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诉讼范文10篇

非诉讼范文篇1

一、非诉讼法律援助的概念

所谓非诉讼法律援助，有人认为，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组织的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者，主要以调解形式，为经济困难或特殊事项的当事人，提供免费，诉讼以外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①]。这个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诉讼法律援助的一些特点，但缺陷也很明显。第一、它认为非诉讼法律援助应该以调解为主。但现实是，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很少，而调解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常常是很多很大的。要调解成功，往往要组织当事人双方多次进行，而且可能要分别作耐心、细致的工作。同时，我国的乡镇、村居、社会团体、甚至国家机构内部，都设置了专门性的、专业化的调解部门，无论是从人员配备、专业水平援助中心都是无法比拟的。因此，笔者认为，把调解作为非诉讼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是现有援助能力所无法承受的，非诉讼法律援助应该包括调解，但决不是主要的形式。第二、它把是否构成经济困难作为法律援助对象的标准，这也是不现实的。调解、和解、代为收集证据等非诉讼法律援助形式还说得过去，那么法律咨询、法律教育和提高有关如何应对一般的日常法律问题的信息也需要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就说不过去了。再者，我国其他的任何调解组织都未要求申请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援助中心有什么理由要申请人提供呢？另外，如果调解、和解不成功，就需要转入诉讼法律援助的程序，需要再办理法律援助的手续，无疑会挤占援助中心的时间。还不如直接办理诉讼法律援助的手续，而调解、和解是否可能作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前提。实际上，援助中心只有在认为没有调解、和解可能性的情况下，才会提供法律援助。第三、概念中所谓“特殊事项”，究竟是何所指，并不明确。嘉兴市《开展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规定(试行)》可作参考，该规定第七条：“非诉讼法律援助的范围：(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六)请求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赔偿的；(七)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八)其他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②]不难看出，该市的非诉讼法律援助范围和诉讼法律援助的范围是一致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开展非诉讼法律援助的目的是突破诉讼法律援助的瓶颈，弥补诉讼法律援助（包括援助范围狭窄）的不足。笔者认为，对于非诉讼法律援助最好不要限制范围，只要对援助的方式根据中心的实际情况进行恰当的选择就可以了。例如，人员经费比较充裕的，就可以多考虑一下调解、和解、协助取证等形式；否之，则应将提供法律意见、法律信息、免费代书作为非诉讼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四、非诉讼法律援助是诉讼以外的法律帮助？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和案件当事人在其他参与人的配合下为解决案件争议依法定程序所进行的全部活动。按照这个定义，劳动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等准诉讼性质的活动都是排除在诉讼的范围之外的。在这几种程序中所花费的时间、精力、成本与诉讼法律援助中所花费的并没有区别，因此将它们划出诉讼法律援助的范围没有任何意义。笔者认为，诉讼法律援助中的诉讼应作广义的理解，即诉讼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机构内部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机构和案件当事人在其他参与人的配合下为解决案件争议依法定程序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其他所有并不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提供的免费法律帮助都可以视为非诉讼法律援助。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需要通过法律程序。孙笑侠认为：“法律程序是指人们进行法律行为所必须遵循或履行的法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它是对人们行为的抑制，是实现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条件。”[③]其特点包括法定性、逻辑性、时限性、自主性、技术性等特点，这些都是非诉讼法律活动所没有的。

综上，非诉讼法律援助的概念应该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组织的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者，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免费的，不需要经过法定程序的、形式多样的法律帮助，以其达到法律教育和权益保障的一项法律制度。

二、非讼法律援助服务的功能

目前，不管是现行的援助工作评价体系还是社会舆论的评价标准，都是把为诉讼案件提供法律服务作为法律援助方案主要的评价内容。法律援助工作不受重视甚至受到主管官员的恶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认为，法律援助中心一年就办二三百个援助案件，只是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每年办案量一个零头。这样的工作成果当然不能让上级和社会满意，以致使得援助中心处于尴尬的境地。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瑞根根据最近在英国进行的经验认为，人们通常最需要的是法律咨询、法律教育和有关他们如何应对一般的日常民事和家庭法律问题的信息。为诉讼案件提供法律服务并非是法律援助方案主要的或惟一的优先考虑事项。最后他得出结论，一个有效的法律援助方案不仅需要提供援助参与或参加诉讼的人们的综合服务，而且还需要优先援助那些遇到“非讼”法律问题的人们[④]。现在笔者就结合以上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实践，分析一下非诉讼法律援助服务在整个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功能。

（一）公众法律教育功能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是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制性推动，缺乏相应的法律文化的支撑，因此就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⑤]。为寻求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就必须对公众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弘扬现代民主法治精神，使人们抛弃传统的思想观念，转而接受国家法所代表的现代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我国普法教育已走过了20个春秋,极大地推进了对公众法律教育。但普法教育看似轰轰烈烈、大张旗鼓，也还是有它的不足之处：第一、普法普法，就是进行普遍性的教育，没有针对性，在很多情况下，很难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热情。有学者认为，法律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交往中反复实践的东西，人们不知不觉地达到对法律的认同，被法律同化，形成法律习惯[⑥]。所以笔者认为，很难仅仅寄希望于脱离现实生活的，大漫大灌式的教育方法达到公众法律教育的目的。第二、普法偏重于对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但法律法规是抽象的，有很多专业性的术语。不要说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候也不能正确理解。非讼法律援助中的法律咨询正好弥补了这些不足：第一、咨询者通常是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才来咨询的，所以他们对这些具体问题的法律规定总是抱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这样的法律教育的涉及面虽然很小，但效果会很好。援助中心作为一个常设性的机构，每天面对很多的咨询者，解答大量的法律问题。如果放宽眼界，以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轴线去衡量其对公众法律教育的贡献，应该是相当可观的。第二、援助中心在解答法律问题时，就是一个解说员或者是一个转换器，把抽象的、艰深的规定转换成通俗易懂的话语向咨询者解说。笔者认为，法律的大众教育成功的关键不是你告诉他们多少东西，而是他们理解了多少东西。否则，法律永远只是一件被束之高阁的文学作品，不能为公众所遵循或者用于维护其合法权益。

（二）弥补诉讼法律援助的范围狭窄的不足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援助中心可以为受援人指派律师提供诉讼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六）符合特定条件的刑事诉讼。一些省市相对扩大了这个的范围，将因人身损害请求赔偿的；因工伤请求赔偿的；因劳动关系请求补偿、赔偿的；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要求离婚、变更或者解除收养、监护关系的等等也纳入其中。但和国外相比范围还是相对狭窄的，和特殊群体的需求来说也是不适应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在建筑领域一般都没有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现实中往往是承揽关系，他们被拖欠的就不是劳动报酬而是工程款。而在建筑领域，由于层层分包转包，小包工头拿不到工程款，很可能就会导致其招用的农民工拿不到劳动报酬。而这些情况不管是根据国务院的《法律援助条例》还是各个省市的援助条例，都很难将他们纳入诉讼法律援助的范围。非讼法律援助则在现行的法律规定下最大限度地为农民工维权提供法律帮助，主要的形式就是免费代书和调解。我市援助中心就通过这两种形式成功处理了多起群体性的农民工被拖欠工程款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我们的工作实践操作中，已经在土地征用款纠纷、所有权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借款纠纷、合同纠纷、离婚、分割共同财产等许多领域提供了上述两种方式的法律援助。

（三）消除误解、提高行政效率、维护社会稳定

在日常的法律咨询工作中，经常会发现咨询人对一些的行政部门存在着不信任甚至是误解的情况，不愿让这些行政部门来处理而是要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公安部门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如交通事故的受害人经常对诉苦，说交警在事故后没有扣押车辆和驾驶证、行驶证，或者是交警在调解的时候要求肇事方赔偿的数额低于他们的预想，据此他们就认为交警有所偏向，并非中立公正。但经过我们的仔细分析，交警的这些行为恰恰是其依法行政的表现。事实搞清楚后，我们就会拿出“新交法”的有关规定和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对他们进行解释。咨询者了解之后，往往能消除原来的误解，接受交警的解决方案。避免了案件的久拖不决，提高了行政的效率，保证受害人的权利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保障。交警部门也认识到了援助中心对他们工作的促进作用，其负责人曾来中心协调工作，希望我们派员到他们办公地点设置工作站，就近开展咨询和代书等非讼的法律援助工作。但限于工作人员的不足，这个设想目前还没有能够实现，现阶段我们能作的只是让交通部门把有这方面需要的当事人介绍到援助中心。

（四）缓解援助经费不足矛盾，减轻财政压力

经费不足，几乎是每个援助中心面对的主要困难。例如援助中心每年的援助经费是二十万元，每个诉讼援助案件的补贴平均是五百的话，诉讼援助的极限是400件，如果扣除宣传、培训、办公开支，能够办理的案件数量就更少。这当然不能满足特殊群体对法律援助的要求和期望。笔者认为在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优先考虑非讼法律援助服务。同时笔者认为，在诉讼法律援助和非讼法律援助的选择上，有几个标准可以考虑：第一是案件的复杂程度，法律关系是否简单明确；第二是当事人提供的或者能够提供的证据材料缺乏程度；第三是案件的标的额和诉讼所需支付的成本相比是否足够大。如果符合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是否定的，就可以考虑不提供诉讼法律援助。与此同时，工作人员需要做好免费代书、诉讼程序的指导、证据收集协助等方面的工作。这几项工作的质量将直接决定非讼法律援助在缓解经费短缺作用的大小，如果做不好，非讼法律援助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缓解经费短缺设想也就成了水中花、镜中月。

（五）息讼止纷的作用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总有这样一个固执的观念，认为诉讼是解决纠纷、维护正义最好的手段及途径。具体到我们法律援助工作，好像只要把办理诉讼援助案件的数量提高了，就能把援助工作做好了。其他的援助工作只是一些参考，是一些锦上添花的东西，甚至根本不屑一顾，不值一提。正如诉讼的存在及其功能是不可取代的一样，诉讼的固有弊端也是无法回避的。诉讼程序的复杂性与费用高昂构成了诉讼固有的弊端和宿疾。程序的复杂性导致诉讼成本的增加，案件的积压，使得诉讼的迟延在所难免，无形中降低了正义的价值[⑦]。对于纷争的解决应该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我们不仅要实现公正,而且必须以较快的方式实现公正；只要有可能，就要避免不公正的状况发生。如何避免呢，就需要我们对咨询者进行指导。很多人到援助中心咨询法律问题，并不一定是身陷纠纷，寻求帮助，而只是为将来的某一件事情来求教问计的。例如订立合同要注意哪些，邻里之间要避免那些诸如此类的问题。咨询者根据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解答去安排生产生活，就能减少行动的偶然性和盲目性，就能避免权利益受到损害的结果的发生，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法的规范作用”。

援助中心的调解功能，可以很好地帮助受援人在最短的时间内使自身受损的权益得到填补，而其在调解方面的优势是工作人员良好的法律素养和中心中立的法律地位。我们国家的很多调解机构，由于没有法律专业人员，其组织并起草的调解协议经常会产生许多问题，例如比较严重的显失公平问题、协议无效问题。另外，有些受援人会对调解机构的中立性会有所怀疑。例如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时有一方是该村村民的，或者虽然都是该村村民，但亲疏不同的。而援助中心在这两方面都可以很好的避免，一方面依法调解，另一方面尽力让双方信服。

三、完善非讼法律援助的几点意见建议

非讼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由于长期被忽略、不受重视，因此该项制度还有许多环节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以期能够更加完善。下面笔者就非讼援助工作亟待改进的几个方面提出几点意见建议，以供参考。

（一）建立律师值班制度

由于非讼法律援助十分繁杂，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仅仅依靠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根本无法胜任。主要表现为：整个法律体系过于庞大，一个人没有可能整体把握，而只能掌握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说得上精通的就更有限了，这是当今社会高度专业化分工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此，尽可能要求社会律师和公职律师参与到非讼法律援助工作中来，充实非讼法律援助力量，提高非讼法律援助的效果。其优点在于：

1、社会律师队伍庞大，其中不乏法学理论知识渊博，实践经验丰富的优秀律师。如果他们能提供非讼的法律援助服务，公众就能有机会和他们进行交流，受他们的指导，肯定会受益良多。对于提供公众的法律素养，合理安排他们的生产生活也极有好处。

2、在日常的接待工作中，有时候会遇到很专业的问题或者是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如何应对，我们心里也没有底，一般只能把求援者往外打发了了事。而现在许多社会律师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对某一个领域非常精通，很有见地，如果让他们来处理，应该不会成为难题。公职律师的优势则在于他们隶属于某个公共部门，对他们自己的系统的法律政策有充分的了解，这是援助工作人员所不具有的。

3、让公职律师参与到非讼法律援助，还有一个优点是可以把在援助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反馈到自己的部门，以此来改善本部门的工作和初始符合社情民意的政策法规的出台，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也是加强立法、行政公众参与，推动法治建设的极好的方式。

（二）法律援助律师派驻制度

上文曾提到交警部门对派驻援助律师的热切的期望，如果这个设想能付诸实施，应该会有良好的效果，对于当事人是如此，对于交警部门更是如此。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向公安局、看守所、劳动监察大队等部门派驻援助律师，理由如下：

1、这些单位存在大量的需要提供非讼法律援助的特殊群体。例如在公安局，许多轻微的人身侵害和财产侵害的案件，没有达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就需要对当事人进行赔偿问题的调解、咨询或者是代书的服务。而在看守所，有犯罪嫌疑人在侦察阶段如何保障其人权和诉讼权利的问题，急迫需要援助律师进行解答和其他帮助。在目前我国还不能给所有请不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提供诉讼法法律援助的情况下，这点尤为重要。

2、通过派驻援助律师，可以加强和被派驻部门的协调，促进援助工作的开展。在援助工作中，经常需要这些部门的通力协助。例如查询对方的户籍证明、车辆状况、以及这些部门在处理案件中形成的笔录等等。虽然这些东西在诉讼当中可以申请法院调取，但援助中心往往需要在审查援助申请之时、向法院起诉之前就拿到得这些材料。否则在起诉过程中会出现被告无法明确，或者由于无法正确评估案件胜诉可能性，导致援助案件败诉等等问题。

（三）变革援助工作的统计口径，加大非讼援助的经费投入

受到对援助工作固有思维的限制，现行的统计口径偏重于对诉讼类法律援助工作的数据，例如受援人人数、援助案件的数量、挽回或避免经济损失等项目都是限制在诉讼类援助工作狭小的范围内。而援助办案补贴的发放更是不能突破这个范围，调解、免费代书以及提供法律意见是不可能获取补贴的。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极大了约束了援助工作人员对提供非讼法律援助的热情。反正干和不干，干好干坏没都什么差别。所以必须改革现行的这种统计口径以及援助经费的发放方式，一方面可以让主管官员和社会大众能从统计数字上认识到非讼援助工作的重要性，援助工作不是只有诉讼法律援助这一个单项，而是由诉讼和非诉讼两种援助工作共同推动的。另一方面可以充分调动援助工作人员对该项工作的积极性。如果要设立上文说到的律师值班制度，更是缺少不了对社会律师在援助中心的非讼援助工作进行补偿。首先是要激发他们对非讼援助工作的热情，其次是彰显法律援助工作的政府责任，避免给社会律师附加过多的社会责任，毕竟他们只是社会自由职业者，而不是志愿者。

最后，要结合非讼法律援助的工作统计，对在非讼法律援助中服务时间长，表现突出，受到困难群体欢迎的律师进行表彰和奖励，更好地推动非讼法律援助的开展。

非诉讼范文篇2

一、强化镇调委会与法院的联动，构建非诉讼替代机制。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民间调解，从一开始创建，在广义上就是一种非诉讼替代，即民事案件不通过诉讼的方式而以中间人出面排解达到和平的化解的目的，这与法院的司法调解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也是新时期人民调解与法院之间开展联动协作的基础，同时，也由于人民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格式化)，在不违背现行的法律政策的情况下，应该就是当事人意志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格式化协议书的认定上，是作为案件审理的最有效证据予以采信，甚至在调解后，一方反悔时进行诉讼而给予维持，进一步提升了人民调解在法律上的权威性。因此，在新时期人民调解的非诉讼替代机制的形式，是特指狭义上的与法院立案审理执行过程中的补充性替代，一方面是建立在民调程序的公正性上，另一方面是建立在人民调解员素质的提高上，这两方面缺一不可。除广义层面上的替代外，这种狭义上的替代就是要求人民调解员积极参与到法律诉讼的全过程，发挥人熟情通的优势，做好法院案件审理的辅助性工作，包括案件主审法官想做而做不到或不方便做的一些事，为法院人性化办案创造条件，这不但符合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也合乎“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法律救助性工作，强化法院与人民调解之间的互补，对树立人民调解的公信力也将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一是建立镇调委会和法院联系庭的联席会议制度。由镇和法院每季度相互通报民事纠纷发案情况、发案的特点。调解工作的难易程度，确立相互配合的案件数量、原因以及配合的方式，明确调解的预期值。二是建立镇调委会和法院联络员制度。镇指定的联络员一般为镇村(居)调委会的首席调解员，并将名单报送法院，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指定参与的调解人员。县法院指导民一庭庭长为联络员，随时通报未立案和已立案以及已裁决案件的情况，并明确需要配合调解的案件、主持和指导的法官，确定调解的地点、参加人员等。三是建立调解档案审核制度。凡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的调解案件，其档案资料以调委会归档，使用的程序以人民调解程序为主，由受理、通知、调查取证、调解、达成协议、送达回访等书面资料组合成完整的卷宗，并有首席调解员审核签字方可归档，适时请县局、县法院共同评审，改正不足，进一步提高调解协议的制作水平。四是建立民调审判联动制度。县法院对于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件有时也启动特邀人民陪审员(一般为基层调委会主任担任)或民调委人员主持调解，发挥其为人公正、熟悉业务、人熟情通的优势，在法院先行调解达成协议的，由法院主持调解的法官制作调解协议书，由法院落实履行或委托调委会监督履行，提高人民调解员调解的公信力。五是建立首席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制度。由人民法院派主审法官到镇进行镇、村(居)首席调解员培训，每年集中培训二至三次，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组织首席调解员到法院进行旁听观摹案件审理，适时邀请主审法官进行典型案例剖析和答疑释惑，印发相关法律资料等，逐步实施首席调解员持证上岗调解制度。

二、明确非诉讼替代适用范围，确保人民调解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

从工作实践来看，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人民调解员既是主角也是配角，但目的只有一个，即园满解决民事纠纷案件。人民调解适用非诉讼替代机制，一般主要为以下四类案件：一是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直接向法院起诉的纠纷，一般为小定额债务纠纷，法院可以建议当事人将纠纷委托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二是已经立案，但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纠纷，一般为侵权纠纷、邻里纠纷、婚姻纠纷和少数商事纠纷，法院在庭审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委托或邀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或参与调解，调解成功后，原告撤诉。三是已经开庭，但当事人情绪激动，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的民事案件，一般为容易激化、积怨多年、历史遗留的邻里纠纷、权属纠纷、旧城改造、房屋拆迁纠纷、土地山林纠纷和群体性纠纷等，一般情况下，法院可暂缓判决，会同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或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在法官指导下，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这类案件在调解成功后，原告可以撤诉，也可以由法院制作调解协议书或在情绪平稳后由法院进行判决并履行。四是在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或执行有难度的案件，一般为一名原告多名被告或多名原告一名被告的案件，如企业破产、粮油加工厂挤兑、环境污染、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等涉及人数多的群体性矛盾，法院可暂缓执行，商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执行。

三明确非诉讼替代运作原则，树立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应把握以下原则：一是为当事人降低诉讼成本的原则。诉讼在民事案件中，应该是在调解不成的情况，最后不得已而选择的最终途径。但其中的诉讼成本必然会转嫁当事人双方或一方的头上，增加了当事人双方的经济负担，有时出现案件胜诉，但经济上却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不是什么民事案件都可以进行法律援助的，而导致这种结果不但会给当事人认为没钱法院不受理，有钱进行诉讼反而导致打赢官司输了钱，没有说公理的地方，而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走非诉讼替代则是最佳的选择。二是化解矛盾和平共处的原则。俗话说“一起官事三代仇”，既然走到了法院诉讼程序，矛盾必然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局面，法律的公正裁决和平息矛盾之间出现了愿望相背的情况，公正得到了，但再和平共处的基础却丧失了，这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初衷相悖的，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三是降低执行成本的原则。民事案件除经济案件外，一般标的不是太大，法院判决文书生效后，当事人一方如果久拖不履行，法院在执行时，仅执行费一项也会增加当事人一方的经济负担，增加法院的工作量，这与调解庭履行义务相比，在时间、人力、经济的负担都会明显降低。四是经济的原则。这里所指的经济是指方便、快捷、高效。人民调解在非诉讼替代处理一些群体性民事纠纷方面表现比较灵活，一般情况下，效益较高。在把握上述四个原则的基础上，法院如果有法官参与调解，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将会明显提升。

非诉讼范文篇3

关键词：非诉讼，行政执行，审查，强制

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是具体行政行为自身效力的要求（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也是公共利益的体现。在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受阻的情况下，需要使用公共权力强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对于强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我国目前采取两种做法：一是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二是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又有两种形式：一是诉讼强制执行，即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以后，法院经诉讼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并判决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行政相对人仍不履行法院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种执行的依据是法院的判决和被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故称为诉讼强制执行或诉讼执行。另一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里作为执行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经行政机关的申请，对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就是非诉讼行政执行。在我国，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主要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形式。本文旨在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有关理论和实务问题展开分析。

一、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内涵和精神剖析

我国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各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二是《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前者主要是就该法律、法规所涉及到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问题进行类别列举规定，其中绝大多数规定了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形式；后者主要是在前述列举规定的基础上，对所有可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作统一和原则性安排，并认可了以非诉讼行政执行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形式。[1]

针对上述法律规定和实务中的做法，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非诉讼行政执行提出了不少见仁见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种：

第一，申请法院执行说。[2]该说突出行政机关的申请，并以此同行政机关依法自行强制执行相区别。

第二，与诉讼执行对照说。[3]该说突出法院作为行政执行主体的地位，并以执行程序和执行内容的不同，将非诉讼执行同诉讼执行相区别，且将二者统归为行政诉讼法学上所研究的行政执行。

第三，诉讼外强制执行说。[4]该说将诉讼执行以外的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和人民法院依申请（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都归入非诉讼行政执行，故称为诉讼外强制执行说。

上述三种观点对“非诉讼行政执行”这一称谓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称“非诉讼行政执行”，第二种观点称“行政诉讼法学上所研究的行政执行中的一种”。为与诉讼执行相区别，有学者进一步解释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不是诉讼，不需要经过诉讼程序”。[5]

需要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新《司法解释》）第93条使用了与非诉讼行政执行有关的“非诉行政行为”以外，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从未使用过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提法，非诉讼行政执行纯属于学理用语。非诉讼行政执行当指符合下述条件的强制执行：（1）执行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但法院作为执行主体实施强制执行，必须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的申请下实施；（2）执行的依据是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且是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3）法院依申请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是有条件的，概括地讲，条件就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重大违法情形；（4）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未经过诉讼审查，但不是不经审查就予以执行。很明显，非诉讼行政执行不包括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在内。

非诉讼行政执行本质上是在剥夺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权情况下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目标追求，当主要是为了阻止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进入执行过程，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致因其未提起诉讼而受到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同时，采用非诉讼的形式，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诉权启动诉讼程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简化程序，确保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用较小的成本，完成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我国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同美国和法国的法院执行行政行为的制度比较接近，其所具有的制度内涵主要是，先由处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地位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法律评判，[6]然后再决定是否予以执行，这充分体现了优先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对于制约行政权力滥用，弥补因种种原因造成的行政案件数量少，法院难以通过诉讼审查否定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不足，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内涵作如下揭示：非诉讼行政执行，是在行政机关或生效具体行政行为权利人的申请下，人民法院经过与诉讼审查不同的审查，裁定执行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的活动或制度。非诉讼行政执行的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执行依据的行政性。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的依据不是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也不是仲裁裁决书或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而是行政主体作出的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即有执行内容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执行方式的强制性和准用性。非诉讼行政执行都是在义务人不履行生效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义务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的申请实施的强制执行，因而其执行方式对义务人具有强制性，《行政诉讼法》和新《司法解释》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执行方式未作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原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原《贯彻意见》），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执行方式作了一系列规定。另根据新《司法解释》第97条和原《贯彻意见》第114条规定的精神，非诉讼行政执行可以准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方式。

第三，执行对象的广泛性。非诉讼行政执行所要实现的内容是具体行政行为为行政相对人确定的义务，而义务的内容是广泛的，可能是款、物的交付，也可能是迁出房屋、拆除违章建筑和退出土地等行为。所有这些款、物和行为，都可以成为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执行对象，因而，执行对象具有广泛性。

为进一步界定非诉讼行政执行的范围，还有必要理清以下两组关系：

一是非诉讼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关系。考虑到执行依据的同一性和目标追求的共同性，我们可以将行政机关的自行强制执行和法院依申请所实施的强制执行统归为行政强制执行。换言之，行政机关依职权实施的自行强制执行和法院依申请实施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共同构成行政强制执行或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因此，可以将非诉讼行政执行视为行政强制执行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从字面含义理解和认识行政强制执行的习惯。我国有不少行政法学教科书就把涵盖行政自行执行和法院非诉讼执行的行政强制执行划归行政行为的范畴。[7]这种理解和认识，对于从总体概况上把握行政强制执行是有帮助的，但也存在过于粗疏和界定不准确的问题。将非诉讼行政执行与行政自行强制执行共同置于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之下，主要是从确保行政义务实现、从执行依据和执行内容相同或一致的角度考虑、设计的，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对二者的差别、甚至属性上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基本无异议，对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属性，却存在较大的争议，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决定（行为）强制执行就其内涵来说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不应该是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人民法院依申请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理决定，是行政强制执行的继续和延伸。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是受行政机关的委托，代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8]依此观点，既然法院是应行政机关的申请，受行政机关委托，代行政机关强制执行，那么，法院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就理当属于行政行为。依此观点，也极容易导出法院在非诉讼行政执行中不必进行审查，只需径行执行的结论。这显然与新《司法解释》的思路不相符，与非诉讼行政执行本身的属性也不一致。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院实施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属司法行为。其理由主要有：其一，符合《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立法本意。相对人不起诉，并不能说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对相对人不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除非相对人自愿履行，行政机关要想强制执行，原则上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其二，如果将法院的非诉讼行政执行理解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继续，那么，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就成了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法院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就实属没有必要。这同建立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排斥或阻止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进入执行过程的初衷不相符；其三，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作为法院诉讼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一种审查方式、一种审查制度，可以体现突出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精神。[9]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和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这两种属性不同的执行能否共同置于行政强制执行之下？这需要从二者的共性中寻找答案。无论是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还是法院非诉讼执行，虽然属性不同，但二者都是确保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得以实现的行为或制度，二者都以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为执行的依据。可以说，二者的目标追求和执行的内容是一致的。不仅如此，面对不履行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的现实，从立法上来说，要么选择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要么选择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这就产生了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和法院非诉讼执行相协调的必要性。只有将二者置于共同的制度-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之下，才更有利于协调二者的关系。因此，笔者主张，行政强制立法应将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和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置于行政强制执行之下，作通盘考虑并加以规范。

二是非诉讼行政执行与诉讼执行的关系。这里的诉讼执行，仅指行政诉讼执行。我国有学者认为，“凡行政诉讼强制执行，必须是执行行政诉讼的司法文书，而不是执行行政的法律文书。而执行行政诉讼法律文书的组织，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人民法院或有执行权的行政机关”。[10]这种分析和判断实际上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行政诉讼执行所执行的法律文书应是行政诉讼司法文书的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新《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诉讼司法文书应是法院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二是行政诉讼执行的执行组织应是人民法院和有执行权的行政机关的问题，这有《行政诉讼法》第65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为依据。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仍有遗漏的问题存在。遗漏问题之一，既然行政诉讼执行所执行的法律文书应是行政诉讼司法文书，而行政诉讼执行的执行组织又可以是法院和有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这无异于说行政机关可以成为强制执行法院行政诉讼司法文书的组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述分析和判断没有涉及。遗漏问题之二，行政诉讼执行的执行组织在何时何种条件下是法院？何时何种条件下是行政机关？上述分析和判断也没有涉及。

其实，行政诉讼执行因执行的司法文书内容的不同而不同。为行文方便，这里仅以行政判决书作为典型例证展开分析。法院的行政判决（书）因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态度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简称撤销判决。对撤销判决的诉讼执行，往往是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执行人，执行主体是法院，所执行的法律文书也是法院的撤销判决。这种诉讼执行与本文所讲的非诉讼行政执行没有本质性联系，故不在本文的研究之列。另一类是维持或部分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简称维持判决。这种判决的内容和作用实质上是认可或部分认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经法院生效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存在和效力至少在法律上是不容置疑的。对维持判决的诉讼执行与对撤销判决的诉讼执行相比，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首先，维持判决的作出和生效，表明一个新的、以认可或部分认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效力为内容的诉讼判决产生了、生效了。与此同时，经诉讼争执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取得了维持判决的认可。其次，维持判决的作出和生效，形成了两个法律文书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行政判决，一个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且两个法律文书之间有无法割舍的关系，具体行政行为及其引发的诉讼，是法院作出维持判决的导因，法院维持判决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得到认可的形式或结果。第三，由维持判决的内容所决定，脱离开被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仅仅对维持判决进行诉讼执行，不仅不是申请执行者所追求的，而且也没有实际意义。

笔者认为，只有将对法院维持判决的诉讼执行容纳在对该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之中，对维持判决的诉讼执行才有实际意义。毋庸讳言，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来看，法院的行政判决是应该和能够通过诉讼执行强制实现其内容的。但对行政诉讼维持判决，却不便作这样的理解。根据新《司法解释》第94条关于“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当然有例外）的规定，经过诉讼审查并被法院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法院维持判决生效之日起，其效力得到了法院正式的认可，也具备了可执行性。对这类可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完全可以比照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办法处理，即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又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由行政机关选择到底采用哪种执行方式。与非诉讼行政执行不同的是，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已经过法院的诉讼审查并得到了法院判决的认可，法院受理这类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完全不必再进行审查，而只须径行执行即可。由此看来，非诉讼行政执行与行政诉讼执行之间，在维持判决的执行这一环节上，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

二、我国选择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原因和理由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我国基本上不存在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也不存在作为行政强制执行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这是由我国当时的体制和行政行为方式决定的。改革开放以后，高度集权的体制被冲破，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全方位的深刻的变化。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实行政企分开，并赋予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地位。这就使企业逐步摆脱了从属于行政机关的地位，而成为行政法律关系中独立的一方主体（外部行政相对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伴的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使行政机关与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与行政相对人地位的变化相适应，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行为的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隶属型关系相适应的行政指挥、行政命令、对人财物直接支配的方式逐步减少，而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合同、行政强制执行等间接管理方式，或从无到有，或适用的领域逐步扩大，并逐渐成为行政行为的主要形式。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行政相对人在摆脱了从属性地位以后，其所从事的经营或其他社会活动，都有其特定的利益追求，都有可能置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于不顾，实施危害社会、危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改革要求行政机关减少或放弃行政命令等行为方式，但不是放弃所有的行政管理。在承认行政相对人独立地位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有权力、也有责任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罚或作其他相应的处理。在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处罚或其他行政处理等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时，必须有相应的公共权力确保上述义务内容的实现。这是公共秩序的要求，也是具体行政行为自身效力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便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义务的实际情况，一些行政管理领域的单行法律、法规开始对执行问题作出规定。基于当时的理解，并根据各个行政管理领域的不同情况，确立了不同的模式。有的规定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有的规定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有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有的则对执行问题未作任何规定。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在已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上，试图对行政强制执行问题作较为统一的安排，便形成了该法第66条的规定。此后制定的单行法律、法规，都是在上述框架内进行模式选择，即使对行政强制执行问题未作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推定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11]

无论从规定“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在所有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中所占比例来看，还是从《行政诉讼法》第66条和《司法解释》第87条的一般性规定来看，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即非诉讼行政执行，都是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完全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主要限于以下两种情况：[12]一是需要及时执行或现场执行比较多、而在时间上不容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如交通、治安和海关管理方面的强制执行；二是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行为的强制执行。除上述两种情况外，我国法律、法规一般不专门赋予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权。需要强制执行的，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上述制度框架内，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1989年-1999年底，共受理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1731917件，其中仅1999年就受理362863件。[13]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的上升幅度和绝对数字都比较大。可见，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在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强制实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顾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发展历程，在90年代以前有关非诉讼行政执行的阐述中，找不到回答为什么要选择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文字，所能找到的倒是不赞成的意见。[14]90年代初期，面对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的现实，有的学者对实行非诉讼行政执行的理由进行了阐述。[15]但这些理由，侧重于分析行政机关拥有较大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危害性和不适宜性，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国为什么主要选择非诉讼行政执行的问题。近来，有学者撰文指出，我国之所以要采取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16]：一是对行政行为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可以由法院对行政行为审查后再予以执行，这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二是主要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有利于集中行政强制执行权，降低行政强制执行的成本。如果每个行政机关都建立一支强制执行队伍，行政管理人员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成倍增加，这势必增加行政强制执行的成本，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三是由法院集中统一行使强制执行权，有利于防止执行过程中的违法乱纪行为，保证执行行为的规范化，从而减少国家的赔偿责任。上述对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理由的阐述是有说服力的。但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制度同样存在很多优点，它至少在形式上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在我国，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总体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的情况下，为什么会选择至少在形式上不利于提高效率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呢？细加分析可以发现，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观念和事实的支持：

第一，视执行权为司法权的认识。该认识的实践依据源于刑事和民事执行制度。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仅限于刑事和民事诉讼法，而刑事强制执行和民事强制执行都是由法院或者在法院的指挥下实施的，因而，强制执行权一直被人们视为司法权。既然强制执行权是司法权，就只能由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行使，而不能由行政机关行使。

第二，强制执行权的行使涉及到对人身权和财产权强制措施的采取，需要严格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的控制。[17]而在当时，行政法和行政程序尚不为一般人所知或知之不多。加之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已规定审理行政案件适用该法，[18]行政执行案件属于行政案件，将行政执行案件交法院执行也顺理成章。再有，由作为国家专政机关的法院行使强制执行权，既可以避免行政机关滥用执行权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又可以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第三，法院地位和威信的提高及当时法院执行的有效性促使更多的法律选择非诉讼行政执行。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法律不健全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行政机关主要依政策办事，在行政执行环节上，表现为手段不多，力度不够，威信不足；而法院基于其地位和威信，由它出面执行可以弥补上述不足，[19]达到实现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目的。这促使更多的法律选择非诉讼行政执行。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的这一发展历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

第四，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一方的地位和对滥用权力的担忧，也支配着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选择。我国既有的刑事和民事执行，虽然都是由法院或者在法院指挥下执行，但在法院内部，作出执行依据的机构和负责执行的机构是分立的，即审执分立，而且，刑事和民事执行都是由处于中立者地位的机构负责执行。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对行政机关自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再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是一个冲击。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和对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的担忧，也影响着在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和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之间，倾向于选择非诉讼行政执行。

如果上述分析能够成立，则进一步说明我国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是在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因相对人既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而受阻的情况下，出于对滥用行政执行权的担忧和对执行权属于司法权的判断，及对法院有较高的信任感而形成的。在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我国行政法理论在较长的时间内，或保持沉默，或只作简单应时的分析，未能对该制度的建设提供充分学理研究的支持。

三、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存在的缺陷和改进的建议

从总体上看，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是在一法先行规定，其他法律群起仿效的情况下形成的，带有较强的自发性、渐进性和盲目性。因此，其缺陷和问题也是明显的：

第一，缺乏统一的指导原则。在相当长时间内，规定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法律、法规对法院接受申请以后，对作为执行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进行审查，按什么程序执行都没有规定。只是到了1991年，才由最高人民法院在《贯彻意见》第88条中，规定“由执行庭负责审查和执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出通知，将这一规定变更为“由行政庭负责审查，由执行庭负责执行”。这个变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建立，缺乏总体理论设计和统一的指导原则，随机性较强。

第二，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受建立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初衷的限制，也由于缺少基本的程序约束，在非诉讼行政执行实践中发生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严重混同的现象。其实践恶果是，“法院在行政机关建立由审判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的‘执行室、’‘办公室、’‘收费（税）队、’‘清理办、’‘工作组’等机构，负责非诉讼行政执行，司法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20]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送达、申请、通知、执行等一系列行政与司法程序实行所谓一步到位，由同一班人员、在同一时间进行”的恶劣事件。[21]所有这些，虽然有基层法院执法违法的因素，但同非诉讼行政执行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界限不清和混同有直接关系。

第三，运作效果欠佳，难以实现建立该制度的初衷。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由法院执行，很难及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22]致使一些具体行政行为长期停留在行政主体意志的表达和宣告阶段，妨碍了行政职能的实现，影响行政效率。由于执行不及时和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行政机关不愿申请，甚至放弃申请执行的现象，[23]致使已经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上被废弃，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被虚置。二是不论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都一概予以执行，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未受到应有的扼制。[24]三是长期以来法院对不予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既不作出裁定，也不进行宣告，只是退回行政机关了事的做法，造成不明不白的结果。个别拥有自行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仍以被法院退回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依据，继续执行。这同样使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被虚置。可喜的是，新《司法解释》在上述环节上已有所改进。

面对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数量连续数年大幅度上升，甚至远远超过行政诉讼案件的现实，有必要对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进行反思和改造。

笔者认为，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不能成为从根本上否定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理由。在评判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协调效率和公正关系的得失时，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基本态度：强调公正有时会缺乏效率；强调效率有时会缺乏公正。公正是可以细分出基本公正和非基本公正两种情况的。效率不得对抗基本公正，非基本公正应该服从效率。[25]面对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来自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批评，我们可以在保留司法执行灵魂-法院审查的前提下，对我国现行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进行改造，具体做法是

第一，保留现行的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的形式，但将由法院承担的审查和执行职能分开，审查职能继续由法院承担，执行职能则回归行政机关。与此同时，特定领域的具体行政行为，由法律明确规定，仍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详述之，除法律专门授权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以外，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须由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法院接到申请以后，经审查认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下达执行裁定，然后，由行政机关依据法院的执行裁定，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经审查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下达不准执行的裁定，并要求行政机关对该具体行政行为作善后处理。

第二，建立和完善法院的审查程序和行政机关执行法院裁定的程序。就法院的审查程序而言，主要包括受理和审查的标准、审查的组织形式、审查的过程和裁定的作出等。法院的审查程序可以在法院现行对非诉讼行政案件审查程序的基础上进行完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法院的裁定应包括执行的内容和范围、执行的期限等，以便对后续的行政机关的执行进行约束。就行政机关执行法院裁定的程序而言，主要包括告诫、执行措施的种类、方式及其选用和对相对人的救济等程序。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告诫程序的不可缺少性。告诫程序的设定一方面是为了阻却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立即实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义务人自动履行义务以新的机会，以减少强制措施的使用频率。

通过上述改造以后，阻止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进入执行过程的初衷可以实现，法院执行体制的灵魂——非诉讼司法审查得以保留，而影响行政效率、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等缺陷有望克服。

注解：

[1]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2]参见皮宗泰：《对人民法院非诉行政执行的思考》，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1期。

[3]参见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4]参见郑小泉：《略论非诉讼行政执行权的划分》，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0年（青岛）年会论文。

[5]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6]我国法院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按非诉讼案件处理，而美国和法国则是通过诉讼裁决方式确认行政行为是否可予执行。

[7]如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以下；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以下。

[8]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审判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以下。

[9]参见娄小平、郭修江：《非诉执行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0年（青岛）年会论文。

[10]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304页。

[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12]参见江必新：《论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地位和作用》，2000年北京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资料。

[13]李国光主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14]参见张尚鷟：《行政法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180页。

[15]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544页。

[16]同[13]。

[17]张步洪：《中国行政法学前沿问题报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18]见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

[19]参见张尚鷟：《行政法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177页。

[20]吴国强：《论非诉讼行政执行》，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21]同[20]。

[22]李季：《重构行政执行制度之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23]许闻安：《行政机关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为可诉性构成之探讨》，载全国法院第八届学术讨论会论文评选委员会编：《行政审判疑难问题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64-79页。

非诉讼范文篇4

关键词：非诉讼，行政执行，审查，强制

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是具体行政行为自身效力的要求（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也是公共利益的体现。在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受阻的情况下，需要使用公共权力强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对于强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我国目前采取两种做法：一是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二是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又有两种形式：一是诉讼强制执行，即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以后，法院经诉讼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并判决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行政相对人仍不履行法院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种执行的依据是法院的判决和被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故称为诉讼强制执行或诉讼执行。另一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里作为执行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经行政机关的申请，对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就是非诉讼行政执行。在我国，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主要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形式。本文旨在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有关理论和实务问题展开分析。

一、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内涵和精神剖析

我国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各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二是《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前者主要是就该法律、法规所涉及到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问题进行类别列举规定，其中绝大多数规定了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形式；后者主要是在前述列举规定的基础上，对所有可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作统一和原则性安排，并认可了以非诉讼行政执行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形式。[1]

针对上述法律规定和实务中的做法，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非诉讼行政执行提出了不少见仁见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种：

第一，申请法院执行说。[2]该说突出行政机关的申请，并以此同行政机关依法自行强制执行相区别。

第二，与诉讼执行对照说。[3]该说突出法院作为行政执行主体的地位，并以执行程序和执行内容的不同，将非诉讼执行同诉讼执行相区别，且将二者统归为行政诉讼法学上所研究的行政执行。

第三，诉讼外强制执行说。[4]该说将诉讼执行以外的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和人民法院依申请（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都归入非诉讼行政执行，故称为诉讼外强制执行说。

上述三种观点对“非诉讼行政执行”这一称谓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称“非诉讼行政执行”，第二种观点称“行政诉讼法学上所研究的行政执行中的一种”。为与诉讼执行相区别，有学者进一步解释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不是诉讼，不需要经过诉讼程序”。[5]

需要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新《司法解释》）第93条使用了与非诉讼行政执行有关的“非诉行政行为”以外，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从未使用过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提法，非诉讼行政执行纯属于学理用语。非诉讼行政执行当指符合下述条件的强制执行：（1）执行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但法院作为执行主体实施强制执行，必须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的申请下实施；（2）执行的依据是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且是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3）法院依申请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是有条件的，概括地讲，条件就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重大违法情形；（4）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未经过诉讼审查，但不是不经审查就予以执行。很明显，非诉讼行政执行不包括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在内。

非诉讼行政执行本质上是在剥夺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权情况下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目标追求，当主要是为了阻止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进入执行过程，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致因其未提起诉讼而受到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同时，采用非诉讼的形式，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诉权启动诉讼程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简化程序，确保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用较小的成本，完成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我国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同美国和法国的法院执行行政行为的制度比较接近，其所具有的制度内涵主要是，先由处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地位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法律评判，[6]然后再决定是否予以执行，这充分体现了优先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对于制约行政权力滥用，弥补因种种原因造成的行政案件数量少，法院难以通过诉讼审查否定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不足，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内涵作如下揭示：非诉讼行政执行，是在行政机关或生效具体行政行为权利人的申请下，人民法院经过与诉讼审查不同的审查，裁定执行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的活动或制度。非诉讼行政执行的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执行依据的行政性。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的依据不是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也不是仲裁裁决书或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而是行政主体作出的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即有执行内容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执行方式的强制性和准用性。非诉讼行政执行都是在义务人不履行生效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义务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的申请实施的强制执行，因而其执行方式对义务人具有强制性，《行政诉讼法》和新《司法解释》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执行方式未作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原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原《贯彻意见》），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执行方式作了一系列规定。另根据新《司法解释》第97条和原《贯彻意见》第114条规定的精神，非诉讼行政执行可以准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方式。

第三，执行对象的广泛性。非诉讼行政执行所要实现的内容是具体行政行为为行政相对人确定的义务，而义务的内容是广泛的，可能是款、物的交付，也可能是迁出房屋、拆除违章建筑和退出土地等行为。所有这些款、物和行为，都可以成为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执行对象，因而，执行对象具有广泛性。

为进一步界定非诉讼行政执行的范围，还有必要理清以下两组关系：

一是非诉讼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关系。考虑到执行依据的同一性和目标追求的共同性，我们可以将行政机关的自行强制执行和法院依申请所实施的强制执行统归为行政强制执行。换言之，行政机关依职权实施的自行强制执行和法院依申请实施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共同构成行政强制执行或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因此，可以将非诉讼行政执行视为行政强制执行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从字面含义理解和认识行政强制执行的习惯。我国有不少行政法学教科书就把涵盖行政自行执行和法院非诉讼执行的行政强制执行划归行政行为的范畴。[7]这种理解和认识，对于从总体概况上把握行政强制执行是有帮助的，但也存在过于粗疏和界定不准确的问题。将非诉讼行政执行与行政自行强制执行共同置于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之下，主要是从确保行政义务实现、从执行依据和执行内容相同或一致的角度考虑、设计的，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对二者的差别、甚至属性上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基本无异议，对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属性，却存在较大的争议，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决定（行为）强制执行就其内涵来说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不应该是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人民法院依申请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理决定，是行政强制执行的继续和延伸。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是受行政机关的委托，代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8]依此观点，既然法院是应行政机关的申请，受行政机关委托，代行政机关强制执行，那么，法院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就理当属于行政行为。依此观点，也极容易导出法院在非诉讼行政执行中不必进行审查，只需径行执行的结论。这显然与新《司法解释》的思路不相符，与非诉讼行政执行本身的属性也不一致。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院实施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属司法行为。其理由主要有：其一，符合《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立法本意。相对人不起诉，并不能说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对相对人不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除非相对人自愿履行，行政机关要想强制执行，原则上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其二，如果将法院的非诉讼行政执行理解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继续，那么，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就成了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法院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就实属没有必要。这同建立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排斥或阻止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进入执行过程的初衷不相符；其三，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作为法院诉讼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一种审查方式、一种审查制度，可以体现突出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精神。[9]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和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这两种属性不同的执行能否共同置于行政强制执行之下？这需要从二者的共性中寻找答案。无论是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还是法院非诉讼执行，虽然属性不同，但二者都是确保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得以实现的行为或制度，二者都以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为执行的依据。可以说，二者的目标追求和执行的内容是一致的。不仅如此，面对不履行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的现实，从立法上来说，要么选择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要么选择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这就产生了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和法院非诉讼执行相协调的必要性。只有将二者置于共同的制度-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之下，才更有利于协调二者的关系。因此，笔者主张，行政强制立法应将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和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置于行政强制执行之下，作通盘考虑并加以规范。

二是非诉讼行政执行与诉讼执行的关系。这里的诉讼执行，仅指行政诉讼执行。我国有学者认为，“凡行政诉讼强制执行，必须是执行行政诉讼的司法文书，而不是执行行政的法律文书。而执行行政诉讼法律文书的组织，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人民法院或有执行权的行政机关”。[10]这种分析和判断实际上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行政诉讼执行所执行的法律文书应是行政诉讼司法文书的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新《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诉讼司法文书应是法院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二是行政诉讼执行的执行组织应是人民法院和有执行权的行政机关的问题，这有《行政诉讼法》第65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为依据。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仍有遗漏的问题存在。遗漏问题之一，既然行政诉讼执行所执行的法律文书应是行政诉讼司法文书，而行政诉讼执行的执行组织又可以是法院和有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这无异于说行政机关可以成为强制执行法院行政诉讼司法文书的组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述分析和判断没有涉及。遗漏问题之二，行政诉讼执行的执行组织在何时何种条件下是法院？何时何种条件下是行政机关？上述分析和判断也没有涉及。

其实，行政诉讼执行因执行的司法文书内容的不同而不同。为行文方便，这里仅以行政判决书作为典型例证展开分析。法院的行政判决（书）因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态度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简称撤销判决。对撤销判决的诉讼执行，往往是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执行人，执行主体是法院，所执行的法律文书也是法院的撤销判决。这种诉讼执行与本文所讲的非诉讼行政执行没有本质性联系，故不在本文的研究之列。另一类是维持或部分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简称维持判决。这种判决的内容和作用实质上是认可或部分认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经法院生效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存在和效力至少在法律上是不容置疑的。对维持判决的诉讼执行与对撤销判决的诉讼执行相比，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首先，维持判决的作出和生效，表明一个新的、以认可或部分认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效力为内容的诉讼判决产生了、生效了。与此同时，经诉讼争执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取得了维持判决的认可。其次，维持判决的作出和生效，形成了两个法律文书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行政判决，一个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且两个法律文书之间有无法割舍的关系，具体行政行为及其引发的诉讼，是法院作出维持判决的导因，法院维持判决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得到认可的形式或结果。第三，由维持判决的内容所决定，脱离开被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仅仅对维持判决进行诉讼执行，不仅不是申请执行者所追求的，而且也没有实际意义。

笔者认为，只有将对法院维持判决的诉讼执行容纳在对该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之中，对维持判决的诉讼执行才有实际意义。毋庸讳言，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来看，法院的行政判决是应该和能够通过诉讼执行强制实现其内容的。但对行政诉讼维持判决，却不便作这样的理解。根据新《司法解释》第94条关于“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当然有例外）的规定，经过诉讼审查并被法院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法院维持判决生效之日起，其效力得到了法院正式的认可，也具备了可执行性。对这类可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完全可以比照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办法处理，即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又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由行政机关选择到底采用哪种执行方式。与非诉讼行政执行不同的是，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已经过法院的诉讼审查并得到了法院判决的认可，法院受理这类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完全不必再进行审查，而只须径行执行即可。由此看来，非诉讼行政执行与行政诉讼执行之间，在维持判决的执行这一环节上，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

二、我国选择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原因和理由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我国基本上不存在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也不存在作为行政强制执行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这是由我国当时的体制和行政行为方式决定的。改革开放以后，高度集权的体制被冲破，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全方位的深刻的变化。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实行政企分开，并赋予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地位。这就使企业逐步摆脱了从属于行政机关的地位，而成为行政法律关系中独立的一方主体（外部行政相对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伴的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使行政机关与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与行政相对人地位的变化相适应，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行为的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隶属型关系相适应的行政指挥、行政命令、对人财物直接支配的方式逐步减少，而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合同、行政强制执行等间接管理方式，或从无到有，或适用的领域逐步扩大，并逐渐成为行政行为的主要形式。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行政相对人在摆脱了从属性地位以后，其所从事的经营或其他社会活动，都有其特定的利益追求，都有可能置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于不顾，实施危害社会、危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改革要求行政机关减少或放弃行政命令等行为方式，但不是放弃所有的行政管理。在承认行政相对人独立地位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有权力、也有责任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罚或作其他相应的处理。在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处罚或其他行政处理等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时，必须有相应的公共权力确保上述义务内容的实现。这是公共秩序的要求，也是具体行政行为自身效力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便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义务的实际情况，一些行政管理领域的单行法律、法规开始对执行问题作出规定。基于当时的理解，并根据各个行政管理领域的不同情况，确立了不同的模式。有的规定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有的规定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有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有的则对执行问题未作任何规定。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在已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上，试图对行政强制执行问题作较为统一的安排，便形成了该法第66条的规定。此后制定的单行法律、法规，都是在上述框架内进行模式选择，即使对行政强制执行问题未作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推定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11]

无论从规定“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在所有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中所占比例来看，还是从《行政诉讼法》第66条和《司法解释》第87条的一般性规定来看，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即非诉讼行政执行，都是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完全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主要限于以下两种情况：[12]一是需要及时执行或现场执行比较多、而在时间上不容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如交通、治安和海关管理方面的强制执行；二是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行为的强制执行。除上述两种情况外，我国法律、法规一般不专门赋予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权。需要强制执行的，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上述制度框架内，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1989年-1999年底，共受理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1731917件，其中仅1999年就受理362863件。[13]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的上升幅度和绝对数字都比较大。可见，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在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强制实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顾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的发展历程，在90年代以前有关非诉讼行政执行的阐述中，找不到回答为什么要选择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文字，所能找到的倒是不赞成的意见。[14]90年代初期，面对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的现实，有的学者对实行非诉讼行政执行的理由进行了阐述。[15]但这些理由，侧重于分析行政机关拥有较大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危害性和不适宜性，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国为什么主要选择非诉讼行政执行的问题。近来，有学者撰文指出，我国之所以要采取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16]：一是对行政行为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可以由法院对行政行为审查后再予以执行，这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二是主要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有利于集中行政强制执行权，降低行政强制执行的成本。如果每个行政机关都建立一支强制执行队伍，行政管理人员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成倍增加，这势必增加行政强制执行的成本，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三是由法院集中统一行使强制执行权，有利于防止执行过程中的违法乱纪行为，保证执行行为的规范化，从而减少国家的赔偿责任。上述对采用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理由的阐述是有说服力的。但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制度同样存在很多优点，它至少在形式上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在我国，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总体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的情况下，为什么会选择至少在形式上不利于提高效率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呢？细加分析可以发现，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观念和事实的支持：

第一，视执行权为司法权的认识。该认识的实践依据源于刑事和民事执行制度。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仅限于刑事和民事诉讼法，而刑事强制执行和民事强制执行都是由法院或者在法院的指挥下实施的，因而，强制执行权一直被人们视为司法权。既然强制执行权是司法权，就只能由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行使，而不能由行政机关行使。

第二，强制执行权的行使涉及到对人身权和财产权强制措施的采取，需要严格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的控制。[17]而在当时，行政法和行政程序尚不为一般人所知或知之不多。加之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已规定审理行政案件适用该法，[18]行政执行案件属于行政案件，将行政执行案件交法院执行也顺理成章。再有，由作为国家专政机关的法院行使强制执行权，既可以避免行政机关滥用执行权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又可以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第三，法院地位和威信的提高及当时法院执行的有效性促使更多的法律选择非诉讼行政执行。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法律不健全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行政机关主要依政策办事，在行政执行环节上，表现为手段不多，力度不够，威信不足；而法院基于其地位和威信，由它出面执行可以弥补上述不足，[19]达到实现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目的。这促使更多的法律选择非诉讼行政执行。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的这一发展历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

第四，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一方的地位和对滥用权力的担忧，也支配着对非诉讼行政执行的选择。我国既有的刑事和民事执行，虽然都是由法院或者在法院指挥下执行，但在法院内部，作出执行依据的机构和负责执行的机构是分立的，即审执分立，而且，刑事和民事执行都是由处于中立者地位的机构负责执行。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对行政机关自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再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是一个冲击。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和对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的担忧，也影响着在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和法院非诉讼行政执行之间，倾向于选择非诉讼行政执行。

如果上述分析能够成立，则进一步说明我国的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是在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因相对人既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而受阻的情况下，出于对滥用行政执行权的担忧和对执行权属于司法权的判断，及对法院有较高的信任感而形成的。在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我国行政法理论在较长的时间内，或保持沉默，或只作简单应时的分析，未能对该制度的建设提供充分学理研究的支持。

三、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存在的缺陷和改进的建议

从总体上看，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是在一法先行规定，其他法律群起仿效的情况下形成的，带有较强的自发性、渐进性和盲目性。因此，其缺陷和问题也是明显的：

第一，缺乏统一的指导原则。在相当长时间内，规定非诉讼行政执行的法律、法规对法院接受申请以后，对作为执行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进行审查，按什么程序执行都没有规定。只是到了1991年，才由最高人民法院在《贯彻意见》第88条中，规定“由执行庭负责审查和执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出通知，将这一规定变更为“由行政庭负责审查，由执行庭负责执行”。这个变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建立，缺乏总体理论设计和统一的指导原则，随机性较强。

第二，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受建立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初衷的限制，也由于缺少基本的程序约束，在非诉讼行政执行实践中发生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严重混同的现象。其实践恶果是，“法院在行政机关建立由审判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的‘执行室、’‘办公室、’‘收费（税）队、’‘清理办、’‘工作组’等机构，负责非诉讼行政执行，司法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20]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送达、申请、通知、执行等一系列行政与司法程序实行所谓一步到位，由同一班人员、在同一时间进行”的恶劣事件。[21]所有这些，虽然有基层法院执法违法的因素，但同非诉讼行政执行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界限不清和混同有直接关系。

第三，运作效果欠佳，难以实现建立该制度的初衷。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由法院执行，很难及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22]致使一些具体行政行为长期停留在行政主体意志的表达和宣告阶段，妨碍了行政职能的实现，影响行政效率。由于执行不及时和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行政机关不愿申请，甚至放弃申请执行的现象，[23]致使已经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上被废弃，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被虚置。二是不论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都一概予以执行，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未受到应有的扼制。[24]三是长期以来法院对不予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既不作出裁定，也不进行宣告，只是退回行政机关了事的做法，造成不明不白的结果。个别拥有自行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仍以被法院退回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依据，继续执行。这同样使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被虚置。可喜的是，新《司法解释》在上述环节上已有所改进。

面对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数量连续数年大幅度上升，甚至远远超过行政诉讼案件的现实，有必要对我国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进行反思和改造。

笔者认为，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不能成为从根本上否定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理由。在评判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协调效率和公正关系的得失时，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基本态度：强调公正有时会缺乏效率；强调效率有时会缺乏公正。公正是可以细分出基本公正和非基本公正两种情况的。效率不得对抗基本公正，非基本公正应该服从效率。[25]面对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来自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批评，我们可以在保留司法执行灵魂-法院审查的前提下，对我国现行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进行改造，具体做法是

第一，保留现行的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的形式，但将由法院承担的审查和执行职能分开，审查职能继续由法院承担，执行职能则回归行政机关。与此同时，特定领域的具体行政行为，由法律明确规定，仍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详述之，除法律专门授权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以外，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须由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法院接到申请以后，经审查认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下达执行裁定，然后，由行政机关依据法院的执行裁定，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经审查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下达不准执行的裁定，并要求行政机关对该具体行政行为作善后处理。

第二，建立和完善法院的审查程序和行政机关执行法院裁定的程序。就法院的审查程序而言，主要包括受理和审查的标准、审查的组织形式、审查的过程和裁定的作出等。法院的审查程序可以在法院现行对非诉讼行政案件审查程序的基础上进行完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法院的裁定应包括执行的内容和范围、执行的期限等，以便对后续的行政机关的执行进行约束。就行政机关执行法院裁定的程序而言，主要包括告诫、执行措施的种类、方式及其选用和对相对人的救济等程序。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告诫程序的不可缺少性。告诫程序的设定一方面是为了阻却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立即实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义务人自动履行义务以新的机会，以减少强制措施的使用频率。

通过上述改造以后，阻止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进入执行过程的初衷可以实现，法院执行体制的灵魂——非诉讼司法审查得以保留，而影响行政效率、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等缺陷有望克服。

注解：

[1]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2]参见皮宗泰：《对人民法院非诉行政执行的思考》，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1期。

[3]参见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4]参见郑小泉：《略论非诉讼行政执行权的划分》，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0年（青岛）年会论文。

[5]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6]我国法院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按非诉讼案件处理，而美国和法国则是通过诉讼裁决方式确认行政行为是否可予执行。

[7]如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以下；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以下。

[8]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审判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以下。

[9]参见娄小平、郭修江：《非诉执行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0年（青岛）年会论文。

[10]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304页。

[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12]参见江必新：《论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地位和作用》，2000年北京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资料。

[13]李国光主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14]参见张尚鷟：《行政法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180页。

[15]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544页。

[16]同[13]。

[17]张步洪：《中国行政法学前沿问题报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18]见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

[19]参见张尚鷟：《行政法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177页。

[20]吴国强：《论非诉讼行政执行》，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21]同[20]。

[22]李季：《重构行政执行制度之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23]许闻安：《行政机关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为可诉性构成之探讨》，载全国法院第八届学术讨论会论文评选委员会编：《行政审判疑难问题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64-79页。

非诉讼范文篇5

何以青睐非诉讼业务

为什么非诉讼业务如此深受律师的青睐呢？相对于诉讼业务而言，非诉讼业务有如下多方面的优势：

一、非诉讼业务领域覆盖面广，有着宽阔的发展前景。从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到各种大型的项目合同的签订、大型企业的改制等各个方面都存在非诉讼业务资源。

二、经济利益相对丰厚，律师能从非诉讼业务中掘取到低投入、高回报的经济利益。

三、非诉讼业务工作程序相对轻松，灵活性大。处理非诉讼业务着重于进行书面工作，能以不同方式和手段解决问题。

四、无须承受办理诉讼业务那样多的压力，如来自当事人、证人、法院、公诉人等各方面的压力。其中当事人对于案件所寄望的目标是诉讼律师最大的压力。

五、执业环境优势，由于非诉讼业务工作很大程度取决于律师自我解决问题的手段，所以执业环境相对良好。

六、其他，如非诉讼律师所处地位、竞争的公平性等方面的优势。

诉讼业务与非诉讼业务之间的差别

“不打官司的律师，不是好律师”，说到律师，人们会立即联想到法庭上那位身着黑袍、头戴羊皮假发、滔滔不绝地陈述着自己辩护意见的智者。的确，人们对律师的最初认识是从他们在参与法庭诉讼上所表现出潇洒的形象，睿智的思想，雄辩的口才开始的。捍卫法律赋予的公正，公平权利离不开诉讼，而诉讼业务要求律师具备更高的素质。

首先要有良好的自身形象，律师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知识阶层，无论在法庭内外都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律师在法庭上要求着律师袍，带律师徽章，在法庭外通常要求衣冠整洁、西装革履。

要具备深厚的法律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律师工作的根本。法律学科崇高且博大精深，只有具备坚实的理论作为后盾才能，配合丰富的经验，对法律的运用才能游刃有余。

要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分析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案情，从中找寻有利与自己的证据和辩论意见。

要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将自己的学识表达出来，衡量一名好律师的标准，很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善辩，能否在法庭上滔滔不绝的阐述他的观点，能否与公诉机关、对方律师对抗，能否激起整个法庭的共鸣。

要具备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律师在诉讼中要承受来自于当事人、证人、法院、公诉人等各方面的压力。

其次还要有时间观念，律师工作时间要与国家司法机关一致，才能确保工作的准确性。

所以，从事诉讼业务对律师自身素质的考验是极其严格的。而从事非诉讼业务却不相同，解决一项普通非诉讼业务如审阅合同等，一个普通法律本科生完全可以应付，只须按照法律规定在书面材料上进行分析。一名经验丰富的诉讼律师是绝对有能力处理任何深度的非诉讼案件的，而非诉讼律师则不一定能够办好一宗有难度的官司，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的经验，特别是在庭审中，由于没有法庭对阵经验，难以和公诉人、对方律师对抗，难以表达自己的观点，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不少律师因对诉讼所产生恐惧感而选择逃避从事诉讼业务。

诉讼业务的发展前景

非诉讼业务的增长如此迅速，受欢迎的程度如此之大，律师们对非诉讼业务的崇尚如此之深，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传统的诉讼业务陷入低谷呢？笔者对此持否定看法。笔者认为，诉讼业务才是律师业务的主导。在传统的诉讼业务中，也存在着很多的机会和潜力。下面拙言对此进行分析：

首先，在现阶段，有大量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并没有聘请律师。很多的案件只是由当事人亲自参与，但由于当事人对法律的不熟悉，导致其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护，随着法律意识和经济水平进一步的提高、随着律师在诉讼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强，当事人在产生诉讼之后，愿意聘请专业的法律人才——律师参与诉讼，享受其提供的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基于诉讼成本等方面的因素所考虑，相当一部分的经济诉讼市场被本单位法律顾问、职员和其他非律师法律服务人员所瓜分，随着律师准入制度的严格，律师群体的整体素质提高，服务水平和技能的提升、竞争的激烈，收费的合理化，律师群体将逐步以其高水平，低费用抢占诉讼市场。

民事、经济案件中的风险日趋成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着诉讼业务量的增长，费的增加。

随着对人权的重视和保护的意识增强，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态度将逐渐变得积极，刑事辩护担负着捍卫至高无上的生命权利和自由权利的责任，辩护律师地位提升，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收费完全可以提高，通过与当事人的协商，一宗大的刑事案的收费不会亚于在非诉讼业务中为上市公司出具一份法律意见书的收费。

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和对弱势个体的保护加重，行政案件特别是国家赔偿案件增加，将会进一步扩大诉讼业务市场。

理想化的律师费转付制度如能够得到认可，中国的诉讼业务领域将会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诉讼业务的优势

诉讼业务考验和锻炼律师的执业水准，从收集证据、起诉到开庭审理最后到执行，其间的工作量相当之大，每一件案子都是对律师的一次考验，在办理形形色色的案件中，律师的实战经验、执业技能都在积累增加。从而增加了律师的业务竞争优势。

提高律师的知名度，打官司特别是打刑事官司容易出名，成功一宗大的案件能迅速将律师推向市场，提高公众知名度。历史上最著名，最受人景仰的律师通常都是辩护律师。

磨练律师的意志，办理案件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能培养出坚韧的意志力。

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报酬，知名度高，“案源”多，业务好，律师费自然丰厚。

非诉讼范文篇6

关键词：法学；非诉讼实务能力；课程体系；考核方式

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法学高等教育应当以培养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非诉讼法律人才为目标。然而，法学专业已经连续几年被列为就业难的红牌专业，究其原因并不是社会不需要法律专业人才，而是传统的法学教育培养模式不适应社会需要。比如，传统的法学教育重诉讼轻非诉讼能力的培养，未能面向更广阔的社会需求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导致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单一，也未能符合时下用人单位对人才的巨大需求。本文试图以非诉讼能力培养为目标对法学课程改革进行探究，旨在改善法律专业学生就业难的困境。

一、非诉讼实务的概念

非诉讼实务，包括咨询、代书服务、专项法律服务和法律顾问服务及其他服务，主要是指律师事务所接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委托，在其职权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与法院和仲裁委员会发生司法意义上的联系，直接为委托人办理某种法律事务的业务活动。在国内一些大型的律师事务中，非诉讼业务在单位或个人的法律事务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在80%左右，也是律师事务所业务的主体。从事非诉讼法律业务的人员，包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法律高级职员。非诉讼业务作为律师业务的主体，对于人员有较高的要求。一般情况下，从事该项工作的人不仅要拥有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基础，还需要广泛涉猎企业管理、财税、人力资源等领域的知识。同时，还要对国家政策、市场经济规律有准确把握和理解，具备较强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拥有丰富的经验。

二、以非诉讼实务能力培养为目标进行法学专业课程改革的原因

（一）国内外供求关系的反差。法学专业的就业前景较好，因而深得高考考生及家长的青睐，全国各大院校都纷纷开设了法学专业来迎合家长和考生的需求。然而，根据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统计结果，法学专业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许多的法律专业大学生面临着无法就业，或者就业后薪酬待遇相对偏低的困境。因而人们得出了法律人才饱和的结论，认为过多的法律专业人才相对偏低的社会需求产生了过剩。而美国的投资银行、融资租赁、收购并购、财务保险、大型商贸等企业的人力资源构成中，法律人才占比高达40%～50%；日本的银行总部人力资源构成中，法律人才占70%。可见，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并不是偏低，相反许多大型企业对法律人才的需要一直是处于不断攀升的状态。这种现象与国内的供需不平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实际就业的多元化。从笔者所在院校每年的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能通过司法考试从事诉讼业务的人数不高于百分之十，大部分的学生毕业后从事的是与法律相关的非诉讼甚至法律专业以外的工作。如基层法律所、金融保险机构、各行各业的民营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街道办事处等，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和技能从事非诉法务工作或者法律辅助工作。可见，实际的就业情况与大多数院校对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存在差距，其呈现的就业多元化与专业化的人才培养目标不一致。如果认为法科学生毕业后就是高高的审判台敲锤，或者坐在庭审席上以人的身份进行诉讼过程中的唇枪舌战，这显然是对我国法学教育的一种误读，会导致人才培养目标与实际需求之间的严重错位[1]。

三、以非诉讼实务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法学专业课程改革路径

（一）改革课程体系。1.保留基础法律课程。非诉法律人才是法律人才的一种类型，因而，要培养非诉法律人才，还是需要保留基础法律课程，夯实其法律基础知识[2]。从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内容考量，必须增加培养非诉讼人才所需的财经类课程，在总的课时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最优选择就是压缩法学核心课程。按照非诉法律人才培养的标准，要把中国法制史、刑事诉讼法、国际法这几门课程调整为选修课，并且适当的删减这部分课程的课时量，改为每周一次共32课时。而保留的法学专业课程在课时不改变的前提下，需要偏移教学重点，以非诉法律为主，如经济法教学应突出税法、金融法，因为这些内容贴合了非诉讼业务中的公司的设立和变更，企业的上市和改制等法律事务的需求，而不应过多对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的内容进行讲授。考虑到为基础类课程，课程的开设时间应为大一和大二。2018年2月2.增加财经类课程。非诉业务主要服务于经济活动，在熟悉相关金融活动内容的基础上才能保障所服务内容的合法性。所以，学生需要学习基本的财经知识。为此，校方要增加财经类课程，如会计学、金融学、国际贸易等。考虑到学生应首先掌握一定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才能进行融会贯通，因此该类课程应该大二、大三开设，并且设置为必修课。3.辅助技能类课程。根据非诉讼业务所需要的综合能力，需要开设法律实务分析与论证课程，以此培养训练学生的分析能力[3]。除此之外，还应开设语言类课程，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另外，还应该安排礼仪类课程，教授学生一些基本社交礼仪。设置多类型课程是基础，之后还需要调整技能培训方向。在此，就需要搞好师资队伍建设，引入一些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如引入律师事务所的非诉律师、大型公司的法务经理等，教授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同时，还要按照非诉人才培养目标，多安排一些实习、实践活动。综合性高校、专业法律院校及财经类高校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以突显特色为本，有选择性地开设各个课程、安排各项实践活动，这样才能保证所开设的课程具有深度，适应非诉法律人才的培养需求。（二）改革教学方法。根据非诉讼实务的特点，我们应当采用PBL作为非诉讼教学的主要手段。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法，PBL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需要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共同合作来解决问题，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恰恰是非诉讼实务从业者必须具备的。通过PBL教学法，我们既可以传授给学生知识，也能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非诉讼法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三）改革考核方式。在非诉讼能力的培养目标下，我们必须改革考核方式，非诉讼人才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不仅仅是熟知法律，还必须在复杂的环境中解决更为具体的不仅仅是法律领域的问题。这些能力是无法通过考试来进行考查的。因此，我们应改革考核方式。首先，增加考试次数。应该分阶段进行考核，具体分几个阶段根据不同的课程来安排。其次，改变考核方式。摒弃传统的笔试，采取更为开放的考试形式，如情景模拟、方案设计等。更为综合多样的考核方式，符合非诉讼人才培养目的的需求。

总之，以非诉讼实务能力培养为目标进行法学专业课程改革，是适应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高等院校应该针对市场需求，对法学专业课程进行调整，合理安排教学各个环节，切实提升学生的非诉讼法律实务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出非诉讼法律实务人才，满足社会所需。

参考文献：

[1]韩大娜.高校转型背景下的法学实训教学改革实践探索[J].法制与社会,2015(19):245-246.

[2]叶敏,李晴晴.法学本科生非诉讼实务能力的多层次培养体系探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12):132-136.

非诉讼范文篇7

关键词：社会保险争议；解决机制；现存问题；解决策略

所谓社会保险争议，其指的是当社会保险关系发生变更时，在社会保险主体双方之间发生的、基于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而产生的有关参保双方基本利益的矛盾或纠纷，其具有争议主体较多、争议内容较为复杂、争议性质较为多元等特点。而所谓社会保险争议解决机制，其指的是用于解决具有社会保险争议的，其主体双方之间利益纠纷的方法或制度的总称，主要包括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两种形式，其中前者主要由民事诉讼和相关行政程序组成，而后者则主要由协商、调解、仲裁和行政复议等程序组成。而本文则将主要从社会保险争议解决机制的现存问题与解决策略两方面进行阐述，希望能为相关行业带来一定的帮助。

1社会保险争议解决机制现存问题分析

1.1社会保险争议诉讼解决机制现存问题

现如今，我国在解决社会保险争议问题时，大多使用与解决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相同的方法，这样一来就使得社会保险争议主体双方无法得到公平公正的法律救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相关法律缺失、程序选择困难。现行解决机制通常会按照法律性质的不同，将社会保险争议划分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两种，然而在我国现已颁布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上述两种程序的使用范围进行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具体说明应优先选择何种程序；2）忽略了社会保险争议的双重性。现如今，我国在解决社会保险争议时，只是简单地按照争议性质的区别，将其划分为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这种分裂式的解决方法，看似公平公正，却忽略了社会保险争议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双重性。1.2社会保险争议非诉讼解决机制现存问题虽然从表面上看，我国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险争议非诉讼解决机制，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起到了减缓诉讼解决机制工作压力、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但由于深受我国社会环境的制约，使得非诉讼解决机制一直难以得到长远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调解功能相对较弱。调解是社会保险争议的主要解决方式，有着仲裁、诉讼等解决方式都不具有的先天优势。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深受调解制度不够完善的影响，使得非诉讼解决机制的调解功能变得较为弱势，根本无法充分发挥其解决社会保险争议的优势；2）仲裁制度不够完善。仲裁是调解和诉讼的结合体，但相较于调解，仲裁更多的是法律的强制性；相较于诉讼，仲裁更多的是变通性、简洁性。但由于现行仲裁制度仍存在一定的漏洞，使得其在社会保险争议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的主体地位并不被社会保险争议双方主体认可；3）行政解决制度不够完善。虽然我国已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用于强调社会保险争议的行政解决制度，但实际上，该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如，现行行政解决制度缺乏规范性、公正性等。

2完善社会保险争议解决机制的策略

2.1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争议的诉讼解决机制

现如今我国还没有设立专用于解决社会保险争议的诉讼解决体制，而是将同一保险争议分别划分为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进行处理，因此，完善社会保险争议的诉讼解决机制需要从法律的制定、制度的完善两方面来着手，具体策略如下：1）明确规定社会保险争议的法律属性。现如今，国际上大部分国家都已将社会保险写入了社会法之中，并相继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解决机制，而我国由于相关理论知识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并未明确社会保险的社会法律属性，这样一来不仅使得社会保险争议其独特的双重性被忽略，还会随着全民皆险的到来，使得公民的基本社会保险权益无法得到公正的对待。因此，借鉴于国外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明确规定社会保险争议的法律属性已成为必然趋势；2）构建专属型社会保险争议诉讼审理机构。如，设立专职型审判法庭，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提高人民法院的办事效率，还可以将社会保险争议的审判变得专业化，以提高保险争议的审判质量；提高社会保险争议审判人员的专业素养，要求审判人员既具有完备的法律知识，又拥有丰富的社会保险理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社会保险争议的独特性得到彰显，还可以将其与普通诉讼程序隔离开来，以给予社会保险争议主体双方公正的法律救援。

2.2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争议的非诉讼解决机制

我国虽已初步建立了用于解决社会保险争议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但由于深受我国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其无论是在实际应用方面，还是在制度设立方面，都存在问题急需解决，具体策略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强化调解制度。这就要求国家立法部门要积极设立专属于调节制度的法律法规，并在其中明确规定调解制度在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的地位，以及在解决社会保险争议时应优先选用何种程序等事宜。与此同时，随着全民皆险的到来，国家相关部门还应不断增设调解组织，以满足人民的需要；2）完善仲裁制度。虽然从表面上看，仲裁是非诉讼解决机制的主体，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该主体地位并未得到体现。因此，国家相关部门一定要确保仲裁机构的独特性能得到彰显，与此同时，还应不断提高仲裁人员的专业素养，并赋予社会保险争议双方一定的选择权利；3）完善行政解决制度。这就要求，相关部门一定要建立相对独立、专用于社会保险争议解决的行政制度，并不断规范行政解决制度的程序，与此同时，还应改变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以此发挥行政解决制度的真实作用。

3总结

虽然我国已建立了用于解决社会保险争议的解决机制，但实际上，这种解决机制往往忽略了争议主体双方和社会为国家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因其分裂化的处理方式，使得社会保险争议的特殊性被忽略，也就使得争议双方无法得到正当的法律救援。因此，在全民皆险即将到来的时刻，我国相关部门一定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争议的诉讼和非诉讼解决机制，以此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益不受伤害。

作者:吴健 单位:江苏省启东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处

非诉讼范文篇8

一、关于经济权利的界定

由于经济法实施机制的选择取决于经济权利救济和保护的必要,研究经济法的实施机制,必须对经济权利进行适当的界定和分析。

在国际社会的法律文件中,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文化权利一样是一个独立的概念。经济权利作为一种有独立内涵的权利被广泛纳入到各种国际法律文件之中,如《非洲人权宣言》、《阿拉伯人权宣言》、《美洲人权宣言》等。1985年联合国还通过专门的宣言将“经济权利”纳入到国际人权之中。但是由于“经济权利”这一概念缺乏严密的逻辑上的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相当模糊。法学家在不同的角度定义它,并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①事实上经济权利如同民事权利一样是一个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就会有不同的含义和理解,如同民事权利通过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得到具体化和细化一样,经济权利也需要其属概念将其具体化。

如同民法应民事权利的保护之需而生一样,经济法也是应经济权利的保护而生。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化,以及国民经济部门的增多,必然要求国家从总体上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节,以确保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这种干预和调节是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是为了实现政治统治的需要。②但是政治国家最终需要通过行使国家权力来实现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而权力天生具有扩张的本性,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具有动力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这种权力的危险也是始终存在的。③国家在行使其经济干预权力的时候,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遭受着巨大的被侵害的风险。

二、经济法实施机制的特点

从目前中国的诉讼制度来看,虽然没有专门的经济诉讼法,但现有的诉讼制度以及非诉讼制度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经济法实施机制的一种选择。例如,对于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生产商和销售商,消费者可依据《民法通则》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民事赔偿,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请求帮助,也可以直接与生产商和销售商进行和解;如果金融监管机构违反金融监管法,被监管者可以直接对监管者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要求对进行的行政处罚召开听证会;对于严重违反经济法规且构成犯罪的行为,还可以提起刑事诉讼,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诉讼的方式,例如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非诉讼的方式,例如和解、调解、仲裁、听证会等都是经济法实施机制的一种选择。经济权利救济和保护的方式和手段决定了经济法实施的机制,倘若现有的诉讼资源和制度能够满足经济权利保护的需要,那么经济法就没有必要像民法、刑法、行政法那样建立自己的诉讼机制。

但经济法毕竟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经济法实施的机制方面有其特殊性。经济法的特殊实施机制是由经济法保护的经济权利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比如,反垄断法保护经济主体公平参与竞争的权利就无法通过目前的诉讼机制得到实现。因此,经济法的实施机制既不能像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建立全新的独立的诉讼模式,也不能完全依赖现有的诉讼机制以及非诉讼机制。独立的经济诉讼模式虽然顾及了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特性,但忽略了所谓的经济诉讼制度与既有诉讼制度之间的联系和共性,该模式在理论上并无充足依据,在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极大的诉讼成本浪费。而完全依附于既有的诉讼制度的模式则无法适应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对于经济权利保护的特殊要求。

三、关于经济法实施机制的初步构想

经济法的实施机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现有的诉讼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经济法应当有相应的实施机制实现其可诉性。但由于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大多数纠纷可以通过既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既有的各种诉讼制度或通过既有制度的革新得以解决,因此,经济法完全可以利用既有的诉讼制度资源。具体实施方式是在有关的经济法规范中,明确规定援用有关诉讼法的规定;或者在有关经济法规中明确规定有关诉讼程序,但对既有的诉讼法规定进行补充或变通以适应经济法诉讼的特殊要求。④现实经济活动中大多数经济权利的保护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救济。

(二)依靠若干特别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由于经济法在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的特殊性,少数纠纷尚无法利用既有的诉讼机制解决,因此,应当依靠一些非诉讼的模式来达到权利保护的目的。例如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既不能适用现有的民事诉讼法也不能适用现有的行政诉讼法。而立法实践中已经对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制定了相当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经济法的实施机制应该将这种非诉讼的模式纳入经济法实施机制之中,这种非诉讼的权利救济模式主要适用于反垄断、反倾销等领域中。

(三)建立经济法的公益诉讼机制在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活动中,国家为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采取的调控措施很可能对一部分经济主体甚至全社会的整体经济利益造成危害。

由于宏观调控的力度之大,波及面之广,很可能对经济主体造成巨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倘不能对于这种损失给与事先的预防,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已经造成损失,依据现有的诉讼制度,也不能使经济主体的权利得到救济。但经济决策的成本是没有理由让一般的经济主体来承担的。例如,政府在一条水源附近批准建立一个化工厂,工厂可能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工厂所在地的居民当然有权就损害提起诉讼,但下游的居民是否有权提起诉讼?依据什么法律提起诉讼?显然,依据现有的诉讼制度,下游的居民的权利是很难得到救济的。经济法必须对这种权利给与救济,应该允许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由经济法社会本位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公益诉讼机制是最能体现经济法诉讼本质的一种制度,是经济法特有的诉讼制度。

四、关于经济法公益诉讼制度的构想

非诉讼范文篇9

关键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和谐法治本位；社会控制

纠纷是社会中主体基于利益的冲突或别的原因而产生的双边或多边的行为上的对抗。纠纷源于社会中人的利益冲突和行为碰撞，纠纷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对秩序的破坏。人类对秩序的天然需求要求有良好的解纷机制以控制社会中的纠纷，纠纷解决便应运而生。

一、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总括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概念可归纳为：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法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而共同存在，结成一种互补并满足社会主体多元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状态。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包括：一是由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构成多元救济体系；二是由协商、调解和仲裁及诉讼构成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三是由法律法规、行业规约、乡规民约等构成多元纠纷解决依据；四是由司法、行政、民间机构等构成多元纠纷解决系统。

二、以和谐、法治为目标

和谐、法治是构建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出发点和目标。和谐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为：和谐社会→不断化解矛盾→发现矛盾的多元→针对不同的矛盾选择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保障社会和谐。法治与多元解纷解决机制的内在关联为：法治社会→法律秩序的确立→权利义务边界明确→社会主体享有并熟知权利义务→社会主体以权利义务为指向，根据个人利益和偏好选择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保障法治。

和谐表明利益的平衡，要求纠纷能得到平衡的解决；和谐表明柔和，要求纠纷得到柔性解决；法治表明权利义务的明确，要求按照纠纷主体的权利义务化解纠纷；法治表明秩序的稳定，要求纠纷的解决必须考虑其社会影响。把握住和谐和法治的脉搏，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才会走向正轨。

三、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结构

（一）保障司法诉讼的核心地位

司法诉讼由于其强制力保障性决定了其在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地位，当纠纷主体的利益无法通过其他纠纷机制得到保护时，司法诉讼具有最终保障功能。并且司法诉讼制度也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良好的指导作用，能避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滥用和错误，为纠纷主体提供必要的权利救济，保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沿着法治的轨道合理运行。

（二）司法和解、调解与司法诉讼的有效链接

将司法和解、调解与司法诉讼有效链接能充分体现纠纷主体的意思自治。在诉讼过程中，纠纷主体通过相互的交换主张、提供证据、展开辩论，将认识到双方在本诉讼中的力量对比和可得收益大小以及败诉可能，允许诉讼中选择和解、调解能够使纠纷主体有效的趋利避害，节约诉讼成本，实现双赢。公务员之家

（三）发挥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解纷功能

行政性解纷机制是以国家行政机关和准行政机关为解纷机构，合法合理效率的解决纠纷的非诉讼解纷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在对弱势群体的维护、环境的保护、市场秩序的保障以及公共秩序的稳定等方面必然加大投入，行政性解纷机制凭借其快速、专业等特征能祢补司法的被动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必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四）构建法律引导下的多元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

第一，在法律的指导下，建立社区和乡村民间纠纷解决组织，聘请了解本地生活习惯，知悉居民/村民的相互关系，有一定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的人员担任调解员，有效发挥社区和乡村民间纠纷解决组织的解纷功能，可以增加纠纷解决在最基层的机率，且能更及时有效的保护纠纷主体的利益。

第二，发展非营利性纠纷解决组织，如行业协会能有效的进行行业自律和内部协调，更专业的化解成员之间的纠纷以及与消费者的纠纷，产生很高的纠纷解决效益。又如公益性解纷组织能够更具有中立色彩，在解纷过程中不偏不倚，体现解纷的公正。

第三，建立非诉讼法律援助和律师调解，发挥律师的法律专业优势，向纠纷主体提供法律对某个纠纷解决的规范和可能处理结果，促使纠纷主体在了解相应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做出合法合理的和解决定，并且也不失为法治宣传的有效路径。

纠纷作为社会的常态，要求一国动用可用的所有资源去化解纠纷，在此过程中，一国的相关制度、规则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法治的进程将随着纠纷的不断化解得到完善，和谐的社会必将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更加的成熟，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无疑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加大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步伐，是稳定社会秩序，构建法治，实现和谐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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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喻．司法制度概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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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非诉讼范文篇10

“调解”的字面含义是：劝说双方消除纠纷。它与裁判、仲裁一并构成纠纷解决的方式。国外称其为“东方经验（Chineseexperience）”，并已接纳而广泛发展运用它。早在数千年前，调解就被人们作为一种纠纷的解决方式，可见它由来已久。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言：“调解是中国司法传统，已有数千年历史，一直是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渠道。

一般意义上，可将调解分为诉讼调解和非诉讼调解两大类。诉讼调解就是法院调解，学界对它的理解为：一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和协调下，各方当事人就所争议的民事权益进行协商的行为，或指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的行为。这里的调解被视为法院的一种审判行为。二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通过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由各方当事人经过充分协商与让步，自愿达成权利与义务安排协议，以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的一种诉讼方式。这里的调解被视为一种诉讼方式。三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各方当事人自愿就各种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并由法院监督执行，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这里的调解被视为一种活动。从上述三种表述可见，其对诉讼调解的论述各有千秋，分别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诉讼调解的特性。简单地说，诉讼调解就是人民法院主持下的诉讼行为、诉讼方式或诉讼活动。它是法官审判职权的延伸，是法官职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交汇点。现代意义上的诉讼调解制度是指在第三方（人民法院）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

我国的调解制度与当代世界各国发展起来的ADR（美国为主）解决纠纷机制相视，都是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机制。与诉讼调解相比，非诉讼调解历史悠久，可追溯到中国古代。在“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代王朝都将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的方式，以求社会平安和谐。古人云：“气死莫告状，饿死末做贼，怨可解而不可结。”等名言流传至今，体现了非诉讼调解在中国历史河流进程中的盛行与活跃。

非诉讼调解在形式上多样各异，主要有宗族（家族）调解、自发调解、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调解、仲裁调解和行政调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方便当时处于战争状态下人民群众诉讼，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边区政府在根据地设立了巡回法庭。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实属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同志独创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他本人不为陈规束缚，不被形式纠缠、不论乡间地头和树下炕头、有冤可以诉、有屈可以伸。他总结出“审理案件没有架子、没有官气、询问和气、耐心说服、不敷衍、不拖延、没有‘推事主义’和‘了事主义’作风”的审判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灵魂。1946年春，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秧歌队的快板剧《赞调解》就歌颂了该制度下实施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优越性。其一度流行很广：调解好，调解好，群众闹纠纷，法官找上门来调。省时、省钱、不跑路，省下时间把生产搞。有理摆在桌面上，法官给咱评公道。有错当众承认了，该怎么处理大家吵。十年纠纷一朝了，和和气气重归好……在审判活动中坚持了深入实地、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巡回办案、就地解决、注重调解或调判结合的原则。“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在长期审判实践中得以肯定的优良司法传统；充分体现了我党“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召开了全国司法工作会议，该会议的首要内容就是要求各级法院必须“始终注重调解工作”，将诉讼调解制度视为我国审判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1954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使得人民调解这种非诉讼调解制度化、法律化，与建国之前的宗族（家族）调解、自发调解相比，具有了合法化的内容。1989年国务院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它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的法律依据。我国《仲裁法》第52条规定了仲裁调解制度即仲裁庭在做出仲裁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做出判决。

现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都明确规定了诉讼调解制度，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过程中对民事赔偿、行政赔偿、司法赔偿等涉及私权纠纷案件注重先行调解。2004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法释[2004]12号《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它规范了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为及时解决纠纷，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节约司法资源提供了法律基础。

从古至今，我国已经运用调解方式处理了无数起民事案件，展现了中国人民对纠纷解决的聪明与智慧。诉讼调解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调解为主”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1958年提出：“我们解决民事纠纷案件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这“十二字”成为指导我国当时民事审判工作的方针即“十二字方针”，并将调解作为审判工作的必经程序加以运用。1964年，同志又提出了“依靠群众办案的指导思想”，与“十二字方针”结合，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十六字方针”。在这一阶段，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八成的民事案件都是调解结案。于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的指示，于1972年2月2日公布并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处理民事案件应坚持调解为主。凡可以调解解决的，就不用判决，需要判决的，一般要先经过调解。处理离婚案件，必经过调解。调解要尽量就地进行。”。二是“着重调解”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其最显著的表现是1982年颁布实施的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试行）》，将民事案件审判“调解为主”的方针和原则改为“着重调解”原则，并取消了“调解”为民事审判的必经程序的规定。

二、国外调解制度概况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加拿大、韩国、美国、日本、匈牙利等都十分赏识和重视运用方式“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甚至对调解制度专门立法予以确认和规范。如1790年法国在民事立法中就对调解制度予以规定，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一部第2编将调解作为专门立法内容予以规定。1974年，匈牙利颁布实施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7条规定：“在起诉之前，可以请求有管辖权的法院发传票来进行调解。”。加拿大将调解制度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并在诉讼法中明确加以规定，在加拿大，涉及到民商事的纠纷案件，调解率都非常之高，有时达到95%以上。韩国则制定专门的调停法规，即所谓的调停制度，对民事案件进行调停活动，从而解决民事纠纷。而美国的ADR，原来专指解决各种诉讼外纠纷的方式，现在已经发展为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智的总称。究其字面而言，指“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其实质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日本的《日本家事审判法》、《日本民事调停法》都专门规定了调解制度，体现了他们对调解工作的重视程度。

三、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下，民事调解遵循的规则

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应当是：以人为本，和谐诉讼；诉审协调，合而不同；诚信尽责，协同推进；援弱济困，实质平等；繁简得当，方便有效；调判相宜，胜败皆明；公正权威，案结事了；纵横规范，多元衔接；社会正义，回归和谐。

（一）调解法治规则：

调解法治规则包含的内容有：

一是自愿合法原则，人民法院对案件纠纷调解时，必须建立在当事人自愿且合法的基础上，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不得违法调解。这里的合法内容应当包括：调解的启动合法，即必须是当事人提出，而不是法院依职权启动。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内容合法，调解整个过程、方法合法。

二是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法院进行调解时，要查清案件纠纷事实，当事人的争议焦点，然后分清双方当事人各自的是非。坚决杜绝不查事实、不分是非，眉毛胡子一把抓，抱结案了事的态度调解。在这种情况下调解纠纷，对于不明事理或欠缺法律知识、行使诉讼权利失衡、行使诉讼权利对法官依赖性大的当事人来说，往往形成案件调处结果显失公正。

三是自主原则，即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调解，是否同意各自达成的协议。这是当事人处分权利的具体行使。四是承诺原则，有人又称其为定期确定原则，即当事人就所争议的纠纷达成协议后，就协议内容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做出承诺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法院允许给予当事人一定期限内反悔，过了该期限后，调解即具有法律效力。

四是调解的启动应当由双方当事人自愿申请提出，而不能由主审法官或合议庭依职权提起，否则会画蛇添足，造成法官侵犯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主张与处分权。在审判实践中，调解程序的启动一贯做法是，主审法官或合议庭告知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后，征得当事人的态度，决定应否进行调解，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是由当事人主动提出调解的。

（二）调解程序规则：

一是调解前置规则；

即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将调解作为诉讼程序的必要组成部分，先行调解，该工作应当由立案庭组成‘调停庭（调解庭）’专职审判人员专门进行，当案件经过一次调解未达成协议的，立即转到业务庭，进入审理阶段。但必须是当事人自愿调解，否则，直接将案件转到业务庭。

二是庭中调解，庭后调解；

法庭审理中或审理完毕后，当事人都可以就双方纷争向法庭提出调解。

三是调解主持人应以合议庭为主，独任制为辅；

因案件纠纷而论，灵活、合理的利用合议庭或独任制审判资源。四是调解次数即期限，以一案三次为限；每次间隔最多不超过10日，调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0日。

四是调解方法与手段规则；

结合传统调解方式即背靠背调解、中介调解、冷调解和穷尽调解等，在合法前提下，灵活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五是调解监督与救济规则；

应当建立合法有效的调解监督制度，使得诉讼调解活动有相关的监督制约措施。调解本身具有不可上诉性，经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签收调解书后就生效，对法官违反程序性规定、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及违法调解行为，除当事人拒绝调解或拒绝签收调解书外，对调解活动中存在的这些违法行为无法实施监督。为确保诉讼调解活动的公正与效率，民诉法中应该制定相应的监督制约条款，具体监督的内容为：第一对违反自愿、合法原则行为的监督，第二对确保当事人依法、平等享受诉讼权利方面的监督；第三对法官公正、文明及办案效率方面的监督。通过程序性的规范和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推动诉讼调解活动的发展。

另外，还要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对违法调解、强迫当事人调解、违反程序的调解等要追究承办法官的错案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保证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正确实施。要明确规定在诉讼调解中对违法行为的制裁。

法官在对案件的调解过程中时常会发现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有的法官为求尽快结案，少惹麻烦，往往对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不作处理。对在调解中发现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如偷逃国家税收、虚报注册资本投资或抽逃注册资金、违法经营等行为，应明确规定必须按权限向有关部门移送，由有关部门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后，方可进行调解，防止执法不严给少数人有机可乘而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六是建立‘参与式’调解的合作机制规则；

法院在调解案件的过程中，应该规定可以邀请人民陪审员、村委会工作人员、单位领导或同事等相关人员参与调解，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化解民商事纠纷，增加调解的成功率。有的案件中当事人对法官提出的调解意见往往存在抵触情绪，邀请相关人员参加调解，可以缓和当事人的抵触情绪，有利于调解。

七是承诺规则即反悔期的确立；

给双方当事人设定相应的承诺反悔期，使得调解更具合法性，有效性，但是当庭能够履行权利义务的案件除外。经过审判实践，当事人的承诺反悔期宜确定在双方达成协议后5日内。

八是调判合一规则

‘调判合一’又称‘调审合一’，它包含以下意思：第一、法院对个案的调解和裁判遵循一个诉讼程序，在案件审理当中，先行调解，案件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第二、案件的调解和审判互动，在审判中调解，在调解中审判，调解和审判不能分立存在。有人提出民事案件的调解和裁判应当分离开，调解走调解的程序，审判走审判的程序，实践看来，这种做法不可取，也没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这与我国调解制度源远流长并愈发完善之趋势是密切相关的。加之现代司法理念下，司法效率与公正的要求，如果将案件的调解与审判相分离独立运行，案件可能会走上漫长的诉讼程序之路，至少要比现行诉讼程序法定期间3个月或6个月更繁琐。因此，对个案的调解和审判应当相互结合，形成调审合一，而不是调审或调判分离。

九是‘三A’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