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教案十篇

窦娥冤教案篇1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造成了窦娥之冤呢？我个人认为，窦娥之冤与太守的昏庸无能、刑讯逼供有极大关系。为何下此结论呢？先来认识桃杌其人。桃杌，与“杌”同音。杌是古代传说中的“四凶”之一的称谓。所谓“四凶”，指古代四个不服从帝舜领导的部族首领浑敦、穷奇、杌、饕餮，而杌尤为暴虐蛮横、不服管教。《左传・文公十八年传》有云：“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知则顽，舍之则嚣，傲狠明德，以乱天帝，天下之民，谓之‘杌’。”依此可知，关汉卿把这位太守起名“桃杌”的寓意。在《窦娥冤》中，桃杌是一个视人命如儿戏的昏官，他操纵着生死大权。对这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他并未详细审查，也没有认真地研究案情的原委，仅仅听信张驴儿的一面之词，便不由分说对窦娥施以酷刑，“前半打拷，万种凌逼，一仗下，一道血，一层皮”，企图逼窦娥招供。“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成为桃杌在逼供时采用的最简单、最方便、最残忍的手段，于是那无情棍棒雨点般落在这个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寡妇身上，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凶残暴虐。此外，元代明令禁止酷刑，因而桃杌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不可教训”、“不从诏令”的行为。正是桃杌的狠毒与愚蠢，造成了窦娥之冤。

在《窦娥冤》中，窦娥被打得三次昏迷不招，这时应该拷打原告张驴儿，为何这么说呢？其实，在封建时代，对待这种以刑讯得来的“证据”，一般都持谨慎和保留态度。此外，历代刑法规定，对老年被告不能用刑，如唐律规定：“年七十以上者，不合拷讯。”同时为了防止诬告，还规定：“拷满不服，反拷告人。”但是桃杌却毫无道理地命令拷打既非被告亦非原告的年迈的婆婆。在三令五申严禁酷刑的年代，桃杌“不从诏令”，暴虐凶残，是造成冤案的最直接原因。

冤案既已造成，后来，窦天章的到来可谓冤案降雪。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为窦娥，可为什么作者采用的是鬼魂雪冤呢？我想也是有其道理的。从元代司法制度看，窦天章与窦娥是父女关系依法应当回避。那么，欲要平冤昭雪就必须由受害者的冤魂来据理力争了。因此，窦娥鬼魂的适时出现，正好满足了剧情的发展。

窦娥鬼魂的出现可谓一波三折。先是门神的阻挡，只好通过托梦的方式去提醒父亲，接着又由于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的卷宗放在最下面，只得反复提醒父亲重查自己的案子。后终于相见，窦天章不是询问其原由，而是残忍地威胁：“兀那鬼魂，你道窦天章是你父亲，‘受你孩儿窦娥拜’，你敢错人了也！”在具体的审案过程中，“清官”窦天章面对狡猾的凶徒张驴儿，这位廉访使软无力，毫无办法。请看两人的对话：

窦天章：张驴儿，那蔡婆婆是你的后母么？

张驴儿：母亲好冒认？委实是。

窦天章：这药死你父亲的毒药，卷上不见有合药的人，是哪个的毒药？

张驴儿：是窦娥自合就的毒药。

窦天章：这毒药必有一个卖药的医铺，想窦娥是个少年寡妇，哪里讨这药来；张驴儿，敢是你合的毒药么？

张驴儿：若是小人合的毒药，不药别人，倒药死自家老子？

窦娥冤教案篇2

一、梦境是批判现实社会的工具。古人不是把梦视作心灵的产物，而是认为梦源于神灵，认为梦是上苍的力量所给予的善意或恶意的表示。用梦这种形式能够最方便地释放民众的不满、愤怒，却不会因触怒统治阶级而危及自身。关汉卿通过梦境这种方式来写元代社会的腐朽和黑暗，表达出了自己的强烈不满及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在《窦娥冤》中，勤劳、善良、孝顺的窦娥遭人诬陷，蒙受不白之冤而死，她为了报仇申冤，死后的鬼魂还继续进行斗争。尽管廉访使窦天章是自己的父亲，但面对卷宗，却丝毫没有觉察到其中有冤屈，窦娥的鬼魂反反复复地把卷宗翻上来时，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她又再次托梦给有些呆气有些昏聩的父亲，事情才真正有了转机，冤情才得以昭雪。这些说明窦娥的冤屈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得到申诉的。

二、梦境的传奇色彩满足观众的需求。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梦文化的国家，在梦境中，主人公可以忽而天上，忽而人间，又忽而地府，这样可以使情节更具悬疑、曲折、扣人心弦，也可以提高戏剧的审美情趣。如《窦娥冤》中，窦娥含冤被斩，为了申冤，为了引起廉访使窦天章即窦娥的父亲对冤案的注意，窦娥只有借助鬼魂托梦的形式才能得以实现，在最后平冤时，窦娥的鬼魂再次出现，并出庭作证，才使自己的冤情得以昭雪。这种梦幻的、离奇的情节，曲折地反映出人们希望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昭雪的冤情，借助戏曲中的梦来得以昭雪的强烈愿望。

三、梦境是悲剧意识的消解方式。关汉卿的杂剧中，梦境往往具有补偿现实的愿望的作用，往往以一个美丽的梦来安慰现实的痛苦。如《窦娥冤》中，窦娥的冤情梦既与盛行于元代的高利贷有关，也与蔡婆婆的软弱性格有关。当然，最直接地把窦娥推向悲剧境地的，还是以张驴儿为代表的恶势力和州官桃杌那样的贪官污吏。《窦娥冤》概括了元代社会被压迫人民的悲痛生活，窦娥死前抨击黑暗与对不平的呐喊与控诉，不仅响亮地表达了普通人民对正义的呼声，还由于它指向了承担分辨浊清、掌管生死的封建社会的全部主宰，指向了最高的神圣的“皇天后土”，实际上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秩序的怀疑。这也就将作品的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即在劳动人民有冤无处申、有屈叫不得的黑暗社会里，只能靠梦境来抚慰自己的创伤，安慰自己的痛苦，表达自己的愿望，所以说，梦境消解了有冤无处申的悲剧意识。

（选自《文学教育》2008年第7期，有删节）

思考探究

1.关汉卿为什么要写这些“涉梦戏”？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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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怎样理解“梦境是悲剧意识的消解方式”这一观点？

窦娥冤教案篇3

《窦娥冤》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的代表作，更是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的著名悲剧之一。在王季思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它名列第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给予这部名剧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一、善与恶的冲突——中国古典悲剧的主线

戏剧的本质在于冲突，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生命。通常人们评价一部戏的好坏所说的“有‘戏’、没‘戏”’，或所谓“戏剧性”，指的就是剧中的戏剧冲突。这就要求剧情发展曲折跌宕，悬念环生。我国民众对于戏剧情节的兴趣十分浓厚，很多传统戏之所以常演不衰，是与它们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戏剧冲突紧张激烈分不开的。而中国古典悲剧主要是善与恶的斗争，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属于善，使其毁灭的东西自然属于恶。剧中人物的悲剧性结局皆因矛盾冲突激化所致，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一很好的例证。

《窦娥冤》中的窦娥是一位不幸的年轻女性。幼时丧母，七岁即被父亲用以抵债，成婚不久即丧夫。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她心灰意冷，几乎彻底失去了对生活的追求，只希望“今世早将来世修”，侍奉好婆母，了此一生。可是，残酷的现实让她的这个最低层次的希望竞成为奢望。流氓张驴儿父子俩要霸占她婆媳俩为妻，窦娥不畏强暴，恪守妇德，坚决不从。而懦弱的婆婆无奈屈从，窦娥劝之无用，忍气吞声地看着张驴儿父子住进家里，而这种忍气吞声是不可能持久的，人能忍一时，不能忍一世。张驴儿想用毒药毒死蔡婆婆，留下窦娥一人好得手。不料，张驴儿的父亲误食毒药而死，张驴儿遂嫁祸窦娥并告到官府。面对人命官司，能给孤弱的窦娥主持正义的，只有既能代表社会正义又有审判权力的机关——官府，这也是古代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唯一选择。如果官府中的官是清官倒也是民之大幸，若是昏官也只能是民之不幸。可恨那楚州太守桃杌是一昏官，他面对一个善良柔弱、孤立无援的小女子和一个横行霸道、死缠烂打的流氓，只能选择强奸正义，姑息邪恶。因而，那窦娥一上公堂便无缘无故地被殴打也就不足为怪了。俗话说：小鬼难缠。

一桩明白简单的命案，掺杂着如此污浊的人情世态，而窦娥的无辜含冤竟缘于她的善良、弱小与孤立！而善良、弱小与孤立本是最该受官府与法律保护的，不料却成了官府与法律戕害的对象！窦娥痛心疾首，怒斥官府，指天发誓，最终惨遭枉杀。

善与恶的冲突，是中国古典悲剧的一条主干。善的付出，总是以血为代价的，冲突的结果常常使善成为失败者，恶成为胜利者。究其原因，与当事人所处的时代有关。正如窦娥所处的时代，国家虽然也有所谓的“王法”，但很不健全，特别是那些执法者，他们昏庸无能，贪赃枉法，不但不能保护弱小、善良，惩罚奸诈、邪恶，而且欺辱弱小、鱼肉百姓。这是造成窦娥含冤而死的主要原因，是造成“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诞”的黑暗世道的主要原因。代表正义善良的悲剧人物，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明显缺乏主动性、攻击性。而且，她的抗争与斗争面对强权与恶行是软弱的、无力的。对善的张扬不是通过善对恶的主动进攻与消灭来完成，让善的化身在备受恶的摧残与欺凌时才奋起反抗，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使其人格在最后一搏中得以升华。善在被恶毁灭的过程中不断散发美丽的光彩、动人的力量。永恒的正义在悲剧人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得以保存和升华。其悲剧之悲的魅力和价值也就在这里。

二、百善孝为先——中国古典悲剧的弘扬重点

中国人一向是重亲情、重伦理的，百善孝为先既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中国古典悲剧弘扬的重点。窦娥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代表，是恪守妇道，孝顺长辈的典范。作者借窦娥的孝行，弘扬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从这点来看，窦娥的孝行不但是美德的化身，而且体现了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批判。 转贴于

在第一折里，窦娥虽遭年幼失母、少年离父，青年丧偶等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但她想的是“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孝服守，我言词须应口。”她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尽孝。她劝阻婆婆再嫁，既是出于封建礼教的立场，也是出于对婆婆的关心：“我替你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在公堂上，她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屈服，当昏官要打她婆婆时，她忙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宁可被冤，也要尽力保护婆婆。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她顾及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顾念婆婆，请求绕道走后街，以免被婆婆看见，心中痛苦。不仅如此，关汉卿还对“孝”的境界进行了美的升华，剧本的最后，窦娥的冤案得以平反，她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官居要职的父亲，而是那个曾和自己相依为命，年老身衰、无依无靠的婆婆。窦娥要求父亲收养蔡婆婆，代她给婆婆养生送死。

窦娥的这种孝，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孝。她的善良、孝顺，令人动容。但这样一个至孝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邪恶势力蹂躏而死，不能不引起欣赏者的悲悯之情。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哀，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这是善良人的悲剧，此剧也因此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圆满大结局——中国古典悲剧的理想追求

窦娥冤教案篇4

【关键词】传统礼教；儒家思想；伦理道德

一、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窦娥

窦娥这个人物形象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典型的女性形象。她有着非凡的气质，高贵优雅、端庄得体，同时身上还有着一种顽强抵抗的精神。这是一种不向强权屈服妥协，又敢于斗争的英雄形象，在她身上散发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将她塑造成一个固守封建道德，捍卫封建礼教的典型烈女形象。

1.传统节妇

窦娥已经守孝三年，她在出场的时候这样唱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窦娥也这样感叹道：“催人泪的是锦烂熳花枝横乡闼，断人肠的是踢团圆月色挂妆楼”，其实从这几句唱词我们能够看出，这种闲愁、催人泪、断人肠，不仅仅是一般女子的思乡闺怨，也不仅仅是女孩子的小情感，而是能够看出窦娥在经历着一种身体上的折磨。其实关汉卿是在含蓄地表达，窦娥在守寡期间也有着强烈地生理需求，这种痛苦是一种埋在心里，却又望不到尽头的。

2.传统孝女

在全剧的结尾，窦娥的魂魄即将离去的时候，窦娥想自己的父亲窦天章交代：“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从这句唱词可以看出，窦娥堪称孝女。同时也能看出在窦娥身上闪现着人性善的光辉。结合全文，也能够看出有着坚守的品格。端庄高雅的气质，在劝导婆婆时得体的语言，这些行为都是对传统封建妇德很好地诠释。

3.烈女

窦娥为了保全婆婆的性命，最终承担了毒死了张父的罪名，让弱小的躯体却蕴含了如此惊人地力量。窦娥以一个节妇的身份出场，但是“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好色荒淫露面贼”，从中可以看出她哪怕做鬼也要复仇的决心。

4.苦命与蒙冤

窦娥对于这种苦难其实是认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心甘情愿的。而且她这种心理在民众中是有普遍性的，民众普遍愿意容忍承受这种苦难，但是却不想被人欺凌，所以只能认命，长期压抑的结果就导致了人民执着于道理寸步不让。具体说窦娥的苦难是可以分成两部分的。一方面，她出身在书香门第，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母，成亲不久后又守寡，又守孝。这可以归结为她的宿命，是无法改变和选择的不幸。另一方面，是外力强加的灾难，也就是这场冤案。前者如果说是窦娥自己的命苦，那么后者就是对天理的违背，是人祸。

在窦娥的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品质，分别对应着先天宿命和现世人祸。对待前一种的态度是温和而谦逊，窦娥用那种隐忍的坚强对抗命运带给她的不公，挫折和委屈她都能默默的承受。第二种则是一种自尊高贵，她坚持真理，顽强地向强权抵抗。窦娥没有抱怨和反抗自己的命运，却极力地与强权和邪恶势力作斗争，在她身上我们既能看到封建女子固守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顺应天命地民间文化。

在当时来说，民众普遍都处于这种压制中，他们苦不堪言，对待命运只能无奈地挣扎，因此他们对窦娥的遭遇和苦难，有着很深地体会同时充满了同情。这样，窦娥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代表。她的经历与反抗，给很多人带来了强烈的共鸣，所欲很容易让窦娥成为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

窦娥愿意向命运屈服，却不想违背人道的，所以她发出了愤慨的声音，她的“三桩誓愿”强烈滴表达了她这种反抗的意志。

二、体现封建神权的“三桩誓愿”

窦娥蒙冤走上刑场的时：候，立下“三桩誓愿”，这三种誓愿满满的都是对元朝统治者的不满与怨恨。“骂天”、“证天”、“信天”、“感天”这种根植于民间的封建神权思想被诠释地淋漓尽致。

1.骂天

在窦娥被押赴刑场的时候，悲愤地诅咒道：“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苦命更短，造孽的享富贵又寿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想要挣脱封建主义，反抗封建神权的强烈意识。事实上，这真的是对封建神权的反抗吗？其实不是的，儒家文化一直重视“天人合一”而是这种合一是以人为中心的。儒家的天地观念，人情即是天理。天理体现人情，天理顺乎人情。所以，窦娥才敢如此指责上天，她其实并不是反对封建神权，而是秉承儒家这种神权理念，用“天地听命于人”的这种观念来骂天的。

2.证天

窦娥的第二个誓愿，更加形象地表现出“天人感应”的信仰。历史上有很多冤案发生后都在六月飞雪，她相信上天也一定会给她一个公道和昭示，证明自己的冤屈。她是想用自己的誓愿证明自己是冤屈的，同时也想说明天道、天理都是存在的，并且是无法违背的。

3.天示

窦娥的第三个誓愿，主要目的是想向统治者发出警告，“抗旱三年”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对统治者一种极大地考验，作者再一次用窦娥之口，表达了儒家一直推崇的神权思想。民心就是天意。一直以来，民间把封建道德视为天地法理和自然规律的集中体现。他们一方面坚持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天地为信仰和依靠。

4.感天

在刽子手即将行刑的时候，天色昏暗，狂风大起。窦娥在这时说道：“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誓愿明题遍。”这其实就是天人感应在起作用，仿佛是老天真的在为窦娥叫冤叫屈。

从作者给予窦娥的性格特征以及窦娥立下的三桩誓愿，可以初步看出作者想表达的思想主题，一方面作者想表达可以顺从宿命，却要向强权政治反抗，天意不可违，但是“人祸”却要避免。同时从三桩誓愿中，应当看出，作者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她一直在传达儒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权思想。

【参考文献】

[1]李占鹏.关汉卿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钱穆.国史大纲（第三版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窦娥冤教案篇5

[关键词] 《窦娥冤》 封建文化  悲剧

《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中最出色的代表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①”。关于这篇作品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它“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窳败的政治，异常强烈地表现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②”。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认定它是表现“对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思想、道德、习俗表示抗争③”这个主题。总之，学术界大都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反封建。对这个学术界比较笼统的看法，我不敢苟同。本文拟从作品的人物形象和关汉卿对原型的创造两方面剖析作品主题，从而揭示《窦娥冤》的悲剧实质。

一

文学作品是通过其描写的生活和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主题的。分析《窦娥冤》的主题就应由此入手。这部作品反映的内容是窦娥与张驴儿、桃杌的冲突。张驴儿这样的恶棍流氓和桃杌这种贪官污吏的产生，固然与封建社会有关，但他们毕竟不是封建社会的化身，何况封建制度对他们也是严惩不贷的。只有在封建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时，这些人渣才可能肆意横行而逍遥法外。因此，惩治流氓和贪官，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恢复封建秩序的努力，当然也体现了人民的某些愿望。我们不可简单地把这种行为看成是反封建的表现。窦娥反抗张驴儿和桃杌的行动，是一种善与恶的斗争，而不是反封建的表现。

如果再结合窦娥的形象作一些分析，这个看法就会显得更清楚明了。窦娥的抗争举动依据的思想武器是封建礼教对它灌输的“三从四德”。她身上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她的悲剧性格是封建文化道德塑造而成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命运的逆来顺受、贞节和孝的思想行为上。

七岁的窦娥被生父窦天章以四十两银子为代价，卖到高利贷者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可是还不到二十岁，她就与婆婆一道守寡了。经历了幼年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的窦娥，在遭受深重苦难时询问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④”显然，她独守空房，对“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尘皱”死水般的生活是哀怨的。但她把这种悲惨遭遇归结为“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认为今生苦难是前世注定的。这是典型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在《论语·季氏》里告诫人们要敬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后世儒家紧步其后尘，把知命、畏命、安生立命当作共有的人性要求。这样，命定观念在中国也就影响深远，它让人消极处世，顺时而处，随遇而安，消蚀了人掌握自身命运的愿望，把人变成了天命的奴隶，导致人性萎缩。窦娥在悲剧命运面前，没有想到改变现状，她为了脱离苦海，情愿逆来顺受，尽孝守节：“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一副活脱脱对天命小心敬畏的神态。

有的学者列举窦娥在第三折里唱的曲词，即（正官·端正好）“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滚绣球）中“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以此断定窦娥不信天命，“是她对封建秩序所表示的怀疑⑤”，这种说法值得推敲。其实，窦娥在这里怨天恨地只是一种愤怒感情的抒发，窦娥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善良女子，竟遭冤刑，不能不产生一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式怨愤。还有窦娥指责天地昏庸糊涂，并不意味着她不信天命，说明她还是承认有天地这样一个神在，她临刑前发下的三桩誓愿就是明证，并坚信“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她的天命观并没有动摇。在这里，不管老天是糊涂得善恶颠倒、贤愚不分，还是清醒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都统一于窦娥主体意识丧失的精神状态，既然一切皆由命定，皆天数，那么希求脱离人世苦海，只能借助于超现实力量的实现，当然是一种虚幻的实现。这种宿命论式的心理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特质。

封建文化塑造窦娥另一个性格是贞烈观念。面对流氓张驴儿父子的逼婚，蔡婆婆无奈只好顺从，而窦娥则坚决不从，这是她倔强个性的闪光，是对自己人格和尊严的维护。在张驴儿诬陷窦娥毒死其父并以此来要挟时，窦娥仍大义凛然地严辞拒绝。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促使她反抗张驴儿的道德力量来自封建礼教的贞烈观。豆蔻年华的她想的是：“我一马难将两鞍，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他人，其实做不得。”极力克制人的自然本能的要求。虽然她曾有过空房难守的感叹，却始终恪守“一女不嫁二夫”的戒律，从未想到也不敢想寡妇再嫁的事。她不但是贞节观的自觉遵守者，还是这种思想的维护者。她对婆婆“妇道”的动摇进行指责：“婆婆也，怕没的贞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这村老子，领着个半死囚。”并用“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非议她婆婆的行为，极力用“妇无二适之文”的妇道坚定其婆婆的封建礼教立场。我们不妨这样假设，假如窦娥不是面对张驴儿，而是碰上怜香惜玉如贾宝玉那样的英俊少年，同样也会被拒之门外。因为再嫁对窦娥来说，是奇耻大辱。

这是一种扭曲的人性。自宋代二程和朱熹对贞烈态度加严后，夫死守节，差不多成为每个妇女应尽的义务。但即使是提倡“饿死事小，失节是大”的程颐在家族面前也会恢复一点人性。程颐的甥女丧夫后，程怕胞姐过于伤心，遂即迎甥女归家，后再嫁他人。他不恪守自己倡言的信条，说明他也知道节烈观违背人性。窦娥自觉抵制正常欲望。从某种程度看，这种悲剧烈似法场屠戮。

关汉卿着力描绘的窦娥性格是孝。在《窦娥冤》第一折里，我们看到，窦娥虽遭年幼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等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但她想的是“我将这婆待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她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尽孝。她劝阻婆婆再嫁，既是出于封建礼教的立场，也是出于对婆婆的关心：“我替你到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在大堂下被打得皮开肉绽，她没有屈服，当昏官要打她婆婆时，她却忙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宁可冒被杀的危险，也要尽力保护婆婆，表现她性格的善良。在她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她请求绕道走后街，不要走前街，以免被她婆婆看见，这样好减轻她的痛苦，写出悲剧主人公的心地高洁。冤案平反以后，她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官居要职的父亲，而是那个曾和自己相依为命，眼下年老衰迈、无依无靠的婆婆。她嘱咐父亲收养她婆婆。她这种温顺、善良、孝顺的品格，千载之下尤令人动容。这样一个温顺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黑暗势力蹂躏而死，悲剧也具有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哀, 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封建社会，孝与不孝，既是伦理问题，又是法律问题。在古代，一方面通过行政表彰孝，对孝子孝女摇着甜蜜的橄榄枝，另一方面又用刀剑惩处不孝之人，不孝是“十恶不赦”之罪。在教化和屠刀的强制下，孝终于积淀为中国人普遍的伦理精神。子女在这种文化气候中，被训练成循规蹈矩小心敬畏的义务型人格，没有个体意识。这种礼教对女性要求尤严。《仪礼·丧服》中最早规定“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限定了女子终身处于卑贱的地位。在《礼记·昏义篇》有所谓“妇顺者，顺于姑舅，和于室人”的说法，并要在出嫁之前三个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亦即“四德”。班昭的《女诫》是“女四书”之首（其他三部是唐宋若莘《女论语》、明成祖的徐皇后《内训》、明刘氏的《女范捷录》,这几部都是女人写的，由此可见封建礼教毒害之深），对“三从四德”进行详尽阐述。其中有所谓“曲从”，就是公婆的意愿，不管对否都要俯首贴耳，不可失其欢心，否则就可能被丈夫遗弃。窦娥为了“孝”，竟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更是一种悲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窦娥的形象是按封建文化的形象设计而成的，她的宿命论、贞烈观和只知尽义务的孝便是明证。这当然与那个时代的封建礼教的熏陶分不开。透过窦娥温驯、倔强的个性，我们可以感到她人性扭曲的一面，她严格按照封建礼教要求，压抑个人的正常欲求，只知守着清白宁静的生活，没有肉体的感情冲动；只知尽孝义务，从没想到自己。这是一种人性的悲剧，当然，这也许并非关汉卿原作的本意，他不可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理解人生，可幸的是他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记下来了，窦娥的形象也就显得血肉丰满，给后人留下了分析思考的空间。但窦娥决不是反封建的形象，这是可以肯定的。

二、仅仅从人物形象理解悲剧主旨是不够的。按照西方新批评派人物罗兰﹒巴特的理论，读者分析作品的主题不一定是作家的本意。为了进一步探索《窦娥冤》的作品主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作家对原型的改造。     众所周知，关汉卿是借助“东海孝妇”这个原型创作了震耳发聩之作——《感天动地窦娥冤》。这样，《窦娥冤》也可看成是历史剧。“东海孝妇”的故事最早见于刘向《说苑﹒贵德》，叙述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他婆婆怕耽误她的青春，上吊自杀。她姑子却以孝妇杀母告官，竟被锻炼成词。于公（于定国之父）虽对此有疑议，但“数争不能得”，“太守竟杀孝妇。郡枯旱三年。”后来于公在新太守前为孝妇陈述冤情，天降大雨，此后的干宝《搜神》里除上述内容外，又有新情节，孝妇周青行刑时，车载十丈竹竿，上悬五幡，对众人立誓道：“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⑥”。此外《淮南子》有段话对关汉卿也有启发：“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谗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月天为之霜。”此事也被关汉卿移用到窦娥身上，也可看成是《窦娥冤》的原型之一。

    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载体。集体无意识是凝聚着几乎人类有史以来的情感经验而又是很难被个体意识证明的心理层次。而作为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一种传统，人类不仅在血缘上继承着祖先的传统和历史，而且在文化上也继承着祖先的传统和历史。不过，这传统同我们的主体意识中的传统不是一回事，因为原型所包含的传统存在于人类无意识的范畴中。精神分析理论者认为：“艺术家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乃有一部分完整的作品的诞生。⑦”这里的原始意象即原型。荣格认为，太阳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说皆有其历史的原型，关汉卿创作只是让原型复活，赋予传统美德的讴歌，那么，《窦娥冤》中也就不会有反封建的主题。

    仅从理论上讲还显得空泛，我们不妨看看关汉卿是如何进行艺术构思，重新诠释这个古老的故事的。

  “东海孝妇”旨在表明于公断案公平。关汉卿同时的杰出作家王实甫、康进之都是根据这个故事写就一个同名剧本——《于公高门》。从剧目中就可看出他们太过依赖原型，这也许是他们的这部剧作没有流传下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关汉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着眼点并不仅止于故事的传奇性，而是让孝妇作为悲剧主角，并赋予悲剧深刻的社会内涵，使窦娥的悲剧产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戏剧效果。

    在剧中，孝妇作为主人公，并名之为窦娥，关汉卿在她身上加上多重社会悲剧成份，作家把自己的时代复活到古代去。关汉卿在此创作过程中对原型孝妇作了较大的“变形”，笔者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窦娥因高利贷而成为童养媳。蒙古人打到欧洲，也带回了西方民族善于放羊羔利（高利贷）的那一套方法。朱东润先生对此在《元杂剧及其时代》有详尽的考证和论述，这里就不赘言⑧。高利贷在当时对朋友也不例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蔡婆婆被关汉卿作为高利贷者而存在，当然蔡婆婆不同于那些茹毛吮血的恶棍，她听天由命，是一个敦厚、善良的老人。窦娥因父亲借蔡婆婆二十两银子而成为蔡家童养媳，开始了她人生的悲剧旅程，这是她的第一层悲剧。

   其次，窦娥吃官司不是因为婆婆自杀被姑子告发，而是由于流氓的无理取闹。在剧中，蔡婆的放贷对象蔡卢医因无法还钱，便将蔡婆婆骗至荒郊野岭企图杀她灭口赖帐，正巧张驴儿父子路过，救下蔡婆婆。这对无赖的爷俩儿遂以救人之恩要挟蔡婆婆和窦娥招之入赘。这样蔡婆婆引狼入室也就顺理成章，显出关汉卿的艺术手段的巧妙。窦娥也为此吃官司。与“东海孝妇”中的婆婆自杀而死相比，这样更突出窦娥的“孝”感天动地，强化了戏剧效果。写张驴儿的横行无忌，也写出那个时代的秩序扰乱。关于流氓横行，《元史》中也有记载，据陆德阳著的《流氓史》载⑨，流氓集团在元代达到鼎盛时期，元代有著名的扁担社集团。我们不妨看看元代对流氓众多的专称。无徒，《救风尘》第四折“淫乱心情歹，凶顽胆色粗，无徒，到处里胡为做。”以光棍和棍徒在元以后的书籍中广为使用，并加上修饰词，均专指流氓，如大棍、滩棍、青皮光棍、讼棍、恶棍、奸棍、流棍、赌棍、讼棍等等，由此可见元代流氓的猖狂。身受流氓的欺凌，是窦娥身上的第二层悲剧。

   再看窦娥的第三层悲剧。张驴儿嫁祸于窦娥，企图用“官体”和“私体”来逼窦娥顺他，窦娥天真地相信官府“如明镜、清似水”，情愿与张驴儿见官。残酷的现实教育了她。楚州太守桃杌是个“告状来的要金银”的贪官。张驴儿向他跪下，他也跪下，祗候道：“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太守道“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几句插科打诨勾勒出元代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虽夸张，却真实。我们知道，元代郡邑正官完全是蒙古人或色目人。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也不接受中国文化，如此郡邑正官，其治绩也可想见。元初军官与州县官都没有俸给，其必然的结果是掳掠、贪污。还有，元代科举制中断，由士人进身的官员很少，而由胥吏进身的却司空见惯，即使恢复科举后，“由进士入官者百之一，由吏致显要者十之八九。重要胥吏的情形仍十分严重。这些成年累月“手挚哭丧棒，囊揣滴泪钱”胥吏，上台以后，只会大行其搜刮之能事。这一切造成元代吏治的黑暗。你看，当窦娥辩诬时，桃杌的审判方式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在太守眼里，老百姓只是一条虫而已！这也是漫长封建社会人民地位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妇女，还有“三从四德”的法律折磨着精神和肉体，如窦天章在剧中首先对女儿施以一连串的呵诉，怕女儿有违礼教，然后才代为伸冤。这里，窦娥在这位青天大老爷兼做父亲眼里，仍然是一条“虫”，一条循规蹈矩的“虫”。太守的“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这句直白暴露了 封建官僚严刑逼供的反动实质。窦娥捱尽严刑拷打，昏了又醒，醒了又昏，太守就是想屈打成招。只凭口供定案，而且不再复勘，法律野蛮、粗疏于此可见一斑。所以窦娥的一曲“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喷射血泪的呼号是对草菅人命的封建吏治的强烈抗议，也是元代吏治黑暗的真实写照，据元史载，大德七年，一次就查勘出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而当时元代官吏总数不外两万六千人⑩。

    这样，关汉卿通过这对原型的加工，着重表现善良弱小百姓与强大黑暗势力之间的冲突，揭示窦娥悲剧的社会根源。窦娥遭受社会黑暗势力的层层压迫，她因高利贷的剥削而卖身为童养媳，因地痞流氓的横行霸道而吃官司，因贪官污吏的残民以逞而被冤杀。而官场的黑暗是悲剧的根源。联系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窦娥冤》的悲剧主旨是人性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相交织。这样，人性的悲剧也就有了具体的社会内涵和历史背景。

         

    对《窦娥冤》悲剧主旨分析，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对扭曲、异化人性的封建文化不进行清理，而单单依靠好皇帝和清官来为民作主，那么，类似窦娥这样的悲剧，还会在中国大地上以生动丰富的形式一次次上演，经久不衰。

注释：

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  p99

②⑤中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p727、p729-730

③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　p347

④吴因钦编选《中华古典观止》《窦娥冤》引文皆出此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8

⑥滕云编《汉魏六朝小说选释》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p195

⑦陆扬《精神分析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1998　p110

⑧吕微编《名家解读元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p32、33

窦娥冤教案篇6

关键词：窦娥；主动性；温柔孝顺；坚强反抗；主人翁意志

《窦娥冤》是中国古典戏剧中的经典悲剧之一，更是关汉卿的优秀戏剧作品。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曾经写到：“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主人翁意志，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所说的“主人翁之意志”接近于一种人格和信念力量。蒂拉希提出：“凡是从一个人的人格中心紧紧掌握住这个人的东西，凡是一个人情愿为其受苦甚至牺牲性命的东西，这就是他个人的终极关怀，就是他的个人宗教。”窦娥的主人翁意志正是这种终极关怀。

世人眼中的窦娥，是一位具有悲剧的人物，她的性格是厝帷⑿⑺秤爰崆俊⒖拐的对立与统一。她原来还幻想着官府清明如镜子，含冤后才认识到了“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在她身上，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下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作者在刻画窦娥这个形象时，具有真实的社会基础，也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在分析窦娥的主人翁意志之前，我将先分析窦娥的人物性格与逾期人物形象。

一、人物性格与形象

（一）主动性

在戏曲的开头，首先出场的窦娥，她在诉说自己的身世。但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是，窦娥对于自己前世是否作恶产生了怀疑，因为今生的命运并不好。窦娥的悲剧是从其幼年开始的，她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她三岁丧母，七岁由于父亲无法偿还蔡婆婆的四十两银子，又想换上进京赶考的路费，便把她当作抵押品一样送到蔡婆婆的家中做童养媳。接着，窦娥十七岁结了婚，不幸的是， 结婚不到两年，丈夫就去世了。她对命运的反思，体现了其自身的主动性。换句话说，就是窦娥认为命运是他自己选择的。她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这就推动了之后剧情的发展需要。

（二）贞孝善良

淳朴善良是普通劳动人民的本质。窦娥面对一系列的不幸，没有计较，所以决定侍奉婆婆，为丈夫守节终生。这些事实，反映了她贞孝的特点。窦娥的贞孝，并不是愚忠愚孝，这里边体现了窦娥的价值观念。她为丈夫守节，以及之后对张驴儿和婆婆的抗争，都突出了她对自己价值观念的维护。

窦娥善良贞孝的本质在第二折中得到了体现。蔡婆婆放债来收取高额利息，无力偿还高额债务的赛卢医便起了杀人之心，好在在危难之际被张驴儿父子救出，可是张驴儿父子不安好心，张驴儿为了霸占窦娥，孝顺蔡婆婆，不料尽然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他以诬告窦娥杀害他的父亲为要挟，强迫窦娥嫁给自己，窦娥不同意，结果便进了官府。结果被打得皮开肉绽，但是，她看到昏官要连婆婆一起打得时候，她却毅然决然的挺身而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窦娥的孝顺。为了救婆婆，她勇于自我牺牲，这种悲壮的精神值得我们慨叹，也值得我们敬重。她深知自己是被冤枉的，也深知自己招供后是死路一条，但为了婆婆她甘愿做此牺牲。窦娥被押赴刑场时，她和刽子手说从后街走，因为她不愿意让婆婆看到，也不愿意让婆婆伤心。已经是面临死亡，却依然顾忌婆婆的感受，真可谓是善良孝顺。

（三）坚强与反抗

正是因为为了使窦娥的形象更加丰满，所以关汉卿在描写他的善良品质外，又着重的描写了其坚强的性格以及极具热情的反抗精神，歌颂她面对黑暗势力不屈服的反抗精神。

在第一折中，窦娥从小遭遇了诸多不幸，对于这些不幸，窦娥发出了“命好苦”的慨叹，黑暗的社会将窦娥一步步逼上绝路。当她被逼无奈时，必然会爆发出反抗，面对张驴儿父子强行的逼婚行为，窦婆婆妥协了，可是窦娥没有一丝妥协的意思。她一面批评窦婆婆的软弱行为，另一面喊出了“我全然不要女婿”的话，表现出了对于张驴儿的憎恨。她在拜堂时将张驴儿推到在地，更表现了她的不甘受欺凌的反抗精神。因此，尽管窦娥受到了封建体制的毒害，但她身上体现的贞洁品质是值得高度赞美的。孟称舜说“逼真烈孝女口气”她虽然尽孝道，但不在忍受顺从，对婆婆冷嘲热讽，把婆婆改嫁他人视为“可耻可悲”。窦娥在反抗张驴儿父子上是坚强不屈的，是极富有斗争精神的。

在第二折中，张驴儿杀害了父亲，却将罪名反诬陷给窦娥，她提出“官休”的解决方法，也体现了她的反抗精神。

集中体现窦娥的反抗精神的是第三折，窦娥在公堂上“捱千般拷打，万般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但她硬是宁死不屈，在绑赴刑场的路上，她对昏天暗地的社会发出猛烈的抨击，对于主宰世界的天与地发出强烈的指控和抨击：“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延寿。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这样一段话出现在封建社会是不可能的，但恰恰窦娥将其变为可能，这突出了窦娥的反抗性格，也使其反抗性格发展到了高潮，发生了质的飞越。

在临刑之前，窦娥的反抗性性格发展到了高潮，她决心让老天服从自己的意志，洗刷自己的冤屈，窦娥将满腔的怒火和悲愤化成了三桩誓愿。作者以浪漫的笔调，将这三桩誓愿在现实都无法实现的事都一一实现，这就造成了强烈的悲剧氛围，突出了正义的不可战胜性，集中反映了窦娥的反抗意识，使窦娥的艺术形象更加感人。三桩誓愿以传统的“天人感应”为基础，通过其应验以及主人公的冤案得以，对世间作恶者给予了严厉的警告，其中表现出了深刻的“警戒”目的。

总之，窦娥因为恶势力紧逼，她逐渐表现出了坚强反抗的性格。

（四）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别人的生存

除此之外，窦娥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亲人的生存。窦娥替婆婆接受了一切刑法，到最后还替婆婆被砍头。这体现了窦娥的高尚品质。宁愿自己牺牲，也要保全婆婆的生存。

二、窦娥主人翁意志

王国维所说的“主人翁之意志”内涵接近于一种信念和人格力量，并且这种意志是生命个体不自觉的、自觉的行为，这种意志似乎更不注重连续的过程，而是更关注于某一阶段的迸发。而《窦娥冤》中窦娥所承受的一切的苦难以及其最终的毁灭，是“处于其伦理信念和理想的准则，不是愁云笼罩，而是充满着热烈的生命激情，在恶势力面前，表现出强大的人格力量。”这正与蒂利希的“终极关怀”的观念所一致。

是黑暗的社会造就了窦娥的“主人翁意志”，中国封建社会强调“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这些陈旧的教条压迫着窦娥，迫使她对于这些弊端做出反抗。起初，她认为自己一身清白，在“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握着生死权”朗朗乾坤之下，还有天理和王法。但是，天理不是她的天理，王法不是她的王法。无钱无势的自己就是贪官污吏钱权交易的牺牲品，所以清白无辜的她便成了牺牲品。但窦娥最终的“三桩誓愿”以及她一系列的反抗，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人翁意志。”窦娥其实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时代情绪和愿望，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假、恶、丑的反抗，以及对于真、善、美德追求的执着信念与追求。

三、结语

窦娥，是关汉卿塑造的众多悲剧人物中极其成功的一个，也成为关汉卿在戏剧上举得辉煌成就的基石。总体来说，窦娥的主要应该倾向于其贞洁孝顺、坚强反抗的正面形象。与生俱来的孝顺，让读者体会到了她是一个善良的小女子。面对恶势力的坚韧，又让读者w会到坚强与反抗精神。她所表现出来的“主人翁意志”凝结着着广大人民对于美好的向往和追求。

参考文献：

[1]葛琦.元杂剧人物形象研究――在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

[2]李健梅.浅析《窦娥冤》中的女性人物形象[D].首都师范大学，2013.

[3]赵芊.品味元杂剧的窦娥形象与艺术特征[J].戏剧之家，2016，05.

[4]毕裴裴.《窦娥冤》中窦娥悲剧意蕴[J].赤子（上中旬），2015.

窦娥冤教案篇7

在这文明古国的中华大地上，在这朗朗乾坤的老鹰山基地，在这欢声笑语的军事夏令营里，我竟当了一回“窦娥”，不不不，那冤情，比“窦娥”还冤。天啊地呐，这让人汗流浃背的六月天气里，真要下起一场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

——题记

这边一句高音“你以为老子怕你不成？”，那边马上接着一句反击“有种跟我单挑啊，怕你撒？”哟，又有人吵架啦，我还是做个目击证人吧！呵呵，你肯定会问：不去劝架，还有高昂的兴致在这里当目击证人？

嘿嘿，告诉你们吧，我曾劝架过两次，结果让我有苦难言:打架的两人都冲着我来把我痛扁了一顿，然后他们继续接着打。这种情况，只有用一个凄惨的文字来形容：冤。你说，我还敢在去劝架？我只有当当目击证人。

事发地点就在我们806宿舍门口。

林志远正和一个比他高一些胖许多的人吵着。

“话不投机半句多”，没说上几句，两个人便你一拳我一脚拳打脚踢你来我往，上演起一部真刀实弹的“武打片”来。林志远和“胖高个”谁也不服谁，都不甘示弱，让想劝架的陈泽涌缩回了脚步。

“目击证人”赶紧跑去找辅导员。你们一定又有人要问“为什么不告诉教官？”了，老实说，告诉教官，教官对打架者是“一视同仁”各打五十大板：不是让他们各做几十个俯卧撑就是马步十分钟。其结果是挨罚的两位到时候又来找我算账。

辅导员来了。经过十几个回合的奋斗，林志远已经占了上风，手紧紧地掐住了“胖高个”的脖子。辅导员赶紧将他们俩分开。林志远恋战，趁“胖高个”不注意又踢了那人一脚。

风波虽然得到暂时的停歇，可是被赶到另一边的“胖高个”自然不服输，回过头来，凶神恶煞般的恶狠狠地瞪了林志远一眼，甩下一句话：“你等着！”大步流星向大宿舍走去。

那一句“你等着”让我们宿舍的成员心中疙疙瘩瘩的，怕那家伙叫人来报复林志远。

我被“光荣”地选出来当“侦查员”，主要任务就是去“侦查”一下对方的动静。

蹑手蹑脚地来到大宿舍，那“胖高个”正动员着大家“等着时机，我们找那小子算账。支持我的举手。”

“唰啦～～～”举手的人少说也有十五六个。啊哟，现在林志远可惨了，他再怎么厉害，也敌不过他们人多势众。

我连忙回去报告。

刚刚还英勇无比的林志远一听，气势全没，“呜呜”地哭了起来。

大家安慰了几句，林志远的哭声并没停止，反倒躲在一个角落里哭得更大声了，闹着要回家

为了让他高兴，为了让他脱离恐惧，我开起玩笑用我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唱了起来：“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

我那优美的男中音还没停，愤懑中的林志远忽然给了我一巴掌。别小瞧了林志远那瘦弱的身躯、纤细的手臂，他那一巴掌的力气还真不小。

脸上火辣辣生疼生疼的，我气不打一处来，而给我一巴掌的那不识相的家伙还在一边哭着。我真冤啊，冤得像那“窦娥”。

偏偏这时，教官高喊了一句“饭堂集合”。

大家慌忙赶去饭堂。

可是，冤情仍在继续之中……

过了一天，大宿舍没来复仇。

过了两天，“胖高个”没来复仇。

过了三天，大宿舍还是没有动静。

……

窦娥冤教案篇8

（一）大团圆因素

元杂剧在构思上的大团圆结局，几乎成为一种定式。如《西厢记》本来是一个爱情悲剧，最早的故事是前朝相国之女崔莺莺，在父亲病故后扶灵柩返乡，途中巧遇进京赶考的张生，两人产生爱情，崔莺莺不顾母亲反对以身相许张生。后来张生赴考中榜后却抛弃了莺莺，莺莺最后自杀。显然这是一个爱情悲剧故事。元代王实甫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大的改动，加进了许多情节，结局是张生和崔莺莺经历多种曲折后终于结合，成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典型。从而使一幕爱情悲剧变成了爱情喜剧。如果说《西厢记》原来的悲剧性还不够强烈和典型的话，那么《窦娥冤》表现的则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故事。年仅七岁的窦娥在母亲去世后，因父亲窦天章无力偿还进京赶考的借贷，被卖给债主蔡婆家当童养媳。婚后两年丈夫去世，窦娥在蔡婆家受尽屈辱。后蔡婆遇无赖张驴儿父子，被张氏父子逼婚。窦娥不充，被张驴儿诬陷毒死其父，官府严刑拷打窦娥，窦娥为救蔡婆，屈打成招，被处斩刑，含冤而死。剧情发展到这里，悲剧效果达到高潮。然而剧本到此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新的情节：窦娥父亲窦天章考试得第，被朝庭任命为“廉访史”。在窦娥冤魂的提醒下，窦天章发现女儿冤死，从而为窦娥昭雪。显然，这样的结局带有冲淡悲剧的喜剧因素。同样的故事结局也在其它杂剧中出现。如《赵氏孤儿》中，为救赵氏孤儿，赵朔自刎，公主自缢，韩厥献身，程婴甚至牺牲自己的亲生幼子。一个个侠义之士为保住赵氏孤儿不断献出生命，全剧出现一波接一波的悲剧高潮，然而剧本并没有在悲剧高潮中结束，而是在赵氏孤儿终于长大成人并复仇的大圆满中结束。

（二）因果报应因素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直接来源于民间的思想理念在元杂剧悲剧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因果报应”不限于一般人物一般地方官员，甚至皇亲国戚概莫能外。在《窦娥冤》中，恶人无赖张驴儿受到了极刑，造成冤案的官员也受到了惩处，窦娥则得到了。在《汉宫秋》中，投敌并向敌人献美人图的奸臣毛延寿最后被处死。南戏《琵琶记》中，嫌贫爱富的牛丞相的女儿最后成了二房。在《赵氏孤儿》中，曾扬言为找到赵氏孤儿，要杀死全国婴儿的朝廷权臣屠岸贾和他手下的将军，最后被一一擒拿。元杂剧悲剧的这些因果报应结局，往往和“大团圆”结局交织在一起。有的相对突出了“大团圆”，有的则突出了“善恶有报”。

（三）英雄形象因素

王国维说：“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这里所说的主人公意识，即是元悲剧中表现的英雄形象。这种英雄形象，在悲剧中突出刻画，使观众随着剧情发展而产生悲愤心情的同时，也激发出对主人公强烈的祟敬和关注，从而达到对邪恶势力由“悲”到“愤”的效果，增强了剧情的感染力。如《窦娥冤》中的窦娥，本是一个失去亲人的弱女子，从当童养媳开始就受尽了磨难，后又遭遇被流氓逼婚、陷害、蒙冤、受刑和判斩等一次比一次大的打击，但她始终没有屈服，直到面对屠刀蒙冤问斩时，仍然发出“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的悲愤呼喊，使戏剧的悲剧性达到高潮的同时，也使窦娥的形象升华到新的境界。如果说《窦娥冤》描写了是弱势者遭遇强大的恶势力而坚贞不屈的话，《赵氏孤儿》则刻画了一群更有正义和侠义思想的英雄形象。程婴，赵朔，韩厥，这些人本来和恶势力并没有直接矛盾关系，但为了保住和自己并不相关的孤儿而一个个献出生命，可以说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死，是为正义和精神而死。这种悲剧因而更有了一种强大的道德教化力量。

二、元代悲剧的社会文化背景

综前所述，元悲剧中的喜剧因素是其构成特点，这不仅和西方悲剧不同，和中国宋代之前的悲剧故事也有很大区别。有论者认为，元悲剧的这一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致，和西方悲剧作品相比，削弱了悲剧力量。还有人认为，表现冤屈和忠臣奸贼，歌颂明君清官，追求大团圆结局，是中国传统戏剧的一大特点。笔者认为，这两种表述是不准确的。仔细研究会发现，元以前的戏剧和故事大多并不以大团圆和因果报应为结构特色。再如《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叙述张珙与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偶识从而相爱，后在婢女帮助下，西厢约会，莺莺以身相许约定白头。然而张珙赴京应试得中后，却抛弃了莺莺，导致莺莺自杀,酿成一幕爱情悲剧。汉代著名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表现的是女子虽然能干且和丈夫相敬相爱,但因不受婆婆喜欢而被休弃，最后和丈夫双双自杀的悲剧。就连民间传说的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也是以两人被迫分开，白蛇被压文峰塔下而结尾的；甚至传说的七仙女故事中，七仙女的爱情也是被王母强行割断的。可见，大团圆等喜剧因素并不是宋代以前中国戏剧和故事的典型情节。那么，为什么元悲剧中喜剧因素却成了重要构成呢？仔细考析，这和元代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一）政治背景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蒙人为巩固统治，采取了许多压制汉人的政策，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前所未有，导致产生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汉族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如儒学等受到极大冲击，从而导致文化和道德的褪化。统治者不仅废停了文人进入仕途的科举考试，还把各族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确立蒙古人的最高统治地位、汉人和南人的奴隶从属地位。从中央到地方，结成一层层黑暗统治的网络，因此，元代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必然导致包括文人和社会精英在内的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于是，一批生活于社会下层和普通大众密切接触，对政治状况和自身生存状况强烈不满的受压迫、受歧视的文人，纷纷用杂剧和其它文艺形式去反映政治社会现实。由此，一大批以古喻今富有反抗精神的杂剧先后涌现出来。《窦娥冤》、《梧桐雨》、《赵氏孤儿》、《汉宫秋》等剧目即是代表作品。

（二）经济背景

元蒙在灭金亡宋的同时，还向北部和西部扩张，以强悍的骑兵侵入亚洲和欧洲一些国家，客观上把欧亚大陆连成了一体，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东西方的商业贸易往来，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也为各种娱乐场所提供了条件，使戏剧的演出有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当时的大都北京，就成为繁荣的国际城市。河北的涿州、正定、大名、河南的开封、山东的东平、济南、山西的临汾、太原等都市，工商业都较为发达，是当时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商贸地。与这种经济状况相适应，除贵族、官僚之外，社会上还出现了富商巨贾和高利贷者，同时社会上也分化出一个以地痞无赖为代表的城市流氓阶层，使社会构成更加复杂。这些阶层对于普通市民虽可以作威作福，但它们之间却没有绝对的权威，相互之间的利益和制衡关系错综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没有永恒的强者，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些都为元悲剧中善恶有报的创作提供了真实的素材。

（三）文化背景

蒙古族本来散居塞外以游牧为主，对文化教育和礼仪教化并不重视。建立全国政权后，统治者依照他们的思想在全国实行“轻儒生、鄙文士、废科举”的政治措施。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停，使文人失去了靠个人努力进入官场的渠道，实际上是割断了文人功名富贵的前程和梦想。再加之教育制度被破坏，儒学思想被轻视，传统文化被贬低，造成高雅文化和理想信仰的缺失，代之而起的是低境界的世俗化的善恶有报恩仇必还的现时现报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表现在普通大众中也融入到不得志的文人中。文人在创作中，在描写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将自己对统治者的不满及对自己前途的不甘心通过艺术形式释放出来。与此同时，当时元杂剧的主要观众是城市市民、低级官吏以及商贾士卒，所以戏剧创作也必须符合他们的文化层面和审美习惯。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杂剧必然对传统的故事传说进行一定的现代性改造，以适应大多数观众的需求。因各种原因生活在底层又对元代统治不满的文人；为谋生或其它原因，潜身市井创作杂剧，为自己也为被压迫者鸣不平。这种现象，既造就了元杂剧的时代特征，也推动了元杂剧的繁荣和发展。总之，南宋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汉人在法律地位、社会地位、科举考试等方面均受到压制和歧视。科举制度的废停，更使文人进仕的道路被堵死，大量文人混居民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文化的繁荣，将政治思想交织在传说故事中的戏剧文化开始在元代流行并成为主流文化艺术。这也表明，元杂剧虽然是中国戏剧的高峰，对后来的戏剧创作影响很大，但它只是中国传统戏剧最繁荣时期的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因为元悲剧中具有喜剧因素就认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如此。元悲剧中的喜剧因素，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现象，而是带有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烙印的现象。

三、元代悲剧的社会文化意义

元代戏剧悲剧和宋以前悲剧故事相较，由于大团圆、因果报应等观念和英雄形象的注入，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一些变化，有人认为这些变化削弱了作品的深刻性和艺术性，也有人持相反意见。笔者认为，和西方戏剧悲剧相较，元悲剧显得更加通俗化而富有大众审美特征，至于艺术性和深刻性的强弱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元悲剧中的喜剧因素有着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社会教化意义

通过对善恶的赏罚，通过英雄人物的所为，给人以乐观和希望，相信正义、善良、美好的事物必定战胜假、恶、丑的事物，从而处世中和不走极端，做事向善疏远恶习。相反，如果善的得不到奖赏，恶的得不到惩罚，会使观众产生失望心理，失去对美好事物和正义行为的效仿信念。在中国民间，这种社会教化的作用和力量都是潜移默化和不可忽视的。

（二）大众审美意义

悲剧中的喜剧因素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原则，“悲而不伤”，符合中国普通观众的审美心理。因为戏剧从头至尾一悲到底，会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悲愤和压抑感，这种悲愤和压抑达到了极端，会很自然地产生打破这种悲愤和压抑的心理期待，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过程中,喜剧因素消解和释放了观众的悲愤情绪，打破了思想上的沉闷，美好愿望得到满足，从而产生审美愉悦。

（三）文化传承意义

窦娥冤教案篇9

将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作为法学论文所讨论的主题多少有点不易被人们所接受。这不光是因为法律的神圣与严肃和文学的随意与浪漫有着天壤之别，而且更主要的是在人们看来，法律与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文本，文学源于个人创作的灵感冲动，反映的是作者的个性；法律源于集体理性所形成的“公意”，反映的是民族的精神。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法律与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借鉴，以至于形成一块迅速发展的独立的学术领地。[i]本文选择三部古典戏剧《安提戈涅》、《窦娥冤》和《威尼斯商人》作为讨论法律问题的对象。这种选择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这三部戏剧的主人公都是女性，这便于我们从女权主义的法律视角进入主题。当然，我们最后将会发现这三部戏剧有一种便于我们进行比较的内在关联。其二，之所以选择戏剧而不是小说之类的题材，是因为戏剧作为民间大众文化（public culture）更便于反映民众法律观念中的集体无意识。本文的第一部分简单地介绍了女权主义法学的发展及女权主义的法律观；第二部分讨论了《安提戈涅》一剧，分析了国家法与习俗法的冲突；第三部分讨论了《窦娥冤》一剧，揭示了中国古代法文化中对法官的超人预设和法官的常人品格之间的冲突；第四部分讨论了《威尼斯商人》一剧，区分了实现正义的英雄型选择和常人型选择这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五部分剖析女权主义法律观的内在矛盾，并对造成这种矛盾的话语模式提出批评。

一

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一般可以追溯到十八、十九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与到公共生活领域，因此，妇女要求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诸如财产权、继承权和政治自由权等，于是追求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就成为妇女解放的核心内容。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不平等只限于生理和心理的差别，妇女受压迫不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因为二十世纪后半期妇女在法律上的社会地位与男性大体上已实现了平等），而是由于女性受制于男性的统治。她们认为科技的发展可以改变或弥合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别而实现平等，由此兴起的女权主义法学除了关注女性普遍受害的状况，如性暴力、性骚扰和婚内强奸等问题外，还关注于人工流产、试管婴儿、基因工程和同性恋等方面的问题。[ii]但是女权主义者很快就发现，女性受制于男性的统治不光表现在生理和心理方面，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文化方面，表现在文化的认知和评价方面。正如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瓦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也就是说，女性的“温存”、“柔顺”等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角色限定不是由生理特性所决定的，而是一些成见、法律和习俗等文化观念和社会性构作。因此，“第二性”作为“女性”的替代可以弱化传统观念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各种文化限定。[iii]在此基础上，女权主义更强调创造一种独立的、不受男权文化影响的，或者说与男权文化相对应的女权文化。[iv]与此相应，女权主义法学除了“提出女人的问题”外，而且提倡女性积极地投身于司法实践中，从总体上提出一种女权主义的法律观。

女权主义法律观建立在男性和女性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基本差别之上。一般说来，这种观点将喜欢技术性差别的人描述为男性意向，而采用同情理解的人被描述为女性意向。由此形成强调逻辑推理、严格规则和自我中心的男性法律观，和强调总体理解、衡平正义和普遍关联的女性法律观。“男性法律世界观从案件的丰富特殊性中抽象出几个显著的事实并使它们在法律上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规则之法（law by rule）-也就是规则的作用。而女性法律世界观更情愿将判决基于案件的全部情况

夏洛克、安哲鲁、依莎·贝拉

和特里·伊格尔顿*所持观点〖〗鲍西娅、威也纳公爵和

爱斯卡勒斯**所持观点法治（government of Law）〖〗人治（government of men）形式主义〖〗现实主义法律〖〗政治学法律〖〗衡平法律〖〗仁慈法律〖〗正义规则〖〗自由裁量规则〖〗标准规则〖〗原则（如衡平准则）逻辑〖〗政策严苛的〖〗灵活的正确答案〖〗好的答案实证法〖〗自然法依先例裁定〖〗仲裁法官〖〗Qadi***，陪审团严格责任〖〗过失（不合理性）契约的客观理论〖〗主观理论客观性〖〗主观性按原则的（中立原则）〖〗以结果为导向的（result\|oriented）权利〖〗需要成文法〖〗普通法成文法〖〗宪法解释论〖〗非解释论严格解释〖〗灵活或松散的解释文字〖〗精神法官发现法律〖〗法官制造法律*夏洛克（Shylock）是《威尼斯商人》中的主人公。安哲鲁（Anglo）和依莎·贝拉（Isabella）是《一报还一报》中的主人公。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oton）系支持夏洛克观点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引者注

**鲍西娅（Portia）是《威尼斯商人》中的主人公。维也纳公爵和爱斯卡勒斯（Escallus）系《一报还一报》中的主人公。-引者注

***Qadi，伊斯兰教中法律的解释者和实施者。-引者注不为要求闭眼不顾全体的规则所限制，不为决定必须服从普遍的和‘中立的’原则所麻烦。“[v]在此基础上，波斯纳提出女权主义法律观和男权主义法律观相对应的”法律对立概念表“[vi]从这一法律对立概念进一步展开，则可以说”男性的法律观就是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观，女性的法律观就是自然法的法律观“。[vii]

上述法律对立概念表有助于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念和方法。不过，这种类型学上的划分是否应当归之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不同意象，还不能简单地予以回答。我们最好还是以这一法律对立概念表作为参照系，来分析古典戏剧中的三位女性的法律行为或法律观念，看看我们将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二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伟大的悲剧家索福克利斯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的主人公。故事发生在底比斯。克瑞翁在Oedipus垮台之后取得王位，Oedipus的一个儿子Eteocles为保护城邦而献身，而另一个儿子Polyneices却背叛城邦，勾结外邦进攻底比斯而战死。战后，克瑞翁给Eteocles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将Polyneices暴尸田野。克瑞翁下令，谁埋葬Polyneices就处以死刑。Polyneices的妹妹安提戈涅公然埋葬了她哥哥。她被带到克瑞翁面前时，她认为埋葬其兄长是依照神法来履行职责，而且这种不成文法是永恒的，连克瑞翁的命令（城邦的法律）也不得违背它。克瑞翁大怒，坚持将她处死，并关在墓穴中。后来克瑞翁遇到一个占卜者，说他冒犯了诸神。克瑞翁后悔了，去救安提戈涅时，她已死去了。克瑞翁的儿子，也是安提戈涅的情人，站出来攻击克瑞翁而后自杀，克瑞翁的妻子听说儿子已死，也责备克瑞翁而后自杀。克瑞翁这才认识到自己一手酿成了悲剧。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的经典，对该剧的隐喻意义一直有不同的解释。[viii]在该剧中安提戈涅在对抗克瑞翁时有一段常常被法学家所引用的台词：

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

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

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

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

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ix]

以这段话为依据，法学家们通常认为《安提戈涅》标志着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或者说实证法与自然法的冲突。[x]从上述女权主义法律观的视角来看，安提戈涅很自然就成了女权主义法律观的代表者，她体现了女性呼吁自然法以反抗体现男性意象的法律实证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追问，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以至于酿成悲剧？或者说安提戈涅为何要以神法为依据来反抗克瑞翁的命令？面对这些问题，这种女权主义的法律观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多少线索或帮助，相反，我们还得设身处地地理解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行为，以及他们之间悲剧冲突的意义所在，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女权主义的法律观作更进一步的分析。

从表面上看起来，安提戈涅主张神法（即自然法）高于实证法，但事实上她所要求的仅仅是埋葬她的兄长，尽管他是叛国者。因此，这里的神法或自然法强调的是兄妹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而克瑞翁的命令（城邦的法律）强调的是公民与城邦之间的政治关系。所以，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冲突在于血缘关系优先还是政治关系优先的不同选择。就安提戈涅而言，尽管其兄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叛国者，但是依照当时的宗教观，人们普遍信仰死后灵魂不灭，但不是升天堂，而是安乐墓中。无墓的灵魂必然游荡而贫困，因此，葬礼就成为家族中的头等大事，[xi]安提戈涅有义务埋葬其兄长，如果她服从城邦的法律而使其兄长暴尸田野，那么她就有悖于家族的宗教，将会受到神法的惩罚。就克瑞翁而言，他也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他释放了安提戈涅，就意味着同意埋葬叛国者，也就意味着同情或纵容叛国者，这不仅伤害了为城邦捐躯的Eteoclus，而且标志着城邦的法律如同废纸一般没有权威和尊严，城邦必定因此而瓦解，这与城邦公众的利益相冲突，也与公众的意见相左（如果我们承认城邦产生的合理性的话）。如果他为城邦公民的利益计，坚决维护城邦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则如剧中所示，悲剧不可避免了。因此，安提戈涅所援引的神法与公众意见和利益是相冲突的，她对克瑞翁的命令的公然违背，绝非“恶法非法”式的自然法对实证法的批判。换句话说，这里并不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道德原则对另一种不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命令的批判，而是两种同样具有合理性的价值判断或制度安排之间的两难选择。在此，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普遍适用的合理性标准。行动的合理性，无论是安提戈涅反抗还是克瑞翁的命令，都只有在特定的情境（context）中才具有意义。不过，对于我们的理解而言，问题不在于简单地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或选择，而正是在这种冲突的悖论中发现悲剧的意义所在。

如上所述，古希腊人普遍信仰人死后灵魂不灭。与此相联系就是每家人皆祭有“圣火”，它代表物质的光明、温暖与富贵和精神的纯洁、善美和幸福。圣火、神、鬼和祖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家族宗教。家族在希腊文中可直译为“环圣火者”。[xii]希腊城邦的兴起是建立在家族和家族联合而成的部落之上的，虽然征战和移民使家族结构和组织受到很大的冲击，[xiii]但是城邦及其法律仍然从家庭宗教的习俗中获得合法性的资源。“一般来讲，它们（希腊法典-引者）是近乎宗教崇拜的对象。家庭仍然是宗教传统的栖息地，在希腊城邦公民的和法律的意识形态中，古老的信仰依然存在。”[xiv]这当然是国家与家族组织之间相互支持的一面，但是，作为国家起源典型方式的希腊城邦国家（恩格斯语）一旦形成，就力图冲破家族组织而直接建立在对自由民的统治之上。家庭和城邦这两种社会组织之间就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由此形成以宗教传统力量为后盾的家族习惯法与以军事政治力量为后盾的国家法这两种制度安排之间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当然是国家法胜利了。克瑞翁不仅宣布严惩叛国者，而且严惩了以家庭习俗的不成文法为最高权威而蔑视国家法的安提戈涅。因此，安提戈涅的呼吁意味着地方性习俗在面临强大的普适性的法律予以摧毁的困境中的最后反抗。

当然，这种看法并不排除法学家们将此作为自然法思想的早期代表，因为自然法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东西。它既可以是习惯法，也可以是上帝的律法，也可以是人类普遍理性所设计的法律，当然也可以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类的自然规律。法学家们对自然法概念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使得安提戈涅成为一种符号或象征，它意味着人们对国家法所持有的批判态度，自然法概念也就成为批判现存制度的一种话语模式。不过，就《安提戈涅》而言，意义远不止于此。国家法虽然战胜了地方性习惯，但是克瑞翁却陷入了妻死子亡的绝望深渊。换句话说，当国家法割断它与其合法性来源的习惯法的联系并与其相冲突时，国家法也就要陷入困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仅是安提戈涅（及其所代表的习惯法）的悲剧，也是克瑞翁（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法）的悲剧。“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在进行立法、判决、执法和立约的活生生的人。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xv]正因为如此，国家法必须融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必须要为维系法律的民众所信仰，从而在社会中取得合法性，使国家法由强力的推行变为通过信仰体系的合法统治。而国家法要获得信仰体系的合法性支持，就必须深入到民间的习惯法中，内化为民众生活世界中的活生生的经验，使其变为民众不加反省的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变为人们的文化本能。换句话说，法律作为一种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必须要有相应的非正式制度，如宗教、道德、习惯等价值认知的支持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率的。而《安提戈涅》的悲剧意义正在于揭示出国家法获得独立地位之后，在迈向理性化的过程中与传统习惯法的断裂和错位，这是制度转型过程中常见的、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悲剧现象。

回到女权主义的法律观上来，安提戈涅似乎主张一种更注重与个体经验（血缘情感）相联系的习惯法而反对建立在抽象的、经过反思获得的公众利益之上的国家法。正如波斯纳所言，《安提戈涅》中的冲突在于“自然及其基本纽带与社会及其更抽象的细带，感情和理性……女性与男性”之间。[xvi]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安提戈涅无疑就是女权主义法律观的代表人，同样，我们还可以在波斯纳的“法律对立概念表”中分别添上“国家法”和“习惯法”这一对范畴。当然，这种简单的归类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在后边还会进一步加以讨论。

三

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如果安提戈涅的故事发生在古代中国，故事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尽管Polyneices背叛国家实属“十恶”之罪，尸体永不得埋葬，但是，安提戈涅置生死于不顾，埋葬其兄长，其孝悌之心可佳，故有可能获得克瑞翁的宽恕或嘉奖。当然，这并非由于克瑞翁一己之好恶，而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国家本身就建立在家庭之中，家与国是统一互补的，不像古希腊那样，家与国是分离竞争的。因此，儒家之人情伦理自然要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了。这种家国一体、礼法合一的法律文化已为大家所熟知。[xvii]

就这个故事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境遇，我们似乎可以说，西方的法律是一种体现男权主义的法律，而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一种体现女权主义的法律，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光是凭这一个故事在中西文化中假想的不同境遇，更主要的是中、西法律所依存的文化在总体品格上显示出男性意象和女性意象之分。我们可以信手拈来许多比附男性（阳性）和女性（阴性）的文化特征来描述，对比中、西方文化，从而列出一个“文化的对立概念表”。在西方文化的栏目下，可能有诸如：“罪恶文化”、“逻各斯中心”、“理性主义”……；而在中国文化的栏目下可能有诸如：“乐感文化”、“天人合一”、“经验直觉”……。这正是几年前流行的中西文化比较中得出的普遍结论。[xviii]无疑，这种形象的分类概括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直至今天，我们不也在抱怨我们的法律缺乏权威、缺乏规则、缺乏形式理性吗？[xix]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结论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当我们进一步深入到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分析层次上时，上述结论的局限就马上显现出来了。我们还是再解剖一个中国的案例。

在中国的古典悲剧中，《窦娥冤》可谓是影响甚广的经典之作。故事讲的是七岁的窦娥被生父窦天章卖给放高利贷的蔡婆婆家做童养媳。不料二十岁的窦娥与婆婆一道守了寡。其间蔡婆婆遇难被张驴儿父子所救，被迫答应婆媳二人嫁张驴儿父子，结果遭窦娥坚决反对。张驴儿便想毒死蔡婆婆，谁知竟药死自己的父亲。他遂嫁祸于窦娥，对簿公堂，结果屈打成招，死罪难免。行刑那天，窦娥许下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和三年大旱这三大愿以显示自己的冤情，结果皆如窦娥所愿。三年后，当上提刑肃政廉访使的窦天章出巡楚州，窦娥冤魂不散，梦中向父亲告状，终使冤案得以昭雪。

《窦娥冤》一剧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素材，诸如天人合一思想与神判的联系，类似巡回审判的出巡察访制度等。不过从女权主义的法律观来看，窦娥呼吁用公正的“天”来代替人间的法官来主持公道，就顺理成章地被划为女权主义法律观的代表人。但是，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既然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体现一种女权主义的法律观，那么为什么女权主义法律观的代表人窦娥却栽倒在自家的门前呢？这一悖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察省。事实上化解这一悖论可能的解释就是将规则的冲突转化为人与人的冲突。所以一般认为是“昏官”（或贪或糊涂）没有很好地执行法律以致造成了冤假错案，而这些冤案只能待“清官”来平反纠正了。因此，我们就会发现窦娥并不像安提戈涅那样反对实在法，她所反对的恰恰是造成冤案的法官，楚州太守桃杌，而给她平反昭雪的也是另一位法官窦天章。

如果我们本着理解的态度，设身处地地从楚州太守桃杌的处境出发，从人间的实证法的逻辑出发，那么设想一下桃杌是如何审案的呢？作为法官桃杌最起码要考虑三个方面的法律事实。首先，张驴儿毒死父亲的可能性（或动机）不太大，倒是窦娥毒死张父的主观动机可能性很大，且毒死张父的面汤又是窦娥做的。而窦娥一方面提不出张驴儿毒死其父的证据，另一方面她又提不出自己无罪的证据。其次，窦娥声称张驴儿父子逼她婆媳出嫁，也没有有力证据，如果她婆媳不同意嫁给张氏父子，为什么又让他父子俩住在自己家？最后，窦娥不招，用刑逼供也是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的，至于她因何屈招，非法官所能知。所以，如果我们以常人标准来看法官，来理解桃杌的话，那么桃杌的判决实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窦娥问罪当斩，合情合法，自得其咎。因此，桃杌可以说是不信神报、不讲人情、维护法律尊严的理性法官。

窦娥冤教案篇10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悲剧 《赵氏孤儿》 《窦娥冤》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悲剧而争论不休，但在我看来这是毋庸置疑的。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有三种之别，第一种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能交构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悲剧，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①只是中国式悲剧呈现的方式、内容与西方式的悲剧略有不同而已。每个民族都有其不同的发展历程，在这不同的发展历程中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作为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并且其特有的传统文化对其民族历史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式悲剧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接下来我就以中国两部经典的悲剧《赵氏孤儿》和《窦娥冤》来谈谈我理解当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式悲剧的影响。

经过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之后，儒家思想最终被汉朝统治者选择，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的正统地位由此确立，并在历朝历代逐步发展、延伸，最终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以“孔孟之道”为源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对中国人的普遍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可以说儒家的价值取向在总体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并讲求伦理道德，其中心思想乃“仁义”孔子最早提出了“义”，认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则进一步阐释了“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信”和“果”都必须以“义”为准，后人对“义”的理解有多种：“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对待上司要忠诚；对待朋友要讲求诚信；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义”是合宜、应当、应该之意，是作为人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有“义”在，朋友不会出卖朋友，丈夫也不会抛弃妻子儿女。中华传统文化把“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并且把义与仁并用，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提出了“仁义道德”、“舍生取义”的思想。“义”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是中华民族崇高的道德表现，因此，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忠于事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中华民族最高最神圣的价值追求。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总体上看来属于叔本华三种悲剧中的第一种，并且将中国文化中“舍生取义”这一传统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且中间还包括了叔本华所说的第三种悲剧。作品从始至终始终贯穿着“大义凛然”“舍生取义”“杀生成仁”这一线索，在主角登场前就烘托出一种悲壮的氛围。紧接着就是一批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使作品一开始就显露出浓郁的“忠义”思想。作品高潮部分中韩厥的以死明志、程婴的舍子救孤以及公孙杵臼的舍身救孤的壮举将作品从悲剧推向了悲壮。作品着力塑造了程婴这一形象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其一程婴必须顶着不孝子的心灵煎熬将自己的儿子无私的交予屠岸贾并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爱子被残忍的杀害。其二必须忍受着世人的唾弃，在世人不理解甚至仇恨的目光中度过余生。而这所有的一切只为“忠义”二字。从中我们更加能够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影响

如果说中国男性的悲剧是杀生成仁，舍生取义这崇高神圣的价值追求的必然结果，那么中国女性的整体命运悲剧，则是儒家文化中妇女观，尤其是男尊女卑这一道德价值观的直接恶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都利用各种手段强化男尊女卑的观念。儒家创始者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论语阳货》）他对这一思想虽没有发挥，但却是歧视妇女的经典言论，对后世影响颇大。到了孟子便直言提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孟子离娄上》），在后来的儒家经典《礼记》中，这种束缚就更加清楚和严格了。《礼记》提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三从四德”观，把女性的一切全部不留情面的交给男性。至此，女性的独立人格完全丧失。至汉代，男尊女卑的道德教条开始以理论形态出现，董仲舒继《易传》之后，用阴阳之说论证男尊女卑观。他对男女夫妇的关系做出“阳贵而阴贱”的价值判断。他正式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明确为“三纲”并称之为道德的根本标准。至此，男尊女卑的价值判断从社会零散的议论中抽象出一套完整的道德价值系统，而到了宋代经过程朱理学的进一步加强更衍化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桎梏。中国古代女性的悲剧至此也愈演愈烈，以《窦娥冤》为例进行说明。

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将窦娥塑造成了一个遵守传统的伦理纲常的典范。开篇作者就以窦娥三岁丧母的事实为其短暂悲惨的一生做了铺垫，奠定了全剧的基调。作为父亲、丈夫的附属品，她并不是作为一个自由个体存在的，而是根据父亲、婆家的需要不断地被支配着，毫无自主可言。她的一切言行都是被“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这一思想支配着，而张驴儿父子的逼婚，昏官桃杌错判只是将窦娥的悲剧与时代社会的腐败结合了起来，让她的悲剧更加的明显、彻底.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另一种情况，如果没有张驴儿父子的逼婚，昏官的错叛，窦娥生活在一个清平安宁太平社会，或者是她和婆婆碰到的不是歹毒恶劣的小人，而是安分守己心地善良的男子，她是否就愿意将自己的幸福交与他人呢？虽然剧本并没有这样设置，但我们从窦娥的唱词中已然能够预见其结果，

第二折中[南吕 一枝花]他则待一生鸳帐眠，那里肯半夜空房睡；他本是张郎妇，又做了李郎妻.…… 使了些调虚嚣捞龙的见识.

[梁州第七]这一个似卓氏般当垆涤器，这一个似孟光般举案齐眉；……旧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多淫奔，少志气；亏杀前人在那里，更休说本性难移。从唱词中我们不难看出窦娥已经被“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侍二夫”的思想彻底侵蚀，所以即便有好的姻缘再次出现，她也不会获得幸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世的事实中得到证实。

在统治者的支持和倡导下，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指导下，妇女越来越受压迫，逐渐成为男性的、为夫家传宗接代的工具。自宋代中期以来，直至明、清，性禁锢越来越严酷，对女子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一方面倡导女子守贞护节，另一方面，对“失贞”的女子要严加惩罚，轻则赶出族门，重则施以沉河、火烧甚至凌迟处死等酷刑。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家长制和夫权制婚姻制度一直是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基础，它成为中华文化中极其稳定的因素并延续数千年之久，男尊女卑的观念，封建伦理规范体制的桎梏，扼杀了妇女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这是造成古代妇女悲剧的根本原因，但更令人担忧的是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的女性自身的麻痹，要祛除这种深入到生命中的错误观念，尤其是女性同胞们自身的觉醒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否则，窦娥式的悲剧将不会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