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扶贫思路探讨

摘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一是要做好新时期扶贫。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环境恶劣、资源枯竭、产业布局失误等原因，带来我国目前贫困形态多种多样。而我国目前主要采取输血型、关怀型、造血型、开发型等扶贫模式，虽然这些扶贫模式对我国消除贫困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常态，给扶贫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只有完善扶贫工作模式，创新扶贫思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

关键词：贫困;扶贫模式;扶贫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期，即我们所说的新常态，其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动能转向新的增长动能。其核心是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甚至中速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要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突出供给侧改革的中心地位和引领作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从“汗水型”向“智慧型”的转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意味着改革进入了攻坚克难的“深水区”；另一方面，我国面临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破解这道难题，其核心是如何做好新时期的扶贫工作。

一、贫困的概念：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贫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贫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有经济活动就会有富裕与贫困。对贫困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经济学阐释正是马克思在对资本积累与再生产的研究中得出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结论，并指出无产阶级贫困化是指整个无产阶级处于贫困状态，表现为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两种形式。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是指无产阶级的收入在整个社会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较份额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是指无产阶级物质生活状况的绝对恶化，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就是说，他们简直愈来愈穷，生活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要挤在地窖和阁楼里。”贫困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而且在不同制度类型的国家内部表现也非常明显。现在，经济学界普遍采用基尼系数来反映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差距。贫困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引发社会动荡、内乱、战争和国家之间冲突，也严重波及世界的繁荣和稳定。贫困问题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通病，但不同的国家因自然禀赋、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地理环境等差异性，贫困的原因及治理模式应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特别是我们不应该将资本主义制度下因资本积累进程导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状况与我国今天的贫困问题相提并论、等同而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的普遍现象是由其财产所有制度和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我国的贫困问题，主要原因是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还不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还不足，特别是贫困地区大多处于中西部山区及边陲地带，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这几重因素的叠加，导致我国的贫困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总的来说，贫困问题只有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深化改革来逐步缓解从而最终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巨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显现，要在2020年确保完成“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除，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二、贫困的原因探析

前面我们讲了，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难题。产生贫困的原因既有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问题，也有资源环境、人文历史的因素，更有个体的差异。如果说富裕是相似的，那么贫困就是千差万别的。第一部分我们从大的社会制度和资本积累过程中导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做了阐述，下面我们就将目前我国存在的贫困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对于贫困的成因，我们无法从个体下手，只能按照大数原则、大概率事件法则进行演绎、归纳。经过多年的社会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将目前我国贫困状况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环境恶劣型。目前我国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区、沙化区和荒漠区。在这些地区生态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生产及生活条件较差。

2.资源枯竭型。在一些矿藏资源富集的地区，由于过度开采，缺乏科学规划，导致繁荣后的萧条和贫困。

3.产业布局失误型。在计划经济年代，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足，强调以政治促经济，特别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在大山、荒漠区建立了一大批厂矿企业，改革开放后大多搬迁或停产，导致大量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有的地方已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和生产活动，造成区域性的贫困。

4.政策分裂型。在建国初期，为了工业化的需要，农民创造的财富大多以“剪刀差”的方式转化为国家资源，特别是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乡差别巨大，广大农民及农村地区普遍处于贫困状态。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没有先例和成熟的路线图，且行且思、边做边改政策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前后矛盾、割裂，导致一部分人的财产损失，成为贫困阶层。

5.天灾人祸型。天灾人祸致贫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但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贫困的程度和生活的状况有很大差别。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来说，即使发生了较大的天灾人祸，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保障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较晚，现在也不够完善，一旦发生大的天灾人祸很容易导致贫困。

6.不良习惯型。吸毒、酗酒、三大恶习我们认为是个人及家庭贫困的三大“杀手”，养成了奢靡的作风，到了一定年龄后逐步被边缘化，步入贫困行列。

7.经营失败型。任何经营活动都会有风险，因此对投资的风险性应该掌握可控及分散的原则。在国外，特别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有众多的风险投资基金，有一套较为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在我国，风险投资基金较少，风险控制水平不足，特别是小微企业一旦经营失败，很可能跌入贫困的深渊。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市场经济机制方面的建设较滞后，政府对资源和经营的主导性较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多，企业的经营有可能因为政策的变化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潭，造成企业的破产、倒闭，进而导致相关人员的贫困。

三、传统扶贫模式的反思

贫困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反贫困的斗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第47届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0月11日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1993年第48届联合国大会将1996年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1995年联合国召开了世界首脑会议发表了拟在消除贫困、减少失业和加强社会融合的《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穷人被遗弃的10年”的话，那么整个90年代是人类社会向贫困宣战取得显著成效的10年。但直至今日，世界性的贫困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扭转，消除贫困的斗争仍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难题。贫困的标准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状况的差异而显现出较大的不同。就绝对贫困而言，主要是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反贫困的重点和难点也在于此。关于贫困线的界定，通常是指由各国政府确定和颁布的维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收入标准，在美国是按全国中等收入40%以下的家庭来计算。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消除和减少贫困的方式、方法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个人和企业建立慈善基金资助穷人的模式。在我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消除贫困的工作，将其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基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将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基本的形式，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模式，消灭了私有制，有效地缓解了解放前的极端贫困状况。然而，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经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足，导致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十分突出，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我国尚有2.5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占农村人口的比例高达30.7%。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以每年7.9%的速度递减，极端贫困人口到2003年只剩下2900万人，贫困率也降至3.1%。可见，成绩是巨大的。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改革开放前期的经济状况，我国当时主要采取了以下四种扶贫模式：1.输血型模式。主要是对国定贫困县及贫困集中地区给予财政倾斜，对重点贫困户给予现金补助。2.关怀型模式。对重点贫困户采取送温暖行动，在节日期间特别是春节前进行看望，给予基本的生活用品和现金资助。3.造血型模式。加大集中连片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其“造血”功能。4.开发型模式。将贫困地区的扶贫上升为国家战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以上四种扶贫模式对我国消除贫困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开发式扶贫政策的出台，对解决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概括地讲，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解决了2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二是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三是解决了一些集中连片地区的温饱问题；四是促进了贫困地区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几种方式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一是资金使用率低，投资回报率不高；二是返贫率高，源头治理能力不足，相对贫困问题突出；三是扶贫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不高，挤占、挪用情况较多；四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城市贫困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扶贫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突出，伴随着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贫困问题逐步显露出来。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城市贫困人口的总数可能还会有所上升。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也未有显著改观。特别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我国经济逐渐进入新的发展常态，从高速增长状态转向中高速增长，三重因素叠加，给我国的扶贫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首先看我国扶贫工作面临的新机遇。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迈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用于扶贫工作的资金更加充裕。贫困人口的总数已明显下降，贫困发生率逐步下降。按照2011年调整后的标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在2014年已降至7017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7.2%。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教育科技水平提升显著。全民慈善意识普遍增强。以汶川大地震为分水岭，民众和企业的慈善意识得以进一步提升，对扶贫的资金和人力投入显著增加。在看到扶贫工作取得巨大的成就、面临新的机遇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脱贫攻坚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压力非常巨大，概括起来讲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骤增，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版，很大程度上将使失业人口增多。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应用，使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减少。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一部分地区生产条件和居民的生活条件造成了严重影响，新的区域性贫困问题正在显现。随着我国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国民的人均寿命逐渐提高，社保基金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西方国家来得更为突然，基数大、比例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已刻不容缓。在中西部一些地区，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程度较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能力较弱，扶贫开发难度较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主要分布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区、沙化区、荒漠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方生态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水平低，扶贫边际效益不断下降，贫困代际传递趋势明显。长期采用的“输血型”模式，使其缺乏发展的内生动力，缺乏穷则思变的观念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扶贫开发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我国长期采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扶贫模式，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职责不清晰、边界不明确、措施不到位、执行不给力的问题。对贫困地区的政绩考核偏重于地区生产总值，针对贫困户的政策措施总体上缺乏精准性、连续性和全面性。扶贫工作基本上由政府大包大揽，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的激励机制和引导办法、措施严重不足，没有形成扶贫合力，扶贫效果受到极大制约。面对新形式，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我们必须在扶贫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完善，在政策措施上出实招、抓落实。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扶贫开发工作的新要求、新思路，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医疗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城镇的贫困问题，抑制城镇贫困的恶化，构筑和完善“三条保障线”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障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2014年起，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状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的发展从大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与此同时，我们的扶贫工作也应有新的思路、新的举措。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国家保障，其核心是社保基金的管理、使用和保值、增值。我国人口众多，贫困人口基数大，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尤为突出。

2.创新扶贫开发模式。随着我国贫困人口总数的逐步减少和贫困发生率逐步降低，特别是国力的日渐强大，应将扶贫和脱贫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社会稳定、促进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路上去思考、探索，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创新扶贫开发模式。总结各地成功的经验，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广：一是知识导向型。扶贫先扶智，脱贫先脱愚，扶贫的根源有很多，但文化知识、技术智能的匮乏是重要原因。要根除贫困，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必须让知识的阳光洒满贫困落后地区和家庭。如近年来四川省实施的少数民族地区“9+3”计划就有非常显著的效果。二是异地搬迁型。对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库区、矿藏开发区等，可以实施异地搬迁计划，让贫困人口过上好日子、住上好房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三是产业引领型。有的贫困地区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很丰富，产业转型升级空间大、潜力大，国家应该合理布局产业规划，因地制宜，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带、增长极。四是一对一帮扶型。灾害无情，人间有爱，一对一帮扶通过汶川大地震的实践，证明其是解决天灾人祸导致灾难贫困的一条有效途径，也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实事的优越性。一对一帮扶，不光是地区与地区的帮忙，也可以是一家对一家、一人对一人的帮扶。

3.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应该破除政府大包大揽扶贫工作的做法，更加广泛、深入、有效地动员和凝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脱贫攻坚，促进各类资源要素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流动。一是引导社会力量建立慈善基金。除了红十字及政府其它慈善组织外，应该引导和鼓励企业和个人出资建立慈善基金，规范和加强对基金的管理，信息公开、政策透明。二是健全全社会参与机制。鼓励、引导民营企业、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将其纳入精准扶贫的范畴。对吸纳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人口就业的企业，在税收、职业培训补贴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三是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开展扶贫工作。充分发挥民主人士和各类科技组织在人才和智力扶贫上的优势和作用。

4.坚持精准扶贫，提高扶贫成效。随着我国贫困人口总数的减少和贫困发生率的下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因人施策、实施精确化扶贫、提高扶贫开发的实效条件已经成熟。精确扶贫、精确脱贫，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对象识别要精确；措施到户要精确；退出机制要精确；项目安排要精确；干部选派要精确；考核评价要精确；违规违法使用扶贫资金的惩处要精确。

作者:刘子嘉 单位:四川省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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