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巴塞尔协议十篇

新巴塞尔协议篇1

一、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风险管理的体制性差异较大。我国现代商业银行制度还未真正确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根本性问题仍待进一步解决，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所需的法律体系以及市场调控制度也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国外银行一般都是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们运作规范，具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些体制优势使得国外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

第二，风险管理机制上的差距比较明显。国外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系统，其中包括：一、风险甄别系统。用于分析风险来源及成因，区分风险类别及危害性程度；二、风险报险系统。主要进行风险预警，传递风险信息并建立风险资料库；三、风险决策系统。确立、行使风险管理原则，制定风险指标以及避险策略等职能；四、风险避险系统。具体实施风险规避行为，对风险进行再分配或转移；五、全程监控系统。对风险管理全过程进行全面监理和控制，并做出风险管理评估报告。健全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国外商业银行经营运作的坚实基础，也是银行安全性原则的重要体现。而这一点正是国内商业银行的薄弱环节。当前，国内银行普遍存在着风险管理机制缺失的问题。

第三，风险管理工具及技术方面有较大的差距。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一方面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金融创新业务在银行业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另一方面，金融风险与市场不确定性不断增强，银行风险管理日趋复杂。然而，国内商业银行在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使用方面远远落在了西方国家之后。国外很多风险管理工具和理念至今尚未在国内银行业风险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

第四，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产业集中度较高，大部分的产值都集中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这就导致了银行业竞争不充分。由于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很不发达，企业融资需求主要还是通过间接融资来进行，这就使得银行的资产运作空间十分狭窄。而资产结构的单一化必然会导致银行的资产质量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受到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给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带来了困难。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第一，强化风险管理制度，提高风险计量水平

内部机制不健全、风险测量工作落后、资产损失率高、抗风险能力弱化，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亟需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我国商业银行虽然根据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建立了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但是资产风险测量统计工作始终未能制度化。要达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不仅在信用风险测量方面存在工作量过大、成本过高、外部评级资料缺乏等现实挑战，对于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测量方面更是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此，把握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提高风险计量水平是当前建立健全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制度的重要环节。虽然风险评级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风险计量则是最近20年以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金融理论、统计理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银行风险计量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风险计量技术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从市场风险计量到信用风险计量，乃至操作风险计量；从早期的零售业务信用评分到公司客户违约率的测算，风险计量已经成为大型先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新协议内部评级法的思想正是来自于这些风险管理技术。新协议三大支柱的核心是鼓励更多的银行投资和改善风险管理系统，利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正规化、系统化地进行风险管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成熟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将是银行主导型的。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实施新协议，在技术选择上应该以建立内部评级法为目标。

第二，强化金融监管

通过金融当局的监督管理，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保障金融安全是新资本协议的重要要求。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监管当局必须在强化合规性监管的同时重视安全性监管，逐步强化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束。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制定相应的规章，强化对商业银行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及资本金的要求；其次，要对银行风险评估体系的合理性、准确性及信息披露的可信性进行监督，严格监管纪律，推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科学化；第三，要针对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制定综合配套政策，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最后，要强化监管当局对银行安全性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自主决定对风险管理不合格银行的处罚，提高监管水平，确保金融安全。

新巴塞尔协议篇2

关键词：银行业 直面

新资本协议 准备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新资本协议经多次修改后即将全面实施。经过全面修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国际环境不断变化与银行业风险监督不断完善的产物，该协议的实施将对国际银行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我国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国，并且将在2006年实现金融业的全面对外开放，必然要逐步实行新资本协议提出的相关规则。我国银行业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该协议的实质与要求，并作好实施该协议的各项准备

一、巴塞尔资本协议发展历程

1975年由西方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在国际清算银行总部瑞士巴塞尔倡议建立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其主要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该委员会就有关银行国际监管事宜，制定了一系列巴塞尔资本协议。纵观该协议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提出阶段。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促使西方银行监管理念发生重大的转折，即由以总资产大小为实力象征转变为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理念。在这一新监管理念作用下，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订了第一个全球金融界的“游戏规则”——《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业内称为“旧资本协议”）。该协议的核心是对十国集团“国际活跃银行”（International Active Banks）提出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这份协议的推出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有效运行、建立国际银行业的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其广泛运用，在1988年资本协议片面强调资本充足率的观点影响下，一些银行发生了重大损失，如1993年底资本充足率远超过8%的巴林银行，1995年1月还被认为处于安全期，该年2月末就破产并被接管。促使银行业人士开始关注市场风险对银行的影响。

第二阶段：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调整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有三个文件来完善旧资本协议。1996年初十国集团签署了《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其核心内容是必须对市场风险进行量化并相应的资本要求。此补充规定为银行处理市场风险制定了统一标准，也为国际银行间以及非银行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提供了条件。1997年9月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提出了银行风险监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等三大原则，反映了国际银行业的变化与监管新趋势。1998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报告》突出强调了操作风险对银行的影响，建议对操作风险提出设立最低资本标准，同时对利率风险的管理也提出了要求。

第三阶段：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全面修订阶段。上述补充规定与报告都是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发展与完善巴塞尔资本协议，但缺乏一个对银行监管的整体思路和。况且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中还存在诸多与金融环境不相适宜之处。如在信用风险权重上，以是否是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为划分标准，采取“国别歧视”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银行信息披露方面也不够规范。在此背景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决定对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进行全面修改，并于1999年6月了修改后的资本协议第一稿，此协议被称为新资本协议第一稿。2001年1月16日该委员会在第一稿的基础上了经过修改后的新资本协议第二稿。原准备于2004年正式实施，但因故推迟实施。2003年4月到2003年7月底该委员会向全球银行业就新资本协议第三稿征求意见。根据安排，第三稿将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国家开始实施。本文所论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指2001年修改和的资本协议。

总之，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发展是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是一个随着金融实践发展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得到更多国家及金融机构、金融组织认可和实行的过程。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业务的拓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这一国际银行界的新“游戏规则”将对国际银行业的稳健经营、有效运行与公平竞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该协议自身也将随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二、新资本协议的主要新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与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相比，在内容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更新：

（一）监管框架更完善与。旧资本协议在信用风险的监管上是以单一最低资本金（Minimum Regulatory Capital Requirement）为标准的。新资本协议除继续这一要求之外，还增加了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Supervision Review of Capital Adequacy)和市场约束(Market Discipline)来对银行风险进行监管，以提高资本监管效率。新资本协议形成了监管体系的“三大支柱”，是资本监管领域的重大突破。这“三大支柱”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扮演不同角色，最低资本是核心，金融部门的监督检查与市场约束是最低资本的必要补充手段。“三大支柱”在现代金融监管中共同发挥作用是新资本协议与旧协议区别的核心所在。

（二）风险权重的计量更准确。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决定风险权重的标准是以是否为合作与组织（OECD）的成员国，成员国的风险权重是零，非成员国则为20%。这种划分标准深深的打上了“国别歧视”的烙印。而对无论其信用如何，风险权重均为100%的“一刀切”方式有悖于实际情况。新资本协议则使用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主权政府、银行和企业的风险权重。除此之外，此三大主体风险权重的确定还需与若干国际标准相连。如银行的风险权重要与巴塞尔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挂钩，证券公司的风险权重则要与证监会国际组织的《证券管理的目标和原则》相连。

（三）风险认识更全面。1988年的旧资本协议主要考虑信用风险，而新资本协议则认为银行面临着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其它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新资本协议指出的风险几乎囊括了银行所要面临的一切风险。并且新资本协议对各种风险都相应有一个资本标准要求。

（四）新资本协议的主要创新——内部评级法（ International Ratings ---Based Approach，简写为IRB）。所谓IRB法就是以银行对重大风险要素的内部估计值作为资本的主要参数。从而极大的提高了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敏感度。内部评级法由三大关键要素构成：风险构成要素、风险权重函数和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其核心是对风险构成要素的评估。按照风险构成要素评估是由银行本身还是由监管当局进行，内部评级法有内部评级初级法和内部评级高级法。这要求银行本身必须加强内部风险管理。

新资本协议力图更加全面而敏感地反映银行风险，以实现继续促进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健性；促进公平竞争；提供更加全面的风险处理方案；使处理资本充足率的各种更为敏感的反映银行头寸及其业务的风险程度等主要目标。

三、我国银行业迎接新资本协议的准备

由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是国际法或国际公约，对各国政府、银行监管当局及商业银行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或法律效力，各国或经济组织对新资本协议的态度有所差异。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3年7月31日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卡如纳先生信中，明确表明“经过认真考虑，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底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几年内，我们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虽我国大陆在近期不准备以新资本协议为标准，但新资本协议代表监管中的先进理念和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逐渐完善的风险管理最佳实践，将会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认可，新资本协议终将发展成为国际协议和国际标准。我国大陆在1997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未受到较大冲击，与我国金融业当时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没有完全融入国际金融环境有直接关系。如今，我国已加入WTO，到 2006年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将把触角伸入中资银行业务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我国银行业必须做好新“游戏规则”带来的全面挑战的准备。

（一）必须提高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最低资本充足率是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的核心。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03年末，中国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7.35%，112家城市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6.13%，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五家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只在8%左右，都在新资本协议要求的8%“及格线”上下，而且这都是按照旧的计算方式统计。若采用新资本协议新计算方式，中资银行就面临着不及格的危险。为此，我国银行一要从内部补充资本：强化内部约束，提高资产质量，加大处置不良资产力度，改善经营状况，增强自我积累能力，提足贷款损失准备；二要利用外部渠道补充资本：力促股东增加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转债，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还可发行股票等。

（二）必须切实完善我国银行监管制度和提高银行监管水平。由于我国还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烙印在短时间内无法根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制度是以行政监管与人治监管为主体。这与新资本协议要求的权威性与法治监管制度有相当大的差距。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我国约有30％的不良资产是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或制造个人政绩，命令银行给个别项目放贷导致的；10%的不良资产来自于地方行政环境和法律环境。因此我国必须转变监管意识，更新监管理念与知识，完善监管法规与制度，改进监管方式与方法。

（三）必须逐步提高我国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我国银行风险管理框架是建立在1988年旧资本协议基础上的，但定量管理还只是停留在资产负债指标管理与头寸匹配管理上。这种定量管理远落后于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另外，我国银行的风险管理主体不明确，缺乏风险管理的组织制度保障。在我国银行坏帐的构成中，20％的坏账是由银行内部管理导致的。因此，必须转变我国银行长期以来形成的“重业务发展，轻风险管理”偏颇认识，树立现代的风险管理理念；完善我国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风险的管理。

（四）必须加强对我国银行信息的有效披露。根据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应及时公开披露包括资本结构、风险状态、资本充足率、对资本的内部评价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战略等在内的信息，信息披露至少为每年一次。按照我国《商业银行法》对信息披露的规定，2003年3月底中国银行对外公布的年报是开创我国四大国有银行正式信息披露的先河。但因信息披露制度起步较晚，风险暴露与评估的信息缺乏数据支持，技术支持水平的不足也导致银行信息披露成本高，使我国银行在信息披露内容、深度和及时性远未达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当前我国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处于转型关键时刻，必须利用有效的信息披露，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在充分了解银行状况的基础上作出理性判断；同时，也使银行在市场压力下不断提高其经营水平和绩效。

（五）必须加强对我国银行专业人才的建设。上述所要求的各项准备都需要高层次的银行专业人才来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实已培育了众多中资银行专业人才，但并不代表中资银行能够留住和充分使用人才。由于中资银行在人才培训、晋级机会、收益报酬等方面与外资银行都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大量中资银行人才流失到外资银行。面对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到来，以及国际银行业运行规则对银行人才的更高层次要求，中资银行必须充分借鉴先进外资银行的人才发展机制，加快改革现有的人才培训、使用和发展机制，以培养适合我国本土和熟悉国际银行业“游戏规则”的银行专业人才，达到使中资银行优秀人才不外流和外资银行优秀人才流入的“双重效应”。

[1]章彰.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兼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M].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宋清华 李志辉. 风险管理 [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3]姜波克. 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张庆 石静. 新资本协议与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评级[J].金融与实践 2004（3）

[5]崔滨洲. 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J].武汉金融 2001（11）

[6]田瑞璋. 借鉴新资本协议提高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J].中国金融2003（11）

新巴塞尔协议篇3

关键词：银行监管 新巴塞尔协议 资本充足监管 市场约束

一、新巴塞尔协议的提出及其三大支柱

20世纪90年代，欧洲货币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拉美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剧烈的金融动荡，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需求更为合理和高效的风险管理方法，以维护本国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单一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无法真正实现银行的安全运营，2004年6月G10的中央银行首脑一致同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新巴塞尔协议》。

《新巴塞尔协议》提出以“三大支柱”为理念的监管框架，即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管检查和市场约束，强调三者间的互补和协调配合，力图为银行建立更具风险敏感性的风险管理体系，真正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健。

1.第一大支柱:资本充足监管

《新巴塞尔协议》充分考虑了历史经验教训、现代金融的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作为三大支柱之一的资本充足监管有以下特点:

1.1正式的银行监管支柱。资本充足率被纳入正式的金融监管框架，即监管当局要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督检查。

1.2扩大的风险管理范围。银行风险从信用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三项风险，力求使银行资本更客观、更全面地反映银行面对的各项主要风险，保证银行资本充足率能对银行业务发展和资产负债结构变化引起的风险具有足够的敏感性。《新巴塞尔协议》标志银行监管的基本框架由单纯的信用风险管理走向全面的风险管理。

2.第二大支柱：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新巴塞尔协议》强调，各国监管当局应该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两者并用。通过两项检查决定银行内部能否合理运行，既要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其风险数量相匹配，也要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其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在第二大支柱下，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从原来单一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水平转向银行内部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

3.第三大支柱：市场约束

《新巴塞尔协议》摒弃了“银行信息不宜公开”的传统观点，第一次将市场约束机制引入监管框架。市场约束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性的潜在作用。

第三支柱还是第一支柱“资本充足监管”和第二支柱“监督检查”能否有效防范银行风险的重要保证。有效的信息披露措施可以让市场参与者了解到银行风险状况和资本化程度的关键信息，通过给银行施以外部监督，有利于促使银行更有效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新协议在特在适用范围、资本结构、风险披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做出了具体的定性、定量的信息披露规定。

二、《新巴塞尔协议》与银行有效监管

不论是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还是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监管目标是一致的。它们都试图通过促进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以达到保持稳健经营、提高经营效率的目的。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间、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间都不应是替代关系，而是紧密相连、相互补充和互相增进。

1.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共同完善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

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是本，而外部监管为末，从外部对商业银行加强监管不能代替商业银行自己做的功课。银行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是确保银行监管体系得以稳健高效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外部监管只是发挥市场防范风险的约束作用。

在《新巴塞尔协议》对第一大支柱资本充足监管的论述中，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银行风险衡量曾只采用外部评级，但《新巴塞尔协议》倡导商业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根据自身情况自行调整风险模型，给了银行更多防范风险的主动权。银行风险尽管受到社会经济中外生的不确定因素影响，但如果银行内部各项业务的实际经营人员能做好事先对风险的评估、过程中的控制、事后相机性的灵活调整，风险则能得到有效控制。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监管活动中，无论是现场检查还是非现场检查，监管当局都非常强调和重视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监管。在允许银行以内部评级法来弥补资本充足率管理中风险估计不足的问题上，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必要前提。

2.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共同实现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目标

市场约束提高了政府监管的反应速度

市场约束缩短了政府监管采取行动时滞，而且市场主体在某些方面会比监管者更有远见，在评价银行状况变化时比监管者更为及时有效。以对有问题银行的处理为例， 表面市场约束可以帮助政府监管提高监管的效率，市场约束机制实际上在发挥着对政府监管的补充功效。引入市场信息后，由于市场的反应比监管部门的检查更为迅速和准确，政府监管认识问题的时间明显缩短了。

政府监管通过市场检查可以获得比市场主体更多的内部信息，能为市场约束提供完整权威的信息。政府监管比市场力量更善于挖掘公司管理层刻意隐藏的信息，监管者较易发现“不好”的信息，但前提是频繁的现场检查。事实上，对银行风险的识别毕竟要以中央银行能够提供高效准确的信息为基础，信息只有在及时集合、处理和分析后所提供的结果才有指导意义。

总的来说，市场约束能够提供更为及时、准确的信息来补充政府监管传统现场检查的时滞;而政府监管更容易挖掘公司管理层刻意隐瞒以至市场约束不易发现的信息，监管者能更好地理解银行所处的复杂宏观形势。所以对于风险状况预测的最佳方式是市场约束与官方监管的有效结合。

实现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的有机结合、银行效率与银行安全的最优均衡是银行监管目标的重中之重。美国银行监管过分注重金融创新，而忽视风险控制，其结果往往导致银行风险的积聚并引发危机。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却偏向严格的合规性监管，这虽能有效控制风险，但对金融创新不利，难以确保银行效率的提升。

面对目标倾向性偏颇的银行监管方式，如何构建一种能兼顾银行效率提升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监管政策体系，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市场约束机制下的利益相关人相互制衡来降低风险，维护银行良好运行，是实现银行效率与安全目标的有效途径。运用市场方法能有效实现稳定目标，因为市场约束能在存款保险等金融安全网下有效削弱银行或者存款机构的风险转嫁激励。

综上，在政府监管中通过引入市场约束，将促使银行监管在安全与效率中找到最佳的结合。

3.三大支柱间的关系总结

在资本充足率要求下，仅凭政府监督检查或市场约束来完成对银行的有效监管并不现实。政府监督检查能根据自己的信息能力与监管成本来决定监管的范围与程度，而市场约束则能在市场具有信息优势的领域完成对银行的监督。所以一个合理的监管设计应该是政府监督检查、资本充足监管与市场约束的有效配合，共同实现银行有效监管目标。

三、《新巴塞尔协议》对于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我国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金融监管当局已经公开承诺将按照巴塞尔协议的原则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监管，并积极参与了新协议的讨论。近年来，随着我国银行业逐步与国际金融业相融合，按照国际统一标准对我国银行监管已经是大势所趋。面对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规定的新变化，尽快适应新协议的要求，以提高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已成为金融监管当局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1.加强资本充足监管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杠杆率监管；实施反周期监管；完善资本补充机制；优化资本结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2.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2.1优化市场结构，加大银行业的竞争程度；

2.2加强公司治理，缓解软预算约束与问题；

2.3合理设计存款保险制度，调动存款人的积极性；

2.4规范信息披露制度；

3.加强银行信贷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监管

银行信贷必须紧贴实体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银行信贷极易催生泡沫经济，进而引起金融动荡甚至经济危机，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的教训之一。中国政府应该不断加强对商业银行信贷的监管，确保信贷流入实体经济。未来应大力贯彻落实贷款新规，确保银行信贷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性方向。

参考文献：

《银行监管有效性研究》 刘晓勇 2007.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问题研究》 孟艳 2007.9 经济科学出版社.

新巴塞尔协议篇4

【关键词】 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 巴塞尔协议III； 影响

一、引言

巴塞尔协议新规即《巴塞尔协议III》，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最重大的一项监管改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巴塞尔协议II暴露出的缺陷和问题，巴塞尔委员会根据此次危机的教训提出了提高资本要求、引入宏观审慎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和范围、完善激励机制、加强信息披露的银行业监管标准的改革要求。该要求通过2010年9月12日在瑞士召开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讨论磋商，2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代表就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协议III》达成共识，同年11月12日，该新规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首尔峰会上得以顺利通过。至此，从1988年颁布的《巴塞尔协议》到现在的巴塞尔协议新规，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三易其稿，其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分析新规出台的背景、改革的思路及影响，对于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提升我国银行业风险管控能力、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巴塞尔协议新规出台的背景分析

（一）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巴塞尔协议新规出台的直接起因

巴塞尔协议的颁布和不断修改，都是与国际上发生重大的金融危机密切相关，这次新规的出台也不例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此前的银行业监管体系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旧有的银行业监管规则中，对于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过低，使得银行体系难以抵御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金融系统风险，原本认为可以有效分散风险的衍生金融工具，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并未能发挥其效能，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对风险的进一步扩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匹兹堡峰会明确提出了“在2010年年底前制定为各国所能接受的规章制度，改善银行体系资本质量和资本数量”的改革目标。据此，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着手对资本监管国际标准进行改革，2010年9月12日的瑞士巴塞尔中央银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就资本监管改革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达成了共识。

（二）金融自由化和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是巴塞尔协议新规出台的内在动力

金融自由化通过放松利率、汇率限制，鼓励竞争，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1999年，克林顿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关条款，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开启了金融混业经营的大门，与之相应的是美国金融监管放松，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但金融过度自由化和放松监管使银行更为冒险，结果拉美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东南亚地区连续发生金融危机，客观上要求对国际金融监管的标准和办法进行改革。

（三）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是巴塞尔协议新规出台的思想动因

金融监管理论是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体现，目前主流的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有金融脆弱论和公共利益论。金融脆弱论认为银行短借长贷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内在的非流动性，银行之间的资产负债存在着相互依赖的网络，银行业比其他产业更加脆弱、更容易传染，容易导致系统的不稳定。

公共利益论认为金融监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金融市场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现象，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又会产生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问题。因此，金融监管当局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强化信息披露和金融监管。

三、对巴塞尔协议新规理念和思路的解读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20国集团于2009年2月提出了一揽子金融监管改革建议，英国金融监管局专门了有关监管改革报告，奥巴马政府也向国会递交了一套详细的金融改革方案，对20国集团的改革建议作出了进一步的回应。巴塞尔委员会也对巴塞尔新协议进行了重大修订，其理念和思路主要表现在：

（一）第一支柱提高资本要求

第一支柱是巴塞尔新协议修订的重点，其目的是减轻银行风险及由银行风险引起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改革体现在：

首先，大幅度提高资本金要求，将杠杆率设定为风险资本要求的可靠的补充措施。《巴塞尔协议III》的核心内容是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巴塞尔协议II强调对分母即风险资产的计量，而巴塞尔协议III则更加强调对分子――资本的计量，直接表现诸多条款核心要求便是增加资本；其次，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制度，各家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在经济上升阶段增加缓冲资本，而在经济衰退中减少缓冲资本，巴塞尔协议III与巴塞尔协议II最重要的区别是增加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巴塞尔协议II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性，而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增加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它可以降低经济的顺周期性，来提升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有效性及赢利能力；第三，流动性监管地位的提升，流动性危机历来是导致银行破产的直接原因，巴塞尔协议III引入两个衡量流动性风险的新指标，即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将使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成为银行监管的新重点；最后，对风险模型的补充和改造。VaR模型在实践中备受青睐，但由于对小概率危机事件的损失估计不足，将压力测试方法作为VaR方法的重要补充。

（二）第二支柱引入宏观审慎

审慎监管是全球金融监管的趋势，也是各国金融监管努力的方向，目的是提高宏观审慎监管和控制风险的意识。表现在：第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将宏观审慎的监管与微观审慎的监管结合，强调监管水平和标准的提高。不同的监管机构要相互协调和沟通，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衡量和预警；第二，扩大监管覆盖面，要全面覆盖所有市场、机构和工具。影子银行系统将置于监管之下，包括各类对冲基金、结构化投资工具、场外衍生品市场以及证券化市场等；第三，薪酬设计和奖金发放鼓励长期行为，抑制短期行为。

（三）第三支柱强调信息披露

第三支柱是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补充，目的是通过要求更高的透明度和量的或质的有效信息披露来加强市场纪律，从而使市场参与者可以评价其资本的适当性。为指导市场的披露行为，巴塞尔委员会从四个方面提高透明度：第一，要求一级资本的所有构成必须完全对外披露，并披露缓冲资本的情况；第二，要求定期公开披露流动性风险状况和管理方面的定量和定性信息；第三，对于证券化，表外风险暴露和交易账户下的信息披露要求给予详细的指引，以降低资本市场业务给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确定性；最后，对于银行的薪酬发放也需要更加清晰和及时的信息披露。

四、巴塞尔协议新规对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影响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从提高资本金充足率要求来看，短期内对我国银行的影响有限，但应关注较高的资本缓冲和拨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制约

截至2010年6月底，国内大、中、小各类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1.1%，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9%，核心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超过80%。按照新的资本监管标准，国内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高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在新兴经济体中也位居前列。新规则将对全球范围内信贷流动的规模和成本产生广泛影响。对银行而言，新规则将迫使银行为更大规模的放贷和投资留出更多的资本拨备，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舍弃那些被认为具有过高风险的业务种类，将把更多的收益储备起来，以应对潜在风险。这样一来，将可能减少大型银行的利润，在向投资者和员工派发的钱减少的同时，还可能限制银行放贷，从而制约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国内银行业应在建立资本约束前提下尽可能拓展资本补充渠道，以解决上述矛盾。

（二）从宏观审慎监管来看，我国一贯坚持对银行的严格监管和控制，维护了银行业的稳定，但应重视鼓励我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等工业化国家曾经对金融业竞争实施限制，确实维系了金融业一段时期的稳定，但以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工业化国家已经意识到限制竞争对效率的约束。此次危机爆发后，华尔街的贪婪和美国政府疏于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被普遍认为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次贷危机的重要传导链条的特定目的投资机构，在2009年7月份的新巴塞尔协议修订版中被严肃处理，银行将贷款证券化打包卖给特定目的投资机构的难度大大增强，在这一点上，我们应正视我国银行业证券化程度太低和刚刚起步的实际，重视金融创新，倡导金融业的适度竞争，增强银行的竞争力，这对于提高我国银行的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要积极汲取欧美过度放任的金融创新教训和经验，坚持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推进金融创新。并要利用《巴塞尔协议III》的改革机会，推动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冲上国际舞台。

（三）从加强信息披露来讲，要强化信息披露的监管理念

监管理念直接决定监管成效。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单纯注重合规性监管，忽视了风险性监管状况。在新形势下要努力做到：第一，为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市场变革的局面，监管部门和上市银行要顺应发展的趋势，将风险监管与培育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将非现场检查的重心转移到风险识别、判断、评估与化解上来。第二，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披露和保密的关系，寻求信息披露与保密的平衡点。监管者与上市银行应明确界定必须披露和自愿披露的界限，并从法律上明确金融商业秘密的范围。鉴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尚不成熟，如银行临时性支付困难等信息，可暂列入监管呈报范围。对于上市银行专有信息，则可采用自愿披露的原则，由银行自行掌握披露的程度。第三，要采取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策略。在我国的管制不尽完善，又缺乏市场约束的文化传统条件下，银行管理层的自愿披露积极性不高，强制的最低标准信息披露往往变成最高标准，监管部门的强制约束是上市银行信息披露的主要动力，监管部门应当合理界定强制信息披露与自愿信息披露的范围、内容，并界定银行的商业秘密，加强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规范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行为，有效维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业银行安全、稳健、高效运行。

【参考文献】

［1］ ［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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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增安，何京君.从金融危机看新巴塞尔协议的改革方向［J］.西南金融，2010（7）.

新巴塞尔协议篇5

论文摘要：论述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衡量的方法及实施相应方法的一些必要的条件。根据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出了相应要求：大力发展评级机构；主动地寻求风险平衡，实现全面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方法的深入，积极开发风险控制工具；信用风险衡量方法从简单向复杂的转变。

1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风险的规定

巴塞尔协议的出台起源于前联邦德国赫尔斯塔银行(herstattbank)和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franklinnaitonalba~k)的倒闭。这是两家著名的国际性银行，它们的倒闭使监管机构开始全面审视拥有国际业务的银行监管问题。1974年9月由国际清算银行发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加拿大、比利时、瑞典十国集团及中央银行监督官员在巴塞尔开会，讨论跨国银行的国际监督与管理问题，自此形成了一系列的文件。1795年签订了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库克协议)，该协议对海外银行监管责任进行了明确的分工，监管的重点是现金流量与偿付能力，这是国际银行业监管机关第一次联合对国际商业银行实施监管。随后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和风险控制内容也不断深化。

2003年4月29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称“新巴塞尔协议”)进行第3次征求意见，以对新的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做出最后的修订。委员会的目标在2003年末最后一个季度完成修订，并于2006年末在成员国家开始执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有3个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在计算最低资本要求时，需要考虑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creditrisk，marketirskandoperationalrisk)。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在资本规则上跨出了一大步，而新资本协议在不断改进中反映着风险测量和管理技术的提高。新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使最低风险资本要求和每信贷风险面的规范评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第一次将操作风险和最低资本要求结合起来。相对于旧协议而言，其风险衡量的方式更加灵活，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单一框架，银行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风险衡量方法，以促使银行不断改进风险管理水平。

2风险的衡量

新巴塞尔协议在计算最低资本要求时，主要考虑3类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借款人和市场交易对手违约而导致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是由于利率、汇率、证券和商品价格发生不利变动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正确或错误的内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商业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承担和控制风险的过程。新协议对风险的衡量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2．1信用风险的衡量。信用风险是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对于信用风险的衡量有两种方法：标准法(thestandardisedapproach)和内部评级法(hteintenralratings-basedapporach，irb)。标准法是一种“被动式”计量方法。评级的标准质量不能由银行本身自行控制，核心是各银行借用外部评级机构特别是专业评级机构对贷款企业进行评级，根据评级决定银行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并为此准备多少的风险准备金。内部评级法则是一种“主动型”的衡量风险的方法。用irb方法的银行必须依靠他们自已内部对风险评价来决定某一给定风险水平下的资本需要量。其中需要考虑的要素有：违约可能性(probabilityofdefault，pd)，给定违约水平下的损失(1ossgivendefault，lgd)，违约风险暴露水平(theexposure atdefault，ead)，有效的到期日(effectivematurity，m)。irb方法分为基础和高级方法两种(foundafionandadvanced)。基础方法是指在一般原则下，银行提供自己对pd(违约可能性)的预测，对于其他风险元素则依靠监管层的预测。而高级方法中，银行自己提供更多自己的预测——pd，lgd，eadandm，并且使之满足最低标准。无论哪个方法，银行必须使用风险加权函数(irskweightfunctions)以获得资本需要量。每个银行也许在进行内部风险管理时，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其采用的方法必须保持合适和一致稳定性。

2．2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衡量。市场风险的覆盖范围很广，包括利率风险、股票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和期权价格风险等，量化难度较大，因此，新协议建议各国监管当局在《补充规定》所提处理方法的基础上提足最低资本量，并对市场风险加以特别关注。操作风险也存在量化困难，新协议第一稿并未提出任何计量方法。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在新协议修改稿中给出3种计量操作风险的方法：①基本指数法，指以银行过去3年内的平均年总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来确定应对操作风险的必需资本量；②标准法，把银行的业务分为8个不同领域：公司金融，交易，零售银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服务，资产管理和零售经纪，然后分别计算操作风险指数，再乘上某一固定比例得出所需资本量；③高级测量方法，采用此法的银行必须取得监管层的同意，由银行内部操作风险测量系统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加以确定。高级测量方法的使用则需要一些特别的标准。如果银行采用较高级的方法在没有监管层同意前不得转为较简单的方法。另外，如果监管层发现采用较高级方法的银行不再满足相应的条件，有权要求其转为简单的方法直至满足相应条件为止才能再转为高级的方法。

3对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思考

风险的识别、衡量、监督、控制和调整收益是风险管理的五大目标，其中风险衡量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后续过程的顺利进行以及资本充足率的正确计算。风险衡量是指通过制定统一标准来测算及比较所有的风险，将风险的可能性进行量化，得到由于某些风险因素而导致在给定收益的情况下损失的数额或在给定损失的情况下收益的数额的行为过程。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风险的衡量方法做出了灵活而详尽的规定，对我国的风险衡量与监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1大力发展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旧协议相比更具有包容性，允许银行根据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和业务的复杂程度灵活运用标准法或内部评级法，并建议业务相对简单、管理相对薄弱的银行使用标准法。标准法的采用则需要外部评级机构来进行。国际上比较活跃的评级公司，经常将政治经济问题混合来考虑，并偏向于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为评级的准绳。因此我国有必要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权威评级机构，并通过实际运作，提高国际影响和地位。信用评级机构应按照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开展信用评级业务，对政策环境、资本充足性、资产流动性、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管理质量、信用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偿还债务的意愿及能力等要素进行评价。

3．2建立商业银行内部信用评级体系。新巴塞尔协议中，信用风险的衡量有两种方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在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内部评级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进行全程化管理的核心手段，成为现代商业银行在管理上成熟的标志和外部市场评价商业银行管理能力的重要参数。内部评级能够提供客户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预期损失率、非预期损失率、违约敞口等关键指标，不仅在授信审批、贷款定价、限额管理、风险预警等基础信贷管理中发挥决策支持作用，而且也是制定信贷政策、计提准备金、分配经济资本以及ra—roc考核等组合管理的重要基础。通过建立和运用内部风险评级，商业银行把各种影响信用风险的因素加以归集、识别，进行标准化提炼与量化度量，使银行审慎管理从经验型的传统管理提升为标准化、专业化的现代管理。因此为促进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标准的现代商业银行接轨，我国的商业银行应尽快建立内部评级体系。

3．3主动地寻求风险平衡。实现全面风险管理。“银行因为承担风险而生存和繁荣”，因此完全避免风险是不可能的，商业银行要做到风险的平衡——收益和损失的平衡，即风险资本抵御损失的能力和业务利润计划的一种均衡。商业银行应在完成巴塞尔委员会所要求的计量出风险的可能性的基础上，不仅仅被动地通过增加风险资本准备来防范风险，而是根据协议充足比率的要求和商业银行自身有限的资本准备主动地去调节和配置信贷资产组合，并且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各种其他风险以及包含这些风险的各种金融资产与资产组合，承担这些风险的各个业务单位纳入到统一的体系中，对风险实施全面控制和管理。银行风险管理委员会应整合现有内部控制资源，统筹制定信贷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道德风险等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报告制度、程序和方法，实施银行全面风险控制技术，对各类风险进行持续监控。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从战略目标制定，到目标实现的风险管理过程。它可以简单用“348”的框架来描述。即3个维度：目标、全面风险管理要素、银行的各个层级；目标包括4个方面：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全面风险管理要素有8个：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监控。全面风险管理的8个要素为银行的4个目标服务；银行的各个层面要坚持同样的4个目标；每个层面都必须从8个要素进行风险管理。

新巴塞尔协议篇6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全面风险管理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创新性地提出全面风险管理的银行监管理念，监管范围覆盖银行信用、市场、操作三大风险，对这三种风险的计量，提出八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新协议突出资本充足率、银监部门监管、市场信息披露三大监管内容，这三部分也被称为新协议的三大支柱。我国银监会已明确大型商业银行要在2010年底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即使到时经批准可暂缓实施，也不能迟于2013年底。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与新协议规定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做好应对准备。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内容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继承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提出衡量资本充足率的新思路和方法，即实行以最低资本要求、央行监管、信息披露(即市场纪律)三大支柱为特点的新的监管框架，强调三大支柱紧密相连，缺一不可。低水平或局部性地实施某一个或两个支柱均不能有效确保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和安全性，三者必须同时使用才能真正体现新协议的核心所在。风险的资本覆盖范围也从单一的信用风险，拓展到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新协议突出以内部评级法为核心，以信用风险管理为重点，涵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管理，并通过外部监管和信息披露来加强对银行监管，提升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及自我约束的新理念。

二、国内银行业监管机构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我国实施的安排

我国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国，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我国银行业融入国际金融大环境、吸引外资银行投资及合作、在境外设立海外分行、避免国际金融歧视、提升监管能力及国际形象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各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存在资产质量差、资本充足率低、风险管理薄弱、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还没建立起完备的风险防范体系，总体风险管理水平与世界银行业先进水平相差很远。因此，还无法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体系中。从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角度看，银监会推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后，国内银行业开始逐步确立刚性的资本约束机制。银监会在采取过渡性资本监管方案的同时，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改进风险管理，采取风险敏感性高的资本计量方法，要求大型商业银行应从2010年底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即使到时经批准可暂缓实施，也不能迟于2013年底。在此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如何在资本约束下稳健经营，实现持续盈利目标，达到股东、监管机构、客户和公众的基本要求，是我国商业银行在新的条件下面临的新挑战。目前，银监会已成立新资本协议工作组，同时也明确了第一支柱的风险计量方法，即用初级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用内部模型法计量市场风险，用标准法计量操作风险。

三、国内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对策

对我国银行业来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已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加速引进世界先进风险管理制度的催化剂。国内商业银行应以开放的心态来迎接新的监管协议，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好实施准备。

(一)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满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出的最低资本要求

资本充足率是用来衡量银行资本与资产风险预防程度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标。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程度一直不高，2001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76％、1.44％、8.30％、6.88％。经过实施国家注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等措施后，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有所提升。按银监会网站提供的数据：截至2007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已有161家，比年初增加61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79％。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除农行刚刚股改完成并在近三年未提供资本充足率数据外，工、中、建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均高于8％的监管要求，并呈逐年增加、逐步充足的趋势。

从以上数据看，国内大部分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已达到国际监管标准，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仅考虑信用风险因素，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附属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资本要求x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x12.5)。这一要求考虑了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对银行的影响，将这两项纳入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的分母中，提高了资本的风险敏感度。按此公式计算，我国商业银行现行计算并披露的资本充足率将大大下降。为此，国内商业银行需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1、加大不良贷款清收、盘活力度，减少风险资产总额。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不断下降，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已从2003年底的2.1万亿元降至2007年底的1.2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底的17.9％降至2007年底的6.17％。各家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也有很大提高，2007年末，14家上市银行中，除深圳发展银行外，13家银行拨备率都超过银监会80％的下限规定，超过100％的有12家。在加大对存量不良贷款清收、盘活的同时，国有商业银行还必须进行深层次改革，加强对信贷行为的监管，加强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加强风险管理，从根本上改变形成不良贷款的机制，防止不良贷款前清后增现象发生，切实减少风险资产数额，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真实资本充足水平。

2、拓宽业务范围，丰富盈利渠道，实现有效积累，提高核心资本份额。国有商业银行在立足加强传统信贷业务经营同时，要努力拓展新业务，大力发展银行卡、代收代付、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拓宽盈利渠道。国外商业银行60％以上的收入依靠中间业务收入实现，利差收入仅占30％左右，并呈萎缩趋势。可以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能否充分拓展业务，从经营单一的金融产品转向经营众多金融产品，对提高其盈利水平起重要作用。

3、发行长期次级债，增加附属资本。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以丰富债券市场，拓宽商业银行投资渠道，也是商业银行增加附属资本的有效途径。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作为附属资本的长期金融债券发行办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也都表示将通过发行次级长期债券补充资本金。可见，次级长期金融债券的发行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

(二)搭建与新协议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框架

商业银行尤其是法人治理结构已相对健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建立以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对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和高管层负责的独立的风险决策机构，该机构垂直延伸至二级分行)为核心的风险管理部门协调组织。要划分风险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并要保持风险管理的权力与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部门架构设计独立，宜采用垂直管理的组织架构，保证风险承担与风险监控的分离；风险报告产生及呈报机制独立；风险经理独立，其薪酬和晋升激励应与业务部门的风险承担脱钩；建立风险部门与业务部门良性的协作互动关系，并逐步建立责任体系和考核机制。

(三)培育健康的风险管理文化

风险防范意识要体现在员工日常行为的自觉性方面。全员深刻领会董事会决策层的风险政策偏好、风险容忍度，真正认识“银行经营风险的企业属性”。树立“风险管理本身寓于发展内涵”的发展观，确立以“资本对风险的约束为基础，业务增长与风险控制相适应，风险成本与风险收入相匹配”的风险管理基本原则。通过新理念的引入、制度的强化、机制的引导及环境的优化，统一银行全体员工的思想与步调，保证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并发挥作用。通过培育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进而培养高素质的风险管理队伍。

(四)引进和改良先进的风险计量技术，培养风险管理人才

引入国内外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并结合银行实际予以改进。研发信用、市场、操作风险专业管理工具，提高各类风险的专业化管理水平。建立风险管理监测报告系统，扩大模型工具的适用范围。结合国内商业银行实际，现阶段需进行风险管理技术的基础建设。先建立信息收集和处理系统，收集大量和连续的客户信息、市场信息和银行内部操作信息。对客户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合理确定风险防范措施；建立数量模型，运用定量分析工具，进行国别、地区、产业风险分析，通过信贷审查等方式，直接控制业务风险。

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我国银监部门提出的计量方法，在信用风险计量方面，构建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目前，工行、建行都已参照新协议的技术标准，积极推进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通过引进国外银行的先进评级理念，借助专业评级公司的技术力量，建立和完善内部评级基础数据库，构建符合国情的内部风险评级模型。整合与内部评级相匹配的新的信贷流程和组织架构，培育专业化的风险评级队伍，逐步建成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在市场风险计量方面，要比较国际流行的VAR值计算方法，选择适合本行的VAR值计量模型，并通过银监部门认可。在操作风险计量方面，要在引入员工行为计分卡的基础上，按照新协议的要求，合理划分并正确对应八条产品线，对不同产品线的资本要求系数，可根据各银行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汇总计算出操作风险需计提的资本准备，并逐步向高级方法过渡。风险计量模型是世界银行业的高度商业机密，是体现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核心所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银行间的交流和相互使用。即便能引入到国内，也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这要求国内商业银行必须组建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风险人才队伍，研究开发适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模型框架和参数体系。

新巴塞尔协议篇7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风险承担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3-0045-06

［收稿日期］ 2011-03-18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已经成为各国银行业监管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争论最多的是资本充足率问题。与在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广义的风险分类不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预想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完全依赖于债务人的信用评级，无论是内部评级还是外部评级。然而信息披露的要求如此之高，只有少数银行可提供必要的信息。因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给银行以选择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的权利。但是，一方面引进内部评级法的固定成本很高，会阻止小银行使用该方法；另一方面，缺乏足够的历史数据也使小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小银行也不会从相对安全的风险暴露而减少的资本充足率中获益。［1-3］这种对大银行和小银行的不对称对待会如何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绩效和经济中的总风险？本文将作出理论回答。

如果有选择两种方法的权利，左边表示存款利率均衡。在模式3和4中的边界，实际上移向更低的竞争，与标准法相比，风险承担由于监管而增加。在模式3和4中的边界，小银行偏好于提高利率。不同的是，曲线分开有无风险承担的模式表现为单调递减。因此，如果银行允许在两种方法中选择，且大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该方法扩大了α的参数设置，小银行承担过度的风险。

即使在转移到模式4的情况下，小银行也受到束缚。考虑到在选择内部评级法前，银行仅仅只考虑在模式3和4的边界中情况。β极小的增加有两种效应：第一，导致银行离散地增加存款利率，边际利润没有任何变化；第二，增加了银行存款利率，危害到小银行。即使在模式转换的情况下，小银行也将会丢失利润。从模式3和4边界开始，一个β极小的增加有两种效应：第一，由于临界利率的增加，大银行提高其利率；第二，为获得市场份额，小银行离散地提高利率。小银行市场份额增加，大银行利润减少。因此，在由标准法转换到内部评级法后，大银行利润也许下降。方法越复杂，固定成本越高，小银行更可能不会愿意采用新方法。大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的潜在利润是巨大的。总的来说，与标准法比，内部评级法的引入也许引起小银行承受更高的风险，从而转化为总风险增加。因此，监管没有达到它阻止银行风险承担的目标，表现出内部评级法的优势被选择的权利所破坏掉。［4］

五、结论

银行可以采用很多办法对新监管做出反应，而不被模型所捕捉到，尤其是小银行之间或大银行和小银行之间的并购。被并购的银行会选择更安全的项目，资本利用效率更高，这样也会提高福利水平。考虑到模型外因素后，该观点并非令人满意。具体而言，小银行可以建立联合评级系统，甚至可以将其风险管理委托给第三方机构，来应对新监管的规定并节约固定成本，仍然可以独立运作从规模经济中受益，提高福利，并避免兼并的不利影响。只有当监管者接受累积数据的激励，允许小银行克服缺乏历史数据的问题，但法律约束（例如银行保密法）仍可能阻止银行与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交换客户的敏感性信息。如果中小企业更愿意找中小银行借款，那么模型会预测到大银行减少对中小企业贷款，且贷款会从安全项目移向风险项目。尽管最有效率项目的中小企业贷款注定损失最多，但通过内部评级法可以减轻该损失。但是，大银行也可能没有准备好在软信息的基础上扩展贷款。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大银行和中小银行的不公平对待可能是基于公平（权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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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宪,马理,代军勋.资本充足率监管下银行信贷风险偏好与选择分析［J］.金融研究，2005， （12）： 95-103.

新巴塞尔协议篇8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 资本充足率

一、资本的功能

商业银行资本具有多种功能：吸收银行的经营亏损；为银行的注册、组织营业以及存款进入前的经营提供启动资金；有助于树立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为银行的扩张，新业务、新计划的开拓提供资金；监测银行增长，保证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总之，银行资本的关键作用是吸收

意外损失和消除银行的不稳定因素。

二、《新巴塞尔协议》

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国 金融 当局逐渐把银行的最低资本与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联系起来，《巴塞尔协议》的提出更是统一了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新巴塞尔协议》继承了原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保留了原协议关于资本构成的定义和资本充足率8%的规定。但新协议增加了对操作风险的监管， 计算 公式为:资本充足率=总资本/[风险加权

资产+(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操作风险资本要求)*12.5]*100%

三、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方法

根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可以推出两种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即“分子政策”与“分母政策”。所谓的“分子政策”是指增加总资本以扩大分子，其中包括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而“分母政策”则是指降低加权风险总资产以减小分母。

1.分子政策

（1）增加核心资本

内部融资、提留收益是增加核心资本的首要方式。在银行低利时代下，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降低运营成本，是增加利润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银行应大力发展风险较低的传统的中间业务，如收付业务、结算业务或与贸易有关的融资等业务；同时银行也应适度开拓新型中间业务以提高收益。

政府注资是增加核心资本最快捷的方式。国家以财政预算、发行特别国债或者以外汇储备的方式向商业银行注资。政府注资在

2.分母政策

（1）降低风险资产权重

资本充足率 计算 公式中分母的资本是指经风险加权后的资产，因此，减小分母并不意味着要减少资产规模，优化资产结构，降低风险资产权重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但同时高风险伴随高收益，降低风险资产权重也会相应缩小银行收益，进而影响到资本的积累。

(2)处理不良资产规模

由于 历史 原因，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规模都非常巨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实现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大大提高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减轻了其经营负担。但不良资产的预防与治理依然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严峻挑战。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在处理不良资产的方式上积极创新，如资产证券化等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应该本着审慎的原则开展资产业务，减少不良资产的进一步产生。

四、花旗航母次贷搁浅的启示

资本充足率作为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有效指标，其内容与细则是在不断地 发展 进步中的。与此同时，资本充足率只是一个 参考 指标，资本充足并不意味着 金融 机构没有倒闭的风险。超级金融航母花旗银行在次贷危机中的搁浅就是强烈的例证。花旗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其资本充足率始终位于世界各大银行前列。然而在此次次贷危机中，花旗银行却损失惨重，岌岌可危。究其原因，一是花旗银行的主要业务是零售业务，其中消费信贷占比很大，因此房价上涨使很多房贷变成了次级贷款。二是在2006年之前，全美疯狂发行cdo，花旗承销了340亿，成为了仅次于美林证券的第二大承销商。同时，花旗通过建立渠道，即所谓的结构性投资实体（siv），购进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次级cdo。siv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其经营状况不反映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但其最终的损失却仍然要设立的银行埋单。在这种情况下花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并无异常，但危机却逐渐逼近。

此案例说明银行监管应该与时俱进，要紧跟金融创新的步伐。资本充足率是一个客观指标，它能保证商业银行在正常经营下的稳健性。但是将此指标作为监管风险的唯一指标是远远不够的。资本充足的定义应该随着市场变化而变，8%的标准不应一层不变。在保证资本充足的情况下还应关注资产结构、资产质量、资产负债匹配度等问题。同时，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表外业务也应引起必要的重视。表外业务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业务由于其复杂性，其风险较难度量，监管难度因此加大。如何将资本充足与资产负债内外管理相结合将是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亟待解决的课题。

新巴塞尔协议篇9

关键词:金融创新;管制放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监管重构

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J.Mckinnon)和爱德华肖(E.S.Show)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综合症”，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提出的。他们严密地论证了金融深化与储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深刻地指出“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危害，认为应该减少政府干预，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金融自由化理论主张改革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从而使利率能反映资金供求，汇率能反映外汇供求，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最终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方面——利率自由化、合业经营、业务范围自由化、金融机构准入自由、资本自由流动——都有引发金融脆弱性的可能。如果一个国家解除了金融管制，即实现了国内利率完全市场化、银行业进出完全自由、资本项目完全自由流动等，就可以说其已经基本实现了金融自由化。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金融自由化，即使像美国等发达国家，经过金融自由化改革后，反而加大了对资本账户管制的力度。就发展中国家来讲，由于金融抑制的时间过长、程度太深，要想在短期内实现金融自由化几乎不可能。

一、 金融管制的放松

在20世纪30年代华尔街股市大崩盘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Glass Steagall Act)，实施分业经营原则，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对定期存款也规定了最高利率上限(Q项条款)。之后一系列的《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等，逐渐完善和强化了这一规则，形成了分割金融市场和金融分业经营制度框架。由于金融机构实行的是专业化经营，业务简单而安全，在这一时期内各金融机构基本相安无事，也很少出现经营失败，金融业处于长时期的繁荣之中，每年破产、关闭的银行寥寥无几。但是，随着经济的一体化，金融服务开始全球化。美国花旗银行率先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业务，它发现，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不受国内法律的严格监管，不仅可以翻过分业经营的“防火墙”，绕过禁止跨州经营的“篱笆”，还可以突破利率管制的“天花板”。堡垒从外部开始攻破，花旗银行的成功，使西方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都加快固定汇率制的解体步伐。

然而，随后的浮动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使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加大，为了达到转移和分散风险的目的，各大金融机构开始寻求新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策略，进行了多种多样的金融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大公司都需要某种金融工具，使其以很小的代价锁定自己的收益，衍生工具便应运而生。金融衍生工具最本质的特点，其实是它的风险转嫁功能。作为衍生产品中的一种，住房低押贷款证券也是如此，它的目的，就是帮助贷款银行分散风险、提高资产的流动性。然而，在罗纳德麦金农等学者的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支持下，借助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的避险目的逐渐让位给了投机套利。由于金融业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换言之，谁能开发出规避政府监管法规的产品，谁就能率先拓展经营空间，获得丰厚利润。规避政府监管成为金融新行业的重要平台。投机套利和规避监管，这些都为今天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在金融创新产品的冲击和既得利益者的游说下，美国金融当局开始对金融法律法规进行了各种修改。1980年的《储蓄机构取消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取消了贷款利率上限，放松了储蓄机构的业务范围，直到1986年，美国彻底实现利率自由化。此后，金融机构以控股为名，爬过分业经营的障碍，解禁跨州经营，并购潮此起彼伏，到新世纪初，以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为代表的金融管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金融自由化逐渐成为主流。1999年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均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美国实行了近70年的金融分业制度的终结。正如有人所言，从《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这是一场金融管制与放松管制之间的反复博弈，更有意思的是，现在，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爆发，则让人们再次以全新的眼光打量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管制。从本质上来看，美国的整个金融史就是一个“放松管制再放松重构管制”的过程。

金融自由化是一个风险极高的制度变迁过程，所以金融自由化的实施必须在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下按照严格的规则进行。然而，金融自由化虽然解除了利率管制和外汇管制等金融约束，为金融创新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但金融市场上有效的监督机制并未自发形成，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国内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变得更加不平衡。在发达国家，以日本为例，随着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急剧展开，日本的泡沫经济逐渐膨胀。日本在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并未及时建立对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形成了只破不立的局面。比如，在泡沫经济形成的过程中，由于管制的放松，日本许多银行在提供贷款时既不认真审查贷款用途，也不考虑偿还能力，许多银行还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参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而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则对此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许多审查形同虚设。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这种激励增强而约束软化的状态，使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充分暴露，进一步推动了泡沫经济的膨胀。同样，在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也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在孟加拉国、津巴布韦、萨尔瓦多、厄瓜多尔等发展中国家，研究表明，其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是极端失败的:一方面，银行资产被集中到少数精英分子手中，他们垄断金融，热衷于投机活动，将利率大幅提高，从而获得巨额投机利润，却使生产性活动得不到投资，国家自主的工业化进程完全中断，整个国民经济萎缩;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令许多人选择了短期行为，并将有限的资金用于非生产性活动以及以消费为目的的借贷行为。

二、美国之鉴: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

金融自由化加剧了货币在各个虚拟经济部门之前自由、快速地流动并投机、套利。毫无疑问，住房金融制度的改革和住房金融约束的放松，为大量货币流转于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提供了原材料。金融自由化使信贷约束放松，造成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货币资金增加，也就是需求增加，在供给刚性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信贷约束的放松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房地产泡沫负责。美国这一次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以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为特征的信用危机。房地产抵押贷款本来是一个信用产品。但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近乎疯狂的金融创新，由于管制的放松，由于法律的不到位、缺位或者刻意被规避，银行的抵押贷款给了一群没有信用的人。信用标准的降低，次级债款越来越多，使银行的信贷资金过度流入到了房地产市场，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资产泡沫。而且，在合业经营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业务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的业务交织在一起，房地产行业一旦出现问题，风险就会迅速传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按揭证券化在美国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止2007年末，美国按揭贷款市场规模已经接近11万亿美元，年增长速度甚至一度达到近16%。基于1.5万亿美元的信用泡沫，美国创造了超过2万亿的资产证券化产品(MBS)，为了这些证券的高评级，债券保险公司又产生2.4万亿担保产品。眼花缭乱的产品泡沫以及伴随的价格泡沫，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值泡沫。在美国，与房地产有关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倒置的金字塔，房地产虚拟资本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房地产实体经济的规模。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以及商业银行等整个金融市场通过抵押贷款证券化、担保债务凭证(CDO)等金融衍生产品紧紧联接在一起。在按揭项目不断进行证券化的过程中，银行及其它机构把原本一部分的借贷款及相对风险转移给按揭证券的持有者。由于证券可以在市场自由流通，在货币循环流的作用下，更多人可以间接投资于房地产市场，按揭证券的资金来源也不再只局限于本地的存款金额，也可以来自证券市场。毫无疑问，这又变相增加了房地产及其衍生品市场的资金来源渠道，在扩大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范围的同时，也在放大房地产的泡沫，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房地产泡沫就会通过这种具有“传递”性质的证券，将房地产领域内的风险转嫁给固定收益市场。很容易理解，这是一整条的泡沫链:信用泡沫——产品泡沫——资金泡沫——价格泡沫——市值泡沫。

一般而言金融创新是能够分散风险的，然而，伴随衍生产品越来越多，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的初衷不再是真正地为了防范风险和分散风险，而是演变成了一个投资性乃至投机性的产品。在美国次级债危机中，这种异化强烈表现在衍生产品的杠杆交易比例上。美国政府一直相信“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相信市场主体的理性，可是，正如经济学中的合成谬误，集体行动的结果往往却是非理性。就拿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来说，一家金融机构将抵押贷款证券化，可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但如果全市场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创造这种资产证券化，甚至在资产证券化的基础上，创造结构化，在结构化的基础上，创造一系列的更高层次，更深层次的衍生产品，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有，风险也就会相互分散，最后，整体的市场由于繁多的创新衍生产品，变成一个全球性的系统风险和市场风险。

三、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管制重构

与金融创新相伴而生的，是金融管制的重构。“管制——创新——再管制——再创新”，这是金融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金融法紧跟金融市场的变幻和金融技术创新的步伐，而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成为法律体系中市场导向性最强、变化最快的部门之一。以巴塞尔协议为例，作为国际银行监管领域的一系列划时代的文件群，最初的原型诞生于联邦德国赫尔斯塔银行和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此后，一系列金融领域的变革以及危机均成为巴塞尔协议修改和完善的领先表征。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和衍生工具创新潮后，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并在风险权重计算标准的基础上确定了资本充足率，即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不低于4%)。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事件和日本大和银行事件，则导致了《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修订和1996年《市场风险修正案》的问世。随后，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危机的蔓延所引发的金融动荡，使得重新修订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己刻不容缓。于是在1999年和2001年巴塞尔委员会两次就新协议草案向各国政府和银行公开征求意见，该新协议的正式文本于2003年底完成，2004年6月正式签署，并于2006年底至2007年初正式生效。

然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正式实施的一年，也正是美国资级债危机爆发的一年。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行、有着85年历史的贝尔斯登崩溃。紧接着，美国两大房地产低押贷款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陷入危机，雷曼破产。这一系列国际金融事件进一步凸现了加快推进新资本协议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美国次债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银行业在评估信用风险时，过于依赖外部评级机构，放松了内部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据统计，2007年三大评级机构为75%以上的CDO(债务抵押债券，次级贷的衍生品)产品提供了AAA级评级，从而严重误导了投资者，对危机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本身有助于改变金融机构过于依赖外部评级的状况。此外，2001年以来，国际上许多银行在监管套利动机的驱使下，大量发放MBS(抵押支持债券)、CDO等衍生工具，将表内资产转移到表外，只不过是在金融体系内部转来转去，这大大减小了资产证券化的避险功能。旧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并没有作更详尽的规定，这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盲区。而新资本协议则不但提出了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还详细规定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计量方法，这有利于加强资产证券化监管，也有利于防止资本套利行为。有人就认为，如果国际银行业是在2003年就实施新协议，而不是等到2007年，那么也许本次金融危机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损失也会大大降低。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法律的滞后性也使得新资本协议未老先衰。这也告诉人们金融市场的管制重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与金融技术创新重复博弈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的过程。本次金融危机虽然凸显了新资本协议实施的必要性，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它的许多内在缺陷，这为下一步新资本协议的改进、修订和升级指明了方向。中国光大银行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武剑撰文指出，首先，应重新审视衍生工具带来的衍生风险。一方面，金融衍生产品与基础资产相分离，使交易者难以了解基础资产状况，一旦基础资产质量发生问题，交易者更容易采取拒绝所有同类资产的方法自我保护，市场也更容易丧失流动性;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通过证券化将资产负债表风险转移出去，然后又作为结构性产品投资者承担这些产品新的风险，这些做法均未减少金融市场整体风险，甚至通过杠杆作用增加了风险。为此新资本协议应更加重视金融创新带来的创新风险，制定新的计量标准和监管规则，将衍生工具产生的衍生风险一并纳入金融监管视野。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求，改进风险计量的模型与方法。在这次危机中，大型金融机构风险信息的透明度不够，误导了市场参与者的判断，加剧了市场波动。而且，本次金融危机也说明，基于先前良好经济环境下历史数据估计的风险参数可能低估了贷款组合的信用风险;基于市场繁荣时期抵押率发放的贷款，在经济衰退时期风险上升的程度往往超过预期;按揭贷款及结构化贷款的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之间存在强相关性。针对上述问题，监管当局应改进风险计量模型，使历史数据更具有前瞻性国;检验银行估计风险参数的方法，督促银行更新风险参数以便及时反映违约率和损失率的上升;在评估借款人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之间的相关性时，应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因子的影响。

四、 结论

金融自由化不是不切实际的金融创新，不是单纯的放弃政府管制，而是改变政府管制的作用方式与政策工具;金融自由化所抛弃的仅仅是妨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金融抑制政策，而不是放弃所有正当而必需的金融体系游戏规则。事实上，要使得金融自由化导致真正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须有一整套完善有效的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则，以此来支撑金融体系的自由化过程。此外，对于金融衍生工具，鉴于美国次级贷危机，出于审慎监管的考虑，应确立先严格规管、后有序发展的原则。在一项金融创新正式或者全面启动前，必须先进行法制准备，这是确保衍生工具市场发挥正常功能及有序运作的前提。巴塞尔协议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暗合了国际金融风险监管的发展趋势，即:从强调统一的外部监管标准转向多样化的外部监管与内部风险模型相结合，从强调定量指标转向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相结合，从一国监管转向国际合作监管，从合规导向转向风险导向的监管思路。

2008年10月1日，我国银监会了第一批新资本协议实施监管指引，包括《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指引》、《商业银行银行账户信用风险暴露分类指引》、《商业银行专业贷款监管资本计量指引》、《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缓释监管资本计量指引》和《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监管资本计量指引》。这5个监管指引是实施新资本协议系列监管规章中的一部分，今后银监会还将陆续第二批、第三批相关监管规章，建立一整套以新资本协议为基础的风险监管制度。应该说，这一系列监管指引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由于金融市场变化多端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过程中，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与时俱进的问题。此外，快餐可能很方便，但是慢火的烹制可能更好吃，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鉴，对于爆炸般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以便稳扎稳打地一步步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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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塞尔协议篇10

一、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风险管理的体制性差异较大。我国现代商业银行制度还未真正确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根本性问题仍待进一步解决，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所需的法律体系以及市场调控制度也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国外银行一般都是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们运作规范，具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些体制优势使得国外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

第二，风险管理机制上的差距比较明显。国外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系统，其中包括：一、风险甄别系统。用于分析风险来源及成因，区分风险类别及危害性程度；二、风险报险系统。主要进行风险预警，传递风险信息并建立风险资料库；三、风险决策系统。确立、行使风险管理原则，制定风险指标以及避险策略等职能；四、风险避险系统。具体实施风险规避行为，对风险进行再分配或转移；五、全程监控系统。对风险管理全过程进行全面监理和控制，并做出风险管理评估报告。健全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国外商业银行经营运作的坚实基础，也是银行安全性原则的重要体现。而这一点正是国内商业银行的薄弱环节。当前，国内银行普遍存在着风险管理机制缺失的问题。

第三，风险管理工具及技术方面有较大的差距。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一方面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金融创新业务在银行业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另一方面，金融风险与市场不确定性不断增强，银行风险管理日趋复杂。然而，国内商业银行在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使用方面远远落在了西方国家之后。国外很多风险管理工具和理念至今尚未在国内银行业风险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

第四，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产业集中度较高，大部分的产值都集中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这就导致了银行业竞争不充分。由于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很不发达，企业融资需求主要还是通过间接融资来进行，这就使得银行的资产运作空间十分狭窄。而资产结构的单一化必然会导致银行的资产质量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受到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给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带来了困难。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第一，强化风险管理制度，提高风险计量水平

内部机制不健全、风险测量工作落后、资产损失率高、抗风险能力弱化，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亟需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我国商业银行虽然根据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建立了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但是资产风险测量统计工作始终未能制度化。要达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不仅在信用风险测量方面存在工作量过大、成本过高、外部评级资料缺乏等现实挑战，对于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测量方面更是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此，把握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提高风险计量水平是当前建立健全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制度的重要环节。虽然风险评级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风险计量则是最近20年以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金融理论、统计理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银行风险计量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风险计量技术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从市场风险计量到信用风险计量，乃至操作风险计量；从早期的零售业务信用评分到公司客户违约率的测算，风险计量已经成为大型先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新协议内部评级法的思想正是来自于这些风险管理技术。新协议三大支柱的核心是鼓励更多的银行投资和改善风险管理系统，利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正规化、系统化地进行风险管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成熟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将是银行主导型的。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实施新协议，在技术选择上应该以建立内部评级法为目标。

第二，强化金融监管

通过金融当局的监督管理，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保障金融安全是新资本协议的重要要求。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监管当局必须在强化合规性监管的同时重视安全性监管，逐步强化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束。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制定相应的规章，强化对商业银行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及资本金的要求；其次，要对银行风险评估体系的合理性、准确性及信息披露的可信性进行监督，严格监管纪律，推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科学化；第三，要针对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制定综合配套政策，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最后，要强化监管当局对银行安全性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自主决定对风险管理不合格银行的处罚，提高监管水平，确保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