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口技十篇

蒲松龄口技篇1

2、俄闻帘钩复动，女曰：“六姑至矣。”乱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来耶？”一女子曰：“拗哥子！呜呜不睡，定要从娘子来。身如百钧重，负累煞人！”旋闻女子殷勤声，九姑问讯声，六姑寒暄声，二婢慰劳声，小儿喜笑声，一齐嘈杂。即闻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耍，远迢迢抱猫儿来。”既而声渐疏，帘又响，满室俱哗，曰：“四姑来何迟也？”

3、有一小女子细声答曰：“路有千里且溢，与阿姑走尔许时始至。阿姑行且缓。”遂各各道温凉声，并移坐声，唤添坐声，参差并作，喧繁满室，食顷始定。即闻女子问病。九姑以为宜得参，六姑以为宜得芪，四姑以为宜得术。参酌移时，即闻九姑唤笔砚。无何，折纸戢戢然，拔笔掷帽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既而投笔触几，震震作响，便闻撮药包裹苏苏然。

4、顷之，女子推帘，呼病者授药并方。反身入室，即闻三姑作别，三婢作别，小儿哑哑，猫儿唔唔，又一时并起。九姑之声清以越，六姑之声缓以苍，四姑之声娇以婉，以及三婢之声，各有态响，听之了了可辨。群讶以为真神。而试其方，亦不甚效。此即所谓口技，特借之以售其术耳。然亦奇矣！

蒲松龄口技篇2

对于《聊斋志异》中所反映的蒲松龄的婚姻观，目前存在的主要观点是极言其中悍妇、妒妇挑战夫权、蔑视封建礼教的先进性，而忽视了《聊斋志异》中同类其他形象的价值。本文在文本阅读、综述研究、理论援引的基础之上，试从形象分析、形成原因两方面来浅谈蒲松龄的婚姻观。

关键词：《聊斋志异》；人妻；蒲松龄；婚姻观

对于《聊斋志异》一书的价值，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由此可知《聊斋志异》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借志异寄寓现实和情感。《聊斋志异》有不少表现夫妇人伦、婚姻爱情、家庭和睦等家庭伦理的作品，有批判，有赞扬，也有深度思考，从中可以窥见蒲松龄的婚姻观、家庭观。本文从《聊斋志异》中人妻形象的角度对蒲松龄的婚姻观作探讨分析，借以抛砖引玉。

一

夫妻是婚姻生活的主体，《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行行的人妻形象，在此，笔者将对《聊斋志异》中的人妻形象做系统归类、说明。

第一类，贤妇。贤者，德才兼备。在《聊斋志异》中，“贤”具体表现为：不嫌贫爱富、贞洁能守、孝敬公婆，同时又是丈夫的“解语花”。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物质是夫妻生活的试金石。然而就有那么一些不以财富多寡取人的女子，譬如《宫梦弼》中黄氏女，在父亲悔婚之际反驳到：“黄郎非生而贫者也。使富倍他日，岂仇我者所能夺乎？今贫而弃之，不仁！”性情执着的陈锡九妻（《陈锡九》），纵使家贫如洗，娘家一再阻挠，也始终对丈夫不离不弃，文末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说：“使为尚德之达人也者，即终贫，犹将取之，乌论后此之必昌哉？”这可谓是对嫌贫爱富社会风气的有利批驳。而嫁做人妻后的生活与闺阁小姐生活迥然不同，首先要做到忠诚，严守“一女不事二夫”的贞洁观，蒲松龄就十分赞赏守贞行为：张氏妇（《张氏妇》）在兵乱时不忘妇德，以聪明智慧避免了被，蒲松龄赞其“慧而能贞”；乔女（）守寡后感恩孟生相遇相知之恩，为其料理家务、抚养子女，但始终没有越过守贞这道坎。可见蒲松龄对妇女守贞之重视。还有一类妻子，可谓是“家庭和睦催化剂”，婆媳矛盾、妯娌矛盾、子嗣矛盾，她们总能一一化解。在名篇《珊瑚》中，主人公珊瑚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忍”的最大限度。婆婆恶言相向，珊瑚礼节不废，妯娌步步紧逼，珊瑚处处退让，直至婆婆、弟妇幡然悔悟，珊瑚还是不计前嫌大方接受。在这里，妻子所发挥的作用是丈夫望尘莫及的。总之，对于贤妻，蒲松龄是青眼有加。

第二类，悍妇。悍者，凶狠、蛮横。《聊斋志异》中的悍妇虐夫、虐妾、虐姑嫜，手段往往令人发指。在封建社会中，“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女诫・夫妇》），而《聊斋志异》中的悍妻妒妇完全背离了这些社会准则：杨万石（《马介甫》）有“季常之惧”，妻子尹氏让他“跪受巾帼，操鞭逐出”，解去巾帼后，他却“坐立不宁，犹惧以私脱加罪。”之后尹氏受惩态度转好，万石“遽遭之，觉坐立皆无所可。”这令人啼笑皆非的行为反映出尹氏手段之残忍。江城（《江城》）则把丈夫高生打得“奔避父所”，假扮陶妇应丈夫之约，高生发现后“大失色，堕烛于地，长跪觳觫，若兵在颈”。惧内如此，让人不禁感慨江城之暴。夫妇之外，妻妾间的明争暗斗自古有之。《马介甫》写尹氏对夫妾“就榻之，崩注堕胎”；《邵九娘》中金氏表面上热心教妾刺绣，还亲自为她梳妆，“但（妾）履跟稍有摺痕，则以铁杖击双弯；发少乱，则批两颊”，对邵女也是“握发裂，鞭之数十”，更可怕的是，她竟“烧赤铁烙女面，欲毁其容。”家人纷纷求饶，“乃不烙，以针刺胁二十余下，始挥之去”，暴虐至此，人神共愤！对于这些“了不起的人物”，蒲松龄没有坐视不管，他从传统家庭观和因果报应出发，给这些人安排了合理的结局：马介甫妻不堪贫困改嫁，遇人不淑后幡然醒悟，改悍归贤；江城受到僧人感化了解与丈夫的前世恩怨；金氏遭现世报患重病，经邵九娘治愈后后悔不已。对这类人妻，蒲松龄既恨之入骨又抱以希望，为她们创造圆满结局，体现出作者的宽容。

第三类，悲妇。对于一个妻子来说，婚姻的稳定长久是基本且必要的。封建时期男子常因经商、考试远走他乡，对于正富活力的闺中来说，最煎熬的事情莫过于此。凤阳士人（《凤阳士人》）经年不归家，其妻于极度思念中梦到丈夫与陌生女子调笑欢好，伤心不已。如果梦中的悲剧可以一笑而过，那现实中的悲剧就要引人深思了：《犬奸》中贾某妻因丈夫经年不归，寂寞难耐，暗里与家犬相交，事发后被当众折磨：“有欲观其合者，共敛钱赂役，役乃牵聚另交。”受尽百般羞辱而死。虽说其行为不端，但毕竟事出有因，受如此惩罚实在让人扼腕。景星妻（《阿霞》）倒是与丈夫共处一室，但还是挡不住丈夫喜新厌旧抛弃自己，所以，仅仅和丈夫朝夕相处就够了吗？恒娘（《恒娘》）告诉我们：“不够！”留不住丈夫的心，留住他的人又有何意义？那如何留住丈夫的心呢？恒娘的策略是：若即若离+自我装扮。在其指点下，朱氏先是一再创造机会让丈夫与妾室共处，紧接着又仔细打扮自己，待丈夫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时又极力促使丈夫与妾室共处。这中间的奥秘，恒娘解释说：“置不留目，则似久别；忽睹艳妆，则如新至，…而又不易与之，则彼故而我新。”用现在的话即“距离产生美”。所以仅上事姑嫜下抚子女是不够的，由内到外讨好丈夫才能使自己稳稳立足于家庭，由此可见做一个合格的人妻多么不易。蒲松龄看到妻子在婚姻中的悲剧之处，表达出理解和同情。

第四类，继室。由于妻子在一个家庭单位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所以自古至今续弦从不是件简单的事，继室也是敏感话题。做继室可不可以？该怎么做？蒲松龄是这样回答的：在《黎氏》中，作者以寓言的形式告诉我们：“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但我们不要就此以为蒲松龄是反对续弦的，在作者看来，建立在“于野合逃窜中求贤妇”的基础之上的再娶才是十分荒唐且没有保障的。再看《金姑父》，本篇以泥像招婿的故事表达出赞成女子合理欲望、支持改嫁的进步思想。蒲松龄解释说：“为鬼数百年，而始易其操，抑何其也？大抵贞魂烈魄，未必即依于土偶。”而继室入室后，更难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如何比肩甚至超过前妻。在这方面细柳（《细柳》）是广大继室的典范，她精打细算，持家有道，更为难得的是，对前妻的孩子长福，她抚养周至，为教育长福成为一个坚强、独立的人，细柳忍痛进行“棍棒教育”，不惧骂名，所幸付出有了收获，长福最终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商人。蒲松龄深知当继母的不易，对细柳赞赏有加：“或有避其谤者，又每矫枉过正，至坐视儿女之放纵而不一置问，…（细柳）而乃不引嫌，不辞谤，卒使二子一富一贵，表表于世。”继室难当，细柳当为天下继室之榜样。

二

综合《聊斋志异》四类人妻形象来看，蒲松龄的婚姻观是非常传统的。他不反对一夫多妻制，认为那是理想的婚姻模式；他赞颂像珊瑚那样孝敬公婆、隐忍大度的女性，认为只有贤妻才能使家庭兴旺、社会安定；他唾弃悍妇妒妇，鄙夷尹氏和江城那样僭越夫权、挑战夫纲的女子，认为不淑不良的女人是危害家庭与社会的不安分因子；他认可女人取悦男子的必要性，认为像恒娘那样懂得“以色事他人”的女子才能保证婚姻的持久新鲜；他欣赏守贞行为，认为张氏妇那样“慧而能贞”的女子值得尊敬。但另一方面，蒲松龄的思想又表现出对时代的超越。他支持再嫁，同时又告诫我们婚嫁需谨慎，妻子若是悍妒不堪则会贻害无穷；他肯定妻子在家庭单元中的作用，使妻子成为解决矛盾的关键，对比之下丈夫们相形见绌；他不反对女性的合理欲望，同情那些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酿出悲剧的人妻；他意识到一夫多妻制的弊端，指出一夫多妻制家庭中的主要矛盾来自共事一夫的妻妾。总之，蒲松龄的婚姻观糟粕与精华并存、落后与先进兼具，是比较复杂的，那么造成其复杂婚姻观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蒲松龄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婚姻生活两方面管窥蠡测。

蒲松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这是一个封建制度登峰造极而“异端”思想蠢蠢欲动的年代。中国很早就对女性有诸多规范，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观念根深蒂固于人们脑海中，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蒲松龄也不能免俗；贞洁观随着女性地位的日益低下而愈演愈烈，据史料记载，明代守节、殉夫的女性有数百之众而清代尤甚，统治者也极力宣扬、嘉奖守贞行为。但尽管如此，在民间，再嫁的“利”吸引着寡居女性，促使她们与传统的“理”分庭抗礼。身居下层的蒲松龄思想中存留着自由因子，他从个人欲望和实在利益出发，对再嫁表现出宽容态度。另外须注意的是，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带来人的意识觉醒，李贽等思想家也大力倡导人之本性，虽为正统观念不容，但在民间掀起不小的波澜，更多的人在面临婚姻时更注重考虑自身利益，像《聊斋志异》中一些强势女性那样敢于挑战夫权、表达自我诉求的行为时有出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愚民观念不再被片面强调，腹有诗书的女性不再是个例，这在当时诸多文学作品如 《红楼梦》中都有反应。蒲松龄洞察到这股日益普遍的“逆潮”，用笔杆子创造出大批有胆识、有谋略的女性。

当然，笔者认为，使蒲松龄的婚姻观最终定型的还是他自身的婚姻生活。蒲松龄曾写下《述刘氏行实》，记述妻子刘氏及蒲、刘二人的婚姻生活。蒲家家道中落，而刘父重德轻财，将刘氏嫁与蒲松龄。刘氏“入门最温谨，朴讷寡言”，深得姑嫜喜爱，也招致妯娌们的嫉妒。分家时，兄弟们霸占去许多财产，而“刘氏默若痴”。蒲松龄经年游学在外，身体不佳的刘氏惨淡经营十分辛苦，对此蒲松龄颇感愧疚与感激；蒲松龄多次考取功名不成，刘氏豁达地劝导丈夫：“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蒲松龄十分“善其言”；刘氏知足无争，勤俭节约，弥留之际叮嘱家人“无做佛事”以减轻经济负担。妻子死后，蒲松龄作诗《悼内》，极尽哀思之情。蒲松龄眼中的刘氏，腼腆、豁达、勤劳、孝顺，具有传统人妻的优良美德，这也是蒲、刘婚姻生活长久、稳定的基础条件。但对于妻子，蒲松龄隐约透出遗憾与不满：刘氏无甚文化，且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让蒲松龄有种缺少知音的感觉，至于如何使夫妻生活更美满，想来木讷的刘氏更是一片茫然吧。因此蒲松龄幻想出那些美妻娇妾倒情有可原了。但是，即使不满，即使与妻子聚少离多，即使对孙蕙妾欣赏有加，蒲松龄始终不曾有过寻求艳遇的行为，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忠于妻子、忠于家庭的。

三

综上所述，从《聊斋志异》中形形的人妻形象来看，蒲松龄的婚姻观是比较复杂且有矛盾的。一方面，他墨守着传统孺家思想，坚持“夫为妻纲”，认为妻子理应处于被支配、被管理的地位，批判挑战常规、僭越夫权的行为；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中又有着闪光点，他肯定妻子在家庭中的作用，支持再嫁，赞赏女性的才华与智慧，表现出宽阔眼界和超前眼光，可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聊斋志异》，就是昔日蒲松龄思想之重现。从《聊斋志异》中的人妻身上，我们可以窥见蒲松龄的婚姻观；反之，了解了蒲松龄的婚姻观，我们对《聊斋志异》中人妻的分析认识就更加全面、透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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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世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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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兴兰，李汉举.《聊斋志异》家庭伦理思想探析[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2006，19（3）.

[6]于蕾蕾.“礼”与“利”的斗争―轮清朝妇女的节烈观[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30（3）.

蒲松龄口技篇3

关键词：聊斋志异；蒲松龄；创作思想；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是清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是古代志怪传奇的集大成之作。鲁迅谓《聊斋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1] （P179），已成定论。其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尖锐揭露和抨击，对科举制度的愤懑和批评，通过男女爱情婚姻问题的描写对封建礼教的冲击，是作者蒲松龄“孤愤”的抒发，也是全书思想价值最高的三个部分，这已为诸多研究者所指出。但《聊斋志异》全书近五百篇作品，其创作思想并不统一，不同作品的创作思想呈现出明显的二重性特点，这也正昭示了作者世界观、价值观的二重性。本文即从《聊斋志异》对统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和对女性婚姻与贞节观三个方面，探讨作者在创作《聊斋》时呈现出的二重性思想。

一

对封建统治阶级吏治的揭露，是《聊斋志异》中最为浓墨重彩的部分。章培恒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时所写的《新序》中即指出：“由于作者相当了解当时地主阶级的内部情况，所作揭露和抨击颇为尖锐，成为《聊斋志异》思想价值最高的部分。” [2] （P2）事实也确乎如此，许多学者和文学史教科书中也都指出了这一点。在书中的例证较多：如诸葛城商士禹“以醉谑忤邑豪。豪嗾家奴乱捶之。舁归而死”，商士禹二子出讼，案终岁不能结（《商三官》）。小偷入宅行窃，为梅氏所拿，典史却因“受盗钱三百，诬其女与通”，梅女因自缢而死。鬼妪骂此典史“袖有三百钱，便尔翁也”（《梅女》）。《成仙》篇成生所说：“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对当时统治阶层的揭露可谓是一针见血。更有潞城令宋国英：“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矣”（《潞令》）。贪官酷吏们为何这般横行霸道呢？寓言小说《梦狼》中的白甲一语道破：“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复令上台喜也？”作者蒲松龄虽身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但他仅有薄田几亩，老屋数间，对于平民百姓的苦痛感同身受，对于当权派的贪婪和腐朽也看得最为真切，所以发之于文，即无比得犀利和痛切。

对于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和猛烈抨击，只是《聊斋》作者创作思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对开明政治和清官们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向往和追求的一个方面，就是作者将希望寄托在阴间或天界。《潞令》中宋国英暴死后，作者评论曰：“幸有阴曹兼摄阳政；不然，颠越货多，则‘卓异’生起矣，流毒安穷哉！”而且“阴曹不与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李伯言》）。《阎罗薨》一文，魏经历的话也验证了冥界法治的公正：“阴曹之法，非若阳世懵懵，可以上下其手。”这话同时指出了阳世之法的。巡抚某公因见其父之鬼魂下油锅失声大号，而导致魏经历的死亡，这也证明了阴曹法治的严明。但在对阴间的描写上，蒲松龄的思想也具有二重性：他一方面要塑造一个与“阳世懵懵”政治完全不同的开明的阴间吏治，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地将阴间刻画为人世社会的缩影。这后一方面，有公孙夏所说：“但有孔方在，何问吴越桑梓耶！”保定国学生某，因以五千缗买得冥中城隍的肥缺，幸遇关帝将其褫服笞杖，而未能赴任。但明伦在此篇文后评曰：“至仅出半资，居然五马，倚孔方之力，遂破原籍之例，冥中有此，真铜臭世界，阴霾地狱矣。”冥吏也如阳世小吏一样向人索贿，且以“此役不曾啖得一掬水”为恨（《刘姓》）。《席方平》一文，更可显出“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余腥犹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的冥世之昏暗，与彼时的阳间别无二致。鬼神皆可以金钱买通，又有何公道可循？其他如《小谢》中秋容被城隍祠黑判官强摄去欲“逼充御媵”，初见考弊司虚肚鬼王“例应割髀肉”（考弊司）等，凡此都是阳世统治阶层腐朽官吏的弊习在阴间的折射。谈论至此，即涉及到作者蒲松龄对清官的渴望这一问题。

吏治坏而思“清官”，作者蒲松龄有感于当世的朽烂，创作了《聊斋志异》中“清官”题材的系列小说。《于中丞》、《折狱》、《诗谳》、《老龙船户》、《太原狱》、《新郑讼》是其中的典型之作。正是这些断案小说告诉人们，“事无难办，要在随处留心耳”（《折狱》）。是为了肥己或讨好上司而屈打成招，还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做一个真正的民之父母，正是取决于为官者的清廉与否。

其实，《聊斋志异》中以阴间为题材的小说，也是作者“清官”思想的一种表现。正因阳世统治者的朽溃，所以想到冥间或许迥异于人世，政治更为开明；而一旦阴间也同阳世一样是充满铜臭的世界，这时就有上界神灵（如灌口二郎神）这一类的清官出现。这些都是作者乃至当时人们的“清官”思想在作祟。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说：“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放，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 [3] （P607）阳世吏治坏而思清官、思阴间，而冥世更腐朽时则思神灵，这都是“清官”思想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于成龙、费祎祉、周元亮、朱徽萌、孙柳下、石宗玉等都是被作者推崇的清官，是迥然不同于贪酷之吏的民之父母。“清官”形象是彼时人民的一种精神期待，是期待对不平事件的判断和对腐朽社会的裁判。表面看来，对统治阶级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抨击，与对开明政治和“清官”的追求是两件事，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才有作者在书中对这些无价值东西的撕破和对光明的向往。传统小说中对明君贤相的向往，公案小说中对清官的刻画，与作者蒲松龄在《聊斋》中的相关描写一脉相承。正如宁宗一先生所说：“清官思想不是宣传人民要求解放的力量，不是宣传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宣传一种盲目的英雄崇拜的思想，‘救世主’的思想。” [4] （P124）这与作者的阶级成分有直接关系，因为作者蒲松龄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虽然只是地位较低的中小地主阶级，但他也是毕生在向统治阶层靠拢，通过一届届的科举考试想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所以作者没有也不可能站在更高的层次，从而摆脱自己的阶级地位向封建统治阶级宣战，他只是希望大批“清官”的出现，希望政治上的不断改良。当然，这就涉及到了《聊斋》对科举制度的揭露和批判问题。

二

作者在创作科举题材的小说时，其思想也存在着二重性的特点。我们一方面看到《聊斋志异》中对黑暗的科举制度大力的揭露和抨击，看到作者深潜于其中的“孤愤”；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众多士子通过科举之路而高中，跻身统治阶级之列，从而夫荣妻贵光耀门楣。前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叶生》、《司文郎》、《贾奉雉》等篇中看出。叶生虽得丁乘鹤激赏，“不意时数限人，文章憎命，榜即放，依然铩羽”。叶生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遂魂托知己，教授乘鹤子高中亚魁（《叶生》）。研究者普遍认为叶生中有作者蒲松龄的影子，此文也可看出作者对科举制度的孜孜追求，并未因一时的打击而消磨殆尽。作为作者后期之作的《司文郎》和《贾奉雉》，则彰显出作者的无穷愤懑。狂悖不通的余杭生高中，而“初法大家”的王平子却落第，最能知文的瞽僧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司文郎》）在《王子安》一文中，作者更是对秀才入闱作了生动刻画：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从引文可看出作者对科举考试的沉痛体验，但作者对科举的不满仅限于“大骂司衡无目”，这正是《司文郎》中瞽僧所痛切揭示的。《贾奉雉》中郎生秀才也说：“……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贾奉雉也因“于落卷中，集其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而中经魁。其实，“与其说蒲松龄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倒不如说他是带着个人的主观情绪在恶意贬低嘲骂考官更为准确” [5]。

与对科举考试的揭露抨击相反，蒲松龄在创作时又十分期盼科举高中，并在《聊斋志异》中安排了众多士子的科考得意而步入仕途。《姊妹易嫁》中毛公即以牧牛儿之子的身份先中解元，擢进士，后以宰相归，为闺房扬眉吐气。胡四娘因嫁穷书生程孝思而被姊妹辈以“贵人”之称嘲笑之，终因程生“应顺天举；连战皆捷，授庶吉士”而为四娘吐气（《胡四娘》）。《龙飞相公》一文中安庆戴生也以科考乡捷而光耀门庭。狐女凤仙为激励夫君刘赤水科考高捷，以一镜相赠，并随赤水的用工与否而“作镜影悲笑”，“如此二年，一举而捷”。我们可以看到士子们在借文章吐气，也更能看出作者蒲松龄在描写小说人物高中时的欣悦。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蒲松龄对科举考试的矛盾心态，这亦为一些研究者所指出。范恪劼说：“蒲松龄的科举之路，考场竞逐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一方面是一连串的失败、失意、失落，一方面是至死不变的迷恋、迷信、迷惑。” [6]另有研究者指出：“他一方面赞同羡慕，认为科举制给读书人提供了获得功名利禄和报效国家的机会，一方面对科举制运行中出现的腐败、受贿等问题表示极大的愤慨与不满。” [7]聂绀弩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聊斋志异》的反科举八股，不是从科举八股的一切方面来反对，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反对：一、做好文章的人考不取；二、做坏文章的人反而考取。” [8] （P321）进一步说：“《聊斋志异》并不反对科举八股，而只反对科举八股的流弊，反对科举八股的后遗症。” [8] （P333）蒲松龄对科举的不满和反对，与他自身在科举考场中的升降沉浮、尝尽世间百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蒲松龄十九岁“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 [9] （P285），对称赏自己的施闰章感激不尽；但此后五十年的科闱生涯，作者屡考不中，以致其妻刘氏在他五十多岁时说：“君勿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 [9] （P278）而蒲松龄却未能醒悟，一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入贡。

终其一生，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爱恨交织，对自己的怀才不遇感到愤慨，痛恨考官的“盲目”、“盲鼻”，痛恨科考中的黑暗和贿赂。但是，由于自身的限制，蒲松龄并非是反对科举制度，而只是揭露和抨击其中的弊端和流毒。由于身在其中，就不可能识庐山真面目，这与稍后的著名文学家吴敬梓形成鲜明对比。吴敬梓通过其所著的《儒林外史》，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痛彻的攻击，这是一位站立起来的文人在对科举制度和孜孜于科考的士子的群体的反讽，因为作者将自己也列在其中，遂使得反讽的程度更深，而感情也更为真挚。这是终生混迹科考的蒲松龄所不能企及的。

三

爱情题材的小说在《聊斋志异》中描写得最为出色，也最为读者津津乐道，而其中狐、鬼题材的爱情小说，更是描写得一波三折、荡气回肠，《青凤》、《婴宁》、《聂小倩》、《梅女》是其中的名篇。狐妖、鬼女在爱情方面较青年女子更为开放和直接：婴宁初见王子服，即将手中的梅花一枝落在地上（《婴宁》）；胡三姐主动逾垣与尚生厮会，并将其妹胡四姐介绍给尚生（《胡四姐》）；诸生冯相如坐月下，狐女红玉自墙上偷窥，后与冯同寝处（《红玉》）；鬼女林四娘也是主动来就陈宝钥，“两人燕昵，过于琴瑟”（《林四娘》）；女鬼温姬慕嘉平公子风流，入室自荐，愿托终身（《嘉平公子》）。凡此，都可显现鬼狐的不同寻常，其对爱情和性的追求也较凡间女子直接。其中尤为无视人间贞节者，是《荷花三娘子》中所描写的狐女，当宗湘若问其姓氏时，她说：“春风一度，即别东西，何劳审究？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耶？”她所追求的是感官的刺激和性的需求，而在言谈举止中对封建贞节观踏上了重重的一脚。而有些狐女、鬼女与书生们之间的爱情，是生死不渝，饱经挫折。莲香、李氏与桑晓之间的爱情，历尽生死曲折终成眷属（《莲香》）；狐精华姑医好傅廉天阉后，将其女三娘许于廉，而鬼女巧娘亦归之，“二女偕和，事姑孝”（《巧娘》）。表面来看，作者是在写鬼狐，其实是在写人，在写蒲松龄心目中的女性，也是在当时看来全新的女性。在鬼狐的世界里，爱情要光明得多；而其中的二女共事一夫现象，则是作者一夫多妻制思想的反映。

作者蒲松龄一方面在描写众多大胆追求爱情、追求幸福的鬼女和狐女，歌颂她们的新观念和思想；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到人世社会的爱情和婚姻，作者的思想则显得极为卫道，显现出对封建婚姻制度和贞节观的强烈维护，这一点在描写鬼狐题材的爱情婚姻时也难以避免。而在描写尘世间男女爱情婚姻时尤为突出，有时彰显出封建婚姻制度和贞节观念的血腥和残忍。如耿十八在病笃时对其妻说：“永诀在旦晚耳！我死后，嫁守由汝，请言所志。”当其妻说出“家无儋石，君在犹不给，何以能守”的话后，耿急遽地握住他妻子的手臂恨恨而亡。待其还魂后，“由此厌薄其妻，不复共枕席”。权衡耿和其妻的对话，其妻说得自为真心话，也合乎情理；而耿十八则是虚情假意地询问，希望自己的妻子生死相守，一旦得到与期待不符的回答，即恼羞成怒，恨恨而逝，即使复生也不能相谅（《耿十八》）。江西布商牛成章三十三岁病死，其鬼魂至金陵再娶，而他的原配妻子郑氏也改醮而去；成章子牛忠至金陵与其相遇，当其得知郑氏弃儿女不顾而改嫁之事后，即“唏嘘不乐”，终捉郑氏魂魄至金陵，“摘耳顿骂”且“口龁其项”，至郑当日身死。但明伦亦评论说：“子已十二，又有产可以抚之，乃不贞他适；又复货产入囊，弃两孤于膜外，其死宜矣。”（《牛成章》）作者蒲松龄和批评者但明伦都站在封建夫权制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所以对牛成章的做法和郑氏的下场观点极为一致。更为恐怖和血腥的，则是《金生色》。晋宁金生色死前对其妻木氏说：“我死，子必嫁，勿守也。”金母也与木氏母约定殡后听任其女改嫁。而木氏在缞绖中犹不忘妆饰，更与邻妪所推介的无赖子董贵私通；金生色鬼起，董贵躲至邻妪家，又奸邻妪之子妇，结果董贵和子妇皆被邻妪之子所杀，木氏被其父疑为纵火者而误杀；后经官司判断，“木以诲女嫁，坐纵淫，笞；使自赎，家产荡然。邻妪导淫，杖之弊”。因木氏一人新寡不贞，致使一人坐笞五人被杀，报应可谓甚矣。而蒲松龄更在“异史氏”评论中说：“‘欲知后日因，当前作者是’，报更速于来生矣！”整篇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一场对违反封建贞节观念的寡妇的惩治图。作者之于封建女子，在婚姻和贞节观上仍然不能摆脱当时之窠臼。

蒲松龄笔下的鬼女、狐女，以至于一些花妖和仙女，都表现出了高于当时女性的诸多观念，如对自由爱情、婚姻幸福、和谐家庭的向往等，这在当时来说，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都呈现出了一种新女性的观念。当然，也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些花妖狐魅所与交往的，多是像作者一样的士子和塾师。其实，这也正是作者蒲松龄在寒窗苦读的孤寂和远在他乡设馆的寂寞的情况下，所作出的白日梦。其中有些故事或许渊源有自，但是大部分情节则为作者的向壁虚构。花妖狐魅和读书士子、塾师间的爱情故事，是用以慰藉作者蒲松龄孤独的身心所作，是对作者灵与肉的某种程度上的安慰。这在作者蒲松龄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如“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喜欢缘” [10] （P543），“久以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 [10] （P563）。当然，即使如此，作者也以自己丰富的阅历、如画的妙笔和超强的小说创作能力，为我们塑造了形象生动、呼之欲出的花妖鬼狐形象。

而与之相反，当作者一旦触及到现实社会中的女性，一旦接触到尘世男女的婚恋和爱情生活，则显得极为保守。这些女子必须遵守“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纲常制度，即使丈夫死去，生活朝不保夕，也要遵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规范。妻子必须完全忠于自己的丈夫，无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否则，不仅会受到丈夫和翁姑的批评和责罚，还会受到作者的口诛笔伐和评论者的严厉谴责。这使我们看到作者在男女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为开放，一为保守；一为主张主动追求自由幸福，一为主张恪守封建婚姻观和贞节观，不可越雷池半步。

四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在封建吏治、封建科举制度和男女爱情和婚姻问题上都有着明显的矛盾。其中对于封建吏治方面，一则是对于腐败吏治的揭露和讽刺，一则为对鲜明政治和清官的向往。而对封建科举制度方面，则显现出既揭露、抨击，又欣羡和向往；对男女爱情和婚姻方面，一方面展现出女子们对爱情和婚姻的主动追求和向往，一方面则极为严厉地苛责封建女子不能改嫁，不能失贞，不能越雷池半步。凡此，都为我们展现了不同作品主旨间的矛盾，而归根结底则是作者蒲松龄在创作思想方面显现出来的二重性，也即其矛盾的症结点所在。

《聊斋志异》的创作时间跨度相当长，作品数量多，而这就使得不同时期的作品会被作者赋以不同的思想内涵。在蒲松龄几十年的《聊斋》创作时段里，其思想是在逐渐地发生变化的；而其思想本身也是极为复杂的，这在其作品中都不无体现。其实，《聊斋志异》作者的二重性创作思想，是其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体现。正如吴组缃所说：“他们只能在思想感情的主要方面，或在思想意识的某一方面，突破旧有世界观的束缚，因而产生了或接受了新的思想因素；在他们旧有世界观里面，形成一个新的相互矛盾的部分。” [11] （P4）这就使得如蒲松龄这样的古代小说大家，在某些方面具有当世人难以企及的新的思想，而他们用这种新的思想去观察社会书写人生，也必然创作出新人耳目的作品。而他们那些仍然不能摆脱时代窠臼的思想，则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我们看蒲松龄，看《聊斋志异》取得的卓然不俗的成就，主要是指他超乎前人的思想。所以我们可以强调《聊斋志异》作者的这些新思想，这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其他的则可看作矛盾的次要方面，这也是我们衡量一部古代文学作品在思想价值方面作出贡献的一个重要标准。作者蒲松龄所表现出的新思想，是远远超出明代和他同时代的诸多小说家的，所以，《聊斋志异》也足以称为中国文言小说中的巅峰之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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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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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少瑜.文人的自缚与自救——蒲松龄创作心态管窥[J].东岳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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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范恪劼.孤愤是蒲松龄“科举士子”小说创作的动力[J].许昌师专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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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清法.蒲松龄科举观成因探析[J].名作欣赏，2008（4）.

[8]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七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

[9]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蒲松龄口技篇4

关键词： 《聊斋志异》 唐传奇 侠女形象 传承新变

作为写女性的圣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为我们刻画了大量光彩照人、性格鲜明的女子。不管是花妖，还是狐精，抑或是鬼女，正是这些妖娆美丽、不可方物的女子撑起了《聊斋》瑰丽奇绝、如梦如幻的鬼狐世界。人们历来都为这些女子所倾倒，研究她们的文章也是不胜枚举，但是在以花妖鬼狐占主体的“聊斋舞台”上，还活跃着一群另类的女子，她们是一群有着侠肝义胆、铁血柔情的奇女子。如果说多情的花妖鬼狐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想象的话，那么这些侠女们则体现了作者身上的任侠思想，折射了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在《聊斋》之前，描写女侠并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言小说首推唐传奇，而《聊斋》又是“以传奇法写志怪”，可以说二者的侠女形象有不少共通之处。本文通过和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的比较，探讨《聊斋》中侠女形象的传承和新变之处。

一

唐传奇是一座文学宝藏，其所塑造的形形的人物角色如同一颗颗珍珠，其中的侠女形象显得分外璀璨。谢小娥、红拂女、聂隐娘、红线等，这些侠女或快意恩仇、行侠仗义，或豪气干云、热情奔放，给后人留下了很高的审美享受。在这点上，作为后来者，《聊斋志异》受其影响是很明显的。蒲松龄在《聊斋》中经常提到唐传奇中的侠客，如《香玉》篇的古押衙，《禽侠》中的妙手空空儿，《农妇》中聂隐娘的丈夫磨镜者，等等，并且对这些侠客都是推崇备至。在这样的背景下，蒲松龄也给后人刻画了不少性格鲜明的侠女形象，如《侠女》中的侠女，《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庚娘》中的庚娘，等等。作为相同的文学形象，蒲松龄笔下的侠女继承了唐传奇中侠女的一些特质和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有冤必雪，有仇必报。

复仇是侠文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信条，是侠客们必须履行的一项神圣的义务。唐传奇描写了很多侠女复仇的故事，其中以李公佐的《谢小娥》为代表。经商的谢小娥一家在一次行商过程中，一家几口至亲被贼人害死，唯其一人幸免。谢小娥为了复仇，隐姓埋名、女扮男装，不惜毁容易声，经过周密计划和不懈努力终于手刃仇人。历尽艰险而复仇之心不减，其信念之坚，态度之绝，可谓复仇侠女的典范。此外，《催慎思》、《贾人妻》也都是描写侠女为了复仇而隐姓埋名终得报仇雪恨的故事。

蒲松龄也是极力主张复仇的，认为有冤必申，有恨必雪，有仇必报，惩恶扬善，绝不能让恶人逍遥法外，好人受不白之冤。他笔下性格鲜明的侠女多为复仇女侠，这些女侠复仇信念之坚，而头脑之聪明冷静、处变不惊，卧薪尝胆、隐忍克己之处，可以说是继承了唐传奇中复仇女侠们的优良传统。

《庚娘》中的主人公庚娘和谢小娥有着相同的遭际，丈夫、公婆被贪恋其美色的王生推入江中溺死。庚娘一弱质女流，亲眼目睹一家瞬间遭灭门的惨剧，竟能处变不惊，与王生周旋，假意答应王生随之归家。至其家，则百般取媚王生，觥筹交错间将其灌醉，最终手刃仇人，自己则投水自尽。在整个复仇过程中，和王生的强悍残暴相比，庚娘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智慧，可以说远远超越了男子，有唐侠女谢小娥之风范。异史氏赞曰：“至谈笑不惊，手刃仇佳谁，千古烈丈夫，岂多匹哉！谁谓女子，遂不可比踪彦云也？”

《商三官》中的商三官与庚娘一样，也是个弱女子，但是其复仇的决心和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机智远远超出了她的两个哥哥。三官的父亲因得罪权势而死，她的两个哥哥只知讼于衙门而别无他法。三官深知官场黑暗，靠诉讼无济于事，于是离家出走，乔装打扮成戏子，乘机混入仇人府中，百般取媚奉承仇人，终得机会亲手刃之。三官的壮举，连作者都感叹：“三官之为人，既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沉浮者耶！”蒲松龄所赞三官者在其技艺之精，实际上三官最为人佩服之处在于其复仇的决心，诉讼无门之下仍不灰心，坚决要致仇人于死地的刚烈让人肃然起敬。

和庚娘、三官不同，《侠女》中的侠女则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剑侠，能“以匕首望空抛掷，戛然有声，烂若长虹”。她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为了复仇，偕老母隐居乡里。家贫，“室无隔宿粮”，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面对顾生母子的眷顾，侠女安然接受，却从不言谢。对其爱慕有加的顾生想与其成秦晋之好，她冷言相拒，却私下委身于他，并为他铲除狐精白衣少年，后为顾生产下一子。一日，侠女手提仇人首级与顾生作别，顾生“方凄然欲询所之，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留下顾生一人“叹惋木立，若丧魂魄”。至此，顾生方知侠女真实身份。侠女为了复仇，隐姓埋名、隐忍克己，为了不连累他人，拒绝顾生的求婚，可谓是用心良苦；即使后来有了腹中之累，也丝毫没有消减复仇的决心，这和唐传奇《贾人妻》中的贾人妻是何其相似。贾人妻为了复仇，隐没身份，嫁为人妻，历经数年终得成功。

庚娘、三官、侠女是《聊斋志异》中复仇女侠的典型代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有仇必报、有冤必雪的侠士精神，其气质和唐传奇中的诸复仇女侠们可谓是一脉相承，这也体现了蒲松龄对传统侠义精神的肯定和推崇。

（二）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心理，而侠士更是以此为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很好地秉承了这种侠义精神，如《荆十三娘》塑造了具有此种义侠精神的侠女荆十三娘的形象。十三娘本是一有颇多资财的商人，朋友之弟李三十九有个爱姬被父母强卖给他人，十三娘仗义相助，为其夺回爱姬，并将其父母的首级割下来送给李三十九。十三娘的行为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不求回报，并且她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财任赵进士取用，而毫不在意，可以说她身上除了具有传统侠女的特质外，还具有超脱的人生态度和豁达的胸襟。蒲松龄笔下的许多侠女也有这种义侠的气质，她们为人处世，萍水相逢而能拔刀相助，只求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只求奉献他人，自己则一无所求，可谓是“最纯粹的侠，是侠群体中的精英和中坚”。

《纫针》的主角虽是纫针，但是古道热肠、无私帮助纫针的商人之妻夏氏却让人印象深刻。夏氏与纫针毫无瓜葛，可谓萍水相逢，听了纫针母女的遭遇后，“怜之……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谓之曰：‘母子勿戚，妾当竭力。’”之后，夏氏为了替纫针母女偿还三十金的债务，竟不惜“典质相付”，百计为之营谋，筹得三十金后却被贼人所盗。虽为萍水相逢而能助人至此，已为难得，财物被盗，实非夏氏所料，她已经是尽人事而知天命了。一般人可能会就此作罢，但是夏氏竟“对灯啜泣……乃引带自经”。夏氏“自经”者，为的是没能最终帮上纫针而自己却允诺之，其心之热、其行之烈者，不正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义精神最好的注脚吗？

《聊斋》中有很多诸如夏氏的女子，她们外表是个很普通的女性，但内里却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风骨。《丁前溪》中的杨氏妻，家中一贫如洗，却能慷慨招待投宿者丁前溪，不惜用自家屋顶上的茅草喂养丁的马匹。丁再三授之以金，杨氏妻拒不接受。蒲松龄在篇末对之大加赞扬：“贫而好客，饮博浮荡者尤为之；最异者，独其妻耳。”又如《大人》中的山中女子，与诸客商萍水相逢，却能为之铲除祸害人的两“大人”，而不图任何回报。再如《农妇》中的农妇，“健勇如男子”，经常为“乡中排难解纷”，她所挣的钱财“有盈余，则施丐者”。蒲松龄称赞她为“女中丈夫……与古剑仙无殊”。

（三）功成身退，飘然若逝。

唐传奇中的侠女在完成自身的使命后往往都是归隐出世，行迹不知所踪。如红线功成后“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聂隐娘亦是无人见其踪迹；荆十三娘行侠后“与赵进士入浙中，不知所止”；《催慎思》和《贾人妻》中的两位侠女复仇后不知所踪，“尔后莫知其音问也”；谢小娥复仇后则出家为尼，如鹤远游。这些女侠或归隐，或远游，或不知所踪，都是功成身退、飘然若逝，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

《聊斋》中亦不乏此类女侠。《霍女》描写了一位如妖孽般精灵古怪的奇女子霍女。霍女三易其夫，对吝啬而又好色的朱大兴用撒娇取媚让其用锦衣玉食服侍自己，最终使朱家败落，后到同样好色的何家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之。最后她到穷书生黄生家中，则一改往日奢靡作风，勤俭持家，并用计假卖己之身，获取千斤银两，为黄生娶妻，待黄生娶得阿美之后，霍女行迹不知所踪，再也没有在黄生的生活中出现过。霍女的所作所为虽与传统意义上的侠义有所区别，但是其行为的出发点和所产生的效果都可纳入侠义伦理道德范围之内。“妾生平于吝啬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也。”霍女的自剖，让我们明白她表面的奢靡之下隐藏的却是一股劫富济贫的侠义精神。她救济贫苦的黄生，助其致富娶妻之后却飘然若逝，功成身退，其形象和红线、隐娘们又有何区别呢？

又如《小翠》中的小翠在为了王家安排好一切之后，自己则只身离去，不知所踪。此外，如上文提到的侠女，复仇报恩后也是“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

二

与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相比，蒲松龄笔下的侠女形象除了上文提到的传承之处外，还有其发展和新变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一）对侠及侠义行为的理解更为宽泛，塑造了更多的新女侠形象。

除了像侠女、商三官、庚娘等这些具有传统特质的女侠形象外，蒲松龄将更多的具有侠义品格和精神的女性都纳入侠的范围。这些女性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侠，但是具有侠义情怀，比如那些花妖鬼狐往往都有侠肝义胆。《聊斋》中的狐仙多为侠义之狐。如《红玉》篇中，那个虬髯丈夫能助萍水相逢的冯生报仇雪恨，固然是个豪气干云的豪侠，但是作者称赞狐女红玉“非特人侠，狐亦侠也”。红玉并没有替冯生复仇，但是她能在冯生遭难时代冯生抚养子嗣，后来又帮助冯生重振家业，助其考取功名，可谓是竭尽所能，为所爱者谋，义而忘私，从不为自己着想。在作者看来，凡能在人危难之际无私助人、舍生忘死的举动都是侠义之举，所以他将红玉也归入侠女之列。清代的王士祯甚至将红玉和《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相提并论，赞她为“巾帼英雄”。《张鸿渐》中的舜华，《小翠》中的小翠都是像红玉一样的侠义之狐；《宦娘》中的宦娘和《小谢》中的小谢及秋容则都是有侠义侠情的女鬼。这些狐仙鬼女既有非人类的美貌、善心、多心计、来去自如的共性，又有独特的助人为乐、舍生忘死的侠义行为。人有侠义，实为不易，而蒲松龄赋之与鬼狐，更为难得。以往的文学作品对于鬼狐，多聚焦于其淫、媚，迷惑众生上，而蒲松龄却能于这些异类身上提炼出侠肝义胆、贞节刚烈的特质，较之唐传奇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

此外，蒲松龄还塑造了一些刚烈的、有侠义的“丑女”形象，成为“聊斋”红妆世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女子相貌虽丑，但是性格刚烈，或知恩图报，或不计个人得失而为他人奔波劳苦，或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作者对她们的刚烈、侠义之举非常赞赏。《乔女》中的乔女是个相貌丑陋的女子，世人多不齿，唯孟生“贤之”，于是乔女认为孟生对自己有一种精神上的知遇之恩。孟生死后，其家产被抢，孤儿被欺，这时和孟生毫无瓜葛的乔女挺身而出，在公堂之上为之力争。官诘其属孟生何人，乔女曰：“公宰一邑，所凭者理耳。如其言妄，即至戚无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之人可听也。”此番话已有着浓厚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味，更何况乔女认为孟生对她有知遇之恩呢？乔女竭力保住孟生家产后，抚养其子成人，直至终老。异史氏曰：“知己之感，许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为业。彼女子何知，而奇伟如是？”蒲松龄认为只要是“士为知己者死”，那么即使为一丑女，其行也侠也。《仇大娘》中的仇大娘也是一个像乔女一样粗陋的女子，然而她为了和自己已无多大联系的继母一家的利益，挺身而出，死死护卫，“里中豪强，少见陵暴，辄握刀登门，侃侃争论，罔不屈服”，其行可谓壮哉，然其义可谓侠哉。再如《张氏妇》中的张氏妇只是一介村妇，在“大兵”压境，诸人逃遁一空的情况下，她竟能独守空村，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杀死诸多贼寇，其凛然不惧、处变不惊让多少须眉汗颜。

《聊斋》中的众女子不是沉鱼落雁就是闭月羞花，个个都是柔情似水、仪态万方，而蒲松龄却能不惜笔墨塑造出诸如乔女、仇大娘这样的相貌丑陋、言行粗鄙的女子，数量不多但很难得，更可贵之处是他能从这些卑贱的人物身上发掘出高尚的灵魂，更是让人拍案叫绝，而这些有侠义精神的奇特女子在唐传奇中是没有的，相较之下，蒲氏文笔显得更为广泛而深刻。

（二）女性行侠的方式多变，传承子嗣、延续香火成为最常见最重要的行侠方式。

除了那些个别的复仇型女侠外，《聊斋》中的很多侠女为了报恩往往以身相委，为其诞下子嗣，或者当自己不能胜任时便寻他人为之传承香火，这种行侠方式和唐传奇中的众女侠截然不同。如《侠女》篇中的侠女，为了报答顾生母子的恩情，“以相报不在床底也。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延一线之续”，侠女主动向顾生投怀送抱，并不为儿女情长，而是想以子嗣报答他的恩情，所以生下一子后，侠女说：“今君德既酬，妾志亦遂，无憾矣。”《霍女》中的霍女虽与黄生琴瑟相笃，但她却说：“今为君媒，请买一人，为子嗣计。”后费尽心思为黄生迎娶阿美，为的就是让阿美替自己为黄生延续子嗣，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小翠》中的小翠为替母报恩而嫁给痴儿，期间她为王家消灾除难、剪除政敌，等功德圆满之后，她为了给王家延续香火，亲自为丈夫娶妻，自己则抽身而去。《房文淑》中的房文淑将自己的亲生儿送给无子的娄氏，为邓生解决无子之忧，自己则悄悄离开。

唐传奇中亦不乏侠女嫁为人妇，或与人同居的例子，如贾人妻，不过这些侠女嫁人只是掩人耳目，复仇才是她们的终极目标，报仇之后，为了断绝后路甚至不惜手刃亲生子，如贾人妻就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可见唐传奇中子嗣不是侠女们的报恩方式，而是复仇的一个筹码。而蒲松龄时代封建教条伦理远胜于开明开放的大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始终是家庭伦理中最为关心的问题。知恩图报，是传统美德；舍生取义，是侠的最高境界。舍生取义固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是毕竟离现实生活比较遥远，于是解决眼下最重要最棘手的问题——子嗣则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聊斋》中的众多侠女的报恩，委身相许只是方式，而终极指向则都是延续香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蒲松龄心中，传承子嗣重是极为重要的报恩方式，重要到可以和舍生取义的侠义最高境界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里的侠女形象既秉承了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的文化精髓，又丰富了侠女的文学形象，成为侠文化和特殊女性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文学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参考文献：

［1］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名家评点《聊斋志异》.新华出版社，2008.

蒲松龄口技篇5

关键词：《聊斋志异》 蒲松龄 人鬼恋 特点

我国同世界各民族一样，鬼神观念在原始社会早期即已产生。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不能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死灵魂不死，变为鬼物，狐是一种妖兽，为鬼所附，都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有特殊的灵性。”[1]从中可以看出，鬼与狐是被并列的，提到一者，便会马上联想到另一者。

“按古人观念：人死曰鬼，物精成妖（化人），通过修炼，都可以成为神仙、鬼仙或狐仙。”其中关于“物”的解释，钱钟书说：“物，盖指妖魅、精怪，虽能通神，而与鬼神异类。”[2]可见妖魅、精怪成精后可以幻化成人形，并且是不同于鬼神的。为了下面论述的方便，“人鬼恋”中的“鬼”是个广义的范畴，是指“非人”，包括鬼本身，还包括神、仙、狐及其他妖精。

“人鬼恋”故事自古有之，它的发展经历了花开、花凋和结果三个时期。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普及，到唐代传奇的继承开拓是“人鬼恋”的花开期;到了宋元时期的话本，已经只是对前人作品的翻“唱”了，进入明代，这类作品只是被当成一个片段或插曲出现，这是“人鬼恋”的花凋期;清代是结果期，“人鬼恋”表现出了脱胎换骨的新貌，特别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一.《聊斋志异》中的“人鬼恋”现象

《聊斋志异》全书总篇数约为500篇，其中谈鬼者170多篇，谈狐者80多篇，两者约占总数的一半，所以《聊斋志异》又名《鬼狐传》，“聊斋”也成了“鬼”和“狐”的代名词。在占近半的鬼狐故事中，又以“人鬼恋”故事最为突出。

我国古代生活和古典文学中，一向有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婚姻的传统。到了蒲松龄笔下所创造的幽婚故事，既继承了魏晋以来志怪小说的传统模式，又有了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的进一步发展。蒲松龄以更丰富的情节和更纯熟的高明的艺术手法，大量描写了真诚相爱的男女，逾越了阴阳阻隔，突破了生死界限，人鬼相恋，结成幽婚。在蒲松龄笔下，爱情不仅占有女子的全部生活，生死许之。男子也具有钟情专一，也不例外。这种描写表现出作者在男女相爱方面已经有了平等意识。男爱女，可以割肉，可以死亡;女爱男，能禁一己之，清寡自守。作者由衷地赞美以生命与之的真爱，这就是在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思想，有他进步的意义。

在蒲松龄精心刻画的鬼女形象中，有的是在阳间被诬冤死，有的是死后被阴间妖物驱使，服贱役（为娼）以危害生人的。她们不甘于受屈辱做坏事而求救于生人，得人之助，因感恩而发生爱情。如《聂小倩》和《梅女》，她们生前或死后都是被受欺凌的女子。聂小倩，“十八夭殂，葬寺侧，辄被妖物威胁，历役贱务;腆颜向人，实非所乐。”她被驱使诱惑生人，常以锥刺足心，或投之以“金”（鬼骨），截取心肝，使人中夜暴亡，“阅人多矣”。而遇到宁采臣这样“性慷爽自重，生平无二色”的人物，不受她害，使她十分敬重，托以终生。泣曰：“感君义气干云，必能拨生救苦，倘能囊妾朽骨，归葬安宅，不啻再造。”后反魂幽婚，配为佳偶。

二.《聊斋志异》中“人鬼恋”的特点

希腊古代大哲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说过：“把谎话扯得圆，主要是荷马教给其他诗人的。”虚幻而悠久的鬼故事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历代人民、诗人、巫师根据人的生死万象所创造出来的幻想世界。到了蒲松龄的时代，由于他出生封建末期的浊乱社会，可悲可叹之事，耳闻目睹，比比皆是。他便根据现实生活的感受，狠狠地鞭笞旧社会，欲其速死;同时歌颂新事物，欲其永生。为此，他要把“谎话”扯得圆，写成优美动人的“人鬼恋”故事。大胆抒发“孤愤”之情。正如前人所说：“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蒲松龄以他的卓越才华和生花妙笔使《聊斋志异》以夜火篝灯入，从青天白日出，排山倒海，一笔数行，福地洞天，别开世界。亦幽亦盛，亦丽亦奇，独得千古鬼狐小说之妙，特别是在具体内容和艺术形式上与以前同类作品相比，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显著特点。

1.情爱内涵的现实性和理想性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及唐代传奇小说描写人与女“鬼”婚恋的作品中，多有女“鬼”害人为祟的故事，特别是由各种精怪幻化成的女子即女妖，更常常以害人精的形象出现。因为那些作者或是如实记录传闻，或是借作品以行劝喻，故而摆脱不了对于“鬼”的传统认识的羁绊。而在《聊斋志异》中，除少数作品如《画皮》、《黎氏》另外有寓意外，“绝大多数女‘鬼’的形象都是作者表达情爱理想的‘假象寄兴’的载体”，[3]她们的面目便彻底改变了。

在艺术处理上，作者总是让女“鬼”靠近人间社会，不仅赋予她们现实的思想感情，而且让她们同男主角一起过着世俗的婚姻爱情生活。由于“鬼”都具有神异的本领，他们可以复生、还魂或转世相爱，因而这类作品都绝少悲剧性结局，这又强化了爱情的理想化色彩。

作者对爱情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刻意追求，使他自觉地融会了自己的人性理想和生活理想，塑造出许多具有优美人性的艺术形象，并在不少作品中表现出合乎人性的婚姻、爱情观念，热情浪漫地描绘了爱情力量的无坚不摧。《聊斋志异》中“人鬼恋”的人性蕴含和对真挚爱情的诗意化描写，都是前无古人的。这一特点使这些作品在表现才子、寒士们天赐佳丽的幻想时，又成了善美人性和真挚爱情的颂歌，从而具有了更加普遍的意义。

2.主题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聊斋志异》中的“人鬼恋”故事，男女双方相识的原因，遇到的矛盾也不相同。作者创造这些作品的初始动机是表现自己和文人们情爱理想，人性理想，但作者又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理想同现实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冲突，因而又常常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这样，这些作品的主题就具有了丰富性、深刻性的特点。

作者着力描写了男女之间的痴情恩爱和他们表现出来的美好的人性， “人鬼恋”故事的基本主题是对建立在“情”的基础上真挚爱情的歌颂与肯定，对善美人性的赞扬与向往。

在《聊斋志异》的“人鬼恋”故事中，作者常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充分描写青年男女相爱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或与爱情并行存在的矛盾，这也使作品的主题显示出丰富性、深刻性的特点。

3.艺术形式的的完美性

《聊斋志异》中的“人鬼恋”小说比起过去的同类作品，其艺术形式也是最为完美的。

在形象塑造上，作者不像六朝志怪小说那样简单地叙述一个个婚姻、爱情故事，也不像明末志怪群书那样片面追求怪异奇特，而是把作品中的鬼狐当作一个个实体来写，赋予他们鲜活饱满的性格特征，真实可信思想感情，使他们成为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已！”这一创造目的，使作品中的“人鬼恋”故事意义更加深刻、广泛。通过对纯真爱情的讴歌，表达了对封建礼教和禁欲主义的批判。在鬼狐世界里，作者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将青年男女拖出现实的天地，置入幻想的领域，让他们毫无顾忌地自由恋爱，让被禁锢的人类天性彻底解放，那在300年前，是无人逾越的，达到了历代描写“人鬼恋”的艺术高峰。

三.结语

当然，蒲松龄并未完全超越出他的历史时代，必然也受到他那个时代观念的局限，而未能脱俗。他在作品中未能否定多妻制，并且反对寡妇再嫁，前者如《莲香》，鬼狐共嫁一夫，或鬼媒狐，或狐媒鬼，然后共夫之。后者如《金生色》写男鬼报复妻子再嫁，竟将她活捉;《土偶》中的鬼夫，在寡妻潜心供奉祭祀之下，竟与之交合生子。凡此，都反映出蒲松龄婚姻观落后性的一面。这种题材虽然是个别的，却表现出作者思想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但就大体来说，与作者所创造的具有自由民主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的大量鬼狐形象对比来看，还是瑕不掩瑜的。“人鬼恋”在《聊斋志异》中的缠绵悱恻，引发了后人对它的无限遐想，这才是真正的“人鬼不了情”吧。

注 释

[1]汪玢玲.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风情[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210页

[2]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

蒲松龄口技篇6

3000年前与希腊雅典学院并行于世界文明屋脊的齐国故都，经过无数次智慧、汗水乃至疆域的嬗变更替，成长为今天的淄博市。

漫漫3000年，“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光环已锈迹斑斑，陆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踪迹渐行渐远，从唐宋开始兴盛的古商城的猎猎旗帜亦在岁月漂洗中淡了颜色，然而，这个城市渗透至基因深处的睿智与勤劳、包容与开拓、大器与厚重却如同一根奔腾不息的主脉，跃动出今日的璀璨文明。

它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南依泰沂山脉，北濒九曲黄河，山区、丘陵、平原应有尽有的自然风光，原生的历史人文景观，吸引了国内外无数游客到此寻幽、探秘、访古；它是山东半岛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市，中心城区距济南国际机场70公里，距青岛国家机场和青岛港200多公里，铁路和公路密集度均在国内名列前茅，陆、海、空立体交通网密织出一幅便捷的大交通版图；它亦是全国首批科技兴市试点市、部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和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连续七次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发展蓝图不可预估。

它的源起与更迭，人文与生态，实力与雄心，让这块厚重的土地一次次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焦点。

尊贤尚功，3000年不朽的文明密码

从时光隧道里，款款向我们走来的那些齐人齐事，是解读这片土地3000年文明之根的不朽密码。是它们，让古齐文明没有跟随一个王国的逝去而委靡，而是在一次次残垣断壁处继续盛开，又盛开到夺目。

3000年前，齐国始祖姜太公初封齐日寸，“地泻卤，人民寡”，太公以年迈之躯，在东夷故土上“因其俗，简其礼”，“尊贤尚功”，营造了不计出身，唯才是举，以功为尚，不重名分的良好氛围，于是“人民多归齐”。作为齐文化源头的标志之一，这一举措很快成就了繁盛的齐国，也为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个优秀传统。

是谁的马车，跑得如此匆忙，留下一路烟尘，又是谁的马车，挡在了中间，并且拉起了弓箭……2600多年前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拉开的不是枪林弹雨，而是齐桓霸业的盛世欢歌。公元前685年，齐襄公去世，齐桓公小白因与哥哥公子纠抢先回国继承君位，被公子纠的师傅管仲一箭射中衣带钩，咬破舌头佯装死去，使公子纠不急于行程而夺得了回国即位的宝贵时间。齐桓公即位(前685－前643年)后，非但没有报险些要了自己性命的一箭之仇，反而基于管仲的才能，重用他做了宰相。拜相之初，管仲提出：“建成大厦，决不能单凭一根木材；汇成大海也决不能仅靠几条涓涓细流。君欲成就大业必须任用五杰――举动讲规范、进退合礼节、言辞刚柔相济，我不如隰朋，请任命他为大司行，负责外交；开荒建城、垦地蓄粮、增加人口，我不如宁戚，请任命为大司田，掌管农业生产；在广阔的原野匕使战车不乱、兵士不退，擂鼓指挥着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命他为大司马，统率三军；能够断案合理公道，不杀无辜者，不诬无罪者，我不如宾胥无，请任命他为大司理，负责司法刑律；敢于犯颜直谏，不避死亡、不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他为大谏之臣，主管监察谏议。想要富国强兵有这五位就足够了，想要成就霸王之业，还要有我管仲在这里。”桓公听从管仲建议，令五人各掌其事，并拜管仲为相，终成霸业。

齐国历史上另一个尊贤尚功的代表时期，是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时期。齐威王求贤若渴，唯才是用。他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之弊，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进行政治改革，修明法制，选贤任能，赏罚分明，国力习强。经桂陵、马陵两役，大败魏军，开始称雄于诸侯。又礼贤重士，在国都临淄稷门外建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贤士议政讲学，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东方的学术文化中心。到齐威王末年，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强盛的国家。

齐国尊贤尚功的智慧与胸襟，缔造的不仅是几代霸业，更是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经济与文明巅峰，是一段光耀千古的盛世高潮，是历代子孙恪守并为之骄傲的文明精髓。

据史书记载，公元一世纪以前，临淄―直是中国最大、最富庶的工商业都市之一。齐桓公时，临淄居民就有4万余户，人口20多万；齐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时朗，临淄居民多达7万余户，常住人口保守估计五六十万以上；西汉(前206－8年)初年，临淄“巨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每天“市租千金”，被称为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因此有“西有长安，东有临淄”。

临淄被称为中国商业文明的源地。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就诞生在这里，用减免税收、优待服务等政策，制造出“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盛况的管仲，也被誉为中国商业鼻祖。早在“战后繁荣之父”、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创始人凯恩斯之前千余年，管仲已经创造出宏观经济理论，并记载于中国商业精神的奠基之作《管子》。

临淄亦是国际奥委会考证认定的世界足球起源地。《战国策，齐策》和《史记苏秦列传》中有对当时隋形的描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这是中国史书关于蹴鞠活动的最早记录，也将那个时代的繁荣悉数再现。

临淄“稷下学宫”被誉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所真正的大学。它招揽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等学派游说之士数千人，任其讲学议论。它作为当时东方文明的渊薮，开创了中国历史长河中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它在茫茫思维荒原上开山立派式的思维碰撞，有力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黄金时代的到来。它与几乎同一时期的西方文明源头希腊“雅典学院”遥相辉映，成为世界学术思想史上并驾齐驱、璀璨千古的两束智慧之光。

太多璀璨的巨人巨作，让淄博历史的长河波光粼粼，让历史的天空璀璨夺目，让齐鲁文化博大厚重，但我无法带你去一鸣惊人的英明君王齐威王那里做客了，也不能留住神医扁鹊的脚步，会晤千古兵圣孙武和运筹帷幄的孙膑了，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和孙膑的《孙子兵法》如今依然放在书店的显著位置，并被中外广泛应用于军事与当代企业管理。它们见证着一个奔放的创造性时代给3000年文明史注入的不竭动力。

聊斋，民俗文化的盛世典藏

如果说《水浒传》《三国演义》是烈酒，《红楼梦》是红酒，那么《聊斋志异》便是清茶，需要在黄昏细雨里慢慢地品。只有齐文化这样厚重的根基，才能开出《聊斋志异》这样曼妙灵性的艺术奇葩。这是厚重之上的轻盈飞翔……

这是平原上一个宁静的村庄，青石板铺着蜿蜒小路，垂柳掩映着青砖老屋，时光回到17世纪，1640年的初夏，一个声音清亮的婴儿的哭声从这一典型的北方农家小院里传出，穿透了婀娜的垂柳，吵醒了正在沉睡的乡邻，原来是老蒲家添了一名男丁，谁也 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这个胸前带着青记的小男孩会带来一个多姿多彩的鬼狐世界，让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都“鬼迷心窍”，神魂颠倒。

蒲松龄从小就喜欢听大人们讲妖魔鬼怪的故事，他常常把这些故事放在自己的后花园，让那些人物与鬼怪出没在杂草丛林问，游走在自己被悄然唤醒的文学遐想里。但崇尚科举功名的父辈们，早早就把光宗耀祖的重担压在这个活泼少年肩上。19岁应童子试，蒲松龄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给了他逐渐败落的家族莫大狂喜。但此后他却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为贡生。从19岁考到71岁，这漫长52年的辛酸、失落、疲惫乃至绝望，也许连蒲松龄自己都无法数清。时隔300多年，我们仍能从当年留下的字里行间，清晰看到命运对他的捉弄。

他的著作中有明确记载的两次，是因犯规被黜。一次是在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秋，其年48岁了，因“闱中越幅”(即在考场书卷之时，误隔一幅，不相连接)而被贴出(不准再入试)。其词《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云：“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光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合，痛痒全无……”据说，他一考试就出状况，居然有一次，第一场考得非常棒，第二场却腹痛难忍不能上场，我想是不是那些舍不得他的“狐仙”们捣的鬼。科场失败，令他抱恨一生，也穷困一生。

为生活所迫，蒲松龄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近42年，直至61岁时方撤帐归家。但平凡的生活拢不住他那疯长的艺术才华，他在科考之路屡遭挫败逐渐灰冷的心，只有驰骋在自己的梦幻世界时才会迸发出久违的激情与喻悦。

“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这是蒲松龄当年深夜创作的写照。而关于《聊斋志异》的灵感来源，亦有一段广为称颂的民间故事。

贫寒如蒲松龄，没有经济支撑去设宴会友，搜集故事素材，他便想到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在村口路边树荫下设一个茶摊，几壶热水，一炉粗茶，供行人歇脚聊天。并为此立了一个“规矩”，不管谁只要能说出一个故事，茶钱分文不收。所以不少行人茶客大讲奇闻怪事，乡里趣闻，蒲松龄侧耳聆听，常常从中捕捉到意想不到的故事素材。这些基础素材激发了他的灵感与构思，经过30年沉淀与丰富，终成流传百世的《聊斋志异》。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春节，蒲松龄依窗危坐而逝。终其一生，他都未能看到《聊斋志异》印刷发行。铸雪斋抄本传到宫廷，刑部侍郎高珩为《聊斋志异》做了序，也许这便是他即将撒手潦倒一生时，孤愤之心仅能找到的一点点安慰。

《聊斋志异》的广泛流传是在蒲松龄逝世半个世纪以后的乾隆中期。

这部由民俗文化含聚成的盛世典藏，用人格化、社会化的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展现出东方文明中对善美的憧憬与丑恶的敌视，这与西方教义文化中推崇的人性善美不谋而合，因此在东西方均长销不衰。如今，摘取“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桂冠的《聊斋志异》，不仅有汉语版，还有日、韩、越、英、法、德、俄、意、捷、波等数十个国家的几十种译文本，全国《聊斋》出版物有100多种，以《聊斋》故事为内容编写的戏剧、电影、电视剧达160多部。

蒲文化日渐喧嚣的同时，蒲松龄，这个留着山羊胡子的清瘦老头，在子夜昏黄青灯下孤独伏案的姿势，却固化成一个让无数后人心酸的剪影。他寂寥落寞的76年人生，终成萦绕在《聊斋志异》字里行间的淡淡忧伤。

读懂它，才真正读懂了这部盛世典藏。

正如电视连续剧《聊斋》中唱的：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起都到那个心头来，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几分庄严，几分诙谐，几分玩笑，几分感慨，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

一卷聊斋千滴泪，披萝带荔忆前贤。告别这段使千万人笑也惹千万人泪涔涔的时空旋律，我去另一个村庄串串门。

旱码头，走过繁华与孤独

“天下第一村”是当年乾隆皇帝对它的御笔亲题。

时隔两百年，“金周村”、“旱码头”这些往日的光环曾一度被吹散，直到张艺谋《活着》到来，《闯关东》、《大染坊》、《大观园》等剧组也到这里来为梦想埋单，人们才知道，被吹散的只是光环的表象，那个真实的旱码头一直在历史之外的岁月长河里默默地等待，等待人们蓦然回首时的惊喜。

旱码头指的是周村古商城，因周村不通水路而天下之货聚焉，故称“旱码头”，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已有“周村店”称谓。被人间烟火熏陶T400多年后，这里成了“中国活着的古商业街市博物馆群”。

这个仅5万平方米的古街古巷，绝对是绝版的古城。乔家大院周村分号1884年就刻在青砖上。美国美孚石油公司1904年落成的日子也刻在墙上。《大染坊》里陈六子总买点心给师傅的华康食物店散发着沉香……

走进丝市街，瑞蚨祥绸庄依然红火，这里的每一家店铺，都摆着琳琅满目的丝绸制品，人来客去应该比肩当年盛景；与丝市相邻的银子市，则成了卖古董和供人参观的景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规模颇大的票号就有108家，总资高达600万两白银，相当于60多亿人民币。据说银库都在地下库里，我看到了隐蔽的门，当时这秘密只有商家知道，我跺跺脚，想象不出走在银山上的感觉……

300多年来，周村人打更，只打四遍而免去“打五更”，喝酒划拳也要免“五”，只因有一个叫李化熙的人，生于五更，小名李五更。如果不是李化熙和他的子孙六代人为周村“代商纳税”将“今日无税”的品牌打出去，也就没有周村几百年的繁华。

在周村古镇，抬眼就是飒飒商幡，每一个商幡后面都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这些故事，如今会在古城中心的大戏台上重演，如有时间可慢慢坐下来欣赏，而我，想去城市之外的清凉世界走走。

景观之撼，一步一世界

鲁山，生长在齐地，不知是名字失误还是故作深沉，千百年来它一直沉寂不语。虽是山东省第四座高山，知道它的人却不多，而它，也因多年得沉寂而美丽如初，生态如初。飞瀑流泉，茂密森林，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应有尽有。

鲁山山高、岭长、谷深，素有泰山高，达不到鲁山腰之说。鲁山与泰山谁高，我没去考证，我倒觉得，是“一览众山小”的泰山的名气，掩护了鲁山的风景，让鲁山得以安静的生存。

最难忘鲁山的万石迷宫，人走进去，从一线天到一线也见不到天，一个套一个的石洞，只闻水声不见水影的诡异直叫人攀爬得胆颤心惊，生怕“前路无知己”、“回头不是岸”。万石迷宫是一处冰川时期的遗迹，由于冰的作用，使山体崩裂，经亿万年风蚀冲刷而形成一处花岗岩体支架洞。洞穴相连，明廊暗径，扑朔迷离，从幽深的洞中走出，阳光普照，翠鸟轻啼，仿佛刚才穿过的是时光隧道，这难 得的历险经历，是我在别处从没感受过的。

在淄博市的博山区，我爬上了另一座山――原山，打动我的不是蜿蜒在崇山峻岭的齐长城(当地人说孟姜女哭倒的不是万里长城而是齐长城)，而依然是那罕见的自然奇观――石海。千奇百怪的石头手挽手肩并肩或如坐或如站地分布在山岭上，如海洋中的波涛，汹涌翻浪，甚是壮观。望着这前呼后涌成大海般的石林，我想起了这个地方数不胜数的先贤。

淄博历史底蕴深厚，山山水水都有诗意。那片水波荡漾芦苇婀娜的水，被当地人口碑传颂成一段春秋争霸插曲。相传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霸主齐桓公准备在此会盟各国诸侯，众诸侯唯恐落入齐桓公圈套偷偷率大军前来，这片平地生生被各国战马踏成了湖，于是叫“马踏湖”。马踏湖风景区，芦苇的摇曳让人想起河北的衡水湖，宁夏的沙湖，湖南的洞庭湖。

泱泱齐风古迹遍地，随处一收集，便成为文明光芒熠熠生辉的历史博物馆。在世界考古史上享有颇高地位的东周殉马坑与中国古车博物馆便坐落于此。

东周殉马坑墓主为齐景公(前547－前490年在位)。殉马排列密度平均每米地段2.78匹，全部殉马在600匹上下，属世界罕见。殉马全系壮年战马，分两行前后叠压，昂首侧卧，四足蜷曲，呈临战奔跑姿态，威武壮观。庞大的殉马葬式，看得出齐景公的奢侈豪华与古齐国的国力强盛。它为研究春秋时期齐国历史，特别是对齐国的经济、军事和殉葬制度等方面，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中国古车博物馆是目前我国唯一以车马等陆路交通为展出内容的专业博物馆，它与淄博东周殉马馆一起，构成了齐文化旅游的两大奇观。辽代驼车，契丹族的轮车，让人一看就会想起草原和战场；而幼时在农村见过的小推车，大马车，又一下子勾起了人们的温婉回忆；后世春秋殉车马展厅中，静静地躺着在半昏迷状态下被活埋的32匹骏马，它们的头顶，是象征今日交通速度的高速路立交桥。

沉睡2700年的骏马，你能听到头顶上飞驰的车轮声吗?你知道会和今天的高速公路凝结为同一时空吗?你还能在今后的历史中留下奔驰的俊影吗?

一沙一世界。

淄博的景观，总能像这样在景物之外，给人一步一沉思的无尽遐想。

绿色工业，科技之光下的靓丽城市名片

泰山山脉向东北方向延伸至齐鲁古国交界处，一条润物无声的孝妇河蜿蜒淄博，孕育了两岸出类拔萃的俊杰，也孕育出华美璀璨的工业文明。

在这里，―万年前的沂源扁扁洞人发明了夹砂红陶，开启了源远流长的陶瓷文化；新中国成立后，5种新瓷种在这里惊艳怒放，成为陶瓷业内一度颇为震撼的五朵金花；今天，数种高档日用陶瓷进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和紫光阁，新材料陶瓷更是成为航空航天、军事、电子信息等高科技行业的助力。

它们共同成就了享誉国内外的“淄博陶瓷，当代国窖”。

硅苑科技是当代国窑的一个杰出代表。硅苑瓷器从1984年被选人中南海、紫光阁和国务院办公厅等供国家领导人使用至今，已27年。在此之前，从没有哪个陶瓷品牌在中央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如此难以撼动。这堪称新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传奇。艺无国界。2000年，时任总理的朱F基在中南海接见美国参议员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手捧放在桌上的“中华龙”盖杯爱不释手。向总理问能否送给他珍藏，朱总理回头问了工作人员，当得知是中国淄博生产的就欣然答应。为此，国务院又向硅苑科技公司紧急定制了200套作为国礼给国外政要，并给公司颁发了外事专用杯的证书。普京夫人看到这套产品后，非常喜欢，她亲自于2002年和2009年两次购买“中国龙”产品作为个人收藏。

除了“淄博陶瓷・当代国窑”，淄博市还有另一张正被逐渐叫响的名片――“新材料名都”。前者代表的是淄博最传统陶瓷产业的“凤凰涅”，后者是近几年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的新支柱产业。

百余年来一直把重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淄博市，在近年的产业洗牌中，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工艺装备，拉长产业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的等阔斧大刀，成功劈开产业荆棘，走上了与重工业抢生态，向高科技要效益的康庄大道。

以国内氟硅产业骄子东岳集团为代表。1987年，38个农民从两台被国有企业淘汰的小转炉开始创业，沿着“科技、环保、国际化”的发展方向，用20年建成了完整的氟硅高新技术产业链和新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组成的产业群，创下了绵绵不断的生态产业效益。在中国大企业集团科技竞争力500强排名中，东岳紧随海信、联想等企业居第四位。2010年中国化工百强企业中，东岳名列第25位。2009年10月17日，、、、李源潮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东岳视察，对东岳在氟硅材料特别是离子膜研发取得的重大自主创新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淄博，这个在山东省“一蓝一黄”等重大区域带动战略中处于东西连接延伸轴线的城市，正在立足它的区位功能优势，全力打造特色新材料产业聚集区，力争经过3到5年，使新兴产业产值达到5000亿元以上，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到50％以上。同时，以蓬勃的激情与饱满的智慧积极融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与济南都市圈建设。

昔日的产业“坏孩子”，正在今日淄博人的决心和努力下日渐变绿。

蒲松龄口技篇7

《聊斋志异》给我们塑造了数以千记的各色人物，这些人物既属于一定的社会阶层，有其社会本质，又都有鲜明个性。同是年轻的女性形象，有感情缠绵，拘于叔父严训而行动谨慎的青凤（《青凤》），也有天真浪漫、肆意言笑、不受任何礼教约束的婴宁（《婴宁》）。有爱诗善歌，“谈词风雅”却心境凄苦的林四娘（《林四娘》），也有不懂世事、顽皮憨跳、乐不知愁的小谢（《小谢》）。有“瘦怯凝寒”、无力自卫的连锁（《连锁》），也有“艳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只身为父报仇的侠女.........这些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了作者的理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蒲松林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的不同性格，让不同的人物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遵循各自不同的性格逻辑活动，在人物的相互碰撞、对比中凸显形象。小翠（《小翠》）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小说中一共出现五次较为严重的矛盾冲突，在每一次冲突中，小翠、元丰、王太常及其夫人都从不同的利害考虑出发做出各自的反应，每个人的性格也在这一次次的反应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第一次，小翠踢球时，球误中王太太面部。小翠和丫环都躲起来了，憨痴的元丰反倒迎上前去捡球，王大怒，把一块石头扔给他，元丰于是大哭。夫人得知后，责备小翠，小翠却“俯首微笑，以手创床”。随即又“憨跳如故，以脂粉涂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见她满不在乎，非常生气，又痛斥了她一顿，“女倚几弄带，不俱亦不言”。夫人没有办法，只好以打元丰出气，元丰大哭，“女始色变，屈膝乞宥”。夫人怒气马上消解了，小翠于是“笑拉公子入室，代扑衣上尘，拭眼泪，摩挲杖痕，饵以枣栗。公子乃收涕以”。在这一段中，小翠表现出少女顽皮、善良、活泼的天性，同时从她挨骂俯首微笑、不俱亦不言的神态中，读者也感受到她的倔强。老夫人对此毫无办法，最后自己找了个台阶匆匆收场，而她一本正经、虚张声势的婆婆派头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王太常和元丰出场的时间很短，表现不多，但都确定了各自的基本性格。

第二次，小翠假扮冢宰，将两个丫环扮作虞候，一道驰到王给谏门前，大声说道她要拜访的是侍御王太常，而不是王给谏。随后返回，守门人也误以为真，赶忙禀告王太常，待他出来迎接时，才知道是小翠的恶作剧。于是大怒。夫人也气冲冲地去找小翠算账，小翠“惟憨笑，并不置一词。挞之，不忍；出之，则无家。夫妻懊怨，终夜不寝”。结果，王给谏也误以为冢宰夜访王待御，从此不敢再中伤她，反而大献殷勤。王太常发现结果出乎自己的意料，窃喜之余叮嘱夫人劝小翠改过。小翠“笑应之”。这一回，细心的读者发现了小翠的举动具有超乎常人的神秘之外，她的笑表示她早已洞察一切，预知一切，而这一切都是在她的操纵下进行的。王太常及其夫人谨小慎微，自私的小人心态已是暴露无疑。

第三次，王给谏到王太常家寻衅，突然看见元丰身着龙袍，头戴旒冕，惊骇之余，喜出望外地把兖衣旒冕都拿走了。王给谏知晓后，吓得面如土色，大哭道：“引祸水也!指日赤吾族矣!”夫妇俩拿着棍棒去找小翠，小翠早已关闭门户，听凭他俩痛骂。王给谏果然参了王太常一本，控告他谋反，有衮衣旒冕为证。皇上验看时，发现旒冕是高梁秆做的，龙袍则是破败的黄色包包袱皮；又召见元丰，见他完全是个，越发相信王给谏是诬陷。于是将他流放云南。通过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王太常去除了心病，并且感觉到了小翠的特异之处。紧接着，小翠以蒸煮未能治愈了元丰的痴呆，当元丰昏晕过去时，夫人以为小翠烫死了儿子，且哭且骂，甚至用头去撞小翠。每一次矛盾发后时，王氏夫妇总是不问缘由，对小翠非打即骂，一副必除之而后快的架势；事后，即便觉察到小翠所为是为自家着想，谋利，也从未表示过感激。因此，夫妇俩的自私、寡情和沆瀣一气就完全表现出来了。

最后一次，小翠携失手打碎了一只玉瓶，王氏夫妇又异口同声地呵斥她，全然不想小翠的恩德远非一只玉瓶可比。这回，小翠的倔强脾气上来了，确实是忍无可忍了，她对元丰说道：“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何遂不少存面目？实与君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劫，深受而翁庇翼；又以我两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来报曩恩，了夙愿耳。身受唾骂，擢发不足数，所以不即行者，五年之爱未盈。今何可以暂止乎!”终于负气离去。至此，几位主要人物的性格，个性必都在冲突中得到了充分、细致的描摹和刻画。

要使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意义，就既要刻画出人物所处的同一阶层的人的共同性，同时更要突出人物的个别性，只有既具“个性”而又能反映同一类人的“共性”的艺术形象，才能称之典型形象。蒲松龄长于在同一类型人物的共性中发掘各自鲜明的个性，使人物绝无同一面目，同一性格的重复。例如：同是贪官，《梦狼》中的白甲凶恶 胜过猛虎，鱼肉百姓，对上司奴颜卑膝，精于溜须奉承的为官之道；《梅花》中的典史为了五百钱，诬陷梅女与盗贼私通，直接逼死梅女，而他本人就是一个无赖，花钱买了一个典史的官衔，就变本加厉地敲剥，搜刮，无所不为；《考弊司》中的鬼王，在索贿的问题上铁面无私(人人都得献上大腿的一块肉作见面礼)，甚至为了钱财六亲不认。同是痴情者，《阿宝》中孙子楚为了与爱人在一起，砍去枝指，灵动出窍，甚至化身为鹦鹉伴随在阿宝左右，一个锲而不舍，执著一念的痴情者形象跃然纸上；《连城》中的乔生则才华横溢，血气方刚，忠诚而有骨气；《瑞去》中的贺生则诚笃重承诺，对爱情忠贞不渝……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

把性别相同，年龄相仿，性格相似的人物塑造得个性鲜明，各不相同，蒲松龄的作法是有意将两个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刻画，同中见异，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技巧。《小谢》中的小谢，秋容均为美貌的女鬼，两位都很年轻，爱戏谑，爱调笑，顽皮，活泼，喜欢听恭维的话，聪明好学，任性，好耍小脾气……但她俩仍有各自鲜明的特点，比如小谢善书，秋容善读，秋容较小谢更敏感，好胜等等。即便两人同时出场，读者也能辨别出她们的差异。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往往更能突出人物的个性，使人物在本质特征上区分开来，也能给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人物的刻画离不开语言的应用，尤其是个性融会贯通的语言更能把人物塑造得丰满生动，个性突出。蒲松龄是一位驾驭语言的天才，他懂得语言在塑造人物中的作用。《聊斋志异》善于应用口语，俚语，同时也常常应用声口毕肖的对话来塑造人物。如《荷花三娘子》中，宗生在狐仙的指点下，将荷花三娘子的真身――一枝短干红莲――折回家中：正准备照狐仙的指示用火去烧烤花蒂时，三娘子不得不化为妹丽现身。……宗惊喜伏拜。女曰：“痴生！我是妖狐，将为君崇矣！”宗不听。女曰：“小生自能识卿，何待教？”捉臂牵之，随手而下，化为怪石，高尺许，面面玲珑。乃携供案上。焚香再拜而祝之。入夜，杜门塞窦，唯恐其亡。平旦视之，即又非石，沙帔一袭，遥闻芗泽……女笑曰：“孽障哉！不矢何人饶舌，遂教风狂儿屑碎死！”乃不复拒。这些充满意趣的个性化对话，不仅把荷花三娘子由初对宗生的怨恨到后来产生好感的曲折情感描写了出来，体现出三娘子泼辣的个性；而且也刻画出了胸有成竹，洋洋得意，执著一念的心理状态。

蒲松龄之所以能塑造出如此众多的成功的形象，关键之一是：他所写的异类具有人的感情，品性，是与活生生的现实 联系在一起的。作者将花妖鬼魅等置于日常生活的场景中，让他们像人一样思维，行动，于平易普通之外见其怪异突兀，也于怪异突兀中尽显人情。正是由于二者的辩证统一，才使作者创作出如许生动鲜明，维妙维肖的异类形象，从而避免了公式化概念化千人一面的弊端。

蒲松龄口技篇8

摘 要：阿宝是《聊斋志异·阿宝》篇中重要性不亚于孙子楚的主人公，作者对其着墨虽少，但都是精要传神之笔，其形象丰满生动。本文从阿宝“无心——动心——生情——痴情”的心路历程及其痴情的具体表现来分析这一艺术形象。

《阿宝》篇是《聊斋志异》中卓然异色的佳构，历来为品鉴者推赏。但是，评论家们的注意力多放在男主人公孙子楚身上，或是激赏于小说从对“痴”、“拙”与“慧”、“巧”两种人生态度的反思中提出的“性痴则其志凝”的哲理，直至当代，论者多沿此路数。人们似乎大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小说是以“阿宝”为题标举全篇的。有的论者虽提到这一问题，却认为“作品篇名虽然题为‘阿宝’，但她只是做为一个故事的串线人物”。事实上，《阿宝》篇之所以卓异突出，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技巧不露声色地刻画出一个性格独特、形象鲜明的“圆形”艺术形象——阿宝，她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其重要性决不亚于孙子楚。

一

爱情是《聊斋志异》的主要题材之一，蒲松龄在表现爱情的百余篇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情痴”艺术形象。其中男情痴尤其为多，但这些男情痴的情感多属于恋慕女方容色的浮浅层次，而缺乏深刻的爱情。在情感方面，孙子楚并未脱出这一窠臼。

孙子楚的特异之处，也是蒲松龄着意要突出的，不在于他的痴于情，而在于他为人处世事事皆“痴”——朴诚、执著，从而寄寓“性痴则其志凝”的哲理。比如，阿宝戏请“渠去其枝指”，孙子楚竟果真冒死“以斧自断其指”。此时孙子楚还未见过阿宝，也与阿宝无丝毫瓜葛，只是在“戏之者”的鼓动下去“通媒”，根本谈不上爱情，更谈不上是为痴情做出大无畏的牺牲。“自断其指”，不过是本着他一贯的做人态度而为。以惊人的认真对待显而易见的玩笑，作者是要写其“痴性”而非“痴情”。再如孙子楚死而复生后听信人言“制成七艺”一事，也和痴情没关系，仍是写其为人朴诚。

真正令人感佩的情痴是阿宝。她不是像《聊斋志异》中大多数女情痴那样，对男子一见钟情、立即委身相许，而是在与孙子楚的接触中了解了他的为人、感动于他的真诚执著，逐渐产生了爱情。她爱的是孙子楚的内质而不是外表，这样的爱情才是深刻坚实、值得生死相许的。一旦爱上了对方，阿宝毫不犹豫地为两人的结合采取了一步步大胆而明智的措施。为了爱人，她回绝父亲“招赘”的提议，甘受贫苦，不辞劳苦勤俭持家，直至以身相殉。阿宝之独秀于《聊斋志异》众痴情女之林，还在于她是一个生活在世俗社会中、没有任何神异成分的人间女子，而不是鬼狐花妖。鬼狐花妖们超越了人世，从而也就没有人间礼教的束缚，这使她们在追求自由婚恋的道路上少了许多阻力，同时也使她们的“痴情”少了些震撼人心的成分。

的确，在《阿宝》篇中，就笔墨而言，作者是在孙子楚身上着墨多，而在阿宝身上着墨少。这使得孙子楚处于“显”处，首先给读者一个鲜明的印象，而阿宝相对是在“隐”处。但传神之笔不在乎多，正因阿宝的“采”是“伏采潜发”，才更为耐人寻味。蒲松龄高妙的艺术技巧使“显”与“隐”相互生发，辉映成趣。虽然着墨不多，阿宝这个艺术形象却个性鲜明、生动丰满。

二

《阿宝》开篇先描写了孙子楚的情况，主要是被人“相邮传作丑语”的迂讷、痴憨情状。随后概括交代阿宝的情况：“邑大贾某翁，与王侯埒富，姻戚皆贵胄。有女阿宝，绝色也。日择良匹，大家儿争委禽妆，皆不当翁意。”这是在世俗眼光中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一个是“有枝指”、“性迂讷”、“呆”、“贫”而且鳏居的“孙痴”；一个是“大家儿”争相求娶、“绝色”美貌、生于财势两富之家的闺秀。正因如此，那些“劝其通媒”的人才以此捉弄孙子楚。而“孙痴”毕竟是“孙痴”，“殊不自揣”，竟然就去“通媒”。

此时，阿宝第一次正面出场。“媒媪将出，适遇宝，问之，以告。女戏曰：‘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这一笔乍看似乎随意写来，仔细品味却颇有意蕴。文字简约而传神，仅以一言一行就使人物个性跃然纸上。试想，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盛行之时，越是富贵名门的女子，所受束缚会越多，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行不露足，笑不露齿”，婚姻之事更是要听从父母之命，不可自行过问。然而，“媒媪将出”却遇到了阿宝，阿宝此时显然不可能是在自己的“绣楼”上；见到“媒媪”登门，其所为何来不言而喻，阿宝却又主动相问；并且不仅没有羞涩之态，得知求亲者是孙子楚后还开起玩笑来。寥寥数语就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纯真、率直的女孩子，她稚气中透着大胆，顽皮中隐含了对封建礼教的不屑。点出这样的性格，是在为下文写阿宝逐渐动心、生情、痴情张本，为阿宝的感情变化提供合理内核。同时，由阿宝得知孙子楚求亲随即脱口而出戏言，也表现出这一“戏”完全出于无心，除了感到传闻中“孙痴”的可笑外，阿宝此时全没将孙子楚放在心上。

出人意料的是，痴绝的孙子楚竟冒死“以斧自断其指”，以极端的认真回应了阿宝之“戏”。本是随意开个玩笑的阿宝不能不为之震惊——“女亦奇之。”“奇之”，则是心已有所触动。所以第二次的“戏请再去其痴”已不完全是玩笑了。对一个素昧平生的男子，自然不能因一个玩笑就真的以身相许，故而阿宝以“再戏”应对；另一方面，“孙子之痴，直是诚朴。阿宝使去其痴，实是观其诚否耳”。作者随笔这一转，见出阿宝的机变聪明，又翻出下文无数好文章。

孙子楚闻阿宝二次戏言而“哗辨”，又“转念阿宝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此时孙子楚从未见过阿宝，还没有产生爱情。于是，求亲的念头“顿冷”。作者行笔至此“小作顿挫”，然后起笔着力写阿宝姿容之美。不做直接描绘，而用汤显祖所谓“借客行主”法。汤显祖评笺“董西厢”：“文章之妙全在借客行主，若只写崔之奇艳，张之疯狂，人皆能之，此却把众和尚闹道场处极力描画。”不直接描画崔莺莺的美，而极力铺排和尚们见崔后的颠倒情状，以衬崔莺莺之美。蒲松龄对此技法可谓驾轻就熟：“遥见有女子憩树下，恶少年环如墙堵。……少顷，人益稠。女起，遽去。众情颠倒，品头题足，纷纷若狂。”——这是以恶少们的颠倒狂态来衬阿宝的“娟丽无双”。“生独默然。及众他适，回视，生犹痴立故所，呼之不应。群曳之曰：‘魂随阿宝去耶？’亦不答。”——这是遇“妓狎逼”“则赪颜彻颈”的老实人孙子楚见阿宝后的反应，更托出阿宝的“美如天人”。写美人而不凿实，状旁人言行以烘云托月，给读者留下无限想象空间，更增其美感。

孙子楚因痴慕阿宝美貌而魂离躯体依随阿宝。阿宝“每梦与人交，问其名，曰：‘我孙子楚也。’心异之，而不可以告人。”第二次出语相戏后杳无下文的孙子楚这时竟在梦中与己“交”，作为尚未出嫁的少女，阿宝并没有惊恐万状而只是感到奇怪，作者以微妙的心理活动继续刻画这个女子的独特。孙子楚离魂三日，以致“气休休若将澌灭”，在孙家人再三哀恳下，阿宝的父亲允其招魂于己家。巫师到来，“女诘得其故，骇极，不听他往，直导入室，任招呼而去。”巫师来招一个男子的魂魄，而阿宝得知孙子楚性命垂危后，竟毫不避嫌，“不听他往，直导入室，任招呼而去”。其率真、坦诚、善良的个性进一步突显出来。同时，这也再次为阿宝痴情于孙子楚做性格上的铺垫。阿宝闻孙子楚醒后对自己室中物品“历言不爽”之事，作者用“益骇”状其心情。由此可知，“女诘得其故，骇极”及“益骇”中的“骇”字，非指恐惧，在这里应该是指内心的惊异、震动。自此，阿宝“阴感其情之深”，少女的芳心已被打动。

由于已经开始属意于孙子楚，浴佛节降香路上看到痴候路旁的他，阿宝不由得“以掺手搴帘，凝睇不转”。而“生益动，尾从之”。阿宝经过与孙子楚几番不平常的接触，了解了他的为人、秉性以及对自己用情之诚挚专注，在此基础上萌生了爱情；而孙子楚更是已对阿宝用情良苦。此时，两人的情感已经发展到“两情相悦”的阶段。此情此景使但明伦不禁感叹道：“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情景可想。”但阿宝毕竟是阿宝，她大胆地打破了这“脉脉不得语”的僵局——“女忽命青衣来诘姓字”。对方的姓字阿宝何尝不知，此举分明是向孙子楚示情。对一个封建时代的闺中女子来说，能做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前文曾几次揭示阿宝的个性，提前做好了铺垫，读者看到阿宝此举，不仅不会感到突兀，而且还觉得合情合理。

阿宝的行动更加深了孙子楚的痴情，作者又翻奇笔，孙子楚化身鹦鹉来与爱人相会。阿宝得知自己缚住的鹦鹉竟是孙子楚所化，“大骇”——她的心灵再一次被深深震撼。她大方地表白了心声，并主动谈及婚嫁：“深情已篆中心。今已人禽异类，姻好何可复圆？”当听到孙子楚“得近芳泽，于愿已足”的肺腑之言，再看到孙子楚只要能在自己身边，身为异类也乐在其中、别无所求的实际表现，阿宝终于彻底将芳心倾注于这个值得自己去爱的人。于是，她坦诚地发下了誓言：“君能复为人，当誓死相从。”

至此，阿宝完成了“无心——动心——生情——痴情”的心路历程。从此以后，她便以自己披肝沥胆的痴情回报着孙子楚的痴情。

三

阿宝一旦发下誓言，很快就以行动来实现自己的承诺。她的第一步行动，是“故使婢泄其情于母”。母亲问清情况后，立即对这桩婚事提出了质疑：“此子才名亦不恶，但有相如之贫。择数年得婿若此，恐将为显者笑。”有这种顾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这时候，孙子楚化鸟后偶然的一次狡狯帮了忙。孙子楚所化的鹦鹉听了阿宝“誓死相从”的誓言后，仍然担心阿宝“诳”自己，所以临飞走时衔去阿宝的一只绣履做为信物。此刻，这只绣履成了阿宝争取自主婚姻的有力武器。在当时的社会，一个闺中女子的绣履落入一个不相干的男子手中，意味着大伤风化的败德丑行，传扬开去，不仅女子本人将身败名裂，甚至还会使其家族名声扫地。阿宝充分利用了这种封建观念，“女以履故，矢不他。”“三会本”《聊斋志异·阿宝》何评：“托履故耳，女心属孙已久矣。”父母终于不得不依从了她。

值得玩味的是，对阿宝争取自主婚姻的斗争，作者仅着以七字，具体过程只字不表。此处的不写实胜于大写特写，阿宝性格中倔强、执拗的一面在“不着一字”中尽显出来。对这么一桩双方客观条件相差悬殊的婚事，曾经为择良婿千挑万选的阿宝父母，难道仅为“绣履”一事就能轻易应允吗？“翁媪从之”，那一是因为要维护家门声誉，更是因为拗不过女儿罢了。同时，写性格中的这种专执的成分，也可为后文阿宝以死相殉张本。

有情人终成眷属，小说似乎已该作结。但作者偏偏不结，笔锋一转，忽写“翁议赘诸家”，又生发出一层新境界。父亲怜爱女儿，怕爱女经受贫苦，于是提出招赘，正是人之常情，文章转得丝毫不露斧凿痕迹。面对这种情况，阿宝再次显示了她的卓越，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见识：“婿不可久处岳家；况郎又贫，久益为人贱。儿既诺之，处蓬茆而甘藜藿，不怨也。”对此，但明伦又不禁感叹：“女之志固可嘉，女之识尤可爱，此皆人不易及处。”（“三会本”《聊斋志异·阿宝》）阿宝的一席话，不仅显示了人“不易及”的见识，也显示了人“不易及”的至情至性。一旦倾心相爱，阿宝即处处为爱人着想，为了爱人，自己宁愿“处蓬茆而甘藜藿”，绝无怨言。这样的见识，这样的用情，这样的肝胆，阿宝的一诺何止千金！阿宝——真乃情中之至宝也。

身为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阿宝嫁到贫寒的孙家，而孙子楚“痴于书，不知理家人生业”。阿宝正如自己承诺的那样，无怨无悔，勤谨持家。“女善居积，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两人生活得幸福美满。可是，幸福的生活突然被横生的波澜打断——“生忽病消渴，卒”。阿宝“哭之痛，泪眼不晴，至绝眠食。劝之不纳，乘夜自经”。被人救醒后终又三日不食，坚决以死相殉。这刻骨铭心、生死相依的痴情，终于把阴间的阎君也感动了，一向铁面无情的阎王爷居然赐孙子楚重生与阿宝团聚。真是“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情到痴处，感天地、泣鬼神。

看到阿宝以死相殉的痴情后，我们终于明白了，阿宝当初的“高自位置”，非以家富，非以貌美，乃是一个好女子对自己同生命一样宝贵的那分情感的珍重。这样的女子不会轻易动情，而一旦动了情，她的爱必将是热烈、执着而深刻的。

统观《阿宝》全篇，蒲松龄写阿宝着墨少，且几乎全用简笔。然而所写的都是精心遴选出的、最能表达人物情态心性的言行或细节，传神地活画出一个美丽、率真、坦诚、大胆、聪慧、善良、执着、明智、能干，审慎用情而又痴情专一的女子艺术形象。作为女子，阿宝几乎是完美的。

蒲松龄一向是自诩为痴人的，他曾自称“素不达时务”（《与韩刺史樾依书》），“回头自笑痴颠”（《醉太平》），“一拙心所安”（《拙叟行》）。在孙子楚身上，是有蒲松龄的自我投射的。而阿宝的形象，很可能寄寓着蒲松龄在爱情上的白日梦，不难看出，阿宝几乎就是蒲松龄的夫人刘孺人和他的红颜知己顾青霞两人优点的集大成者。

参考文献

[1] 张友鹤辑校：“三会本”《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蒲松龄口技篇9

为进一步加快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瓜沥镇属沙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合蔬菜产业发展。特别是蔬菜产业发展迅速，现种植面积（复种指数）1.6万余亩，总产量6万吨左右，总产值3600万元以上，每亩产量 3700公斤，每亩产2200元以上，为了提高产业效益，加快发展设施蔬菜，现有设施栽培面积近1000亩，种植模式多样化，效益明显提高。如本镇永福是蔬菜村。每年用钢管大棚种植模式是、蒲子――叶菜――莴苣一年三熟面积不断扩大，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将蒲子――叶菜――莴苣种植技术要点具体总结如下:

蒲子每亩产量3800公斤，每公斤售价5.1元，每亩产值19380元,每亩成本7000元，每亩净利12380元；

叶菜每亩产量1500公斤，每公斤2.9元，每亩产值4350元，每亩成本2050元，每亩净利2300元；

莴苣每亩产量2400公斤，每公斤2.1元，每亩产值5040元，每亩成本1800元，每亩净利3240元；

全年三季合计总产值每亩为28770元，减去每亩总成本10850元，净利17920元。现将该模式主要栽培技术介绍如下。

1、基地选择

宜选用土层深厚、疏松、保肥保水性强的肥沃土壤种植。在排水我区春、夏、秋季节降雨较多，特别是暴雨频繁，客易发生内涝，要选择地势较高，排灌良好的田块方能正常播种及种植。2010年我们选择瓜沥镇永福村作为试验栽培基地，种植面积为1.5亩，现将其高产栽培技术要点简介如下；

2、栽培技术要点

2.1浙蒲2号栽培技术

2.1.1选用省农科院育成的优质抗病杂交一代长瓜新品种

2.1.2适时播种育苗。采用保护地盘育苗移栽方式，2009年12月8日播种,2010年1月2日分苗假植，2010年2月12日定植大田。

2.1.3施足基肥。蒲子移栽前，精细整地施足基肥，每亩施汇仁牌有机复合肥200公斤、45%挪威进口复合肥50公斤。

2.1.4合理密植。2月12日移栽，每亩栽植1000株左右。

2.1.5及时追肥。“浙蒲2号”丰产性好，需肥量大，定植前要施足基肥。开花结果期视植株生长情况适当追肥。2010年1月30日每亩撒施30公斤油饼，有机肥（鸡粪）180公斤，三个15%洋丰复合肥50公斤作基肥；开花结果期植株3月18日每亩对水浇灌高氮海澡肥施5公斤；3月31日每亩对水浇灌46.5%尿素10公斤，16%磷肥10公斤；4月12日每亩放半沟水中撒施15-15-15芬兰复合肥15公斤；4月20日每亩放半沟水中撒施46.5%尿素10公斤；5月15日每亩放半沟水中撒施三个15%芬兰复合肥15公斤。

2.1.6整枝。视植株生长情况，要及时剪掉细弱徒长的侧枝，摘取畸形瓜和无商品价值的瓜，每株结2―3条为好，3月21日，3月27日，4月8日剪枝档老叶各一次。有利于通风透光。

2.1.7病虫草害防治。整个生育期害虫主要防治蚜虫，病害主要防治白粉病等。移栽前3天用施田补喷一次除草剂，防治杂草生长。2月21日每亩喷施40%乙烯利11毫升；防病治虫按照无公害的要求进行。3月下旬至5月中旬使用点花用调节剂点花.

2.1.8其他管理。每天早开晚关进行气温调节。3月20日到5月20每天下午进行授粉，结合瓜蔓上棚。幼苗4片真叶时喷一次150ppm乙烯利，一周后在喷一次，促进早开雌花。注意留足授花株，无雌花时可以采用早瓜灵等药液辅助座瓜，后期雌花开放当天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2.1.9适时收获。4月21日前后开始采收，7月3日采收期结束，采收期74天。

2.2小白菜栽培技术

2.2.1选用早熟5号良种。

2.2.2施足基肥。每亩45%挪威进口复合肥60公斤进行深耕、深翻。

2.2.3适时播种。7月12日前后，及时清理茄子，直播早熟5号，每亩500克左右。

2.2.4及时追肥。8月2每亩施46%镇海尿素25公斤。

2.2.5病虫草害防治。7月12每亩用丁草胺150毫升加水45公斤，地面喷雾进行封闭除草。由于采用遮阳网及大棚周边防虫网栽培技术，明显减轻斜纹夜蛾、小菜虫等为害。7月25日每亩用阿维灭幼脲100克防治斜纹夜蛾等害虫。

2.2.6适时收获。8月15日前后开始采收，8月22日采收期结束，采收期8天。

2.3莴栽培技术

2.3.1选用冬日红莴笋良种。

2.3.2适时播种育苗。由于8月下旬正处于高温阶段，莴育苗采用天膜、遮阳网及小拱棚遮阳网等降温措施育苗技术。8月25日进行播种育苗.每亩70克左右。

2.3.3施足基肥。当莴苗龄达30天左右时可定植，移栽前对大田精细整地施足基肥，每亩施汇仁牌有机复合肥200公斤、45%挪威进口复合肥40公斤。

2.3.4合理密植。9月28日移栽，每亩栽植4500株.

2.3.5及时追肥。10月5日每亩施46%镇海尿素8公斤,10月29日每亩施46%镇海尿素25公斤.

蒲松龄口技篇10

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应该由受众的评价和票房的收入来评价。在此，不做过多的评论。仅从艺术学的角度来解读《画皮》。

1 中国式的文学艺术

200年前，蒲松龄小说《画皮》，是一个唯美的惊栗故事。王生因女鬼年轻貌美而动了心思，当发现对方真实身份后，吓得是屁滚尿流。女鬼和王生交合，因道士符而恼怒中挖了王生的心肝。结局时虽然还算完美，但是过程却是那么的惊心动魄。其实，这里难免有作者对当时社会上很多道貌岸然之辈的无奈地折射。这也许就是中国古代书生的一个侧面反映，也许就是追求结局完美的中国人的习惯吧。

今天的电影《画皮》，和蒲松龄笔下的是完全不一样了。男一号换成了一个将军，女鬼则换成了一个千年狐妖。蒲松龄的小说，虽然过程惊栗，但是结构比较简单。电影《画皮》，则是充满着以爱情为主线的各种矛盾集合。王生、佩蓉和九尾狐这一矛盾，王生、佩蓉和庞勇之间的爱恨纠葛，王生、九尾狐和蜥蜴精之间的爱与不爱。较之蒲松龄的小说，也许是当今社会比200年前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更为复杂的缘故。200年前中国社会，是一个男性社会，是一夫多妻的社会，是一个男人当权的社会，女人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当时故事只能那个结构。200年后的而今天，是一个男女地位貌似平等的社会，是一个欲望横流的社会，是一个权钱和“小三”多发的社会，所以今天的《画皮》就得更复杂一些。

通俗地讲，文学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只是不同的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背景、阅历等知识和人生积累，用文学的手法诠释自己眼中的社会，其中充满了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优越生活的追求等。

2 语言的艺术

王生：“我爱你，但是我已经有佩蓉了。我死了求你救活她”。单从这一句讲，算是说出男一号的复杂心情和对感情的原则，在痛苦的矛盾中的挣扎的真心的表白和诉说。但是，从朝代来讲，又是错误的。因为汉代是一夫多妻的，不会存在今年的“小三”的概念。也就是男一号的演技折服了观众，但是导演的思维欠周详却是一个败笔。

“我永远爱你，你是我的夫人，不管你做了什么，我们一起承担”。这一句台词，表面上是王生对佩蓉真爱的显露，深层意义上讲是重情重义的中国男人对家庭负责和爱人忠贞的优良品德的宣扬。

佩蓉：“如果你真的爱他，就不要伤害他”和“我可以喝了这个，但是你能不再杀人吗？”这两句语调平淡的台词，被赵薇演到了极致，这是一个弱女人在最无奈、最无助、最痛苦时的哀求。佩蓉近似哀求的语言，在电影中表达了对丈夫的爱比天大比海深，自然赚取众多观众的眼泪。同时，这两句台词也反映了中国女本文由收集整理人传统的美德，为丈夫不惜牺牲一切的美德。

“你其实还不懂，什么是爱。”这句台词在赵薇貌似平淡的语气中出来，却让很多观众不由一颤，也让很多观众产生了共鸣。因为这不仅仅是说给九尾狐一个人听的。什么是爱？根据影片的内容，很多观众都会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九尾狐修行千年成人形，不要跟随自己多年的蜥蜴精，宁愿选择做王生的小妾，甚至于只要和王生在一起就行的“虐恋”。第二，蜥蜴精为了九尾狐，鞍前马后的那么多年，悉心照顾那么多年，甘愿为其牺牲千年的道行等等，却最终还是换来九尾狐的一声怒斥。第三，庞勇为疗情伤，远远地离开了。但是自己曾经的爱人却又求自己驱妖救自己的情敌。第四，佩蓉对庞勇的无情，对王生用生命去爱的反差。如此这般，不容得观众不去思考，这也许就是这部电影打动观众的原因之一吧。

九尾狐：“你舍不了你的妻，可你终究也还是爱我的，你终究还是爱上我了！可是你不在了，要这副皮囊又有何用？即使陪你终老的人不是我，我还是要你活着”。在王生自尽之时，听到王生说对她还是有爱的。这个“虐恋”的九尾狐，喃喃地说出了上面的台词。此语一出，让全场默然无声，观众此时也许各有所思。有对九尾狐这“虐恋”感到惋惜，有为蜥蜴精痴情的痛惜，有对人、妖之殊路之爱的怀疑。同时，这也是对当今社会那些“有缘无分”的、爱上“有妇之夫”的女人的反映。

庞勇：“我去砍死她好不好？”，这一句陈浩南式的语言，从这一硬汉口中一出，引来的是观众的笑声一片，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安静的沉思。缘何？试想一下，为了自己的情敌安危，自己曾经心爱的人来求自己。一个战无不胜的将军，一个懂打仗不懂爱情的男人，这一句有些许幽默的台词，将剧情推向了一个高潮。从古至今，社会上都会有这样的男人，事业成功，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爱情。用通俗的话将，就是有智商缺情商。

蜥蜴精：“等我把他们都杀光就带你走”。一个痴情男人的疯狂的，近似歇斯底里的表白，在剧尾彻底的爆发了。这里包含着压抑千年的痴情宣泄，有对九尾狐生命垂危而没有理智的最高层次爱情程度的表达。看到这里，众多的男女观众都会有想落泪的感觉。女人想落泪，是被这样的男人感动，可能她在偷想：要是有这么一个对我的男人，我一定好好珍惜。男人想落泪，大多是出于对同性这么痴情感到敬佩之情。

3 多种中国式的场景

沙漠风光。开机就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漫天的沙漠场景，一下就把观众带到一个有点狂野的场景。就是开机的沙漠，把影视的基调定位是一个不好的结局，即使不是凄惨的，也绝对不是完美的。

汉朝的建筑。王生带着剿匪回来后的驻地，是典型的汉朝鼎盛时期的建筑。这个镜头，让对中国建筑感兴趣的人立马睁大眼睛，以便看个仔细。对于国外观众来说，更是一种中国典型建筑的欣赏和崇拜的机会。这也是中国式经典的木质为主的庭院式建筑的显现方式之一。

酒文化的场景。庞勇和“降魔者”相遇之后的晚餐上，庞勇问店小二是有酒，而且要“九酝春”，这个很小的场景，但却给出了三个中国文化的消息。第一，中国当时的造酒技术比较高超，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品牌的酒。第二，当时的豪爽武将基本都是无酒不欢。第三，酒在中国的人际关系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