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文化论文十篇

敬畏文化论文篇1

企业的设立和持续运营需要资金、人力资源,更需要健全的企业制度来支撑。有专家提出企业资本包含“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三大要素,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属于企业“硬实力”,制度资本属于企业“软实力”。制度资本这类软实力不仅能给财务资本、人力资本运营保驾护航,而且能直接产生财务上的效益。遗憾的是,一些民企因制度资本的投入与维护、制度遵守上的疏忽或失误,降低了公司价值,并引发了财务危机和法律诉讼。先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一:巨人网络遭投资者集体。史玉柱的巨人网络(GA.NYSE)自2007年11月1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后股价走势疲软,11月19日巨人网络在收盘后了2007年第三季度财报。受财报不理想的影响,20日开盘后股价由前一日的14.88美元跌至11.1美元。更难堪的是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代表投资者展开集体诉讼,称巨人网络在10月31日前后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上市申请书和招股说明书中,未披露其主打游戏《征途Online》在2007年第三季度(截至9月30日)的两个重要运营数据(“同时在线玩家人数”和“最高同时在线玩家人数”)均出现下滑的事实,原告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美国证券法》,将代表投资者要求被告赔偿损失。而在这次巨人网络“数据门”事件之前,在海外的其他中国概念股遭遇集体诉讼的事例已屡见不鲜,比如空中网、中华网、网易、中国人寿、中航油等先后被告上法庭。从诉讼内容看,代表投资者的律师事务所对中国公司的指控主要集中在弄虚作假和隐瞒情况,而这种把柄主要存在于招股说明书中。

案例二:富豪偷税千万。周伟彬,从骑单车贩卖油漆,到被评为“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广东十大杰出民营企业家。2001年获福布斯中国内地财富榜76名,2006胡润百富榜仍以8亿元人民币身价名列第438位。2006年11月,周伟彬被佛山市国税稽查分局扣留,随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5个月后,佛山市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佛山市三水法院认定金龙油墨化工有限公司、周伟彬等在1998年4月~2001年7月间,通过专设内外两套财务账的方法,隐瞒销售收入8981多万元,少缴增值税1520多万元。2007年9月,法院一审判处周伟彬有期徒刑3年6个月,金龙油墨化工有限公司犯偷税罪,判处罚金1530万元。尔后,周提起上诉,佛山市中院维持原法院的“认定事实”,但量刑有了些许变化—判处周伟彬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

中国民营企业类似的违规个案很多,除去违反法律的案例,还有一些是因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失灵而招致败局的情形。这说明民企制度的失灵与残缺比财务资本、人力资本的短缺更具杀伤力。严格制度约束、规范的财务行为、充分的信息披露、照章纳税、健全的内控乃企业长期发展之根本。

一、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充分信息披露是公司外部治理制度底线

首先,且不说在理论上如何展开是否存在“原罪”的争论,但现实的分析“原罪”问题在较长时间还是民企难以回避和解开的“结”。比如案例二中周伟彬的两套账发生在1998年4月~2001年7月间,法律上的处罚是在2006年,追溯时间跨度将近10年。第二,民营企业始终面临着比国有企业更加苛刻、严峻的法律制约。以境内A股上市公司为例,大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虚假信息披露、不合理的关联交易、乱担保等案例屡禁不止,其中既有国企上市公司也有民营上市公司,但对后者严肃处理或追究法律责任的更多。第三,对于企业的经营亏损、资金链断裂等盈利预期和流动性风险,股东可能实施“用脚投票”或实施“用手投票”让经营者“下课”,但股东们不能启动法律程序将经营者变成被告,送进牢房。史玉柱的巨人网络和周伟彬的遭遇,并不是因为很差的财务绩效所致,而是因为违反了法律。第四,企业比较容易应对、化解财务亏损和人才流失这些“硬伤”风险,但对违法违规这类“软伤”风险就难以承载、无法化解了。如果金龙油墨化工有限公司是在经营上亏损1500多万元,对于数亿元身家的周伟彬来说,承担和消化这类“硬伤”没有任何问题;但偷逃税款1500多万元,就变成了违法犯罪,这种“软伤”对公司、经营者造成的破坏就会相当严重。

对于违法违规问题,民企经营者有两种不恰当的心理预期:一是不少人总是强调“我过去就是这样过来的”。的确,不同程度的账目不清、两套账、小金库、行贿、偷漏税等曾伴随着中国民营企业出生和成长。二是法不责众或从众心理。诸如“现在大家都这样”、“有几个公司没两本账的”、“现在这个社会不行贿、不打点谁能办成事”。这些说法,凸显一些民企对于国家的法制和政策规定还抱有侥幸心理,总是对“利用政策寻租”、“打球”的事情乐此不疲。不可否认打制度上、政策上的球会有“政策收益”,但其机会成本也是很高的,而且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完善,即使有些企业目前还没有踩上“地雷”,但不可能永远是幸运的。

二、规范的内部治理和内控体系是公司制度建设的战略任务

从外部治理来看,企业只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等的义务,但聚焦内部治理与内控体系等制度问题,却有“建设”与“遵守”双重任务。

(一)规范公司内部治理

从制度建设的实用主义角度,应该区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公司内部治理中的制度底线,即必须遵守的治理规则制度,这类制度是普遍的、明确的、强制的,主要体现为《公司法》等;二是公司内部治理中依据公司具体情况择机决策的制度安排,这类制度具有个体性和弹性,主要体现在《公司章程》的具体条款中。第一类制度是治理问题的基础,第二类制度是第一类制度的具体化和个性化。故此,每个民企治理制度的建设应该:第一,防范“流行病”。总结历年违规情况,民企在股东权责与公司法人权责模糊、资本金不到位或抽逃注册资本、关联交易与转移资金、拖欠银行贷款等方面最容易“触雷”,防范这些“流行病”应该是治理制度的重中之重。第二,高度重视个性化的《公司章程》的制定和审批。《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内部宪法”,是至关重要的公司制度和游戏规则。但很多民企对此项制度的形成和决定非常草率,一些民企的《公司章程》完全是为了应付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公司注册登记时的需要而草率请人撰写或简单照抄其他企业的章程文本而完成的。第三,把握公司治理制度的形式与实质。从形式上看公司治理就是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这套机构,形式上的存在是特别容易的事情,但实质上长期发挥机制功能就决非易事。民营公司治理的关键三件事是:适当隔离CEO和大股东身份;逐步明晰“运动员、领队、裁判员、教员”身份;健全公司内部决策机制、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第四,严格区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治理上的法律要求更加苛刻,比如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必须的,非上市民企是否需要独董就是自发的。而且在当今处于转型经济下的中国,证券监管对公司治理的制度冲击和要求呈现很强的动态性。那么,民企如何“低成本高效率”构架自身的公司治理机制呢?也许股东们集中学习《公司法》,结合公司实情加以简单化、具体化、数字化来构建自身治理规则,并落实于《公司章程》,是一条捷径。

(二)构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首先要强调复制和放大企业会计业务中“钱账分管制度”原则,即凡是涉及款项和财物收付、结算及登记的任何一项工作,必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分工办理,以起到内部牵制的作用。即使公司有了完备的“钱账分管制度”,仍需要外部审计、内部审计的持续监督检查。这种制度安排中隐含着不少不可忽视的“理论假设”:比如:①企业每位员工包括经营者都是理性经济人;②在企业中追求工作效率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制度和流程的到位;③制度建设是过程导向为主体的,尽管不排斥对财务结果的考察。这三条正是典型的、标准化的会计控制思维。本文强调企业内控制度的建设必须遵照这种思维路径,尤其是公司的采购、销售、投资、重大费用开支等业务必须强化“钱账分管制度”的建设和实施,因为这些方面的内部控制和流程制度,始终是民企的最长“短板”。

这里推荐两条简便、高效的内控制度建设路径供民企参考:一是学习领会政府相关部门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再具体细化补充成为公司自身的内控制度。如财政部颁布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和17项具体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国资委下发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条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条例》、《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等。这些内控制度适合于国企,制度条文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很强,关注了内控中普遍性的问题,充分反应了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要求和原则导向。民营企业可以根据上述制度,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特点,明确关键控制点和控制环节,制定出适合自身需要的内部控制制度。另一条就是以西方同行业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为标本直接借鉴使用。西方一批大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十分成熟,其可操作性、针对性、系统化、精细化等方面很值得我们企业尤其是民企直接“引用”学习。在公司内部清晰的授权制度、严格的职责分离、细化的预算管理、固化的IT系统和信息管理、苛刻的审计监督、明确的业绩合同与绩效问责等制度建设方面,企业不需要谈创新,只需标杆学习和简单模仿。

另外,治理机制和内控制度建设的目标应该同时包括COSO报告中的“为了合理的保证:经营的效果性和效率性;财务报告的可信性;对法律和规章制度的遵循性。”就业务层次的内控而言,不少企业设计的内控目标主要囿于财务报告可靠性而忽略运营效果(效率)和合规性目标,这不仅使得内部控制制度仅仅限制在财务会计部门,成为一种纯粹的会计控制,也使治理和内控制度无法延伸到整个企业的各个流程和全体成员尤其是董(事)监(事)高(管),难以把公司制度演变为一种管理文化。

三、制度的执行力最为关键

很多企业都不乏健全的制度条文,难的是制度实施中的偏离甚至失灵,偏离或失灵的根源是缺乏制度的执行力、缺少执行者对制度的敬畏和呵护。理论上讲,治理和内控更为关键的就是要强调制度对公司上下包括公司经营者在内的每位成员的威慑力,强调公司每位成员对制度的敬畏和遵循。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新华联集团主席傅军曾经感慨:“在中国做企业比较艰难,为什么呢?市场体系还不够健全,法制还不够健全,诚信体系也有些问题。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越要强调制度的建立,强调游戏规则的建立。建立的制度能不能执行,这是最关键的。在新华联,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制度是高压线,谁触电谁倒霉。’我们副总裁一级的干部中有当过常务副市长的,有当过厅局级干部的,但我前前后后开除、辞退了5个。你不动真格,就没有办法保证制度的有效执行。”联想集团柳传志也说过:“我不能绝对保证我们的管理人员不犯法违规,但是我们联想已有防范违规违法的制度机制,一旦有谁触犯制度肯定付出极高的违规代价。”要确保制度的执行力,同样也需要“付出极高的违规代价”的制度安排。

四、公司掌门人的表现与态度是培植制度威慑力的首要决定因素

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掌门人需要扮演不同角色:企业掌门人要事必亲躬、冲锋陷阵;企业发展到成长和成熟期,掌门人要定位在重大战略的决策者和制度的构建者,完成公司重大战略决策,建立管理结构和管理体系,致力淡化公司的内部运作和流程上个人的痕迹,转靠固化的公司制度系统来运作。随着制度与流程的力量越来越强,公司掌门人也就可以甩手成为“精神贵族”。总之,企业在有些阶段需要人管人,更多的时候需要制度管人,包括制度管掌门人自己。

敬畏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新闻失实；敬畏意识；媒体责任；法律道德；人文关怀

当今时代，人类已经生活在一个高度文明、信息发达、新闻普及的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精神和文化娱乐的需求日益强烈，新闻的作用与影响力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社会普遍存在的浮躁与功利思想对媒体人产生了不良影响，随着媒体的竞争日趋激烈，使得一些媒体人在面对社会、责任等方面表现出无知与无畏，造成了虚假失实报道频发，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一、敬畏意识的缺失是造成新闻失实乱象的根源

2013年8月底以来，网络上接连爆出雷人新闻。8月28日，《南风窗》刊发报道“村官腐败透视”后，被众多网站以《村支书村民留守妻子：村里一半都是我的娃》为题大量转载，迅速形成网络舆论热点。但时隔不久，网上就出现《南风窗》杂志社致函三门峡市委宣传部的致歉信，承认该刊今年第18期报道“村官腐败透视”一文，存在采访不够深入、把关不严的问题，其中提及村支书称‘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把这句私底下吹牛的话写入文章，造成了不良影响，特向广大读者致歉。”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9月7日，“全国开征交通拥堵费”的消息又在媒体和网上热传，结果，次日环保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出来明确表示：此消息不属实。

更有甚者，9月9日凌晨，国际奥委会宣布东京获2020年夏季奥运会承办权，而央视直播时却宣布“东京被淘汰”，新华社更报道称获胜城市是伊斯坦布尔。长沙晚报社副总编辑发微博申诉：新华社摆乌龙，长沙晚报几十万份紧急追回，改版重印，损失巨大。

一连串的虚假新闻事件，看似偶然，实则暴露了媒体责任意识的缺失，甚至连我们最权威的主流媒体新华社和央视也存在调查不深入，审查不严的现象。的确值得所有媒体人警醒和反思。

近年来媒体的虚假新闻、不负责任的负面报道、明星绯闻、跟风炒作等，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破坏了平静有序的社会状态，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究其根源，不仅是责任意识的缺失，更是媒体人敬畏意识的缺失。缺乏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敬畏之感、敬重之心，必然带来新闻乱象的频发。

二、树立敬畏意识是媒体人正确履行职责的需要

敬畏，是人类对待事物的态度。“敬”是严肃、认真的意思；“畏”指“慎，谨慎，不懈怠”。敬畏是在面对权威、庄严或崇高事物时所产生的情绪，带有恐惧、尊敬及惊奇的感受，是对一切神圣事物的态度。

敬畏是人人都应具备的一种基本情感。倘若没有敬畏意识，人往往会肆无忌惮，忘乎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大凡注重德行修养之人，都有相应的敬畏观，儒家有“畏君主”、“畏长辈”等敬天爱人的观念，道家则通过“道法自然”来强调对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敬畏。

同志在2011年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提出了有关培养和树立敬畏意识的重要论述。树立敬畏意识，坚持行有所止。“敬”反映一种认识态度、一种价值追求，促使人们要“有所作为”；“畏”则表示一种界限、一种自省，警示人们应“有所不为”。没有了敬畏，也就没有了底线。敬畏并不是害怕受到惩罚，而是不肯丧失基本的人格。一个人心存敬畏，就能自觉地按自然规律和道德准则办事，追求真善美；一个人心无畏惧，则会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其结局是十分可怕的。

“敬畏”与“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责任”是指人的社会、家庭以及职业角色所应尽的义务，似乎是来自外部的约束。而“敬畏”则是一种内在人格的表达，是一个人价值观念和个人修养的外在表现，是发自内心的自觉意识。只有具备了敬畏意识，才会增强责任意识。

当今社会，新闻媒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影响公众生活和情绪、左右社会舆论的关键载体和重要因素，新闻媒体传播的信息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对社会负责任，既是新闻媒体存在的意义，又是新闻媒体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然而，从不断发生的新闻失实案例及乱象中可以看出，仅仅强调媒体责任是不够的。我们的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在上级主

部门三令五申，几乎天天强调“责任重于泰山”的背景下，审查制度不可谓不严，三级、四级审稿制，层层审核，结果还是频频出问题。“责任”变成了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就是没有落实到行动上的标语和口号。究其原因，有不负责任的心态和行为，更多的是敬畏意识缺失造成的后果。

作为社会信息传播者和舆论引导者的媒体人应该培养和树立敬畏意识，把敬畏意识当做职业道德和职业修养的的组成部分。敬畏我们采访和服务的对象——广大的人民群众，敬畏我们所从事的传媒职业及其职责，勇于担当社会良知的角色。有敬畏才有使命感，才能守规矩，有所为、有所止。

三、敬畏意识在媒体人履职中的具体表现

联系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特点，深入认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现状，媒体人要从确立社会价值导向出发，大力培养和树立敬畏意识，坚持以人为本，更加关爱人的生存状态，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重申媒体的职业精神、职业操守及道德底线。？把对工作的敬畏意识贯穿于思想认识和实际工作中。

1.要树立对广大受众的敬畏意识

受众作为信息传播的接收者，是媒体存在的前提，从宏观上讲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从微观上体现为具有丰富的社会多样性的人。对受众的敬畏，即对新闻传播规律、传播效果的尊重。“有所畏才有所为”，媒体人对受众的敬畏应该表现为发自内心的爱和尊敬，应该从心底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充满爱意。站在读者、观众、听众等受众的立场，走近他们的身边，关注他们的生活，反映他们的心声。研究受众心理，以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只有这样，媒体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才能担当引导舆论，传递正能量，促进社会进步的职责。 　2.要树立对新闻事实的敬畏意识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事实是新闻的价值。新闻报道从本质上就是对事实的文字和图像再现，没有“事”也就没有新闻。事实，居于新闻传播的核心位置。基于这样的认识，新闻从业者要出于对新闻事实的敬畏。怀着审慎的态度，认真、严谨地采访，深入调查核实。不能为了抢新闻、抢时效而主观臆断，“合理推测”。比如作为权威媒体的新华社、央视对入选202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失实报道，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如果发稿前再认真核实，后期严格把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9月9日，《人民日报》就《南风窗》事件刊发了题为《敲响“新闻想象学”丧钟》的评论，评论说：“把采访中捕风捉影的东西，根据读者偏好进行想象加工，以求吸引受众、引起轰动，这种风气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国新闻界需要克服的顽疾。”“自媒体时代，网络传播速度非常快，新闻一旦，就会造成极大影响，这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新闻不容半点夸张，更不能去想象，要想做出好新闻，只有下苦功夫、真流汗水、用真脑筋。新闻工作者应坚守真实性原则，唯有严格按新闻职业道德办事，方能不犯功利主义错误。”

3.要树立对法律和道德的敬畏意识

敬畏法律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准，提高公民对法律的敬畏意识是建立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敬畏道德则是对人类文明的尊重和传承。媒体人要用虔诚的态度来面对法律的规范和道德的要求。“敬畏法律”要做到行守有矩不越轨，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意识。“敬畏道德”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

现在的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哪里有新闻，有热点，记者们便蜂拥而至，对当事人围追堵截，打破沙锅问到底。有些灾难事件，一些记者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不顾遇难者家属的心理感受，一遍遍追问“经过”、“感想”，甚至带有强迫色彩。这种行为看似敬业，实际上是无视当事人的权利。

新闻从业者作为社会的?望者，内心深处要有对道德的敬重和对法律的恪守。在新闻工作中尊重报道对象的人权、隐私权。自觉抵制暴力、血腥、追星、窥私等低俗和恶俗之风。

4.要树立对生命的敬畏意识

对于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所敬畏。敬畏生命是一种思想感情。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文关怀成为媒体义不容辞的一项社会责任，也是衡量新闻作品优劣的一项硬指标。“敬畏生命”伦理思想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法国学者史怀泽80多年前提出的，对于当今社会仍有着积极作用。作为一名媒体人，学习借鉴“敬畏生命”伦理思想，树立生命重于一切的意识，对于其人文情怀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有关生命的事实报道中，媒体人要用人文关怀的态度来对待生命的描述，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

曾经看过两则有关生命的报道引人深思，一则是广东某报报道，一男子站在天桥上对着桥下铁路边的高压线撒尿，由于尿液导电，他“被烧成烤鸭” 另一则是，台湾岛内一女子三番五次跳楼，消防单位10次救援，至少已经花掉100万元社会成本。

敬畏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施韦泽；《文化哲学》；敬畏生命；生态文明

Abstract: Philosophy of 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and ethic works by Schweitzer. It is the best material for Chinese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methods and processes of Schweitzer's ethical thinking of reverence for life， and to explore its relationship with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Philosophy of Cultu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cultural philosophy is cultural criticism， while its conclusion is ethics which emphasizes reverence for life. The turning and stepping to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the east in his thinking makes his ethics theory， although without direct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problems， a pioneer of modern “ecoethics revolution”， and thus become one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Schweitzer; Philosophy of Culture; reverence for lif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自从《敬畏生命》[1]和《对生命的敬畏》[2]翻译成中文之后，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作为一个行动的人道主义者的形象，已为我国读者所熟悉了。此外，由于他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施韦泽也被我国许多学者视作当代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的先驱之一。当然，《敬畏生命》和《对生命的敬畏》毕竟只是施韦泽论述其生平和思想的言论集，而不是完整的学术专著。虽然就一般读者了解“敬畏生命”的基本思想而言，可以说是足够了，但是，如果要对“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这就需要阅读更多的相关文献。

令人欣慰的是，《文化哲学》中文本的出版，使我国学者就能够基于更完整的资料，去了解施韦泽提出和论证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方法和过程，并且探讨其思想在当代生态伦理学中的地位。鉴于此，为了便于广大读者的相关研究，作为《文化哲学》的译者，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施韦泽《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及其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做一概括和分析。

一、文化衰落与文化重建

《文化哲学》初版于1923年，是施韦泽生前发表的最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著作，包括其关于写作《文化哲学》宏大计划中的第1卷《文化的衰落和重建》和第2卷《文化和伦理》。此外，《文化哲学》的第3卷《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只留下了手稿，于1999年和2000年作为遗著出版。原来计划的第4卷《文化国家》则没有写成。就篇幅而言，《敬畏生命的世界观》比《文化哲学》多得多；但就系统性而言，《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则远远不如《文化哲学》，它只是手稿的汇编。由此可见，《文化哲学》是施韦泽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代表作。而且，由于其思想的深刻性和视角的独特性，《文化哲学》成为20世纪西方一部独创性的伦理学著作、尖锐的文化和社会批判著作、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性著作。因而，研究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特别是其敬畏生命伦理学，这是一部可靠的、不可忽视的基本著作。

从《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来看，第1卷共5章，它首先指出西方文化正处于“衰落的征兆之中”，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正是其典型现象；接着分析19和20世纪之交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包括“哲学对文化衰落的责任”和西方“经济和精神生活中的文化障碍”两个方面。然后，施韦泽阐发了关于“文化的伦理本质” 和“文化的再生之路”的基本点： “如果伦理是文化的建构性要素，那么只要伦理的动能重新在我们用以塑造现实的信念和观念中起作用，衰落就会转变为兴起。”[3］76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出这一思想时，施韦泽批判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观点，并由此提出了西方文化复兴和重建的途径：由于“文化以世界观为基础”， “从而，我们时代的重建必须以世界观的重建开始”，即要论证一种乐观主义和伦理的世界观。

《文化哲学》第2卷的篇幅较多，包括前言和22章，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前言和前4章在扼要地分析了“文化危机及其精神原因”之后，再次强调：“如果我们能够重新提出一种令人确信的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那么我们就会制止正在加剧中的文化衰落，而重新达到真正的和富有活力的文化。” [3］119此外，施韦泽对“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所涉及的重要概念进行了阐释，其基本思想是，虽然西方思想探寻过深刻和全面的文化只能从其中产生的世界观，但对于肯定世界和生命、伦理的世界观，它并不能够基于思想令人确信地、持续地做出论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方思想为了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采取了从世界观推论出生命观的路径，但这是错误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是要放弃对世界进行乐观主义的解释，承认世界观和生命观、认识和意志的二元论：“存在于我们的生命意志中的意志超越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的生命观的决定者不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是存在于我们的生命意志之中的意志的决定性。……敬畏生命是我的生命意志最直接和最深刻的作为。” [3］106-107

基于伦理问题就是在思想中被论证的道德原则问题，我们要有作为思想必然的、明白清晰的原则伦理学的观点。在5-16章中，施韦泽概括了西方探寻世界观努力的悲剧性过程，历经公元前7世纪至20世纪，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西方思想史的成败，得出了历史性的结论：“基于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的信仰，近代有力地推进了文化。然而，由于思想并不能够证明这种世界观在事物的本质之中有其根据，因此我们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无世界观之中，陷入了悲观主义和伦理的无信念之中，并由此而开始崩溃。” [3］272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里既体现了施韦泽研究伦理和宗教问题的系统化“天性”，又为其相应的论证奠定了学说史基础。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已经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

在总结了西方探寻世界观努力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17-22章中，施韦泽放弃了“在世界的意义中把握生命的意义”的传统做法，提出了一条“新路”，“思想应该做两件事情：引导我们从天真地肯定世界和生命达到深刻地肯定世界和生命，使我们从伦理的冲动达到思想必然的伦理”[3］279。并且对敬畏生命的伦理及其文化动能做了基本的规定：抛弃欧洲思想关于“伦理原本只与人对人、人对社会的行为相关”的教条，倡导奉献不能够只限于人和社会，而且也应该指向出现在世界之中的所有生命。自我完善伦理对存在的精神和内在的奉献不应指向抽象的存在总体，而应指向真实的存在。伦理就是扩展为无限的对所有生命的责任，敬畏生命的关键在于行动的意愿，它使各种伦理观念成为一个整体。敬畏生命始终是对一切伦理文化理想的思考，对一切种类的进步都感兴趣，并且能够把这些付诸实施。

二、文化批判与敬畏生命

在对施韦泽《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概括之后，应该说就可以探讨“《文化哲学》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了。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文化哲学》毕竟首先是一部关于一般“文化问题”的著作，它怎么能和兴起于半个世纪之后的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联系起来呢？这就涉及对施韦泽的文化哲学和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发生背景、思想指向等的理解。例如，弗洛姆就这么说过，“阿尔贝特施韦泽和阿尔贝特 爱因斯坦，也许是最了解西方文化智力发展的最高成就及道德传统的人” [4]， “施韦泽是位神学家，也是位哲学家，他提出‘对生命的敬畏’这一思想是其伦理学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而闻名于世。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忽视了另外一点，即施韦泽还是对工业社会持最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之一，他揭露了关于工业社会的进步和普遍幸福的虚伪神话。他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实践使人的社会没落”[5]。那么，施韦泽文化哲学的发生背景及其思想指向，特别是他的文化批判和敬畏生命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一般说来，施韦泽的文化哲学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背景，更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从学术背景来看，施韦泽在大学时代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时，文化哲学正是当时德国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施韦泽走上文化哲学研究之路，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施韦泽研究文化哲学的最重要推动力还是来自当时的社会生活。在欧洲19世纪末期的乐观主义文化氛围中，施韦泽就预感到了西方文化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使他认识到其所预料的文化衰落的结果来临了。因此，他的《文化哲学》，“现在被构思为文化批判。它应该确定文化的衰落，并提醒人们注意它的危险。文化的灾难既已降临，那么对其十分显而易见根源的考察是为了什么呢？”[3］25这样，施韦泽就规定了自己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探讨当时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寻找西方文化重建或再生的道路。

施韦泽的文化批判强调，西方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就像一艘不断加速航行而舵机受损的轮船，已经失去控制并走向毁灭。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文化观念，施韦泽认为西方文化衰落的决定性根源是思想的失灵。其次，西方文化衰落还出自精神和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障碍，它们导致了现代人的不自由、过分繁忙和精神涣散、不完整性和非人道性、精神和伦理的不独立性等。至于这种状况的出现，施韦泽强调，除了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兴起导致了德国思辨哲学的衰落之外，19世纪的欧洲哲学对此负有大部分责任。施韦泽说：“自19世纪中期起，哲学就不去承担它的任务，去探讨伦理与肯定世界和生命的基本问题，即个人与宇宙的关系和自觉地论证文化信念，而是日益消失在非基本的问题之中。它使天然存在的大量探索性思想停滞和凋谢，使自身成为只是一门关于哲学史的学科，企图从自然科学史中概括出一种世界观。” [3］33这样，施韦泽就不仅分析了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而且也同提出了对文化哲学使命的理解，即深刻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生命意义和善的本质等基本问题。

因此，施韦泽得出了其文化哲学的结论——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伦理不问是这种生命还是那种生命有否价值，是否应该加以保存和促进。生命本身就神秘地具有我在思想和行动中应该敬畏的价值。所有理性主义，如果它不断深化的话，就归结于神秘主义。”[3］37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如果说，以同情心和责任感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敏感，对西方物质主义文化的批判，反对核武器对生命的威胁，是敬畏生命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线索，表达了它的社会内容，而扬弃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实现生命意志的休戚与共是它的理论内涵，那么，从有限伦理到无限伦理的发展，扬弃以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的对立为基础的近代欧洲伦理学，则确定了敬畏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学史的地位：当代生命和生态伦理学的先驱。由此可见，弗洛姆提出的人们更重视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而对其“文化批判”有所忽视的问题，虽然有助于人们更重视施韦泽文化和社会批判思想的独立和特殊价值，但主要涉及的还是人们对其思想关注的焦点；至于就施韦泽本人的思想而言，它们原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即文化批判是其文化哲学的起点，敬畏生命伦理学是其文化哲学的结论。而确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施韦泽的《文化哲学》与当代生态文明联系起来。

三、《文化哲学》和生态文明

由于其创立了“敬畏生命伦理学”，施韦泽作为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生态文明的先驱，这一点是得到了西方思想界公认的。如美国的蕾切尔卡逊女士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就是题献给施韦泽的。同样，我国学者卢风等也充分肯定了施韦泽为环境伦理做出了巨大贡献：“卡逊是施韦泽的崇拜者。有评论者说，施韦泽敬畏生命的原则‘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显现在蕾切尔卡逊所写的每一本书中’。”[6］75但问题还在于，在提出“敬畏生命”的概念时，毕竟不同于直接针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和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施韦泽考虑的主要是为重建西方文化创立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问题。那么，这种“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又是如何会成为当代西方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的开创性思想的呢？这就涉及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发展和转折问题。而从施韦泽本人的论著来看，《文化哲学》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相关研究的最好材料。

就施韦泽思想理论的背景而言，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已如上所概括；而就其与当代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的关系而言，更要考察它与由阿图尔叔本华开创的、经弗里德里希尼采等发展的德国生命哲学传统的关系。毋庸讳言，对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我国哲学界过去主要是从“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等角度加以批判的，但是对其“生命哲学”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及其与东方思想的关系，则没有予以必要的分析。而德国思想界的理解则有所不同，它更重视叔本华对欧洲传统伦理学的超越：“叔本华的伦理学建立在他提出的‘意志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对他来说，痛苦是世界上的基本状态，……道德行为的目的是摆脱痛苦。道德行为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同情心。同情心抵消了自我意识形成时带来的痛苦，使自我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感受，进而重新达到生命的统一。这种统一也包括动物在内，把伦理学建立在人与动物的统一，而不是人与动物的分别的基础上，这在欧洲近代哲学家中凤毛麟角，他就是其中之一。”[7] 

笔者认为，这一引证表明，无论在论证形式还是在实质价值方面，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都给予了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以巨大的影响。在《文化哲学》的许多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类似叔本华的表达方式。关于这一点，施韦泽本人也很坦率地予以承认：“如果我的哲学被认为是叔本华和尼采的综合，那么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和叔本华的共同之处在于：敬畏生命的哲学放弃了对世界的任何解释，把人置于一种神秘的、充满痛苦的过程之中。……无论如何，一切有前景的思想必须是叔本华和尼采的综合。” [3］37他还认为，在西方思想中，叔本华是第一个一贯地否定世界和生命的伦理学家。激发他形成这一观点的动因是19世纪初期开始在欧洲流行的印度哲学。从而，叔本华影响的实质在于，由于受到印度悲观主义思想的启示，叔本华使施韦泽进一步摆脱了欧洲思想传统的束缚，特别是近代笛卡儿—康德—黑格尔主体性哲学的束缚，重新思考人和生命以至于整个自然的关系。

此外，构成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基础的，还有斯宾诺莎和歌德的“自然哲学”。但是，为阐明《文化哲学》和生态文明的关系，我们还是更应关注叔本华对施韦泽的影响。因为，正是叔本华促使施韦泽思想转向东方。当然，与叔本华相比，施韦泽的视野更加宽广，他超越了叔本华局限于印度的悲观主义，更重视中国古典的哲学—伦理学思想。“肯定世界和生命问题本身，以及其与伦理的关系，它们在中国思想中得到了最为基本和广泛的关注。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列子，以及可以说他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思想家：我们西方思想探寻的世界观问题，在他们那里以一种陌生的、但吸引人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3］104这样，施韦泽就实现了西方思想与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远东思想之间的交锋。关于这一点，德国研究施韦泽的专家克劳斯京茨勒教授认为，与施韦泽的方法相比，德国的现象学和价值论则缺乏如此深刻的根源和宏伟的气魄。笔者认为，正是《文化哲学》的这种向东方思想的转向和跨越，使其原本还没有直接针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成为当代“伦理学革命”的先声，“（1）在认识和实践中将道德共同体由人类社会扩及生物界或整个生态系统；（2）在伦理学理论上突破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6］ 90，并由此成为当代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之一。

参考文献

［1］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阿尔贝特施韦泽.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蒋重跃，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 198.

［5］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71.

敬畏文化论文篇4

感恩是企业诚信文化的精神源泉

企业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中所倡导的诚信文化中，感恩意识不可或缺，恒天重工已有60年根基，来到世界上，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每一步都离不开各种环境因素的支持帮助，国家给了企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保障，应当感恩，60年风雨几代员工的心血汗水锤炼出了“协同、创新、卓越的企业精神与创新能力，应当感恩；社会的改革给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应当感恩；而企业的发展也给广大员工提供了工作岗位和业务素质不断提高的平台，作为员工更应当感恩自己的企业，感恩企业一流的团队。

从企业核心价值观“业绩、规则、诚信”来看，业绩、规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的事物；而诚信是一种理念意识，根植于头脑深处，三者存在方式不同，从相互关系来看，诚信文化决定了业绩与规则的大小成败。感恩意识应当是企业诚信文化的源泉，因此，从哲学角度来看，企业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通过精神和物质的不同形式，只有被员工们在经营管理实践中不断植入自己的意识之中，使员工们在各自岗位上，以此为价值取向，坚守自己正确的理念，无论市场多变，潮起潮落，始终如一，经历无数番实践---认识，物质变精神，精神再变物质的往复循环，企业得以振兴，职工得到实惠，就是必然的现实回报。

由此看来，在深入推进中国恒天企业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培养感恩意识很有必要。通过企业各种经营活动，再结合各种有益的文化娱乐形式，来强化全体员工对企业，对客户以及对国家，对社会的感恩意识，逐步将感恩文化融入企业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规章制度层面，循序渐进，营造与和谐企业伦理观念相融合的感恩文化。

敬畏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

与感恩意识相伴共生的是敬畏意识。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同志讲过：“领导干部要有敬畏之心，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这虽然是对领导干部个人修养和自律方面讲的，同样适用于中国恒天的企业文化建设。

敬畏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儒家；敬畏；道德 

    一、敬畏之于儒家的道德传统

    儒家学说是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敬畏之感的学说。敬畏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多有体现，天道、自然、人类社群、自我等等都是敬畏的对象。

    儒家的敬畏传统自原始儒家创立时就建立起来了;孔子对此有原创性的阐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大人，侮圣人之言。”古代百姓普遍对于天、神等心存敬畏，而孔子则敬畏“天命”。天命在于孔子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上天主宰人的命运，即自然的定数，它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一股力量;一是指上天赋予人的使命、才能，即自然的察赋。较之前者，后一层含义更为重要深刻，因为“孔子和儒家所关心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类的问题”。孔子的敬畏天命，兼具敬畏超人间的力量，和敬畏人所担负的神圣使命的双重含义。因此，孔子对于鬼神的问题采取敬而远z的态度。不管其存否，既要有虔诚敬畏之心，又要保持距离。对自然界的现象也是心存敬畏，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态度去对待，因为理性之于自然的现象，完全应该从中感悟出现象以外的真理。

    孔子提倡“知命”，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对自身肩负的神圣使命的感知和履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因为这是道德的要求，是天所赋予的使命。因此，对于德行要躬身而行，不可懈怠、轻忽。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人们行事的成败与否，并非人力能够全部控制，还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不过，人的态度应该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惜。

    孟子之于敬一良，主要见之于对天和道德本心的敬畏。孟子沿用先前天论的思维传统，将道德的终极根源归结为上天。“这个表面看起来并没有实质内容的天，对于儒家来说，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儒学不是宗教却有宗教的作用，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孟子借助“天”对于普通民众的无限威慑力量，使道德本心拥有了强大约束力，确立起人们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说的正是:“良心本心我全具有，道德根据就在我心中，除此之外，毋需外求”。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躬行，这样做也就成就了道德，做到了“自诚不欺”。

      “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是孟子人生三乐之一。人只有做到心正无邪，才能无所愧作。是否愧于天，作于人，其根据全在于心，所以只有无愧于心，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做了道德本心已经告知不该做的事情，就会良心不安，就会有愧，这是有愧于心;按照道德本心的要求去做该做之事，良心则安，不会有愧，这才是无愧于心。无愧于心是性善说的一个重要思想，体现了人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敬畏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儒家；敬畏；道德 

    一、敬畏之于儒家的道德传统

    儒家学说是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敬畏之感的学说。敬畏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多有体现，天道、自然、人类社群、自我等等都是敬畏的对象。

    儒家的敬畏传统自原始儒家创立时就建立起来了;孔子对此有原创性的阐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大人，侮圣人之言。”古代百姓普遍对于天、神等心存敬畏，而孔子则敬畏“天命”。天命在于孔子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上天主宰人的命运，即自然的定数，它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一股力量;一是指上天赋予人的使命、才能，即自然的察赋。较之前者，后一层含义更为重要深刻，因为“孔子和儒家所关心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类的问题”。孔子的敬畏天命，兼具敬畏超人间的力量，和敬畏人所担负的神圣使命的双重含义。因此，孔子对于鬼神的问题采取敬而远z的态度。不管其存否，既要有虔诚敬畏之心，又要保持距离。对自然界的现象也是心存敬畏，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态度去对待，因为理性之于自然的现象，完全应该从中感悟出现象以外的真理。

    孔子提倡“知命”，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对自身肩负的神圣使命的感知和履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因为这是道德的要求，是天所赋予的使命。因此，对于德行要躬身而行，不可懈怠、轻忽。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人们行事的成败与否，并非人力能够全部控制，还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不过，人的态度应该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惜。

    孟子之于敬一良，主要见之于对天和道德本心的敬畏。孟子沿用先前天论的思维传统，将道德的终极根源归结为上天。“这个表面看起来并没有实质内容的天，对于儒家来说，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儒学不是宗教却有宗教的作用，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孟子借助“天”对于普通民众的无限威慑力量，使道德本心拥有了强大约束力，确立起人们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说的正是:“良心本心我全具有，道德根据就在我心中，除此之外，毋需外求”。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躬行，这样做也就成就了道德，做到了“自诚不欺”。

      “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是孟子人生三乐之一。人只有做到心正无邪，才能无所愧作。是否愧于天，作于人，其根据全在于心，所以只有无愧于心，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做了道德本心已经告知不该做的事情，就会良心不安，就会有愧，这是有愧于心;按照道德本心的要求去做该做之事，良心则安，不会有愧，这才是无愧于心。无愧于心是性善说的一个重要思想，体现了人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汉代的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的学说，推出了“天人感应”论。他从“以天为律”、“天主人从”这一核心意识出发，形成了一套强调秩序与持守、以他律性自律为本质、并与封建社会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学说在为统治者寻找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为天的宗教性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董仲舒言“阳尊阴卑’，，建立起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带有浓重政治倾向的伦理学。徐复观先生认为三纲之道的提出“是儒家向专制政治开始低头，是伦理思想的一大转变”。这一改变对儒家思想的本身影响至大。

      宋明的儒学家们进一步沿着先秦将道德的终极源头挂到天上的做法，努力完善儒家的形上系统，以与佛教道教相对完善的形上系统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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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nbsp;     周敦颐提出了“寻孔颜乐处”的思想。探求、了解颜回何以在贫困中保持快乐的问题对于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周敦颐看来，颜回代表了儒家自我修养的典范。周敦颐的寻孔颜乐处的思想“使古代儒家以博施济众和克己复礼为内容的仁学增添了人格美和精神境界的内容，对后世理学的人生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如何成圣，周敦颐的回答是“主静”，圣人以“仁义中正”为道德原则，又以“主静”的方法进行修养。“主静”便是周敦颐的成圣之方。

      张载通过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建立了“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从宇宙的观点来看待个人与社会生活。通过这样一种血缘宗法的网络，他提出天地是父母、民众是同胞、万物是朋友，织起了整个宇宙的关系网。张载所建立的这一精神境界，用意在于使人对自己的道德义务有更高的了解，对一切个人的利害穷达采取超越的态度。

   二程在道德修养方面提出“敬”而代替了“静”，但两人对“敬”的理解有所不同。程颖把尊重自然界“生生”规律与人的善良品德联系起来。他认为，天之生理在心为仁性;天之生理又同时普在万物。万物皆有“生意”，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因此，人要有“诚敬”之心，敬畏之心，只有对天之生理具备真诚而又崇敬的心理，“仁性”才能在心中得以留存。程颐则强调以主一无适和整齐严肃为主要内容的“主敬”的修养，既要求内心的敬畏，也要求外表的严肃。他认为内外是相联系的，外庄，则内自然敬;外不庄，则内怠。要把注意力专注于意识的养善闲邪，使内心始终保持敬畏的状态。同时注意外在的形象举止是否合于规范，时刻从容貌举止上检查自己，以取得“天理自然明”的内在效果。

    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在修养方法方面，他所倡导的“主敬涵养”，在宋明理学中有较大影响。理学家之中，他尤为重视“敬”，视之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是“万善之源”。敬是贯彻上下、始终、动静、知行而无所不在的人生修养的根本方法。心思散乱、不清明的情况下，是不能够认识、了解事物之理的，所以“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义进其知”。

    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王阳明提倡良知说。他继承了孟子有关良知自然具有的思想，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更瞒他一些不得。”人人本  来都有一颗与天地一体的心，认为“应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用敬’，存之。若尚未“立乎其大”，便迫不急待地去“格物”，即便“用敬”，也全无功效。人应当做的便是遵行良知的命令，即“致良知”强调道德实践。

      通过上述对儒家主要道德思想的考察，我们可以体会到儒学家提出的伦理主张背后所隐含着的深深的敬畏之情。“天”成为道德的终极根源之后，儒家道德宗教性的力量得以前所未有的加强。杨泽波先生认为，原本只是先秦儒家为道德寻找终极根源，后来却演变成了人们的一种信念和信仰，无论是宋明儒者所讲的“良知天理”，还是一般百姓强调的“天地良心”，天的地位都是无可质疑的。对于天的敬畏，使得人们将之转化为对于内心道德本身的敬畏，道德敬畏是开展道德实践的根本前提。对于道德  的敬畏之情，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传统。确立道德敬畏成为了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

    二、确立道德敬畏，建设德性社会

    道德需要是道德敬畏感生成的内在根基。康德在《纯粹理论批判》中有力地证明了上帝只是一种假设。但在《道德形而上学》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又为上帝腾出了一席之地，把他请了回来。这是因为康德认为上帝虽然不是理性的对象，但在实践理性中，若缺少民众对上帝的信仰这一因素，道德终归不圆满。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宗教信仰仍然是大多数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对上帝的敬畏造就了大多数西方人的道德境界，赋予了他们履行道德的自觉性，这是源于道德的他律作用。

    通过对孔子直至宋明理学等儒家主要道德思想的考察，我们明确了敬畏之于儒家道德传统的重要意义。对于道德的敬畏之情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传统，确立道德敬畏是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孟子通过人与“夭”关系的设置，确立了德性的内在需求。在孟子，仁义礼智源于内心，由于内心的仁性，人有了自然向上的力量。本心认识到正确的，自然就会行;认识到错误的，自然就会加以阻止。这是道德的自律在发挥作用。

敬畏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论语》；生态伦理；自然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1-0123-05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初步的生态规范，并存有大量可以引申出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资源，这是学界的共识。《论语》承启这一时代，包含丰富的可为后人阐发的具备生态伦理意蕴的“微言大义”，对此详加研究，或能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传统文化支持。

一、《论语》具有生态伦理意蕴的论域

《论语》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可待阐发的生态伦理意蕴呢?

首先，《论语》直接记载了一些有关自然的材料，以及间接隐含着一些对待自然的观念、方法。《论语》时代是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不仅社会政治关系发生大变，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根本变化。铁制农具使用，耕牛推广，生产力提升，人们改造环境、对待生态的实践前所未有地展开。在改造环境、对待生态的实践中自然而然就形成一些如何对待自然为好、应怎样对待自然的问题。比如治水，用“疏”不用“堵”的办法，当是先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对待自然的好办法。这办法中间既有技术性的“好”问题，这在当时大概是主要的；同时又包含着价值性的“好”问题，就像大禹之后，有人治水再用“堵”的方法，必然会被反对，这已经蕴含了一定的价值意义。当然这些关于改造环境、对待生态的“价值”并没有明确为生态伦理，但其中的态度、情感、信念、观念等可以为后代人引申为生态思想，因此就具有了相应的生态伦理意蕴。应该说明的是，环境破坏作为问题是在现代才被确认的，但环境破坏的活动却是人猿揖别之后一直就存在的，它与人改造自然是一体两面的活动；环境破坏作为问题被治理并提出生态伦理对策是当代的事，但不能否认人类一直在解决自然环境问题这一事实；生态伦理思想、生态伦理学是近现代思想家的创见，但这些创见建立在先人改造环境、对待生态的实践基础上，是对他们相关思想资源的继承、发扬、创新。有了这样理解，那么我们就不会否认，如果《论语》记载着或间接隐含着那一时代有关改造环境、对待生态的实践经验或相关思想资源，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其具有一定的生态伦理意蕴。

其次，《论语》中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道德思想、方法蕴含着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思想资源。《论语》是我国关于人际伦理的经典，而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人利用自然中形成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内容而存在的。同时，人是社会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的统一存在，人与人关系必然包容人与人的自然、与人的肉体的关系。传统伦理对人与人道德关系的研究，必然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只不过，在传统伦理发展的大多数时候，人与自然关系没有凸显出来，未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而已。应该说，解决人与人关系的道德理念、思想、方法、原则，跟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理念、思想、方法、原则存在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显现在人际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学科、理论互动中，也可能潜隐在人际伦理体系与作为思想资源状态的、雏形的生态伦理的互动关系中，我们把后者视为某种人际伦理具有生态伦理意蕴。显然，《论语》丰富的人际伦理思想有众多有待我们揭示的生态伦理意蕴。

二、《论语》的“敬”、“畏”相关思想包含着敬畏自然的意义

《论语》中的“敬”、“畏”相关思想大致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类宗教性的敬畏；二是涉及人事及其关系上的敬重；三是对自然的敬畏。当然这种区分仅具有相对意义，在《论语》的一些地方，“敬”、“畏”的两种或三种意思会交叉重叠，甚至无法仔细分辨。综合三方面，它们含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即存在对对象的崇拜、尊重、害怕、顺从、不违等情感、态度、观念、信念。

类宗教性的敬畏是相对于迷信及宗教的神灵崇拜而言的，它拥有原始宗教的一些样态，因而异于一般迷信，但又不具备成熟宗教的体系化特征。我们借助它表达古代先民对超自然、对祖先的崇拜、害怕心态。“从原始初民的灵物崇拜，到殷商时代的上帝及鬼神崇拜，从人类初始‘民神杂糅’的浑沌状态的简单的敬神仪式，到奴隶制鼎盛时期的专业人员组织的形式严整、仪式庄严肃穆、规模宏大的祭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殷商时代，尊天事鬼达到了鼎盛。”尽管自周代开始，对天神的敬畏已经逐步转向“敬德保民”，但在孔子时代，类宗教性的“敬”、“畏”依然深有影响。《论语》中多次讲到祭祀神祗时的敬畏情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后只写篇名)；“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乡党》)；而斋祭时若有违背诚敬，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孔子当然也承继周公“以德配天”的现实转向，他的智慧在于，在思想领域悬置一道类宗教性的敬畏的屏障，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真正的落脚点则在现实政治道德生活。孔子回答樊迟问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告诉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且“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这些恰当地把孔子的现实智慧展示出来：让鬼神的归于鬼神，敬而远之；让民事的归于民事，当务为智。类宗教性的敬畏或许为一些科学主义者所诟病，因为它们还带有很浓的蒙昧、无知甚至欺骗成分，但就人的有限认识能力、行动能力而言，我们达不到某些科学主义者所设想的无所不能的水平，从而不敢无所畏惧。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在我们今天面对神奇复杂的自然时，保有一份敬畏之心，还是必要的。你不一定信人格化的神，不一定屈服于蒙昧主义，更不一定是无知，但可以有敬畏的情感、观念、信念。有这一份敬畏，在对待自然时就多一份谨慎的态度，不至于视己为“神”。

涉及人事及其关系上的敬重是《论语》中最强调的，可分为四方面：第一，事君上之敬。孔子称赞子产“其事上也敬”(《公冶长》)，他自己“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他在为政时言行一致，全方位做到“敬其事”，这在《乡党》中有大量记载，那种“君命召，不俟驾行”和事君时的恭敬之态，以至于“人以为谄也”(《八佾》)。第二，君上行事之敬。君王、上位的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学而》)。但这种要求实际上很难约束君上，孔子就曾感叹：“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第三，孝亲之敬。对父母长辈的孝不仅在养老，“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对待父母要有愉悦容色，即使父母有不对，也要敬：“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第四，君子行

事待人之敬。孔子认为有德之士要常抱一份敬重之心，敬于事，敬于人：“事思敬”(《季氏》)；“居处恭，执事敬”(《子路》)；“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修己以敬”(《宪问》)。以上四方面涉及人事及其关系上的敬重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对自然的伦理。但一方面人事问题无非是各种政治、经济、精神实践问题，其中包含着改造自然的实践；另一方面，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和规范人与人关系的人际伦理存在互动。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涉及人事及其关系上的敬重内在隐含一定的生态伦理意蕴。

对自然的敬畏在《论语》中涉及较少。孔子时代自然因素多少还带着神秘色彩，总体上，人依然匍匐于自然之下。对自然的敬畏多表现为类宗教性敬畏，少部分表现为对具体自然物或创造物的敬惜、肃恭。《乡党》记载有一些孔子对自然物的态度的材料：“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非常可贵的是，孔子还有对自然所含有的非工具价值的敬重、喟叹。他讲，“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肜也”(《子罕》)。这些对自然的敬畏可以直接推论出两类生态伦理的意义：第一，对他人劳动的敬重和对劳动成果的珍惜。当今消费社会及其高消费行为是不可持续的，是建基在加紧盘剥自然和牺牲后代生存上的，就生态伦理视角看，反而不如《论语》里敬惜、肃恭对待自然物的态度更契合于生态和谐。第二，体悟、鉴赏自然之价值。自然的价值可划分成自然的工具理性价值和非工具理性价值。自然的工具理性价值受到重视，这是古今中外共通的事，因为劳动成果等等是自然作为工具理性价值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但人还拥有一种理解、欣赏和享受大自然的能力，这种理解、欣赏和享受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生物学利用。”在《环境伦理学》一书中，罗尔斯顿例举了十多种经济价值外的大自然价值。工具理性价值之外这么多自然价值存在的论断，是二十世纪自然价值论和荒野哲学观的理解。然而，《论语》中仁者对山水的喜好，孔子对松柏后凋的体悟，早已经超出工具理性价值的判断，而带有诸如“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的价值”或如赵馥洁先生所论的“‘比德’价值”。我们由此可以理解孔子对曾皙的赞许：“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春意、沂水、舞雩、咏唱、人群在春风之中交织成一幅人与自然诗意融洽的水墨画卷，这里的自然因素化出超工具价值的别样意境。

《论语》在敬畏问题上这样区分君子与小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看来，有所敬畏是君子的必要情感、信念、理念；无所敬畏是小人才有的自大骄狂的心态。在网络时代、消费社会，天命、大人、圣人、小人之说已去矣，但受困于生态问题的人们，是否该汲取“有所敬畏”传统呢?

三、《论语》的“天”、“时”等观念蕴含顺天、应时、不违自然的意思

《论语》时代“天”及相关概念正经历转变，其基本观念从天神之天向天命之天、从天神之天及天命之天再向自然之天变迁，把握“天”及相关概念就要把它们放在这一过程中考虑。由于这一过程在《论语》时代正在进行中，“天”及相关概念有时就兼具多重意思，可以从不同侧面加以解析。

天神之天，具有类似人格神的神秘性，带着蒙昧特征，似乎洞察、决定人间世事，给予人事最后的根据。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天生德于予”(《述而》)；“天之将丧斯文也”(《子罕》)；“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等等。这些“天”能“知”、“丧”、“生”、“为”，类似人格神。不过，《论语》里悬置天神，通常只是在需要给人事提供终极判断、评价根据时，才搬出这个“天”。所以子贡感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才有孔子“太宰知我”的由衷表达：不是“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而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

天命之天，更多是从命定意思上理解，有时也直接讲命，其神秘色彩减弱了，必然的意义增加，但仍带着宿命特征。如：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还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日》)等等。天命之天，部分舍弃天神的最后根据权，部分显出必然这、层意思，同时，仍无法突破神秘的天命外衣。这是一种进步，因为人的能力不断表现出来，人可以“知”天、“则”天、顺命，甚至可以积极地去合乎天命。孔子就盛赞“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而且在“丘之祷久矣”(《述而》)等地方显示出充分自信，自己的德行已合乎天地神祗、不违天地之道了。

自然之天是从上述两类天观念中祛除神秘力量而来的，具有近现代“天”、自然概念的意思。这一意义的天在《论语》中不多。主要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无限高的上天，运行四时，化生万物，近乎在描述自然。但还不是纯粹科学意义上的天，因为《论语》时代科学认识远未达到如此水平，中国传统文化也从未把自然之天视为纯粹对象看待，而且祛除神秘性之后的自然之天依然保持一定的价值意蕴，带有伟大、必然、独立于人等等特征。

我们知道，在《论语》时代并没有现代用法的“自然”概念，谈到自然所涵盖的内容时一般以“天”、“天地”等加以表达。蒙培元先生就认为，“从孔子的‘天生万物’到孟子的‘天之所与我者’，这种追本溯源式的思考方式，从一开始就抓住人的问题，同时也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上述有关天的观念，我们可以把它们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先人对自然观念的多元把握。透过《论语》中天的多重理解，可以找到其诸多贯通之处，并把它们理解为雏形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在反思生态危机、分析环境破坏时都具有思想资源作用，包含丰富生态伦理意蕴：第一，天地自然具有必然性，不可任人意而违背；第二，天地自然具有构成人事生活前提的意义，若背离此前提，人事生活无法展开；第三，具有万事万物和道德的最后根据的意义，这虽带有道德自然主义倾向，为西方元伦理学视为“自然主义谬误”，但在生态伦理学领域，却有特别意义；第四，天地自然保持有一定的价值意蕴，依附一定的纯自然之外的意义；第五，人可以顺天，在顺天中希冀达成“天人合一”，从而蕴含着中国式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诚如姚新中、焦国成两先生所论，“儒家虽然强调人的社会性，但其对于制约着万物运行的天道，对于制约着人生的天命的理解中，也包含着人与自然应该统一的思想”。

《论语》中“时”出现十次，加之若干与其相关思想，大致在三层面上透露出不违自然必然的生态伦理意蕴。一是肯定自然之时的客观、必然意义。

孔子看到山中野鸡翔集，生发喟叹：“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乡党》)这里的“时”既反映时间维度的自然变化，又含有对合乎时节的赞叹。于此相关，孑L子看到河水流淌、松柏后凋，也触景生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影也”(《子罕》)。这些思考中是包含着顺自然、不违自然变化的意蕴的。二是明确遵从自然之时而行。孔子认为“道千乘之国……使民以时”(《学而》)，他评价子产有“使民也义”(《公冶长》)的君子之道。《卫灵公》记颜子问老师如何治国，孔子回答的第一条就是“行夏之时”。我们都知道孔子“从周”，但针对自己最得意最“贤”弟子询问治国之策时，居然首先讲沿用夏历，这是值得深思的。颜子贤且有“闻一以知十”之智(《公冶长》)，但治国的智、贤更要体现在遵时上――遵从自然规律办事。当时治国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农业生产要合乎季节变化的必然，而夏用的是农历，更能满足此要求。告诫弟子治国用夏历，足见孔子既明白自然的客观，又能主动遵循自然规律。三是在人事问题上适当时候做适当的事，含有遵循事件变化规律的意思。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我们细细体会《论语》，许多篇章都充满孔子识时的智慧。《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就是讲适当时候效习，使所学在实践中成就；《乡党》记孔子“不时，不食”，是生活细节中的守时；孔子有自己行为的准则，又不拘泥僵化，随时宜而变，“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在人事问题上这种灵活的与规律相协调的行为思路，尽管本身没有针对自然而言，但它是人们主动遵循自然规律的一个思想条件，拥有这样的条件，才能设想人们会随环境变化而采取适时的策略。

四、《论语》中“节用”、“简”、“俭”和义利观、“中庸”理念含有适度消费、简约生活的意蕴

孔子利用自然的明确态度在《论语》中只有一条：“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人要生存当然得取自自然，但取得有度，不是竭泽而渔，要保存自然再生产的生命力。从记载看，这是在已经具备相应“纲”、“射宿”技术条件下，所坚持的自觉态度。《论语》所涉及的“节用”、“简”、“俭”等观念却较多，其中大有值得我们这些处于高消费社会中的人们汲取、发挥的生存智慧：简约生活的做法态度和行为适度的生活方式。如“道千乘之国”须“节用”(《学而》)，节用即不伤财害民，不伤财害民则减轻对自然生态的伤害，有利于生态平衡的保持。再如“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述而》)；“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在礼制、生活上发生奢侈与简约矛盾时，孑L子认为，君子当以“简”、“俭”为宜。孔子明确反对奢侈，他批评管仲不节俭，尽管认为管仲于国于民有大贡献；批评“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校”(《公冶长》)，既不智于鬼神人事关系，也不智于为神龟建如此奢华之所。孔子并非一味讲“简”、“俭”，他认为这也有个度，“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雍也》，孔子赞同弟子仲弓观点，太简也不利于治理百姓。按照“义之与比”的思路，简约的程度、内容是以时而宜的，这样不同时代、不同条件就会具有不同的简约要求。我们时代如何简约，求之于孔子等先贤，自然无法解答，但“节用”、“简”、“俭”所包含的适度消费、简约生活思想作为生活原则在当今是有价值的。

“节用”、“简”、“俭”是生活中具体原则，之所以应该这么做，是因为有特定义利观、“中庸”理念为依据的。

首先，以义而非利为价值理想，从而在动机、目标方面约束功利。《论语》所述价值理想目标有多层：第一，孔子赞许曾皙之志所透露的对人与自然诗意融洽境界的向往。第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人世和谐。第三，“孔颜之乐”境界的精神追求。这些价值理想，制约人们行为目标、动机的选择，影响理想价值方向的确立，从而生发出“节用”、“简”、“俭”的生活原则，并引导世世代代有志之士徜徉高尚精神之境。

其次，以义、礼节制功利欲望的满足，规范功利的获得。欲望，人皆有之，但“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不加控制，则成贪欲。孔子明了欲望的影响，他评价申枨：“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一个人若拥有太多欲望就无法做到刚毅。他曾尖锐地回复季康子：“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那么如何控制欲望?当然不是后代儒家讲的“灭人欲”那么绝对。孔子的态度很平实，他要求以义取利、以义制欲。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弟子冉求为季氏聚敛不义之财，孔子很生气，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再次，以道义为荣，以过度注重功利为耻。孔子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孔子还有以道义与功利相兼为上的思想，他回答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时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当然，孔子并不是简单否认功利，而是区别看待不同人的功利心。他多次谈到治国要“富之”然后“教之”，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日》)。他惋惜颜子的贫困，不责备子贡货殖屡中。他虽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但其意并非君子不需功利，而是认为君子、小人对待功利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因为君子、小人社会地位存差异，自身诉求、社会要求各有不同。君子“义以为上”(《阳货》)，但也须以道谋食；小人“喻于利”，却也能以礼乐教化。　，最后，“中庸”作为理念及其方法贯穿在俭与奢、道义与功利、欲望等问题的处理上。使人们解决这些问题时不走极端，保持一定矛盾的张力。孔子以“中庸”为至德，可惜当时人们已很少拥有此德。所以孔子不仅在理论上推崇“中庸”，而且在言行中以此德为方法去教育学生，去分析、解决问题。孔子曾教导子夏如何为政，“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颜渊》)。为政如此，德与行也是这样，“过犹不及”(《先进》)，君子就须“文质彬彬”(《雍也》)、“和而不同”(《子路》)。

《论语》的义利观、“中庸”理念其实不仅是道义与功利关系的一种表达，也不仅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想和方法。就其深层意义和历史意义而言，它们指向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崇尚适度消费、简约生活、精神生活的生活方式。在物质生活尚不发达的时候，这种生活方式或有阻滞生产、妨碍消费的不良影响。但在今日高消费、生产高度发达以至于消费生产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它已经具有别样的文化和生态意义。结合当代新问题，汲取它的精髓，发展成一种适宜的生态生活模式，不失是一种有传统文化韵味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参考文献]

[1]焦国成，中国伦理学通论(上册)[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2j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敬畏文化论文篇8

编者按：关于敬畏的讨论已经刊发了多期。很多读者在来信来稿中表达了对因为敬畏缺失导致的一系列负面社会现象的担忧，并提出了自己对于如何重拾敬畏、建立和谐社会的见解和意见，对此，我们深表感谢，并恳请读者朋友能继续关注我们的讨论，为重新找回丢失的敬畏，奉献自己的一己之力。

本期，我们刊发的这组稿件，出自一些特殊的读者。他们都是来自北京东城公安分局安外派出所的普通民警，每天，他们都以自己默默的工作，为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为首都的社会稳定，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当然，他们不是专家不是学者，他们的观点未必有多么深刻，文字甚至还稍显粗浅，但是，对于敬畏缺失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他们有着最直观的感受和深切的思考，也因此，他们的稿件中就有一种直达人心的质朴的力量。相信，他们对敬畏的思考和观点，会对王沐和众多读者，有所启悟。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我们对“敬畏”一词似乎越来越陌生了。然而，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敬畏却是一直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存在的。在《管子·小匡》中提到：“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在古人眼中，敬畏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敬畏祖先、敬畏神灵、敬畏自然、敬畏公平正义，是在面对权威、庄严或崇高事物时所产生的情绪，带有恐惧、尊敬及惊奇的感受，是对一切神圣事物的态度。然而，这种态度为什么会在如今的社会中，慢慢消失了呢？

我以为主要是现代商品经济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使得“去敬畏化”一时间被很多人接受、认同，于是敬畏也就不再被提倡，甚至慢慢淡出了我们的生活。

然而，一个缺乏敬畏的社会肯定会是弊端重重的社会。当今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现象，包括很多人知法犯法，便是缺乏敬畏的集中体现。因此，敬畏是必须的，我们也亟需找回失去的敬畏。

其实，真正的敬畏与单纯的畏惧不同，敬畏是由内心而发，先有尊敬，而后才有畏惧。这种畏惧不是依靠武力或者其他力量而造成的，完全是自由的。因此，我们必须大声疾呼，让敬畏回归我们的内心，因为敬畏可以让人向善，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更为有序和谐的社会。

同时我认为，要找回失去的敬畏，要从做人和做事两方面着手。首先要做到修身，做出表率。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敬畏的前提是威信，而威信的前提则是修身。作为一名警务工作者，对于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必须的，我们积极学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是以此为目的的。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我们身体力行，做好表率，才能让人们看到敬畏的意义和价值，只有我们自己对制度足够的尊重，做到有法必依，才能让别人做到这一点。在目前的警务工作中，有个别的警务人员由于修身不够，经不住各种诱惑，出现了违纪现象，甚至贪赃枉法，这不仅仅是对个人前途和事业的损害，更影响了警务工作者的形象，损害了法制的尊严。

除了做好表率作用，在做事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做到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感受到法治的保障，才能抱有一颗真正的对法制的敬畏之心。古人有言：“道私者乱，道法者治。”因此，作为执法者，如何做事十分重要。正确价值观的建立，都是从一件件小事上积累而成的，而不仅仅是通过教化得到。我们的执法越认真，越公正，越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拥戴。

敬畏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医学生；职业信仰；国内外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236-02

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的思想性格中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原始人道主义古朴遗风，始终把自己的命运、生命的价值同世道的变更、人间苦难的拯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毅力，演出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殉道传奇。从孟子“拯民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襟；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感，这种职业信仰构成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精神品格之一，孕育出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民族脊梁。医为仁术、割股之心，遍尝百草、以疗民疾，是医生的职业信仰；循循善诱、教学相长，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是教师的职业信仰；货真价实、信守承诺、童叟无欺、取之有道是商人的职业信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愚公移山、吃苦耐劳，是农民的职业信仰。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过门不入、夙夜在公，是为官的职业信仰；程门立雪、铁杵成针，悬梁刺股、凿壁偷光，是学子的职业信仰，职业信仰好比一种工作作风，一种道德精神，一种价值理想，影响或正在影响着无数的中国人。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对于职业的记载与阐述也是比比皆是，但明确记载职业信仰的相关文字材料却是少之又少。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对高校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以及职业信仰的研究非常少，笔者翻阅古籍、阅读相关材料，寻找从古至今有关职业信仰相关方面的研究材料，将前人对于职业信仰的相关记载材料分类，依次整理。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职业信仰的论述研究

1.爱业。爱业的实质意义在于热爱自己的职业。不同的人在同一的岗位上工作，做同样的事情，去除个人能力因素，更为重要的其实就是从事本工作人员的从业态度，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所从事工作的热爱程度。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其意义显而易见：学习本领和从事工作，了解它的人不如喜好它的人掌握得快、工作得好，喜好它的人又不如以此事为乐趣的人掌握得快、工作得好。只有深深热爱着自己从事的工作才能够使自己在工作中不断得以充实完善，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论语中的道理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如何才能够胜任某种工作？深究其本源是在于工作者对于所从事职业的热爱，就是说“爱”是我们学知识、做事情的动力之源。环视古今，爱业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融入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新时代的雷锋精神、郭明义精神、王进喜精神等等都是爱业精神的最好写照，他们都把自己平凡朴实的工作做到了伟大，成了从业者的典范、人民心中的英雄。“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就是伟大的对爱业精神的最好诠释。

2.敬业。敬业的实质意义在于尊敬自己的职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敬业的阐述博大精深，先师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敬其事而后其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於前也；在舆，则见期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论语・卫灵公》），“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长》）。古人更多地把敬业表述为“敬事”。总之，“敬”是崇敬、敬仰、庄敬、恭敬等，表现为言行专注而不随意。我们所说的“敬”，无论表现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职业之间，都蕴含着一种肃然的态度。朱子云：“敬是始终一事” “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谓”，《二程遗书》有载：“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辞海》中关于“敬业”的注解是引用朱熹的论述，“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单从“敬业”的角度来说，人们为什么要尊重、崇敬他所从事的本业，是因为敬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黄炎培作为现代职业教育创始人之一，他把“ 敬业乐群”确定为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 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梁启超作为近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把敬业精神视为职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所著的《敬业与乐群等论》中详细描述。伟大领袖提出的“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崇高思想， 更是从共产主义境界的高度对敬业精神做出的最好诠释。

3.研业。研道，方合于道。研业就是我们说的探索、研究“职业”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规律，使自己在未来的道路上合乎于职业规律的要求，按照职业规律的要求行事。古往今来多少功业卓越的成功人士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研业的前提条件是遵守职业规律。《礼记大学》中早有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里所说的格物致知，就是推究事物的法则原理而获得理性认识。它包含现在所说的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其内涵更为丰富。要将这种秉持格物致知的精神贯穿于职业生涯的始终。这种对职业的研究和探索，强调掌握并尊重事物的本质规律，通过深入的研究探索使职业落脚于合真、求真、成真。在我们所在的现实生活中，对职业研究的种种藐视、浅尝辄止甚至离经叛道等表现，都是对于职业的伤害和践踏。

4.精业。精业就是在日常工作中高度重视具体细节，耐心细致地完成自己的各项工作任务。何为细节，就是在一项具体工作中极易被人们忽视的环节或在一个整体中极为琐碎细小的组成部分，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细枝末节。老子有云：“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孔子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论语・乡党》），荀子在《劝学》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细节决定成败。有些人曾经忽略了细节，便有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之说，把细节等同于生活琐事与鸡毛蒜皮，认为重视细节就是浪费时间，做事情只求大概，不求精细。“有宋理学之宗祖”――周敦颐，政绩亦十分显赫，他一生仕宦三十多年，“凡所临莅，皆有治声”，张伯行赞其曰：“故当其出，则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当其处，则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可见重视细节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优良职业传统。

5.畏业。畏业的实质就是敬畏自己的职业。敬畏是人类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一种因智慧而严肃的人生态度，一种因博知而谨慎的处事态度。它体现在对人性的洞察，对秩序的遵守，对规律的尊重以及对自身局限的认知。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临事而惧”（《论语・述而》），说要表达的都是由“敬”而产生的“畏”，这种惶恐之感即是人类认识自己而产生的谦卑心，感知事业重大油然而生的责任感。孔子认为“敬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内在的敬畏之心，一是外在的恭敬之行，内在的敬畏之心是外在恭敬之行的源泉。朱子的理念更是突出了“畏”的内涵，即以“畏”而释“敬”，使人们的内心总处于一种自觉、自省的清醒冷静的状态，由此而去体万物、悟万事。古语云：“天下之事，皆成于惧而败于忽”。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首先应常怀敬畏之心，正所谓“有所畏才能有所为”。任何的职业都是那么的博大精深，都需要从业者谦恭待之。

6.创业。创业是指在所从事的本职工作中应具备创新的精神。创新是人类所特有的创造性劳动的体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社会不断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一个人职业发展的力量源泉。“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这首诗一语道破创新的深刻内涵。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中所要阐释的就是每日能创新，每日应创新，应创每日新的深刻哲理，从动态的角度来强调不断革新的伟大意义。同志说：“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同志指出：“要全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到2020年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同志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我们中华子孙的血液里流淌着一份拼搏与创新的精神，“北大荒精神” “铁人精神” “闯关东精神” “大庆精神”等等反映了中华儿女奋力拼搏、艰苦奋斗、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创业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宝贵品格。

参考文献：

敬畏文化论文篇10

《敬畏自然》一文蕴含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属于富于理性的议论散文，对这一类科学文艺作品所蕴含的生态文明教育是中学语文教学应该重视并加以渗透的。由于八年级学生心智水平处于形象思维阶段，他们一般只能从生活实践中体验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与自然的思考还处于形象化、表象化阶段，对自然、对宇宙没有进行过较系统、宏观的思考，而且他们对文章中立论、论证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也很有限，譬如他们对课文中所述大自然是有智慧的这个论断，可能就比较难以接受。因此，在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方面，教师应用这类议论性很强也兼有学理性的科学文艺作品，发掘课文生态文明教育元素，渗透生态文明教育，引发他们对天地自然等与生态相关的内容产生一定深度的思索，并将生态意识转化为可感知的科学思维、可接受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使学生通过课文的学习，热爱自然、关心自然、爱护环境，这是我们对于这类课文在教学设计和实施中，注重教材人文性思想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与以往的“征服自然”的观念不同，《敬畏自然》站在大自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和自然关系的视角，重新进行诠释、理解与思考，提出了“敬畏自然”的命题，强调“敬畏宇宙，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课文中体现出人类应与自然和谐发展，应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观。因此，本课教学中，将抽象的道理具象化，把课文中隐含的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思考中的生态文明意识显现出来，是学生对于文章的思想性的感知、领悟的教学难点。

启发学生对生态文明的思考，要以课文为本，引导学生整体把握课文是理解思想内涵的基础和关键。教学导入阶段可通过多媒体展示人类科技、自然风光、浩瀚的宇宙图片、视频短片，创设引发学生探索、思考的情境，让学生明确学习任务，对课文进行整体研读，可采用默读法、圈点勾画法，在学生初步熟悉课文、感知内容的基础上设计一些探究活动，以分析、比较、探究和讨论等方法，引导学生结合现实生活来感知、把握课文内容，只有较深刻地理解文本，才能领会出作者深邃的自然观和忧患意识，体会课文中所隐含的生态文明意识。

《敬畏自然》一课中，作者的自然观、生态观并未显现于文字中，而是蕴含在文章的缜密科学思维和富于哲理的科学表达中，由于初中学生对自然的了解，大多是从课堂学习中间接获取的，每位学生的阅读与思考对现实的大自然带有个体色彩的理解和诠释，源自于学生自身阅读经历和生活经验积累的感知和体验，这是我们关注生态文明教育的心理基础。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阅读科技作品，注意领会作品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因此，从过程与方法教学目标层面，要结合课文内容，渗透生态文明教育，应该引导学生一方面从课文中感知课文中对自然、对宇宙的深刻思考，另一方面要调动学生对生态文明的生活体验和初步思考，通过朗读、揣摩课文中具体的、文学化的语句，进行科学理性的思维训练，在阅读与思考的活动中，感悟、把握作者的观点，我们在教学中也要有效防止引导学生在讨论中产生脱离课文主题的空洞讨论和无关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