时，认为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民族主义。他认为，在戴高乐出生的那个年代，民族主义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普遍现象。那时候的法国政党大部分都是民族主义政党。自从法国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复兴法国和有朝一日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念头，成为法国几代人的奋斗目标。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在流行的文学作品中，到处都可见到这种情感的流露。25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性，都有它体现一定特色的民族传统思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演化到近代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就带有在压抑下的反抗性、在落后中的进取性、在分裂中的向心性。以法兰西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戴高乐主义，正是体现了这种反抗性、进取性和向心性。

戴高乐退休后曾问过马尔罗：你发明了“戴高乐主义”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马尔罗回答，“戴高乐主义”不是弱者的民族主义。在战争中，戴高乐主义就是反法西斯主义。戴高乐显然对这个答复不甚满意，因为马尔罗没有点出戴高乐主义的实质。反法西斯主义可以照搬在众多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那不是混淆抹杀了戴高乐主义的本质了吗？于是，戴高乐补充道：“任何一项政策的真正灵魂，都是民族的。”26米歇尔·德勃雷这样解释戴高乐主义的本质，他说：“我认为，戴高乐主义的本质蕴含着一种法兰西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保障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维护理性权威的意志，并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坚持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换句话说，戴高乐主义崇奉的是，捍卫法兰西命运的理想。”27由此可以认为，民族这个观念在戴高乐的思想和政治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与戴高乐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在戴高乐的思想中，他谈论国家，国家后面就是法兰西民族；他谈论人民，人民后面也是法兰西民族。他的思想植根于法兰西民族之中，扎根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中，待到开花结果之后，他又将它服务于法兰西民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所有的政治思想活动和实践，都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延伸的结果。戴高乐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具体地说，产生于1940年戴高乐的“六·一八”号召。因为从那时起，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就开始了。这种斗争，在二战期间主要表现为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即要将法兰西民族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给法国以独立和自由。但戴高乐主义又不完全是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它还包含了为争取法国未来地位，为恢复法兰西的光荣伟大，同一切损害法兰西民族利益的行为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不同意马尔罗看法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戴高乐主义中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这一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了，那么，为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自然就突出出来。戴高乐说道：“对我们来说，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恢复法国的完整、帝国和国家遗产；意味着国家必须重新绝对控制自己的命运。任何窃夺国柄的势力，不论来自国内或国外都必须摧毁肃清。”28但是，正当戴高乐想乘战争胜利，去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时候，他却无力战胜围绕内外政策角斗的政党政治的挑战，只好退出了法国政治舞台。这一退就是12年。

那么，为什么在战争期间戴高乐主义可以完成它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的历史使命，到战后，直至差不多整个20世纪50年代，戴高乐却无法继续实践他的戴高乐主义呢？

翻翻戴高乐战后的言论，不难看出，他把一切原因都归咎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都归咎于第四共和国时期执政的政党和政治家们。戴高乐憎恶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政策，认为在这些政府领导下，“我们的国家除了外国命令我们做的事外，自己什么也不做”。这个外国，当然就是指美国。为戴高乐当过多年外交部长又任过总理的顾夫·德姆维尔也说过：“从1946年到1958年，美国控制了法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在财政上依赖美国——马歇尔计划；我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北大西洋公约。”29

的确，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主要执行了一条亲美大西洋政策。在这一政策下，法国的独立性受到限制，民族利益和愿望不能得到最惬意的满足。就连第四共和国首任总理保罗·拉马迪埃也不得不承认：“每一笔贷款的给予都取决于政治现实，每获得一笔贷款，我们的独立就要减少一些。”30但是，戴高乐将一切原因都归咎于第四共和国政府及其政治家们，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也就有欠公允。实际上，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及政治家们，也不是完全听命于美国，更不是心甘情愿地听命于美国。第四共和国时期，在对德政策问题上，在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危机、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第四共和国政府同美国都有着尖锐的分歧，甚至皮杜尔在私下先戴高乐五年提出过建立“三国政治小组”领导北约的想法。31而在美国的核技术封锁下，法国核武器发展计划也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制定并实施的。

问题的实质在于，战后的客观历史条件，迫使法国不得不接受一项亲美大西洋政策。

其实，1946年初戴高乐自己也是被迫下野的。他后来分析其原因时说：“很多实业家对我的行为感到不安，因为我的行动扰乱了他们依靠美援的前途。”32戴高乐被迫下野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戴高乐当时虽然有继续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愿望，却不具备推行戴高乐主义的能力和条件。退一步作一个设想，如果1946年戴高乐没有下野，继续执政下去，他是否就能按他的设想去实践戴高乐主义呢？历史总归是历史。历史无法设想，更不能倒退。谁也无法对假设的历史作出准确的回答。但它却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可以肯定明说的是，即使戴高乐当时继续实践戴高乐主义，那种条件下的戴高乐主义，决不会像他重新执政后实践得那样有声有色，那样具有份量，那样影响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实际上成了世界上唯一的既发“政治财”又发“经济财”的国家，它利用战后初期西欧国家经济、军事上的虚弱困境，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将西欧国家控制在掌心，在西欧独霸一方，形成了同苏联在欧洲对峙的冷战局面。西欧国家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和安全上的考虑，只有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全方位地依赖美国，整个西欧对美国实质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依附关系。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出了选择。这个历史条件对法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就是法国从外交到军事都与公认由美国领导的大西洋联盟趋于一致。许多迹象表明，当时的法国各种传统政治势力（除共产党外）以及社会舆论，都是赞同这一选择的。因此，戴高乐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扭转法国的对外政策方向，实践他的戴高乐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进入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欧国家生产恢复、经济发展，美国与逐渐成为一个松散联合体的西欧在实力对比上慢慢在起变化。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原来的绝对优势地位变为 相对优势，西欧国家已不是战后初期对美国那种全方位的依赖者，经济上对美国有了竞争性，政治上也开始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导致了西欧国家要求摆脱长期依赖美国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世界矛盾给国际形势带来了新的特点。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问题，成为战后国际关系中一个十分尖锐突出而又复杂的问题。说它尖锐突出，是因为涉及面广，几乎所有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都与此有关；说它复杂，是因为不仅在不同国家或敌对集团之间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在各个集团内部盟友之间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甚至非常激烈。也就是说，战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的斗争，既反映为战后新独立国家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的斗争，反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的斗争，还反映为在美苏两极体制内，不满美苏控制的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的斗争。33

很明显，在战后新形势下，除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不管意识没意识到，不管承认不承认，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一个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问题。因此，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问题是个普遍问题，他并不被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限定在某一部分国家之间。这就是戴高乐开始全面实践戴高乐主义的客观历史条件。

应该肯定的是，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与这个客观历史条件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它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的要求，才得以发展并取得成功。戴高乐主义的实质主要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保罗—玛丽·德拉戈斯曾经说，在戴高乐的历史观中，“民族性高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34戴高乐正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出发，去观察世界，去考虑问题，去制定法国的行动战略。

戴高乐历史观中的民族性也就是戴高乐主义中的民族性。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待同美国的关系，政治上法国和美国是一致的，但法国不能允许美国压制法兰西民族意志的表现，不能损害法国的利益，不能阻挠法国去争取大国地位。正如戴高乐在战争结束时说的那样，“必须指出，如果美国——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新角色，认为自己能够领导法兰西民族，那么在欧洲有若干世纪经验的各国，却从来没有这种幻想。”35

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苏联，戴高乐因此估计到苏联集团内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美苏两霸，戴高乐认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反对霸权是国际关系的主流，因而断定霸权主义是行不通的，霸权主义会给世界也会给它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决不能向霸权屈服。36

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戴高乐确立了“非殖民化”这个决策，允许法属殖民地国家实现独立。

通过法国对外政策反映出来的戴高乐主义，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戴高乐推行戴高乐主义，反对美苏称霸，反对美国的霸权，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法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西欧国家中，戴高乐主义说出了其他国家想说又不愿说或不便说的话，做了其他国家想做又不愿做或不便做的事，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盟主地位，使美国再也不能无视其他国家的存在，独自在国际事务中代表西方作出决策了。因此，无论怎么看，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实践戴高乐主义的行动，实际上是整个世界反霸潮流的一部分，它不仅不是孤立的，而且在相当范围内起到了表率作用。

戴高乐与戴高乐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应国际和法国国内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出现的人和事。早在评价拿破仑时，马克思曾引用过爱尔维修的一段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37恩格斯也指出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38这就是说，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没有戴高乐，也会有另一个人出现适应历史的需要，没有戴高乐主义，也必然会有另一种主义的产生。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但是，正如列宁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39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原理在世界历史研究中，无论是对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还是资产阶级的杰出人物，应当说都是适用的，关键在于杰出人物如何对待历史赋予他的职责和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40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毕竟适应了20世纪40年代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需要，适应了20世纪60年代整个世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大势，而且为法国置身其中创造了条件，如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艰难创业，“非殖民化”的实现，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国内戴高乐体制的建立等，这些都是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的历史价值所在。

当然，戴高乐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他带有局限性的思想基础上凝结的戴高乐主义，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他所处的世界和社会，难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也不可能找到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

戴高乐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戴高乐的努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终于争到了一个“准大国”的地位，但是，“准大国”并不是戴高乐的理想，也不是戴高乐主义的目标。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再一次努力，法国的地位不一样了，它的的确确在世界上树立了自己的形象，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往往能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一种独到作用。由于法国的独立自主，法国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赢得了友谊，在西欧国家中赢得了领导地位，而且也迫使美苏对它另眼相看。照戴高乐的说法是：“我们的国家突然成了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了，以前人家总是把它当作一个跑龙套的。至于各国政府，不管是属于盟国一方的，属于东方国家的，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都懂得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法国重新和它过去的历史衔接起来了，再也不听从任何人指挥了……”，“最近这几年，法兰西在世界上已经恢复了它原有的面目和地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国重新卓立于世界。”41

当然，法国的形象是改变了，法国的实力是增强了，法国的地位也改变了。但事实与戴高乐追求的戴高乐主义的最终目标——“大国地位”仍不一样。时势已非，戴高乐终日难忘的，法国历史上那种称雄一世、独霸一方的“大国地位”是决不可能再现了。法国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在世界上数二流的地区强国。

戴高乐想象中的大国地位，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作为戴高乐主义的一种理想，是可以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现实政治目标，那又是脱离实际的。

保罗·雷诺在他的《戴高乐主义的对外政策》一书中，全面抨击了戴高乐主义。他反驳戴高乐主义关于法国地位的看法。

……所有这些话都是要法国站在最前列。它可能在某些领域，例如道德、文学、科学和艺术方面处于前列。但是它不再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了。

在美国已经处于最前列，这个美国与法国相比，经过了四次大发展，它的农业和工业在一个大陆上依赖两个大洋而向外开放的情况下，法国怎么能站在最前列呢？

在苏维埃俄国已经处于最前列，这个俄国自战后以来在莱因河东岸扩展了100公里，在太平洋上占有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它横跨欧洲和亚洲，它的人口据大数学家们统计比美国还多，它的老百姓在贫困中生活，它在为实现一个贪婪的超级强国这个目标而努力的情况下，法国怎么能站在最前列呢？42

雷诺的反驳就这一点来说，不能说没有道理（当然，他据此要求改变法美关系是另一回事）。在美苏两个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下，法国怎么可能争取到同它们平起平坐呢？

戴高乐之所以顽固地抱着这个想法不放，还要从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中去找原因。

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法兰西民族主义。法兰西民族主义历史悠久，它同任何民族主义一样，都具有两重性。即在一定条件下，它是进步的、爱国的，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它可能是保守的，甚至反动的，表现为排外性的或扩张性的。民族主义是近代历史现象，它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产物。资产阶级以全民族的名义同封建阶级进行斗争，斗争胜利时产生了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民族国家成立之后，资产阶级的扩张性与民族主义融合起来，使民族主义又具有了另一种属性。

拿破仑也是法兰西民族史上的一位伟人。拿破仑以他辉煌的业绩在法国史，甚至欧洲史上创造了一个“拿破仑时代”。他靠的是什么？除去客观历史条件和他本人的才干之外，是他以法兰西民族为后盾，将民族的命运和利益与个人的志向与抱负融合在了一起，才能顺应法国大革命的要求，才能具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才会有那么巨大的成功。但是，当拿破仑获得击溃反法联盟的胜利、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之后，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扩张性与他所依赖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终至野心和权欲膨胀，超出了客观历史条件对他的要求，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

戴高乐主义虽然植根于悠久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中，但它却是萌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和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自然不能与战后没有获得解放和独立、仍处于每压迫地位的民族和国家的民族主义相类比，甚至不能与战后新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和国家的民族主义相类比，它们既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也不会有同一种归宿。戴高乐主义中体现的这种法兰西民族主义，一方面，它在强调抵制外来影响时，往往表现为排他性；另一方面，它在强调自身发展时，又往往带有扩张性。

在战争时期，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为解放、独立和自由而战，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这是进步的，是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但是，在争取法国战后地位的斗争中，戴高乐主义展现的政治蓝图仍然是遭人唾弃的法兰西帝国，这种将老殖民主义权益作为国家来捍卫的做法，显然是保守的、不合历史潮流的。

在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承认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联合欧洲国家反对美苏称霸，反对美国控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使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是进步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但是，戴高乐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和扩张性。戴高乐主义的扩张性，或者说戴高乐对外政策主张中最易被人怀疑有扩张企图的，是他的欧洲观。戴高乐主义在反对美国控制西欧，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明显地露出了要使法国取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首先是控制德国，接着是充当“六国欧洲”43的领导，然后是整个西欧，再扩大到整个欧洲的野心。戴高乐一直认为，法国应该是欧洲的“中心和首领”，“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就无法形成”，“法兰西民族已经习惯于做欧洲的巨人”，这种裸的语言，再加上他那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式的行动，不能不使他的欧洲盟国心存戒备。埃德蒙·儒弗在他的《戴高乐将军与欧洲建设》这本书里，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转述了西方舆论下的“法国的霸权野心”。戴高乐被描绘成“欧洲或共同市场的旗手”、“保姆”、“女管家”、“欧洲皇帝”、“拿破仑第一”、“家长”，等等。在一些人的笔下，戴高乐的欧洲观成了“欧洲就是我”，戴高乐成了“欧洲的总统”，人们指责他有建立法兰西第三帝国的梦想。44

戴高乐当然也了解欧洲盟国对他的看法，他说道：“我们的邻国拒绝接受法国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欧洲人的欧洲的呼吁，这是因为按照他们的传言，在某种程度上害怕我们称霸。”45正因为这个原因，欧共体其他成员国拒绝了戴高乐的政治联盟建议，不想完全拒绝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和作用，赞成接纳英国进入共同体。因为他们不情愿法国像美国那样来控制自己。

当然，戴高乐主义中的这种局限性，并不抹杀戴高乐主义在法国、在欧洲，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中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戴高乐主义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的不妥协精神，使法国赢得了国际声誉和地位，使法国起码在“二流强国”中站到了最前列。由于戴高乐主义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原则，顺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当戴高乐之后，戴高乐主义仍然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而在法国，不管是戴高乐派执政，还是曾激烈地反对过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的政治派别执政，虽然其对外政策有过适时的调整，但体现戴高乐主义实质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总方针，却一直时隐时现地延续下来。

四、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

1969年4月戴高乐再次退隐回乡并于1970年11月9日因病去世以后，许多人都以为戴高乐主义会同戴高乐本人一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只会遗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事实并非如此。戴高乐之后，从1969年至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又经历了四位总统：蓬皮杜（戴高乐派，1969-1974），吉斯卡尔—德斯坦（独立共和党人，准戴高乐派，1974-1981），密特朗（社会党人，反戴高乐派1981-1995），希拉克（戴高乐派，1995- ）。因为基本上已经都是历史，所以作为回顾和总结来讲可以说，不管他们派别如何，风格如何，他们在法国政坛上都执行了一条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世界体系学家伊曼钮尔·沃勒斯坦认为，“战后各届法国政府都在不懈地推行‘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无论是戴高乐、戴高乐派人士、还是其他任何人主政”。46在这些执政者中，应该以反对派的密特朗和铁杆派的希拉克最具特色。47

作为戴高乐之后戴高乐主义的首位继承人，蓬皮杜执政的时间相对短了一些。在继承戴高乐主义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某些风格，但并没有体现出他的完整风格。说他执行的是“现实的戴高乐主义”，是符合实际的，但如果说他执行的是“紧缩的戴高乐主义”，可能会更生动一些。所谓“现实的”，或者“紧缩的”，意思是蓬皮杜时期的戴高乐主义，尽管在最后对美关系上因“欧洲年”和“新大西洋”有些紧张，但总体上不像戴高乐时期那样富有挑战性和进攻性，特别是在对美关系上，已明显突出了改善关系的愿望，并且收缩了可能同美国摊牌较量的战线。比如终于同意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加强了在北约范围内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尽可能避免在政治领域同美国的公开冲突等等。出现这种变化，应该说是因为两大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特别是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时期，美苏领导人在互访过程中完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签署了一些条约和议定书，开始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中欧均衡裁军会议。法国希望在东西方缓和中实现欧洲缓和，自然需要松快的法美关系。二是因为法国“五月风暴”和戴高乐被迫二次下野，足以证明法国内政问题已重于外交问题，优先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也需要一个比较平和的法美关系。

至于吉斯卡尔—德斯坦，之所以称之为“准戴高乐派”，是因为他所领导的独立共和党只是与戴派结盟的一个小党。他当选总统，是在蓬皮杜因病突然去世，法国各政治派别准备不足，戴高乐派内哄的情况下被推选上台的，有一定偶然性，再加上吉斯卡尔—德斯坦虽然是个理财能手，但在国防外交上并未显出过他特有的才华和个性，所以他的执政纲领，只能是在蓬皮杜之后，继续按戴高乐主义规定的路线走下去。有人也就“吉斯卡尔—德斯坦主义”作过探讨，但那只不过是戴高乐主义的翻版而已。当然，吉斯卡尔—德斯坦提出过“世界主义”，其实，在今天看来，“世界主义”就是正在寻求适应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大趋势的戴高乐主义，其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的主旨并没有改变。吉斯卡尔—德斯坦是把法兰西民族放在“世界主义”的帽子之下去推行戴高乐主义。不过，正是在“世界主义”的主张之下，吉斯卡尔—德斯坦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才创导出了南北对话、欧阿非对话、后来的七国首脑经济会议，以及欧洲货币体系、欧洲议会等等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应该提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密特朗就一直是戴高乐的政敌。1981年竞选总统时他曾宣称，将以法国式社会主义取代戴高乐主义。但在执政以后，密特朗又公开说自己“继承了戴高乐将军的政策。”事实也是如此。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位置上任职14年的密特朗，虽然时时不忘法国式社会主义，但终究没有脱离戴高乐主义的轨道。

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为法国制定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战略。密特朗追求的仍然是法国的“世界作用”和“全球责任”，这与戴高乐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密特朗是在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追求这个目标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密特朗试图以法国式社会主义中的理想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来代替戴高乐主义中的裸的民族主义。

在东西方关系中，戴高乐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周旋于美苏之间。密特朗与美苏两国也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从法国式社会主义出发，提出了“两个帝国主义”的看法，认为“苏联军事帝国主义”和“美国经济帝国主义”对法国都构成威胁；48在欧洲，密特朗像戴高乐那样倚重“法德轴心”推进欧洲联合，不同的是，密特朗强调的是联邦主义，戴高乐强调的是邦联主义；在第三世界，密特朗像戴高乐一样要充当“代言人”，不过，戴高乐主义打的是“民族独立”这面旗帜，密特朗喊的是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正义”、“平等”与“人权”。

在位十四年，密特朗按照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戴高乐主义，结果乏善可陈。首先，这是因为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它维护和追求民族利益的目的和手段是裸的，任何有损于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事，戴高乐都敢于说“不”字，因此戴高乐主义才会有声有色，有花有果。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社会民主主义，它虽然也主张维护和追求法兰西民族利益，但是在“正义”、“平等”的口号下，其目的和手段难免羞羞答答，这就决定了密特朗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是走了样的，给人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其次，戴高乐主义的产生和实施有它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后世界形势大变，法国失去了周旋于美苏之间的特殊作用。密特朗面对新形势没有拿出新的举措，随即又面临换届选举，这就注定了密特朗推行的是平平淡淡的戴高乐主义。

至于希拉克，在青年时代他就是戴高乐主义的热情崇拜者。他是继蓬皮杜之后，作为戴高乐主义的继承人、法国新戴高乐派的领袖一直活跃在法国政坛上。希拉克1967年35岁从政，在戴高乐后期和蓬皮杜时期，在多界政府中出任过国务秘书、部长级代表、农业部长和内政部长。1974年应吉斯卡尔·德斯坦之邀出任政府总理。希拉克决心继承戴高乐主义的遗产，恢复戴高乐派的实力。1974-1975年任法国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戴高乐派）总书记，1976年8月辞去总理职务后于12月创立法国保卫共和联盟，491977-1995年他三次连任巴黎市长，1986-1988年出任左右翼共处的政府总理，501995年当选总统，2002年连任。

希拉克在首任总统的前两年，在波黑、非洲和中东，在北约、核试验、欧亚会议、加利连任和美国“治外法权”等问题上，有着一连串的不俗表现，使其像戴高乐时期一样，把法国推向了国际舞台的前沿。法国舆论认为，“法国重新听到了它在国际舞台上消失的声音”，希拉克在期望“重新获得他崇拜的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享有的地位”。但是，好景不长，随后的五年中，希拉克被迫与左派政府“共处”。在左派的制约下，希拉克无法全力推行和实现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和理想。直到2002年5月，在击败极右翼领袖勒庞再次当选总统之后，51在美国准备竭力萨达姆、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严峻局势下，希拉克才找到全力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机会。当围绕伊拉克问题法美之间的矛盾白热化时，2003年3月10日，希拉克公开宣布要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尽管希拉克一再声称“法国并不是一个仇视美国的国家”，“美国和法国、美国人民和法国人民是绝不会争吵或翻脸的”，“你们所说的否决权，其实就是投反对票，反对多数人的意见，这没什么特别的。是很正常的事，符合国际原则，也符合国际法。”52但是，舆论还是将它与戴高乐当年对抗美国联系起来。有的说，伊拉克危机使戴高乐主义在希拉克身上重现，即通过对美国说“不”来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法新社巴黎英文电）。还有的说，不管是形式上（捍卫独立的政策），还是实质上（不惜同美国发生公开的碰撞），希拉克都想证明自己始终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还有其他国家元首有本事同美国总统较劲吗？没有哪个国家的总统能够这样跟布什针锋相对”（法国《十字架报》）。德国的《世界报》认为，这种情况意味着“欧洲戴高乐主义”的发展。还是沃勒斯坦说的明确，他认为“戴高乐主义迄今都发挥了作用”，“现在似乎还不是抛弃戴高乐主义立场的时候”，“事实是，由于自己的戴高乐主义，法国是当今世界上能对美国地缘政治地位产生重要影响的唯一国家，英国不能，俄国不能，甚至中国也不能”。53

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强烈反对态度，使戴高乐主义再次活现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由此，希拉克也倍受法国舆论赞赏，被称为“法兰西的和平斗士”，甚至有人提问希拉克是否会成为下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无疑，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的这一次表现，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界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另一种声音，它对一心奉行单边主义，试图在21世纪构建一个唯我独尊“新帝国”的美国霸权主义，是一种钳制。它起码说明，国际社会54发展到今天，任何人想无所制约地为所欲为，已是不可能了。

但是，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能重振法兰西吗？毕竟世事已非。不管是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还是别的戴高乐主义，任何形式的戴高乐主义都已风光不再。这是因为：

戴高乐主义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两极格局不复存在，戴高乐主义失去了发挥独立自主作用的回旋余地。如果说，在两极格局中戴高乐主义都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如今面对更加强大的一极，戴高乐主义势难更有作为。

戴高乐主义依托的是欧洲联合的力量。希拉克强调世界多极化，没有欧洲，法国自己是不能作为一极的。本来，希拉克有没有当年戴高乐充当六国欧洲带头人的威望和实力就是个问题，更何况，如今面对的是15个，转眼就是25个，甚至30个成员国的欧盟。再加上在这场对伊拉克战争中，欧洲被美国的拉姆斯菲尔德分成了“老欧洲”和“新欧洲”，55已使戴高乐主义失去了作为欧盟统一的对外政策基础影响整个欧洲的可能。

戴高乐主义的本质核心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捍卫国家。人类对历史经验的不断总结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认知上的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民族独立和国家观念已很难完全解释现实中的问题。在民族独立和民族分离之间，在捍卫国家和合法干涉之间时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法国又怎样去判断，在什么情况下支持一个国家内的民族斗争就符合戴高乐主义的民族独立政策，在什么情况下对一个国家进行干涉就不违背戴高乐主义的国家原则呢？而那个不断扩大和深化并想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欧盟，明显与戴高乐主义的“各国的欧洲”相悖，在那里，怎样体现法兰西民族的特性，怎样体现法国的伟大呢？

法国已失去往日的特殊光彩，世人和国人都已默许它的平淡。路易十四盛世，拿破仑时代，甚至戴高乐时期，都已成为历史。人们看到的是现实中的法国，它不能再去追逐那些与它自身力量不相称的业绩。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今后也许还会接受戴高乐主义像2003年这样平淡再现。

注 释：

1 2003年春，随着法国和美国之间围绕伊拉克问题的争执，戴高乐主义又成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为使更多的人了解戴高乐主义，故在自己多年关于戴高乐研究的成果基础上整理此文，并以此文纪念中法建交四十周年（1964年1月27日）。

2 fran?ois-g.dreyfus:， de gaulle et le gaullism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2, p.311.

3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1页。

4 de gaulle et le gaullisme , p.67.

5 1945年7月，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因国内大选保守党失败失去首相位置提前回国；1946年1月，戴高乐因政党斗争政见不合宣布辞去临时政府总理职务。

6 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spoir, ⅰ， paris, plon, 1971, p. 218.

7 法文 mémorandum, 指外交文书中的备忘录，也有通牒、照会的意思。

8 备忘录见 jean lacouture， de gaulle, ⅱ, paris, seuil, 1985, p.639-640. l’institut charles de gaulle， espoir, n°15, paris, plon, 1976, p.2.

9 《战争回忆录》，第2卷（下），第566页。 charles de gaulle， discours et méssages, ⅰ（1940-1946）,

paris, plon, 1970, p. 380.

10 "l’europe des etats", 有人译成“祖国的欧洲”，但我倾向译成“各国的欧洲”，觉得更表明戴高乐的原意。

11 discours et méssages，ⅲ （1958-1962）, p. 401.

12 discours et méssages，ⅱ （1947-1957）, p. 490.

13 paul reynaud，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gaullisme, paris, julliard, 1964, p. 16. 保罗·雷诺，二战初期法国投降前主战派代表人物、政府总理，曾给主张抗战的戴高乐极大支持。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成为坚定的反对派。

14 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 guerre, ⅱ, paris, plon, 1980, p.266.

15 法绍达（fashoda）,今苏丹南部科多克地区。1899年，法英殖民军为争夺尼罗河上游地区在法绍达相遇，法国因实力不及被迫退出该地区。

16 费德尔布（faidherbe,1818-1889）,法兰西第二帝国殖民将军，率军征服塞内加尔。

17 菲斯（fès）, 摩洛哥北部城市。1912年3月《菲斯条约》规定摩洛哥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18 12国是：马达加斯加、达荷美（贝宁）、尼日尔、上沃尔特、象牙海岸、乍得、中非、刚果、加蓬、塞内加尔、马里、毛里塔尼亚。

19 mémoires d’espoir ⅰ，p.43, p.44.

20 我将20世纪的民族独立运动划分为三次高潮。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主要特点是传统帝国的崩溃；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主要特点是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三是冷战结束之后，它的主要特点是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

21 mémoires d’espoir ⅰ，p.52, p.46.

22 discours et méssages, ⅲ（1958-1962）， p.290-291.

23 mémoires d’espoir ⅰ, p.90.

24 mémoires d’espoir ⅰ, p.279-280.

25 de gaulle et le gaullisme, p.45-46. 据载，欧内斯特·拉维斯的《法国史》成了最畅销的教科书，在1880-1960年间出生的孩子中，几乎80%手里都有过这本书。还有中国读者熟悉的，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

26 andré malraux， les chênes qu’on abat, paris, gallimard, 1971, p.147. p.154. 安德烈·马尔罗，法国文学家、政治家，抵抗运动老战士，坚定的戴高乐主义者，在戴高乐时期曾任文化部长近十年。

27 de gaulle et le gaullisme, p.9. 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法国政治家，抵抗运动老战士，坚定的戴高乐主义者，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主要起草者、首任总理，出任过司法、财经、外交和国防部长。

28 《战争回忆录》，第1卷（下），第653页。

29 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 une politique étrangère 1958-1969, paris, plon, 1971, p.18.

30 引自戴维·霍罗威茨： 《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5页。

31 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法国政治家，抵抗运动领袖，战后戴高乐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第四共和国时期出任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成为坚定的反对派。为阻止法国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成立全国抵抗委员会，并转入地下鼓吹恐怖活动，1962年流亡巴西，1968年回国后只参加些象征性活动。

32 《战争回忆录》，第3 卷（上），第94页。

33 从行动上来看，苏伊士危机，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中苏争论，都属这种反映。

34 1992年10月在巴黎我同保罗—玛丽·德拉戈斯就戴高乐问题的一次谈话。保罗—玛丽·德拉戈斯（paul-marie de la gorce），法国著名作家、记者，战略防务和对外政策专家，曾著有《两个世界之间的戴高乐》（de gaulle entre deux mondes, paris, fayard, 1964）.

35 《战争回忆录》，第2卷（上），第37-38页。

36 mémoires d’espoir ⅰ， p.258.

37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0页。

38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6-507页。

39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们如何攻击社会人？”，《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9页。

40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4页。

41 mémoires d’espoir ⅰ， p.222. p.224.

42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gaullisme, p.15-16.

43 指欧洲共同体最初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44 edmond jouve, le général de gaulle et la construction de l’europe ⅰ，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 1967, p.691-693.

45 mémoires d’espoir ⅰ， p.215.

46 immanuel wallerstein, france is the key,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commentary№. 106-feb.1, 2003. 他将战后各届政府，包括第四共和国政府都算在内，如戴高乐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47 张锡昌、周剑卿两位前辈在《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一书中，将蓬皮杜、吉斯卡尔—德斯坦、密特朗三人执行的戴高乐主义分别称之为“现实的戴高乐主义”、“新潮的戴高乐主义”、“社会党色彩的戴高乐主义”，也颇有新意。

48 佛朗索瓦·密特朗：《此时此地》，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7-218页。

49 这是戴高乐派组织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解散后成立的新组织，希拉克出任主席。从此，大部分观察家认为，戴高乐主义运动“希拉克化”，法国政治生活中有了“新戴高乐主义”之说，希拉克成了新戴派的当然领袖。

50 戴高乐开创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来是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基础上组成的政府同属一个政治派别，即多数派同掌总统和总理大权。1986年因左派在大选中失败，左派总统密特朗不得不任命多数派的右翼领袖希拉克出任总理组阁，从此开始了法国政坛上一个新局面——左右翼共处（也有人称“共治”）。

51 2002年法国总统第一轮选举左翼候选人若斯潘出局，勒庞与希拉克对垒进入第二轮争夺总统职位不仅振动了法国，也振动了欧洲甚至世界，出于对极右翼的警觉，近83%的法国选民选举了希拉克。

52 interview télévisée de jacques chirac sur l’irac par patrick poivre d"arvor et david pujadas, palais de l"elysée-lundi , 10 mars 2003. le figaro, 11 mars 2003. le monde, 12 mars 2003.

53 immanuel wallerstein, france is the key.

54 沃勒斯坦称“国际社会”（the world community ）为“那个神秘单位”（that mysterious entity）。这真是一个“神秘单位”。我虽然也用这个词，但总觉得它更像政治家和宣传家们为回避直接责任的一种托词。

55" l’allemagne et la france, c’est la vieille europe", assure m.ramsfeld. le mo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