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作品十篇
时间：2023-03-20 06:48:06
迟子建作品篇1
论文摘要:中国当代文学中,迟子建营构出了较为独特的文学世界。温情书写、塑造畸异人物与回归自然是三个核心因素,从不同侧面把她的价值立场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文从超越精神角度反思了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价值局限,指出可能的超越之路。
创造独特的文学世界往往是作家的夙愿,支撑着此世界的就是他的价值立场。如果说一般读者可以沉迷于文学形象世界,开阔视野,更新体验,丰富精神,那么研究者就得深入把握隐含在文学世界中作家的价值立场,显扬其普遍性与独特性,掘发得失,瞻望可能。迟子建作为当代大有作为的作家,已积聚二十余年心血建构了颇为独特的文学世界。通观她五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神韵生动的小说,笔者认为,书写温情、塑造畸异人物与回归自然是三个核心因素。那么,这三个核心因素暗示出迟子建文学世界的何种价值立场?它能给我们带来何种启示?局限何在?可能的超越之路又何在?
一、温情书写的价值反思
对人性温暖湿润部分的执着关注构成迟子建小说极为引人注目的特质之一,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温情主义。迟子建小说中的温情主要是指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宽容、谅解、体贴、同情、关爱等蕴含着鲜明道德色彩的正面情感。这种温情就程度而言具有鲜明的儒家所弘扬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风格,是与乡土社会中日常生活高度相融的情感,是对日常人性的呵护。从总体上看,迟子建小说中的温情是中庸温文、和谐优雅甚至略带忧伤的情感,它没有内在冲突,没有炽热力度,具有鲜明的安柔守雌的女性气质。这也是迟子建对人性的期望。但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迟子建小说的温情具有内在的真实性和价值建设意义吗?
其实,温情书写的局限性首先是从迟子建钟爱的温情人物身上显现出来的。像秦山(《亲亲土豆》)、吉喜(《逝川》)、徐五婆(《鸭如花》)等人物形象最根本特点就是缺乏主体性人格。黑格尔曾说:“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自由,也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之中的一切本质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1]主体人格是现代人必须具有的创造性人格。但迟子建的温情人物都是些随遇而安的被动型人格,与生存环境间没有任何反思的距离,也没有足够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他们都是被人情的磁力场包围着的乡土人物,生命特质主要是安宁、祥和、单纯、自然。当迟子建仅专注于正面素质时,她就有意忽略了乡土人物生命的另一面。其实,残缺的另一面已经被鲁迅等启蒙作家揭示得较为充分,那就是麻木、封闭、自大、萎缩、沉沦,最根本的是缺乏主体性。把残缺一面纳入生命的整体,迟子建就无法像现在这样进行温情书写了。说到底,迟子建的乡土温情往往不是具有主体人格的人之间富有热力的情感交流和精神交流,如那些能提升人生境界的爱情和友情,更多只是抚平创伤、安慰人生的弥补性情感;不是把人生导向健动有为、动态超越的创造性存在性情感,而仅是被动守成、静止凝固的重复性生存性情感。这才是迟子建小说的温情的真正实质。
迟子建曾说温情的力量就是批判的力量。温情批判的矛头始终指向两个目标,一个是乡土社会内部威胁温情的因素,另一个是从根本上威胁着乡土社会的外来现代城市文明。前一个因素,迟子建在小说《白银那》中有充分的展示,马占军夫妇的发财欲望试图摆脱乡土温情的控制,便严重威胁乡土社会的温情世界。后一个因素,迟子建在《晨钟响彻黄昏》、《九朵蝴蝶花》、《银盘》、《热鸟》、《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小说中就竭力批判,现代城市文明对于迟子建而言意味着温情的反面。其实,迟子建的温情批判更是一种迷思。首先,威胁温情的乡土社会负面因素和乡土温情构成了乡土社会的一体两面,都是乡土社会缺乏主体人格的表现,因此这种批判的根据和批判对象的根据是同一的,从而导致了批判的无效。其次,迟子建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实质上是站在乡土社会的正面价值立场上来批判现代城市文明的负面因素。这种批判是对于乡土社会的负面因素和现代城市文明的正面因素的双重遮蔽。迟子建的温情批判不是使乡土社会更充分意识到自身不足,从而走向开放与创造,而是使乡土社会加强了自身的封闭和保守。
当迟子建守护乡土社会的温情世界时,她没有真正直面乡土社会的欠缺。首先,乡土社会无法应对外来的暴力与邪恶。对内部的暴力与邪恶,乡土社会往往采用人情化的策略,如《白银那》所展示的;但对外来的暴力和邪恶却无法应对,如《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展示的。其次,乡土社会中的人由于沉溺于狭小的个人生活,缺乏主体性,对稍微广大点的世界,如超出家庭和村落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精神问题不感兴趣,就最容易滋生专制体制。当专制体制一旦形成,无法制约的权力往往就会反过来摧残乡土社会。那时,所有温保存而不得,所有逍遥欲实践而不能。更根本的是,乡土社会由于封闭保守,把人的精神和心灵需求极大简化,不利于人的发展,迟子建欣赏的那种简朴与纯洁是人性发展的最低阶段,这种简朴和纯洁是以对精神的丰富和心灵的多姿多彩的牺牲为代价的。此外,由于缺乏实质的精神主体性,乡土社会中的人若无法获得乡土温情的照顾或对乡土温情不满时,就很容易堕入彻底的物质化、欲望化和实利化中,例如,《白银那》中的马占军夫妇,《一匹马两个人》中的薛敏母女。
二、畸异人物的价值反思
对畸异人物的酷爱是迟子建小说的鲜明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恐怕无出其右者。几乎没有哪部迟子建小说中没有畸异人物,从《原始风景》中痴憨有福的傻娥到《雾月牛栏》中精灵般的宝坠,从《雪坝下的新娘》中反衬出现实世界丑陋的刘曲到《采浆果的人》中保守天道相视而笑的大鲁、二鲁,从《树下》中漫步乡村的大欢、二嫚到《洲国》中大放异彩的阿永、拳头,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似有大智慧的安道儿、安草儿和西班,真可谓星罗棋布,星汉灿烂。
塑造畸异人物是基于对世界与人生的一种理解。迟子建散文《必要的丧失》叙述作者在云南大理看到个精神失常者,凭眺桥下流水,旁若无人,嬉笑自如,为人友善。她注意到,精神病者大都快乐安详、平和宁静、超然独处,不像功利世界中的正常人那样劳心憔悴、忧愁郁闷。她甚至由此透视人生,得参妙道:真正的人生需伴以必要的丧失。短篇小说《盲人报摊》就颇能体现迟子建这种“必要的丧失”的人生观。难道迟子建的畸异人物是暗合生活之道的吗?可以把迟子建的畸异人物与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疯疯癫癫的弄人、陀斯妥耶夫斯基《》中梅什金公爵简单比较一下,各自的精神特点便一目了然。
迟子建把畸异人物的自然人生确立为价值理想的局限极为鲜明。首先,畸异人物的自然人生是逃避超脱型的。他们对人生矛盾采取一种逃避超脱态度,没有解决人生矛盾的能力与意愿,而是彻底否定矛盾的存在,以精神病、弱智、失忆症等形式构筑着人生逃避的堡垒。像陈生(《青草如歌的正午》)、杨玉翠(《岸上的美奴》)等人不就是在把现实世界中的矛盾拒之门外才能肆意挥洒吗?而莎士比亚的弄人等展示的是直面人生矛盾的超越型人生。《李尔王》中弄人对现实世界具有深切洞察力,他带领李尔王在旷野中承受狂风暴雨的打击,是为了让李尔王能更清晰认识人性的深层状况,不要再执迷不悟。《》中的梅什金公爵,更是怀抱着对苦难世界的深切之爱,深入现实世界,对娜斯塔霞等人的灵魂的震撼力大得惊人。其次,畸异人物的人生意义低于功利境界的人生。虽说功利世界会导致人的欲望无度、人性的畸变,但它也确曾使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萌生,能在他人与自然面前慢慢确立起精神独立性。但是自然人生使人在没有经历复杂性时就安于简单,自我意识无法建立,人生的主体性与精神性无法达成。迟子建的弱智者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是自然赐予的人生,而不是精神创造的人生,没有实质的意义,也不具备道德的实践性。莎士比亚的弄人等因为敢于坚持理想,能建立起独特的主体人格,并超越于功利世界之上。再次,畸异人物是自我瓦解的。迟子建欣赏他们的快乐宁静、超然自失的一面,看到他们的心地单纯、感情真挚的一面,但与这些素质相伴生的另一面,如头脑简单、心胸狭隘、眼界窄小、精神稚弱等,却有意忽略了。当面对世界的复杂性时,这些畸异人物将不可避免地被命运碾碎。而莎士比亚的弄人等却能直面人性的矛盾与人生的基本困境,把人生确立为自我超越的过程。正是由于畸异人物的局限性,迟子建的许多小说才会展示出较悲惨的结局。
三、回归自然的限度
同样颇有意味的是,迟子建的畸异人物的首要特征就是对大自然的亲近。《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精神失常者陈生就葆有动人的自然情感,他会拣着栅栏旁阴影走路,生怕把均匀散布在路中央的月光踩出疤痕。回归自然的主题同样表现于迟子建小说的城乡书写。在小说《关于家园发展历史的一次浪漫追踪》中,迟子建曾说:“城市是地球上最大的罪孽”[2]。对城市的严厉态度一直沉淀在迟子建心中。与之相对的是,迟子建对乡村有着明显偏爱。迟子建欣赏的那些人物,如宝坠、天灶、丑妞等,都是乡村世界的贡献。说到底,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就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迟子建始终未曾以乐观的眼光来瞻望现代文明。迟子建回归自然的价值理想对现代文明的自我反思具有一定的警醒作用,但回归自然的限度却不得不加以明确反思。
人之为人,本质就在于他能不断地超越既定的现实世界。大自然对于植物和动物而言,就是全部的生存世界;对于人而言,却是必须加以超越的对象,不可能仅是回归的对象。
首先,人性的基本矛盾无法在回归自然中被勾销,因此像迟子建塑造出来的那些理想人物,如《雾月牛栏》中的宝坠等,仅是人性的沦落,而不是人性价值的生成。所谓回到自然的野性、单纯和快乐状态,也仅是作者的幻想。吴炫曾说“:人性对自然、文明对原始的超越,就既包含着对野蛮的征服,也包含着对纯朴的遗弃;野性和纯朴的审美含义,也只是人类在摆脱了野蛮和无知的桎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这种审美,从来不具备独立恢复的功能,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价值的材料,参与新文明结构的建设。”[3]迟子建所希望的那种回归自然状态,就像她的畸异人物那样,同样不具有赋予这个世界新意义的功能。
其次,城市和乡村也仅是人创造出的不同的文明形式,并不会因为乡村与大自然靠得近一点,就具有更高的价值;如果说城市有多少局限,乡村必然在另一方面具有相应的多少局限。这些局限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性的基本矛盾的外化。迟子建仅以乡村大自然为价值尺度来批判城市,想象城市,就只能看到被大自然尺度扭曲的城市,那同样是不真实的城市幻象,也是对人性的基本矛盾的逃避和抹煞。当迟子建有意无意地丑化城市美化乡村时,她只不过重复着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张炜、张承志等作家的价值迷误而已。
再次,回归自然的限度也会被大自然本身的毁灭性因素标示出来。大自然对于生命而言并不是仅具有正面的孕育和抚养的作用,同样常见的是对
生命的毁灭。像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那么多自然灾难随时突至,人常常被严寒冻死,受到自然瘟疫的威胁;当大自然展示出远非安宁祥和的一面时,回归自然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所谓回归自然,不是远离文化,也不是抛弃文化,而是超越大自然,也超越与大自然格格不入的文化,达到文化和自然的更高程度上的融合。
从根本上说,人其实是不可能完全回归自然世界的,人必须充分地发展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不是依附于自然世界,也不是同化于自然世界,而是与自然世界不同而并立,互相促进。人的精神世界必须具有生态意识,符合生命之道,但不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迟子建似乎主张回归自然就把什么人生问题都解决了,这种明显的道家思想旨趣是对人性的深层矛盾的遮蔽。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无法养育出精神健全的人,“诗意地栖息是精神的产物;它要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它将把人类带向希望之乡。”[4]没有人的精神创造,大自然也无法成为人的诗意栖居之地。
四、尚待确立的超越精神
无论是对温情人生的殷切关注,还是对畸异人物的塑造,抑或是回归自然的渴盼,都表明了迟子建已经建立了对世界与人生较为独特的理解;但她若想真正建立对世界与人生的本真理解,还得努力确立超越精神。真正的超越精神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局限性(尤其是两难性、悖论性和复杂性)的尖锐体认之上的,是以对神圣价值根基的寻觅为指向的精神。超越精神使我们看到,文学必须使人有可能不被现实完全拘泥住,使人的精神、心魂有可能在想象世界自由翱翔,并获得一种超越现实的眼光;也就是既能把现实中珍贵的价值从局限性中剥离出来加以呵护,又能从局限性出发走向更高的可能。因此,文学必须要具有一种撬起现实的力量。
其实,迟子建对世界与人生的理解制约着她的小说创作。由于她总是瞩目于那些智力水平和精神深度甚至比作家本人还低的庸常人生,所以小说人物和情节几乎都在她的情感和理性控制范围之内。由于这些人物缺少对生活与生命更深的问题探寻的热情与能力,迟子建小说的内在精神就不可能具有足够的复杂与深邃,更遑论那种让人不得不重新看待人生的悖论与神秘!这种创作状态不用说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鲁迅等大作家相比,即使与萧红相比,局限性也显露无遗。与萧红相比,迟子建就明显缺乏力度和深度,缺乏直面人生严峻处的坦诚和目光犀利的悲悯。《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展示的也是东北大地上那些无知无识的底层民众的生活,但萧红就有勇气撕开人生粗浅的伪装,展示生活本来的残酷,拷问出生活中可能的纯洁来。而迟子建对人生的深度问题缺乏充分的感悟和尖锐的体验,也往往缺乏直面的意愿和勇气,她喜欢在生活矛盾面前摆弄一些小情调、小优雅,轻飘飘地从生活表层上滑冰般地一溜而过,像个小女孩似地双手一扬,灿烂一笑,或洒下几滴眼泪,独自伤怀片刻,就不了了之。
终极价值解体是现代人的基本处境,现代人生图景中的模糊、暧昧和冷峻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基本事实,至于如何超越它们,再次创造一种人生的澄明、坚定和充实,则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艰巨重任。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到鲁迅、卡夫卡、福克纳等作家岂不都是行进在这条道路上!但迟子建的小说却对现代人生图景颇为隔膜。在迟子建小说中,有外部的对比,但没有多少内在精神的对比;有外部的冲突,但没有多少内在精神的冲突;有外部的善恶,却没有什么内在的善恶互相辩难。迟子建小说人物的定型化倾向和对人物的内在精神发展变化的忽视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她对人生的古典理解和对现代人生图景的陌生。从整体上看,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在对世界人生的理解方面几乎与她长篇处女作《树下》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迟子建后来小说中各种基本因素在《北极村童话》中都已经具备。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危机。真正确立了超越精神的作家就不可能在艺术创造领域不停重复自己;他会不断与生活深层问题相遇,与人性的晦暗和悖论纠缠,探寻着卓然不群的价值,从而保持着良好的创造状态。
从超越精神角度看,像迟子建那样以古典方式单纯展示乡土温情归根到底没有多大的价值。最关键的是,要展示温情是如何克服种种生存困境呈现的,要充分让人的意志和理性介入到没有主体人格的温情中,使温情能够获得坚实的人性内涵。最终,若能使得这种温情从人性的矛盾和悖论状态中绽放出来,并对既有的道德秩序和价值秩序构成质疑和挑战,从而使人能超越既有的生存眼光,促使世界转向更有活力、更开放的向度,那样的温情才是超越意义上的温情,才是有精神内涵的存在性情感,而不是乡土社会中重复、封闭、补偿性的生存性情感。这种温情才不会使人局限于乡土社会,或局限于现代城市文明,而是直面人性的永恒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91.
[2]迟子建文集:第3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173.
迟子建作品篇2
参加这场颁奖典礼的女作家迟子建穿了一件带着民族风味的花衬衣,显得恬静淡雅,与整个乌镇的背景风格分外和谐。当她从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手里接过获奖证书时,她已完成了她在中国文坛各类最高奖项上的大满贯之旅,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少有的囊括鲁迅文学奖中的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及以茅盾命名的长篇小说奖的获奖作家。
在万人瞩目之中,迟子建最大的愿望却是想赶快回归平静,“作家需要一种平静的生活和写作状态,我们不是为了一个奖来写作,它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
这是我熟悉的小迟,我知道,无论多少光环,她都会保持自己的本色,做人如此,作文也如此。正是这种宁静而执着的坚守,让她从年轻走向成熟,从北极村走向世界。
北极村走出来的小女孩
上世纪60年代,迟子建出生在中国最北部的地方,从小跟随姥爷姥姥在黑龙江省最北的村镇北极村(原名漠河村)生活。“小迟”是我们同事间对她的称呼。其实她的称呼很多。在她的亲人那里,她被叫做“迎灯”。这是她的乳名。她出生的那天,很巧,正是正月十五的前夜。黑龙江风俗,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要点花灯,所以她被取名“迎灯”。这个亲切的名字在她的家乡被她的亲人们一直叫到今天。故乡的人们可能谁也没有料到,当年那个调皮的“蝴蝶杀手”小迎灯,现在已成为走向世界的著名女作家迟子建。
“迟子建”这个名字是她深爱文学的父亲为她取的。“子建”是父亲在自己心爱的女儿身上寄托的理想。他把那个会作“七步诗”的聪明的古人曹植的字用做了女儿的名。小迟用她的文学成就回报了她的父亲,遗憾的是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那个曾经在每年的正月十五都会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给她做上一只玻璃小花灯的父亲,过早地去世了,花灯带给她的幸福和快乐也戛然停止。在迟子建早期的小说中,总是若有若无地萦绕着一缕忧伤,让读她的人动容,可能这与她的家庭变故有关。
也许是两个名字注定的宿命,小迟一生和这两个名字有缘。“迎灯”让她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走多远,心底里永远想着的是故乡。故乡成为她创作的源泉。而“子建”则昭示了她与文学的缘分,20多年的创作生涯,成就了一个聪明而又才华横溢的女作家。
但我们习惯了叫她小迟。这个“小迟”,我们已经叫了20多年。因为认识她时,她刚刚20来岁,带着一股逼人的青春气息走上80年代初的文坛。我至今记得她那双安静透彻的大眼睛,笑盈盈地看着你的时候,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温暖。这种感觉,在小迟后来的小说中,频频与我们相遇。而当初伴随她走上文坛的小说作品,也单纯、明净、新鲜,好像她故乡大兴安岭森林中的空气一样,深深地吸上一口,扑面而来的清冽,让人沉醉。而大部分小说的叙述视角,都采用了一种儿童的眼光,让人不能不感觉到童年生活对她创作的影响和帮助。
“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来说,和成年时代不同,在童年时代,阳光更温暖,草木更茂密,雨更丰沛,天更苍蔚。而且每个人都有趣得要命。对生活,对我们周围的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对生活即对不断发生的新事物的感觉,就是肥沃的土壤,就在这块土壤上,艺术开花结实。”这是一位前苏联著名作家的话,有助于人们对迟子建创作生涯的理解。
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也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
迟子建的创作验证了这话的真理性。她在许多作品中,都回忆了童年带给她的快乐。姥爷家菜园里的每一畦菜,与她做伴的大黄狗,那丰满的鱼汛带给全村人的欢乐。清纯,明亮,构成她早期创作的基调。善良,勇敢,又成为她小说人物的主要品质。
她就是用这种气息打动了读者,征服了文坛和评论家。她把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葫芦街头唱晚》《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极村童话》等一批小说,让人们感受到另一种生活的魅力,另一种人格的高贵。当时非常活跃的著名评论家曾镇南先生激动地撰文推荐她,我所在的《北方文学》编辑部也一组一组地刊发她的作品。她用她的创作实力,走进了北京大学的作家班,西北大学的作家研究生班,开始走向全国。对儿童视角始终不渝的喜爱和成功把握,让她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雾月牛栏》和《清水洗尘》都是以儿童视角创作出来的小说,分别为她荣获了两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这在与她一样年轻的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大自然的美丽歌唱家
毕业后的迟子建可以用“功成名就”来形容。有许多地方向她发出邀请,但她却别无选择地回到了黑龙江。她离不开这片土地,这片能够给予她无限创作灵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拥有着能够让她的灵魂和精神得到寄托的独一无二的大自然。
迟子建故乡的大自然是最神奇最具有特色的。那一水连两国的黑龙江,那大片大片肥沃的黑土地,那茂密的大森林,每年冬天如期而至的雪花,透亮晶莹的冰块,以及无数大自然慷慨奉献给人类的果实,清冽的空气,清澈的河水,清新的味道,这一切,从小到大陪伴着迟子建,没有人能让她离开这片土地,这是她生命的补给站。直到现在,她每年都会回故乡住上一段日子。只有在那里,她全部的身心能得到放松和休息,她的许多著名作品,也都是诞生在故乡。比如标志着她长篇小说新里程碑的《洲国》。这部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了方方面面的瞩目,最后被上海的一家影视机构购买了改编的版权。
而国内文学界公认的迟子建创作中无人能及的美学价值,便是那文字中对大自然如诗如画的描绘。这构成了迟子建小说最具魅力的艺术特色。
很多人将迟子建和同样出生在黑龙江的现代文学时期著名女作家萧红相比,认为她们都是写自然的高手,但却是各有特色。萧红笔下的大自然,基本上是原生态的,是一种纯写实的呈现。而迟子建笔下的大自然,却倾注了她自身的全部感情在里面,是她的眼睛里的大自然,再用她的温婉之笔描绘出来,所以更多了一种动人的美丽。比如她的短篇小说《微风入林》中,大自然成了能为人疗伤的地方;《花瓣饭》《一匹马,两个人》等小说中,自然景物都成了人最可信赖的伙伴和最可依赖的朋友,成了人们最后的安慰。
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更是她认识人与自然,描写自然的巅峰之作。文中许多对鄂温克人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对原始民族,对大自然的认知,对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的解读,都使她的作品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了一种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价值。
对自然的热爱是一种情感,对自然的描写却需要一种高超的艺术能力。现今的中国文坛上,迟子建的描写语言能力,罕有人能够与之匹敌。
让温暖浸润所有的夜晚
年轻时的迟子建是个非常热爱生活、极有活力的女孩子。哪里有她,那里就经常有爽朗的笑声。与她小说风格的含蓄温婉不同的是,生活中的小迟好恶分明,喜怒哀乐尽形于色,用时下一句流行话来说,就是个“透明的人”,朴实能干,平易近人,虽然出名很早,却从来没有著名作家的架子,就像一个邻家女孩。在她的办公桌上,除了堆积着的稿件,就是女孩喜欢的各种小零食。她的艺术天赋还表现在绘画方面,她经常随意勾勒几笔,一幅形象生动、色彩鲜明的水彩画就跃然纸上。她不但给自己的小说作插图,还为自己的家做装饰。非常具有生活情趣的习惯保持至今。她会去市场买上一只小鸡,几只青椒,几个西红柿,像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一样,回来给自己做上一桌红红绿绿令人赏心悦目的好菜。日子对她来说,总是要精心过的。看几本好书,写几篇好小说,做几个好菜,对生活,她没有更多的奢求。但生活对她却很不公平,一场突如其来的偶然的车祸,夺走了她最挚爱的爱人的生命。小迟的生活一下子从明朗陷入黑暗之中。
失去了最心爱的人的感觉是什么?是绝望。没有人再听她读刚写好的几页小说,发出会心的微笑或做出直言不讳的批评;没有人在她高兴地喝了许多红葡萄酒微醉之后,怜爱地陪在她床边,哄她入睡。没有人陪她一起逛街,走在没人知道他们两个人身份的地方自由自在。与爱人一起刚挑好的新房,只剩了她一个人入住。她挚爱的爱人,也是百姓热爱的父母官。但多少人和她一起悲伤,也代替不了她自己的痛苦。她一遍一遍地拨打着丈夫手机号码,总希望奇迹能够出现。直到有一天,电话里传来一声无情的通知:“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她放声大哭。
还是文学,将她从巨大的悲痛和绝望中挽救出来。是创作,让她找回了自己失落的灵魂。灾难之后她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穿越云层的晴朗》。当她刚开始写作这部作品时,丈夫正微笑着听她的朗读;当她完成这部作品时,斯人已逝。
迟子建作品篇3
关键词:动物形象;人文关怀;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8-0011-01
迟子建总是用温暖的笔调通过一个个苍凉的故事讲述人间的真情。她的小说几乎每篇都要出现一个动物形象,这些多姿多彩的动物形象在故事的叙述之中起着重要的情节推动作用,她让这些具有纯真特性的动物陪伴在人们身边,给故事的主人公以温情和抚慰。
一、动物形象的分类
迟子建小说中的动物形象是复杂多样的,她塑造了一系列的家畜形象。这些动物形象构成了迟子建小说中动人又感人的灵性世界。这些动物形象按照不同的特质可以分成三个类型:具有动物性的动物形象、具有人性的动物形象和具有神性的动物形象。
迟子建写出人类和家畜之间亲密的情感,展示了家畜身上美好的动物性。她所表现的动物性是动物本性中的良好特质,比如《北极村童话》中傻子狗的忠诚、《一匹马两个人》中马的勤劳等,在这些动物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到温存、忠诚、勤劳、勇敢等美好的特质。这些家畜不再是人们的食材和劳动工具,而是和人类共处的伙伴。这些动物以本性中的美好与人类结交下深厚的情谊,甚至在人们悲伤、绝望、无助的时候给人们以安慰和帮助。
迟子建笔下还有一批具有人性特质的动物。当现代社会的物质欲望让人们变得麻木不仁、冷漠相生的时候,她试图让具有人性温情的动物唤起人们内心对真善美的共鸣。《一匹马两个人》中老马陪伴老两口一起走过多年的岁月,它勇敢、勤劳又善良、宽容,这些品质超越了动物性自身,是一种人性的体现。
迟子建笔下的动物形象还具有神性。比如《逝川》中会流泪的鱼,《额尔古纳河右岸》、《洲国》中为主报仇的猎鹰、托梦延长老猎人寿命的狐狸等等。这些神性动物形象的创造与迟子建从小受萨满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她创造的神性的动物形象可以寻见这些宗教文化的身影。她笔下的神性动物形象具有感恩助人、佑人平安的作用,主人公与这些动物形象之间形成了一种宗教崇拜式的关系,表达了迟子建对大自然的尊崇和礼赞。
二、弱势人物与动物相伴的模式
迟子建总是把动物形象放在一些弱势人物的身边,构成了一种由弱势人物和动物相伴的叙述模式。让动物以自己的动物性、人性和神性来弥补这些弱势人物在社会中的某种缺失,最终形成一种人和动物相处的和睦模式。
迟子建的小说总会出现一些相对弱势的人物,他们身处在社会的边缘,多为智障者、残疾者、赢弱的老人、孩子。这些人物都是外表看起来残缺、不健全的,但内心世界却是极度纯净、纯真的,他们在功利的社会里保持一颗纯真之心,退出功利的争夺,以真挚的赤子之心来面对这个世界。在小说之中。动物往往成为这些弱势人物的同盟者与忠实的伙伴。这些动物拥有的美好品格和这些弱势人物本身的纯真之气是相互吸引,相互补充的。他们都拥有一颗纯真的心,他们的心灵世界是相通的,情感上是互相抚慰的。在这些人生活困顿之时,动物会来安慰他们;在动物受难之时,这些人往往给予保护。动物用自己天性中的善良、忠诚来护卫主人的世界,甚至为了主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三、动物形象在作品中的意义
迟子建在动物身上寄寓了对美好纯朴人性的呼唤,她表现的是现代都市生活中最缺失的原始的纯真。在无意识之中。她也表达了自己的生态意识观念。所以,这些动物形象身上显性的意义是对美好的礼赞,隐性的意义是对生态自然的呼唤。
迟子建笔下的动物虽然作为动物而生活,但却都具备了人性上的某些特性:忠诚、勇敢、纯真、正义、善良、温存等。迟子建认为这些品格正是现代城市文明进程中人们逐步缺失的,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逐渐进步,人类也相应地疏远了,人与人之间越加的冷漠。迟子建在作品极力呼唤纯朴的人性,她在弱势人物身上设置了纯净之气,他们在功利的世界里不去争夺,退出争夺用纯真的眼睛来看世界。
迟子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生态观念,但她在作品中无意识的体现了生态意识。她认为“生物本来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由于人类的存在,她们却被分出了等级…一尊严从一开始,就似乎是依附着等级而生成的。”①这种对自然界万物众生平等的思想观念是一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质疑。迟子建的生态意识在动物形象的创作上体现出来,她尊重动物。特别是家畜作为自然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她在表现人与动物之间情谊的过程中,隐秘地完成了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颠覆,展现出不同生物各自的尊严,从而展示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达成了对生态意识的书写。
注释:
①迟子建.雾月牛栏・寒冷的高纬度[M].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迟子建作品篇4
沈阳警方的做法，为全国解决此类案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大庆公安民警全家被害
事过十余载，当年在长春铁路退休的老工人冯老汉提起这宗特大杀人案时，还是愤然泪下：“那天早晨，我在大庆女儿家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值完夜班往女儿家走，打开房门我惊呆了，全家三口人都被杀了，满地血呀……”
1995年12月21日8时54分，大庆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案：“萨尔图公安分局安民派出所民警隋志国一家三口人被杀，一支式手枪被抢走……”15分钟后，时任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海生，市长助理、政法委副书记康志俭，市公安局局长刘忠志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郝德江，带领有关人员赶到了发案地。时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四处副处长王可立、五处副处长阎子忠、法医刘英坤闻讯后，也相继从150公里外的哈尔滨市专程赶到大庆市。
现场位于大庆市核心区域萨尔图区东风新村楼区5―3号楼。这是一栋坐南朝北的六层楼房，省市两级公安人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现场勘查。隋家木质板门外层钉有镀锌铁皮，在距地面102厘米和130厘米处，分别装有两把暗锁；门正中距地面高140厘米，装有门镜；门和锁均未见异常。显然，凶犯是从容而进的。
被害人家系两室一厅楼房，客厅门前的垫子上有点状血迹和泡沫拖鞋、绒面拖鞋；沙发上俯卧着隋志国的尸体，头部有8处钝器伤。东侧卧室门口有一小铝盆，内有两个橘子，边缘散落5个橘子。南侧卧室门打开，室内双人床上有翻动迹象。东侧卧室地面上躺着冯亚玲和4岁女儿隋然两具尸体，冯亚玲尸体头东脚西仰卧，口中堵有一白色沙发巾，头部有13处钝器伤，两手多处有抵抗伤；隋然头部和面部有12处钝器打击伤，脑组织外溢。厨房菜板上有一把带有血迹的菜刀……单元阳台为封闭式，窗外焊有铁护栏，阳台内物品整齐未见异常。
公安人员经过近9个小时的现场勘查，得出的结论是：死者头部损伤系罪犯用圆形平面锤子类钝器和菜刀背击打形成，死亡时间在12月20日18时左右，作案的罪犯系两人。显系熟人而为，预谋作案，意在钱物，特别是被害人职业身份所特有的手枪，而且根本不留活口，手段特别残忍。
由于罪犯从隋志国家中抢走一支手枪，具有重大隐患，负责侦破此案的总指挥部领导，当即决定全市巡警、治安警和派出所管区民警在各大公共场所巡逻执勤，对进出大庆的各个路口的出租车设卡审查。刑警和技侦部门迅速将此特大案情，准确地提供给黑龙江省公安厅指挥中心，请求尽快将协查通报和案情电传给吉林省、辽宁省和全国部分省市公安机关。市公安局刑警和萨尔图分局刑警，龙凤公安分局也在短时间内投入走访调查工作，一路深入到死者隋志国、冯亚玲两人的单位、亲友家，掌握两人生前接触人员情况；另一路负责的社会调查，注意发现案发前隋志国接触的人员、单位和案发后有无异常人员。根据指挥部的命令，全市5区4县的公安机关共1800多名公安民警，在茫茫人海之中，展开了调查走访和设卡盘查工作。
――案发不长时间，负责调查的时任市公安局治安科民警陈建国，向指挥中心传来一条信息：据东风新村5-3楼区一居民反映，20日晚17时20分左右，他在下班途中，曾遇有一着军绿色大衣青年和一着蓝色半截大衣的男青年，打听过隋志国家的楼号。
――时任龙凤公安分局东光派出所长孙化呈报告，带领民警在调查走访案发前后两天在市区运行的龙凤出租车时，据黑E826××号斯柯达出租车司机反映，20日20时左右，他在离案发地1.2公里处的东风新村白云大酒店附近，拉过一高一矮两个男青年，高个着黄色军大衣，矮个着蓝色半截大衣，两人分别在中林街和龙南下车。
――时任让胡路分局乘新派出所副所长苏学江报告，民警在东风新村场所走访调查时，据经六街烧烤店女老板回忆，案发的20日中午，有两青年来店里吃饭，谈论的焦点与警察有关，着装也是军大衣和蓝色半截大衣，他们要了两个小菜，竟吃了两个多小时。
――时任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中队长江山平报告，刑警在配合其他警种检查电子时，据老板说，调查了解的一高一矮青年体貌特征，很像常来这里打游艺机的两个人，单位和姓名不知道，记忆最清的是高个子会开车，以前常开着车门印有“大庆市局机关”字样的五十铃轿货两用车，车牌号没记住。
仅凭现场勘查调查走访的情况，要准确无误地及时找到这两个重大嫌疑人，对于大庆警方来说，无疑是大海捞针。
为了抢枪凶手杀死民警全家
案发的第二天，就在省、市公安机关各路警探忙于现场勘查时，两个杀人凶手――26岁的党伟光和30岁的迟建伟，已经乘上了大庆至大连的208次直快列车，欲南下广州抢劫作案。在列车上，迟建伟那沾满鲜血的手，不时地在大衣兜里触摸着那支抢来的式手枪，目视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物，默默地祈祷在南下第一站的沈阳市，顺利地干上一把，哪怕只弄到去广州的路费也行。正在卧铺睡觉的党伟光，突然从梦中惊叫：“警察！警察……”迟建伟吓得狠狠地打了党伟光一下：“你叫啥？”党伟光猛地坐起，茫然地望着迟建伟，半天才缓过神儿来：“建伟，我做了一个噩梦，满大街的警察都在抓我们。”“别怕，我们有枪，到沈阳整点儿钱就走，不会有什么大事。”迟建伟将半听饮料一饮而尽，两人又开始窃窃耳语，密谋着南下犯罪的计划。
迟建伟、党伟光都是大庆油田工人，以前二人确实勤劳致富，有了一些积蓄。后来他们嫌钱来得太少太慢，竟抛弃正业，迷恋上，幻想着一夜暴富。二人在大庆最大的电子里相识后，半年工夫，当他们最后一次走出扑克机城时，迟建伟已负债30多万元，党伟光也输掉了20多万元。两个穷光蛋哀叹：“再借钱玩儿，怕也很难捞回来了。”
1995年11月16日，在一个小吃部里，迟建伟对党伟光说：“兄弟，咱可过不了穷日子，得想辙。”“干脆，整一支枪，到广州干一次，整个百八十万的。”二人的罪恶阴谋，就这样萌生了。
为了搞到一支枪，他俩想到了警察。在大庆市只有警察有枪，可惜他们没能与警察交上朋友，即使朋友中有干公安这一职业的，又有哪个警察肯将枪借给他们呢？12月20日上午，党伟光打电话把迟建伟约出来，说他想起一件事，兴有点儿门儿：三年前因一个哥们儿涉嫌一起特大盗窃油田物资案，市公安局刑警六中队侦察员邹某，曾找他调查情况时有过一次相识的接触。党伟光的意思是准备将抢枪的目标选在刑警身上。话一出口就遭到了迟建伟的反对：“你傻啊！那是刑警，整不好就得掉脑袋。”迟建伟了党伟光的打算，也受了点儿“启发”，从记忆里搜索到了萨尔图公安分局安民派出所民警隋志国。
迟建伟选准隋志国下手自有他的道理。隋为人善良，好接触，那年大庆市打击盗抢机动车，迟建伟半夜去哈尔滨市送两个客人，因没带行车证被萨尔图安民派出所设卡的警察拦住，说什么也不让走；正赶上隋志国负责这个卡点，得知情况走过来看了看迟的驾驶证，用手机给其单位领导打了一个电话问明情况后，又给交警支队值班室打电话对车牌号进行了核实，就放行了。对此事，迟建伟一直感激在心，事后在路上见过几次隋志国，他要答谢，但都被隋婉言谢绝了。
这次，二人可借这件事为由，到隋家登门拜访，以酬谢为名抢枪。
当日18时许，迟建伟、党伟光带着事先买来的两把锤子，几经周折打听到隋志国的居址，隋志国和妻子冯亚玲正在忙着做饭。两人进屋后，隋志国热情地让坐、泡茶，4岁的女儿隋然也很懂事地为两个叔叔端来一盆橘子。大约寒暄了20分钟，迟建伟趁隋志国低头拿烟之际，抽出藏在腋下的锤子，狠狠地朝坐在对面毫无戒备的隋志国头部猛击数下，一个善良的公安民警就这样惨死在家中的沙发上。这时，迟建伟摘下隋的手枪，简单地和党伟光分了一下工就朝厨房走去。
排烟罩的声音淹没了客厅的罪恶，迟建伟走到厨房对冯亚玲说：“嫂子，你快去看看大哥吧，说着话就昏倒在沙发上了。”冯亚玲几乎是小跑出了厨房，见到丈夫满脸是血就扑上去喊：“志国，你怎么啦！志国……”这个26岁的萨尔图区党校职员，还没等扶起丈夫，又惨死在党伟光的锤子下。在冯亚玲离开厨房的一瞬间，迟建伟又拿起菜板上的菜刀，跟在4岁的隋然身后，当孩子走到爸爸、妈妈的两具尸体前，惊吓地哭着说：“叔叔，妈妈、爸爸怎么啦……”迟建伟用菜刀背朝孩子的头部打去，孩子也倒下了，可那双小手还搭在母亲的胸前抽动着。党伟光生怕小女孩不死，又抡起铁锤狠狠地砸去……
两个杀人恶魔走出隋志国家时是18时48分。在回家的路上，由迟建伟带着那支式手枪和17发子弹，党伟光则拿着在隋家翻找到的300元钱。两人商定回家后由迟建伟筹集去广州的费用，购买火车票翌日晨起程南下。可是直到第二天上火车时，两人也没能从昔日的朋友手中借来一分钱，只好用现有的资金对付到沈阳，改定在沈阳下车，在北站地下商场人员繁多的场所寻机抢劫作案。
杀人凶犯在沈阳击伤民警逃脱
12月21日22时，党伟光、迟建伟在沈阳下车后，曾鬼鬼祟祟地跟踪一对年轻夫妇，正准备下手时，党伟光说：“别抢他俩了，车一过四平时右眼就跳，现在刚一下车，右眼又跳上了。这个点儿车少，干完了走不了，别误了大事。”迟建伟觉得有道理，就放弃了眼前的目标。午夜时分，两名凶犯在沈阳站前的一个小旅店里落脚。
沈阳北站站前广场之下，是一座颇具规模的综合性商贸娱乐中心――沈阳地下商业城。置身其中，恍若迷宫，上下两层纵横交错的地下街，店铺星罗棋布，商品琳琅满目，从早到晚客流不息。在这里担任维护社会治安工作的沈阳市北站治安分局刑警孙利品，是一位战功卓著的优秀警官。1995年在不到11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在地下商场破获刑事案件105起，其中重特大案件7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12月23日下午，本应公休在家的孙利品，又来到商业城调查了解一起未处理完的治安案件。17时10分，当他带领两名协勤人员在商场大厅巡视时，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进入了他的视线。那惊慌游移的眼神、张皇失措的举止，立即引起孙利品的怀疑：“你们俩来一下。”孙利品毫不迟疑地喊住了那两个可疑的人：“我是北站治安分局的民警，请跟我到执勤室去一下，看看你们的证件。”孙利品亮出了警官证。“啥事呀？我们都是沈阳的。”两人忙不迭地解释。在地下商业城不足8平方米的公安执勤室里，孙利品要查看二人的身份证，好家伙，两个人居然掏出了4个身份证。孙立刻加强了戒备心：“说吧，在沈阳什么地方工作？住在什么区？什么街？多少门牌号？”这平常的问话，竟使两人脸上冒出了冷汗。就在这时，站在孙利品对面的高个子青年，突然从大衣兜里抽出左手，一支手枪对准了近在咫尺的孙利品。干了十多年刑警的孙利品，见的歹徒多了，他顾不得多想，一个箭步冲上去。就在他伸手欲夺那支枪时，“叭”地一声枪响，罪恶的子弹射进孙利品的左手腕，鲜血霎时染红了警服。枪声惊动了商场里的顾客，人们惊慌地向出口拥去，两个歹徒也趁乱混进了人群之中。
孙利品见两个歹徒要逃出大厅，强忍着疼痛，狂追过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抓住他！抓住他！”他追上一个矮个子，狠狠地一绊，将其摔倒在地，就势猛扑上去，一搂一压，将矮个子歹徒擒获了。另一个高个子的携枪歹徒，扔下身上的军大衣，随着拥挤的人流逃离了地下商场。
被孙利品抓获的歹徒是党伟光，逃离地下商品城的歹徒是迟建伟。
党伟光很快被押送到北站治安分局，他供认了在大庆市惨杀民警隋志国全家人、抢枪准备南下抢劫作案的全部犯罪事实。19时17分，沈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用公安专线电话，将这一特大案情通报给大庆市公安局，证明了党伟光所供认的犯罪情况属实。
一夜之间，令人惊悸的消息不胫而走，餐桌上、办公室里，商场内……突然地少了一份平静，多了几分紧张。这一消息很快被沈阳的新闻传媒所证实。12月24日，沈阳电视台、沈阳人民广播电台、沈阳交通广播电台，每隔一个小时就滚动式地向全市人民公布一次案情。
通缉令也很快传到了千家万户，刚刚经过秋季严打会战的沈阳市公安民警，又快速地集结起来。
此时的大庆市公安局，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工作，初步掌握此案就是居住在中林街的迟建伟和居住在龙南小区的党伟光两人所为，就在准备实施抓捕罪犯时，沈阳警方传来佳音。市公安局决定速派市区10名优秀刑警连夜赶赴沈阳，加入围歼持枪杀人逃犯迟建伟的战斗。大庆警方派出的特别小分队即将出发时，公安局局长刘忠志握着分队长的手说：“到达沈阳后，请你代表大庆市公安局，对受伤的民警表示慰问，请求沈阳市警方领导，把围歼迟建伟战斗中最危险的工作留给我们去干，再也不能让沈阳的民警流血了……”
午夜传出缉捕凶犯的命令
作战命令是在23日19时50分在沈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下达的。
一向以严谨和果断著称的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常绪武，接到紧急报告后立即驱车赶到案发现场。与此同时，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峰，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韩广生、周文高及刑警支队领导也从不同地点赶到现场。常绪武亲自担任主审，当党伟光供认迟建伟携枪逃走还有十余发子弹时，常局长深知潜在的巨大危险，正在威胁着拥有600万常住人口和100多万流动人口的沈阳城。歹徒迟建伟逃跑时甩掉了军大衣，仅穿着一件羊毛衫，但已身无分文，在这穷途末路的情况下，迟犯随时可能持枪杀人，抢劫作案。那十余发子弹中的每一发，都可能夺去一个无辜的生命，或引发一起严重暴力性案件。案犯不管逃到何处，其落脚之地都会增加意想不到的危险，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事实。
“我们必须马上行动！”为了尽快地抓捕迟犯，沈阳市公安局成立了追捕迟犯指挥部，于当夜20时30分召开了由市局各主要业务部门、市内5区及东陵、于洪等区主要领导参加的紧急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了全市围歼杀人逃犯迟建伟的统一行动。会议的内容逐条逐项的落在了各级公安机关指挥员的保密本上：连夜印发紧急通报，冲洗携枪逃犯迟建伟照片，下发全市各个有关单位开展查堵工作；市内各公安分局组织民警对管区所有的小旅店、餐厅、医院、商店、浴池、空房、工棚及娱乐场所进行全面清查；对南站、北站、东站、皇姑屯火车站分别由刑警支队及和平、大东、皇姑、北站4个公安分局派重兵守候；全城周边的7个公安综合执勤站，由主管公安分局增派警力，昼夜设卡堵截，由刑警支队二队负责逐站督查；市局交警支队派出所有警力，迅速封锁高速公路各收费口，逐台审查出市车辆，发现迟犯立即缉捕；交通治安分局增派警力，对各长途汽车客运站、出租车站点严加守候，并向出租车司机公布案情，安排布置民航机场注意堵截；周日休息的刑警、治安特警、巡警、交警、派出所民警，立即返回岗位，由各单位组织到街巷路口巡视、查访、设卡堵截……
沈阳市公安局发出的一道急令，惊动了偌大的沈阳城，一场从未有过的全市范围内围歼持枪杀人逃犯迟建伟的战斗，正式在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打响了。
迟建伟在沈阳市北站地下商场开枪击伤民警孙利品后，于19时50分，流窜到铁西区应昌街小五路37―212号，尾随居民郭某闯入家中，在企图抢劫钱财遭到郭老太太反抗时，迟建伟开枪击中郭某的腹部逃走。经刑警支队技术部门现场勘查，认定这起涉枪案件系迟建伟所为，由此证明迟犯已从北站逃至铁西区范围内活动。为了尽快捕获迟犯，市公安局从刑警支队、治安特警支队和巡警支队，调集了大量警力，很快对铁西区进行了全面封锁，并逐家逐人地搜查。市公安局指挥部随即迁至铁西分局现场办公，密切关注着迟犯的一举一动。
按照沈阳市委和市公安局追捕迟犯总指挥部的指令，沈阳电视台、沈阳人民广播电台、沈阳交通广播电台及时向全市居民公布了案情：“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杀害公安民警全家三口人的凶犯迟建伟、党伟光，逃进我市。昨天傍晚党伟光被公安机关擒获，迟建伟开枪击伤我市一名公安民警后，于19时许携枪逃进铁西区，在实施抢劫作案中，将铁西居民郭某开枪击伤，刚刚逃离现场。据公安机关掌握情况判断，迟犯现仍然在铁西活动，望铁西区的居民提高警惕，注意防范。特将逃犯迟建伟的体貌特征，着装情况通告如下……有发现者请及时拨打110……本台将在一个小时后，播发警方公布的最新消息，请广大市民注意收听、收看警方抓捕逃犯的最新消息。”
沈阳市人民被这一通告和通缉令震惊了，都围在电视机前、收音机旁，等待着收看收听警方的最新消息，企盼着警方早日擒获这一杀人凶手。12月24日下午13时许，兴工派出所民警郭忠明在云峰街南口巡视时，突然从旧物市场跑过来一名中年妇女：“警察同志，快！快！刚才一名男青年用身上穿的一件灰色羊毛衫，强行换走了我一件女式蓝色半截旧呢子大衣，此人长相和电视播放的那个杀人犯很相似！”郭忠明顺着中年妇女手指的方向，追了过去，先后追到3个穿同样呢子大衣的人，但全都是女人，杀人逃犯迟建伟再一次从人员密集的地方溜掉了。铁西公安分局刑警一大队，马上将这件灰色羊毛衫送到市公安局六处，让在那里看押的党伟光辨认，确认是迟犯在大庆作案时所着装。为了把握起见，警方人员又把这件羊毛衫和迟犯扔在北站现场的军大衣，送到警犬大队经3只警犬鉴别，结果认定两件衣服气味同一，羊毛衫就是迟建伟的。据此说明，迟犯还藏匿在铁西区范围内。市公安局指挥部又迅速调集警力火速支援铁西，采取封闭式大搜查，同时指挥部划定了以铁西区为中心，以于洪、和平等相邻区域为重点，集中搞好清查工作，由巡警支队、治安特警支队，火速增援这两个铁西相邻区，进行逐家逐户、逐车逐人的大搜捕。
沈阳市公安机关和全市各大新闻单位，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向全市参战的各个战斗单位和全市人民通报公布了携枪逃犯迟建伟，更换衣服的最新情况和活动重点区域……
逃犯被沈阳警方击毙在一户农家院内
沈阳城最西端有一个城边村屯叫蓝胜台，素有“过了蓝胜台走出沈阳城”的说法。沈阳至北京的102国道就是横穿蓝胜台村，然后向西南方向延伸的。这里设有一个检查站，是进出沈阳城的第一道关口和最后一道岗卡。随着沈阳经济的振兴和发展，为了适应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的需要，1995年5月沈阳市政府有关部门决定，沙岭检查站由原先的交通管理调整为兼管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处理的综合执法部门。23日晚，市公安局围捕携枪逃犯迟建伟的战斗命令下达后，沙岭检查站的全体民警，就昼夜荷枪实弹守卫着沈阳城的西大门，一丝不苟地对出市的1000多辆车进行逐人、逐车的检查，高度警惕地站在自己的哨位上。
25日上午11时20分，于洪区沙岭镇蓝胜台农民黄海营，在102国道沙岭公安综合执勤检查站东500米处，发现由东往西走来一名身穿蓝色女式呢子大衣的男青年。黄海营觉得此人很像电视台播放的通缉逃犯迟建伟，当即拦住一辆出租车，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出租车司机张国庆，两人驾车来到沙岭公安执勤检查站报告：“我们发现了那个杀人的逃犯。”值班民警康建伟等4人，立即驾驶巡逻车迎了上去。沙岭镇派出所的两名民警也闻讯拦住了一辆大客车前往增援。6名民警快速驾车追赶上了这名男青年，两辆车前后夹击，把男青年围在了中间，康建伟端枪跳下车，大喊一声：“不许动！”男青年见此，忽然退下公路，撒腿就跑。“追上他！”康建伟向战友们喊了一声，民警张凤仪、邹明起跳下汽车就追，只见迟建伟跑进一片农舍中不见了。
民警们迅速分散开来，各自占领一个制高点，把方圆100米内的几栋房子包围起来。13分钟后，于洪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告后，速派76名刑警赶到现场，迅速包围了蓝胜台村。包围圈在一点点儿地缩小，最后将迟建伟围在蓝胜台村民尹某家内的一个大草垛边，民警鸣枪示警，警告迟建伟缴械投降。民警的话音刚落，“叭！”“叭！”负隅顽抗的迟建伟在柴草垛里向围捕的民警连射两发子弹。
“第一梯队，还击！”在现场指挥战斗的于洪公安分局副局长果断地下达了击毙特大杀人持枪逃犯迟建伟的命令。
“哒哒哒――哒哒哒――”于洪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在下达开枪击毙迟建伟命令的同时，举枪和第一梯队的几名战友，从不同的角度，向迟犯藏身之处射出了一发发正义的子弹。12点48分，迟建伟被击毙。民警们在他那罪恶的躯体旁，缴获了一支式手枪和10发子弹。
随着蓝胜台的捷报传出，沈阳市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1995年12月27日下午，中共沈阳市委、沈阳市人民政府和辽宁省公安厅隆重召开庆功表彰大会，对抓捕围歼黑龙江省大庆市“12・20”特大杀害公安民警抢枪罪犯的功勋单位及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当孙利品走上主席台，从市委领导手中接过一等功臣奖章和被授予的人民卫士光荣称号证书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次庆功表彰会上，沈阳市人民政府为孙利品颁发奖金1.5万元；公安民警王洪泽、康健伟也荣获了一等功臣和人民卫士的光荣称号，市民张国庆、史晓光、黄海营被授予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光荣称号，两位公安民警和3位市民各得奖金4000元；吕明放等3名新闻工作者和6个集体单位，分别受到通报表彰和奖励。
12月28日，特大杀人、抢劫逃犯党伟光被押解到大庆。
1996年2月9日上午，遵照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命令，特大杀人犯党伟光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
迟子建作品篇5
群山之巅，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到谁的呼唤？
这是迟子建的新长篇小说《群山之巅》的最后一句话，在网上被众多网友转发，不少读者首先就是被这句话打动吸引。《群山之巅》讲了一个有历史有渊源有悬疑的杀人和缉凶故事。全书一共17个片段，也就是小说的17章，每一章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小说的篇幅不是很长，只有20万字，容量却很大，要做足铺垫的话，这个篇幅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作者充分考虑小说结构布局的紧致，采用环形链式结构，用倒叙开篇，自然地把每个人物的历史和过往叙述出来。这些人物相互勾连，事件一环套一环，相互承接勾连，又构成一个整体群像。虽然人物众多，形形，又各自有鲜明的个性，但这个群像不是松散的，有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线头是辛家的养子辛欣来。
《群山之巅》的故事发生在北方龙山之翼一个名叫龙盏的小镇。那里有桦树皮的清香，有人们钟爱的野花、松鼠、白云、雪地、格罗江……但那里没有田园牧歌。迟子建不是叙写民俗风情志，而是要讲述一群小人物的生活、过往和他们的命运以及抗争。迟子建是黑龙江人，是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被誉为大兴安岭的文学代言人，她笔下不离她热爱的北国世界，那里有苍茫的群山和奔流的大河。迟子建坦言，《群山之巅》是“一个写当下生活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纠葛的作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幸她完成了这个挑战。《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是《群山之巅》最早的读者之一，正如他所言，《群山之巅》“构建了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方世界”。
好小说要有好故事，但仅仅有好故事，还不一定称得上好作品。《群山之巅》不仅讲了一个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好故事，也沉淀了作者对多个重大人生课题的思考，这和迟子建的创作习惯和本书的创作意图有紧密联系。
具体而言，《群山之巅》涉及了以下主题：历史――英雄和逃兵；罪恶与忏悔――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灵魂负累，并为此忏悔；女性――爱情、婚姻、身体、生育；城市化与环境――以唐镇长为代表，宁愿牺牲经济发展，也要保护环境，但仍然被时代大潮裹挟；神性与人性――安雪儿和辛欣来为两极代表；风俗与制度――比如殡葬改革、死刑的执行方式；热点时事――朱令投毒案、刑讯逼供、器官移植与买卖、英雄的塑造与宣传。每一个主题都是通过叙事来呈现，从细节上生动地再现复杂的人性和有棱有角的现实生活，绝非传声筒式的抽象论述。
在两年多的创作过程中，由于长期沉浸在大山之巅的飘雪世界，和书中的人物共情至深，迟子建甚至写到晕厥，让家人十分担忧。收笔之后，仍然心颤，不能释然。毫无疑问，《群山之巅》是一部可读性很强又沉甸甸的耐读的杰作，它让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迟子建认为，小人物是小说的“珍珠”，无论多么宏大的主题，都可以由小人物串起来。迟子建的小说里边的每一个人骨子里都是孤独和沉默的人。人物都是小人物，但山却是大山，大山就是他们的绵延不绝的挣命与生活，山巅之上的小人物也可以有他们的巍峨。那些卑微的人物，怀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这是作者赋予他们的生命的尊严。
《群山之巅》是迟子建时隔五年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日前，迟子建携书出现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人和书都引起轰动。迟子建成名已久，在读者眼里早已被划归为进入文学史的“老作家”。知天命之年的迟子建还是那么年轻，端庄贤淑又在嘴角眉梢带着几许少女般的热切与明亮。迟子建说，《群山之巅》是自己50岁收获的一个沉甸甸的成果，她正在创作生命旺盛的阶段。为《群山之巅》发行站台是迟子建生涯首次参加新作推介，可见她对《群山之巅》的重视。
迟子建作品篇6
关键词：迟子建 小说 死亡 哲学
死亡与生命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海德格尔曾指出：“日常生活就是生和死之间的存在。” 我们在拥有生命的过程中也同样是一个渐渐步入死亡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不可阻挡或逆转，甚至死亡相对于生命来说更加让人觉得扑朔迷离。死亡是人类难以摆脱的宿命，当作家们在不断探询此岸的生命迷津的同时，也在试图关注死亡这一通向彼岸世界的桥梁。
在当代作家中，迟子建是对死亡思考较多的作家之一，原因除了艺术思维上的敏感与睿智外，这与她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戴锦华曾撰文指出：“迟子建是一位极地之女。她带给文坛的不仅是一脉边地风情，而且是极地人生与黑土地上的生与死，尽管不再被战争、异族的虐杀所笼罩，那仍是一片‘生死场’，人们在生命的链条上出生并死去；人们在灾难与劫掠中蒲草般的生存或同‘消融的积雪一起消融’。” 迟子建生长在荒寒的东北边地，嗅着死亡的气息渐渐长大，死亡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她的小说中呈现的浓重的死亡情节也正是身处封闭边地的人们心灵世界的折射。的确，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也许不会遭遇到那么多的死亡场面，但是对于迟子建生活的北极村来说，那里只有几百户的人家，街坊邻居之间都极为熟悉，参加葬礼似乎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交往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迟子建个人而言，身边好友、祖父、父亲以及丈夫的早逝，让她越发觉得即便不喜欢，但是死亡的气息还是会如影随形，并且这沉闷的气息将萦绕着人的一生，它的笼罩总是让人无法抗拒。亲人的离去带给迟子建内心无法抚平的伤痛的同时，也开启了她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他们的影子就这么突然地从大地上消失了，让人猝不及防，让人无法接受。从那时起，我便知道了人活着有多么糟糕，因为死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同人吃饭一样简单。死亡一旦饥饿了，它便张开血盆大口劫掠人，而且它毫无眼光，贪婪，常常把不该吃掉的人也吃掉。死亡走来时那么不动声色，它扼住人咽喉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想想人是多么可怜，不能左右自己的出生，同时也不能完全左右自己的死亡。” 对死亡的体认为迟子建的生命注入了一丝苍凉的底色，那些死亡的场面常常漫不经心地出现在她的小说文本中，死亡作为一种生命的样态进入小说叙事，改变着古老的东方民族重生讳死的传统生命哲学，显示出对生命本体性追寻的诗学诉求。
从成名作《北极村童话》开始，死亡的场面就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迟子建的小说文本中，她不厌其烦地在小说中描写着死亡、葬礼、墓地的场面，叙述着死亡的出其不意和难以预料。《北极村童话》中苏联老奶奶毫无预兆地孤独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使幼年的“我”就体验到了死亡所带来的伤痛和恐惧，随后在《北国一片苍茫》、《西林小教堂》、《没有夏天了》、《罗索河的瘟疫》，《旧时代的磨房》等作品中死亡更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既然死亡无法避免，那么人们只能选择去接受，人生就是这样在生命与死亡、获得与失去之间徘徊，《树下》作为迟子建的首部长篇小说，其中众多人物都被她进行了死亡化的处理，小说以主人公七斗的母亲上吊身亡为开篇，七斗因此被寄养在姨妈家，姨妈一家惨遭杀害，七斗的父亲后来也因车祸意外身亡，她的同学火塘牺牲在战场，骑马的鄂伦春少年也死了，小说最后以七斗的儿子多米的死为结束。七斗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都相继被死亡掳走，而七斗却在惨烈的生活中顽强地活了下来，迟子建煞费苦心地让死亡具有了生的力量，向死而生――这正是迟子建对生命的顿悟与冲动。
二00五年对于迟子建来说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渐渐从丧夫之痛的阴影下走出来的迟子建，写出了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这篇小说中死亡成了小说的主旋律，它在文本中密集的出现，甚至达到了令人不能喘息的程度。魔术师死了，蒋百嫂的丈夫死了，小男孩云领的母亲也死了，“死亡发生在昨天，发生在今天，自然还将发生在明天，它随随便便说来就来，带走了它需要的人，留下另一些人继续艰难地活着。迟子建的心被死亡的伤痛占据着，在小说中已经说不清那是来自迟子建内心的巨大悲伤还是女主人公的发出的心灵的伤痛。月夜下，女主人公拿出魔术师生前用过的剃须刀盒，让浸透着他血液的胡须随着清流而去，随着剃须刀的盒子中扑簌簌的声音，奇迹出现了：“不过没隔多久，扑簌簌的声音再次传来，我便将那个盒子打开，竟然是一只蝴蝶，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它扇动着湖蓝色的翅膀，悠然地环绕着我转了一圈，然后无声地落在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 至此，迟子建与女主人公一同走出了死亡给内心带来的剧痛，是文学引领她走出死亡的阴影，给她的伤痛找到了一个能够得到排遣的出口。经过几年来对伤痛的咀嚼，我们能在文字中感受到迟子建已经心静如水，不再顾影自怜，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在文本中赋予死亡更多独特而深厚的审美价值。《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老夫妻为儿子海龙隆重的操办阴婚，而新娘是一条身形俊美的大红鱼，因为在女人的梦中出现了一条七八尺长的大鱼，鱼嘴里吐出红线，红线翻山越岭落在了他们家乡的河流中，他们的儿子是为了救人被海浪卷走的，于是他们认定那条大鱼是他们的儿子幻化而成，是要他们给他找媳妇的，随后他们也果然在家乡的托哈特河上发现了为他们儿子而来的那条神秘的红鱼。夫妻俩沉浸在儿子找到归宿的喜悦中，他们失去的仅是儿子的躯体，但是他们相信儿子的灵魂已经幻化为一条大鱼畅游在海洋之中，死亡的悲伤被冲淡了，小说通篇弥漫着悠远的鬼魅之气，在对神秘的彼岸世界惊鸿一瞥的时候获得了特殊的审美张力。
对于生死之谜，迟子建似乎已经彻底地了悟了，死亡并非是万事皆空的寂灭，因为当生命回归泥土之后，也便意味着生命在其他地方的另一次绽放。在迟子建看来，生命总是以两种形式存在着，一种是活着，一种是死去后在活人的梦境和生活中频频出现的灵魂的幻影，这样死亡成为生命的另一种特殊的形式，生命也随之具有了永恒的哲学意味。活人在白天里生活，死人在白天里安息；活人在夜晚时“假死”，死人在夜晚时栩栩如生地复活。生与死，此岸与彼岸的世界在迟子建的作品中交织着、缠绕着，生命在流逝过程中诞生的那些故事成就了迟子建作品触动人心且颇具神秘意味的诗性精神。
死亡与生命相对，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而对死亡的思考正是源自对生命更深刻的一种体悟。迟子建在小说中对生命与命运的描述弥漫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而这些悲剧意识折射出的则是迟子建内心深处强烈的死亡意识与情结，那些渐次接近或远去的死亡的足音为迟子建的小说凭添了一层神秘的诗意氛围。在东北这块充满了灵性与神秘气氛的黑土地上，在儿时那些伴随着幽幽炉火蓬勃出现的神话传说中，在老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的那些鬼怪故事的滋养下，迟子建仅是把死亡当作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而已，她对于死后灵魂的有无也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使迟子建能够自由地驰骋在亦真亦幻、虚实相生的艺术世界中。于是，在短篇小说《亲亲土豆》中“那永远离开礼镇的人不止一次通过梦境将这样的乡愁捎给他的亲人们、捎给热爱土豆的人们。在小说《亲亲土豆》的最后秦山年轻的生命还是戛然而止了，然而在秦山的葬礼上却出现了这样一幕：
礼镇人看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葬礼，秦山的棺材旁边坐着五麻袋墩墩实实的土豆，李爱杰头裹孝布跟在车后，虽然葬礼主持不让她跟到墓地，她还是坚持随着去了。秦山的棺材落入坑穴，人们用铁铲将微薄的冻土扬完后，棺材还露出星星点点的红色。李爱杰上前将土豆一袋袋倒在坟上，只见那些土豆咕噜噜地在坟堆上旋转，最后众志成城地挤靠在一起，使秦山的坟豁然丰满充盈起来。雪后疲惫的阳光挣扎着将触角伸向土豆的间隙，使整座坟洋溢着一股温馨的丰收气息。李爱杰欣慰地看着那座坟，想着银河灿烂的时分，秦山在那里会一眼认出他家的土豆地吗？他还会闻到那股土豆花的特殊香气吗？
李爱杰最后一个离开秦山的坟。她刚走了两三步，忽然听见背后一阵簌簌的响动，原来坟顶上的一只又圆又胖的土豆从上面坠了下来，一直滚到李爱杰脚边，停在她的鞋前，仿佛一个受宠惯了的小孩子在乞求母亲那至爱的亲昵。李爱杰怜爱地看着那个土豆，轻轻嗔怪道：“还跟我的脚呀？”
小说在这里悄然结束，平静却让人回味，死亡所引起的强烈悲哀被这充满爱意的结尾冲淡了，死亡仅带走了秦山的躯体，但是他却以另外一种神秘的方式和家人继续生活在一起，亲情的包裹便让死亡也具有了空灵之美。
《白雪的墓园》和《重温草莓》是迟子建情感最为浓烈的两篇悼念性的文章。在《白雪的墓园》中，父亲死后，他的灵魂化作母亲眼中的一颗红豆，和母亲的目光一起注视着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创造的孩子，当母亲一个人悄悄到山上的墓园看望过父亲之后，那颗红豆也随之消失了，因为是母亲给予了父亲的灵魂一个人安心留在墓园里的勇气。而《重温草莓》则是“我”在梦幻中与父亲灵魂的交汇，延续着亲情的温暖。特别是在《向着白夜旅行》中，迟子建更是将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她让“我”经历了一次与前夫马孔多的灵魂一同出游的过程，故事是那样的扑朔迷离。同样，小说《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也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灵魂的神秘故事：只身来到漠那小镇的作家却屡屡被深夜出现的鬼魂的迹象所困扰，鬼魂常常在夜半时分演奏出类似筷子敲击碗的声音，听起来徐徐有致，富有旋律感和一种曼妙的伤感，于是只好请来巫师驱鬼，巫师的驱鬼术神奇地使鬼魂销声匿迹了。但是，迟子建却为小说安排了这样的结局：“我站在格里格故居的露台上眺望着大海时落泪了。那一片细雨黄昏中的格里格海啊，它到处是翻卷的音符，如同我在漠那小镇看到雪花飞舞的情景一样。那每一片雪花也都是一个音符，它们洒向屋檐、树木、大地时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我为自己在木屋里驱鬼的行为感到无比羞愧。我想那是一种真正的天籁之音，是一个人灵魂的歌唱，是一个往生者抒发的对人间的绵绵情怀。我为什么要拒绝它？在喧哗浮躁的人间，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只应感到幸运才是啊。在格里格的故居，我听着四周发出的奇妙声音，更加怀恋曾笼罩过我的深夜的叮当声。我相信，一个热爱音乐的人，他的灵魂是会发音的。” 对于死亡的叙述带着迟子建自身对于生命、对于文学的智性思考，通过大胆的艺术想象与虚构，死亡叙事在迟子建的笔下向生活真实逼近的同时，也展现出人性和亲情最灿烂动人之处。死后的世界在迟子建的笔下充满着神秘，死亡并不意味着永久的消失，而是生命以别样的形态继续存在着，这样的表达方式一扫死亡惯常留给人们恐惧、绝望和沉重的印象，而是用灵性的语言去感悟生命的现世与彼岸，带给读者以扑朔迷离的神秘诗意。
正是由于迟子建对生命、对死亡、对人性困境进行的深刻思考，才使作品弥散出忧伤而又神秘的诗意氛围，涌动的是别样的灵性和光辉，这就是迟子建能够化平静为绚烂，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生与死在迟子建的眼中充满了同样的诗意，平凡的生命虽波澜不惊却也常常有峰回路转的惊喜，死亡也并不是绝望、消极和恐惧，对死亡的书写本身就是对生命流程的关注与思索。迟子建从不在文本中避讳死亡的出现，并且一直在努力探索死对生的意义，正是死亡的冰冷才衬托着生命的炽热，既然死亡的出现是如此的出其不意，那么生命将更加值得珍惜，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情，然而漫长的生活旅途才是对人的真正的考验；既然死亡与生命的形式终将合一，那么就要使自己从死亡带来的伤痛中解脱出来，正视它、接受它的存在，迟子建的死亡叙事实际上传达的却是对死亡本身的超越，是对生命进行的哲学思考。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280页
2.戴锦华：《迟子建：极地之女》，《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第3.版，第304页
4.迟子建：《死亡的气息》，《北方的盐》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280页
5.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中篇小说集・第四卷・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317页
6.迟子建：《亲亲土豆》，《迟子建文集・第三卷・亲亲土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210-211页
迟子建作品篇7
延迟策略（Postponement Strategy）最早由Alderson（1950）提出，之后Bucklin（1965）将其应用于营销管理的库存定位决策问题中［1］。随着学者们的深入探究，延迟策略的理念已经延伸到了制造、物流等领域［2］。延迟策略是制造企业为了减少制造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整体运作成本，在准确获取到客户个性化定制需求信息之前，尽量推迟产品制造过程中实现差异化的定制活动［3］。实施延迟策略可以减少预测误差，简化制造流程，使实物产品和无形服务与客户的定制需求有效连接［4］，如惠普（Hewlett－Packard）、戴尔（Dell）和本田汽车（Honda）等就应用延迟策略改善了经营绩效。延迟策略在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战略手段［5］。研究延迟策略实施机理比较常见的模型方法主要有存储论、排队论和数学规划等。存储论模型方面，Lee等（1997）最早采用库存理论与方法研究延迟产品区分问题［6］，Garg等（1997）构建了前点延迟（在产品族点延迟）与后点延迟（在产品类点延迟）的库存模型［7］，Jian Li等（2008）利用考虑已计划但未交付的EPL模型评价了实施延迟策略对供应链制造商的影响［8］；排队论模型方面，Gupta等（2001）认为生产能力是影响延迟决策的重要因素，他们利用排队论模型研究了一个由K个服务站组成的延迟策略制造系统［10］，Diwakar等（2004）基于排队论方法考虑延迟策略对客户等待时间的影响［11］，Su（2005）等利用排队论模型研究了影响时间延迟和形式延迟的因素［12］；数学规划模型应用方面，Swaminathan等（1998）利用二阶段整数规划模型，分析了不同需求变动、能力约束以及产品相关系数下，装配型和备货型生产模式的差异性［13］，Chen等（2006）利用动态规划模型评价了实施延迟策略过程中成本与收益［14］，杨水利等（2010）构建了基于客户订单分离点的实施延迟策略生产成本非线性规划模型，研究了加工成本和库存成本对总生产成本的影响［15］。然而，实施延迟策略的制造系统是离散的，即制造系统需要响应分散的客户个性化需求，各状态的激发随机发生，且激发具有不确定性、并发性、异步性等特点。上述数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剖析静态、具有理想假设的连续系统，难以准确地描述实施延迟策略制造系统的鲁棒性，而Petri网能以其语言特性，较好地刻画系统中各异步成分之间的关系，描述不同抽象层次上的系统动态性，并测试工作流变化情况，在生产流程仿真、供应链管理流程优化与建模等方面得到了较好的应用［16－17］。为此，本文尝试利用Petri网建模与仿真分析实施延迟策略的制造系统的基本性能，以期明晰其深层次的运作机理。
2 延迟策略实施机理
市场需求的绝对变化性和制造系统相对稳定性是运作管理面对的一个难题。客户对产品的需求结构越不规则，完成定制产品的生产流程的协调和控制就越复杂，最终会导致制造系统的灵活性降低、响应迟钝和运作总成本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在制造系统中，寻求不同产品的差异点，尽可能延迟差异点生产的时间，这一差异点其实质就是企业生产活动中由基于预测的库存生产（推式）转向响应客户需求的定制生产（拉式）的转换点［4］，也即客户订单分离点（Customer Order Decoupling Point，CODP）。如图1所示，实施延迟策略的制造系统输入的是物料，经过通用化生产和专业化定制，最终输出的是以实物产品为载体的服务。
CODP的定位一直是延迟策略实施机理的核心问题。CODP定位决策与定制价值和定制成本关系密切。假设定制价值（Vc）指因定制而产生的产品附加价值。定制成本（Cc）指因定制而产生的额外费用。随CODP向下游推移，Vc与Cc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对于不同类型的定制产品，Vc与Cc随CODP推移的变化规律不尽相同：当dVc／dt＜dCc／dt时，Vc比Cc的下降速度快，某些服装企业实施延迟策略就属于这种情况［18］；当dVc／dt＞dCc／dt时，Vc比Cc的下降速度慢，某些机械装配型制造业实施延迟策略就属于这种情况［4］。图2表示了第一种情形。
CODP就是Vc＝Cc的临界点，即T0处。在T0左侧（如TL），Vc＞Cc，实施延迟策略具有意义，而T0右侧（如TR），Vc＜Cc，实施延迟策略只会增加制造系统的成本。因此，CODP定位要依据产品的基本特征、目标市场的需求和企业运作特点权衡：若CODP靠近终端市场，虽然有利于缩短交货期和降低成本，而需求预测误差较大，可能会导致多余的库存；若CODP靠近制造过程的上游，虽然有利于及时响应客户的定制需求和降低库存成本，但延长了交货周期，导致客户满意度下降。
3 随机Petri网的分析方法不同文献运用Petri网对制造系统的性能进行了分析［19－20］，证明了Petri网在制造系统建模和模型分析上的有效性。Petri网在制造系统中的应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基于Petri网的制造系统建模与仿真。②Petri网控制器。③基于Petri网的生产调度。④基于Petri网模型的制造系统分析，从而将Petri网应用到延迟制造系统的建模分析也是可行的［21］。由于实施延迟策略的制造系统涉及因素繁多，动态性较强，决策过程比较复杂，所以对实施延迟策略的制造系统的性能评价有助于优化系统配置，完善系统结构和保障客户定制信息与生产过程的一致性，特别是对于离散型的制造系统，用随机广义Petri网（Generalized Stochastic Petri－Net，GSPN）对实施延迟策略的制造系统性能评价是一个系统有效的方法。为了分析离散事件动态系统的时间性能指标，信息传输延时等，大多数Petri网的性能分析是建立在其随机状态空间与马尔可夫链同构的基础上的［17］。其问题的解决可以利用GSPN构建，在所建立的模型的基础上计算其性能指标。
3．1 GSPN的定义与假设定义GSPN是由七元组GSPN＝（P，T，F，V，W，M0，Λ）组成，其中，（1）P＝（P1，P2，…，Pn）是n个库所的有限非空集合；（2）T＝Tt∪Ti是一个变迁的集合，它由时间变迁集Tt＝（t1，t2，…，tm）和立即变迁集Ti＝（ti1，ti2，…，tik）组成，且Tt∩Ti＝；（3）F＝T×P∪P×T为连接变迁和库所的有向集合，其中，用a＋表示变迁输出弧的集合，a＋T×P；a－表示变迁的输入弧的集合，a－P×T，关联矩阵a＝a＋－a－；（4）VP×T为变迁的禁止弧；（5）W：FN是权函数，N＝（1，2，3，…）；（6）M0＝（m10，m20，…，mn0）为初始标识。M0：PN0的映射，N0＝（1，2，3，…），它代表了系统的初始标识，M（Pi）标识M标识下库所Pi的容量值；（7）Λ＝（λ1，λ2，…，λm）是时间变迁的指数触发率的集合，即平均点火速率，瞬时变迁与随机开关相关联，其点火延时为零，时间变迁服从负指数分布。假设条件（1）可达集是有限的；（2）激发速率不依赖于时间，是非时变的；（3）在可达集中，任意标记都以非零概率可达初始标记，且无标记存在吸收状态；（4）假设在隐状态中不存在环。
3．2 GSPN稳定概率的求解GSPN与时间连续的齐次马尔可夫链（MarkovChain，MC）是同构的，它的每个标识映射成MC的一个状态，可达图同构于MC的状态空间。因此可以通过求解GSPN的可达集，构造相应连续时间的MC，当所构造的MC存在平稳分布，即可求出系统的稳定状态概率。主要包括给出系统的GSPN模型、构造同构马尔可夫链和基于稳定状态概率计算系统性能几个步骤，若将各个标识显状态的稳态概率分布用行向量P＊＝（P＊（M1），P＊（M2），…，P＊（Mk））表示，根据MC平稳分布的相关理论可得通过求解线性方程可以得到稳定概率。其中，矩阵Q称为马尔可夫过程的转移速率矩阵，矩阵Q中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即qij（i≠j）取决于MC的状态图，当图中从标识Mi到标识Mj之间存在一条有向弧时，qij为弧上的速率值；当没有弧时qij为零。矩阵Q中对角线上的元素，
4 基于GSPN的延迟策略建模方法
根据图1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实施延迟策略制造系统的GSPN模型由客户定制订单到达、CODP上游通用化生产和CODP下游专有化定制三个部分构成，如图3所示。首先客户定制需求订单到达制造系统，通过客户与制造企业之间的交互沟通，协调CODP上游通用化零部件供应商，使得定制信息与通用零部件在CODP处汇聚，激发变迁t4，然后在CODP下游的定制生产过程中，经变迁t5、t6激发按照客户的定制需求装配和交付，最后变迁t7激发，将定制产品完成过程的客户知识存储至设计准备的初始状态。
（1）CODP上游通用化生产环节是为了把客户的定制需求尽可能地收敛于制造企业可提供的通用件范围内，实现规模制造和快速交付。制造企业通过对目标市场的广泛调查，以获取客户对产品的基本功能需求信息，经收敛后的客户共识性需求信息作为产品结构设计的依据，按照推式生产方式规模性生产通用化程度高，置换成本低的通用零部件，并在缓冲库存等待调配。（2）由于客户掌握定制产品专业制造知识的有限性，容易产生客户对定制需求界定不完备，定制目标模糊，定制问题易于变迁。在定制信息不明确的情形下，后续的所有制造资源都将产生浪费，因此，用p4来表示Petri网的动态行为。在定制完成过程中，制造企业与客户实时沟通，并在生产技术成熟时刻冻结定制需求信息。（3）CODP下游专有化定制环节是在通用件准备齐全和客户信息明确的双重条件下，客户参与其中并进行专有化定制。由于这一环节无在制品库存，所以客户价值提升的关键在于满足客户定制需求条件下，如何以柔性的生产方式快速地响应客户的定制需求。实施延迟策略的GSPN模型的MC如图4所示。
5 实施延迟策略制造系统性能评价
如图4，为了利用GSPN对实施延迟策略的制造系统进行定量地分析，需要给定各瞬时变迁和时间变迁的变迁实施速率。对于瞬时变迁由于不需要发生时间，标记为∞；对于时间变迁t1、t2、t3、t4、t5、t6和t7，其变迁时间服从参数为λ的指数分布，假设Λ＝｛1，1，3，2，3，2，1｝，即由ti（i＝1，2，…，7）所引发的各状态之间呈指数分布的状态转移速率。根据公式（1）可得稳态概率为
5．1 时间性能分析实施延迟策略的制造系统对客户定制需求的响应时间是体现其服务型制造最重要的性能指标之一，其平均执行时间是在稳态条件下，从客户发起定制需求到订单交付所需要的平均时间。根据生灭过程原理，计算非零常返的马尔科夫链。制造系统的流入流出速率应该平衡（相等）。利用Little公式（N＝λT）可以计算出实施延迟策略制造系统对定制需求的平均执行时间，其中N为稳态时Petri网系统中制造系统的平均标记数，λ为单位时间进入制造系统的标记数，T是制造系统的平均执行时间。计算过程如下。取实施延迟策略制造系统GSPN模型的一个子系统PN′，为了便于问题的分析，不妨取从客户定制信息到达系统到CODP定制完成的子系统。则在子系统PN′中，托肯的平均数为没有考虑CODP上游子系统是因为通用化生产过程本身就是基于群体客户的通用件预先制造，因为它处于客户服务的后台，其运行时间对于客户不敏感。
5．2 变迁利用率分析变迁ti的利用率等于使ti可实施的所有标记的稳态概率之和。用u（ti）表示变迁利用率，易得
变迁利用率的高低对于管理决策和CODP定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利用率高的环节可能就是制造系统中的瓶颈，需要重点管理和监督，如处于CODP下游的变迁t4、t5和t6，就已成为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瓶颈环节。而对于利用率低的环节可以通过价值流分析，考虑是否压缩、合并，甚至于删除。通过计算结果可以发现，CODP下游定制环节的利用率较高，易成为整个制造系统的瓶颈。
5．3 CODP定位问题实施延迟策略的离散型的制造系统CODP定位可分为按订单创新（Innovate－To－Order，ITO）、按订单设计（Engineer－To－Order，ETO）、按订单制造（Make－To－Order，MTO）、按订单装配（Assemble－To－Order，ATO）和按库存生产（Make－To－Stock，MTS）等几种来满足客户的定制需求。通过图3给出的实施延迟策略制造系统的GSPN模型，结合延迟策略的实施机理，可以针对同一制造系统分别求得CODP不同定位决策下的稳态概率，比较不同定位决策下的时间性能、变迁利用率等性能指标，确定满足于这一制造系统合适的CODP定位。由于制造企业在CODP上游能根据群体目标市场需求的共性批量化生产通用件，CODP上游的运作效率相对较高，如变迁t1和t2所组成的CODP上游变迁利用率较低，而由于客户定制需求到达的无序性，CODP下游根据离散的客户定制需求的专有性地完成产品生产，所以CODP下游的运作效率偏低，如变迁t4、t5和t6所组成的CODP下游变迁利用率较高。
迟子建作品篇8
摘要迟子建的小说中，以儿童和少年为叙事人的小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小说的技巧和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儿童的叙述视角。儿童由于较少受到世俗的浸染，以儿童的视界去透视世界，人类的生存世相将会脱离“习惯性桎梏”下的理解方式，呈现出别样的意义。本文从回望故园、塑造边缘儿童形象和复调特征三个层面分析了迟子建小说中儿童视角的意义。
关键词：迟子建 小说 儿童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是一个多种元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小说也不例外。在迟子建的小说文本中，多种艺术元素交织于其间，共同铸就了一片广阔的艺术天地。迟子建小说的技巧和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儿童的叙述视角。
一
视角原来是绘画透视学中的术语，画家观察和描绘人物，需要选择一个较为恰当的视角，才能更准确地描摹人物的精神面貌。鲁迅的《社戏》开创了儿童视角书写乡情的先河，在《社戏》中鲁迅以童年回忆为视角，着重挖掘乡土生活中的真善美，表达对乡土乡亲的热爱。迟子建的作品中，以儿童和少年为叙事人的小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迟子建习惯用儿童的眼睛去观察故乡，沉醉于对故乡风物的描写。这些儿童视角小说展现了迟子建对于家乡故园的依恋。
童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仅此一次，也正因为如此，童年的天真和率性才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追忆的。儿童眼中的世界，是人的自然感性生命与世界之间的相通相融，在这相通相融之中，心灵与自然融为一体，生命获得圆满和谐。由于有了这种和谐，我们看到这些精妙的句子也并不稀奇――
“春天就在屋里屋外竖着或者躺着，它的身体绿得明滑鲜艳。山丁子树芽中的那些绿嫩让人牙疼，而草甸子上整整齐齐的像密密实实的丝绒地毯的绿又给人一种抽筋断骨的感觉。（《原始风景》）
又如写北方的雪：
“在北国是无法阻止大雪降临。上帝把寒冷季节中最温柔最灿烂的景色泊在这里，本身就造成了一种雄壮和神秘的气氛。雪的色彩极为绚丽，它时而玫红，时而幽蓝，时而乳黄。”（《逝川》）
冰冷的大雪在迟子建笔下，不仅美丽妖娆，而且使朝霞也失去了鲜艳。她用徐缓平和的语言，把北方的严酷淡化得只留一点诗意、一份美丽。
茅盾在《文学与人生》中谈到：“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别种来。”文学所摄取的信息，总是与特定时空中的具体认识相关联的。在迟子建的小说世界里，那铺天盖地的大雪、轰轰烈烈的晚霞、波光荡漾的河水、开满了花朵的土豆地、被麻雀包围的旧窑、秋日雨后出现的繁星一样多的蘑菇、在雪地上飞驰的雪橇、千年不遇的日全食等等，都能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旷达绚烂与生机。迟子建本人曾以充满感情的语言，表达过她对大自然的深情：“我总觉得自然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认为，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是你与它产生共鸣。”可见，对大自然的钟情和与自然之美产生的心灵共鸣，是迟子建创作的原动力之一，也是她对家乡故园产生依恋的重要原因。这些共同支撑其小说艺术大厦。
二
儿童视角本质上是一种边缘化叙事。按巴赫金分类，儿童、傻子、骗子、小丑等社会角色都属于边缘化人物，以他们的视角形成的叙述形成了边缘化的文学叙事。儿童由于较少受到世俗的浸染，以儿童的视界去透视世界，人类的生存世相将会脱离“习惯性桎梏”下的理解方式，呈现出别样的意义。迟子建小说中儿童视角的运用，直接塑造了一系列边缘的儿童形象。
迟子建早年的作品《北极村童话》、《原始风景》中的“我”，《树下》的七斗、《清水吸尘》中男孩天灶，《麦穗》中男孩麦穗等，都是由一个男孩或者女孩的眼睛来看，以他们的口吻叙述故事；有的则是多重视角插入儿童生活的儿童视角，如《鱼骨》中的小女孩旗旗，《日落碗窑》中的关小明，《朋友来看雪吧》中的鱼纹等。
从本质上说，作家都是儿童，他们总是瞪着一双迷惑的、探究的、质疑的眼睛来观察和审视周围的世界，作家的一切创作活动几乎都是在变大对人生和世界的困惑、质疑、发现、批判和梦想。迟子建塑造儿童形象的作品是想用一颗童心来观照世界，来参透人生，并且在所有儿童都不能遂愿的结局中揭示儿童与成人世界之间的厚障壁。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大人们不让孩子接触过多，本意上是想保护孩子不受到伤害，但事实上，孩子那颗渴望成长的心灵恰恰是在大人们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中受到了伤害。由此，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忽略的，是不重要的。
《北极村童话》中的“我”是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小说是从“我”被“抛弃”的命运讲起的：“大轮船拉笛了……妈妈走了，还有姐姐和弟弟。我真想哭。妈妈真狠……我恨你。”
这一段写的是妈妈送“我”走时的情景和“我”的感受。从小说的一开始，“我”和妈妈就产生了隔阂。“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懂得了“抛弃”这个词。除了被抛弃，“我”还品尝到了寂寞。姥姥家人口不少，可是每个人都很忙。无聊的“我”只能捉蚂蚱，捏泥人，自己找乐。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的知音――一个被全家人抛弃、孤苦伶仃的被称作老苏联的老奶奶，却由于被姥姥发现而不能再来往，直到老奶奶悄无声息地死去。“我”之所以能与老奶奶成为知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曾被“我们”生活的环境所“抛弃”。不管这种“抛弃”是事实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我们”都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了被人们忽略却又无法改变自身现状的“边缘人”。
除了《北极村童话》中的“我”之外，《清水洗尘》里天灶被亲人忽视的受挫感；《日落碗窑》里关晓明时刻想证明自身能力的渴望；还有《树下》、《晨钟响彻黄昏》、《雾月牛栏》里遭到伤害的孤独无依的孩子复杂的内心感受，都说明在现实的生活中，孩子在大多数时候是不能进入成人的世界的，而孩子心灵深处的感受也往往都是被忽略的，尽管家长们很爱他们。成人世界在用成人思想忖度孩子的思想，这往往把孩子从主流世界边缘化了。
因为儿童是懵懂的，是幼稚的，其身份含义和行事原则由处于中心位置的家长来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儿童只有想象的空间而没有发挥的余地。然而在小说中，当儿童具有了与成人一样的对世界、人生、历史的阐释权时，童心映照的自然人性之美，会让读者的心灵受到无法回避的深刻震撼。
三
儿童视角的运用使得小说呈现出一种复调特征。
“复调”本为音乐术语。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来说明小说创作中的“多声部”现象。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指出：由“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效果，是陀氏在艺术上创新的结果。小说中的“复调”主要指的是在一部小说中有几类声音、几种思想同时存在，彼此照映，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儿童视角小说以儿童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以儿童的口吻进行叙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成人世界发生龃龉。小说中又不可能不对成人世界进行描写。因此，在儿童视角的小说文本中，儿童话语系统与成人话语系统交织在一起，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不断发生摩擦与碰撞，儿童叙述者与隐含的成人作者之间也不断对话，这就使得文本中呈现出鲜明的复调特征。
在小说《雾月牛栏》中，由于经济的拮据，宝坠只能与继父和母亲同睡在一个炕上。有一天半夜，宝坠偶然看到了继父与母亲“叠在一起”的情景，在继父无意识的一拳之后，宝坠便从一个孩童变成了无知的弱智，这也成为继父一生不灭的愧疚和无尽的梦魇。宝坠从此却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对继父的敌视。他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问“我叔死了吗”？并在潜意识当中有一种小小的期待；也可以肆无忌惮地超脱生死界限，道出生命的本质和活着的意义：“叔都死了，送他他也不知道。”他甚至可以更露骨地预言妈妈的未来“叔死了，再来个活的叔和她一起住”……童痴眼中的世界，是那么简单，是那么明净，他不必为了妈妈的意愿维持他与继父的关系，也完全不必承担叔的愧疚和悔恨，他可以由着性子终日和牛在一起，也可以在氤氲的雾气中骄傲地欣赏牛栏上的梅花扣。当叙述者选择宝坠作为主要叙述视角时，宝坠的生命方式获得了肯定――既然人生本是意味着贫穷、心酸与无可避免的意外和死亡，像宝坠这样将人生之苦难挡在意识之外，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令他快乐的东西，他可以尽情享受，令他不快的事情，他可以完全不想。在他的世界里，他完全是一个主宰。
就如同死者本身并不是感受死亡痛苦最多的人一样，宝坠也同样感受不到痴傻的痛苦。真正感受这种钻心疼痛的人是宝坠的家人，尤其是作为“罪魁祸首”的继父。在这篇小说中，宝坠见情见性的生活和继父沉痛的赎罪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种声音构成了小说的复调。
在小说中，继父用八年的时间来惩罚自己冲动间的一时失手，最终病弱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种惩罚并未解除，继父仍然惦记着宝坠的痴傻。事实上，除了他自己以外，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宝坠致残的元凶。母亲对真实内幕也毫不知情，只是认为“丈夫善心肠”。但是，继父本质上的善使他无法从旁人的毫不知情中蒙混过关。他备受自身道德的谴责。这种惩罚是来自于心灵而非外部的。所以，与宝坠的童痴声音相对应，继父的心里在千千万万遍呼唤宝坠能够恢复记忆，并且给了宝坠一切作为父亲能够给予的关爱。然而，宝坠的痴傻丝毫没有因此而改善，命运继续用自责折磨着这个本性善良的男人。继父思虑成疾，最终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这是赎罪者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自己的罪过依然无法释怀，只好带着无限的悔恨和遗憾去了另一个世界。但这也不是最可悲的，更可悲的是继父还债的过程是痛苦砝码不断增加的过程，他所有的努力宝坠都无从知晓，他所有的呼唤都化作了漫天的雾气，随风而散。继父的呼唤和宝坠的茫然这两种声音增大了作品叙事的张力。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说：“就小说本性而言，它是作家创造的产物，纯粹的不介入只是一种奢望，根本做不到。”儿童视角毕竟是有限度的视角，其对生活的透视受囿于儿童有限的认知水平，因而要做到文本主题的严肃而深刻，成人作者必然要对儿童视角做出干预和介入。钱理群认为：儿童视角是“过去的‘童年世界’与现在的‘成人世界’之间的出与入。‘入’就是要重新进入童年的存的方式，激活（再现）童年的思维、心理、情感，以至语言（‘童年视角’的本质即在于此），‘出’即在童年生活的再现中暗示（显现）现时成年人的身份，对童年视角的叙述形成一种干预。”在这种复调叙事结构中，儿童视角中不断插入成人视角和成人声音，成人叙述者的话语和判断总是带有分析评论，甚至哀求的意味，他的声音在童年的时空中穿梭。迟子建作为一位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家，她希冀宝坠能够救赎他的继父，因此设置了复调的小说模式，尽管未果，但表达了作家对良心救赎的认同。这种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相互交织的叙事艺术，一方面使儿童视角具有呈现具象的原生态生活的功能，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审美愉悦；另一方面成人叙述视角对儿童叙述视角所展示的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使作品的主题更加深刻，从而拓展了作品的叙事空间，整个作品的内部充满叙事的张力，超越了一种单纯视角所带来的固定或单一的意义阐述。
叙事角度是创作过程中的一个综合指数，是叙事谋略的枢纽，是整部创作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种选择。儿童视角的选择使得迟子建不以启蒙精英或精神领袖的姿态居高临下，而是贴近底层，置身民间，带着热切的人文关怀从事写作，这使她的作品总是洋溢着善意和良知，有一种不自觉的唯美倾向。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大荒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0BZW088；牡丹江师范学院人文指导项目《迟子建小说中“边缘人”叙事》，项目编号：RZ2008010。
参考文献：
[1] 茅盾：《茅盾全集》（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迟子建作品篇9
关键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迟子建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2
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又称女权主义批评，它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产物，而随着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展开而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深入文学领域的产物。具体地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洲，以女性为主体，以妇女形象、女性创造和女性阅读为研究对象，具有开放性和颠覆性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女权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学、文化领域的成果。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女性思想为理论基础，以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纲领，致力于挖掘女性在历史、文学、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从文学角度对性别歧视进行批判，从而达到发掘女性的语言、寻找女性文学史、重建文学新理论的目的。它以不同的方法、角度、理论来研究的主题，主要有社会性别、、种族、阶级、经典文学书目、再现角度、阅读、主观性、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欲望、身体、作家身份、母性、家庭等，其中美、法、英国研究最为突出。”
从被誉为女性主义奠基作的英国批评家伍尔夫《一件自己的屋子》与1929年出版，到1949年堪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经典的法国作家波伏娃《第二性》诞生，再到7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批评家重视对女性经典作家文本的解读，如代表人物美国的肖沃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试图为英美文学中的女性主义传统勾勒出一条线索。此后，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西方女性主义经受了不断质疑、挑战和突破，从把女性视为被动的受害者到具有主动的能动者，从男女二元对立到多元的性别观，从身份政治到分裂矛盾的身份，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这就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大致道路。总之，带有浓厚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产生到现在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反抗传统文学史中的女性受压抑、受歪曲和被忽略开始，到逐步的发展到批评父权中心主义文化、探索女性的存在方式和社会价值，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破与立中不断艰难前行。”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与西方各种文艺思潮一起涌入中国，在其影响下，诞生了具有现代意义和本土特色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汲取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时期三十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人把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的纯译介性研究”，这一时期学界只要致力于翻译和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理论等，为女性主义研究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当然，这种译介仅是一种简单横向移植，未能行建构中国自己的女性主义理论深入。二是“进入90年代，女性立场的讲述成为一批女作家共同的写作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林白、陈染等。个性化写作、身体写作、逃离意识和黑夜意识的渗入成为90年代女性主义作家所特有的叙述方式。在批评界则以戴锦华、李小江等为代表，以女性视角创造性地解读文学，解构传统文化。最后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伴随着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沉浮进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阶段。”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激情投入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逐渐冷静了下来。在此阶段，笔者尤其要点出有关性别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由“彻底颠覆、取代男性中心话语体系，将男女两性看成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双方”发展到“两性和谐”、“双声话语”，这是针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充溢的浓厚性别对立情绪而言的，它倡导男女平权、人格平等且和谐相处，即认为男女有别但又能平等相处，从而构建一个男女两性和平共处的和谐世界。这或许会激怒某些偏激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为争取女性话语权奋斗了几十年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殊不知，世界分阴阳，男女在生理和心理上天生注定存在差异，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一定要通过摧毁“男性王国”再来建立一个强势的“女性王国”，这难道不是又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吗？难道“两性和谐”“男女平等”不更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吗？
综上所述，从简单的译介到自由而独具中国特色的女性创作和批评，三十年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走了不少弯路，存在一些问题，但更多的是成就。创作队伍和研究队伍逐渐扩大，从开始青涩而显得有些偏激的学术格局变得日益客观、开放和包容。
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野下的迟子建小说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对女性文学作品进行解析的一种批评方法。打破以男性为主的文学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总体目标，以求使世界女性从从属地位和被边缘化地处境得到改变。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有一重要概念，即“女性意识”，简而言之，“女性意识”首先是一种性别意识，最核心的部分是反抗男权中心文化。在本部分将以迟子建小说为代表解读她的女性意识，具体、深层次地来理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迟子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作为女性的她，在其小说中创造了一系列鲜活却总带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在寻究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时，她把矛头指向了男权，“她们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将美好的生命消逝在男权的漩涡里”。但是，迟子建没有大声鞭笞这个社会，厉声指责造成女性悲剧的幕后黑手――男人，而是从女性角度入手，寻找一条女性解放、独立的自救之路，因为她明白，女性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也正是因为迟子建这种希望男女和谐相处的温和女性意识，缺少对男权的猛烈攻击性，在学界很少有人把她的作品纳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笔者认为，随着“两性和谐”声音的日益高涨，底蕴深厚的温和女性意识才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迟子建小说必是令人回味无穷，具有深远意义的女性文学作品。
迟子建小说以其诗意化的语言塑造了许多清新可人的女性人物，如《逝川》里的吉喜、《秧歌》里的小梳妆、《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那个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等。读者品读完作品后无不为这些美丽、善良、坚强的女性所动容，想着好人必有好的归宿，可遗憾的是，这些天使般的女人都是以悲剧划上人生的句号。《逝川》中聪明能力、百里挑一的吉喜为了心爱的男人胡会而孤收一生，那个也喜欢她的男人却娶了毫无姿色、持家水平一般的女人，拒绝吉喜的理由竟然是她“太能力，什么都会，能过了头”，能干威胁男人的权威；《秧歌》里美若天仙、迷倒全城男女老少的小梳妆恋上了首饰店老板付子玉，在一句承诺都没有的情况下，痴情女子小梳妆凄苦、悲凉地空等了他一辈子，而更可悲的是已有三位太太的付子玉根本就没把她放在心上，“落花”的小梳妆遇到了无情的“流水”，结局只能是青春已逝、服毒自杀。她那句“世上没有薄情的男子，只有痴情的女子”在历史的长空哀叹。对于女人来说，爱情在她们心中是无可替代的地位，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那位美丽、纯洁、勤劳的鄂温克女人却没有守住自己的爱情，两个心爱的男人都因客观灾害离她而去，失去了依靠和支撑的她如枯萎的花，缺少了鲜亮。
在对迟子建笔下的女性人物悲剧命运进行思索中，我们能体会到她对男权社会隐约的批判。然而，作者更多的立意是在寻找摆脱女性悲剧命运的轮回，欲“以慈悲众生的情怀来超越个人的悲剧”。在《逝川》中吉喜虽然独守了一辈子，但是她依然开朗乐观坚强地活着，还以七十八岁的年迈之躯冒着可能招致灾祸的危险，亲自为弃她而去男人的儿媳妇接生；在《秧歌》里为等一个仅把她当作生命的过客的人，小梳妆耗尽了毕生美丽的青春年华，可是，最后她是说“今年的正月十五人心宁静得很，一辈子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她没有哭天抢地，她有的是那份坦然，那份满足。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那个两次失去挚爱之人的女人，纵使爱情没了，她就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从大自然中感受生活的乐趣、生命的重量。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有着浓郁的哀伤气质，但作者这种感伤的书写并不是为了传递悲哀，在这些理性文字后面隐藏着作者对人生的态度，在这些女性形象上集中体现着作者的理想和情怀，这些女子面对命运施加给她们的挑战，没有退缩，没有一蹶不振，她们慢慢地冲出黑暗的笼罩，尊重生离死别，懂得宽容理解，踩着哀伤，坚持美好信念，勇敢坚强生活，跳起不平凡的生命之舞。
纵观迟子建的小说，会发现里面没有对男权的偏激叱喝、无理谩骂，存在的是带有悲天悯人情怀的诗化语言和温情故事。她“确立女性意识并不意味着颠覆男性，而是要走出第二性的自我认同所导致的封闭、自哀自怨的女性狭小的生活空间，确立女性作为人的存在的主体地位。同时，用女性自有的温情去关怀人世，做一个大写的人。”大家风范就应该是拥有迟子建一样的气质和格调。
总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极具潜力和前景的一种批评理论，我们要重视和丰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新解读经典女性文学作品，使女性文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获得长足的发展，从而大力推动女性文学的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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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作品篇10
迟小秋的个人经历可谓奋斗的楷模——这位出身辽宁阜新一个农村家庭的姑娘,从小进入戏校,被当作优秀苗子培养,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艰辛,练得一身好功夫。19岁便获得第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那是多少戏剧工作者终其一生的追求。迟小秋的演出,在哈尔滨万人空巷,年纪轻轻的她享受到流行巨星般的关注度。但是她不骄不躁,沉下心来不断努力着,直到不惑之年,为了流派的传承举家进京,一人挑起北京京剧院青年团的重担,为梨园后继有人继续努力着……
德艺双馨,要经得起考验
《北京纪事》:2009年您获得第四届北京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奖,并当选了北京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您对此有什么感想?
迟小秋:德艺双馨,就是我们小时候讲的“又红又专”。我得“梅花奖”时很小,才19岁,老师和组织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是苦孩子出身,事业上一直怀着感恩的心态在追求。我们这行不进则退,追求是无止境的。人们常说:人品如戏品。我也遵循这个去做,生活中尽量约束自己,夹着尾巴做人,“内容大于形式”,自己去丰富内容。舞台上是这样,观众每一次对我的检验、鼓励、支持,都是对我的考验。我2005年来到北京,在不惑之年选择调动工作,是一个非常的挑战。来了之后自己就决心为弘扬、传承流派而努力。
我从18岁就成了中国剧协理事,剧协是演员之家。2009年当选北京剧协副主席,我愿意和大家一道把剧协——这个戏剧之家、演员之家办得更好,跟戏剧界的朋友一起为北京戏剧作出一定的贡献。
《北京纪事》:您成名很早,为什么直到2005年才来北京?
迟小秋:地方培养了我,一直不希望我走。组织上需要,我就觉得那就踏踏实实在地方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吧。2005年之所以走也是面临一个大的改革。东北的艺术比较粗犷,艺术环境跟北京没法比,知音也比较少。当时我也快40岁了,我要再不下决心,可能就一辈子这样了。我跟我老师学了这么多年,我认为程派艺术需要传承。最后我才下的决心。我非常感激各级领导支持我的选择,很顺利地审批下来,我就全家搬到北京了。
《北京纪事》:您19岁就获得了“梅花奖”,您当时那么小,对这个大奖有什么感触吗?
迟小秋:回过头来想,我对那个奖的记忆是模糊的。那时候我们来北京巡演,组织就给我报了“梅花奖”。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梅花奖,等领奖的时候,我还在天津演出,当天晚上没有演出,我就来北京领奖。记得领完了奖要赶火车回天津,因为天津那边还有戏,还差点儿没赶上火车。我印象中被人一把推上了火车,随后门一关,火车就开了。整个人慌慌张张的,什么荣誉啊、骄傲啊都没有。
当然这个光环也戴得太早了。我觉得我苦就苦在我太要强了。我的快乐就是把工作完成。小时候就这样,把功练完了就觉得很开心,没练完功就心里不踏实。从小我就被这些牢牢地套住,演戏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现在也是,工作是我生命的一大部分。小时候老师们形容我说:“迟小秋肯定能成,为什么呢?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很浮躁,你看她,没有一天早上不坚持练功。”所以到最后,这份守住、坚持,给了我丰富的今天。
流派要传承、弘扬、发展
《北京纪事》:您是程派很优秀很标准的传人,从艺术流派的传承上,您下一步有什么想法?
迟小秋: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就是传帮带,流派的传承、弘扬和发展很重要。发展界定在什么范围内?舞台上不常见的剧目怎么整理出来呈现给观众?还有新剧的创新,时代在发展,不能完全停留在那些经典剧目上。创新的剧目本子很关键,我也在做这些案头工作。
新编剧目演出少,像《梁祝》《蔡文姬》都做过,也做过现代戏。所谓的代表作,比如说传统戏的挖掘整理,去年我把《三娘教子》用程派来演,以前都是梅派的,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戏很好很适合程派来演,我就经常演。类似这样的,观众接受又可行的剧目,我尽量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北京纪事》:我看到网友很期待您的《红拂传》。
迟小秋:去年我就想排这戏,我师傅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演过,我幸运地把这戏跟他学了。学了以后在地方上演出过一折、两折的,没有把整出戏排出来。去年在长安大戏院演出的时候,也可能太劳累了,我在舞台上晕过一次。之后我就有负担了,因为《红拂传》里有舞剑、马趟子、云帚舞什么的,很累,我怕我的体力在台上承受不了。现在我也在逐渐注意保养,增加体力方面的营养,争取不让观众失望,尽早把《红拂传》呈现在舞台上。
《北京纪事》:您的身体现在如何?
迟小秋:那次晕倒是因为天热,没空调,那几天我身体比较差,中间一点喘息也没有,也没及时补水,等于虚脱了。当时工作人员跟观众说:“您要是不理解,可以把这场演出的票退了。”结果观众都特别理解。现在再演《锁麟囊》,我一定在演出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去年晕倒的两天以后,在山东还有演出,已经贴出去了。我身体非常虚,好多人都劝我不要去了,没办法,我还是坚持演了,就跟观众说了一下,中间休息了10分钟。这件事提醒我:年龄段在这儿,不像年轻的时候了,以后要注意。
做人要有品德、品格、品位
《北京纪事》:我看您跟团里的年轻演员关系都很好。
迟小秋:对,我就像他们的家长,我们关系都特好,平时大家很亲和,距离也很近;但我也有我的原则。年轻人思想活跃,想问题容易偏激,交流的过程中要让他特服气地接受,懂得道理,事业上,用功程度不够该怎么做,生活上如何更阳光。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感恩,我觉得这点特重要。
作为领导,严厉一定会有。这么多年轻人,管理的过程中,大家要互相尊重,要从自身做起,我自己要身先士卒,才能约束团员们。这个团,说实在的,绝对是魔鬼日程,一年365天,自从我当团长,一年演出400多场。小角也多,有很多研究生和名门之后,人才辈出,苗子多,社会的关注度很高,这几年非常见成效,眼见着出来小角。这方面我绝不放松,我也有这个责任,除了我自己把戏演好,对得起观众,更多的是把这个团抓起来,后继有人。
《北京纪事》:您是一位气质很好,很有品位的女人,能谈一下生活中的您吗?
迟小秋:人不可能那么完美,可我追求完美。为了事业,我36岁才生的孩子,我也尽力做好母亲、好妻子,可我不能像普通母亲给孩子的多。我儿子跟我非常好,他知道我是做什么的,特以我为荣,喜欢看我的戏,还会在台下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