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税务管理方案十篇

公司税务管理方案篇1

由于A公司是一个经营加工、生产、销售综合业务的管件公司，因此在购货的过程中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运费的7%进行进项税款的抵扣。并且在购货过程中会有相当大的现金流动，对应的运费也数额很大，因而运费情况的变动，将会对公司的纳税情况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重视运费的税务筹划，将自营运输方式和外购运输的运费进行对比，采纳最合适的方案。A公司现在自己具备运输工具，通常情况下，根据销售产品的数量、运输距离和对方的需求等确定运输方案。在此，用一个实际操作中的例子来阐明如何筹划购货中的税款，来增加公司的利益。A公司把一单产品卖给某公司，该产品不计算税款价格是200万元，价格之外的运费是20万元，当中能够抵扣的进项税款是20万元，物料损耗能够抵扣的进行税额是1.6万元，假如只是从节约纳税方面分析，A公司应该怎样安排运输才能实现节税的目标。方案一：自营运输的增值税税负为：增值税销项税税额为：2000000×17%+200000÷（1+17%）×17%=369059.83元增值税进项税税额为：200000+16000=216000元。应缴纳增值税税额为：369059.83-216000=153059.83元。方案二：独立出自营车辆，组成运输公司，同时使用购买运输的税负为：增值税销项税税额为：2000000×17%+200000÷（1+17%）=369059.83元。增值税进项税税额为：2000000+200000×7%=214000元应该缴纳的增值税税额为：369059.83-214000=155059.83元。应该缴纳的营业税税额为：200000×3%=6000元。因为采取购买运输时，A公司先行支付运费并由运输公司出具发票，接着A公司独立的为买方开出增值税发票。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税额与自营运输相比，高出了155059.83+6000-153059.83=8000元。方案三：独立出自营车辆，组成运输公司，同时使用委托运输的税负为：增值税销项税税额为：2000000×17%=340000元。增值税进项税税额为：200000元。应缴纳的增值税税额为：340000-200000=140000元。应缴纳的营业税税额为：200000×3%=6000元。由于此种方式中不计入销货运费，发票是运输公司开具给买方，所以，实际流转税税负相对于自营运输来说，减少了153059.83-140000-6000=7059.83。经过对以上方案的对比可知，采用委托运输的应缴纳税额最小，因此选择第三种方案。

二、A公司生产管理中的税务筹划

（一）存货发出计价的税务筹划

企业存货主要指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销售或是耗用而储存的各种资产。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示企业销货的成本：销货成本=期初存货+本期存货-期末存货存货对公司的收益以及应税所得额都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存货计价方式的差异也会对公司的利润和应缴税额产生影响。所以，企业应该选择一个税额最低的方式。针对A公司的存货计价，应该分以下情况进行税务筹划：在物价上升的情况下，为了持续增加收益，推迟缴税时间，对期末存货可以使用一次加权平均法；在物价下降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A公司可以把税务筹划的方向放到国家对税收的优惠措施上。在减免税收期间，最大可能地提高当期利润或者尽量把利润的实现提前，提高免税额。在非减免税期间或者高税率期间，公司应该采用一次加权平均法，降低当期的收益减少税额。存货计价法使得公司可以根据产品的价格波动来减少税额。产品价格的波动使得公司能够根据价格的调整和存货计价的筹划提供了条件。

（二）固定资产折旧的税务筹划

在固定资产的折旧中可以使用的方式很多，例如：双倍余额递减法、平均年限法以及年数总和法。不同的折旧方式不仅影响固定资产的成本，而且影响企业收益以及企业所得税，所以可以通过采用不同的折旧方式来进行税务筹划。A公司的税前平均利润是150万元（平均年限法折旧），2010年12月该公司新买原值60万元的设备，此设备残值率估计为3%，假如折旧期限是五年。假设A公司在正常的纳税期间，用以上折旧方式来计算，A公司能够计提的折旧额如下：（1）平均年限法。预计净残值为：600000×3%=18000元。每年折旧额为：（600000-18000）÷5=116400元。（2）双倍余额递减法。此设备每年的折旧率为：2÷5×100%=40%。（3）年数总和法。根据表格发现，，三种不同的折旧方式存在明显区别。双倍余额递减法以及年数总和法，其折旧额都是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减少的，公司前期计提较多，后期计提较少，这样可以通过把公司的利润变为从前往后递增的方式，完成固定资产折旧的税务筹划。

（三）固定资产大修理的税务筹划

税法规定，禁止在当期直接扣除合乎条件的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要求对其分期摊销。假如公司是盈利的情况，要达到降低当期税负的目的，可以提前扣除某些税前扣除款项，提高当期税前扣除额，例如尽量采用把支出的费用化等的方法。2009年12月，A公司曾经进行了一次设备大修理，并在12月完成，该生产设备原本价值660万元。修理中支付修理费用380万元，修理后将该设备延长了四年的使用期限。2009年完成税前利润320万元，没有其他纳税项目。此次修理支出应当作为固定资产大修理，不能在当期内直接扣除。2009年应纳税所得额为：320万元。2009年应纳所得税额为：320×25%=80万元。假如对此次过程进行筹划，可以分两次进行筹划，第一次支出维修费用320万元万元，完工于2009年12月；第二次维修支出费用60万元，完工于2010年6月，其他一致。于是2009年支出的固定资产大修理费用能够当期直接扣除。2009年应纳税所得额为：320-320=0元，2009年应纳所得税额为：0×25%=0元。

三、A公司营销中的税务筹划

（一）兼营行为及混合销售的税务筹划

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额是不同的，公司在兼营和混合销售的选择中，其实就是缴纳增值税还是缴纳营业税的筹划。A公司曾经在一次销售中，免费为买方提供安装管道服务。此笔业务的总价款是400万，并雇用安装公司为买方进行管道安装，A公司支出安装费用20万元。A公司在该业务中应该缴纳的销税额为：400÷（1+17%）×17%=58.2万元，安装公司应该缴纳的营业税额为：20×3%=0.6万元。经过分析可知，A公司在该业务中缴纳了多余的税额。对于这种业务，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来筹划税收：A公司为买方开出380万元的销货发票，安装公司为买方开出20万元的发票，这样就使得A公司的增值税税额变成：380÷（1+17%）×17%=55.2万元，与之前相比，节省税额为：58.2-55.2=3万元。

（二）不同促销方案的税务筹划

由于不同的销售方法对应不同的税收政策和税率，那么，为了降低公司的税额，A公司需要依据销售业务的不同选择最优的销售方法。假如A公司拟定了三种新产品的促销方案，计划从中选取一种最合适的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进行九折销售；第二种方案是购买产品满10万元，送10000元的赠品，并且该赠品的成本价是6000元；第三种方案是购买满10万元，给予现金10000元。倘若10万元的产品其成本是6万元，公司需确定一种方案，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上述价格均含税价）。第一种方案：九折销售产品，实际上以9万元价格卖出10万元的产品。增值税为：90000÷（1+17%）×17%-60000÷（1+17%）=4358.97。第二种方案：购买产品满10万元，送价值10000的礼品。10万元产品应该缴纳的增值税为：100000÷（1+17%）×17%-60000÷（1+17%）=5811.97元。将10000元礼品也视为销售，应该缴纳的增值税为：100000÷（1+17%）×17%-6000÷（1+17%）=581.2元。总计增值税为：5811.97+581.2=6393.17。第三种方案：购买产品满10万元，返现金1万元。增值税为：100000÷（1+17%）×17%-60000÷（1+17%）×17%=5811.97元。对比以上三种方案发现，第一种方案税负最轻是最合适的方案。

四、A公司合同签订中的税务筹划

（一）合同结算方式的税务筹划

根据税法的规定以及公司实践，为了实现节税的目标，可以采用以合同条款来约定结算方式，通过变更纳税义务的时间来进行税务筹划。（1）选取结算方式来调整增值税的纳税义务时间。对于销售货物并支持劳务服务的，通常以货款到账或者得到销货发票的日期为业务发生日期，并且能够把发票开出的日期确定为纳税义务日期。对于销售收入的筹划，应该遵循以下思路：将实际收入日期提前或者跟法定收入日期保持一致，相当于为公司提供了一笔没有利息的贷款。A公司在业务过程中，可以用合同的特殊条款约定结算方式，来变更纳税义务发生日期，实现节税的目标。（2）关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法律规定。企业在销售其产品过程中符合下列条件的，应该按时确认收入：企业不再控制售出的产品，并且不具有保管权；风险和报酬以销售的方式转移给买方；可以准确计量收入的金额和已经发出或者即将发出的货物的成本。采用特殊销售方法的，确认方式如下：以托收手续的完备确认收入；在产品即将发出时确定预收款收入；在检验或者调试产品的情况下，于调试、检验后确定收入。综上可知，A公司为了降低纳税税负，应根据业务发生时的资金情况及产品特点选择合理的结算方式。

（二）变更合同业务的税务筹划

在公司的实践中不同类型的发票也会对抵扣进项税额造成影响，而且以小规模纳税人为采购对象时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在采购中应当对采购合同的条款进行分析，以实现合理的筹划。A公司曾经参加了一个招标，此次招标是一个新建大楼的管道安装。当时，公司估测能够中标的总造价是450万元，其中管道的款项是300万元，安装支出费用150万元。但是，公司只是将工程450万元的总价款拟定在合同中，应按照450万元的总造价承担增值税。如，公司在当时能够筹划合同的拟定，将150万元的安装费明确写入合同，那么A公司应该承担的就是300万元的管道价款部分的增值税，150万元安装费缴纳企业营业税。如此，节省的税款为：150×（17%-3%）=21万元。

（三）购销合同的税务筹划

为了节约税负，可以将购销合同中的常用条款“支付全部货款后，由供货方出具发票”，改成“依据支付的实际金额，由供货方出具相关票据”。A公司曾经接受某建筑安装公司的委托，进行该建筑安装公司所需管道的制作加工，并且所需原料由A公司提供，该建筑安装企业共支付给A公司加工费用、原料费140万元，此外，A公司还供应了20万元的配件。该业务合同中，A公司共需缴纳印花税：（1400000+200000）×0.5%=800元。根据印花税法的规定，A公司与该建筑安装公司交易中，由于合同签订失当，多缴纳了800元印花税。因此，如果A公司把原料价款、加工费用分别记录，就可以减少印花税额。如：原料费100万元，加工费用40万元，配件20万元，其印花税为：1000000×0.3%+600000×0.5%=600元，如此一来就减少了印花税。

五、A公司税务筹划组织管理体系

公司税务管理方案篇2

关键词：税收策划；财务管理；企业利益最大化

策划是指人们为了达成某种特定的目标，借助一定的科学方法所进行的创造性构思及运作方案设计。凡有决策和计划的领域都有策划。南宋辛弃疾在《议练民兵守淮疏》中说：“事不前定不可以应猝，兵不预谋不可以制胜，”他把策划定义为做事之前的深思熟虑。

企业的税收策划是以企业发展的全局出发，为减轻企业的总体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的税后利润而做出的一种战略性的策划活动，它是现代企业财务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税收策划是一项系统工程，贯穿于企业的设立到经营理财的全过程。税收策划是提升企业整体价值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重要动力。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税收策划就不能有效安排税收事宜，也谈不上有效的财务管理，更无法达到理想的企业财务目标，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如何在税法许可的情况下实现税负最低、最适宜，也就成为企业税收策划的重心所在。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者股东权益最大化，在法律法规允许并鼓励的范围内，通过对融资、投资、经营活动等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对多种纳税方案进行最优化选择的一系列行为。税收筹划是企业合理合法的行为，是国家法律所鼓励的，更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税收筹划的实质就是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实现节税的目的。为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税收策划必须贯穿于企业运作的各个阶段。

1税收策划贯穿于企业机构的设置过程

《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企业设立分支机构，使其不具有法人资格。且不实行独立核算，则可由总公司汇总纳税，这样可以实现总公司调节盈亏，合理减轻企业的税负。

某汽车运输公司拥有汽车运输、汽车维修和站务几个业务部分。在企业组织机构重新设置过程中，一种方法是将汽车修理业务独立设置为子公司。由于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的资格，对集团公司中的汽车修理视为对外业务修理，在业务承接过程中要独立核算修理业务收入而向税务机关缴纳流转环节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而如果将其修理业务部分设置为分公司，由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因此对集团公司的汽车修理视为对本企业的维护业务，不缴纳流通环节的增值税及附加税，可见，由于企业机构设置的差异将导致企业承受的税负有着明显的区别。

2税收策划贯穿于企业的经营行为

某汽车运输公司下属公交汽车客运公司和长途汽车客运公司两个子公司，依据税收政策，公交客运公司享受减免所得税的优惠，而长途汽车客运公司则要依据经营业绩缴纳所得税。随着业务的发展，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出现季节性的运输车辆短缺，而公交客运则有闲置的运输车辆，一种方法是长途公司直接向公交公司租借运输车辆并支付租金，另一种办法是由公交公司向长途公司租借线路经营权，扣除必要的手续费和站务设施费，经营利润留归公交公司。经过综合测算二种方法的预期收益率，选择公交公司收益较大的一种方法，享受所得税减免优惠，这样就整个公司来说减少了所得税支出。3税收策划贯穿于会计核算过程

某出租车公司的经营方式是实行车辆抵偿承包责任制，其经营模式是出租车价款由驾驶员实际承担，但出租车辆的经营权则属于出租公司，针对这种经营模式，在会计核算的方式上，一种是将驾驶员向公司交的管理费、向政府部门缴纳的客票附加费和养路费保险费等费用纳入收入核算，参照交通运输企业缴纳3％的营业税，由于营业税税基较大，因而出租车企业的负担也是比较重的。另一种核算方式是将驾驶员向出租公司缴纳的管理费作为劳务收入缴纳5％的营业税，而将驾驶员向政府缴纳的各种费用按代收代缴核算，虽然营业税率提高了，但税基变小了，因而总的税负反而减轻了，这样也可以为进一步减轻出租车行业整体费用负担留下一定的空间。

以上的税收策划虽然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任何一项税收策划方案都具有两面性，随着某一项策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获取部分减轻税负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及因选择该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的机会收益。当新发生的费用和损失小于取得的利益时，该策划方案才是合理的，当费用和损失大于收益时，该方案是失败的。一项成功的税收策划必然是多种方案的优化选择，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税负最轻的方案就是最优的，一味追求税收负担的降低往往会导致纳税人总体利益的下降。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税收策划是一个企业不断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是一个企业纳税意识不断增强的表现。

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纳税人往往面临着税负不同的多种纳税方案的选择，纳税人往往可以避重就轻，选择低税负的纳税方案，企业税收策划就是合理地、最大限度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税收策划的大门虽然对一切纳税人开启，但节税的机遇却并不等同，经济因素、税收因素、管理因素、策划技能等都从不同方面制约策划的利益，作为税收策划的主体，除了掌握各种经营管理的必备知识外，还必须充分了解税收制度可掌握科学有效的税收策划方法，以取得尽可能的节税利益。

税收筹划与逃税有着本质的不同，逃税是指纳税人通过采取虚报、谎报、隐瞒、伪造等各种非法欺诈手段，达到不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目的的违法行为，逃税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因而不受法律法规保护。

公司税务管理方案篇3

【摘要】当前我国税案频发,而打击乏力。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税收执法体系特别是狭义上的税案行政执法和税收司法体系在衔接上存在脱节。必须从制度改革出发,在根本上改变当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一个完善、统一和高效的税收执司法体系。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越来越多地反映为税收上的矛盾。从近几年来看,我国涉税犯罪在总量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手段上日趋复杂化、隐蔽化;在规模上向着集团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现行的涉税案件执、司法制度难以满足震慑犯罪、保障国家税收的需要。

一、当前税收执司法存在的问题

(一)税务检查权设计不科学,造成涉税案件检查的先天不足,直接影响到后续的税收司法效力。

1.国地税两套稽查机构的存在,造成税案检查的口径不一,使税案检查缺乏严肃性。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条,我国的狭义税收执法主体可界定为稽查局,由于税收征管体系的特点,稽查局相应地划分为国税稽查局、地税稽查局,这两套机构各自独立,行使对应税种的执法权。在实践中,双方很少相互合作、资源共享,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由于双方人员的知识构成、地方利益的掣肘、掌握的资料等原因,可能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事实做出不同认定,甚至相互矛盾,从而使后续的税收司法活动陷于两难地步。且双方各查各税,而在司法上要求所有税种合并计算,往往出现部分构成犯罪的税案在执法中认定过轻,未能及时追究刑事责任,降低了法律的刚性。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偷税案中的偷税比例计算为纳税年度的偷税总额除以应纳税总额,但如果一项偷税行为涉及多个税种,在应纳税总额的认定上是相当困难的。如纳税人采用账外销售的手段偷税,至少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两个税种,而这两个税种分属国地税,如果各查各账,可能会出现分子过小、比例偏低的情况。且如果账外销售年度亏损,其所偷税款可能是下一盈利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即同一偷税行为,其所偷税款却分属两个纳税年度,如何认定其偷税总额和应纳税总额便成为一个难题。另外,国地税全部查处完毕,移送公安机关后才能合并进入司法程序,在时间上则会造成税案查处的迟滞。

2.税务检查权过窄,层次过低。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情况不断出现,致使《征管法》第54条税务检查权的列举过窄、层次过低,已无法适应新形式下打击涉税犯罪的需要。如电子商务、网络购销转让交易或网上提供有偿服务业务日益普及,而这种电子商务、电子邮件或经营软件是否可以检查在54条里却没有列举。此外,当前的大量检查归结为找账和找人两大关键:(1)对企业账外经营或设内外两本账的案件,关键在于找账,即找到账外的相关资料和暗设真账的内容。有时,举报人指明了这些资料的所在位置或大致范围,但在检查中,如遇到纳税人不予配合,将藏有内账的柜子或房间上锁,检查人员则只能望洋兴叹。因为《征管法》只赋予税务检查人员“经营场所检查权”和“责令提供资料权”,而未赋予经营场所搜查权。即税务人员在纳税人的经营场所只能检查纳税人提供的事项,对于纳税人拒绝检查或加以隐匿的经营资料或账册,税务人员无权强行取得。虽然征管法也规定了拒绝检查的处罚事宜,但与可能被查出几百万元账外经营的大案或涉嫌犯罪相比,纳税人宁可被以拒绝检查的名义处以数万元的行政处罚。这就使上述两项检查权形同虚设。(2)对于大量的假发票案件关键在于找人,若不能获取相关知情人员的配合和及时羁押犯罪嫌疑人,案件线索一断就成了悬案、死案。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公安部门协查的发票案件和事先提请公安部门介入,对于突发的假发票案件,税务人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相关嫌疑人从容逃脱。

3.税务检查随意性过强,无统一科学的账务检查程序和工作底稿留档备查。这主要是指在检查过程中,究竟查些什么内容,往往由检查人员的主观经验判断,无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税务检查随意性过强,不仅使税务人员执法权有了寻租的空间,造成一些应查处的涉税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查处,或在查处过程中避重就轻,改变涉税违法行为的性质,直接影响到涉税案件的查处。

(二)涉税犯罪日趋普遍和地方利益的掣肘,造成税务司法力度相对不足。

从最近3年的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数据来看,每年被查纳税人中的56%左右存在各种涉税违法行为,其中40%以上立案查处,每年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在3000宗左右。涉税违法行为的主体涉及各地区各行业。

按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对于涉税案件的检查由省以下各级税务局的稽查局负责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199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撤销税务检察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公安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严厉打击涉税犯罪的通知》,规定涉税犯罪案件应由税务部门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依《刑事诉讼法》规定行使侦查权。公安机关不向税务机关派驻办案机构,不建立联合办案队伍,不以各种形式介入或干预税务机关的活动。上述决定在保持了税务机关独立行使税收执法权的同时,也造成了其与司法环节的脱节。

公安机关将税案检查归入经济案件侦查部门。由于公安经侦部门同时涉及对税务、金融、假冒、诈骗等各种经济案件的侦查,往往缺乏相应的专业化税案检查人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案检查在专业上往往涉及企业管理、会计、商贸、法律、计算机和税收等多方面相关知识。而目前公安机关的人员构成则基本上为公安专业或转业军人,极少有经济、法律背景的人员,其直接结果就是公安机关难以独立行使税收侦查权,对涉税犯罪予以有效打击。为弥补此缺陷,公安机关往往邀请税务机关检查人员配合,共同办案。但这种配合是临时性的,双方各有所属,意见难以统一,效率不高;或干脆只当“二传手”,将税务稽查局查处完毕后移送的案件进行整理,移送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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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无法发挥税务侦查权的作用。

另外,部分金额较大,如偷税额在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往往发生在当地的龙头企业中,这些企业与各级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公安机关的设置对应于各级政府,分别接受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因此,在对上述大案的查处上,往往受地方利益掣肘,造成应查不查,或无限制拖延。甚至还出现被检查人在税务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卷完毕后,邀请公安机关重新取证,提供与原案卷相矛盾的证人证言,而公安机关予以全部认可,以案件出现新证据为由,将案件退回税务机关的现象。

(三)涉税违法犯罪的隐蔽化、团伙化、高智能化、高科技化和产业化发展,进一步凸现了税务司法专业人员的缺乏。

从当前查处的涉税案件来看,行为人已不限于单纯的隐匿销售,而是通过复杂的业务流程设计,规避税务部门的检查,采用少列收入、多计支出、转移定价、虚造单据、转变业务交易性质等多种方式实现偷税行为的隐蔽化。甚至在一些会计、税收、法律等专业人员的帮助下,仔细分析当前税法的空白点,结合高科技的手段进行。这就决定了涉税案件的大量争论集中在收入、成本的确认,业务流程的合法合理性等方面。尤其是在涉及判断纳税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的案件中,庭辩的焦点往往是纳税人在设计相关业务流程时,是一时疏忽还是故意为之。对于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对相关证据进行推导,区分正常业务和非常业务,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就要求检察人员、法官具备相当的企业管理、生产经营、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但现今检察院、法院的人员往往偏重于法学专业,缺乏相应的经济专业素养,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难以把握准确的尺度。

二、构建完善的税收执司法体系

只在管理层面的修修补补,显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税务执司法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税案频发的现状。笔者认为,必须从制度改革出发,在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各自为政局面,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统一和高效的税收执司法体系。

(一)合并国地税稽查局,成立税务稽查局,独立于税务局的征收、管理之外,实施对涉税案件的执法工作。

国地税分家的最初设想在于分清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征管,在划分收入财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作为涉税案件的执法来说,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收入,而在于维护国家税法的严肃性,维护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将稽查局分为国、地税不仅无助于税收执法工作,反而产生前文所述的种种弊端。因此,要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应该合并国地税稽查局,成立税务稽查局。且税务稽查局的设置不必一一对应于同级税务局。可根据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效法中国人民银行的做法,在国家税务总局之下设置若干大区税务稽查局,在大区税务稽查局下设二至三级税务稽查局,全面负责对应区域内的涉税案件执法工作。

(二)在税务稽查局下设税侦处,赋予侦查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归并、衔接税收执司法程序。

目前我国税警设立的最大障碍在于管理上双重领导制的脱节和对滥用警察权的顾虑。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税警设立形式,即将有限的侦查权赋于税务稽查局的特定部门。该部门在管理上从属于税务稽查局,在行使检查权时比普通的稽查人员额外拥有营业场所搜查权、传讯权、逮捕权、移送检察权(上述权力的行使程序同公安机关)等,但没有使用暴力工具(警械、枪支等)的权力。同时,借鉴以往税务机关和检察机关合署办公的税检室经验,将有经济学(会计、税务)背景的人才充实到税案的公诉环节。将税务稽查局执法完毕的税案直接移送税检室,进行审查,提起公诉。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将税收执司法程序进行一定程度的归并,即税务稽查局在普通检查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的,直接在内部移交税侦处;侦查完毕后,确认涉嫌犯罪的,直接移送检察院税检室,进入公诉程序。

(三)加强税收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必要时按大区成立税务法庭。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税收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的培养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对税务专业人员进行司法培训、对法律专业人员进行税务培训或由税务、法律人员分工合作、组成团队。鉴于税案的特殊性,可以成立由注册会计师、法官组成的税务法庭合议庭。税务法庭的设立不应对应于行政规划,以免地方的掣肘和机构的涣散、臃肿。而应根据地域、经济特征,设立综合性的法庭,一个法庭可以对应于多个税务稽查局所移送的案件。这不仅有助于对税务案件审判的把握,而且可以避免出现滥用自由裁量权,使相似性质的案件判决结果悬殊过大。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日本的税务警察制度[J].税务研究,2001,(6).

公司税务管理方案篇4

关键词:税法,司法化,现代性

一、税法司法化的现代性困境

税收司法,是指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1]｡税收司法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有关税收案件的诉讼活动,其目的是解决税收利益纷争,给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个人(集体)提供最公正､权威的保障和救济｡现代性理论倡导“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2],它必然体现出对每一个平等的人的价值､权利和尊严的切实关怀｡只有赋关怀于具体可行的税收司法运作之中,纳税人才能对此获得真切的体认,并最终形成对税收司法公正的真诚信仰和对税收法治的尊崇｡

然而,我国税法司法化面临着以下主要的问题:

1.税法司法审判不足,限制了司法权在税法领域作用的发挥｡因为我国的税收司法活动由公检法部门来完成,缺乏专业的税务司法法庭,办案效率低下;税务部门行政强制执行的时效性和公检法部门强制执行的准确性存在较大的反差:税务部门强制执行比较简便､灵活､迅速,时效性强;公检法部门由于缺乏专业性,其执法的准确性及时效性相对较差,很难保证税务部门申请的涉税事件得到迅速有效地处理｡

2.税法司法审查的范围偏小｡税法的侵权性使其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它要求税款的征收要征得纳税人的同意,由此需要强调税收立法的高层次性,但是我国税收立法的行政化以及限制司法对行政立法行为的审查使司法对税收行政权的制约作用很难得到发挥｡

3.纳税人知情权的司法救济力度弱化｡司法设置了以公力为后盾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税收司法作为纳税人权利的最后救济手段发挥着终局的作用｡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但是由于

目前,我国法院受理的税务案件有两类,一类是税务行政案件由行政庭受理?鸦一类是涉税犯罪案件由刑庭受理｡但是税收司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点,因此只要具备了一批专业税收司法人员,利用现有的法院机构,可以为税收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管辖原则,应该在各地统一增设税务法庭｡有些学者主张设立税务法院,但是设立了税务法院,势必还要设立税务检察院,这样一来,全国将要新增许多机构,税务法院设计的可行性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因此,目前最可行的举措应当是在现有的各级法院中设置我国的税务法庭,专门审理涉税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借鉴国外,如美国与德国的成功经验,税务法庭法官的任职资格应具备法律､税收､审计､会计等相关素质;地域管辖方面,对于民事税务案件根据“原告就被告”的原则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在级别管辖方面,一般的税务案件均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重大税务案件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特别重大的税务案件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决定受理税务案件｡同时确保税务法庭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它对税务纠纷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决,使税务法庭真正成为税法司法化的平台之一｡

2.组建税务警察

税务警察机构是国外比较常见的一种税收司法保障机构,主要任务是负责维持税务治安秩序,调查一般违法案件,侦查涉税刑事案件,预防和制止危害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案件发生｡由于税务警察具有税收专业知识，将会大大降低办案成本､提高办案效率,从而也解决了当涉税违法案件“升格”为涉税犯罪案件时取证上重复劳动的问题｡因此为确保税务法庭的有效运作,在税务稽查的基础上应该组建税务警察｡

从我国依法治税的长远目标考虑,建立税务警察制度势在必行,然而是否一定要设立专门的税务警察机构值得研究｡学界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

(1)参照铁路警察的机构设置建立税务警察机构，实行公安部门和税务部门的双重领导｡(2)在公安部门内部设置税务警察部门(基层公安部门可考虑设置税警组),由具有税务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负责涉税案件｡(3)如果国家准备设立“经济警”(负责经济方面的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一个新警种),则可以考虑将税务警察的一些功能包括进去[5]｡此外,笔者认为只需要设立一套税务警察制度,无须按国､地税系统分别设立,以免浪费人力､物力,使税务警察为税务法庭保驾护航｡

公司税务管理方案篇5

根据WIND最新统计显示,2010年全年沪深两市共有688家上市公司合计3830亿股的限售股解禁，按照2009年12月28日收盘价计算,2010年的解禁市值为58429亿元，为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来至2014年,10年中的最大解禁规模。对此，近几年全国各地国税部门开展了“大小非”专项检查工作，尤其是针对企业减持限售股所得进行征税(以下案例资料来源于北京市国税局于2009年11月17日在“大小非”专项检查工作中的调查结果)。同时，我国现行只有《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而该部门规章是约束个人的，并非企业，针对企业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政策缺位。这种形势无疑对企业在转让限售股时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是对企业法律顾问防范相应税收法律风险提出了新的任务。

一、限售股类型的厘定

现行法律、政策尚不明确，企业对哪些限售股的转让会被征企业所得税不甚清楚，因此，厘定限售股类型是必要的。国税部门在税收实务中将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总监会三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对企业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该《通知》，可将限售股分为三种类型：(1)股改限售股；(2)新股限售股，又称IPO限售股；(3)财政部、税务总局、法制办和证监会共同确定的其他限售股。这三种类型的限售股囊括了所有类型的限售股，换句话说，国税部门对任何限售股都是征收所得税的。

二、企业转让限售股的表现形式及国税部门的征税对策

结合相关真实案例，笔者发现，企业在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的过程中，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国税部门在税收实务中也采取了相应的征税对策。

(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股权未过户

企业在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的过程中，会出现“股权未过户”情况，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1)私下协议转让；(2)代持股票。

1.私下协议转让

一些企业通过私下协议方式将股票转让给其他公司，但股权未过户。

案例一：

A研究院1994年8月对航天金穗公司、航天金卡公司出资，投资成本为547.5万元。2000年11月在航天金穗公司、航天金卡公司、航天斯大公司基础上发起设立航天信息股份公司，这三个公司成为航天信息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因此A研究院成为了航天信息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东。1997年，根据《关于核定划转院民品总公司资本金的通知》(院改[1997]1511号)，A研究院已将对航天信息股份公司的投资547.5万元划转到全资子公司北京万源工业公司(北京航天万源科技公司前身)。

由于企业各方面原因，A研究院一直未变更股东名称过户，A研究院持有航天信息股份公司的股票。

2003年航天信息上市，A研究院持有法人股9950000股，后增持至18905000股。2005年航天信息股改后，持有的法人股数变为17118477股。2007年5月6日解禁15390000股，其余1728477股于2008年5月26日解禁。A研究院自2007年5月，共减持航天信息30(／万股，减持收入1.41亿元,2008年减持381，34万股，减持收入9161万元，减持后，将收入分两次转入北京航天万源利，技公司。

北京万源工业公司2003年迁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2007年1月变更为北京航天万源科技公司，并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申报纳税，对减持航天信息股票收益已中报纳税，具体情况为：2007年减待3000000股，减持收入1.41亿元，并人企业收入，一并申报企业所得税。按照高新技术企业15％的适用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1449万元。2008年减持381.34万股，减持收入9161万元，并入企业收入，一并申报企业所得税。按照25％的适用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1352万元。

国税部门的征税对策：《公司法》第126条第2款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因此，上市公司是以登记日在册的股东为准来识别股东的，允许股东行使其自益权或公益权的，在股东之间私下协议转让股票而来过户的情况下同意如此。据此，税务机关按照股权正上的名称来确定纳税人，行使征税权是符合《公司法》的规定的。至于其私下的协议，只有纳税人逃避税款的时候，才可以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可私下协议的效力，进行“特别纳税调整”。不过，是否认可私下协议，自由裁量权在税务机关。上述规定是否适合每一个个案则要具体分析，上述案例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1)该案中的名义股东为研究院，实质股东为某工业公司，但双方并未发生股权和收益权的争议；(2)本案中的股份减持收益已归某工业公司并已申报纳税，当时税务机关也没有提出异议；(3)除非有证据表明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规避国家的税收法律监管，否则应维持原有的征税方案；(4)高新技术开发区注册的企业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是合理合法的。

2.代持股票

一些减持企业所持股票是代替无申购资格的公司或个人持有的，且减持后收益归无申购资格公司或个人所有，经2009年下半年北京国税局检查，此类问题在北京市涉及减持企业19户，减持金额40亿元。

案例二：

A集团公司授权和认可了其完全控股的下属单位s担保有限公司与惠州市B投资有限公司以A集团公司的名义共同投资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A股战略。s担保有限公司与惠州市B投资有限公司于2007年2月5日签定了《联合投资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各购入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股票1000万股(最终各出资33.8亿元)，双方分别独立承担其投资的1000万股股票的盈亏及相关权利和责任。协议还规定惠州市B投资有限公司自主决定卖出其投资股票的交易时间和交易价格，由s担保有限公司代为卖出后将卖出股票所得划入B指定的账户。其中惠州市B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000万股于2008年3月通过A集团公司的股票账户卖出，金额共计623，417,804 30元，资金已转让惠州市B投资有限公司指定账户中，S担保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000万股至今未减持。

国税部门的征税对策：(1)集团公司为名义股东，广东某投资公司为实质股东；(2)股票的减持收入已实际转移至广东某投资公司，其投资权益已经实现；(3)该案中双方不存在股权与收益权的争议，也没有双方恶意串通规避税收法律之嫌；(4)因此，本案应由广东某投资公司在当地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为上策。

案例三：

北京A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中国平安股票39960000股于2007年转让给天津市B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转让金额4.42亿元，并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于2007年9月8日又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天津市B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暂不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于该股票全部减持后将全部卖出收入减去4.42亿元的转让款后，将余款全部打入天津市B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账户中，当时未进行过户处理。

该公司于2008年至2009年将中国平安的全部法人股39960000股按照天津市B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全部出售完毕，取得减持收入19.57亿元，扣除其转让协议规定的，4.42亿元后按协议规定应当支付给天津市B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减持收入15.15亿元，该公司于2008年度通过子公司间的转账支付，给了天津市B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减持收入7.36亿元，至今尚余7.79亿元未支付。北京A投资有限公司对所转让的3996万股在2008年进行部分交割时，对交割部分申报了销售收入4.13亿元，申报了相应的成本9544万元，其剩余部分是在2009年交割的，其销售收入和成本该公司尚未进行申报。

国税部门的征税对策：(1)在该案中，天津某置业公司在受让股份后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未办理过户手续，因此，该公司尚未依法取得股权，其所享有的只是股份转让协议中的有关合同权利；(2)从股票减持收入的清算交割来看，双方也并未完成合同的有关约定，即未将减持收入l5.15亿元全部支付给天津某置业公司；(3)因此，应向北京某投资公司征收所得税，但如天津某投资公司在当地已完税部分可予以冲抵。

(二)初始投资成本无法确定

企业在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的过程中，会出现“初始投资成本无法确定”情况，具体表为两种形式：(1)无偿划拨；(2)法院裁定。

1.无偿划拨

一些企业在取得其主管单位或者母公司无偿划拨资产时，该无偿划拨的资产包括了限售股股权。

案例四：

B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持有两支小非股票(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三支IPO股票(中信银行、宝新能源、招商轮船)，不存在大非的情况。该公司持有的两支小非股票(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均系其上级公司，中国A集团公司无偿划转。解禁前，该公司持有招商银行非流通股18000万股，金额35000万元，2008年6月企业开始将其减持，目前累计已减持3953万股，占所持有全部招商银行股票的21.96％，累计获得投资收益88948万元；解禁前，该公司持有交通银行非流通股26850万股，金额54012万元，2007年1月开始解禁，但截至目前企业未将其减持。

国税部门的征税对策：对于无偿划拨型，不属于受赠所得。根据《合同法》，赠与应该是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的、无偿的，受赠人接受赠与后有权自主处分财产。但划拨股权的情况下，主管单位或母公司将股权划拨给下属公司，下属公司与主管单位或母公司在地位上并不平等，下属公司取得股权后要服从主管单位或母公司的管理。尽管政策上对划拨股权成本的核算没有明确，但根据公平原则，可要求纳税人提供主管单位或母公司取得股权的初始成本。

2.法院裁定

一些企业所持股票是因债务问题由法院裁定取得。

案例五：

A房地产公司持有一只小非股票航天通信，于2005年7月28日获得证券代码6006772005,证券名称为航天通信的社会法人股841100股，于2007年9月10日前全部减持完毕。

(1)股权获得方式及股权成本：A房地产公司于1998年1月9日，1998年3月16H作为债权方与北京市B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借款金额为180万元。后发生借款纠纷，上诉至西城法院，后经法院裁定，北京市B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将航天通信法人股841100股通过拍卖形式过户至A房地产公司，抵偿该笔借款。拍卖机构于2005年7月28H出具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航天通信法人股841100股成交总价为1484700元(其中成交价为1414000元，佣金为70700元)，A房地产公司于2005年8月12日对该笔股权进行了确认，账务处理为：

借：长期投资　1484700

贷：银行存款　1484700

该公司于2005年12月29日，将法院强制执行股权划转的相关差旅费及过户费等计人该笔股权的投资成本，收到了法院开出的行政事业单位收据，账务处理为：

借：长期投资　6098.50

贷：银行存款　6098.50

A房地产开发公司确认航天通信的社会法人股841100股，成本价为1490798.5元。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18日将股权金额1405000元划入该公司银行账户，该公司确认收回其它应收款1405000元，确认债务重组损失721095元(其它应收款账户中包括对借款预提的利息，经核对2006年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该损失未计人当年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

(2)股权减持情况：

A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07年将航天通信的社会法人股841100股全部减持完毕。该公司于2007年12月4日收到证券交易所股权交易款26653547.25元，未在收到当年转入投资收益，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26653547.25

贷：其他应付款　26653547.25

国税部门的征税对策：对于法院裁定型，应按法院裁定价格比较公平。

(三)投资收益抵减亏损

企业在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的过程中，会出现“投资收益抵减亏损”情况，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1)虚假亏损；(2)真是亏损。

1.虚假亏损

案例六：

A投资有限公司2008年减持其持有的“西部矿业”股票，取得投资收益9860万元，该公司在减持当年利用虚列费用和制造虚假亏损的手段，逃避缴纳企业所得税。该公司于2008年以初始投资成本1.5亿元投资鼎龙博远科技有限公司，但该公司在当年以鼎龙博远投资亏损为名将股权仅以9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南金地矿业有限公司，实际投资亏损1.491亿元，此笔财产损失未经税务机关批准，自行税前扣除。经我局专项检查组前往银行查询鼎龙博远科技有限公司的2007至2008年度500万元金额以上大宗交易的资金流动情况，未发现A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记录，无法判断其是否真实存在1.5亿元投资。因此，根据财税[2009157号和国税发[2009]88号文件之规定，对于A投资有限公司2008年度的投资损失未经税务机关审批，不得税前扣除，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该公司2008年营业费用5700万元(发行费、

咨询费、顾问费、业务宣传费)，管理费用300万元，财务费用3400万元(利息支出北京紫金投资有限公司、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信托费用)，费用金额较大，不符合配比原则，经检查组前往有关部门核实，发现该公司取得的两笔费用存在疑点：一是取得北京易行商盟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开具的服务费发票400万元，而北京易行商盟公司已经非正常注销；二是取得北京金奥通广告有限公司开具的广告费发票500万元，而北京金奥通广告有限公司已经非正常注销。其他费用检查组正在核实之中。检查组初步判定该公司存在虚列成本、费用，冲减投资收益的嫌疑，检查组将进一步加强调查取证力度。

国税部门的征税对策：如果该投资公司不能提出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投资亏损，则应当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另外，该公司仅以90万元的价格将其1.5亿元的投资予以转让造成实际投资亏损1.491亿元。该转让协议和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是否有意规避税收法律监管，是需要厘清和思考的问题。由于该笔投资亏损未经税务机关批准，加之无法判断该公司是否存在1.5亿元的投资，故税务机关可不予认可。因此，根据有关文件的规定，对该公司的投资损失不得自行税前扣除，调增应纳税所得额的处理意见是可行的。

2.真实亏损

一些公司在境外提供劳务，前期投入较大，造成当年亏损，且该单位在当年获得股票减持所得，但因抵减亏损，在当年未缴纳企业所得税。

案例七：

B持有中信证券1只股票,1999年8月该单位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中信证券，认购中信证券6000万股，成本9600万元。2006年12月股权分置改革中该单位无偿支付404万股给流通股股东,86万股按每股净资产卖给中信高管，并收回股票款208，23万元，计人投资收益。2006年该单位将中信证券全部减持完毕，减持数量5510万股，减持金额8，33亿元。该单位2006年缴纳所得税23.49万元。检查中发现该单位主营业务利润6.14亿元，其中提供劳务收入0.18亿元，提供劳务成本6.89亿元。投资收益8.6亿元。该单位2006年弥补，以前年度亏损2.04亿元。2006年以前其注册地为天津，以前年度亏损已得到天津税务主管部门的批准，并开具亏损转移单。2006年当年的亏损主要是勘探4号钻井平台的检修维护保养费用较高造成的，成本全部在国外发生，并且已在当期计入成本，公司已进行内部审计。

国税部门的征税对策：《税收征管法》第十九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第二十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应当报送税务机关备案。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与国务院或者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税收的规定抵触的，依照国务院或者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税收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款、代扣代缴和代收代缴税款。”据此，境外的财务数据无法核实时，建议税务机关对照以上规定，看其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是否“报送税务机关备案”，如明显不符合规定，或没有报送备案，建议予以否认。另外，既然发生在国外的成本已计人公司的总成本，公司就有义务提供财务凭证和账册。税务机关也可以责令公司委托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阅存放在国外的凭证和账册，并出具专项财务报告。

(四)低价转让股票

企业在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的过程中，会出现“低价转让股票”情况。

案例八：

A公司共计持有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823.3万股，持股比例为2.81％。该股票于2006年4月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获得了流通权，于同年6月9日与B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将其拥有的航天长峰2.81％(823.3万股)法人股转让给B投资有限公司，以2006年一季度航天长峰财务报告中每股净资产2.58元(共计2124万元)作为转让价格，当时未过户，直到最终减持时也没有过户，2006年6月9日该支股票的市价为10.58元(8710万元)。B投资有限公司于2007年7月将持有的航天长峰股票8233万股全部减持，减持平均价，为16.6251元。减持收益1.37亿元于减持当期计入当期损益。另一方面，B投资有限公司于2007年取得朝阳区国税局《减免税申请审批表通知书》，同意对该单位按新办第三产业优惠政策自2007年1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止免征企业所得税。A公司与B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股票转让协议价低于转让当日股票的市价，涉嫌低价转让股票。

国税部门的征税对策：(1)此案涉嫌逃避税收监管，双方有恶意串通嫌疑；(2)本案中的股份从转让到减持均未过户，这表明双方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未得到履行，因此应判定股东仍为某投资有限公司，由其缴纳所得税。

(五)核定征收方式

一些减持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为核定征收，因此股票减持取得的投资收益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与实行查账征收的方式相比税款较少。经2009年下半年北京国税局局检查，此类问题在北京市涉及减持企业4户，减持金额3亿元。

案例九：

公司税务管理方案篇6

一、企业税务筹划的意义

（一）使企业财务利益最大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通过税务筹划，选择最优的纳税方案，以求减少税费支出，或者延迟税费支出取得货币时间价值，达到企业增加可支配资金，增加现金流，使企业的财务利益最大化。从另一角度来讲，成功的税务筹划也是企业较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会计管理水平的体现。

（二）普及和健全国家税法

一方面由于税务筹划必须建立在合符税法的前提下进行，企业要从税务筹划中得到实惠，就必须懂法，即必须非常了解现行的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并时刻密切留意国家税收改革方向、税收新政的出台，只要税法有所变化，企业的税务筹划策略便会及时采取相应的变化，因此客观上纳税筹划加快了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贯彻和普及。另一方面税务筹划实质就是企业在依法纳税的同时利用税法的不完善、不成熟等缺陷，趋利避害进行对企业有利的税务方案的选择，反过来企业的税务筹划也提醒了税收立法部门应注意的税法缺陷，从而促进税法的不断发展、不断健全。

二、企业案例的分析

税务筹划能给企业带来利益最大化，以至所有的企业谈到税务筹划都趋之若鹜，但所有的筹划又是否都合法呢？是否都能取得效果呢？以下为两个单位的涉税筹划的案例及分析。

（一）某省属事业单位后勤改革案例分析

某省属事业单位2005年开始推进后勤改革，成立全资下属A企业，由A企业经营该事业单位所有后勤事务，包括车辆出租、食堂、房屋出租、物业管理等。其中A企业将原事业单位食堂餐厅承包给社会人员B经营，承包采取每月上交固定管理费形式，承包合同规定，B设立独立银行账户用于食堂经营收支，食堂主要面对本系统内员工，同时也可对外经营，相关证照仍挂靠A企业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等，A企业要为B代开发票和纳税申报等，所有税费由B承担。A企业和B相关会计和涉税处理如下：B每月经营收入款项均未上交A企业，A企业只对代开出的发票作收入，代缴营业税费，同时收入金额挂与B的往来账，用B上交的正规成本发票作费用，费用金额挂与B的往来账。B每月将每月需上交的管理费、营业税费、收入减去费用乘以所得税率的金额三者总数直接汇入该事业单位的员工饭卡。

该案例看似简单，表面是节省税费，其实已违反了税法属偷税行为：首先A企业只对代开出的发票作收入，没有将不开发票的部分计入收入交营业税费，明显是属偷税行为；其次将B应交的管理费及税费用汇入饭卡的形式，A企业没有将管理费计入收入少交营业税费和所得税，同时也没有代收代缴员工饭卡款的个人所得税。此外该案例还存在以下的税务风险：B为了降低成本费用，可能不会到有发票的超市、农贸市场购买材料，但又为了降低应承担的所得税，很有可能去购买发票交给A企业入账，A企业则存在用无业务往来的发票甚至假发票入账的风险。

（二）碧湖房地产公司的案例分析

碧湖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是民营企业，股东为自然人股东，设立在广东佛山城区，该公司历年的税务筹划中存在问题或风险如下：

公司为了进一步壮大实力，拓展经营范围，拟成立物业管理公司，财务人员认为物业公司成立初期不会盈利，即提议建物业公司以分公司的形式组建，而不是子公司形式。希望在同总公司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可通过分公司的亏损来抵减税费。结果，由于物业公司经营有方，除了管好自己楼盘的物业，还拓展了一些业务，当年就取得微小盈利，不仅没有达到合并抵减税费的效果，而且还因为不是独立的法人，失去了一些兼并其他物业公司的机会。

公司2013年将闲置的一栋厂房出租给其他企业使用，年租金收入200万元，除按5%的营业税，还需按12%交房产税24万元，税负较重，财务人员在这一业务中明显没有考虑税务的筹划。如果公司将厂房出租改为提供仓储保管理服务，与承租方签订仓储保管合同，并为仓库配备仓管人员和相应服务，同样是年收入200万元，除按5%的营业税，房产税只需按1.2%即2.4万元交纳。

公司与购房者B签订《商铺买卖合同》，将一间商铺卖给B，合同总价100万元（市场价为300万元），一次付清，同时公司还要求B与另一家物业公司签订无租金使用合同，约定从交房之日8年内无偿租赁给物业公司（市场租价每年8万元）。该公司采取这种典型的售后回租模式进行税务筹划，只按实际取得的100万元交纳了5%营业税，B也没有进行纳税申报。这种典型的售后回租方式往往会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偷税，存在被追缴税金、滞纳金甚至罚款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有条件优惠价格协议购买商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8〉576号），购买者B少支出的购房价款应视同个人财产租赁所得交个人所得税。

三、企业税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通过以上企业案例分析，要么是因为筹划本身不合法，要么是因为事先筹划和安排客观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也存在不确定，因此筹划失败。这些税务筹划风险在各行业普遍存在，并存在于企业涉税筹划整个过程中。现阶段导致企业税务筹划存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企业财务管理基础薄弱，歪曲税务筹划

这是企业税务筹划最常见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薄弱，会计核算不健全，特别在规模不大的私企，财务人员水平不高，纳税资料不完整，而企业主一方面热衷税务筹划，一方面对税务筹划不甚了解，总以为与税局领导、征管员搞好关系，就可以达到少纳税、迟纳税。甚至以为财务做“两套账”、开“大小发票”就是避税，而具体税务筹划的财务人员也因为企业老板一句话，为了保住职位，顾不上合不合法进行所谓的税务筹划。

（二）国家税收政策调整引起的风险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还在初级阶段，相关税法还在不断完善中，大大小小的地方性法规和制度经常朝令夕改，令企业相关税收知识和信息更新不够及时，导致税务筹划不准确。特别一些偏长远期的税务筹划也会因为税收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形成风险。

（三）税收自由裁量权引起的风险

一般税法都会在纳税范围上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如起征点，不同纳税主体可能不一样，同一纳税主体也会规定一个范围；比如一般纳税人认定的规定，虽然有营业额的规定，但也有只要企业的会计资料齐全，能提供完整的纳税资料，就能认定一般纳税人。诸如此类税务机关都有权根据自己判断来认定和衡量，正是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加上税务机关经办人的素质也参差不齐，企业的筹划也许被定为不合法、被认为是恶意避税或偷税漏税。而企业的偷漏税的筹划行为，如无经营行为开具发票入账等，由于税务机关暂时未查出，使企业对税务筹划产生错觉，为以后埋下隐患更大的税务筹划风险。

（四）税务筹划成本大于效益的风险

主要表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税务筹划产生的机会成本过大，因为税务筹划是企业理财的一部分，既是一种理财管理活动，就会有成本，通过税务筹划不论是节税还是延迟纳税都会增加资金占用量增加，而资金占用量的增加实质上是投资机会的丧失，这就是机会成本。另一种是由于投入的筹划成本太大，比如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进行作单项筹划顾问，最后节税的数额比顾问费用还小。

四、企业税务筹划风险的防范对策

（一）熟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树立依法纳税的理念

企业必须熟知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树立依法纳税的理念，这是成功开展税务筹划的前提。首先，企业不仅要熟知国家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也要对国家税收改革未来方向有一个了解，比如国家推行“营改增”，企业目前虽然还属营业税征收范围，但企业如果有前瞻性，预测“营改增”在本行业是必然趋势，那么企业就可以提前做出涉税方面的预测和统筹。其次企业要树立依法纳税的理念，正确区分偷税、漏税、避税、税务筹划之间的关系，正确区分涉税违法、合法、合理之间的关系。

（二）正确理解税务筹划、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企业要认识到企业的发展不是靠一次两次税务筹划就可以实现的，企业发展关键还是要提高企业经营业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包括财务管理水平。而财务管理水平与税务筹划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财务管理水平提高了，会计信息准确无误，纳税资料齐全，税务筹划水平自然就提高了，反之亦然。

（三）提高税务风险意识，纳入企业风险系统管理

企业经营过程处处存在风险，税务筹划同样也无时不在。企业必须加强风险管理，将企业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包括税务风险，传达给企业每一个员工，提高每一位员工的税务风险意识，让他们熟知企业在签约环节、采购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等存在的税务风险内容，让员工了解企业针对这些环节的风险防范策略及防范目标，从源头就将将风险降到最低。案例一某事业单位后勤改革如果能在签订承包合同时考虑到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在合同规定B承包食堂要设立独立核算企业，单独申办工商登记执照，规定不能偷税漏税等，这样完全可将大部分食堂经营的税务风险转嫁给B。当然该事业单位和A企业收到管理费及给员工发放饭卡福利费必须依法纳税。

（四）营造良好的税企关系

虽然税务筹划不是找路子、搞关系，但加强与税务机关的沟通和联系也是必要的。正因为税收执法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能在有争议的税法理解上取得与税务机关的一致，特别在新税法的颁布或新兴行业的出现，都需要与税务机关达成共识，才能降低风险避免无效筹划。随着全民创新、万众创业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涌现，大量转型的企业主们不可能都熟悉工商及税收法规，不可能都有能力雇用专业财务人员，所以营造良好的税企关系不失为减少税务风险的重要手段。

（五）遵循成本效益原则

企业在税务筹划选择方案时，一定要考虑所有筹划成本，包括丧失的机会成本、税务筹划成本、因执行筹划方案新增成本统统必须考虑进去，通过比较税务筹划取得的收益与筹划成本，只有筹划成本小于筹划所得的收益，该税务筹划方案才是可行的。

公司税务管理方案篇7

【摘要】当前我国税案频发,而打击乏力。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税收执法体系特别是狭义上的税案行政执法和税收司法体系在衔接上存在脱节。必须从制度改革出发,在根本上改变当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一个完善、统一和高效的税收执司法体系。

【关键字】税收执法;税收司法;检查权;税务稽查局;税务法庭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越来越多地反映为税收上的矛盾。从近几年来看,我国涉税犯罪在总量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手段上日趋复杂化、隐蔽化;在规模上向着集团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现行的涉税案件执、司法制度难以满足震慑犯罪、保障国家税收的需要。

一、当前税收执司法存在的问题

(一)税务检查权设计不科学,造成涉税案件检查的先天不足,直接影响到后续的税收司法效力。

1.国地税两套稽查机构的存在,造成税案检查的口径不一,使税案检查缺乏严肃性。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条,我国的狭义税收执法主体可界定为稽查局,由于税收征管体系的特点,稽查局相应地划分为国税稽查局、地税稽查局,这两套机构各自独立,行使对应税种的执法权。在实践中,双方很少相互合作、资源共享,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由于双方人员的知识构成、地方利益的掣肘、掌握的资料等原因,可能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事实做出不同认定,甚至相互矛盾,从而使后续的税收司法活动陷于两难地步。且双方各查各税,而在司法上要求所有税种合并计算,往往出现部分构成犯罪的税案在执法中认定过轻,未能及时追究刑事责任,降低了法律的刚性。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偷税案中的偷税比例计算为纳税年度的偷税总额除以应纳税总额,但如果一项偷税行为涉及多个税种,在应纳税总额的认定上是相当困难的。如纳税人采用账外销售的手段偷税,至少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两个税种,而这两个税种分属国地税,如果各查各账,可能会出现分子过小、比例偏低的情况。且如果账外销售年度亏损,其所偷税款可能是下一盈利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即同一偷税行为,其所偷税款却分属两个纳税年度,如何认定其偷税总额和应纳税总额便成为一个难题。另外,国地税全部查处完毕,移送公安机关后才能合并进入司法程序,在时间上则会造成税案查处的迟滞。

2.税务检查权过窄,层次过低。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情况不断出现,致使《征管法》第54条税务检查权的列举过窄、层次过低,已无法适应新形式下打击涉税犯罪的需要。如电子商务、网络购销转让交易或网上提供有偿服务业务日益普及,而这种电子商务、电子邮件或经营软件是否可以检查在54条里却没有列举。此外,当前的大量检查归结为找账和找人两大关键:(1)对企业账外经营或设内外两本账的案件,关键在于找账,即找到账外的相关资料和暗设真账的内容。有时,举报人指明了这些资料的所在位置或大致范围,但在检查中,如遇到纳税人不予配合,将藏有内账的柜子或房间上锁,检查人员则只能望洋兴叹。因为《征管法》只赋予税务检查人员“经营场所检查权”和“责令提供资料权”,而未赋予经营场所搜查权。即税务人员在纳税人的经营场所只能检查纳税人提供的事项,对于纳税人拒绝检查或加以隐匿的经营资料或账册,税务人员无权强行取得。虽然征管法也规定了拒绝检查的处罚事宜,但与可能被查出几百万元账外经营的大案或涉嫌犯罪相比,纳税人宁可被以拒绝检查的名义处以数万元的行政处罚。这就使上述两项检查权形同虚设。(2)对于大量的假发票案件关键在于找人,若不能获取相关知情人员的配合和及时羁押犯罪嫌疑人,案件线索一断就成了悬案、死案。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公安部门协查的发票案件和事先提请公安部门介入,对于突发的假发票案件,税务人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相关嫌疑人从容逃脱。

3.税务检查随意性过强,无统一科学的账务检查程序和工作底稿留档备查。这主要是指在检查过程中,究竟查些什么内容,往往由检查人员的主观经验判断,无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税务检查随意性过强,不仅使税务人员执法权有了寻租的空间,造成一些应查处的涉税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查处,或在查处过程中避重就轻,改变涉税违法行为的性质,直接影响到涉税案件的查处。

(二)涉税犯罪日趋普遍和地方利益的掣肘,造成税务司法力度相对不足。

从最近3年的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数据来看,每年被查纳税人中的56%左右存在各种涉税违法行为,其中40%以上立案查处,每年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在3000宗左右。涉税违法行为的主体涉及各地区各行业。

按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对于涉税案件的检查由省以下各级税务局的稽查局负责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199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撤销税务检察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公安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严厉打击涉税犯罪的通知》,规定涉税犯罪案件应由税务部门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依《刑事诉讼法》规定行使侦查权。公安机关不向税务机关派驻办案机构,不建立联合办案队伍,不以各种形式介入或干预税务机关的活动。上述决定在保持了税务机关独立行使税收执法权的同时,也造成了其与司法环节的脱节。

公安机关将税案检查归入经济案件侦查部门。由于公安经侦部门同时涉及对税务、金融、假冒、诈骗等各种经济案件的侦查,往往缺乏相应的专业化税案检查人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案检查在专业上往往涉及企业管理、会计、商贸、法律、计算机和税收等多方面相关知识。而目前公安机关的人员构成则基本上为公安专业或转业军人,极少有经济、法律背景的人员,其直接结果就是公安机关难以独立行使税收侦查权,对涉税犯罪予以有效打击。为弥补此缺陷,公安机关往往邀请税务机关检查人员配合,共同办案。但这种配合是临时性的,双方各有所属,意见难以统一,效率不高;或干脆只当“二传手”,将税务稽查局查处完毕后移送的案件进行整理,移送检察院,根本无法发挥税务侦查权的作用。

另外,部分金额较大,如偷税额在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往往发生在当地的龙头企业中,这些企业与各级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公安机关的设置对应于各级政府,分别接受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因此,在对上述大案的查处上,往往受地方利益掣肘,造成应查不查,或无限制拖延。甚至还出现被检查人在税务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卷完毕后,邀请公安机关重新取证,提供与原案卷相矛盾的证人证言,而公安机关予以全部认可,以案件出现新证据为由,将案件退回税务机关的现象。

(三)涉税违法犯罪的隐蔽化、团伙化、高智能化、高科技化和产业化发展,进一步凸现了税务司法专业人员的缺乏。

从当前查处的涉税案件来看,行为人已不限于单纯的隐匿销售,而是通过复杂的业务流程设计,规避税务部门的检查,采用少列收入、多计支出、转移定价、虚造单据、转变业务交易性质等多种方式实现偷税行为的隐蔽化。甚至在一些会计、税收、法律等专业人员的帮助下,仔细分析当前税法的空白点,结合高科技的手段进行。这就决定了涉税案件的大量争论集中在收入、成本的确认,业务流程的合法合理性等方面。尤其是在涉及判断纳税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的案件中,庭辩的焦点往往是纳税人在设计相关业务流程时,是一时疏忽还是故意为之。对于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对相关证据进行推导,区分正常业务和非常业务,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就要求检察人员、法官具备相当的企业管理、生产经营、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但现今检察院、法院的人员往往偏重于法学专业,缺乏相应的经济专业素养,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难以把握准确的尺度。

二、构建完善的税收执司法体系

只在管理层面的修修补补,显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税务执司法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税案频发的现状。笔者认为,必须从制度改革出发,在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各自为政局面,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统一和高效的税收执司法体系。

(一)合并国地税稽查局,成立税务稽查局,独立于税务局的征收、管理之外,实施对涉税案件的执法工作。

国地税分家的最初设想在于分清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征管,在划分收入财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作为涉税案件的执法来说,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收入,而在于维护国家税法的严肃性,维护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将稽查局分为国、地税不仅无助于税收执法工作,反而产生前文所述的种种弊端。因此,要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应该合并国地税稽查局,成立税务稽查局。且税务稽查局的设置不必一一对应于同级税务局。可根据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效法中国人民银行的做法,在国家税务总局之下设置若干大区税务稽查局,在大区税务稽查局下设二至三级税务稽查局,全面负责对应区域内的涉税案件执法工作。

(二)在税务稽查局下设税侦处,赋予侦查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归并、衔接税收执司法程序。

目前我国税警设立的最大障碍在于管理上双重领导制的脱节和对滥用警察权的顾虑。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税警设立形式,即将有限的侦查权赋于税务稽查局的特定部门。该部门在管理上从属于税务稽查局,在行使检查权时比普通的稽查人员额外拥有营业场所搜查权、传讯权、逮捕权、移送检察权(上述权力的行使程序同公安机关)等,但没有使用暴力工具(警械、枪支等)的权力。同时,借鉴以往税务机关和检察机关合署办公的税检室经验,将有经济学(会计、税务)背景的人才充实到税案的公诉环节。将税务稽查局执法完毕的税案直接移送税检室,进行审查,提起公诉。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将税收执司法程序进行一定程度的归并,即税务稽查局在普通检查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的,直接在内部移交税侦处;侦查完毕后,确认涉嫌犯罪的,直接移送检察院税检室,进入公诉程序。

(三)加强税收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必要时按大区成立税务法庭。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税收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的培养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对税务专业人员进行司法培训、对法律专业人员进行税务培训或由税务、法律人员分工合作、组成团队。鉴于税案的特殊性,可以成立由注册会计师、法官组成的税务法庭合议庭。税务法庭的设立不应对应于行政规划,以免地方的掣肘和机构的涣散、臃肿。而应根据地域、经济特征,设立综合性的法庭,一个法庭可以对应于多个税务稽查局所移送的案件。这不仅有助于对税务案件审判的把握,而且可以避免出现滥用自由裁量权,使相似性质的案件判决结果悬殊过大。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日本的税务警察制度[J].税务研究,2001,(6).

公司税务管理方案篇8

关键词公司合并 税务筹划 法律 风险

一、公司合并中的税务筹划分析

(一)公司合并中税务筹划的涵义

关于公司合并中税务筹划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通过公司合并的动机和税务筹划的特点,笔者将其归纳为:在现行税收政策和税法的许可范围内,合并的双方公司,在合并时充分考虑税法赋予的优惠政策及相关因素,从税收的角度合理的进行事先安排和筹划,尽可能的节约纳税成本,减少税负,使得实现公司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二)公司合并中税务筹划的意义

1.合理的税务筹划有利于降低合并成本

公司的合并往往是为了追逐更大的 经济 利益,通过战略重组,优化企业结构,合理资源配置,以企业做大做强为目标。税收因素对合并起着重要影响,合理的税务筹划不仅能够使得合并双方减少对税收支出的担忧,同时还能有效地降低合并的成本,从而使公司获得最大的收益。

2.有助于公司合并后的税务规划,使公司长期受益

在合并过程中的税务筹划,不仅对合并中产生的税务负担有着积极的影响,对公司后期的税务规划也起着指导意义。在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税务筹划是一种事前行为,企业可以依据税收法规对自身的纳税模式进行规划,从而合法地降低税收负担。合并后的企业可依据纳税模式纳税,长期享受低税负①。

二、公司合并中税务筹划的法律风险

在企业的运作过程中,收益和风险都是并存的,税务筹划在为企业带来节税收益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风险。因此,企业需要正视这些风险,进而采取防范措施。

(一)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对于我国的税收法律法规的误解或错误的使用所造成的。从立法角度上看,我国的法律法规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无论哪一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都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不断 发展 ,不断完善的。时间的推移,旧的政策代替新的政策,但是公司合并涉及的时间较长,所以使得税务筹划在未充分了解政策的情况下盲目的进行,政策的不定期性或时效性会给税务筹划带来风险。

(二)操作违规风险

我国的税收立法体制层次多,使得在某些法规上难以把握,就加大了税务筹划的难度,导致企业在合并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各方面因素,而使得其在操作上违规。具体到纳税申报环节,就可能涉及到纳税申报违规的风险。

(三)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企业随着市场的变化和根据企业战略管理的需求进行调整的过程中,由于经营情况的变动给纳税人税务筹划的方案带来的风险②。如果在合并时的税务筹划对公司以后的经营活动判断失误,就可能造成公司在合并后失去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必要特征和条件,不仅不能减轻公司税负,还有可能加重税务负担,达不到税务筹划预期的效果。

(四)执法风险

执法风险主要是指纳税人税务筹划方案与税收执法机关的认定出现差异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③。税务筹划是合法的,但是其合法性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在我国,税法对具体的税收事项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即在一定范围内税务机关拥有自由裁量权,再加上税务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这些都客观上为税收政策执行偏差提供了可能性。

三、公司合并税务筹划的风险防范

(一)充分了解税法规定,避免盲目进行纳税筹划

企业 在进行合并时,决不能根据自身的想象,盲目进行纳税处理。而是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和筹划下,在充分了解税法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设计全面的合并方案。绝不能盲目进行纳税筹划,否则,本意是为了减少成本而采取的合并方式,反而会给企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④。

(二)综合全面的把握和运用税收 法律 法规

我国的税收法律法规是在不断完善 发展 的过程,这就要求企业及时把握最新的法律法规。全面把握税收政策,才能够更好的进行税务筹划。在实务操作中,比如:在减免税优惠方面,可以结合新修改的《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改组改制中若干所得税业务问题的暂行规定》。在面对几个同等条件的合并对象时,应该考虑各企业减免税优惠的具体情况。一是各企业现在享受的减免税优惠的种类和剩余期限,一是合并后企业的条件是否仍然符合减免税优惠的条件。再综合统筹考虑之后,从各企业中选择一个可以最大限度享受减免税优惠的企业加以合并⑤。

(三)注重企业整体利益,灵活税务筹划方案

企业合并追求的是价值最大化,整体利益的发展,税务筹划也应当从这一点出发,整体把握,不局限于个别税种,也不限于节税,灵活筹划多种方案,使合并后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综合全面的从企业的具体情况考虑,制定的方案要有灵活性的特点,以便在国家税收政策发生变动时可以随时调整,适时更新筹划内容,保证合并后企业的经营活动正常进行。确保税务筹划目标的实现。

(四)搞好企业与税收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税收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能否得到税收执法机关的认可,也是公司税务筹划方案能否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为了达到的预期收益,公司需要与当地的税务主管机关联系,处理好与税务机关的关系,及时获得最新的税收政策信息,适应当地的税收管理特点,对企业的税务筹划做出相应的调整,确保公司经营和税务筹划的顺利运行,降低风险,增加收益。

注释:

①尹丽.论企业并购中的税务筹划.西部财会.2007(4).

公司税务管理方案篇9

被告：甘肃省嘉峪关市税务局。法定代表人：潘通仁，局长。

1987年6月5日，陕西省长安县细柳建筑工程公司驻嘉峪关分公司（以下简称分公司）与嘉峪关市长城维修办公室（以下简称长城办）签订了承包城楼仿建工程合同。总造价为528322.37元。同月8日，分公司沿用以往长城办包工的办法，使用自购收据，从长城办领取了19万元备料款，遂即开始施工。不久，长城办负责人通知分公司，已与嘉峪关乡财税所稽征员肖学写谈妥，待工程峻工后，一次性缴清税款。分公司接到长城办的这个通知后，自1987年7月16日起至1988年1月16日，使用自购收据，共领取工程进度款6笔，总计213640元。长城办对此均以暂付款列帐支出。1987年12月16日，嘉峪关市税务局（以下简称市税务局）发出通告，要求全市各单位和个体户，从1988年1月1日起，一律使用套印“甘肃省嘉峪关市税务局发票监制章”的新发票。1988年3月25日，分公司经理姚华民根据市税务局通告的要求，到嘉峪关乡财税所购买统一发货票时，因经办人肖学军不在，由代办人张某借给。同月29日，分公司归还剩余发票时，在张某家适遇肖学军。肖为分公司办理了税务注册登记，并卖给统一发货票一本。同年6月下旬，市税务局检查了长城办帐目。7月7日，该局局务会议决定分公司补缴欠税款，分公司即于次日到乡财税所缴清了所欠税款29153.65元。同年10月20日至23日，市税务局派检查组又检查了分公司的帐目。经查，分公司已领工程进度款数与长城办暂付款数相符；同时也发现分公司使用白条记帐，总计付款5294.91元。1988年11月12日，市税务局对分公司作出“税务违章处理决定”：一、分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办理税务注册登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处以罚款2000元；二、分公司使用自购收据领取工程进度款，依据《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处以罚款2000元；三、使用白条记帐付款，视为购自临时经营者，依据《甘肃省发票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以8％的税率计算，由分公司补缴临时经营营业税423.59元，附征城市维护建设税29.65元，教育费附加4.23元；四、截止1988年1月16日，分公司领取的工程进度款213640元，因长期隐瞒未向税务机关申报，属于偷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以所偷税款6409.20元的三倍处以罚款19227.60元；对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税附加从宽处理，免于罚款；对偷税的直接责任人姚华民处以罚款800元。分公司及分公司经理姚华民接到上述处理决定后，立即从其住所地发电报给市税务局，对处理决定中的一、二、四项表示不服，在缴清税款、罚款后，于1988年12月4日将复议申请书邮寄市税务局。市税务局于12月15日将复议申请书转寄甘肃省税务局（以下简称省税务局）。省税务局立案进行复议，曾函告分公司“耐心等待”结果。此后，分公司多次催促，直到1990年11月2日，省税务局才正式答复分公司：“有关案件的具体事宜，请与嘉峪关市税务局联系”。而市税务局则表示：“无法函告”。分公司无奈，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于1990年11月10日向嘉峪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分公司诉称：1987年6月同长城办签订了嘉峪关城楼复原工程建筑合同，随即施工。关于纳税问题，当时长城办负责人高凤山、吕志标等人和嘉峪关乡税务所稽证员肖学军等人议定：“施工队按合同领取材料费、生活费、进度款时，先开收据，竣工决算时开一张总的税务发票，一次交清税款。”同年8月，肖学军还特意到工地，再次告诉，待竣工后一次纳税。因而公司及其他施工单位在施工后十个月内都没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注册登记、纳税申报、购买税款发票和缴纳税款。与此同时，嘉峪关市、乡两级税务机关也从来没有找公司核定过纳税期限和税额，也没有催要过税款。1988年6月7日，长城办通知所属施工单位“今后每领一次款缴一次税”，我公司负责人姚华民即于次日一次补缴了以前所有的未缴税款，还超缴了部分税款。所以，在纳税问题上不存在有意隐瞒不纳或弄虚作假的偷税问题。因此，要求法院撤销被告市税务局“税务违章处理决定”中的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四项。被告市税务局答辩称：分公司从1987年6月至1988年3月29日，长达10个月未申请办理税务注册登记、使用非法发票、用白条记帐、未按规定履行纳税申报、隐瞒收入等税务违章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定性无误，处理程序合法，处理决定正确，适用法规适当，且其诉讼已超过时效，市人民法院应予驳回，不予受理。

「审判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分公司未按规定依法向嘉峪关乡税务所申报办理税务注册登记，使用自购的收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第七条以及有关规章的规定，被告对原告税务违章处理决定中第一项、第二项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规基本正确。原告在纳税方式改变之前，未依法纳税，显系违法。但原告未依法纳税，是由于嘉峪关乡税务所工作人员与长城办负责人所达成的待工程竣工后一次性纳税协议所致，究其责任，不在原告，且原告主观上无偷税的故意，客观上无欺骗、隐瞒逃避纳税的行为，故被告市税务局在处理决定中第四项认定原告偷税，证据不足，适用法规错误，处罚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第（一）目、第（二）目之规定，于1990年12月27日作出判决，维持市税务局所作的”税务违章处理决定“第一项、第二项，撤销第四项。同时判决市税务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一个月内，将以偷税所罚之款退还分公司和姚华民。嘉峪关市税务局不服一审判决，以”分公司长达10个月之久未申请税务登记，使用自购收据多次领取工程进度款，目的在于逃避监督，其行为属故意，以偷税论处符合税法规定“为理由，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分公司辩称，未及时纳税，是因长城办与嘉峪关乡财税所有峻工后一次性缴纳的口头协议所致，以偷税定性，不能成立。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经公开审理认为：分公司在承包嘉峪关城楼仿建工程后的一段时间内，未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税务注册登记，又使用自购收据领取工程进度款，其行为均违反了税收法规，原判维持市税务局”税务违章处理决定“第一项、第二项是正确的。分公司从长城办领取的工程进度款，应视为其营业收入，未按规定申报纳税，确属违法。但长城办确曾向各施工单位通知过其与嘉峪关乡财税所商议了一次性纳税问题，且施工合同中明确规定承包方必须服从发包方的领导，故长城办对此是有责任的；同时，分公司在市税务局追查前已办理了税务注册登记，开始使用统一发货票，及时缴清了税款，并无弄虚作假、欺骗隐瞒等行为，故以偷税论处欠妥。原判撤销市税务局”税务违章处理决定“第四项亦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于1991年4月19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公司税务管理方案篇10

一、什么是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EMC），是指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项目的节能目标，节能服务公司为实现节能目标向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包括节能潜力分析、节能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设计、项目融资、设备选购、施工、节能量检测、人员培训等项目的全过程服务。整个过程中，并不需要用能单位专门进行节能改造的资金投资。用能单位只需以节能效益来支付节能服务公司的投入及其合理利润的节能服务机制。

举例说明：某政府与节能服务公司签订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合同约定由节能服务公司无偿将原有的功率大、耗能多的道路照明灯替换为节能型LED路灯。进行节能改造工程后可以节约大量电能，并间接地减少污染物排放。政府每年将节省的电费按照双方约定的节能效益分享比例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节能服务公司据此收回投资和取得合理利润。而政府除了在合同期内分享小部分节能效益外，还将在合同期结束后获得该LED路灯的所有权及全部的节能效益。政府和节能服务公司双方互利共赢。

二、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产生的背景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随着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长久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尤其是对石油、煤炭等非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几乎到达了极限。各种自然资源竭尽枯竭，人类社会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

与此同时，随着对能源的消耗的日益增加，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例如由于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的加剧主要是由于现代社会燃烧过多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这些燃料燃烧后释放大量二氧化碳进入大气造成的。温室效应会造成海洋经济、农业等减产甚至部分物种的灭绝。再比如频频出现的雾霾。因此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比如鼓励使用太阳能和开发新能源。早在1970年，2000多万美国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呼吁保护环境，解决洛杉矶雾霾危机。在美国民众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政府于1970年出台《清洁空气法案》。1973年，美国实施联邦能源管理计划，旨在推动联邦政府通过实施合理划算的能源管理和投资加强国家的能源和环境安全。联邦能源管理计划的具体方式为，由节能服务公司负责设计、出资建设节能项目，联邦机构用节省的费用支付。这就诞生了合同能源管理模式。随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模式在加拿大、西班牙、德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中逐步发展起来。

1997年，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登陆中国。首次试运作的三个合同能源管理示范项目获得了较大的节能效果、温室气体CO2减排效果和其它环境效益，而节能服务公司也取得了较大的利润。随着一些财政奖励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更加推动了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

三、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账务处理

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未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会计核算做出明确规范。在实践中，不同的节能服务公司和用能单位对会计核算的处理都有差异，在此笔者根据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了解，对节能服务公司的会计核算表达自己的看法。

（1）发出存货时，将存货转为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借：存货

贷：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2）取得安装施工、维修等发票时，计入当期损益

借：管理费用

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

（3）分期取得节能收入时：

借：银行存款/应收账款

贷：主营/其他业务收入

同时，根据分享节能效益的期限，摊销成本。

借：主营/其他业务成本

贷：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四、涉税事项与相关税收政策

（1）所得税政策

根据财税[2010]110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符合企业所得税税法有关规定的，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增值税政策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3] 106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5）、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提供的应税服务。需要说明的是，在2013年8月1号营改增以前，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属于营业税范围，也是免税的。财税[2010]110号规定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取得的营业税应税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需要注意的是，免征增值税/营业税需要在取得第一笔收入时到税务机关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