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活动总结十篇

汉服活动总结篇1

[关键词]汉服文化；教育传播；教育目标体系和实施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7209

汉服，即“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汉衣冠、汉装、华服。服饰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在中华大地上呈现加速升温态势。在中学校园中，汉服活动也受到越来越多同学的关注和参与。帮助中学生更好地了解汉服文化，让民族文化的甘露滋养青少年成长是十分必要的。

据了解，从2005、2006年左右出现汉服文化的复兴之势，经过十年的发展，汉服逐渐从“网上”走到“网下”，从小众走向大众。汉服复兴的突出特点是以青少年为主力。全国许多大学、中学都开展过汉服活动，有的还成立了汉服社团。但是由于华夏服饰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属于“专业”而且“冷门”的领域，大量宝贵资料尚未“走入寻常百姓家”。很多热心人士主动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并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如早期的“天汉民族文化网”、“百度汉服吧”“汉网”，现在的“汉服北京吧”等。“80后”“90后”乃至“00后”青少年作为汉服复兴的主力，使传统服饰文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面貌，但是也存在缺乏权威性，思想活跃而杂乱，甚至存在错谬误解等情况。同时，除了极少数社团实力强劲以外，大部分活动局限于汉服志愿者集会、服饰展示、走秀等，缺少服饰文化理论、汉服设计制作等专业知识的支撑，以致活动影响面小、效果不明显。这就需要根据服饰史的专业研究，总结十年来的汉服复兴经验，组织设计适用于中学生的汉服文化选修课程，从而更好地发挥华夏服饰文化的育人作用，又通过青年人的成长更好地弘扬传承中华文化。

结合近年来北师大实验中学汉服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笔者认为，在中学推进汉服教育，应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教育目标的设置

中学汉服文化教育应以“文化育人”为主旨，以传统服饰在现代的继承和传播为切入点，针对中学生实际情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体验、认同和掌握传统文化，同时又用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学生的成长。

一是认识汉服的文化性。汉服在中华文化中地位极其重要，绝不仅仅是一件服装，而与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有关。正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饰是与礼仪并称的中华文化标志，中国不仅是“礼仪之邦”，还是“衣冠上国”。由传统服饰延伸开去，几乎可以涵盖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所以，帮助学生理解汉服，不是寻找可有可无的文化“碎片”“元素”点缀，而是必不可少的完整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环节。这是汉服文化教育的灵魂，是最核心的理念。

二是理解汉服的继承性。汉服是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以来，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历代推崇礼仪、象天法地而形成的衣冠体系。之前，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总是陷入“朝代论”的误区，从而忽略了传统服饰文化的一脉相承，从而导致文化理解的“零散化、碎片化”。因此，应帮助学生树立起汉服是“一种服饰和文化体系”，而不是“各种服饰的堆积”这一理念。同时，这一体系又与时俱进，随着人们审美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三是了解汉服的民族性。汉服不是“古装”，而是如和服、韩服、藏族服装、蒙古族服装一样的民族服装，这就意味着它不仅生活在过去，也可以生活在当下，并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在未来。汉服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纽带。汉服不仅是汉族的民族服装，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的服饰也深受其影响，并辐射到整个东亚文化圈的服饰，可谓源自汉族、代表中国、辐射东亚。

四是感悟汉服的美学特点。庄重、大气、飘逸、灵动是汉服的突出风格。汉族服饰几千年来的总体风格是以清淡平易为主。主要特点是交领右衽、宽袍大袖，形制虽然简单，但一穿到人身上便人各一样、神采殊异，可塑性很强，线条柔美流畅，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汉服充分体现了汉民族柔静安逸和娴雅超脱、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格，以及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的审美情趣。

五是学习汉服制作技艺。要学习汉服制作技艺。笔者在我校开设的汉服选修课上，曾学习过汉服设计裁剪基本技能，制作汉服纸样、发簪配饰、传统节日用品等。并且在组织汉服社团活动时，带领同学们制作簪子、汉服纸模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关于教育内容体系

概括起来，汉服教育有三大指向：文化、审美、技艺，三者缺一不可，因此汉服课程是一门综合性的实践课程。可按照“汉服理论―动手操作―汉服活动―文化融合”的逻辑结构设置教育内容。

汉服基本理论方面的介绍，主要包括文化和审美意义。一是从学生最熟悉的影视剧服装出发，调动学生既有的生活体验和文化资源，初步感悟“汉服是什么”；了解“影视剧服装”与“传统服饰”的不同；以及掌握汉服的基本类型，从而避免用“朝代论”看汉服。二是从汉服的民族性、人文性出发，引导学生感悟汉服的重要性；结合汉服传承的历史曲折以及今天的传承，感悟汉服的生命力；从而认同“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汉服复兴在当代的意义。三是从服饰面料、纹饰、配色的发展历程出发，帮助学生掌握赏析传统服饰应该知道的基本知识，理解技术中蕴涵的审美和文化意味。例如对“葛”“麻”“裘”“丝”等面料的介绍、对“日”“月”“星”“龙”等配饰的文化解读、服饰颜色背后的五行哲学思考等，都唤醒了学生脑海中的相关诗句、名言、图画的记忆，从而发现原来熟知的未必真知，那么多熟悉的文化元素背后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四是通过历朝历代汉服实物照片或当时绘画的展示，帮助学生梳理汉服的发展历程，感受汉服文化一脉相承中的因时而变，以及每个时期的审美特征、风土民情。

动手操作方面，应着重从尝试裁剪和制作服装、编制宫绦和中国结、巾冠簪钗等配饰、荷包制作等简便易行的角度学习。重点是指导学生操作学习汉服试制，包括汉服剪裁基本概念、基本类型，如交领上衣、裙类、深衣等。为便利操作，可以将制作成衣改为制作模型，还可以指导学生给毛绒玩具制作“汉服”等。此外，作为中国服饰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些配件，如中国结、宫绦、巾、冠、簪、钗、荷包等的制作，也应加以介绍。介绍过程应明晰制作步骤、要点，给学生充分的想象空间。

汉服活动方面，着重结合传统节气指导学生开展相关民俗、游戏、汉服文化交流展示等活动。服饰的生命在于穿着，现代汉服活动最重要的平台是礼仪和民俗活动。一是向学生介绍传统节气、节日和礼仪的时间、内容、含义和基本规范；二是指导学生掌握汉服活动的基本程序和要求，学会活动策划、方案制定。如活动时间、地点、活动内容、宣传媒体、自愿者、互动交流方式、前期准备、预期效果等等。活动内容可以包括分发香囊，系五彩绳，兰汤拔禊，画额点朱砂，刺五毒、饮雄黄酒，以及蹴鞠、投壶等游艺。

文化融合方面，重点是引导学生把学习的汉服文化知识，逐步融入现代生活，丰富内心世界，激发民族情感。汉服文化的衰微已久，“各族服饰相斗艳，唯汉不识祖宗衣。”在传承过程中，要避免学生用激进的言论来表达自己对汉服复兴的诉求，要争取大众支持，而不是引起社会反感。同时也应认识到，汉服有常服和礼服之分，在不同的场合如何穿着，在不同的领域如何弘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应引导学生通过生活的点滴，体现汉服文化的精髓要义，探索汉服文化要素融入现代社会的途径方法，通过对现代生活的适当改造，逐步扩大汉服文化的影响，吸引更多的群体关注。比如，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用汉服文化的元素改造现代中学生校服，在重要节日、特别是传统节日，组织周围的亲人朋友着汉服聚会、行传统礼仪等。

3关于教育的实施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为一种服饰的汉服是“器”，但背后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则是“道”。要实现由“器”入“道”，应做到实践性、系统性和文化性的紧密结合。

实践性，即通过“做中学”来把握“形而下”的器物。这包括两个层面的实践，一个是生活实践。结合中学生的实际，以“做中学”的理念安排内容，从穿衣吃饭、岁时节令开始，渐进式地安排传统文化中的服饰、饮食、民俗、娱乐等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与参与课程的所有同学分享传统服饰、饮食、节日等文化元素，体味传统生活方式中的智慧和乐趣，唤起同学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第二是动手操作。引导同学动手制作汉服模型和相关配饰等传统手工作品，并学会开展汉服活动，特别是礼仪和节日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体验、认同和掌握传统文化。

系统性，即理解“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强调系统性不是要求对汉服文化进行面面俱到的介绍，而是择其要点，按照“理论―制作―社会活动―文化融合”的逻辑结构加以组织和展开，让学生感悟到以往接触的服饰知识背后有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在支撑。从而解决以往传统文化教学中存在的“零散化、碎片化”的问题。

文化性，即把握“器物”背后的文化之“道”。文化性既是汉服的特点，也是汉服课程的特点。马一浮先生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抓住这个核心，传统文化教育才有了灵魂。学习汉服知识是为了准确的、完整的把握中华文化之“道”，并以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和民族精神培养学生。所以，无论是理论阐述、操作过程还是活动方案中，都要体现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

参考文献：

[1]周天中国服饰简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方文山当代汉服文化活动历程与实践[M].北京：北京方道文山流文化传媒，2014

[3]蒋玉秋，王艺璇，陈锋.汉服[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8

[4]张灏汉服审美[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

汉服活动总结篇2

[关键词]总部经济　武汉城市圈　城市合作

近年来，武汉城市圈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在新的形势下，武汉城市圈进一步发展则面临着位居核心的武汉市与周边城市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城市之间产业定位雷同、特色不明显，圈内各城市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和途径等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和问题。国内外城市群发展总部经济的实践经验反复验证了总部经济模式对城市群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武汉城市圈综合竞争能力、加快武汉城市圈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总部经济与武汉城市圈建设的关系

总部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引导资源合理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对加快武汉城市圈建设将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1、崛起中的武汉城市圈必须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国家积极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将促进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等中部城市群一起，迅速成长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第四极。武汉城市圈的崛起已成必然之势，发展总部经济有利于提高区域竞争力，成为加快实现武汉城市圈崛起的重要途径。

2、成长中的总部经济需要城市圈加强内部合作

目前武汉城市圈总部经济发展刚刚起步，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总部经济的发展壮大将大大有利于改善解决武汉城市圈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和问题，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从原来的产品合作、产品配套，向功能合作、功能配套拓展升级，为加强城市分工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模式。因此，在总部经济的成长过程中，武汉城市圈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特别是武汉市与周边中小城市间的分工合作，加快区域间、城市间由非均衡增长向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转变，实现地区之间的互利共赢。

二、武汉城市圈总部经济的发展现状

武汉具有发展总部经济的较好条件，一是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良好；二是商务设施完备，服务支撑体系完善；三是政府服务意识增强，服务水平稳步提高；四是人才、科技资源丰富，研发能力优势明显。尽管如此，也存在问题和机遇并存的现象。

1、武汉发展总部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市群规模相对较小，各城市发展不平衡。据统计，2007年长三角城市群GDP总量占全国的22.8％，京津冀区域GDP占全国的11.3％，而同期武汉城市圈九市GDP总量占全省GDP的60.7％，仅占全国GDP的2.16％。这表明，目前武汉城市圈的总体发展规模较小，整体竞争力有待提升，与发达地区城市群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从国内外城市群发展经验看，培育中心城市、发挥龙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协调发展各组团城市是发展总部经济的重要条件。然而，武汉城市圈九市发展很不平衡，武汉市的生产总值超过了其他八市生产总值的总和，“一市独大”现象较为突出。

(2)缺乏整体统一规划，区域联动协调不足。武汉城市圈各地资源禀赋并不一致，但一直以来，由于缺乏跨行政区划的整体规划，圈域资源整合不够，区域产业分工和空间开发的优先区域不明确，缺乏统一协调和整体联动。武汉城市圈在发展过程中，过于注重“点”的发展，而忽视了“面”的扩张，没有形成适应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辐射源，导致武汉城市圈总部经济建设并没能整合总部城市与生产基地城市的资源优势。

(3)政府引导力度不够，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武汉市目前没有成立专门负责总部经济发展的领导机构，缺乏相关的指导意见和政策。虽然近几年武汉房地产发展较快，但商务楼宇建设滞后，武汉市在城市规划、用地、招商、税收等政策措施方面对发展总部经济缺少统一安排，现有的财税、GDP核算、政府业绩考核等制度还不能适应总部经济的发展。多年来，武汉城市圈建设的十大支柱产业主要集中在先进制造业领域，而总部经济致力于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代表未来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却一直发展滞后。这导致以现代金融、信息中介、会展咨询等国际商务活动为中心的知识型服务业对总部城市发展的支撑、配套不力。

2、武汉城市圈发展总部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面临的机遇。一是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为武汉城市圈发展总部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国家战略的积极实施，对武汉城市圈发展总部经济意义重大，武汉城市圈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必将增强其对国内外各类企业的吸引力，成为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最佳地。　二是国家批准建设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为武汉城市圈发展总部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总部经济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要支撑，符合“两型社会”建设的根本要求。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可以通过发挥武汉市的产业核心增长极作用，提高产业的能级和水平，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两型社会”建设。

三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产业转移的进一步加快，为武汉城市圈发展总部经济带来了后发优势。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和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武汉城市圈可以直接借鉴国内外发达地区的经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进行生产技术、组织形式、发展模式、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学习创新。

(2)面临的极大挑战。一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武汉城市圈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但伴随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相当严峻。在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这种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已不适应湖北省发展的需要。

二是城市间产业同质化严重，差异化程度低。目前，武汉城市圈各城市之间虽然已经出现了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趋势，但是城市之间的竞争大于联合，在产业分工中还没有形成梯度层次，产业结构雷同仍是开展城市合作的主要障碍。城市产业同构导致了城市之间的无序竞争，削弱了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也造成了城市间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三是行政壁垒依然存在，城市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在武汉城市圈中，武汉“一市独大”的态势非常明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武汉城市圈资源的合理流动，导致了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这些问题限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目前武汉城市圈各城市在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及环境保护等战略问题上尚存在差异，致使城市之间在统筹规划、共享资源和加强合作等方

面缺乏密切联系与协调分工，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分工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三、以总部经济发展为重点．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

为促进武汉城市圈的发展，加快构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武汉城市圈应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1、加强政府引导，建立健全武汉城市圈内部合作协调机制

城市间的合作机制是城市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条件，也是总部经济得以发展的基础。只有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坚持政府引导、统一规划，完善合作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城市经济协作和人才交流，才能实现城市圈的分工合作、共赢发展。

武汉城市圈应增强合作意识，加强同地方政府的合作，形成地方政府商谈对话机制，为城市间的产业协调发展、基础设施布局和各项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整体规划，并对城市发展策略和发展路径进行协调。总部经济的发展必将带来资源在城市间的重新配置，也要求资源信息的共享与有效整合。武汉城市圈一方面应加快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实现人才、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另一方面，应坚持各地区资源优势互补原则，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壁垒，促进要素的有序流动，建立统一开放的产品、技术、产权、资本、人力资源等各类市场。同时还应发挥商会、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咨询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的作用，推进建立共同的市场秩序。

2、加快总部聚集，发挥武汉龙头城市的核心辐射作用

发展总部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实现产业升级与功能提升的现实选择，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途径。中心城市是发展总部经济的核心区，具有较强的集聚、辐射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应通过增强总部聚集功能进一步发挥核心辐射作用，促进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合作。

武汉市应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的龙头作用，实施带动发展战略，积极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适合武汉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通过产业优化升级，加强与周边城市之间产业链上下游的联系与协作。通过“总部一制造基地”链条充分释放辐射效应，促进武汉市各类优势资源、要素向周边城市的辐射。围绕与本市的支柱产业发展相配套的总部经济项目，形成特色总部经济聚集区。立足于自身的产业基础及功能定位，明确重点吸引的总部企业类型，主要是国际性、全国性和区域性的企业总部，以及国内外大企业的管理中心、研发中心、制造中心等职能性总部。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核心辐射作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3、体现合理分工，构建城市圈“总部一制造基地”产业链

总部经济是企业内部价值链基于区域比较优势在不同区域进行空间布局的表现形态。城市的定位与功能无疑是企业选择“定居地”的关键因素，必须明确各城市的功能和产业定位，体现合理分工，建立梯度化的“总部一制造基地”产业链。

武汉市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充分发挥战略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国内大企业总部、职能总部进驻，使武汉成为城市圈的“总部中心”，辐射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发展。周边城市则应承接中心城市的辐射和转移，积极为中心城市企业总部做好配套工作，打造武汉城市圈的“制造腹地”。武汉城市圈九市应注重整体规划，避免重复建设，立足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实行差异化战略，各展所长，通过分工协作、错位发展，占据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形成具有互补性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增强武汉城市圈总部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4、突出区域优势，选择适合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发展路径

以总部经济模式推动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分工合作，既充分利用了中心城市的高端人才等战略资源优势，又保持了企业原有的生产成本优势，能够实现不同区域优势资源在企业内部的有效配置，促进了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结合武汉城市圈各城市发展实际，应选择不同的总部经济发展路径。

第一，先进制造业企业生产基地由武汉市向周边城市外迁。此路径是指武汉市企业基于降低生产成本或其他战略性因素的考虑，将生产基地迁移到周边城市和地区，总部仍留在武汉市，从而实现“总部―制造基地”分离布局。代表性的案例如武钢集团在大冶和黄石建设大型球团矿生产基地。

第二，省内优势企业总部从周边城市向武汉市迁移。此路径是指位于周边城市的企业为寻求更大的发展，将企业总部迁到武汉市，而把制造基地仍然留在原来的地区，从而实现“总部一制造基地”分离布局。代表性的案例如东风集团总部从十堰迁到武汉。

第三，武汉市优势企业在周边城市设立生产基地。此路径是指武汉市的企业在市场拓展过程中，由于难以在本地实现规模产业化或产业化成本较高，企业选择在其他适宜产业化的中小城市新建生产制造基地，进而构建“总部一制造基地”分工合作链条。代表性的案例如总部在武汉的丝宝集团在仙桃投资建设生产基地。

5、改善发展环境，增强武汉城市圈对企业总部的吸引力

汉服活动总结篇3

关键词：汉代服饰；文化；封建文明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085-01

礼制是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而服饰文化正是礼制在社会物质方面的反映。在汉代，服饰文化的核心正是这种特殊文化蕴藏之地。

一、汉代服饰色泽、冕服所体现的等级差别

（一）服饰色泽体现出的等级界限

汉代服饰的色泽中受我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影响极为明显，“阴阳五行体系”是汉代儒学极为重要的文化理念，用于伦理道德时，它象征的是封建等级的尊卑贵贱关系。方术家认为，阴阳五行学说与占星术中的五方相关联，水为黑，指北方；火为红，指南方；金为白，指西方；木为青，指东方；土为黄，指中央。当时的统治者认为，秦统一天下，是获水德，而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水属冬季，颜色为黑，因此，秦朝服饰尚黑色。而汉承秦制，则尚土德，土是黄色，所以汉朝服饰尚黄色。正是受这种五行学说影响，黄色被定为最为贵重的颜色，即天子朝服的色泽，而黑、红、白、青，连同黄色都被定为正色。百姓服饰颜色都是根据阴阳五行相克相生原理调配出的间色。

（二）冕服体现出的职别等级

冕服是最典型地体现等级标识的代表之一，冕服受功能不同显示出各种套样，同时又因登记权利不一表现出多种区别。这种级别上的不同往往通过样式、纹路以及冕旒玉数的不同显示出来，而借助衣裳的纹章则体现出等级的区别。就汉代的冕服而言，佩绶是其服饰的一个重要特色，其旨在对官阶进行区分。绶是丝织物，用来系官印，是汉代官员权力的象征。从皇帝到官员，只有官级越高，他的绶带才会越长，并且这种长度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得随意逾越。除了长短和色泽的差别，绶带编制的疏密也极有讲究，一般说来，馆员等级越高，绶带越发细密，反之则越发粗疏。总之，汉代的冕服制度中体现出的，正是一个界限清晰、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在汉代这样一个封建时代起着重要的等级作用。

二、汉代服饰中“龙”、“凤”图案蕴含的丰富寓意

除了对前朝“十二章”纹样继续沿用外，汉代服饰还出现了新的图案、造型――“龙”、“凤”。在汉代，龙凤图案纹样是最早的一种吉祥图案，给人以欢乐、安详的感觉。而在服饰图案显示中，龙纹样则注重动作夸张、神采飞扬，它蕴含了理性的威严，也体现了神性的幻化，即体现出一种现实与神话交融的特点。龙凤的组合在汉代颇为流行，既寓意着宫廷昌盛，又有婚姻美满幸福的含义。特别是受汉代统治阶级影响，龙纹样成为皇权的象征，在统治阶级看来，龙的气魄、神力正是皇权的表现。

三、汉代民间服饰艺术的传神色彩

服饰艺术同样是劳动人民智慧的总结，更多的服饰文化都来源于普通百姓中。汉代民间服饰艺术大都来源于社会生活，都是对自然界形态的提炼，其风格更是具有百姓文化健康积极、明朗活泼的特征。汉代民间服饰纹样多变，用流动起伏的波弧线构成框架，比较注重力量和动势，给人以古朴生动的感觉。情景交融之下，服饰的纹样更加突出主题的鲜明，形成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刺绣工艺是汉代服饰的一大特色，受当时经济发展影响，刺绣工艺日趋完善，人们对服饰审美的多元化需求得意满足，形成了一种新的服饰造型效果。除了前文提到的龙凤图案，汉代的刺绣多数是生活实用型，反映了当地丰富的风土人情、宗教文化和民俗特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和人文历史的深刻凝聚。

四、汉代服饰文化对当代服饰设计的启示

服饰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的展现。因此，重新审视汉代服饰，给当今服饰设计的首要启示即是对汉服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的弘扬。自古以来我国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直注重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到了近代，东西文明交融之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中华文明更是逐渐淡化，西方文明的融注使得中华传统逐渐丧失，民族性浓厚的汉服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因此，重审汉服，最首要的是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追溯。

近年来，汉服运动被响亮地提出，从单一的个体行为演变为公众运动，正是这种情况下，汉代服饰文化逐渐为人民所知晓。汉服的盛行，正是当今华夏民族年青一代民族觉醒的表现，与此类似的“读经热”、“成人礼”等一系列活动的盛行，更是曾经备受冷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反映。

总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这种人文精神文化的存在正是它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所以，传承汉服文化，正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载，更是对华夏历史文化情感的寄托和发扬。

汉服活动总结篇4

武汉市、长沙市，郑州市、南昌市、太原市分别作为中部五省省会城市，在各自所处的城市群中又居于中心地位。通过对地区经济核心的比较，可以起到了解自身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抓住机遇，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中部地区的发展。

一、2005年武汉市与中部其它4省省会城市发展状况比较

1．经济总量及人均收入

2005年，武汉市、长沙市、郑州市、南昌市、太原市五市的GDP产值分别为2238亿元、1519．9亿元、1650亿元、1007．7亿元、895，5亿元。从GDP总量来看，五个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三级：武汉市为第一级，长沙市、郑州市为第二级，南昌市、太原市为第三级。虽然武汉市GDP总量仍然领先，但是人均生产总值的差距呈缩小趋势，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大致已经相同。

2．产业增加值

总体看来，五个城市三大部类产业的结构和增加值比较差别不大，武汉市产业分布相对比较合理。

产业的发展，需要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但五个城市普遍缺乏具有强大实力的大型企业。武汉市在2005全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仅有四家入选。因此，产业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扶持大型企业和合理升级产业结构上。

3．社会固定资产投入

从投资结构看，武汉市第一产业投入所占比例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投资重点仍然放在第二产业上，这于武汉市政府发展策略有关。

武汉市非国有经济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偏低，只有34．5％。同期，长沙市、郑州市、南昌市的该项比例分别达到了69．1％、38．2％和52．7％。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不足说明武汉市经济缺乏活力，私有经济发展不够活跃。

4．金融业服务行业

金融水平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2005年末，武汉市金融机构存贷款金额分别为4084．95亿元和3170．88亿元。同期，郑州市和长沙市同类数据分别为2322．32亿元、2055．35亿元和3116．1亿元、2428．1亿元；南昌市，太原市的同类数据分别为1556．65亿元、1027．5亿元和2539．25亿元、2069．14亿元。

武汉市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在数量上是领先的，这和武汉市经济总量比较大是密切相关的。同时，说明武汉市作为华中地区的经济中心，其经济辐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5．对外经贸发展状况

由于地缘关系，中部地区的对外经贸比较是一种低水平状态下的比较。武汉市的进出口总量是明显领先的，但是通过对进出口结构的比较，发现武汉市的出口额低于进口额，而其他四个城市情况则相反。这一方面说明武汉市的开放程度比较高，外来商品比较丰富，同时也说明武汉市的产品竞争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6．主要行业的区位商比较

分析区域分工优势常用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LQ)来测定。区位商分析可以通过测定各行业在各地区的相对专业化程度，间接反映区域间经济联系的方向和结构。

公式表示为：LQ=eiet/Ei/Et

其中ei表示为该区域i产业的从业人数，ei表示该地区从业总人数，Ei表示全国从事i行业人数，Et表示全国从业总人数。区位商大于1属于优势部门，小于1则属于劣势部门。

单位从业人数是指在城市法人单位就业的人数。通过图1数据可以看出，武汉市在交通邮政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上的区位商值具有优势。在科研、技术服务和信息、计算机等高新技术行业以及金融业上武汉市的商值比较小。

武汉市是重要的信息港和商品集散与中转站。这使得武汉市的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服务辐射的区域广大。武汉市的房地产业近几年得到了迅速发展，房屋建筑面积和商品房销售数量都增长较快。武汉市的物价水平在各个省会城市中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各种生活物资供应充足，居民服务业发达。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的发展关乎整个经济的发展。武汉市的金融业存贷款数量比较大，但是区位商值相对比较低。这一方面说明武汉市金融业效率较高，但同时也说明武汉市金融业市场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武汉市在科技、信息、计算机等高新技术行业，从业人数相对总从业人数较少。说明武汉市的智力优势并没有给武汉带来很好的效益，高素质人力资源流失比较严重，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武汉市在中国城市创新竞争力中，排名相对其他省会城市较为落后。

二、武汉在今后发展中的对策与建议

武汉市具有扮演“中部崛起”发动机的潜力，但现阶段并不具备这个实力。因此，武汉市首要任务是抓住机遇，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结合实际情况，武汉在今后发展中应该侧重以下几点：

1．积极利用各方面条件，向国家争取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

“中部崛起”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中部地区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中央的政策和财政的扶持。武汉市需要积极展现自身优势，争取国家各方面的有利政策，促进自身发展。

2．积极发展制造业，重振制造业雄风

武汉市一直是中国著名的制造业基地，可以说制造业是武汉市的传统优势行业。具体来说，武汉市可以在光、机、电一体化和制药工业上做文章。

武汉市的“光谷”已经初具规模，政府应该加大扶持力度，将其与软件技术、高校的智力资源更好的结合。神龙、武钢都是全国有名的大型企业，应该积极加强企业间、产业间的交流。武汉市有不少有名的制药企业，如武汉健民、马应龙等都是红极一时的制药公司。政府应该搭建平台，促进企业和高校间的交流，积极开发新技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3．大力发展服务业，改变发展策略

转变服务业发展重点，重品牌、培精品，大力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

在居民服务业上，将某些具有武汉特色的服务业进行品牌包装，将其打造成为武汉市的特色品牌。例如户部巷的小吃，江汉路的步行街。通过特色品牌的作用不仅可以进一步推动武汉市的居民服务行业的发展，同时充分利用了武汉市丰富的人力资源。

武汉市需要加强金融业和咨询行业的发展。抓住金融业逐渐对外开放的契机，结合地区金融中心的优势，积极为外资银行进入武汉市做好准备，争取将武汉市金融辐射力扩大到整个中部地区。服务行业不仅要为居民提供各方面的有效服务，更应该将发展重点放在为企业服务上。特别是对能够促进企业发展的服务，如员工培训、企业家知识讲座、法律咨询等。

4．充分利用交通优势，将武汉市打造成为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武汉市的交通优势表现在两点：一是“九省通渠”，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二是拥有长江黄金水道。武汉市一直没有直飞欧美目的航班，给外商投资和国际交流带来很多不便。因此，武汉市需要开通国际航线，方便航空交通。武汉市现有沌口、汉阳、汉口、阳逻四大港区，水上交通便利。需要做好码头的硬件、软件建设，以中国长江航运集团为骨干，充分利用长江航道的天然优势，充分发挥其作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关口作用。

5．利用武汉市的地理优势，发挥武汉市辐射力强的特点，带动周边城市，打造武汉城市圈

城市群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武汉市周围，包括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孝感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等8个中小城市，面积达六万平方公里，形成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2000年，中科院课题组通过研究曾得出结论，认为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圈正在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后中国第四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

汉服活动总结篇5

 

关键词：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

库兹涅茨指出，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共同特征在于人均产值的高速增长、人口数量的增加、要素生产率的增强及较高的经济结构转变率。相应地，经济结构不断转变又推动了国民经济更快的增长。而经济结构的转变，就是农业向非农业、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变。[1]库兹涅茨的研究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变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同时也表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经济增长力、生产推动力、产业协调力等巨大作用。正因为如此，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就武汉而言，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要实现国务院关于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则必须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换言之，既要用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方式改造和提高商贸、住宿、餐饮、仓储、运输等传统服务业，又要大力发展智力要素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业，包括但不限于旅游、信息、会计、咨询、法律服务等。

首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核心议题，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武汉市作为一个特大城市，经济方式的加快转变面临着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困境，以现代服务业引领经济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不仅可以有效降低生产要素成本，还有利于突破资源约束瓶颈，减轻环境压力。

其次，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内在要求。武汉城市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首要任务是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本质上来自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等需求，不以资源消耗投入和环境污染破坏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发展，即节约了资源，又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最后，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低碳时代的必然选择。随着气候问题日益严重，“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渐成国际社会的共识，在低碳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有别于其它产业及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势必成为未来武汉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武汉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

（一）武汉现代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就2010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下文明确武汉市江汉区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根据定位，江汉区将建成服务武汉城市圈乃至中部地区的6大服务产业中心：金融中心、现代物流中心、企业总部中心、会展服务中心、都市时尚中心、中介服务中心。江汉区获准试点不仅为武汉市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加快发展的契机，同时标志着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进程不断加快、水平逐步提高。

事实上，自“十一五”以来，武汉市经济总量不断攀升，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比重和水平得到提高。

2010年，武汉市gdp总量5515.76亿元，其中服务业实现增加值2812.9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1.0%，三次产业结构比为3.1：45.9：51.0，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已逾半壁江山，经济服务化步伐稳健。其中，旅游业增加值为750亿元，全年接待国内旅游人数885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9.2%；接待海外旅游人数92万人次，增长37.5%。实现旅游总收入750亿元，增长47.4%；金融业增加值为347.12亿元，全年新引进5家境内外金融机构，18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在汉设立后台服务中心。汉口银行设立宜昌分行。年末金融机构数32个，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0930.77亿元；房地产业增加值为331.20亿元，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017.40亿元，比上年增长30.7%。房屋施工面积5068.42万平方米，增长12.9%。房屋新开工面积2626.27万平方米，增长59.1%。房屋竣工面积919.40万平方米，下降2.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为142.96亿元，年末移动电话用户1110.77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123.42部/百人。固定电话用户286.5万户，固定电话普及率31.83部/百人。

互联网宽带用户145.55万户，增长23.4%。数据表明，“十一五”期间，武汉市服务业发展成效显着。

（二）武汉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的不足尽管武汉市部分现代服务行业保持较快增长，但从总体

上看还存有不足。一是产业层次较低。现代服务业专业化、信息化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新型业态发展不足。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为142.96亿元，仅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5.09%、gdp总量的2.6%；法律、会计、会展、文化等服务业则尚处于起步阶段；二是产业竞争力不强。众多服务业领域市场化程度都比较低，资源市场配置的基础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市场准入的障碍还存在，部分行业仍然存在较多价格管制，不利于鼓励竞争，增加供给。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乱收费现象严重，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服务企业的经济效益不佳，武汉统计年报资料显示，武汉服务业企业资产创利水平不高，经济效益不容乐观；三是同质化现象明显。武汉市几个中心城区都在建设具有功能相似的商务中心，存在功能重复、各自为战等问题，这些同城竞争，使相对缺乏的资源更加分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心城区应有的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的发挥。

四是投资结构不合理。2010年武汉城镇以上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构成中，房地产业已达43.8%，而金融业不足0.3%，信息传输业仅1.3%，居民服务业仅0.5%。

此外，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所占比重高于武汉市平均水平，服务业投资在所有制结构上的转换仍然滞后。

二、武汉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比较优势。

（一）武汉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1、人才流失。现代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尤其是企业管理、市场服务、科技研发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的发展，更离不开高端人才的支撑。然而，根据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的数据表明，在武汉高校毕业生中，每年有99%的博士，96%的硕士和89%的本科生流向市属以外的单位。根据省人事厅抽样调查显示，最近5年全省高、中级职务人才的流失分别是引进的6.45倍和4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的骨干力量因此而减少了50%。大量高端人才外流极大地制约了武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竞争失范。现代服务业供给能力的扩张在于完全的市场与充分的竞争，但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来看，诸多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失范。一是限制竞争。

武汉市部分现代服务业领域，如银行、保险、教育、医疗、保健、通讯等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部门所有或行业垄断，缺乏竞争导致服务业创新不足，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同时产生行业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此外，准入门槛较高、市场准入范围狭窄也将绝大多数潜在投资者拒之门外，其结果是国有垄断企业的既得利益得到保护，在没有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行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丧失；二是无序竞争。一些企业为增强竞争力、抢夺客户资源，没有在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上下功夫，反而把精力放在采用不正当手段打击竞争对受上。如武汉某信息传输企业频繁剪断竞争对手通讯线路、采用诱导或误导等方式以竞争对手的名义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3、收入偏低。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是否随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服务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从较长时期看，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服务需求的一项重要的因素。据统计，2010年度武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806.32元，比上年增长13.2%；人均消费支出14490.07元，增长14.0%。其中，食品支出5367.36元，增长5.0%。

可支配收入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倒数第5，低于第1位深圳11574.6元、高于第15位哈尔滨3249.5元。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食品支出比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从而制约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二）武汉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1、政策支持。2007年12月1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两型社会”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市自此可根据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切实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2009年12月8日，国务院批复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文明确武汉市江汉区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上述政策为武汉市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将极大地促进武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人力资源。湖北最具竞争力的优势在于科教资源。现有普通高校87所、各类科学研究和开发机构1341个，建有国家实验室1个（全国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5个（居全国第3位），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8个（居全

国第3位）。特别是武汉市科教优势十分突出，是全国第三大教育中心，第二大智力密集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教资源优势为武汉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和人才支撑。[10].

三、武汉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思考。

武汉市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必须以市场化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依托、以政策体制为驱动，注意优化行业内部结构，促进行业经济要素的重新组合。

在具体工作中，市政府已经意识到相关问题的存在，并有的放矢，结合金融、现代物流、旅游、会展、信息服务、创意设计等行业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如提出进一步发挥现代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创新更多金融产品，支持地方金融机构改善股权结构，扩大资产规模，加快异地发展步伐，推进光谷金融港建设，加快建设全国性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和金融外包服务中心；突出发展现代物流、旅游、会展、信息服务、创意设计等现代服务业；整合物流资源，加快物流园区建设，培育引进大型物流企业，提高物流业信息化、标准化水平；提升旅游景区品质，打造旅游精品，促进旅游业快速发展；大力实施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建设，促进“三网融合”，推进“光城计划”，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工程勘察设计等产业，着力打造工程设计之都；加快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商贸流通业步伐等新的工作要求等等。[11]在战略层面上，武汉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则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创新。

为加快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步伐，必须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扶持现代服务业，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及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契机，结合武汉市地方立法权，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相关行业从业者的权利，为吸纳投资、吸引人才、吸收技术打造优良的平台。

例如，依据现行税收制度，服务业实行的是营业税，是对全部营业额征税，不能像制造业只对增值部分交税，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分工越细，营业税负越重，不利于服务业专业化分工。此外，服务业的营业税不能抵扣，导致工业部门倾向于内部提供所需服务，而不是从外部购买，从而限制服务外包的发展。[12]武汉市无法干预中央税的征收，但可制定相关政策，对所涉企业减免、退返地方税。

（二）市场开放。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开放促发展，以发展促开放。武汉市按照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服务业的体制改革，深化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以及国有服务企业改革，放宽经营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尤其是当前国际服务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的趋势渐趋明显，武汉市要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采取多种方式，依据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国加入议定书》及中国的具体承诺减让表的要求逐步开放市场，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另一方面，应鼓励充分竞争，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严厉打击各种反竞争行为，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

（三）人才兴业。

实证研究表明，教育、科研方面的财政投入与高端人才的流向具有极大的关联性。[13]然而，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武汉市教育财政支出为66.4917亿元，科技财政支出为10.1520亿元，两者之和仅占同期gpp的1.68%，[14]（第243页）远低于同年北京的5.40%，也低于上海的2.52%。因此，武汉市财政必须加大对教育科研的投入，并以此为契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留住本地高素质和高技能人才，增强吸引外地人才的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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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活动总结篇6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三型”党组织的建设历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备受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相继在高校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深入开展，进一步强化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伴随着高校“双一流”工作的启动，结合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特点，大力推进“三型”党组织建设，从组织上保证和巩固党对学院的坚强领导，促进学院科学发展，力争学院在建设“双一流”工作中取得突破，是本院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一、“三型”党组织建设，需更新理念、端正态度、明确目标

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有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结合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实际情况建设“三型”党组织，必须更新理念，端正态度、明确目标，从而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推向新境界。

首先，“三型”党组织建设，学习是基础。如何谋划好“三型”党组织建设这个宏伟蓝图，前提是更新学习理念，摒除旧的思维模式，用新理念指导新发展。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不能以老眼光看待新情况，不能以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唯有终身学习，不断用我党的经典理论著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以及系列讲话精神武装全党，才能以新理念引领新常态。“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专业理论研究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并不是形式上的，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教学与科研工作，把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拥护转化为爱岗敬业的实际行动，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大局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学术价值。”[1]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实际中，面对来华留学生，更需提升教学水平，从思想的高度重视时刻出现的新问题。当前高校广大党员应当重点加强与教育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有关的政治理论知识、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和领导科学相关的理论知识、现代移动互联网技术等方面相关知识的学习，在立足本院特色的同时要时刻关注中外高等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和走向。充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注重向实践学习。

其次，“三型”党组织建设，服务是宗旨。牢固树立“以师生为本”的服务理念，充分发挥好基层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从思想的高度认识服务的重要性，把服务拓展到学院的各个角落，主动服务广大师生，让全体师生群众、党员干部感受到党组织的关爱和温暖。特别是我们面对的是国际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风俗习惯各有不同，更应端正服务态度，时时刻刻为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服务。在物质生活方面，要关心他们的食宿情况，为来华留学生办实事解难题。对于留学生反映的问题，能解决的立马解决，此时不能解决的要说明情况，争取尽快早日解决。针对留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可以成立各种社团组织，开辟相关活动场所，结合学院特色和北京优势组织大家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各种文体活动和赛事，比如：中外留学生联谊、北京民俗体验、中国文化体验活动等，以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增进师生情感、加强师生互动，从而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最后，“三型”党组织建设，创新是动力。尤其是在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浪潮中，要格外高度重视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党在高校基层组织中引领创新的战斗堡垒。“十三五”规划开启了高校发展的新篇章、“五大发展理念”构建高校新格局、“双一流”建设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注入新活力。在此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唯有创新才能赢得未来，保持领先优势。基层党组织要带头提升创新理念、把握创新动态、营造创新氛围，把创新贯穿到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始终，保持学院健康、持续、和谐、稳定的良好发展态势。尤其在针对来华留学生时，要创新教学管理模式，以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学习中国文化、感受中国魅力，使得“传播汉语、弘扬中华文化”更好地在学院教学工作中突出体现。

二、“三型”党组织建设，需借助新媒体优势、激发兴趣、拓宽平台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为代表的移动新媒体得到了广大青少年的喜欢。这也为高校基层“三型”党组织建设带来了新契机、拓展了新平台。

首先，利用新媒体搭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新平台。新媒体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于一体，充分利用好新媒体优势，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兴趣。第一，组建微信群。微信群的组建可以使广大党员干部随时随地交流学习经验，不受时空等因素限制。如有好的学习材料、学习经验、学习微视频等都可以在微信群中，以便大家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共同进步。第二，搭建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微博和公众号可以随时党的理论政策精神，便于广大党员干部及时学习好、宣传好、诠释好党的理论政策精神，随时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合格的共产党员。此外，对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而言，各种教学经验、教学成果和教学材料等同样也可以借助新媒体优势，在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对于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水平、扩大影响力等都大有裨益。

其次，利用新媒体拓宽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新要求。“以师生为本、为师生服务”是全体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就更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做，用心听，规范服务标准，提升服务效能。“坚持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社会、服务师生、服务党员，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高校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使服务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鲜明主题，使党的执政基础深深植根于高校师生之中。”[2]第一，服务对象是外国留学生，应广泛利用新媒体优势搜集信息，明确服务目标。在微信、微博开辟专栏，可以让师生对于校园学习生活的工作意见、建议进行留言。这样拓宽了信息来源渠道，避免当面提出的尴尬，有的放矢，精准服务。第二，利用新媒体的便捷性，简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选课、教评、缴费、师生互动等都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方便师生生活学习，更好地感受现代科技为我们带来的各种便利。以缴费为例，完全可以利用新媒体手段，方便师生。总而言之，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拓宽服务渠道、应格外重视新媒体。

最后，利用新媒体开拓创新型党组织建设新方向。创新是时展的主流方向，利用新媒体建设创新型党组织，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要根据留学生的特点，利用新媒体优势在创新课堂教学的同时加强师生互动，完善教学体系，更好地突出学院以科学化、国际化、开放性的发展理念和以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学科领域非学历短期速成强化教学的特色和优势。比如，现在留学生都会使用微信。以微信为新的教学平台，辅助课堂现场教学，创新教学模式，更好地传递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当中，基层党组织应率先使用新媒体、研究新媒体，充分发挥好新媒体优势，以新媒体引领课堂教学新模式，更好地提高学习效率，让广大留学生喜欢汉语、乐学汉语、速成汉语。

三、“三型”党组织建设，需树立世界眼光、融入工作实践，提升自我能力

“三型”党组织建设最终目的是坚持党的领导、提高工作实效、科学谋划学院发展。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要以“三型”党组织建设为契机，树立世界眼光、构建大国情怀。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各项工作都要落在实处、走在前列，“三型”党组织建设永远在路上。

首先，“三型”党组织建设，要融入校园文化当中。高校基层党组织要做校园文化的引领者，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丰富多彩、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不仅可以为中外师生提供展示才能和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还可以丰富校园生活、陶冶情操、构建健康人格、全面提高素质。结合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特点，以“三型”党组织建设为契机，学习好各种知识，服务好广大师生，创新好工作模式，广大党员干部要身先士卒、积极谋划。主动融入各国留学生当中，以文化为纽带，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与讲座，力求用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染各国留学生。

其次，“三型”党组织建设，要体现学科特色。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不仅是教授汉字的听、写、读、译，更重要的是通过汉字这个形式，让各国留学生了解中国、喜爱中国、领悟中国智慧的真谛和内涵，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三型”党组织建设当中，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学习业务知识、学习最新教学理论成果，使各国留学生感受到全体教职工的无限热情与积极主动。深入创新教学模式，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打造精品教学工程，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推动创新型党组织的建设，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学科最前沿。

汉服活动总结篇7

关键词：品牌战略；穿族式管理；组织结构

1　武汉黛斯杰服饰简介

1.1　武汉黛斯杰服饰发展历程

武汉黛斯杰服饰始创于1989年，位于武汉市古田三路附1号福泽工业园内。公司现有员工近120人，小学、初中学历员工占89％，所有的技术人员全部是工匠型人才，即靠师傅学艺成长起来，几乎不会电脑。

公司前称经历过“高龙”“圣娇龙”两个阶段，“高龙”时期属于公司发展初期，规模小组织结构模糊，厂房条件艰苦，员工不多，管理水平低，产品质量中等，业务范围涉及自产自销，oem和代销。到了“圣娇龙”时期公司规模开始扩大，组织结构也逐渐清晰。员工待遇提高，开始走精品路线，但是管理者管理水平仍然较低。这时的业务范围以自产自销为主。

1.2　武汉黛斯杰服饰组织结构

武汉黛斯杰服饰组织结构是扁平化的直线职能式结构，因为这种结构与公司的集权理念相适应，也与公司规模较小、职能单一、产品品种稀少的经济活动特点相匹配。

图解：公司所有部门管理都与老板有关系，老板直接控制所有部门，同时其他部门也同时被厂长和老板娘控制，形成了扁平化的直线职能网状结构。

2　武汉黛斯杰服饰家族式经营管理的弊端及成因

2.1　企业领导人决策独断及组织结构混乱

(1)企业领导人决策独断。

武汉黛斯杰服饰的领导人凭自己的感性认识和传统经验容易做出非理性的决策，导致公司战略迷失，企业短期投机行为严重。

企业的发展受到老板牵制，重大决策易出现失误。比如前十年建材市场火红，当时公司管理层意欲进军建材市场走多元化路线，但是老板因为怕担风险而放弃这个大好机会。

(2)组织结构混乱。

武汉黛斯杰服饰的组织结构完全未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而设立，所有部门职责、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完全是随意设定而成，带着一种浓厚的个体户色彩，呈现出各层次的混乱无序状态。图一中的组织结构就造成了以下现象的产生：

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难以沟通合作。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频频发生，有问题直接找老板解决，存在越级汇报的情况。而老板遇事总喜欢亲力亲为，运用老板的威严压人，遇事风风火火不够理性，对中层管理者形成职权架空，员工便不把管理者放在眼里，而老板则一天到晚疲惫不堪。

2.2　品牌战略意识淡薄

武汉黛斯杰服饰虽然已成一定规模，产品销售遍全国，但从决策者到基层，对于品牌的构架与塑造仍处在一种模糊的阶段。新产品的开发也处于“跟风”阶段，改版其他公司畅销的新产品。没有专业服装设计团队，忽视品牌的力量，不重视品牌效应，对于广告公关的投入几乎没有，没有公关部门和新产品研发部门。

对于上述现象，应归结为企业缺少战略考虑。公司高层管理者只着眼于现时的生产计划没有长远战略规划。眼光只存在于服装的生产，而忽视了企业的品牌发展。所想的是当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

2.3　缺乏高素质人才

由表1中可知，武汉黛斯杰服饰往往用人先唯亲后唯贤，经常录用亲戚朋友来担任高、中层管理人员。公司近120人，小学、初中学历员工却占89％，技术人员没有一个是大专学历，所有的技术人员全部是工匠型人才，即靠师傅学艺成长起来。

武汉黛斯杰服饰这几年在生产方面虽然有所改变，但那都是生产设备的更新。没有高学历高素质管理人才和先进生产运作思想的引进，在生产模式上依然是以前的老一套，没有专门的采购部门和物料控制中心，生产物料控制处于混乱无序状态。

2.4　缺少企业文化

汉黛斯杰服饰的用人标准是任人唯亲，企业文化因此而难以发展。企业领导人的决策独裁使其对于企业文化的建设不重视，缺少经营理念、行为规范、企业形象、价值观和社会责任。企业对自主品牌的不重视，生产运作的短期性，使得武汉黛斯杰服饰内部员工呈现个体散沙性。员工以个人价值观为中心，对于个人行为规范、企业制度、企业形象放任自流。缺乏企业归属感，责任感以及团队精神，在工作中经常出现员工之间发生矛盾，致使人员流失率过高。

3　武汉黛斯杰服饰家族式经营管理解决方案

3.1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武汉黛斯杰服饰由于是多年的家族企业，一下子摆脱家族式管理是不可能的，但是毕竟现代企业治理机制是企业发展的方向，企业必须早日实现向现代企业治理机制。

(1)企业改制实行分权而治。

在企业运营巾，董事长与总经理不宜兼任。委托理论认为，董事会受股东大会委托成为公司所有者的代表，构成第一级委托关系；董事会又聘用经理班子负责管理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经理人员有义务和责任依法经营好公司的事务，董事会有权对经理人员的经营业绩进行监督，并据此对经理人员进行奖励或予以解聘，构成第二级委托关系。在这种结构下，董事长是老板，总经理是雇员，若两个职务由一人兼任，则会失去这种委托关系的意义，武汉黛斯杰服饰则刚好如此，从而使公司的内部制衡关系失效。特别是当处在缺乏外部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更易形成新的“专制化”管理。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相对统一的、标准的内部制约机制和外部的监督机制。

(2)允许员工持有股份。

经理层及员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才有反对权，才能避免公司股权过分集中。经理及员工的切身利益与公司更趋紧密是通过持股实现的，有利于减少董事长、总经理经营决定失误的发生率。董事会成员或董事长的股份不能过于集中，否则再好的制衡机制也发挥不了作用。

(3)建立科学管理体系。

首先是管理风格的改变。创业者侧重于打破秩序，需要冲动；而企业家必须循规蹈矩，重视制度与规范。武汉黛斯杰服饰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须进行规范化管理，否则就会由于管理上的差距而被市场淘汰。

汉服活动总结篇8

关键词：生产业；武汉城市圈；产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5-0048-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产业在我国迅速崛起，并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结构中增长最快的部门。生产业又称为生产者服务业，目前对生产业还没有统一定论，Hanson（1990）指出生产业作为货物生产或其他服务的投入而发挥着中间功能，其定义包括上游的活动（如研发）和下游的活动（如市场）。我国政府在《十一五纲要》中将生产业分为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等。总体上看，生产在理论内涵上是指市场化的中间投入服务，即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的非最终化服务。近年来，我国少数大城市生产业集聚的趋势逐渐明显，上海、北京已成为国家的金融中心，大连、天津、宁波等沿海城市逐步成为部级物流中心，杭州业已成为名符其实的电子商务之都，商务服务业作为生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等经济热点地区迅速发展及集聚，并已成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和地区竞争优势的源泉。

武汉城市圈以“两型社会”作为根本建设目标，高投入、高消耗的制造业生产方式将难以维持，“低碳经济”内在要求武汉城市圈必须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服务业。鉴于此，如何促进武汉城市圈生产业发展及集聚，建立现代制造业基地是值得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

1生产业集聚及武汉城市圈发展

生产业以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对象，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诸环节，是现代服务业中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生产业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其集聚性，根本原因在于获得外部经济，减少交易的成本。生产业的集聚对城市圈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提升圈内经济的竞争力。一是有利于推动新型工业化道路。高水平的生产业集聚及投入，提高了先进技术在产业链中的应用，促进产业技术水平提升，进而构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发展道路。二是生产业集聚推动了科技进步，知识创新、资本运作以及市场开拓，为城市圈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三是生产业集聚对吸纳高素质就业劳动力方面有重要的贡献，并以此在地区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上提供重要支持。因此，促进生产业集聚发展，为“两型社会”的建设提供强大的产业支撑是武汉城市圈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2011年，武汉城市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859.60亿元，占全省的60.5%，三次产业的现状是：第一产业占GDP的9.8%，第二产业占GDP的46.4%，第三产业占GDP的43.8%。整体来看，武汉城市圈的产业呈现二、三、一，二与三趋于持平的结构，产业结构基本趋于合理，按照工业化演进阶段分析，武汉城市圈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开始进入产业发展提升阶段。随着圈内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服务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将进一步改善。武汉城市圈经过多年的积累，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集聚态势日益显现，基本形成金融、现代物流、科技服务、信息及商务服务等集聚区（见表1）。

湖北省的省会城市武汉，不仅是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与辐射源，更是各产业的聚集中心，特别是金融、科技服务、信息及商务服务等生产功能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表1武汉城市圈生产业集聚区

2武汉城市圈生产业集聚存在的问题

都市圈与生产业发展紧密联系，相互促进。随着都市圈的不断成熟，生产业集聚发展越来越重要，在促进产业融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依照武汉市城市圈的发展现状，面向新型工业化的武汉城市圈应定位于专业性的集聚化。而圈内生产业集聚发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生产业不够发达，集聚规模偏小。2002年武汉城市圈建设开始启动以来，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2000年武汉城市圈生产业增加值为383.03万元，2009年生产业增加值增长到1403.03万元，增长了366%，年均增长14%左右。尽管武汉城市圈生产业的增加值呈现出每年增长态势，但增加值总值只占武汉城市圈地区生产总值的17.6%（2009年武汉城市圈GDP7956.55亿元），且增加值远远低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2009年武汉城市圈的增加值仅相当于长三角的12.5%，珠三角的16.8%（见图1）。产业集聚规模是衡量产业集聚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武汉城市圈仅有江汉区金融集聚区、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园、阳逻水港物流园等几个产业集聚在全国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大部分的生产产业群的经济总量明显偏低，规模偏小，对整个城市圈的经济支持明显不足。

（2）与制造业融合不够紧密，不利于生产业的集群发展。生产业与现代制造业相互依托，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制造业越发达，生产业就越发达，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为生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同时，生产业的发展对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具有关键意义。目前，武汉城市圈内各个城市主导产业中机械制造、钢铁、化工、造纸等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比较多，受传统工业经济的影响，大部分城市没有重视生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和配套问题，导致生产业配套协作少，分工协作程度低，社会化服务能力不强。生产业的创新桥梁作用因缺乏市场动力，服务核心能力差，服务规模小，直接制约了生产业的集群发展。

（3）传统行政壁垒严重制约生产业集聚发展。“一城独大”是武汉城市圈的典型特征，武汉的“首位度”太大，周围卫星城规模小，发展速度慢。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各经济主体的行政管理各自为政，相互分割，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资本要素难以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生产业市场难以建立，金融服务业、信息咨询业、会计、法律等服务业发展滞后。此外，武汉城市圈受行政划分影响，城市间的分工协作不强，生产业之间联动性较差，难以发挥各城市之间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互动作用，结果导致本城市产品“远购远销”，难以与本地的市场密切挂钩，直接制约了生产业的集聚发展。

3促进圈内生产业集聚发展的对策

（1）政府为生产业集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和环境。制度和环境因素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影响生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针对武汉城市圈内生产服务业集聚规模小的特点，政府部门首先应成立现代生产促进组织，编制和实施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定期生产业发展重点的指导性目录，引导企业按市场经济规律，健康有序地发展生产业。其次，放松产业管制政策，充分吸收和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资本的投入，鼓励和引导外资、民营资本投资生产领域，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提高生产业集群效应。最后，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圈内企业兼并、联合、重组、上市，促进有竞争力的生产服务企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竞争力大型生产服务企业或企业集团。

（2）按照各个城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分工，圈内生产业集聚应梯次推进，错位发展。作为核心城市的武汉应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会展等高附加值的生产业，同时，加快推动武汉城市圈金融一体化建设，推动武汉城市圈信贷市场、票据市场、资金清算、金融信息一体化、产股权市场一体化进程。武汉中心、鄂州、黄石、孝感依托冶金、建材、汽车等先进制造业发展汽车服务、技术服务、工业咨询、信息等专门的配套服务业集聚，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物流园区。其他三线城市依托自身产业特点形成配套的生产集聚区。

（3）加快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提升生产业整体水平。生产业具有知识密集和智力密集的特点，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服务业，鼓励服务企业应用信息技术、实现信息管理网络化。同时，武汉城市圈要充分利用湖北省高校和科研机构多的优势，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加大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按照生产业的需求有重点地培养人才，特别是熟悉世贸规则，通晓国际惯例、擅长国际交往的金融、保险、贸易、中介等专业人才。加强服务业岗位职业培训，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

参考文献

[1]陆小成.基于区域低碳创新系统的生产业集群模式[M].北京：知识产业出版社，2010.

[2]唐珏岚.生产业集聚-大都市形成与发展的必由之路[J].广西社会科学，2006，（02）.

汉服活动总结篇9

其实汉服本身并非指具体的某一种服饰，而是一种衣冠体系的统称。华夏衣冠体系与西服的体系一样，包含礼服和常服。西装革履就好比峨冠博带，而轻便休息的运动服在华夏衣冠体系中亦有相对应的款式，那就是本文要讲的褐。

褐是汉服的一种，是我们的祖先劳动时所穿的短装。要了解这种服饰，我们可以先从字面上来理解。根据唐代司马贞《索隐》记载：“，一音竖。谓褐布竖裁，为劳役之衣，短而且狭，故谓之短褐，亦曰竖褐。” “短音竖。竖褐，谓褐衣而竖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所以褐又称“竖褐”、“短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短褐”一词里的“短”并非长短之意，《墨子》曰“人不可，衣短褐”，皆以褐为短粗布衣。而不知短褐乃褐之误，褐字音异义同，褐合言，或褐分言，旨义无殊，为长衣而非短衣。“短”、“竖”、“”3字同音，都读作“shù”。“短”通“”，“竖”是竖裁的意思，就是通裁的上衣。同时“竖”也有童仆之意（例如古代小说人物里常骂“竖子不足以谋”中的竖子便指小孩、小儿），因此“竖褐”也称童仆之服。

“褐”字的原意是指麻料、兽毛编织物。由此可知，褐的原意是用粗麻或兽毛编织的粗布上衣。因为在古代，这种服饰多为从事体力劳动之人所穿，所以褐亦引申为贫苦人、仆役的劳作装、便服（包括了上衣下裤），或指地位卑下的人。到清末，褐在小说、戏曲中称短打。总结说来，褐就是原意为粗布短衣，引申为上衣下裤的百姓服饰。它作为百姓方便活动、居家休闲、劳动服装或武术军服（作训服）穿着，但不宜在礼仪场合穿着。因此，我们可以把褐称为汉服中的便装。

汉服活动总结篇10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偏离-份额模型；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的经济一直保持稳定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十一五”以来，2005-2012年武汉市的GDP增加了3.58倍。这个数字高于同期全国累计同比增长率，为全国经济持续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发挥了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示范作用。但近年来武汉市经济增长步伐明显减缓，呈现增长乏力的疲软态势。虽然在全球经济危机大背景下，武汉市的发展难以独善其身，但武汉市自身的产业结构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所以，找出其中的短板和瓶颈，提出相应的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已是当务之急。

一、武汉市产业结构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三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背后是产业产值的增加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武汉市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结果并不如人意。

1.第一产业占比不断下降，生产方式比较落后

武汉市第一产业比重波动较小，除在2011年到2012年略微有所上升外，在其他年份都持续小幅下降。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但主要生产经营方式还是以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产业化水平较低，投入产出率低，难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不利于收入的增加。传统的农业贡献了第一产业的大部分产值，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农业占比近四分之三，而林、牧、畜业的发展明显力度不够，未能充分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和湿地资源的优势，发展特色农业。

2.第二产业占比略微上升，内部轻重工业比重失衡

第二产业比重呈轻微振荡，总体略微有所上升。从2005年的45.57%升至2012年的48.22%。工业占据了第二产业产值的绝大部分，一般在82%以上。但内部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呈现明显的重工业化，以汽车、钢铁、冶金、石油化工为主导产业，却以资源过度使用及环境污染为代价。造成不可逆转的对环境的破坏，产业选择重合度较高，利润空间被压缩，工业低水平结构性等矛盾突出。致使地方性产能过剩，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保证短期较高的产值，但难以为继。同时，轻工业的发展被严重忽视，不仅损失了大量的产值，也割断了一、二产业间的联系，使产业关联度过低，联动效果不佳。

3.第三产业占比振荡变化，新兴产业发展不足

第三产业的比重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从2005年的49.57%一路升至2010年的51.44%，而后便出现小幅下降，直至2012年的48.02%。在第三产业的比重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发展速度滞后，而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较低的水平使得原本就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内部结构也局限于传统的商务服务业、仓储业和运输服务业，经营方式落后，竞争力低下，发展空间小，而具有“三高”特征的金融、信息、软件、旅游等新兴服务业发展力度不足，导致武汉市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情况不佳，难以形成竞争力。

表 一

从总体看，武汉市的二、三产业产值占比95%以上，是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力（见表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内部结构日趋合理。但与上海、北京等城市进行类比后，不难发现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速度和深度还差强人意。武汉市第二产业比重严重偏高（占比50%以上），第三产业发展明显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导致了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极为不利。也使得武汉市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并且过度偏重工业的发展模式，致使产业结构发展的协调性和关联度不高。

由此可知，在武汉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过程中，确实存在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弊端和问题。为确保要素的合理流动，资源的更好配置，总体效益的不断提升，经济的持续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一项涉及风险和外部性的创新活动，在路径选择时必须深思熟虑，考虑周全。

二、基于偏离-份额模型对武汉市产业结构的实证研究和分析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成一个动态过程，以其所在地区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照系，将区域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份额、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三个分量，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门类，进而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本文选取了目标区域武汉市及其所在大区域湖北省2005―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将数据的单位换算为亿元，基于偏离-份额模型，计算得到武汉市各个产业的偏离-份额数据（见表二）。

表二

1.对武汉市各产业的份额偏离的分析

整体上来看，武汉市各产业的份额份量具有相同特征：第三产业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汉市各产业的份额分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但也不难看出，发展的同时差距也在逐步显现：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第一产业，且份额分量之和远远大于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的份额分量相当，差异较小，说明武汉市经济整体水平处于工业化和服务业并进的阶段。

2.对武汉市各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的分析

从纵向时间序列上看，武汉市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分量一直为负数，且绝对值不断增加，表明第一产业结构不太合理，层次低下，阻碍了武汉市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分量除2007年为-4.18外，总体上为正值，且保持增长趋势，说明武汉市第二产业结构整体优化程度较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并且促进作用在逐步强化。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分量在2006-2007年为正值，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在2008年后发生逆转，2008-2012年内一直保持为负值，且其绝对值还在不断增加，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从截面上进行分析可知，虽然总体上武汉市产业结构份量总量为正，但也存在很多不和谐因素，需要予以重视。每年均有两个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抑制了经济的增长，这些结构未能自行调整，反而进一步加剧。因此，武汉市产业结构确实存在许多不合理和不协调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势在必行。

3.对武汉市产业竞争力偏离的分析

第一产业竞争力除在2006年为0.44 和2012年为12.76外，其他年份一直为负，竞争力不断下降。第二产业竞争力除在2007年具有0.14微弱竞争优势外，在其他年份一直为负，竞争力严重不足。第三产业在开始的2006-2007年里，其竞争力为负，难以与其他产业抗衡。但在接下来的年份中，竞争力呈上升态势，得到显著提高，市场占有率极大提升。总的来说，武汉市的三大产业，在近些年内，除第三产业的竞争力略有上升外，第一、二产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因此，调整和优化第一、二产业的结构，提升竞争力已是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武汉市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第一产业占比过高，内部结构较为单一，投入产出低，整体效率水平低下；第二产业占比总体上较为合理，整体发展较好，但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导致产业同构现象明显，资源配置不合理，规模效应较低，缺乏竞争力；第三产业的占比有待提高，内部结构急需完善，技术含量有待提升，对人才的吸纳能力需要。

三、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对策建议

1.兼顾质量和效益，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产品多样化和特色化

武汉市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水资源极为充足。由于第一产业发展模式单一，以传统的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好比较优势，种植水生经济作物，发展渔业和养殖业。今后，应在原有单个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加快土地扭转，鼓励多样化合作；改变传统的种植模式，使水面动、植物生产互补，实现水陆“双赢”；按照市场需求，丰富农产品的种类，提高农作物的经济价值和附加值，带动关联的食品加工制造业的发展。

2.统筹发展轻重工业，集约发展主导产业，大力培育优势产业

在大力发展制造业基调下，第二产业整体发展状况良好。但由于“重型化”较为明显，产值主要是由汽车、钢铁、冶金、石化等重型工业贡献的，不仅对资源依赖性较强，而且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所以，需要通过平衡轻重工业的比重，保持产业内的良性互动。作为主导产业的重工业应通过产业集聚，加强对资源的整合，实现集约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对工业“三废”的处理能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针对产业中的国有比重过大的问题，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使经营体制更灵活。并通过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比如，针对作为主导产业的汽车行业，发挥与襄阳、十堰、宜昌等地区的产业联动作用，实现规模经济，实现共同协调发展；对具有优势的烟草、食品、纺织等轻工业应加大扶持力度，使其能在服务于农产业的基础上，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创造值得信赖的品牌，增强产业竞争力。

3.利用区位优势，发展生产业，重视新兴科技产业

第三产业总体规模不大，具有明显的结构缺陷。由于以传统的餐饮和商贸零售服务为主，金融、信息、咨询、物流、旅游等生产业发展严重不足。首先，武汉市应增强发展第三产业意识，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兼顾第三产业；其次，武汉市位于中国的中部腹心部位，水陆空交通枢纽完备，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应大力发展物流产业；同时，应通过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弘扬武汉具有特色的汉味文化和历史文化古迹；最后，武汉东湖地区是中国较大的智力密集区，集聚了大批高校，科研实力雄厚。应做好产学研对接，充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新兴科技产业。

四、对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研究结论与展望

基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研究的结论和武汉市产业结构的现状，利用偏离-份额模型对产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得出武汉市产业结构具有第一产业占比过高，结构单一，缺乏竞争力；第二产业占比较为合理，但以“重型化”为主，同构现象明显，内部亟待升级；第三产业占比有待提高，应发展新兴服务业的结论。并从三大产业的角度，对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给出了第一产业兼顾质量和效益，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产品的多样化和特色化；第二产业统筹发展轻重工业，集约发展主导产业，大力培育优势产业；第三产业整合利用区位优势，发展生产业，重视新兴科技产业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陈朔， 冯素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几个问题的国际经验和启示： 以日本、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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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艳华， 魏辅轶.产业结构调整理论研究综述[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11）.

[4]徐勇，丁悦.产业演进比较与武汉产业结构高级化选择[J].统计与决策，2011（16）.

[5]李武军，黄炳南.基于偏离一份额分析法的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研究[J].经济经纬，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