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论文十篇

三秦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夏商周；礼乐文化；中国美学；先秦两汉美学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乐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唐代孔颖达指出：“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夏商周三代又是礼乐文化形成并且走向成熟的时期，礼乐文化于殷商特别是周代之盛行可谓广，影响可谓深。礼乐文化作为先秦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遵循的一种文化，必影响其所处时代的审美风尚。

一、礼乐文化释义及礼乐文化的渊源

礼乐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礼仪、礼乐和礼器。礼仪包括礼义和礼制，礼义即“礼”之本体，周代以“德”为礼之本体，后世有“变礼”之说，就是对礼的本体进行重新阐释；礼制就是“礼”的规范制度，这里的规范制度指的是“礼”的践行方面的内容。

礼乐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土壤中，它形成于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主要分为礼和乐。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贵桴而上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早在原始社会，初民生活中已有礼的萌芽；礼乐并不是三代才开始有的，而是人类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夔典乐，教胄子，习诗歌。

二、夏商周礼乐文化的嬗变历程

礼乐文化形成于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分为礼和乐。礼作为古代政府统治的手段，主要通过音乐的节拍、韵律，舞蹈来约束人的行为规范，乐主要通过文化思想控制、引导人的内心，使政府的统治能够稳定。作为有文字可考的华夏文明的源头，史学家们深入研究夏、商、周三代，试图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们生活的基本方式。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之礼一脉相承，而《周礼》则是集其大成者。孔子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传统最终得以定型和成熟。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是在周代形成和完备起来的，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周代形成的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以及职官制度等礼仪、礼制和礼义，主要保存于流传至今的儒家经典《仪礼》、《周礼》、《礼记》等三礼之中。周代盛行的“六代之乐”及乐德、乐语、乐舞等内容本记于《乐经》，然《乐经》“失于秦火”；好在“礼乐相须以为用”，不少乐制的内容可以在“三礼”中的礼仪制度中看到，而专述乐义的《乐记》也保存在《礼记》之中。

三、夏商周礼乐文化的特性和功能

三代礼乐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审美维度就是在礼节仪式中个体所表现出来的仪表和风范。儒家所仪表又可分为仪态和仪容，仪态包括人在推崇的坐仪、立仪、行仪、跪揖之仪以及授受之仪等；仪容中分为容貌、服饰和神态。这些外在的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讲究符合“中”，《礼记》中定下了许多标准来规定如何持中，符合“中”的行为就是君子之行，被认为是好的、文雅的，更被推崇为美。这里的“中”的含义即是我们所讲“宜”的一种审美内涵。

“乐”是夏商周礼仪文化的两个核心之一，先秦社会在对音乐的选择上受到了礼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有节制、庄重典雅，追求中和的“乐”。由野蛮社会直接表露情感的“音”到礼乐制度下的“乐”，经过形式上的加工和圣贤先王的筛选，最终得到符合礼制的“乐”，使之成为“通伦理”之音。指出好的“乐”不是追求 “极音”，不是音乐性和旋律感，也不是传情达意的到位和张扬，而是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净化和情感上的延续，从而使人心趋于平和宁静，社会趋于和谐友善，政治

于和平安定。“文”与“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它往往包含着一个时代的整体面貌和特征。古人喜欢用“文”、“质”来概括一个朝代的时代风尚，从“夏尚忠，殷尚鬼”到“周尚文”，“文”与“质”两个概念之包罗万象，所以三代礼乐文化又可以归结为“重文尚质”的审美取向。

四、三代礼乐文化对先秦、两汉美学思想的影响

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的特色是突出的，这种特色既反映了三代社会刚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身上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始文化和原始习俗的某些影响，又体现了华夏民族进入文明以后所具有的文化心理素质。这种素质表现在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观点、理想追求和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也表现在各个具体的文化领域中。由于这些特色及表现这些特色的文化领域的建立，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民族的审美文化体系算是基本形成了。虽然它还有待于发展，但总算给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其规定了基本的调门。

三代代礼乐文化所产生的“宜”“和”“重文尚质”的美学思想对先秦、两汉影响极深，从时间上讲，对春秋战国、秦汉等大一统的时代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从艺术上，对后世诗歌、绘画、书法、建筑、音乐都有影响；从道德上讲，对后世的君子品格、风骨、文人士大夫品格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从社会伦理上讲，对后世的中庸思想、“和”的思想、“仁”的思想影响深远。可以说中华文明的起于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中国古典美学也发源于三代礼乐文化的审美思想。研究中国礼乐文化的审美蕴涵，可以夏商周三代为基点，更好的理解儒家文化的渊源，将中国古代美学史向前推延，明确中国文化的聚变时期在于夏商周之际，中国审美的聚变时期也在于夏商周时期。可以说，中国美学史要以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所派生出的审美思想为起点抒写，中国古代美学诞生的文化土壤肇始于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并且得以滥觞。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李学勤.十三经注疏·仪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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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司马迁.史记[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三秦文化论文篇2

一、政治史研究

作为秦汉史研究的传统内容，2003年秦汉政治史的研究也依然受到重视。林剑鸣的《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3月第2版）、黄留珠的《汉武帝》（人民出版社3月版）、徐日辉的《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8月版）和葛承雍的《王莽新政》等，都用大量篇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秦汉政治史的内容。

孙斌来在《秦统一六国原因的再探讨》（《人文杂志》第1期）中提出，秦统一全国的主观原因是秦的自然资源优于六国及其成功地决策，而客观原因则在于抓住了历史机遇。对汉初确立郡国并行的体制，赵沛通过解析“白马之盟”，认为这实际是刘邦与其军功大臣的一种政治契约，既为两汉确立了郡国并行的政治模式，也为秦汉以后确立了基本范式（《试论“白马之盟”与汉初政治模式的建立》，《河南师大学报》第6期）。邹水杰、岳庆平的《西汉县令长初探》（《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结合尹湾汉简的记载认为，西汉权贵之家和贫家子弟均可以小吏迁升为县令长，县令长与地方王侯的关系亦很微妙。相关文章还有陈伟的《秦苍悟、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第5期）、史云贵的《西汉郡国并行制探略》（《广西社会科学》第4期）、董平均的《西汉王国分封制度探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和张功的《汉代郡县关系探析》（《青海师大学报》第4期）等。对秦汉大帝国所形成的监察制度，曹金祥的《试论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聊城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这实际是我国先民权力分配的产物，但它却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相始终。关于宦官和中朝制度，袁刚的《秦汉政府宫官系统和汉武帝任用中朝官》（《南都学坛》第5期）紧扣秦汉家国不分的史实，指出宫官参政和中朝官用事突出表现了秦汉官僚政府家产制的特征。樊志民的《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史学月刊》第5期）论述了战国秦汉时期农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对丞相制度，蒋非非具体研究了《汉初萧曹相位之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阎步克发表了《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第5期）和《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面世，更清晰地揭示了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进程；而汉初的“宦皇帝者”主要是一个侍臣系统，他们与“吏”的重要区别乃在于没有禄秩。蔡万进的《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吏休制度》（《中国史研究》第2期）提出，汉代官吏“五日得一休沐”仅施行于中央官吏，地方官吏的“休沐”权则可以适当调整，普通官吏也不适用于“病告”请休。宋杰的《汉代的“陷陈都尉”与“陷陈士”》（《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诠释了“陷陈”的含义，认为“陷陈都尉”和“陷陈士”当即敢死队将官与士兵。张鹤泉《东汉持节问题探讨》（《史学月刊》第2期）认为，东汉持节官有长期与临时之分，实际东汉末年的持节已开了魏晋将军使持节、持节、假节的端绪。

在政治思想方面，王绍东、白音查干的《论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改造》（《人文杂志》第6期）提出，秦始皇通过去掉五德终始学说的道德约束因素，已把它改造成只维护君权不限制君权的理论，对秦朝政治曾产生巨大影响。韩玉德的《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学术月刊》第7期）研究了命相论与西汉政治的融合，认为命相论为确立专制主义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王健的《伦理制衡与西汉政治——以汉武帝时代为中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从伦理标榜下的事功政治与伦理制衡的冲突来总结汉武帝的政治，并认为这种冲突形成了秦汉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历史张力。而曹金华则对《东汉前期统治方略的演变与得失》（《安徽史学》第3期）作了新的探讨，指出由“柔道”到“严切”再到“宽厚”的变化轨迹，虽基本符合宽严相济的原则，但其“严切”和“宽厚”政治的矫枉过正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杨东晨、杨建国的《汉代名将》则集中研究了韩信、周亚夫、李广、卫青、霍去病、赵充国、耿弇、马援、班超及窦宪等十大名将的忠君爱国精神。另外，刘占成的《秦帝国灭亡的历史反思》（《秦文化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7月版）、张强的《汉代之前的礼乐沿革与帝王统治之术》（《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刘汉东的《解读〈史记·樊郦滕灌列传〉透析刘邦用人之道》（《广州大学学报》第10期）、林永光的《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王云江、谢艳华的《简论刘秀的人才谋略》（《史学集刊》第2期）等也都值得一读。

关于秦汉法制，阎晓军的《秦汉时期的诉讼审判制度》（《秦文化论丛》第10辑）运用云梦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并结合文献记载，尝试复原秦汉时期的诉讼审判程序，认为一般要经过报案、侦破、讯问、诘问、验问、读鞫、乞鞫、议罪、论、报、执行等程序。王泽武的《汉文帝“易刑”考辨》（《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提出，汉初肉刑有四，文帝只是变易了其中的墨、劓、刖刑，并没有废除宫刑。韩树峰结合秦汉简牍讨论了的《秦汉律令中的完刑》（《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完”刑的含义因时而异，既非单纯的“耐”刑，亦非单纯的“髡”刑，更不是指身体发肤的完好无损。秦代的“完”即“耐”，汉初的“完”为“耐”或“髡”，文帝时改革肉刑始有完好无损之意。魏道明的《汉代的不道罪与大逆不道罪》（《青海社会科学》第2期）主张，不道是重大常事犯的专称，大逆不道则是包括谋反在内的各种重大犯罪，二者已基本包含了北齐以后十恶罪的各种罪种。

关于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刘光华的《西汉前期西北民族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论述了西汉前期的汉匈关系、和亲政策和西北少数民族，指出实行和亲政策，以及汉朝为发展经济和加强边防建设的等等措施，乃是对付强敌的一种积极防御政策。刘瑞着重研究了《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而以往文献所说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葆塞蛮夷”则相当于“内臣”。韦东超的《移民与族际冲突——东汉时期武陵、长沙、零陵三郡“蛮变”动因浅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三郡“蛮变”的深层原因可能是中原汉族大量移民所导致的族际冲突。周伟洲的《西汉长安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往来》（《中国历史地理论从》第4辑）揭示西汉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往来，重现了东南亚地区古代诸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黎虎的《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人文杂志》第6期）则得出先秦外交使节主要是“辩士”、汉代外交使节主要是“勇士”的结论，并认为这是由于汉代外交已经突破“东亚外交圈”所致。

在人物研究方面，多数文章仍关注于秦汉时期的帝王将相。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孟祥才的《东方朔简论》（《烟台大学学报》第4期）和张小锋的《霍山、霍云身世蠡测》（《南都学坛》第3期）。前者概述东方朔生平，认为他善吹牛而不令人讨厌，经常以幽默机智和奉承博取武帝欢心，既关心民瘼又敢言直谏，虽一直期望作为却终生碌碌，源于自我定位的失误；后者则通过考辨，提出霍山、霍云虽名义上是霍去病之孙，而实际却应是霍光之子。

二、经济史研究

李天虹的《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9月版）将居延汉简中的簿籍文书分为10类，135种，又分别进行了认真的辑录研究和分析。作者对当时的簿籍制度和许多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新见颇多。黄晓芬的《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7月版）、田静的《秦铜车马》和张骅的《秦郑国渠》也都就相关经济问题作出比较精到的论述。还有杨玉坤的《广润集》（陕西人民出版社9月版），也收录了多篇秦汉经济史论文。

关于土地制度，高敏的《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张家山汉简中《二年律令》的出土，不仅证明授田制是国有土地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证明了“以名占田”的真实存在和土地买卖的合法。杨振红的《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第3期）主张，战国秦汉时期的爵位名田宅制是以爵位划分占有田宅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名有田宅，田宅可以有条件地继承、转让和买卖。国家以爵位减级继承制来控制田宅的流转，并与罚没田宅以及户绝田宅一起构成国家授田宅的来源。刘旭东《从汉代私有土地来源考察其土地私有制特点》（《涪陵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汉代的土地买卖尚未达到“自由”买卖的程度，土地所有权的变动往往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变动。

关于农业和工商业研究，吴小强的《秦简〈日书〉与战国秦代农业经济生活》（《秦文化论丛》第10辑）考察了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认为根据秦简《日书》可以得出我国传统农业在秦代已经相当成熟的结论。高敏的《从东汉时期入仕者与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布状况看东汉江南经济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第5期）依据文献和走马楼吴简，对东汉江南经济的空前发展作出了比较可信的论证。刘磐修的《汉代河套地区的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认为，河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武帝，西汉后期和东汉中期曾出现两次高潮，西汉河套开发的主体是封建政府，而东汉豪强地主的田庄则成为开发的主要形式。杨兆荣的《“0.6折合法”在先秦、秦汉农业生产中计量的应用》（《云南大学学报》第6期）通过汉简记载考证了“0.6折合法”在农业生产中谷物权衡、容量的大、小石折算和耕地面积的大、小亩折算中的应用。罗二虎的《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类型》（《考古》第4期）从模型明器中所见的大区划水田、小区划水田和梯田三种类型着手，就汉代水田与稻作农耕的关系、不同类型水田出现的原因及水田的面积与地理环境展开了讨论。刘磐修的《汉唐时期的养猪业》（《农业考古》第3期）和萧爱民的《“苏武牧羊”所反映的匈奴族养羊技术》（《农业考古》第3期），则着重研究了汉代养殖业问题。黄今言、王福昌的《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及其发展水平之评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考察了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认为无论专业农户，还是各类田庄主和小农，都有商品性的生产，并估算出汉代农业商品率约为30%。王刚的《从债务问题看西汉商品经济状况》（《安徽史学》第3期）认为，西汉时以货币为中心的债务关系已渗入每一阶层的生活中，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讨论了政府对债务问题的管理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变态。杜劲松的《关于西汉多黄金原因的研究》（《中国史研究》第4期）主张，在西汉皇室巨大黄金赐予的表象之下，其实蕴藏着一个独特的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黄金流人、流出的机制。而这种黄金的循环、集中、积累的周转机制，就直接造成了文献记载西汉多黄金的现象。张弘、李文青的《秦汉时期对地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东岳论丛》第2期）提出，秦汉时期各级地方官吏都有不同的经济管理职责，诸如指导、组织和管理生产，征收赋税，统计户口、垦田数字，兴修水利交通等，构成了考核其经济政绩的主要内容。袁延胜发表了《略论汉代的人口增殖政策及其社会影响》（《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和《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南都学坛》第2期），认为汉代的人口增殖政策虽使得人口迅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人口过剩、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而史载东汉户口则基本可信。朱宏斌的《两汉西域屯田及其在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汉代西域屯田在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为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畅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安全保障，而且更是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关于赋役制度，这是2003年秦汉经济史研究成果相对集中的一个方面。丁光勋的《秦汉时期的始傅、始役、终役的年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主张，秦朝十五岁始傅、始役，不满十五但身高已六尺五寸者亦在始役范围之内；有爵男子五十六岁免，无爵男子六十免。汉初承袭秦制，景帝二年改为二十始傅，昭帝又改为二十三始傅，一般五十六岁老免，特殊情况除外。晋文的《商鞅变法与秦国田租的征课——兼论秦汉“纳粟拜爵”与“更赋”的起源》（《秦文化论丛》第10辑）认为，秦自商鞅变法即对田租的征课进行改革，实行定额租，并有着低限与高限之分。商鞅令“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实际也应是秦汉“纳粟拜爵”与“更赋”的滥觞。臧知非的《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对张家山汉简的初步研究》（《江海学刊》第3期）提出，根据张家山汉简，西汉继续实行定额田税制度，并明确规定按顷计算、按户征收，改实物税制为实物、货币并举而以货币为主。对西汉矿业税问题，臧知非还发表了《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矿业税收制度试析》（《史学月刊》第3期）。高敏的《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读〈张家山汉墓竹简〉》（《史学月刊》第4期）认为，张家山汉简证明过去曾存在争议的户赋确有其事，而且“质钱”及各种矿产税也都可以得到证实。李冀的《两汉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赋役政策》（《南都学坛》第6期）认为，两汉政府在对少数民族赋役政策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以贡纳羁縻之、以兵役统率之、以赋税汉化之的特点。

三、文化史研究

2003年秦汉文化史研究继续深入，取得了一批可喜成果。关于秦汉学术，张文立的《秦学术史探赜》（陕西人民出版社12月版）在系统论述秦代学术史的基础上指出，秦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先秦诸子下启汉代经学，甚至对汉以后中国古代学术走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熊铁基的《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强调，先秦典籍在汉代流传，经过汉人不同程度的整理，甚至改造，传世的“群经诸子”都主要是汉人的文本。汉代以经学为特征所“整合”形成的新学术，乃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源头。江林昌的《考古发现与先秦两汉学术文化》（《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则论述了考古发现对研究先秦两汉学术文化的重要作用。

关于区域文化研究，滕铭予的《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1月版）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分析，运用文化谱系分析、文化层次分析等考古学方法，对秦文化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全面论述。孙继民、郝良真的《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10月版）着重研究了先秦两汉时期的赵文化，其内容包括赵文化纵论、战国秦汉时期赵俗例证、赵都考略、赵器管窥、赵迹述论等。周新芳、叶海芹的《秦文化与齐文化之比较》（《齐鲁学刊》第5期）认为，齐、秦两国文化属于两种类型不同的异质文化，齐偏功利，秦重战功，齐人治，秦法治，在经济、文化、风俗等理念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刘跃进的《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齐鲁学刊》第1期）指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相对平静，以班彪为代表的中原士人在王莽之乱后纷纷避难西北，在当时政治格局的变迁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对于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雷依群的《东汉关中学派述论》（《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也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论述了“关中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关中学派”对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贡献。对秦汉知识分子的研究，林甘泉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秦朝短祚而亡是各种社会矛盾汇集激化的结果，并非由于儒家与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缘故。汉武帝“独尊儒术”亦并非“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封建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鲁同群的《略论汉初儒家知识分子》（《南京师大学报》第2期）考察了秦末投身反秦和参与楚汉战争的儒家知识分子最多的原因，并认为汉初儒家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作用有限，但在以政治手段巩固政权时则较有建树。而李禹阶、汪荣的《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探析》（《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汉初儒士积极投身于汉初军功集团的政治活动之中，他们直道而行、实现理想、改造汉政、变异儒学，推动经学思潮成为儒士群体认同的价值取向。牟发松、李磊的《东汉后期士风之转变及其原因探析》（《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提出，东汉后期，在同宦官势力的斗争中，士风由前期“保身怀方”的“去就之节”转向“蹈义陵险”的“婞直之风”，最终激起党锢事变。这迫使士人正视现实，士风亦由“婞直”而“退处穷处”、“念营苟全”，或“大直若曲”，讲究权谋。

在礼制、宗教研究方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12月版）汇集了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老城西北郊（汉长安城南郊）发掘的十五座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的全部资料及其研究成果。韩养民、韩小晶的《风水与西汉陵》对西汉时代的风水以及帝王群体的登基、选妃、立储、功绩、墓地的兴建、陪葬者等进行了综合考察和品评。杨英的《汉初祀畤考》（《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则通过汉初祀畴内容、性质的考察，探讨了祀畤兴盛的原因及其日后退出主流社会信仰之必然。相关研究还有后晓荣、陈晓飞的《秦汉五畤地望新探》（《秦文化论丛》第10辑）、何平立的《汉武封禅——儒学正统化大典》（《上海大学学报》第4期）、王柏中的《汉代庙制问题探讨》（《史学月刊》第6期）等。

另外，韩晋芳、罗见今钩稽整理了《〈西京杂记〉中的汉代科技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李馥明论述了《东汉魏晋时期的洛阳太学》（《史学月刊》第7期）。王琳、李成文的《论秦汉时期中医学的发展特点》（《河南中医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医学从分散的经验积累开始进入理论总结的新阶段。关于汉代审美研究，周跃西的《略论五色审美观在汉代的发展》（《中原文物》第5期）认为，五色审美观是中国传统审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已形成五行色彩学体系的雏形，色彩观念转换成一种逻辑推理方式和思想认知图式，并广泛深入民间，形成色彩使用中的形式美规范。在秦汉体育运动研究方面，则有顾颖的《试论西汉角抵运动》（《南都学坛》第5期）、吕利平、吴卫东的《从体育考古角度看我国先秦及秦汉时期的军旅体育》（《体育文化导刊》第3期）、宋会群的《围棋起源于西汉说》（《体育文化导刊》第1期）等文章。

四、社会史研究

对秦汉社会的研究在生态环境、社会风俗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多角度展开，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4月版）和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10月版）均可谓秦汉社会史综合研究的力作，不仅内容丰富，在论述上亦颇多新意。

在生态研究方面，王子今的《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第1期）指出，就秦汉生态史研究而言，20世纪的生态史学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在21世纪新的史学格局中，生态史学将逐渐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将有益于史学的总体性进步和生态意识、生态对策的科学化。陈业新的《西汉元帝建昭四年“雨雪”辨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从》第2辑）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元帝建昭四年“雨雪”之事进行了条缕、辨析，分析史料记载的真实性；《两汉时期天体异常灾害论探讨》（《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检阅，梳理出两汉时期天体运行灾害思想之大端，提出对两汉灾害思想的评说应持一分为二的辨证态度。闫明恕的《论西汉时期对黄河的治理》（《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对西汉时期的河患及黄河决溢原因、黄河的治理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尚义、任世芳的《两汉黄河水患与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之关系》（《中国农史》第3期）、王尚义的《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关系》（《地理学报》第1期）、段伟的《试论东汉以后黄河下游长期安流之原因》（《灾害学》第3期）等，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两汉时期的地理环境问题。

社会生活方面，李如森的《汉代丧葬礼俗》（沈阳出版社6月版）结合历史文献对各地的汉墓遗存进行研究，从葬俗、丧礼、随葬品、陵园、墓葬形制等角度全方位论述汉代葬俗。张敏、张文立的《秦始皇陵》、王学理的《汉景帝与阳陵》和王志杰的《汉武帝与茂陵》则具体研究了秦始皇陵、阳陵、茂陵的诸多问题。吕宗力的《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第2期）从汉代流言、讹言出现的原因背景着手，深层剖析当时社会心理氛围及社会现象，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做出完整解读。马新的《两汉乡村婚姻略论》（《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探讨了两汉乡村婚姻的基本功能、基本形式中礼俗关系的变化，彭卫则总结了《秦汉时期饮食生活的基本模式》（《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0辑）。孙家洲的《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文史哲》第3期）通过齐鲁地区巫文化和尚巫风俗的表现，说明齐地巫文化既是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形成新的特征并产生深远影响。肖健一的《西汉时期的性观念》（《文博》第4期）则从出土帛书、考古发现之性器及史料记载等方面综合讨论了西汉时期性观念的一些特征。段清波、张颖岚的《秦始皇帝陵的外藏系统》（《考古》第11期）从古代陵墓的外藏系统谈起，利用发掘资料论及秦始皇陵的外藏系统，并从文化背景、陪葬坑的象征意义论述秦始皇陵外藏系统的认识及其特点，说明正是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正藏”和“外藏”两大系统。

社会关系方面，白芳发表了《论秦汉时期“君臣”称谓的社会内涵》（《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论秦汉时期“臣”称谓的社会内涵》（《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论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锦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的系列论文，从社会语言学范畴对这些称谓所反映的人际关系展开论述。刘淑丽的《汉代儒家正统妇女观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讨论了汉代妇女观由相对平等慢慢走向苛严，最终形成乃至强化为男尊女卑的过程，说明汉代妇女观所具有的深远影响。薛瑞泽的《汉代邻里关系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汉代邻里关系既有邻里间的相互帮助和理解，还有在危难之时的扶危济困，亦有相互侮辱、彼此争斗甚而兵刃相见的现象，更有一些人因种种原因而不愿意与邻居往来。张金光的《有关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第10期）认为，当时国家政府必须依赖和通过父老者流的民间社会领袖人物来确立一种乡村社会秩序，乡里实际具有半自治的性质。相关文章还有王关成《先秦两汉妇女婚恋生活状况发覆》（《秦文化论丛》第10辑）、魏道明《从简牍资料看秦的家庭结构》（《青海师大学报》第1期）、宋杰《〈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郡吏生活》（《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继承制度初论》（《文史哲》第6期）、王彦辉《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韩琳琳《汉代妇女观念及其演变趋势之管见》（《皖西学院学报》第3期）等，都从不同方面对秦汉社会关系进行了探讨。

考古学研究

秦汉考古研究主要围绕在简牍与封泥、秦汉都城及城址、汉画像石和出土文物等方面。

李均明的《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3月版）对战国、秦汉至三国间的简牍概况及其内容与分类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综合研究。对张家山汉简的研究继续深入，陈伟的《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第1期）从张家山汉简津关令的文本进行讨论，在对涉马诸令进行研究后，整理出当时的买马程序以及对马匹的严格管理程序，并对其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论述。王子今、范培松的《张家山汉简〈贼律〉“叚大母”释义》（《考古与文物》第5期）、刘钊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注释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第3期）、朱绍侯的《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温乐平、程昌宇的《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初期平价制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周振鹤的《〈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第1期）、王子今的《张家山汉简〈贼律〉“偏捕”试解》（《中原文物》第1期）等，都对张家山汉简涉及的各方面进行了研究。里耶秦简作为秦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对它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张春龙、龙京沙的《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对里耶出土秦简中的部分简牍材料进行公布，并做了初步考证、注释。李学勤的《初读里耶秦简》（《文物》第1期）从里耶秦简的历朔、行书与文书格式、洞庭与迁陵、与汉初文书对比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举出几个具体事例进行详细解说，探讨了龙山里耶秦简的学术价值。相关研究还有周宏伟的《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过洞庭郡吗》（《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饶宗顾的《由明代“二酉山房”谈秦人藏书处与里耶秦简》（《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沈颂金的《湘西里耶秦简的价值及其研究》（《中国史动态研究》第8期）等。秦代封泥的研究主要有周晓陆的《秦封泥所见安徽史料考》（《安徽大学学报》第3期）和《秦封泥所见江苏史料考》（《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对秦封泥中涉及安徽和江苏的史料问题进行了探讨。王辉的《释秦封泥中的三个地名》（《秦文化论丛》第10辑）和刘尊志、梁勇的《徐州出土“祕府”封泥的封缄方法浅析》（《华夏考古》第3期）也论述了秦汉封泥的一些问题。另外，对其他出土简牍的研究还有王子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鸡出入簿〉小议》（《考古》第12期）、邓文宽《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文物》第4期）、刘乐贤《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及相关问题》（《文物》第7期）、刘乐贤《尹湾汉简〈神乌赋〉“靳靳”试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5期）、廖伯源《汉初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刘金华《秦汉简牍“九九残表”述论》（《文博》第3期）等。

三秦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秦汉之际；淮汝颍地区；传播枢纽；反秦思想

历史上淮汝颍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优势而繁荣，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秦末汉初之际，无论是在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还是楚汉争雄时期，都有该地区的身影。能有这样的特殊地位，并不是偶然巧合，而是与该地区地理基础和历史发展有着直接而且必然的联系。

一、淮汝颍地区的地理区位分析

淮汝颍地区主要范围是现在河南南部和安徽西北部地区，该地区最大的地理标志就是淮河、汝河、颍河，属淮河流域，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是古代农业社会中良好发展地带，人口至今较为密集。秦代该地区分置颍川郡、陈郡、砀郡，汉代分置颍川郡、汝南郡、、陈留郡、淮阳国、梁国。据《汉书・地理志》（1）载，该地区有近七百五十万的人口规模，在汉代总人口中占有着不小比重，这也反映了该地区较高的土地承载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

该地区的交通区位四通八达，东进齐鲁，西至两都，南去荆楚，北达燕赵，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该地区没有较大都市存在，但其影响范围内有临淄、洛阳、宛等诸多大城市，奠定这里的商业基础，是富庶的膏粱之地。作为交通中心，给这里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影响，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流冲撞，向四周发散，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交流中心。

二、文化传播的枢纽

田余庆先生的《说张楚》（2）一文中，提到“南阳、颍川、陈郡这一战国末年的多事地带，秦末又称为反秦基地，并不是偶然的。”这是该地区独特的地理和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没有更详细论述。这里能成为“反秦基地”，是地理区位和秦、韩、楚的历史恩怨，以及先秦以来该地区作为文化交流中心的影响。

先秦时期，这里是韩、魏、楚三国交界地区，韩国最为弱小，魏国次之，楚国势力较大，都城新郑、大梁、郢陈相去不远，为文化交流提供条件。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该地区成为六国遗民聚集地带，“灭秦复国”思潮涌动，政治形势很不稳定。

该地区成为文化交流的枢纽，有深厚历史传统。严耕望先生《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3）论述，先秦时期学术流派传播分布以及人才籍贯分布统计，先秦学术兴盛地区在“三晋核心地带与宋陈鲁齐地区”，这些地区中，各学术流派均有较为集中的核心传播区域，“齐及三晋，诸家毕凑，宋及陈楚、荆楚亦颇为复杂。”各派学说在这里争鸣繁荣。国家争霸促使各国之间文化交流，不同学派文化传播到四面八方去，淮汝颍地区是最中心地区。晏昌贵先生的《淮汝颍地区是先秦时期文化交流的中心》（4）对该地区中心地位详细论述。文化交流提高该地区人的思想文化水平，为日后“反秦基地”奠定思想和群众基础，爱国意识十分坚定。

淮汝颍地区民风较复杂，是韩、魏、楚交界区域，民风差异大。《管子》（5）论述这里的民风：“楚，其民轻果而贼。晋，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史记・货殖列传》（6）载“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受这里民风影响，人们思想灵活，做事善变通，商业方面有特殊才能。因此统治的难度和矛盾更大，是酝酿冲突的火药桶。

三、淮汝颍地区在秦汉之际的特殊地位

秦汉之际风起云涌，发生诸多改变历史发展走向的事件，在秦末汉初，从最初的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争霸，到最后的汉朝统一，淮汝颍地区是统一与分裂的舞台中央，演着最为激烈的斗争事件，最开始的秦朝统治崩溃开始，到大一统的再现，与此地区关系密切。

作为韩、魏、楚三国故旧地带，秦统一之后活跃着很多的遗民，这里“灭秦复国”思想传播深入，群众基础广泛。尤其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口号深入人心。出生在该地区的陈胜、吴广两人也是如此，受到反秦思想的熏陶，在受到秦朝的残暴统治后，也敢于“揭竿而起”，这样的胆识与气魄，对于秦朝统治的认识，无不受到当地民风和文化影响。在大泽乡起义，随后向淮汝颍地区进军，成功占领之后确立了“张楚”的起义名号，进而把反秦起义宣传向四面八方传达，之所以能够在起义不久就能得到普天下的响应，这是离不开淮汝颍地区作为反秦基地的作用，经过长期的积累，矛盾最终在陈胜的引领下爆发。

颍川城父人张良，被誉为“汉初三杰”，其先祖曾“五世相韩”，是韩国旧贵族，在韩国亡国之后，张良曾散尽家财来招揽人才复仇，他所组织的刺客曾经在博浪沙袭击秦始皇御驾，虽然没有成功，但引起秦始皇震怒与全天下的哗然。秦朝对该地区的统治不够严密，“焚书坑儒”的思想禁锢和严厉的保甲制度，没有让反秦的火焰熄灭，反而愈加剧烈。

经过了秦末汉初的战争洗礼，大一统又重新在中国的大地上确立，在汉初的统治中，对于淮汝颍地区的战略地位有更加清晰认识，在秦朝的行政区划上把该地区分割的更多，颍川郡基本不变，陈郡划分南北，南为汝南郡，北为淮阳国，砀郡划为陈留郡与梁国，兼顾了维护统治、战略保护以及尊重旧有文化区的状况，虽然这一行政区划的划分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变化而来，但是也是国家从整体发展中所做出的调整。

注释：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版.第1558-1559页

2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12版.第9页

3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版.第524-560页

4晏昌贵：《淮汝颍地区是先秦时期文化交流的中心》[J].《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三秦文化论文篇4

关于对秦直道的研究，据考古与历史学家讲，秦直道的研究是近30余年的事情。关于秦直道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史记》，司马迁只有寥寥几笔：“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蒙恬列传》曾传记：“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更为详细的记录说明，更谈不上研究了。随后的两千多年里，几乎没有人再关注秦直道的意义，秦直道随同黄沙一起淹没于荒草之中。直到上世纪7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撰写《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时，写有《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为秦直道研究开拓了新领域。随后，除1987年陕西省地方志编委办曾组织史志工作者考察过秦直道之外，再没有人对秦直道做过全面的研究。直到2005年7月，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召开了“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集中进行研究秦直道的专门会议，主办方总共请来了北京、陕西、甘肃、内蒙古地区对秦直道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约160余人共同出席会议。最初参与研讨的专家接到主办方邀请之时异常惊喜，毕竟这是关于秦直道的第一个研讨会。同时，许多专家学者也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发表自己的最新观点，同时汲取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在这次会议上，众多专家都对秦直道的研究和保护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会上，形成了《关于加强对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研究与保护的建议书》及《关于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的评价意见书》两项成果，明确了秦直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秦直道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在主办方的主持之下，与会的众多专家也拿出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共同分享，并以最快的速度结集出版，也就是捌门现在所看到的这本弥足珍贵的《秦直道探索与研究》。著名历史学家、北师大教授王子今说：“这本书的出版，凝聚了众多专家的心血，同时由这么多的专家汇聚一堂，探索研究秦直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尚属首次，且规模大成果丰。这与东胜区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他们联系专家，准备资料，筹备会议，编辑论文，进行了诸多繁琐复杂的工作。仅仅是将这么多研究人员聚在一起开这个研讨会，即是大功一件，可谓功不可没。”

自汉代以后，秦直道就慢慢的被遗忘了，某些干道虽仍在使用，但很少有人将它与秦直道联系起来。自从上世纪70年代，史念海先生实地考察秦直道的成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发表之后，学术界才重识到秦直道的重要性。而那次研讨会上，论文集的出版，为秦直道的保护提供了许多可行有效的意见。我们知道，秦直道北起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盂家湾村)，南至秦都咸阳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穿越14县，长达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80米，一般宽有20米左右，要对其进行保护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秦直道遗址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段就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内，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历来各级领导班子都较为重视这一文化遗存。1989年，东胜境内的秦直道被东胜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该段秦直道遗址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03年开始，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着手保护秦直道遗址东胜段，投资800多万元，2005年7月建设落成了秦直道遗址博物馆，制作了大型秦直道复原沙盘，并征集了一批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物，迈出了秦直道文化开发的第一步。参与“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极为欣赏东胜区的这一做法。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可谓一举多得，既保护了秦直道遗址和遗址上出土的文物，又有了具体的宣传场地。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让秦直道成为中国第一个以道路为主体的遗迹国保单位。由此可见，这个见证华夏文明奇迹的秦直道，这份祖先给鄂尔多斯人留下的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文化品牌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这本论文集可谓是融各家之言，展百家之长，以“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为主，共收录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和其他文章共32篇，学术分量相当厚重。书中不仅收入了王子今教授的《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还收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宋超的《直道与汉匈战争》、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高崇文院长的《试论匈奴民族的发展与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家洲的《秦直道研究二题》、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的《秦直道的价值与保护其遗址的意义》、北京大学历史系程龙的《论秦始皇灵柩何以经九原归咸阳》、甘肃庆阳市博物馆李红雄的《略论秦直道修筑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作用》、包头教育学院廖文俊的《秦直道与九原地望》、陕西榆林市文物研究所王富春的《榆林境内秦直道与南北文化交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郝诚之的《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等多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这本书第一次将近30年间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这些研究成果再一次肯定了秦直道开筑与通行的重要历史意义。书中对于其走向、规模、作用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论，提出了许多新的创见。例如辛德勇教授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一文中，总结了以往秦直道研究的成果，对于秦直道中段西线与东线的认识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直道在秦朝时已经修成，到了汉武帝时代仍然继续使用，可见秦人所筑直道，不仅按计划完工，而且工程质量也相当完善。他认为《蒙恬列传》所谓“道未就”，应是指秦代规定的直道工程中“一些非常次要的辅助工程”尚未完全完工。对于直道南端何以起始于甘泉宫，辛德勇教授也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有关秦直道的考古调查收获，如鲍桐《鄂尔多斯秦直道遗迹的考察与研究》、姬乃军《陕西省延安市境内的秦直道》、贺清海《旬邑县石门关近侧大型秦汉遗址真伪辨析》、张泊《子午岭秦直道考察手记》等，也收入到了这本论文集中，形成了对以往秦直道研究重要成果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检阅，也为学术界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关于秦直道中一些长期困惑世人的问题由此也得到了解决。总体上说，此论文集的出版，为学术界共同研究秦直道问题提供了条件。王子今教授兴奋地说：“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让在场的研究者都知道了最新的研究结果，了解了同行们的进展，知道了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去研究，让大家都少走了一些弯路。”追根溯源，如今有这么多的专家来关注和研究秦直道，除了“中国・秦直道与 草原文化研讨会”的召开和《秦直道探索与研究》的出版之外，还因为秦直道自身的魅力所在。

秦直道在秦代如同今天的“高速公路”，它既是一条重要的边防供给线，也是一条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大动脉，与长城共同构成了北部边疆的重要防御体系，有着与长城同类的文化层级和品牌价值，有着与长城同样重要的历史教学、科学普及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多重功能，在历史上曾为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作出过特殊的贡献。现在我们再去探索秦直道，深挖其历史价值，可以全面了解秦直道和秦代道路的形制、历史沿革以及测绘、建造方法、道路规模、使用维护、附属设施等最直接的、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工程技术信息价值。秦直道的开通，便利了中原内地与河套地区的交通往来，成了内地通往北疆的大动脉，不仅对秦抵御匈奴，巩固北疆，加强北方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秦直道遗迹以及沿线的古城遗址，对于我们研究秦汉北方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匈奴的战争史、交通史、通讯史和民族关系史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人文历史信息价值。秦直道同时又是民族大融合的桥梁，西汉末年，昭君和亲匈奴，就是沿秦直道北上的。此外，秦直道沿途的巨大冲沟，不仅展现了本地区两千年来水土流失的情况，而且断面上路基垫土层下压着的秦代原生地层，也真实地记录了这里秦代当时的地貌地质情况。

当论文集《秦直道探索与研究》面世之后，秦直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通过此论文集，专家学者们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通过观察研究，可以看到多角度科学考察的新气象：一、秦直道的开通和应用，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作为典型性的标范，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二、对于军事交通的发展历程而言，秦直道也表现出里程碑式的意义。通过对其在兵员和军需物资的调运、军事情报的传递等方面作用的考察，可以总结有意义的历史经验。三、以文化史考察的视角关注秦直道，也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比如有学者进行过秦直道沿线扶苏传说的研究。四、近30余年的秦直道考古发掘中，秦直道文化遗址还保存了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具有很高的文化研究价值，同时还保留了生态学和环境考古学上的重要信息。另外，秦直道纵贯南北，沿线民俗的交融点，也成为民俗史学者和社会史学者瞩目的课题。

三秦文化论文篇5

尽管先秦诸子百家典籍中的“文学”，实际上只是泛指文化学术的，但在追求至真、至善、至情、至理、至性的文学内容时，从来也未排斥其中“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这种文彩错画之美所体现的形式美。孔子就曾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等等，都主张质文并茂，质文并美。故先秦文学无论是质还是文，普遍都蕴涵着美的无穷魅力。

就“文”而言，包括语言美、结构美、修辞美、风格美。从语言来看，《尚书》估屈聱牙，《春秋》凝练含蓄，《左传》委婉典美，《国语》平实自然，《战国策》辩丽横肆，不一而足；从结构来看，《诗经》回环往复、舒卷徐缓，《离骚》长短自由、新鲜生动，《庄子》恣肆、跌宕跳跃，《孟子》大气磅礴、严谨细密，《荀子》意脉贯通、条达舒畅，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从修辞来看，《诗经》《离骚》的比兴，《庄子》的夸张，《孟子》的譬喻，《荀子》的层递……收到化平凡为神奇的美学效果；从风格来看，《诗经》朴素自然而温柔敦厚，《离骚》瑰丽哀婉而悲壮蕴藉，《孟子》刚正不阿而气势浩然，《庄子》奇丽诡谲而飘逸逍遥等等。

就“质”而言，包括形象美、人物美、哲理美、意境美、情感美、思想美、文化美等等。美的形象、美的人物，如神话中的英雄，《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美的情感、美的思想，如儒家散文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道家散文中无功、无名、无己的自由品格；美的哲理，如《孟子》中的“五十步笑百步”的譬喻，《庄子》中的庄周梦蝶的人生；美的意境，如《诗经·蒹葭》凄迷恍惚、耐人寻味之境，《离骚》飘逸深邃之境，《庄子》瑰玮諔诡之境；美的文化，如神话中的图腾文化，《诗经》中的民俗文化，《左传》中的礼节文化……总之，先秦文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美的因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从而也就承载了强烈的审美教育功能。

三、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途径

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来实现。

三代学校教育已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书、礼、乐是重点。据《礼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土之适子，国之峻选，皆造焉。”之后，学校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就官学而言，周代有中央王朝和诸侯办的国学以及地方办的乡学，都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业，以诗、书、礼、乐、射、数等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受业最后走向仕途。春秋战国时，私学兴盛，孔子、孟子等都曾私人聚徒讲学。孔子收集、整理、删定“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其中《诗经》成为孔子最好的宣扬和实现修身养性、治国经邦之道的教材。家庭教育，也是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礼”时，曾多次训诫儿子要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将《诗经》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读本，通过对《诗经》的教授学习，达到其政治、道德等教育目的。可以说，先秦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性教育功能，主要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来实现的。

另外，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还可以通过大众的文学传播与接受如观乐、赋诗等方式，在乐舞、外交等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得以实现。这是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最普遍的一条途径。先秦的各个阶层，常常通过这种社会教育的途径接受文学的教育。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的史实，因为诗、乐不分，因而季札观乐也就包含了观诗。当季札听了《郑》乐，评论说：“美哉，其细己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听了《陈》乐，评论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齐》乐，评论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在观的过程中，季札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可以鉴往知来、有助于政治修明和风俗净化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教育，另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情感与审美教育。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国子展等七位大夫在郑国国君为晋国大夫赵文子举行的外交宴会上赋诗言志的例子，子展等七位大夫采用赋《诗》的方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来宾的情感和态度，在接受、领悟《诗》所蕴涵的思想意蕴的同时，还对诗歌原作进行了创造和发挥，这是春秋时期盛行的一种偏于实际应用的文学接受方式，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通过这一方式得以发挥与实现。

四、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特点

首先，先秦文学教育功能观的意识非常强烈，先秦文人、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或鉴赏都相当注重文学的教育功能价值，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教育功能观的基础。

其次，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内容丰富而复杂。先秦文学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先秦文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先秦的文学教育实际就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教育，很难独立存在。

再次，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乐舞、外交等社会活动，在侧重鉴赏(观乐)与实践(赋诗)中得以实现。并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接受，从而开创了包括培养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内的语文文学教育传统。

最后，从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内容的体现来看，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价值取向包括政治道德等功利性价值和情感等审美性价值两个主要方面。功利性价值取向关注文学教育的有用和无用，这种价值取向是社会赋予的。审美性价值取向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文学教育内部所蕴涵的，是自主建立的。文学教育只有达到功利性价值与审美性价值相融合时，才能实现其真正的教育功能与价值。但是，先秦时期的人们对文学的情感、审美的价值把握，是完全建立在对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价值的评判的基础上的，审美性的功能价值往往附庸于功利价值之中，所以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具有明显而强烈的附庸性特色。

三秦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 缶；乐器；文化

【中图分类号】 K8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1-221-1

缶，甲骨文作。《说文解字》解释：“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其外形多是小敛口，短颈、大圆腹，一般通体最宽出处在腹或肩部，肩或腹有两耳，有、盆等类属。其作为乐器使用也有很长的时间，据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的记载，在唐尧时期已经出现了当作乐器使用的缶，此后，持续有缶被用来当乐器的文献记载。在长期被当乐器使用的过程中，其由于受礼乐文化的影响，带有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承载，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来看：

一、缶也用来别尊卑，区贵贱

缶作为乐器使用的比较早，在西周时期的“八音”分属上，以土为材质的缶被列入到了“土”类。其因由土烧制而成，音质便没有“金”、“竹”等类属的乐器脆亮，无法满足上层的高品质音质的追求，且因为是瓦器，也难登大雅之堂，所以，缶在乐器中的地位很低，进而衍化来代表卑贱之意。《墨子・三辩》中记载：“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殓冬藏，息于瓴缶之乐。”在礼乐制度下，乐器的使用也与身份地位有了对应性规定，缶成为了“农夫”等广大下层社会人们的娱乐乐器。如《淮南子・精神训》记载：“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盐铁论・散不足》载“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同时，文人骚客的诗歌上也能反映出这种寓意，如唐代陈子昂《上薛令文章启》：“某闻鸿钟在听，不足论击缶之音；太牢斯烹，安可荐羹藜之味？”在向官长献文时将自己的文章称为“击缶之音”、“羹藜之味”，以自谦的表示自己的才疏学浅。

二、关于秦赵“渑池之会”上的“击缶”问题

战国时期秦赵“渑池之会”上，就上演了一场与乐器缶相关的外交较量。《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这是一场外交较量，秦王以国力做依托，强让赵王为他鼓瑟来羞辱赵国，却万万没想到被蔺相如威胁，居然为赵王击缶，使秦王大羞。这其中有以下因素：一、秦王本来仗着强大的国力想羞辱赵国，却没能成功，反被赵国大臣要挟，为赵王回奏；二、蔺相如言秦王“善为琴声”，进而“进盆”，其实是在说秦国人粗俗，只会瓦缶之乐。因为在当时，接受礼乐文化的山东诸国，琴瑟为雅乐，而秦人因长期偏居于西陲，不知礼乐，民风粗俗，多在酒饭之后敲碗缶为乐。蔺相如强使秦王为赵王击缶，是在暗讽秦国人的粗俗和野蛮。三、瓦缶在当时为卑贱的民间乐器，秦王为赵王击缶既是对秦王让赵王为其鼓瑟的一个回应，也是对秦王外交行为的一个贬低，因为秦王在奏“之乐”。一个看似简单的击缶事件，背后其实是一种外交和文化的较量。

三、关于庄子的鼓盆而歌的说明

《庄子・外篇・至乐》中记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即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却鼓盆而歌（这里的“盆”也是“缶”的类属）。由于庄子的“历史名人效应”，以至于缶在后来被视为了“丧器”，如北齐颜子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苟奉倩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在元明清的文学作品中，也有“鼓盆悲”、“鼓盆之戚”之说，今天在一些农村的丧礼中还有摔瓦盆的习俗。

其实这里的缶绝对不是所谓的“丧器”。首先，庄子是一个追求自然、具有达观的生死态度的人，认为一个“本无生”、“本无形”、“本无气”的人，其死后回到无生、无形、无气的本然状态去，与四时运行一样自然，那又何必悲伤呢？所以他淡然击缶而歌。假若缶在当时是一种丧器，那么具反体制思想的庄子会敲打着“丧器”唱歌呢？惠施又怎会说他“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呢？可见缶根本就不是“丧器”。再有，据《庄子・内篇・大宗师》载：“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这里提到了“鼓琴”。缶是“丧器”，在丧事上演奏的乐器就是“丧器”的话，那么琴瑟也是丧器？显然就不对了。

缶，作为一种瓦器，在社会礼乐文化和等级制度的影响下，也带有了一定的文化意义和时代特征，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一定的文化寓意，这也是器物文化的一个代表。

参考文献：

[1]李小龙译注.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程树达.淮南子证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马非百.盐铁论简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董诰等编.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

三秦文化论文篇7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是秦腔艺术的盛会，是首届秦腔艺术节的继续和发展，是全国  瞩目的高规格、高水平、大规模的部级区域性盛会。它以党的十六大为契机，以“弘  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指导，以“创新、繁荣、协作、发展”为宗旨，以“精  品荟萃，奖掖新人”为主题，集中展现了近几年来西北五省(区)戏剧事业在党的文艺方  针指引下取得的优秀成果，热情歌颂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展现  了中华民族，特别是西北人民团结奋进、不屈不挠、勇攀高峰的民族精神。这次秦腔艺  术节共演出剧目台，其中参赛剧目台，祝贺演出台，晚会台。在台参赛剧目中  ，有台大戏，台折子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及新疆建设兵团的艺术家  们，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精彩表演、优美唱腔，充分展示出了秦腔和西北地方剧种的无  穷魅力和戏曲艺术广阔的发展前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呈现出精品荟萃、新  人辈出的良好态势。

纵观此次秦腔艺术节，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把握时代脉搏，突出地域特色

第二届秦腔艺术节期间，演出的大型剧目台，除台新编历史戏《敦煌魂》(甘肃省  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一台改编剧目《王宝钏》(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  年团)、一台移植剧目《金龙与蜉游》(新疆建设兵团猛进秦剧团)、一台传统剧目《穆  桂英大破洪洲》(兰州市秦剧团)外，其余均为现代戏。这些现代戏的剧作家们站在时代  的高度，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生活，沉入生命，认真思索，密切关注和反映当代现实生  活，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塑造出一批当代生活的典型人物。《思源》、《黄花情》、  《大棚情缘》、《郭秀明》、《湟水情》、《天山民警赵新民》、《无声的祁连》、《  塞上南国人》等剧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表现出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大西  北人民的情感、气质，体现出西北地区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表达出西北人对现实生活的  理解，对时代的理解，对观众审美需求的理解。《思源》(甘肃省秦剧团)，真实感人地  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它紧紧抓住人物命运和情感，揭示人物之间感情矛盾的冲撞，  塑造了田玉洁这样一个当代生活中的代表人物，使她成为一个从追求幸福到“富而思源  ”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人物。《大棚情缘》(宁夏青铜峡市文工团)是一幅明快的宁夏回  族田园风俗画，极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一切情感的发展和纠葛都从戏剧化情节中表  现出来。风格庄重而不失机趣，伤情处，催人泪下；戏谑处，令人开怀，极具艺术魅力  。《郭秀明》(西安易俗社)以陕西农村为背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一心为群  众、一心改变贫困山区面貌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情节真实生动，催人泪下。《湟水情  》(青海省西宁市秦剧团)以家乡情、西部情为主线，贯穿以母子情、夫妻情、父母情、  公德情，跌宕起伏，催人泪下，它鲜明的青海地域特征，给人以强烈的视角冲击和情感  震撼。《天山民警赵新民》(乌鲁木齐秦剧团)则刻画了天山脚下优秀民警赵新民的不凡  形象。

值得提出的是，《郭秀明》和《天山民警赵新民》，两台剧目都是以真人实事为原型  创作的，但剧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对事件的提炼、对情节的处理，都是按戏剧本体要求  处理，真实而感人、生动而可信、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统一。

在传统戏改编和新编历史剧方面，剧作家们也都立足深刻挖掘本土文化积淀，具有浓  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改编剧目《王宝钏》，本是典出长安、始于秦声的经  典剧目，剧作家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审视传统，推陈出新，重构精典，精彩地演绎了  王宝钏的传奇故事。而《敦煌魂》(甘肃省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都不约  而同地把创作的目光聚焦在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敦煌魂》把保护人类文明和文  化精华的壮丽行动融会在人物的感情交流和冲撞之中，融化在人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  中，融化在人物对战乱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之中，给人以震撼和冲击。《茸宝记》第  一次把敦煌壁画故事本体呈现在秦腔舞台上，第一次把创作的目光深入到敦煌文化本身  之中，延续了壁画故事的原始生动性，将世界艺术珍品敦煌壁画与地方特色的秦腔结合  起来，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二、继承戏曲传统，致力开拓创新

秦腔是一个古老的剧种，很有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秦腔又是一个覆盖地域广阔、观  众人数众多、至今在民间和舞台上演出活跃的剧种，继承、发扬和开拓、创新秦腔艺术  体现了古老传统和现代文化的结合，体现了发展文化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结合。这次秦  腔艺术节的最大收获是在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表演、音乐与  舞美，还是程式的运用，都具有在戏剧本体规律中“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特点  。

折子戏和小戏，是历代众多艺术家们不断探索和完善发展起来的戏曲艺术珍品，是最  能体现戏曲艺术(包括秦腔和各地方剧种在内)优秀传统和艺术精华的形式之一。这次艺  术节上，观众们欣喜地发现，几乎每一台折子戏，都显示出演员们不俗的艺术功力，一  招一式、一板一眼，唱、念、做、打，把戏曲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细心的观众，则  发现在熟悉的剧情和唱段中，演员们又增添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增添了对人物情感发  展脉络和情感

  

变化层次的把握，使传统的折子戏在基本功扎实、表演规范中又平添了几  分现代的感情信息。

在秦腔艺术节上，对经典作品的现代诠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宝钏》。由陕西省戏  曲研究院五位著名演员联袂主演的新编秦腔古装戏《王宝钏》，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视觉  感受。近乎完满的舞台呈现，人物性格的精心刻画，唱腔、音乐的优美和创新，都给人  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站在当今时代观众的角度上，赋予这个戏以新时代的美感，力求  表现出一个新的王宝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个戏的改编为经典作品的改编演出提供  了经验。

在新创剧目中，《茸宝记》在继承传统运用程式上是比较成功的，如传统的翎子功对  人物刻画中，在体现舞台整体美、体现人物性格和感情中，运用得很精练、优美，没有  多余的一笔，没有刻意的炫耀。《金龙与蜉游》在运用程式和传统技巧上也很见功力，  把人物性格刻画与程式、技巧的体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原作在二度创作中更加秦腔化  。

戏曲程式是现实生活的戏曲化表现，是从生活中提炼和舞台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艺术化  的创造。这次参演的许多剧目中，有许多表演，堪称精彩，可以列入程式范畴，是创作  剧目在表演上的创新成果。《思源》中的“婆姨舞”，在纳鞋底的动作中，显示出世故  人情，显示出人物的情感取向和人心向背。《敦煌魂》中的“水袖舞”，既表现了黄沙  滚浪，又充满情绪，是很戏曲化的表现形式。《大棚情缘》中的“抬担舞”幽默诙谐，  妙趣横生，舞蹈中突出人物的内心感受，极具戏剧化色彩，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三、梅花朵朵争艳，蓓蕾竞相吐蕊

在参加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演员队伍中，有曾获中国戏剧家协会演员最高奖项“  梅花奖”的演员和获得西北五省区各省不同奖项的演员，他们精湛的技艺，不同风格、  不同流派的唱腔，字正腔圆的念白，精妙无比的做功，共同构成了金城舞台一道亮丽的  风景。

《王宝钏》由于有李梅、李娟两朵梅花的强强联合，老戏新唱，不仅使现代观众品味  到了古老秦腔“吼一声乱弹寸断肠”的韵味，而且给人以秀媚婉转、缠绵悱恻的感觉，  加上她们炉火纯青的表演，使该剧更具神韵。《思源》中“梅花奖”得主窦凤琴、谭建  勋同台演出，一黑一白，风趣幽默。窦凤琴的表演庄重而温情，明丽而坚定；谭建勋的  表演夸张而自然，忘形而富有生命，他们俩共同把“富而思源”的主题演绎得强烈生动  、风情万种。《敦煌魂》的主演雷通霞，是陇原大地绽放的又一朵梅花，她以自己富有  穿透力的明亮嗓音和精彩表演，把战争难以消亡文化的主题表现得悲悲切切，壮壮烈烈  。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上，云集了西北五省一批优秀演员，王瑛、熊小玲、张涛、刘  青、李小军、白凤英、任炳汉、穆小鹏、王建军、边霄、鲁小忠、张晓琴、王景旗、佟  红梅，他们以各自的俏丽和风情，绽放于秦腔艺术舞台，使秦腔艺术的百花园更加春光  无限。

四、加强理论研究，提供动力支持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又一收获是“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  理论研讨会”和三次剧目评议会的隆重召开。它们使研究与探讨、批评与争鸣紧密地结  合在一起，为秦腔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来自北京和中国剧协  的专家学者、西北五省(区)、新疆建设兵团的戏曲理论工作者、各参演团领导、主创人  员等百余人参加了“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这次论坛共收到论文余篇，研究领域涉  及与地方戏、与戏剧有关的文艺美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  言学等，同时涉及文化产业及网络传媒、形态学等新兴学科，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视角  的研究态势。

“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被认为是支撑西部戏剧事业发展的一个支点和有极高魅力的  文化品牌，它的召开将有利于西部文化与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共享。这次论坛收到的论文  ，从数量、涉及学科之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充分显示了西北地区在戏剧理论  研究方面的潜力和广阔前景，为今后戏剧的创作实践与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支持和理  论指导。

在艺术节期间，组委还组织举办了三次剧目评议会。中国剧协，组委会领导，各省区  、兵团的评论家，主创人员，艺术节特约评论员，宣传评论组全体人员，在兰家新闻  媒体的记者等出席会议。与会同志不仅就各参演剧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点评与讨  论，还对秦腔艺术的发展、如何对待戏剧艺术遗产的开掘、如何对待戏剧经典作品的改  编、如何使戏剧表现现代生活、如何使现代生活在戏剧创作中戏曲化等问题进行坦诚的  探讨和研究。这三次评议会学术空气浓厚，专家和观众积极参与，平等坦诚地相互交流  、相互探讨，既肯定成绩，又指出不足，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学术  氛围，显示出了本届秦腔艺术节在理论研究和批评方面达到的高水准，也体现了节会的  整体水平。

三秦文化论文篇8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是秦腔艺术的盛会，是首届秦腔艺术节的继续和发展，是全国瞩目的高规格、高水平、大规模的部级区域性盛会。它以党的十六大为契机，以“弘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指导，以“创新、繁荣、协作、发展”为宗旨，以“精品荟萃，奖掖新人”为主题，集中展现了近几年来西北五省(区)戏剧事业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取得的优秀成果，热情歌颂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中华民族，特别是西北人民团结奋进、不屈不挠、勇攀高峰的民族精神。这次秦腔艺术节共演出剧目31台，其中参赛剧目25台，祝贺演出3台，晚会3台。在25台参赛剧目中，有13台大戏，12台折子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及新疆建设兵团的艺术家们，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精彩表演、优美唱腔，充分展示出了秦腔和西北地方剧种的无穷魅力和戏曲艺术广阔的发展前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呈现出精品荟萃、新人辈出的良好态势。

纵观此次秦腔艺术节，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把握时代脉搏，突出地域特色

第二届秦腔艺术节期间，演出的大型剧目13台，除2台新编历史戏《敦煌魂》(甘肃省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一台改编剧目《王宝钏》(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一台移植剧目《金龙与蜉游》(新疆建设兵团猛进秦剧团)、一台传统剧目《穆桂英大破洪洲》(兰州市秦剧团)外，其余均为现代戏。这些现代戏的剧作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生活，沉入生命，认真思索，密切关注和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塑造出一批当代生活的典型人物。《思源》、《黄花情》、《大棚情缘》、《郭秀明》、《湟水情》、《天山民警赵新民》、《无声的祁连》、《塞上南国人》等剧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表现出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大西北人民的情感、气质，体现出西北地区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表达出西北人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对时代的理解，对观众审美需求的理解。《思源》(甘肃省秦剧团)，真实感人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它紧紧抓住人物命运和情感，揭示人物之间感情矛盾的冲撞，塑造了田玉洁这样一个当代生活中的代表人物，使她成为一个从追求幸福到“富而思源”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人物。《大棚情缘》(宁夏青铜峡市文工团)是一幅明快的宁夏回族田园风俗画，极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一切情感的发展和纠葛都从戏剧化情节中表现出来。风格庄重而不失机趣，伤情处，催人泪下；戏谑处，令人开怀，极具艺术魅力。《郭秀明》(西安易俗社)以陕西农村为背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一心为群众、一心改变贫困山区面貌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情节真实生动，催人泪下。《湟水情》(青海省西宁市秦剧团)以家乡情、西部情为主线，贯穿以母子情、夫妻情、父母情、公德情，跌宕起伏，催人泪下，它鲜明的青海地域特征，给人以强烈的视角冲击和情感震撼。《天山民警赵新民》(乌鲁木齐秦剧团)则刻画了天山脚下优秀民警赵新民的不凡形象。

值得提出的是，《郭秀明》和《天山民警赵新民》，两台剧目都是以真人实事为原型创作的，但剧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对事件的提炼、对情节的处理，都是按戏剧本体要求处理，真实而感人、生动而可信、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统一。

在传统戏改编和新编历史剧方面，剧作家们也都立足深刻挖掘本土文化积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改编剧目《王宝钏》，本是典出长安、始于秦声的经典剧目，剧作家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审视传统，推陈出新，重构精典，精彩地演绎了王宝钏的传奇故事。而《敦煌魂》(甘肃省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都不约而同地把创作的目光聚焦在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敦煌魂》把保护人类文明和文化精华的壮丽行动融会在人物的感情交流和冲撞之中，融化在人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中，融化在人物对战乱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之中，给人以震撼和冲击。《茸宝记》第一次把敦煌壁画故事本体呈现在秦腔舞台上，第一次把创作的目光深入到敦煌文化本身之中，延续了壁画故事的原始生动性，将世界艺术珍品敦煌壁画与地方特色的秦腔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二、继承戏曲传统，致力开拓创新

秦腔是一个古老的剧种，很有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秦腔又是一个覆盖地域广阔、观众人数众多、至今在民间和舞台上演出活跃的剧种，继承、发扬和开拓、创新秦腔艺术体现了古老传统和现代文化的结合，体现了发展文化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结合。这次秦腔艺术节的最大收获是在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表演、音乐与舞美，还是程式的运用，都具有在戏剧本体规律中“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特点。

折子戏和小戏，是历代众多艺术家们不断探索和完善发展起来的戏曲艺术珍品，是最能体现戏曲艺术(包括秦腔和各地方剧种在内)优秀传统和艺术精华的形式之一。这次艺术节上，观众们欣喜地发现，几乎每一台折子戏，都显示出演员们不俗的艺术功力，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唱、念、做、打，把戏曲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细心的观众，则发现在熟悉的剧情和唱段中，演员们又增添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增添了对人物情感发展脉络和情感变化层次的把握，使传统的折子戏在基本功扎实、表演规范中又平添了几分现代的感情信息。

在秦腔艺术节上，对经典作品的现代诠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宝钏》。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五位著名演员联袂主演的新编秦腔古装戏《王宝钏》，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视觉感受。近乎完满的舞台呈现，人物性格的精心刻画，唱腔、音乐的优美和创新，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站在当今时代观众的角度上，赋予这个戏以新时代的美感，力求表现出一个新的王宝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个戏的改编为经典作品的改编演出提供了经验。

在新创剧目中，《茸宝记》在继承传统运用程式上是比较成功的，如传统的翎子功对人物刻画中，在体现舞台整体美、体现人物性格和感情中，运用得很精练、优美，没有多余的一笔，没有刻意的炫耀。《金龙与蜉游》在运用程式和传统技巧上也很见功力，把人物性格刻画与程式、技巧的体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原作在二度创作中更加秦腔化。

戏曲程式是现实生活的戏曲化表现，是从生活中提炼和舞台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艺术化的创造。这次参演的许多剧目中，有许多表演，堪称精彩，可以列入程式范畴，是创作剧目在表演上的创新成果。《思源》中的“婆姨舞”，在纳鞋底的动作中，显示出世故人情，显示出人物的情感取向和人心向背。《敦煌魂》中的“水袖舞”，既表现了黄沙滚浪，又充满情绪，是很戏曲化的表现形式。《大棚情缘》中的“抬担舞”幽默诙谐，妙趣横生，舞蹈中突出人物的内心感受，极具戏剧化色彩，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三、梅花朵朵争艳，蓓蕾竞相吐蕊

在参加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演员队伍中，有曾获中国戏剧家协会演员最高奖项“梅花奖”的演员和获得西北五省区各省不同奖项的演员，他们精湛的技艺，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唱腔，字正腔圆的念白，精妙无比的做功，共同构成了金城舞台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宝钏》由于有李梅、李娟两朵梅花的强强联合，老戏新唱，不仅使现代观众品味到了古老秦腔“吼一声乱弹寸断肠”的韵味，而且给人以秀媚婉转、缠绵悱恻的感觉，加上她们炉火纯青的表演，使该剧更具神韵。《思源》中“梅花奖”得主窦凤琴、谭建勋同台演出，一黑一白，风趣幽默。窦凤琴的表演庄重而温情，明丽而坚定；谭建勋的表演夸张而自然，忘形而富有生命，他们俩共同把“富而思源”的主题演绎得强烈生动、风情万种。《敦煌魂》的主演雷通霞，是陇原大地绽放的又一朵梅花，她以自己富有穿透力的明亮嗓音和精彩表演，把战争难以消亡文化的主题表现得悲悲切切，壮壮烈烈。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上，云集了西北五省一批优秀演员，王瑛、熊小玲、张涛、刘青、李小军、白凤英、任炳汉、穆小鹏、王建军、边霄、鲁小忠、张晓琴、王景旗、佟红梅，他们以各自的俏丽和风情，绽放于秦腔艺术舞台，使秦腔艺术的百花园更加春光无限。

四、加强理论研究，提供动力支持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又一收获是“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理论研讨会”和三次剧目评议会的隆重召开。它们使研究与探讨、批评与争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秦腔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来自北京和中国剧协的专家学者、西北五省(区)、新疆建设兵团的戏曲理论工作者、各参演团领导、主创人员等百余人参加了“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这次论坛共收到论文50余篇，研究领域涉及与地方戏、与戏剧有关的文艺美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同时涉及文化产业及网络传媒、形态学等新兴学科，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态势。

“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被认为是支撑西部戏剧事业发展的一个支点和有极高魅力的文化品牌，它的召开将有利于西部文化与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共享。这次论坛收到的论文，从数量、涉及学科之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充分显示了西北地区在戏剧理论研究方面的潜力和广阔前景，为今后戏剧的创作实践与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三秦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秦律 汉律 律名 九章律 初创 开放

前辈高学集所学而成汉律诸考。研读有日后，深感前辈求学之严谨态度，及大师的博学多识之风采，并为之所深深触动。又喜闻《张家山汉简》之注释得以面世，故依简椟对前辈先学说作以小证，并斗胆提出小异，希能得以良责，并万望师长、同仁斧正。

“《史记》言‘王者制事立法一禀于六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盖六律之密必无毫厘圭撮黍累之差，立法者皆应如是，故亦以律名”。[1]又有“律以正罪名”。[2]从沈家本所考可知“律”之概略，汉律承秦制，秦律又乃商鞅携《法经》，而修“律”而成。现就汉律之律名稍作探析。

一、汉三章

《史记·高祖本纪》，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集解》应劭曰：“抵，至也，又当也。除秦酷政，但至于罪也。”《索隐》韦昭云：“抵，当也。谓使各当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汉但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余并不论其辜以言省刑也。则抵训为至，杀人以外，唯伤人及盗使至罪名耳。[3]

由沈家本之所考，可知汉初兴之时，以应便时，立法三章当为极简之式，并无律条。其论罪之依据，当为其时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所用之秦律，只是去除了酷及残的内容。正如文中所述“余悉除去秦法”，再由《云梦秦简》出土所述之秦律部分内容。有关伤人、盗的条文散见于不同律名的条文中。能否推出汉初所谓“三章”乃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并未专指三种律。而是指三个方面的有关秦律之适用状况。

二、汉律九章（九章律）

“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4]历史上的“汉律九章”当源于此。至晋时，则演变为：“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三夷连然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5]至此乃形成汉律中的“九章律”之说。即“九章律”为沿习秦律之源《法经》之构架，外加萧何所定兴，厩，户三篇而成。

然萧何定九章律古已有疑之，如“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萧何后，知时肉刑也？萧何所造，反具有肉刑也？而云九章萧何所造乎？”[6]。当然其疑已经为众多历代考实之家所不认同，现在需要提出新的疑问：“九章律”就只有“盗、贼、囚、捎、杂、具、兴、厩、产”九篇，还是另有别论？由历史典籍之出处，我们可知，“汉律九章”之说始于《汉书》，而详定其九篇目，则是在《晋书·刑法志》中了。故而可以推知后人为前人所做之事立名，然后才又以所名传于世，那必然有其所推加之词。现从出土的秦简及汉简中可查寻出一些问题。

1)从《云梦秦简》可知秦律在商鞅变法之后，经过几世，已历经变迁，内容广杂，具体篇目已非原《法经》之构架。况且在先秦时代所形成的法律实用状况，也使得当时立法强调具体之应用，而非理论化。这从秦简中法律问答可略知一二。如秦律关于“共同犯罪”、“集团犯罪”、“消除犯罪后果减免刑罚”及连坐制度都在《秦简》中有述。简举一例。“盗及诸它罪，同居所然当，何谓同居？产为同居。”[7]。汉承秦制，为可信之事实。从秦简中《秦律十八种》及《秦律杂抄》可知秦律不仅仅是为所言之“九篇”，何以萧何定律时成九篇？没有一定的理论化过程，萧何又怎复改详细的秦律为汉九章律？汉律是经过律学之盛，各个大家解律之后，于曹魏时整理而成篇名体例。

2)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又可知，汉律在吕后二年时期至少有简文中所述律名二十七种。且与《秦简》中同名之律有田律、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传令律、傅律等。[8]这些不但实证了汉承秦制，而且还彰显出一个问题：《秦简》之中律名在《吕后二年律令》中有显，而萧何修律当在两者时间段之中间，而史记中又述曹参任相，用萧何所定之法而不改。那么萧何所定之律必然被传承沿袭。那么，二年律令之律名，使所传述的“萧何作律九章”怎么解释？

在对上述问题的思索后，然后再参阅文献，就会逐渐得出一个汉律发展的新轮廓。“何乃给泗水卒史事，……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成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而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9]”司马迁《史记》所载当为可信之史实，由上文可知萧何原本秦朝职官，对秦之法必有所通，而随刘邦而起反秦，后入咸阳尽得秦之图书。而秦之律书在焚书后亦藏于丞相府，自然萧何就拥有大量的秦律之藏籍。所以就萧何定汉律之框架来说，应该有很充实的资料基础，和实践能力。就如太史公所言：“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10]及在曹相国世家中所述“平阳候曹叁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至何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11]吕后元年，当是惠帝于七年崩之后，此时相为王陵，吕后夺王陵相权，而二年律令当为吕后削刘氏子弟权力之时，故律条因政之多变而不会多变，而且多以吕后之令而出。如“元年，号令一出太后”。[12]由此也可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应多为萧何之所次之律令。

通过以上综述，文章得出这样一个思考，汉律无疑是萧何在秦律之基础上依当时之政需而厘定，但很难确定如班固《汉书》中所言“作律九章”，更难以《晋书·刑法志》所言“合为九篇”为定论。萧何次令，应非仅盗、贼、囚、捎、杂、具、兴、厩、户”九篇，而应还包括其他律名。就如《二年律令》所述二十七种律名，应至少有一部分乃为萧何所次之律令。故对班固之“九章律”之说当有所重思。

三、傍章、越宫律朝律

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13]因文章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考据之史料，故对张汤《越宫律》及赵禹之《朝律》难作考证。仅能证叔孙通之傍章非正律，乃为律之补充。且有太史公言“叔孙通定礼仪”当可理解傍章与礼仪通。就如程树德所言：“按司马迁传，叔孙通定礼仪，梅福传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论衡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算。是通所著为汉仪。……后考礼乐志云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而后得其说，尽与律令同录，故谓之傍章。……应劭传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奏之，是可证通之傍章，即汉仪也。”[14]

四、具体律名细证。（以程树德《九朝律考》中的具体律名为对象来述）

1)盗律 “取非其物谓之盗。……悝以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故其律始於盗贼”[15]李悝首制法经，有盗法贼法，以为法之篇目。自秦汉逮至后魏，皆名贼律盗律北齐合为贼盗律，后用有劫盗律，复有贼叛律，隋开皇合为贼盗律。[16]

2)贼律 无变斩出谓之贼。[17]由于后世贼盗同律，故将其列入同考。二年律令对于贼、盗律有所述且条文较多。故汉律文考中所述贼、盗律当为不虚，且有实证。

3）囚律 断狱律之名，起自於魏。魏分李悝囚法而出此篇。[18]二年律令中无囚律之项。而且依《唐律疏议》之述，囚律篇名乃魏分李悝囚法乃成。而非沿汉律。

4)捕律 李悝法经六篇，捕法第四，至后魏名捕之律北齐名捕新律，后周名逃捕律，隋复名捕之律。[19]二年律令有捕律名，且有条文九条，故可知《唐律疏议》之述非全真，当有所疑，应对秦汉时的律名有所陈述。

5)杂律 李悝首制法经，而有杂法之目，递相祖习，多历年所，然至后周更名杂犯律，隋又去犯，还为杂律。[20]二年律令中亦有杂律篇目，且律文十四条，与捕律之结论同。

6)具律 魏新律序略云，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固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21]二年律令中有具律篇目，且有律文二十四条。证实上述所表。

7)户律、兴律、厩律 汉相萧何承秦六篇律，秦世旧有厩三篇，迄於后用，皆名户律。[22]魏新律序略， 秦世旧有厩置秉传副车食府，汉初秉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23]二年律令中有户律、兴律篇名，且户律，二十二条，兴律九条，但无厩律之篇目，所以对古文献的记载应慎思。

8)钱律、田律 五年，除盗铸钱令。[24]六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25]野田有律。疏谓举汉法以况之。[26]二年律令中有田律，钱律篇日，且田律十三条、钱律八条。

9)尉律、酎金律，上计律，左官律、大乐律，田租兑律，尚方律。这些律目依程树德先生所考皆在吕后执政以后，甚至有律目乃武帝、宣帝时所载，故二年律令不宜为证，只能佐证，二年律令所载不存上述各律目。

10)二年律令所载而《九朝律考》未考到之律目

告律、亡律、收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赐律、市律、行书律、复律、效律、置后律、爵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共十八种。

律名考至此略书，试想如程树德前辈能一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将必有大成。今后学慎书此论，希能从他处得以教益。

五、结束语：

从上面考实是否可衍生这样的陈述，法律在早期的初创年代，不可能在理论上未达到一个提升的过程之前就形成一个完整体系，而构成某种固定架构。而是由于为解决具体问题而逐渐递加的形成一种粗致的框架。汉代法律当属此状况，汉三章，汉律九章，是后世对汉律理论归结，而汉实际的律名状况，应如秦时，依其社会实际状况的变化，向己有的架构中归类或者创造出新的律名。即汉律名应是开放性，而非反限于固定的“三章”“九章”，依据其所调节具体对象而命名，还未成体系化。

参考文献：

[1] 《历代刑法考》

沈家本　撰

[2] 《太平御览·杜预《律序》》　转自《历代刑法考》

[3] 《历代刑法考》 沈家本　撰

[4] 《汉书·刑法志》

班固·班昭著

转自《历代刑法考》

[5] 《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程树德 著

[6] 《论衡谢短》

转自《九朝律考》

[7] 《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8]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9] 《史记·萧相国世家》

司马迁 撰

[10]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 撰

[11] 《史记·曹相国世家》 司马迁 撰

[12] 《史记·吕太后本纪》 司马迁 撰

[13] 《晋书·刑法志》

转自《历代刑法考》

[14] 《九朝律考》 程树德 著

[15] 《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16]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17] 《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18]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19]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20]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21] 《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唐律疏议

[22] 《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23] 《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24] 《史记·文帝纪》 司马迁 撰

[25] 《史记·景帝纪》 司马迁 撰

三秦文化论文篇10

论文摘要： 汉律承秦制，而秦律又是商鞅携《法经》变法为律后，历经多载发展而成。后世文献记载汉初律为“汉三章”、“九章律”等。作者试图依据出土文献对汉初的律名作以考证，探讨汉代法律初创时期的状况，以尝试用当世的实况来说明汉律在初创时期是开放的架构。论文关键词：秦律 汉律 律名 九章律 初创 开放 前辈高学集所学而成汉律诸考。研读有日后，深感前辈求学之严谨态度，及大师的博学多识之风采，并为之所深深触动。又喜闻《张家山汉简》之注释得以面世，故依简椟对前辈先学说作以小证，并斗胆提出小异，希能得以良责，并万望师长、同仁斧正。“《史记》言‘王者制事立法一禀于六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盖六律之密必无毫厘圭撮黍累之差，立法者皆应如是，故亦以律名”。又有“律以正罪名”。从沈家本所考可知“律”之概略，汉律承秦制，秦律又乃商鞅携《法经》，而修“律”而成。现就汉律之律名稍作探析。一、汉三章《史记·高祖本纪》，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集解》应劭曰：“抵，至也，又当也。除秦酷政，但至于罪也。”《索隐》韦昭云：“抵，当也。谓使各当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汉但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余并不论其辜以言省刑也。则抵训为至，杀人以外，唯伤人及盗使至罪名耳。由沈家本之所考，可知汉初兴之时，以应便时，立法三章当为极简之式，并无律条。其论罪之依据，当为其时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所用之秦律，只是去除了酷及残的内容。正如文中所述“余悉除去秦法”，再由《云梦秦简》出土所述之秦律部分内容。有关伤人、盗的条文散见于不同律名的条文中。能否推出汉初所谓“三章”乃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并未专指三种律。而是指三个方面的有关秦律之适用状况。二、汉律九章（九章律）“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历史上的“汉律九章”当源于此。至晋时，则演变为：“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三夷连然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至此乃形成汉律中的“九章律”之说。即“九章律”为沿习秦律之源《法经》之构架，外加萧何所定兴，厩，户三篇而成。然萧何定九章律古已有疑之，如“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萧何后，知时肉刑也？萧何所造，反具有肉刑也？而云九章萧何所造乎？”。当然其疑已经为众多历代考实之家所不认同，现在需要提出新的疑问：“九章律”就只有“盗、贼、囚、捎、杂、具、兴、厩、产”九篇，还是另有别论？由历史典籍之出处，我们可知，“汉律九章”之说始于《汉书》，而详定其九篇目，则是在《晋书·刑法志》中了。故而可以推知后人为前人所做之事立名，然后才又以所名传于世，那必然有其所推加之词。现从出土的秦简及汉简中可查寻出一些问题。1)从《云梦秦简》可知秦律在商鞅变法之后，经过几世，已历经变迁，内容广杂，具体篇目已非原《法经》之构架。况且在先秦时代所形成的法律实用状况，也使得当时立法强调具体之应用，而非理论化。这从秦简中法律问答可略知一二。如秦律关于“共同犯罪”、“集团犯罪”、“消除犯罪后果减免刑罚”及连坐制度都在《秦简》中有述。简举一例。“盗及诸它罪，同居所然当，何谓同居？产为同居。”。汉承秦制，为可信之事实。从秦简中《秦律十八种》及《秦律杂抄》可知秦律不仅仅是为所言之“九篇”，何以萧何定律时成九篇？没有一定的理论化过程，萧何又怎复改详细的秦律为汉九章律？汉律是经过律学之盛，各个大家解律之后，于曹魏时整理而成篇名体例。2)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又可知，汉律在吕后二年时期至少有简文中所述律名二十七种。且与《秦简》中同名之律有田律、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传令律、傅律等。这些不但实证了汉承秦制，而且还彰显出一个问题：《秦简》之中律名在《吕后二年律令》中有显，而萧何修律当在两者时间段之中间，而史记中又述曹参任相，用萧何所定之法而不改。那么萧何所定之律必然被传承沿袭。那么，二年律令之律名，使所传述的“萧何作律九章”怎么解释？在对上述问题的思索后，然后再参阅文献，就会逐渐得出一个汉律发展的新轮廓。“何乃给泗水卒史事，……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成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而塞 ，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司马迁《史记》所载当为可信之史实，由上文可知萧何原本秦朝职官，对秦之法必有所通，而随刘邦而起反秦，后入咸阳尽得秦之图书。而秦之律书在焚书后亦藏于丞相府，自然萧何就拥有大量的秦律之藏籍。所以就萧何定汉律之框架来说，应该有很充实的资料基础，和实践能力。就如太史公所言：“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及在曹相国世家中所述“平阳候曹叁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至何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吕后元年，当是惠帝于七年崩之后，此时相为王陵，吕后夺王陵相权，而二年律令当为吕后削刘氏子弟权力之时，故律条因政之多变而不会多变，而且多以吕后之令而出。如“元年，号令一出太后”。[12]由此也可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应多为萧何之所次之律令。通过以上综述，文章得出这样一个思考，汉律无疑是萧何在秦律之基础上依当时之政需而厘定，但很难确定如班固《汉书》中所言“作律九章”，更难以《晋书·刑法志》所言“合为九篇”为定论。萧何次令，应非仅盗、贼、囚、捎、杂、具、兴、厩、户”九篇，而应还包括其他律名。就如《二年律令》所述二十七种律名，应至少有一部分乃为萧何所次之律令。故对班固之“九章律”之说当有所重思。三、傍章、越宫律朝律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13]因文章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考据之史料，故对张汤《越宫律》及赵禹之《朝律》难作考证。仅能证叔孙通之傍章非正律，乃为律之补充。且有太史公言“叔孙通定礼仪”当可理解傍章与礼仪通。就如程树德所言：“按司马迁传，叔孙通定礼仪，梅福传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论衡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算。是通所著为汉仪。……后考礼乐志云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而后得其说，尽与律令同录，故谓之傍章。……应劭传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奏之，是可证通之傍章，即汉仪也。”[14]四、具体律名细证。（以程树德《九朝律考》中的具体律名为对象来述）1)盗律 “取非其物谓之盗。……悝以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故其律始於盗贼”[15]李悝首制法经，有盗法贼法，以为法之篇目。自秦汉逮至后魏，皆名贼律盗律北齐合为贼盗律，后用有劫盗律，复有贼叛律，隋开皇合为贼盗律。[16]2)贼律 无变斩出谓之贼。[17]由于后世贼盗同律，故将其列入同考。二年律令对于贼、盗律有所述且条文较多。故汉律文考中所述贼、盗律当为不虚，且有实证。3）囚律 断狱律之名，起自於魏。魏分李悝囚法而出此篇。[18]二年律令中无囚律之项。而且依《唐律疏议》之述，囚律篇名乃魏分李悝囚法乃成。而非沿汉律。4)捕律 李悝法经六篇，捕法第四，至后魏名捕之律北齐名捕新律，后周名逃捕律，隋复名捕之律。[19]二年律令有捕律名，且有条文九条，故可知《唐律疏议》之述非全真，当有所疑，应对秦汉时的律名有所陈述。5)杂律 李悝首制法经，而有杂法之目，递相祖习，多历年所，然至后周更名杂犯律，隋又去犯，还为杂律。[20]二年律令中亦有杂律篇目，且律文十四条，与捕律之结论同。6)具律 魏新律序略云，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固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21]二年律令中有具律篇目，且有律文二十四条。证实上述所表。7)户律、兴律、厩律 汉相萧何承秦六篇律，秦世旧有厩三篇，迄於后用，皆名户律。[22]魏新律序略，秦世旧有厩置秉传副车食府，汉初秉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23]二年律令中有户律、兴律篇名，且户律，二十二条，兴律九条，但无厩律之篇目，所以对古文献的记载应慎思。8)钱律、田律 五年，除盗铸钱令。[24]六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25]野田有律。疏谓举汉法以况之。[26]二年律令中有田律，钱律篇日，且田律十三条、钱律八条。9)尉律、酎金律，上计律，左官律、大乐律，田租兑律，尚方律。这些律目依程树德先生所考皆在吕后执政以后，甚至有律目乃武帝、宣帝时所载，故二年律令不宜为证，只能佐证，二年律令所载不存上述各律目。10)二年律令所载而《九朝律考》未考到之律目告律、亡律、收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赐律、市律、行书律、复律、效 律、置后律、爵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共十八种。律名考至此略书，试想如程树德前辈能一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将必有大成。今后学慎书此论，希能从他处得以教益。五、结束语：从上面考实是否可衍生这样的陈述，法律在早期的初创年代，不可能在理论上未达到一个提升的过程之前就形成一个完整体系，而构成某种固定架构。而是由于为解决具体问题而逐渐递加的形成一种粗致的框架。汉代法律当属此状况，汉三章，汉律九章，是后世对汉律理论归结，而汉实际的律名状况，应如秦时，依其社会实际状况的变化，向己有的架构中归类或者创造出新的律名。即汉律名应是开放性，而非反限于固定的“三章”“九章”，依据其所调节具体对象而命名，还未成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