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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哲学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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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指出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是2007年亚行首次提出的,当年林毅夫代表亚行出版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亚行指出,强调“包容性增长”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同时,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

一、“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1.“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公平与正义。自阶级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就没有停止过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让?皮埃尔?莱曼教授认为:“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全体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公平与正义。”[1]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与追求富足安康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社会稳定与安定的前提。胡锦涛在致辞中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2]“包容性增长”包括“包容”与“增长”两方面含义。包容性意味着制度的公平与正义,增长意味着效率和效益。实现包容性增长要确保所有公民的参与权。只有所有的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参与”和“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社会公平与正义才能得以真正彰显。所有的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和“共享”经济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涵。“包容性增长”要求政府必须提供机会均等来改善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观点的继承和创新。

2.“包容性增长”的要旨:让广大人民过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庄健认为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其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努力做到可持续的、协调的增长,更多关注社会领域的发展。[3]“包容性增长”和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脉相承的,其要旨都是强调关注民生,保护弱势群体,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取的巨大成就。“包容性增长”倡导在经济合理增长的同时应更多关注社会领域的发展。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坚持“包容性增长”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确定“包容性增长”的方针,表达了中国在发展经济、社会建设上的一个明确的价值导向:即要让全体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马克思社会与人的关系这一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二、为什么要倡导“包容性增长”

1.实现世界各国的持续和谐发展,必须践行“包容性增长”。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告诉我们世界各国共处于一个矛盾共同体中,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面对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积极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行动,成为稳定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2009年中国及时推出了四万亿人民币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依然极其复杂。欧债危机不断蔓延,美国经济持续低迷,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越来越大。可是,一些西方国家为了转嫁国内危机,把我国当成替罪羊,指责我国的汇率政策、贸易模式造成了国际经济失衡。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不能以包容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反而采取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试图延缓中国发展的步伐,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参议院竟然通过了人民币汇率法案,逼迫人民币升值,背离了包容性增长的要求。中国强调包容性增长,是对当前国际复杂而严峻形势的一种积极回应。

2.应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践行“包容性增长”。从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角度分析,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励精图治,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项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经济上量的积累为中国社会全面发展迎来了一个由量变向质变飞跃的重大机遇期。然而中国的现状是人均GDP仍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腐败问题严重,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中国国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逐步拉大,基尼系数早已越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4]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5]中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这块“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垄断性、排他性、封闭性的非包容性增长造成中国目前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如何分好“蛋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更加艰巨。小平同志曾警告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可是中国当前的现状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严重,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改变,不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应有体现,甚至可能会出乱子,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会前功尽弃。中国腐败问题严重,社会各阶层的持续包容发展面临严峻考验。2009年11月16日至12月8日《人民论坛》杂志发起“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6688位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突破承受底线”是未来10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占采访人数的82.3%。[7]当前腐败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据统计2009年我国近4万人因腐败而受到惩治,在各种系统性和非系统性的社会经济事件中都有腐败的影子,可见腐败的普遍性与严重性。”

如今各种制度性腐败、消极腐败、期权腐败的大量存在,特殊利益集团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和资源,造成中国严重的社会不公,各种社会矛盾频发。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暴力强拆事件”,拆迁户“自焚”事件,以及当下的“富二代”“官二代”“仇富”“仇官”现象,是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持续包容发展面临严峻考验。所以必须大力倡导包容精神,践行“包容性增长”。

三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

限于篇幅,仅仅探究在中国国内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公平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是阶级的和相对的,不存在任何超越特定历史条件、超越阶级的抽象的“永恒公平”。马克思、恩格斯在讨沦公平问题时,经常把它与分配正义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分配正义主要是指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收入分配格局的长期扭曲,正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保障就是抑制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造就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着力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要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要大力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特别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目前由于初次分配没有做到公平,垄断行业、权力部门占据初次分配的绝对优势,这是造成收入分配扭曲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限制垄断收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做到让利于民,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2.开发人力资源,坚持“以人为本”。人既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包容性增长更加关注人的发展,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要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必须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为此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手段。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贯彻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推动力量的理念。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开发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体现了开发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开发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3.大力反腐倡廉,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当前腐败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必须大力防腐倡廉,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做到文明执政。为此要着力构建服务型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9]。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行政类型,服务型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完全从人民需要出发,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宗旨。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培养公务员的公民本位观念,着重培养公务员的公平观念、服务观念、责任观念。构建符合“包容性增长”要求的服务型政府,还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即必须在公共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中建立全面的制度保障与约束机制,尤其是在政务公开、利益表达以及政治监督这三个环节。建立广泛的政务公开机制,有利于公民了解政府的决策,更好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加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建立公民积极参与的政治监督机制,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权益。

4.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包容性增长。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城乡差距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区域间的竞争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造成地区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增长偏离了包容性增长轨道;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作出贡献的农民游离于包容性增长体系之外,不能充分享受已创造的产品与服务。所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一方面以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以均等化的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体制,为农民工就业和生活提供稳定的保障与保护,逐步实现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体制创新,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支持力度;建立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同时加强区域协调互动共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5.培育包容性的社会心态,弘扬包容精神。包容性的社会心态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包容性增长需要有制度变革来支撑,在国内需要进行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制度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段时间。只有社会各界都有包容性的心态,弘扬包容精神,我们才能集中精力,进行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弘扬包容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精神支撑。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国际形势的发展看,还是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倡导包容性增长的意义都极其深远。我们深信,国际社会一定会对包容性增长达成共识,朝着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目标迈进。同时随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全国各族人民定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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