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诉律师述职报告十篇

非诉律师述职报告篇1

注册会计师被称为经济***,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功能,为了保护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使用者的正当权益,强化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意识,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了注册会计师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这此法律责任条款散见于《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证券法》和《刑法》等法律规定中。

1.注册会计师的行政责任。

《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分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分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分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分暂停其执行业务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提供虚假证实文件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并可由有关主管部分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职员的资格证书。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因过失提供有重大遗漏的报告,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处以所得收进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并可由有关部分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的资格证书”。《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为股票的发行或上市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职员,违反本法第三十九规定买卖股票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获得股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所买卖的股票等值以下的罚款”。《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摘要:“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职员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信息误导的,责令改正,处以3万元以上20万下的罚款。”《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部分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职员的资格证证书”《股票发行和交易治理暂行条例》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文件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情节严重的的,暂停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给予警告或者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

2.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

《注册会计师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了明确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四个司法解释,即法函[199656号、法释[199710号、法释[199813号和最近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新题目的通知》。前三个司法解释文件是针对注册会计师验资赔偿责任而下达的,对如何确定会计师事务所的赔偿金额进行了说明,这三个文件是针对所有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新题目的通知》是对《证券法》中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责任承担规定的落实,但规定了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被告人的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后,法院方依法受理。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必然受到这个司法解释的约束。

3.注册会计师的刑事责任。

《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和二百零二条都规定了注册会计师的违法行为如构成犯罪的,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摘要:“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职员故意提供虚假证实文件,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投,并处罚金;前款规定职员如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犯前款罪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一款职员假如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实文件有重大失实的,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001年4月《最高人民***公安部有关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介组织职员提供虚假证实文件案规定了追诉标准,即中介组织的职员故意提供虚假证实文件涉嫌如下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摘要:(1)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伍拾万元以上的;(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提供虚假证实文件,受过 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提供虚假证实文件的;(3)造成恶劣影响的。同时该案件追诉标准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中介机构出具证实文件重大失实案也规定了追诉标准,即中介组织的职员严重不负责,出具的证实文件有重大失实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摘要:(1)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2)造成恶劣影响的。这些法律条款具体规定了注册会计师的违法行为到了什么程度将被追诉刑事责任。

二。目前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存在的新题目

从注册会计师承担的三种法律责任的法律条款,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对于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有如下新题目摘要:

1.不同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矛盾。

《证券法》和《注册会计师法》夸大的工作程序和应承担法律责任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公司法》、《刑法》以及《股票发行和交易治理暂行条例》等法律中夸大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结果和应承担法律责任之间的联系。按《证券法》和《注册会计师法》规定要求,只要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程序符合有关专业标准的要求,即使其工作结果地和实际情况不一致,注册会计师也不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其他法律则是按工作的实际结果和实际情况来判定注册会计师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些法律的不同规定,而相关的司法解释又不一致,使实际司法判决不一。因此协调各法之间的矛盾是目前注册会计师行业较为重要的新题目。

2.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新题目的通知》的疑问。

注册会计师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些法律都明确阐明了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却一纸通知,将由最高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执行范围压缩,而且还设置了条件条例。法院不仅不履行应尽的法律义务,还将皮球踢给证监会,以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的处罚决定方依据方可提起民事诉讼。这个规定不仅对证券市场的欺诈案件判决不利,也不利于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管。

3.注册会计师责任的认定新题目。

《注册会计师法》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仅就自身的“重大过失”和“故意”行为对第三者承担法律责任,《刑法》中也明确提出了注册会计师要为“故意”和“重大过失”承担刑事责任。但是目前却无如何区分“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和“故意”等的专业判定标准。

另外《最高人民***公安部有关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对注册会计师的刑事责任追诉规定仅有损失数额的尽对数摘要:故意提供虚假证实文件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伍拾万元以上的;重大失实的,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都应被追诉。这些规定没有损失的相对百分数,这就没有考虑到相同的损失数额在不同的经营规模的公司中所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这不利于在刑事判决中保护注册会计师的权益。

4.《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新题目。

《独立审计准则》是根据《注册会计法》的规定,由财政部批准实施的,应属于部分规章。《独立审计准则》应该是目前判定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是否有违规或过失的唯一技术标准。另外根据国外对注册会计师的保护经验,《独立审计准则》阐述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公道保证等概念,对于注册会计师有一定的保护功能。但是在实际中法官很少将《独立审计准则》作为判决依据,一方面是由于法官们不了解《独立审计准则》,另一方面是由于《独立审计准则》究竟是部分规章委等级的,不能同《刑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相提并论。

5.虚假财务报告的认定新题目。

固然法律规定了对虚假财务报告的处罚,但是目前没有哪部法律规定了什么是虚假的财务报告。由于会计行业内外对虚假财务报告的熟悉是不同的。会计行业外的人士以为只要财务报告和事实及结果不符,就是虚假的财务报告。会计行业职员以为,只要按会计核算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得出的财务报告就不应认定为虚假财务报告。即使这个财务会计报告和事实、结果不符,由于企业中出现的很多舞弊,并不是会计职员及注册会计师所能发现的。因此注册会计师不能对所有的虚假财务报告负责,应明确注册会计师应负责的虚假财务报告的认定标准。

三。相应的解决思路

为了更有效规范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保护注册会计师和审计报告使用者的权益,同时也为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长远发展,应采取如下办法摘要:

1.完善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

(1)协调《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法律规定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不同规定,尽量使之趋同。

(2)为使注册会计师公道承担刑事责任,应建议最高***和公安部修改《最高人民***公安部有关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在损失尽对数额的基础上增加相对比例数,损失的相对比例数应考虑企业的资产总额或营业收进等数据。

(3)另外根据国外对注册会计师的保护经验,将《独立审计准则》中所阐述的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公道保证等概念列进《注册会计师法》等更高等级的法律中。

(4)建立“普通过失”、“重大过失”、“故意”和什么是“虚假财务报告”等认定标准。

作为注册会计师的主管部分财政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尽量协调、反映,使我国目前的有关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更完善,以保护注册会计师的权益。

非诉律师述职报告篇2

2011年是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走向纵深并且成果显著的一年，司法改革的既定任务和目标大多数得到有效落实，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加快步伐并有望在人大予以通过。在这一背景之下，刑事诉讼法学界主要围绕刑事诉讼立法的修改与完善、刑事辩护理论的发展与进步、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论与实践、职务犯罪侦查的配置与规制、刑事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健全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推动着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的深入发展、刑事诉讼制度的健全完善以及刑事程序法治的早日实现。

一、刑事诉讼立法的修改与完善

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至今已近十五年，其间社会形势和执法环境均已发生很大变化，宪法先后历经两次重要修正，贯彻宽严相济、强化人权保障成为时代主题。在此背景之下，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步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刑事诉讼立法的修改与完善，自然成为2011年刑事诉讼法学界的重大研究课题，来自理论和实务部门的各方论者在《草案》公布前后通过修法展望、草案披露、要点解读、立法反思等方式对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诠释，以期为最终立法文本的确定和完善提供理论支持。在2011年初立法机关明确将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2011年立法计划之际，有论者即以理论工作者的角度从四个方面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进行理性思考：其一，正确评估和认识中国现实社会的阶段性特征问题；其二，将诉讼职权配置方面司法改革的成果、诉讼程序改革的成果和证据制度改革的成果写入法典；其三，总结符合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践经验并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其在刑诉法典中得到落实；其四，放眼世界，遵循规律，修改的内容要正当、科学。①部分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论证工作的学者在《草案》公布第一时间即对《草案》的主要内容予以系统解读和评述。有人认为，《草案》力图改革，求真务实，亮点多多，必将有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尽管《草案》仍然存在一些缺憾，如有些规定尚待斟酌、有些表述需要纠正、有些内容应当补充等，但总体而言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如获通过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发展的新里程碑。对于本次立法修改的主要内容，该论者概括为九个方面：一是辩护制度，包括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完善会见制度、阅卷权、申请调查取证权、修改伪证罪相关条文表述、规定辩护律师职业保密义务等；二是证据制度，包括完善证据的概念和种类、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举证责任分配、解释“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和补偿制度等；三是强制措施制度，包括完善监视居住制度和逮捕制度两大重要内容；四是侦查程序，包括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规定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应当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以及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进行、规范特殊侦查手段和技术侦查措施等；五是一审程序，包括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改革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建立专家证人制度、完善审限制度等；六是二审程序，包括明确规定二审开庭审理的情形和审理期限以及改革发回重审制度两个方面；七是死刑复核程序，增加应当讯问被告人、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等内容；八是执行程序，包括规定看守所代为执行刑罚的范围、严格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和批准程序以及规定社区矫正制度；九是特别程序，增设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和解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及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②规范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内容之一，但由于立法文本的相对粗疏和不确定，该部分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较大反响。对此，有论者指出，秘密侦查的法治化是顺应社会发展客观情势的必然趋势，其合法化进程值得肯定。然而秘密侦查法治化追求的是法律规制下秘密侦查措施的正当适用，纵观目前《草案》中的五个具体条文，仍然有四项重点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与审慎研究。首先是术语的使用与措施的界定，《草案》对于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缺乏明确的界定，只是笼而统之地进行规定与授权，显然不利于实践操作；其次是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要回应实践需求，要考虑到侦查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与例外情况；再次是秘密侦查获取材料虽然可以用作证据，但是应坚持最后使用原则，即能不用尽量不用；最后是审批程序应当予以明确，过于宏观的规定对实践没有任何约束力，不利于秘密侦查法治化。③

二、刑事辩护理论的发展与进步

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实现诉讼构造合理均衡、体现刑事诉讼民主与法治、保障被追诉人正当权益的核心与关键。一直以来，立法者都将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立法完善的重点加以改革，理论界和实务界亦倾注很大热情，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和深刻的反思，这些努力推动着刑事辩护理论的发展和进步。有论者从刑事辩护律师的视角结合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对辩护权的完善提出一系列意见和建议，包括辩护权的一般规定、辩护人的职责、侦查阶段律师的地位、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强制措施中的辩护、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辩护、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辩护律师的豁免权、辩护律师的请求权、指定辩护、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辩护权的救济等若干方面。例如，在辩护人职责方面，建议增加辩护人就侦查、公诉、审判等程序是否合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内容；又如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强制措施适用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等诉讼程序中的应有作用，强化律师意见听取的法律保障和实际效果，赋予律师一定范围的请求权等。④有论者在对我国七个省份十余个城市近十三年来的律师辩护状况进行实证调研后，以一组颇为翔实的数据揭示了我国辩护制度的现状：68.6%的案件没有辩护人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占全年刑事案件的比例基本上在10%以下且平均比例仅为5.5%，法律援助制度依旧处于十分薄弱的水平；平均23%以上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和社会公众以及高达64.6%的律师认为当前中国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差”和“很差”，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环境实在堪忧且应当引起各界高度重视；非律师担任辩护人占全年刑事案件总数的比例基本上都在5%以下，表明在当今中国建立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⑤还有论者以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为分析模本，论述了辩护律师在被告人意思表示之外展开独立辩护的相关法理问题。该论者指出，无论从必要性还是可行性来看，律师进行独立辩护都具有正当法理基础。同时，律师独立辩护亦并非绝对，仍有其条件和底线，辩护律师毕竟只是被告人参与诉讼的“辅助人”，应居于“配角”地位，并应尊重被告人的“主角”地位，在具体辩护策略的拟定和选择上与被告人协调意见，否则可能动摇、危及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信赖关系，甚至因此导致双方委托关系的解体。⑥

三、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两高三部”2010年联合《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与非法证据排除相关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使得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更为清晰，措施更为具体，职责更为分明，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确立。《规定》颁布至今已一年有余，其在实践中到底效果何如，在理论上如何进一步完善，学术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作为最早开展非法证据排除实证试点的单位，在2009年即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合作开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经过两年多来的实证试点工作，课题组总结出司法实践中排除非法证据主要面临如下困境：一是控辩双方举证均存在难度；二是相关各方人员面临多重压力；三是法官自由裁量权难以统一；四是被告人滥用权利的现象有所抬头。⑦面对上述问题，课题组提出如下解决建议：第一，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法律规定，如明确非法取证的手段、完善非法实物证据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和证明要求等；第二，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法律制度，如录音录像制度、身体检查报告制度、律师在场和值班制度，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程序；第三，重视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作用，健全检察机关预防非法证据产生的措施，规范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⑧《规定》的特色内容之一就是设置了相对独立的审前供证合法性的庭审前置调查程序，有论者在肯定该程序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指出其仍然存在操作性缺失的问题。为此，未来首先要着力实现解决刑讯逼供的立法意图，其他问题则可以暂时搁置而待时机成熟予以解决。其次，在审前供述的合法性问题调查上，实务中应注意“严进、严查、严处”三个基本操作原则，在调查程序启动、调查程序进行以及调查处理结果方面予以严格要求。最后，确立三个基本“路线图”，采取渐进主义的操作方式完善非法证据调查的其他规范问题，即扩大解释刑讯逼供、扩大运用审前刑讯逼供的庭审前置调查程序以及扩大运用刑讯逼供前置调查程序的适用阶段。⑨另有论者从排除规则体系建构的角度出发，认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还远未形成，这明显与刑事司法实践的切实需要相脱节，未来应当着重对此予以完善并切实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针对实践问题并尊重现实社会条件，注意规则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第二，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依据，正视我国现有的侦查模式和侦查水平，依据利益权衡理论设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原则；第三，注意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法官能动性的结合，保证证据规则在具体的、个性化的案件处理中得到合理适用，同时为实践需要留下发展余地；第四，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建设中，特别是具体条文设计上，应当逐渐从现在的“粗放型”向“细密型”转化。⑩

四、职务犯罪侦查的配置与规制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职务犯罪亦呈现出高发多发的态势。如何既有效整合职务犯罪侦查资源、科学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从而加大对职务犯罪的遏制能力，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有效规制进而保证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的权力正当行使和权利充分实现，值得理论和实务界深思。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问题，有论者从历史发展、比较考察、法律定位、职权运行以及司法实践等多重角度详细论证了由检察机关承担职务犯罪侦查任务的正当性、合理性、必然性和必要性。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规制问题，该论者提出了构建和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的基本主张：第一，调整检察机关内部职权配置，完善检察机关内部制约机制，整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资源，实现检察机关侦查、公诉、监督职权分工的明确化，并相应建立统一的职能部门；第二，大力推行职务犯罪侦查规范化建设，严格程序、健全制度，依法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第三，进一步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规制和监督，除坚持并完善现行“双报备、双报批”和审查逮捕上提一级制度外，探索建立与职务犯罪相关的申诉和异议、调卷审查、定期巡查、介入和指导侦查等制度；第四，进一步强化外部监督的机制，实现诉讼程序的制约，如加强专门机关之间的监督制约、发挥辩护律师的应有作用、健全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等。輯訛輥来自检察部门论者从侦查实务的视角提出保持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平稳健康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好三大关系：其一，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要把保障人权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尽快转变侦查模式，提高侦查能力，并推动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其二，分工负责和协调配合的关系。检察机关应当明确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需要各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并真诚对待监督制约和指引意见，要加强内部和外部的沟通协调，在形成整体合力的同时营造良好执法办案环境；其三，办案力度、质量、效率、效果的关系。要准确把握办案力度、质量、效率、效果的本质内涵并正确理解其辩证关系，着力稳定办案数量、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增强办案效果。

非诉律师述职报告篇3

一、程序辩护与诉讼监督在诉讼活动中具有全程性

随着辩护制度的发展，我国的刑事辩护主要由定罪辩护、量刑辩护和程序辩护组成。其中程序辩护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有学者认为程序辩护就是“以程序法为依据，针对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争议提出主张或程序性申请，以期维护或实现被追诉者程序性权利的辩护”[1]。

有论者认为程序辩护是“法律意义上的辩护”，是指被追诉方在裁判者面前进行的防御和辩解活动[2]。这个观点将“没有裁判就没有辩护”作为一个大前提，因而难以解释侦查阶段存在程序辩护权存在问题。顾永忠教授则明确认为，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辩护已经走出法庭，走向审判前的阶段，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伴随着这一变化，辩护的内容也不再限于实体方面，而扩展到程序辩护上，即在刑事诉讼全过程，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在诉讼过程中不受非法或合法名义的侵害[3]。笔者同意上述观点，将程序辩护权延展到庭审前，其价值在于能够较好地解决审前的控辩平衡问题，并能使包括侵犯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的救济。

关于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权行使的起点，较之程序辩护，争议较少。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第十四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侦查活动、死刑复核程序、刑事判决裁定执行监督等九个方面实行法律监督。因此，虽然律师的程序辩护与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的性质和任务不同，但两种职能几乎贯穿刑事诉讼活动的整个过程。

虽然程序辩护权和诉讼监督权贯穿整个诉讼过程，但鉴于前者属于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而后者属于职能部门的“权力”，属性不同，其行使的方式和条件也存在差异。程序辩护权的行使具有选择性，基于辩护策略的考虑，辩护律师既可以在庭审前提出程序辩护意见[4]，也可以只在庭审时提出辩护意见[5]，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意愿放弃程序辩护权。但是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有错必纠原则”，及时有效地控制被监督的权力，做到有错必纠、有错早纠、有错会纠、有错能纠[6]，如果检察机关执法办案人员在不同的诉讼环节发现程序性违法行为，不及时调查和纠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程序辩护与诉讼监督在目的上具有趋同性

辩护权的性质决定辩护活动是围绕维护被追诉者的权益而进行的。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依法针对指控，根据事实和法律，从实体和程序上，提出有利于被指控人的证据和意见，论证控方的指控不能成立，维护被指控人的合法权益，使其免受不公正对待和处理的一系列行为的总和[7]。作为刑事诉讼的三大职能之一，刑事辩护职能的行使是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之一。刑事辩护制度被认为是对国家刑罚权的制约，是一种外部监督制度。

在我国的司法制度体系之下，诉讼监督的职能与追诉职能同时由检察机关行使，而且是“参与式”的监督，使检察机关较难保持监督者的中立身份。因此，检察机关行使刑事诉讼监督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通过监督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实现成功指控犯罪之目的。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程序辩护和诉讼监督为了实现各自的诉讼价值而“水火不相容”呢？特别是在审前程序向检察机关提出程序辩护意见（包括申诉、控告和举报）是“与虎谋皮”呢？

笔者认为，“参与式”监督并不绝对排斥检察官根据客观义务原则而采纳辩护律师提出的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程序辩护意见。检察机关作为宪法确立的“法律监督机关”，本身具有监督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定职责，这种职责与公诉职责并不冲突。

自2003年以来，检察机关加大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宣传。通过十年的努力，找到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定位，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并逐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理论体系。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不能只强调公诉人的角色，而应站在法律监督者的角度追求司法的公正。监督职责要求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应当行使发现和纠正程序违法的客观义务。检察机关在指控犯罪时既要审查有罪的证据，又要审查无罪和罪轻的证据，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符合“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

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目的是通过对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审判活动等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人员、审判人员的诉讼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发现并纠正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从而确保司法公正。刑事诉讼监督具有法治促进功能、程序制约与保障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8]。尤其是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监督职能不仅仅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和限制，还包括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刑事程序辩护的目的与诉讼监督的目的是一致的，最终都是为了保护人权、维护和实现司法的公正。

除了目的一致性之外，程序辩护也具有诉讼监督的属性。审前程序特别是侦查程序中的程序辩护，主要表现为赋予犯罪嫌疑人在该程序中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和赋予辩护律师通过参与侦查程序对侦查机关、侦讯人员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权利[9]。正是通过这种监督和制约，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并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实体的公正。

三、程序辩护与诉讼监督在内容上具有交叉性

根据新修改的刑诉法，辩护律师的程序辩护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基于刑诉法第54条的规定，可以对非法证据取得进行程序辩护[10]。该条规定第一款对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作了绝对排除的规定，对物证、书证作了相对排除的规定。第二款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后果，即“在侦查、审查、审判时发现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意见、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因此，如果非法证据是属于定罪或量刑的关键证据，辩护律师提出程序辩护意见被采纳后，直接结果是不能认定犯罪事实或减少犯罪事实认定，以及减轻或免除刑罚处罚。笔者认为，对非法证据提出辩护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具攻击性的程序辩护。

基于刑诉法第115条的规定，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对以下五种情形提出申诉或控告：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换的；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以上违法行为虽不直接影响实体的公正，但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因而也是重要的程序辩护权。

基于刑诉法第47条规定，即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控告”。辩护人诉讼权利行使的充分性直接影响程序辩护和实体性辩护的有效性。如刑诉法第37条规定的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权利，第38条规定的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案卷材料的权利，第39条的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的权利，第41条的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申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或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等。实践表明，发生刑事错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未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及其辩护意见未得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的足够重视。

广义而言，程序辩护的实现方式包括直接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辩护意见、对程序性违法行为提出控告或申诉以及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收集调取证据、通知证人出庭等。

根据新修改的刑诉法，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范围发生了变化，即在传统的刑事立案活动监督、侦查监督、审判活动监督、刑事判决、裁定监督、看守所执法活动监督、刑事判决裁定执行监督等基础上，新增加了对死刑复核的法律监督、羁押和办案期限监督以及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等内容。但监督的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有检察意见、检察建议、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抗诉等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把在审查批捕环节和审查环节追捕漏犯、追加或减少犯罪事实的认定视为诉讼监督内容，但在2012年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十四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中并无此规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追捕漏犯、追加或减少犯罪事实的认定，包括依法作出不决定，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属于指控犯罪的职能，而不宜作为诉讼监督的职能。此外，对于司法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是否属于法律监督的范畴呢？根据“两高三部”《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其受追诉，或者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诉，或者在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等12种情形，通过依法审查案卷材料、调查核实违法事实、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建议更换办案人、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等措施进行法律监督[11]。该《意见》契合了联合国《关于检察官的作用的准则》的精神[12]，并丰富了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的内容和方式，监督的后果从建议性、程序性制裁提高到对有渎职行为的司法人员的刑事责任追究，表明法律监督“由软到硬”，力度更大。

四、程序辩护与诉讼监督在启动上具有牵连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辩护律师通过行使程序辩护权实现程序性制裁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在庭前会议和法庭辩论中提出程序辩护意见，通过法官裁决来实现；二是要求检察机关对程序性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审查。检察机关启动刑事诉讼监法律督也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依职权主动行使，如在审查批捕、审查工作中自行发现诉讼监督线索后启动监督程序；另一种是依申请行使诉讼监督权，主要是通过受理申诉、控告、举报等，经审查后启动监督程序。如前文所述，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了刑事侦查阶段，并贯穿到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律师提出的程序辩护意见成为检察机关启动诉讼监督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在启动立案监督程序方面，根据《规则》第553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或者当事人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规则》对于侦查监督、刑事判决裁定监督、死刑复核程序监督、看守所执法活动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规则》对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提出程序辩护意见向检察机关申诉或控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规则》第577条对十六项“审判监督活动”的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以及第578条关于“审判监督活动由公诉部门和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承办，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定期限的，由监所检察部门承办”的规定看，对如侵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等方面的内容，辩护律师可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部门提出，检察机关应当受理。

此外，《规则》对刑诉法新增加的羁押和办案期限监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等启动程序也做了明确规定，即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申请，或控告、举报和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开展相关的审查。

综上，广义而言，辩护律师对于侦查机关违反诉讼程序行为以控告、申诉、举报等形式向检察机关提出的意见，属于程序辩护意见。因《刑诉法》和《规则》对检察机关做了“应当受理”的义务性规范的规定，因此，程序辩护是启动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在庭审中，律师针对侦查或检察环节的违法行为提出程序辩护意见，如非法证据排除，严格意义上讲，就不能启动诉讼监督调查程序，而是申请法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由公诉人通过出示同步录音录像、管教人员谈话记录、嫌疑人入出所看守所身体检查证明，以及申请侦查人员出庭接受交叉询问等方式证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最终由合议庭作出裁判。但是，如果辩护律师就审判活动违法向检察院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的，也能启动审判活动监督程序，检察院“可以通过调查、审阅案卷、受理申诉、控告等活动，监督审判活动是否合法。”[13]

结 语

辩护权与指控权具有天然的对抗性，没有指控就没有辩护。辩护权行使以围绕被追诉者合法权益保障为前提。指控权以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刑事犯罪指控成功为目标。诉讼监督权以限制公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程序正义为目标。准确把握程序辩护和诉讼监督的特点和规律，就是要消除检察和辩护“对立”的偏狭认识，而是从两者的关联性中寻求诉讼活动中的“共赢意识”和“合作意识”，共同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

注释：

[1]闵春雷 刘铭：《审前程序中的程序辩护》，《国家检察院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卫欣：《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和完善程序辩护的探讨》，黑龙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3]顾永忠等著《刑事辩护国际标准与中国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245页。

[4]根据新修改的刑诉法的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在法官组织的庭前会议上提出程序辩护意见。2013年4月，笔者所在的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就一起诈骗案件申请法院召开庭前会议，被告人张某的辩护律师提出了其委托人曾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的辩护意见，后经公诉人提供相关的证明侦查活动合法性的证据，辩护人表示在庭审时不再进行程序辩护。

[5]事实上，在新修改的刑诉法实施之前，根据“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有的法院已经有过非法证据排除的先例。2011年7月11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法院依据《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排除了检察机关提交的部分证据，只认定章国锡自己承认的收受6000元，判章犯，免予刑事处罚。该案被认为是“国内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6]伦朝平：《刑事诉讼监督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16页。

[7]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页。

[8]伦朝平：《刑事诉讼监督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18页。

[9]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313页。

[10]该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公诉和采取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11]五部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答记者问http：// 2010-10-11 8：48：26 来源：检察日报。

非诉律师述职报告篇4

关键词：审计质量；制度安排；诚信；民事赔偿；监管

财务欺诈是困扰当今世界各国的一个重要。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财务欺诈之所以能够产生，首先是上市公司具有欺诈的动机；然而，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够进行欺诈，还依赖于注册师能否执行高质量的审计（郭道扬，吴联生，2003）。也就是说，只要注册会计师执行高质量的审计，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止财务欺诈。但以下基于博弈的审计职业模型表明：自发的市场行为，并不能诱发高质量的审计。这就需要健全而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审计质量。

一、基于博弈理论的审计职业模型

审计是对管理当局自我认定、自我计量、自我编制的受托责任报告，按照公认审计准则和审计程序的要求进行的重认定，重评定，重判定（王光远，1996）。那么，只有高质量的审计才能增加财务报告的可信度，从而增加公司的经济价值。假定更愿意为增加价值的活动支付报酬，且审计是高质量的，那么所有注册会计师都会拥有良好的声誉和更高的审计费收入。然而，单个注册会计师总是面临两种有利可图的诱惑：一是省略审计程序，以减少审计成本，使自己获得额外的利润，或者在与其他审计师竞价时采取低价策略；二是允许管理层违反会计核算与披露规则，以争取新客户或维持现有客户（购买审计意见）。当其他注册会计师都遵守规则并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时，采取这些策略会获取极高的回报。极端的结果可能是，不遵守规则的注册会计师运用其竞争优势反而将审计质量高的会计师排挤出市场。但是，当过多的注册会计师都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时，两难处境就会出现。由于审计平均质量下降，公众对财务报表失去信心。

即使较小比例的低质量审计，也足以使审计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因为好的会计公司会离开审计市场或者被迫降低其审计质量。在低质量审计环境中，由于存在逆向激励因素，即使过去提供高质量审计而享有盛誉的会计公司，也不会被人相信能够继续保持高质量。

由于审计质量下降，对被审计财务报告的需求也会随之下降。注册会计师信誉下降和被审计财务报表质量的降低，将导致审计费收入的减少。注册会计师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导致整个职业团体利益的次优结果就构成了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可见，单纯的市场行为并不能带来高质量的审计，这就需要职业团体的自律行为，即审计职业内各成员相互承诺遵守规则（这种规则如职业准入制度，会计审计准则等）。但是由于监督需要成本，而且监督所带来的收益并非是监督者个人的，所以每个注册会计师都希望由其他注册会计师承担执行成本，而获得职业声誉提高带给每一个审计人员的利益，这便是“搭便车”效应。

二、规范审计质量的制度安排

由上述的审计职业模型可以看出，为了克服的市场动机，注册会计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的功能被认为是抑制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从而增进秩序，秩序鼓励着信赖和信任，并减少合作的成本。制度由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执行机制三部分组成：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逐步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正式规则是人们有意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执行机制是非正式规则和正式规则得以执行的制度安排，没有它，任何制度都形同虚设，而且执行机制本身定位是否恰当，也是非正式和正式规则能否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之一。

审计质量的提高正是需要一系列这样的制度规范。首先，从抑制注册会计师机会主义出发，执业的注册会计师应受到非正式规则（如诚信机制）的约束，在自律层面上使其抗拒诱惑并有动力提供高质量的审计；其二，在注册会计师发生机会主义行径时，有正式的规则（如法规）予以惩戒，在他律的层面上使注册会计师违反规则的收益低于其付出的成本；其三，为了非正式和正式规则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具有信号显示功能和成本优势的行业自律管理和政府监管机制。

可惜的是我国规范审计质量的各项制度安排并不健全和完善，主要表现在：

1.诚信的缺失。人的行为，首先面临的是道德等非正式规则的约束。然而，目前注册会计师讲究诚信将意味着直接审计成本的增加或审计份额的失去。在这种状态下，要发挥诚信的作用，就要对那些不讲诚信的行为做出惩罚。为此须符合如下条件：当事人的不诚信行为能被及时观察到，这需要有高效率的信息传递系统；当事人必须有足够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对交易对手的欺骗行为进行惩罚。

2.审计失败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较低。法律规范是约束注册会计师行为，保证审计质量的又一屏障。但已公开的与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审计有关的行政处罚与法律裁决表明，我国审计职业界实际所承受的法律风险仍然较低，对具体诉讼资格、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的分析也表明这一问题（刘峰等，2002）。而且我国至今尚未出台《民事责任赔偿法》。虽然《证券法》规定了民事赔偿优先的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现有法律缺乏适当的诉讼机制，导致投资者的损失事实上得不到赔偿。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不全面、不具体之处，如《规定》设置了诉讼前提，没有采用集团诉讼制度等。我国低风险的法律制度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质量总体偏低。

3.监管体制缺陷。首先，我国政府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是多方位进行的，证监会、财政部、审计署等各个机构都有权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进行监管，结果各个机构之间的职能重叠交错，多头监管造成协调困难，最终导致无效监管。其次，若从我国现有法律推定，财政部门对我国审计市场监管负总体责任，但从目前情况看，财政部门的会计监管工作还远未形成有效的机制。（1）没有设置专门的机构，配置专门人员从事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我国现已拥有10多万注册会计师，而财政部门统管全国的财经事务，注册会计师监管只是其职责中很小的一部分，不可能从有限的人力和配置上给予专门关注。（2）没有专门的监管标准。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与惩处需要高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但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会计和法律技术鉴定委员会，向监管机构提供专业标准方面的支持。（3）监管的方式未做到规范化、透明化。监管体制的缺陷法律法规的执行，从而直接影响审计质量的提高。

三、完善制度安排的几点建议

1.加强诚信及其配套制度建设。首先，鼓励诚信行为。讲究诚信往往就意味着高质量的审计。这样，一方面应由注册师行业监管部门在每年年末对各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进行抽查，然后对讲诚信，审计质量高的事务所给予全行业通报表扬，并为各事务所建立诚信档案，将其信用状况记录在案；另一方面，拥有高质量审计报告的客户上市筹资应顺利通过证监会的审核，若向银行贷款应能以较低的谈判成本取得贷款。这样的具有信号传递功能的制度安排，才能使客户区分审计质量的高低，从而使客户愿意为高质量的审计支付更高的价格，从而会给讲诚信的事务所带来更大收益、更多的市场份额，避免上述审计职业模型中的审计市场“劣质化”现象。其次，惩罚失信行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部门应公开谴责注册会计师的一般失信行为。对于严重的失信行为，甚至参与造假的，应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没收事务所违法所得并罚款、追究涉案注册会计师刑事责任或暂停执业甚至终身禁入市场等行政处罚。民事处罚和刑事处罚，迫使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成员不敢不讲诚信。

2.降低起诉注册会计师的门槛，进一步完善民事赔偿制度。在法院受理和审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市场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时，高院给出的四项前置条件，其中有一条就是只对已被证券监管部门做出生效处罚的案件进行，这样就大大限制了被诉讼的对象，而且的时效。所以，笔者建议取消此条前置条件，可以在行业监管部门内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由既懂会计又懂法律的专门人士组成，负责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鉴定。一旦上市公司批露虚假信息，这个专门委员会就马上依据会计和审计准则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来进行鉴定，由该委员会出具的报告可以作为投资者提起诉讼的依据，而不必等到行政或刑事惩罚之后才提起诉讼。这样将及时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醒注册会计师认真对待后续业务的审计质量。从赔偿责任上看，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各种道德风险具有足够威慑力的制度之一就是集团诉讼，而在我国法律制度环境下，即便会计师事务所败诉，其赔偿责任按消费者保护法，通常是“退一赔一”，也远远低于国外同行，因此有必要采用集团诉讼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证券市场侵权行为实施期间的每一个投资者都是被侵权的投资者，只要他们不明确放弃索赔权利，都是集团诉讼的成员，诉请事由对所有成员一样。这种诉讼一般由专业律师牵头召集并收集被告的违法资料，诉讼律师甚至代垫案件的受理费用。如果胜诉，从获得赔偿额中收取一定的诉讼费用，如果败诉，律师承担诉讼费用，也可同法院商定免交或少交。股东集团诉讼赔偿额度是全体股东的损失，通过一揽子解决，可以避免先起诉者获得足额赔偿，而后起诉者无法公平地获得赔偿，有力地保护了小股东的利益，进而加大了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

3.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完善行业自律管理机制。行业协会在防止注册会计师机会主义上，发挥着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此应改革协会现行组织结构，强化决策机构对协会工作的及时监督及指导，扩大执业人员在理事会中所占的比重。建立各类专业委员会（如涉及纪律、调查、执业责任鉴定、注册、职业道德准则在内的各类委员会）、会及特别委员会，充分发挥有关专家及协会成员在日常决策及监管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建立健全各项业务的监管制度（如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报备制度、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评价制度、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监管制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质量检查制度、业务评审和专业辅导制度等），加大业务监管力度。

4.引入提高效率的安排，完善政府监管机制，提高审计质量。尽管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必不可少，但“代言人”与“监管者”的双重身份使其天生就存在严重缺陷，因此政府监管不可或缺。针对我国政府监管的现状，应处理好以下：一是要解决多头管理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新建由各部门派员参加的专门监管机构，以协调财政部和证监会的监管职能；或者在财政部内部剥离注册会计师监管职能，合并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但仍由财政部进行管理。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必须有专门的机构和力量负责除行政复议外的监管工作，此机构在执法能力上必须高于中注协———必须具有政府监管部门的检查资格，配备精通行业知识和法律知识的人才，并拥有同职业组织、证券管理机构、法院和公众沟通的能力。

二是为使政府监管摆脱“监而不管”、“查而不处”的低效工作状态，必须加强监管的制度建设。为此可以将竞争机制引入监管人员队伍，改变监管人员的官员任命制，逐步过渡到面向社会专业人员聘用制；同时完善监管责任制，包括合理设计内部组织结构，使各部门成为职能性或行动性责任中心；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责，将完成监管目标的责任落实到个人；另外可以按检查和惩处的工作流程设计完整、详细的工作规范，使监管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有具体程序可依。

三是引入公开批露制度，提高监管工作的透明度。会计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业绩和效率涉及面广，监管机构应该至少一年一次向全国人大或国务院会计监管领导机构报告，年度报告应包括监管目标的实现情况、监管组织体系的建设、监管效率的评估指标等，并向新闻媒体公布。另一方面，应尽快建立起监察结果适时公告制度，在固定刊物或互联网等媒体上公告，并使典型案件的审理、听证和处罚公开化。

这样中注协的行业自律与健全的政府监管结合起来，必将使我国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得到有效监督和提高。

：

[1]　郭道扬，吴联生。论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保持机制[J].审计研究，2003，（5）。

[2]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　段春明。对CPA民事赔偿制度的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2，（3）。

非诉律师述职报告篇5

[关键词]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律师法

前言

最新修订过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在保障律师权利，促进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方面都超越了原有法律规范的束缚，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因而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新《律师法》中，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地加大，特别是该法第3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给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律师法》修订的背景下，对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展开一些论述，特别是分析如何实现制度上的转换，使侦查工作既能够满足新《律师法》的要求，同时又不至于妨碍检察机关法定职权的行使，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共同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

一、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概述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的独创，该制度起源于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但是已经为规范性文件所吸收，而成为一项制度。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中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举报的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此外，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初查制度确实存在于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而且是一项制度，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初查并不是一项法定程序，只存在于上述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中。

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满足侦查程序的需要。初查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线索，这些线索对于后续的立案侦查活动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初查程序的存在可以满足检察机关办案的需要，对于打击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弥补了刑事诉讼法的缺憾。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与普通犯罪不同，存在很多特殊性，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突出职务犯罪侦查的这些特殊性，造成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和线索，不利于开展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因此，初查制度的出现是对刑事诉讼法的必要补充，具有一定的制度价值。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律师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显然这给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职务犯罪的涉及面、重要性等均不是普通刑事案件所能比，这类案件甚至还会涉及到国家秘密，因此，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初查制度必须寻求某种变革，以更快、更精准的手段打击职务犯罪，维护人民利益和法律的尊严。

二、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及职务犯罪办案的可行路径

（一）新《律师法》对职务犯罪办案形成的压力

新《律师法》颇受赞誉的一点就是该法第33条的规定，其具体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此外，新《律师法》还赋予了律师更为广泛的调查权利，使之能够与检察机关相抗衡，这也对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挑战。

从法学原理的角度来说，新《律师法》所构建的制度是法律进步的表现。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安排对检察机关形成一定的压力，不利于检察机关搜集更多的证据以顺利开展侦查工作，使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的过程中显得较为被动，甚至有可能失去打击犯罪的良好时机。新《律师法》的规定无可非议，其本身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是检察机关必须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寻求可行的路径，变革工作方法，以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二）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路径选择

为了应对新法的挑战，同时为了职务犯罪活动的顺利展开，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可行的路径就是尽量将办案的重心前移，适当突出初查程序的地位。具体而言，就是将侦查程序中所要完成的工作尽量前移至初查阶段，这样不但可以化解新《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一些挑战，还可以很好地推动职务犯罪办案程序的进行，实现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司法职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笔者对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方法作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情报信息的管理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应该加强初查程序中的情报信息管理，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科学的情报信息管理机制。具体而言，检察机关不能过度依赖于侦查阶段对信息的获取，而是应该主动出击，动态管理情报信息，特别是应该有专门的情报管理人员，定期整理相关信息，并且向相关领导通报，寻求对策。

第二、重视初查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初查制度由于其非法定性曾经遭受一些非议，但是在新《律师法》背景下，其对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检察机关应该重视初查制度、善于利用初查制度。此外，立法机关也应该发现初查制度的价值，在我国尚没有专门立法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程序的前提下，可以使刑事诉讼法吸纳初查程序，实现初查制度侦查化。

三、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变革

（一）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原因

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重心前移至初查，有利于职务犯罪检察机关的工作，但是不难看到，初查程序目前还不是一项法定的程序，只能说是检察机关内部办案的流程。因此，笔者的观点是，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应该尽快侦查化，使之真正成为侦查程序的一部分，使之法定化、程序化。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初查程序有其独立价值。

笔者认为，初查程序有其独立的价值，因此，初查程序有存在的必要，不能废除，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论述。关键是如何提升初查程序的法律位阶，使之成为一种法定的程序，发挥其在职务犯罪办案活动中的独特作用。

第二、初查本身就具有侦查内涵。

立案前的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均均有侦查的性质，唯一不同的是两者分属“立案”前后。因此，既然初查在性质上属于侦查，不如将初查侦查化，以实现初查程序的法律化、程序化、规范化。

第三、法治理念本身的要求。

在法治理念中，任何权力的运行必须被纳入法律所设定的运行轨道，以实现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目前的初查制度属于“任意侦查”，缺乏程序化色彩，缺少外部监督，因此与法治理念相背离，不利于法治事业的开展。

（二）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具体路径

初查程序侦查化并不就是仅仅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相反，初查程序的侦查化涉及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根本架构问题，也涉及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根本理念。笔者认为，欲实现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赋予检察机关在初查中以一定的侦查权力。

初查程序的侦查化，事实上就是以侦查程序来适当改造初查程序，使检察机关能够有足够的权限来应对职务犯罪。笔者的观点是，我国的初查程序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只是由于我国职务犯罪立案制度的相关缺陷造成了初查程序的应有价值和功能得不到正确发挥。因此，笔者的建议是，初查制度应该转变为初步侦查程序，一方面该程序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确认；另一方面，初步侦查程序主要实现的目标是信息和线索的搜集、分析；在此，法律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权力，使之能够以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任意侦查措施。

第二、善于利用初查程序，赢得办案主动权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通过选择恰当的办案方式，可以有效消解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因此，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该在把握职务犯罪特点的前提下，选择有利于检察机关的办案手段，来实现打击职务犯罪的目的。具体而言，在初查程序中，检察机关应该尽量采取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来掌握第一手的信息，直接为后续的正式侦查工作特别是其中的调查取证工作做好铺垫，尽量将可行的工作置于初查程序中完成，以此取得办案过程中的主动权。

第三、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性和技巧性

在新《律师法》实施背景下，初次讯问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初次讯问的时间点直接关系到律师的介入时间，因此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必须高度重视之。笔者在通过对司法实务工作的研习和理解后认为，检查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应该在切实掌握详尽信息后再实施初次询问，否则可能对办案进行带了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使检察机关进一步限于不利的局面，从而延误了打击犯罪的最佳时间。

此外，除了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外，还应该注重初次讯问的技巧。由于初次讯问后，律师有可能会介入，因此检察机关在初次讯问的过程中，应该尽量获得与案件有关的关键性信息，为后续的侦查工作做好准备。当然，初次讯问并非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初次讯问标志着初查工作的结束，因此本文对初次讯问的问题不作赘述。

结语

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的初查制度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一直缺乏规范化、程序化，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甚至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新《律师法》的实施使这个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广为关注。本文认为，新《律师法》在给检察机关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变革的机遇，我国应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刑事司法改革，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就应该实现初查的侦查化，以此丰富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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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夏莲翠．新旧《律师法》系统研究[J]．法治研究．2008（2）

非诉律师述职报告篇6

    一、赋予辩护律师独立上诉权的必要性有人对赋予辩护律师以独立上诉权的提法表示质疑，他们认为，既然被告人都不愿上诉了，辩护律师不经其同意径直上诉，实属多余。初看这种观点似乎有理，细细想来，其实有失偏颇。尽管律师的越俎代庖可能招致被告人的不满和误解，但是这种缺陷还不足以阻碍辩护律师享有独立的上诉权。

    （一）“对抗式”的庭审方式要求辩护律师发挥更大的作用。审判方式山“纠问式”向“对抗式”过渡，是世界司法趋势。不过，“对抗式”庭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辩护律师具有相当的地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赋予其“独立上诉权”可以说是顺应庭审方式改革潮流的一个较好体现。

    （二）辩护律师同公诉人地位平等决定其应享有独立上诉权。在法庭上，审判人员居间，其两边，一边是公诉人，一边是辩护人，虽然公诉人除了公诉职责外，还有其它职能，但至少在法庭上和辩护人各为“控”、“辩”一方，因此和辩护人处于平等地位。实践中，作为“控”方的公诉人对法院一审裁判若有异议，可依法提起抗诉；而作为“辩”方的辩护律师对一审裁判若有异议，必须先经过被告人的同意方可上诉，使得辩护律师只能望“案”兴叹，这种“控”、“辩”双方地位实质上的不平等，是有失公允的。

    （三）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需要辩护律师能独立上诉。有人认为，被告人不上诉的主观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1）认为自己所受处罚与自己所犯罪行相当甚至还轻：（2）甘愿代人受过；（3）被告人觉得丢了面子，自暴自弃，巴不得在狱中呆一辈子，只恨法院判得太轻；（4）对司法机关存在错误认识，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上不上诉一个样等等。上述（1）、（4）两种情况，如果辩护律师（假设有辩护人）对法院一审裁判有异议，经辩护律师劝说后，被告人还有可能上诉。但像（2）、（3）两种情况，特别是（2）这种情况，即使辩护律师费尽口舌，被告人愿意上诉的可能性也极小。造成的结果是被告人不愿上诉、辩护律师不能上诉，以致一审判决生效。这样一来，不仅影响了法律的正确实施，而且对被告人本身也是极为不公平的，这些不利后果在司法实践中也时有发生。例如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死刑，宣判后，被告人没有上诉。在死刑执行后不久，真正的凶手又被抓获，该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许多成员都因误判而受到处分。诸如此类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当被告人不懂法或是出于某种保护心理代人受过，经辩护律师劝说仍然拒绝上诉，以至于受到不公正的处罚时，就需要知详情的辩护律师能够不受被告人意愿的限制独立上诉，实际上这也是在避免冤假错案的道路上增加一道岗哨，以此捍卫法律的尊严，实现真正的正义。

    （四）被告人指定辩护权的充分享有需要辩护律师独立上诉来保障。被告人如果存在甘愿代人受过、或是自暴自弃等心理，可能就不会主动要求委托辩护人。即使被告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关于“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的条件，而且他也没有拒绝法院指定的辩护人，在上述心态的支配下，要求被告人全力配合辩护律师，是相当难的，更不用说让其听从辩护律师的劝说提起上诉。显然，在这里，被指定的辩护律师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指定辩护的立法本意也体现不出来。但是辩护律师若能不受被告人意愿的限制而独立上诉，就又多增加了一条保障被告人指定辩护权得到充分享有的途径。

    二、赋予辩护律师独立上诉权的可行性有人认为，辩护律师在违背被告人意愿的情形下独立上诉有侵犯被告人权利之嫌，这种权利的行使是不现实的。其实不然，辩护律师的独立上诉虽然未得到被告人的同意，但归根结底是为了证明他无罪或罪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一）国外现存的司法经验可以吸收和借鉴。在日本，检察官、被告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及保佐人、原审的人和辩护人均可提起上诉；在德国、被告人、辩护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均可提起上诉、申诉、二次上诉等。这些国家成熟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借鉴的范本。

    （二）辩护律师独立的诉讼地位可以作为理论根据。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他人为自己辩护，在诉讼中也有权拒绝辩护人为自己辩护，有权向辩护人提出自己对案件的看法，有权建议辩护人进行调查和设计辩护方案，但是辩护人却不依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诉讼中，辩护人并非完全按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进行辩护，并非他们的代言人和传声筒。辩护人是在参考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意见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对案件的证据、事实以及如何运用法律等问题进行慎重分析判断后，才进行辩护的，而不是仅限于迁就、附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看法。在诉讼中，辩护人若是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如实陈述案情，而且这种虚假陈述已对行使辩护权构成障碍时，辩护人有权拒绝担任他的辩护人；对于被告人对一审裁判提出的上诉，是否支持被告人上诉、是否继续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都取决于辩护律师的意志。我国《刑事诉讼法》更是明确了辩护人的独立诉讼地位，根据该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可见，辩护人在诉讼中独立自主地履行职责，只服从事实和法律，不但不受审判机关、公诉机关意思的约束，更不受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意思的约束。所以，基于辩护人独立的诉讼地位，赋予其以独立上诉权，理所当然。

    （三）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优越性为其独立上诉提供了有利条件。辩护律师的职业特点和法律授予他的权利决定了他可能会比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其他非律师身份的辩护人在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上了解得更全面、更充分。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作为辩护人的律师，其法律知识和经验，一般人无法比拟。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与其他人相比能自由地行使更多的辩护权。《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从上述法律条文可以看出：尽管其他非律师身份的辩护人也享有刑诉法第36条赋予的权利，但是必须先经过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许可，显然其行使辩护权比辩护律师受到的限制要多，刑诉法第37条也只是给予辩护律师的专属权利。通过行使这些权利，辩护律师能比较全面地审查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证据是否有矛盾以及证据的证明范围等，才有可能发现被遗漏的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和能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事实，并在以上基础上作深入调查，对证据作真实、全面、本质的了解，从而形成自己对适用法律的看法。也正因为如此，辩护律师对法院的一审裁判所认定的事实是否对被告人不利、所处刑罚是否过重，可能会比其他人衡量得更加准确。所以，把“独立上诉权”赋予辩护律师，对于揭示案情真相、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的天正确实施，都是十分有利的。

    三、赋予辩护律师独立上诉权的初步构想辩护律师本来就与案件结果无直接利害关系，再加上他独立上诉的确与被告人的意愿相左，因此这种上诉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辩护律师独立上诉的适用条件并非所有被告人不上诉的案件，辩护律师都能独立上诉，毕竟他的上诉没有经过被告人的同意，因此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归纳起来，辩护律师若要行使独立上诉权，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否则，容易造成滥用诉权的不良后果。

    1.一审判决有误，并且导致被告人受到不当刑事处罚。

    对正确的一审判决上诉，其结果是维持原判。对他处罚畸轻的一审判决，被告人不可能上诉。只有对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错误、使被告人受到不当刑事处罚的一审判决，才有必要通过上诉的方式予以救济，还被告人—个公道。

    2.被告人明知案件有错或是经过辩护律师指出己知案件有错，但不上诉。

    案件有错，但被告人并不知情，辩护律师予以指出后，被告人对错误的判决结果提出要上诉的，当然不用辩护律师再来行使独立上诉权。只有当被告人明知案件有错，却放弃上诉权的，辩护律师才有可能和必要行使独立上诉权。

    3.被告人经辩护律师多次劝说后，仍然不愿上诉。

    判决结果对被告人不公，但被告人出于代人受过或是白暴自弃、宁愿被错判受刑事处罚或是对司法人员怀有偏见等原因，不愿上诉时，就需要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做好被告人的工作，纠正他的错误认识。设置这个条件是因为，经辩护律师多次劝说后，被告人很可能会同意上诉；再说，毕竟辩护律师的独立上诉，有越俎代庖之嫌。只有对顽固不化的被告人，辩护律师出于保护其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才有必要独立上诉。

    （二）辩护律师独立上诉的期限和方式鉴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对被告人及其他上诉主体的上诉期限和方式有了详尽规定，为了便于实践中操作的统一和协调，辩护律师的上诉也应遵从上述规定。但是考虑到辩护律师的职业特点，他理应还受更高条件的约束：（1）符合独立上诉情形的案件，辩护律师的上诉期限为10日，从他收到判决书后的第二日起算。（2）辩护律师必须提交上诉状，并写明上诉理山及多次劝说被告人后，其仍不愿上诉的事实。（3）辩护律师应当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三）辩护律师独立上诉的法律后果辩护律师的独立上诉，终究是违背了被告人意愿的，这势必和被告人直接上诉带来的法律后果有所不同，因而值得探讨。

    1.只有辩护律师一方上诉的，对被告人依然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

    首先，辩护律师的上诉实质上是代表被告人提出的，属于只有被告一方上诉的情形。其次，辩护律师上诉本来就是因为案件有错对被告人处罚不公，况且还违背了被告人的意愿，当然不能对被告人加刑。最后，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中可以看出：在“辩护人”之前并没有“必须经被告人同意”的限定语，这就给辩护律师独立上诉，对被告人能够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留下了一定的法律空间。

    2.辩护律师具有上诉人和辩护人的双重身份，被告人的身份仍依原审地位列明。

    辩护律师本来就是独立提出上诉请求的人，作为上诉人当仁不让。加上他对案情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熟悉，被告人自然不必另行委托其他辩护人，依旧由原来的辩护律师继续为他辩护。被告人既然没有提出上诉也不愿上诉，当然不能将其称为上诉人。辩护律师的上诉，完全是为了保护他的利益，而不是与之对抗，所以也不能视其为被上诉人，而称呼他为“原审被告人”似乎更为妥帖。

    3.辩护律师独立上诉后，被告人只能应诉，不能撤回上诉。

    行使独立上诉权的上诉人是辩护人，不是被告人，那么被告人就无权要求撤回辩护人的上诉；若是允许被告人撤回上诉，赋予辩护律师以独立上诉权就无实质意义了。

    4.辩护律师独立上诉后，被告人拒绝其辩护的，法庭不予支持。

    一方面，这与被告人享有的“拒辩权”并不矛盾。被告人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或是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主要是因为被告人认为辩护人没有很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而辩护律师的独立上诉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辩护律师本来就是想利用自己对案情的了解，通过上诉，帮助被告人洗刷冤屈，若让其退出诉讼，岂不是使得其享有的“独立上诉权”形同虚设？既然赋予了辩护律师以“独立上诉权”，在第二审程序中就应对被告人的权利作适当限制，即被告人不仅不能拒绝辩护律师的辩护，相反，还有义务协助他进行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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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诉律师述职报告篇7

摘 要刑事证据见刑事审判的基石；对证据材料的质证是查明案情的关键；被告人充分行使质证权可以细分为证据材料获的得的时间、渠道以及对证人、鉴定人发问等阶段，但在现行法律及实际审判中，往往轻视被告人的权利，造成控辨的严重失衡。对被告人当庭的控诉、控告的处理也习惯性地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这些都不利于公正审判。为改革这些弊端，首先，应确立证据先知制度，让被告人、辩护人尽可能早地获得全部证据，使之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其次，应把证人是否出庭接受询问的权利完全赋于被告人，改变目前由法庭行使该权利的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第三，对被告人当庭的控诉、控告应严格依照《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的程序来处理，改变目前合议庭越权代办的现状。论文关键词：证据 质证 被告人权利 目 录论文摘要、关键词…………………………………………………………………………Ⅰ应当确立证据先知制度………………………………………………………………………1现行制度的弊端………………………………………………………………………………1解决弊端的设想………………………………………………………………………………4把证人、鉴定人是否出庭的权利完全赋予被告人…………………………………………4关于对证人、鉴定人出庭问题的法律规定…………………………………………………4上述弊端的解决办法…………………………………………………………………………6对被告人的当庭控告权应予以保护…………………………………………………………7让被告人完全承担“刑讯逼供”成立的举证责任违客观公证……………………………7检察官在法庭角色错位………………………………………………………………………8对这种控告应由检察院立案侦查……………………………………………………………8结束语…………………………………………………………………………………………9参考文献……………………………………………………………………………………10 我国《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事证据则是正确应用法律的基石，它是查明案情的唯一手段，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它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全部过程，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必备前提。基于此，对刑事证据的质证方法以及如何保障被告人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却存在着大量弊端，受强职权主义及有罪推定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刑事审判中，被告人诸多的合法权利受到剥夺或流于形式而不能实现，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冤段错案。现就从如何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以达到控辨平衡的观点出发，谈一下刑事证据的质证方法与弊端。一、应当确立证据先知制度证据先知制度是指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结束后，决定提起公诉时应当将全部证据提供给辩护律师、被告和被害人，以使他们在行使权力时有充分的准备。这一制度有时也被称为“证据展示制度”、“证据洗泄制度”或“证据公示制度”等，这一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力，特别是辩护人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进而促使控诉与辩护的平衡，达到查明案情，保障人权的目的。（一）现行制度的弊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这些规定看似给了律师很大的权利，但要想达到与公诉人平等对抗还差之甚远。1、根据法律的规定，案件在审查起诉时辩护律师就可以调查取证，取证的范围法律并没有限制，但此时律师对案件了解仅限于犯罪嫌疑人对律师的口述，这些口述是否属实，此时还无法判断，从公诉机关获得的诉讼文书也不能全面反映案情，卷宗中有多少证人证言、其他共同犯罪嫌疑人如何供述都不知道。这时让律师去调查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就象盲人摸象一样无从下手，在这种浑顿的困境中，刑法第306条这把利剑却悬在律师 的头上，不定摸错哪根弦，剑就下来了，我国为此被追诉的律师占律师犯罪的80%以上。有这样的风险性存在，律师就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实际上就形同虚设。而此时的控方公诉机关，不但得到了全部证据材料，而且可以依职权自由补充取证，控辨的失衡在此就从此已经形成。到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这种倾斜就更加突出。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将按照普通程序起诉所移送的证据界定为：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辩护人除了可以看到这些材料以及依据刑诉法第36条查阅的“技术性鉴定材料”之外，再也得不到检察院所掌握的其它证据。那么，哪些是律师看到的“主要证据”呢？根据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的解释包括以下三类：（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涉及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当防卫等情节的证据。但是，该条同时还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由此可以看出，检察院有权自由决定在具体案件中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这种自由决定没有任何监督机制，使之“合法地”隐瞒了有利于或不利于被告人的其证据。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第283条的规定，将“主要证据”界定为“对认定犯罪构成案件的事实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但它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的范围由办案人员根据本条规定的范围和各个证据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证明作用加以确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笔录或者勘验、检查笔录，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这里不仅把“隐瞒”证据的主体由“检察院”改为具体负责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而且对书面证据需要“隐瞒”的范围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不管这一规定的背后有多少客观条件的限制因素在起作用，由最高检察机关出面做出这种“司法解释”的内容就可以表明，它实际上是鼓励“检察官依法隐瞒证据”，并具体指明对于书面证据可以“断章取意”！我们把《检察规则》的上述规定与证人普遍不出庭这一事实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想象，如果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的书面证据材料不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当审判长询问辩护人或被告人的意见时，辩护人或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发表什么有针对性的不同意见！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语言是否反映了该份书证的全部内容，也没有机会对提供证言的人进行询问。如果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据属于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但移送的只限于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时，被告人如果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除了简单地表明其异议之外，拿什么让法官相信自己的异议是有根据的呢？2、《刑诉法》36条的规定，仅是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力。作为被告人，法律规定其有自行辩护的权利，当然也处于和公诉人对抗的地位，而在此前，被告人多处于被羁押的状态，即使不羁押，法律也没有赋予他们庭前获取控诉证据的权力与渠道，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仅凭公诉人当庭：“断章取意”的宣读，然后马上问他们有无异议，除了“有异议、不真实”的笼统回答外，还能说些什么？别说他们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就是辩护律师在这种没有思维准备、缺乏全案证据相互对比、印证的前提下，能准确、清析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吗？如能，也应当要求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法官在不阅卷的条件下做出公正判决，但这是天方夜谈。所以，尽管现行法律确立了控辨平衡的原则，但在“武器、弹药”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弱势方突然遭到强势方的袭击，除了毁灭则别无选择。（二）解决弊端的设想我认为要缩小这种控辨实力的差距，应当将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时间提前。在审查结束后、向法院起诉前，应当将全部卷宗展示给辩护人，以便于辩护人在此阶段有目的去调查取证，充分、安全、清楚地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去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法律也应赋予被告人在这一时间获取全部证据材料的权利，给他们充足的时间来阅读、对比。以便于发现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对遗漏的、有利于自己的情节或证据及时向公诉人或法庭提出补正请求，这对实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与目的有利无弊。另外从我国《刑诉法》的改革历程来看，其趋势是由职权主义转向现代当事人主义，为了避免法官阅读全卷后“先判后审”的弊端，采取了现在部分移送证据的方法，但这种做法 不但违背了现代当事人主义的基本精神，反而使控辨双方的地位更加不平等。以前辩护人还能够得到全部证据，改革后却只能看到“主要证据”了，所以我认为我国的刑庭审改革绝不能放弃“实体真实”的传统，应当坚持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通过建立、健全证据先知制度和庭前预备程序、使正式庭审集中于与公诉犯罪事实有关的实质问题上，保证控辨双方充分的举证、质证机会和条件，特别是有效地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以便法院能够在公正程序下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做出公正裁判。二、把证人、鉴定人是否出庭的权利完全赋予被告人（一）关于对证人、鉴定人出庭问题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1）未成年人；（2）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力不便的；（3）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作用的；（4）有其它原因的。第144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宣读鉴定结论，但经人民法院准许不出庭的除外。1、关于未成年人可以不出庭做证的出发点无疑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一精神也见于《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但如果未成人不出庭，对其证言就无法充分质证，如果将该类证据做为定案依据，就无法满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这一保护未成年人的规定，不但严重损害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利，而且颠覆了“事实清楚”这一法律的基石。况且在现实生活中，侦查机关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任务，在询问中往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即使能够客观公正地执法，其询问也难免有疏漏存在，再加上未成人的认识与理解的局限性，其证言的效力本身就低，再不经过充分质证的程序，这种证言就不应该作为定案依据，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判决的结果可能会剥夺被告人生命权，在此前提下，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就放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这本身就是严重的不公正！2、在庭审活动中，法官置于中立地位，庭前只看到了主要证据，并未对案件全部证据进行审查，那么在庭审开始前，在全部证据尚未出示质证的情况下，“不起直接作用”的判断标准及依据是什么？该证言所起的“间接作用”对案件的定性量刑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此时法官是无法判断的。同时，为了避免洗入为主“洗判后审”弊病，不应赋予法官这一权利。3、关于“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可以不出庭的规定则纯属于人民法院自我减少麻烦的规定。“严重疾病”如果界定？是严重到不能说话还是不能辨别是非？“行动极为不便”又如何界定？是不能走路还是不能坐轮椅？这种“仁道”与被告人的人身权乃至生命权相比，甚至与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相比，是否应当让路？证人“行动极不方便”，但控辨双方及法官的行动是方便的，证人不能到庭，到其住所组织一个质证程序还是可行的，而法院为了减少自己的“麻烦”却不惜牺牲被告人的权利，这与“为保护未成人”而牺牲“事实清楚”相比，恶之又甚！4、关于“有其它原因的”问题。立法者的本意是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在不能穷尽所有客观条件下，给予法官的自由采量权，但现实中公检法却“相互配合”，把该解释当成了证人不出庭的档箭牌。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警察与检察官把抓捕罪犯并将其送进监狱做为事业成功的标志，而忘记了公正执法、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及尊严这一根本任务。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也往往使多数司法人员都视公、检、法为一家人，政法委也常将三家召集在一起讨论案件并协调关系。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法官能办检察官“难堪”吗？以逻辑来分析，即然有法院“准许”的存在，就应当有“提供证言一方的申请或说明”这一前置条件，但在庭审中或卷宗中，辩护方却从没有见到过类似的申请或证人不能出庭的说明，法律对此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如果说前三项还为辩护人保留了部分权利，这一项则剥夺贻尽。5、关于鉴定人在法院准许下可以不出庭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鉴定人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正因为庭审中存在法官、公诉人、辩护人不能克服的专业问题，才委托鉴定人员做出专业结论，而这一结论在没在经过质证程序以前，缺乏专业知识的法官就可以决定鉴定人员无须出庭，这种外行决定内行的做法，其形式是荒谬的，其本质带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倾向性，是“强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产物。 （二）上述弊端的解决办法以上所列举的问题，致使刑事庭审流于形式，在实际审判中，参加庭审的所有人员在不认识证人、不了解证人品行以及是否与被害人、被告人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仅就其在侦察机关陈述的范围内，去判决该证言是否客观、真实，这类似摄制电影时采用的“蒙太奇”手法，达不到质证的真正目的。为了查明整个案件的真实情况，不应对部分案情是否客观做以认定。在现实庭审中我们经常碰到公诉人出示被告人在侦察机关的第五次供述笔录，也经常碰到同一证人有不同的几份证言，只要某份供述笔录与证人的某一份证言能相互印证，判决书就会据此认定事实，至于其它的四份笔录在哪里？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不出示？证人的其它证言怎么排除则一概不说明理由，这不利于实现刑事审判的公正目标，也不符合现代诉讼结构。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应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如遇到特殊情况，就应当另行组织一个质证程序，以使证人接受控辩双方询问、质证。在庭审中侦查、起诉阶段制作的证人笔录，只有在需要唤配证人记忆或证人在法庭作证与先前陈述不一致的情形下，才允许在法庭宣读，除此之外，应以证人当庭陈述做为定案依据。被告人是证言的最大利害关系人，一个证人是否需要出庭接受询问，应有被告人或辩护人决定，否则，所有未出庭的证言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椐。只有这样，才能削弱法官强职权主义的色彩，使被告人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实现公证审判的目的。三、对被告人的当庭控告权应予以保护近年来，媒体暴光的刑事冤案可谓层出不穷，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刑讯逼供”是最魁祸手。这些案件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无一例外地向法庭提出了受到刑讯逼供的控告，但法官不是不予理睬，就是简单地要求被告人举证，即使在被告人亮出伤疤、血衣甚至提供了看守所“同号”证人姓名的情况下，法官也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庭后落实”，而这一“落实”则往往“落空”。这种做法，违犯了《宪法》、《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也有违客观、公正的原则。（一）让被告人完全承担“刑讯逼供”成立的举证责任违客观公正首先，“刑讯逼供”是否成立，是检察院立案侦察的义务，让一个公民去调查取证，然后直接在法庭上出示是强人所难，也有违法定程序，何况该公民为了“保证刑事案件的顺利进行”，在已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怎能代替司法机关履行取证义务呢？其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场所，无一例外地都是侦查机关能够控制的场所，如果进行刑讯逼供则选择的地方会更加隐蔽，第三人很难看到逼供的场景，要想取得证人证言根本不可能；即使偶然有人看到，此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人也无法了解其姓名、住址，更无法对其询问、记录，在证人不愿做证的情况下，被告人、辨护人也不能象司法机关那样拥有法律赋于的强制取证权；同时，从法律程序来讲“刑讯逼供”是另外性质的案件，辩护人是无权取证的，该合议庭也无权组织对相关刑讯逼供的证据进行质证。此时让被告人举证，一方面是举证不能，另一方面审判程序也违法。（二）检察官在法庭角色错位在庭审开始时，检察官在宣读起诉书前，住住自称“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并依法监督法律的实施”，但当被告人提出受到刑讯逼供的控告时，检察官不是依法立案侦查维护公民的人身权益，而是努力驳斥被告人的证据及观点，此时严然成了实施“刑讯逼供”人员的辨护人，这种漠视被告人权利，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检察官，如何能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三）对这种控告应由检察院立案侦查我国《宪法》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刑诉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定为有罪。”第八十四条至八十六条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控告……”；“报案、控告，举报可以用书面或口头提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接受。对于不属于属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不予立案的，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第十八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时是一个无罪公民；做为刑讯逼供的受害人有权向法庭提出控告；案件的性质属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应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人民法院应当接受控告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在不予立案时应当通知被告人；被告人有权申请复议。而现实中，身为检察官的公诉人面对被告人的控告无动于衷，法官越睑代办去“落实”，“落实”的结果又不告知被告人。这不但违犯了有关管辖权的规定，而且还严重剥夺了《宪法》、《刑诉法》赋予被告人的权利。在未查明控告是否真实的情况下，被告人在侦察机关的供述实际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有可能是客观的，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在没有“法律结论”前，这些证据是不应做为定案依据的，同时为了保护被告人的控告权，法庭此时应立即中止审理，将控告材料移送检察院审查。结束语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日显重要，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刑事诉论法》的修改草案已经出台，《刑事证据法》也正在酝酿之中，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逐步健全，能够对目前法律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改正并完善，使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充分得到法律的保护。 参考文献：（1）冯中华主编，《检察与审判（审判版）》，《检察与审判》审判版编辑部，1999年1月号，总第9期。（2）冯中华主编，《检察与审判（审判版）》，《检察与审判》审判版编辑部，1999年8月号，总第16期。（3）冯中华主编，《检察与审判（审判版）》，《检察与审判》审判版编辑部，2000年5月号，总第25期。

非诉律师述职报告篇8

论文摘要:当前注册会计师的诚信问题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注册会计师受到了公众的普遍指贵，这些指贵是不是恰如其分?目前国内对注册会计师应该承担法律贵任的多少有较多争议。在强调法律贵任的同时，注册会计师也需要法律保护。如果法律贵任过大，导致注册会计师高度关注风险，会降低审计的功用，某种程度上过度的贵任让注会职业无所适从，也会让这一职业失去发展潜力。如何在二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应是我们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理论界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探讨颇多，但归结起来不外乎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现在上市公司造假、操纵利润时会计师成为帮凶，应加大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惩治造假者，警示造假者。另一种观点认为注册会计师近年来被提供虚假信息的公司所累，已卷人“诉讼爆炸”的深渊，注册会计师职业已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职业，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不宜再加大。

    二、法律责任:太多还是太少

    (一)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过小的视角

    第一，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争议。很多学者都非常强调注册会计师的责任，并认为注册会计师责任是注册会计师职业地位的保证。莫茨和夏拉夫认为注册会计师一味怕承担责任会让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地位下降。“我们对职业的地位提出要求时，伴随的是服务的责任。如果独立的注册会计师们真是职业人士，他们就不应仅为某些个人的利益而奔忙。他们不仅对其委托人负有责任，而且作为职业专家，他们理应对经济社会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审计以外的其他职业、其他类型的活动均不能负此重任，它们不能鼓励职员诚实，也不能揭发会计师们的失职或舞弊行为。许多人认为，审计如果拒绝对经济社会提供这种服务，它就丧失了社会对它的信任。”同时，他们还认为审计人员不愿承担责任、不愿意提供一项虽然艰难却极为有益的服务、不愿意哪怕是小规模地对付严重损害经济生活的邪恶势力。这种态度只能降低职业的声誉。而且“审计人员应该承受一定的风险。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过小的指责由来已久，尤其是国际上出了几个大的会计舞弊案之后，几大会计师事务所都受到牵连，人们再次把焦点集中在注册会计师身上，因安然事件而破产的安达信至今还让人们记忆犹新，近期因科龙电器公司，有专家和投资者对德勤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及职业操守也表示质疑。人们认为正是因为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过小，即违规成本太低，才导致注册会计师有胆量造假，从而应该加大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违规成本，并提出了“乱世用重典”的主张。

    第二，对审计报告的指责。来自这方面的指责认为“纵观审计报告发展史，其专业语言的使用显示出了审计职业逃避审计法律责任甚至审计职业责任的倾向。”并且认为“审计报告对社会公众的价值越来越小”。投资者认为审计报告精确的措词，是在小心谨慎地回避法律责任。并且认为审计报告的程序化、标准化使审计报告对投资者而言毫无意义，有研究表明审计报告没有信息含量。公众要求增加审计报告的内容。

    第三，对当前审计模式的指责。主要的责难是认为目前注册会计师的风险基础审计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在风险基础审计模式下，注册会计师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上，这样注册会计师们势必在风险与报酬间进行权衡，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注册会计师的投机取巧行为，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不是注册会计师考虑的主要问题。

    (二)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过大的视角

    第一，对第三人责任问题。对第三人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决定了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大小。

从近年的诉讼案例来看，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法律责任有加大的趋势。1931年美国在审判“阿尔恰迈尔斯公司诉塔契”案时，法官卡多卓认为，审认人员的过失责任不应该扩大到第三者，因为这样做将会阻止人们从事这一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职业。他对审计人员责任扩大到第三者的后果作了下面的描述:“如果存在过失责任，那么，一个无意疏忽或不慎，未能查出偷盗或伪造账目，这可能使会计人员在不确定的时间，对不确定的人员承担不确定的责任。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审计职业所承担的风险如此之巨大，以致人们怀疑这种责任定义有问题”。

    蒙哥马利早在其著名的《蒙哥马利审计学》中就指出“60年代中期以来，控告审计人员的诉讼案件剧增，以致造成‘诉讼爆炸’。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变化和法院重新解释了普通法和联邦证券交易法，将委托人的法律责任扩大到大量的、各种类型的第三者。”

    我国的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倘若法律一方面强制会计师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在归责于会计师时，又不考虑其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况，这实际上是让他对其他人行为承担期限不明的无过错责任。这对于会计师未免苛求，将使会计师职业的生存受到严重挑战。”

    第二，审计报告的问题。针对公众对审计报告的指责，有两个误解需要澄清:一是审计报告的措辞。前面我们提到，公众对审计报告的措辞有较多的指责。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审计意见的变化，只是删除了一些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字眼，甚至指责审计报告中模棱两可的词语使投资者对审计报告的信任度大为降低，而这正是对审计报告的误解所在。实际上，客观地来看，审计意见并不象投资者所批评的那样是刻意回避法律责任，审计职业界一直都在为如何更好地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信息做出不懈的努力。在著名的美国会计委员会1973年出版的《基本审计概念说明》中曾指出:审计人员对审计意见中的技术术语的精雕细琢并不象外界所指责的那样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我们也可以从审计意见的变革中看到审计人员为传递准确信息所做的努力。这里涉及到一个审计意见陈述有效性的问题，审计意见的措词除表明责任外，最重要的是简明地向信息使用者表达审计师的意见，因此审计意见陈述的有效性非常重要。当然使用者也存在准确理解的问题，审计师和使用者之间应对特定审计术语达成共同理解，这需要双方的努力。二是审计报告的程序化(标准化问题)。对审计报告程序化的指责没有考虑到审计报告的噪音问题。审计报告承载太多的内容会产生噪音，让投资者更加无法得出合理的判断。三是审计报告的本质。从审计发展演变的历史和审计研究文献来看，审计报告的本质是对财务报告信息的价值再造，它使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对财务报告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并据以作为做出决策的依据。因此，审计报告不是对财务报告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完全保证，无法满足投资者对审计报告的过高期望。审计职业界一直在向公众做出说明，但公众对财务报告的过高期望却转嫁到审计报告上来，使审计师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责任。

    第三，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负面影响。一是是国际大事务所的破产速度加快。二是事务所专业人才的流失。

    三、结论

    第一，注册会计师的理性选择。从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来看，注册会计师也是经济人，他会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也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努力。注册会计师也需要生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也不是福利机构，那些认为注册会计师责任视为高于一切的观点似乎有些过于理想化，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公众，使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期望过高。在风险或成本大于收益时，仅靠社会责任去促使注册会计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同时注册会计师追求自身利益并不一定会侵害投资者的利益。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发展不是仅靠强调责任就行的，在加大法律责任的同时它也需要法律的保护。

非诉律师述职报告篇9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自侦案件；律师会见权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一条的规定促成了我国检察机关内部的一个新部门――自侦部门的形成。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分列我国刑法第八、九章中。自侦部门也就分成了民间俗称的“廉政公署”即反贪局和反渎局，在刑诉法规定的受案范围里涉及的案件往往被统称自侦案件。目前，刑事诉讼法迎来了时隔15年的第二次大修，这次修改被看作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拟增加的近60个条文中，被总结性的概括出了15个亮点。①其中“辩护制度、技侦手段”这两个亮点被律师界、检察机关格外关注。大家关注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将有可能撼动目前自侦案件中控辩双方的平衡点。下面就透过亮点谈一下权力重新划定下，律师角色因错位而引发的一些思考。

在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办过程中，检察人员往往面对的是一个特殊人群――身份特殊与高智商犯罪。所以与他们之间往往是一场智慧与技巧、毅力与信念的较量。律师作为接触案件最近的人，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和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一举一动”往往也牵动着办案人员的神经。在办理自侦反贪案件中，律师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便开始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按照律师法第33条的规定，律师凭借“三证”便可会见犯罪嫌疑人，且会见不被监听。在办案实务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出于对委托人及其家属回报性质的考虑，往往会帮助犯罪嫌疑人在会见中做一些庭审时应对性或者做一些应答策略、技巧上的指导，只要没有影响案件定罪，不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即使有些言语、部分行为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也少有追究相应责任的情况出现。但是有些律师在会见中常常出现如下问题：

一是帮助犯罪嫌疑人编造虚假供述，伪造证据；

二是教唆、指导犯罪嫌疑人在出庭时对关键问题进行带有逃避性质的策略性应答；

三是有意混淆概念，避重就轻，刻意回避公诉人直接提问，导致庭审中犯罪嫌疑人对部分犯罪事实翻供。

诸多问题综合起来严重时可导致案件延期审理。而恰恰律师的纵容、帮助、指导行为只是发生在部分犯罪事实细节层面的供述上，编造虚假供述方面犯罪嫌疑人往往是始作俑者，律师只是纵容并参与、帮助其编造虚假供述，伪造证据，对犯罪嫌疑人的教唆、指导行为也只为刻意逃避公诉人的发问，且翻供性的供述对犯罪事实的定性没有根本性的影响。比如，对私分公款时地点、细节的供述庭审前后不一，律师按照犯罪嫌疑人的意愿帮助其编造另一个场景，但是对私分公款这一行为、私分金额等关键问题并没有回避，直接导致了庭审时的供述与在检察机关的供述前后不一，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干扰了正常的诉讼活动。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分析会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上述行为或与上述相类似的行为在《律师法》、《律师执业规范（试行）》中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

第二，刑事诉讼法第38条虽然规定了辩护人的义务，并提到了“辩护律师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并规定“违反者应当追究法律责任”，但是通过对刑法第306条的分析，上述类似行为还没有达到辩护人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的程度；

第三，上述行为有时尚未对案件定罪、量刑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和根本性的颠覆；

第四，刑事诉讼法第35条和律师法第31条虽然分别规定了“辩护人的职责”，可是对违反辩护人职责也没有作进一步详细的规定。

相信类似情况在别的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应该也是经常出现的，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的确对律师参与、帮助做虚假供述，后果对案件没有较大影响这样行为的约束存在立法上的缺陷。换句话说，就是这种行为有时游离于法律和法规之间，不便于严格意义上的定性和处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对案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就不去追究或者纵容此类事情的发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项最基本的原则，但是面临类似问题的处理在立法上的缺失，我们也面临着除了向其所属的律协反映，进一步的处理措施还是不能依法得到有效落实的尴尬境地。大概也正因为此，当年在重庆打黑时被指控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的律师李庄才会当庭说出“马晓军说我‘教’龚刚模在庭审时该怎么说。我承认。可这违法吗？在总结当事人陈述的基础上提供专业意见，这恰恰证明我是一名优秀的律师”这样的话来。①

非诉律师述职报告篇10

项目法律服务合同范文一签订地点：

甲方：

住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乙方：

住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北京市 律师事务所律师非诉讼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就甲方委托乙方就甲方以并购为目的对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事宜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委托与指定

甲方委托乙方完成本协议第二条所述委托事项。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并指定 律师作为主办律师组建团队完成委托事项。未经甲方要求或同意，不得更换主办律师。甲方同意乙方上述指定。甲方指定 作为甲方联系人，负责与乙方联系委托事项相关事宜。

二、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完成下列事项：

(一)在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期限内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

(二)起草尽职调查清单，全面梳理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的历史沿革、业务经营、股权结构、资产等状况，尽职调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文件、资产文件、融资文件、重要协议、涉外合同、审批及许可、财务报表、雇员、保险、诉讼情况和环保事宜等事项;

(三)提交尽职调查报告，分析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收购程序的影响，可能面临或者存在的法律、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和风险，给出适当解决方案。依据调查报告制作摘要，供甲方决策参考。

(四)按照甲方提出的合理需求对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修改完善，报告的最终文本需经过甲方验收同意。

三、委托期限

乙方应在下列期限内完成委托事项的现场调查部分： 年 月 日至年 月 日。 正式尽职调查报告最终出具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

四、服务费数额及支付;

本项目服务费(含差旅费)共计人民币 整，分两期支付： 第一期人民币 万元，于本合同签订时支付; 第二期余款人民币 于乙方完成尽职调查，提交经甲方验收同意的尽职调查报告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如甲方因乙方不胜任委托事项为由解除本合同，则应根据乙方实际工作量支付费用并按照如下方式处理;甲方支付的第一期费用乙方无需退还，甲方不需支付第二期费用。

五、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甲方有权就委托事项向乙方提出书面要求;

2.甲方有权在委托期间变更对乙方的授权范围;

3.以书面形式解除对乙方的授权;

4.甲方有权在委托期间要求乙方变更主办律师。

(二)甲方的义务

1.甲方应如实向乙方提供与委托事项有关的材料和情况;

2.甲方应按本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向乙方支付服务费;

3.甲方应承担乙方实施委托事项的法律后果。

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

1.乙方有权按合同第四条约定取得服务费，并在甲方拒付费用的情况下解除本合同;

2.乙方有权依据本合同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实施委托事项，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但不得损害甲方的合法权益;

(二)乙方的义务

1.乙方指派合伙人XXX、律师XXX„„,共7人作为向甲方提供本项目法律服务的承办律师。XXX律师为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律师工作团队为甲方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2.乙方律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规范，勤勉、尽责地完成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甲方合法权益。

3.本协议履行期间，乙方律师在涉及甲方的对抗性案件或者交易活动中，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担任与甲方具有法律上利益冲突的另一方的法律顾问或者人。

4.乙方律师对其获知的甲方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非因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经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5.乙方律师对项目资料应当单独建档，并保存完整的工作记录以备查，在尽职调查结束后向甲方提供相关档案资料，对涉及甲方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

6.甲方对乙方承办律师的服务不满意并投诉的，乙方应当及时更换承办律师。

七、合同解除及违约条款

1.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法律服务的，不能完成尽职调查工作，或提供法律服务时由于过错导致甲方蒙受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以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的法律服务费为限。

2.尽职调查期间，甲方发现乙方有本条第一款所述情形的，有权立即解除对乙方的委托，乙方应当在已收取服务费用的限额内承担违约责任。

3.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法律服务费，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以支付未付的法律服务费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为限。

八、 保密

乙方应当严格遵守保密承诺函中规定义务，对在参与项目过程中获知的本案件的信息和甲方的商业秘密进行严格保密。否则，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九、争议的处理

1、本合同适用《合同法》、《律师法》、《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法律。

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北京市律师协会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合同签订地法院诉讼。

十、其他

1、 双方确认，文首所载地址为双方的送达地址。如果一方提供的地址不确切，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使相关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的，该方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2、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正本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签字页：本页无正文，供双方签字盖章使用。)

甲方：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北京市 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xx年一月 日

项目法律服务合同范文二甲方：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

应甲方的聘请，乙方指派律师组成法律顾问组，为甲方开发的_________房地产项目(下称本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以下协议，共同遵照履行：

一、法律顾问组成员及聘期

乙方指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律师组成法律顾问组，_________律师担任组长。法律顾问组的聘期自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起至本项目结束止。本项目预计_________年______________日结束。

二、法律顾问组提供法律服务的职责范围

法律顾问组向甲方提供以下法律服务：

1.起草、修改本项目前期拆迁合同;

2.参与本项目工程招投标事务，审查招投标文件;

3.审查、修改本项目工程设计合同;

4.参与本项目工程施工合同的洽谈、起草、修改;

5.审查、修改本项目工程委托监理合同;

6.参与审查本项目工程分包单位的资质，起草、修改工程分包合同;

7.审查、修改甲方采购设备和材料的合同;

8.协助甲方控制工程造价、审查工程量增减的支付依据;

9.协助甲方处理因工程造价引起的争议;

10.参加甲方对工程竣工的验收工作，协助甲方确定工程最终造价;

11.接受甲方委托，担任人，参加本项目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诉讼、调解、仲裁活动;

12.代办本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公证事务，办理律师见证等非诉讼法律事务;

13.接受甲方委托，办理本项目其他专项法律事务。

三、法律顾问组的工作方式

1.甲、乙双方建立联系人制度，遇有需法律顾问办理的事务，由甲方填写《法律顾问组需办事项》，提前通知法律顾问到甲方处办理;法律顾问因故不能到甲方处办理时，乙方可临时指派其他律师代为办理。

2.在遇有需法律顾问集中办理的法律事务时，乙方指派专人到甲方处办公。甲方指定_________为法律顾问组的联系人，乙方指定_________为联系人。

四、甲方为法律顾问组提供的工作条件

在法律顾问到甲方处办公时，甲方应为法律顾问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

五、法律顾问费的收取办法和结算方式

1.依据国家计委、司法部计价费(1997)286号《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甲方向乙方支付法律服务费人民币_____元，本协议签订时支付_________元，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支付_________元。

2.法律顾问为甲方提供本合同第二条第1-10项服务时，不另行收费;甲方委托乙方办理本合同第二条第11项服务时，乙方在国家计委、司法部规定的收费标准的基础上，下浮_________%另行收取费。

3.法律顾问为办理甲方事务在_________市内所需的资料费、交通费、误餐补助费等项费用由乙方自理;赴_________以外的地区所需的交通费、差旅费、补助费等项费用，由甲方负担。

六、双方责任

1.法律顾问组应勤勉尽责，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在甲方授权的范围内履行职务，并对所经办事务的合法性负责。因法律顾问的过错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按有关规定进行赔偿。

2.甲方应如实向法律顾问组叙述情况，提供有关材料。法律顾问在甲方授权范围内甲方办理之事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

七、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1.双方应信守本合同，未经双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更改、解除和终止本合同。

2.甲方在下述情况下，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或要求更换法律顾问：

(1)法律顾问不按本合同的约定提供法律服务，经甲方指出后，仍不改正的;

(2)因法律顾问的过错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

3.乙方在下述情况下，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解除本合同：

(1)甲方有意向法律顾问提供虚假情况、捏造事实的;

(2)甲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提供工作条件的;

(3)甲方累计3个月未按时向乙方支付法律顾问费的。

八、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本合同或履行本合同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即违反本合同时，应赔偿另一方的损失，并支付违约金________元。

九、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项目结束时自行失效。本项目结束时间超过预计时间的，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偿条款，可延长聘期。

十、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期间如有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

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两份。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_日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_日

项目法律服务合同范文三甲方：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

甲方因房地产项目经营开发需要，特聘请乙方为其整个项目经营开发提供全过程的专业法律服务，要求指派熟知房地产行业又熟知工程建设行业的专业知识及专业法律规定的律师担任甲方的经济、法律顾问，以维护甲方在整个建设过程中的所有行为的合法性及其合法权益。经协商，双方达成以下条款，以资共同遵照执行。

一、甲方要求乙方指派_________律师担任甲方的特邀经济、法律顾问。乙方同意甲方的要求，指派该律师担任甲方的特邀经济、法律顾问，并配之以其他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二、双方约定：受聘律师须为甲方提供如下非诉讼法律事务服务：

1.根据项目开发进展，完善甲方参与的三方合资合同、章程;

2.参与本工程建设的前期动迁及市政配套合同的完善、修改;

3.参与本工程建设的招标标书的制定，参加甲方审查投标文件并为评标、决标提供法律意见;

4.代表甲方与工程承包方洽谈，草拟、修改工程承包合同，使之达到可正式签约条件;

5.如甲方需要，为甲方代办工程承包合同公证或见证;

6.代表甲方审查承包方提出的工程分包单位的资质、信誉及队伍素质和履约能力，审查、确定工程分包合同;

7.如甲方需要，为甲方代办工程分包合同公证或见证;

8.督促、检查甲方履行工程承包合同及履约资料的积累、保管工作;

9.协助甲方审查工程分部分项质量验收资料，协助处理因工程质量引起的争议，协调甲方与_________市工程质量监督部门的联系;

10.协助甲方控制工程造价，审查工程量增减的支付依据，协助处理因工程造价引起的争议，协调甲方与上海市工程造价管理部门的联系;

11.参加甲方对工程竣工的验收工作，协助甲方确定工程最终造价;

12.根据甲方的要求，为甲方部分或全部楼宇出售、出租(境内外)提供以下法律服务：

(1)协调甲方与市土地批租管理部门的联系，以便在甲方需要并符合条件时改变土地使用权性质，签订补地价合同;

(2)协助甲方办理楼宇外销批准手续;

(3)协助甲方起草《购房须知》、《楼字预订合同》、《楼宇预售合同》、(楼字出售合同》、《房屋管理、使用、维修公约》、《楼宇出租合同》等楼宇预、销售或出租法律文件;

(4)协助甲方办理境内外购房银行按揭手续，起草与此有关的法律文件;

(5)甲方向购房业主出具工程进度、质量等符合预收楼款条件的法律意见书;

(6)如甲方需要，代为监管预售楼宇价款，使购房业主增强信心，减少风险;

(7)如甲方需要，代办购房业主的楼宇预、销售公证;

(8)如甲方需要，购房业主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

(9)协助甲方组织预、销售展示、交易活动，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

三、法律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

1.双方商定，甲方对上述律师服务支付人民币_________元。

2.支付方式;律师服务报酬以人民币支付，支付期限为：

(1)第一次：本合同签约后10天内，支付20%计人民币_________元，

(2)第二次：工程合同正式签约后10天内，支付30%，计人民币_________元;

(3)第三次：工程施工结构封顶后工0天内，支付30%，计人民币_________元;

(4)第四次：工程竣工交付使用后10天内，支付剩余的20%，计人民币_________元。

四、上述由乙方提供的法律服务构成的各法律关系如遇有争议并引起纠纷，乙方须甲方全权处理，其费用另行计算。

五、乙方及受聘律师可根据法律服务工作项目及有关要求，安排有关律师或工作人员办理具体事务，具体工作人员的费用由乙方负责。

六、乙方提供的法律服务应确保服务质量，确保所有合同和法律文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并确保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甲方要求、乙方承诺的期限内完成。

七、如因乙方的工作疏忽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最高赔偿额不超过律师服务收费的10倍即人民币_________元。具体赔偿办法按乙方提供的《律师承办非诉讼专项法律事务过错责任有限赔偿试行办法》执行。该试行办法为本合同的附件。

八、甲方须按期支付律师报酬，如支付逾期，以应付款千分之一/每天支付逾期的违约金。如逾期超过一个月，乙方有权停止工作直至中止合同。

九、甲方应按规定提供各种有关书面材料，如实向律师阐明情况，如因甲方提供材料虚假不实或有重大错误，乙方不承担因此产生的责任。

十、甲方承诺如乙方在提供上述法律服务中认真负责、确保服务质量，甲方在本合同确定的报酬外，另给以不超过人民币_________元的奖励。

十一、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乙方完成所有法律服务时失效。

十二、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