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核心论文范文10篇

法学核心论文范文篇1

1法学核心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的关键差异

法学23部核心期刊出版论文样式在细节方面差异很多，几乎没有任何两部期刊的论文格式是相同的，可谓“春风袭来，五彩缤纷”。如果忽略其版面和具体设置方面的不同，仅从论文行文写作格式上看，其突出差异大致可以总结如下。1.1参考文献位置不同。期刊出版中论文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正文和参考文献。除了正文之外，最为重要的就应当是参考文献了，各个法学期刊在论文形式上，对参考文献的位置安排具有重要差别。根据参考文献是置于整个文档后面作为尾注，还是置于同页位置的底部作为脚注，可以总结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参考文献置于整个正文后面的，这种形式的只有一部期刊，就是《政法论丛》；第二种，参考文献采用同页脚注形式的，共有以《中国法学》为代表的18本法学期刊采用这种模式；第三种，参考文献正文后和同页脚注相混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共有4部法学期刊，它们分别是《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学家》《政法论坛》（具体的参考文献格式种类数量可以参见表1）。1.2目次要求不同。对于有无“目次”的要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有目次要求。这种形式的只有两个期刊，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和《清华法学》，但两个期刊目次却也存在差异，比如目次的表格、字体、目次形式、版面设计等也各不相同。第二类，不需要目次。剩余其它的21本法学期刊都是没有“目次”要求的。因此，从两个期刊数量的对比上看，要求“目次”是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的个别性要求，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成为23本之外其它法学期刊的惯例。但如果从特色和具体作用的视角看，目次的存在也可以体现出作者的标题拟定能力和具体阐述水平，对论文的整体质量的评价也可以通过目次“以小见大”；“目次”的存在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浏览论文的整体架构和逻辑脉络，不仅可以使编辑清晰地看出作者想要论述的重点内容，也可以为选题和外审评阅节省一定的时间，而这也正是要求有“目次”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来讲也就成为有关期刊的重要特色所在了。但很多法学期刊并没有目次要求，其原因就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版面空间问题，其二是传统格式的习惯。1.3脚注编码顺序不同。由于同页脚注和混合模式的脚注是有差异的，因此针对有论文脚注要求的22部法学期刊，将其参考文献模式分为两大类。对于同页脚注模式，其具体的脚注编码顺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每页重新进行编码，这些期刊主要是《行政法学研究》《政法论坛》和《中国刑事法杂志》；第二种，全文按顺序进行编码，不在每页重新编码，剩余的15本期刊都是不需要重新编码的，只需要按顺序编码即可。在混合模式中，具体的脚注编码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需要每页重新编码，对应的有《法律科学》《现代法学》和《政法论坛》三部期刊；第二类，只要按顺序编码即可的，这一类只有《法学家》一部期刊。除了上述突出的差异外，其实还有很多其它的差异，如参考文献具体格式、标点符号、编码的数字样式、摘要格式、字数多少、关键词格式、题目格式、字体格式、章节布局等。

2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难以统一的困境

法学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统一面临着多样的困境，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格式多样可以预防“一稿多投”；其二，格式多样是期刊特色的体现。但格式多样真的可以预防一稿多投吗？格式多样真的可以成为期刊特色所在吗？2.1“一稿多投”的争议。统一格式的第一重困境就是对于“一稿多投”的争议。论文不得“一稿多发”是基本的学术规范，更是学术应当坚守的基本道德，这已经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但论文可否“一稿多投”，却不是一个可以在投稿者和期刊编辑部之间轻易达成共识的问题。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欲达到的目的不同，投稿者和期刊编辑对“一稿多投”的态度不仅难以达成共识，甚至还是相互对立的。因为投稿者正如产品的卖方，其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买方来对其产品表达兴趣，毕竟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这样既可以预防风险（投稿失败），也可以售卖给出价最高的买方（性价比或者排名最好的期刊）。而期刊编辑部正如买方，其当然喜欢货比三家，稿件越多越好，但由于不同期刊对论文的选题和意愿发表的论文内容有明显差异和偏好，有的又有明确的方向性要求，这就导致很多投稿的论文内容并不符合所投期刊在相应时间内的要求，被所投期刊拒稿。但如果很快被拒稿也好，还可以修改后投给其它期刊，但一般期刊都要一个月才可能拒稿，有的时间更长。即使没有被拒稿而过了初审，还要经历外审、编辑审、审委会审，然后才会决定是直接录用还是修改后录用。上述稿件审查过程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很多作者需要快速的反馈和结果，如果一个月还可以等，半年以上除非是约稿，否则是无法等待的，也难以等待。所以“一稿多投”是很多学者抵消审稿期过长，特别是论文是否录用的不确定性结果的一种策略性应对。余德华就认为，一稿多投的原因就包括审稿周期过长、作者难以判定期刊近期选题、编辑部没有回执等方面。[1]很多投稿者为了更好地进行一稿多投，会在写作之后对文章格式进行修改和备份，一般都会制定多套投稿方案，例如多轮投递，一轮两个月等各种策略。论文作者一般会多试几家杂志社，以期望能够在多轮审核中符合某一个或者几个期刊的发表要求，当然符合几个期刊的要求是不能奢望的“运气”，因为对于一般的作者来讲，能有一个期刊有审稿意向和发表意向那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了，遑论多个期刊都有意向。这也是有学者认为一稿多投具有一定正当性，甚至是作者基本权利的理由所在。[2]2.2“一稿多投”禁止权的“异化”。反对“一稿多投”的声音大多是从出版单位的视角来发出的，这种声音多认为“一稿多投”是一种学术失范行为，其后果会导致“一稿多发”，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给出版单位带来人力、物力的浪费及不必要的名誉损失。[3]在以上各种反对“一稿多投”的策略失效后，期刊编辑部会动用法律手段，以《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来行使论文初稿的拒绝权。②但这此条文规定是否就是绝对地禁止“一稿多投”，却是模糊的，因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是民事行为的基本权利。其实，很多编辑也只是形式上反对“一稿多投”，其本质目的在于防范“一稿多发”的不诚信行为。[4]虽然“一稿多投”会导致“一稿多发”，但却并不是根本原因所在，“一稿多发”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学者的“自私自利”行为。为了获得学位、职称评选、申请奖项等方面的利益，有的学者甘愿冒着“一稿多发”的危险，修改同一稿件在不同学术期刊上发表，以增加学术成果。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就导致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因此，以禁止“一稿多投”来预防“一稿多发”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想预防“一稿多发”就要从学术诚信建设和惩戒方面入手，使作者一旦学术失信就受到全面惩戒，以至于不敢贸然行动。虽然《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但对于期刊出版单位，其肯定会在论文投稿的要求中明确不得“一稿多投”，否则不予顺利投稿，但这明显是一个霸王条款，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地位明显不平等。期刊的强势垄断地位，导致了稿件投递中的地位不平等现象。因为投稿的人太多，而获得认可、能有效发表的期刊数量却也只有数本，法学期刊中“僧多粥少”的局面导致了杂志社（编辑出版单位）的地位处于明显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各个拥有法学一级博士点的学校在2018年1月8日又迎来了扩充，从40个变为48个。法学一级博士点的扩充，意味着法学博士招生数量的扩充，但这种博士生数量的增加，更会强化已经较为稀少的法学期刊发表资源的竞争，强化竞争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这种好处却是期刊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强化了其垄断性，导致一些期刊的腐败。因此，如果你是作者，你是要接受期刊禁止“一稿多投”的规定进而顺利投稿呢，还是拒绝这个约定无法顺利投稿呢？很明显大多数作者都选择了前者，这很难说是作者真实意思的表达，因为期刊编辑部与作者之间在地位上明显具有差异，编辑部居于优势地位，作者居于弱势地位（除非是已经成为名家，不愁期刊发表的问题）。这种地位上的差异，就导致了期刊编辑在现实中的重要性日渐提高，编辑的专断权力和论文可否发表的决定权，也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学术腐败现象。虽然有的期刊要求，如果发现“一稿多投”就被纳入黑名单，但事实上，除非是单独“约稿”，否则众多学者都会进行一稿多投。因此，格式不统一并不能杜绝“一稿多投”，也并不是遏制“一稿多发”的有效方式和手段。但一稿多投会出现多重审稿，浪费审稿资源，造成期刊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刊出中的矛盾，所以防止“一稿多投”就成了各期刊的规范要求，而预防一稿多投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各个期刊不同的论文格式和相关要求，但这种不同期刊拥有不同出版格式的要求是否真的就能防止一稿多投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更有甚者将一稿多投的责任归咎于期刊编辑，[5]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期刊编辑部难以杜绝这种问题，更为重要的原因当然在于论文作者。2.3格式作为期刊特色的“固守”。在法学期刊中，各个期刊都有各自的特色，其特色体现为多个方面，例如论文选题、论文类型、期刊专题设置、部门法专栏、热点探讨、案例评析以及经典书评等特色。但很多期刊却将论文格式也纳入了其中，作为期刊特色之一。一味地坚守论文格式的特色，而不创新期刊出版样式，其本质就是一种异化的固守。期刊出版编辑部为了凸显期刊的各种特色，除了在论文选题和相关讨论方面进行特色设置外，例如《行政法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其期刊名称就明确了其要发表和选择的论文主题，如没有特别的约稿或者专题会议，这两个期刊的选题基本集中于行政法学和中国刑事法学两个方面。期刊编辑部一般会以各种“特色”来固守和坚持自己期刊的传统形式，而这种传统形式就包含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的传统性，但论文格式的差异在本质上不应当是期刊出版特色。那么什么才是期刊的出版特色呢，最为重要的特色就是期刊论文的选题是否具有前沿性、理论性、可传播性和可争论性，而不是以论文格式的差异作为期刊出版的特色。这种特色一般和版面设计风格、内容选择有关。为了更好地吸引学者，期刊拥有自己的独特的出版风格和论文选题也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所有法学期刊不可能发表的论文选题一模一样，同一化的出版模式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出版样式是期刊存在的特色之一，但这种样式不能等同于论文格式。对相关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的固执，已经逐渐成为阻碍期刊之间相互交流和知识有效传播的“异化”力量。期刊中的论文作为知识的一种有效载体和编码形式，其目的应当是能够有效传播，并且传播得更远、更广，而不是以格式固步自封，阻碍论文知识的传播。期刊发表之后，如何评价学者的期刊质量又以引用率为指标，所以相互之间的引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相互之间引注本身是知识的相互交流，并且是可以擦出火花，碰撞出成果的良好路径。但学术互动与交流却有着严重的困境与现实，不仅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重要差异，即使在相同类型的期刊之间也差异较大，甚至可以说个个不同。如果有一个有效的格式模版，论文中的各种知识性信息编码是统一的，可以轻松地被其它学者学习和传播，就是最好的格式特色。曾有学者就提出期刊的特色的定位可以遵循地域优势、专业优势进行选题方面的定位。[6]但很多期刊为了保持所谓的特色，却从论文作者的职称方面进行选定，例如，有的要求只接受副高以上职称的文章，在读博士生的文章基本没有进入审稿的可能，除非有自己的导师共同书写并挂名才可能。甚至有的法学期刊为了杜绝这些所谓的挂名导师，已经明确要求不再接受多人共同署名的文章，如《法律科学》2017年9月18日于官网公布，“我刊将不再接受两名及两名以上作者合著署名稿件的投稿，仅接受独立作者署名投稿”。这种以署名体现特色的现象已经开始成了其它期刊的可能效仿的形式。各种期刊还有发刊的侧重点、论题方向等限制，都导致了论文期刊投稿中的难度正在不断增强。这些突出的期刊出版差异和一些其它的众多的差异，使论文作者和期刊编辑在论文投稿和期刊出版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无谓工作量，特别是修改论文格式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一般作者在进行论文写作时，一般采用一种模式将一篇文章书写完毕，但其投稿过程中却要反复修改为其所要投稿的期刊的格式要求，因为有些期刊有时会直接以“格式不对”拒绝相关作者的投稿，或者拒绝进入审稿环节，导致很多优秀稿件不能得到及时发表，特别是时效性较强的论文更是错过了较好的发表期。

法学核心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摘要；关键词；注释；参考文献

与一般文章的写作不同，学士论文的写作除了要符合学术论文的基本属性要求，以及遵循一般的写作步骤外，还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1]学术规范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无数学者通过不断试错，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渐形成，约定俗成并获得大家认可的写作传统或称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种规矩使学术研究与一般的问题探讨区别开来，从而也使专家、学者与一般大众区别开来，有利于促进学术的专业化，形成专业圈子或称专业槽。现在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往往通过学术团体或国家统一制定的标准的方式出现，但它并不是纯粹人为设计的东西，而主要是学术研究本身内在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学术规范无论对于论文本身的价值，还是对于学术训练来讲都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的生命线，同时也是学者的生命线。也正因为如此，论文是否合乎学术规范的要求就成了论文评定的一个基本指标。

这里主要谈论学术规范中的形式规范，即论文的结构格式问题，并且限定在法学学士论文的范围。论文的结构格式包括很多方面，这里谈的是论文一般应必备几个部分，以及各部分的写法，属于论文内在格式的一个方面，区别于论文排版的规定格式等其它外在格式要求。

一篇完整的学士论文包括前部、中部和后部三个部分。[2]前部主要包括题目、摘要和关键词，是论文的前置部分。中部主要包括正文和注释，是文章的主体。后部主要包括参考文献和致谢，是文章的附属部分。

一、题目

论文题目、摘要和关键词依序排列，位于论文的前面。它们有机结合，不可分割，属于一个小的整体，总是被检索工具一同收录。它们的内容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其主要目的在于方便读者阅读理解论文的实质内容，节省时间和精力。

论文题目又称标题，是文章最重要的标志和象征符号，可谓“论文之眼”。它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题目是反映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同时也是提供检索的特定使用信息。如何选择合适的题目往往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问题，因为它必须满足多方面的要求。出于研究的方便，往往确定了选题后就相应地选择一个题目，但它只是临时起到标识论文的符号作用。题目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根据写作内容及观点的变化往往会有些变化，通常是在定稿并完成答辩以后，题目才能最后完全确定。

论文题目具有以下功能：明确研究对象或揭示论点、确定一个研究的最佳角度或进路、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或引起阅读兴趣。通常题目既可以经过综合考虑后确定，也可以从论文题材、主题、命题中选取。如：浅析司法赔偿制度、司法赔偿制度需要改革吗？司法赔偿制度必须改革，等等都可以作为论文的题目。在具体设计上，题目一般为词组，但也可以为句子；作为题目的句子大多为陈述句，个别也可以为疑问句。此外，除了主标题外，论文还可以有副标题。

题目一般要求：[3]1.准确得体，紧扣论文主题。2.与内容相符，范围大小一致，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3.比较新颖、醒目，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4.语言凝练、简洁，主标题不超过二十个字。学生写作一般存在的问题有文字太长，文学色彩比较浓，题目与内容不符等等。如：论文题目是“网络问题”，而内容中却只是写到犯罪问题，没有写到一般违法问题；论文题目是“对我国证人拒绝作证的思考”，实际上却写的是“刑事案件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问题”。

二、摘要

摘要或称内容提要，是论文最简捷的梗概，用通俗的话说即从论文中摘出的要点。通常用在期刊上一篇较长文章的前面，或专门的索引工具以及网上期刊文章的浏览器上。摘要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自含性），有依据，有结论，是一篇完整地短文，应包含与论文同等量的核心内容，不阅读全篇论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它是对题目的进一步说明和补充，读者希望通过它来以最快的速度了解论文的基本内容，以粗略评估论文的学术价值，从而决定自己是否有必要阅读论文，以及是泛读还是精读。如果摘要写得不好，论文被收入文摘杂志或检索核心数据库，进而被人阅读和利用的机会就很少，导致论文的基本功能——传播信息，促进交流无法得到充分实现。

摘要的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和结论，重点是结果和结论。摘要采用陈述语气，不加注释和评论，讲求言简意赅，表述准确、客观，一般字数在200字到300字之间。

摘要的主要功能包括两个方面概括和引导，相应的其应具有两个特质“全”和“新”，二者缺一不可。[4]所谓“全”就是摘要应尽可能全面地提示文章的要点。这主要包括论题（研究对象）、论点、论据和论证，即论文探讨了什么问题，根据什么材料和理由，运用什么分析方法，得出了什么样的看法或意见。所谓“新”就是摘要应把文章最有新意的东西提示出来。这一般也体现在上述四个要点上。有人认为摘要应包括三点：论文的重点、特点和新见解，这实际上是强调了论文摘要的引导功能，而忽视了其概括功能。

学生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把摘要写成了前言，甚至仅仅包括写作意义这一个方面。2.内容过于宏观和抽象，没有实质内容，使人无法了解文章的主要观点或精华所在。3.写入常识性的东西，以及重复论文题目中已有的信息，不够精炼。4.内容中包含“本文”、“作者”等类似的词语。考虑到摘要的作用，作者应该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自己的论文，以第三人称来书写。同时摘要通常独立使用，“本文”的含义不明，容易使人迷茫：到底是指摘要本身或是指论文。

三、关键词

关键词是从文章中选取出来，最能体现论文特点和创新价值的名词或术语，它们反映文章的主题内容，对论文具有实质意义。关键词是供检索用的主题词条，应能覆盖论文的主要内容。它们可以起到使读者提神醒目的作用，可谓画龙点睛之“词”。通常关键词在文章中多处提到，既构成了理解论文的基本框架，又使该论文于其它论文区别开来。不同的文章关键词一般不会，也不应该完全相同。

关键词是对文章重点概念或理念的强调，同时也对摘要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它一般从论文的题目、分标题、摘要以及正文的重要段落中选取。关键词特别讲求简明扼要，有数量的限制，一般以3-8个为宜。如果可能，尽量从《汉语主题词表》等词表中提供的规范词中选取。

学生在写作中出现的问题：一是关键词不关键，并不具有类似“题眼”的重要作用，而是属于文章中的普通词汇，并且其用法与通常用法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如有的论文把“不和谐之处”、“预防和对策”等作为关键词。二采用过多的通用词，而不是专用词。三是关键词“多而不精”，使人无法把握论文的核心内容。四是遗漏关键词，不能覆盖全篇论文。

四、正文

正文与注释结合在一起，构成广义上的正文部分。正文是论文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构成论文的主脉，注释则辅助说明正文，是论文的支脉，对正文起基础性支撑作用。

正文通常没有明确的格式要求，属于可以比较自由写作的部分，因为它属于实质内容的写作，具体的格式应该完全适应不同的具体内容的要求。尽管如此，正文还是必须按照论文的内在逻辑需要，分为绪论、本论、结论三部分。这通常称为学术论文的基本型（三段式）。

绪论，又称序言，它位于正文的最前面，是读者进入正文的第一步。其主要的作用在于引导读者比较轻松地进入下面的正文本论部分，为读者深入理解论文作一些基础性的铺垫工作。这部分主要阐明写作背景、缘由、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的目的、前人的研究工作介绍、论文的主要思路和结构。绪论并不阐明自己的中心观点，更不进行论证，基本上采取叙述的方式。这部分的写作风格通常是提纲挈领，平板直叙，由浅入深，通俗易懂。

本论，狭义的正文部分。它是文章的基本内核，对论文质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可以详细地阐述对问题的独特分析，从各种角度来充分地论证论点（这也是“本论”二字的基本含义），集中表述研究成果。这部分要求专业性强，语言精确，逻辑严密，分析深刻。

结论，正文的最后部分。它是对全文的概括提炼和总结升华，提出对所述论题的总结性看法和意见，指明论文的创新之处。如果不可能导出应有的结论，也可以没有明确的结论而进行必要的探讨。在这一部分，通常还要指出论文的不足之处，以及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结论概括性强，比较简短，所以除了论文前部之外它往往也是读者快速了解论文内容及理解其学术价值时必读的部分。这部分的要求是主题明确，语言精练，思维辩证，留有余地。

五、注释

学术性文章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文章，如政治性文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在论述中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注释问题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规范要求问题，但“这里的形式性规范并不仅仅是形式的，而是具有实质性的内容的。”[5]也正因为如此，学士论文的写作对注释有严格的要求。除了必须遵守格式的要求外，学校往往还规定一篇学士论文必须至少有多少条注释，如15条等等。

有必要说明，“注”和“释”不是一回事。注，是指引注或称引证，指出某段文字是引用某人某篇文章或专著里面的内容。其主要功能在于表明论文言之有据，起到索引作用。释，是指解释，说明该处文字的有关情况，包括对论文中讨论的某些论点补充其它的佐证文献，插入在论文中被干扰的引述，拓展在论文中论述的观点，纠正文章的论点，等等。“注”和“释”通常合在一起，简称注释。这是因为在论文写作中，二者往往同时出现，功能互补。

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带有许多注释的论文是绅士派头的表现，从而“使论文看起来像论文”，并且往往是一种障眼法，实际上并非如此。注释与正文中的其它内容相比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增强论文的说服力。没有注释，论点就缺乏支撑力和扩张力，论文就显得不充实，不丰满，似乎文中的观点是不需要以别人的相关研究为基础的，论述是没有语境的，这不容易使读者信服。2.反映了学术的继承性。注释表明了作者对前人的相关学术成果有了清楚的认识，与他们进行了学术上的对话和交流，理解并继承了（包括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对一篇论文来说，如果说主题思想反映其具有创新性的内涵的话，那么注释则反映了其具有基础性的外延。有学者把注释称为论文的“皮囊”，[6]非常形象、传神。3.反映了学术的创新性。表明作者专注于发现和研究学术上的新问题，没有重复别人的研究工作，从而避免了个人和社会资源的浪费。4.保持论文思路的连贯性。把相对次要的内容放到注释中去，可以突出论文的主题，从而使论文避免了一般性表述和资料的堆积，节省篇幅，使论文结构更紧凑、语言更精炼，不致枝蔓。5.体现良好的学风。注释分清了他人的观点与作者的观点，表明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没有侵犯他人的著作权。此外，注释还明白交代了论文的起点和深度，这为论文的审阅者评估其水平和价值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一般注释应具有三性：相关性、原始性和学术性。[7][8]首先，相关性是注释最基本的要求。这里的“相关”大致包括以下含义：1.注释应能够使读者看出他人观点与作者观点在学术上的承继关系；2.注释应足够详尽、准确，使读者能够顺藤摸瓜，找到作者所参考过的相关资料；3.注释内容应与正文中的内容联系密切。

其次，原始性关注的是注释内容的真实性。它主要指的是要尽量引用原始的资料，即原文或第一手资料。原始资料的范围比较狭窄，像译文、选集摘编等都不属于原始资料。同时原始性也指要努力真实地反映所引用文献的原来含义，不能以讹传讹。有一门学科叫考据学，其目的就是要考证某一事实或观点的来源，如某一观点是谁在何种情况下说的，其当时的目的是什么，等等。这里的原始性（也包括注释的其它两种属性）就含有考据的因素。它需要作者具有探索真相的勇气，“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的劲头，养成严谨的治学作风。

第三，学术性指的是注释包含学术分析、研究的因素。注释可以分为一般罗列式的注释和分析性的注释两种。前一种属于一般论文注释类型，主要是提供文献的最基本的外在资讯，如文献作者、题目、出版物和出版时间等。而后一种则还要对文献进行比较、鉴别和分析，具有学术性。分析性注释阐明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反映了作者知识的广度，对论文的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学生论文中注释部分容易出现的问题有：1.注释过滥。为了注释而注释，把根本没有必要注释的一些常识性的内容也给以注释，导致注释过于繁琐。2.注释的内容主要限于马克思等革命导师的著作，对法学家的著作引证很少。似乎革命导师都是法学家，这些巨人的话就是真理，引证它们就等于拿到了“尚方宝剑”。3.大量引用中央文件上的内容，在一定的程度上混淆了法律与政治的区别。4.对文献理解不够，引证时没有忠实于原文。5.“注”较多，“释”很少。这可能是由于学生论文不精炼，往往把“释”的内容写到正文中去的缘故。6.引用了别人的最新成果，但没有注释。这属于“文贼”行径，应该坚决予以杜绝。

六、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指，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哪些主要文献。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部分，更不是可有可无的。尽管注释中已经包含了引证文献，但参考文献部分并非多余。这一方面可以使全部参考文献与其它内容分开，单独集中在一起，且分门别类，使读者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可以提供比注释更全面的文献信息，更加便于读者了解其内容和查找到它们。[9]此外，参考文献的著录还便于有关情报的研究。如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多少，往往就成为衡量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强调重视参考文献，实际上是要求重视写作之前的文献检索。论文中参考文献部分的内容，如文献数量的多寡、文献类型的多样性程度以及文献的档次，一方面标识出论文写作的主要思想来源和材料来源，反映了作者阅读的范围和努力程度，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论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而从一个侧面间接反映了论文水平的高低。在西方国家任何学术文章都必须要有参考文献部分，在我国一般的论文或专著未必有参考文献部分，而学位论文则规定必须要有这部分内容，这是对训练性论文的一种强制要求。不仅如此，各学校一般还规定文献的最低数目要求，如15篇以上。

这里要注意的是：1.文献应尽量多样化、全面、新颖。掌握全面、大量的文献资料是写好论文的前提。2注意参考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3.参考文献不一定在论文中直接引用过，但必须确实认真阅读（未必通篇阅读）过并对论文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4.一般只著录公开发表的文献。5.采用标准化的著录格式。

七、致谢

致谢是论文中“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内容。它是作者在论文完成以后，发自内心的，对在自己写作过程中在学术上给予自己实质性帮助的主要人员的谢忱。这通常包括自己的指导老师、其它有关的老师、同学、亲友等。[10]在学习、训练性论文如学位论文中都包含致谢部分，而一般论文则未必。致谢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论文不是纯粹由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他人的帮助对论文完成具有重要影响，体现对他人工作的尊重，同时也表明自己具有学术素养，严格遵循学术规范。

致谢部分应简短、诚挚、有感而发。学生在这方面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对论文写作帮助不大的人员写进去，不要把致谢写成毫无实质内容的客套，也不要篇幅写得太长，如有些学生写了满满一页纸，甚至两页纸，就没有必要。

结语

学士论文的撰写，既是学生大学四年所学知识和技能的重温和综合运用的过程，同时又是学生自己独立探索，积极创新，对以后研究工作的预演和模拟的过程。学士论文的完成既是本科学习的终点，又是毕业后新的工作的起点。24岁左右的年龄，利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学生严肃认真地对待，付出艰辛的努力。但独立思考与写作并不仅仅是一件苦差事，毋宁说它更是一种乐趣，因为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而不必担心受到别人的嘲笑。而最终完成一篇高质量论文，并获得答辩老师以及同学的赞许，会使人油然而生某种智力的满足感，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写论文是在体验一种经历，获得一种终身受用的能力，即发现问题，找出处理问题的适当方法，按照一定的沟通技巧阐述问题。论文写作是一种挑战，而挑战的结果是自己的丰硕收获——知识的增加和能力的提高。“应该明白，论文是一次唯一的作一些可以使你终生受益的作业的机会”。[11]

如何才能写好法学学士论文？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予以回答。如果有人想通过本文寻找捷径，恐怕他要失望了。本文并没有告诉学生该把什么东西放入论文，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此外，本文没有，也不可能对其所涉及的全部问题都一一予以分析和说明。实际上论文写作中的不少重要的问题，如检索文献的具体方法和技巧、论文的结构、论述方法和写作技巧等等，本文都没有详细阐述。不仅如此，即使是本文重点论述的内容也必然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法学学士论文的写作主要不是一个理论探讨的过程，而是一个亲身实践的过程。何尝有人通过读书本学会了游泳？只有在写作中才能真正体会到论文写作的奥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无定法，只要世界上还有论文存在，关于论文写作方法的探讨也就永远不会停止。如果读者通过阅读本文，能够真正受到一些启发，没有浪费宝贵的时间，笔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参考文献：

[1]张少瑜.谈谈法学论文的学术规格[A]，法学评论[J],2000(3).

[2]王嘉陵编著.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89.

[3]梁慧星.课题选定与题目设计――学位论文写作方法（一）[A]，中国民商法律网.

[4]张少瑜.谈谈内容提要的写作[A]，法学评论[J],2001(5).145-147.

[5]朱苏力.法学研究的规范化、法学传统与本土化[A]，法治及其本土资源[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11-219.

[6][7]刘南平。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兼论我国法学研究之流弊[A]，中外法学[J]，2000（1）。101-112。

法学核心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法学核心论文范文篇4

一、从题材大小考虑文章的篇幅和容量

关于选题的问题，我已经说过了。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根据选题的内容，决定文章的篇幅和容量。

我所说的文章的篇幅和容量，大体上相关，但是又有所不同。有时候，文章的篇幅很小，但是容量很大；有的时候，文章的篇幅很大，但容量不是很大。这很像写小说，有的小说篇幅很短，容量却很大，就是描写的重大题材，通过一滴水来反映世界。

一般说来，法学论文的篇幅有长有短，小的几千字，三千字或者六七千字；长的万把字甚至数万字。考虑文章采用怎样的篇幅和容量，就要根据自己选题的大小，决定写多长的文章，容量有多大。例如，在我所写的文章中，长的，容量大的，如《中国他物权制度及其重新构建》一文，数万字，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同时包括全部的他物权的体系和结构，还要对各种具体的他物权进行概述，因此才决定写这样长的文章。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一文，主要写的是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历史沿革，以及监督方式的体系，也是一为重大的题材，因此，也用了数万字的篇幅，来展现它。相反，在《霍夫曼计算法及其运用》一文，所要阐释的就是一个赔偿的利息计算、扣减问题，因此，就只写了两、三千字，问题足以说明。当然，我也写过《21世纪民法发展展望》一文，2000多字，写了一个重大的题材，但是只写了很短的文章，这和发表在报纸上的“理论论坛”这种载体上有关，没有办法容纳大篇幅的文章。

这里要说明的是，法学论文的篇幅和容量，在一般情况下，以6000字到10000字为宜。这样的文章，在刊物上比较好发表。太长的文章，刊物要为你拿出那么多的版面，除非文章特别好，一般的编辑都很吝啬，是不愿意给你提供的。因此，适合做论文的题材，应当适中，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一般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考虑论文的题材。

在选择论文题材的时候，应当注意一个规律，就是越小的题材，越容易写出动人之处。这是因为，小题材做出大文章，必然要进行深入、广泛的论证，需要更多的素材，在论证上要更加深入、细致、周到。这样的文章作大是很难的，因为有些人在作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材料不够，分析不够，问题说不深，说不透，蜻蜓点水，不解决问题。这样的文章，是不受欢迎的，也不解决问题。我看现在的一些省级法学刊物上的文章，就犯这样的毛病，言之无物，几乎是没有科研的价值。

在自己写作还不成熟的时候，更要注意选择小题目，争取写得更好，字数也不要太多，以5000至8000为好，这样的文章最容易发表。比5000字还小的文章，适合在报纸上发表；8000字以上的文章，发表较难。根据这个情况，习作法学论文，要注意上述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太成功的把握，不要写3万至5万字的文章，因为发表的机会太小了。

总之，就是要选择适合作论文的题材来写法学论文，特别重要的大题材，就要留着写书了，不能用作论文写作。以后，我专门要讲一讲法学专著的写作方法。

二、确定论证的主题

论文的主题，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和灵魂。主题定下来，文章的基本格局就定下来了。因此，确定主题是十分重要的。在“”中，曾经狂热地鼓吹过文学作品的“主体先行论”，要按照既定的主题，编写故事，塑造人物。这是不对的。但是在法学论文中，却必须坚持主题先行，没有一个好的、正确的主题，就没有一篇好的法学文章。

法学论文的主题，就是作者对这个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基本观点。法学论文是法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形式是为实质内容服务的。研究法学论文的写作，就是要通过写作来展现法学科研成果。因而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就是要把这个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归纳出来，确定成一个中心的观点，在整篇文章中来展现它。

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并不难。选定一个题材，把这个题材的核心内容提炼出来，就是一篇文章的主题。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的难度在于，这个主题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新颖，是不是实用。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价值。如果不正确，不新颖，不实用，科研成果没有价值，当然，这篇文章也就失败了，还没有写作呢，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了。我的一个学生写作博士论文，要写的就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严格责任。这个题材，是很好的，用10万字的篇幅来阐释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合适的。但是，他的观点，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并不完全准确。他的意见是，在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中，除了过错责任原则以外，其他的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都是严格责任。这样的观点，恐怕多数学者是反对的，而且也不能就说是正确。这是因为，严格责任在西方的侵权行为法中，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当然，国内学者对严格责任的理解也不一样，尽管如此，将严格责任作这样范围的扩大，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文章主题，就不好说是选得准的。还有，有一位学者写文章，宣称中国的民法中，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现在的学术界和实务界鼓吹精神损害赔偿是错误的。这种主题，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民法通则》经过几番征战，才肯定了这样的制度，现在不依据法律说话，实际上就是要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对于这样的主题，受到批判是十分应当的，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捍卫这项来之不易的民法制度。

我介绍我的一篇文章的主题选定。在《法学研究》中，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论对自由权的侵害及其民法救济》，这篇文章被评为《法学研究》100期优秀论文。这篇文章的题材是在实践中发现的。我办理了这样一个案件，就是单位对职工非法进行强制治疗20余天，法院认为不构成侵害人身自由权。这是完全不对的。争论的焦点，就是人身自由权究竟是不是人格权。我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确定为人身自由权的性质属于人格权，侵害这个权利，就构成侵权行为。这个主题，就是非常好的，写出来，自然得到了各界的赞同，制订《国家赔偿法》的时候，就规定了人身自由权为人格权，侵害这个权利，要追究侵权民事责任。这个主题，在当时，也是新颖的，在实践中，也有重要价值。这篇文章之所以获奖，是有道理的。

还可以再说一篇文章。就是对人身权的延伸保护问题。在1986年以后，对《民法通则》规定的人格权，出现了在主体死亡后要不要保护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过几年的研究，我提出了人格权延伸保护的观点，作为一篇文章的主题，进行详细的阐释，在《法学研究》上发表。当然，也有学者反对，但是，作为一种学说，确实有其存在的价值，谁爱批评谁就批评，进行争论不是更好？

论文的主题要直白，不要隐讳。这正和文学作品相反。文学作品的主题讲究隐蔽，隐藏得越深越好，让不同的读者阅读有不同的感觉，这才是文学作品最好的主题处理方法。在写法学论文的时候，不能这样，不能让读者去猜，而主题是越直白越好，要让读者一看就知道，一看就懂。用这样的写法写出的文章，才是法学论文中的上乘作品。

还要有一点，就是文章的主题必须一经贯之，在文章中不可进行改变。如果不是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没有中心，没有基本观点，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学论文了。

最后，文章的主题能够归纳起来，在读者读完这篇文章以后，能够用一句话就说清楚，这样的主题提炼就是成功的。我曾经和学生讲过这样的话，就是：理论工作者就是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展现深刻的理论内涵；实务工作者就是要把复杂的事情弄简单，把复杂的案件归结为一句话，正好与要适用和法律相等。在做法学论文中，是要丰富理论内涵，但是不等于文章的主题复杂。主题一定要简明，理论一定要深厚。做到了这一点，文章就成功了一多半了。

三、确定论证的方法

论证方法是说明主题的基本方法。主题确定了，论证方法不对，论证得不好，也不会写出好的文章。

（一）首先要确定的是，文章的基本论证方法是立论还是驳论

在一般情况下，法学文章的基本论证方法应当是立论。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确立一种什么观点，其实也就是文章的基本论点。围绕着这个主题，全面阐述它的正确性、必要性，以及具体的适用方法，使这个观点立得住，别人批不倒，立论就成立了。

有时候，法学文章也要用驳论。集中一个错误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批驳，展现这一观点的谬误所在，认识它的错误本质，推翻这个主题，使之不能够在理论界兴风作浪，让它没有市场。采用驳论写作的文章也是有的，只是不多。驳论的结果，还是要确立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观点，驳论就没有力量。有一位有资格的老师，他在讲课的时候，总是批判别人的观点，甲的意见不对，乙的意见也不对，丙的意见也不对，“但是究竟什么观点对，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有研究出来”。这样的驳论，就没有力量，价值也不大。

当然，在一篇文章中，既有立论，也有驳论的，是最为常见的。立论和驳论在一篇文章中结合得好，文章就是成功的。

（二）其次，要研究具体的论述方法

比较法、演绎法、归纳法、推介法、综述法等等，这些方法都可以在文章中使用。有的时候做一篇文章，就使用一种论述方法。例如，用比较法写作一篇文章，就是比较法学的论文。推介国外的一种制度，说明中国可以结合自己的实践情况借鉴使用，就是推介法的文章。

实际上，在一篇文章中，尤其是分量较重的文章中，往往不会只用一种论证方法，而是根据文章说明的具体情况需要，各种方法综合运用。在初学者看来，在一篇文章中使用各种论证方法，有些眼花缭乱，理不出头绪。但是，只要在写作实践中坚持下去，并且经常动脑筋想问题，就一定会学会运用这些论证方法。

我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让我看，是推介美国的一项诉讼制度，就是讲美国的这项制度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操作，但是对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其引进到中国来予以借鉴，没有提出一句。这样就影响了文章的价值。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研究实用的价值，应当避免这样的问题。

四、研究文章的结构

在法学文章的写作中，结构问题不是很难的事情。主要的要求，就是根据自己所选的题材和确定的主题的需要，进行论述。所谓“文章无形”，主要是指的这一点。

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结构方法。

一是通常的论述方法。有的同志在这样归纳这种写作方法时说得很形像，就是：“概念、特征、沿革、意义、构成、责任、适用中的问题”。在很多法学文章中，都是这样来结构的，确实是经常用的常规结构方法。在通常论述一种制度或者一个法律问题的时候，都要说明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这个制度也就基本清楚了。但是，在使用这个方法中，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灵活的变换。例如，这个制度是从外国介绍过来的，就要在介绍沿革中多着笔墨，详细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借鉴这种制度的好处。写实务性较强的文章，要在构成和责任以及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上多下功夫。

二是总论分论方法。如果写一个制度的内容很多，又要介绍总的制度，又要介绍具体的制度内容，这时候，用总论分论的方法写，眉目清楚，一看就明白，写出来的效果就比较好。我在写作《中国合同责任研究》一文中，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上篇将中国合同责任的总的问题说清楚，下篇将各种具体的合同责任一一作以介绍。这种结构，是用于较大的文章，大概要是几万字的文章才用得上。有人不喜欢这样的结构。我有一篇文章4万多字，也使用这样的结构，责任编辑觉得不好，只好改成现在的分成几个平行的小标题的做法。当然也不错。

三是判解研究方法。在1990年的时候，我借鉴王泽鉴先生的做法，搞判解研究，写出来了几十篇这样的文章，形成了一种风格。前一段，王泽鉴先生来北京，我们交谈过，他对我的这种研究方式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北大讲学时他还专门说过。这种研究方法的文章结构，比较灵活，总是先从判例和司法解释入手，进行分析，阐释法理，说明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和处理办法。大家可以看看我写的这样的文章，读者的评价是，结合实际，针对性强，有实践和理论价值，可读性强，读者喜欢。

四是综述方法。对一个问题进行综述，也是一种结构文章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某种会议的讨论进行综述，对一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都是这种结构方法的运用。第二种是对具体的理论问题进行综述，同时加以评价，例如在某个理论问题上，归纳出几点，对各家学说进行分析，讨论，最后做出评价。这种结构方法可以按照问题来结构，较为灵活。

五是平铺直叙方法。例如，在一篇文章中，要说几个问题，就一一点出来；列一个题，就说明一个问题；再列一个题，再加以说明这个问题。这种方法极为简单，很好用，就是文章看起来较为呆板。我在写作《关于修订婚姻家庭如何处理配偶忠实义务的几个问题》时，就是用的这种结构，第一是如何规定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第二是应否将违背忠实义务规定为法定离婚理由，第三是关于违背忠实义务的损害赔偿问题。三个问题平平道来，倒也有一定的新意。

结构文章的方法是很多的，只介绍这几种，供大家参考。

五、关于文字表述等问题

（一）法学论文的表述，文字不要花哨，要平实，要精练，要言之有物，要说到位。切忌哗众取宠，华而不实。

当然，在写作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的文章有一点色彩，但是不能过浓，过浓就不是理论文章了。同时，在论述的时候，要说到为止，不能怕读者不明白，就翻来覆去地讲，既浪费文字，也浪费读者的时间。我跟有些学生说过，在写法学论文的时候，要对读者进行定位。在写研究性的文章时，要设定读者几乎是自己一样的水平，甚至要认为读者的水平比自己高，不能认为读者都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那样，写作的东西就是普法文章，而不是理论研究论文。只有将读者设定为同等的研究者，才能够起点高，把文章写得精炼。如果是写普法文章，那当然要按照读者是普通人来写，要按照读者是不懂法律或者很少懂法律的人来写。

我的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内容是研究帮工换工造成损害的责任问题，第一稿写了3万字，凡是遇到了一个概念，就进行界定和说明，好像读者都是法盲一样。我跟他说了这个意见，说“你可以想象读者都是法学专家，按照这样的标准再改一遍试一试”。删掉了这些概念的介绍，文章就剩了1.5万字。我又帮他改了一遍，就剩了7000字，是一篇很好读的文章。

（二）写文章要分题，分成几级小标题（短小的文章除外）。在总标题下，一篇大的文章要分成不同的级别的小标题，称作一级题、二级题、三级题、四级题……。一般情况，分为三级题就行了，分四级题的也很多见。不同的题级，要用不同的题号。一级题用“一、二、三……”，二级题用“（一）、（二）、（三）……”，三级题用“1、2、3……”，四级题用“（1）、（2）、（3）……”。这样，文章就眉清目秀，井井有条，不会眉目不清。现在很多的学者写作的时候，不作这样的区分，写出来的文章层次混乱，不好理解。这是应当改进的。当然，这种分题也不是绝对的，更不能像说的那样，写文章开中药铺，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要结合实际，该怎样分，就怎样分。但是，既然要分题，就要遵守分题的规则。当然，分成几级题目也是可以变通的，例如不用1.2.3.……，改用一是、二是、三是，第一、第二、第三，其一、其二、其三，都是可以的，但是，无论用什么，都要层次清楚，不能自己都不知道怎样对了。

（三）关于注释。

注释要写得规范。最规范的，就是《法学研究》的注释方法。大家在写作的时候，要好好看《法学研究》上的文章注释的方法，严格照着做，使自己的文章在形式上看起来，就很好看。现在的注释是太不规范了，包括大的学者都是如此。写文章要从小处严格练习，养成好习惯。

六、关于构思

要写好一篇好的法学论文，必须进行缜密的构思，按照上面所说的各种要求，对一篇文章的全部进行全面地考虑，并且一定要在考虑成熟后再动笔。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一篇文章酝酿到了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不写出来就不行了的时候，再动笔开始写。在我的实践中，对一篇文章的酝酿和构思，总是要想很长时间，真正想清楚了，写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难处了，万把字的文章，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写完。

法学核心论文范文篇5

关于选题的问题，我已经说过了。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根据选题的内容，决定文章的篇幅和容量。

我所说的文章的篇幅和容量，大体上相关，但是又有所不同。有时候，文章的篇幅很小，但是容量很大；有的时候，文章的篇幅很大，但容量不是很大。这很像写小说，有的小说篇幅很短，容量却很大，就是描写的重大题材，通过一滴水来反映世界。

一般说来，法学论文的篇幅有长有短，小的几千字，三千字或者六七千字；长的万把字甚至数万字。考虑文章采用怎样的篇幅和容量，就要根据自己选题的大小，决定写多长的文章，容量有多大。例如，在我所写的文章中，长的，容量大的，如《中国他物权制度及其重新构建》一文，数万字，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同时包括全部的他物权的体系和结构，还要对各种具体的他物权进行概述，因此才决定写这样长的文章。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一文，主要写的是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历史沿革，以及监督方式的体系，也是一为重大的题材，因此，也用了数万字的篇幅，来展现它。相反，在《霍夫曼计算法及其运用》一文，所要阐释的就是一个赔偿的利息计算、扣减问题，因此，就只写了两、三千字，问题足以说明。当然，我也写过《21世纪民法发展展望》一文，2000多字，写了一个重大的题材，但是只写了很短的文章，这和发表在报纸上的“理论论坛”这种载体上有关，没有办法容纳大篇幅的文章。

这里要说明的是，法学论文的篇幅和容量，在一般情况下，以6000字到10000字为宜。这样的文章，在刊物上比较好发表。太长的文章，刊物要为你拿出那么多的版面，除非文章特别好，一般的编辑都很吝啬，是不愿意给你提供的。因此，适合做论文的题材，应当适中，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一般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考虑论文的题材。

在选择论文题材的时候，应当注意一个规律，就是越小的题材，越容易写出动人之处。这是因为，小题材做出大文章，必然要进行深入、广泛的论证，需要更多的素材，在论证上要更加深入、细致、周到。这样的文章作大是很难的，因为有些人在作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材料不够，分析不够，问题说不深，说不透，蜻蜓点水，不解决问题。这样的文章，是不受欢迎的，也不解决问题。我看现在的一些省级法学刊物上的文章，就犯这样的毛病，言之无物，几乎是没有科研的价值。

在自己写作还不成熟的时候，更要注意选择小题目，争取写得更好，字数也不要太多，以5000至8000为好，这样的文章最容易发表。比5000字还小的文章，适合在报纸上发表；8000字以上的文章，发表较难。根据这个情况，习作法学论文，要注意上述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太成功的把握，不要写3万至5万字的文章，因为发表的机会太小了。

总之，就是要选择适合作论文的题材来写法学论文，特别重要的大题材，就要留着写书了，不能用作论文写作。以后，我专门要讲一讲法学专著的写作方法。

二、确定论证的主题

论文的主题，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和灵魂。主题定下来，文章的基本格局就定下来了。因此，确定主题是十分重要的。在“”中，曾经狂热地鼓吹过文学作品的“主体先行论”，要按照既定的主题，编写故事，塑造人物。这是不对的。但是在法学论文中，却必须坚持主题先行，没有一个好的、正确的主题，就没有一篇好的法学文章。

法学论文的主题，就是作者对这个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基本观点。法学论文是法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形式是为实质内容服务的。研究法学论文的写作，就是要通过写作来展现法学科研成果。因而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就是要把这个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归纳出来，确定成一个中心的观点，在整篇文章中来展现它。

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并不难。选定一个题材，把这个题材的核心内容提炼出来，就是一篇文章的主题。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的难度在于，这个主题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新颖，是不是实用。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价值。如果不正确，不新颖，不实用，科研成果没有价值，当然，这篇文章也就失败了，还没有写作呢，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了。我的一个学生写作博士论文，要写的就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严格责任。这个题材，是很好的，用10万字的篇幅来阐释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合适的。但是，他的观点，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并不完全准确。他的意见是，在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中，除了过错责任原则以外，其他的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都是严格责任。这样的观点，恐怕多数学者是反对的，而且也不能就说是正确。这是因为，严格责任在西方的侵权行为法中，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当然，国内学者对严格责任的理解也不一样，尽管如此，将严格责任作这样范围的扩大，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文章主题，就不好说是选得准的。还有，有一位学者写文章，宣称中国的民法中，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现在的学术界和实务界鼓吹精神损害赔偿是错误的。这种主题，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民法通则》经过几番征战，才肯定了这样的制度，现在不依据法律说话，实际上就是要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对于这样的主题，受到批判是十分应当的，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捍卫这项来之不易的民法制度。

我介绍我的一篇文章的主题选定。在《法学研究》中，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论对自由权的侵害及其民法救济》，这篇文章被评为《法学研究》100期优秀论文。这篇文章的题材是在实践中发现的。我办理了这样一个案件，就是单位对职工非法进行强制治疗20余天，法院认为不构成侵害人身自由权。这是完全不对的。争论的焦点，就是人身自由权究竟是不是人格权。我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确定为人身自由权的性质属于人格权，侵害这个权利，就构成侵权行为。这个主题，就是非常好的，写出来，自然得到了各界的赞同，制订《国家赔偿法》的时候，就规定了人身自由权为人格权，侵害这个权利，要追究侵权民事责任。这个主题，在当时，也是新颖的，在实践中，也有重要价值。这篇文章之所以获奖，是有道理的。

还可以再说一篇文章。就是对人身权的延伸保护问题。在1986年以后，对《民法通则》规定的人格权，出现了在主体死亡后要不要保护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过几年的研究，我提出了人格权延伸保护的观点，作为一篇文章的主题，进行详细的阐释，在《法学研究》上发表。当然，也有学者反对，但是，作为一种学说，确实有其存在的价值，谁爱批评谁就批评，进行争论不是更好？

论文的主题要直白，不要隐讳。这正和文学作品相反。文学作品的主题讲究隐蔽，隐藏得越深越好，让不同的读者阅读有不同的感觉，这才是文学作品最好的主题处理方法。在写法学论文的时候，不能这样，不能让读者去猜，而主题是越直白越好，要让读者一看就知道，一看就懂。用这样的写法写出的文章，才是法学论文中的上乘作品。

还要有一点，就是文章的主题必须一经贯之，在文章中不可进行改变。如果不是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没有中心，没有基本观点，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学论文了。

最后，文章的主题能够归纳起来，在读者读完这篇文章以后，能够用一句话就说清楚，这样的主题提炼就是成功的。我曾经和学生讲过这样的话，就是：理论工作者就是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展现深刻的理论内涵；实务工作者就是要把复杂的事情弄简单，把复杂的案件归结为一句话，正好与要适用和法律相等。在做法学论文中，是要丰富理论内涵，但是不等于文章的主题复杂。主题一定要简明，理论一定要深厚。做到了这一点，文章就成功了一多半了。

三、确定论证的方法

论证方法是说明主题的基本方法。主题确定了，论证方法不对，论证得不好，也不会写出好的文章。

（一）首先要确定的是，文章的基本论证方法是立论还是驳论

在一般情况下，法学文章的基本论证方法应当是立论。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确立一种什么观点，其实也就是文章的基本论点。围绕着这个主题，全面阐述它的正确性、必要性，以及具体的适用方法，使这个观点立得住，别人批不倒，立论就成立了。

有时候，法学文章也要用驳论。集中一个错误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批驳，展现这一观点的谬误所在，认识它的错误本质，推翻这个主题，使之不能够在理论界兴风作浪，让它没有市场。采用驳论写作的文章也是有的，只是不多。驳论的结果，还是要确立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观点，驳论就没有力量。有一位有资格的老师，他在讲课的时候，总是批判别人的观点，甲的意见不对，乙的意见也不对，丙的意见也不对，“但是究竟什么观点对，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有研究出来”。这样的驳论，就没有力量，价值也不大。

当然，在一篇文章中，既有立论，也有驳论的，是最为常见的。立论和驳论在一篇文章中结合得好，文章就是成功的。

（二）其次，要研究具体的论述方法

比较法、演绎法、归纳法、推介法、综述法等等，这些方法都可以在文章中使用。有的时候做一篇文章，就使用一种论述方法。例如，用比较法写作一篇文章，就是比较法学的论文。推介国外的一种制度，说明中国可以结合自己的实践情况借鉴使用，就是推介法的文章。

实际上，在一篇文章中，尤其是分量较重的文章中，往往不会只用一种论证方法，而是根据文章说明的具体情况需要，各种方法综合运用。在初学者看来，在一篇文章中使用各种论证方法，有些眼花缭乱，理不出头绪。但是，只要在写作实践中坚持下去，并且经常动脑筋想问题，就一定会学会运用这些论证方法。

我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让我看，是推介美国的一项诉讼制度，就是讲美国的这项制度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操作，但是对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其引进到中国来予以借鉴，没有提出一句。这样就影响了文章的价值。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研究实用的价值，应当避免这样的问题。

四、研究文章的结构

在法学文章的写作中，结构问题不是很难的事情。主要的要求，就是根据自己所选的题材和确定的主题的需要，进行论述。所谓“文章无形”，主要是指的这一点。

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结构方法。

一是通常的论述方法。有的同志在这样归纳这种写作方法时说得很形像，就是：“概念、特征、沿革、意义、构成、责任、适用中的问题”。在很多法学文章中，都是这样来结构的，确实是经常用的常规结构方法。在通常论述一种制度或者一个法律问题的时候，都要说明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这个制度也就基本清楚了。但是，在使用这个方法中，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灵活的变换。例如，这个制度是从外国介绍过来的，就要在介绍沿革中多着笔墨，详细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借鉴这种制度的好处。写实务性较强的文章，要在构成和责任以及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上多下功夫。

二是总论分论方法。如果写一个制度的内容很多，又要介绍总的制度，又要介绍具体的制度内容，这时候，用总论分论的方法写，眉目清楚，一看就明白，写出来的效果就比较好。我在写作《中国合同责任研究》一文中，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上篇将中国合同责任的总的问题说清楚，下篇将各种具体的合同责任一一作以介绍。这种结构，是用于较大的文章，大概要是几万字的文章才用得上。有人不喜欢这样的结构。我有一篇文章4万多字，也使用这样的结构，责任编辑觉得不好，只好改成现在的分成几个平行的小标题的做法。当然也不错。

三是判解研究方法。在1990年的时候，我借鉴王泽鉴先生的做法，搞判解研究，写出来了几十篇这样的文章，形成了一种风格。前一段，王泽鉴先生来北京，我们交谈过，他对我的这种研究方式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北大讲学时他还专门说过。这种研究方法的文章结构，比较灵活，总是先从判例和司法解释入手，进行分析，阐释法理，说明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和处理办法。大家可以看看我写的这样的文章，读者的评价是，结合实际，针对性强，有实践和理论价值，可读性强，读者喜欢。

四是综述方法。对一个问题进行综述，也是一种结构文章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某种会议的讨论进行综述，对一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都是这种结构方法的运用。第二种是对具体的理论问题进行综述，同时加以评价，例如在某个理论问题上，归纳出几点，对各家学说进行分析，讨论，最后做出评价。这种结构方法可以按照问题来结构，较为灵活。

五是平铺直叙方法。例如，在一篇文章中，要说几个问题，就一一点出来；列一个题，就说明一个问题；再列一个题，再加以说明这个问题。这种方法极为简单，很好用，就是文章看起来较为呆板。我在写作《关于修订婚姻家庭如何处理配偶忠实义务的几个问题》时，就是用的这种结构，第一是如何规定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第二是应否将违背忠实义务规定为法定离婚理由，第三是关于违背忠实义务的损害赔偿问题。三个问题平平道来，倒也有一定的新意。

结构文章的方法是很多的，只介绍这几种，供大家参考。

五、关于文字表述等问题

（一）法学论文的表述，文字不要花哨，要平实，要精练，要言之有物，要说到位。切忌哗众取宠，华而不实。

当然，在写作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的文章有一点色彩，但是不能过浓，过浓就不是理论文章了。同时，在论述的时候，要说到为止，不能怕读者不明白，就翻来覆去地讲，既浪费文字，也浪费读者的时间。我跟有些学生说过，在写法学论文的时候，要对读者进行定位。在写研究性的文章时，要设定读者几乎是自己一样的水平，甚至要认为读者的水平比自己高，不能认为读者都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那样，写作的东西就是普法文章，而不是理论研究论文。只有将读者设定为同等的研究者，才能够起点高，把文章写得精炼。如果是写普法文章，那当然要按照读者是普通人来写，要按照读者是不懂法律或者很少懂法律的人来写。

我的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内容是研究帮工换工造成损害的责任问题，第一稿写了3万字，凡是遇到了一个概念，就进行界定和说明，好像读者都是法盲一样。我跟他说了这个意见，说“你可以想象读者都是法学专家，按照这样的标准再改一遍试一试”。删掉了这些概念的介绍，文章就剩了1.5万字。我又帮他改了一遍，就剩了7000字，是一篇很好读的文章。

（二）写文章要分题，分成几级小标题（短小的文章除外）。在总标题下，一篇大的文章要分成不同的级别的小标题，称作一级题、二级题、三级题、四级题……。一般情况，分为三级题就行了，分四级题的也很多见。不同的题级，要用不同的题号。一级题用“一、二、三……”，二级题用“（一）、（二）、（三）……”，三级题用“1、2、3……”，四级题用“（1）、（2）、（3）……”。这样，文章就眉清目秀，井井有条，不会眉目不清。现在很多的学者写作的时候，不作这样的区分，写出来的文章层次混乱，不好理解。这是应当改进的。当然，这种分题也不是绝对的，更不能像说的那样，写文章开中药铺，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要结合实际，该怎样分，就怎样分。但是，既然要分题，就要遵守分题的规则。当然，分成几级题目也是可以变通的，例如不用1.2.3.……，改用一是、二是、三是，第一、第二、第三，其一、其二、其三，都是可以的，但是，无论用什么，都要层次清楚，不能自己都不知道怎样对了。

（三）关于注释。

注释要写得规范。最规范的，就是《法学研究》的注释方法。大家在写作的时候，要好好看《法学研究》上的文章注释的方法，严格照着做，使自己的文章在形式上看起来，就很好看。现在的注释是太不规范了，包括大的学者都是如此。写文章要从小处严格练习，养成好习惯。

六、关于构思

要写好一篇好的法学论文，必须进行缜密的构思，按照上面所说的各种要求，对一篇文章的全部进行全面地考虑，并且一定要在考虑成熟后再动笔。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一篇文章酝酿到了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不写出来就不行了的时候，再动笔开始写。在我的实践中，对一篇文章的酝酿和构思，总是要想很长时间，真正想清楚了，写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难处了，万把字的文章，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写完。

法学核心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法学核心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法学核心论文范文篇8

目前南大核心期刊的种类居多，比如：综合新社科期刊、法学类、经济类、医学类等方面对于你论文适合那一种刊物则就要投稿与哪一个行业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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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大致的介绍，而对于在南大核心论文投稿和期刊选择中的各项问题要点信息，大家也要一一进行分析，这样才能选择最适合的刊物，我们也预祝大家的论文早日发表成功!

在论文投稿的过程中退稿的论文修改主要事项有以下这些方面：

要是处于格式规范不符就要做这些修改：那就主要是对于论文格式的上的各项要求了，论文的字体、论文的标题、论文的段落格式、符号等等这些方面的要求事项。

要是对于论文质量不达标，则需要改正的方面就很多了，对于所研究的领域要透彻，所应用的实验数据要真实有效，并且论文引用的注释也要进行标明等等，这个论文中一定要要自己的创新和见解并且有研究价值等等。

法学核心论文范文篇9

1材料与方法

1.1纳入标准

发表在具有ISSN和CN刊号,被中国知网中国医院知识仓库(CHKD)和维普资讯收录至2008年。以新都区人民医院或新都县人民医院(医院原名)第一作者身份所发表文章。

1.2核心期刊认定标准

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颁证《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北大图书馆研究成果认定的A类期刊。由于各刊物取证和开始认定时间差异所致,存在一些统计偏差。

1.3检索方式

利用计算机国内联机检索,采用机构加年限分别检索CHKD和维普资讯,收集所有收录本院文章。1.4统计学方法以百分率方式归类分析各变量。

2结果

检索CHKD和维普资讯结果表明,新都区人民医院职工所从1994年开始收录,至2008年,共收录文章227篇,作者80人,个人数量在5篇以上者共有13人。科室分布见表1;时间分布见表2;在核心期刊89篇,核心期刊科室分布见表3;核心期刊刊物分布见表4。

3讨论

法学核心论文范文篇10

一、法学本科课程设置要务实，立足岗位需求，切合实际

各高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首先要充分了解法学本科毕业生将来的人生和职业需要。法学本科生毕业之后主要去向应该是从事法律实务；有部分法学本科生会通过公务员考试等直接进入党政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或在立法部门从事和立法相关的工作等；也有小部分毕业生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将来选择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此外，有一部分毕业生也会选择进入法律以外的行业就业，甚至“弃法从商”。对于不少非法律行业的用人单位而言，他们或许不要求员工拥有具体的法律职业技能，他们更看重员工具有比较扎实且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法律基础知识，以及法学本科教育给毕业生带来的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复杂事件的处理能力等基本素养。因此，针对多样化法律职业化需求，法学院校应以某一职业为主来培养、训练学生的相应能力，同时适当兼顾其他职业的需要，尤其要强化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和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高校还必须明确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根据本科教育职业化改革的要求，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应该是法学理论教育、法学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律职业技能训练三者的结合统一。这里所指的法学理论，既包括法学基础（一般）理论，也包括各部门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它是学生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基础。法学职业道德则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所应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国外法学院一直都非常重视对未来法律人进行系统的职业道德教育。这种教育近年来在我国政法院校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法学职业道德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树立法律信仰及职业理想。此外，法律职业技能训练则是要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分析法律问题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在进行课程设置的时候必须涵盖这些内容。

二、法学本科课程设置应设计有特色且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一）课程设置应努力凸显地方特色。针对目前法学专业毕业生普遍就业难、就业率低的问题，全国各高校都在积极的引导法学本科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调整就业心态，鼓励学生多走向基层，多到西部地区寻找就业机会。以广西为例，我们广西高校培养出来的法学本科毕业生其实大部分还是要服务于本地区。因此，作为地处广西的高校则更应该结合广西沿海、沿边同时又属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特点，有针对性的调整和设计课程体系。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明确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方向；在专业主干课和选修课的设计方面，针对毕业生面对的岗位群继续对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和整合；通过具体课程的开设与否、课时安排多少、是选修还是必修等，来凸显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重点。（二）学校的课程除了一部分是由国家规定开设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和高校自主决定设置的。哪些课该纳入课程体系，具体涉及哪些课该开、哪些课该减这些问题，高校有较大的自主权。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很多高校都交由各系部来申报，最后由学校主管部门来核准，当然也存在学校主管部门直接决定的情况。而系部包括具体的授课教师，更多的是从微观层面，例如系部利益、老师研究专长等方面考虑问题，更倾向于强调本系部课程的重要性，而缺乏从宏观的层面来讨论课程体系及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关系和比例等问题。这就需要主管部门从全局的角度进行协调和把控，既要兼顾学生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也要考虑学科知识的多样性、专业特色的突出性等。总而言之，课程的开设与否、增加或删除是一个由系部、授课教师以及学校主管部门互相协作、讨论、决定的过程。而且，高校切勿在不具备开课条件的情况下匆忙开课；而课程一旦设置，就必须加强对教学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尤其对那些学校自主开设的特色课程，高校更应积极发挥学术机构、教学督导机构的指导、监督作用，加大申请审查、教学评价、宏观管理的力度。学校一方面要保证课程开设后教师授课行为的规范化，另一方面也要兼顾教师特长的发挥。此外，针对目前大量开设选修课的情况，高校还应重视对学生的指导，适时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兴趣爱好及未来的职业规划做适当配套的选修。（三）目前，在法学类课程的设置顺序上，各高校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先理论法学后应用法学、先公法后私法、先国内法后国际法、先普通法后特别法、先实体法后程序法，这些排课方式为各大高校普遍采用和认可，而且也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通过对学生意见的调研和教学效果的反馈，我们的开课顺序仍存在欠妥的地方，尤其集中体现在法学基础理论课程，特别是法理学的开课顺序上。法理学这类理论性极强的课程被普遍认为是学好其他科目的基础，因此，它们也是国家规定所有法学院必须开设的必修课程。根据传统，绝大部分的高校都按照以上原则，将法理学这类课程安排在低年级甚至是一年级就开设，但是往往这些课程内容又相当晦涩难懂，对于刚进校门、没有接触过法学的新生而言难度大且学习收获有限。通常是在学习具体部门法后，学生对这些理论法学课程才有较深入的理解。其实，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将法理学一类课程安排在高年级开设。例如广东海洋大学法学院2013年版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将法理学分成两部分，分别放在第一和第五学期作为必修课来开设，总共为80个课时。反观我们广西的高校，目前还没有类似的实践。因此，在排课顺序上，我们在原有排课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增加先易后难、先具体后抽象的原则，并鼓励广西高校敢于改革、敢于创新、敢于尝试，改变墨守成规的传统做法，积极调研，及时反思和总结。排课要以学生为本，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法学课程设置顺序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三、继续深入推进职业技能课程教学改革，有效提高实训课程教学质量

法学本科院校对学生进行讲授和培训的法律职业技能主要分为普通技能和专业技能两大类。为了让我们的学生能更好的适应法律及法律以外就业岗位的需求，我们不仅要关注那些直接和法律职业有关的专业技能的改革与创新，还应该重视传统基础性技能课程教学质量的改进和提高。

（一）普通技能主要是指不论是法学专业还是其他专业的毕业生步入社会从事现代社会职业所需要的基础性技能

普通技能具体包括：书面表达技能、计算机操作技能、外语技能等。根据国家规定，各高校针对这些能力的培养都设置有专门的课程，并按要求将它们以基础必修课的形式，从学生一进校就开始开课教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法学作为一门文科类专业，大部分的法学本科生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都离不开写作，因此书面表达技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外语和计算机技能。现在各高校普遍都开设了“法律文书写作”或“应用写作”的课程，并且都在最后一学年把“撰写毕业论文”作为综合实训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课程设置、课时分配、学分安排等都能看出写作这一基本技能的重要性早已得到教育界的普遍认同，并落实到我们的课程体系之中。但是，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我们也发现现在本科生的写作能力普遍堪忧，尤其在毕业论文指导的过程中，发现经过三年多的本科学习后大部分学生居然还不知如何选题，不知道论文写作的基本程序，不知道一篇文章的基本框架，不知道如何去查找文献资料，不知道如何去组织自己的观点，等等。现在往往是除了专门的写作课以外，学生再无太多的机会尝试写作或接触写作，而我们的法学专业课程基本都是教师课堂讲授，即便有课后练习，但要学生提笔写文章的作业都很少。因此，高校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改革：1.提高现有写作课程的教学质量，加强对教学过程的监督，严格学生成绩的评定标准。尤其是毕业论文写作这一环节，作为综合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各高校都把它设置在第8学期，并给予充分的学时。但是毕业论文写作时间往往和学生的毕业实习时间相重合，再加之现在就业压力大，很多学生此时都把精力放在找工作和考研上，并不认真对待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而现在对于毕业论文的评定标准，高校的自主性较大，教师主观性也较强，再加上毕业生就业率对于高校的压力，高校和指导老师对此都比较宽松，能给通过的基本都给通过了，因而学生论文质量普遍不高。若要改革，笔者建议可以考虑将毕业论文撰写提前到第7学期，尽量让它和毕业实习的时间错开。论文答辩的时间则可以安排在第8学期、学生实习回来之后，这样有利于学生集中精力写好论文。另外，就是高校要实实在在的重视毕业论文写作，严格教师的论文指导工作，明确论文指导标准，提高教师论文指导的积极性。2.在其他专业课的教学设计中有意识的增加文章写作的训练机会，而不是简单的要求学生完成书面回答专业问题的课后作业。这主要是对教师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我们绝大多数的专业课主要都是采用课堂讲授的方式，有些实践性强的课程还辅之以案例教学等方法。在现在大力提倡职业化改革的时候，我们绝不能为了技能训练而忽略、放松理论知识的传授。那么，如何在有限的学时中既能教授专业理论，又能兼顾锻炼学生的动笔能力？笔者认为这就必须要运用起学生的课后时间。特别是有些专业课，以民法、刑法为例，理论性很强，有一定深度，同时实践性也极强，生活中的案例也相当多，非常适合案例教学。现在很多高校都给这两门课设置了80到120个左右的课时。课时看似很充分，但是如果课程既要讲授理论，讲案例，又要兼顾写作，学生学习还是非常紧张的。因此，授课老师可以针对某些问题给学生布置一到两篇课后小论文，并给学生提供课后阅读书目，课堂上适时引导学生查找资料，组织观点，给予点评。如果课时允许，老师还可以安排一两个课时，让学生对自己的小论文在班级上进行陈述和讨论。这既不占用太多的上课时间，又能督促学生课后主动学习，而且还综合锻炼了学生的写作、口头表达、逻辑思维等多方面的能力。当然，从锻炼写作能力的角度出发以及基于现在学生课时任务重的现状，我们也不适宜门门课都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高校可以挑选几门（每学年至少一门）有一定理论深度并有一定课时保障的专业课来开展实践。而要推行这样的教学实践，仅依靠教师的自觉是完全不够的，学校还应当有一定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例如，针对民法学这门课，学生的成绩构成可以设计为三部分：卷面成绩、平时成绩、写作成绩。让课程中的课后写作环节在学生成绩中有所反映，这样既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相应要求，也督促学生要端正态度，重视写作。

（二）专业技能是指法律职业人员需要经过法律教育和法律实践经验的长期训练获得的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是法律职业技能的核心，主要包括：法律识别技能（对法律规则、案件事实证据等的识别）、法律推理技能、法庭论辩技能、证据操作技能和法律文书制作技能。目前，高校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主要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教师在上课讲授理论知识的过程中通过案例教学或开设模拟法庭等途径同时训练和本科目相关的专业技能；二是专门开设独立的实训课程进行综合的专业技能训练，例如像我院开设的律师执业技能实训、刑事法综合实训等课程；三是在最后一个学期由学生自主联系单位进行毕业实习，一般时间为三个月左右；四是在校外建立实训基地，例如和律师事务所、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监狱等单位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安排学生到这些实训基地实习或聘请这些单位或企业的专家到学校开设讲座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综合技能训练。目前，校内实训课程已经成为法学课程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我们还需在以下方面加以改革和提高。1.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穿插进行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主要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师在教授理论的同时可以引用案例，一般选用的案例都是针对某个特定理论知识，涉及的案情和法律问题都比较简单。目前很多新出版的教材都已经开始注意理论和案例的结合，在课本中都会提供一些参考案例供教师和学生教学、学习时使用。但是现在案例教学在实践中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老师讲授上，真正能做到分小组讨论和老师点评相结合的案例教学则很少，原因包括课时有限、学生人数多难组织等，但关键还是在于很多教师没有真正树立法学本科教育实践为本的教学理念。不少老师还没有从传统的“填鸭式”教育中走出来，依旧停留在过去“老师讲、学生听”的阶段，学生课堂参与度低，独立思考的机会少，教学效果也欠佳。因此，要改变这一现状，最关键还是要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尤其是有一定教学年限的老教师，要及时的修改教案。针对更新以后的教材，教师要做好备课工作，特别是在案例的选择和引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组织和引导、基础理论知识和案例讨论的结合、课时安排和分配等方面一定要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在教学过程中真正的予以落实。2.专门法律实训课程普遍都是由各高校自主开设，而且具体课程的名称也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例如诊所法律教育、律师与公证业务、民事/刑事疑难案例分析、法庭模拟实习等。我们要使这些自主开设的实训课程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学校在决定是否开设这些课程时要做好充分调研，衡量是否具备开设此类课程的条件，切勿在条件尚不充分时就匆匆开课。首先，要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处理好这门实训课程和其他理论课程及其他实训课程的关系，尤其是要决定好什么阶段开课，判断是否和其他已经开设的实训课程存在重合，有没有必要再开设此门课程，等等。其次，要选择适合的教材。尤其是这些学校自主开设的实训课程通常市面没有专门的教材，因此在没有适合教材的情况下有时还需要组织教师来编写教材。另外，由于在实训课程中大多会使用大量的案例，如果完全凭借授课教师自己挑选案例，虽然这可以突出教师特长和个人教学特点，但是很难保证教学质量和课程的规范化。因此，高校有必要统一组织教师甄选案例，编订案例集作为实训课程的辅助教材。案例集可以统一存放于学校院系办公室，并交上课班级轮流使用。再次，要制订详细的教学大纲。这是指导教师授课的规范和要求，因此在开设特定实训课程前必须要组织教师把这项工作做好。有别于理论课程，实训课强调教学互动，强调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组织尤其重要，因此教学大纲应该尽量详细和规范，这样才能更好的指导每一位教师的教学活动。最后，要选择合适的教师。因为实训课更强调实践和操作能力，因此授课老师本身就应该是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教师或专家，或应该由双师型教师（教师并兼职律师）或聘用校外相关行业专家来讲授才能真正实现它的教学目的。（2）教师自身要克服惰性，要积极实践新的教学方法。这些课程都是在学生已经学过相关法学基础理论知识之后才专门开设的，因此其教学方法有别于传统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堂教授中应更强调“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原则。虽然有教学大纲作为指导，但是如何较好的开展教学工作，把实训课的课堂有序组织起来，还需要教师在课前花更多的时间去制订具体教案，做好每一节课的上课准备，而且每一位实训课的授课教师都应该在上课时把自己放在辅助的地位，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到实训教学活动中。（3）高校一方面要及时对教师教学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明确相关制度并予以落实，另一方面要制订适合实训课程特点的学生成绩评定标准和方法。现在各高校法学本科学生每门科目成绩的评定一般是由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在计算最终成绩时，往往考试成绩所占比重较高，例如：考试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目前传统的考试方式是书面考试，主要有开卷和闭卷两种；平时成绩主要是由课后作业和课堂表现综合评定。这样一种考核评价方式比较适合应用于偏重理论的传统课程，能较好的评定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但如果以书面考试成绩作为主要标准来评价侧重培训操作能力的实训课程，则不科学、不客观，也不全面。因此，在进行实训课的课程设置时，考核评价体系的设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必须和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相联系，具备具体、可量化、可操作、分等级的特点。如果没有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和考评机制，法律实训课程教学工作的开展就很难落到实处。总而言之，近些年大部分的高校都对法学本科教育职业化改革，尤其是法学实训课的设置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即便困难重重，还存在很多不足，但是法律职业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趋势，法学教育注重法科学生法律技能的培养更是一种时代需求。我们应继续突出职业技能训练在法学课程设置中的重要地位，绝不能因为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忽视法学教育职业化的改革和创新。

作者:邓珊 单位: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民商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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