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产权转让引发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文章就洞庭湖平原地区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在出让权利时还必须向权利受让方支付每亩50元的耕作补贴费这一经济现象展开经济分析,经过农户行为的理性分析——土地资源是否过剩——引入两种分配机制进行的经济分析这三个步骤的逻辑推导,分析得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土地产权的模糊界定和行政手段分配机制.并且文章基于土地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市场分配机制提出了另一种机制设置.

关键词:土地产权土地所有权收益土地使用权收益

自从中国农村改革以来,中国的农地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农地制度建设由国家转移到村集体手中,从而使自发性的制度创新代替了原有的国家强制性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农地制度.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千差万别的农地制度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且也提出了一些较有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姚洋博士写的《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①一文中,就给中国农地制度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理论框架.本文无意对中国农地制度作出一个总体性分析并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而只是就洞庭湖平原地区农业土地使用权转让中所发生的一个经济现象作一定的经济分析,解剖出问题的实质.

一,现象陈述及农民行为的理性分析

洞庭湖平原地区是江南地区有名的鱼米之乡.这里土壤肥沃,雨水充足,日照较强,冬冷夏热,是一个种植水稻及其它经济作物较理想的地方.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如此好的耕作环镜造成了这里人口稠密及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这里的人均耕地面积大约在1亩5分地左右.就在这人多地少的地方,在农业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事情是这样的:一农户因需外出经商,准备将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无偿出让.但事与愿违,没有人愿意受让他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农户只好请村民小组出面解决这一问题.村民小组在借鉴其它地方类似情况的基础上,召开小组成员会议,最终促成了愿意受让户与此农户达成了转让协议.在此协议中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农户每年必须给予受让户每年每亩50元的耕作补贴费.这件事叫人纳闷的是为什么土地使用权转让户的权利倒成了一种负债呢并且,这种现象不光只是发生在一个农户的身上,在洞庭湖平原地区确实存在着一些这样的现象.是否是这些农户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呢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的行为是否理性.

上面土地使用权转让农户是这样认为的.假如他不把土地使用权转让,让土地荒芜,但是他也必须得交足各种税费,这些税费大约每亩240元(以下我们把各种税费统称为农地所有权收益),这样,他每亩地尽亏损240元.假如他能够把土地使用权转让出去,那么他的收益就变成了转让费加上上交农地所有权收益(即每亩240元).他的收益最低限额不能低于零元,即转让费不能低于每亩-240元,如果他的收益低于零元,我们将认为他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从上面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户的转让费为每亩-50元,他每亩的收益为:-50+240=190元.这说明了农户最终每亩获利190元,同时也说明了农户的行为是理性的,并不是非理性行为.通过推理论证证明农户行为是理性,这就使我们对这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有了逻辑的起点.

二,土地资源供给过剩吗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农户土地使用权出让方获利190元/亩,农户受让方获得50元/亩的耕作补贴费,那么,他们真的是土地使用权收益在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分配吗其实不是,双方的收益都是一种所有权收益,是国家和集体的一种收益.转让方和受让方双方的收益相对所有权收益来说是一种负债分配,转让方的负债分配为50元/亩,受让方的负债分配为190元/亩.换句话说,转让方和受让方的收益是相对于全部承担所有权收益来说的一种负担的减轻.既然这样,那么从这一交易行为中所反映出来的每亩土地使用权价格到底是多少呢土地使用权转让者最终获得的每亩土地使用权收益为-50元,即就是转让者对所有权收益所作承担的付出.土地使用权作为土地产权的一部分,它的价格为负值是否意味着土地供给过剩或交易的另一方对这种权利的侵犯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在当地土地资源是否过剩.首先给出一些假定.

假定一:当地农村农户每户都是三口之家,其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为夫妇俩.一个成年男劳动力每年耕种土地的能力为4.5亩,一个成年女劳力每年耕种土地的能力为3亩.

事实上,现在农民农户人口基本上是三口之家,即使是原来的大家庭,也由于子女长大成人分家而变成了小家庭.同时,男女成年劳动力如果在农耕时能保证8小时的工作量,分别完成4.5亩和3亩耕地的耕作量是不存在问题的,并且,在农闲时有足够的时间来获得休息,能保持身体健康满足农耕的需要.所以,这一假定是成立的.

假定二:假定每户农民的平均劳动技能同质,男女劳动力年分别完成4.5亩和3亩耕地各需劳动时间1600小时,即劳动日为200天.洞庭湖区农村土地每亩所得大约960元左右,每亩的投入成本约160元,上交所有权收益为每亩240元,每亩所获得收益为:960-160-240=560元.一个家庭耕种7.5亩土地总获利为:560×7.5=4200元;每小时报酬为:4200÷3200=1.3元.所以,男女平均每小时所得为1.3元.

假定三:土地使用权转让农户与受让农户之间的交易是一起正常交易,即是一场按市场交易原则而进行的一场交易,这种交易反映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均衡.并且假定这种交易刚好使农户在工作日内的耕作能力达到最大,即受让户耕种7.5亩.

我们根据假定分析一下农户的行为选择.如图一,图一是农户在一个劳动日内预算约束下的行为选择图,X轴表示农户可选择的用来休息的时间,单位为小时;Y轴表示农户每小时工作报酬,单位为元.所展开分析如下:

如果农户愿意年耕种土地为7.5亩,即在每个工作日愿意坚持八小时的工作,并且,农户也愿意接受现有的劳动报酬(即每小时1.3元),这就使农户在休闲和工作之间形成一种取舍关系,即在工作日选择工作八小时获取报酬10.4元,选择休闲16个小时,即图上所标明的选择e点.这样就使农户的耕作能力和土地之间达成一种均衡,这种工资水平成为了调节耕种能力和土地之间的一种价格.但是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洞庭湖平原地区人均土地大约在1.5亩,每户农户所耕种土地为4.5亩,未达到农户耕种能力的水平.那么,每户耕种4.5亩土地是否是在小时工资为1.3元情况下农民的一种意愿选择呢

如果农户选择耕种4.5亩土地,且小时工作报酬为1.3元,那么,农户每个工作日愿意工作的时间为4.6小时,所获得报酬为5.98元.农户的选择在预算约束图上为f点,这一点是否是人们的意愿选择的呢回答是否定的.这里有三个方面的解释:①土地并不是农户意愿选择的结果,而是集体土地平均分配的结果,并且,土地使用权所有者向土地所有权拥有者上交土地并保留获得土地使用权收益的权利受到限制,无法体现农户与土地所有权拥有者之间的一种自由交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难保证是农户的意愿选择.②上面假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农户与受让户之间的交易是一起正常的交易,它反映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基于市场的这种交易才是农户真正的意愿选择.基于市场的工资价格才是农户的耕种能力和耕种土地之间的一种均衡.所以,农户选择耕种4.5亩土地,且小时工资报酬为1.3元,它并非人们的意愿选择.

现在,我们找出使农户的耕种能力和土地之间形成均衡时的农户行为选择,即农户在一定的预算约束线下在休闲和工资报酬之间的选择,并在图上标出来.我们来计算一下这时小时工资.农户此时的每亩收益为:560+50=610元,而每亩的耕作时间每个家庭需427小时(假定夫妇一起工作),则小时工资报酬为610÷427=1.46元.小时工资调整后的预算约束线在图上为A′B,农户行为选择点为g点.

从以上几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中,农户的正常耕作能力与土地之间并未形成一个均衡结合,农村广泛存在隐形失业状态.农村地区并不是土地资源过剩,而是农民相对于土地来说,人口过剩.而当有的农户无偿转让土地使用权时,其它农户并没有表现出一点耕种的兴趣,只有当土地使用权转让户愿意付50元的耕作补贴费时,其它农户才愿意作出耕种的行为选择,才愿意牺牲休闲时间而选择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农地的耕作,并且,使农户的效用增大.农村土地资源真的供给过剩吗并不是,它只是在工资报酬过低的情况下所反映出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

三,引入分配机制的现象分析

我们把每亩农地所得总收益分为三个部分.即所有权收益,土地使用权收益和农户耕作土地投入收益.在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农户土地使用权转让前和转让后每亩总收益在三种收益之间的分配以及它们之间分配的机制是什么.

每亩农地总收益的分配情况如表(1),我们把每亩农地总收益在三种收益之间的分配分为交易前分配和交易后分配(即土地使用权转让前分配和土地使用权转让后分配).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交易前和交易后收益的分配有所不同,土地所有权收益在交易前后都为每亩240元;土地使用权收益在交易前无法体现出来,在交易后却体现为每亩-50元;农户耕种土地投入收益在交易前体现为每亩560元,而交易后收益为610元.为什么前后表现出一些收益的差异呢

表1收益分配表

收益类型

交易前收益分配(元/亩)

交易后收益分配(元/亩)

土地所有权收益

240

240

土地使用权收益

-50

农户耕种土地投入收益

560

610

要分析其中出现差异的奥妙,我们必须从收益的分配机制着手加以分析.这里主要涉及到两种分配机制,一种是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分配,一种是利用市场进行分配.交易前每亩农地总收益分配主要是一种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的分配,拥有行政权力的土地所有权的所有者与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之间的谈判能力是不对称的,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对土地产权收益的分成比例.并且由于土地流转度非常低,无法明确界定农户耕作土地所作投入而获得的收益,即使土地所有权拥有者利用行政权侵犯农户的土地使用权收益,甚至侵犯农户耕作土地所作投入的收益,在这种分配中无法表现出来.所以,在交易前的收益分配中,收益分配只能反映土地所有权收益与土地使用权收益和农户耕作土地投入收益之间分配情况,我们习惯性的把土地使用权和耕种土地投入的共同收益看作农户耕种土地的投入收益,即图(1)中农户耕种土地投入收益为560元.交易后每亩农地总收益分配是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的结合.在土地所有权收益与土地使用权收益和农户耕作土地投入收益之间的分配是行政手段分配,土地所有权收益仍为240元/亩,土地使用权收益和农户耕作土地投入收益两者收益也仍然为560元/亩.不过,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形成的转让者和受让者之间的交易又构成了另一种分配方式,是一种利用市场手段而进行的在土地使用权所有者和耕作者之间进行的一种收益分配,土地使用权收益为-50元/亩,农户耕作土地投入收益为610元/亩.通过这种市场交易方式,使土地使用权收益得到了体现.土地使用权收益为负值是否是市场手段歪曲了它的收益呢回答是否定的,市场不仅没有歪曲它的收益,而且使它的价值得到真实的放映.其实,歪曲土地使用权价值的不是市场手段,而是行政手段.正是这种手段,从而导致了拥有行政权利的所有者利用行政手段造成了对土地使用权收益的侵害.他不仅侵占了土地使用权的全部收益,而且侵占了一部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的耕作土地投入收益(交易前的情况),或者是一部分家庭收入(交易后的情况).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交易,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农村土地产权收益分配的一些实质性的因素,也暴露行政干预对农民利益造成的危害.

四,一种收益分配机制的设置

此种收益分配机制的设置旨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使使用权收益和耕作土地投入收益的市场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真实反应,同时,对行政干预分配形成一种约束机制,保护农民利益.

此种机制有以下几个要点:(1)用法律形式规定土地所有权收益和土地使用权收益在土地产权收益中的比重.例如,通过法律规定他们所占比重为7:3,即土地所有权收益占7份,土地使用权收益占3份.把它引入到上面的案例中,在交易进行后我们可以计算出土地产权的收益为190元/亩,按7:3的比重分配收益,则土地所有权收益为:190×7/10=133元/亩;土地使用权的收益为:190×3/10=57元/亩.这时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者不仅不要支付50的耕作补贴费,而且可以得到57元/亩的收益.(2)当土地使用权所有者不愿耕种土地时,有向土地所有权拥有者交还土地的权利,并有保留其土地使用权收益的权利.通过这一规定限制土地所有权所有者利用其行政手段对土地使用权拥有者进行的权益侵害,它是对侵害者侵害行为的一种约束.(3)所有者获得交还的土地后不得以行政手段分配给其他农户,而是必须已拍卖的方式配给土地资源,拍卖的收益作为产权收益在土地所有权所有者和土地使用权拥有者之间按法律规定的比例进行分配.通过这种拍卖的方式使产权收益有了真实度量的尺度,以便于收益的分配.(4)在同等条件下,本地居民有优先获得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权利.

本机制设计的创新之处:

(1),引入法律对土地所有权收益和土地使用权收益作了规定,使它们各自的收益有了法律的保障,摆脱了以前产权界定模糊的状况.产权的法律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部性.

(2),土地使用权拥有者有权交还土地,使他们能够以脚投票的方式形成对土地所有权所有者一种无形的约束.

(3),通过禁止以行政手段来分配土地,而以市场来配置土地(即以土地拍卖的方式来配置土地),使产权收益与耕作农地投入收益之间有了明显的界线.通过这种方式使土地所有权收益和土地使用权收益有了得到充分界定的基础,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产权界定实施的费用.

(4),减少了行政性手段分配时所造成的农民预期不稳定,从而增强了农民进行中长期投资的积极性.

(5),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并有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加速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五,结束语

1,当我们忙着为农村费改税政策而奔走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费改税制度无法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既然实施费改税制度,即就是仍承认通过行政手段来分配收益.

第二,通过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资源收益,无法随市场的变化正确的度量土地的产权收益到底是多少,从而也无法度量土地使用权收益和土地所有权收益之间各是多少.这种产权的模糊界定,只是把费换成另一种名称即税罢了.

2,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要加快土地流转制度建设.所谓加快土地流转制度建设就是加快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流动.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政策,但遗憾的是它没有指出这一制度操作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使用权收益和土地所有权收益的明确界定.二是土地流转制度的调节手段是什么,没有突出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

参考文献:

罗必良,2000:《经济组织的制度逻辑》,山西经济出版社.

巴泽尔,1999:《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出版社.

罗必良,1997:《珠江三角洲的土地使用权入股》,《农业·农村·农民——思考与选择》,广东人民出版社.

吴易风,王健,1998:《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商务印书馆.

(本文发表于《南方经济》2002年第4期)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1999004,199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