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

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时代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重大课题。深化对这三大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的要求，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是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这三大规律认识深化的标志，将“三个代表”理论付诸实践，中国的事会办得更好。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些我们过去认为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都是十分艰巨、十分繁杂、又十分重大的历史性课题。这些问题过去如果说是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没把它看成问题，那只能说明人们认识的层次尚受到某种局限。如今我们党提出这个问题，是我们党对这些重大规律在认识层次上迈出了一大步，提出“三个代表”重大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这些重大规律的认识又迈出了一大步。因为思想的东西不过是移人人的头脑并经过改造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任何时代性的课题只有在相应的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提出和得到解决。就如当年法国的欧文、莫尔、圣西门、傅立叶等人只能提出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却不可能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只能喊出“天下多男子，皆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皆姐妹之群”。却不可能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我们党在世纪之交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阶段提出的，是在我们党的队伍新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提出的，是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正是这些理论的和现实的基础，催生了“三个代表”的理论。

“三个代表”是对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既要执政，就要有一个执政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就要研究执政的规律性，规律具有一种强制的力量，你脱离它，轻视它，就必然要受它的惩罚，离开了规律性，没有不碰钉子的。我们党一执掌政权，关于执政的规律便产生了，从而便对我们党提出了认识执政规律、探索执政规律、按规律办事的要求。在我们党半个多世纪的执政过程中，对执政规律是进行过积极的探索的。如在我们党执政前夕，同志就提出过全党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的要求，提出过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要求，提出过我们要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的要求。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谈话中也提出了一个执政党如何避免覆亡的周期律的应对之策。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深刻思考着执政党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正是邓小平同志这些深沉的思考，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我国第三代领导人对邓小平政治交待的完满答卷。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我们党一直探索的历史性课题，到第三代领导人这里，得到了突破性的破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的执政规律的准确把握。它不仅提出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衡量党的标准问题，就是只有按“三个代表”去做，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党；只有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标准，才能算是合格的党。过去我们搞党的建设，主要是抓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这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搞，则是更为重要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提供了一个标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最终标准是要达到“三个代表”，反映在“三个代表”之中。倘若离开了这个标准，就可能被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所困扰。在我们党内，不是曾出现过“两个凡是”的迷信吗，不是也奉行过“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搞什么“红色恐怖”的作风吗?倘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上述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有了“三个代表”这个重要思想，我们就有了识别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就会把人们的思想从‘左’的、僵化的、教条式的观念做法习惯中解放出来，从而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好。

“三个代表”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怎样建设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问题是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紧紧相联系的。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中国的现代化，关键在党。“三个代表”不仅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指针，同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人提出过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全囿于十九世纪中叶马恩对未来社会的猜想。那就是完全的公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按劳分配、计划经济那一套。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率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最早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他著名的“社会主义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强调与时俱进、强调先进性。搞社会主义不能落后，如同邓小平同志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先进就不能封闭，不能固步自封，就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不仅仅是在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方面要先进，其他的方面如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方面也要先进，也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对于历史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某些尚处于落后位置的方面，我们要努力争取尽快赶上。“三个代表”强调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就要求我们摘社会主义建设，要有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更先进更丰富的文化成果，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生产力是历史进步的杠杆，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又不仅仅是看生产力这唯一的指标。先进的文化、人的需求的满足，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也是重要的因素。按“三个代表”的要求，我们不仅要有比其他社会制度更快的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还要有先进的文化和人的本身更好的发展。正是依据“三个代表”的要求，我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更快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以满足人的发展的目标；提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者协调发展、共同促进的要求。可见“三个代表”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进一步说明，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这个关系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大课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三个代表”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不能不研究执政党的规律；要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研究社会主义；要研究中国社会，不能不研究人类社会。党、执政党、中国执政党。人类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社会主义这些概念，在逻辑学上都是种属关系，在哲学上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外延上一般包含了特殊，在内涵上特殊比一般更丰富，即特殊包含了一般。要是认不清一般，是不能很好认识特殊的。认不清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是不能很好地认识中国的发展规律的。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发展、不断进化的。每一个有点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人都会懂得顺应世界进步潮流的重要意义。但如何顺应，怎样做才算是顺应?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而提出的。在我们党执政的过程中、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曾有过种种模糊的观念和偏执的做法。如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我们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将其作为第一要务来看待的，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说任何时候都是以生产力为动力和以生产力为标志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方面，过去我们曾过多的强调其特殊性，忽视整个人类文化的广泛吸纳性和共容性。在个体与群体方面，过多强调群体的作用、群体的利益，忽视个体的利益、无视个体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对生产力规律及其所决定的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依存性，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不同社会文明的广泛吸纳性和共存性，强调入的利益、权力和全面发展。并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人们的实践构筑了一种新的思维框架、思维的空间和朝向，提供一个评价问题、认识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基本方向和方法，会引领我们全党和整个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