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先进事迹:科普战线上的辛勤园丁

1905年11月1日,高士其诞生于福州。

高士其的父亲常在外地工作,母亲也常随着到外地去,所以高士其的童年是在祖父和祖母身边度过的。

高士其四岁的时候,祖父就教他识字。祖父拿出《千字文》等儿童启蒙书,把着他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由于高士其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以后逐渐养成了一丝不苟的良好作风。

1918年,高士其考取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十三岁的高士其,怀着强烈的求知欲,跋涉一千多公里,来到北京。这千里之行,使高士其看到了旧中国的现实:贫穷、落后、多灾、多难……。高士其心里想:赶快到美国学会新科学,用新科学来拯救苦难的祖国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1918年8月,高士其到达北京,又转坐火车到北京西北郊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园。

一进学校,高士其便天天处于紧张的学习之中。上生物课时,常常解剖豚鼠、小白兔之类小动物,高士其对此产生了很大兴趣。最使高士其着迷的是,他第一次知道了显微镜。老师把显微镜的焦点调节好以后,让高士其观察。他看到许多长的、圆的、扁的小东西。老师告诉他,这些小东西就是微生物。后来老师又给同学们观察一种原生动物,叫“变形虫”,又叫“阿米巴”。想不到,后来高士其竟跟阿米巴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一个微生物专家。

1925年,高士其终于毕业了。毕业时,高士其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他最喜欢化学,抱着“化学救国”的愿望,被保送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学习。

威斯康星大学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之一。高士其来到这里,由于精通英语,又懂德语、法语,虽身在异国,却没有语言上的隔阂。威斯康星大学的教师中,有很多是德国移民,即便说德语,高士其也能对答如流。教师们都十分赞许这个聪明、勤奋的中国留学生。

高士其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了一年,成绩超卓,于1926年夏转入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四年级学习。1927年,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化学系,获得了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继续深造的时候,他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得知他最喜爱的姐姐死于霍乱。又想到由于白喉早早死去的小弟弟,他毅然放弃了报考化学系研究生的打算。

1927年暑假以后,高士其成为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读医学博士的功课。第二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请为细菌学系试验助理。起初,高士其研究的课题是“食物毒细菌”。高士其对于科学,富有献身精神。他为了研究食物毒细菌对人体究竟是怎样危害的,竟然亲自吞食了一种“B.Aer-trycke”的病菌菌液。吞食以后,他做了仔细的记录。他的老师和同学都为他担心,同时又被他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所感动。

1928年暑假后,高士其回到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开始研究脑炎病毒。一天,高士其在实验室打破了一只装有甲型脑炎病毒的瓶子,解剖患有甲型脑炎的豚鼠时,又不慎割破了手指。于是,甲型脑炎病毒钻进了高士其的身体。

一天晚上,高士其正在图书馆里看书,忽然眼睛不听使唤了。他以为是眼病,到眼科大夫那儿去检查,查不出病因来。后来,不仅眼病经常发作,而且每到下午,便昏昏欲睡。他的左耳变得听不清声音,有点聋了,脖子有点发硬,转头也很困难,就连手也有点发抖,脚也不大灵便了。他赶紧到校医院检查,一位神经科大夫经过诊断,认定他确实得了脑炎。他给高士其开了一张病情报告单,劝他马上停学,回国休养。

然而,高士其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他以惊人的毅力,继续学习。

高士其一边与病魔斗争,一边坚持学习、坚持研究,他象一个勇猛的战士,支撑着病体,向着科学顶峰攀登,决不半途而废,决不后退半步!

1930年,高士其终于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读完全部医学博士课程,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

高士其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母校一一清华园。就在这时,清学留美学校改成了清华大学。老师和老同学看到高士其学成归国,都感到高兴。可是一看他病成这个样子,又都感到惋惜。有一位老同学劝高士其还是到美国养病为好,在中国那样落后的医疗条件下,是医不好病的。但高士其已把自己的病置之度外。祖国在病中,人民在病中,高士其此时所想的,是急于把自己学到的一点知识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

高士其在南京中央医院找到一份工作。那时,正值南京汤山一带发生严重的脑炎。高士其想不到在南京又碰上了“老对手”。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消灭脑炎的战斗。然而,冷酷的社会却给他迎头浇了一盆冷水。必要的实验设备不能添置,医院收费贵得惊人,并且贪污盛行。高士其实在看不惯这班“商人加官僚”式的医生,看不惯“商店加衙门”式的医院,与之格格不入,便愤然辞职,离开了南京中央医院。

高士其失业了。这时,曾在美国结为至交的李公仆伸出了热情的手。他邀高士其到他家休养,并请高士其翻译了一些文章,编点儿童读物。

1935年,高士其在李公仆创办的“读书生活社”认识了艾思奇。艾思奇借给他《共产党宣言》及其他一些进步书籍。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高士其不仅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而且找到了科学小品文作为他沟通人民与科学及与反动派斗争的武器。尽管他身患重病,握笔困难,但仍决心拿起笔来战斗。应李公仆和艾思奇之约,他开始为《读书生活》写科学小品文。

由《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到《虎烈拉》,高士其把政治、文学、科学熔于一炉,写出了别具一格的科学小品文。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了近百篇科学小品,出版了四本科学小品集。高士其以惊人的毅力,在科学文艺土地上,吃力地耕耘着,培育出鲜艳的花朵。

随着高士其走入文坛,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与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1937年8月,高士其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途。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他终于来到日夜向往的地方。来到革命圣地,党的关怀温暖着高士其的心。尤其是受到接见以后,他的心情分外激动,他决心发奋工作,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在延安,作为第一个来到这里的科学家,他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写出了一篇篇介绍边区的文章。

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高士其的病情加重了,他住进了中央干部疗养所。他一边与疾病顽强地斗争,一边写下了人党申请书。1938年12月,他在疗养所入了党。入党是高士其转变为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标志。以后,他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

由于缺少药物,生活条件艰苦,高士其病情越来越严重,党决定把他送到香港治疗。1939年4月12日,高士其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延安。

离开延安后,高士其开始了十年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先到重庆、昆明,然后到海防,再坐船来到香港。高士其住进了玛？医院。由于在医院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住下。高士其又开始了写作。1941年日军不宣而战,九龙被日军占领,高士其死里逃生,来到桂林。他再三向党要求参加工作,组织上根据他的要求和特长,请他担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的技术顾问。于是,他又开始了科学食品的研究,并进行科学小品创作。

1945年抗战胜利了,高士其来到广州。

抗战结束,国民党积极准备内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高士其把心中的怒火化为匕首、投枪,用一首又一首鲜明的诗,与反动派进行“肉搏”。

1946年,国民党撕下和平伪装,发动了内战。高士其的好朋友李公仆和老同学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高士其怀着悲愤的心情参加了公祭大会。

地下党得知高士其已被列入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立即把他转移到苏州。由于病情加重,又被转送台北治疗。高士其还是那么勤奋。病情稍一好转,马上又开始了研究、写作。1949年1月,在党的掩护下,高士其悄悄离开台湾来到香港。五月,乘船来到解放了的天津。

1949年9月,高士其光荣地参加了政协会议。十月一日，又参加了开国大典。

解放了,高士其开始了安定、幸福的生活。他担任过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及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被推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科普事业,成为科普园地中的辛勤园丁。

高士其的会议很多。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幼儿园小朋友的欢迎会;从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到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从夏令营的营火晚会到小学里的“高士其班”命名大会……。高士其把参加各种会议,看作是他接触群众、向群众学习的好机会。对他来说,每参加一次会议都是一场韧性的战斗,他必须克服常人想不到的困难,战胜种种病痛。

高士其的创作离不开对真实生活的体验。一次,《战友》编辑部请他写了一篇《炼铁的故事》。他没去过炼铁厂,没见过炼铁。他先请秘书到北京图书馆,借来一大堆关于炼铁的中外科学著作,一本本阅读;后来又专程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参观。在炼钢车间,火红的钢水烤得他满头大汗,他却透过火镜认真观察炉火。回来后终于写出了这篇《炼铁的故事》。

高士其作为人民代表,跑了全国的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深入到各族人民之中,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他视察云南个旧锡矿时,参观了工人宿舍、矿山,参观了锡矿展览会,认真做了许多笔记,写了《锡的贡献》这篇科学小品文。

高士其是我国科普创作的第一批拓荒者。他珍惜时间,勤奋工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解放前,在艰苦流离的岁月里,他吃力地在科普园中辛勤耕耘,写出了一篇篇生动、活泼的科学小品,一首首政治诗、科学诗。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他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但由于身体已经受到极大损害,工作起来比解放前更加困难。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创作,从1949年到1965年中,共创作了大约60多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以及两千多行诗。17年中,他著述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的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细菌世界探险记》、《自然科学通俗化问题》、《青年向科学进军》、《科学诗》、《高士其科学小品集》、《揭穿小人国的秘密》、《太阳的工作》、《时间伯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等十几本书。

高士其曾这样论述过科普工作的重要意义:“科学普及工作是科学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好机会。……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国家里,科学已经直接参加了人民的生活,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不再是少数人的装饰品,而是全体人民最可宝贵的财产。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社会主义奋勇前进,全中国人民的手都伸出来要科学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对科学的要求,我们的科学普及工作还必须加强。”

高士其是成千上万少年儿童的朋友。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到高士其家做客;成千上万热情的来信,飞向高士其。高士其的精神,不仅教育了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也使成年人深为感动。他把身体作为革命的本钱,与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刚得病时,医生曾预言他活不到3年,而如今40年过去了,他不仅健在,还写出许多作品,这与他一直坚持锻炼身体分不开。他自己创造了一套“床上体操”,每天早晚坚持做;紧张的写作之余,他常扶着靠背椅一蹲一起地锻炼。高士其的生活很有规律,而且总是坚定乐观。他认为对疾病丧失信心,就会给病魔以可乘之机。他就是这样一个科学战线上的“铁人”。

1966年,的风暴席卷全国,高士其也受到迫害。虽然总理指示不能给他贴大字报,但工作人员被调走了,汽车也被收去了,连金爱娣也几乎被调离。高士其跟千千万万少年儿童分开了,那间宽大的会客室被挪做他用。高士其的字从报刊、杂志、书籍上消失了。冬天,家里的暖气也没了,高士其的手、脚长了冻疮,得了严重的气管炎。

高士其的生命力是那么顽强。他几度病重,几次半夜急送医院,但他没有被病魔斗败。对他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疾病,而是不能写作。过去,不论是在日寇的炮火声中,还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他都没有放下笔。现在,虽然无处发表,但只要病体稍好一点,他就支撑着继续写作。

1973年,《化石》杂志约请高士其写文章。这是七、八年来的第一次。他精心创作了一首《生命进行曲》,热情地赞美生命。

1975年,在提名下,高士其当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参加了四届人大。他见到,提出了加强科普工作的意见,虽然很支持,但在“”百般阻挠之下,很难贯彻。高士其是不屈的战士,他请秘书执笔,为发展科普事业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寄给各报刊。尽管文章或被退回,或无人理睬,高士其仍没有停止战斗。董必武、、、在一年多时间中相继去世。在这悲痛的岁月里,高士其忧心忡忡,担忧着国家的命运和未来。

1976年10月,""被粉碎了,高士其和大家一样兴奋、激动。他要秘书把前几年被退回的许多关于加强科普工作的建议重新拿出来,又重温了对他建议的批示。高

其坚信,在粉碎之后,科普工作必定能得到重视和迅速发展。

1977年8月,高士其参加了全国科协举办的科学家、劳动模范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的大型座谈会，之后，一队队红领巾到高爷爷家做客,一批批客人上门拜访,一封封约稿信雪花般飘来。高士其敞开大门,来客必谈,有求必应,每信必复,每会必到。虽然年逾古稀,全身瘫痪,讲话困难,行动不便,然而他却以超人的精力忙碌着,把全部生命献给了科普事业。

1978年初,高士其病重住进医院,经过抢救,逐渐脱离危险。但他是闲不住的,病情稍有好转,又开始忙碌地写作、复信……,他早已忘记了医生的劝告。

1978年2月,高士其当选为五届人大代表,参加了代表会议。1978年3月,高士其带病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五月,在科普创作座谈会上,高士其被推选为全国科普创作协会的名誉会长。

高士其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下一代。他热爱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也正是因为这样,高士其不仅以他光辉的战斗事迹,以他脍炙人口的科普作品,更以他“每会必到”、“有求必应”、“每信必复”、“来客必谈”的热忱态度,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几代人成长过程中留下以难忘的记忆。

1978年,高士其同志因病逝世。中国现代科学史上,一颗光天耀眼的明星坠落了。

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高士其同志一直为普及科学而献身。虽然他没有像中国其他著名科学家那样,在科学研究的某个领域有重大的贡献,但他那传奇式的经历和大量的科普作品,对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巨大影响是很难用数字来估量的。如果把高士其同法国的儒勒？凡尔纳、苏联的伊林以及美国的阿西莫夫相比,尽管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和历史背景不同,但对人类的贡献来说,高士其完全可以与他们一道,站在世界著名科普作家的行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