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实训总结十篇

亚马逊实训总结篇1

首页

两个网站的页面风格不同是由于它们的公司风格和定位不一样。现在的亚马逊（中国）更专注图书市场。所以你打开亚马逊的网页会发现它传递的主题感很鲜明，像一个图书专卖店。1999年成立的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最开始的核心业务也是图书，但从2 010年开始改变了定位—从网络书店转型网上购物中心，现在处于拓展新格局的蜕变过程。当当网市场公关部总监郭鹤说，在图书方面当当网继续执行低价策略，以此吸引新的消费者，希望这些新用户可以购买除图书以外的其他日用百货和家电产品。这些才是当当网的利润贡献者。所其网页像把实体商场拷贝过来—需要一段时间强化大家对它百货商城的新印象。

搜索

不同的搜索结果页面导致在亚马逊买书通常会比在当当网买书花费更多的时间。从上文的购物过程可以看到，当你目标明确地在亚马逊购买一本图书时，仍然很容易被吸引去点击各种相关产品。亚马逊通过收购Junglee 公司的搜索技术，让自己拥有了可以为顾客提供难度极高的搜索服务—通过书名、作者、主题及与内容相关的字符串、封面颜色和图案等28种途径检索。正是这种搜索方式可以让各种关键词联想出大量相关商品。让你总能看到有可能感兴趣的东西。

而当当网的搜索引擎特点在于迅速缩小包围圈帮你锁定想要的商品。现在两家网站所用的这两种搜索结果背后所运用的技术实际上和谷 歌、百度等搜索工具是一样的，叫做“去词”，从技术的角度说，难度相差不大。互联网搜索技术工程师陶富民说，以《文案训练手册》例，当你输入书名，系统会自动把它分成“文案”“训练”和“手册”三组关键词，系统在资源库中筛选出所有与这三个词相关联的信息。之所以在当当网上看到的只有《文案训练手册》和《会展文案》两本，是因为将显示的条件设置为全部符合。因此那些只有部分符合三个关键词组合的结果就被屏蔽掉了。而亚马逊的结果显示条件设置则进行了更加复杂的设计—从最终结果来看，亚马逊的显示规则不仅有关键词符合，还加入了标题关联度、内容关联度、主题关联度等不同权重的排序规则。

浏览

为什么两家网站会采用不同的搜索结果显示策略——当当网要精准搜索、亚马逊却搜索

出更多关联商品？这和页面差异的原因一样，亚马逊的营销特点是制造闲逛书店的感觉，其个性化推荐系统已经将你的搜索习惯做了最大 程度的推测，准备好了许多你可能感兴趣的东西需要你愿意去点击。这类似于专卖店、体验店式的营销。倾向于精准搜索的当当网当然也有自己的“云 计算”管理库，记录了大量的用户使用跟踪数据。包括买iPhone手机的顾客有多少购买了手机壳，有多少转去浏览了《乔布斯传》。但是当当网的逻辑仍然是先帮你在百货商厦中最快地找到你要的产品，再在边栏里向你推荐可能感兴趣的东西。当当网的这种策略可以比做是超市购物式的营销。

价格

在购买的过程中，亚马逊更喜欢营造一种总有更便宜机会的感觉，它会吸引客户不停去关注商品的动向。根据网易有道购物助手提供的《网购价格不完全报告》第一期数据显示，虽然同样的图书在亚马逊和当当网的价格几乎始终保持一致，但是90天内亚马逊对商品调整的平均次数是4.1次，高于当当网的2.4次。如果你之前在亚马逊收藏的书籍发生了价格变动，你也会随时收到提醒。

不断调整各种促销手段、调整价格，包括改动运费价格，是图书销售常用的手法。亚马逊和当当网不同的变动频次和供应方的市场变化有关，也和两个网站本身的促销活动周期有关—一本热销图书的生命周期在3个月左右，这段时间内每天的销量在100到200本，这是当当网和亚马逊价格跟随非常紧密的时期。3个月过后，销量逐渐下降到普通图书或滞销书的水平。这时当当网只要在定期的比价时选择全网最低的标准就可以了。而亚马逊的产品品类本身比当当网更丰富，因此促销的频率也就更密集。

存货

有时你兴冲冲地找到一本喜欢的书，却发现当当网显示“缺货”，而亚马逊的缺货情况却相对少一些—它 显示“有货”，但却延长发货时间。这是由于目前亚马逊除了与传统的出版商直接合作或是书店供货渠道，它还扮演了一个其他网络书店的加盟参与的销售平台，例如快书包、文轩网、万卷图书等。这个角色类似于淘宝网，无形中拓宽了供货来源。当你需要冷门书籍，而亚马逊无法从出版商得到货物时，它就会从其他渠道中为你拿货。所以你甚至可以搜到二手书。

当当网目前对缺货采取的方式是先与出版商联络争取再印，但一般小于3000册的书出版商出于成本考虑是不愿意再印的。因此，你就无法收到到货通知了。当当网目前最要紧的是完成向日用百货网店的转型。只要当当网咬紧了全网最低价的路线，即便缺货多于亚马逊也并不影响预期目标。当当网首席财务官杨嘉宏说，“第二季度当当网的活跃顾客数量达460万，其中有130万属于新顾客。”

物流

亚马逊和当当网都在一些辐射范围较广的主要城市建立仓库，按照销售量比例存放货物。你下的订单将会从最近的仓库发货。

亚马逊在中国地区选择和卓越网合作并最后收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卓越具备了比较成熟的物流仓储系统，不仅拥有自己独立的快递配送系统世纪卓

亚马逊实训总结篇2

1776年，大家还都是古代、半古代，在北美一个蛮荒之地，却清晰地建立了一个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究其原因，一是求知若饥的一群人，偏巧落在一个好奇心和求知欲大受鼓励的最宽松环境：二是他们面前有充裕的千年欧洲文明为养料；三是这文明偏重逻辑：看上去丰富多彩五花八门，一旦进入一个具体领域，很容易把大家归拢归拢，整编到一个队伍里。

美国国父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30岁前就学了六种语言，他代表美国到法国当大使，法语大派用场。除了建筑，杰斐逊对农学和园艺学，对密码学和词源学、考古和测量，还有古生物学等等，样样研究。文学音乐是这代学人的时尚。记得那年肯尼迪总统请了几十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去白宫晚宴，席间总统说，今晚大概是这地方有史以来聚集最多智慧的一刻了，不过，他补了一句：“托马斯・杰斐逊在这里独进晚餐的时候不算。”

当年参与决定美国独立的，个个都非等闲之辈，而杰斐逊不仅思路清晰，更以文笔简练优美著称，《独立宣言》最后还是理所当然交给杰斐逊起草。这文本果然成为经典，人们已经熟知杰斐逊写下的原则：“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来自被治理者的同意。”

杰斐逊16岁就在大学哲学系读书，他跟着大师，着迷历史、哲学和数学。他的迷恋很具代表性。数学和西方哲学都在训练思辨和逻辑能力，训练有别于宗教、信仰的理性思维在他们眼中，历史也有逻辑和规律可循，的基础，所谓良知，首先是诚实面对全部事实，从真实的前提出发，不在思辨中途偷换概念，然后，让逻辑自己走，它自然会推出结论来。《独立宣言》就是个经典逻辑推论，大前提，是上面提到的原则：成立政府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政府若侵犯人民权利，就可以被；小前提是：英王侵犯了北美殖民地人民权利，并且对他们怀有恶意；顺着逻辑推。结论“美国可以独立”就这样自然而然被“推”出来了。

没有这个逻辑习惯的文化，会强调政治信仰，而信仰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不但无法通过思辨做出判断，还可能被权力介入。古代西方是政教合一的，为了从制度上确立政教分离和思想自由，杰斐逊远在1786年，就推动弗吉尼亚州通过了自己起草的《宗教自由法》，指出：统治者“也是可能犯错的常人，却把自己的意见和思想方法奉为唯一的真理，并竭力强加于人”，这样是不可以的，因为“人的思想见解既不是政府的管理对象，也不属其管辖范围”。《宗教自由法》后来发展为美国完法中权利法案的一部分。

三百年前的北美学人，接受同样教育，形成了同样的知识框架和思辨原则。在他们那里，政治可以是学术问题，重事实，按照同样的立论分析、逻辑推理。所以美国制宪过程固然有各州利益的平衡与妥协，更是一个学术讨论，个人思辨扩大为集体思考：如何设计政府才最有利于民众。如同个人的大脑集合为智库，逻辑和学理是一样的，人多，只不过是思考得更周到而已，不但不相互消耗，还可以使知识和智慧叠加。这种智慧积累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古希腊罗马哲人论政府，已经论得很现代。这是美国可以出一大群国父的原因。在重谋略与诡辩的文化中，政治家的聪明才智在拼搏中相互抵消。

托马斯-杰斐逊深知，美国的健康取决于这个独特文化的传承。他亲手画了几百张设计图，建立了弗吉尼亚大学。当时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了威廉与玛丽学院，也是杰斐逊的母校，他觉得不满意，决心要建立一个更为独立的现代大学。我还记得那个冬日的清冽早晨，站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里，学生都放假了，没有人，四周一圈都是杰斐逊设计的建筑，古朴、宁静。这是现在全美唯一被列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的大学。

托马斯・杰斐逊政绩数不清，从拿破仑手里买下路易斯安那地区，使得美国版图扩大了一倍，只是其中之一。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杰斐逊的墓碑假如要刻下他的全部功绩，岂不是几块墓碑都刻不下?站在他故居旁小小的家族墓地，发现他的墓碑上只有他生前撰写的短短几行：

托马斯-杰斐逊

美国《独立宣言》和

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执笔人

弗吉尼亚大学之父葬于此地

亚马逊实训总结篇3

而亚马逊今日的一切，是构筑在创始人贝索斯的“火星人”大脑之上的。贝索斯现年49岁，对技术的变革性力量充满信心。他不断改善商业模型，开拓新业务，常常令股东感到震惊。而且，贝索斯给亚马逊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内部氛围。

贝索斯像一个“暴君”，蛮横强势，以自我为主。他把员工当作一种可消耗的资源，把他们的贡献当作透明，让亚马逊变得抠门、苛刻，让员工变成神经绷紧、相互对抗的“角斗士”。而这种“不友好”的氛围，却成就了亚马逊独特的内部战斗力与凝聚力。

究竟我们该用怎样的“逻辑”来分析一颗“癫狂”的大脑？

休要奢望换位思考

亚马逊对工作要求之高是出了名的。即使周围没有发生什么滑稽的事情，贝索斯也常会发出近似抽搐的笑声，吓人一大跳。亚马逊前CIO里克・达尔泽尔说，在别人达不到贝索斯的高标准时他才这么笑，“事情很明显，他这么笑是在解除你的防御，是在惩罚你。”

在高科技界，言行强势的CEO并不鲜见。苹果乔布斯在电梯里解雇过员工，经常怒吼高管；微软鲍尔默则常有扔椅子的冲动；英特尔苛刻严厉的前CEO格鲁夫，更是在绩效考核时把下属吓晕倒。

贝索斯更不例外，“怪人”是他额头上的标签。他的进取心和勇气凌驾于领导者的其他理想品质（比如建立共识、讲究礼貌）之上。虽然他也可以表现得很迷人，在公共场合十分幽默，但在私下里，他的怒气可以爆发到被下属称为“癫狂”的程度。如果一个雇员没有给出正确的回答，或者是试图虚张声势，或者是把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或者搞了一点勾心斗角的事情，贝索斯的额头上就会冒起青筋，大声斥责并冷嘲热讽。

一些亚马逊的员工认为，贝索斯就像乔布斯、盖茨，以及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一样，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因此他把员工视为一种可消耗的资源，完全不考虑他们做出的贡献。这反过来又让他可以冷冷地分配资金和人力，并做出高度理性的商业决策，如果换成一位有换位思考能力的CEO，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考虑到人们的情感和人际关系。

这些员工也承认，贝索斯改善了公司的业绩和客户服务水平，员工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贝索斯并不是以折磨别人为乐，”在亚马逊工作十多年的管理者金・瑞奇米勒说：“他不是那种人。他不能容忍的是愚蠢，即使偶尔愚蠢也不行。”

贝索斯的批评常能一语中的，这让员工们恼火中感到惊奇。前亚马逊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布鲁斯・琼斯曾经率领五人小组，寻找提高运营中心效率的方法。花了 9 个月将结果展示给贝索斯。结果贝索斯说“你们都错了。”之后，他马上站起身来，在白板上书写下有争议的地方。

回忆当时，琼斯说，“他没有控制理论、作业系统的背景。他只有和分布式中心有关的一点点经验，而且从不在电话以外花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研究。但他写下的每样该死的东西都是真实、正确的。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他是错的话那还好说，但我们不能。与贝索斯交流时，这是典型的情景。他拥有一种难以置信的能力，能很好的理解他之前不了解的东西。而在沟通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总是非常无情。”

角斗场式的内部运转

在亚马逊50人以上的部门里，经理需要经常“优化”自己的下属，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解雇那些表现最差的下属。所以，亚马逊的很多员工永远都生活在恐惧中，连那些在考核中获得好评的员工，有时候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亚马逊并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企业。一些员工则认为，亚马逊的企业文化是“角斗士文化”。在亚马逊内部，杰出的人物几乎全部都是从对抗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经常会与别的员工产生冲突。

在亚马逊如鱼得水的人，往往很善于应对接连不断的摩擦和冲突，并在一种对抗性的氛围中获得成长。贝索斯相信，想法和观点的碰撞会让真理浮现出来。贝索斯把人们寻求共识的自然冲动称为“社会凝聚力”，他对这种东西深恶痛绝。贝索斯希望手下的人能以数据为依据，充满激情地争论出一个结果来。

一位亚马逊前高管回忆说，在一次活动上，有几位经理建议员工应该加强交流，但贝索斯站起来说，“不行，交流是可怕的！”贝索斯主张企业应该实行分散管理，甚至陷入无组织状态也无关紧要。而且，要让团队尽可能的小，同时适度限制员工之间的交流。只有在这种氛围下，小组之间才不会惰于思考、随波逐流，独立思考才能在与集体意见的较量中占得上风。

这一点也被他纳入到了“亚马逊的领导原则”中：“要有骨气，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要有责任心。”

当然，亚马逊内部并非毫无规矩。如果领导者不赞成某个决定，那他就有义务不失恭敬地挑战这个决定，提出自己的质疑，即使他觉得这样做会很尴尬，或者是费力不讨好。领导者要有信念，要坚毅顽强。他们不应该因“社会凝聚力”而妥协让步。但是，当事情最终确定下来之后，他们就要全力以赴地采取行动。

有些人喜欢这种对抗性的文化，他们似乎只有在这种文化中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所以不少管理者在离开亚马逊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这家公司。在亚马逊零售业务部门工作过5年的费萨尔・麦斯欧德说：“你不断学习创新的步伐让人觉得惊心动魄。你不管做什么竞争都很激烈。”

在日常工作中，狂暴的贝索斯总是会引发各种冲突，而员工也常有针锋相对之举。有时候贝索斯甚至会质问员工：“难道要我亲自过来，向你证明我是公司CEO，你才能停止向我挑战吗？”而工程师则会不留情面地反击贝索斯：“你为何要浪费我的时间？”当你明白亚马逊的文化后，就会明白这样的情况不足为奇。

“亚马逊是一个怪胎：它是一家努力要当超级大企业的创业公司，同时又是一家努力保持创业公司特色的大企业。”珍妮・迪波说。2011年她在亚马逊当了5个月的营销经理，发现上级不能很快接受利用社交媒体做宣传的想法，而且在亚马逊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不利于她照顾家人，所以她选择了离开。“亚马逊的工作氛围很不友好。”她说。

而且即便离开亚马逊，整个过程也不是那么舒服。如果你跳槽到竞争对手公司那里做类似的工作，亚马逊就会给你发邮件，威胁要对你采取法律行动。2010年时，从亚马逊跳槽到eBay的费萨尔・麦斯欧德就遭受过这种威胁，后来还是eBay出面私下解决了此事。

顾客投诉与“暴君”旨意

贝索斯有一个公开的电邮地址，亚马逊的顾客可以直接向这个邮箱发投诉邮件。贝索斯不仅亲自阅读了很多顾客的投诉邮件，还把它们加上一个问号，转发给相关的亚马逊员工。

当员工看到贝索斯带问号的电子邮件时，就像发现了一颗定时炸弹。他们只有几个小时来拆除炸弹：彻底解释事情原委，并采取经过多名经理审查的补救措施，然后再把结果回复给贝索斯。

加问号转发顾客投诉电邮，是贝索斯确保公司内部人员持续听到顾客声音的一个手段。

亚马逊的员工每天都生活在这种扑火行动中。一名雇员忍不住在双年会上提问道：“为什么整个团队必须立刻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去解决一个问号邮件投诉呢？”一名主管回答说：“顾客讲述的每一起事情经过都很重要，因为它会告诉我们流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是顾客对我们进行的稽核。我们把它当作宝贵的信息来源。”

这就是亚马逊内部管理中看似矛盾的一个地方：在做出几乎每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比如推出或取消某个功能，或者决定一个新的流程是否会解决效率低下问题的时候，亚马逊都会以指标为依据。但是，随机顾客描述的事情经过，虽然跟冷冰冰的硬数据天差地别，但同样可以改变亚马逊的行为。

在2010年底，有位曾经浏览过亚马逊性健康类别剂栏目的顾客，收到了其他个性化推介的电子邮件。有顾客向贝索斯投诉此事，结果，营销团队收到了一封带问号的电邮。

营销团队知道这次的事情很微妙，开始紧张地写解释信。亚马逊的直接营销工具是分散管理的，负责某个产品类别的经理可能会向“查看过特定产品类别、但却没有购物”的顾客发送营销电邮。这种促销手段的效果往往很好，每年能为亚马逊带来上亿美元的销售。不过这个关于剂的投诉，是一名低级别产品经理逾矩行事导致的。但这封解释信这次没有发出，因为贝索斯要求开会当面解决此事。

于是，消耗品高级副总裁道格・赫林顿，北美零售高级副总裁杰夫・维尔克，全球市场营销的副总裁史蒂文・舒尔，在西雅图亚马逊总部的一个会议室里，与贝索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维尔克和同事们认为，剂可以在超市和药店买到，这种东西并不是那么让人感觉尴尬。他们还指出，这种营销电邮大幅增加了亚马逊的销售额。

贝索斯才不管这些，有损顾客信任的事情赚多少钱都不值得去做。“我要你关闭那个营销邮件频道。”他说：“我们就算一封邮件都不发，也可以把公司做到千亿美元级别。”

最终同事们妥协了。健康和个人护理等类别的电邮营销活动被终止。之后，亚马逊还开发了中央过滤工具，以确保类别经理不能再推介敏感产品。

抠门的老板勤奋的兵

相比其他科技巨头高薪酬、高福利的激励手段，亚马逊的“精益经营”十分抠门。亚马逊将薪水压得很低。员工基本上拿不到什么津贴，绩效奖金也不会多。

新员工入职时会领到一个背包，里面有一个电源适配器，一个笔记本电脑基座，以及一些新人培训材料。当员工辞职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返还所有配发的东西，包括那个背包。

在上世纪90年代，贝索斯甚至不愿意发给员工公交卡，他不想让员工找到一个匆匆走出办公室的理由：追赶当天末班车。

亚马逊的员工现在有公交卡了，可以免费乘坐西雅图的公交车。把自己的车停在亚马逊办公楼里，费用是每月220美元，公司可以报销180美元。

“亚马逊的领导原则”中说：“我们避免把钱花在对顾客不重要的东西上。不花冤枉钱可以培养我们解决问题、自力更生的能力，还会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在员工数量、预算规模和固定费用方面，我们能省就省。”

这种抠门“节俭”要追溯到1994年。彼时，贝索斯刚刚创办这家电子商务公司，并将一扇门临时改造成办公桌。在上市多年后，“门桌”仍在亚马逊内部非常流行，并且仍然是亚马逊节俭精神的“最佳体现”。该公司甚至还会颁发“门桌奖”，奖励那些为公司节约大量资金，并压低产品售价的员工。

节俭意识也渗透到亚马逊的其他方面。贝索斯在2009年的股东大会上表示，已经拆下了所有餐厅、所有物流中心的自动售货机中的灯泡。“自动售货机里的灯泡只是为了让广告更醒目。”这项措施每年只能节约数万美元，但这却体现了亚马逊的思维方式。

苛刻的环境让不少员工流失，不过这似乎并未给亚马逊造成损失。因为该公司的股价在稳步上升，借助着这种吸引力，亚马逊在招募人才方面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亚马逊给新员工开出的基本工资属于行业平均工资，签约奖金在两年内发放完毕，RSU（公司赠送“干股”，个人不需资金投入）分四年递增发放：第一年底拿到5%，第二年底拿到15%，然后在后两年里，每6个月可以领到20%。而谷歌和微软的RSU是均匀地逐年发放。

“火星人”都想些什么？

贝索斯不会出席日常例会，只有两场会议由他主持，分别是 OP1（夏季过后召开）和 OP2（假期后召开）。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新业务上，比如AWS云计算服务，尤其是 Kindle和Kindle Fire，高管们开玩笑说，在Kindle楼里，不经过CEO的批准，员工连屁都不能放。但贝索斯总是可以把他的存在感刷遍各个角落。

贝索斯的前老板齐儿尼斯基觉得他有一点冷淡。“我不认为他是个非常‘友善’的人。我之前觉得他挺不错的，但他不热情。我所知道的只是，他有可能是火星人，一个善意、很好的火星人。”贝索斯“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没有局限性，而且他没有心理障碍。”

贝索斯制定了亚马逊的经营原则，让这个公司在利润率低，外界不看好的情况下挺过了二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亚马逊就是围绕着他的大脑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贝索斯的大脑好比是一台放大器，可以把他的聪明才智和进取心传播到尽可能大的半径范围中。亚马逊北美零售高级副总裁维尔克说，“贝索斯一边实干，一边学习，他从我们每个有专长的人身上学习，并把精华吸纳到他自己的大脑里去。现在大家都希望尽可能地像贝索斯那样思考。”

一般每周二，多数部门都要与各自的管理者一起检视对业务有重要影响的数据。数据必须能够证明有哪些运作正常，哪些出了问题，消费者如何行为，以及最终公司的运作到底怎样。在会议上，高管给员工留下可怕而深刻的印象。贝索斯强迫员工关注数字，对每一条问题做出回答。

亚马逊实训总结篇4

在这个问题上，有时，一页历史的教训超过许多本书。

一

1801年3月3日夜，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灯火通明，一片忙乱。已经就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个多月但仍然担任国务卿的约翰·马歇尔正忙着给法官委任状加盖国务院的大印。2这批法官是总统依据国会三天前通过的法律于昨天提名，今天白天参议院刚刚批准的。作为这种废寝忘食和效率之背景的是这样一个事件：联邦党人在去年底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全面失败。从法律上看，午夜之后，亚当斯总统就将离任，马歇尔也将卸去国务卿之职；而他们的对头，共和党（此共和党非美国今天的共和党，而是今天的民主党之前身；这一变迁也许是本文论点的另一种补证）领袖杰弗逊将继任美国第三任总统。作为撤退前的战略部属的最后一步，马歇尔必须赶在午夜之前送出这些委任状。

总体的战略部署从1800年末就开始了。由于行政权和立法权均已丧失，联邦党人唯一可能继续控制的阵地就是不受大选结果直接影响的司法领地。因此，当1800年年末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因身体不佳而辞职后，联邦党人看重的候选人杰伊也以“身体不佳”为由谢辞提名，亚当斯总统立刻提名他的年轻力壮的（时年45岁）国务卿、坚定的联邦党人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得到了其控制的国会参院的认可。即将卸任的国会还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于1801年2月13日和27日先后通过了《巡回法院法》和《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对美国的法院系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前一法令将联邦巡回法院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6个，并因此新设了16名巡回法院法官；又在华盛顿这一对最高政治可能有重大影响的特区增加了5个地区法院，在每个地区增设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联邦执法官；最后，又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定数量从6名减少到5名。3后一法令则在人口稀少但邻近首都的各县设立了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这一任期将跨越下一届总统选举，杰弗逊总统除修改立法外无法替换。随后，一大批忠诚的联邦党人就任了这些新设立的官职；其中，治安法官是亚当斯离职前一天提名，离职前的当天参议院才批准的。而所有的委任状都必须于当天午夜之前由国务院盖印之后送出。否则的话，这批没有“文凭”的联邦党人法官将无法履行联邦党赋予他们的固守阵地的职责。就这样，在这新旧总统交接之夜，同时担任国务卿和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日理万机，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这一撤退，整整工作了一个通宵。送交委任状之事，他委托给了其弟，刚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华盛顿特区法官的詹姆斯·马歇尔。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一个意外事件却打乱了撤退中的联邦党人的如意算盘－-詹姆斯并未能将全部的法官委任状送出。当太阳再次升起时，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状仍滞留在国务院。新上任的杰弗逊总统对联邦党人的这些做法早就“义”愤填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拒绝发送这些已经签署封印的委任状，并将这些委任状都“如同办公室的废纸、垃圾一样处理了”。4与此同时，以共和党人为主的新国会立即引入法案并于1802年3月8日成功地废除了《巡回法院法》，但没有撤销有关治安法官的《特区组织法》。为了防止马歇尔控制下的最高法院挑战国会的行动，新国会还进一步以法令形式迫使最高法院从1801年12月到1803年2月关闭了长达14个月。当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时，已经是1803年了。5

未能获得委任状的威廉·马伯利以及其他三位“亚当斯的午夜法官”万般无奈，他们依据1789年《法官法》第13款所规定的联邦最高法院管辖权提出诉讼，要求最高法院向新任国务卿麦迪逊发出训令，命令他递交委任状。与此同时，联邦党人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废除《巡回法院法》的行为也在巡回法院提出了诉讼。两个案件都到了马歇尔大法官的手中。

二

马歇尔大法官面临的局面非常微妙也非常棘手。他非常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教训教训杰佛逊总统和共和党人；同时为了使联邦党人真正能够有效利用司法对抗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总统，最高法院的权威也必须提高。然而，马歇尔也深知，这个汉密尔顿曾认为“既无钱又无剑”6的最高法院的权威很有限，无法强迫政府和国会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此前，马歇尔就曾将马伯利的请求转告麦迪逊，要求麦氏就此问题给予答辩，然而麦迪逊毫不理睬。因此，即使最高法院作出判决，麦迪逊还会置若罔闻。这样一来，不仅判决毫无用处，更重要的是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马歇尔个人的和最高法院的权威都会进一步降低。但如果为避免这一尴尬而拒绝审理这些案件，则意味着-－至少在他人看来-－马歇尔在共和党人的猖狂“反攻倒算”面前屈服了，他和最高法院也将同样灰溜溜的。干还是不干（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哈默雷特式的问题，甚至更为哈默雷特，因为无论干不干都可能是输家。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马歇尔决定要在一个看来必败的战役中打一场成功的战斗。他选择了马伯利诉麦迪逊一案进行反击（在另一案中，马歇尔放弃了，认定新国会废除《巡回法院法》的行为合宪7）。在该案判决中，马歇尔狡猾地（不带贬义）将问题概括为三个：1、马伯利是否有权获得委任状；2，如果马伯利的权利被违反了，法律上可以有什么救济；3、如果法律上可以给予救济，是否可以由最高法院发出训令。在这份长达27页的判决书中，马歇尔用了整整20页对前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8但是，从逻辑上看，说麦迪逊违法并不自然而然地等于最高法院有权力和权利命令麦迪逊纠正自己的违法。问题的关键在于，联邦法院有没有这个权利向麦迪逊发出这个训令？

马伯利所依据的是1789年的《法官法》第13款，这一款规定最高法院对这类问题有一审管辖权，因此可以向麦迪逊发出训令。9但是，马歇尔说，依据美国宪法第三条，马伯利的案件不属于宪法规定的联邦最高法院一审管辖之内，101789年的《法官法》实际上扩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因此，宪法与《法官法》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定相互抵牾。当宪法和普通立法有冲突时，马歇尔指出，必须服从宪法，因为宪法是最高的法律，不允许国会以一般立法来改变其内容。也许有人会说，国会可以解释宪法和法律，作扩大解释。但马歇尔指出，确定法律规定的含义断然是司法部门的领地和责任；如果发现两个规则有冲突，必须由法院来决定谁有效。马歇尔的解释是，与宪法相背的法律是违宪的，也因此是无效的。因此，尽管马伯利享有权利，尽管麦迪逊不送达委任状违反了马伯利的权利，尽管马伯利应当得到法律救济，但是，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管辖权。短促突击，有利有节，马歇尔巧妙地利用了一个法律技术问题在判决的最后否决了马伯利的诉求，也就避免了与杰弗逊的正面冲突。

三

马歇尔是极其精明、大胆和狡猾的。在他看来，只要选准了，一个马伯利案件就足以教训杰弗逊了。他追求的效果是，既要当面煽杰弗逊的耳光，对方还无法还手。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首先，马伯利判决直接抨击的对象是杰弗逊政府，而不是国会，但是，这一判决毕竟又否定了马伯利的诉求。其次，这个判决虽然否决了国会的立法，但否决的又不是本届受杰弗逊控制的国会颁布的法律或决定；而且这一否决本身并没有对行政机关（杰弗逊）或立法机关（杰弗逊的共和党人）的活动构成限制，而仅仅与马歇尔所在的司法机关有关。第三，这一判决尽管主张了司法审查的权利，创立了审查国会立法的先例，但这种主张不是一般化的，并且就这一判决本身来说，是限制了而不是扩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这个判决在政治上更容易为以杰弗逊为首的行政部门和由杰弗逊的政治盟友控制的立法部门所接受，杰弗逊挨了打，气也只能往肚子里咽。而一但对手咽了下去，就意味着对手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即联邦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并判断国会立法和执行机关的法令是否合宪，并成为一个先例。不论杰弗逊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是，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马歇尔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的权力抢到手中。这个判决，大大提高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威信，从根本上改变了它自建立以来的“鸡肋”形象，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和制约平衡的格局，对此后美国政制的定型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100多年后，这一判决赢得了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一个绝妙的赞誉－-“伟大的篡权”。11

必须看到，尽管作为一个里程碑案件马伯利案得到后代美国法学家的一致赞美，但这个案件的处理有许多地方都违背了司法常规，甚至是“违法的” （往好听里说，即所谓“创造性的”）。首先，马伯利案件的发生与马歇尔任职国务卿直接有关，依据司法惯例，马歇尔在这样与自己有牵连的案件中必须回避，但他没有回避。其次，为了便利“公报私仇”，马歇尔特意在司法判决的写作上“不远万里”，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他以超过4/5的篇幅论证杰弗逊当局的行为非法，仅以不到1/5的篇幅认定自己无权管辖，还“搂草打兔子”式地创立了司法审查的先例。如果他真是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如果他真的仅仅是试图创立司法审查的先例，那么无论就逻辑上看还是就司法惯例上看，他都完全可以、甚至必须直接了当地从讨论管辖权开始（管辖通常是司法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并宣布1789年《法官法》第13款违宪。但如果是这样照章办事，那就不是他马歇尔了。因此，几乎是在完全讨论了马伯利案的实体问题并作出“判决”之后，他才开始讨论程序，并淡淡地说了一声，“哦，对不起，这里没有我说话的份”。第三，马歇尔甚至也并非真正想维护马伯利的权利。因为，据后来的学者的一些研究，并从马歇尔一贯的司法风格来看，只要马歇尔愿意，他完全可以对1789年《法官法》第13款作出不违宪的解释。12更重要的是，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就曾依据过这一款向政府官员发出过训令并得到了执行。13因此，无论是依据“先例必须遵循”的原则，还是依据“禁止反悔”和“合法依赖”的原则，马歇尔都可以、甚至是必须将错就错。他之所以不怕麻烦地来纠正这种不为人所注意的小小历史“失误”，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要避免发生正面冲突后必定会给自己和联邦党人控制的法院留下的难堪。而马伯利个人的权利却为此牺牲了。

四

如果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马歇尔狡诈多端、出尔反尔、玩弄权术，说他“公事私办（对马伯利），私事公办（对杰弗逊）”，说他缺乏司法职业道德，不“把（马伯利的）权利当回事”（借用德沃金的一部书名），等等。但是，本文并不想就马伯利案本身论个是非，而是试图从此获得关于制度如何发生和形成的一些启发。仅仅追求个人的动机或以“道德”来评价历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把一个制度同后来者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一制度的理性论证等同起来；我们不仅日益注重制度设计，而且在设计时，也往往注重所谓的制度的“本质关系”；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我不敢对这种观点作出一个一般性的判断，但是，马伯利案却表明，至少有些制度的发生和形成全然不是如此。为如今众多法学家、法律家赞美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发生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尽管，并且仅仅，在后来者看来，其创立在美国的语境中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我将在后面论及），是党派间争权夺利、政治家不共戴天的产物，是他们的激情和狡诈、他们的斗争和妥协的产物，是他们追求各自利益的副产品。14至少在这一制度的发生中，传统的法哲学或法理学教科书上最为津津乐道的道德或正义所起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尽管法学家经常并今天仍然那样告诉人们。在这里，起源似乎并不重要，制度实际发生的作用和意义并不因起源的神圣而增加，也不因起源的卑贱而减少。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得我们不能或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如果再扩大一点来考察，这一点甚至格外明显。因为被一些学者当作人类理性的制度设计之典范之一的美国宪法本身就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审查制度，15甚至创造这一先例的马歇尔就在此案数年前（1796年）的一个案件中，当他作为弗吉利亚州律师协会的领袖，受聘出庭联邦最高法院论辩时还曾明确提出，“司法权威部门不可能有权对法律的有效性提出质疑，除非这种〖司法审查〗管辖权是宪法明确规定的。”16“这真是一个‘命运之嘲讽’的范例，”本世纪初一位马歇尔传记的作者这样写道，“就在这场历史性的法律竞争中，马歇尔支持的理论竟然是他此前政治生涯始终反对的”。17然而，这一制度却在美国产生了，就在马歇尔手中发生了，并成为如今美国宪法制度的不可变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当其他国家试图把这一制度当作制度来齐整地、有目的地追求或移植时，反倒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起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走样”，而且根本没有美国的那种权威。18这倒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也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事物的逻辑不等于逻辑的事物的深刻命题。19之所以不相等，是因为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格森、休谟、门格尔、哈耶克都称制度是人类行动的产物，是演化的产物。20

也正因为此，我认为，许多美国学者或多或少夸大了马伯利一案对司法审查制度形成的意义。从严格意义上看，在马伯利一案中只是发生了司法审查的事件，为这种审查提出了某些理由，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司法机关审查国会立法的合法性铺了路。但它创造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定性。21一个先例仅仅只是一个起点，而只有在这一先例为后人所遵循且必须遵循时才成为制度。从抽象层面上看，马伯利一案并没有决定后来者必须遵循它；在习惯于关注实体问题的普通人看来，马伯利判决中最重要、最直接的问题是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或马伯利能否获得委任状，因此它并不必定只能解释为司法审查的先例。事实上，不仅在此后任职大法官的30余年里，马歇尔一直没有对国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查，22而且据一些美国宪法学者的研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马伯利判决的这一深远意义也确实一直为人们所遗忘或忽略。23一直到了1857年，在声名狼藉的德里德·斯考特一案中，24联邦最高法院才再一次审查并否决了国会立法。然而，这一次，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国会的一个与废除奴隶制有关的立法（密苏里和约），并因此－-用一些美国法律史学家的夸张的语言来说－-引发了美国南北内战。只是到这时，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制度、一个原则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倒是后来者构建的，而不是“先行者”创造的。马伯利案的意义――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事后追认的先驱，“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25这种不限于文学或法学领域内的普遍现象表明，即使在诉诸和认同传统之中实际隐藏了诉诸者和认同者自身的强烈创造欲望和创造能力。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一个总体上说来是有用、有益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存在只有好处没有缺点的制度。一个制度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制度，就不会在具体问题上，有时甚至是重大历史问题上出错。司法审查并没有使马伯利被侵犯的权利获得法律救济；而德里德·斯考特案否决废除奴隶制的国会立法，更表明司法审查制度有时――而不仅仅如同我们习惯想像的那样只是在出了坏人或好人不当使用时――也会阻碍正当且必要的社会、政治变革。26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制度无论如何不能仅仅以个别事件的实质性对错为标准，而是要对一个制度作出总体上的利害权衡，而这种权衡是公众在历史中进行的。同时，这还表明，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尽管容易产生误解，但本文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要贬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而只是试图通过考察历史来展现制度实际是如何发生的。因此，当我说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这并不意味着说制度形成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马伯利案之所以可能成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开端，显然有多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有法学家、法律家的职业因素和努力。例如，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要求一个更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美国宪法就是对此的一个回应） 和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意义上，司法选择得以真正确立是一种社会的公共选择；英美法形成的遵循先例的司法传统对这一制度的确立意义重大，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传统的产物；美国当时各派都具有相当的政治力量以及基于这种力量对比之上出现了妥协，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确立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马歇尔此后长达30余年担任首席大法官以及他精心呵护最高法院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司法人员稳定和司法经验积累的产物；以及后代法官能从特定视角将马伯利案件开掘出来，并赋予司法审查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后代法官的慧眼下的再创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可以想到的或我们今天的想象力也无法触及的因素。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制约着但并非决定了河水流向的河床，而水流的冲刷也将不断地改变着河床。但是，必须指出，所有这些构成性因素只是在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才能辨识和理解，甚至判定其为一种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必须且总是向前生活，因此，历史究竟如何发展，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又会如何形成，所有这类问题，对于身在此山中的愿意思考并具有一点反思能力的当代人来说，大约总有某种无能为力甚至是荒谬之感。

当然，这也并不必然得出我们只能且应当无所作为的结论。正如同这个司法审查制度的故事所例证的，促使人们做出具体行动的更多是他在当下情境中产生的欲求，是他的激情，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对遥远的将来进行总体反思后的选择；相反，理性只是这种欲求、这种激情的奴隶。27因此，即使从历史的角度看来似乎是必然的事物，我们也无法否认个体活动的创造性因素；更无法否认后来者对于传统的重新构建作用。例如，当年，最高法院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伊因在任期间无所事事宁肯辞职到国外当大使；1800年亚当斯也曾希望杰伊再度出山，而杰伊拒绝了这个“鸡肋”，亚当斯是不得已才提名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的。28事实上，杰伊也并非等闲人物，作为《联邦党人文集》的三名作者之一，1800年联邦党人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他在美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和在美国宪法创制过程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马歇尔。然而，只是在马歇尔手中，才出现了马伯利诉麦迪逊，才出现了麦克洛诉马里兰州29等一系列对美国意义极其深远的案件。最后，就是从上面对马伯利案的剖析，我们也足以领略，马歇尔大法官个人的政治魅力、机警、不带贬义的狡猾和分寸感，以及他对司法技术的娴熟且创造性的运用，所有这些个人性因素在制度发生和形成中作用都不容忽视。而这一切因素，我想，即使马歇尔本人也未必能够清楚地自我意识。

亚马逊实训总结篇5

在这个问题上，有时，一页历史的教训超过许多本书。

1801年3月3日夜，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灯火通明，一片忙乱。已经就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个多月但仍然担任着国务卿的约翰？马歇尔正忙着给法官委任状加盖国务院的大印。〔2〕这批法官是总统依据国会三天前通过的法律于昨天提名，今天白天参议院刚刚批准的。作为这种废寝忘食和效率的背景的是这样一个事件：联邦党人在去年底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全面失败。从法律上看，午夜之后，亚当斯总统就将离任，马歇尔也将卸去国务卿之职；而他们的对头，共和党（此共和党非美国今天的共和党，而是今天的民主党之前身；这一变迁也许是本文论点的另一种补证）领袖杰弗逊将继任美国第三任总统。作为撤退前的战略部属的最后一步，马歇尔必须赶在午夜之前送出这些委任状。

总体的战略部署从1800年末就开始了。由于行政权和立法权均已丧失，联邦党人唯一可能继续控制的阵地就是不直接受大选结果影响的司法领地。因此，当1800年年末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因身体不佳而辞职后，联邦党人看重的候选人杰伊也以“身体不佳”为由谢辞提名，亚当斯总统立刻提名他的年轻力壮的（时年45岁）国务卿、坚定的联邦党人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得到了国会参院的认可。即将卸任的国会还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于1801年2月13日和27日先后通过了《巡回法院法》和《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对美国的法院系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前一法令将联邦巡回法院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6个，并因此新设了16名巡回法院法官；又在华盛顿这一对最高政治可能有重大影响的特区增加了5个地区法院，在每个地区还增加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联邦执法官；最后，又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数量从6名减少到5名。〔3〕后一法令则在人口稀少但邻近首都的各县设立了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这一任期将跨越下一届总统选举，杰弗逊总统除修改立法外无法替换。随后，一大批忠诚的联邦党人就任了这些新设立的官职；其中治安法官是亚当斯离职前一天提名，离职前的当天参议院才批准的。而所有的委任状都必须于当天午夜之前由国务院盖印之后送出。否则的话，这批没有“文凭”的联邦党人法官将无法履行联邦党赋予他们的固守阵地的职责。就这样，在这新旧总统交接之夜，同时担任国务卿和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日理万机，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这一撤退，整整工作了一个通宵。送交委任状之事，他委托给了其弟，刚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华盛顿特区法官的詹姆斯？马歇尔。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一个意外事件却打乱了撤退中的联邦党人的如意算盘-詹姆斯并未能将全部的法官委任状送出。当太阳再次升起时，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状仍滞留在国务院。新上任杰弗逊总统对联邦党人的这些做法早就“义”愤填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拒绝发送这些已经签署封印的委任状，并将这些委任状都“如同办公室的废纸、垃圾一样处理了”。〔4〕与此同时，共和党人为主的新国会也立即引入法案并于1802年3月8日成功地废除了《巡回法院法》，但没有撤销有关治安法官的《特区组织法》。为了防止马歇尔控制下的最高法院对国会的行为挑战，新国会还进一步以法令形式迫使最高法院从1801年12月到1803年2月关闭了长达14个月。当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时，已经是1803年了。

无法获得委任状的威廉·马伯利以及其他其他三位“亚当斯的午夜法官”万般无奈，他们依据1789年《法官法》第13款所规定的联邦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提出诉讼，要求最高法院向新任国务卿麦迪逊发出训令，命令他递交委任状。与此同时，联邦党人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废除《巡回法院法》的行为也在巡回法院提出了诉讼。案件到了马歇尔大法官的手中。

马歇尔大法官所面临的局面非常微妙也非常棘手。他非常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教训教训杰佛逊总统和共和党人；同时为了使联邦党人真正能够有效利用司法对抗共和党，最高法院的权威也必须提高，使其真正成为与国会和总统同等的机关。然而，马歇尔也深知，这个汉密尔顿曾认为“既无钱又无剑”〔5〕的最高法院的权威很有限，无法强迫政府和国会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在此前，马歇尔就曾将马伯利的请求转告麦迪逊，要求麦氏就此问题给予答辩，然而麦迪逊毫不理睬。因此，即使最高法院作出判决，麦迪逊还会如此对付。这样一来，不仅判决毫无用处，更重要的是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马歇尔个人的和最高法院的权威都会进一步降低。但如果为避免这一尴尬而拒绝审理这些案件，则意味着-至少在他人看来-马歇尔在共和党人的猖狂“反攻倒算”面前屈服了，他和最高法院也将同样灰溜溜的。干还是不干（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哈默雷特式的问题，甚至更为哈默雷特，因为无论干不干都可能是输家。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马歇尔决定要在一个看来必败的战役中打一场成功的战斗。他选择了马伯利诉麦迪逊一案进行反击（在另一案中，马歇尔放弃了，认定新国会废除《巡回法院法》的行为合宪〔6〕）。在该案判决中，马歇尔狡猾地（不带贬义）将问题概括为三个：

1、马伯利是否有权获得委任状；2，如果马伯利的权利被违反了，法律上可以有什么救济；3、如果法律上可以给予救济，是否可以由最高法院发出训令。在这份长达27页的判决书中，马歇尔用了整整20页对前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7〕但是，从逻辑上看，说麦迪逊违法并不自然而然地等于最高法院有权力和权利命令麦迪逊纠正自己的违法。问题的关键在于，联邦法院有没有这个权利向麦迪逊发出这个训令？

马伯利所依据的是1789年的法官法第13款，这一款规定最高法院对这类问题有一审管辖权，可以向麦迪逊发出训令。〔8〕但是，马歇尔说，依据美国宪法第三条，马伯利的案件不属于宪法规定的联邦最高法院一审管辖之内，〔9〕1789年的《法官法》实际上扩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因此，宪法和《法官法》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定相互抵牾。当宪法和普通立法有冲突时，马歇尔指出，必须服从宪法，因为宪法是最高的法律，不允许国会以一般立法来改变其内容。也许有人会说，国会可以解释宪法和法律，作扩大的解释。但马歇尔指出，确定法律规定的含义断然是司法部门的领地和责任；如果发现两个规则有冲突，必须由法院来决定谁有效。马歇尔的解释是，与宪法相背的法律是违宪的，也因此是无效的。因此，尽管马伯利享有权利，尽管麦迪逊不送达委任状违反了马伯利的权利，尽管马伯利应当得到法律救济，但是，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管辖权。短促突击，有利有节，马歇尔巧妙地利用了一个法律技术问题在判决的最后否决了马伯利的诉求，也就避免了与杰弗逊的正面冲突。

马歇尔是极其精明、大胆和狡猾的。在他看来，只要选准了，一个马伯利案件就足以教训杰弗逊了。他追求的效果是，既要当面煽杰弗逊的耳光，对方还无法还手。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首先，马伯利判决直接抨击的对象是杰弗逊政府，而不是国会，但是，这一判决毕竟又否定了马伯利的诉求。其次，这个判决虽然否决了国会的立法，但否决的又不是本届受杰弗逊控制的国会颁布的法律或决定；而且这一否决本身并没有对行政机关（杰弗逊）或立法机关（杰弗逊的共和党人）的活动构成限制，而仅仅与马歇尔所在的司法机关有关。第三，这一判决尽管主张了司法审查的权利，创立了审查国会立法的先例，但这种主张不是一般化的，并且就这一判决本身来说，是限制了而不是扩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这个判决在政治上更为容易为杰弗逊为首的行政部门和杰弗逊的政治盟友控制的立法部门接受，杰弗逊挨了打，也只能往肚子里咽。而一但对手咽了下去，就意味着对手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即联邦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并判断国会立法和执行机关的法令是否合宪，并成为一个先例。不论杰弗逊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是，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马歇尔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的权力抢到手中。这个判决，大大提高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威信，从根本上改变了它自建立以来的“鸡肋”形象，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和制约平衡的格局，对此后美国政制的定型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100多年后，这一判决赢得了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一个绝妙的赞誉-“伟大的篡权”。〔10〕必须看到，尽管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马伯利案得到后代美国法学家一致赞美，但这个案件的处理有许多地方都违背了司法常规，甚至是“违法的” （往好听里说，即所谓“创造性的”）。首先，马伯利案件的发生与马歇尔任职国务卿直接有关，依据司法惯例，马歇尔在这样与自己有牵连的案件中必须回避。其次，为了便利“公报私仇”，马歇尔特意在司法判决的写作上“不远万里”，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他以超过4/5的篇幅论证杰弗逊当局的行为非法，仅以不到1/5的篇幅认定自己无权管辖，还“搂草打兔子”式地创立了司法审查的先例。如果他真是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如果他真的仅仅是试图创立司法审查的先例，那么无论就逻辑上看还是就司法惯例上看，那么他完全可以、甚至必须直接了当地从讨论管辖权开始（管辖通常是司法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并宣布1789年《法官法》第13款违宪。但如果是这样照章办事，那就不是他马歇尔了。因此，几乎是在完全讨论了马伯利案的实体问题并作出了“判决”之后，他才开始讨论程序，并淡淡地说了一声，“哦，对不起，这里没有我说话的份”。

第三，马歇尔甚至也并非真正想维护马伯利的权利。因为，据后来的学者的一些研究，并从马歇尔一贯的司法风格来看，只要马歇尔愿意，他完全可以对1789年《法官法》第13款作不违宪的解释。〔11〕更重要的是，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就曾依据过这一款向政府官员发出过训令并得到了执行。〔12〕因此，无论是依据“先例必须遵循”的原则，还是依据“禁止反悔”和“合法依赖”的原则，马歇尔都可以、甚至是必须将错就错。他之所以不怕麻烦地来纠正这种不为人所注意的小小历史“失误”，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要避免发生正面冲突后必定会给自己和联邦党人控制的法院留下的难堪。而马伯利个人的权利却为此牺牲了。

如果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马歇尔狡诈多端、玩弄权术，说他“公事私办（对马伯利），私事公办（对杰弗逊）”，说他缺乏司法职业道德，不“把（马伯利的）权利当回事”（借用德沃金的一部书名），等等。但是，本文并不想就马伯利案本身论个是非，而是试图从此获得关于制度如何发生和形成的一些启发；因此，仅仅追求个人的动机或以“道德”来评价历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是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把一个制度同后来者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一制度的理性论证等同起来；我们不仅日益注重制度设计，而且在设计时，也往往注重所谓的制度的“本质关系”；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用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起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我不敢对这种观点作出一个一般性的判断，但是，马伯利案却表明，至少有些制度的发生和形成全然不是如此。为如今众多法学家、法律家赞美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发生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尽管并且仅仅在后来者看来，其创立在美国的语境中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我将在后面论及），是党派间的争权夺利、政治家的不共戴天的产物，是他们的激情和狡诈、他们的斗争和妥协的产物，是他们追求各自利益的副产品。〔13〕至少在这一制度的发生中，传统的法哲学或法理学教科书上最为津津乐道的道德或正义所起的作用并不象人们想象得那么大，尽管法学家经常并今天仍然这样告诉人们。在这里，起源似乎并不重要，制度实际发生的作用和意义并不会因为起源的神圣而增加，也不因起源的卑贱而减少。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得我们不能或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如果再扩大一点来考察，这一点甚至格外明显。因为被一些学者当作人类理性的制度设计之典范之一的美国宪法本身就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审查制度，〔14〕然而，这一制度却在美国产生了，并成为其宪法制度的不可变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当其他国家试图把这一制度当作制度来齐整地、有目的地追求或移植时，反倒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起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走样”，而且根本没有美国的那种权威。〔15〕这倒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也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事物的逻辑不等于逻辑的事物的深刻命题。〔16〕之所以不相等，是因为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是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时间流逝中完成的，是在无数人在历史活动中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格森、休谟、门格尔、哈耶克都称制度是人类行动的产物，是演化的产物。〔17〕

也正因为此，我认为，许多美国学者对马伯利一案对司法审查制度形成的意义或多或少地被夸大了。从严格意义上看，在马伯利一案中只是发生了司法审查的事件，为这种审查提出了某些理由，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司法机关审查国会立法的合法性铺了路。但它创造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定性。〔18〕一个先例仅仅只是一个起点，而只有在这一先例为后人所遵循且必须遵循时才成为制度。从抽象层面上看，马伯利一案并没有决定后来者必须遵循它；在习惯于关注实体问题的普通人看来，马伯利判决中最重要、最直接的问题是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或马伯利能否获得委任状，因此它并不必定只能解释为司法审查的先例。事实上，不仅在此后任职大法官的30余年里，马歇尔一直没有对国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查，〔19〕而且据一些美国宪法学者的研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马伯利判决的这一深远意义也确实一直为人们所遗忘或忽略。〔20〕一直到了1857年，在声名狼藉的德里德？斯考特一案中，〔21〕联邦最高法院才再一次审查并否决了国会立法。然而，这一次，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国会的一个与废除奴隶制有关的立法（密苏里和约），并因此-用一些美国法律史学家的夸张的语言来说-引发了美国南北内战。只是到这时，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制度、一个原则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倒是后来者构建的，而不是“先行者”创造的。马伯利案的意义-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事后追认的先驱，“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22〕这种不限于文学或法学领域内的普遍现象表明，即使在诉诸和认同传统之中实际隐藏了诉诸者和认同者自身的强烈创造欲望和创造能力。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一个总体上说来是有用、有益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存在只有好处没有缺点的制度。一个制度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制度，就不会在具体问题上，有时甚至是重大历史问题上出错。司法审查并没有使马伯利被侵犯的权利获得法律救济；而德里德？斯考特案否决废除奴隶制的国会立法，更表明司法审查制度有时-而不仅仅如同我们习惯想象的那样只是出了坏人或好人不当使用时-也会变成正当且必要的社会、政治变革的一个障碍。〔23〕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制度无论如何不能仅仅以个别事件的实质性对错为标准，而是要对一个制度作出总体上的利害权衡，而这种权衡是公众在历史中选择的产物。同时，这还表明，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并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尽管容易产生误解，但本文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要贬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而只是试图通过考察历史来展现制度实际是如何发生的。因此，当我说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这并不意味着说制度的形成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马伯利案之所以可能成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开端，显然有多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有法学家、法律家的职业因素和努力。例如，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要求一个更为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美国宪法就是对此的一个回应） 和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意义上，司法选择得以真正确立是一种社会的公共选择；英美法形成的遵循先例的司法传统对这一制度的确立意义重大，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传统的产物；美国当时各派都具有相当的政治力量以及基于这种力量基础之上才可能出现的妥协，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确立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马歇尔此后长达30余年担任的首席大法官以及他对最高法院权威之精心呵护，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司法人员稳定和司法经验积累的产物；以及后代法官能从特定视角将马伯利案件开掘出来，并赋予司法审查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后代法官的慧眼下的再创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可以想到的以及我们今天的想象力也无法触及的因素。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制约着但并非决定了河水流向的河床，而水流的冲刷也将不断地改变着河床。但是，必须指出，所有这些构成性因素只是我们今天回头来才能辨识和理解，甚至判定为是一种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必须且总是向前生活，因此，历史究竟如何发展，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又会如何形成，所有这类问题，对于身在此山中的愿意并具有一点反思能力的当代的人来说，大约总是具有某种无能为力甚至是荒谬之感。

当然，这也并不必然得出我们只能且应当无所作为的结论。正如同这个司法审查制度的故事所例证的，促使人们作出具体行动的更多是他在当下情境中产生的欲求，是他的激情，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对遥远的将来进行总体反思后的选择；相反，理性只是这种欲求、这种激情的奴隶。〔24〕因此，即使从历史的角度看来似乎是必然的事物，我们也无法否认个体活动的创造性因素；更无法否认后来者对于传统的重新构建作用。例如，当年，最高法院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伊因无所事事宁肯辞职到国外当大使；1800年亚当斯也曾希望杰伊再度出山，而杰伊拒绝了这个“鸡肋”，亚当斯是不得已才提名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25〕事实上，杰伊也并非等闲人物，作为《联邦党人文集》的三名作者之一，1800年联邦党人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他在美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和在美国宪法创制过程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马歇尔。然而，只是在马歇尔手中，才出现了马伯利诉麦迪逊，才出现了麦克洛诉马里兰州〔26〕等一系列对美国意义极其深远的案件。最后，就是从上面对马伯利案的剖析，我们也足以领略，马歇尔大法官个人的政治魅力、机警、不带贬义的狡猾和分寸感、以及他对司法技术的娴熟并创造性运用，所有这些个人性因素在制度发生和形成中的作用都不容忽视。而这一切因素，我想，即使马歇尔本人也未必清楚地自我意识。

而且，即使意识到了，就一定能够超越甚或是把握吗？

「注释

〔1〕 Marbury v. Madison， 1 Cranch 137 （1803）。关于马伯利诉麦迪逊案的背景及前因后果，本文主要参考了，John R.Schmidhauer， Constitutional Law in American Politics， Brooks/Cole， 1984， pp. 60-65； Henry J. Abraham， The Judicial Process， 4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325-332； Stanley I. Kutler， ed.，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 Readings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3d. ed.， Norton and Company， Inc.， p. 25； Alfred H. Kelly， Winfred A. Harbison， and Herman Belz，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6th ed.， Norton and Company， Inc.， 第10章。

亚马逊实训总结篇6

最先在企业内部进行云计算部署实践的几家企业，如谷歌、亚马逊、微软，在云计算方面投入最大的前若干名公司，如HP、IBM等，都是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企业，同时，围绕着这些巨头也出现了很多中小企业提供云计算产业上下游某个环节的产品服务，出现了众多可行的云计算商业模式。回顾这5年来云计算在美国的发展，观察分析参与其中各方--企业、政府、机构的表现举措，对我国的云计算产业发展将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互联网巨头出于自身需要发展出了云计算服务

在云计算概念提出之前，有部分互联网巨头已在公司内部实质上地部署了云计算系统。由于谷歌率先提出的“云计算”名词能够比较形象地概括这套系统对外服务的特点，于是就被各家广泛认可，各自引用来包装自己的产品服务。可以说，“云计算”是先有其实，后有其名，这也使得云概念在一开始提出的时候，就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亚马逊、谷歌的云计算服务发展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亚马逊的主营业务是B2C电子商务，用户流量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全球，在某些特定的时段(比如圣诞节)，流量会急剧攀升，所以亚马逊在IT资源的投资上会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花大价钱购置的服务器、存储、带宽只是为了应对突发的高峰流量，而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这些资源利用率可能都不到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亚马逊设计了云服务AWS(Amazon WebService)，这项服务主要是想把平时闲置的IT资源利用起来，有那么点“变废为宝“的意思。在随后的时间里，亚马逊陆续推出了包括EC2(Elastic Compute Cloud，弹性计算云，此后业界谈及亚马逊云服务，大部分就是特指EC2)，Simple DB等近20种云服务，逐渐完善了AWS的服务种类。

由此可见，AWS对于亚马逊来说，并不是一个崭新的系统，而是基于原有IT系统改造包装，使之适合于向公众开放服务的升级版。在向公众推出AWS之初，亚马逊就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运营经验，保证了云服务的品质。实际上，AWS最大的用户就是亚马逊自身。

再看谷歌。在企业初创阶段，谷歌获得的投资有限，只能自己攒机，但是很差的机器不可能满足服务器的高性能和稳定性要求，于是只有在已有基础上提高可靠性，利用很多“破烂”机器获得更高的性能。这就有了云计算的雏形。可以说，云计算技术架构的建设升级完善贯穿了谷歌公司的整个发展历程。

在2006年之前，谷歌就已经拥有了成熟完整的云计算技术架构，不仅在硬件网络方面应用了自己设计的机架架构、服务器刀片、数据中心、全球网络连接，也在软件系统方面开发完善了操作系统、文件系统GFS、并行计算架构MapReduce、并行计算数据库BigTable以及开发工具等云计算系统关键部件。提出“云计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与其说“云计算”是谷歌包装出来的用于引导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概念，不如说是谷歌对自身发展经验和技术积累的系统性总结。

产业分工精细，中小企业也有很多机会

云计算虽然适于互联网巨头，但是今日美国的云计算市场并不只是巨头的舞台，很多中小企业也活跃其中，并且表现出了很强的发展潜力。

Joyent公司

主营业务和亚马逊EC2类似，提供IaaS，据媒体报道，2009年Joyent就已经为约25%的Facebook的应用提供了平台支持，其客户之一LinkedIn单月的访问量也已经突破10亿，另一个和Twitter类似的流行微博客服务提供商Identi.ca也选择了Joyent，而Joyent当时的员工总数仅为22人，还包括管理和销售人员。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2008年因为不满Twitter架构设计的不稳定，且拒不接受Joyent的优化建议，Joyent说服Twitter离开了Joyent。

Okta公司

Okta专注于云中的身份识别管理，以企业软件即服务(SaaS)为目标将不同的服务结合在一起，为用户提供使用不同种类SaaS应用的单点登录入口。Okta的云局域网络被认为是局域网的发展，结合与管理并保护用户的云应用。在SaaS的应用领域，相对于完全的云服务，较少的安全威胁对厂商来说是最有利的。Okta创始人Tom McKinnon曾参与过Salesforce.com的工程开发，因此他具备足够的技能经验，以应对云计算中的管理和识别。

Skytap公司

Skytap为用户提供基于云的虚拟实验室运行示例和开发环境。其用户也正在开发它的新用途，包括建立虚拟培训教室。已经有用户通过Skytap建立了自己的部署应用。Skytap还允许用户在自己的数据中心中构建虚拟私有云。这一服务使得Skytap成为私有云市场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代表厂商。Skytap的客户已经超过了一百名。它还表示，与去年相比，其收入已经增长了一倍，但未公布具体数目。早在2008年，Skytap就已经从Madrona Venture Group、Ignition Partners、Bezos Expeditions和Washington Research Foundation Capital获得了13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Egnyte公司

亚马逊实训总结篇7

当面对彼此的挑战时，这些庞然大物往往是选择战斗而非逃跑。而当斗志昂扬的“暴发户”挑战它们时，任何有抱负竞争者的人才、技术和业务很可能都会被吞噬。这就是初创企业的生命循环历程。本文要研究的就是这些收购。虽然美国科技界五大巨头只占据了整个并购市场相对较小的份额，但是其高质量收购却足以弥补规模上的不足。

下面的图表显示了2007年至2017年五大巨头成员的收购数量。以美元计算，五大巨头的收购占了重大交易的绝大部分。下面，让我们分别看看每个巨头的并购交易有多大。本文分析主要基于Crunchbase数据，不过这些数据已经与公共来源和监管文件进行了交叉核对。我们将从最有价值(按市值计算)的公司开始。

苹果尽管苹果是美国五大科技巨头中价值最高的，但它的收购不仅仅是规模最小的，也是披露信息最少的。换句话说，在Crunchbase和其他地方列出的交易中，大多数都没有附加美元价值。这可能反映了苹果一贯的保密性，以及它倾向于在公司内部生产大部分产品和服务的习惯。

苹果迄今最大的并购交易是斥资30亿美元收购Beats Electronics，后者或许最出名的是其华丽的无线耳机。但吸引苹果眼球的不是耳机，而是其流媒体服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曾说过，这是“第一个真正正确的订阅服务”。包括Beats的交易，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苹果最大并购交易。

亚马逊很难找到亚马逊不参与的垂直业务。网页寄存（Web hosting）、白色标签的必需品（比如电池和纸巾）、门铃等，他们显然也在网上卖书。如今，严肃地说，亚马逊在2017年6月斥资137亿美元收购全食超市(Whole Foods)，也让这家在线购物巨头直接进入了实体零售领域。

尽管收购全食超市是亚马逊迄今最大的一笔交易，但它肯定不是亚马逊收购的唯一一家零售公司。其他交易还包括亚马逊收购Quidsi (Diapers.com和Soap.com的母公司)、鞋类和服装零售商Zappos以及中东电子商务网站Souq.com。

Alphabet在美国科技行业五大巨头中，Alphabet是最具收购意识的公司，它的企业风险投资最多。它也是公司结构最复杂的公司。回想一下，Alphabet是谷歌的母公司，而谷歌已经超过了Alphabet收购的绝大部分。

但是，尽管Alphabet投入了所有的资源用于并购，但它的收购行为导致了相当复杂的结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Nest Labs的32亿美元收购，以及相对而言，对Dropcam的5.55亿美元收购(这一交易后来被更名为Nest的家居安全产品)。

据报道，Nest未能实现营收预期，也未能占据连接家居市场的主导地位，反而输给了像Honeywell这样的老牌公司。在家居安全、智能门铃和智能锁等市场上，有很多新成立的“Nest”正紧跟其后。

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看，谷歌收购YouTube的交易可能是Alphabet的最佳收购。尽管Alphabet没有公布YouTube的营收数据，但许多分析人士的估计和公开的市场数据显示，该视频流媒体部门的价值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微软

上周，微软宣布斥资75亿美元收购软件版本控制和托管平台GitHub，吸引科技界广泛关注。而且，微软目前似乎正在选择时机宣布其最大的交易，目的只是为了向苹果公司(Apple)发起冲击。

技术播客作者、Relay FM的创始人米克·赫尔利(Myke Hurley)在Twitter上表示，微软2016年收购LinkedIn以及与GitHub的交易，都是在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开幕当天宣布的。除了挑衅性的时机选择，你还会注意到，在科技行业的五大巨头中，微软已经达成了五大巨头中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

Facebook在美国科技行业的五大巨头中，Facebook的并购模式似乎是最二元性的。它的交易不是很小就是很大，没有多少中间立场。Facebook的许多最大收购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即通过收购来获得几乎无法逾越的市场主导地位。尽管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轰动，但如今这些交易被视为当前和未来反垄断监管机构的一个警示案例。

不过，从一个更光明的角度来看，Facebook的并购记录也为许多面临“买与建”两难困境的公司提供了教训。有时候，收购一家公司(关键是收购其工程团队)比从头开始构建新功能更为有利。这里列出的许多较小的交易，我们可以看到Facebook选择的收购策略。

亚马逊实训总结篇8

当我们最迫切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工作起来会更带劲，这是常识，也是有很多研究支持的定论。但是，把雇员当作机器，不必考虑他们的感受则更加简单。如果你问那些商界领他们是否相信，如果员工更快乐，更健康，更满足，他们是否工作效率更高，答案永远是肯定的。但是当你问他们是否会有计划的投入，让自己的员工更快乐，更健康，更满足，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否定的。

亚马逊便是典型，《纽约时报》近日根据对100多位亚马逊前员工及现员工的采访，撰文披露了这家公司的工作环境有多么糟糕。文章说，亚马逊通过员工反馈对职员进行排名，定期进行末位淘汰。而那些得了癌症、甚至流产的员工，公司非但没有给时间让他们康复，还让他们受到不公平的业绩评估，或者被排挤出了公司。此外，公司员工被称为“亚马逊机器人”，因为公司似乎总是不遗余力地榨干员工的所有能量。看来工作在亚马逊西雅图的办公室似乎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般高大上啊。而德国亚马逊物流中心的员工近年来也多次了罢工，要求亚马逊提高他们的薪资待遇与工作环境。

事实是，大多数老板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员工的需求和感受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这老板中的大多数不包括鲍勃・查普曼，查普曼经营一家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大型制造公司，名叫Barry-Wehmiller。最近，他和自觉资本投资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拉吉・西索迪亚合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每个人都重要：把员工当家人看待的非凡力量》。

员工有着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

2008年美国遭受经济不景气的严重打击，Barry-Wehmiller公司一夜之间失去30%订单。对大型制造公司来说，这是相当严重的事，他们再也无法负担现有的人力资源，他们需要节省一千万美元的支出。因此，如同现今许多公司，董事会成员聚在一起，讨论裁员事宜。但鲍勃・查普曼拒绝裁员。因为他相信的不是人头，他相信的是人心。裁减人心困难多了。因此他们想出一个休假计划。从秘书到执行长，每位员工都必须休四星期无薪假。他们可在任何时间休假，无须连休。最重要的是鲍勃宣布这个计划时的说法。他说，每个人都分担一些苦难，胜于任何人独自担负大量苦难。这提振了公司的士气，他们减少了二千万美元的支出。最重要的是，正如预期，当人们感到安全，感觉受到组织领导者的保护，自然反应就是产生信任与合作。完全自发性地员工们开始互相交易。较有能力负担无薪假损失者与较无法负担者彼此交易，有些人休假五星期，因此有些人只需休假三星期，甚至无需休假。

鲍勃・查普曼在他的书中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他说，人们工作的动力很简单，那就是希望受到重视，感觉自己有价值，这就需要来自老板和同事的关心和鼓励，员工才能努力表现自己的个人天赋。

我们希望自己重要，也希望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渴望留下自己的印记，也渴望加入一个集体，从事更大的超越自我的事业。这些需要在我们生命的最初阶段就表现出来了。感受爱和关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关键，在整个生命中，我们都需要感觉到安全和信任，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比把这称为“安全基地”。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独立，也需要与集体保持距离，并以此建立自己的个性。在完美的世界里，我们独立的需求与我们加入集体和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的需求和谐共存。但是儿童时期的经历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的需求并不总是得到满足，甚至这两种需求会相互对抗。其结果就是，长大成人之后的我们对与别人的关系有着不同程度的不安全感。

所有这一切都在工作场所有所表现，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童年时期的需要已经进入了成年人的关系中。所以，让员工满意度最高的两点是 “我的上司真正关心我的幸福”“我有机会做我最擅长的工作”，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只要有机会，每个人都想从事伟大的工作

Barry-Wehmiller公司，总部设在圣路易斯，在过去的40年里，查普曼先生把他父亲创造的，濒临破产的小型模具公司变成了一个年收入达到2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对于投资者来说，公司已经取得了15%的复合增长。

如今，查普曼先生成了他称之为“人道主义领导者”的传道士，他把人道主义领导者定义为“能够带给员工安全，健康和满足。” 在书中，查普曼先生讲述了自己领导风格转型的过程，以及他是如何把善待员工理念融入公司文化中的故事。

“我所受的商业教育忽视了领导层会影响员工生活的问题，”他在书中写道。 “主流的商业教育就是告诉你如何利用员工实现财务上的成功。我所受的教导就是把员工当作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而不是把他们看作是有自己希望，梦想，恐惧，渴望和自己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如今，查普曼先生的公司是围绕这样一个指导原则建立的：“以我们员工的生活来衡量企业的成功与否。”

查普曼先生是如何意识到这一点的呢，他说，有一次他经过工厂的一间仓库，发现大门是上锁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大声告诉我们的人，我们不信任你”，他写道，“这其实是对人的羞辱。于是我们开始废除所有类似的对员工充满不信任和贬低意识的做法。”

Barry-Wehmiller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朗达・斯宾塞说，他们公司的措施都是基于对人性的乐观积极的看法，我们坚信，只要有机会，每个人都想从事伟大的工作，每天都会努力进步更好履行职责。

Barry-Wehmiller公司的一天是以所有员工参与的15分钟的“碰头”会开始的。这一会议不强调弱点和缺陷，而是确认和祝贺员工做得都不错。

被誉为领导力哲学第一人西蒙・斯涅克（Simon Sinek）也说，伟大的领导者就像为人父母。父母希望给孩子机会、教育，必要时管教他们，使他们成长茁壮，达成比他们更杰出的成就。伟大领导者的想法完全一致。他们希望提供属下机会、教育，必要时管教他们，建立他们的自信，提供他们尝试和失败的机会，使他们达成比我们本身更杰出的成就

亚马逊实训总结篇9

从秘鲁南部海岸出发,沿着亚马逊河流域,我要穿越秘鲁的安第斯山脉,穿过秘鲁、哥伦比亚、巴西3个国家,最终抵达亚马逊河入海口。

这是一段4000英里长的漫长旅程。

我克服了食物短缺、登革热、伤寒、疟疾的威胁,还有各种致命的毒蛇猛兽。我在丛林中遭遇了电鳗、吸血蝙蝠、食人鱼、巨蟒和美洲豹,以及持枪的毒贩,和几十个未开化的土著部落。

但我活着走了出来。

我一直以为穿越亚马逊最困难的是丛林中密布的死亡陷井,但走过之后我才发现,最困难的是如何度过每一个夜晚。

这不是特技,不是荒野求生电视秀,不是有钱人的定制旅行,这是我的真实冒险。

我很高兴,能活着给你讲这些故事。丛林中的860个日夜。这是第一次有人徒步完成了穿越亚马逊流域。

我想我已经被载入了历史。

860天

出发日:2008年4月2日

抵达日:2010年8月9日

团队:我和秘鲁伐木工人Gadiel Cho Sanchez Rivera

亚马逊的吸引力

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告诉你:不要轻易尝试荒野求生,哪怕你觉得自己足够强壮,经验足够丰富。在去亚马逊河之前,我曾经在婆罗洲、危地马拉和印度尼西亚的野外有过一段时间的探险,积累了丰富的野外求生经验。但是在亚马逊河的经验仍然教育了我,你必须要对大自然充满敬畏。

我们是2008年4月2日从秘鲁境内的Nevado Mismi山顶出发的,我只有一名队友,户外健身教练Luke Collyer。我们计划从西到东,沿着亚马逊河一路往大西洋进发,这是我从亚马逊河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在这里,事情永远都不会像计划一样进行,我们所走的路程,实际上比亚马逊河的长度还多了将近1800英里。

一开始,我们预计只要大约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次冒险。然而还不到3个月,Luke就再也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我们之间的分歧,随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而变得使同行难以为继,最终,他选择了离开。我又走了两个月,这时我遇到了Cho,开始他只是答应护送我5天,在成功地避过一群贩毒者后,Cho决定加入进来,我想他也和我一样,渴望完成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壮举。

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现创举越来越难的时代――尤其是对像我一样渴求声名的人来说,所以你才会看到那些各种各样的新闻:戴着假肢登顶珠穆朗玛峰、穿着旱冰鞋攀登乞力马扎罗,至于亚马逊,有几支队伍曾经依靠皮划艇穿越过,甚至还有一名斯洛文尼亚人以游泳的方式,游过了亚马逊河大部分的长度,但是没人,没人曾经徒步走过。

相比其他的景观,亚马逊对人类来说,始终笼罩着神秘和惊奇。安第斯山脉的冰川融水,以每秒钟3200万加仑的速度,汇聚成这条全世界水量最丰沛的河流,全球流入大海的淡水,有超过1/5都是从亚马逊的入海口流入大西洋,河流入海口的宽度超过150英里――而中国渤海海峡口,也不过才59 海里宽。

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让你理解亚马逊独一无二的吸引力,让你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愿意让自己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投身到一个环境满是巨蟒、美洲豹、吸血蝙蝠、毒蛇、蝎子、黄蜂、蚂蚁、电鳗、食人鱼、18英寸长的水蛭,甚至像缝衣针一样大小的鲶鱼,可以顺着你的尿道进入人体。

我猜你一定会说,这真是个疯子。

路上的经验

现在,我想来告诉你一些关于我的事情:我17岁时被学校开除了,原因仅仅是因为我砍掉了学校里的一棵树――糟糕的是,这棵树是女王亲手种植的。我还是一个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看看,我现在的这颗假门牙,就是橄榄球留给我的最好纪念。后来我去参军,在军队里待了4年,挣得了上尉的军衔。知道吗?2004年阿富汗大选的时候,联合国的物流安全工作就是我组织的,我还为帮助BBC拍摄一档纪录片去了圭亚那。

Cho是我路上认识的搭档,在亚马逊,有一个当地人做搭档的最大意义,不是有人可以帮你分担食物和装备的重量,而是一种心理暗示:当你在前面走的时候,有人会在后面盯着你的背。如果你曾去过孟加拉国,你就知道这有多么重要:那里每年都有数十人丧生虎口,而老虎伤人时都是从背部偷袭的,因此当地人到丛林中去时不得不在后脑勺戴着假面具,来迷惑老虎。当然,这方法并不怎么管用。

我原计划是每天走10英里,但很快就发现,这样的预计实在过于乐观了,亚马逊简直就是一块无路可走的丛林,很多时候我们每天只能行进2英里,甚至更少。尤其是在雨季来临的时候,你看看照片就知道,丛林里的积水能有齐腰身,有时甚至会没过头,我们不得不爬到树干上,在凄风冷雨中度过一整天。

我背的是一个100升的大包,平常负重超过75磅,老实说,原本我可以不用背这么多,但是我得把整个探险过程放到博客上,所以我需要有各种电子设备和外部世界相连。我最重要的工具是秘鲁国家地理学会出版的全套1∶100000的地形图,以及手持GPS,两者结合能够提供相当不错的路线,并且随时调整,比如如何避开沼泽地带,加快行进速度。有件事你可能不太相信,尽管我们的路线一直沿着亚马逊河前进,但实际上,我们很少看到河流本身。

我在亚马逊学到的另外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定要向当地人求助。每次遇到新的村落,我都会雇请一位熟知当地地形的原住民,为我们指导最便捷和轻松的路程。在奥兰,我找到了一位62岁的猎手Mario,他在丛林里打猎已经长达50年了,经验丰富又老到,他的装备简单直接:一双橡胶鞋、一把大砍刀,和一杆生锈的猎枪。

即使是在赤道的中午,一旦你进入雨林,就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明亮的阳光会被遮天蔽日的植物所遮挡,丛林里光线暗淡,气温凉爽,经过绿叶过滤的光线,星星点点地透进来,让人完全无法判断方向,甚至,感知不到时间。巨大的藤蔓植物,拼命缠绕着树干向上生长,尽力去够着上方的一点点阳光――你甚至觉得你能听见它们生长的声音。地面上覆盖的落叶,有一尺多厚,走到上面发出的声响会吓你一跳。

Mario的大砍刀就像是他身体的延伸,他能够灵巧地用刀锋分开厚厚的树叶,引出路来,甚至都不需要流汗。我试图学习他的用刀技巧,但是我得承认,没有几十年的丛林生活经验,你只能靠蛮力进行,这意味着你很快就会气喘吁吁,两手酸疼。

危险的动物

毒蛇并不是丛林里最可怕的生物,尽管我常常遇见它们。我带了很多抗蛇毒血清,所以并不非常畏惧。如果是遇到紧急一些的状况,可以向秘鲁的军方求助――军用直升机会过来将我们接走,最糟糕的情况是在日落后发生这种状况,因为直升飞机不能在夜晚到丛林里冒这个险。不过,我们运气很好。我们遇到过很多次毒蛇,大部分情况是我们挥舞着大刀就把它们赶跑了。

我还遇到过一条大蟒,有12英尺长,我的当地向导把它砍成了几段,他告诉我,用蛇肉来喂狗很好。我没有发表愚蠢的评论,你知道,当地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哲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生存,而在这里,动物对他们来说并无任何价值,除了被当做食物。

尽管我们带有防蚊水,但我还是得说,蚊子才是亚马逊最让人头疼的生物。在每一个夜晚,成千上万的蚊子会穿过你的帐篷,在你身上叮出无数个或大或小的包。有记者曾经问过我一共被咬了多少个包。这真是个愚蠢的问题,我告诉他,5万个。老天,其实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换了是你,你会在每天无法入睡的情况下,记录自己一共被咬了多少次吗?

有一次,我们碰到了一个黄蜂群,我和Cho吓得四散奔逃。最惊险的一次是穿越河道,水有齐腰深,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像是巨大的鲶鱼头,有着鲜艳的红嘴唇,就在我的前面,慢悠悠游着,我惊恐地叫了起来:“这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条个头挺大的电鳗,它产生的冲击力足以让我们每个人瞬间昏迷,倒在水中,你知道那样的后果是什么,想想真是后怕。

食物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尽管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食物短缺的烦恼,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饭菜,比如米饭和金枪鱼罐头。如果遇到村庄,也可以花钱请村民为我们做饭,或者在村子里的小商店重新补给。这真是让你惊叹的部分,在开始之前,我想象中的亚马逊,应该更荒凉,但是与这些土著居民打交道让我意识到,这次探险最重要的部分,并不仅仅是面对自然,和当地人的交流更让人着迷。这么说吧,用塑料打火机生火做饭,总是比钻木取火要让人轻松许多,尽管,有人会担忧文化的入侵。

但是,我仍然要承认,与土著部落遭遇,仍然是这趟冒险中最让人紧张的事情。

遭遇土著居民

尽管我已经习惯了丛林中的各种生活困难,但和部落的接触仍然是我面临的最大挑战。许多乡村只使用基本的西班牙语,或者使用非常独特的方言。他们对外来人大多深表怀疑。当地人担心外面的人会伤害他们。他们有一种古老的迷信,觉得白种人会偷偷潜入他们中间,偷走他们的小孩,或杀死他们,以贩卖他们的身体器官。当我们遇到他们,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到恐惧。

有一次,我们进入了阿普里马克的一个村庄,一群愤怒的印地安人往我身上倒脏水,把泥巴强塞进我的嘴里,并且把红色油漆涂在我脸上,我真的很害怕。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友好地和他们的村长握了握手,转身,在他们的视线里,缓缓走出村庄。

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这之后。我和Cho一起穿越一条支流时,一群土著人驾着独木舟,大概有五六条,在后面紧紧追着我们,男人手上拿着弓箭和猎枪,妇女拿着砍刀,我对Cho说,看来这次我们死定了。平时Cho一向很镇定,那次他也觉得我们完了。他们把我们包围了之后,非常暴怒,我把政府核发的证件给他们看,没用。妇女们举着刀,那样子似乎就等一声令下,要把我们砍成几段了。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高高举起手,用非常非常缓慢的语调向他们解释,我们只是来这里探险,别无他意。

结果你猜怎么着?部落领袖,Andreas,不但释放了我们,还自靠告奋勇为我们做了6个星期的向导。我原以为我遇上的是整个冒险途中最让我恐惧的家伙,结果却是我们遇到的最热心和最善良的向导。

这些遭遇让我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可以应付接下来的旅程。奇怪的是,即使是当地人也对我的这种乐观嗤之以鼻。我们在巴西的边境城市Manaus申请许可证,工作人员甚至都不愿意回应我,他告诉我说:“听着哥们儿,你这是在送死。巴西边境处的土著居民民风最为强悍,即使是巴西本国人,也不会大胆到去招惹他们。何况,你,一个白人,不会讲葡萄语,手上还拿着摄像机,鬼鬼祟祟左右徘徊。”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相信友好的付出会收获友好的回应,而事实证明,我做到了。

我最重要的工具是秘鲁国家地理学会出版的全套1∶100000的地形图,以及手持GPS,两者结合能够提供相当不错的路线,并且随时调整。

尽管我已经习惯了丛林中的各种生活困难,但和部落的接触仍然是我面临的最大挑战。许多乡村只使用基本的西班牙语,或者使用非常独特的方言。他们对外来人大多深表怀疑。当地人担心外面的人会伤害他们。他们有一种古老的迷信,觉得白种人会偷偷潜入他们中间,偷走他们的小孩,或杀死他们,以贩卖他们的身体器官。当我们遇到他们,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到恐惧。

我做到了

8月9日,在这次徒步的终点,我跳入海中,兴奋无比。然后,

我一一拥抱了在场的每个人。

谢谢Cho,我忠诚的朋友,如果没有他,我想我不会完成这段探险。

谢谢我的赞助商们,如果不是他们的赞助,我根本不可能启动这场梦想之旅。

在这次探险过程中,我为癌症研究募得了40000英镑的善款,

并且成功唤起了不少人对亚马逊雨林的关注。

最重要的是,我证明了自己。

我即将开始下一场挑战,一场此前无人达到的挑战。

请相信我,那会比穿越亚马逊更精彩,更引人入胜。

但是首先,我得卖个关子。

好了,我准备去享受文明世界的生活了,我打算去酒吧来杯冰镇的啤酒,

亚马逊实训总结篇10

总要有人创造历史。2011年，网络星期一的交易额是12.5亿美元，约合78亿元人民币。今年网络星期一创下19.8亿美元的销售新高。

有人开创历史，就会有人超越历史。今年双十一，中国各大电商约300亿元销售额。其中，天猫淘宝销售额高达191亿元。

191亿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双十一之前不到一个半月的史上最长的国庆黄金周假期，一共8天，主要大型零售商业企业的零售网点，北京的零售额是71.6亿元，上海地区是64.3亿元，两个加起来还没到140亿元。北京的著名商场新光天地，是中国最高端精品百货店，2011年全年的销售额为60多亿元，不足天猫和淘宝的这一天的三分之一。

是什么成就了网络星期一和双十一？

造节的神话

无论是网络星期一，还是双十一，都不是传统节日，历史很短，前者12年，后者4年，均出于营销目的为商家所创造。

美国的“网络星期一”是每年感恩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始于从2000年，亚马逊、eBay等电商会在这天推出大规模促销活动，意在抓住度过了感恩节假期的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会试图在网络上购买礼物来回馈节日期间的家人和朋友。而很多公司通常也允许员工在工作时间网购。

网络星期一所依傍的感恩节，有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对美国人而言就像中国的春节一样重要。感恩节第二天的黑色星期五要去商场疯狂购物更是深入人心的节日习俗。网络星期一正是黑色星期五的电商版本，既是感恩节购物的高潮收官又是圣诞节购物的开端。

双十一最初依附于光棍节，属于屌丝自创，网络调侃。经过2009-2012四年的双十一网络促销培育，以及每年双十一前后铺天盖地的讨论和宣传，久而久之，就好像元宵节吃汤圆、中秋节吃月饼，光棍节的双十一就是购物。

不得不佩服当年淘宝商城（天猫的前身）的智慧。时间上，对传统零售来说11月之前有国庆黄金周，之后有圣诞季，当月是个空档期。需求上，11月份正值一年的冬季换季期，冬季物品的置办需求旺盛。随着爱宅一族的壮大，80、90后网络原住民本来就爱网购，80前的网络移民希望从低价促销中捞实惠，双十一演变为网购狂欢节水到渠成。

不过，虽然都是造的节，但是造节者，也即网购营销发起者和收获者的属性却截然不同。在美国流量排名前几位的网购目的地亚马逊、沃尔玛、百思买、塔吉特（Target）和苹果中，除了亚马逊，其余四家为传统零售企业的电商。中国的领头羊是天猫淘宝，围追堵截搭顺风车的是京东商城、亚马逊、当当网和苏宁易购，除了苏宁易购可算作传统零售企业的电商，其他都是“纯血”电商，不过在天猫淘宝1.3亿的访问量前，苏宁易购不到700万的访问量只是小巫见大巫。而沃尔玛、家乐福这些传统零售商基本毫无动静。

这样的差别反应了美国的传统企业进入电商领域，商业模式和商业流程的再造程度和成功远超中国，而中国目前还正处在如马云说那样，新商业生态系统与传统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颠覆性战争，“就像狮子吃掉森林里的羊，这是生态的规律，游戏已经开始。”

弄潮者精心烹调的饕餮盛宴

造节是噱头，而气势和风潮的形成，能从消费者口袋里掏走多少钱，则直接取决于作为行业巨头的弄潮者如何精心策划，特别是在中国GDP放缓速度和美国笼罩着“财政悬崖”的阴影的大环境下，需求的拉动，更需恰当的刺激手段。以美国的电商老大亚马逊和中国最大的赢家天猫为例，无不在前端和后台下足功夫和成本，并且他们无论怎么做功夫，都围绕了在尽可能广泛的商品和品牌中提供尽可能大的折扣和优惠。

在前端，亚马逊的促销狂欢不只做网络星期一的24小时，其“闪电促销”跨越黑色星期五和感恩节后的周末，涵盖广泛品类，包括电视、数码相机、家庭影院、笔记本和其他电脑硬件、Kindle书籍、玩具、真空清洁器、瑜伽包、酒具等数千种商品。

亚马逊正受益于其“产品展示”和价格查询功能。据调查，约30％的智能手机用户总是或经常通过移动设备对零售店的产品价格进行比对。因此，即便部分用户可能会亲自走进商店，但他们中很多人最终会在线购物。因为亚马逊的价格优势较之无论是传统零售店还是其他网店都不小，据彭博新闻社的研究，“在11月8日进行的125个玩具随机调查中，亚马逊有四成的商品价格低于沃尔玛，而沃尔玛只有13％的商品价格低于亚马逊。”

抓住与社交网络的有机结合。亚马逊推出了购物季优惠网站后，承诺为使用该公司的移动应用或在Facebook和Twitter上注册通知功能的用户提供折扣。

在后台，根据历年经验，亚马逊预计今年网络星期一的销量将更为火爆，为了能应对巨大的需求，亚马逊在过去12个月花23亿美元巨资在配送中心上，确保配送不掉链子。而他在过去五年中的资本总支出一共为53亿美元。

天猫前端的预热节奏循序渐进，引导有术。预热第一个阶段从10月15日到10月31日，以预售和小规模发放优惠券为主。从11月1日开始，进入到传统节目“狂欢城”，以一环、二环、三环的形式，展示商家品牌，同时发放了近一亿元的天猫红包。派送优惠的商家包括骆驼、jack＆jones、七格格、nike等，既有国际大牌又含淘品牌，打响了双十一第一炮，充分勾起了消费者的期待和购物欲。

让利利器出鞘，弹无虚发。利器之一，预售。为了缓解双十一当天压力，提前备货，更加精准锁定用户群体。10月15日起，天猫开始预售双十一产品，进入预售平台付定金再付尾款即可购买。

利器之二，抢红包。11月1日开始，天猫、支付宝、聚划算联合推出提前充值抢红包、11，11支付宝余额支付抽现金、付定金获红包等系列活动，在活动前11天就开始引爆用户热情及活动氛围。

利器之三，五折包邮。价格五折封顶是用户扎堆在双十一购买的最直观、最实际的原因，也只有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优惠才能击中用户神经最敏感的部位。所有参与活动的产品都被系统自动标上“11.11购物狂欢节”的字样，并且承诺价格是近30天最低价，部分产品还有五折封顶的标识。

利器之四，移动端口。今年天猫的手机移动端口出现了很多新花样。手机下单可在整点时段参加抽红包，还能浏览最热宝贝、最八卦内容、附近的人购买（收藏）了哪些宝贝等，方便了很多聚会上没能在家坐在电脑前的人们，以及为了抢到心仪宝贝在电脑网络拥挤时通过移动端支付成功。

在看不到的后台保障上，虽然未能找到天猫的投入数字，但是估计不菲。天猫技术部从8月开始，—直在搞模拟训练。今年的带宽从2011年的900G提升到2.4T，自主开发的软件，每天处理订单的能力从三年前的300万笔，增加到今年的一亿笔。

在流程上，天猫促进快递公司和商家合作更紧密，商家在中转班次、增加揽收频次等方面，直接和快递公司对接。天猫将通过实时的修正数据，让物流公司做调整和应急预案，商家端还提供拥堵线路监测页面，商家可以看到数据显示的发生拥堵的服务商及其对应的线路，引导卖家调整发货。

数字背后的趋势

两个节相差约两周，两个节分位大洋两岸，但是两个节奇迹般数字的背后所体现出来的趋势，却惊人的一致，只是程度上深浅有别。

移动购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无线网络三大法宝让用户不必再局限于传统的台式机和笔记本，可以随时随地上网购物。“人们会在晚上7点至午夜间通过移动设备购物——这个购物时段在以前是不存在的，而如今却已蔚然成风。”市场研究公司comScore行业分析副总裁安德鲁·利普斯曼（Andrew　Lipsman）说。

Adobe的数据显示，在整个“网络星期一”的在线销售中，通过移动设备实现的零售额较去年增长了100％，占到了22％的比例。在中国，以支付宝“双十一”的情况来看，无线支付占其总支付笔数的8.5％。

社交购物。两个节日大促开始前，社交购物备受关注。不过结果是社交网络为美国电商带去的交易额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并且占比呈下降趋势。而在中国，微博已异军突起，成为电商的一大流量人口。

IBM　Benchmark的数据显示，美国电商从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导来的交易额仅占整体的0.34％，比去年的0.53％略微下降。Hitwise的数据显示，淘宝网约2.5％的访问量来源于新浪微博，高于蘑菇街及美丽说一倍以上。

习惯悄然变化

美国运通称，与去年相比，今年购物季期间的消费者更加依赖智能手机寻找优惠。很多人都会带着移动设备前往塔吉特或梅西百货，看中某款产品后立刻上网寻找更有竞争力的价格。他们也会使用扫描条形码的应用进行比价，并借助移动应用寻找折扣力度更大的卖家。消费者还养成了所谓的“实体店验货”（showrooming）习惯：在实体店了解了一款产品后，再到网上搜索低价优惠。据comScore测算，约有三分之一的消费者会采取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