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传媒的现实意义研究论文

一、方言节目的方兴未艾

方言传媒正式在电视媒体上亮相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的春风和观念的更新。开始富裕起来的人们以某种反叛的心理开始追求生活的多样化，以方言为介质的方言类娱乐节目就应运而生了。到了90年代，以赵本山为主的“东北风”迅速席卷了大江南北，同时如重庆电视台1994年9月的《雾都夜话》等节目也开始用方言媒介的形式与当地的受众进行了亲密接触。影视节目也不甘寂寞，《傻儿师长》电视剧的成功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到了21世纪，方言传媒更是愈演愈烈，如州西湖明珠频道的《阿六头说新闻》、湖南交通广播电台的资讯类节目《快嘴陈辣利》、北京电视台的《第7日》、湖南电视台的《越策越开心》、成都地区《天府食坊》、《胖姐帮忙》、宁波台的《来发讲啥西》、上海东方卫视2005年9月的《娱乐腌笃鲜》、山东齐鲁电视台的《拉呱》、湖北经视的《畸天》等，以方言为媒介的影视类节目比较成功的则有《东北一家人》、《武林外传》、《疯狂的石头》等。

这些方言类节目一般都由富有本土气息的当地人主持，而且相貌平平。给人以邻家之子的亲切感，同时，因其独特的语言魅力、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贴民的民生特点很快地征服了当地的受众，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拉近了主持人与节目受众的距离，收视率迅速提高，人气也随之一路飙升，使得众多媒体纷纷效仿，就连官方也一度默许了方言类节目的存在，例如在2004年“中国百佳栏目”的评选中，方言类节目《雾都夜话》、《生活麻辣烫》、《越策越开心》、《阿六头说新闻》等就名列其中。

在这些方言类节目纷纷登场、红红火火的同时，关于方言类节目存在的合理性与否的争论也日趋白热化，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其中持反对意见的学者的理由似乎更有说服力，因为它们的播出与国家提倡普通话的精神背道而驰：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文字法》明确规定传媒必须使用普通话，2005年国家明确指明方言电视剧类中的语言属于“不规范语言”。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的《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自律公约》也明确要求各种传媒应“一律使用普通话”。

本文拟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对方言传媒的现象进行分析。以方便学者们能够从高屋建瓴的高度对之重新审视，以期有更全面的认识。

二、方言传媒的生态学价值

方言是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中某种语言的变体，它是特定地域文化的象征并为生活在某一地域的所有社会成员而服务。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方言，所以方言与方言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种把语言分为上流语言(acrolect)和下流语言(basilect)的做法纯粹是语言歧视的结果。语言不可以独立存在，它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生物体一样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它和人类的语言外环境具有同质性，即每一种语言都是某种特定地域特定信仰、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综合反映，生态语言学就是要了解每种方言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探讨语言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在生态破坏和生态协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Gabbard,2000：1)”。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方言必须在整体性的前提下加以考虑。当我们使用一种方言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参照其他语言形式的前提下同另外一个语言参与者进行交流，如此，方言并不是独特的，因为它是所有言语意义行为中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方言也不是自治的，因为语言价值的体现必须参照与其他意义形式的对比和关系，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在特殊情形下语言的特定形式以及功能的问题。因此方言的研究必须考虑到它们与语言使用相关的心理、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中国共有7大方言区，每个方言都是其历史、文化、社团心理、民俗的化身。普通话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从众多的方言中间抽象出来的一种标准语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首先也是一种和其他方言并行的一种方言。因此和其他方言是一种平等的、相互借鉴、相得益彰的关系，同时它可以以其独特的优势博众家方言之长，从其他地方方言中汲取着很多生动活泼的因素。因此作为一种地方方言而言，它是中华民族语言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正是有了各个方言体中鲜活的生物色彩才使得我们的标准语更加快生气勃勃。

其次，方言在语言生态中的作用是动态的。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把自然比喻成一架机器，功能明确的零件按既定的程序不停地运转着，生态学则把物体的构成成分看成是稍纵即逝、相互界定、自成一体的东西。就语言学而论，传统的观念认为，说话者按照特殊的语法规则说出一句话语以表达某个意思；而从语言生态的角度来看，现实生活中每一句话语的实现都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参与者的物理环境、相互间的了解、语言以外的相关因素、交流的意向性等。方言由于其独特的地缘因素、历史因素及民俗因素很容易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使大家在身份上首先取得了认同感。同时，方言话题的时效性和较强的针对性也是得到受众肯定的主要原因。

再次，方言的语言魅力是交际互动的结果。从生态学的观点看，环境决定了一个生物体的本质：拓展的还是简单的，一次性的还是反复性的，自发的还是必须的，敌对的还是友好的，孤立的还是共同的。表面看来话语过程是一个词汇、句法和形态规则组合成合法句子的过程，而实际上互动才是语言发展和使用的本质，所以话语过程不仅要依赖于字词这些形式结构，更重要的是要看它们与交际现场的互动关系——例如目光交流、面部表情、姿态、手势等，当然也包括参与者的领悟能力、相互之间的理解程度以及自然、社会及文化环境等。或缺了这些副语言(paralanguage)形式的互动因素，方言的存在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

最后，媒体方言的最终意义是处境性的。处境性意味着一个生物体必须有其存在的处所，而且这个处所不仅仅是指物理意义上的。就语言而言，语言的意义是由其所在的语境(语言语境和情景语境)所决定的，没有语境的语言就象一个人只有躯体而没有灵魂一样。这正如环境类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其价值是由其环境描写所决定的，或缺或改变了相关的环境，该主人公的价值就会改变甚至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方言的意义并不是由其自身的词汇价值所决定的，而是由各种社会背景和社会历史文化所奠基的，离开了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便没有了意义，该语言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了。反过来说，如果一种语言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话，与之同时消失的不仅仅是使用该方言的社团的文化，同时还会危及到与之相关的其他相平行的生态语言类别，例如通用语、混合语甚至标准语等。

三、方言意义的生态学解释

按照生态语言学的解释，任何一种方言的意义都是由其社会性来决定的。方言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要进行语言活动必须了解对方的性格、谈话的目的、对方的情感和智力状态、对方对自己的看法和希望等等。也就是说要了解一种方言的意义，必须要了解构成语言社会的因素，具体来讲应该在以下三个系统内来研究方言的意义：即群体、交际和文化。

所谓群体就是指使用某一种方言的所有成员，群体只是人们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一瞬间，因为任何个体都是在群体的洪流中沉浮着，所以我们真正面对的不应该是群体，而应该是群体化(communification)，即个体是如何使用语言来体现这种群体化的过程的。它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的调节手段和方式，以及个体对于群体潜在的朦胧的集体忠诚感等等。

语言交际不是单方面的管道行为，而是旨在达成共识的多层面同步协同的活动，所以交际的本质是交际双方都在尽力建立一个都能认可的意义，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交际实质上是几个层面同时运作的结果，具体来讲可以大体有交际行为、交际事件和交际关系三个方面。每个层面都存在着层级关系，小的行为可以组合成大的行为，一个小的事件可以是一个大的事件的一部分，一个小的交际关系可以在大的交际关系中加以印证和解释。

文化是方言的精髓，是人类遗传以外所学习的一切东西，是群体中学习和交际的过程。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套习惯的标签。它是人类为了生存而从其他群体成员那儿学到的生存范式。它包括宗教信仰、人生态度、法规条文、个体情感等可以相互影响并可以种族传递的社会因素。

这样群体、交际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不断创造、保持和相互修正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为了交际的效率和质量，人们在做同样事情的时候形成了一些典范的主体间(intersubjectivity)都预设好了的东西，这就是范式。从语言生态学的角度看，交际行为的本质是连续的、多层次、多参数的范式化，这些范式化与我们认识和解释我们自身或别人的行为范式的能力有关。任何一个行为都只有在行为的总体语境中才有意义，语言的范式化也只有在整个交际行为的总体背景中才可以得到解释。四、语言生态的多样化及方言传媒

由上文生态语言学关于方言意义的解释可知，方言的存在和使用方言的群体、该群体的文化特征以及交际范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方言的效用范围就是与这些方言社会性相关的领域，比如特定的地域、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等。这就使得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粤语情景剧《外地媳妇本地郎》只能在广东一带播出，为什么湖北经视推出的方言栏目《咵天》富有非常浓郁的武汉文化特色，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无锡电视台的《阿福聊斋》中的阿福喜庆、可爱的形象为什么就很快使老百姓有了身份上的认同感，其中关于无锡方言语汇的来历、传说、用法等在人感到新鲜的同时，也让人领略了一个地域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正是这种方言类节目在传承本土文化方面的不可复制性以及在构建文化生态保护区方面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决定了方言传媒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有特殊的意义和存在价值。这就是方言类节日在一定地域、一定群体、一定播出时段内关于一定的国计民生的话题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真正原因。

韩礼德认为languageconstruestheworld，即语言影响我们的思维、行为及信仰。AsifAgha(2007)也认为方言是社会结构的反映，它可以通过话语交际来达到身份的识别。因此，一种方言就是一种文化语境，一种方言的消失也就意味着这些相关交际情景的缺失。生态语言学就是在关注语言在社会、社团、国家甚至是全世界大背景下的相互竞争。而目前文化产品的标准化日渐呈现“麦当劳”现象，导致了地方和地区性方言和土话的消亡。按照Terralingua组织的研究，本世纪末，会有50％到90％的本族语消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关于濒危语言红皮书》中分析，欧洲135种语言中，13种已经消亡，9种几近消亡(只有几十个老年使用者)，26种极度濒危(没有儿童使用者)，38种濒危(儿童使用者越来越少)，6种隐性濒危(没有官方形式)，44种正常。

我们知道生物多样性的缺失会给人类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语言的多样性也与生物的多样性一样，鉴于其与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保护濒危语言和保护濒危物种一样重要。

五、方言节目的是非前瞻

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方言和其他生物体的存在一样，也有这种生老病死的内在规律，“语言的竞争正如自然界中有限的生态资源产生的冲突一样。如果一个小鱼碰到了一条大鱼，招致灭顶之灾的很可能是小鱼。(Machey,1980：35)”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武断地忽略方言存在的生态学意义，它作为生物圈内的一个链条的缺失同样会导致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早在1958年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就指出“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因此我们对于方言媒介的态度，一是要从生态的角度理解其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二是要理清方言传媒与普通话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方言传媒进行积极的引导。这样既可以避免单一大众传媒的单调，同时也可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给老百姓带来一些清新、幽默，充满乡土气息和人情味道的节目。

摘要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方言的意义存在于其社会性范式的建立过程之中，方言的消亡则意味着一种文化，历史和民俗的消亡，因此，以方言传媒为契机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仍有其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方言传媒生态语言学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