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货自我总结十篇

退货自我总结篇1

打开百度搜索阿里巴巴，进入阿里巴巴页面。

点击登录自己的账号，并选择我的阿里，找到已买到货品。

选择你要退款的货品，点击申请退款。

点击选择你要退款的货品，并点击确定退款货品。

核对你的订单信息，并填写退货相关信息。

点击申请退款，即可完成退货退款。

退货自我总结篇2

关键词：出口退税 政策 问题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对外经济交往日趋频繁和复杂，货物或劳务的进出口已成为许多企业的日常活动乃至于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早在2005年的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上，国家税务总局就提出了“出口退税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这一重要思想。为便于征纳双方系统、准确地了解和执行出口业务相关税收政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近年来的一系列出口货物、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进行梳理归类，了财税[2012]39号《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4号《关于的公告》等。这些文件下发后，虽然解决了一些以前出口退税政策中的问题，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退税方法的不统一使税务机关难以执行出口退（免）税政策

从1994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出口退税主要有免退税、免抵退税（先征后退）、免税、免抵税四种方法，其中先征后退因资金流过于庞大，在2002年被经过完善的免抵退税彻底代替，免抵税在2006年也被免抵退税彻底代替。目前采用的三种方式具体为：对生产企业实行“免抵退税”政策；对外贸（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商业）企业实行“免退税”政策；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免税”政策。这些退税方法在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人为的将生产和外贸企业划分为退税方法的两种类型，给税务人员带来执法上的风险

“免抵退税”和 “免退”税最大的区别在于能否“抵”税，由于抵税的存在，使得两种退税方法的计税依据不同。在“免抵退税”中，出口货物离岸价（当出口发票上金额与报关单上离岸价不一致时以出口发票上的价格为准）是计算免抵退税的依据，而“免退税”中，购货价格是计算退税的依据。另外两种计税方法要求的企业记账方式也完全不同，实行“免抵退税”的生产企业设置一本“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帐即可，在该明细帐中统一核算出口企业的内销和出口业务对应的相关税金。实行“免退”税的出口企业要求内销和出口业务分别设置“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帐，即出口货物对应的进项税金与内销货物进项税金分别核算，这种记帐方法在进出口经营权放开之后，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尽管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的退税都是对企业进项税金的退付，但由于两类企业计税依据的不同，税务机关不得不人为的将出口企业划分为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两种类型，且二者不得兼容。这就在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环节给税务机关带来了执法风险，因为企业类型认定错误直接影响企业的应退税额的计算。比如将外贸类型企业认定成生产性企业，其退税额度大不相同；同时这种划分方法也造成了实行“免抵退税”和“免退税”企业的税负不公，比如在“免退税”方法下，只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才可办理退税，运费结算单据、农产品收购发票不能办理退税，而在“免抵退税”中，运费结算单据、农产品收购发票则可以作为进项抵扣，抵扣后一旦形成留抵税额即可形成退税。

（二）税务机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用以解决划分上的漏洞，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如果一个企业被认定成生产企业则会按免抵退税方法计算退税，其取得的所有合法凭证并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金都可以参与退税；如果一个企业被认定为外贸（商贸）企业，则只能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金额计算退税。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工贸一体化的企业占很大的比例，既有生产行为也有商贸行为的发生，外贸（商贸）企业自己有生产能力。但在退税业务的操作中，税务机关要求企业只能根据自产业务比例来确定选择按生产还是按外贸企业的来办理退税。而一旦选择了，企业就无法再根据市场或自身发展的需要来确定出口策略。因此为了解决企业的收购产品退税问题，总局先后下发了4个文件解释视同自产产品的一系列规定，包括试点企业的收购非自产产品，今年又下发了财税[2012]39号文进一步加以明确。但是，政策执行中享受这一政策的企业太少，对于非试点出口的企业、企业出口非视同自产产品则实行免税政策，显然有失公平。

综上所述建议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外贸企业应采用统一的退税方法，更有利于税务人员正确的执行出口退税政策。显然免退税方法不适合统一运用，企业的进项税金尤其是水、电、燃料、动力的进项税金对生产企业按何种方式分为内销和出口所对应的部分，实际工作中很难把握，所以免退税不可能应用于生产企业。相反外贸企业可以采用免抵退税方法计算退税。

二、出口退税政策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使出口企业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

现行的退税政策，只有少数产品实现了出口环节零税率。多数产品征退税率不一致，有退税但不完全退税。近几年的退税率变化情况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从2004年起，国家相继取消了初级产品、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退税率的降低和取消，频繁的调整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例如，2005年取消了“加工出口专用”钢材免抵政策，使得花血本投入高技术钢材生产线的企业面临倒闭。

退税政策和征税政策一样应遵循税收的固定性，它也是出口企业得以持续经营发展的前提条件，退税政策的不稳定不利于我国的出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出口退税宏观政策的调整也会给企业带来经营上的风险。实际工作中，出口企业在和外商签订合同时，外商在谈判过程中也会考虑我国的退税政策是如何规定的，进而确定产品价格，而对出口企业而言，退税虽并不体现企业的利润，但不退税或降低退税率则会给企业带来经营上的损失。因此我国应保持退税政策的相对稳定，这样就会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市场，有利于企业产品的出口。

稳定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企业很重要，对保持政府的诚信同样也很重要。因此，政府部门应对现行的退税产品进行综合调研，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应取消高能耗、高污染类、不可再生类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同时考虑恢复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政策，稳定出口产品的退税政策，做到应退尽退。

三、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4号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退税申报的时间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4号《关于的公告》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企业当月出口的货物须在次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免抵退税相关申报及消费税免税申报。企业应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上的出口日期为准，下同）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收齐有关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物增值税免抵退税及消费税退税。逾期的，企业不得申报免抵退税。”

1、如何确定增值税纳税申报时间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增值税纳税申报时间绝对不是实际工作中有些企业和税务人员认为的那样，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帐上记载的时间作为增值税申报时间的依据，应看到会计制度和税收政策规定的差异，比如企业于2012年9月10日出口的货物成交方式是CIF价格，10月25日到达境外港口（此时出口货物的主要风险和报酬才发生转移），那么我们知道企业按照新会计准则的规定应在10月份账上确认这批货物的主营业务收入，但此笔业务增值税的申报必须在10月征期完成。

2、如何判定退税申报起点问题

出口货物有报关单的以出口报关单上出口日期为准；出口货物没有出口报关单的（视同出口）按销售发票开具日期确定，如中标机电产品退税不需要提供出口货物报关单，提供中标企业销售发票，假设中标企业2012年12月购入机电产品，如果按购货发票开具时间确定退税申报起点，2013年4月15日到期还未出口无须进行退税申报，如果2013年5月实现了销售，则以销售日期确定退税申报的起点，但这样就会使中标企业人为调整开票时间。

（二）跨年度退运业务的免抵退税申报数据的调整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4号《关于的公告》第四条第五款规定：“发生本年度退运的，在当期用负数冲减原免抵退税申报数据；发生跨年度退运的，应全额补缴原免抵退税款，并按现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国税函[2002]11号文规定对跨年度退运业务补缴免抵退税额是因为当时的会计准则规定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对跨年度的收入进行调整，当时为保证与会计制度的一致，作了此项规定。但新会计准则对发生的跨年度的销售退回业务进行了调整，可以直接冲减销售收入。建议下一步应对跨年度退运业务补税改为红字冲减。

（三）有关单证备案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4号《关于的公告》第八条第四款规定的有关单证备案是针对所有的出口企业（除视同出口货物及对外提供修理修配劳务不实行备案单证管理）。05年开始实行的单证备案制度，一方面给企业增加了负担，需要复印大量的单证，有些单证取得困难；另外要求集中存放，而且要向税务机关报告备案单证存放地点；另一方面英文单证对于税务机关来讲审核困难，也给税务人员带来执法上的风险。建议今后要考虑缩小单证备案的范围，可以限定只有曾经发生过违法行为的才备案单证。

综上所述，现行出口退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进行深入调研，把每一个问题点落实到实处，以期达到促进企业开展出口业务，繁荣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业务，使得我国出口的产品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

参考文献：

[1]国税发[1994]31号《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

[2]财税[2002]7号《关于进一步推进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通知》

[3]国税函[2002]11号《关于印发（试行）的通知》

[4]财税[2004]116号《关于出口货物退（免）税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

[5]国税发[2006]102号《关于出口货物退（免）税若干问题的通知》

退货自我总结篇3

一、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属下列情形按规定免税的，应自货物报关出口之日起（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90日内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的退税管理部门（以下简称退税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出口货物免税申报手续。

1、企业被认定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

2、出口从农业生产者收购的免税农产品的；

3、出口从小规模纳税人或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不包括国家规定出口应征税货物）取得普通发票的。

二、外贸企业应在货物报关离境并在财务上作销售后，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收齐出口货物有关单证，如实填写《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免税申报表》，向退税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出口货物免税申报手续。

三、外贸企业向退税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出口货物免税申报时须报送下列凭证资料及电子数据：

1、《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免税申报表》；

2、经外汇管理部门签章的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退税专用联）原件或有关部门出具的中远期收汇证明；

3、加盖海关验讫章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联）原件；

4、出口发票；

上述资料按顺序单独装订成册。其中《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免税申报表》一式四份，一份随申报资料装订成册，一份退税管理部门留存，退税管理部门审核完毕签字盖章后返企业二份。

四、税务机关对企业申报应按下列要求进行审核：

1、退税管理部门应审核《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免税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的内容、印章是否齐全、准确，《申报表》与电子数据是否一致。

2、退税管理部门应审核各原始凭证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申报表》中的数据是否与原始凭证相符。

退货自我总结篇4

关键词：出口退税；税收筹划；生产企业；增值税；营改增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4.016

1出口退税政策

1.1出口退税概论

出口退税政策在我国是从1985年开始实行实施，经过多次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自1994年1月1日起执行。

我国的出口货物退（免）税是指在国际贸易业务中，退还或免征报关出口的货物在国内各生产和流转环节已经按税法规定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即对出口货物的增值税实行零税率，对应征收消费税的出口货物免征消费税。我国出口退税的基本原则：“征多少退多少”、“未征不退”。

1.2以缴纳增值税的生产企业为例，具体出口退税政策

1.2.1我国出口货物退（免）税的基本政策

（1）出口免税并退税――“免抵退税”和“免退税”；

（2）出口免税不退税――免税政策；

（3）出口不免税也不退税――征税政策。

1.2.2出口货物退（免）税的方式

出口货物退（免）税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免退税、免抵退税、免税，出口货物也有按照规定征税不退税的情形。退税方式及适用情况有：

（1）免抵退税――生产企业；

（2）免退税――不具有生产能力的外贸企业或其他企业；

（3）免税――规定免税货物的出口；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出口自产货物；来料加工复出口；非出口企业委托出口货物；旅游购物贸易；

（4）征税――取消出口退税的货物、劳务；特殊销售对象；违规企业；无实质性出口。

1.2.3增值税退（免）税办法――享受退税的两大类及适用情况

（1）免抵退税。

适用于生产企业，基本政策规定是免征增值税，相应的进项税额抵减应纳增值税额（不包括适用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退政策的应纳增值税额），未抵减完的部分予以退还。

具体情况：①出口自产货物和视同自产货物及对外提供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②列名生产企业出口非自产货物。

（2）免退税。

适用于外贸企业或其他单位，基本政策规定免征增值税，相应的进项税额予以退还；

具体情况：不具有生产能力的出口企业（以下称外贸企业）或其他单位出口货物劳务。

1.2.4增值税出口退税率

增值税出口货物退税在具体计算时分别不同情况采用规定的退税率、适用税率、征收率等三类情况。出口退税率一般有以下三种：

（1）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决定而明确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以下称退税率）外，出口货物的退税率为其适用税率。

（2）“营改增”应税服务的退税率采用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3）委托加工的修理修配货物，其加工费用的退税率，为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1.2.5出口退税额的计算

出口退税额的计算，对于生产企业出口货物而言，一般是扣减所含保税和免税金额之后的离岸价。

（1）免抵退税的计算，考虑到退税率基本低于征税率，存在不予免抵退税的金额，需要先从进项税额中剔除出去，计入销售成本中，因此，免抵退税计算实际上涉及免、剔、抵、退四个步骤：

免――出口货物免征销项税；

剔――就是进项税额转出的过程，把退税率低于征税率的增值税部分，需要剔除转入外销成本；

抵――用出口应退税额抵减内销应纳税额，让企业用内销少缴税的方式得到出口退税的实惠。

“抵”之后企业应纳税额可能出现的结局――结果为正数或结果为负数。

退――当企业计算出的应纳税额

（2）免抵退税的计算公式：

第一组公式：

①当期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

关于“剔”的计算：

②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格×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适用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③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适用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②和③简化计算公式：

剔出金额=（外销额FOB-免税购进的原材料价格）×（征税率-退税率）。

公式中“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的范围：包括国内购买的免税原材料的价格和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的价格，其中当期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的价格为进料加工出口货物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金额。

④进料加工出口货物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件金额=进料加工出口货物人民币离岸价×进料加工计划分配率。

计划分配率=计划进口总额÷计划出口总额×100%

第二组公式：计算外销收入的免抵退税总额（最高限），计算限额的环节：

⑤免抵退税额=（外销额FOB-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退税率。

第三组公式，是将一、二两组公式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确定应退税额、免抵税额（明确退与免抵金额的环节）：

⑥期末留抵税额≤免抵退税额时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

⑦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时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0

[案例]某企业签订进料加工进出口合同，5月，进口料件到岸价格折合人民币300万元，海关保税放行。当月将部分完工产品出口，FOB价折合人民币400万元。该企业计划分配率为60%，该企业征税率17%，退税率16%，当期增值税申报的留抵税额50万（销项-进项），则：

耗用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400×60%=240（万元）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240×（17%-16%）=2.4（万元）

当期需“剔”税=400×（17%-16%）-2.4=1.6（万元）

或简易计算“剔”税=（400-240）×（17%-16%）=1.6（万元）。

免抵退税额=（400-240）×16%=25.6（万元）

实际留抵税额=50-1.6=48.4（万元）>免抵退税额

应退税额=25.6（万元）

免抵税额=0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当期增值税申报的留抵税额是20万，则：

实际留抵税额=20-1.6=18.4（万元）

应退税额=18.4（万元）

免抵税额=25.6-18.4=7.2（万元）

2运用专业技能进行税务筹划

出口退税的理论计算中，应退税额与免抵税额合计为免抵退税额，在出口退税申报时，增值税的申报已完成，期末留抵金额已固定，应退税额的最高限额是期末留抵税额，因此当期的应退税额是固定的，导致免抵退税额与免抵税额形成正向变动关系，因此企业可在此进行相应的税收筹划。

2.1单证收集

（1）实际申报时，需要收齐有关凭证方可申报免抵退税，包括报关单、出口发票、银行收款水单，单证未收齐当期不予申报；且三单的金额必须一致，存着不一致的情况时，按“三单取小”原则进行申报。部分业务涉及在出口报关时，价格需要调整的现象，如果分次进行出口退税时申报，每次的出口退税销售额都是取小，相当于调整部分的出口销售额未能参与出口退税，减少了出口退税额。因此需要将调整前后的单证一起进行申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2）如果当期收齐的单证较多，会导致申报出口退税的销售额激增，当期免抵退税额也相应增加，当它高于期末留抵税额时，只能增加免抵税额的金额，当期免抵税额相当于税务局对企业增值税的减免优惠，但相应的附加税不减免，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因此，当单证收齐不均衡时，会大大影响企业的资金流，单证收齐较少期间，应退税额较少，未能在当期充分退税，减少资金流入；单证收齐较多期间，会产生免抵税额，不仅不能多退税款，还额外需要资金缴纳附加税。

（3）时间要求，出口退税在次月15日前进行申报，税务机关25日前审核完毕，并进行退税款的退库处理，企业在次月底前可收取退税款。如果次月15日前能收齐当月的单据，即可进行出口退税申报并收取退税款，增加企业资金流。

2.2计划分配率

进料加工业务在进出口报关时，需要办理登记手册，包括纸质手册和电子手册两种，纸质手册根据合同办理，在手册中列明进口金额、出口额以及计划分配率，此进口料件在进口报关时免征关税、增值税。电子手册只有总的出口额及进口金额，按年度进行核销，没有对应的计划分配率。在办理出口退税时，在出口退税申报系统中先进行手册备案，填列手册的进口金额、出口金额、计划分配率。适用纸质手册的企业可直接按手册填报，但目前很多企业实行电子手册需要人工计算计划分配率填报。申报系统中的出口退税计算，进口料件的金额以实际进口金额与按计划分配率计算出来的进口料件金额，对比两者取小。金额越小，当期转入成本的金额越大，同时减少了留抵税额，减少可退税金额。因此，计划分配率在备案时，可适当提高，以满足每期按实际进口金额抵减。增加当期的退税款。

2.3营改增的影响

随着营改增的逐步推进，生产企业可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范围越来越广，可抵扣的成本、费用项目也相应增加，增加了进项税额，对于退税率低于征收率的企业，增加了出口应退税款。

3企业对出口退税的税收筹划的管理

3.1申报出口退税的单据管理

报关单、出口发票、银行收款水单由专人收集并保存完整，并在次月15日前获取当月单证，确保单证收

集均衡，最大限度申报出口退税款，并最快收取退税款，加速资金回流，同时避免不合理的提前计算出免抵税额，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3.2计划分配率的确定

使用电子手册的企业，在年初备案登记手册时，由办税人员、财务经理以及相关人员，共同合理确定当年度使用的计划分配率，使当月的进口料件金额能全额计入，不仅使转入外销的成本与收入能匹配，也增加当月应退税额，加速资金回流。

3.3加强取得进项发票的管理

营改增后，企业发生的各项费用都可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可凭此进行抵扣，降低费用的同时，增加进项税额，可以返还的已承担的税款金额增加。

4出口退税对企业的实际作用或影响

由于增值税价外税的特性，增值税的进项税，实际是企业在购入材料、劳务等业务过程中实际已经承担的增值税款，销项税实际是由购买方承担，在收款时已向购买方收取。

与内销业务相比较，内销业务的进项税通过直接与销项税抵扣，直接减少税金支出，减少资金流出。

外销业务承担的进项税，有退税时，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进行返还。

综上所述，由于出口退税的退税额的最大限额是增值税留抵税额，100%出口的企业，留底税额就是进项税，可视为固定的，从年度整体上看，退税额就是留底税额，免抵税额随着出口销售额变动。企业的日常管理，只能对年度中的各期间的退税额进行管控，最大限度先收回退税款的同时，推迟免抵税额的产生，延迟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缴纳，加快资金回笼，提高资金收益。

因此，出口退税对于企业的实际影响，只是对资金流的影响。

退货自我总结篇5

关键词：货币危机；贬值；经济代价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6－0017－07

一、引言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伴随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到发展中国家。以资本账户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开放，为国际资本的输出者和接受者提供了重要的潜在利益。支持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学者们通常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有许多优点：（1）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使国际资本从高储蓄国家流入到低储蓄国家，这样经济周期内的消费和投资可以得到平稳化；家庭和企业可以通过国际金融交易使单个国家所具有的风险分散化，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另外，Obstfeld和Rogoff（1996）认为，自由的国际证券市场可以提高跨时（Intertemporal）贸易的收益。[1]（2）资本账户自由化使得资本在国际间进行配置，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这对于资本输出国和接受国都是有利的。（3）资本账户自由化有助于金融部门的发展。因为对外借贷活动增加了金融交易额，降低了交易成本（Klein和Olivei，1999），[2]而交易成本的降低进一步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借贷行为。然而，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会导致资本流动的大幅度波动和突然逆转，这会对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过去10多年来的几次重大货币危机，似乎证实了对资本账户开放持反对意见者的担忧。

货币危机的增多常常被视作是过去20年来金融全球化加剧的结果，{1}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危机的某些特征发生了变化，且因经常出现而屡见不鲜。Calvo（1998）把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货币危机归为由资本账户方面的原因引起，所以把它们称为资本账户危机，而把较早发生的货币危机称为经常账户危机。[4]我们对90年代以来的货币危机进行粗略地考察便可以发现，许多发生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在货币贬值的同时，真实经济有很大程度的衰退。如1995年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94年下降6.2%，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1997年下降13.1%、6.7%、7.4%和10.2%；而阿根廷在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0.9%。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货币危机都会导致经济的衰退。例如巴西（1979）、哥伦比亚（1985）、委内瑞拉（1984、1987）以及匈牙利（1993）等国家在货币贬值的同时，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1992－1993的欧洲汇率危机中，货币危机也没有给真实经济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如英国、挪威、葡萄牙的总产出在1993年比前一年分别增长了2.3%、2.7%和2.4%。除了冰岛1993年的总产出比前一年下降3.3个百分点外，其它国家的产出只有小幅度的下降。{2}

毫无疑问，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随着货币危机的频频爆发，货币危机已经成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学术界已经发表了大量的关于货币危机的论文。然而，目前关于货币危机的文章，其研究兴趣在于货币危机的起因以及货币危机的短期政策含义；而为数不多的对于货币危机与经济绩效（产出水平、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等）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理论研究，且研究货币危机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经验文献相对很少。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1990年以后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为样本，对发展中国家在货币危机中的经济增长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经验研究，确定哪些因素会显著影响货币危机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变化，以便有效地预防和避免货币危机对真实经济的伤害。本文之所以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货币危机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70年代和80年代的货币危机则同时影响着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3}

二、相关文献的简单回顾

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货币贬值虽然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但是它对经济会起到扩张作用，使得产出水平上升和失业率下降。因为贬值会使一个国家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使得出口上升。{4}但是，1994-1995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货币危机以及2001-2002年的阿根廷货币危机所发生的经济衰退现象，对这一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于是，货币危机对产出水平的作用就成为了货币危机领域的研究方向。就货币危机的理论模型而言，目前公认的已有三代货币危机模型。{5}但遗憾的是，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都无法解释货币危机后的经济衰退现象。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固定汇率与扩张性货币政策之间的不一致性必然导致货币危机，货币危机只是国内居民对国内货币和外汇之间进行资产组合的结果，基本上没有涉及真实经济。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政府从维持固定汇率成本和收益方面进行权衡，以此来决定是否放弃固定汇率；政府选择放弃固定汇率，{6}并不意味着对就业和产出造成不利冲击；固定汇率所造成的政策约束的消除，至少对短期的宏观经济是有利的。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则是从国内金融市场方面来考察货币危机，认为货币危机导致产出水平下降的原因在于伴随着货币危机的国内金融危机。虽然第三代模型涉及到了危机国的经济衰退现象，但它并没有把危机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作为研究内容，只是从危机后的经济衰退中得到启示，从而找到一种新的解释货币危机起因的理论而已。Aghion et al （2001a，2001b）从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来解释货币危机对产出水平的影响。[7-8]他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拥有大量的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当该国货币因危机爆发而贬值时，外债的本币金额上升，表现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使其从银行获得资金的能力下降；特别是流动资金的减少，使得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资金约束，整体经济出现衰退。金洪飞（2004c）构造了一个由产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组成的IPLM-总产出模型，把第一代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作为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特殊情况，从理论上解释了不同的货币危机对真实经济的影响。[9]此外，Calvo（1998）用外资流入的突然停止或逆转来解释货币危机中的经济衰退问题。[4]金洪飞（2001b）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投资者追求各自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是有外部性的，这种外部性导致了过多的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在造成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效率下降的同时，过多的资本流入导致了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导致资本流入停止或逆转，从而在货币危机爆发的同时发生经济衰退。[10]此外，Rodrik和Velasco（2000）指出，危机过程中由于短期债务难以滚动，使危机国企业的流动性迅速降低，对投资和产出立即产生不良影响。[11]

对于货币危机的经济影响进行系统研究的经验文献也不太多。IMF（1998）、Hutchison和McDill（1998）、Bordo和Eichengreen（1999、2003）对危机前后的产出和通货膨胀进行了统计描述。[12-15]Gower和Krause（2002）对危机前后的产出和通货膨胀进行统计描述的同时，计算了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货币危机作出反应的概率。在他们认定的78次货币危机中，23次货币危机对产出造成了不良影响，而4次危机对产出的影响是良性的，51次货币危机对产出没有影响。[16]Hutchison（2001）以1975-1997年间67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160次货币危机及461个IMF稳定计划为对象，发现在对宏观经济发展、政治和地区因素进行控制后，货币危机在1~2年中显著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率。但是，他没有发现IMF的稳定计划加重了货币危机对经济增长率的不良影响。[17]Cupta et al(2003) 以91个发展中国家在1970-1998年间发生的195次货币危机为样本，研究了危机国的产出水平对货币危机的反应。他们的研究发现，2/5的货币危机对产出是有扩张作用的；而对于发生了产出下降的货币危机国家，那些较大的以及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其经济衰退程度较为严重。另外，根据他们的研究，90年代货币危机中的经济衰退现象比70年代和80年代较为广泛和显著。[18]金洪飞和姜诚（2005）以1990年以来的近200次货币危机为样本，对货币危机后的经济衰退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危机前的经常账户状况、外债余额占GDP比例、国际流动性指标等经济变量，以及危机后的汇率制度都不会显著地影响到危机后的经济衰退。另外，危机后的经济衰退与危机国政府在危机中是否抛售外汇储备、是否采取汇率贬值都没有明显关系。但是，危机前的失业率和汇率制度，以及危机中是否提高利率等因素对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有显著影响。[19]Hutchison和Noy（2006）用24个新兴市场国家在1975-1997年的Panel数据为样本，研究了货币危机、资本逆流和经济损失之间的关系，发现货币危机通常会使产出下降2%~3%，而资本逆流则会使发生货币危机的当年产出下降6%~8%。[20]

三、货币危机的界定和经济衰退的度量

为了研究货币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必须首先对货币危机作出界定。什么是货币危机呢？通常，货币危机的定义是和对货币汇率的投机攻击（Speculative Attack）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汇率进行的投机攻击，使得该货币汇率贬值，或者导致金融当局大量国际储备（包括外汇和黄金）的流失或利率的大幅度提高，就可以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发生了货币危机。这是货币危机的一个广义定义，而不同的研究者，对于货币危机有不同的定义。

Eichengreen、Rose和Wyplosz（1996）（ERW）在研究20个工业化国家在1959-1993年间的货币危机传染现象时，认为有些国家的货币汇率虽然在投机攻击中没有贬值，但它是以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和利率的提高为代价的，所以他们用汇率、利率和外汇储备变化的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指数来衡量投机压力。当投机压力指数达到某个临界值时，就认为发生了投机攻击的货币危机。ERW把临界值定义为“那些至少偏离均值两个标准差的数值”。在计算投机压力指数时，权重的选取是以使汇率、外汇储备和利率乘以各自的权重后的波动幅度相等为原则。[21]可见，ERW所定义的货币危机包括对货币汇率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投机攻击。同ERW一样，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8）（KLR）把危机概括为对货币成功和不成功的攻击。[22]对每个国家而言，由“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是否超过均值3倍标准差来认定危机是否发生。这个指数由每月的汇率变动百分比和国际储备变动百分比的加权值确定。同ERW一样，权重的确定使得指数的两个元素的条件方差相等。Frankel和Rose（1996）(FR)则是采用了狭义的货币危机的概念。[23]他们认为，储备的变动只是粗糙地衡量了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并且大多数样本国家在长时间内对利率进行控制，因此认定投机攻击被成功抵御是困难的。他们把货币危机定义为名义汇率贬值至少超过25％，并且比前一年的贬值率至少大10％的汇率贬值或调整，而那些被抵御的投机攻击不能作为危机处理。此外，根据FR的定义，哪怕一个国家由于长期的高通货膨胀导致货币持续贬值，只要贬值率不超过前一年的10%，都将被排除在货币危机的范畴之外。所以，FR的标准强调了货币危机的突然性。

由于本文主要是研究危机中的货币贬值为何对经济产出有不同影响，因此本文中的货币危机只考虑汇率变化。如果对于汇率的投机攻击使得一个采取固定汇率制的国家或地区放弃固定汇率制，或者使得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大幅度急剧贬值，我们就认为发生了货币危机。同金洪飞（2003）在分析货币危机中资本外逃与短期外债比例的关系时一样，[24]本文将以90年代以后发生过货币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为样本。我们的样本由51次货币危机组成，具体样本点包括：玻利维亚（1991）、阿根廷（2001）、巴西（1990、1995、1999、2002）、智利（2002）、萨尔瓦多（1990）、巴拉圭（1992）、委内瑞拉（1994）、牙买加（1990）、墨西哥（1994、2002）、尼加拉瓜（1993）、海地（1991）、洪都拉斯（1990）、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93）、乌拉圭（2002）、约旦（1992）、印度（1991、1995）、印度尼西亚（1997）、韩国（1997）、老挝（1995）、马来西亚（1997）、菲律宾（1997）、泰国（1997）、博茨瓦纳（1996）、布隆迪（1997）、埃塞俄比亚（1992）、肯尼亚（1993、1995、1997）、马达加斯加（1991、1994）、马拉维（1992、1994）、马里（1993）、摩洛哥（1990）、莫桑比克（1993、1995）、尼日利亚（1992）、津巴布韦（1991、1994）、突尼斯（1993）、赞比亚（1994）、匈牙利（1994）、罗马尼亚（1990）、俄罗斯（1998）、土耳其（1994、2001）。

在研究货币危机的产出代价影响之前，我们还需要对产出代价进行度量。通常，产出代价是以危机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变化来衡量的，如金洪飞和姜诚（2005）用危机前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减去危机后一年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货币危机中的经济衰退程度。[19]然而这种方法的一个缺点是无法真正地度量货币危机的经济代价。假如说某个国家在T年发生了货币危机，T-1年的经济增长率gT-1为5%，T年的经济增长率gT为-10%，T+1年的经济增长率gT+1为5%。如果用T-1年的经济增长率减去T+1年的经济增长率，就会得到经济衰退程度为0。但事实上，由于T年的经济增长率为负，T+1年的产出水平大约只是T-1年的95%。因此，作为比较，我们将用两种方法来度量危机后的经济衰退程度。第一种还是由危机前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减去危机后一年的经济增长率来度量。对于第二种方法，我们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危机的经济衰退程度或经济代价Y：{7}

Y=1+gT-1- （1）

四、计量分析和结果

我们的计量分析基于下面的回归模型：

Yi=+kXki+ui （2）

其中，解释变量Y为货币危机的经济代价，由式（1）计算获得；Xk为第k个解释变量；和k为待估参数；下标i表示第i次货币危机，在本文中i=1，2，…51；ui是均值为0、方差为2的误差项。

（一）解释变量的选取

我们将考虑以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1．危机前的经常账户。危机前的经常账户是否会对危机后的产出发生影响，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虑。第一，根据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货币危机的发生是由持续的政府财政赤字导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的，即在危机前会有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导致外汇储备的下降，最后出现货币危机。但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货币危机不会导致危机后的产出下降。第二，从政策方面而言，如果危机前有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危机爆发后，外资流入减少或停止，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政府就可能在危机中或危机后采取紧缩性的政策，以改善经常账户。然而，紧缩性的政策将导致经济的衰退。

2．危机前的外债比例。如果危机国在发生货币危机前有大量的外债，危机的爆发可能会导致大量的资本外逃，使得国内企业可获得的资金减少，甚至造成企业破产。另外，如果在货币危机中，本币采取了贬值措施，那么以外币计价的外债负担就变得更加严重，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出现恶化，这样企业就很难获得投资所需的资金，于是投资就会萎缩，导致产出水平下降。

3．危机前国际流动性指标。在国际经济学中，通常用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流动性；这个比例越高，表明国际流动性越差。根据Rodrik和Velasco（1999）的理论，发生货币危机时，短期外债将无法滚动，使经济体中的流动性降低，从而导致生产的萎缩。他们发现，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是一个很好的预测危机及其严重性的指标。为了观测它是否会导致对真实经济的不良影响，我们把危机前一年的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例LIQ作为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

4．金融开放程度。金融开放会使政府在危机中阻止资本外逃以及采取逆经济周期措施的能力降低。那些金融开放程度较高而又缺乏有效监管的国家在遭遇货币危机时，其经济损失可能会比较严重。我们把金融开放程度作为解释变量的目的，是想验证它是否果真使得危机国遭受了更大的经济损失。我们用一个虚拟变量来代表金融自由化程度的高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牙买加、墨西哥、委内瑞拉、约旦、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摩洛哥、突尼斯、匈牙利、罗马尼亚、俄罗斯、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的金融开放程度较高，所以虚变量FF取值为1；而其它国家的金融开放程度较低，FF的取值为0。

5．危机中是否提高利率。当一个国家面对货币投机攻击时，可以通过出售外汇储备、提高短期利率等来保护汇率稳定，避免本币贬值。但是，不同的措施对真实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通常，如果外汇储备的出售没有引起利率上升，应该是不影响产出水平的；而提高利率则会降低投资和消费支出，造成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6．危机前后实际货币余额的变化率。本国货币贬值会通过贸易品价格的上升使得一般物价水平上升，如果此时名义货币供给量增幅低于物价上升幅度，那么就会造成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对经济起到收缩作用。许多危机国在危机前都有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为了保持外部平衡，只好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甚至使名义货币供给量下降。我们把实际货币余额增长率的变化MVR作为解释变量的目的，是为了验证货币危机的经济代价是否与实际上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关。

7．危机当年的资本净流入量。在货币危机发生时，资本流入会急剧减少甚至发生逆转，使得国内企业或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减少。为了考察危机阶段外资净流入量对真实经济是否有显著影响，我们把当年资本净流入量对GDP的比例也作为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

8．银行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由于政府往往对金融企业采取或明或暗的担保，使得金融机构过多地引入短期外币存款，而其资产通常是长期的。在发生货币危机时，外币储户提取外币的行为也会使银行出现危机，从而无法正常发挥投融资的中介作用，使真实经济受到损害。

（二）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表1列出了连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COST1是由公式（1）计算得到的经济代价指标；COST2是由危机前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减去危机后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得到的经济代价指标。COST1和 COST2的均值分别为0.775%和0.986%，而它们的标准差分别为7.489%和5.745%。所以从统计上而言，并不能得出货币危机导致经济衰退的结论。当然，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有些国家在危机后出现了经济较大的增长。以COST1为指标的话，出现经济衰退的有27次，占总数的52.94%，而这些发生衰退国家的平均衰退程度为5.70%，最大衰退程度为20.9%；如果以COST2为指标的话，出现经济衰退的有29次，占总数的56.86%，而这些发生衰退国家的平均衰退程度为4.67%，最大衰退程度为12.4%。

变量FLOW为危机发生那一年的资本净流入量占GDP的比例；LIQ为危机前的国际流动性指标，由外汇储备除以短期外债存量得到；MVR为危机前后的实际货币余额增长率的变化，其计算公式为危机前一年的实际货币增长率减去危机阶段和危机后一年的实际货币增长率的几何平均值；R_CA为危机前一年的经常账户余额与GDP之比；R_DET为危机前一年的外债存量与GDP之比。对于解释变量FLOW，在51次货币危机中，资本净流入量占GDP比例的平均值为-1.11%，资本净流入比例最低的为-10.44%，最大值为5.26%。这说明尽管有些国家在货币危机阶段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资本逆流，但是也有些国家在危机阶段的资本净流入量是正的。而实际上，在我们的样本中，这样的货币危机有18次。从流动性指标看，不同的国家差异很大。比如博茨瓦纳在1995年，由于其外汇储备是总外债的6.54倍，而短期外债只占总外债的1.42%，从而使得其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之比高达651；而尼加拉瓜在1992年的外汇储备只有短期外债的7%，也就是说，其短期外债是外汇储备的13倍。由于流动性指标的中位数为1.096，因此大约有一半的国家在危机前的外汇储备超过短期外债。对于危机前后实际货币余额增长速度的变化而言，增长速度变慢的有34次；而从MVR的平均值看，危机后的货币增长速度平均比危机前降低了8.378%。当然，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对于大多数货币危机，危机后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名义货币增长率。对于经常账户余额，危机前出现经常账户赤字的有44次，占总数的86.27%，说明货币危机的爆发和经常账户赤字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总体而言，危机前经常账户余额占GDP之比的平均值高达6.17%，而尼加拉瓜在1992年的经常账户赤字最为严重，高达GDP的57%。从R_DET看，对于这些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总体而言，它们在危机前的外债比例是比较高的，平均为GDP的99.7%；从中位数看，有一半的国家在危机前的外债余额达到了GDP的60%以上。表2列出了货币危机（BC）、金融自由化程度（FF）以及危机中利率是否升高（INTEREST）等定性变量的统计特征。从表中可以看到，在我们选择的51次货币危机中，同时发生银行危机的有12次，占总数的23.53%；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样本点为25个；另外有38次货币危机出现了利率升高现象。

表1 连续性变量的统计特征

表2 定性变量的数据特征

（三）结果与分析

我们在表3中列出了两个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其中第一个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COST1，第二个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COST2。第一个模型的R2为0.301，说明我们选择的解释变量解释了被解释变量30%的变化；而对于模型2，被解释变量43.9%的变化被这些解释变量所解释。对于宏观经济数据而言，数值为0.301和0.439的R2说明了这两个方程都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从F检验值看，模型1在5%的水平下整体显著，而模型2则在1%的水平下整体显著。

由于这两个被解释变量都是用来度量经济衰退的，所以如果某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就表示该变量增加会导致危机的经济代价加大。表中第二列为模型1，第三列为模型2。从解释变量的显著性看，对于模型1，外债余额比例在1%的水平下显著，经常账户比例和银行危机在5%的水平下显著，净外债流入在10%的水平下显著；对于模型2，银行危机、经常账户比例等变量都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其他变量，如金融开放程度、危机中的利率提高程度、危机前后实际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危机前的国际流动性以及危机前的外债比例等变量都是不显著的。这说明两个模型得到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对于两个模型，解释变量BC的系数显著为正，表示了银行危机会显著影响货币危机的产出水平，加重货币危机的经济代价。从模型1看，如果以危机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差异来度量经济衰退程度的话，银行危机平均会使衰退程度加重4.9%。对于变量FLOW，其值为正时表示资本净流入，反之则表示资本净流出。从表3中看出，FLOW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了危机阶段的资本外逃或逆流会导致经济衰退。对于变量R_CA，其观测值为正时表示经常账户盈余，因此，显著为负的系数说明了危机前经常账户存在大量逆差的国家，其经济衰退程度往往较大。

表3 计量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据为t检验值，***表示变量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变量在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变量在10%的水平下是显著的。

另外，金融开放程度、危机中的利率变化、危机前后实际货币增长速度的变化以及危机前的国际流动性和外债比例等因素，对货币危机的经济代价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在发生货币危机时，其经济衰退程度未必就越严重。对于危机中的利率因素，本文得到的结果似乎与金洪飞和姜诚（2005）并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在金洪飞和姜诚（2005）的文章中，货币危机是由月度汇率变化率、利率变化率和外汇储备变化率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到的压力指数来界定的，因此有些国家在受到投机攻击时，尽管没有发生货币贬值，但这是以提高利率和外汇储备流失为代价的（这些国家还是把它当作发生了货币危机来处理）。对于那些提高利率而没有货币贬值的国家，其高利率持续的时间较长，因而对经济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伤害。而在本文中，由于研究的对象都是发生贬值的国家，危机中的高利率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而且高利率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也可能被贬值的作用所抵消，从而使得危机中的利率提高并没有对经济造成明显伤害。至于实际货币增长率的变化没有显著影响危机后经济衰退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其作用可能被危机中的利率变化所抵消；二是由于经济参与者事先并不知道准确的通胀率，因而没法根据实际货币余额来进行投资和消费决策。最后，对于那些危机前国际流动性较低的国家，国际流动性不足可能是导致其发生货币危机的原因。但是，流动性不足还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很低，外汇短缺使得外国投资者撤走短期投资的想法并不可行。{8}因此，危机中的外资净流入量对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有显著影响，而国际流动性的高低则没有显著作用。由于我们选取的样本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外债通常是以外币表示的，因此，危机前的外债比例对于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没有显著影响，意味着货币危机的资产负债理论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五、结论

本文以1990-2002年间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51次货币危机为样本，对货币危机后的经济增长率变化进行了经验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如下：

1．我们所研究的货币危机是以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为特征的。在我们的样本中，有些国家在危机后经济增长加快，而有些国家则出现了经济衰退，说明货币危机后的货币贬值极有可能对经济起到扩张作用，也会出现经济衰退。

2．危机前的经常账户逆差、危机中的资本逆流以及银行危机会显著地影响一个国家在危机后的经济衰退程度。如果以危机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差异来度量经济衰退程度的话，平均而言，银行危机会使衰退程度加重4.9%。因此，在货币危机中避免银行危机的爆发是至关重要的。

3．对于这些以货币贬值为界定标准的货币危机，其危机后的经济衰退同金融开放程度、危机中的利率高低、危机前后的实际货币增长速度的变化、危机前的外债比例以及国际流动性等经济因素没有显著的关系。

*本文得到了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和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的资助。

――――――――

注释：

{1}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地区之间的金融联结使得全球范围内容易出现传染性的货币危机，金洪飞（2004a）构造了一个货币危机传染的投资组合模型，解释了金融全球化下导致货币危机传染的多种因素。[3]

{2}有关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来自于各年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3}1992-1993年的欧洲ERM危机是惟一一次发生在工业化国家的货币危机，并且其经济代价相对较小。

{4}事实上，1992年的英镑贬值和意大利里拉贬值，让英国和意大利的商品竞争力加强，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5}关于货币危机的有关理论，参见金洪飞2001a、2004b中的相关文献综述。[5-6]

{6}金洪飞（2003）通过构造一个货币危机的最优停止模型，解释了理性政府假设下的货币危机及其传染。

{7}我们计算得到的两种衰退程度的相关性为0.794，说明两者之间有差异，但还是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8}在我们的样本中，国际流动性和资本净流入量的相关系数只有0.08。

――――――――

参考文献：

[1] Obstfeld, Maurice, and Kenneth Rogoff.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M]. Cambridage, MA：MIT Press, 1996.

[2] Klein, Michael W., and Giovalinni Olivei.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Depth, and Economic Growth[EB/OL]. NBER Working Paper, No.7384. 省略/papers/w7384, 1999.

[3]金洪飞. 货币危机传染的投资组合模型[J]. 当代财经，2004a，(4): 25-28.

[4] Calvo, Guillermo. Capital Flows and Capital-market Crises: the Simple Economics of Sudden Stops [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1998 ，(1): 35-54.

[5] 金洪飞. 货币危机理论文献综述[J]. 当代经济科学，2001a,(5): 34-43.

[6]金洪飞. 新兴市场货币危机机理研究[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b.

[7]Aghion, Philippe, Philippe Bacchetta and Abhijit Banerjee. Curency Crise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an Economy with Credit Constraint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a,(45):1121-1150.

[8]Aghion, Philippe, Philippe Bacchetta and Abhijit Banerjee. A Corporate Balance-Sheet Approach to Currency Crises[EB/OL]. CEPR Discussion Paper, 2001b, No.3092.

[9] 金洪飞. 货币危机对产出的影响：一个货币危机的综合模型[J].财经研究，2004c（4）：16-26.

[10]金洪飞. 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J]. 金融研究，2001b, (12): 43-50.

[11] Rodrik, Dani, and Andres Velasco. Short-Term Capital Flows [A]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 [C].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0: 59-90.

[12]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8 May,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3]Hutchison, Michael and Kathleen McDil. Determinants, Costs, and Duration of Banking Sector Distress:The Japanese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EB/OL]. 1998, available at econ.ucsc.edu/~hutch/.

[14]Bordo, Michel and Barry Eichengreen. Is Our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Unusually Crisis Prone? [A]. in D Gruen and L Gower (eds), Capital Flows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Proceedings of s Conference [C]. Sydney, Australia: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1999. 18-74.

[15]Bordo, Michel and Barry Eichengreen. Crises Now and Then: What Lessons from the Last Era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A] in Paul Mizen (eds), Monetary History, Exchange Rates and Financial Markets [C].Northsmpton,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3. 52-91.

[16]Gower, Luke, and Alan Krause. Currency Crises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EB/OL].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Discussion Paper, 2002, 2002-08.

[17]Hutchison, Michael. A Cur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Currency Crises and the Output Costs of IMF-Support Stabilization Programs [EB/OL]. NBER Working Paper, 2001, No. w8305.

[18]Gupta, Poonam, Deepak Mishra, and Ratna Sahay. Output Response to Currency Crises[EB/OL]. IMF Working Paper, 2003,WP/03/230.

[19]金洪飞，姜诚. 关于货币危机后经济衰退的经验分析[J]. 财经研究，2005, (10): 22-33.

[20]Hutchison, Michael M. and Ilan Noy. Sudden Stops and the Mexican Wave: Currency Crises, Capital Flow Reversals and Output Loss in Emerging Marke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79: 225-248.

[21]Eichengreen, Barry, Andrew K. Rose and Charles Whplosz. Contagious Currency Crises [EB/OL]. NBER Working Paper, 1996, No. w5681.

[22] Kaminsky Graciela L., Saúl Lizondo, and Carmen M. Reinhart. Leading Indicators of Currency Crises [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1998, 45: 1-48.

[23]Frankel, Jeffrey A. and Andrew K. Rose. Currency Crashes in Emerging Markets: An Empirical Trea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 41: 351-66.

[24]金洪飞. 理性政府下的货币危机及其传染[J]. 当代财经，2003，(1)：43-47.

责任编校：魏琳

――――――――

退货自我总结篇6

工作总结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工作总结，可以明确下一步工作的方向，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下面就让小编带你去看看采购员工年度工作总结报告范文5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采购年度总结1这是我到酒店做采购工作的第一年，回顾这一年，我也是收获很多，之前我还没有做过工作，而这也是我第一份工作，从开始的学习，跟同事一起做事情，到慢慢自己能独立去采购，去找新的供应商，我也是得到很多成长，在这些成长中，我自己的能力也是变得更加的好，也是把采购的工作给做好了。现在我也就这一年的工作做下总结。

一、学习成长

刚加入酒店工作的时候，我是没经验的，对于酒店采购一大堆的事情，我茫然，而且也是尝试中容易出差错，但带我的同事却并没有觉得我笨手笨脚的，而是说新人都是这样，只有多做，多学，那么以后就会顺手，也会做好的，在刚开始几个月，我也是在同事的带领下，学习做采购，如何的去找供应商，讨价还价，了解市场的行情。而我了解了采购的一些基本工作之后，就开始尝试自己做工作，我明白别人教的是别人的东西，只有自己去做了，去试了，那么就会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停留在别人教给你的那个阶段。在工作中我也是有出错，有尝试自己的办法，在这些尝试里也是找到了更加合适自己的工作方法，去把采购的工作给做好。

二、工作情况

作为酒店的采购，经过培训和同事带，我也是可以自己做好本职的工作了，而酒店的采购是非常多事情了，除了办公用品，保洁的工具，更多的是厨房食材的一些采购。而我主要负责的也还是厨房食材的采购，每次去市场，我都是精心寻找，挑选合适的供应商，了解更多的市场和供应商，尽可能找到最合适的供应商来提供食材。在做的过程中也是对市场以及供应商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市场的供应也更加的明白了。了解什么季节哪些食材是更加的便宜和新鲜，哪些食材是需要第一时间去预定，也是和后厨的同事一起确定需要采购的是哪些，确保供应没有问题。

工作的第一年虽然我努力的去学习，认真的把工作做好，但是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像对食材的了解并不是特别的足，有时候困扰我的问题，问下同事，张口就给我解决了，这也是需要我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去不断积累，不断的了解更多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做好工作，我也要在来年把自己不足以及弱项去改进，把自己的采购工作能力去提升。

采购年度总结2与往年比，今年采购品种变多，周期变短，外发件比例增多等，给采购部带来严峻的考验。在完成工作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为了更好地完成明年的采购任务，现对工作作如下总结：

一、加强与供应商沟通，及时做好跟催工作，及时解决问题尤其是按时、按质、按量提供好所需的各种物料。特别是些零星的采购，我们不追货，他们也不发货，所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沟通。

二、对于一些新的产品，后续的预测量一概不知，对于批量供货的导致外协供应商刚接手做时，货接不上或是供货吃力，没有人能告知此预测?所以要及时做好协调与沟通，工作往前做，提高工作效率。

三、降低采购成本，货比三家，多快好省的采购原则。客户都要求降本，所以采购物美价廉的产品，尤其重要。

四、对于客户指定的产品，新的价格要做一份采购价与客户给定价格比较清单，避免有采购价高于客户价的现象存在。

五、每天写好每天所要做的工作，处理的事，对所做的情况做一总结，对没有处理好的事，紧接处理，做到问题不推迟，尽最快解决。

六、要求仓库做帐很准确。如一个物料有一批电脑账未做，再去查供应商，供应商回复已送到位，导致帐目不准，起不到帐目一目了然的作用。

七、有些采购件，要货很被动，每个物料的采购是否到位都会直接影响到生产。生产缺物料，再查供应商未送，即耽误了生产，操作方式也不对，同时也增加了公司的成本。目前系统中采购合同的录入都为手工录入，系统目前只好一个人用，所以工作量较大。ERP能自动生成订单，仓库入帐及时也准确，这样会节约时间，我们查货由被动改主动，效率会提高不少。

八、采购各人员，要不断地学习，提升业务技能，拓宽知识面。收集采购资源。目前，产品的品种越来越丰富，采购工作对技术的依赖越来越大，所以提高基本技术能力，避免工作中的失误，这也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九、多询些供应商，让供应商知道危机感，从他们意识上重视产品质量以及交货的及时率。，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地积累丰富采购经验，完成各项工作，争取在新的一年里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同时希望公司明年的发展越来越好!

采购年度总结3中心成立以来，在中心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科长的耐心指导和带领下，围绕“依法采购、优质服务、规范操作、廉洁高效”的工作目标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求真务实，努力创新，较好地完成了今年的招标采购和其他各项工作任务。

我是20__年6月来到中心采购交易科工作的.，到交易科以后，自己首先面临着业务学习的过程，在科长的带领下我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政府采购信息公告办法》《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等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一些其他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和实施办法等，以及以往的一些政府采购的案例，对采购交易科的工作有了初步了解和掌握。

工作中我能够认真按照采购操作流程，并逐步规范和完善，规范采购文件的制订，积极探索科学严密的评审办法;自觉接受监督，各项政府采购业务都在媒体上采购信息，向社会公开。重大政府采购项目，都邀请监察局、采购办及采购人代表监督开标及评标过程，每个采购项目都按法律要求组成评标委员会，进行独立评审，做到公正、公平。做到优质服务，由于大多数采购人不了解政府采购工作，在接到采购货物规格、技术标准不清的采购项目时，主动同采购人沟通，了解其采购需求，重新拟订详细技术标准再实施采购，确保采购到采购人满意的货物;还不定期的以电话方式，征求采购人对货物使用、供应商服务的意见，做为今后政府采购的参考。

在每一项政府采购过程中，始终坚持原则，以严密的操作规程，严格的制度，自觉接受监督，公正的评审流程约束自己，自觉遵守采购纪律，不吃、拿、卡、要，维护政府和中心形象，真正做到廉洁自律、阳光采购。

回顾全年，尽管圆满完成了所有工作任务，但距离中心领导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今后我一定会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政府采购方式、方法，规范及完善其流程，使我们中心的政府采购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采购年度总结4回顾过去的20__年度，对于采购部来说是个相对动荡的一年，各种材料供应商都有要求涨价，部分材料的品质不是很稳定，给生产部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采购部门的工作基本上满足了生产的需求。在20__年我们将继续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不断完善自我，确保物料的供应和质量的控制，为公司的发展尽一份绵力。以下是对采购部20__年度工作的小结：

一、采购量及金额

总的采购订单：9538笔比20__年下降了28%(20__年是12228笔)总的采购金额：12815169元比20__年下降了21%(20__年是13080498元)其中：金利宝共采购了3038笔占总采购订单的32%，采购金额为2319833元占总采购金额的18%;富洲共采购了2607笔占总采购订单的27%，采购金额为89217元占总采购金额的7%;

二、品质方面

材料不良共退货：278笔共计金额：83561元比20__年增长了80%;采购部年度工作总结其中：鑫荣共退121笔主要是PET有汽泡、8U光膜有脏点，退货率为14%富洲共退75笔主要是UL反银龙表面有针孔和UL透明龙刮花、剥离力重，退货率为2.9%裕华兴共退37笔主要是1025D泰维克材料太薄透底，退货率为14%金利宝共退17笔主要是可移珠光膜底纸不平整和SDT双面胶表面不平、剥离力问题，退货率为0.6%高冠共退3笔主要是可移珠光膜表面粗糙，退货率为1%

三、交期方面

大部分材料交期都很稳定，金利宝交期不是很稳定，整年交期延误共31批次，交期延误率达到4%。

四、单价方面

富洲整年单价上调2次，整体单价比去年增长4%左右;金利宝整年单价上调2次，整体单价比去年增长3%左右;其它供应商单价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

五、20__年的工作规划

采购物料的及时性在20__年必须要有进步，尽量克服以前到货不及时的各种不利因素，安排好材料的到货时间，减轻由此给生产带来的不利因素。进一步维系好与现有供应商的合作关系，并多渠道开发新的更符合公司利益的供应商。

采购年度总结5过去的一年是我成长的一年，学习的一年。压力带来了累的感觉，累中也融进了收获的快乐。在这个年度总结中，我特别要感谢我的领导，我的同事，因为是领导的信任和鼓励，让我的工作能力有了大的提高，心理素质也越来越好。同时，工作中同事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理解让我的工作才如此顺利的进行，所以我的进步与我的领导和同事是密不可分的。现简单总结一年我的主要工作情况：

一、工作调度和职责

开始初步摄入采购工作。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对工作有了基本的掌握和了解。在熟悉工作流程后，和供应商做好必要的沟通和联系。采购部是一个公司很关键的部门，它牵涉到公司的盈利问题。所以基于工作的本身职责，在每时每刻我都很谨慎的工作，一是在了解原材料的市场价后选择对我司最有益的一家公司采购，在原材料订料之后，跟踪原材料的到货情况，做到客户的交货期不因为原材料的到货情况而受到影响。其次负责公司员工的社保缴纳的工作。

二、工作中的不足

这一年我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始终坚持脚踏实地工作。谦虚谨慎，主动接受领导和车间工作人员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配合同事之间的工作，力求把工作做到!这一年来虽然工作进步很大，但是不足的地方仍有很多。一些棘手的单子，料订下去之后，即使在客户答应了交货期的情况下，仍要不断跟踪，防止有万一发生。又，在订料的过程中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绝对不能马虎，不能有任何的差池，那样公司需要为一个人的粗心而付出可能大的代价。

退货自我总结篇7

摘 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其次分析美国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对外贸易、金融体系稳定性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非常规货币政策 量化宽松 政策措施

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美联储为了维持金融系统、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改善融资环境，刺激经济复苏，大量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运用资产负债表工具（包括量化宽松和扭转操作）与利率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结构都产生巨大影响。

非常规货币政策最大的特征就是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QE），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指一国货币当局通过大量印钞、购买国债或企业债券等方式，向市场注入超额资金，旨在降低市场利率，刺激经济增长，该政策通常是在常规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无效的情况下才被货币当局采用，即存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实施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长达 6年之久的时间里先后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 （QE）货币政策。遵循“紧盯经济形势 、相机而动”的基本策略，同时，采取了“首先稳定金融体系，其次应对通缩风险，最后促进经济复苏”的具体步骤。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开始考虑逐步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2013年12月，鉴于经济增长前景趋好，劳动力市场有所改善，美联储宣布缩减资产购买规模，开始启动退出程序，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自当月起，结束资产购买，正式退出QE，但保留了对未来联邦基金利率实施前瞻指引的政策，以引导市场预期。2015年12月16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调高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从而终结实施近七年的零利率政策。这是继2014年分步退出大规模购买资产计划之后，美联储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又一重大步骤，2016年12月15日，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调升25个基点，从0.25%-0.5%上调至 0.5%-0.75%。此外，自2016年10月起，美联储通过全额供应国债逆回购、定期存款便利和出售MBS等方式，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

一、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对我国的影响

（一）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中国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会使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升值，即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加重我国资本外流的压力，甚至有引发泡沫破灭的风险。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通过美国经济的复苏拉动我国的出口。美元是全球贵金属、能源和大宗商品交易的最主要的计价货币，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会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这一渠道降低我国相关行业的进口成本并且减轻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二）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在美联储退出QE并且走上逐步加息的轨道后，中、美之间的利差缺口将持续缩小甚至出现方向性逆转。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之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趋势逆转并引发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趋势，受此双重因素影响，之前短期国际资本持续流人我国的局面也会逆转，这必将逐步收紧我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另一个方面，只要短期国际资本不是大量、迅速地撤离并且引起我国境内金融动荡，那么客观上能起到促使我国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回归合理水平、降低我国因流动性充裕而孕育的中长期通胀风险的积极作用。

（三）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增加、对美国的进口却大幅下降，进出口总额出现了快速萎缩，相比于出口总额、我国的进口总额降幅更大，出现了衰退型顺差。在美国经济率先复苏的情况下，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美元流动性紧缩效应不利于其它国家经济的复苏，对于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而言，QE的推行和退出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冲击。QE退出时， 这些国家面临着资本外逃、本币贬值、国内流动性紧张等问题。作为我国主要出口地的新兴市场一旦崩盘，出口将再次遭受重创，不仅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剧，也将重创国内出口企业。

（四）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元强势回归，引发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我国资本账户顺差快速下降，外汇储备亦有较大降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大宗商品和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吸引了大量投机资本，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资产泡沫。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若热钱迅速从中国流出，将造成国内流动性趋紧，很可能导致中国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给中国金融稳定埋下隐患。

（五）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影响

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因美国退出QE而受到某种牵制。世界金融史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在其主要竞争对手的货币币值稳定上升的过程中实现其世界货币地位的。英镑、美元等货币获得世界货币地位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就是英国、美国等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从而英镑、美元的现实表现优于其他货币的历史过程。美联储退出QE是美国经济的实质性复苏，若我国没有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格局，那么，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及相关资产的动力自然减弱，人民币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的适用范围和国际储备货币的进程也就受到严重限制。

二、我国应对美国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措施

（一）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证流动性适度充裕。央行应密切监测国内流动性 的整体状况，在坚持 “总量稳定、结构优化”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运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灵活运用 2013年以来创设的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 （MLF）和抵押补充贷款 （PSL）等政策工具，适时补充不同期限、不同领域的流动性。

（二）督促美国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加强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沟通，建立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机制，确保平滑有序退出，以减轻QE退出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还应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协调，共同开发金融避险工具，合作建立风险救助机制。

（三）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防范异常资金流动风险。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及时分析评估境内外汇差、利差变化对我国涉外经济和外汇收支的影响，增强对形势变化的前瞻性和敏感性，并做好政策储备，避免出现异常资金大规模集中流动，实时掌握跨境资金流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对违法违规资金的跨境流动依法予以查处。

（四）加快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积极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增加人民币的汇率弹性，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拓展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业务，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扩大人民币资本输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签订货币互换条约，推动银行开展跨境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促进人民币贸易投资便利化，减少由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魏海如.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J]. 市场周刊， 2017（2）：90-92.

[2] 贾林果. 次贷危机后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及退出机制分析――基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视角[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3， 34（3）：29-34.

[3] 王超， 陈乐一.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影响与我国的对策[J]. 现代经济探讨， 2015， No.405（9）：40-44.

退货自我总结篇8

关键词：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国际比较；启示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10)05-0033-15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逐渐散去，各国经济也先后出现好转，以中国、印度、巴西为标志的新兴市场的强劲复苏势头毋庸置疑，发达经济体也逐渐步入复苏通道。2010年2月18日，美联储突然宣布提高贴现率25个基点，此举让全球投资者终于明白，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已不再是纸上谈兵。市场投资者一方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信心增强，另一方面也对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进程表示担心，这也成为各国政府迟迟不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决策的原因。目前，世界经济处于触底恢复阶段，各国政府采取经济刺激措施还是紧缩货币政策，应视各国经济需求而定，不可一概而论。本文在回顾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助政策的基础上，对国内外财政、货币退出政策进行述评。

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救助政策的国际比较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引发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历史上也没有一个时期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各国实施如此大规模的救助政策。在经济刺激计划退出问题被激烈讨论的情况下，冷静回顾一下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究竟采取了哪些救助政策和措施。

(一)美国的救助政策

1　财政政策 美国金融危机蔓延开来后，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直接对经济做一些积极的干预，包括向金融机构注资，退税减税以减少企业压力，直接对私人企业提供贷款，对私人企业提供担保等，以期遏制经济陷入衰退的步伐。

(1)向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注入资金。2007年9月初，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家住房抵押贷款巨擘，同时提供850亿美元贷款，帮助美国国际集团摆脱困境；当年10月份，美国政府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用于购买低流动性抵押贷款或问题资产；11月10日，再次将救助额度增加1500亿美元；2008年10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了总额高达2500亿美元的银行业注资计划，半数用于对美国九大银行优先股的购买。此外，由于富国银行和美国银行分别收购了美联银行和美林公司，政府再向这两家银行分别注资50亿美元。

(2)退税减税计划。2008年2月7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约168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旨在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同时减少企业的压力；2009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2860亿美元用于减税，占方案总额约1／3。根据权威统计，截至2009年8月，美国政府仅仅在中低人群工资收入的退税方面，总共就会达到1400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一年GDP的1％。

(3)增加政府支出。除了以上两项典型的财政政策外，美国政府还积极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刺激经济政策，并提议由政府提供不定量巨额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失业补助等各方面的救济。

2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美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使用的更加频繁的政策工具，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还包括一些创新型的货币工具。

(1)降息。降息是美政府最常使用的货币政策手段。2007年9月18日，美联储决定降息0.5个百分点，由5.25％下降至4.75％，从此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截至2008年年底，美国将利率水平已下调至0～0.25％区间，这是该利率自1990年被美联储正式开始运用以来的最低水平，迄今为止，联邦基金利率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不变。

(2)购买债券以及推出新型金融衍生品。2008年12月，美联储创立了短期贷款拍卖机制，为商业银行提供从央行获得短期贷款的新途径，目前已通过6次拍卖活动，共向金融机构提供了1600亿美元资金。其次，设立国债招标拍卖机制，为投资公司从美联储获得紧急融资提供平台。最后，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购买商业票据，改善短期债券市场流动性状况。

(二)欧盟的救助政策

欧盟各国是最早受到美国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最早联合救助全球金融危机的地区。由于金融业发展程度较高，与美国经济政治联系紧密，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大，欧盟各国通过联合救助美国金融市场希冀将危害降到最小。

1　英国 英国是除美国以外遭受金融危机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基于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英国政府紧随美国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以刺激其经济复苏。

(1)扩大政府支出。2008年10月8日，英国政府提出了总额为5000亿英镑的第一轮金融救助方案，以应对日益恶化的全球金融危机；同年11月25日，为刺激停滞不前的国内经济，英国政府再次实施了一项总额超过200亿英镑的财政刺激计划；12月19日，英国政府提出了第二轮金融救助计划，设立500亿英镑的基金用于购买银行优质债券，同时为银行存在的风险资产和债务提供担保。这给当时萎靡不振的经济以明显的刺激。

(2)降息、购买金融资产。2008年11月和12月英格兰银行连续大幅降息，基准利率被调为2％。进入2009年，降息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09年3月5日，英国央行决定将其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0.5％，成为1694年央行创立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且不断地利用各种货币手段增加货币供给量。常规来说，英国的基准利率已经没有多少下调空间了。

2　法国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法国经济的影响，2008年10月20日，法国政府提出了总额为105亿欧元的第一轮金融救援计划，以国家参股公司的形式来救援濒临破产的银行；同时法国政府为扶持中小企业筹资20亿欧元，动用国家资金为10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保障；此后，推出了总计为3600亿欧元的救市计划，其中3200亿欧元用来作为银行借贷担保，400亿欧元作为资本金向银行注资之用；2008年12月4日，法国总统宣布了一项总额达26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救助危机行业及企业。此外，政府还实施一系列新举措，其中包括成立战略投资基金，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加强对银行贷款的监管和税收减免等。

3　德国 自英法两国先后推出财政刺激政策以来，经济实力较强的德国并没有实施特别的经济刺激举措，相反，德国政府期待着经济实体自行恢复。但随着经济逐渐陷入衰退，为促进经济发展，2008年10月28日，欧盟委员会批准了德国政府出资5000亿欧元救助金融机构的计划，以缓解德国的信贷紧缩局面，这是德国二战以来推出的最大的救市行

动；2008年12月4日，德国政府宣布了总额达32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希望可以刺激工业投资以增加100万个工作岗位，带动经济增长；2009年2月20日，德国立法机构通过了联邦政府总额高达5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减税。

就自身问题来看，欧盟各国经济发展比较稳定，金融业体系发展和国民心态较为成熟，投资机会少，市场经济体系、财政和外汇制度健全，风险隐患较少，各国联合抗风险能力较强，欧盟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互救下的自我救治。

(三)日本的救助政策

1　财政政策 2007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一项涉及2150亿日元的刺激措施，包括向寒冷地区的家庭提供取暖油补贴，并向中小型企业实施财政援助；2008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总额达26.9万亿日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旨在扩大国内需求、改变脆弱的发展模式，随后该方案的规模扩大至40万亿日元；2009年4月，日本政府和日本执政党就一项新财政刺激计划达成一致，该计划包括约15万亿日元的开支，又起草了规模达10万亿日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从2008年8月到2009年4月，日本共出台了4个经济刺激方案，规划支出范围达75万亿日元。

2　货币政策 日本金融业并没有受大的影响，但为了配合其他发达国家的救市方案，2008年9月16日，日本银行紧急启动应急预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提供2.5万亿日元的流动性支持，主要用于缓解地方银行等资金供应者的压力。2009年1月15日，日本银行宣告准备购买27J亿日元商业票据(日本票据市场规模为14万亿，此次购买占14％)。2008年12月19日，日本央行将隔夜无担保拆借利率从0.3％降至0.1％，成为最新一个降息至接近零水平的央行，且至今仍维持在这个水平。

尽管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以避免经济持续恶化，但随着经济的复苏，如何实现内需和外需的平衡、增强抗击经济危机的能力仍然是日本的一项重要课题。

(四)中国的救助政策

1　财政政策 中国财政刺激政策的侧重点是通过退税刺激出口，减税刺激投资，补贴刺激消费。

刺激出口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出口退税率的调整：2008年11月12日中央政府宣布提高3770类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一周后纺织品也加入到退税率上调的行列，不断上调的出口退税率极大减轻了出口企业的压力，有力地恢复了出口企业的信心。

2008年下半年，财政部提议今后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并于2008年底提交了保底1500亿的增值税减税计划；与减税措施相配合，2008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10项措施，并确定4万亿元投资计划用于基础设施和灾后重建等。

同时，为了提高居民信心和消费水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补贴和消费优惠政策，如“家电、汽车下乡”等。为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扶持其发展，中央财政部下达了10亿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资金。

2　货币政策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货币政策方向被迫迅速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减少企业投资成本，增强消费者信心。2008年9月16日，央行同时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打开了中国央行降息的通道。2008年12月23日，再次下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2008年12月25日，再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自2008年9月份以来百日内连续第五次降低利率、第四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央行继10月8日宣布双率下调后第三次双率同时下调。由此可以看出央行全力刺激经济增长的决心。至此，下调后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5.5％；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为2.25％，仅高于2002年2月的1.98％，为历史次低水平；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5.31％，与2002年2月的历史最低水平持平。在此背景下，我国的信贷投放增长异常迅猛，仅2009年的信贷投放就高达9.56万亿元。这些政策对我国经济进入上行轨道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二、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国内外综述

非常时期的刺激计划终究要退出，至于退出时机，退出路径等，却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问题。对此，国内外学者均做了大量研究，以期安全退出经济刺激计划。

(一)美国退出政策综述

1　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机的选择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机尚未成熟，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美国经济刺激政策不宜迅速退出的原因。美联储副主席科恩(2009)认为经济刺激政策何时退出将取决于经济预期，取决于经济复苏状况及通货膨胀前景。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在美联储着手收紧货币政策之际，某些经济领域仍可能处于疲软状态。克里斯蒂娜’罗默(2009)持相同的观点，她表示经济复苏的速度对何时解除财政刺激政策和其他救助措施至关重要，美国经济虽然近期出现积极迹象，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当前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有可能使刚刚出现的复苏萌芽夭折。卡多・巴别埃里(2009)从全球政策博弈的角度提出美国的政策调整时机需谨慎。他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好转，一些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经济体已经开始把政策重点转向预防通胀风险，但各国政策调整的不同步趋势，将对各经济体的汇率、资产价格和外贸等产生影响，进而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变数。考虑到银行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特殊角色，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2010)建议美国政府应在银行偿还所获得的援助资金后再考虑采取“退出”政策，因为过早采取严厉的监管措施会让银行在借贷方面变得更加谨慎，对美国经济的复苏非常不利。

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恢复，众多学者的态度也愈发乐观。詹姆斯-布拉德(2010)直接明确指出了美联储采取紧缩性政策的时间表。他认为，若事态发展良好，美联储会在2010年下半年出售部分资产，以削减不断膨胀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进而避免通胀。但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预计美联储真正采取加息要等到2012年，但之前可通过利用一些较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抑制通胀。迈克尔・波尔多和约翰・兰登巷(2010)。同样推断了美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他们总结了当前经济周期下美国经济战后的恢复时间表，并指出，若2009年第四季度美国的失业率达到高峰，则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间是2010年上半年；若失业率居高不下，则美联储会进一步拉长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区间。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美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时机选择问题，与国外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美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内需和外需的支撑，朱庆(2009)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指出，只有在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改善，内外部需求不断增强，经济数据连续两三个季度转好的情况下，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具体方案才能得以执行。在讨论美国宽松政策退出之前，刘斌(2009)特别强调了不能将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战略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等同

起来，并从历史经验、通货膨胀、汇率和失业率4个方面论证了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战略短期内不会实施。

2　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的选择 由于美国的资金供给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实施后会被经济吸收；货币政策方面，在美国商业银行“惜贷”行为改变之前，大量的流动性表现为存款和现金，因此对于美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策略的实施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方面。总体来讲，大部分学者均结合了美国货币政策的特殊性，在货币政策退出可能的路径选择与退出步骤两个方面达成了一致。

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可能的路径选择方面。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9)的观点，他提出了5种退出机制的具体实现途径：第一，提高存款机构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利率；第二，与具有超额储备的金融机构之间进行逆回购，以暂时吸收金融机构的多余储备；第三，由财政部发行短期票据，将金融机构超额储备变成财政部存款存入其在美联储的账户；第四，将一部分超额储备转换成无法进入资金市场的定期存款，美联储支付定期存款利息；第五，在必要时美联储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所持有的长期债券。国内学者刘斌(2009)站在美联储的立场，从主动与被动的角度提出了美联储宽松政策的4条退出渠道：一是自动收缩机制。由于当前美联储的借贷条件高于正常的市场水平，因此当金融市场恢复后，金融机构将在到期后偿还联储借款，转回市场寻求资金，联储资产负债表可自动收缩；二是主动收缩机制。对于剩余到期期限较长的资产，美联储在必要时可以在市场上直接售出或者进行回购操作；三是依靠财政部帮助。财政部发行债券的效果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相同，因此在必要时可以与财政部合作以助财政刺激计划安全退出；四是发挥存款准备金率作用。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在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帮助冻结银行体系部分剩余资金，提高市场利率水平，起到紧缩的作用。

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步骤方面。退出非常规政策工具意味着紧缩货币政策，这需要对时点和节奏的精确把握。包明友(2009)。从两个方面概述了美联储退出战略的内容：首先，采取必要的步骤，退出为应对危机创设的非常规政策工具；其次，恢复过去依靠隔夜利率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手段。陆前进(2010)认为，美国经济恢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美国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也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将分步骤来实施。首先是保持原有的经济刺激措施不变，即“不增加用药剂量”；其次是“减少用药剂量”，即采取数量型工具退出，回收过多的流动性；第三是“进一步减少用药剂量”，即价格型工具逐步退出，提高利率；最后是美国经济“自身修复”，即逐步削减财政赤字，恢复财政状况。

(二)欧盟退出政策综述

1　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机的选择 2009年第二季度，欧元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增长得以恢复，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也随之在欧元区引发热议。

由于欧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体，其成员国均受《稳定与增长公约》赤字原则(即每个欧盟国家每年的财政赤字只能在GDP的3％以内)的约束，其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实施需要更多的协调与配合，但学者对欧盟退出策略实施的时机选择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急迫态度。德国财长斯泰因布吕克(2009)表示，一旦经济恢复开始，退出策略就应该马上实施，应该尽快为本轮金融危机的结束做准备，避免因不作为而触发下一轮危机。经济学家尼哥拉‘霍恩(2009)。特别强调了财政赤字的不断增长迫使财政刺激措施必须尽快退出。他指出经济危机会持续到2010年，考虑到欧盟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实施财政刺激措施退出战略现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赤字有部分原因是财政刺激措施的实施。一旦经济回暖，欧盟各国必然面临怎样降低财政开支的问题，财政刺激措施不撤销的话会为欧洲国家未来的预算带来很大负担。针对英国当前的经济状态，卡梅伦(2010)对退出策略的实施表现得更为迫切。他在达沃斯论坛上明确表示，不管当前的经济状况如何，必须在2010年开始启动削减英国创纪录的财政赤字的计划。

由于欧盟各国经济恢复的快慢不一，因而决定了在如何及时退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上也产生分歧。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2009)。从整体角度提出了实施退出策略的时机选择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指出：一是如果通胀预期上升，通胀风险显现，将立即解除非常规经济刺激措施；二是刺激政策在设计时已经加入一定程度的逐渐退出安排，如果没有新决策出台，一些刺激措施会自然退出；三是通过各种灵活工具，可将利率调整与刺激措施的退出相结合；四是欧元区各国央行直接购买证券的力度较为温和，只涉足抵押债券市场，欧元区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受到较大影响，这有利于刺激政策的退出。

2　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的选择 单就欧洲央行来说，无论是降息还是购买资产债券，欧元区都是属于“慢热保守”型，这也与欧元区实施扩张政策的机制和理念有关。对于欧洲货币联盟的各国来讲，货币政策的退出需要更多的协调，即使如德国、法国对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要求迫切，也要配合欧盟其他国家经济复苏的步伐，这就决定了欧盟的货币政策退出的节奏是缓慢的。因此学者对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的选择方面的研究也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亚当・普森(2009)。就特别强调了实施退出策略时的国际协调性。他指出，退出策略涉及层面广泛，需要从货币、财政和金融3方面着手。宽松货币政策必须回归正常的利率政策，相机抉择的财政刺激必须转向让政府预算走上可持续道路的政策，银行担保和政府股权必须退出。相应务实的做法包括3个方面。首先，G20领导人必须明确每个国家各自采取政策措施对所有国家是不利的；其次，应重点讨论政策措施本身和实施的先后顺序，而不是过分强调结果；最后，达成一致的措施应包含务实的措施，改革不能过早提上日程。

与此角度不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余翔(2009)则通过对比欧元区不同于美国的机制和理念，提出欧盟的退出步伐是缓慢的，其在实施扩张政策时轻易不会下猛药，因此在收紧的时候动力可能也相对有限。欧元区的经济近期虽有改善迹象，但与美国相比复苏势头更加疲弱，这决定了维持现状是欧央行的一种主动选择，不继续扩张就是一种意义上的退出。他认为，欧央行至少要关注经济增长率、出口、通胀指标以及银行信贷规模这4方面的情况，确定上述数据连续3个月到6个月企稳之后才有可能采取真正的“退出”策略。具体而言，欧元区可能首先会收回一些针对企业的临时性干预政策，然后再同时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如约束财政赤字以及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债券等。

(三)日本退出政策综述

1　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机的选择 相比于美国和欧盟，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过去10年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后者已成为一种常态。长期对企业融资进行直接支持产生了扭曲市场功能的副作用，实际上企业通过向日银出售商业票据和公司债融资的需求非常疲软，不过金融机构用商业票据作抵押向日银融资的需求仍然旺盛，因此对日本是否应该撤销应对

危机的非常规政策，学者各执一词。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当前不宜实施退出策略。对此，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2009)特别指出，日本仍旧面临就业方面的压力，过早退出刺激策略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从历史经验判断，大山刚(2009)明确了日本央行收回量化宽松政策和加息的间隔时间不会太长，通常不到一年。在此问题上，国内学者李迅雷(2009)认为，日本的低利率政策短期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日本处在低通胀阶段，经济刚刚有所恢复，调整货币政策会对出口造成较大打击。张明(2009)表示，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或者是中国，作为出口导向国，在外需没有恢复的情况下，率先加息将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的紧缩影响。

2　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的选择 日本在过去10年间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曾于2000年时启动加息步伐，但仅仅几个月后货币政策就被网络泡沫的破灭打回事实上的零利率。因此，对于此次退出策略的具体实施细节，学者均提出了“分步走”的策略。瑞穗综合研究所高级经济师草场洋方、细川美穗子(2009)指出，日本央行采取紧缩政策的次序应该是首先结束各种向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政策，然后才是加息。因此，判定企业资金紧张的形势是否得到确定扭转是日本央行采取“退出”策略的首要参考指标。如果“退出”形势确立，日本央行应率先结束购买商业票据、普通公司债等针对大企业的支援政策，然后再收回诸如“支援企业资金特殊公开市场操作”等针对中小企业的支援政策。大山刚(2009)对于日本央行“退出”策略的表述略有不同。他将其分为从停止购买风险资产到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再到上调政策利率的三步走。而判断这三步的标准依次为确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融资能力企稳、确定已经不大可能发生通缩螺旋和确定整个宏观经济回复正常水平且通胀持续维持正值。国内学者包明友(2009)所持观点与其基本一致。他认为，日本此次退出的动作不宜太剧烈，分以下三步：一是停止针对企业的支援政策，二是经济恢复正常水平后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三是必要时上调利率。

至于提高政策利率，瑞穗综合研究所认为，由于潜在GDP与实际GDP之间始终存在较大缺口，通缩压力明显，因此，日本央行在2011年第一季度以前都不会考虑加息。即使是考虑加息，由于日本经济以出口为主导，往往会忙于世界经济的回升，因此其加息转折点要较欧美等国更易判断。

(四)中国退出政策综述

1　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机的选择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目前中国应保持适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尼戈・乔克(2009)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可以考虑先退出，而财政政策则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葛兆强(2009)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刺激计划不能退出，但货币政策应进行科学调整。李稻葵(2009)提出了中国宏观刺激政策的退出需要考虑的4个条件：民间自发投资恢复到正常水平；出口增长得到一定恢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刺激政策出现退出苗头；国内资产价格出现过快上升迹象。根据目前的观察，这些条件将于2010年第二季度基本成熟。陈道富(2009)提出，中国四万亿的财政政策是以两年为基础设计的。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实现以市场真实需求为基础的经济复苏，制约着中国退出政策的实施。只有经济刺激政策真正地激起消费需求，并推动经济进入新的良性循环，才是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之时。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退出时机的选择实际上是有章可循的。苗永旺，王亮亮(2010)认为当前经济刺激计划不宜退出，因为退出策略的时机选择从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经济复苏基础的判断。如果判断失误，贸然采取大规模的退出策略，很可能导致经济二次探底，重蹈美国大萧条后期“双谷”衰退的覆辙。根据中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连平(2009)把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分成短期和长期两部分，并指出中国的情况和欧美有较大不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是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但积极财政政策不完全是短期的，它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所以短期的政策达到预期的目标之后，会逐渐地退出，而中长期政策则需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胡迟(2010)对照了美国的经验做法，认为退出时机选择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复苏的时间必须足够长，以确保经济更长时间的稳固复苏，而断然不可就此退出；二是要把握世界经济的复苏步伐，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速度。从目前的情况看，许多发达经济体至少在2010年下半年才会出现明显的复苏性增长。仅以这点考虑，我国刺激性政策的实施也至少会持续到今年年底。王勇(2010)直接提出了把握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的基本规律：在已确认本国经济连续3个月回升之后，其经济刺激政策就可以逐步减轻，而减轻的过程就是逐步退出的过程，也可以称之为“淡出”；在判明经济已连续6个月回升之后，刺激经济政策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2　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的选择

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配合银行信贷，政府预算与银行贷款一起，变成了中长期的项目投资。这就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协调退出，否则将会面临破坏经济复苏基础的风险。

鉴于中国经济刺激政策的特殊性，国内学者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退出孰先孰后问题上存在分歧。李稻葵(2009)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与世界主要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方式与其他国家也有很大的不同。他建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先行退出，财政政策的调整应缓于货币政策调整，且需要充分把握渐进性原则。财政政策在退出之前，应考虑财政刺激的转向问题，如向民生性投资方面倾斜。连平(2009)也支持货币政策先退出。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以数量型工具为主，主要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另外也会给信贷政策一些指导和提示，不排除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甚至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可能性。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部分学者认为财政政策的退出应先于货币政策。娄刚(2009)认为，中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步骤应该首先是源头控制，国退民进：即限制地方政府新开工项目；总量控制信贷增长，但保障和鼓励民间投资“接棒跟进”；其次，结构微调：限制过热行业和产能过剩投资，抑制投机需求；此后是全面收紧：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后才是加息。陆磊(2009)认为，货币政策退出会晚于财政政策，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银行提供资金，因此2010年流动性仍然宽松。孙明春(2010)也不主张货币政策先退出，但他提出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点――投资政策。他认为，现在所有问题的关键不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其实已经被投资政策“绑架”。贸然退出货币政策只会把经济带入歧途。所以，如果是要政策退出，至少应是双管齐下，即投资政策和信贷政策一起退出。而更理想的政策退出顺序是投资政策先退出(即立即停止地方政府新开工的公共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信贷政策等到2011年甚至2012年再退出。

对于中国的政策退出路径方面，李稻葵(2009)认为我国货币政策退出有以下4种

方式：第一，逐步回收流动性；第二，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为中长期项目融资；第三，鼓励银行通过出售贷款资产等方式调整资产结构；第四，当市场流动性泛滥时利用利率政策回收流动性。周其仁(2010)则认为政策退出路径的协调性更为重要，政府应在实施退出政策时打组合拳，当刺激政策退出时，结构改革要提到更突出的位置上，要坚定有序地渐进退出，鼓励民间基层做更多的有经济效益的事情。

综上所述，针对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特点，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中国式退出机制具有现实紧迫性。

三、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国际比较

从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时，对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讨论从未停止。与此同时，已有少数经济体开始动用温和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微调。从各国政府及学者对全球及自身经济形势的判断及预测，可以看出各个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有相似点，亦有不同之处。

(一)相同点

由于各个经济体的经济状况、经济受创程度、政治等方面均不同，因此各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相同点更多的表现在政府对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态度方面。

1　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实施应该未雨绸缪

随着各国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效应逐渐释放，全球经济由衰退走向复苏，关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讨论日益激烈。2009年第二季度，欧元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一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增长得以恢复，对刺激政策退出问题的讨论达到新一轮高潮。从2009年春季的伦敦峰会，到秋季的匹兹堡峰会，再到冬季的达沃斯峰会，经济刺激计划退出问题一再被放在会议重要议题的位置，各国政府就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时机、路径等方面多次展开热烈讨论。虽然在政策实施细节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均认为在政策实施前制定一个透明和可信的退出机制，以确保超常规倾向政策、财政刺激和金融机构救助政策的有序退出，也保证了在经济复苏基础稳固时，可以及时启动这个机制，确保在不破坏经济复苏的基础上，使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可以平稳退出。

2　经济复苏时应首先终止非常规性货币工具

如前所述，为了遏制经济衰退的步伐，各国均实施了空前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在这些刺激计划全面退出之前，各国均认为应该首先终止非常规性的货币工具，如购买美国国债，定量购买国债、商业票据、公司债等措施，这些措施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启动的，在经济复苏时必须解除，否则会给经济复苏进程带来副作用。如美国已于2009年第三季度相继宣布减少购买机构债规模、放缓机构债等的购买速度、大部分临时性流动性机制于20lO年3月到期等措施，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减压；欧盟国家也表示将逐步解除非常规货币政策。

3　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强调协调性 这里的协调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各国之间的国际协调；一是政策退出与市场反应的协调，另外，还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

由于各国经济复苏的程度不一，加上国内各种因素制约，寻求一致性的退出策略并非没有分歧，但各国政府在讨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时均表示，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协作，制定协调一致的退出策略。毕竟全球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决定了每个国家都不能“一意孤行”，兼顾他国利益，也是兼顾本国利益。对此，IMF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也表示，如果各国能协调退出战略，效果将比不协调要好。

各国之所以在经济复苏时还迟迟不退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怕重蹈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这实际上是由市场反应决定的，尤其是市场中的投资者对经济是否转向的信息十分敏感，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固时撤出刺激计划，将有可能引发市场恐慌情绪，并带来金融市场的动荡，从而动摇经济复苏的基础。因此，各国政府一致表示，在实施退出策略时，要密切关注市场反应，减少市场动荡给经济复苏带来的副作用，保护企业与投资者的利益。

(二)不同点

对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问题，根据国情不同，各国的政策实施情况也有异同之处。

1　退出策略时机选择关注焦点不同：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

规模庞大的财政政策造成了全球各国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海量的流动性也构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这也成为各国研究退出策略何时启动的关注焦点。不同的是，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关注的是财政赤字的变化，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更多关注通货膨胀指标的走势，当然也有国家不能摆脱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双重困扰，必须兼顾，如美国和日本。

如前所述，欧盟成员国均受《稳定与增长公约》赤字原则(即每个欧盟国家每年的财政赤字只能在GDP的3％以内)的约束，目前这个界限已迫使其必须按下刺激计划的“暂停键”，大幅削减赤字，同时将退出策略的实施提上日程。金砖四国复苏形势好于预期，但金砖四国经济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通货膨胀，印度和俄罗斯最为明显，中国也出现了成本推动型和外部输入型通胀，为管好通胀预期，收回流动性，各国已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措施。截至目前，除俄罗斯外，中国、印度和巴西均已提高准备金率。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年5月10日再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大银行的准备金率调到17％，中小银行的准备金率调到15％。这是中国2010年以来第三次提高准备金率，估计将从中国银行系统抽掉大约人民币3000亿元的流动性。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以美联储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为支撑，释放了巨额流动性，也将财政赤字不断推向历史新高，同时大量流动性带来的大宗商品急剧上涨、资产泡沫不断壮大，使美国的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增强，2010年2月18日，美联储提升贴现率0.25个百分点至0.75％，也是出于这双方面的考虑。日本的财政赤字在2009年超过GDP的10％，曾一度被穆迪和标普警告，而其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必将给日本带来通货膨胀的威胁。但其目前脆弱的经济基础却不能使其在政策调整方面有太大的举动。

2　退出策略实施步伐不同：加息与低息 虽然上文提到，各国政府在保持实施退出策略的协调性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协调不代表同步。因此，目前的状况是，一些国家根据国内的实际经济状况已经采取了加息政策，而有些国家因为复苏基础不稳固，不得不维持低息的现状。

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宣布上调基准利率至3，25％，成为G20首个加息的国家，并由此进入了加息通道，截至2010年4月6日，澳大利亚加息5次，利率从3％升至目前的4.25％。紧随其后，挪威、以色列等国家纷纷采取了加息政策，将全球带入了一轮加息高潮；2010年3月4日，马来西亚宣布将基准利率从2％的历史低点上调25个基点，至2.25％，这是该国近4年来的首次加息；3月19日，印度央行突然宣布分别将回购利率和反向回购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提高至5％和3.5％；4月29日，巴西宣布将贷款利率上调75个基点，从

而启动了全球货币政策紧缩周期，市场由此将加拿大、中国等国列入了2010年的加息名单。

与此不同的是，在全球加息热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依然保持着低利率的水平，以巩固国内的经济复苏基础。2010年4月28日，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发表声明维持现行低利率区间0％～0.25％，并重申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利率；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着欧洲各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市场普遍预期其加息的能力会因此而减弱；由于国。内复苏迹象不明显，日本将继续维持0.1％的超低水平基准利率，以刺激经济继续复苏；俄罗斯不但没有加息，而是于2010年4月30启动今年的第3次降息。

由此可以看出，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各国实施退出策略的同步性不容易实现。

3　退出方式不同：市场与行政 以美国和中国为例。以市场救助为基础的美联储定量宽松的退出，必然依靠市场的途径加以解决。正如伯南克认为的那样，经济体系自身存在着退出机制，随着特别流动性工具的到期，政府实施退出策略的压力会逐渐减轻。美联储更应该关注的是何时启动加息工具。

在中国，市场流动性的大幅放松大部分来源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管制的放松，同时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相结合，其行政主导特征明显。鉴于此，中国货币政策的退出就不能单纯依靠公开市场的微调，更多的要注重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四、主要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当前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不宜全面退出

关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问题日益激烈的讨论，引发投资者对各国经济政策走向的猜测。而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亦发出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但大量经济数据表明，短期内全球经济刺激计划不宜全面退出：目前虽然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逐渐好转，但复苏仍不平衡，尚有赖于刺激政策支持，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市场矛盾依然突出，高失业率尤为令人担忧；我国经济虽率先复苏，但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从实体层面来看，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还没有被完全带动起来，政策退出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仍然较弱。另外，市场投资者情绪波动与政策变化的关联度较高，贸然退出可能会损害已经取得的经济复苏成果，甚至再次重创经济。

可以肯定的是，在对待经济复苏和经济持久发展这个问题上必须持十分审慎的态度，中国政府需要经济“非常确定”的复苏信号，才能从危机时采取的刺激政策中退出。

(二)经济刺激计划要分步骤、分阶段退出，兼顾市场反应

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哪些领域先退出、退出的步伐快慢和时间安排，都将影响政策退出的效果。因此，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应该是系统的，有序的，分阶段的，且在此过程中要兼顾市场的反应。可以考虑首先退出一些显著偏离常规的举措，或者是那些耗资过于庞大的非常规举措，减少财政赤字；其次各国央行要逐渐撤销危机期间那些非常规的流动性支持举措及非传统的信贷支持政策；再次，一旦确认经济复苏已有坚挺的基础，产能缺口缩小，就可以通过利率政策来进一步收缩市场流动性；最后，随着复苏的确立，帮助公共金融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尤其是在统计数字已经隐现公共支出压力的情形下。

需要注意的是，在政策退出的过程中，货币政策退出策略必须与财政政策的退出步伐相协调，同时要阶段性地推进，兼顾市场反应，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三)处理好资产价格、通胀预期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关系

经过一系列调整后的中国经济走势令人期待，但潜在风险同样令人担忧。宽松货币政策下释放的巨大流动性推动通胀预期不断升温，股价、房价随之大幅快速上升，加之黄金、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资产价格虚高，注定了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不会畅通无阻。处理好资产价格、通胀预期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关系，是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

当前，管理好通胀预期应着力于加强对通胀预期的合理政策指引，加强物价调控及相关制度建设，完善价格监测、预测系统，防止价格的大起大落。在盯住CPI的同时，充分关注股价、房价及大宗商品资产价格的走势，控制资产价格泡沫，同时不断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对信贷投向进行紧密跟踪，确保资金真正用在维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领域。根据实际情况审慎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兼顾宏观和微观经济平衡，保证经济复苏的质量。

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要兼顾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提高灵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选定时机适时退出。

(四)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要与转方式、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

我国2010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回升整体向好，这进一步凸显了我国经济“保增长”的决心。但是，相关数据却没有凸显转方式和调结构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经济复苏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政府为主体的投资，市场拉动最近刚刚启动，总体来讲，消费需求拉动与民间投资拉动对整个经济增长贡献度还比较小。这就为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提出警示，在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转变、产业结构尚未实现调整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力并没有得到提升，经济复苏的基础是不稳固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需继续。前面多次提到，我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与其他国家有着不同之处，除了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之外，更注重的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机构的调整，使经济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绿色增长与低碳发展，贸然退出的话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必须将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与转方式、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

(五)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过程需渐进、有序，注意退出的时点、力度和节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多次确认，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复苏的国家，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将给予其他国家更大的信心。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推出了强劲的刺激经济政策，无论是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政策，还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刺激的力度与强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特别是今年上半年的信贷更是前所未有地超高速增长，这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像的。正是这些短期的应急政策，使得国内销售市场顺旺、基建投资火热，同时带动国内资产价格全面上涨，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火爆局面。因此，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应该慎重，把刺激政策退出与调结构紧密联系起来，实施有保有压，有退有进的结构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从而为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六)进一步刺激国内需求，避免“硬着陆”的风险

目前经济刺激计划迟迟不肯退出，根本原因是国内的需求尚未得到大幅度长效提升，导致经济复苏基础脆弱。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可以看到政策的重点在于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因此，政策的调整应进一步的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着力提升蕴藏着巨大潜力的农村居民需求：政府投资要更多的转向关系民生和促进就业的建设项目，配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进而改革税收制度，采取能够持续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增加济贫支出，促进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等，开拓更多扩大内需的途径。这样，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经济复苏的“接力”，从而避免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六)注重退出步伐的国际协调，避免过早退出的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讨论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各国的经济现实状况，为了避免全球层面上过度的、冒失的退出举措，必须充分考虑周边以及全球的宏观经济状况。因此退出政策应该是一个渐进、温和的过程，同时要考虑国际间的共同协调，考量其他经济体的表现。在实施退出策略的过程中，应当以恢复对金融机构和市场健康状况的持久信心为目标，加强合作，加强退出策略的透明性，引导并管理市场预期，否则可能面临破坏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稳定的风险，同时扩大政策改变对市场的冲击。

退货自我总结篇9

关键词外贸企业；出口；退税

一、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的程序与步骤

1、下载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申报系统和出口退税网，安装后通过系统维护进行企业信息设置。

2、通过退税系统完成出口明细申报数据的录入、审核。

3、取得增值税发票后在发票开票日期30天内，在“发票认证系统”或国税局进行发票信息认证。

4、通过退税系统完成进货明细申报数据的录入、审核。

5、通过系统中“数据处理”的“进货出口数量关联检查”和“换汇成本检查”后生成预申报数据。

6、网上预申报和察看预审反馈。

7、在申报系统中录入单证备案数据。

8、预审通过后，进行正式申报，把预申报数据确认到正式申报数据中。

9、打印出口明细申报表、进货明细申报表、出口退税申报汇总表各2份；并生成退税申报软盘，软盘中应该有12个文件，并在生成好的退税软盘上写上企业的名称和海关代码。

10、准备退税申报资料，到退税科正式申报退税；企业到退税机关办理退税正式申报，退税机关审核软盘及报表和资料合格以后，企业将软盘和资料及一套退税申报表交给退税机关，退税机关会将一张退税汇总申报表签字盖章后返还给企业。正式申报退税即完成。

11、税款的退还。税务局得到退税的批复之后，会将数据上传到税网，同时系统自动发送电子邮件。企业看到后，可以到“数据管理”—“退税批复”栏目中查看。点击某条批复的数据，显示注意事项。点击“下一步”，会显示“出口货物税收退还申请书”的内容，企业应仔细核对开户行与帐号是否准确，打印3份。根据注意事项的相关内容，在打印出的表单中盖章，交到退税科，由退税机关办理退税。

二、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账务处理

外贸企业收购出口的货物，在购进时，仍按财政部（93）财会字第83号《关于印发企业执行新税收条例有关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即应按照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照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应计入采购成本的金额，借记“物资采购”等科目；按照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银行存款”等科目。货物出口销售后，结转商品销售成本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库存商品”科目；按照购进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增值税额与按照《通知》（注，指《国务院关于调低出口退税率加强出口退税管理的通知》，下同）规定的退税率计算的增值税额的差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

外贸企业按照规定的退税率计算出应收的出口退税时，借记“应收出口退税”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科目；收到出口退税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出口退税”科目。

自营出口应税消费品的外贸企业，应在应税消费品报关出口后申请出口退税时，借记“应收出口退税”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实际收到应税消费品退回的税金，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出口退税”科目。发生退关或退货而补交已退的消费税，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三、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计算及账务处理

举例例如：某进出口公司2006年3月购进服装5000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金额为7.75万元，出口至美国，离岸价为1.3万美元（汇率为1美元＝8元人民币），服装退税率为13％，试计算该公司当月应退税额。

应退增值税税额＝77500×13％＝10075（元）转出增值税额＝13175－10075＝3100（元）购进货物时，借：物资采购77500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175贷：银行存款90675货物入库时，借：库存商品——库存出口商品77500贷：物资采购77500出口报关销售时，借：应收账款104000贷：主营业务收入——出口销售收入104000结转商品销售成本，借：主营业务成本77500贷：库存商品77500进项税额转出，借：主营业务成本3100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3100计算出应收增值税退税款，借：应收出口退税10075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10075收到增值税退税款时，借：银行存款10075贷：应收出口退税（增值税）10075综上可看出，出口货物退免税是国际贸易中通常采用的，并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税收政策，其目的在于鼓励各国出口货物公平竞争。在我国，拥有出口经营权的大致分为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我国对有出口经营权的外贸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其他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对其增值税实行免税并退税的退税政策。所谓免税，就是出口环节免交增值税，退税，就是对出口环节之前负担的增值税予以退还。退税政策的本质是出口环节免税，但是其进项税可以抵扣。针对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的具体计算方法采用先征后退的办法。由于实际税负并不能达到征收率的水平，国家税务总局根据不同产品的税负，制定了不同的退税率，以实现出口产品的零税负。

参考文献

退货自我总结篇10

关键词: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民生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2-0003-01

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没有演变成全球大萧条,各国政府通力合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收效巨大。如今各国经济回暖,救市政策的退出成为讨论的热点。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危机时能救市,后遗症有可能是恶性通胀。政策不可能长期持续,退出是必然的。

一、退出机制的含义

退出机制已成世界和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所谓的退出机制,就是指对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旨在挽救金融危机的特殊经济刺激政策的放弃。通常,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无非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道义劝说。特殊的刺激政策则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大规模财政投资和借钱给银行。当然,它不包括那些正常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发达经济体通常使用货币政策,退出时,主要是货币政策取向的变化。对中国而言,特殊的经济刺激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未来如何适时退出,其实是在宏观调控政策下,目前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怎么退出的问题。

二、中国的退出策略

1.把握时机 等待恢复。刺激性政策的退出,需要探讨宏观调控政策“退出”条件。从理论上讲,退出应以危机的影响基本消除、经济恢复增长为前提。笔者则以为,刺激政策“退出”的必要条件是经济触底并持续反弹,且经济已经出现自我修复机制。这就需要看“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指标的情况。尽管近来中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增大,但消费的增长却并不同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消费需求占GDP比例较低的时候,内需可以绝对支撑发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实,只要“三驾马车”比例不失调,内需、外需都在提升,就可以考虑放弃刺激政策。

2.调整结构,关注民生。金融海啸以来,中国主要实行的是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多次降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部分政策都是以保增长、保速度为出发点,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结构的调整,保环境、保民生应成为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只有符合客观需要、符合国内需求、国外需要的新产业能够发展,就业也能够较大幅度增加的结构调整、保民生的政策出台了,就是某种意义的目前刺激经济措施的退出了。

3.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退出的首选。现在发达国家正在退出,他们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提升利率,减少货币的供应量。对中国来说提高存款准备率是更明智的选择,因为加息会一刀切地抑制所有的资金需求者,这对于实施行业性差异的产业政策的中国是极为不利的。而提高存款准备率,既从总量上控制了社会信贷总规模。又使银行更积极主动地优化自身的信贷结构,不仅可以紧缩货币供给,抽紧社会银根,而且还可以间接地通过银行贷款渠道贯彻产业政策调节经济结构之意图。

4.启动民间投资应是退出的关键。中国的刺激政策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超配银行信贷,政府预算与银行贷款一起,演变成了中长期的项目投资。国有企业占有绝对垄断地位,政府投资增速比民间投资增速要快得多,私人部门投资的被大量挤出。应该说,当经济增长出现困难时,国有经济因其特点,被更多地赋予责任是应该的,事实证明也是有效的。但是,经济状况好转之后,民间投资不能跟进的话,将会严重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只有双方共同的配合和努力,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后的局面才会稳定。

总之,对于财政政策,政府对大规模投资应适当放缓,进而转向努力提高居民收入从而实现消费的良性循环,并配合持续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就货币政策而言,则应将极度宽松尽早回归真正的适度宽松以防止通货膨胀。以使中国经济结构有良性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