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卫东官场笔记十篇
时间：2023-03-28 17:22:49
侯卫东官场笔记篇1
1、孔正义当了多年财政局长，业务精熟，这一次被双规，百分之百是内部人搞鬼，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这句话是经历过血泪的经验之谈。
2、上级到单位来得多，说明关心；上级到单位来得少，说明放心。
3、这事你要记在心里，不要记在本子上，春节期间自古就有访亲拜友的习俗，有一些对益杨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领导需要在春节前后拜访，既可增加感情，又可以得到领导的指示，这事很重要，切不可掉以轻心。
4、官场人和事都复杂，没有深入了解，看到的听到的或许都是表象。
5、官话真是奇妙，上下两片嘴唇轻轻翻动，可以将黑的说成白的，弯的说成直的，左的说成右的。
6、他得势的时候，哪里瞧得上我，不会真心跟我交朋友，现在落了难，才是交朋友的好时机。
7、作为县委书记，他在县里是绝对权威，可以随时让手下干部来见面，哪怕是凌晨，哪怕是暴雨大雪，他从来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从来不解释。
8、如果一件事情，基本的路径错了，就算努力十倍，也没有好结果，甚至越是努力，离成功的道路就越来越远。
9、在官场，有些事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
10、谁走得远其实很清楚，领导身边的人走得最远！
11、解读上级政策有诀窍，合格者了解上级准许做什么，优秀者关注未禁止做什么，高手则引导政策走向。
12、高副县长就对侯卫东有了小小看法，侯卫东从沙州市科委回来，事先没有给自己报告情况，而是直接找杨森林汇报，这就是典型的越级汇报，而越级汇报是岭西官场中很忌讳的事情，虽然这种做法很普遍。
13、酒风看作风，牌品看人品，这是官场老手观察干部的可靠窗口，事实证明，酒桌和牌桌上确实能体现一个为官者的真性情。
14、机关最讲究关系，人言可畏，我们两人都要重视，千万要小心。
15、官场是最大的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却没有出去的勇气；外面的人想进来，却没有进来的路子。
16、一边做事一边发牢骚，这种做法叫做割卵子敬神，卵子被割掉了，神也得罪了。
17、人性天生有弱点，有时候摆足架子，别人才把你当做人物，在官场更是如此。
18、每个单位都会有这种年龄在四十岁上下，工龄在二十年左右，职务定格在副科长以下，符合这三样条件的人就是油盐不进的老板凳。
19、财政局老孔被双规时，交待道：“我收礼是为了让送礼的同志安心工作，是为了搞好上下级关系。”
20、秘书杜兵既有功劳又有苦劳，不提拔他，良心上过意不去。更关键的是提拔了他，就会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让继任者看到希望，会更加忠心，这是领导的艺术。
21、正常上下级关系，在官场中意味着关系的疏远！
22、在益杨习惯里，不管正职还是副职，皆按照正职来称呼。比如肖兵，正式称呼应该为肖副部长，可是这样称呼听起来很是别扭。基层同志一律称呼他为“肖部长”，没有人会把“副”字加上去。
23、在机关里，早请示晚汇报，这是迅速接近领导的不二法门。
24、现在选拔干部有一条叫做“群众满意”，这就让不得罪人的老好人占了大便宜，总在民意测评中得到高分。
25、谁的官大，谁就在最后一个讲，这是沙州官场历年的习惯，周昌全是沙州市委书记，因此每一次参加大会都是最后一个讲话。
26、这也是一把手的价值，其他人的主意没有通过一把手拍板之时，只算作主意或是想法，一把手的主意往往能轻易变成行动。
27、我们对小学生的标准很高，总是教育小学生要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要胸怀世界，要勤劳勇敢，而对于政府官员，道德标准就明显降低，只要能做事，不贪腐，就是好官。
28、当下级要沉心做事，不耍小聪明，或许短时间要吃亏，但是厚积薄发，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
29、一般权威们都是在最后关头发言，这种发言其实就是拍板。
30、官场，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关系是向上爬升的重要动力，而且，官场就如女人的心情，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多一个朋友总要多一条路，少得罪人就是官场的生存法则之一。
31、在官场生活中，经常被领导批评的人，境遇并非最糟糕的。那种被领导们视之如空气，束之于高阁的人，才是官场中的出局者。
32、侯卫东只是一个普通的干部，书记赵永胜对他并没有特别的爱与憎。昨天阻止侯卫东调入计生办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此次调动是镇长秦飞跃提出来的。
33、每次机关开会，最先到会场的是一般干部，其次是科长，最后才是局长，群众开会总是等领导，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34、进了官场，职务和级别就是隐形等级，在官场中无处不在，笼罩着官场的天空。
35、在益杨官场，敬酒也有先后顺序，基本原则是官大的先敬，如果职务一样，比如都是交通局副局长，则以机密电话本排序为准，排在前面的优于后面的。
36、人一旦享受了权力带来的快感，就不愿轻易放弃，失去之后更会异常失落。
37、有几个关键人物必须记住，大年初二或是初三，一定要想尽办法给周书记拜年，具体时间要跟黄秘书长联系，带什么礼物征求祝书记意见，每年都是他亲自定。市委姜林副书记是分管组织的副书记，与祝焱是党校的同学，很熟悉，可以安排在初三以后去。市委这一块，周、黄、姜三人是重中之重，肯定要去，市委其他常委如何安排，要看祝书记的时间。
38、官场行走，最需要理解能力，从云山雾里的官话和看似无意的行为中发现实质问题，这是一位成功领导的必备素质。
39、各界人士腐蚀干部最常用地两招，一是美人，二是金钱，招数虽然平常老套，却总是能点到人的死穴。
40、要主动，不要等着领导来了解你，要主动接触领导，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领导，才能不断进步。
41、领导的话也不能全信，特别是领导的客气话不能信。
42、在这种博弈中，智力与知识都是次要的，人性中的贪欲，人性中的怯懦，往往会占据上风，凡是能控制贪欲与怯懦的人，在人生各个战场都将胜多负少。
43、他才到镇里工作，得罪了某个领导，结果在镇里无事可做，无人理会，变成了一个影子人，被边缘化了。边缘化意味着镇里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他的仕途算是完了。
44、关系就像是存款，用一次便少一点，所以最好的朋友关系要用在最关键时期。
45、每个单位都有埋头苦干者和偷奸耍滑者，领导将难事交给埋头苦干者，将私事交给偷奸耍滑者，于是皆大欢喜。
46、领导在大会上谈的都不是最要紧的事，最要紧的事往往在会后单独交换意见。
47、领导最喜欢作如下批示：“请依法处理。”这句话进可攻退可守。事情办好了，领导英明。出了事，则是违反领导批示的结果。
48、当干部必须得学辩证法，否则瞧不清前进的道路，不仅要埋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这句话经历了无数先辈的血泪教训。
49、忍耐和等待是官场中人必备的素质。
50、我有十名公招人员的名单及详细情况。这十个人就是以后益杨的政治明星，这关系我得留着，现在关系就是生产力。有九条关系就有了九条路子。
51、县委最实在的权力是用人权，掌握了用人权也就控制了全局。
52、越级，分为向上越级和向下越级，两种越级都不符合官场规则。但是程度又稍有不同，向上越级是大忌，越级者自以为聪明，却经常死得很难看。向下越级者都是领导。中间层级的领导经常将火气窝在心里，敢怒不敢言。最多腹诽一句“四处插手”或者“管得太细”。
53、最好的技术骨干很难升官，若他升了官，谁来做事？
54、跟着祝焱这一段时间，侯卫东见了许多人，学了很多知识，更重要的是渐渐掌握了官场节奏。节奏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不可言传只可意会。
55、发展就如打开一扇窗子，新鲜空气进来了，难免飞进来几只苍蝇。
56、在县委组织部部长面前，对某人有“看法”是了不得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宣布了某人政治生命的终止。
57、官职越高，承担的责任越大，一句话往往决定人的命远，不轻易表态就成了常态，这就是稳重。
58、工作组远离政治中心，领导看不到你，不了解你，如何提拔你？
59、有事提前给领导汇报，先打预防针，这是他当秘书以来的心得，既是忠诚，更显得天地无私。
60、县委办很重要职责就是为领导服务，特别讲究纪律和保密工作，眼尖、手快、腿勤、嘴紧，这八个字是县委办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
61、黄子堤无文凭也无突出政绩，能成为副厅级干部，主要原因是紧紧跟随周昌全。周昌全是千里马，他则是马尾巴，千里马无论走多远，他始终是那条马尾巴。
62、活动了，有可能一无所获，这是机会成本；不活动，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也符合经济学原理。
63、祝焱的镜头出现之后，就是一些杂乱的新闻，所谓杂乱，当然是从侯卫东眼中的杂乱，因为这些新闻缺少了重量人物参加，变得不足轻重了，在岭西的政治艺术中，有领导人出席的新闻才有政治价值，才是政治格局的睛雨表。
64、进了官场，思考问题的方式就要变，不要想着真理，也不要想着正义，你只需站在侯卫东的位置想问题，就能推断侯卫东下一步想要做什么，这是屡试不爽的经验。
65、在办公室清谈国事政事很容易，可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却很难，而现实是清谈国事政事者有话语权，解决实际问题者常常做着吃力不讨好的事。
66、在岭西的政治艺术中，有领导人出席的新闻才有政治价值，才是政治格局的睛雨表。
67、每次开会，参会人数超过了一百人，会议基本不用记笔记，都是些无用的重要精神。
68、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官场并不适用，失败一次总会耽误一段时间，失败几次年龄就大了，还提拔个狗屁。
69、刚参加工作之时，侯卫东痛恨官场圈子，认为这是不正之风。此时做了厅级领导，才明白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圈子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官场表达。
70、祝焱是益杨县的一把手，他说一句顶很多句，只要他在场，下属们自然而然会集中精神关注着他的神情，很多时候不必点出名字，下属也能理解他是在跟谁说话，一来二去，他养成了说话不用主语的习惯。
71、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可以是褒义，也可是贬义。关键得看领导意图。
72、世界上大多数事情，只要转换角度，都能由坏事变成好事，这符合辩证法，更是一种能力。
73、领导没有控制权，也就失去了威信，领导捍卫自己的控制权就如老虎捍卫自己的领地。
74、在机关工作，许多事不用点破，彼此心领神会是最好的状态。这需要有悟性，不少成绩优秀的大学生分到机关，一来就碰了钉子，很多年都在机关底层爬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从事机关工作特有的悟性。
75、在县委办，谁能掌握主要领导行踪，谁就是领导最直接的心腹！
76、在不需要成绩，只需要领导评价的官场体系中，小心翼翼地遵守官场潜规则，往往比干出实绩更重要，侯卫东现在就游走于潜规则左右。
77、官场讲究秩序，死者什么级别，治丧领导小组组长也要对应相应级别，这是对亡者的尊重，更是警示教育活着的人。
78、经常说牢骚话的人，就算做了再多的事，领导只会记得他的牢骚，而会选择性忘记他做的事。
79、你去拜年，领导或许并不能特别上心。你不去，领导多半会记在心上。
80、领导爱打篮球，单位就有一只好的篮球队，领导爱打网球，单位人人都打网球，让我们祈祷领导有一个好的爱好。
81、他收了易中岭一百万，等于收到了一副手铐，而手铐的钥匙就掌握在易中岭手里。
82、祝焱指点道：“益杨县委只有八个常委，马县长重用刘坤是有道理的，你好好揣摩其中奥妙，而且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揣摩。这样才能作出正确判断。”
83、山不转水转，这是官员生活和工作的常态，所以最好不得罪人，免得遇上不必要的麻烦。
84、提炼能力是市委秘书很重要的一项能力，因为许多会都是正常工作会，市委秘书却要从这些平凡琐事中找出发光点，这也是一种能力。
85、侯卫东是新管会主人，自然不愿意与岭西日报这种大媒体争论，虽然说道理越辩越明，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赢了道理却是输了感情。
86、领导向来只看结果不讲过程，杨森林下了任务，侯卫东就要绞尽脑汁想办法。
87、长时间担任一方之主，习惯于发号施令，习惯于一念之间决定他人命运，就容易有强大的自信心，这也就是所谓的官威。
88、由于侯卫东是调到县委组织部，组织部表面上是干部娘家，实际上是决定干部命运的判官，他在组织部尽管没有职务，身价仍然比副镇长看涨不少。
89、一般情况下，亲自为领导服务的机会就如人民币，总是稀缺的，不会让别人代劳。
90、官场上的莽张飞多半都是假装粗鲁，借着粗鲁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聪明人啊。
91、财政局长都是强势领导的心腹，而且手中掌着财权，权力极大。
92、任何一位当政的领导，都想用自己熟悉的人，只要用人体制上采取任命制，这个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93、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面就不难。
94、“事不管大小，皆向领导汇报”，这是县府办老前辈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之一，来到了青林镇，他便将这个经验充分发挥。事实证明，这一条经验在乡镇依然管用，至少赵永胜就很喜欢部属汇报工作。
95、摸着石头过河，在河里是不能多说话的。
96、难怪有人叫干部为二指干部，一条免职，一条任职，加在一起，正好是两根手指的宽度。
97、市委书记手下有上百个部门，每天接见一位部门领导，轮一遍都得小半年时间，聪明人就走秘书的路子，通过秘书牵线搭桥，于是，牵线搭桥就成为了一种可以用来寻租的权力。
侯卫东官场笔记篇2
内容简介
柳传志、王石等强力推荐。“地产界的思想家”冯仑纵横生意江湖20年来,第一次系统梳理出书。
民营企业家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王石为什么成功?牟其中为什么失败?冯仑通过近距离观察给出了颇具特色的企业家素描。此外,关于幸福、关于金钱、关于伟大、关于女人……冯仑均用他鲜活麻辣的语言进行了解读,书中精辟的语言展现了典型的冯式风格:不麻辣、不深刻、不性情,就不是冯仑。
媒体书评
冯言冯语,有情有性,无忌无讳,见仁见智。
――柳传志(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色骂皆文章,百计千心万成通。
――王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男人就要有能力》
内容简介
生而为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男主外女主内。做男人就要能拼搏,会赚钱,养家糊口,保护妻儿。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尽力做好每一件事,并从中体会到成功的乐趣。作为男人,就要让你的妻儿父母和你周围的人觉得幸福。是男人就要有理想,有信念,有原则,有朝气,有才气,有魅力,有头脑,会办事,会生活,会做人,会挣钱,懂人性……一句话,男人就要有能力。
男人就要出人头地,男人就要能拼敢打,男人就要能屈能伸,男人就要有才有钱,男人就要有责任,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官场笔记》
作者简介
小桥老树,男,40岁,某省某市某局局长。
内容简介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读完本书,官场对于您将不再是一个模糊、杂乱的概念,而是一张张清晰、熟悉的面孔;那些粉墨登场的芸芸百官,那些表情背后的心思,看似突如其来的话语,都在小说的跌宕起伏中,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当一切改变时改变一切》
作者简介
【美国】尼尔・唐纳德・沃尔什,曾是电台主播、报纸记者和主编,并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公关和市场营销公司。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时,突然的车祸和失败的婚姻使他跌入了人生的谷底,不得不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痛苦起伏的人生促使他与内在开始对话,于是有了畅销全球的《与神对话》系列图书,他本人的传奇经历也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当一切改变时,改变一切》是《与神对话》之后的最新力作,能够帮助深处困境的人重新认识和接纳“改变”这一人生情境的积极意义。
侯卫东官场笔记篇3
读《史记》里《卫将军骠骑列传》关于大将军卫青部分的时候，笔者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武侠小说大师古龙先生笔下的一个人物――荆无命――这么做比较当然不是要冒犯卫青将军，而是说他们在各自作者的笔下，形象有一点相似。荆无命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剑客，又是天下最大帮派金钱帮帮主上官金虹所训练的一个杀手，他是一个沉默的人，更多的时候，就像是上官金虹的一个影子，他走在上官金虹的后面，甚至连步伐都和上官金虹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合拍，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走路。而太史公笔下的卫青将军，同样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卫青为人和善，懂得退让，以宽和柔顺取悦汉武帝，但天下人却没有夸奖他的。太史公的文笔的确厉害，短短一句话里，含义丰富，听起来既像是夸又像是贬，但核心的意思还是说卫青只知道看汉武帝的眼色行事，联系到他在《佞幸列传》里把卫青和霍去病当作是佞幸之臣，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然后才建功立业的，那意思就更加明白了。事实上，太史公的确对卫青、霍去病不太感冒，所以，他把西汉武帝时期两位功勋最为卓著的将军合在了一起写传，且只是罗列事实和数字，几无动情之处，而对他欣赏同情的李广将军，则单独列传，且写得情深意切。究其原因，在于司马迁是一名个人主义者，崇尚个性，反对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他对具有个人英雄色彩的人物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比如李广，比如游侠朱家、郭解等，相反，汉武帝是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象征，卫青和霍去病则是汉武帝国家主义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所以，无论他们做的事情是错是对，司马迁都对他们不感冒。
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虽然出于立场的不同，不满卫、霍，但他的描写却是基本客观的，细细琢磨，反倒可以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卫青：他宽厚豁达、锋芒内敛、长于外战、倦于内斗，同时充满智慧、深谙人臣之道，这是一位在武功、人格上近乎于完美的将军！
2
卫青出生年月不详，总之比汉武帝年纪要小，比霍去病大，他出身低微，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家一位名叫郑季的小吏和一位姓卫的奴婢（史书上称为“卫媪”）的私生子，小时候父亲把他带到家里，但并不待见他，而是让他去放羊，郑家的兄弟姐妹也把他当作奴仆看待，所以后来他干脆随母改姓卫，长大后，他做了平阳公主家的一名骑兵，出入跟随平阳公主。卫媪，这位在历史只留下姓没留下名的母亲确实不凡，她生育的一群儿女日后大都很显赫，她先与不知名的卫姓男子私通，生有三女一子，大女儿卫君儒，嫁给了国家管理马政的最高官员、九卿之一、太仆公孙贺；二女儿卫少儿，先与霍仲孺私通生下了霍去病，后来又与汉代开国名相陈平的曾孙陈掌私通并最终嫁给了陈掌；三女儿卫子夫，进了皇宫，受到汉武帝的宠爱，最后做了皇后，卫青受到汉武帝的赏识提拔，最初的确和这位三姐有关，这一点司马迁倒是没有说错；长子卫长君，后来官职为侍中。卫媪与郑季私通生了卫青之后，后来还生了两个儿子卫步和卫广，不过笔者没有看到他们太多的事迹记载。
卫青小时候似乎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犯人给他相面，说他将来能封侯，卫青一听笑了，说：我只不过是人奴之子，能不被打骂就心满意足了，还谈什么封不封侯呢，表现出对命运逆来顺受的态度。
卫青随姐姐进了皇宫后，当时的皇后是陈阿娇，她看到汉武帝宠爱卫子夫，非常嫉妒，但一时半会又不敢拿卫子夫怎么办，于是她把卫青当作出气筒，找了个借口把卫青抓了起来，准备处死。卫青有一位名叫公孙敖的好朋友，冒死把他救了出来。汉武帝知道这件事情后，召见了卫青，给他封了太中大夫的官职，后来又封他为车骑将军，让他带兵去打匈奴。
这简直活脱脱就是一出“从奴隶到将军”的好戏，不过中间的是非曲折今天我们已经看不清楚了，这就给了文学家和其他好事者发挥的空间，有人从司马迁闪烁其词的只言片语里，甚至猜测汉武帝和卫青，以及后来的霍去病有断袖关系，这当然很无聊。在我看来，汉武帝之所以提拔卫青，最初固然有讨好卫子夫的意思在里面，但更多的还是在近距离观察之中，他看到了卫青的才能，而卫青在汉武帝的亲自教导之下，形成了和汉武帝一致的价值理念，打击匈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汉武帝必须把这样的重担交给能忠实执行自己理念的人，这才是他放心任用卫青的根本原因。
3
公元前129年，卫青被封为车骑将军的第二年，他与轻车将军公孙贺、骑将军公孙敖、骁骑将军李广各率一万兵马，出击匈奴，拉开了汉匈战争的序幕。这一战的结果，公孙敖损失七千人，李广被俘，后逃脱，公孙贺无功无过。李广和公孙敖被判死刑，后交赎金得以免死，贬为平民，公孙贺没有得封。唯有卫青，他带兵打到了龙城――匈奴祭天祭祖的圣地，斩敌700余人，关于龙城所在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境，一说是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唐代诗人王昌龄有诗《出塞》赞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有意思的是，这首诗所赞美的对象，却别后人解释成了李广，真是天大的误会。李广将军可从来没有到过龙城啊，更何况卫青的墓冢形制即为阴山（《汉书》记载为“庐山”，此庐山非今天江西省境内的庐山，就是阴山），这是汉武帝为表彰他打到了阴山之功而特意为之的。总之，整首诗所透露的信息，和李广一点关系都没有，倒是处处说的是卫青。误会的原因一是在于“飞将”一词，李广有“飞将军”之称，是匈奴人起的一个外号，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正面的称呼，而是讥讽说李广逃跑时像飞一样，追都追不上；二是后世文人同情李广，所以才把王昌龄所赞美的对象安在了李广身上。
卫青初战告捷，汉武帝封他为“关内侯”。这一战虽然斩获不多，但战略意义重大，直捣龙城，打破了匈奴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汉王朝的信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卫青成为出击匈奴的主将。
4
自直捣龙城之战后，卫青出战匈奴的战役如下：
1、公元前128年，匈奴进攻辽西郡，围困渔阳，卫青带兵出雁门，李息带兵出代郡进行反击，歼敌数千人。
2、公元前127年，卫青带兵夺取河套地区，俘虏数千人，牛羊数百万。此战战略意义重大，战后，汉王朝在河套地区设立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对首都长安的威胁。卫青因功封长平侯。
3、公元前124年，在巩固了对河套地区的统治之后，卫青带兵出塞击匈奴，匈奴右贤王轻视汉军，以为汉军不可能进行长途奔袭，竟然喝醉了酒，后闻汉军至，率几百骑逃走。此战历史上称之为高阙之战，消灭了右贤王主力，俘敌一万五千多人，汉武帝派使者至卫青军营，拜卫青为大将军，他的三个儿子亦封侯，卫青上书推辞封子，汉武帝坚持封之，同时也封赏了卫青手下众将。
4、公元前123年，卫青两次带兵出定襄越阴山出击匈奴，共歼敌一万九千多人。此战霍去病随卫青出征，率八百轻骑，斩首两千余级，其中包括匈奴相国等重要人物，被封为冠军侯。张骞也随卫青出征，负责地理向导方面的工作，加之以前出使西域有功，被封为博望侯。此战汉军也有损失，前将军赵信投降匈奴，右将军苏建全军覆没，只剩自己脱身逃出，理应问斩，后被贬为平民。
5、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兵马出兵漠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漠北之战。此战战果辉煌，匈奴远遁漠北，汉匈双方维持了十八年的和平，直到公元前100年，双方战端再起，而此时，霍去病已英年早逝，卫青也在寂寥中病死。
不过此战亦有争议之处，一是卫青和李广的一桩公案，李广在此战过后自杀，人们多认为是卫青逼死了李广，事实真相如何，本刊本期的李广专文会做专门讨论，本文不做讲述；二是卫青和霍去病谁更被汉武帝倚重？下面笔者将从此战讲起，做出详细分析。
5
关于漠北之战，目前主流叙述如下：
汉武帝显然更倚重霍去病，卫、霍二人虽然所带兵马相等，但汉武帝却让霍去病先挑选兵马，因此，霍去病所带领的是一支最精锐之师，而卫青所带领的队伍是霍去病挑剩下的。汉武帝还把歼灭匈奴主力的机会给了霍去病，先是得知情报，说匈奴主力在定襄方向，于是命令霍去病自定襄出兵，卫青自代郡出兵，后来又得到另一个情报，说匈奴主力在代郡方向，于是改令霍去病出兵代郡，卫青出兵定襄。谁知卫青在阴差阳错之中，竟遇到了匈奴单于的主力，这是一场遭遇战，匈奴以逸待劳，汉军人困马乏，但卫青沉着指挥，先稳住阵脚，加固营寨，随后趁天气突变，狂风大作之际，左右两翼包抄单于，单于逃走，卫青歼敌一万九千多人，但自己的损失也比较大。相比而言，霍去病所率兵马没有遇到匈奴主力，但他狂飙突击，一直打到现在的贝加尔湖，共歼敌七万多人，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仪式。“封狼居胥”亦成为后世所有军人理想的一个代名词。
此种叙述，有些地方讲得很明白很正确，比如卫青与单于作战时所采取的战术；但有些地方，却讲得不明白也不正确，比如卫青和霍去病谁更被倚重？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同战术的配合问题，而不是谁更被倚重的问题。
讲清楚这个问题，必须说明白汉军与匈奴作战其前后战术的变化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卫青和霍去病的角色定位。汉军与匈奴作战，刚开始不太顺利的原因，并不是匈奴强大，而是汉军不能适应匈奴一打就跑的战术特点，匈奴利用自己的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往往令汉军有劲使不上。后来汉军根据这种情况，做出了调整，专门组建了自己的骑兵部队，以匈奴人的战术来对付匈奴人，取得了显著战果。在这过程当中，卫青和霍去病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卫青是重装复合军团和整个前敌军队的总指挥，所率领的军队包括步兵、骑兵等各个兵种，讲究整体推进、协调作战，这种作战方法的好处是稳扎稳打，能让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其次能牵制敌人，不足在于推进速度不快，机动性不强。霍去病在汉军中是骑兵统帅，他所率领的骑兵速度快，机动性强，对匈奴人有极强的针对性，可以主动寻找敌人进行决战，同时这种作战方法是无后方作战，给养必须得靠自己在战斗中劫掠补充，有一定的冒险性。
具体到漠北之战中，汉武帝让霍去病先挑选兵马，并不是倚重他而看轻卫青，实际是让他组建一支攻击力强大的骑兵部队并担任这个新型兵种统帅，这和现代战争中，为了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针对性地组建一支特种兵部队的原理是一样的。而卫青依旧当他的重装复合军团统帅，和霍去病互相配合作战。
在具体的战斗过程当中，卫青和霍去病都最大地发挥了自己的战术优势。卫青在一场遭遇战中、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之下，靠汉军的整体优势和自己的综合战术素养，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而且还极大地牵制了匈奴人，为霍去病的狂飙突击创造了条件，正是在卫青的配合之下，霍去病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汉武帝是不是安排让霍去病去打匈奴主力，而最终匈奴主力却让卫青给碰上了呢？也不是。首先从战果上来看，霍去病歼敌七万人，如果他打的不是匈奴的主力，是不可能有这个收获的；其次，匈奴人的整个政治军事体制和汉人并不一样，汉人是一个垂直管理体系，皇帝管理大臣，大臣管理百姓，而匈奴由各部落联盟形成，单于有自己的军队，他所管理的其他部落，也有自己的军队，因此，卫青遇上的是单于的主力，霍去病遇上的是其他部落的主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汉武帝也没有更倚重谁，而是卫青和霍去病各有各的任务。
漠北之战结束后，霍去病得到了重赏，后来，汉武帝增设大司马这个官职，卫青、霍去病同为大司马，霍去病与卫青平起平坐。这是不是说明汉武帝更加欣赏霍去病而轻视卫青呢？当然，汉武帝极为欣赏霍去病，这是肯定无疑的，但他之所以要重赏霍去病，最根本的还是卫青打的是汉军的习惯战，而霍去病率领一个新型兵种，打的是创造性的战争，汉武帝看重、奖励的是新兵种与新战术，并不意味着轻视卫青和传统战术，事实上，卫青在汉代军人中已经得到了最高的荣誉。
6
唐代诗人王维的《老将行》一诗中有这么两句：“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大概意思是说汉武帝曾暗示卫青：李广这人一向运气不好，不要委以重任，卫青照办了，所以最后李广就没有了立功的机会，而卫青之所以能立下大功，是因为汉武帝照顾，或者说他运气好。这种说法是诗人臆想，并不客观，打一次胜仗或许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但屡战屡捷，还说是运气好，那就说不过去了。
人们更愿意对卫青与霍去病进行比较，这对汉代军事双杰，到底谁更强呢？争议一直都有，但普遍还是认为卫青打仗年头比霍去病久，但论战功却不及霍去病。这种比较很直观，但未必客观。
首先，从战果上来看，卫青六击匈奴，歼敌六万左右，霍去病同样六击匈奴，歼敌十一万左右，单纯从数字来看，卫青当然不如霍去病，问题在于不能这么比较，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别，正如前文所叙，是由于卫青和霍去病各自分工不同导致的。同样，霍去病的缴获没有卫青多，也是出于分工的不同，霍去病的骑兵，讲究的是轻便快捷，不能带辎重，所以缴获较少。
他们两人分工不同，但又互为补充，卫青的重装军团推进，可以为霍去病牵制敌人，提供保障，让他无后顾之忧，霍去病的骑兵突击，有效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能为卫青减轻压力。其次，卫青和霍去病都没有打过败仗，在各自所擅长的战术方面，都展现了极高的素养。
总之，卫青与霍去病，一为全军统帅和复合兵团统帅，一为骑兵统帅，他们之间有为帅与为将之别，各有任务，且都完成得极为出色，不能简单地加以比较，或者说，比较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而一直以来关于他们谁更强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基本军事常识无知而导致的。
卫青和霍去病各自带兵的方式也有区别，常引起人们的争议。史载淮南王意图谋反，但对卫青颇为忌惮，就问手下谋士：大将军带兵打仗水平到底如何？谋士说他有一个朋友，曾经跟随卫青打匈奴，回来后告诉他卫青大将军善于带兵，熟悉兵法，能力卓绝。又有谋士说大将军号令严明，作战勇敢，而且非常体恤士兵，士兵没有休息，他不休息，士兵没有喝到水之前，他不喝，士兵没有过河，他不过，皇太后赏赐给他的东西，他都分给手下将士，自古以来的名将没有比得上他的，淮南王听后沉默不语。而史载霍去病带兵，其风格与卫青截然不同，他并不像卫青一样爱兵如子，反倒由于不体恤士兵，士兵多有怨气。这主要是两人的出身不同导致的，两人虽都为私生子，但卫青少年时在底层生活，当过奴仆，对底层生活有体会，所以他带兵时理解士兵，同情士兵。霍去病则不同，他从小生活优裕，性格中有富家子弟的优越感，甚至纨绔气，对下层士兵的生活没有感同身受，所以他不同情、体恤士兵。
7
卫青之所以常常被后人有意或无意地看低、或者忽略，和他做人做事低调也有很大关系，他有赫赫战功，却不争功，不但不争，而且还有意淡化自己的功劳，处处突显汉武帝，有几则故事，非常耐人寻味，值得一记。
高阙之战后，卫青被拜为大将军，他的三个儿子也封侯，他上书汉武帝坚决推辞，说我能打胜仗，是仰仗了您的威严和将士们的勇敢，我已经有了封赐，我的儿子年纪还小，怎么能封侯呢？而将士们没有得封，怎么能够奋勇杀敌呢？汉武帝随后封赐了卫青麾下多名战将。
出兵定襄之战中，右将军苏建（苏武的父亲）战败，单身逃回，这时卫青手下有人建议斩了苏建，以树立卫青自己的威严，卫青却认为自己本来就是皇亲国戚，没有必要再树立自己的威信，他要做一个人臣不专权的榜样，于是把苏建押回长安，交给汉武帝处理，汉武帝免了苏建死罪，将其贬为平民。
以上几个事例，大概就是后人认为卫青没有自我，只知道围着汉武帝转的重要原因，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卫青的过人之处，一方面他作为一名军人，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自始至终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就是在今天看来，卫青的这种做法也颇具现代精神，近代的蔡锷将军认为现代军人的两大原则是人格独立和不干涉政治，而卫青早在几千年前就树立了一个榜样；另一方面，卫青考虑问题周全，并且很有智慧，这从他处理苏建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他实际上不想杀苏建，但部下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呢？所以他索性将这件事情交给汉武帝去处理，他的这个做法，实际上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汉武帝也明白这一点，给了他一个顺水人情，没有杀苏建。卫青此举，当然不是没有主见，而是思虑周密，把保全苏建性命的情分给了汉武帝，皆大欢喜。
应该说说汉武帝和卫青的关系。
从个人角度而言，卫青是汉武帝的小舅子，后来还娶了平阳公主，成了汉武帝的姐夫，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外戚，还不是一般的外戚；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汉武帝和卫青是君臣关系，应该承认，卫青把这两种关系处理得非常妥当。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以外戚身份带兵，做事稍有不慎，就会给汉武帝和自己，还有自己的家族都带来麻烦，所以他处处小心，有时甚至谨慎过头。定襄之战后，汉武帝赏赐卫青千金，当时王夫人正受武帝宠爱，卫青手下有个叫宁乘的人对他说：现在王夫人虽受到宠爱，但家族并没有富贵，希望将军在王夫人的母亲过寿的时候送一份大礼，卫青就把汉武帝赏赐给他的千金送了一半给王夫人的母亲作为寿礼。汉武帝知道这件事情后，问起卫青，他也就老老实实告诉了汉武帝。卫青对汉武帝怀有感恩之心，他本是奴仆出身，但后来位极人臣，享有所有的荣誉，对这一切，以他的天性，不可能不铭记在心。还有一点，卫青对汉武帝还是崇拜的，作为汉武帝经略天下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他比谁都清楚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所以他甘愿为马前卒，为汉武帝效力疆场。
汉武帝对卫青又怎样呢？首先，汉武帝没有把卫青当外人，武帝召见大臣，比如汲黯，每次都衣冠整齐，非常客气，但在卫青面前，他却很随意放松，甚至边上厕所边和卫青谈话，只有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才会是这样子。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寡居在家，要在列侯中再找丈夫，有人说卫青最合适，平阳公主笑着说：过去他是我的随从，怎么能做我的丈夫呢？那人说现在大将军可不比以前了，显贵无比，是一桩好婚姻。汉武帝知道后，笑着说：过去我娶他的姐姐，现在他娶我的姐姐，这倒挺有意思，下诏卫青与平阳公主结为夫妻，亲上加亲。
其次，汉武帝信任卫青。对这一点，有人或许会提出异议，说汉武帝刚开始时确实信任卫青，但后来提拔霍去病，却是为了遏制卫青的权力，他对卫青有防备之心。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能成立，或许当时群臣之中有这种想法，但笔者推测汉武帝不会有此种想法。前文已经说过，汉武帝提拔霍去病，并不是为了要贬抑卫青，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明白卫、霍二人之所长，从而给他们二人有不同的分工，霍去病虽然贵为新型兵种的统帅，但卫青一直是汉军的全军主帅，汉武帝对他一直是信任的。
第三，汉武帝很注意维护自己和卫青的关系。卫青不愿干涉朝政，汉武帝也不想让他插手朝政，卫青官至大将军，后来又加封为大司马，位居丞相之上，但这只是一个荣誉性的官衔，并无多少实权，汉武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不想让军人过问朝廷内政，在这方面，他的作法很决绝，不给任何人面子，包括卫青，但这样做，既保护了卫青，也让两人保持了一种正常的君臣关系。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为了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汉武帝下令将全国各地资财超过三百万的富户迁往茂陵地区居住，山东籍著名游侠郭解也在迁徙之列，但郭解不愿意迁走，于是托人找到卫青，请他去向汉武帝求情，理由是自己穷，没有达到迁徙的标准，卫青果然去向汉武帝替郭解求情，结果让汉武帝很不高兴，说此人居然能够说动你这位名动天下的将军来求情，说明不穷，没有答应卫青的求情。表面上来看，汉武帝是在处理郭解这件具体的事情，但实际上是在敲打卫青，不要结交豪士，这样下去不好。在这件事情上，卫青的确做得不对，而汉武帝处理得很正确，打击豪强，是汉武帝的一个战略，而卫青违背了这一战略目的，事实上，郭解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也颇多恶行，这样的人不打击是不行的。还有一件事情，也颇能说明问题，主父偃，山东人，颇有才学，在家乡不得志，来到长安，找到卫青，请他向汉武帝推荐自己，卫青果然向汉武帝推荐了数次，但汉武没有搭理，后来主父偃自己给汉武帝上书，上午上书，下午汉武帝就召见了他，而且对他的才华很欣赏，给他封了官。这件事情也是汉武帝在向卫青暗示，不要多管事情，以免有笼络人心之嫌。卫青是聪明人，很快就明白了事情的性质，检讨了自己的行为，苏建曾经进言卫青，劝他效法古代名将招纳贤士，卫青却说我们做臣子的，只要安守本分就可以了，没必要招纳贤士。应该说，他是吸取了教训的。
总的来说，从卫青被起用一直到他去世，汉武帝和他相处得都不错，即便是在极为复杂的宫廷斗争之中，卫青本人也没有受到牵连。卫青还在世时，他的大儿子宜春侯卫伉于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由于诈称君命，擅自行事而犯法，被汉武帝削去了爵位。几年后，他的另两个儿子阴安侯卫不疑和发干侯卫登因为献给朝廷的助祭金的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够，又被汉武帝削去了爵位，但汉武帝却一直保留着卫青的侯位和荣誉，卫青死后，卫伉还继承了他的长平侯侯位，直到巫蛊之祸中受牵连而死。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原因是卫青知进知退、恪守一个职业军人的本分，不逾越界限。汉武帝是懂卫青的，了解他这个人，也明白他的难处，所以即便是削去了卫青儿子们的爵位，他也没有对卫青怎么着。而他之所以会对卫青的儿子们下手，也的确是因为他们做了对国家不应该做的事情，和现在的一些“官二代”一样，他们那些“官二代”平时肯定也很骄横，从卫不疑和卫登居然敢打助祭金的主意就能看出来，确实有点无法无天，不处理是不行的。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是卫皇后之子、皇太子刘据一派的人，参与了宫廷内斗，卫家是武帝时期的重要外戚，也是太子刘据所倚重的势力。历史上虽然对卫伉等人参与宫廷斗争的具体事迹没有过多记载，但从卫伉在巫蛊之祸中的结局来看，他肯定是搅到了里面。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和卫君孺之子、时任太仆的公孙敬声，擅自动用军费1900万钱，事发后被捕下狱。当时汉武帝下诏通缉阳陵朱安世而不得，公孙贺为赎儿子之罪，主动请求汉武帝让他追捕，公孙贺果然将朱安世捕获移送朝廷，熟料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声称公孙敬声与汉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且埋藏人偶诅咒汉武帝等等。汉武帝正在病中，又一贯对巫蛊仙术比较相信，立刻下令追查，结果公孙贺父子被捕下狱，死于狱中，公孙家全部被诛，卫伉也被牵连而死。这是巫蛊之祸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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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品德来讲，卫青堪称完美。他出身低微，但似乎对命运没有什么抱怨，有人说他能封侯，他不以为意，只是笑笑了事，后来他身居高位，但心态一直健康平和，没有那种暴发户的得意忘形，而是荣辱不惊，这说明他有智慧，知道该要什么和不该要什么。儿子们因他而封侯，他当时坚辞，可能不是作秀，而是真心觉得不能要，后来儿子们被剥夺了侯位，他也没有多说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觉得本来就不应该有这个待遇，没有了就没有吧。
卫青是一个记恩的人，并且把这种情感与内心的原则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他对汉武帝的忠诚也就是对整个国家的忠诚！
卫青天性宽厚大度。李广自杀后，其子李敢迁怒于卫青，将他打伤，他身为大将军，完全可以以犯上作乱的罪名处死李敢，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将这件事情瞒了起来。霍去病崛起后，日益显贵，这时卫青的一些老友和门下，大都纷纷投奔了霍去病，对此，卫青并不在意，没有嫉妒霍去病，也没有责怪那些弃他而去的人。汲黯，汉武一朝有名的大臣，为人刚正，也很傲慢，卫青身居高位之后，很多大臣见他都行跪拜之礼，唯独汲黯只是行拱手礼，有人说你这是在怠慢大将军啊！汲黯反问道：难道因为我给大将军行拱手礼，大将军就不受敬重了吗？卫青听说此事后，对汲黯很佩服，认为是可交之人，经常向汲黯请教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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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是幸运的，他生在一个锐意进取、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又遇见了雄才大略且处于青壮年时期的汉武帝，得以充分发挥他的军事天才。在那样一个年代，他只要做好一个军人就可以了，只要跟着走就可以了，而不必像岳飞将军一样，不仅要打仗，还要操心皇帝考虑的事情，皇不想收复山河了，他还念念不忘，最后以一种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侯卫东官场笔记篇4
【关 键 词】秦封泥 秦、汉郡县 印证
【 正 文】
西安西北郊刘寨村，即秦代章台遗址附近，从1983年以来，陆续出土了一批极为珍贵的秦代封泥，目前所知已达一千余枚。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周晓陆先生等正对这批秦封泥进行释读和研究，成果即将面世。承周晓陆先生厚意，以所释近二百种秦封泥见示，且嘱从史地角度撰文，以期引起学界之重视和研究。笔者对秦汉史所知甚少，但这批秦封泥之出土，可以说是秦汉史研究资料的空前发现，于秦代官制官仪、典章及宫廷苑囿，甚至经济、文化、地理沿革等各方面的研究，均将有所匡益。故以一孔之见，撰此文，求正于方家。
一
从所见秦封泥中，有关秦郡县方面的，共约53枚（重复的不计），其中有关秦郡的有11枚，现分别考述如下；
1.上郡侯丞 按此印令人费解，据《汉书》卷九上《百官公卿表》（下简称《汉书·百官表》）列西汉爵二十级，“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且云“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国令长名相，又有家丞、门大夫、庶子。”西汉“列侯所食县曰国”，即是说西汉时列侯食邑仅为县，即仅县侯一等，或仅食一乡，与县脱离；东汉则有县侯、乡侯、亭侯之别，从未见有以郡封侯者。封泥曰“上郡侯”，显然与承秦爵制之西汉封侯仅食县不同。秦时是否有以郡为侯食封者？考秦自建国以来封侯者不多，有以县为侯食封者，如卫鞅为列侯，食邑商，号商君；长信侯lào＠①ǎi＠②食封山阳等；但也确有以郡封侯者，如《史记》卷五《秦本纪》惠文王后十一年（公元前314年）“公子通封于蜀”；《华阳国志·蜀志》亦记：“赧王元年（即公元前314年），秦惠王封子通为蜀侯，以陈庄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即是说，秦于是年封子通（蜀王后代）为蜀侯，又以张若为蜀郡（国）守。直至“（周赧王）三十年（公元前283年），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华阳国志·蜀志》）可见，秦代确有以郡封侯者，与汉不同。
封泥“上郡侯丞”，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南；上郡侯丞，即侯之家丞，佐官之一。秦上郡侯之封，不见史籍，或有考此上郡侯为秦太子扶苏者，因扶苏曾至上郡监蒙恬军也（周晓陆先生面告）。
2.阳守 封泥印有两残字，据秦并六国初建三十六郡中，为阳者有：南阳、广阳、渔阳三郡。从出土封印所见大部为离都城咸阳不远之郡县推测，此封泥为南阳可能性更大。其第三残字当为“郡”，因战国秦及三晋所设郡之长官曰“守”，秦统一六国后仍旧。《汉书·百官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公元前148年）更名太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郡守者甚多，如丞相李斯议曰：“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二世时，“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等。
3.上家马丞 西汉时地方郡县多设有名目繁多之属官署，一般系中央派出之机构。《汉书·百官表》云：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又都水、铁官两长丞”。左内史更名左冯翊，“属官有廪牺令丞尉。又左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右扶风‘治内史右地。属官有掌畜令丞。又有右都水、铁官、厩、＠⑨厨四长丞属焉。”此乃西汉三辅于丞、尉之外所设置的特种属官。实际上，这种特殊的属官在三辅之外的郡、县也设置。如《汉书·地理志》就多记有郡县设此种官的记载。如“南阳郡。秦置。……县三十六：宛，故申伯国。…有工官、铁官”。“太原郡。秦置。有盐官，在晋阳。…有家马官。”又《后汉书》志卷二六《百官》大司农本注：“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是西汉时郡县（国）所置之特种属官属中央大司农、太仆诸部，东汉时属郡县。
封泥“上家马丞”中的“家马”，据《汉书·百官表》太仆条云：“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⑩马”。应劭注曰：“主乳马，取其汁＠⑩治之，味酢可饮，因以名官也。”则“家马令（官）”为中央太仆属官。新发现的秦封泥中有“家马”印，即为太仆属官。太仆之家马官也设于郡县，如上引《汉书·地理志》太原郡就有“家马官”。如此，则封泥“上家马丞”，应为秦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南）之家马官（令）之佐吏“丞”印。
4.代马丞印 冯云鹏等撰《金石索》五录《印萃》有“睢陵马丞”印，《查氏藏印》有“虢县马丞”印等。此乃西汉中央在县一级地区设置特种属官，专知马政者。封泥“代马丞印”，当为秦代中央在代郡（治今山西蔚县北）所置专知马政属官之佐吏（丞）之印。
5.邯郸之丞 邯郸为秦所设三十六郡之一，原为赵国都城，地在今河北邯郸。《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始皇至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秦置邯郸郡当于此后。秦郡设郡守，“掌治其郡”，其佐官有“丞”，秩六百石，主要佐郡守治众事，亦有代郡守行事。封泥为邯郸郡守佐吏丞之印。
6.邯郸造工 如前述，秦汉时郡县往往有中央直属之特种属官。《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志》云“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汉书·地理志》记西汉时郡县设“工官”者有：河内郡怀县一、河南郡一、颖川郡阳翟一、南阳郡宛县一、济南郡东平陵一、泰山郡奉高一、广汉郡及雒县各一、蜀郡成都一。封泥“邯郸造工”，应即秦代中央于邯郸郡所置“工官”，秦代称为“造工”之印。
7.邯造工丞 此当为秦中央于邯郸郡所置之工官（造工）之佐吏（丞）之印。
8.左云梦丞 《汉书·地理志》南郡编县本注：“有云梦官”，华容县本注：“云梦泽在南，荆州薮”。又江夏郡西陵县本注：“有云梦官”。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云：此（指云梦官）疑如南海郡kuāng＠③浦官，九江郡陂湖官之类，不可轻改作宫也。又案，晋志南郡编县下‘有云梦官’，则晋时尚存此官。”封泥“左云梦丞”，证明秦时已有管理陂湖水利之“云梦官”（可能沿袭楚国官制），且设有左右二员。此为左云梦官之佐吏——丞之印也。
至于秦时云梦官设于何处，系中央还是郡县？不明。如以上引《汉书·地理志》南郡为秦置，编县下注之“云梦官”，很可能沿袭于秦。如此，则秦之左右云梦官当也置于南郡之编县（今湖北荆门县西）。
9.郡左邸印；10.郡右邸印 此两方封泥与秦郡有关，且属同一性质之印，故一并论之。按西汉时诸郡在京师皆有邸，每岁上计史到京师则居之。《汉书》卷六四《朱买臣传》云“上拜买臣会稽太守。……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则本郡人也可到郡邸就食寄居，守邸吏为郡邸官员。同书《百官表》：“典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少尉，后属大鸿胪。”而汉“郡邸长印”封泥也有发现（见吴式芬等《封泥考略》第29页上，1990年中国书店版）。
从封泥看，西汉之郡邸之制也应承之于秦；所谓“郡左邸”、“郡右邸”印，或系秦于京师总设诸郡在京之邸，分为左、右，而统一管理耶？
11.太守 按上引《汉书·百官表》郡长官称为“守”，汉景帝中二年更名为“太守”。此秦封泥出现“太守”，是否有误？战国时，包括秦、赵等国所置郡长官均称守，然而有时为尊称“守”也加“太”字，为太守。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即出现有“太守”之名。（见《封诊式·迁子》）。故封泥出现太守一名，是正常的。汉景帝时则将“守”一律改称为“太守”。
二
刘寨发现的秦封泥中，有关县及其属官吏的最多，共约42方，现分别考述如下：
1.咸阳 此为秦之都城，为秦内史所属县。《汉书·地理志》右扶风下本注：“故秦内史”；下属县有“渭城”本注：“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有兰池宫。”由于咸阳是秦京师所在地，故此虽属县级，但地位非一般县可比。
2.咸阳丞印 此为秦内史所属咸阳县令之佐官——丞之印。按战国秦、三晋之县长官曰“令”，《汉书·百官表》云：“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后汉书》志第二八《百官》亦云：“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曰：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各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西汉京师长安县设左、右丞（《汉书·百官表》）；东汉京师洛阳丞三人（《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秦京师咸阳设丞几人不明。
3.咸阳亭印 《汉书·百官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关于汉承秦的县制，县以下的行政单位，国内学者大多以为县以下是乡，乡以下为里；亭仅作为县之属吏，其掌职如《后汉书·百官志》所云：“亭有亭长，以禁盗贼”；卫宏《汉旧仪》亦云：“设十里一亭，亭长、亭侯；五里一邮，邮间相去里半，司奸盗。亭长持三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盗。”刘邦就曾任秦泗水亭长（《史纪·高祖纪》），仇鉴为蒲亭长、王tún＠④为大度亭长、李充曾署县都亭长等（见《后汉书》七九《仇览传》；同书卷八一《王tún＠④传》、《李充传》）。亭长属吏，除上述亭侯外，还有两卒：“其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捉捕盗贼。”
封泥“咸阳亭印”，当指秦京师咸阳县属之亭，汉代又称京师县亭为“都亭”。又咸阳近来出土陶器上之陶文有“咸亭”、“焦亭”、“欐亭”、“杜亭”等，此皆为咸阳或杜县所属之亭。
当然，秦汉之“亭”还有亭舍之亭，即指公共建筑而言，又称“邮亭”，为交通驿站之用；也有市肆之亭，或称“市亭”，指市场或交易中心等。
4.杜丞之印 杜，为秦最早设置的县之一。《史记·秦本纪》云：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初县杜、郑。”后沿而不改，地在今西安西南杜城。秦并六国前后，其为秦内史属县，丞系县令之长吏。
5.雍丞之印 雍原为秦之国都。《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卜居雍。”《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雍县本注：“秦惠公都之，”后秦迁都，雍为县。秦统一六国前后，其属秦内史属县；丞为县令之佐官。其地在今陕西凤翔。
6.阳丞印 阳即频阳。《史记·秦本纪》：秦厉共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6年）“初县频阳”。《汉书·地理志》亦云“秦厉公置”。地在今陕西耀县东。秦统一六国前后，属秦内史，丞为县令佐官。
7.重泉丞印 《史记·秦本纪》：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城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秦并六国前后，为秦内史属县，丞为县令佐官。
8.蓝田丞印 《汉书·地理志》京兆尹蓝田县本注：“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按《史记·秦本纪》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作为咸阳，筑翼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此为秦地方行政制之一大改革，蓝田诸县当置于此时。秦并六国前后，其为秦内史属县，丞为县令佐官。
9.下guī＠⑤丞印 《汉书·地理志》京兆尹下guī＠⑤应劭注曰：“秦武公伐guī＠⑤戎，置有上guī＠⑤，故加下。”颜师古注云：“guī＠⑤音圭，取guī＠⑤戎之人而来为此县”。地在今陕西华县西北、渭水北岸。秦并六国前后，其为秦内史属县；丞为县令之佐官。
10.高陵丞印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下高陵县条云：“本秦旧县，孝公置。”当与蓝田一起置县。秦并六国前后，其为秦内史属县；丞为县令佐官。地在今陕西高陵。
11.临晋丞印 《汉书·地理志》左冯翊临晋本注：“故大荔，秦获之，更名。”《史记·秦本纪》厉共公十六年（公元前461年），“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临晋设县，或于此时；其地在今陕西大荔。秦并六国前后，其为秦内史属县；丞为县令佐官。
12.＠(11)（怀）德丞印 《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记勃从汉王刘邦“还定三秦，至秦，赐食邑怀德”。则怀德为秦内史所属县，地在今陕西朝邑西南。西汉沿置，东汉废。丞为县令佐官。
13.阳陵丞 或云第三字残存尉字＠(12)下部，如此则封泥为“阳陵尉丞”或“阳陵邑丞”。阳陵系秦庄襄王与帝太后合葬陵名，地在chǎi＠⑥阳（亦作芷阳）（见《史记·秦本纪·索隐》及《始秦本纪》、《吕不韦列传》；传世有秦“阳陵虎符”及西汉初之“阳陵邑丞”封泥（《齐鲁封泥集存》）。西汉阳陵为景帝陵，且为县，在咸阳，近出有“泾置阳陵”瓦当，则与秦及西汉初阳陵邑非一地。按秦汉邑相当于县级，“皇后、太子，公主所食曰邑”（《汉官归仪》）。秦阳陵邑地在今西安霸桥东。秦并六国前后，其属秦内史。
尉与丞一样，同为县令佐官（长吏）。按卫宏《汉官旧仪》云：“大县两尉，小县一尉一丞。”“更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尉吏曰尉史，捕盗贼得捕格。”是县尉的属吏曰尉吏或尉史，未见有尉下有属官为“丞”者。故封泥若为“阳陵尉丞”，则不可解；抑或尉、丞同署一印？存疑。
14.chǎi＠⑥（芷）阳丞印 《汉书·地理志》京兆尹霸陵本注：“故芷阳，文帝更名。”《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又上述庄襄王与帝太后合葬之阳陵地亦在chǎi＠⑥阳（即芷阳）。是秦内史所属之阳陵、芷阳两地邻近，阳陵在灞水东铜人原一带，芷阳在洪庆原一带。丞为县令佐官。
15.云阳丞印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十三年（公元前234年）“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则云阳为秦旧县，秦并天下前后，其为秦内史属县；丞为县令佐官。地在今陕西淳化北。
16.tai＠(13)丞之印 按tai＠(13)与tai＠(14)皆“牦”之异体字，此处音作邰。《汉书·地理志》右扶风县本注“周后稷所封”。地在今陕西武功西。《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武功县记：“汉旧县。古有邰国，尧封后稷之地。周平王东迁，以赐秦襄公。孝公作四十一县，＠(14)、美阳、武功，各其一也。”则＠(14)为秦孝公时所置县，秦并六国前后，为内史所属；丞为县令佐官。
17.废丘丞印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槐里本注：“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则废丘当为秦旧县，地在今陕西兴平。秦并六国前后，其为秦内史所属；丞为县令佐官。
18.美阳丞印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下美原县云：“秦、汉频阳之地，以县西北十一里有频山，秦厉公于山南立县，故曰频阳。”同书武功县云：“孝公作四十一县，tai＠(14)、美阳、武功，各其一也。”地在今陕西武功西北。秦并六国前后，其为秦内史属县；丞为县令佐官。
19.méi＠⑦丞之印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京兆下méi＠⑦县云“本秦县。”地在今陕西眉县东。秦并六国前后，其为秦内史属县；丞为县令佐官。
20.商丞之印 《史记》卷一六《商君列传》云：孝公“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后商鞅被诛，商又为秦县；地在今陕西丹凤。秦并六国前后，为秦内史属县；丞为县令之佐官。
21.华阳丞印 《史记》卷七三《白起列传》云：“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同书卷七二。《穰侯列传》亦云：秦武王母宣太后有同父弟＠(15)戎，“为华阳君”。《索隐》注：“华阳，韩地，后属秦。＠(15)戎后又号新城君。”按《禹贡》曰：“华阳黑水惟梁州”，胡渭注：“华阳，今商州之地。”又《史记正义》引司马彪语云：“华阳，亭名，在洛州密县。”后者指亭名，似前者为是，即秦取魏地华阳置县，地在今陕西商县。秦并六国前后，其为内史属县；丞为县令佐官。
22.丞酆按此酆，应即西周所都丰、镐之丰，在今西安西丰水一带。此封泥与单名县（如méi＠、tai＠(14)等）四字印不同，故秦时是否以酆地为县？不能肯定。然又未见有秦时以酆为名之宫殿苑囿，故为县名的可能更大。
23.翟导（道）丞印 《汉书·百官表》云：“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卫宏《汉官旧仪》亦曰：“内郡为县，三边为道，皇后、太子、公主所食为邑。”《后汉书·百官志》更明确地指出：“凡县主蛮夷曰道……皆秦制也。”据此，过去史家也多以在蛮夷之边地置道之制，系汉承秦制。然而，《汉书·地理志》左冯翊所属县中有“翟道”，史家不敢断此翟道系因承秦置翟道而来。此封泥出土，则完全证明秦时已置翟道（今陕西黄陵西），因其地有翟（即狄）人所居之故。此狄人，当为春秋时活跃于今陕北地区之“白狄”。秦置翟道，属上郡；丞为翟道令长之佐官。
24.安邑丞印 《史记·秦本纪》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过了两年，秦徙都咸阳，立四十一县，安邑当于此时置县。《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本注“秦置”，下属县有安邑，当承秦制。安邑为秦河东郡属县，丞为县令佐官。
25.蒲反丞印 《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四年（公元前303年），“取蒲阪”，五年“复与魏蒲阪”。十七年“秦以垣为蒲阪、皮氏。”《索隐》云：“‘为’当为‘易’，字讹也。”《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有蒲反县，即蒲阪县，当沿秦置。地在今山西永济西。丞为县令佐官。
26.汾阴丞印 《史记·秦本纪》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29年）“渡河，取汾阴、皮氏”。《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属有汾阴县，当沿秦县而置。秦汾阴县属河东郡，丞为县令佐官。地在今山西万荣县西。
27.西成丞印 西成应即西城。《汉书·地理志》汉中郡本注：“秦置。”下属县有西城。《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西城置县当在此前后，其地在今陕西安康。丞为县令佐官。
28.南郑丞印 《史记·秦本纪》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伐蜀，取南郑”。后秦置汉中郡，南郑为其属县，其地在今陕西汉中。丞为县令之佐官。
29.襄城丞印 《汉书·地理志》颖川郡本注：“秦置”，属县有襄城，当沿秦而置。地在今河南襄城。《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十七年（公元前233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颖川。”襄城此时为秦颖川郡属县；丞为县令佐官。
30.女阴丞印 女阴即汝阴。《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本注：“高帝置”，下置有“女阴”县。按女阴为秦置县，属陈郡。《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记有陈守、令及丞，此郡不在秦始皇二十六初并天下所置三十六郡之内，当为以后设置。同上书记有“汝阴人邓宗”，则汝阴为陈郡所属县，地在今安徽阜阳。丞为县令佐官。
31.长平丞印 《史记·秦本纪》云：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70年）“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秦于长平置县，属陈郡，地在今河南西华东北。丞为县令佐官。
32.叶丞之印 《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汝州叶县云：“本楚之叶县，春秋楚人迁许于此。其后楚使沈诸梁尹之，僭号称公，谓之叶公。秦置郡县，隶于南阳。”地在今河南叶县南，属秦南阳郡。丞为县令之佐官。
33.薛丞之印 《汉书·地理志》鲁国本注：“故秦薛郡，高后元年为鲁国。”下属县有“薛”。又《水经注》卷二五《泗水》注鲁县云：“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以为薛郡，汉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为鲁国。”按封泥“薛丞之印”与以上县丞印同，则此“薛丞”当为薛县（今山东薛城）之佐官。
34.般丞印 《汉书·地理志》济南郡有属县“般阳”。封泥“般”字后残，按秦汉时以“般”为字头之郡县绝少，故疑残字即“阳”。般（音盘）阳应属秦始皇二十六年后所置济北郡属县，地在今山东临淄西南。丞为县令佐官。
35.海盐 按此封泥“海盐”二字在印上方，下二字残，推测应为“海盐丞印”或“海曲盐丞”。前者可能性更大。《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本注“秦置”，下属县有海盐，本注云：“故武原乡，有盐官。”《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海盐原为越地，自此属会稽郡。地在今江苏海盐。
36.建陵丞印 《汉书·地理志》东海郡下属县有建陵，本注“侯国”。《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注郯县云：“东海郡治，秦始皇以为郯郡，汉高帝二年，更从今名，即王莽之沂平者也。”则建陵原为秦郯郡（东海郡）属县，在今江苏新沂。丞为县令佐官。
37.兰干丞印 《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属县有兰干，地在今甘肃天水南。按西汉天水郡地原为秦陇西郡，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分陇西郡置天水郡。《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渭州条云：“秦昭王伐得义渠戎，始置陇西郡。”兰干为秦陇西郡属县；丞为县令佐官。传世有汉“兰干右尉”封泥（见上引《封泥考略》第4页下），汉兰干县当承秦而置。
38.洛都丞印 《汉书·地理志》上郡本注：“秦置”，下属县有“洛都”。则西汉洛都系承袭秦上郡洛都而来，地在今陕西甘泉西北。丞为县令佐官。
39.卷丞印 《汉书·地理志》河南郡本注：“故秦三川郡”，所属县有“卷”。《史记·秦本纪》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年（公元前245年）“欐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同书《周勃世家》云勃“其先卷人”。是卷入秦后，为三川郡属县，地在今河南原武西北。丞为县令佐官。
40.南武丞印 《史记·曾子列传》云其为“南武城人”；南武地原为春秋鲁武城，又云“南城”。《汉书·地理志》南城属泰山郡，为侯国，则封泥“南武”可能以原鲁国南武城（武城）为县，属琅邪郡。地在今山东费城西南。丞为县令佐官。
41.西共丞印 按秦置西共县无考。传世也有西汉封泥“西共丞印”（见《上海博物馆藏印选》1979年版）。按秦汉时有“共”县。《诗·大雅》：“密不恭，侵阮徂共。”郑笺：“共，阮国地名，今共池也。”地在今甘肃泾川北。又周时有古共伯国，《左传·桓公十年》：“虞公共奔共”，即指共伯国，地在今河南辉县。西汉河内郡所置“共”是即此。是此两个共地，一在西称“西共”；一在东称“东共”耶？如以上推测不谬，则封泥之“西共”，当指今甘肃泾川之共地，秦时属北地郡。丞为县令之佐官。
42.西盐 《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本注：“秦置……有铁官、盐官。”下有属县曰“西”，在今甘肃天水西南。封泥“西盐”，应即秦西县盐官之印。如前述汉承秦制，中央于郡县置特种属官，盐官为其一。汉陇西郡有盐官，也当承秦而置，秦时在西县。
三
根据以上对有关秦郡县制封泥的考述，首先可以从出土秦封泥来印证文献所记秦汉郡县方面若干问题，两者相互发挥，多有裨益。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批新出土的秦封泥可以补充和丰富秦郡县制的一些内容和史实。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秦代所封之列侯，与汉代不同之处是其食封不限于县（侯国），而且有食“郡”者，如蜀侯、上郡侯等。而“上郡侯”之封，可补史之阙。
2.西汉中央太仆、大司农等在郡、县所设置的特种属官，如盐官、铁官、工官、家马官等，系承秦制。即是说，秦代已有中央在郡、县设置此种特种属官之制。封泥中的“上家马丞”、“代马丞印”、“邯郸造工”、“邯造工丞”、“左云梦丞”、“西盐”等，即是明证。
3.汉代诸郡国于京师皆置邸，郡上计史至京师则居之。此制亦汉承秦制。封泥“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即是郡在京师所置邸之印。
4.秦封泥“太守”印的出土，再次证明《汉书·百官表》“郡守……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不完全正确。因为出土云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迁子》有“成都上恒书太守处”句，此仅孤证。秦封泥“太守”印之发现，说明秦代“郡守”有时可尊称为“太守”，是确实的。景帝时郡守之更名，不过是一律采用“太守”之名而已。
5.秦所置郡县具体区划、名称等，由于史籍缺载，历代史家考证颇多，成绩斐然。然至今仍有各种说法。至于诸郡所属之县，则更不详。封泥所见秦县有40个。现以谭其骧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图5～12秦代诸郡图内绘出各郡之县，作为目前国内研究秦县的最新成果；再对照封泥所见之40个县名，则可考出封泥所出证之秦县名。
《中国历史地图》秦诸郡所绘出之县与封泥所见之县相合者有：咸阳、杜、雍、频（＠⑧）阳、重泉、蓝田、下guī＠⑤、高陵、临晋、怀德、云阳、＠(13)、美阳、废丘、芷阳、méi＠⑦、商（以上属秦内史）；安邑、蒲反、汾阴（河东郡）；南郑（汉中郡）；襄城（颖川郡）；女阴、长平（陈郡）；叶（南阳郡）；薛（薛郡）；般（阳）（济北郡）；海盐（会稽郡）；卷（三川郡）；南武（琅邪郡）；西（陇西郡）。以上共计31个。
封泥所见县名，《中国历史地图集》未绘出者有：阳陵、华阳、酆（内史）；翟道（上郡）；西城（汉中郡）；兰干（陇西郡）；洛都（上郡）；建陵（郯郡，即东海郡）；西共（北地郡）。以上共计9个。也就是说，封泥可补秦县9个，一大收获也。
6.历代史家集传世及出土之汉代封泥甚多，内有不少关于郡县之印泥，且多与刘寨出土秦封泥相印证和类似。如“太原守令”（当为景帝中二年改守为太守前物）、“代郡太守”、“西成（城）令印”等；县丞之印与秦封泥则多相合者，如“临晋丞印”、“槐里（秦曰“废丘”）丞印”、“安邑丞印”、“高陵丞印”、“商丞之印”、“蒲反丞印”、“频阳丞印”、“美阳丞印”、“卷丞之印”、“叶丞之印”、“般阳丞印”、“＠(13)丞之印”等（见吴式芬、陈介祺辑《封泥考略》1990年中国书店版；吴幼潜编《封泥汇编》，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如果将秦、汉有关郡县封泥对照，汉承秦郡县制的事实更加醒目，且结合文献可找出秦至汉郡县发展、演变之轨迹。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女加谬右
＠②原字为士下加毋
＠③原字为氵加匡
＠④原字为忄加屯
＠⑤原字为圭加阝
＠⑥原字为艹下加颐左
＠⑦原字为眉加阝
＠⑧原字为艹下加濒
＠⑨原字为广上邕左隹右
＠⑩原字为手旁同右
＠(11)原字为
＠(12)原字为尸上灭下
＠(13)原字为
侯卫东官场笔记篇5
年画是渗透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种夸张的民间艺术。这种夸张艺术的内容主题始终如一，它记录了农耕中国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理想以及精神追求—祈福禳灾直至岁熟年丰。
众所周知，木版年画发端于北宋首都汴京。但是，这一艺术形式的酝酿以及思想主题的起源却可以上溯到更为遥远的西周时期，或者更早。
年是岁名。《尔雅》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说文解字》说：“年，谷熟也。”也就是说五谷皆熟为一年，是一岁，可以大祀。《礼记·王制》说：“大夫五祀。”汉人郑玄注解 “五祀”说，其中有祀门、祀户。郑玄在解释《礼记·丧服大记》中还说“君释菜于门内”的意思是“礼门神”。由此可见，在周代就已有祭祀门神的习俗了。
最早的门神，传说是神荼、郁垒。这一传说至迟到汉代已经十分流行。东汉王充在《论衡·订鬼篇》中引《山海经》说：“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东汉蔡邕在《独断》一书中说：“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 蔡邕的话让我们相信，东汉春节期间的大门上就已经绘有神荼、郁垒二门神了。
在东汉新年的大门上我们还可以欣赏到绘画的虎。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前事，冀以卫凶也。”在门上画虎，我们还可在东晋时新年的门上欣赏到。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中说：“今俗法，每以腊终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左右置二灯，像虎眼，以祛不祥。”
东晋新年的门上人们还可以观赏到鸡的绘画。东晋王嘉在《拾遗记》中说：“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鸡于牖上。”直到南朝梁代，“正旦画鸡于门”的习俗依然风行。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说，元旦时“镂五彩及土鸡于户上；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
唐代的新年，自唐玄宗起，钟馗画像崭露头角。唐玄宗的宰相张说撰有《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一文。唐德宗时刘禹锡上给皇帝两谢表：《为李中丞谢钟馗历日表》《为杜相公谢钟馗历日表》，其中一文写道：“赐臣钟馗一，新历日一轴。星纪方回，虽逢岁尽；恩辉忽降，已觉春来。伏以图写神威，驱除群厉，颁行律历，敬授四时。”以上文章说明唐代的皇帝常于春节前赐大臣钟馗像以驱邪魅，“兼静妖氛”。不过钟馗画像是否挂贴于门户外，已不可知。然而，无论钟馗像是否贴于唐代的门上，此后以捉鬼食鬼著名的钟馗在木版年画中的主角地位却是越来越稳固了。
从祭祀门神到在门上画神像以及虎、鸡，由此可见以定居为主要特征的农耕文明中门的重要。门是家的象征，门是安全的屏障，因此以武力守卫门户则是人们肉体与精神双重安全的实际需要。《周礼·春官》中就有“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的记载。春秋时期曾侯乙墓内棺左右侧板户牖边绘有两武士守门。汉代诸侯王宫殿门上有绘武士像的文献记载。而汉墓墓门上石刻线画守门武士则多有发现，直到唐代，门上画武士还依然流行于墓葬。在唐代，甚至佛寺的山门上还绘有或贴有天龙八部之一的药叉（又称夜叉）画像。可见，除了儒家祀门，佛教也找到了自己守卫门户的神。对于守卫门户，道家也不甘落后。庄子曾说过：“插桃枝于户，童子不畏而鬼畏之。”道教兴起后，道士又借助桃枝、桃人、桃符以辟邪驱鬼。但道教对门神最大的贡献是唐代画家、对道教兴趣深厚的吴道子给玄宗所画的钟馗捉鬼图。从此，钟馗像一并成为守卫门户的新年礼物。由上可见，儒、释、道三家共同守卫了中国先人的新年门户，他们的思想以及想象共同成为后世年画的艺术源泉。
早期年画的载体主要是门，是千家万户的门，是千差万别的门。在纸没有发明以前门画是直接画于门上的，纸发明后出现了先画于纸再贴于门，而雕版印刷发明后又出现了雕版印刷再贴于门或者悬挂于户室，可见技术的进步加速了年画的普及。到了北宋以后，千家万户终于都可以在门神的护佑下欢天喜地过新年了。
侯卫东官场笔记篇6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余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这是成语“网开三面”典故的由来。商汤看见有人在野外四面都布上网，还祈祷说：让上下四方的鸟都进入我的网中。商汤说：“唉，这样就把鸟捉尽了！”于是劝其撤去了三面网，只留下一面。诸侯听说这件事后，都很感动：“商汤的仁德连鸟兽都惠及到了，何况是人呢？”故《墨子、非命》谓：“汤时诸侯与之，贤士归之。”
其实，这不过是商汤为讨伐已失民心的夏，借机反衬自己“仁德”而争取诸侯归顺的一种手腕罢了。想来实在是一种小题大做。可悲的是人们，往往为这些统治者借题发挥的“仁慈”迷惑利用。稍作思考，一个对野兽如此怜惜的人，却发动战争使用暴力来灭夏，取而代之，无疑是要以死亡无数将士为代价的。难道他们的命尚不及禽兽？商汤“网开三面”这套把戏，实在不过是后来所谓的雕虫小技罢了。
雕虫一词，语出汉、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汉不为也。’”西汉儿童蒙学需习秦书八体，虫书为其中一种，虽纤巧难工，但终究是小技小道。初为文士自谦之词，如李白的《如韩荆州书》：“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积士听，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后引申成一种贬称。《辞源》释义为：比喻微不足道的花招伎俩。
商汤却靠这些微不足道的花招伎俩，招兵买马，带领归附的各路诸侯终于灭亡了夏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商朝。史载玩这套雕虫小技的远不止商汤一人。恰好应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巧合，周文王给偶见的一具死尸著衣置棺，“择地而葬”，天下人便认为连死人都能够得到他的恩泽，活人便可想而知了，终于帮助了周又灭掉了商。越王勾践则更滑稽：一次行军见到了一只青蛙，马上勒马下来，向青蛙毕恭毕敬地敬了一个礼，部下感到莫名其妙。他说：“我看见这只青蛙象一个勇猛的战士，所以敬重它。”将士们听后，心想难道我们连只青蛙都不如吗？自然人人拼命，个个英勇，将吴军给杀得个“落花流水春去也--换了人间。”历史上还有多少统治者，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这些小事大作文章，难为其匪夷所思外，便不一一而具。——然其等所以能以雕虫小技成大事，似乎又非“小技”了，姑妄称之为“雕虫大技”。
谈到“雕虫大技”，不嫌画蛇添足，忽然又想到日今许多拥有私人高级别墅、豪华轿车的“人民公仆”来。这些人一月就那么点工资，其巨额财产从何而来？有的腐败简直是此地“有”银三百两，其贪污受贿实在也是一种雕虫小技。可悲的是人们、尤其是上级监督部门却很少深究——这，怕也是另一种古为今用而化“雕虫”为“大技”吧。
侯卫东官场笔记篇7
嘉靖四十三年,有鞑子又来犯边,走到娘娘庙前说:“这庙我们前边已烧了,怎么还照旧在哩?这个庙仍是汉人埋藏兵马之所,我们乘这大天白日逛去,细搜一番。”于是,到了庙中各处搜寻,并无一人一马。说:“想是汉人不知我们来的,还不曾埋伏。这庙留下终须不好,还是烧了才好。”于是将殿中所挂的宝幡点起火,眼看着中梁烧着了,然后到了前面扎下营盘,将至半夜,只见天昏地暗,阴云四合,乌洞洞对面不见手指,忽闻得营盘外面呐喊,恰像是汉人的兵马杀进来了,吓得那鞑子各个人不及甲,马不及鞍,提起刀枪就乱砍乱戳,见一个戳一个,见两个戳一双,整整闹了一夜,到天明仔细一看,那些鞑子叫声好苦也。原来,黑夜里不辨你我,都是鞑子各自杀鞑子,何曾有半个汉人来到他营盘中去来。那营盘中的尸骸斜倒横卧,不计其数,多一半都是自家杀了。那鞑子才知道是仙姑娘娘的感应,遂不敢进犯边界,连忙奔回去了。到后来万历年间,巡抚侯都爷经过谒庙,见殿上只烧了一根梁,问起原因,着实深感娘娘的威灵,于是发心捐俸,把娘娘的庙又从新修了一番。关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蒙古入侵河西之事,乾隆《甘肃通志》卷37《忠节》有如下记载:“赵思义,永昌县人,袭千户。嘉靖四十三年,海夷大举入寇,官军失利。思义身先士卒,出入血战,陷阵而亡。其仆赵忠亦冲阵死,诏恤赠。”
至于巡抚甘肃都御使侯东莱重修仙姑庙之事,有《侯东莱重修仙姑庙碑》记载甚详,此碑《甘州府志》卷十六杂纂有着录,说字迹已有半数模糊不清,《甘州府志》只记载了部分内容,而民国《创修临泽县志》附录的《临泽县志采访录》收有此碑全文,兹转录如下:夫鬼神之在天地,则极其众。有设庙以敬祀者,盖由生而有功于人,殁而显灵于世,御灾扞患,报国救民而已。甘镇北堡名曰板桥,境外庙曰仙姑。究所从来,自汉大将军霍去病和戎之继,百姓始得耕耨。见一女身体轩昂,窕然有不凡之像,因黑河之源水溢,非舟可渡,于是设桥以济人。斯民不患徒涉,而河西北亦且便耕,行称便利,而姑之功不在禹下。但时远水发,而桥崩废,姑亦随水而逝,踪迹则不昧。或显身于昼夜,或行施以风雨。民感其灵,寻尸而葬,故立庙以祀,而庙之设,由此以始焉。是以民间风波旱潦,祈福禳灾者,随祷即应,不啻影响。一日风雨大作,折木扬沙,斯庙前现一铁牌,上书“平天仙姑”,而仙姑之名由此称焉。是以万古灵威,千载感应,时有北虏犯边,见其像,毁之,其人即毙。虏怒,以火焚之,其九人自死于火中。自此北虏至庙者,不敢正视,但以手加额,敬畏不暇。万历丁丑,恭逢抚台大司马侯公下车巡行郊野,谒见是庙,悚然起敬。但规模卑狭,未足以满我公敬神之心,遂责委平川守备王经,命匠宏厂,添筑墙垣,续盖享堂三间,厢房四间,大门一座,彩绘侍卫,栽植树木,森然弱水合黎之胜境。由此香火日繁,人益敬信。民感公德,尽善尽美,记录始末功业,勒诸金石,以垂不朽云尔。万历六年,岁次戊寅三月上吉日。钦差、巡抚甘肃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使侯钦差、平羌将军、镇守甘肃等地方总兵官、前军都督府陈钦差、都理马政、总督河西屯田、甘肃行太仆寺侍卿兼陕西按察使佥事马钦差、都理甘肃粮储屯种水利、陕西按察使分巡西宁道副使殷钦差、甘肃巡抚游击将军杨。
按:侯东莱,子儒宗,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市)人,嘉靖庚戌(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40年)进士,万历二年(1574年)任巡抚甘肃都御使。
天启四年,甘州有一位巡道郭总兵,听见仙姑娘娘甚是灵威,求儿祈女者甚是灵应。因想到,我已年过半辈,尚无子嗣,何不往仙姑娘娘前祈讨一番。因借名巡边来到庙中,一步一拜,诚心祈祷。回到甘州城,未到一月,夫人李氏,年已四十五岁,是从幼未曾生育的,今忽然竟而有孕。到了次年四月二十一日,果然生了一子。郭总兵喜从天降,感戴娘娘的灵感,铭心刻骨地亲身来到娘娘的庙里,叩谢已毕,遂于这夜梦见一位绯衣的娘娘端坐堂前,对他说:“我这里不太避静,人来聒噪的甚多,你予我盖一个前殿,叫童儿在那边伺候,有甚事情,找他传禀进来。但你又要往宁夏,如之奈何?”说罢,郭总兵忽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心中甚是惊异,随即大发愿心,情愿修盖前殿,但只是要往宁夏去的这话不知何解。到了天明观看地方形势,见庙宇前面逼近边墙,修盖不下殿宇了,来到边内见前面的一块地方甚是宽敞,遂发心舍施,在此修盖正殿三间,两廊六间。也塑了一位金像在殿内,这就是如今前殿的根由。这话不提,却说郭总兵选了六月十五日良辰吉日,在庙内庆贺完工,交还愿心。忽然三骑马来报说:“侯爷升了宁夏的巡抚了。”郭总兵听罢,大惊失色,方知他升到宁夏去的这事,娘娘早已预先于他知了。郭总兵当是郭之琮,他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丁未科黄士俊榜进士。
据高推天启二年《新饷苦累难支疏》,他曾任巡西宁道右参政,带管肃州兵备道。
乾隆《甘肃通志?职官志》载,郭之琮,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人,巡抚宁夏都御使。
《甘州府志?营建》载:“仙姑庙,城(此城为临泽县城,笔者按)东北三十里边城内,先有旧庙在边城外相望,土人云其骸在焉,以祀祷不便营此。”
崇祯七年,有擦秀家鞑子无边无岸地出来,要往南山意欲吞并西海。张总兵扎了兵营,被蒙古兵火烧了,不能抵挡,以至张总兵阵殒于军中。鞑子兵直到甘州城外,在驼黄湖扎了营盘,随在四乡庄村寨堡分行抢掠。有附近的庄民拖儿带女都来到城避躲。那鞑子兵见百姓都进入城,不能掠夺,一直来到城下扎营把甘州城围了。百姓都上城守垛,女墙传箭,自不必说了。忽然一夜阴风飕飕,黑云腾腾,雷声震地,冰雹如斗,端向鞑子营中直打下来,那擦秀家鞑子兵只见一位穿红衣的娘娘在前头领着张总兵,带无数的人们杀将前来。那些鞑子兵因多日在内地不服水土,也是神明的感应,一齐都出瘟疮,死了多半,活的都带病,见张总兵领兵杀来,说张总兵已死,又如何领兵来?心中甚是害怕,又加上雷鸣电闪,冰雹如斗,无数的狼牙石块从半空中打将下来。那些鞑子兵怎能对付,打了个披头散发,杀了个鸡飞狗跳墙。将抢去百姓的牛羊马匹,衣服等项,未得拿去一半。也有着刀伤的,也有打死在营盘的,也有杀死在半路的,残剩无多,四零五散地都乱行逃窜了。于是甘州之围方解,百姓才得安然了。内有打伤在地,逃不了的鞑子兵说起,才知道是张总兵的阴魂杀来。后仙姑庙的庙主说:“这一晚,庙的钟鼓不敲不撞自然鸣了半夜。”所以才知道是仙姑娘娘督率张总兵的阴魂,追逐鞑子兵来。这擦秀家鞑子兵之事,隔不多年,老年人有亲身经见的,其仍略记其大概,以表扬我仙姑娘娘的感应。张总兵即张显谟,据乾隆《甘肃通志》载:“张显谟,庄浪(今甘肃永登县)人,甘州总兵。崇祯七年春,察哈尔犯甘凉,率兵进剿,扎营三岔堡(在今武威市凉州区境内,武威城北七十里),用火车火器布为五层,炼以铁索,忽黄沙蔽天,敌乘风放火,困官兵於烈焰之中,遂大溃。谟左右冲杀,射死酋虏无算,矢尽,犹步战十余合而殁。事闻,赐祭葬。世袭锦衣千户,敕建忠孝元戎坊。”
《甘州府志》卷9《官师上》所载与《甘肃通志》有异,《甘州府志》载:“张显谟,凉州卫人,实授都督。崇祯八年任。边警达甘泉,屡御却之。嗣柳州侵犯,昼夜转战,士马饥疲,奋勇被害。赐荫世袭千户,建旌忠坊。”
对张显谟的事迹,《甘州府志》不仅记载含糊而简略,而且说张显谟担任总兵官是在崇祯八年,而《甘肃通志》记载崇祯七年张显谟已御敌战死,《甘肃通志》的记载与《仙姑宝卷》相同,所以当以《甘肃通志》为是。第五件是:崇祯九年,巡抚白某因他女儿有病,命在旦夕。闻知仙姑娘娘甚是神灵,千祈千应、万祈万应,遂诚心祝祷,求娘娘保佑。祷告已结,来到后堂,因为女儿病重,心中忧虑,独坐无聊,神思昏倦,只见一个青衣女童手捧仙盒一具,往后宅直走。白巡抚问道:“是哪里来的?”那女童道:“我是差来于小姐送药的。”白巡抚正要问是谁差来的这话,忽然那女童不见了。白巡抚吃了一惊,走到房内只觉得异香满室,其味非常,白巡抚也不说破,只叫妇人好好看守女孩儿,再不可给她什么药饵吃。到了次日,这女孩儿眉开眼笑,渐渐把病减了,不到五日,全然康复,毫无病态了。白巡抚把娘娘感激不尽,先差人于娘娘挂了长幡,悬了金匾。又发愿捐俸予娘娘增修配殿三间,以及道房香厨之类,都是白巡抚捐修的。白巡抚指白贻清。“白贻清,字希贤,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万历己未进士,授户部主事,备兵榆林,有水泉、三条沟、张义堡诸捷,历户部侍郎,督饷宣大。进尚书,总督仓场,简任司属,揽持纪纲,得大臣体。”
侯卫东官场笔记篇8
关键词：先秦两汉；礼制兴衰；《诗》义；阐释；变迁
中图分类号：B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104-06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伴随《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层垒形成了《诗经》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本文拟依据相关材料，从历史背景与文本内容出发，具体考察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的联系。
一、周礼之兴与《诗》义阐释体系的首次重建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周损益夏商，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礼乐文明体系。周代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礼兼具后世法、教、理、德性质，为君臣行为规范。《诗经》时代（西周至春秋中期），周礼一直是社会基本准则，指导、制约贵族言行举止，礼仪规范完备，因而孔子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欧阳修言三代礼乐（主要为周礼）之用云：“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间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柳诒征亦云：“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政教。”
《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诗经》主要收集西周至春秋中期作品，最后编定成书约在公元前6世纪，作者包括贵族与平民，具体姓名今多不可考，产生的地域涵盖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和湖北。《诗经》所收诗歌时间跨度大，作者众多，涉及地域广，但其形式多为整齐四言诗，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也多相似，其篇名多截取篇首之语，应当经过有意识的整理。战国秦汉间采诗、献诗、删诗诸说也从不同侧面说明《诗经》编辑成书的过程。《诗经》作品最初都是乐歌，古籍中多有关于诗人乐的记载，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人鲁“请观于周乐”，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邶》、《郦》、《卫》、《王》、《齐》、《豳》、《秦》、《魏》、《唐》、《陈》、《大雅》、《颂》。《墨子・公孟》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诗经》的编辑成书与人乐传唱也主要由周王朝乐官完成，包括大师、小师、瞽蒙、大司乐、乐师等，由于周代乐被礼制化，因而《周礼・春官》统称他们为“礼官之属”。大师等乐官熟知音律，直接服务于祭祀、大飨、大射、大师、大丧等礼仪，如《周礼》载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大飨亦如之。大射，帅瞽而歌射节。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大丧，帅瞽而廒，作柩谥。”小师“掌教鼓鼗、祝、敌、埙、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击拊，下管，击应鼓，彻，歌。大飨亦如之。大丧，与廒。”瞽蒙“掌播鼗、祝、敌、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诗经》早期的编辑、加工常有较为明确的目的，如《礼记・王制》云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艺文志》云：“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周王室的大师等乐官有“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的职责和服务于礼制的目的，他们在《诗经》编辑、结集的过程中当以周代的礼制及伦理观念解诗，带有功利化的政治目的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诗经》作品中最初具有的巫术文化、鬼神观念、图腾文化、男女恋情等内容与以礼文化为代表的周朝统治制度与道德规范多相扦格，因而作者意图被文本编辑者遮蔽，作者也多隐没不闻。
可见《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诗经》的编辑、结集和《诗》义的系统整合及重新解释均是周王室大师等乐官“礼制化”选择的结果，“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事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后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语言产品的体制化。”周王室大师等乐官重新确定的《诗》义，经过传播流布，之后很长时间都是贵族阶层普遍认可的《诗经》本义，“周《诗》既备，而其器用张陈，《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皆选有道德之人，朝夕习业，以教国子。国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学歌九德，诵六诗，习六舞，五声、八音之和。”春秋时期盛行的赋《诗》言志也可佐证。赋《诗》言志是当时春秋诸国主要外交形式之一，人们常由《诗》中截出一章或几句，结合所处场景阐发以形成新的意义，表面看似乎不符周王室大师等乐官重新确定的《诗》义，有“断章取义”之称，钱钟书《管锥编》云：“‘赋《诗》’者，引《诗》也……皆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同作者之运化；初非征援古语以证明今论，如学者之考信。”然而考察春秋赋《诗》可知，周王室大师等乐官重新确定的《诗》义是普遍认同的隐性存在。当时赋《诗》主要是引申、譬喻部分截取诗句，若无《诗》本义作为阐释原点，引申、譬喻也无所依归。因此“断章取义”之外，春秋赋《诗》有“歌诗必类”之说，《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杜预注：“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孔颖达疏：“歌古诗，各从其恩好之义类。高厚所歌之诗，独不取恩好之义类，故云：‘齐有二心。”’刘炫云：“歌诗不类，知有二心者，不服晋，故违其令；违其令，是有二心也。”“歌诗必类”说明周王室大师等乐官重新确定的《诗》本义在春秋时期为诸侯、大夫等贵族阶层所共知。
二、周礼之衰与《诗》义阐释体系的解体
春秋后期开始的《诗》义阐释体系的解体与周礼之衰密切相关。春秋中前期，周王室逐渐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周桓王十三年（前707），周桓王亲率周军及陈、蔡、虢、卫诸国军队讨伐郑国，试图恢复王室统治地位，结果在葛战败，这表明周王室已丧失了对诸侯强国的军事优势，难以担负起征伐之任。这一时期周代传统文化中长期积淀的尊王观念依旧存在，因此郑国在葛之战获胜后，祝赡请求追击，郑庄公并未听从，反而派人慰问受伤的周桓王，“郑伯止之，曰：“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问王疾。”同时大国争霸也需要以“尊王”为大义，在齐、晋等强国的支持下，周王室形式上依旧为天下共主，礼乐文化依旧是社会基本准则，指导、制约贵族言行举止。春秋后期，吴越称霸，周敬王十年（前510）之后诸侯不再尽力于王事，周礼维系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破坏殆尽，进入以诈力相争的战国时代，顾炎武《日知录》论春秋、战国之异云：“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由于王室衰落，周礼衰败，“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雅》《颂》相错。”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王官文化下移，私学兴起，《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诸家与王室职官的具体源流关系未必尽如其言，但春秋末期开始的王官文化下移和私学兴起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促成之功当无疑。
与王官文化下移相应，这一时期周王室乐官也流散各地，《论语・微子》云：“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人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人于海。”《汉书・礼乐志》亦云：“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适诸侯，或人河海。”周王朝乐官系统庞大细密，《周礼》载“大师，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瞽朦，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胝了，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司乐，中大夫二人。乐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在这一乐官制度下，熟知音律、通晓周礼的众多人员通力合作方能完成《诗经》的人乐传唱，使《诗》义流布四方。乐官的流散一方面削弱了周王室的宣传力量，难以维系规模庞大的《诗经》人乐传唱和传播《诗》义工作；另一方面也使诸侯、大夫等僭越用乐成为可能，但流散至各地的乐官零碎而不完整，每一地所见仅为只鳞片甲，用乐陷于凌乱无序。上弱下分，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逐渐解体，例如《左传・襄公四年》载晋侯为鲁使者穆叔奏乐，“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此时晋国韩献子等人已不明所奏之乐的本义，不能理解穆叔之举，“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借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幸而穆叔为礼乐文化传统保存较为完整的鲁国的使者，因而以周王室大师等乐官确定的《诗》义解释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日：‘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春秋末至战国时期，“道术为天下裂”，孔子、孟子、荀子等开始了以儒家义理重释《诗》义的努力。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与《诗经》最后编定成书的时代接近，对周王室大师等乐官确定的《诗》义尚有所知，如《论语・子罕》载孔子引用《诗经・邺风・雄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称赞仲由“衣敝袍，与衣孤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又如《论语・颜渊》载孔子引用《诗经・小雅・我行其野》“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回答子张崇德、辨惑之问。孔子引《诗》与春秋赋《诗》相似，也是以周王室大师等乐官确定的《诗》义作为阐释原点来进行引申、譬喻，因而孔子强调《诗经》“使于四方”的“专对”之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以《诗经》为教材，视之为儒者修身齐家之用，开始以儒家思想解诗，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离《诗经》编定时代已远，《汉书・刑法志》云：“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汉书・艺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在这一背景下，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已经彻底解体，与孔子不同，孟子已经不太清楚周王室大师等乐官确定的《诗》义，因而强调通过“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式解读《诗经》。
对于孟子解诗的方法，战国后期的荀子并不认同，视之为俗儒曲义解诗，“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荀子猛烈抨击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只敬之日：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可能受孔子述而不作观念的影响，荀子视《诗》《书》《礼》《乐》《春秋》为圣人所作的儒家经典，“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因此荀子重视传述圣人之说，强调仲尼、子弓等大儒“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的解诗准则，反对俗儒通过“以意逆志”等方式来阐发已意。
三、汉礼之兴与《诗》义阐释体系的再次重建
自春秋末始，历战国至秦末，周礼衰败，乐官流散，《诗经》人乐传唱和《诗》义传播工作停滞，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彻底解体，汉初已不能理解周代声义之用，“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伴随汉礼之兴，“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汉儒开始再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
汉人解诗有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四家，尽管都属于儒家解诗范畴，但他们解诗的基本思路并不相同。申培公的鲁诗主要继承荀子解诗思路，重视传述圣人之说而不阐发已意，因而鲁诗有解释字词的“故训”和叙述句篇之意的“说”，而无阐发义理的“传”。齐诗、韩诗则主要继承孟子解诗思路，以意逆志，以“传”为主，注重于经外阐发大义，多附会己意。因而《汉书・艺文志》认为“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毛诗兼有荀子、孟子解诗思路，《毛传》解释字词，《毛序》阐发诗义，体例上较为完备，完成了《诗》义阐释体系的重建。在儒家义理框架下，《毛序》视《诗经》为历史文献，常在具体的历史叙事或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主旨、训释字词，试图通过带有标准化色彩的历史前置与背景过滤来构建诗义解读的预设场境，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同时由预设的历史场境人手也利于确定单个诗篇创作的具体时代、作者、本事，努力做到论世、知人、晓事的融通。《毛序》具体解诗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各类文献材料确定作品创作的具体时代、作者和本事，例如《左传・闵公二年》云：“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由此出发《毛序》认为《郑风・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又如《左传・闵公二年》云：“文公为卫之多患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毛序》据此认为《卫风・载驰》为“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
二是若文献材料不足以至难以准确辨明诗篇的具体时代、作者和本事时，也要大致界定其范围，一般优先考虑顺序为时代、作者、本事。诗篇具体年月不明时，多泛称某王、某公之时，如称《关雎》、《麟趾》为周文王时作、《秦风・蒹葭》为秦襄公时作；诗篇具体作者不明时，多概言某国、某地之人，如称《卫风・墙有茨》为卫人作、《王风・黍离》为周大夫作。而诗篇具体本事不明时，则常牵强某事，或比附人名，因人系事，如认为《郑风・将仲子》中的“仲子”为谏郑庄公的“祭仲”，从而用《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本事来解诗；或以意逆志，臆测本事，如认为叙流离之苦《王风・葛》为“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
三是诗篇时代、作者、本事一旦确定，则诗本身也被视为历史时代、人物、事件真实地反映，并由之论世、知人、晓事，历史文献色彩明显。论世，如认为《王风・兔爰》是周桓王时作，由诗可知“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知人，如认为《齐风・南山》是“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晓事，如认为《大雅・公刘》是“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莅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
四是通过带有标准化色彩的历史前置与背景过滤来构建诗义解读的预设场境，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如认为“《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之后《毛序》对《周南》、《召南》二十五首诗的解读均围绕“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展开，如称《关雎》为“后妃之德也”、《葛覃》为“后妃之本也”、《卷耳》为“后妃之志也”等。又如《毛序》认为小雅自《六月》至《无羊》十四篇皆作于周宣王时，是“变小雅”，强调“《六月》，宣王北伐也。从此至《无羊》十四篇，是宣王之变小雅。《鹿鸣》废则和乐缺矣。《四牡》废则君臣缺矣。《皇皇者华》废则忠信缺矣。《常棣》废则兄弟缺矣。《伐木》废则朋友缺矣。《天保》废则福禄缺矣。《采薇》废则征伐缺矣。《出车》废则功力缺矣。《杜》废则师众缺矣。《鱼丽》废则法度缺矣。《南陔》废则孝友缺矣。《白华》废则廉耻缺矣。《华黍》废则蓄积缺矣。《由庚》废则阴阳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鱼》废则贤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废则万物不遂矣。《南山有台》废则为国之基队矣。《由仪》废则万物失其道理矣。《蓼萧》废则恩泽乖矣。《湛露》废则万国离矣。《彤弓》废则诸夏衰矣。《菁菁者莪》废则无礼仪矣。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之后十四篇的解读多与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相关，如认为《六月》“言周室微而复兴，美宣王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鸿雁》“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沔水》“规宣王也”等。
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史料取舍以是否符合礼义教化为准，借历史阐发儒家义理，礼义真实置于历史真实之上，采用“指博”而“约其文辞”的因史立经方式以达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的目的。总体来看，《毛序》解诗思路直承孔子述作《春秋》之法，引史人诗，因史说经，辞约指博，甚至不惜比附史实，牵引已义，牺牲历史真实来申发儒家义理真实。郑玄、孔颖达在此基础上后出转精，儒家义理解释《诗》义更为细密，所引历史时代、作者、本事从笼统概括转向具体详实，并更加注重《诗经》与礼制的联系，孔颖达《毛诗正义》录用礼书29种，征引多达2251次，其中三礼最为常见，计引用《礼记》662次，《周礼》476次，《仪礼》184次，诗歌展示出更为明晰的礼制影象。
侯卫东官场笔记篇9
7月考察后，与惯例不同，8月河北官方媒体刊发的不是考察纪实，而是在正定工作纪实。目前河北各地正在组织专题学习。
“正定往事”确能给地方官员以启发。但也要看到，中国急剧的社会发展与转型，导致今夕差别很大。
“时代在变，方法也要变，要学习但不能照搬。”中央编译局研究院杨雪冬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时代在变，要求也在变
什么变了？先聊聊两部官场小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新星》，与最近的《侯卫东官场笔记》。
两部小说分别被称为当时的“从政指南”，但各自主人公所处环境决不一样。《新星》中李向南所面临的压力与矛盾还多是体制内的、低效率等问题。侯卫东的压力源就复杂得多了，拆迁、上访、商人贿赂等事情与利益都牵扯着人物命运。
“现在和当年的社会气氛不一样了，80年代整个社会无非是农民要不要包产到户，工人要不要发奖金，戴帽的人要不要摘帽，农村户口能不能到城里去上学，就这些事。现在问题多样化了，人们的注意力会被分散。”2008年，《新星》作者柯云路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杨雪冬将之总结为“泛政治化”的压力。
“上世纪80年代，老百姓普遍能享受改革的成果，社会心态也积极向上。但90年代后，随着认识、价值观念等的多元化，社会治安、事件、物价变动、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逐渐凸显，并都成为官员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现在官员的压力比此前要宽泛得多，也大多的。”
地方官员所处的政治生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浮躁。
体制内工作33了年，最近刚从长沙市人大副主任岗位辞职的刘耕，谈及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生态，称“还是干净的”，当时“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就会有两个部门出面交涉，又把国务院的领导惊动了。”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例子，刘耕逐渐改变了认识：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存在，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此话过于绝对，但多少反应出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化。
随着社会变迁，地方官员的个体意识逐步增强，升迁渠道狭窄等备受关注。
2009年底，《人民日报》在全国范围内，对基层党政干部、共产党员进行主题为“共产党员幸福观”的匿名调查。调查表明，基层干部工作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升迁通道很窄，提拔无望。
与此相对，得益于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数位现任领导人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仕途，并得到不错发展，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首轮干部年青化，1986年，39岁的孟建柱出任上海川沙县委书记，从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上海工作，从前卫农场的船队水手一直做到农场场长。
时代在变，对地方官员的要求也在变。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优秀干部的代表是焦裕禄，这样的干部特点是实事求是、踏踏实实、艰苦奋斗地工作。当然在现在这样的干部仍然是好干部。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需要增加新内容：有改革精神。
“现在对干部的要求更高了，要求与时俱进，要求创新。”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回顾自己的仕途称。
我们可以学习什么
即便如此，领导人的地方工作经历仍有不少值得学习与借鉴。
翻阅河北学习“正定往事”的报道以及相关官员感言，学习侧重点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群众心相印情相连的高尚情怀”。
这延续了官方号召学习的惯例——强调从具体事情中升华出某种精神或者品质。例如，焦裕禄，学习的是他公仆精神；吴大观，学习的是他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政治品质；杨善洲，学习的是他艰苦创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境界……
除了优秀的精神品质，领导人在基层培养、锻炼出来的综合领导能力也值得学习。
李长春在《领导班子建设中如何选准人的思考》一文中强调，“那些在工作基础薄弱、环境条件艰苦、人事关系复杂的地方和单位经受住考验、作出了成绩并积累了领导经验的干部，才是能够担负重任的干部。”
俞正声在青岛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阵子，一些沿海地区走私猖獗，看到不少邻近地区由此“发”了财，青岛个别干部坐不住了。“看看人家大街上跑的是什么车？我们青岛最寒酸了。”
听到议论，俞正声在全市干部大会强调：“青岛坚决不能搞走私！”
当时威海、烟台走私都疯了，但青岛“刹住了车”。
多年后，俞正声回忆称，一次“在北京开会，叫我去他家谈事，问你们山东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通过青岛的军港。”
“你说我这个党员对中央不讲老实话行吗？讲了老实话势必得罪我的上司。要敢于讲真话，你敢不敢于在领导面前发表你的看法？”俞正声称。
事情虽小，但其中体现的智力、魄力、意志力，构成了俞正声领导能力的重要元素。
作为地方领导，其领导力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冷静。
1988年，履新宁德。其时，宁德在福建排名末位，干部群众都盼着他有“超常措施”。但不巧的是，正好遇上整体经济过热，中央决定治理整顿。
静下心来思考：“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
最后，领导人在地方的工作方法也值得借鉴。
朱镕基到上海任职之前，自称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第一次到地方任职，他曾两次向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瑞环请教。
李瑞环告诉给朱镕基的方法是，“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相信你了，愿意与你合作了，那事情就好办了。否则，干什么都没人响应。”
当时李瑞环在天津提出“苦干三年，吃鱼不难”，500亩一个大鱼塘，搞了10万亩，现在人均30多斤鱼，既保证了供应，又使农民得到了好处。
侯卫东官场笔记篇10
曹艺率领汽车部队出征印缅，参与抗战，侯文理一直追随曹艺先生。解放前夕，他与曹艺策反部队203师投诚。1950年前后，他以商人身份为掩护，被派往台湾参与策反与情报工作。1953年，他因身份暴露而被捕入狱，1958年7月8日，在台湾英勇就义。
曹艺回忆战友侯文理
曹艺先生一直在苦苦寻找他的特别党员“单线联系人”，直至他2000年8月21日逝世的时候，侯文理在台湾的生死之谜，还未被解开。曹艺先生在逝世前不久的2000年8月15日，在病床上仍向党组织强烈要求回到党的怀抱的申请报告中，一份名为《关于单线联系人侯文理情况的补充材料》中，如此写道：
“1937年，我接受朱总司令的命令回到白区后，思想并未真正明白：不过组织生活、不交党费、不向领导请示汇报。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不久朱总司令让刚从延安抗大毕业的傅正明回到西安，指定他帮助我更好地利用‘协粮’任务，为延安我军机械化部队输送人才、物资，陕西省委书记兼红军西安联系处副主任徐彬如指派侯文理（侯灿章）作为我的单线联系人，从此，侯和我一起到渑池、桂林、贵阳、河池以及远征印度缅甸，大败日寇，凯旋回到昆明、贵阳、洛阳、郑州，离开辎汽六团后，我被调到蒋军联合勤务总司令运输署、南京军运总司令部、杭州军运指挥所。我和侯文理在一起活动直至1948年，侯文理去浙江龙游汤恩伯的二线兵团203师卧底。1949年4月，他邀我去金华帮他策动203师起义后，整修抛弃运输汽车工作，而后，两人先后到南京二野。在敌工部部长袁血卒安排下担任不同任务，1949年冬，侯文理在袁部长派遣人大西南做瓦解敌军机械化部队工作时，我请他把我的政治身份交代清楚，他说对敌工作稍纵即逝，只要我们找到孙象涵，大家的政治身份自然一举而清。我俩匆匆分手，侯后来又被西南军区敌工部派往台湾，从此音信断了。1980年后，我费尽周折，打听到以下情况：
1.1982年我到北京碰到孙象涵同志（孙解放后是机械工业部的技术领导干部）。他说，1949年侯文理在山东和他见过面，侯对他谈到我是特别党员、与我单线联系的事，侯后来也成为特别党员。
2.1982年我到北京找袁血卒部长（他早已转任民政部副部长），他说他在转业前把他经手派遣去敌后的工作人员一一分别做了交代，侯文理的档案总参二部有案可查。侯的家属由总参二部主动作了联系（“”中侯的爱人张励凡和子女被打成敌特家属），后袁部长主动替他们作了。
3.1985年，侯文理的爱人张励凡托她的至亲冯颜章老人从西安来南京告知：“侯文理在台湾早已被捕入狱，长期监禁，归来无望”。我问他消息来源，他说是总参二部告知张励凡的。
4.1996年冬，一个在台湾的旧部傅长恩告诉我，侯在台湾开展瓦解蒋军活动时不慎被特务人员侦破，被逮捕进陆军监狱，傅因曾收留侯在家食宿受到株连，也被捕入狱。以窝藏叛逆、知情不报罪被判刑两年。傅出狱后被开除军籍。为谋生进入教会后，成为顾问牧师，地位相当高。其间，他有意识结交军政上层人物，也没有打听出侯文理的确切消息，侯存在的可能性很小了。
根据以上情况。侯文理的身份已可证明，我的特别党员身份也应能查实。
侯希贤回忆父亲侯文理
侯文理烈士，由于早年参加地下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后又被组织派往台湾参加隐蔽战线上的爱国工作。由于工作l生质。要严守秘密，即使对家人，也要守口如瓶。作为妻子儿女，对于侯文理的革命情况，知之甚少。为了缅怀侯文理烈士，笔者专门电话采访了侯文理先生的长子侯吴希贤先生。
侯希贤告诉笔者：“2013年12月17日，我在网上有幸看到了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园为50年代在台湾隐蔽战线工作而牺牲的无名英雄，建了一座纪念广场，并刻上了846个英雄的名字。在广场的名单中，看到了我的父亲侯文理的名字时，我不禁老泪纵横。父亲侯文理50年代在台被秘密杀害，半个多世纪，无人知晓，如今终于大白于天下，可以告慰先父，告慰英魂了。
1950年由于叛徒出卖，使台湾我党地下组织遭受了几乎毁灭性的破坏，侯文理被派台湾后，处境艰难，被捕后和部队及家人失去了联系，60多年了，家人一直在苦苦寻找始终渺无音讯，直到2011年1月23日《环球时报》刊登的《台湾存数百名中共特工遗骨无人认领》的文童并公布了中共特工遗骨名单，在此名单中看到了侯文理的名字，我们家人百感交集，知道了苦苦寻找了几十年的父亲的下落，知道了父亲的遗骨在台湾已默默躺了数十年。我们了解到，目前骨骸安放在六张犁灵骨塔二楼一排三层六号位置。
父亲侯文理走后，没留下什么东西，但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是文武双全的英雄，爱好书法、京剧、篮球以及拥有精准的枪法和精湛的汽车驾驶技术。由于离开年代太久，后人知道他的事迹以及情况太少。过去在潜伏中的相关的情况，大多是从他的亲密战友曹艺将军的一些回忆文童以及曹艺将军的女儿曹景滇那里了解到的。在台湾的一些情况，则由‘台湾时期政治受难者协会’的知情人士提供的鲜为人知的材料中才有所了解。
父亲侯文理深入敌营多年，为革命出生入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与坚定信念，最后为自己的信仰和祖国的和平大业奉献出生命。当年离开大陆时，虽然家中有年事已高的父母和年轻的妻子及四个尚未成年的儿女，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奋斗的道路。”
侯希贤为了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他父亲侯文理烈士的生平与革命事迹，继续介绍道：
“侯文理，又名侯灿童，1916年出生于安徽萧县（原江苏萧县），30年代参加革命，一直为我党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陕西省委书记徐彬如指派侯文理，作为受命于总司令回到白区工作的曹艺同志的单线联系人。
曹艺先生，是受我党派遣、打入的地下工作者（蒋军辎汽六团少将团长），侯文理作为曹艺将军的单线联系人，在曹艺部下任职，曾受训于陆军辎重兵学校军官队四期。他在曹艺将军辎汽六团活动期间。接受的特别任务是为我军建立机械化部队输送人才、物资。他利用汽车部队多次向延安运送革命进步青年，接送延安军政领导同志，往返于陕北道上。张富天工程师就是当时在中国汽车界赫赫有名的第一代汽车专家，他撰著的《张富天汽车修理学》是当时的权威著作之一。张富天多次与八路军接触后。对八路军产生了敬佩和景仰，后来他通过侯文理介绍，见到了董必武，更坚定了他去延安的决心，当时我军建设机械化部队，亟需像张富天这样的专家。
任务完成后，侯文理和曹艺随中国远征军一起，辗转渑池、桂林、贵阳、河池，最后远征印度缅甸，大败日寇，凯旋而归，回到昆明、贵阳、洛阳、郑州。并在当时闻名的远征军征轮球队，担任领队。
离开辎汽六团后，侯文理卧底在蒋军汤恩伯203师，担任该师中校警卫营长。1949年，同曹艺一起策动金华203师部队起义，并将机械化设备等交付给二野。之后曹艺将军与侯文理两人，先后到南京二野在敌工部部长袁血卒的安排下，接受不同任务。1949，侯文理被二野敌工部派遣入大西南做瓦解敌军机械化部队工作。
1950年。侯文理被二野敌工部秘密派遣台湾执行任务，由香港进入台湾后，利用特殊关系，进入保密局工作，以了解保密局工作及中美合作关系情况，同时在内部做策反工作。1953年，在瓦解策反敌营中，不幸被保密局逮捕，时年39岁。被押时，他始终保守党的秘密。1958年7月8日，他作为叛徒，以政治叛乱犯罪名，被国防部保密局残忍处决。”
侯文理烈士的珍贵家书
侯希贤珍藏至今的唯一的一封父亲临别时的特殊家书。竟然成了父亲的遗书。睹物如见人，父亲遗骨仍飘零台湾，不禁悲从中来。这封家书，落款“父谕”，写于9月30日，当写于1949年9月30日，建国前夕。将这封烈士的遗书，整理发表，以示对烈士的深切缅怀。
家书这样写道：“希贤我儿：在百忙中我抽空回去，目的是：一是看看你大老太太和你爷爷、奶奶、大祖父母、三祖父母、小祖母等；二是看看你们读书的情形，我最愉快的是阖家老幼均安康。我最失望的是你们竟玩忽了读书这个大问题，古人好学能利用囊萤映雪来说明苦于读书，就是我在读书时代，也万般困难中去想办法读书，你们现在不同了，动辄是没这没那，不去想办法，一味去玩，好高骛远。
现在我们的国家。是要建设新的人民共和国了，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们现在不知努力读书，才能在什么地方出，岳飞不是也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警语吗？你和你的大年弟绍文哥等，都是少年而不是童年了，你们应该痛悔过去的不努力，白白把岁月混过去了，是多么可惜呢？我对你们的教育是顾不到的，我担心着你的前途。寒假最好还是来城里读书比较可靠。
你现在是15岁的少年了，在乡下本可当个大人做事，然而你很幸福竟过着等闲而傲气十足的生活，家事不管外事不知，15岁快16了，将永远读着小学，实在是隗煞，你再看看你的津浦表哥及良英表妹，他们已是立德立人的标准少年了。
今后你应该如何来努力赶上他们。去学一个好青年，来领导着你的这些妹妹、弟弟去向好路上走，否则你们将永远是落伍的，没有前途的。这里我要给你们规定几件事。并且要你们切实地做到：
一、每天记日记，按月给你母亲看，同时给你们改；
二、每天放学回来有一定的自修时间，你不懂的地方，可请问胡先生，给你们解释；
三、大小楷每天要不间断地写，与日记同时交你母亲看，将来我西南回来，当知你们读书的情形了；
四、在农忙要帮助你二叔做事情。我们家道清贫，样样都要从俭朴上去做，我虽然做公事多年，终落得两袖清风，仍不失清贫，值得你们学习的就是‘不贪不占’，希望你们永远记着这四个字；
五、在学校要尊敬教师长，友爱同学，虚心学习；
六、由家到桃山上学路太远，放学回家不能在路上玩。免得你祖父母及你二叔父母挂心。
以上六点，我随想随写，希望你切实做到，明天我即赴西南工作，希望不要忽视我这封信特殊函嘱。特嘱并盼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