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满自我总结十篇
时间：2023-04-04 05:49:18
刑满自我总结篇1
一 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重塑
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和内涵，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一致。可以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一个人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后果和社会政治意义，并且能够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①并且都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主体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刑法学界对刑事责任能力的界定，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存在较大的缺陷；
1、 内涵定位不准确。
学者们将刑事责任能力定义为一个人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后果和社会政治意义，并且能够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并认为是犯罪主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在观念上将刑事责任能力视为犯罪这个范畴的下位概念，借以阐明犯罪人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控制能力。既然如此的话，那又为何冠以“刑事责任”能力之名呢？称之为“犯罪能力”不是更加名副其实吗？毕竟，犯罪与刑事责任都是各有其属的两大范畴。由此而言，理论上对刑事责任能力的界定存在范畴归属上的紊乱
2、 外延确定不适当。
理论上，刑事责任能力概念所概括的对象为精神病、醉酒、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即我国刑法第18条、第19条两个条文所规定的情形。仅仅将以上情形界定为刑事责任能力显然有失妥当。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能力”，理应是对自然人身体状况的一种综合反映。凡是能够影响人的某种行为的能力的因素，自然应为该种行为能力所涵盖。也就是说，刑事责任能力理应涵盖年龄问题，所谓“刑事责任年龄”并无独立存在的理论价值，刑事责任年龄的满足，仅仅是刑事责任能力得以满足的一个要素而已。对此，我们亦可从民法理论中寻求借鉴。在民法理论中，民事责任能力是一个基本概念，并无“民事行为能力”之说。“民事责任能力，是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②并且民法理论“将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相联系：凡依法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者，均具有民事责任能力。”③而民事行为能力理论中，亦无民事行为年龄之说。显然，民法理论之中，年龄问题仅仅是考察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有无进而考察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的要素之一。
综上所述，传统的刑事责任能力概念已经不适应刑法理论深入发展的需要。因此，打破旧的刑事责任能力概念，构建新的刑事责任能力概念，不仅对刑事责任能力理论本身，而且对于整个刑法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从整个刑法学理论体系的高度出发，以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基础，可以将刑事责任能力定义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犯罪人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所应具备的各种条件的总和。对这一定义，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刑事责任能力是刑事责任范畴的下位概念。也就是说，刑事责任能力的满
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能力
年龄 精神健康状况 身体健康状况 身份
足与否直接服务于犯罪人对刑事责任的承担，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必须以刑事责任能力的满足为条件。
第二， 事责任能力是犯罪人所应具备的各种条件的总和。概括地讲，刑事责任能力的满足 与否及其程度包含以下要素；年龄、精神健康状况、生理健康状况、身份。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将刑事责任能力图解如下：
二 刑事责任能力与犯罪构成理论
作为研究犯罪的具体规格和标准的犯罪构成理论，在犯罪中居于核心地位，也是整个刑法学的最基本的最基本的研究课题。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学者们之间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种争议主要体现在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问题上。关于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在我国刑法界主要有三要件说、四要件说、五要件说：
三要件说认为“可以把我国刑法中的一般的犯罪构成要件归纳为三个，即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体。”④
四要件说认为，犯罪构成共同要件是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
五要件说认为，“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应当分为五个方面，即危害社会的行为，危害行为的客体，危害社会的结果及其与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危害行为的主体条件，行为人的主观罪过。”⑤
其中，四要件说为当今通说，为我国刑法界所普遍接受。然而，近年来，该通说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笔者认为，以上诸说，包括当今通说，各有其不足，均不能准确反映犯罪构成的结构及其功能。其中，以上诸说最大的不足之处，即在于法律基础的匮乏。这也是以上诸说共同的致命的弱点。何谓“犯罪构成”？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⑥这也是刑法学界的共识。由此而言，法定性是犯罪构成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犯罪构成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因此，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理论的建立，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基础。下面，笔者以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为基础，略作分析。
我国刑法典在总则部分第二章第一节“犯罪和刑事责任”中对犯罪和刑事责任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从条文所表述的内容而言，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四个条文属于犯罪的范畴（其中，第十三条规定的是犯罪的一般概念，第十四条规定的是故意犯罪，第十五条规定的是过失犯罪，第十六条规定的是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两种不是犯罪的情形。）。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均应属于刑事责任的范畴。显然，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四个条文是我们构建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主要的法律基础。从以上四个条文的具体内容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刑法典实际上是仅从两个方面对犯罪进行界定的：一个是“自己的行为”、“危害社会的结果”（即客观方面）；二是“明知”“并且希望或者放任”或者“应当预见”而“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即主观方面）。换句话说，如果要给犯罪设立构成要件的话，那么，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只有两个，即犯罪的客观方面和犯罪的主观方面。再进一步讲，应如何看待“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问题呢？对此，我们可以从笔者所述“刑事责任能力”这一概念中找到答案。
首先，关于“犯罪主体”要件。第一，我国刑法并未从主体的角度去界定犯罪，并未将“犯罪主体”规定为犯罪得以成立的条件，而是将上述诸说构建犯罪主体要件所依赖的“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均指传统概念而非笔者所言重塑之概念）界定为刑事责任得以成立的条件（即笔者所言重塑之刑事责任能力）。第二，从条文的具体内容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我国刑法并未将所谓“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界定为“犯罪主体”的内容。例如，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款的内容我们可以图示为：
已满十六周岁 ＋ 犯罪 刑事责任
即：“已满十六周岁”（笔者所言重塑刑事责任能力之年龄要素）加上“犯罪”，然后，再产生刑事责任。显然，“已满十六周岁”这一所谓“完全刑事责任年龄”是和犯罪相并列，而为刑事责任得以成立的条件之一。这一条款同时表明，犯罪已经成立，是“已满十六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内在的逻辑前提。以上两点，充分表明：所谓“犯罪主体”并没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将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显属不当。
至于犯罪客体，则更加容易得到解释。可以说，我国刑法根本就未对“犯罪客体”作出任何具体规定。因此，所谓“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只不过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在人们观念中的折射而已。
在刑法分则部分，我们亦可得出同样的结论。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内容上看，分则条文规定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犯罪、刑事责任（规定追究某些犯罪的刑事责任需要犯罪人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刑罚。
综上所述，对刑事责任能力的科学界定，充分表明：从犯罪行为的内部结构来看，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的客观方面和犯罪的主观方面两大要件。
三 刑事责任能力与刑法学体系
对刑事责任能力的重新构建，必然会引起相关概念的变动，进而引发罪刑关系和整个刑法学体系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或许会使产生某种不适感，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理应将这种变化视为一种完善。
（一）相关概念的变化
1、 传统的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为新的刑事责任能力所取代；
2、 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概念的消灭；
3、 危害社会的结果内涵的变动；
（二） 罪刑关系的变化
关于犯罪和刑事责任之间的基本关系，目前刑法学界一般认为，“犯罪和刑事责任是刑法的两快基石。二者密切相联，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具有质和量的同一性，即无罪无责，有罪有责，罪重责必重，罪责相当。”⑦随着刑事责任能力的从新界定，罪刑之间的这一基本关系必将产生一定的调整，即罪与刑的同一性在质上变化为无罪无责，有罪亦未必有责。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原因即在于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是刑事责任能否成立的独立的实体性要素。同样，在量的方面，罪责之间也并非直接的简单的相当，因为刑事责任能力的满足程度将直接影响到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
（三） 刑法学体系的变化
随着一些重要概念和罪刑关系的重大变化，整个刑法学体系的结构（主要是刑法总论体系）也必将产生相应的变化和调整。调整后的刑法总论的基本结构体系为：
刑法论 犯罪论 刑事责任论 刑罚论
刑满自我总结篇2
论文关键词 死刑改革 刑罚结构调整 优化构想
近些年来，媒体报道的许多死刑案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例如李昌奎案、药家鑫案和吴英案。李昌奎案和药家鑫案性质相近，手段都十分恶劣，量刑情节上都有自首、悔罪的从轻或减轻情节，但公众普遍认为李昌奎比药家鑫犯罪手段更为凶残、情节更为严重，更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然而，药家鑫案的判决结果是判处药家鑫死刑立即执行，李昌奎案的判决结果则是李昌奎被判处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吴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吴英在经过二审和发回重审后，最终被浙江省高院判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该案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经济型犯罪削减、废除死刑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几个案件都涉及到了罪前情节（行为人犯罪动机，犯罪原因等）罪后情节（自首，认罪态度等）以及案外因素对死刑适用影响的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如何把握好我国死刑改革的方向，如何在《刑法修正案（八）》基础上进一步削减死刑罪名，如何系统性地处理好死刑改革与刑罚结构调整，正确协调好刑法的惩罚性与保护性功能，这是继出台《刑法修正案（八）》后我国刑事法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签署的一系列人权公约，都有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规定。而我国强调严厉打击犯罪并以保护社会秩序为价值优位的刑法理念，公约则是强调限制国家刑罚权以保障人权为价值优位的刑法理念。两种理念的差异，长期导致我国的死刑改革步履艰难，和公约之间的人权保障要求存在距离。刑法修正案（八）废除部分经济犯罪的死刑以及规定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充分彰显了保护人权的理念。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我国面临着转型期的复杂局面、犯罪仍高发易发，完全废除死刑时机还不成熟，还应该留存少部分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总的来说，应该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尤其削减非暴力型犯罪的死刑，并最终废除死刑。完成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还要重视刑法结构的调整，调整好死刑和生刑的比例关系。加大各方面刑罚结构的调整，才能更好的配合好死刑的改革，才能为全面废除死刑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 我国死刑改革的历史进程
（一） 死刑在立法制度上的改革——削减死刑
1997年的刑法典比较严格地限制了死刑，除了在总则中限制了死刑适用的条件，在具体的刑罚结构上也做了调整，例如删除了不满18周岁的犯罪分子可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规定，放宽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条件，还在分则上将死刑罪名的数量减至68种。但是，我国1997刑法典整体的刑罚结构配置仍然很重，分则的死刑罪名仍然过多。
《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十三种犯罪的死刑，这在我国死刑改革方面迈出一个较大的步伐。取消的罪名主要是非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在刑法死刑总量中的占比近四分之一。修正案规定了除非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对审判时年满75周岁的犯罪分子不适用死刑。即便如此，在是否进一步取消其他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的死刑以及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年龄界限的话题上，社会上也都存在热烈的的议论。
（二）死刑在司法制度上的改革——限制适用死刑
死刑适用在司法制度上的严格适用，标志性的改革体现在2007年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这一举动传递出的一个信息是要严格控制死刑。死刑核准权的收回，间接导致了死刑数量的减少。与1997年以前相比，近些年来死刑执行数量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对死刑适用的限制措施还有规范死刑案件的证据审查判断和完善死刑核准程序等。
二、死刑的削减与刑罚结构调整
我国目前的刑罚结构以死刑、自由刑为中心，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属于一个重刑结构。这表现在：首先，死刑配置过多。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达68个，超过罪名总数的六分之一，而其中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达44种，超过死刑罪名的六成，并且其中有七种犯罪的法定刑规定为绝对死刑；其次，自由刑的配置方面，刑法分则中3年以上有期徒刑占绝大部分，短期自由刑占比小；再者，非监禁刑配置不足，管制刑适用率低，罚金刑地位低，适用面窄，与更多国家将罚金刑作为短期自由刑主要替代的做法相去甚远。
《刑法修正案（八）》修订的重点是取消了一些死刑罪名和调整了死刑缓期执行的相关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刑罚体系的结构。修正案对有关配套制度进行了相应调整以配合减少死刑，这包括规定人民法院根据犯罪人的犯罪情节等情况，对累犯以及因八种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严格限制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犯罪分子的减刑，延长其实际服刑期；又如对被判处管制、缓刑的，法院可同时附带判决禁止令，这有利于管制、缓刑的普遍适用。
而当前的一个焦点是，应否提高自由刑？《刑法修正案（八）》也持我国刑法 “死刑畸重、自由刑畸轻”的观点，在削减死刑的同时，也相应提高了自由刑，这主要体现在：对被判处死缓犯罪分子限制减刑、提高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上限和在减刑、假释情况下延长刑罚的最低实际执行期限等方面。
我们应当慎重对待提高自由刑，理由是：第一，对于人的寿命来说，15年、20年的有期徒刑已经不算短了；第二，我国的自由刑与国际上大多刑法相比，非非但不太轻，反而是过重；第三，人们感觉“生刑太轻”， 并非是刑法规定本身所导致，问题主要是在刑罚执行上。所以，不应该轻易提高生刑，而可以考虑对那些申请假释的严重暴力犯罪者，规定一个专门的人身危险性评估程序，通不过的不能假释。
三、 死刑改革与刑法结构调整的优化构想
（一） 进一步削减死刑罪名
继续从立法上削减死刑，对其他非暴力经济犯罪和贪腐犯罪也应排除适用死刑。我国减少死刑宜从经济犯罪方面着手。如集资诈骗罪，该罪与其他金融诈骗犯罪在危害性上也很接近，被害人往往是因自己的投机心理才被骗的，无论是从国际司法合作方面考虑，还是从犯罪性质、社会需要、被害人责任、防止效果、罪刑均衡的角度考虑，我国都不应再保留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
（二） 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
我国刑法规定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其排除范畴仍显略窄。 我国很有必要进一步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范围，将老年人纳入不适用死刑的对象范围。 参照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和有关国际公约， 不宜适用死刑的对象还有可以包含精神障碍人和新生幼儿的母亲等群体。
（三） 进一步优化自由刑的内部结构
我国刑法缺乏关于对具体犯罪配置有期徒刑作为法定刑的细致规定。不仅如此，学界一直致力于探讨死刑废除后的刑罚替代品。毋庸置疑，更长时间的监禁刑，应当是最佳选择。但应当以有期徒刑替代还是以无期徒刑替代？期限多长为宜？按照现行法定刑配置，在法定刑档次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裁量方面，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最高可达10年。这种粗疏的规定立法极易导致司法不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详尽、精细地对有期徒刑进行轻重、长短等级的立法划分。
刑满自我总结篇3
一、先定后降。即先确定基础刑，然后在基础刑的刑格内降格处罚，但不突破法定最低刑。对于少年犯适用从轻处罚，应首先比照成年人确定基础刑，基础刑的确定应在量刑幅度内的中档确定，如抢劫罪的量刑幅度是三至十年，在这一量刑幅度内包含着三个刑格，即三至五年、五年至七年、七年至十年，如果抢劫一次，其情节一般（当然，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则另当别论），其基础刑应确定在三至五年这一刑格内，对未成年人量刑可比照这一基础刑，适用从轻处罚时，则降至三年这一起点刑，这样就能较好的体现量刑的从轻幅度，在这个刑格内，结合其他的酌定量刑情节，确定恰当的刑罚。如被告人吴×，17岁，在2000年9月两次与他人实施抢劫犯罪，量刑时，先确定了其基础刑应在五至七年之间，适用从轻处罚，降一刑格应在三至五年间量刑，但考虑到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且无其它酌定从轻情节，故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二、先减后定。即先减轻处罚，然后在已减至法定刑以下的刑格内再决定应判处的刑罚。对于少年犯主观恶念不深，犯罪情节一般，易于改造的，应当适用减轻处罚。如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盗窃财物10000元，依法应在三年以上量刑，而成年人的量刑也在三年以上这一刑格，如果依成年人的量刑幅度等同量刑，就失公正，显示不出区别对待特殊保护原则，因此对这类少年犯应当适用减轻处罚，即在法定刑以下一个刑格内量刑，三年以下的刑格-即一至三年，在一至三年内量刑时，如无其他法定从轻或者减轻、酌定从轻情节的，从轻处罚一般不能突破一个刑格，也就是说不能低于二年有期徒刑量刑。周××，赵××（均为17岁）伙同另外两人盗窃作案四起，窃得财物总价值15000余元，依法应在三年以上量刑，这一量刑的实际基础刑也是在三年之间。属法定刑的下限，故可适用减轻处罚，在三至二年内量刑，结合两被告人都曾因盗窃两次被行政拘留处罚，故在减轻之后从轻处罚的幅度就不能再突破一个刑格。最后，判处两被告人有期徒刑各二年。
三、减降结合。即在减轻处罚以后，如有数个从轻或酌定从轻情节的，可在减至法定刑以下的刑格内降格处罚，其方法是：
法定刑+减轻条款=法定刑以下刑罚+从轻条款或酌情从轻情节=降格后的实际判处刑罚
如情节一般的抢劫罪法定刑是三至十年，当被减轻至三年以下量刑时，如果还具有其他法定从轻或酌定从轻情节的，则应在法定刑以下的刑格内量刑，在一般情况下，有一个从轻情节降一格。如被告人李××（17岁）在被告人刘××的伙同下，以找钱吃饭为幌子，窜至某中学内，先后使用暴力在该校抢劫两次，计劫得人民币若干元，作案后逃离现场，案发后，被告人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在审理中，考虑到该少年犯主观恶习不深，在适用减轻处罚后，根据该少年犯在本案中系从犯，且在案发后又到派出所投案自首，我们即从三年以上先减至二至三年的刑格，再降至一至二年直至一年以下的刑格，据此，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这样既起到了惩戒作用，也达到了教育挽救的目的。
四、正确适用缓刑。对少年犯的量刑，如果把眼光只放在实刑处罚上，也是不正确的，无论我们在量刑时从轻或减轻的幅度多大，都不能很好地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法院内部亦规定对少年犯“尽量多判缓刑”。这就指明了对符合缓刑条件的少年犯，应当积极做好工作，创造条件，在具备缓刑条件时，依法适用缓刑。根据这些规定在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时，应当分析少年犯平时表现，犯罪动机，是否真诚悔罪，有无约束能力，有无社会帮教条件等情况，在全面考虑的基础上，适时的判处缓刑，让少年犯避免交叉感染，是十分必要的，对具备法定减轻情节的少年犯，又符合判缓刑条件，尽量判处缓刑。如被告人王××（15岁）胡××（15岁）张××（15岁）三人抢劫一次。事后，胡××在其父的陪同下，向公安机关自首。审理认为，三被告人虽然进行抢劫，但作案时均不满16周岁，且案发后认罪悔罪，家庭及学校均有帮教能力，故在量刑时根据三被告人在抢劫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徒刑二年、缓刑四年、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五、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犯减轻幅度应当加大。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即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这类人员只有犯严重的罪行时才受到法律的追究，但在负刑事责任时应当对这类人员的减轻幅度加大。
此外，对于少年犯量刑时，还应注意，逆向数情节（即部分为重处情节、部分为轻处情节）适用时，“应当”与“可以”不可抵销，法定与酌定不能等同，如果同时具备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时，应当先适用减轻，再适用从轻；如果既具有法定减轻或从轻的，又具有法定从重，首先应当考虑减轻或从轻，然后再从重；如果既具有酌定从轻，又具有酌定从重则主要考虑酌定从轻。
刑满自我总结篇4
关键词：刑满释放 生存状况 社会调查
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成分复杂化的增强，刑满释放人员的生存状况受到多方面影响。而他们作为需要得到政策优惠和社会帮助的弱势群体，如果安置帮教工作不能全面落实，就会导致重新犯罪率上升。要做好刑释人员的安置工作，就先要准确把握目前刑满释放人员的生存状况，摸清刑满释放人员生活、心理的变化规律。因此，我们课题组于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对部分地区的监狱、劳教所、社区矫治中心和企业进行调查，掌握了有关上述地区的刑满释放人员的基本资料、就业状况和被企业接纳的程度，为进一步完善安置帮教工作提供参考材料。
本次调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利用问卷调查和结构访谈这两种方式获得数据，并根据数据分析刑释人员面临的主要生存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可以解决问题的建议。调查选择的范围涉及江苏、浙江、天津的监狱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司法局等4个地方政府机构，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32家中小型企业。抽取调查的刑释人员有1298人，对其中87人发放调查问卷，回收到有效问卷85份。调查问卷直接发放到企业的有50份，回收到有效问卷32份。本文所引用数据均来自本次抽样调查。
一、刑释人员的生存能力特征和环境特征
刑满释放人员的生存能力特征和环境特征是由其生理特征、劳动能力和被企业接纳的程度这三项要素构成，掌握刑满释放人员的个体生存特征和生存环境的特征，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刑释人员的生存状况。
（一）约八成的刑释人员拥有最佳的就职年龄
在调查的1298位刑满释放人员中，年龄在16至24之间的人数为158人，比重为12%；年龄在25至34之间的人数为880人，比重为68%；年龄在35至44之间的人数为245人，比重为19%；年龄在45岁以上的人数为15人，比重为1%。而根据2012年山西省大同市、安徽省合肥市、湖北潜江市的第二季度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的数据显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年龄要求集中在16至34岁之间，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比重平均为72%。结合上述材料可以知道，80%的刑释人员拥有最佳的就职年龄。
（二）刑释人员文化层次普遍偏低
将调查的刑满释放人员的按文化层次划分为三类，其中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含未毕业）的占总人数的56%，初中文化水平的占39%，高中（含中专、技校、职校）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5%。同样通过2012年山西省大同市、安徽省合肥市、湖北潜江市的第二季度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的数据分析得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学历需求主要集中在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层次，高中文化层次的劳动者逐渐成为人力资源市场求职就业的主体，越来越多的高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在市场进行选择性就业，这一趋势加大了刑释人员的就业压力。
（三）已婚的刑满释放人员不足四成
对刑满释放人员婚姻状况的调查显示，未婚的刑释人员有639人，占调查总人数的49.2%；已婚人数达476人，比重约为36.7%；与异性同居的人数达22人，比重为1.7%；离婚或丧偶的人数为161，占调查总人数的12.4%。已婚的刑满释放人员不足40%，一方面表明需要承担家庭责任的刑释人员相对较少，同时也表明较多的刑释人员在生活中缺乏伴侣的帮助和支持。
（四）刑释人员中物欲型动机犯罪人数居多
从犯罪动机的角度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犯罪类型的统计，是为了寻找驱使刑满释放人员入狱的因素，再考察这些因素在他们刑满释放后对其影响的程度是否发生变化，最后根据其中会引起重新犯罪的因素，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安置帮教。调查显示，物欲型动机犯罪人数为1038人，比例为79.97%；型动机犯罪52人，比例为4.00%；情绪型动机犯罪117人，比例为9.02%；其他动机犯罪91人，比例为7.01%。为满足个人的物质需要或欲望，从而以非法手段获取和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的犯罪居多，这些犯罪类型的刑释人员在就业指导和保障方面上需要受到重视。
（五）已经开始工作的人数约为四成，就业积极性偏低
在调查的1298位刑满释放人员中进行随机抽取87人作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在回收的有效的85份调查问卷中，表明已经开始工作的刑释人员有32位，比例为37.65%；没有工作的人数为21人，比例为24.71%；正在接受就业或上岗培训的人数为28人，比例为32.94%；退休的为4人，比例为4.71%。除退休的人员，在剩下的81人中，认为不愿意接受培训的有47人，占58.02%，希望靠社会保障金的有63人，占77.78%，就业积极性不高。
（六）超过八成的用人单位担心雇佣刑释人员会影响企业管理与企业形象
向内蒙古自治区的50家用工单位发放“关于雇佣刑满释放人员意愿调查”的问卷，回收到有效问卷32份，其中服务行业（如广播电视局、保险公司）6家，制造业（如信义机械有限公司、玻璃厂）16家，其他性质行业10家，调查的11道问题涉及接纳就业意愿、提供培训意愿和提供心理疏导意愿三个方面。在“是否愿意接受刑满释放人员到您单位工作”的调查中，75%的用人单位选择看情况而定，没有制造业选择“愿意”这一项。而在“不愿意接受刑满释放人员到您单位工作的主要原因”的调查中，87%的用人单位担心雇佣刑释人员会影响企业秩序和企业形象。在问到“如何看待刑释人员”时，44%的单位认为跟刑释人员一起工作没有安全感，44%则认为虽对刑释人员有偏见，但能克服。47%的用人单位认为监狱机关应注重培养刑释人员的公民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这样会使企业更容易接受刑释人员。从总体上来讲，用人单位在选择雇佣刑满释放人员时，较多客观地考虑管理的成本、维护品牌形象这两方面，较少企业对刑释人员抱有情绪上的偏见。
二、刑满释放人员面临的主要生存问题
刑满释放人员作为一种特殊的弱势群体，从他们的生存能力特征和环境特征上看，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这两大特征，脆弱性表现为其在社会生活中极易受到生理和心理的伤害，不稳定性则表现为其重新犯罪率极易推高。脆弱性产生不稳定性，而不稳定性又让社会对其有更大的排挤力，强化不稳定性。在这一恶性循环中，刑满释放人员面临着三大生存问题。
（一）有时间却没学历、没技术、没就业积极性
有适合就业的年龄却无法就业或不愿就业，使得刑释人员中产生了寄生虫和再犯罪者，而劳动力的浪费会产生社会治安问题。根据调查发现，80%的刑释人员拥有最佳的就职年龄，但近6成的刑释人员没有满足市场主体需求的学历或文化水平，其次就是因为技术缺失而过不了就业这道坎。让大多数正值年轻力壮的刑释人员处于待业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自身的惰性，幻想着靠社会救济和刑满释放资金，不愿接受培训和就业指导。因此，政府的矫正中心或相关机构虽然每年都确保六成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能够顺利就业，但在这些劳动者中，就业后五年内被解雇的人数也多得惊人。
（二）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匮乏阻碍刑释人员的自我发展
政府部门对刑释人员的安置与帮教是属于输血型的救助。但如果让他们持续发展，就要使他们能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情况下自救。从犯罪类型的统计中看出，近八成的刑释人员是为满足个人的物质需要或欲望而实施犯罪，这表明，刑释人员在与社会隔绝了一段时间后，其物质需求会变得更大。在无法保障持续增长的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时，一部分的刑释人员便会重蹈覆辙，而且重新犯罪的手法会更加娴熟和具有反侦察性。另外，因为超过六成的刑释人员处于未婚状态，有的更是因为有过前科或因物质匮乏而无法被异性的家庭接受。缺乏家庭的温暖和支持也会使之出现精神上的空虚，从而产生其他类型的犯罪。
（三）多数刑释人员的形象被丑化
刑满释放人员能浪子回头、重新做人，是应该得到社会尊重和接纳的，但由于传统的出身观念和现代媒体出于吸引观众眼球的搞噱头、夸大事实等原因，在新闻、连续剧和小说中，刑释人员大多数被描写为心理变态、难以改造和会报复社会的形象，歪曲了多数刑释人员遵纪守法、努力创业的事实。加上一部分刑释人员在服刑期间确实没有完全得到矫正和疏导，缺乏心理证明、技术证书等材料，使得大部分的企业不敢接纳刑满释放人员，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花销和损失。在自身形象被丑化、难以被用人单位接纳的社会，对于有心改好的刑释人员来说，就是一所无形而又残酷的大监狱。
三、解决刑释人员生存的主要问题的建议
刑释人员也是一个社会群体，是源于社会的，也终究要回归社会的。政府对刑满释放人员的优惠政策和保障是面向群体的，是有限的，如果要有针对性的帮助个体的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因材施教，解决刑释人员生存的主要问题，就需要社区和企业的参与。
（一）社区和企业要集中志愿者的力量提供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
社区工作者定期有针对性的向区域内刑释人员提供技术培训或职业教育，鼓励大学生、教师和已经成功就业的刑释人员参与，既可以增加社区内居民的凝聚力，又可以降低区域内失业刑释人员的不稳定性。同时，联合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企业对刑释人员的接纳和培训，有利于为企业定向提供劳动力，宣传企业的责任心，达到雇员和企业的双收益。社区和企业双管齐下，抓住提高刑释人员就业能力这一主题，能够具体和长远地安置失业的刑释人员，减少安置工作在实施中存在的盲点。
（二）民间组织要为刑释人员开辟“绿色通道”
向弱势群体提供救助的民间组织，要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特殊的“绿色通道”，采取特殊的方式解决刑释人员的家庭关系、生活物资等方面的问题。在解决过程中注重调动刑满释放人员的自主性，重视呵护其自尊心，鼓励其加入民间组织以服务他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物资上的需求，使得刑满释放人员能独立“造血”，摆脱依赖政府提供资金的旧观念，成为民间组织的救助对象和救助他人、鼓励他人的志愿者，弱化其对社会的仇视心理，强化其社会归属感。
（三）媒体要多宣传刑释人员自力更生的正面形象
媒体对大众观念的塑造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宣传刑释人员中积极分子的正面形象，既能鼓励刑满释放人员努力融入社会，更能倡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帮助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工作中去。宣传刑释人员的正面形象不是对丑的美化，而是对客观存在的美的强调，且社会媒体的责任感正体现在弘扬正气、传播真善美的工作中。刑释人员的改好需要有好的舆论环境，这样，他们才能感觉到社会对自己的期望，才能更加有激情地重新书写人生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1）》[R]中国法学会
[2]《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0）》[R]中国法学会
[3]《大同市2012年第2季度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R]中国就业网
[4]《合肥市2012年第2季度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R]中国就业网
刑满自我总结篇5
刑法谦抑理念作为现代刑法的应有价值，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价值依据，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也有深远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现有刑罚结构存在的重刑主义做出了较大的修正。刑法歉抑性与和谐社会建设密不可分，我们应切实贯彻刑法的谦抑精神，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最终实现刑罚“总体缓和、轻重兼顾”的格局。
关键词：谦抑理念；刑罚结构；刑罚功能
受传统中国重刑主义的影响，我国刑罚结构重刑主义色彩浓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可以说是在新形势下对于刑法谦抑理念的一次探索和尝试，也可以看做是在和谐社会语境下的一次伟大实践。
一、谦抑理念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价值依据
1、谦抑理念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刑罚结构的嬗变
关于刑法谦抑性，著名刑法学专家陈兴良认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替代措施） ，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1]日本学者平野龙一认为：“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它社会统治的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其它社会统治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它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 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谦抑性。”[2]
在西方，刑法谦抑理念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早在十五、十六世纪，欧洲许多法学家就提出了含有刑法谦抑内容的思想观点。他们主张废除残酷刑罚，使刑法逐渐走向轻缓。近代以来，无论古典学派还是人类学派都主张反对重刑和残酷刑，这也成为了近代刑法理论领域里的主流思潮。贝卡利亚是反对严酷刑罚，力主废除死刑的先驱。在他不朽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他认为严酷的刑罚违背了法律公正性和社会契约的本质，还往往导致刑罚的饱和，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3]由此可见，从整体的历史演变来看， 刑罚的发展趋势就是结构和种类都出现宽和与宽缓的特征。在现代社会，公民个人的权利与利益日益得到重视和强调，刑法的作用仅仅限于维持社会必要的生存条件，而不可能再居于法律体系的顶端位置。时代呼唤刑法谦抑理念，而刑法谦抑理念又指导着刑罚种类的演变和结构的调整。
2、刑罚结构调整是谦抑理念的要求和内涵
众所周知，刑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犯罪能够产生积极的预防效果，但却不具备单凭自身就能完全消除社会中的犯罪现象的能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审视现有的刑罚结构，批判其中不合理的要素，以便完善刑罚结构，使其更谦抑、更科学、更人道。
刑罚结构指各种刑罚种类的搭配与架构，是刑罚实际运作中历史形成并且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刑罚的规模与强度。笔者认为，在诸种刑罚结构中以生命刑、自由刑为主导的刑罚结构是重刑结构， 而以财产刑和监禁替代措施占主导的刑罚结构是轻刑结构，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导的刑罚结构。就我国刑罚结构而言，死刑和自由刑所占比重很大。因此总体来说，我国刑法结构是重刑结构，我国现行重刑结构有诸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死刑配置过多过重、自由刑各刑种存在缺陷、财产刑适用范围狭小、现行刑法种类偏少等诸多方面。而在刑罚歉抑理念下要求刑罚结构模式必须总体宽缓， 轻重兼顾。
二、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解读与建议
1、关于死刑罪名的减少。学界一致认为我国的刑罚结构总体上能够适应当前惩治犯罪、教育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需要，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等问题，需要通过修改刑法适当调整。其中关于死刑废除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然而从司法实践看，有些罪名较少适用死刑甚至基本未适用过。《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死刑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另外《刑法修正案（八）》提出，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不适用死刑，限制了对老年人适用死刑。
2、关于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根据97年刑法第69条的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需要并罚的，并罚后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20年。自1979年以来的三十多年刑事司法实践表明，上述数罪并罚的规定总体上是合适的。然而从近年的司法实践中，一些主观恶性大、人身危险性强的犯罪分子一人犯有较多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总和刑期远远超过20年，如果只判处最高20年有期徒刑，显然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这一刑法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对数罪判处异种刑罚的如何并罚的问题，如一个被告人一罪被判处了拘役，一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这种情形如何并罚，我国刑法没有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提出的修改方案是：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3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1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20年，其中有期徒刑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25年。笔者认为，可以将“其中有期徒刑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25年”改为“最高不能超过30年”。
三、结语
《刑法修正案（八）》是1997年刑法迄今为止修改面最大的一次。过去的刑法修改大多数都是对刑法分则的修改，而这次刑法的修改不仅仅是对个罪的修改，更多的涉及到了对于刑种、刑罚执行制度和刑罚裁量制度，我们更应该理性地考虑和完善。
早在我国古代，判处以及执行死刑的数量，就已经被看作是社会安定和人际和谐的晴雨表，乱世用重典是从其反面的总结。此次修改，缩减死刑为刑罚结构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础。当然在缩减死刑并带动整个刑罚结构趋轻的基础上，还应破除弥漫在我国刑法中的泛自由刑化的倾向。破除泛自由刑化倾向，应当以放松犯罪构成的定量因素对构成犯罪的限制为前提条件。在此前提下，提高自由刑替代措施在刑罚结构中的地位，扩大自由刑替代措施的适用范围。这就需要在多样化的刑罚方法的基础上，对刑罚的主刑和附加刑结构进行调整，将罚金、社区服务甚至某些资格刑如解散犯罪法人提升为主刑，对一些危害不大的轻微犯罪广泛适用不剥夺自由的刑罚方法。这样，将会逐渐改变我国现行的以死刑和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结构，使我国刑罚结构逐渐向自由刑和自由刑替代措施中心的刑罚结构演变，从而最佳地发挥刑罚的报应、威慑和教育改造功能，以合理的刑罚资源投入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刑事控制的基本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353。
[2]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7。
刑满自我总结篇6
关键词: 刑事责任 年龄 界定
降低
起始刑事责任年龄
前 言
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规定的行为人对自己犯罪应负刑事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年龄。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是成为犯罪主体的必要条件之一。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不能成为犯罪的主体。
犯罪是人的意识和意志的行为，而人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是受年龄制约的。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体的个体意识才逐渐成熟。出生的婴儿对世界毫无所知，年龄幼小的儿童，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较差，还不能真正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意义。因此，即使他们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应作为犯罪加以惩罚。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和心理机能的发育，知识的不断增长，生活经验逐渐丰富，才有正确理解和分析判断自己行为意义的能力，到了少年时期，这种能力已逐步具有。因此，少年犯罪，就可以加以惩罚，但还不是应当一律加以惩罚，总之，只有达到一年年龄的人，才能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一定年龄”就是开始负刑事责任的年龄。确定从什么年龄开始负刑事责任是刑法立法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责任年龄概述
刑事责任年龄(1)，是指刑法规定的、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
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年龄。按刑法的规定，不是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而是要受年龄的限制，年龄如果没有达到刑法规定的标准，行为人即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也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犯罪是人的意识和意志的行为，而人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是受年龄制约的。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体的个体意识才逐渐成熟。出生的婴儿对世界毫无所知，年龄幼小的儿童，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较差，还不能真正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意义。因此，即使他们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应作为犯罪加以惩罚。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和心理机能的发育，知识的不断增长，生活经验逐渐丰富，
1、刑法学全书编委会：《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才有正确理解和分析判断自己行为意义的能力，到了少年时期，这种能力已逐步具有。因此，少年犯罪，就可以加以惩罚，但还不是应当一律加以惩罚，总之，只有达到一定年龄的人，才能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一定年龄”就是开始负刑事责任的年龄。
二、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一）我国古代法律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中国古代刑法中采用按照年龄老小和身体伤残程度的方法论定刑事责任。关于老小残疾人犯罪可以不负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规定，在中国起源很早，历代相承不废，在唐律中形成了完备的制度。
唐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缘坐应配没者不用此律）；即有人教令，坐其
教令者；若有赃应备（赔），受赃者备之。” （2）律文上所称废疾，是指痴、哑、侏儒、脊折、手和足一肢废折之类。所称笃疾，是指病颠狂、二肢废、两目瞎之类。
根据唐律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唐律中，对于刑事责任能力，规定为四种情况：一是完全责任能力者（年六十九以下，十六以上，并且不患有废疾或笃疾者）；二是减轻责任能力者（年七十到七十九，十一至十五，以及废疾之人）；三是相对
无责任能力者（年八十至八十九，八岁至十岁，以及笃疾之人）；四是基本无责任能力者（九十以上，七岁以下）。关于认定老小疾首有犯的时间标准，唐律规定：“诸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3）
（二）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我国现行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作了以下划分：
（1）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年龄段称为完全负刑事
2、《古代法制史》，人民法院出版社
3、《古代法制史》，人民法院出版社
责任时期。凡在这一年龄段内犯罪的都应当负刑事责任，而不论犯罪的性质怎样、
罪行的轻重如何。
（2）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年龄段称为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
（3）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一律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年龄段称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
同时刑法还明文规定，已满十四周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这一年龄段称为减轻刑事责任时期。
（三）我国其他地区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1、我国台湾刑法也采用“三分法”，并辅之以一些量刑的特别规定。
（1）绝对不负刑事责任阶段。未满14岁人的任何行为，均不予处罚。
（2）减轻责任阶段。包括两种：14岁以上未满18岁人的行为，得减轻其刑；满80岁以上人的行为，得减轻其刑。
（3）完全责任阶段。即指18岁以上人的行为，如无其他责任能力减轻事由，应处完全刑罚。
2、香港也是采用“三分法”。并在处罚方式上采取了一些保护未成年人的特别做法。
（1）完全无责任阶段。7岁以下的儿童的任何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
（2）限制责任阶段。指7岁以上未满14岁的儿童，只是在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儿童有犯意，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而且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又是较为明显的，才负一定的刑事责任。
（3）完全责任阶段。是指14岁以上的人犯罪的，应负完全刑事责任。
但在处罚方式上，凡是被裁定犯有可判处监禁之罪的未满18岁的罪犯，法院可判其入教导所羁留，以代替其他刑罚；如属不准保释而被羁押候审的，一般不送监狱而是送入教导所。
3、澳门则是采用绝对的“二分法”。
（1）完全无责任阶段。指“未满16岁之人，不可归责。”
（2）完全责任阶段。指已满16岁的人犯罪，应负完全的刑事责任。（4）
三、我国现行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的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参考了国外立法例，同时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又具有我国自己的特点。其规定根据是：（1）未满14周岁的人，由于身心发育未成熟，他们幼稚无知，还不具备必要的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因而，对他们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虽然有一定的辨认是非善恶的能力，但年纪尚轻，智力发展尚不完全，缺乏社会知识和法制观念，因此，对他们的危害行为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而只对某些严重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3）已满16周岁的人，智力、体力已有相当的发展，已经具有辨别是非善恶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法律应当要求他们对自己所实施的
一切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4）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虽有一定的辨别是非善恶的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尚未成年，容易接受外界的不良影响，同时，由于他们可塑性大，易于接受改造。因而，对他们所实施的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刑法第49条还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四、适用刑事责任年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适用刑事责任年龄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年龄的计算 法律规定的年龄，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并且应自行为人出生的年、月、日起按日为单位计算实足年龄。例如，“不满14周岁”，包括周岁生日在内，“已满14周岁”则应从周岁生日之第二天起计算，其他不满16
周岁，不满18 周岁的均应依此计算。有人提出责任年龄应当按全国普查用的周岁年龄对照表以公历6月30日前、后为标准时间计算，这是不合适的。人口普查的年龄统计方法和刑事责任年龄的计算，二者法律性质不同，决不可混为一谈。还必须指出，刑事责任年龄指的是实施犯罪时的年龄，而不指破案或审判时的年龄。责任年龄的确定是刑法中的重大问题，它直接涉及到刑罚惩罚范围，涉及到是否从轻、减轻处罚，如果某人尚未达到法定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即使行为人在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结果，也不能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正确理解刑法关于责任年龄的规定，对于正确定罪量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把被告人犯罪时的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法律文书要写明未成年被告人出生的年、月、日。对于未成年被告人犯罪时的年龄没有查清，而又关系到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判处何种刑罚的公诉案件，应当由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待查证属实以后再定罪量刑。
2、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 犯罪主体中的刑事责任年龄，是依行为时为准还是依结果发生时为准，这涉及到对年龄的实际确定问题。在行为与结果同时的场合，对其确定一般不发生问题。但是，当行为结果不同时时，则涉及到以哪一个时间去确定其年龄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需要明确，是因为在有些案件中，行为时被告人尚未满14周岁（或者未满16周岁、18周岁）而当结果发生时，被告人却满了14周岁（或者已满16周岁、18周岁），在这时，如何确定其年龄，便会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刑罚轻重适用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认为，从刑事责任年龄是为了解决行为人在行为当时是否具有辨别、控制能力这一点上来看，应当认为，以行为时被告人的实际年龄为准去确定其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是比较科学的，当然，如果行为有连续或者持续状态，则应以这种行为状态结束之时被告人的实际年龄去确定其刑事责任年龄。
3、跨刑事责任年龄犯罪的认定
刑法对不同责任年龄犯罪、惩罚原则不一样，对于跨年龄犯罪的认定，不能按照前后一并认定的方法去处理，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不同的年龄时期，分别予以认定。具体来讲，如果未成年人在年满14周岁以前和已满14周岁不满16岁期间都实施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行为，应当对其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期间实施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应将年满14周岁以前实施的行为作为犯罪一并追究。未成年人在年满16周岁前后都实施了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犯罪行为，应当对其年满16岁以后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应把年满16周岁以前实施的行为作为犯罪一并追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凡属于该责任年龄时期不应负刑事责任的犯罪，一律不追究或不应当一并追究刑事责任。有些案件可以作为情节考虑。（5）
4、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1）剥夺政治权利刑的适用
对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未成年罪犯，除依法判处无期徒刑的以外，一般不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刑。对于未成年罪犯，不应单独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
（2）从轻、减轻处罚的适用
对未成年人罪犯依法从轻处罚，应当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种或者相对较短的刑期；依法减轻处罚，应当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在具体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危害社会的程度，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情节，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决定对其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处罚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幅度，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改过自新和健康成长。
（3）缓刑的适用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
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家庭有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助措施能够落实，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适用缓刑。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宜适用缓刑：惯犯、有前科或者被劳动教养二次以上的；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4）免予刑事处分（刑事处罚）的适用 未成年罪犯中的初犯、偶犯，如果罪行较轻，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免予刑事处罚：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以及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对免予刑事处罚的，可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偿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5、陈兴良主编：《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 ①未成年罪犯认罪服判，遵守教育履行规范，积极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可以视为“确有悔改表现”。未成年罪犯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减刑；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罪犯，认罪悔罪，并有真诚悔罪的实际行动，也可予以减刑，同时相应地缩减缓刑考验期。②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一般执行一年六个月以上方可减刑；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一般执行一年以上方可减刑；两次减刑之间一般以间隔六个月以上为宜。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上述规定时间的限制。对未成年罪犯减刑后，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予以假释。③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接受教育改造表现突出的，可以适用刑法第81条关于“特殊情况”的规定予以假释。但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累犯和罪行特殊严重的未成年罪犯假释，应当从严掌握。④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已成年，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76条的规定，因余刑不满二年继续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的，对其减刑、假释，仍然可以适用对未成年罪犯的从宽标准。
五、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探讨
1、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犯罪的现状及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近几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世界各国均形成了犯罪低龄化的趋势。25岁以下的青少年是犯罪大军的主体。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席卷全球、具有共同性的社会问题，他被不少犯罪学家和刑法学家喻为难以医治的“社会痼疾”。无论是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处在发展中的国家，大都面临着青少年迅速增多，犯罪率日益攀升的严重状况。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披露，严重罪行的实施者大多数为25岁以下的青年人；在逮捕的人犯中，11-17岁的青少年占1/2，18岁以上25岁以上的占3/4；在杀人犯中，25岁以上的占2/3。在美国，据联邦调查局统计，从1989年至1993年，14岁至17岁的男性少年所犯杀人罪增加了165%；每10万名10岁至15岁的少年儿童中，有156人进了少年犯管教所或再教育中心；被称为“犯罪之州”的佛罗里达州，1992年有70多万人次因犯罪遭监禁，其中包括8.7万青少年。（6）在我国，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相对责任人犯罪率也大幅度上升。我国目前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约有1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0%。未成年犯罪人占全国青少年犯罪人总数的比例，从全国公安机关的统计看：1982年为29.8%，1983年为26%，但绝对数上升12.6%，1984年为32.3%，1985年为43.4%，1986年为30.8%；从全国人民法院的统计看：1984年为11%，1985年为13%，1986年为16%。（7）加上犯罪黑数，实际上还要高于这个数字。这种总的上升趋势固然与我国近年来人口结构中未成年人的比率增加有关，但也足以说明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相当的比重和严重性。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犯罪具有以下特征：
（1）暴力成份明显 青少年犯罪中暴力倾向日益明显是当前青少年犯罪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据涂敏霞的《第四届亚洲青少年问题国际研讨会综述》表明，青少年犯罪中暴力型犯罪案件在1991年末仅占总数的7.8%，1995年底猛升到21.95%，1996年更达到36.2%。而从犯罪类型来看，在近十年中，青少年杀人罪犯一直占全部杀人案犯的50%左右，强奸案犯占55%以上，伤害案犯占67%。其中以抢劫案为例，50年代青少年抢劫犯罪占1.25%，80年代时占5.88%，而目前已飙升到25%左右。（8）究其原因，根本上来说是青少年身心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暴力成分主要体现在犯罪的手段上，而能够作为犯罪手段的根本要素不外乎体力和智力，体力在犯罪
中的外化表现主要就是暴力。青少年在犯罪中之所以倾向于使用暴力，正是因为他们在生理的发展水平上已接近成人，基本上已处于一生当中颠峰状态，而智力的发育相对于体力来讲，相对要落后不少。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体力比智力有着明显的优势，因而体力自然是他们作为犯罪手段的首选。此外，暴力犯罪还有行为模式简单，耗时少，易操作，突发性强的特点，这与青少年分析、思维水平不成熟，易冲动的心理特点是分不开的。（9） 6、武天成：《青少年犯罪原因之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7、摘录公安部青少年犯罪比例统计表
8、涂敏霞：《第四届亚洲青少年问题国际研讨会综述》
9、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
（2）案情简单，激情犯罪多。青少年犯罪在事先往往没有明显的动机和明确的作案目标，没有细致周密的谋划部署，通常只是因为某些偶发事件而突然起意，在直接欲望的支配下发生的犯罪占多数。据有关部门统计，在青少年犯罪中具有突发性质的案件约占57%。从青少年的犯罪中基本上能够看出其原始动机，如为满足自己支配欲而发生的伤害、凶杀案件；为满足占有欲而发生的抢劫、盗窃案件；为满足性欲而发生的性犯罪等。犯罪动机的产生根源于心理的不平衡，青少年的心理机制不成熟，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往往不能够理智控制自己的心理或通过多种正当途径去满足自己的欲望，犯罪便成为其实现心理平衡、满足欲望的途径。犯罪源于不良的动机，不良的动机根源于不健康的心理，青少年的心理不成熟、不稳定，容易形成不健康的心理。
（3）团伙犯罪现象突出。据某市对30件青少年犯罪案件的调查统计表明，结伙犯罪有21件，占70%，从14岁到17岁，结伙作案比例与年龄增长成反比，其中14岁的少年作案结伙率为100%。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对于青少年而言，由于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于得逞；二是青少年渴望被同龄人关注的心理在独生子女的家庭里，在学习压力巨大的学校里都无法得以完全的满足，于是他们不得不转向社会。
（4）在发展趋势上，青少年犯罪呈现“低龄化”、“女性化”、“恶性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势头。（10）例如北京蓝极速网吧纵火一案，四名案犯全部为未成年人，
包括一名女性；在手段上，采用夜间作案、汽油焚烧、堵门等较为复杂的手段，造成当场死亡25人的极其严重的后果。青少年犯罪的这种趋势与当今青少年身心发育提前，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以及工业化、市场化程度的迅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适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在
10、李翔：《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法律教育网
适用上应注意：
（1）明确规定只有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行为的，才承担刑事责任，除本条列举的行为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①消除了人们对于本条列举的犯罪是否包括过失犯罪的疑虑。在刑法修改以前，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使司法工作者在实践不便于掌握对于过失犯罪是否也按本条处理，因而不得不由司法解释作出阐释。②消除了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如何 理解的疑问。在修改刑法的过程中，多数学者认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主要是指犯罪性质及其严重危害相当于规定所列举的各罪的故意犯罪，但仍然存在不同理解。修改后的刑法明确列举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情形，便于实践中正确执行法律，这是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所作的规定，它体现了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中的刑事政策。
（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被胁迫、诱骗参与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属于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情节一般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
（3）以下情形，可以不认为是犯罪：①已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的；②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4）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对于刑法第十七条中规定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是指只要故意实施了杀人、伤害行为并且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都应负刑事责任。而不是指只有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才负刑事责任，绑架撕票的，不负刑事责任。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绑架人质后杀害被绑架人、拐卖妇女、儿童而故意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重伤或死亡的行为，依据刑法是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六、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中存在问题的探析
1、我国现行刑法中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中存在问题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与1979年刑法相比较，具体有如下特点：（1）把“岁”变为“周岁”，在实践操作上消除了分歧，因此可以说更具体化。（2）对“杀人”、“重伤”明确规定为“故意”，避免在实践中为“杀人”、“重伤”是“故意”、还是“过失”而引起误解与争论。（3）删除了在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惯窃罪”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之规定，明确规定对“八种罪”负刑事责任，在立法上解决了“罪刑法定”原则中“罪”的明确化问题。但是如果在立法过程中“急躁冒进”就会导致逻辑混乱不易操作，给司法实践带来难已克服的困难，再加上“罪行法定原则”在我国立法中得以确立，则有导致“防卫社会”不力之严重后果。而新刑法的规定看似明确，其实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1）关于转化犯的处理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中的罪名是否包括其中的转化犯呢？所谓转化犯，是指一种犯罪的性质向另一种性质的转化，并以后一种犯罪对行为进行定罪。此外在我国立法中还存在“以……论”或“以……论处”的立法形式。这被认为是一种“准”行为、“准”主体、“准”对象的立法形式。对于上述几种犯罪在存在转化的可能。
①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的立法推定
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条234 条、第232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292条第2款“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232打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14周岁到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此类行为应负刑事责任。首先，从理论上讲，其犯罪性质已由非法拘禁罪、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罪，符合刑法第17条第2款之明列犯罪，完全符合“罪行法定”原则；其次，从司法实践上看，近年来，未成年人犯此类罪呈上升趋势，如果不要求其负刑事责任，可能会增加社会上不稳定因素。
②关于抢劫罪转化问题的处理
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的，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里毫无疑问14周岁到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此类行为应负刑事责任。
（2）性质相同的犯罪处理问题
①放火 、爆炸、投毒罪与决水罪
刑法将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最等都规定在第115条中，而在第17条第2款中却独撇开“决水罪”。
②贩卖毒品罪与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
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予以刑事处罚。在1992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满14不满16岁的人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应如何使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应负刑事责任。而新刑法只列贩卖毒品罪。一个未成年人实施贩卖毒品行为要负刑事责任，而如果实施贩卖走私毒品行为，只能定走私贩卖毒品罪，而不能定罪处罚，这有悖于立法初衷。
2、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立法缺陷的致因
综合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我国当前相对负刑事责任的立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导致立法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以至于出现“有罪不能罚”、“违法不能究”的不协调现象。更有甚者是处于该年龄段的人实施了较轻危害行为的要负刑事责任，而实施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行为反而不负责任，或者对相同性质的犯罪只对其中一个行为负责。纵观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种原因：
第一、立法技术上的不完善
我国目前的规定恰好反映我国立法技术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立法意图与法律条文表述的这8种“罪”是8种“犯罪性质的犯罪”还是8种“罪名”。如果是8种罪名的话，那么“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显然在我国刑法中找不到这个罪名，而把它与其他7种罪名并列排在一起明确列出来，显然不伦不类。
第二、总则性规定与具体刑法条文的严重脱节
刑法第17条2款作为一项总则性规定，应对分则中具体条文起指导作用。但此条在有些情况下根本无法与分则性条款结合起来使用。例如，有的犯罪如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是从原来的抢劫罪中因其对象不同而单列出来放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而分则的修订没引起对该条修订时的注意，所以在其中只列抢劫罪却未将性质更为严重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列入其中，这不能说不是立法上的一个失误。
第三、立法逻辑的矛盾混乱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段的人是要对一些常见的严重的且与之年龄、智力相适应的犯罪负刑事责任。例如：放火、爆炸、投毒等。立法者将决水罪未列其中是否因为它不常见以防止法条虚置的缘故呢？我们既然规定了决水罪与其他三罪并列足以说明它是具有同样性质的犯罪，否则它对于成年人也仍是一个“虚置”的法条。
4、关于完善我国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立法的几点思考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我们不能给实施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但法律又未列出罪名的未成年人定罪处罚，同时也不能容忍他们对被害人造成的痛苦和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性。因此，完善立法则成为必要。本文拟出几点意见以供参考：
（1）适当降低起始刑事责任年龄（11）美国各州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降低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加大了对少年犯罪的严惩力度。我国和英美分属不同法系，但都面临青少年犯罪激增的社会问题，在儿童普遍早熟的今天，14周岁和16周岁已不是一个合适的刑事责任年龄。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仅以江苏为例，10至13岁年龄段的低龄犯罪占到70％。”由于他们都不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往往对法律肆无忌惮。《扬子晚报》一则消息说：一少年惯偷受审语时出惊人：“到16岁就不再作案了”。所以应适当降低起始刑事责任年龄。
（2）明确对相对负刑事责任人的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标准；从实践中出现争议较大的问题来看，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罪责范围需要界定的主要是与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罪名性质相同或类似的犯罪，如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决水罪、奸淫幼女罪、绑架罪等，有人认为，上述犯罪无论是其潜在危害性还是现实危害结果都与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犯罪相类似或者更为甚，既然该类刑法予以专门列举的犯罪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那么，上述性质与之相同或为甚的犯罪当然也就应当包括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应有的罪责范围以内，在刑法理论上，此即入罪“举轻以明重”原则。
11、邹云翔：《应考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中国青年报
（3）在“放火”后增加“决水”；
（4）把“贩卖毒品罪”改为“走私、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罪”；
（5）在“抢劫”中添入“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这样一来，就为司法实践扫清了障碍，为解决当前的实际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思路。
综上所述，在社会日益发展的当今时代，面对各种犯罪激增的现实情况，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突出的局面，我们必须加强对刑事责任年龄界定这一问题的研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力打击各种犯罪，促进社会健康、稳定进步。
参考文献
1、王作富、黄京平主编：《刑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刑法学全书编委会：《刑法学全书》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3、高铭宣、马克昌主编：《刑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4、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刑满自我总结篇7
死刑是最古老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早在奴隶制国家产生的同时就出现了死刑。在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死刑是统治阶级镇压奴隶和农民的重要手段，死刑执行的方法极端野蛮残酷。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些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了废除死刑的主张。其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曾先后废除了死刑，但至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仍保留着死刑。关于死刑的存废，是世界各国刑法学界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热门话题。
本文认为，死刑的存废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犯罪的特殊情况， 只要阶级斗争和犯罪现象还存在，就不能轻易放弃适用死刑。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现阶段还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的经济犯罪。我们同这些严重犯罪的斗争，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运用死刑惩罚极少数怙恶不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仍是切实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因此，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能废除死刑，但我国对死刑的适用一贯采取少杀、慎杀政策，对于那些可杀可不杀的犯罪分子坚决不杀。
前
言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又称生命刑。由于死刑是罚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种，因而又称极刑。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并防卫社会的刑法手段。
人类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对其认识也不断深化。在死刑被人类适用几千年之后，人们开始对它的作用和存在提出质疑。1764年，意大利伟大的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提出废除死刑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主张，死刑—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简单的刑罚方法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在法律中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执行死刑。我国国内要求减少死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一、死刑的产生、发展及现状
（一）死刑的产生
死刑是人类社会应用最久的刑罚。早在自由刑和财产刑应用前很久，死刑就存在了。关于死刑的起源，学术界说法颇多。马克思曾经清楚地揭示了死刑与原始社会复分制度之间的关系：“死刑是往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习惯的表现”起初，复仇是无规则的、无限制的，因此造成家庭、部落间无休止的残杀。为了避免此种结果，无限制复仇进化为同态复仇，即只允许被害人的家人向仇人复仇，并且报复的程度也须与侵害的程度相适应。后来的“杀人偿命”、“杀人者死”都是由此而来。此种说法最为流行，赞成者也最多。
除“死刑来自复仇”的说法外，还有“来自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食人’习惯”、“来自于原始社会的‘禁忌’”等多种说法。但是追根溯源。死刑产生的根源，终究还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结果：从经济根源上看，原始社会未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增多，出现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保护便成为必需，死刑的威慑力决定用其保护私人财产的有效性；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看，社会上出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并出现了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需要死刑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和统治地位，死刑就这样产生了。
（二）死刑的发展
死刑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当一个国家社会安定、阶级矛盾缓和的时候，法律中规定的死刑相对较少，实际执行的死刑的数量也少，执行死刑的方法也会比较人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我国唐代贞观之治的时候，国家一片太平盛世，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只有几十人。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社会动荡，阶级矛盾激化，法律中规定的死刑就会相对较多，执行死刑的方式会很残忍，甚至出现法外施刑的情况。从世界范围内看，各国死刑的数量不断减少，实际执行的数量大幅下降，执行死刑的方式也更加文明、人道。
（三）死刑的现状
死刑政策的多样性直接表现于各国死刑状况并不是单纯地废除死刑或保留死刑。事实上，各国立法对死刑的规定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绝对废除死刑，又称完全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在宪法或法律中明确规定废除刑事法律中的死刑，或者在所有刑事法律中均无规定死刑。自1865年罗马尼亚率先废除死刑以来，明文规定废除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
第二，相对废除死刑，又称部分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法律规定只对普通刑事罪犯废除死刑，对叛国或者政治犯罪、军事犯罪则保留死刑，或者宣告和平时期废除死刑，战时对某些犯罪恢复死刑。
第三，实质上废除死刑，又称实际上废除死刑或事实上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法律条文中虽规定有死刑，但是在过去若干年内从未执行死刑或者从未判处过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死刑条款形同虚设，从实质意义上讲与废除死刑并无二致。例如：中非共和国自1870年以来一直未适用过死刑；爱尔兰自1954年以来未曾执行过死刑。
第四，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这种情况是指法律上仍然规定有死刑条款，亦运用死刑条款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不特别指明死刑使用的时效限制，但却规定对死刑适用的严格限制条件，比如死刑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执行方式等等。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绝大多数有这种严格限制性规定，并且呈明显的“限制渐强”的趋势。
在世界人权运动和废除死刑理论的推动下，世界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
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谈谈我国死刑的现状。1997年《刑法》修订后，死刑罪名有68个，与修订前的刑法和单行刑事法律中的74个死刑罪名相比，减少了6个死刑罪名，《刑法》分则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规定有死刑罪名。《刑法》修订后，对死刑的适用条件作了一些限制。总体说来，我国的死刑制度属于上述第四种情况，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很大，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严重犯罪较多。每年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数量仍相对较大，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指责我国滥用死刑，这是带有偏见的。中国关于死刑的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三句话：一是不可不杀；二是不可勿杀；三是防止错杀。在适应死刑的问题上，我国一直保持慎重的态度。
二、死刑的存在价值及其局限性
（一）死刑性质的探讨
死刑的起源在本文前一部分已经做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我们对死刑进行一下横向的比较研究，就会对死刑的性质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
以我国为例（外国也大致如此），刑罚最初是由身体刑和生命刑组成的，我国奴隶社会的“五刑”—“墨、劓、剁、宫、大辟”，其中前四个是身体刑，即肉刑，“大辟”属于生命刑。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当时死刑五花八门的执行方法，就会发现多数死刑的执行是在追求被执行人身体上的痛苦，造成同时附带达到让被执行人死亡的结果，主要目的还是让被执行人在身体上感到痛苦，被执行人死亡的结果就是次要的了。总之，我认为死刑还是一种身体刑，只是比其他狭义的身体刑多了一个死亡的结果。
（二）死刑的局限性
正如上文所分析，死刑的本质实为一种肉刑。因此，它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是相悖的。
死刑应该说是诸刑种中最重的一种，但如果死刑被大量适用，会造成严重程度不同，甚至相差很大的犯罪都适用死刑，这必然造成罪与刑的不相适应。在人类历史上，曾经用不同的执行方法区分死刑中的轻重，这种做法早已被人道主义所否定，不可能再为使用，否则就是人类社会的倒退。至此，死刑有违罪行相当原则已无法翻案了。
有不少人认为，死刑是人民大众的意志，若民众认为是需判死刑的严重犯罪，那么，该犯罪一定性质恶劣、民愤极大、应判死刑，对这种犯罪判死刑就是符合民意。但人民大众的意愿往往带有很大的情绪性，容易受人误导，而且经常只关心个人的利益。人们多有被盗的经历，多数人就认为一个被抓到的惯窃犯应被判处死刑；如果被抓到的人不是一个惯窃犯，而是一个走私犯，人们因从走私犯的手中买到便宜的走私物品而获益，即使这个走私犯罪分子走私的数额再大，犯罪再严重，人们也不会认为他应被判处死刑。对某种严重犯罪是否应判死刑，民意是靠不住的。带有一定的偏向性，民意往往受到情绪和利益因素的影响。对死刑这个事关人命的问题，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国情的全盘考虑。
（三）死刑的存在价值
死刑从其诞生以来，一直持续适用了几千年，虽然现在废除死刑和实际废除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保持死刑的国家适用死刑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但是死刑并没有迅速死亡，死刑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几十个国家还保留了死刑。有些国家再废除了死刑以后又恢复了死刑；有许多没有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人民要求对严重犯罪适用死刑的呼声还是很高。
死刑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死刑表明了国家和社会对某种犯罪的态度，当某人犯罪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国家和社会就会认为这个人已为整个社会所不容必须剥夺他（她）的生命，其他社会成员才能得到安宁。对最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责任。
其次，死刑的威慑作用是其他刑罚方法不可比的。自古以来，人们把死刑列为诸刑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经过充分思考和反复讨论的。当时讨论的过程现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说，人们的价值选择是正确的。死刑对很多人来说是极为可怕的，每当想到犯罪后的结果是死亡，一个犯罪的行为总会有所顾忌。总有人引用某国废除死刑或停止执行死刑后严重犯罪并无明显增加来质疑死刑对犯罪的威慑力。这样的例子（有无考虑其他社会因素姑且不论），也只能证明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即使没有死刑，严重犯罪也是存在的。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死刑的威慑力是相当巨大的，对严重犯罪行为很有打击性。死刑的存在，使人们形成了诸如“杀人者死”的观念，以致死刑废除后，这种观念还能世代相传，这更加证明了死刑的作用。
再次，死刑对被害人的抚慰作用是其他刑罚不可比拟的。严重犯罪的被害人，大多已经死亡。他们的家属如果看到杀死自己亲属的罪犯还活着，在监狱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说不定哪一天就能假释出狱，自然会感到心理不平衡。如此下去，必然导致民众对政府打击犯罪的努力失去信心，这必然导致“私刑”的泛滥，使一些本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的犯罪人也被杀死。从这个层而讲，保留死刑，对大多数犯罪人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他将可能得到公正的司法机关的审判，而不被愤怒的民众草率处死。
三、保留死刑、兴利除弊
（一）死刑与犯罪的关系
死刑与犯罪的关系，最形象的比喻是抗菌素与细菌的关系。正如抗菌素可以杀死细菌，死刑可以剥夺某些犯罪人的生命，使他们失去犯罪能力，同时对其他犯罪人和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产生震慑作用；又如细菌对抗菌素可能产生抗药性，死刑用多了，死刑的威慑力就会减弱，人们（尤其是犯罪人）会对死刑产生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用更加科学的语言解释，需要引用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人们对外界的刺激必然产生反应。人们对刺激的反应会随着刺激的持续而不断减弱；一旦刺激停止，经过一段时间，再进行刺激，又会产生较强的反应。因此，适用死刑，并不是适用得越多越好，必须寻找适当的度和量，才能发挥出死刑的最佳效果。
（二）发挥死刑效能的改革方向
如上所述，死刑的存在在当今社会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发挥死刑的作用，克服其缺点。兴其利，除其弊，必须进行变革，以下仅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些设想：
第一，减少死刑的数量
首先是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死刑的条款。大部分经济犯罪和有些非暴力犯罪，如传授犯罪方法罪，既不涉及暴力，又无直接被害人，完全可以不使用死刑。另外，我国刑法在立法技术上还应作重大改革，应把很多犯罪中的杀人情节都按故意杀人来处罚。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刑法中“死刑”二字的出现次数，更加明确了我国刑法中死刑适用的犯罪的种类。还有，以于一此司法实践中实际很少有被判处死刑的罪名取消死刑，这对打击犯罪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声誉的作用却是巨大的。
其次，减少适用死刑的数量。再这方面其实我国建国以来的刑事政策一直都在追求这个目标。我国在适用死刑的政策上，一直都在“坚持少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就是一贯的政策。虽然这一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坚持的力度不同，但可以说，一直是发挥作用的。现在，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有明显错误的激情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往往都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刑事司法轻刑化的可喜进展，这一趋势应该坚持并得到提倡。
第二，调整我国刑罚的整体结合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其中主刑有五种，由轻到重依次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在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存在着刑罚轻重的不协调。有期徒刑最高15年，数罪并罚也只有20年，犯罪服完一半刑期就可能释放；无期徒刑名义上是终身监禁，但罪犯服刑满10年就可能假释；接下来的死刑，有一个缓期二年执行，如果被死缓，一般都会减为无期徒刑，有的还会减为有期徒刑。这就造成死刑立即执行高高在上，其他所有刑罚都望尘莫及的情况。从死刑到死缓以至下面的无期徒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真空，给准确量刑造成了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得不适用死刑。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是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最高限制提高为25年或30年，对无期徒刑必须服刑满25年或30年才得假释，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只能减为终身，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死刑立即执行保持不变。这样以来，对严重犯罪量刑的选择余地就更大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会得到更多的表现。
第三，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等国际性文件规定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政治犯和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些规定已被许多国家采纳，从而使死刑的适用对象受到严格限制。
对审判时候的怀孕妇女和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中已有明确规定，不必多说。对于政治犯是否适用死刑，我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如果是政治犯同时又实施、参加、组织、策划、指使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如爆炸、杀人等。其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应单独立定罪，可以适用死刑；如果是单纯的政治犯，不涉及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就可以不适用死刑，这也是国际通行作法。对于被指控犯罪时以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我认为完全可以规定入我国刑法。对年迈者的特别照顾，我国古已有之尊老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封建社会，对年迈者不可刑讯。现在将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不适用死刑规定入《刑法》，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实践中遇到已满70岁的人被指控犯罪的人就很少，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对我国的法制又没有什么冲击。因此，规定此条应尽快列入日程。
第四，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防止错杀”是我国死刑政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本应在文本中加以研究。但由于所涉及的多为刑事诉讼法的内容，这里不做过多分析。
四、创造条件，废除死刑
上文已反复强调，死刑是残忍的，是和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和谐的，死刑总是要消亡的。死刑的消亡不能不靠人，因为死刑是规定在法律中的，而法律又完全是人来制定的。但人们在废除死刑的问题上不能过于积极，如果一厢情愿，为了各种崇高的目的废除死刑，而不顾社会的实际情况，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无奈地恢复死刑，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菲律宾的废除死刑十几年后又恢复了死刑。到底何时才能废除死刑，我们还是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寻找一些可能正确的答案；
（一）社会整体形势稳定
社会整体形势稳定，是包括多方面的内容的。社会矛盾缓和，犯罪率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要废除死刑，必须具备这个条件。否则，人民会无法忍受大量犯罪的发生而政府却显得很无能。人对很多事情是有一定的忍耐力的，对犯罪也是一样。倘若犯罪发生率低，又距离自己较远，人们是不会非要要求政府对罪犯适用死刑的。这时，只要把犯罪的人关起来，不继续危害社会就足够了。
（二）社会控制严密
首先，不同国家，社会对人控制程度是不相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严密，处处设防，犯罪几乎成为不可能，那还用死刑来干什么呢？人们即使想犯罪，也很难犯到要判死刑的严重程度，死刑自然就没有必要了，其次，对一个社会的各个成员来说，相同的刑罚对于每个人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一个有名望的人如果因为犯罪被监禁几日，他的社会信誉全部完了，这比要了他的命还可怕：而对一个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也许死刑对他也是无所谓的。人的素质提高了，一个人能清楚地认识自己行为的法律意义，他的行为就能被无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了这些看不见的控制力量，无疑是刑罚的负担又减轻了，更少有要适用死刑的情形了。
（三）刑罚的威慑力足够强
一提到刑罚的威慑力，人们会立即想到刑罚的严厉性。诚然，刑罚越严厉，其威慑力就越大，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如果只认为刑罚的威慑力来自刑罚的严厉性，则是片面的。我认为，刑罚的威慑力至少是由严厉性、及时性、必然性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从犯罪到受到刑罚处罚的时间越短，刑罚的威慑力就越大。“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的刑罚概念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这来。”犯罪引起刑罚的必然性，也直接关系到刑罚的威慑力。
试想如果所有罪犯能在犯罪后不久被抓获，并审判定罪，近而入狱服刑（这当然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有犯罪倾向的人看到的只是犯罪必然且立即带来的不利结果，对犯罪就望而怯步了，刑罚就没有必要那么严厉，死刑的必须程度就相应降低了。当然，这对犯罪的侦查、审判的要求就大大提高了，犯罪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破获且破案率要大大提高，才能实现在刑罚的严厉性下降、最终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刑罚的威慑力不受影响。
小
结
死刑虽然在打击犯罪、预防犯罪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却有着其他刑罚所不具有的特殊作用。因此，在死刑存废的问题上，应坚持继续保留死刑，同时进行必要的改革，使死刑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在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一步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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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满自我总结篇8
前 言
刑罚裁量是指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依法裁量决定刑罚的一种审判活动。
刑罚裁量即量刑，这是我国刑法学界约定的专业术语，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同的称呼，例如，前苏联的刑法教材称为“判处刑罚”；日本的一些著作称为“刑的量定”如西原春夫认为：“如同前述的适用一词；是对特定的行为者宣告特定之刑；选定那个特定之刑的过程，叫刑的量定，或叫量刑。具体言之，意味着决定宣告刑的过程”。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论著一般称为“刑之酌科”或“科刑”；港澳学者认为“量刑是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中根据刑法的规定，在审酌犯罪行为和行为人的有关情况后，裁量决定刑罚的活动”；而祖国大陆的刑法学者通常叫做量刑。［1］量刑作为人民法院运用刑罚的一项活动，在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作用。当一个案件的事实查清以后，就要正确判断案件的性质，并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如果依法确认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必然进而解决如何正确量刑的问题。这时，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就围绕着量刑进行。量刑是否适当，还是检验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量刑与定罪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中两个紧密相联的重要部分。定罪是量刑的必要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归宿。只有切实做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发挥国家法律的威力，有效地实现刑罚的目的；才能正确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充分发挥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的作用。如果量刑不当，导致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乃至轻纵了罪犯，或者冤枉了无辜，这不仅给公民造成严重的危害，而且会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损害国家的威信。
既然量刑作为国家适用刑罚的重要活动，那么它必须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如果离开了正确的量刑原则作指导，量刑就会失当。要做到量刑适当，首先要确定量刑原则，因为量刑原则制约着量刑的方式，影响着审判人员对量刑的主观倾向，规制着量刑的发展方向。所谓量刑原则，系指主导量刑的根本准则。因此，人民法院和审判人员必须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正确地适用量刑原则进行量刑，做到正确适用法律条款的规定，科学地界定各种量刑情节，全面综合平衡，给予犯罪分子以合法合理的处罚，使之认罪服刑。
下面，我们就刑罚裁量的原则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刑罚裁量原则的具体内容
在这里所说的刑罚裁量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量刑原则，就一些国家的刑事立法看，有的叫“量刑之基本原则”（1976年德国刑法典），有的叫“一般准则”（1974年日本《改正刑法草案》）；有的规定在刑法通则、总则中，有的规定在分则的章、节里。尽管用语和立法方式各有所异，但均主张量刑要有指导原则。那么，我国刑法中的量刑原则究竟包括几项？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对此，刑法学界是有争议的，主要有下列三种观点：
1、两项原则说。主张我国的量刑原则有两项，但不同学者又有不同的提法：一种是以犯罪事实为根据原则和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原则；［2］另一种提法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3］再一种提法是量刑的公正性原则和量刑的合理性原则。［4］2、三项原则说。主张我国量刑原则有三项，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有不同的提法：一种提法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和刑罚法定原则；［5］另一种提法是罪刑均衡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和依法量刑原则；［6］再一种提法是刑责相适应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和依照刑事法律政策量刑原则。［7］3、四项原则说。主张量刑原则有四项，但学者又有两种提法：一种提法是以犯罪事实为根据的实事求是原则、以刑事法律为准绳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要贯彻罪责自负、反对株连的原则和执行刑事法律中定罪量刑的平等原则；［8］另一种提法是有罪应罚的原则、论罪量刑的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和依法量刑的原则。［9］我们赞成两项原则说中以犯罪事实为根据原则和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原则的主张。认识量刑原则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脱离刑法的具体规定，量刑原则无从谈起。我国刑法总结了我国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在原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了我国对犯罪分子量刑的原则，就是原刑法第57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新刑法的第61条，完全沿用了这一规定。这就是刑法关于量刑原则的具体规定，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化。但是，作为原则我们就应该简练的概括。据此，量刑的原则就是“以犯罪事实为依据和以刑事法律为准绳”。
二、刑罚裁量的原则
（一）量刑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的原则
量刑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的原则，要求在量刑时首先就要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是量刑的客观依据，没有犯罪事实，就不成立犯罪，也就谈不上要量刑。坚持量刑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的原则，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传统作风在刑事审判工作中的体现。在量刑活动中以犯罪事实为根据，就是对犯罪分子裁量决定刑罚的时候，首先就要查清犯罪事实，为准确地区分犯罪性质，全面分析犯罪情节，从而判断其社会危害性大小，正确地适用刑罚，提供可靠的客观依据。
所谓犯罪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犯罪诸种情况的总和。作为犯罪事实，既包括构成犯罪要件的各种事实，也包括与犯罪构成事实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社会危害程度的其他事实。其具体内容包括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犯罪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四个方面。量刑时必须对这四个方面的事实逐个进行考察。
1、查清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是定罪量刑的基础，查清犯罪事实是准确认定犯罪性质和正确适用刑罚的前提。犯罪事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犯罪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犯罪诸种情况的总和，包括了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而狭义的犯罪事实，仅是指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即犯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的各种情况。刑法第61条中所并列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中的犯罪事实，但是指的狭义的犯罪事实。量刑首先要做到事实清楚，才能确定犯罪性质、情节及危害程度。只有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前提下，才能确定行为人是否犯罪，是何种性质的犯罪，是否需要刑罚处罚，给予何种刑罚处罚。在刑事审判实践中，所以出现错案，原因之一就是犯罪事实没有查清，没有真正坚持量刑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原则。所以，量刑的基础是查清犯罪事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那么，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如何衡量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们认为具体应当达到以下标准：
（1）定案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它要求对诉讼证明的案件事实必须已经查清，即案件事实清楚。这包括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如犯罪行为是否是被告人所为，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目的、动机，以及被告人自身的情况和犯罪后的表现等。这些事实必须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10］（2）案件事实必须有确实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这要求诉讼证明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证据确实要求定案的证据是真实的，必须在法庭上出示，并由控辩双方相互质证，该证据要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能够证明案的客观真实情况。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出示，并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若未在法庭上出示，就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证据充分要求定案的证据不是孤立的，全案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
（3）运用证据证明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惟一的。这要求运用全案证据证明的结果，得出的是惟一的结论。定案的证据之间应当是相互一致的，倘若存在疑问和矛盾也应得到其他证据的合理排除。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刑事审判实践中，有的审判人员往往想当然，认为刑事公诉案件是经过公安机关侦查后，又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事实已由该两机关弄清，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的犯罪事实即使存在疑问和含糊也不认真审查，也不运用证据进行合理的排除，这种做法是欠妥的。
2、确定犯罪性质。所谓犯罪的性质，就是指犯的什么罪，应定什么具体罪名。我们通常说的定性准确，就是指确定罪名要准确。只有定罪准确，才能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犯罪的性质不同，反映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因而法定刑轻重也就不同。犯罪性质严重的，其社会危害性一般都比较大，处刑一般都比较重；犯罪性质较轻的，其社会危害性一般都比较小，处刑一般都比较轻。我国刑法将犯罪分为十大类，具体罪名达数百种之多，各种犯罪正是根据它的不同性质来规定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法定刑。例如，侵犯财产罪中的抢劫罪与抢夺罪，其性质就不相同。抢劫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抢夺罪的法定刑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只有准确地界定了犯罪性质，才谈得上正确量刑。人民法院在量刑时，必须根据犯罪事实，准确地分清犯罪的性质。既要判明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何类犯罪，还要判明其属于何种犯罪，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准确地适用刑罚，惩罚犯罪，做到罪刑相适应。
3、考察犯罪情节。刑法上的犯罪情节有两种：一种是定罪情节，即影响犯罪性质的情节，它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素。另一种是量刑情节，量刑情节又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是指除了决定犯罪性质以外的其他事实情况。这里所说的犯罪情节，是指除了决定犯罪性质以外的其他事实情况。这些事实情况，如犯罪的动机、手段、环境和条件，以及犯罪分子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直接或间接的损害后果等等，一般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但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而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量刑。同一性质的犯罪，由于犯罪的情节不同，犯罪行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危害程度就有轻重不同的差别，因此所处刑罚的轻重也就应当有所不同。要使刑罚与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就必须使刑罚与犯罪情节相适应。例如，同是诈骗罪，因诈骗财物的数额、动机、后果等不同，量刑时理应有所区别；同是强奸罪，因强奸的手段、后果不同，量刑也应有所区别。由此可见，确定了犯罪性质之后，审判人员还需要全面地考察犯罪的各种情节，进而解决适用刑法哪个条文或哪个法定量刑幅度，以及对犯罪分子如何具体裁量决定轻重不同的刑罚。
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对量刑情节应该如何运用，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恰当运用功能选择性情节。有的法定情节既可以作为从轻情节运用，也可以作为减轻情节运用，还可以作为免除情节运用。这就是一种情节同时具有多种功能，审判人员要选择其中一种功能运用于量刑。对法定情节的功能的选择也不是可以随意进行的，而是要根据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作出：一是根据不同功能的排位；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2）严格运用法定情节，合理兼顾酌定情节。在量刑时必须严格运用法定情节，对于法定情节中的“应当型”情节，审判人员在量刑时必须不折不扣地加以运用。对于法定“可以型”情节，审判人员在量刑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运用或舍弃，而是必须从立法者本身的倾向出发。
在严格运用法定情节的同时，还必须重视酌定情节。酌定情节虽然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情节，但审判人员在量刑时也不能对其忽略不计，而是要给予其应有的考虑，有时还应将酌定情节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使之对量刑结果产生重大作用。例如，“在义灭亲”并不是法定情节，而是酌定情节。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在义灭亲”类的故意杀人犯，往往处罚很轻。这说明酌定情节在量刑时也有重要作用，决不可对酌定情节置之不理。［11］4、综合评价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犯罪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是指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区分罪与非罪、罪刑轻重，从而决定量刑轻重的主要依据。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是由犯罪的事实1、性质和情节决定的。分别弄清了犯罪的事实、性质和情节，还不等于弄清了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还需要综合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因为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是对犯罪的事实、性质和情节进行全面评价所得出的结论。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是对整个犯罪的综合评价，决不能将它理解为犯罪行为的危害结果。如何综合评价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因有的罪已造成了具体结果，如：把人杀死，破坏了法律所保护的人的生命权，易于评价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而有的罪的社会危害性表现为对社会关系的损害，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社会关系的损害如何，这需要仔细分析，对作出综合的评价。因此，要做到对犯罪分子正确量刑，就必须对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作出综合的评价。在综合评价时，既要以犯罪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为基础，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治安形势，即在一定的形势下综合评价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全面综合地分析上述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以及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四方面的因素，是对审判人员审理案件的正确思维规律的科学概括和总结。这四个方面的因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结合构成案件的整体，反映着案件的全貌。审判人员要做到正确适用刑罚，必须综合考虑这四方面的因素，舍此而无他法。所以，刑法第61条规定的量刑必须以犯罪事实为依据的量刑原则是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的。
（二）量刑必须以刑事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弄清了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还不等于量刑就必须适当。要做到量刑适当，还必须以刑事法律为准绳。我国刑法第61条明确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里所讲的“本法”，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就要求我们严格执法，以刑事法律为准绳，正确量刑。要防止有法不依，滥施刑罚。严格依照刑法总则与分则的有关规定，确定与罪行相适应的刑罚，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对量刑工作的具体要求。根据量刑必须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要求，具体说来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1、严格遵守刑法分则的规定量刑。我国刑法分则设立的罪行条款，都规定了法定刑，有的条文还规定了两个或两个以上量刑幅度，量刑时具体适用哪个刑种，确定什么刑期，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予决定。但无论决定适用什么刑种、刑期，都必须以法律规定为准绳，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不能任意突破，除具有法定加重处罚、减轻处罚情节以外，只能在量幅度以内选择适用适当的刑种或者刑度，法定最高为无期徒刑的，不能适用死刑；法定最低刑为有期徒刑的，不能适用拘役或者管制；没有规定附加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没收财产的，不得并处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没收财产。否则，便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在适用刑法分则进行量刑时，对于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我们认为应当依照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适用，即：一是依照刑法第60条的规定，从重处罚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内判处刑罚，不允许法外加刑、破格判刑，否则，从重处罚就成了加重处罚；二是从重处罚是比没有这个情节的犯罪分子判处较重的刑罚。例如，刑法分则规定的武装掩护走私的、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索贿的等等，都应当从重处罚。［12］但是具有加重处罚情节的，就应当按刑法分则规定的加重处罚情节适用刑罚。比如，刑法分则第236条中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但同时又规定，奸淫幼女情节恶劣或者多人的，处十处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就是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加重处罚情节。
2、必须依照刑法总则的规定量刑。刑法总则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一般原理、原则的规定，因此，对其中关于适用刑罚的一些共同性规定，量刑时就必须严格遵守。诸如关于累犯、自首、立功的规定；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的规定；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的规定等等，这些规定，均涉及到量刑的轻重，量刑时只要具体案件中涉及这些情节的，都必须按照这些规定适用。不考虑这些规定，就谈不上全面地实行依法量刑。还有刑法总则有关刑罚方法、刑罚制度及其适用条件的规定。例如，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数罪并罚时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缓刑只适用于被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改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缓刑考验期，拘役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不能少于二个有，有期徒刑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等。另外，刑法总则中有关加重、从重、从轻、减轻以及免除处罚的规定。例如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尚未完全丧失辩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未遂犯，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在定罪之后量刑时，必须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保证量刑适当，真正体现我们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精神。否则，违反这些规定量刑，就是不合法。
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量刑原则的两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偏离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就是偏离量刑原则，就会量刑失当，造成错案，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人民法院和刑事审判人员要敢于、善于忠于事实、忠于法律，自觉贯彻量刑原则，并在审判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贯彻量刑原则的水平，保证刑事审判工作的质量。
小 结
量刑作为人民法院运用刑罚的一项重要审判活动，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权利，量刑适当，就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有效地实现刑罚的目的。但要做到量刑适当，就必须有正确的量刑原则作指导。量刑的原则是量刑活动的灵魂和核心，是量刑活动的内在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在彻底理解量刑这一刑法理论的同时，必须要高度地认识量刑的原则，以便更好地在进行量刑时自觉运用量刑原则贯穿其中，做到罚当其罪，真正体现我们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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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满自我总结篇9
内容提要: 有期徒刑分等是在法定有期徒刑幅度的基础上进行轻重等级的划分，有期徒刑分等与刑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期徒刑分等是自由刑单一化和“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的要求，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有实质合理性的意义。有期徒刑分等应以类种罪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我国刑法中应该以5年和10年作为轻等、中等和重等有期徒刑的界限点。
刑格与有期徒刑分等
在刑法理论中，刑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刑格包括法定刑不同刑种的外部等级划分和同一刑种内部的等级划分，即刑种的等级和刑度的等级。狭义的刑格仅仅指法定刑同一刑种的内部等级划分。”① 这里主要讨论狭义的刑格，进一步说，是有期徒刑的刑格。关于刑法中有期徒刑是否存在刑格的问题，刑法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刑法中存在着刑格，即管制、拘役、6个月、1年、2年、3年、5年、7年、10年、15年、无期徒刑、死刑。② 这实际上是主张我国刑法存在八个有期徒刑刑格。持否定观点的学者指出我国并不存在狭义的刑格规定，如有学者认为：“刑法第123条伪造有价证券罪的法定刑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就不受所谓五年、三年、二年、一年这样的刑格限制，一直可以下判至六个月。第133条过失杀人罪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就不受所谓七年、十年这样的刑格限制，一直可以上判至十五年。”③ 这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在于有期徒刑的刑格是否必须在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wwW.133229.COm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刑格是由刑法的总则加以明确规定的，我国刑法总则没有有期徒刑刑格的规定，因此我国不存在有期徒刑的刑格。持肯定说的学者则从刑法分则中各罪法定刑的裁量幅度进行归纳，得出我国存在有期徒刑刑格的结论。
实际上，自西周始，我国已有关于徒刑刑格的规定。《周礼·秋官·司圜》记载：“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二年不齿。其圜土之刑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财。”北魏时，徒刑为五刑之一，分为五等，刑期1年至5年，每等差1年。北齐、北周仍用此五等徒刑之制。隋代《开皇律》减轻徒刑，刑期从1年到3年，每等仅差半年。《唐律》完全继承隋《开皇律》的徒刑体系，徒刑分为五等，1年、1年半、2年、2年半、3年，并有“加”（罪加一等）、“减”（罪减一等）之分。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大清刑律草案和《大清新刑律》参照了当时各国的刑罚，规定有期徒刑分五等：一等15年以下10年以上，二等5年以上未满10年，三等3年以上不满5年，四等1年以上不满3年，五等2月以上不满1年。“酌定上下之限，凭审判官临时审定，并别设酌量减轻，宥恕减轻各例，以补其缺”④，1912年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继续沿用了有期徒刑的分等制。我国革命战争期间，不少根据地亦根据当时的通例规定了有期徒刑分等制，例如1931年《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校正稿）第24条规定了有期徒刑：（1）一等有期徒刑，5年以下3年以上。（2）二等有期徒刑，3年半未满2年以上。（3）三等有期徒刑，2年未满1年以上。（4）四等有期徒刑，1年未满半年以上。（5）五等有期徒刑，半年未满1月以上。湖南、湖北惩治土豪劣绅条例也规定了有期徒刑分等制，一等有期徒刑：15年以下，10年以上；二等有期徒刑：10年未满，5年以上；三等有期徒刑：5年未满，3年以上；四等有期徒刑：3年未满，1年以上；五等有期徒刑：1年未满，2个月以上。⑤ 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总则中没有关于刑格的规定，但从刑法分则关于个罪法定刑的配置中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刑法存在刑格的划分。
有期徒刑分等是在法定有期徒刑幅度的基础上进行轻重等级的划分，即根据刑期的长短将有期徒刑分为轻等、中等和重等有期徒刑。有期徒刑分等是在刑格的基础上，借助于刑格的规定，根据一定的原则对有期徒刑的轻重作出划分。有期徒刑的分等与有期徒刑的刑格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两者都是刑事立法上的问题，没有刑法总则中的明确规定就不存在硬性的有期徒刑分等和有期徒刑的刑格划分；从内容上看，两者都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将有期徒刑划分为若干幅度；从两种制度所起的作用上看，都是为了约束司法权对有期徒刑裁量的滥用。但是，两者还是存在区别，首先，有期徒刑分等除了将有期徒刑划分为若干幅度外，还进一步在这些幅度的基础上划分出标示轻重的等级，进行立法上的价值确认，这是刑格理论所没有的；其次，刑格理论是从有期徒刑刑种本身幅度的角度来设计的，是一种形式的理论建构，而有期徒刑分等则从罪刑关系的角度来设计有期徒刑的等级，是一种全方位的理论设计。
有期徒刑分等的必要性
（一）有期徒刑分等是自由刑单一化的要求
自由刑单一化有三种含义，一是各种不同类别自由刑的单一化，二是终身自由刑与其他自由刑的单一化，三是有期徒刑与短期自由刑的单一化。⑥ 从有期徒刑分等的角度看，涉及后两层含义。在自由刑单一化中，死刑和终身自由刑的配置与适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甚至一些学者主张废除死刑与终身自由刑⑦。从国际社会上看，现在废除死刑的国家已经占了多数，终身自由刑的立法配置与司法适用也越来越受到严格限制。在我国，死刑与终身自由刑仍然存在，并且运用上也较为频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有期徒刑最高刑较低，只有15年，这与终身自由刑、死刑相距甚远。自由刑的单一化要求在废止或限制死刑与终身自由刑的同时，提高有期徒刑的刑期，例如2004年日本将刑法中的有期徒刑最上限从15年提高到20年。我国为实现自由刑的单一化要求势必要提高有期徒刑的刑期上限，这也就迫切要求对有期徒刑进行分等，否则立法者与司法机关均会处于困境。因为，有期徒刑刑期幅度过大，立法中到底给新入罪的行为配以多重的法定有期徒刑，司法中对犯罪判处多重的有期徒刑，立法者与司法者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将有期徒刑分为轻等、中等和重等三个层次，立法者在刑事立法中就可以基于被确立之罪罪等程度而分别配以相应程度的刑罚，刑事司法者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也可以根据被审判之罪的危害程度和行为人人身危险程度判以相应程度的刑罚。另外，如果我们能在立法上对重等有期徒刑做一番设计，那么一定会为死刑和无期徒刑的立法配置率和司法适用率下降起到积极作用。
（二）有期徒刑分等是贯彻“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的需要
“重重轻轻”刑事政策是指对不同社会危害的行为及不同人格危险的行为人，采取不同方针的刑事政策。对于行为危害重大及有重大人格危险的不法分子，采取“重重”的刑事对策；对于行为危害轻微及在某种程度有改善可能者，采取“轻轻”的刑事对策。各国为实现“重重”刑事政策不惜修改立法，对重刑犯采取提高自由刑的上限、严格关押等措施；为实现“轻轻”刑事政策，对轻微刑事犯罪实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以及非监禁化等措施。
有期徒刑分等对于“重重轻轻”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该刑事政策要求对刑罚进行考量，“重其重者，轻其轻者”，即重刑必须符合法观念中的重刑规格，轻刑也必须符合法观念中的轻刑规格，这就要求我们就刑罚本身来考察其轻和重。一般认为，死刑和无期徒刑属于重刑范围，管制和拘役属于轻刑范围。我们很难对作为刑罚主体的有期徒刑从整体上判断其到底是轻刑还是重刑，这直接导致了“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处遇指导功能的紊乱。例如2008年9月25日《法制日报》的一则报道称⑧：1999年6月30日，山西阳泉建筑二公司的胡某到本单位集体宿舍与同事张某玩扑克牌。玩牌过程中二人发生争执，胡某顺手拿起屋里的一张凳子朝张某扔去，将张某头部打伤，经鉴定为重伤。事发后，胡某积极救治张某，光医药费就花了一万元。张某出院后，胡某又将张某接到自己家中，照顾了好几个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胡某手头不宽裕了，一时无法与张某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张某一气之下，于11月24日报了案，胡某得知后惊慌外逃。2008年3月，潜逃在外9年的胡某回到家中，将在外打工攒下的7万元钱全部赔给了张某，4月1日胡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最终张某原谅了胡某，并出面请求司法机关不要追究胡某的刑事责任。为此检察院认为：“鉴于张某最终原谅了胡某，并出面请求司法机关不追究胡某的刑事责任，因此，本院决定对胡某不予起诉。”该决定被认为是“体现了人性化办案的新思路”，似乎是符合了“轻轻”刑事政策。我们认为，“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的处遇指导必须在划分有期徒刑轻重等级的前提下进行。我国刑法中故意重伤罪的法定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说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轻等有期徒刑适用“轻轻”处遇是适当的话，那么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则是跨越轻等有期徒刑进入了中等或重等有期徒刑的范围。该案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将中等甚至重等有期徒刑也视为“轻轻”刑事政策的调整范围。如果将重等有期徒刑视为轻等有期徒刑，在“重重轻轻”刑事政策下，对于某类案件a法官根据刑法可以判处10年有期徒刑，而b法官则考虑政策需要判处被告人无罪释放。这显然是颠覆了“刑事政策的不可逾越的罪刑法定樊篱”（李斯特语）的理念。我们认为，基于“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的处遇必须在有期徒刑等级划分的前提下展开，“轻轻”处遇只能对应轻等有期徒刑，而“重重”处遇则只能对应重等有期徒刑。
（三）有期徒刑分等是立法和司法达到实质合理的内在要求
对有期徒刑的轻重加以区分前，有期徒刑这一刑种内部的最低刑与最高刑之间没有任何提醒立法者注意的临界点，这就容易造成立法者对法定刑配置的疏忽或者肆无忌惮，很可能导致新人罪行为的法定刑幅度跨越过大，以至于造成刑事立法上法定刑配置的不均。而有期徒刑区分等级，能起到警示或提示作用。重等、中等、轻等有期徒刑的划分，带有价值评价色彩，这就要求立法者郑重对待新入罪行为的法定刑设置。在刑事立法领域对于不应当或不需要用重等有期徒刑惩罚的行为就不规定为重罪。在刑事司法领域，有期徒刑的轻重划分对于法官来说也是一种警示，在越过某等有期徒刑之前，法官必须考虑刑等的跨越意味着对犯罪人有质的差异，犯罪人的行为是否值得跨越这一刑等应慎重考虑。这就提示法官谨慎考虑行为人行为的各项情况，能否适用刑罚、适用何种等级的刑罚，在综合判断各方面具体情况后再确定行为的性质或程度予以裁判，这无疑有助于实现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质合理性。
从细化法定刑幅度的角度看，这种有期徒刑等级的划分也有助于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现行刑法典中某些罪名的法定刑中最低有期徒刑为3年而最高有期徒刑却为10年，其自由裁量的期间长达7年，这种粗疏的立法例可能会造成司法裁量不公。有期徒刑等级的划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粗疏的立法，因此也使得量刑更趋于合理。
有期徒刑分等的依据
有期徒刑等级划分的依据，是指根据什么来判断轻等有期徒刑、中等有期徒刑和重等有期徒刑的界限。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法定刑设立的根据，因为，一方面两者都是刑事立法上刑罚设置的问题，两者在判断主体和对象上有共同性；另一方面，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两者在内容上也不存在质的差异：各罪法定刑的立法配置是将某种罪的罪量抽象化为一定幅度的刑量，而有期徒刑的等级划分，是将传统观念中危害性相当的某几类种罪的罪量抽象化为一定幅度的刑量，是在各种罪所概括出来的法定刑基础上的再概括。
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法定刑上下限的设立依据有以下观点：一是社会危害性说。⑨ 二是罪需综合说，即立法者要同时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轻重和预防该犯罪的需要。该说又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将犯罪的应受刑罚处罚性与社会危害性并列作为法定刑设立的依据，并以应受刑罚处罚性作为根本依据，由此推导出“以刑制罪”理论。⑩ 第二种观点认为按罪制约配刑的上限，这是一道绝对命令，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背离；而法定刑的下限则按需要缓和，指按预防的需要所应该分配的刑罚轻于按犯罪的轻重所应分配的刑罚时，可以分配轻于犯罪的轻重所决定的刑罚。(11) 三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心理的刑罚感受性说。(12)
我们赞同社会危害性说。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受刑罚处罚性是社会危害性的法律后果，如果将应受刑罚处罚性作为根本依据，那么我们又依据什么来判断行为是否应该受刑罚处罚？罪需综合说试图用应受刑罚处罚性概念来弥补社会危害性判断标准模糊的弊端，但是如果应受刑罚处罚性脱离社会危害性的制约，那么应受刑罚处罚性就会作为一个彻底的价值判断，严重脱离现代法治国理念的樊篱。其次，在配刑中以预防的需要突破罪量下限的观点，面临着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即立法者在具体考量某种新入罪行为时，是否可以预测到某种幅度的法定刑能够对该种抽象行为产生预防的效果？我们认为，立法阶段所针对的是抽象的种罪，这种抽象性决定了立法者不可能准确预设现实犯罪中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和对该犯罪人适用刑罚后社会的具体反映，由此预防在刑事立法阶段无法作为法定刑设立的依据。因此，以种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作为法定刑设立的依据也就有了客观根据。至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心理的刑罚感受性说，我们认为这两者不是一个层面考虑的问题，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表现方法而已。
在种罪的选择问题上又有“特例说”和“典型说”(13)，前者是根据种罪的抽象的特殊案例决定种罪法定刑的上下限，后者是根据种罪的抽象的典型案例决定种罪法定刑的上下限。我们认为应该根据“典型说”来设计种罪的法定刑，一是特例很少出现，且“法律是不考虑琐碎之事的”；二是特例的危害性往往严重脱离典型，按特例定法定刑就会造成法定刑上下限幅度的落差过大，使司法无所适从。
有期徒刑分等的方法
我们明确了有期徒刑分等的依据是类种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前提，但是对于社会危害性概念究竟如何认识，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客观说认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应根据体现犯罪的客观危害与主观恶性的大小的诸种因素来判断，而不应根据人们对犯罪的感受来判断。主观说则正好相反。美国学者奥佛冈就认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应该以公众的认识为依据，即公众认为其危害性小，其危害性便小；公众认为其危害性大，其危害性就大。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奥佛冈曾经请警察、法官和大学生为141种犯罪的分量打分，并由此而产生了一套表明不同犯罪的数学分量的数值得分记录，例如，杀人罪得26分，暴力强奸得10分等。(14) 1977年，美国甚至开展了“全国犯罪严重性调查”。具体做法是先设计出204种不同类型和情况的案例，然后在全国分层随机抽样，抽出6万名18岁以上的公民，由访谈员进行访谈，最后将各访谈结果分类平均，得出结果。例如：“一个人在街上偷了一辆自行车，其严重性定为10分”；最严重的是“在公共建筑内制造爆炸，炸死20人，定72.1分”；最轻微的是“16岁以下儿童逃学，定为0.2分”。最后将10分作为基准分值，任何犯罪都可以此为参照衡量自己的轻重。(15)
我们认为，主观说有其合理的理论前提。社会危害性概念归根结底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某个特定的价值群体当中，普遍的罪刑均衡理念和罪刑换算模式已经扎根在每个身处该环境下的人们心中。因此从理论上说，如果在足够大的范围内进行以主观说的理论为基础的调查实践，那么得出来的结论在其所处的那个范围内还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主观说所主张的广泛的社会调查在我国目前行不通。我国学者一般倾向于客观说，例如，邱兴隆教授即认为评价犯罪的严重性标准应该是体现犯罪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的诸因素的总和。他认为客观危害的评价因素包括：（1）犯罪所侵害的权益；（2）犯罪的危险性；（3）犯罪所造成的实际损害；（4）犯罪的对象；（5）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的实施程度。主观恶性评价因素包括：（1）犯罪的罪过形态；（2）犯罪的目的与动机；（3）认识的内容；（4）犯罪的起因；（5）犯罪人的生理与精神状况；（6）犯罪人的身份；（7）犯罪人在犯罪中的表现等。(16) 白建军教授更是从实证的角度将刑法抽象个罪的犯罪社会危害性通过罪量换算系统赋予了某个特定的值。该个罪量换算系统为：罪量综合指数＝评价关系＋评价标准＋评价对象＝（被害人评价罪量×0.7＋国家评价罪量×0.3）＋（利益罪量×0.7＋道德罪量×0.3）＋（结果罪量×0.7＋行为罪量×0.3），而每个二级子系统又包括三级子系统，三级子系统又包括若干四级子系统，最后给四级子系统赋予一定的权数值。(17) 通过该系统将刑法各罪最终都转化为一定的总的权数值，在各罪的总权数值的基础上进行1～10级的罪级排序。(18) 这是我国目前从实证角度研究犯罪社会危害性最详细的理论。笔者认为，该系统是具有权威性的，比如第二级系统的权重比例即是在回顾了相关学术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设定的，而第四级系统的赋值即是依靠一百多名博士、硕士的打分来最终确定的。最关键的是该系统所代表的研究范式意义，我们尽可以怀疑该系统的合理性，比如行为无价值论者可能会质疑行为罪量和结果罪量的比例，处于专制国家的人们可能会质疑被害人评价罪量和国家评价罪量的比例。但无论如何，这种将罪的价值评判转化为一定数值的实证性体系，无疑是为研究罪刑关系问题的学者提供一个新的方法论上的理论平台。笔者也借用该系统理论来说明有期徒刑分等的确定。应该指出，这毕竟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准确地说是立法者）价值判断标准的表现，这受立法者个人素质、立法时间先后、各利益集团的态度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应苛求该年限划分的绝对精确性。如果我们将1～5级的罪量视为轻罪罪量，6～10级的罪量视为重罪罪量，这样第5级罪量的抽象个罪中的最高法定刑就成为轻等有期徒刑的最上限，而第10级罪量的抽象个罪中的最低法定刑就成为重等有期徒刑的最下限。(19) 为追求最大限度的精确，我们选取罪量与刑量的级差为0的5级与10级罪量的抽象个罪的基本罪的法定刑配置来进行观察。(20) 例如，《刑法》第102条的背叛国家罪罪级是10，刑级也是10，其法定刑配置是“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115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级是10，刑级也是10，其法定刑配置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121条的劫持航空器罪，其罪级与刑级都是10，法定刑配置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刑法第127条的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害物质罪，其罪级与刑级都是10，法定刑配置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刑法第232条的故意杀人罪罪级是10，刑级也是10，其基本法定刑配置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239条的绑架罪罪级是10，刑级也是10，其基本法定刑配置为“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第317条的聚众持械劫狱罪罪级是10，刑级也是10，其基本法定刑配置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经过对这些罪名法定刑配置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10年有期徒刑是该档抽象个罪的法定刑中的最低刑。相应地，10年有期徒刑就成为重等有期徒刑的最下限。而在该罪级序列表中，罪级和刑级都为5的罪名只有三个，一是《刑法》第374条的接送不合格兵员罪，其基本法定刑配置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是第437条的擅自改变武器装备编配用途罪，其基本法定刑也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是第228条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其罪级与刑级都是5，其主刑基本法定刑配置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我们再将视野扩展到罪级和刑级上下只相差1级的5级罪量的罪名上，以使其更具例证的广泛性。例如，《刑法》第290条的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其罪级是5，刑级是6，法定刑配置是“对首要分子，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413条的动植物检疫舞弊罪，其罪级是5，刑级是6，其基本法定刑配置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345条的盗伐、滥伐、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其罪级是5，刑级是4，法定刑配置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显然轻罪的最上限大概就是3年有期徒刑至5年有期徒刑。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在我国刑事立法中，5年有期徒刑可以算作轻等有期徒刑的最上限。
综上，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我国刑法中轻等有期徒刑是指5年有期徒刑以下，重等有期徒刑是指10年有期徒刑以上，而5年至10年有期徒刑自然就是中等有期徒刑了。
注释：
①③ 杨新培：《论刑格》，《法学研究》1994年第6期。
② 徐海风、辛方铃：《论刑罚的量刑格及其意义》，《法学》1991年第2期。
④ 蒲坚主编：《中国法制史参考资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页。
⑤ 张希坡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348页。
⑥ 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⑦ 韩忠谟：《刑法原理》，台湾雨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08页；张明楷：《死刑的废止不需要终身自由刑替代》，《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
⑧ 郭建珍：《首例重伤害不起诉案引发社会关注》，《法制日报》2008年9月25日。
⑨ 李洁：《法定刑设立根据与设立技巧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⑩ 冯亚东：《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1)(14)(16)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368、373、371～391页。
(12) 刘远：《法定刑基本理论研究》，载《刑事法专论》（下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9页。
(13) 储槐植：《刑罚现代化：刑法修改的价值定向》，《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
(15) 郑伟：《重罪轻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17) 白建军：《罪刑均衡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69页。
(18) 该罪级排序是按422个各罪罪量的大小来进行分级排列的，分为10级只是为了照顾读者的思维习惯，也可以将其分为3级、5级，但是这对下文的研究是没有影响的，因为笔者选择的是第5级和第10级罪，也即中间和最上端的各罪，所以无论在形式上将这422个各罪罪量分为几级，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刑满自我总结篇10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法律价值;社会价值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宪法规定的、法律适用的一项基本原则,维护法律的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的基础性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基本内涵是在法律效力所及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对所有的人,无论其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财产状况等情况如何,均须平等地适用法律、遵守法律,谁违反法律,都将受到法律的同等责任追究。然而,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却作了明确的趋轻(包括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公平吗?是否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悖?应怎样理解和贯彻法律精神?笔者试就这些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
一、我国法律为何对未成年人犯罪
作出轻罚的特别规定
依照我国《刑法》关于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分别是:不满14周岁的人,无论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何,均不追究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这样严重罪行的,才负刑事责任,其他一般性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完全的刑事责任。但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作为轻罚的具体体现,在《刑法》中就有这样明确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无论罪行如何严重、情节如何恶劣、危害如何巨大,均不得适用死刑。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处罚未成年人犯罪明显趋轻。
为使《刑法》的规定得以实施,使立法精神得以贯彻,在司法实践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分别设立了少年法庭,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要求审判人员要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少年法庭审理的案件包括: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并被指控为首要分子或者主犯的共同犯罪案件;其他共同犯罪案件有未成年被告人的,或者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是否由少年法庭受理,由法院院长根据少年法庭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为有利于创造特定的庭审氛围,有利于对青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挽救、改造,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审理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审理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一般情况下也不公开审理。
从法律的规定到司法过程,可以清晰地提示我们,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处罚适用特别规定。那么,我国法律为何要作出这种特别规定呢?
首先,充分体现出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和教育挽救。未成年人是特殊的社会群体,也是构成犯罪的特殊主体。与成年人相比较,其社会生活较单纯,易受外部环境影响,与成年人犯罪的主动性相比,具有明显的被动性;未成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认识相对单纯,偶发性犯罪的比例较大,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未成年人对社会的认知程度有限,判断是非的能力有限,其犯罪行为是在融入社会、认知社会的过程中发生的,明显不同于成年人社会化过程完成后的犯罪。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趋轻处罚,更多体现的是从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和特点出发,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同时也体现出对社会特殊群体的特别人文关怀。
其次,体现出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法律适用于现实,裁决具体案件,其价值主要表现为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解决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平衡社会关系,使社会趋于稳定与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价值应当服务于社会价值。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罚,更多考虑的是社会价值,即表面上看来是对未成年人的网开一面,降低其法律责任的程度,实质上主要考虑的还是社会意义。减轻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既有利于当事人本人,更有利于社会的根本利益。
再次,体现出社会现实稳定与长远和谐的一致。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是国家所致力追求的,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据统计,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从全国范围考察,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批人。一方面,对这批人教育改造得好,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现实稳定,更有利于社会的长远和谐发展。反之,不注意其教育改造,不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使他们自暴自弃,为所欲为,一旦重新进入社会,继续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将受到极大的破坏,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从维护社会稳定所付出的成本来看,将未成年人犯罪者改造成新人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小于这些人继续危害社会所带来的损失。
最后,体现出法律处罚与社会责任的结合。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固然有本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家庭、学校、社会的监管缺位,致使未成年人辨别力降低,行为盲动,偶发犯罪的情况,同样不能忽视,社会责任不能忽略。考察未成年人的犯罪过程,分析具体发生的案例可以发现,许多未成年人犯罪,是在失去监控的情况下发生的。如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父母离异,学校管理不力,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不到位等。既然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负有责任,就不应简单地处罚了事,应当承担起教育、挽救、改造的责任。
二、法律的特别规定是否公平
我国刑法总则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将此规定与未成年人犯罪轻罚的规定相比较,有人认为是出现了法律规定的自相矛盾,出现了法律表述的逻辑错误,这种冲突和相悖,源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罚。未成年人是不是人?当然是人。既然是人,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应该轻罚。否则,就是不平等、不公平。从司法实践的层面看,也出现了争议。最近曾发生这样的案例:一位16岁的少年并将被害人残忍杀害。其手段之恶劣,危害之严重,不言而喻。然而,法院的判决并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不仅未判死刑,也未判无期徒刑。之所以如此轻判,就因为被告是未成年人,适用了轻罚的规定。有人大为感慨,认为法律太不公平,甚至认为这将纵容未成年人犯罪。
如何认识和理解这样的问题?
首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法治国家共同遵循的原则。不仅法治国家,古今中外,从法律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就随之产生,只不过在专制、特权的国家,这只是一种形式、口号而已,只是统治者欺骗和愚弄民众的冠冕堂皇的说辞而已,对广大民众而言,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实质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只有那些实行法治的国家,才能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通过制度和社会运行机制的保障,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具备适用的社会条件。而我国刑法面前的人人平等,其基本含义是指任何人犯罪,不论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等情况如何,都应平等地适用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运用此项刑法原则,要求在定罪时要体现平等,不能因为犯罪人的情况不同,在此罪与彼罪的选择上有所不同;要求在量刑时要体现平等,不能因为犯罪人的情况不同,在重判与轻判上有所不同;要求在刑罚的执行时要体现平等,不能因为犯罪人的情况不同,在待遇上有所不同。其次,法律的平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在理解平等时,不应将平等视为完全等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简单理解成不加区别地人人一样。平等应是社会总体的平等,而不是具体的每一个案例、每一个人的绝对的、不加区别的平等。实现刑法面前的人人平等,不能忽视社会的总体利益与整体要求［1］。如上所述,未成年人是特殊的社会群体,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不仅要考虑未成年人本身,还要考虑社会的和谐、社会的发展、社会的总体利益要求。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罚,正是注意到了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因素。当然,我国刑法的具体运用,在对特殊主体的法律适用时,也并不局限于未成年人,还包括其他主体。例如,对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无论情节、危害、影响如何,一律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无论情节、危害、影响如何,一律不能适用死刑。如果仅从字面上、表面上、形式上判断,这些规定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都是相悖的,但从社会总体利益上讲,从人道主义精神上看,这些看似不平等、不公平的规定又是公平的。还应注意的是,这些规定不是给特权阶层专门规定的,它适用于具备相同条件的社会全体成员,恰好体现了法律的公平。
再次,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轻处罚不等于纵容犯罪。从未成年人的自身特点和社会总体利益考量,对未成年人犯罪轻罚,其目的之一是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改造,使其重新做人,防止对社会可能造成的更大危害,并对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不仅不是纵容犯罪,而是为预防、减少、杜绝犯罪。当然,对未成年人犯罪轻罚,有必要正确处理如下两个关系。第一,罪与罚的关系。未成年人涉嫌犯罪,说明其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且触犯了刑事法律,产生了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予处罚。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的轻罚,不是一味地强调从轻,更不是不罚,而是要掌握适当、适度。如果当罚者不罚,那就真的是放纵了。第二,对被告人的处罚趋轻与被害方的权益保护的关系。任何犯罪行为,都将对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构成危害,对犯罪者惩罚,与对受害方的权益保护是一致的。如果过于强调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过于对未成年人的从轻照顾,则将使受害方的权益保护被弱化,同样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2］。
最后,就法律的表述而言,总则具有指导作用,而具体实施的法律规范,应当是总则的细化、具体化,在不违背总则精神的前提下,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规定,不能得出与总则冲突的结论。刑法总则是针对一般人犯罪而设计的,不能排除具体规定中针对特别人、特殊群体的特别规定。
三、怎样贯彻关于未成年人犯罪
的法律精神
1.预防犯罪措施的特殊性
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重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表面看来,每一个个案会有所不同,但大的社会背景基本一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竞争的压力下,每一成年社会个体都要忙于自身的工作,以适应生存所需,承担对家庭成员的责任;每一社会组织都要忙于自身的业务活动。此时最易忽略的是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和教育,导致工作的缺位,其中的一些人较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或者潜伏犯罪的危险。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家庭、学校、职能部门有责任,整个社会都负有责任,甚至责任更大。从社会承担责任的角度看,应当建立学校、家庭、社会职能部门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监管教育体系,使教育管理工作到位;应当制定对学校、家庭、社会职能部门工作失职的责任追究制度,哪怕未成年人并未违法犯罪,对工作不到位的教育者同样要追究其责任,不要等到后果发生才追究责任。从而使各相关教育主体认识到,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和教育,是其不能忽视的重要责任。目前我国某些地区在对留守儿童的监管教育方面,积累了有价值的经验。
2.程序适用和实体惩罚的特殊性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我国法律均作出特别规定,要正确理解这些规定,准确适用这些规定,作为审判人员,应正确把握立法精神,将教育为主的思想贯穿审理和判决的全过程。与审判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相比,未成年人的犯罪是虚荣心、盲从心、贪婪心、逆反心、义气心、嫉妒心、报复心所致,主观恶性较小,对危害的认知程度有限。如果与审理成年人犯罪的方式相同,过于简单,则不能使未成年人的认知水平提高,不利于其汲取教训,不利于遏制其重新犯罪。当然,具体实施处罚时,要正确处理教育与惩罚的关系、危害后果与适度处罚的关系、对犯罪者的从轻与受害者的权益“双重保护”的关系,实现处罚过程和结果的和谐。
3.教育与改造的特殊性
从刑罚过程看,对未成年人执行刑罚的过程,是对其进行教育改造的过程,哪怕是非常严重的犯罪,既然一律不能判处死刑,均须教育和改造。从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看,刑罚执行过程,也是其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因此,这一阶段的教育改造的特殊性十分明显。司法机关与相关行政机关应根据未成年人的实际承受力,对未成年人罪犯进行劳动改造;应根据其已有的基础,依照国家义务教育的程度要求,开设相关课程,进行必要的文化知识教育,并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要求,创造条件,提升其学历层次,培训其专门技能;应根据未成年人生理发育和心理形成规律,将强制改造与未成年罪犯自身主动接受教育结合起来,增强其改造的自觉性,从而较健康地成长［3］。
4.关心与帮助的特殊性
刑罚执行完毕,未成年人罪犯要重新走向社会,此时的社会态度、社会的接纳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前途和命运。社会接纳得好,有利于他们重新做人;接纳得不好,很有可能让他们自暴自弃,丧失信心,继续危害社会。而且,此前的轻罚、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教育改造,都将前功尽弃。审判时的轻罚、刑罚执行时的教育改造、刑罚执行完毕后的关心帮助,应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个紧密连接的链条,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才能确保立法精神的实现,才能使趋轻处罚的目标得以实现。相关职能部门的后续工作应当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机制相配合、相一致,以预防为主,将未成年人犯罪降至最低限度,一旦出现了犯罪,对犯罪者不要放弃不管,不要歧视蔑视,要伸出帮助之手,将其纳入继续教育的体系之中。要从实际出发,帮助其自谋生路,自食其力,力所能及地解决其遇到的各种困难,促使其增强自信,规范行为,完善自己,服务社会,避免重新误入歧途。
参考文献:
［1］石文龙.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思考［EB/OL］.(2006-11-15)［2008-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