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精准扶贫教育供给侧探索

贫困是制约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自《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中国扶贫方式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一是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二是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三是由经济型扶贫向以经济、教育、科技文化为内容的综合型扶贫转变。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2015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又分别提出了实施“精准扶贫”、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的扶贫指导思想。

一、教育具有扶贫的重要功能

20世纪60年代，国内外学者陆续关注起教育扶贫的功能。美国学者舒尔茨(T．W．Schultz)(1960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演说，提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1］加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扶贫开发的内涵上拓展了教育扶贫的功能。林乘东(1997年)提出教育扶贫论。他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严万跃(2006年)认为，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都是知识与能力贫困的表征和结果，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不仅能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厦门大学杨能良教授(2002年)认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使之接受帮助其脱离贫困的教育，需要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弥补贫困人口的收入缺口。20世纪中期以来，各国政府认识到教育贫困是制约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美国的“战胜贫困计划”(1964)、墨西哥的“机会工程”(1997)到我国“十三五”时期的“扶贫攻坚战”，教育扶贫逐渐成为反贫困的重要内容。［2］针对我国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问题的实证研究也开始进行。

二、陕西贫困现状及特点

201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显示，陕西省有43个部级集中连片特困县(市)，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农村地区。

(一)陕西经济贫困的特点

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调查数据显示:到2014年末，陕西省贫困人口为35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3．0%，陕西境内的秦巴山区贫困带，人均年收入在16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有558万。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之一，陕西山区和农村地区的贫困突出表现为:连片特困，山区自然灾害频繁，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落后，贫困程度深。以陕西境内的秦巴山区为代表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地理上分隔着我国南北方气候，山区容易因暴雨引发泥石流造成自然灾害;由于秦巴山区地跨南北方，生态环境独特，自然禀赋较低，不利于高品质的农作物大量产出;由于大山阻隔，造成交通与信息沟通阻隔，较少享有诸如文化、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不利于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扶贫成果，造成山区脱贫后又返贫的现象。

(二)教育贫困是导致陕西农村地区经济贫困的深层次原因

陕西贫困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这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打工致残导致家庭越发贫困，留守儿童和老人现象普遍，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艰难和辛酸。其中，教育贫困是导致陕西农村地区经济贫困的深层次原因。位于秦巴山区的安康市岚皋县，适龄儿童要上学，需要去十几公里外的镇上，因路途遥远，需要在镇上租房，而房租对贫困家庭来说是一笔无法承担的支出，迫使许多孩子很小就辍学。辍学的未成年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大多选择去城市打工，放弃受教育机会出外打工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来源，然而由于缺少文化和技能，他们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工作，获取微薄的薪水，仅从眼下来看是能养活自己了，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经济上的匮乏是导致教育贫困的主要原因，而教育贫困则会使经济贫困代际相传，恶性循环，无法从根本上逃离贫困的宿命，教育贫困是产生经济贫困的深层次原因。

三、推进陕西精准扶贫的教育供给侧改革策略

推进陕西精准扶贫，亟待着手改革当前的教育供给结构，注重教育供给与需求的无缝对接。

(一)提高贫困地区的有效教育供给

现代经济社会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包括农业在内的任何生产经营性活动都需要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便于掌握相关生产和经营技能。掌握文化技能的劳动力资源，才能获取稳定的经济收入。马克思说:“要改变人的一般本性，使其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需要接受一定的教育或训练。”［3］贫困地区的有效教育供给重点在于提供生计教育和技能教育。目前我国实施的学校教育，难免存在重应试教育、轻技能培养的弱点，总体上不利于实现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的教育终极目标。以消除贫困、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的教育产品或服务应包括经营管理技能为主的技能教育、消费方式改造为主的生计教育，实践证明，生活在陕西贫困地区的劳动人民得到了生计和技能的教育，就会自觉地提高谋生意识和技能，主动寻求脱贫机会，而不是一味地等靠要。在进行技能教育同时灌输生活观念改造:一是劳动观念的更新;二是生活方式观念更新;三是消除小富即安的财富观念的更新;四是消除安分守己意识，树立竞争观念。这些观念的更新对陕西贫困人口提高综合素质极其有用。

(二)优化贫困地区教育资源配置

广义上说，与教育相关的事物都可以称为教育资源，包括学校房屋校舍、黑板、多媒体课堂、运动器材设施、师资水平、生源多少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指如何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各地区、各学校或各类教育之间进行分配，力图使投入的教育资源分配达到帕累托最优，充分有效地被利用。陕西贫困地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首先需要实现优质教师资源补偿机制。陕西作为教育大省，以优秀教师为代表的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贫困地区和山区的教师数量少，教师质量相对较低。尽管通过征募志愿者支援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只限于小规模实施，对于优化师资资源，只是杯水车薪。因此，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政府最好根据实际需要确定贫困地区教师编制并保障教师薪资福利待遇，规范管理，让当地优秀的教师不为生计所困，甘愿留在贫困地区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指令与自主流动相结合的方式，引导优秀教师资源在山区与城区、学校与学校之间流动，从政策层面实现师资流动的长效性和持续性，有利于知识优化和信息传递，促进教育资源动态平衡。在引入优秀教师资源的同时，还应尽力优化落后农村地区已有的教师资源。因此，地方政府应拓宽渠道，为贫困地区教师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学历结构，更新知识体系，提高专业素养，增强教学能力。其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需实施教育弱势群体补偿机制，保障贫困地区适龄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优化教育供给结构是为了带动并满足教育需求。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政府应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尤其需要维护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平等地获取接受教育公共服务的机会。所以，对经济困难、确实无力支付教育费用的家庭，政府应给予一定数额的教育补助和家庭生活补助金，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没有思想负担和后顾之忧地上学。补助的形式可以借鉴美国的“教育券”方式划拨经费，专款专用，避免中间环节。政府在统筹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时，鼓励并表彰社会办学捐助，最大范围地募集教学资金。此外，设立流动农民工子女专项教育补助经费，不要让一个孩子因政策补助疏漏而失学。

(三)建设贫困山区寄宿制学校校园文化

贫困山区由于学生居住地分散，通常会选择就读寄宿制学校。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北京歌路营教育公益机构成立课题组，实地走访了西部地区的寄宿制学校，重点对四、五年级的农村寄宿生，他们的任课教师和班主任以及学生家长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从学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校园人际关系和学业发展四个维度调查寄宿制在校生的成长发展，以便探索提高贫困地区学生综合素质的路径。课题组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寄宿生在身体健康方面与城市学生相差无几，然而在心理方面，65．7%的被调查学生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抑郁的很大原因是在校园被欺凌，48．2%的学生明确表示自己在校园被欺负过。此外，有27．5%的学生看到同学被“严重欺负”，校园欺凌现象有损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有碍校园人际关系发展。被欺负的学生睡眠质量差，严重影响其学业发展。贫困山区寄宿制学校存在校园欺凌现象，欠缺有益学生身心的教育文化活动，缺乏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措施，这无疑是贫困地区教育供给的一块短板。改善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现象的有效措施是建立良好的校园文化，学校广泛开展文化艺术体育教育、道德教育，以此丰富校园生活，改善寄宿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

(四)实施贫困家庭就学子女精准资助

我国的扶贫方式从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强调的就是精准，重点是教育资助精准到户，精准到人。通过对符合补助条件的贫困家庭建档立卡的方法，实施贫困家庭就学子女精准资助，建档的贫困家庭除享受国家教育资助外，地方政府再给予分批分次的扶贫助学补助金，逐步分类推行中等技术职业教育减免学杂费政策。此外，鉴于山区贫困家庭有因病致贫返贫、因学返贫的因素，家里出了个大学生，因支付高昂的学费而使全家陷入经济困顿，对他们应实施在校大学生资助政策，完善教育精准资助，通过发放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实现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补助全覆盖。通过教育精准帮扶，进一步做好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的就业指导服务工作，建立教育供给侧改革长效机制，鼓励和引导学有所成的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就业和服务，使教育扶贫得以传承。

四、结语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本文从供给侧改革视角出发，探索符合陕西实际的教育精准扶贫机制的路径，通过教育精准扶贫，贯彻由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的方针，使我国的扶贫事业呈现出教育专项计划扶贫与惠农政策扶贫、社会各界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的“精准扶贫”新局面。

作者:李晶 单位:西安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婷婷．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教育与劳动力非农收入差距［J］．经济问题探索，2016，(8):142－146．

［2］徐水晶．贫困者的社会流动瓶颈———教育差异与自我淘汰［J］．学术界，2016，(9):95－98．

［3］单丽卿．教育差距与权利贫困———基于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实践困境的讨论［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3):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