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范文10篇

包容性范文篇1

一、“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1．“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公平与正义。自阶级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就没有停止过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让?皮埃尔?莱曼教授认为:“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全体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公平与正义。”［1］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与追求富足安康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社会稳定与安定的前提。在致辞中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2］“包容性增长”包括“包容”与“增长”两方面含义。包容性意味着制度的公平与正义，增长意味着效率和效益。实现包容性增长要确保所有公民的参与权。只有所有的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参与”和“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社会公平与正义才能得以真正彰显。所有的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和“共享”经济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涵。“包容性增长”要求政府必须提供机会均等来改善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观点的继承和创新。

2．“包容性增长”的要旨:让广大人民过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庄健认为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其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努力做到可持续的、协调的增长，更多关注社会领域的发展。［3］“包容性增长”和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脉相承的，其要旨都是强调关注民生，保护弱势群体，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取的巨大成就。“包容性增长”倡导在经济合理增长的同时应更多关注社会领域的发展。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坚持“包容性增长”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确定“包容性增长”的方针，表达了中国在发展经济、社会建设上的一个明确的价值导向:即要让全体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马克思社会与人的关系这一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二、为什么要倡导“包容性增长”

1．实现世界各国的持续和谐发展，必须践行“包容性增长”。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告诉我们世界各国共处于一个矛盾共同体中，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面对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积极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行动，成为稳定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2009年中国及时推出了四万亿人民币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依然极其复杂。欧债危机不断蔓延，美国经济持续低迷，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越来越大。可是，一些西方国家为了转嫁国内危机，把我国当成替罪羊，指责我国的汇率政策、贸易模式造成了国际经济失衡。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不能以包容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反而采取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试图延缓中国发展的步伐，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参议院竟然通过了人民币汇率法案，逼迫人民币升值，背离了包容性增长的要求。中国强调包容性增长，是对当前国际复杂而严峻形势的一种积极回应。

2．应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践行“包容性增长”。从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角度分析，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励精图治，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项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经济上量的积累为中国社会全面发展迎来了一个由量变向质变飞跃的重大机遇期。然而中国的现状是人均GDP仍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腐败问题严重，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中国国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逐步拉大，基尼系数早已越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4］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5］中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这块“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垄断性、排他性、封闭性的非包容性增长造成中国目前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如何分好“蛋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更加艰巨。小平同志曾警告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可是中国当前的现状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严重，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改变，不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应有体现，甚至可能会出乱子，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会前功尽弃。中国腐败问题严重，社会各阶层的持续包容发展面临严峻考验。2009年11月16日至12月8日《人民论坛》杂志发起“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6688位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突破承受底线”是未来10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占采访人数的82．3%。［7］当前腐败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据统计2009年我国近4万人因腐败而受到惩治，在各种系统性和非系统性的社会经济事件中都有腐败的影子，可见腐败的普遍性与严重性。”

如今各种制度性腐败、消极腐败、期权腐败的大量存在，特殊利益集团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和资源，造成中国严重的社会不公，各种社会矛盾频发。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暴力强拆事件”，拆迁户“自焚”事件，以及当下的“富二代”“官二代”“仇富”“仇官”现象，是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持续包容发展面临严峻考验。所以必须大力倡导包容精神，践行“包容性增长”。

三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

限于篇幅，仅仅探究在中国国内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公平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是阶级的和相对的，不存在任何超越特定历史条件、超越阶级的抽象的“永恒公平”。马克思、恩格斯在讨沦公平问题时，经常把它与分配正义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分配正义主要是指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收入分配格局的长期扭曲，正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保障就是抑制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造就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着力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要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要大力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特别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目前由于初次分配没有做到公平，垄断行业、权力部门占据初次分配的绝对优势，这是造成收入分配扭曲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限制垄断收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做到让利于民，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2．开发人力资源，坚持“以人为本”。人既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包容性增长更加关注人的发展，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要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必须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为此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手段。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贯彻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推动力量的理念。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开发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体现了开发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开发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3．大力反腐倡廉，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当前腐败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必须大力防腐倡廉，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做到文明执政。为此要着力构建服务型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9］。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行政类型，服务型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完全从人民需要出发，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宗旨。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培养公务员的公民本位观念，着重培养公务员的公平观念、服务观念、责任观念。构建符合“包容性增长”要求的服务型政府，还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即必须在公共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中建立全面的制度保障与约束机制，尤其是在政务公开、利益表达以及政治监督这三个环节。建立广泛的政务公开机制，有利于公民了解政府的决策，更好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加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建立公民积极参与的政治监督机制，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权益。

4．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包容性增长。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城乡差距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区域间的竞争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造成地区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增长偏离了包容性增长轨道;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作出贡献的农民游离于包容性增长体系之外，不能充分享受已创造的产品与服务。所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一方面以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以均等化的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体制，为农民工就业和生活提供稳定的保障与保护，逐步实现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体制创新，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支持力度;建立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同时加强区域协调互动共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5．培育包容性的社会心态，弘扬包容精神。包容性的社会心态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包容性增长需要有制度变革来支撑，在国内需要进行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制度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段时间。只有社会各界都有包容性的心态，弘扬包容精神，我们才能集中精力，进行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弘扬包容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精神支撑。

包容性范文篇2

一、包容性增长的涵义

包容性增长提出后，尤其是主席的讲话发表后，在理论界引起了热议，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包容性增长的涵义作了诠释。华东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建华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增长。就一国而言，包容性增长既要强调为所有人创造机会，又要让所有人获得机会。”①黄铁苗认为：“包容性增长，是指人类在和谐精神的指引下，不同体制、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地区、民族，在促进人类进步的活动中，能够相容、相生、相协，以实现共赢共享的发展。”②冷淑莲认为：“包容性增长彰显的是民本情怀，弘扬的是社会包容，追求的是社会和谐。”③陆岷峰、张惠认为：“包容性增长强调经济增长可共享、可包容、可调节，是世界共同的价值观与发展目标。”④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王领教授认为：“包容性增长。必须强调两个方面，即参与和共享，这也是社会包容的基本含义。”⑤包容性增长是在公平的基础上，由大多数成员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推动社会科学文明协调和谐发展的增长。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还在逐步完善的概念，目前在理论界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解释。从包容性增长提出的背景和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看，我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涵义主要应该包括：

1．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公平共享的增长，既要让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又要让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公平合理地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让经济增长的成果公平地包容社会绝大多数成员。

2．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协调和谐的增长。协调增长表现为：区域经济的增长要协调．发达地区的增长要包容不发达地区的增长；城乡经济的增长要协调，城市的增长要包容农村的增长；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要协调，经济的增长要能够包容环境的改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要协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要相互包容，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协调的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

3．包容性增长是一种科学文明的增长。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科学的增长，主要包含三个基本内容：一是经济增长是有质量和有效益的增长，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相互包容；二是在增长的目的上，既要通过经济增长实现国家的强大，又要通过经济增长实现人民的富裕．实现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裕的相互包容；三是在增长的内容上，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精神财富的增长有能够相互包容，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精神财富的增长的包容和统一。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文明的增长，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不能依靠掠夺来增长，经济增长要通过文明的方式取得，经济增长不能通过对自然的掠夺、对弱势群体的掠夺来实现；二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相互包容，经济增长要能够包容个人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经济增长要能够包容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三是经济增长要包容文化的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二、包容性增长的实现途径

包容性增长作为“十二五”期间及未来一个较长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其实现的途径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积极推动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裕，就没有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包容性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只有这样，才能务实包容的物质基础．通过公平的分配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增长就没有包容。在积极着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注意把握好几个问题：一是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因方面，要切实扩大内需，主要以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只有以扩大内需为主，才能使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为国内的老百姓所享受，而不是把污染留在国内，把财富奉献给世界。也只有扩大内需，才能真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增长成果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共享的目的：二是把经济增长方式确实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才能减少资源的耗费，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包容；三是注意发展的均衡性，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工作，重点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的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现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包容和城乡发展的包容。

第二，构建公平的社会机制。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核心也是公平。因为，只有公平，才能真正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包容，才能促进和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包容和协调，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从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构建公平的社会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公平的制度。制度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没有制度公平，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公平。制度公平能够为每个公民提供公平合理的发展预期，能够使遵纪守法的公民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获得成功，能够保障每个公民自主地选择职业和自由流动，能够为每个公民的创新行为提供制度激励；二是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包容性增长本质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机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主要决定点，人人都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础。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和机制，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三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公平。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看，社会公平问题的症结是在农村，突破口也主要在农村。要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农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不平等状态。

第三，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包容性增长的实现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要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缩小收入差距，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有赖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如果劳动者的素质得不到确实提高，公平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可能会诱发新的平均主义，影响效率的提高，影响经济的增长。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既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保证。从包容性增长的角度看，目前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主要应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大力发展和调整优质教育资源，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城乡均衡化，逐步实现教育公平；二是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把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培养能力与学历匹配、技能与需求匹配的企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三是要把教育和职业培训、技能培训、职业资格准入结合起来，形成全社会的均衡人才结构，实现人才与岗位的无缝匹配。

包容性范文篇3

一、“包容性增长”的含义

2010年9月16日，主席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将“包容性增长”这个词明确提出。这是一个包含“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等深意的新概念。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否认像过去那样单纯抓经济建设而不顾其他，它强调要更加全面、均衡的发展，使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的长远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保持可持续性。

1．全民参与、广泛加入

包容性增长强调参与，只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广泛的参与，使所有公民群众充分的加入到社会前进的步伐中，才能更加公平合理的享受增长所带来的成果。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应该是作为我国行政体制过程中的一种广泛存在的价值观，起导向性的作用，使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知情权，拥有民主行使的权利。而政府也应秉承这一思想理念，扩大民众行使权利的空间，倡导各社会群体之间对其共同认知，使每一位公民都能感知这一思想并融入到社会发展的潮流中。

2．价值增长、协调发展

包容性增长是比单纯经济增长更高层面的一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除了强调GDP之外，还要强调老百姓普遍理解的幸福感。其中包括公平的发展机会、同质的竞争条件、共享的行政权力等。尤其是对中低收入的弱势群体而言，政府应更关注民生养老等方面，改善相关行政救济制度以达到他们的共享权力。通过种种方式使得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发展在制度的公平建立之下得到更好的协同作用，满足民众的利益诉求。

3．群体公平、成果共享

包容性增长更加强调共享，在发展的条件下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并不能只是简单停留在喊口号、表决心的阶段，除了倡导价值观念之外还应努力去实现愿景。在这一包容性的特点之下，公平正义成为倡导的主体，应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以机会公平，分配公平，权利公平等一系列的社会公平保障机制，形成所有人共同参与，共享成果的良好局面。只有基于机会平等的起点，运用公平透明的分享机制，才能使包容性增长成为最佳发展形势，使更多经济建设成果惠及广大人群。

二、包容性增长背景下的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对比于包容性增长的理想愿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存在着很多缺陷和问题。这些改革不够完善的方面严重制约了包容性增长在我国的积极推行。比如在市场竞争中，垄断性行业、大的国企公司占据大部分市场；在政府职能转变中公共服务推广的广泛程度不够；在分配过程中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的局面；对于弱势群体的帮助只是浮于表面等等现象。而这样一种情形使得政府在倡导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会受制于行政体制的约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体制改革中关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在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成果之下也带来了很多弊端。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导致在某些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产业结构失调、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建设存在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正是让政府正视这一问题，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更多关注社会民生问题，关注发展领域的各个方面。不止包括经济，还应考虑到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建设，形成互相促进互相协调的发展态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政府日常工作的宏观调控中，要着重进行经济方面的行政结构改革。比如财政体制改革方面，重点扶持中部和西部地区，关注低碳环保、可循环经济的企业；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制定，加强对一些污染性企业增收资源环境税等。在整体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要牢记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建设保障民生的体制结构，建立资源环保型社会。既考虑到科学的增长方式又要保证财富的分配公平，协调努力，达到共享式增长。

2．行政体制改革中倡导政治公平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应当使全体公民受惠，通过对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调控作用，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的行政体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应向民众普及其政治身份，使他们自觉加入到对行政体制方面的监督过程中，增强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同时在公务员考核方式上，也要建立完善的考核任用制度，在人事调动和升迁方面注重公开公平公正。吸收更多的社会阶层人员进入到公务员队伍中，使有志之士加入到国家政治建设中来，共享应有的政治权利。要让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得到社会共同的认同，就应该从公民的政治公平开始，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行使，促进公民力量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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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多重制度逻辑

总理在《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推动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在“稳就业”的经济工作方针下，如何通过职业教育加快培养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技能人才，转“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是当前国家高度关注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与《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相比，《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更加突出对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群体技能提升的部署。这种包容性职业教育正是“稳就业”工作方针的题中之意，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新内涵和新发展，强调了应当也必须吸引企业力量构建起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体系。《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但是，在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中，参与合作办学的企业、职业院校、受教育者在价值观、行为范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受教育者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从本质上说，职业院校、合作企业、受教育者三者的制度逻辑存在冲突，影响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必须正视和有效化解多重制度逻辑冲突。

一、包容性职业教育的历史发展机遇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解决好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就业问题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方面之一。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并未显著在失业率中显现，但是仍须把握“稳就业”工作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就业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当前，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结构性失业矛盾依然突出，劳动力技能结构与经济发展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依然严峻。同时，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本和有效劳动，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劳动收入而刺激其消费需求，推动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以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因此，“稳就业”是当下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2.《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将职业教育作为稳定就业和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无论是出于社会稳定亦或是经济发展的目标，“稳就业”方针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职业教育的必然性和重要性。《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在“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工作规划中突出强调职业教育在“稳就业”方面的作用，在职业教育主体、规模、办学体系、资金支持和参与力量等方面提出较为明确的要求和方针。较大篇幅的职业教育工作部署传递出的信号表示，职业教育将作为“稳就业”工作方针中最为重要的支持工作，在各类技能人才特别是国家急需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以弥补高技能人才短板和缓解就业压力。3.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体现包容性职业教育的中心逻辑。党的报告明确要求深化产教融合，为职业教育指明了方向、规划了前景。在此基础上，2017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要求通过10年时间建设形成产业和教育统筹融合的、以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育对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产教融合体现了职业教育在“稳就业”方针下对就业群体的包容性支持，回应了相关群体的职业教育需求，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

二、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网络模式

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脉络来看，从国家要求职业教育“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到“政府主导—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再到明确提出“产教融合”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定位逐步清晰，已经走出“职业教育理所当然由学校主导”的认识误区，对职业教育“谁来教”和“怎么教”的问题做出了正面回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产教融合的主要目标是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全面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拓展企业深度参与职业院校、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加强产教融合实训环境、平台和载体建设。因此，为正确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运行机制，需从学理上重新审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逻辑。借鉴Cor⁃omina等在Duocenterednetworks中提出的“双核心网络”概念，可以有效帮助理解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主体间关系。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网络模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围绕受教育者，合作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同主导。在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双核心网络”中，合作企业和职业院校围绕受教育者发挥核心作用，占据网络中心的位置。这种双核心结构意味着并不是由合作企业或者职业院校单方面主导职业教育，而是双方融合共同推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高中心度网络职业教育过于简单或者多中心网络职业教育过于复杂的短板。第二，受教育者通过核心主体联结多方主体。这种“双核心网络”仅基于某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项目构建，除了合作企业和职业院校两个核心主体外，其他主体仅通过双核心产生联结而相互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结。不同关系强度的主体产生联结，扩大了整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网络的边界，提高了整体网络密度。第三，“双核心网络”结构促进职业教育冗余知识的转移。“双核心网络”有助于职业教育受教者构建起结构洞，向更多网络主体获取科学理论和技能实践的冗余知识。这种冗余知识相互转化和映正，可以显著提升职业技能的学习效果。

三、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

斯科特在《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中指出，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育人主体的学校，因其主体性质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行动机制和制度安排，这种不同也强调了不同的评价方式和对不同行为取向的优先性，即制度逻辑。企业和职业院校作为组织场域所秉持的核心逻辑构建起其运行的核心原则，为组织及其下个人所阐述和遵循。这是我们认识企业和职业院校在职业教育中的行为方式的重要视角。在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优先性和价值取向差异，本质上反应的就是制度逻辑冲突。鉴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实际，本文从职业院校、合作企业和受教育者三个主体来分析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问题。1.学校逻辑：对立德树人的价值追求和国家战略部署的政策回应。当前，职业教育依然无法完全对接产业发展实际，理论性知识转化为实践性知识的工作仍然不足。究其原因：第一，师资考评仍以科学研究为主。教师在职称晋升方面以论文和科研项目为主，科研压力大。第二，国家政策压力大。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但是对职业教育的支持政策仍然在逐步探索和完善阶段，职业院校在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无法忽视政府的战略规划，只能“看一步走一步”，缺乏有效资源推动各类实践平台建设。2.企业逻辑：缓解“用工难”和“用工贵”问题。尽管现代经济组织会考虑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其本质仍然以追求组织的经济效益为最终目标，在用人问题上表现为用尽量低的成本招聘和使用高技能员工。目前，社会结构性失业矛盾依然显著，高技能员工相对稀缺且薪资要求高，对企业用人造成一定压力。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企业的用人需求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情况、学生的期望水平和能力结构等无法有效匹配，企业在招人、用人方面存在一定难度。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能够为合作企业提供具备一定技能和提前适应企业文化的成本相对低的“准员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用工难”和“用工贵”问题。3.人才发展逻辑：个人实践技能快速提升和职业追求。总体来说，无论是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还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等职业教育受教育主体在传统认识中并不具有就业优势。这些受教育主体在追求生活品质的过程中激发出提高个人技能、提高收入水平的学习动力，而其相对较弱的学习能力并不能支持其开展理论性学习，“干中学”（learningbydoing）和“学中干”（doingbylearning）相结合的社会化学习方式是其更易接受和掌握的方式。企业或者职业院校单方面主导的职业教育只能提供“干中学”或者“学中干”的单一学习模式，无法满足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以及应届高中毕业生对于技能快速提升的成长需求。

四、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多重制度

逻辑冲突化解路径通过上文分析可知，职业教育中存在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表现为职业院校、合作企业和受教育者在价值定位等方面的异质性和冲突性，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质量。Besharov和Smith在MultipleInstitutionalLogicsinOrganizations:ExplainingTheirVariedNatureandImplications中从制度逻辑的中心性程度（degreeofcentrality）和相容性程度（degreeofcompatibility）探讨了制度逻辑的属性。基于此，本文借鉴谭海波和赵雪娇在《“回应式创新”：多重制度逻辑下的政府组织变迁——以广东省J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创建过程为例》中“回应式创新”的研究思路，探讨多重制度逻辑的职业院校、合作企业和受教育者在冲突化解中的互动策略，以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1.提炼各方制度的中心逻辑，加强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顶层设计。多重制度逻辑的中心性程度决定了各主体行动的优先性程度。基于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总体目标，应加强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顶层设计，以推动多重制度逻辑的中心性建设。从现阶段来看，尽管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前期的相关规划文件已经分别对职业教育和产教融合的行动做出一定部署，但是对现实存在的具体困难未做出全面衡量、对具体工作未做出细致部署，使得企业和职业院校合作过程中在认识上、行动上无法有效达成一致，对于教学改革、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基地建设等方面存在分歧。教育部门应联合科技、商务等部门出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行动规划的顶层设计，对其中涉及的各项工作进行具体设计，增强合作企业和职业院校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认识，突出受教育者的核心需求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教育活动的优先性，实现多方主体在统一规划下朝同一目标共同发展。2.调整合作企业和职业院校的行为逻辑，提升主体间制度逻辑的相容性。一方面，职业院校应全方位加强制度改革，在师资考核、教学考核、基地建设等方面适应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突出实践教育和社会服务导向，强化应用性和实践性，推动理论向实际操作的延伸和实际操作对理论的反哺。另一方面，合作企业应加强企业内部教育体系建设，摒弃以往单纯关注实际操作的职业教育模式，推动从实际操作中提炼经验。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有助于加深双方的交互认知。例如，职业院校和合作企业共同组建工作小组就某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项目进行规划和运营，互派挂职人员，推动“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等。3.回应冲突，发挥地方政府在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桥接型制度企业家（BridgingIn⁃stitutionalEntrepreneurship）作用。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在推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积极发挥桥接型制度企业家的功能，解读好上级的政策文件，协调好职业院校和合作企业两者之间的关系，积极回应职业院校和合作企业在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存在的突出冲突，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支持，避免两个核心主体在政策压力下无法较好把握产教融合发展而进入恶性循环。这种地方政府协调可以加强产教双方的有效对话，提升多重制度逻辑的中心性和相容性，进而化解相关冲突，推进包容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黄英.治理视域下的职业教育特征、模式与风险防控——从认同治理性、借鉴治理经验到警醒反思［J］.现代教育管理，2017（6）.

［2］谭海波，赵雪娇.“回应式创新”：多重制度逻辑下的政府组织变迁——以广东省J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创建过程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6（4）.

［3］（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BesharovML,SmithWK.MultipleInstitutionalLogicsinOrganizations:ExplainingTheirVariedNatureandImplications［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2014（3）.

包容性范文篇5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置于突出地位，并纳入了“五位一体”发展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环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生态文明纳入“十三五”规划，足见党中央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推行环境绩效考核机制，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处理，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农村仍然处于弱势地位，综观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整体改善不大，甚至呈现出资源约束趋紧、局部环境恶化、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局面，致使农村生态环境问题陷入了治理困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的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农村生态环境包容性治理既是对当前我国农村生态治理问题的深入反思，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理论的运用和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和改善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针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研究主要以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原因、治理改善和对策建议等内容为主。关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卢智增从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加强生态宣传教育、建立健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借鉴国外经验五个层面提出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1]。李咏梅指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加大公众参与力度[2]。王春凤认为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在市场和政府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实现治理成本和产权划分间的平衡，是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足的途径之一[3]。黄英等利用DEA分析法，分析了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4]。本文在此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及治理困境的再分析，把包容性治理的理念引入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认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位，以保护弱势群体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协同发挥政府、企业和农民的治理，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优化。

2包容性治理的内涵界定

包容性治理是治理理论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拓展，是在西方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个任何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合，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统一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5]。英国学者格里•斯特罗克(GerryStroker)梳理了治理理论的五个基本主要命题：1)治理包括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行动者；2)在处理社会及经济议题时，责任与界线的界定并不是非常清楚；3)在集体行动中，行动者彼此间存有权力互赖的关系；4)治理系一个行动者拥有自主性且自我管理的网络；5)治理强调政府运用新的政策工具或技术来指导或驾驭来成就目标，而非一味依赖权威或命令[6]。可见，治理不再意味着唯政府主义，政府不再是单一的治理主体，但是市场和社会的不足与政府的职能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治理”是一个舶来概念，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一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能否采用拿来主义，尚值得商榷或证伪。但毋庸置疑的是，西方治理理论所强调的治理主体的多元、多种模式的运用与协作的理念，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己成为社会管理尤其是公共部门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目标追求。包容性治理的内涵与善治理论内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善治理论主要是引用西方“goodgovernance”理论，即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保持公共利益持续增长的管理过程。中国古籍《汉书》载有：“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俞可平教授将西方的善治、“goodgovernance”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善政善治的内容有机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韵味的善治概念，即认为善治是一种力图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是政府力求实现的一种国家、政府、公民互动合作、互促互进的一种新型关系，是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管理等手段综合治理力求实现的一种国家、政府、公民互动合作、互促互进的一种最佳状态。基于此，从本质上讲政府善治是一种治理模式的选择，是一种治理路径的选择，是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以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增长为目标和归宿，将国家权力回归社会，还政于民，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包容性治理是在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包容性的“发展”与“共享”理念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包容性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治国之“大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国古籍中有大量有关“包容性”的论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是指“领导、统治”，“公”是指办事公平、公正、公道，“常”是指常规、规律，包括社会发展规律、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等。因此，“包容性治理”这一新命题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体现了真理和价值的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胸怀寻求公平正义。提倡包容性治理理念，就是在社会治理中要尽可能吸纳各方社会力量，带动社会参与，扩展服务内容，满足多方位、异质性的社会需求[7]。从本质上看，包容性是民主治理的一项核心价值[8]，它的关心的是弱势群体基于法治的平等参与、平等对待和平等权利。

3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及治理困境

3.1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形势严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形势十分严峻。根据《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生活污染加剧，据统计，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垃圾2.8亿吨，生活污水90亿吨，人粪尿年产量2.6亿吨；农业源污染物排放总量加重，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村的污染排放已经占到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其中化学需氧量占了43%，总氮占了57%，总磷占了67%[9]1；二是农村地区围湖造地、毁林开荒、超载放牧等行为依然存在；饮水安全存在隐患，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仍然有近3亿人喝不上健康的饮用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所致[9]89，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癌症村数量在逐年上升。由此可见，农村的生态环境已经严重威胁到近8亿农民的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3.2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及困境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是改变当前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纳入了“五位一体”发展的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环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生态文明纳入“十三五”规划，足见党中央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各级地方政府也开始加大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出台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污染治理、农业生态源污染治理的投入；通过《食品安全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控；2015年8月，水利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护工作的指导意见》，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随着我国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农村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总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呈现出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的态势，农村地区正在受到乡镇企业污染和城市污染转移的双重威胁，农村生态治理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甚至陷入了越重视越严峻的悖论中，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地方政府监管虚置。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涉及一个从源头控制到中间监管再到生态修复的动态持续的过程。地方政府在治理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一旦疏于源头保护，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将会急剧增加，使得政府疲于应付，影响政府科学决策，甚至酿成严重的污染事件。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在实践中，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基于政绩前途考虑，根据中央的要求采取源头保护、责任追究、生态修复等方式严格治理农村生态问题，甚至对农村的乡镇企业实施环境问题否决制，但是地方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管缺乏长期性、制度性的机制，仅仅是应付上级检查和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生态绩效。此外，由于地方政府承担着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使其常常为了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而致使生态治理意识不够强，生态环境监管乏力，往往抱着“不危害，不治理”的原则，只有当生态环境恶化，并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时，政府部门才选择干预并治理，这种监管的虚置，无疑增加了治理成本，也使治理成效大打折扣。二是乡镇企业治污动力不足。乡镇企业是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也是农村生态治理的重要环节。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理性经济人，乡镇企业往往唯利益至上而罔顾环保投入。为了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乡镇企业千方百计地降低生产成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一方面由于乡镇企业往往地域性强、规模小，资金薄弱、技术含量底，无力将其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经济效益期较长、收益慢的生态治理中去。加之乡镇企业往往处于农村隐蔽地带，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对污染行为往往带有侥幸心理，而让其通过道德自律，自觉投资治污缺乏现实性。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存在着利益耦合。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承担着推动农村经济和带动农民就业的重要作用，其所缴纳的税收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污染行为只要不带太大的危害，往往视而不见，即使对其治理，也限于临时整顿，以罚代管。因此，乡镇企业由于违法成本较低，加之保护伞的遮蔽，也使其对生态换进治理缺少动力。三是社会公众参与治理程度和深度有限。社会公众是农村生态环境的直接体验者，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管和治理能够触及到政府难以触及的地方。但由于我国长期的“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模式，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较多地采用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的方式，加之社会组织发育迟缓，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治理的途径极其有限，致使社会自发参与治理的程度和深度非常有限。尤其是作为农村生态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农民，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发展比较落后，农民往往追求获得短期生存利益而忽视对农村生态环境重视。此外，由于农民的综合素质较低，缺乏生态文明意识，对于农业生产生活中所造成的污染及其周边企业的环境污染缺乏敏感和危机意识，只要不威胁到其生存状态，往往对环境污染行为听之任之，加之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也大大限制了农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治理主体合力不足。生态环境是具有较强外部效应的公共产品，因此，对其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仅靠政府的“单枪匹马”的主导力量是不够的。目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要依靠环保、国土、水利等多个部门的管理，由于条块分割，这些部门之间面临职责权限不清晰，导致治理主体作用发挥的不够好。此外，由于农村生态环境具有外部效应的特征，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乡镇企业和作为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农民，更多关注的是其自身的投资成本和效益；加之法律法规的缺失，企业和农民参与生态治理的意识薄弱，致使生态环境的治理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缺乏整体合力作用。由此可见，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除了需要加大必要的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外，还需要破解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运用包容性治理理论，尊重和发挥多元主体在农村生态治理中作用，实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成果和收益的最大化。

4农村生态环境包容性治理机制

4.1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结构

“包容性治理”的理论精髓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方向，因此，在实践中，要结合我国实际，形成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管理的包容性治理结构。一是要发挥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公共事务，所涉利害关系人众多。由于政府掌握并占有丰富的经济、社会、行政资源，决定了其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者，政府承担着“掌舵人”的角色，各级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整体规划、监管控制将直接决定治理成效的大小。因此，政府首先应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内化为绩效追求的首要目标；其次政府要将农村生态治理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并统筹协调好环保、水利、国土等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任务，建立政府与乡镇企业、农民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运行机制，使农村生态治理真正成为全员参与、协同治理的新格局。二是要强化乡镇企业对农村生态治理的重要作用。乡镇企业是农村生态环境的最大污染源，其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态度和行为直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的态势。因此，必须成分发挥乡镇企业在农村生态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乡镇企业而言，首先要把注重社会效益和自身效益的有机统一。乡镇企业发展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一个良好的企业，只有注重社会效益和自身效益的统一才能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加快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通过技术革新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三是壮大发展社会力量在生态治理中的参与、监督作用。农民生产生活的有限理性也是造成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但由于农村地处偏僻，其污染行为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政府有形的手很难触及这些区域，使得末端治理鞭长莫及。所以，农民自觉遵守道德操守和法律法规成为农村生态治理的重要凭借。发挥农民在生态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等新媒体对农民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倡导农民发展生态农业，进行绿色消费，增强农民生态保护和治理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农民及相应社会组织在生态治理方面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使社会力量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4.2加强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涉及到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农民、社会等各方利益的复杂系统工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大小，取决于各级政府及其对乡镇企业和农民等社会力量的利益整合和动员程度，以及多方利益主体之间彼此密切配合的程度。因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难点就在于各治理主体追求自身“私利”与生态环境保护“公利”之间的矛盾。乡镇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单纯让乡镇企业投入资金进行节能减排，或者直接参与生态治理显然比较被动；而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希望通过农药化肥等的投入来增加其农业产出。对此，政府应给予包容，通盘考虑和全面兼顾乡镇企业和农民的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和扶持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对乡镇企业和农民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引导其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产业和生态农业，并对于绿色产业（产品）给予政策优惠和税收减免；而对于污染企业，要给予严厉处罚。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产品进行绿色产品规制，并发挥社会公众对企业的监管，社会公众通过购买绿色产品，抵制超标准、高污染的产品，让乡镇企业和农民认识到产品和生态环境之间是唇寒齿亡的关系，进而使其自觉发展绿色产业和生态农业，以为广大民众提供健康、环保的生活、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生态治理成果的共享。

4.3尊重和保护农民的权益

农民是农村生态治理中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他们承受着来自农业生产、农村工业污染的双重危害。但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力量薄弱，始终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加之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完善，农民的利益诉求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因而其利益也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政府要尊重作为弱势群体农民的环境权和生命健康权，完善现有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增加生态环境信息的公布，增强农民对生态环境的危害的认知度，同时对于涉及农民健康环境权益的规划项目和建设情况要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让农民有充分的知情权、话语表达权，并自觉接受农民、社会的监督，使农民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这是包容性治理的主旨。

4.4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立法

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法律规范是实现农村生态环境包容性治理的有效保障，严格的行政执法能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起到必要的威慑作用。一是我国应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包括一般性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相结合的立法体系，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真正有法可依，并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时立法既要强调以预防、修复生态环境为目标，又要完善公众的环境权，对弱势群体农民进行生态权利保障，以保证农民对生态环境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顺利实施；此外，要提高环境违法成本，量化农村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完善生态刑法中有关生态环境犯罪以及损害赔偿的规定，以使法律真正成为高压线，从而为建设美丽新农村保驾护航。二是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程序建设。一方面农村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要明确执法责任，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的企业和个人必须严格审查并要依法严厉惩戒。另一方面要加强执法力度，建立和完善覆盖省、县、乡(镇)、村的全方位的环境执法监管体系，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基层执法队伍；此外，要将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纳入基层党政机关考核体系，建立严格的环保问责制、政府绩效考核和农村环保责任制。农村生态环境的包容性治理是一种生态治理模式和治理路径的选择，其核心理念就是强调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应该是政府、企业和农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治理过程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治理成果（良好的生态环境、健康的食品）为社会成员所共享，通过综合运用价值引导、行政管控、法律规制等多种手段，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效益的整体优化，从而实现美丽乡村建设。

作者:李小静 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卢智增.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以广西博白县为例[J].学术交流，2015(9)：115-119.

[2]李咏梅.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度探析[J].农村经济，2015（1）：94-99.

[3]王春凤.城郊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路径探析:基于河北省廊坊市近郊农村的考察[J].理论导刊，2011（12）：65—67.

[4]黄英,周智，黄娟.基于DEA的区域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比较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3）：75—77.

[5]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3.

[6]Stoker,G..GovernanceasTheory:FiveProposi-tions[J].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1998，115(1):19-26.

[7]常修泽.包容性体制创新论[EB/OL].(2012-10-08)[2017-02-01].theory.people.

包容性范文篇6

1提高发展的包容性的必要性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坚持富民优先的重要举措

科学发展观是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的理论依据。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一方面，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通过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在发展新阶段，我们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后，将越来越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着力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着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着力帮助贫困人群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成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浪费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牺牲社会福利和公平正义为代价，求得经济的一时增长。实践已表明，这种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行相对均衡的发展战略，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相互包容，实现以共享式增长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后发展欠发达地区，今后5-10年是难得的黄金发展期，又是严峻的矛盾凸显期。面对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带来的种种矛盾与挑战，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告别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GDP至上，盲目追求高速度，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是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相容的。只有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才能控制贫富差距扩大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公正趋势，让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要求加快推进富民强桂新跨越，在富民与强桂的关系中，富民是目的、是归宿，强桂是基础、是动力。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是正确处理好富民与强桂关系、坚持富民优先的重要举措。

2提高发展的包容性的良好基础

发展理念不断创新

经济实力逐步壮大

民生事业稳步推进

相关政策日益完备

发展理念不断创新，为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提供了思想前提。提高发展的包容性需要思想理论的支撑。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完善，科学发展观日渐深入人心，形成了包容性发展的强大理论优势。2011年4月15日，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以“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为主题的主旨演讲，阐述中国对这一概念的看法以及中国在包容性发展上的实践。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牢牢

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

经济实力逐步壮大，为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提供了财力支持。提高发展的包容性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具备集中力量消除发展失衡、完善公共服务、改善百姓生活的物质条件。2011年全区财政收入1542.49亿元，是1978年14.32亿元的108倍。这就意味着，财政投入能更多地用于解决民生问题、提高发展的包容性。

民生事业稳步推进，为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提供了实践载体。提高发展的包容性需要努力探索，量力而行，积极稳妥地解决民生问题，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年来，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成效显著，积累了包容性发展的宝贵经验。过去5年，重点民生领域财政投入累计3370亿元，年均增长32.6%，比“十五”增加2.3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3.9%、12.7%，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扶贫攻坚、保障性住房建设、农村危房改造等都取得重大进展。今年还将筹措资金432亿元，实施社保惠民、卫生惠民等十项为民办实事工程。在卓有成效的民生工作基础上，包容性发展的空间将得到新的拓展。

相关政策日益完备，为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提供了政策保障。政策是提高发展包容性的有力保障。具备提高发展包容性的政策优势，同时享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民族地区政策、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政策、边境地区政策等多重优惠政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政策体系上体现了中央的关怀和支持，是推动跨越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促进包容性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了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的宏伟目标、总体要求和战略任务，必将引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包容性发展之路。近年来，各民生领域的规划和政策密集出台，进一步增强了提高发展包容性的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3提高发展的包容性的若干措施

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以充分就业为基点，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以消除贫困为目的，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以民心工程为载体，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民生为本，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提高发展的包容性，确保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主导向消费、投资、出口并重型转变。坚持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绿色发展，将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依靠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源素质提高轨道上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以充分就业为基点，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发展的包容性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和再就业压力，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完善就业困难群体的救助制度，努力实现扩大就业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加快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改变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GDP增长的局面，提高劳动报酬在GDP和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的消费层次、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通过公共支出、税收、价格、社会保障等综合手段，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以消除贫困为目的，加大扶贫攻坚力度。消除贫困，特别是农村扶贫，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抓住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重大机遇，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贫困地区群众同步进入小康。增加财政引导性资金投入，引导民间多渠道筹资，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农村居民住房建设，扩大农村危旧房改造面，改善农村贫困地区居住条件。探索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新模式，加大产业扶贫、科教扶贫、生态扶贫力度，在“输血”的基础上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

包容性范文篇7

关键词:日式点心;日本文化;包容性

1日本文化的包容性

包容是指主体将客体放入特定的容器或区域内。文化包容性即指一文化主体能接受外来文化，再以本国文化内核为本，采他国文化之长，促进本国文化发展。日本学者岩城见一认为，日本文化具有一种“异种杂交”的特质。总览日本文化发展历史可知，当今日本文化的形成兼收中华文化、博采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不仅能接受世界主流文化，更能主动学习消化，将他国文化融进其独有的大和民族精神与岛国文明，独树一帜，成为当今世界闻名的“日式文化”“和文化”。隋唐时代，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亚洲文化圈中心。因仰慕我国的繁荣，自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倭王遣使诣阙以来，日本多次派遣遣隋使与遣唐使前来求取中国文化的“真经”。他们将隋唐文化之精髓大力输入日本，又经本土消化演变成为兼容并包的“日式文化”。如当时的文化中心京都奈良城中，唐代建筑随处可见，佛教文化、茶文化也渗透进日本民众的生活。提起全世界的茶，日本茶道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唐贞元二十一年，公派中国留学的僧人最澄将起源于中国蒙顶山的茶籽带回日本，首先在日吉神社旁播下了日本茶道的种子。随后，日本佛教弟子千利休集日本茶道之大成，提出了“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使日本茶道成为“融宗教、哲学、伦理、美学为一体的文化艺术活动”。不仅限于隋唐，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贯穿了本国文化发展的整个历程。日本学界也公认:“日本采纳中国文化，并依赖它获得进步与发展，在这一点上，一般没有异议”。除此之外，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先进的西方文化成为主流文化。早在明治政府官方提倡维新改革之前，日本便已接触西学。16世纪中叶，最早抵达日本的葡萄牙人带来了宗教、科技、工业产品，给传统东方岛国带来了一丝新的气息。在长达两个世纪的禁教锁国政策后，日本政府主动拥抱强势且发达的西方文化。1868年睦仁天皇颁布诏令，施行明治维新政策。这一积极主动的姿态，为近现代日本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使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从初期的葡萄牙、西班牙文明到明治维新时期提倡的坚船利炮，先进欧美文化，都是当今日本文化定着的重要借鉴。可以说，衍生而来的日本文化，以其强烈的包容特质，促成了独特的多文化共存局面。而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人赖以生存的饮食———日式点心的发展中窥见一斑。

2日式点心对中国文化的包容

2.1中国稻作文化元素

一般认为，水稻最早起源于9000年前左右的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关于水稻传入日本的途径，日本考古学大家寺泽薰在所著《王权诞生》一书中指出，“探究日本水稻种植的来源，可以一直追溯到长江中下游流域。”王勇主编的《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一书中通过分析前人经验和历史文献，阐述了日本的稻米来自于中国浙江东部，特别是舟山群岛。同时，通过考古材料分析证明，日本如今的稻作文化正是由中国传入。稻作文化开始发展后，曾深受狩猎文化影响的日本神馔仪式由猪、牛等家畜作为祭祀品的模式逐渐演化成了由以稻米为主的谷物类作为祭祀品的模式。同时，由于日本地窄人稠，且土壤条件不适合种植稻，稻产量极低，因此，稻在日本古代社会被看作奢侈品，这也是其被用来供奉神明，作为主要祭祀品的原因之一。日本的传统习俗中，人们会在家里装饰镜饼庆祝正月新年。日本文化认为神明存在于镜子里，扁圆形的镜饼也因此而得名。三月三女儿节时习俗时吃菱饼，即由红白绿三色组成的菱形年糕。关于吃菱饼的理由，一说菱形与心脏的形状相似，祈求孩子健康成长，二说是将菱饼做成四方形的角拉长的菱形形状，象征着祈求孩子平安长寿。不管上述哪一种寓意，都可以得出结论:年糕作为稻作文化和日式点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祝福、好运的积极含义，现在成为日本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发展到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新高度。

2.2中国佛教文化元素

唐朝佛教并非直接传入日本，而是通过朝鲜半岛的百济间接传入的。根据《日本书纪》卷十九所载:钦明天皇壬申(552年)，“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咧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这是首次佛教传入日本的记载，据传，佛教初次传入时，引起了日本国内两派的争端，但圣德太子下诏兴隆佛教，修建寺庙，遣使入唐，买经求典，这些措施的施行使得佛教文化及思想自上而下逐渐深入影响日本。

2.2.1佛教不杀生戒与素食主义

佛教订立不杀生戒，解释为不断绝一切生灵的命根，而令其享尽天然的寿命。南朝梁武帝以《大般涅盘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央掘魔罗经》等经文为依据，召开两次法会，颁布《断酒肉文》，凭借政治力量在佛教中推行全面素食，自此确立了汉传佛教的素食正统思想。以稻作文化为背景的日本社会，过去却以牲畜作为祭祀品。奈良时期，佛教在天皇家族的支持下发展成为国教，其中不杀生戒与素食主义也对配茶用的点心及祭祀点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贞和五年林净因东渡日本，带去奉化点心———馒头。馒头本以羊肉、猪肉为馅料，但日本受佛教素食影响，将馅料改为豆类。馒头的改良丰富了日式点心的内容，不食肉，以豆类为馅也成为日式点心的重要特点。除此之外，只有五感(视听嗅味触)调和达到极致与季节、节气、场合相适应的果子才能被供奉到佛前。日本寺庙中用来配佛茶的素茶点羊羹、大福和水馒头等也受佛教素食影响，注重食材“新鲜”“本味”，且具有极强的季节感。

2.2.2无常思想

日本茶文化发源于中国佛教，据记载，茶本是寺院的僧侣，坐禅时为保持清醒而饮用，起祛睡、清神的效果。由高僧空海、最澄带入日本，在《茶道入门》中记载道，749年孝谦天皇在奈良大寺召集五千僧侣在佛前诵经，事毕以茶犒劳。僧侣在坐禅与喝茶中悟道，也化虚为实，将佛法注入茶与点心中。和果子也从配佛茶喝的素茶点中汲取了佛法———无常观。春天制作以樱花为原料、为形色的樱饼;夏日做解渴、解热、预防感冒、帮助消化的葛根馒头;正月里准备寓意美好的松、龟、鹤形状的果子。这些果子仅在原料应季时上市，季节结束后便不再售卖。其中，和果子中用于茶道聚会、祭祀礼仪等场合的“上生果子”更甚，它无法珍藏，只能立即食用。如此，佛教无常观注入果子之中，和果子便譬如浮云朝露，作为“现象界的一切有为法，迁流无暂停，终将变异，皆悉无常”。综上所述，佛教传入增加了佛家素茶点，佛教戒律使得日式点心重视新鲜本味，富有季节感，同时佛法赋予了日式点心无常观。这些为“日式点心文化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内化成为日本饮食文化的重要特质。

3中国道教文化元素

3.1道教意象

白鹤意象在道教有着重要地位。“道教把鹤认作仙的化身，因而道士也称为羽士，道士的服装称为‘鹤氅’，道士行走为‘云行鹤游’，称赞道士为‘仙风鹤骨’。在道观中供奉神仙的帐子上都绣着飞翔的鹤，名为‘云龙鹤幡’。道士得道成仙称为‘羽化’或‘驾鹤西归’。”无处不在的白鹤是道教仙人的化身，代表着道士对仙人的仰慕，对长生不老、羽化成仙之术的追求。而和果子中也引入了这些意象以及对意象背后理念的追求，如直接使用白鹤为形象的上生果子(茶道聚会及其他正式场合中使用的和果子)，多用于茶道聚会，表示对来客的赞扬与尊重。再有鶴の子餅，这种果子形状为椭圆，象征白鹤的卵，是日本传统节日“七五三”的必备点心，与红小豆饭与千岁糖一起拿来招待时常给予关怀的亲近之人。除此之外，因白鹤象征长寿、饱含长长久久的祝愿，它也被用于开业、入职、一周岁生日等场合的贺礼中。

3.2食疗养生思想

道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养生为宗旨的教派，唐代名医孙思邈在《急备千金要方》中设立“食治”专篇，提出“安生之本，必资以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生存也”，“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谴疾者，可谓良工”，主张“凡欲治病，先以食疗，即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尔。”随着遣唐使学习的深入，不仅道家食疗著作传入日本，一批具有食疗养生功效的原材料也逐渐为日本所接受，并融入日本饮食体系中。首先是随鉴真东渡传入日本的唐果子本身，其制作中融入了肉桂、丁香等食疗药材，其中肉桂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就已经被多次用于食疗配方中。此外，唐果子引入日本前，带进日式点心的众多新制作原料早已出现在食疗养生著作中。如和果子的重要原料“石蜜”(甘蔗制糖)，据记载其功效为“右心腹涨热，口干渴”。酥的食疗功效:“除胸中热，补五藏，利肠胃”;酪的食疗功效:“主热毒，止渴，除胃中热”;醍醐的食疗功效:“主风邪，通润骨髓”。这些都是日式点心的重要原料，可见道家食疗养生思想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式点心的发展。综上所述，盛行于唐朝的国教———道教思想，早已随着中日交流深入日本，且融入日本饮食生活乃至思想文化中了。

4中国古代美学文化元素

4.1日式点心中的梅花意象

奈良时代(公元710年到公元794年)，紫宸殿左边种植的一直是梅花，象征着中国文化的梅花，在诗歌中象征着高洁不屈，自古就受文人雅士喜爱。而作为配茶食用而发展起来的唐果子也自然包含这一意象。唐果子中的梅的花式为如今日式点心的款式花样提供了新思路。如冬季时令日本点心———梅，其形似将要绽放的梅花瓣，微微含蕊，富有生机的红色清新雅致，让人自然联想到大雪中傲立枝头的一点红梅。除此之外，还有如树枝形状的点心梅枝和桃枝，螳螂幼虫和蝎子形状的餲餬，加入肉桂调味的花朵型面食桂心，芋头形状的鎚子等，都奠定了日式点心富于变化与美感的基础。

4.2晶莹剔透的美感

唐朝饮食追求一种晶莹剔透的美感，点心也要清新雅致，符合社会对朦胧含蓄之美的追求。其中唐代士大夫韩约家中的“樱桃毕罗”(饆饠)是一大代表。“毕罗”是一种薄皮包馅的面点，经油煎而成，馅料以肉为主，也可以包水果。而韩约家中的“樱桃毕罗”更是表皮透明，内里鲜红，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酒食》记载:“韩约能作樱桃饆饠，其色不变。这种对事物的审美至今也影响着日式点心。如做大福有一不可缺少的步骤:蒸好后适当加水搅拌出透明感。再如，水饅頭:くず粉を用いて作った透明の生地で餡を包んだ夏季の生菓子。水仙饅頭とも言う。(水馒头:用葛粉做得透明质地包裹馅的夏季生果子，也称为水仙馒头。)水馒头不仅外观晶莹剔透，从其果铭“水”中也可看出对透明感的追求。为抵御炎夏，日本夏季限定和果子也很注重视觉上的清凉透明。综上，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美学为日式点心的艺术、高雅发展提供了借鉴，使得日式点心在实用性的基础上发展出“视觉”“听觉”上的享受，做到真正的五味调和。

5日式点心中对西方文化的包容

5.1日式点心中新原料的运用

牛奶在唐朝时期作为补品或药用品传入，但受众从一开始的皇室，仅扩展到以皇室为中心的贵族或地方豪族而已，普通民众没有接触机会。天文十八年(1549年)，耶稣会的弗兰西斯科•沙勿略作为传教士登陆鹿儿岛，开启了日本天主教的时代。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在街头给日本人布教时，会发放长崎蛋糕等当时日本民众闻所未闻的点心，后被划分为日式点心中的南蛮果子一类。而7世纪以来禁止杀生的佛教教义在日本社会生活中体现得非常完美，即在饮食上不食肉类的原则。但天主教作为新传来的宗教，对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吃素的社会常态开始发生改变。长崎蛋糕，来源于葡萄牙一座名为Castella的城市，日本民众误以为该点心的名字为此，于是产生了カステラ这个名字。长崎蛋糕主要有鸡蛋、牛奶、黄油等日本饮食中不使用的原料制成，传入日本受到人们喜爱后，逐渐被本土化加入了如抹茶、羊羹等日本元素，成了和洋折衷点心的一种。如今，鸡蛋、牛奶、黄油这些制作南蛮点心的原料也开始被引入其他点心的制作中，成了日本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对于南蛮点心来说，这是传播到其他国家的新发展，对于日式点心来说，这是其迈出的新的一步。

5.2日式点心命名的改变

在南蛮贸易时期，关于日本的文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在南蛮点心的名字上也可见一二。除了カステラ来源于葡萄牙语Castella之外，金平糖(こんぺいとう)是葡萄牙语Confeito(意为糖果)的外来语译词。面包一词写作片假名パン，来源于葡萄牙语pao(意为小面包)。诸如此类，不仅是点心领域，在整个日本饮食文化范畴内，都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的现象。南蛮点心既是外来文化的代表，更是日式点心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发展时期，如今成为组成日式点心的一个重要部分。日式点心本身蕴含的佛教文化被削弱，西方文化逐渐加强，这是日式点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破性成就。

5.3食用方式的多元化

下午茶文化来源于西方国家，在明治维新之时，日本全社会都倾向于学习甚至全盘吸收西方文化，日本人民开始模仿西方人喝下午茶，自此下午茶文化便在日本扎根生长。在丰原国周(1835－1900)的画作《见立昼夜廿四时之内》系列画之一《见立昼夜廿四时之内.午后四时》中描绘了一位妇人送下午茶的场景。而茶点“按季节时令有所变化，春天是酱油团子，夏季是撒上豆粉的烤年糕。”由此可见，下午茶文化传入兴起初期，还是使用日式点心同日本茶这种传统饮食与传统饮品的搭配方式。咖啡一物，最初是在江户时代初期传入日本，但当时日本正处于闭关锁国时期，因此咖啡少为人所品尝。1887年，咖啡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之一正式进入日本，受到一段时间的排斥之后，咖啡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追捧。最初在日本产生的下午茶文化中，和果子和日本茶道是固定搭配，但自该时间段以来，和果子也不是非茶不可了。普通民众开始发现咖啡和茶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种甜和苦的口感被日本人进行了混搭，发展出了和果子和咖啡、洋果子和茶的新组合方式。在现代社会，和果子和咖啡的搭配更加普遍化。日本的下午茶文化本身从西方传入兴起，且日本的下午茶文化中有关点心搭配一方面再一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不仅体现了日式点心对西方文化包容的态度，更体现了由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孕育出的新文化。

6结语

无论是唐朝文化、南蛮文化还是后来的明治维新都是成就如今丰富多彩的日式点心的一份力量，站在日本饮食文化的角度看，这也体现了日式点心中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性。日本一直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民族，但对于外来文化并不是持有纯粹的拿来主义思想，而是将其本土化改造内化并符合日本民族性格。这是日式点心能够不断发展并在世界独树一帜的原因，也是日本文化一直吸收外来文化但并没有失去自身民族特性的理由。研究日式点心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日本文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借鉴日本学习外来文化的态度，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从而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持续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9．

［2］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H］.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王勇.日本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包容性范文篇8

关键词：民族文化；包容性；困境

一、包容性视角下的民族文化建设的背景

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到国家统一的大事，是关系到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大事，是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人类进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提供了精神动力，促进个体之间的沟通，将个体有效的整合起来，为人们指引前进的方向。民族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是某一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能够体现出本民族特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文化发展更是关乎着民族团结、国家稳定。

二、包容性视角下的民族文化建设的困境

（一）缺乏资源。在发展民族文化的一系列过程中是必须由资源进行支撑的，资源包括：资金收、人力、信息、技术等，发展的不平衡威胁着我国民族的团结与稳定，影响着包容性的民族目标。1.资金缺乏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政府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政策是政府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任何政策的执行都需要资源的支撑。其中资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在政策的制定阶段就会因为资金的缺乏，而放弃或延后进行政策的制定，或因无力执行政策而终止与政策的执行阶段，像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优先发展经济总量再用优势地区的资金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为了实现民族地区的政策支持，必须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历史与环境因素，我国的民族地区主要存在与我国的西部，同时我国西部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文化的传播不能只是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必须经过一些能够进行推广的媒介进行宣传，才能够实现民族文化的繁荣，例如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互动等，这些活动需要有场地、道具等物质条件的支撑，这些物质条件需要资金才能够从计划变为现实。在这些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加快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已经投入的了全部的资金，已经没有足够的条件进行民族文化的发展。2.人才缺乏任何政策都是由人实施的，只有拥有足够的人才才能够将政策进行因地制宜的改造并相对准确的执行下去，比如我国鼓励来自西部地区的人才回家建设家乡等，发展民族文化同样需要人才作为发展民族文化的主体。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差距扩大城乡差距的扩大等原因，造成了人们为了为了获取更好的就业与发展前景，离开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等民族文化繁荣的地区，造成了这些地区的人才、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与此同时当地属于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没有足够的能力吸引外来人才的加入。同时人才也决定着信息的收集状况与科技的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状况，信息的收集决定着政府制定政策的准确性，收集的信息越精准政府对于政策进行调适的时间才会越短，政策的有效性也会越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技术本身具备精准与高效的特点，通过精准与高效的信息收集与分析，寻找出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方法，提高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减少经济发展的难度，大数据技术在贵州应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过大数据的发展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需要人才的支撑。（二）现代文化与单一民族主义的冲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处于高速的发展过程中，但是传统的慢节奏的源于农耕时代的传统文化与现如今快节奏的现代文化有所差异；同时民族与民族文化众多的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因素所造成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了很多人认为民族文化是落后的，现代文化是先进的，因此因此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民族文化逐渐没落，日渐被现代文化所侵蚀。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同样也在发生改变，原有的传统的民族文化不但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同时其中一些与现代生活不适应的理念也不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不能为其在现代生活中起到指导与归宿的作用，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只能单纯的依靠政府进行推广，或是仅仅存在与老一辈的生活中。民族这个概念毕竟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现代民族起源于西方，民众对于“民族”这个概念并没有足够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由众多民族构成的国家的情况下，由于受到西方传播的与实际情况相悖的、理想化的文化输入，以及民族分裂势力、境外别有用心的支持者以民族自决为旗号强化单一民族认同的影响而逐渐增强。

三、民族文化建设对策研究

（一）政府政策加快经济发展引导人才回流。民族文化的建设需要依靠人们的共同参与才能更好更快的发展，想要促进当地人才回流，吸引其他地区人才的加入，经济发展是必要条件，只有充分挖掘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提高民族地区的就业发展前景，才能让人才看到未来自身的发展空间。但是依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资源会自动的向着优势地区汇聚，这就造成了政策的人才引进政策是发展民族文化的重中之重，因为按照市场规律，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想要作为相对不发达的民族地区赶上东部发达地区是无比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政府的政策优惠支持，才能使民族地区具有一定的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才能使民族地区留住人才，只有在足够的人才流入与回流的情况下，才能够建设一个符合发展民族文化的环境，才能够推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只有政府通过人才引进等政策，将越来越多的人才汇聚到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才会有足够资金培养下一代，让他们认识到自身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加强对于家乡的认同感，进而实现民族文化更好的发展，只有全国各地区的经济水平相差不大时，才能够促进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实现包容的目标。（二）增强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不可避免的收到了现代文化的冲击，但是民族文化并不是现代产生的，其本身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地理等的传承，其深深的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统合所有民族文化，创造出适应现代社会的中华民族文化，增强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来应对现代化的冲击。“中庸”“仁义礼智信”的文化核心；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人生态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些作为中华民族最核心的理念，中华各民族人民对于核心文化的自发的文化认同，在长期的相互交流之中诞生的共同的历史记忆，随着历史的推移所有的民族虽有不同的主要活动范围但有共同的建构国家的领域概念，这些种种作为促使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我国形成统一的国家民族的文化精神核心与内生动力，持续不断的提升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与对于国家的民族认同感。（三）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基础条件，道路等交通条件就是最重要基础条件，只有便捷的交通才有可能提高经济发展效率，进而建设民族文化。但是民族地区其经济发展之所以相对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交通不便，想要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修建足够的道路只凭当地政府是不现实的，必须由国家有国家的力量介入，帮助其道路的修建，加快经济的发展，以经济的发展进行民族文化的设施建设，以便捷的交通以及民族文化的环境作为依托发展旅游业，形成良性循环，为更好的发展民族文化而服务。

参考文献：

[1]王珺.全球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历史记忆方式[J].贵州民族研究，2017，38（10）：197-200.

[2]刘开华.增强少数民族群众与国家之间认同的政治传播路径探析[J].视听，2017（08）：99-100.

[3]王钦懿.文化作为政治交际影响因素的问题研究[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7，5（02）：26-30.

[4]张国清，何怡.民族国家的观念——从中国学者的观点看[J].浙江社会科学，2016（07）：22-35+155.

包容性范文篇9

2011年4月15日，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的主题演讲，包容性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其对于我国当前建构住房保障法律制度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包容性发展理念下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价值选择及目标定位

（一）包容性发展的内在涵义

1.包容性发展首先强调的是增长。在此次会议之前，曾先后两次就“包容性增长”发表过演讲，而此次演讲将“增长”变为“发展”，其中有一定深意。增长就是经济增长，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强调社会财富的增长。而发展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体进步和演进，强调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1]发展中包含增长。无论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还是包容性增长，增长都是第一要务。在任何社会，经济增长实为社会发展之必需，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因此，增长是实现“包容性”的内在前提，即在增长中实现包容，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只能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经济实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要实现这一切，经济增长是首要的基本内涵。2.包容性发展倡导在和谐中求增长。第二层涵义回答怎样获得和获得什么样发展的问题。2009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时就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庄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亚行当时在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也要是可持续的、协调的、更多关注社会领域发展的。”因此，包容性发展强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兼顾到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国际的、国外的等各个方面关系的协调，强调除了“经济”的增长，还包括社会、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从而获得一种社会全面均衡的发展，一种真正的社会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容性发展理论是和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一脉相承的。3.包容性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公平合理地参与和共享。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针对中国提出“包容性”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缘于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增长迅猛但收入分配不公这一背景，而“包容性增长”作为亚行对中国经济现状研究分析的成果，提出之初就称为“共享式增长”。因此，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应当是包容性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来说，包容性发展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保障各阶层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在环境共享、资源利用、信息交流、经济生产等各个方面能够享有平等参与以及合理共享的机会，“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地区和所有人群”。[3]

（二）效率与公平———基于包容性发展的住房保障的价值选择基于包容性发展的内涵，我国住房保障的价值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效率。因为增长就意味着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分化，占居民总数80%的中低收入层面临的住房问题尤其严峻。如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表面上看来，这仅仅是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而从深层次意义来说，这将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是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步伐，提高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力度，满足社会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是为效率。第二是公平。“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4]住房是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实现社会和谐、体现社会包容就必须有效地解决住房分配的公平问题，使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合理地参与社会财富增长的成果，使保障性住房的福利惠及更多的弱势群体，是为公平。上述两个价值，实现效率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公平需要政府的干预。因此，基于包容性发展的住房保障的价值选择，应该把握好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把促进住房效率的着力点放在住房供应上，把实现住房公平的着力点放在住房分配上，妥善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实现社会和谐与包容。

（三）包容性发展指导下我国住房保障的目标定位

1.切实保障公民居住权利的实现，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定。《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是指作为自然人所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住房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活资料，享有居住权利理应成为人权的一个基本的权利构成。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时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仍有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其基本的居住权利还难以保障，这种状况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不相协调的。如果任由这种现象蔓延扩大下去，其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因此，包容性发展理念下的住房保障制度，应该着力提高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力度，满足社会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切实保障公民居住权利的实现，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定。2.形成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使保障性住房成为调控房市、促进经济的重要手段。针对近年来房市过热现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事实上，一个稳固的、有法治保障的住房保障体系也不失其为一项重要的调控手段，可起到一定的调控作用。首先，保障房建设能够分流一部分购房需求者，缓解商品房市场因过度需求而导致的房价非理性上涨局面，对房价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次，保障房建设客观上能够减少商品房市场的货币流入，减少因货币供给增加而引起的房价上涨。第三，保障房建设能够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促使地方政府开辟新的财政收入渠道，提高政府经济管理、经济调节的能力，打造新型政府形象。最后，在现有土地储备与统筹规划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保障房建设客观上能够减少流入出让市场的土地数量，减少商品房市场的投资与投机，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该着力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有效发挥保障房的调控作用。

二、包容性发展指导下我国住房保障法律制度的建构

（一）坚持立法观念，完善住房保障法律制度体系

在我国，房地产法作为一部新兴法律，法律体系虽已基本形成，但是，应当看到，我国在房地产法尤其是保障房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我国现已颁布的有关住房保障的法律法规文件中，政策性文件多，法律规范少；短期性规定多，稳定性法律少；住房保障的立法效力层次不高、政策变动频繁和执行力弱是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而法制滞后必将成为阻碍保障房市场发展的一大障碍。针对这一现状及住房保障制度的需要，我国有必要制定“住宅保障法”，[5]确立住房保障法律制度的原则，进一步具体确认公民在享有宪法保障的人权项下的居住权利，将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远景目标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建立住宅保障的相关制度，制定市场规则，解决我国现有住房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形成完善的住房保障法律制度体系，从制度上确保住房保障资源在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实现。

（二）坚持以市场为主导，建立住房保障经济调节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强调以市场来促进住房保障制度的运行效率，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6]以市场主导为原则的住房保障体系，要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住房保障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确保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住房保障经济调节机制应当包括如下内容：1.多元化、多层次的保障房供给市场。目前我国保障房的基本类型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其土地使用权由国家以划拨方式提供，享有税费优惠政策，因而价格较低，适用于中低收入家庭购买。同时，由于其政策性，其产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廉租房是政府或机构拥有，以政府核定的低租金出租给低收入家庭的非产权的保障性住房。相对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旨在解决较低收入层或特困人群的居住问题。除了以上两种保障房基本类型外，我国目前还开发出限价房和政策性租赁房等保障房类型。限价房是“限房价”、“限地价”的“两限”商品住房，其在出让土地时就已被限定房屋价格、建设标准和销售对象，因其土地使用权通过出让方式获得，因而不属于经济适用房。但因其对某些中低收入人群有政策优惠性和倾向性，又是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调节住房供需矛盾的有效手段，因而属于保障性住房。政策性租赁房指政府或其委托的机构按照市场租价向住房困难家庭提供可租赁的住房，同时对承租家庭支付相应标准的租房补贴，其适用对象为家庭收入高于享受廉租房标准而又无力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低收入家庭。综上，按照收入从高到低，我国已经形成限价房、经济适用房、政策性廉租房、廉租房等多种类型的保障房类型体系。可以看出，我国保障房供给的前提是有一定的财产，而且基本上是按照财产多寡提供相应住房保障，这种供给方法标准单一，不能适应我国居民收入状况、生活状况多样化、相关问题特殊性的特点，如无收入来源的特困人口、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短期引进技术人员、无收入来源的残疾人、孤寡老人等人群的住房问题，另外,住房保障还存在一些制度未惠及的灰色地带。再者，我国保障房因为具有公益性，介入保障房市场的主体除了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就是有限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主体类型简单化，不利于为保障房市场注入活力。针对上述问题，市场期待更多的适应不同收入层次、不同生活状况、满足不同需要的保障房类型，保障房需要向多元化、多层次、多部门介入、多主体参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保障房市场的活力，最大限度地保证不同人群按照各自的生活状况获得保障房，实现“居者有其屋”。这样才能保证住房保障制度的效率，保证保障房制度的公平。2.完善的金融财税支持体系。房地产业是资金需求量最大的行业，因此它和金融业有着天然的联系，没有金融业的支持就没有房地产业的繁荣。住房保障也需要金融业的支持，一方面这样能够加大保障房的投入，加快保障房建设，实现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需方市场的消费能力，解决因住房保障需方市场需求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供需失衡，盘活住房保障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目前我国住房金融制度中除住房公积金及住房公积金贷款外，还没有直接针对保障性住房的住房金融制度。针对这一现状，我国有必要加大金融体系对保障性住房的扶持力度。第一，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为住房保障提供资金融通；第二，采取措施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拓展保障性住房投资建设和消费的融资渠道，比如制定专门的公共住房信贷政策，开展面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的低息或无息贷款业务；第三，建立完善的保障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担保机制，比如在住房贷款一级市场较为充分的基础上，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发展住房贷款二级市场。如设立有政府背景的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专业操作机构，在二级市场上购买抵押贷款，通过建立一级抵押机构，实现贷款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的转移；第四，降低中低收入者申请贷款的门槛，延长贷款期限，营造优质的保障性住房投资、消费的软环境。在财税支持方面，因为住房保障是公益性事业，为了人民安居乐业和维护社会和谐，国家理应全力支持。一方面，国家应该加大对住房保障的财政资金投入，并鼓励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运营，落实好各项财税扶持政策，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力度；另一方面，对中低收入家庭在住房保障消费方面要增加财政补贴、给予税收优惠，增强其消费能力。3.住房保障申请与退出制度。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申请与退出制度的目的是要确定什么样的人应该享受或退出住房保障的优惠，这是考量住房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关键因素，因此住房保障制度应该有完善的申请与退出制度。申请制度的构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住房保障申请资质等级制度。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府应该按照居民收入、财产状况、家庭和个人情况等条件将中低收入居民或无收入来源居民划分为不同的申请住房保障资质等级，不同等级的居民所享受的住房保障待遇应该有所差别，做到“应保则保”、“应保尽保”，使有限的住房保障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第二个层次是个人财产和收入的信息管理系统。在划分住房保障申请资质等级的时候，需要根据一个量化的标准对居民的住房保障申请资质等级进行划分。因此，客观地掌握申请者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就十分重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采取申请者申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证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审核的工作流程，还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对申报审核的内容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住房保障制度应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人民生活水平相适应，其保障内容也应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住房保障退出制度是保证住房保障资源良性循环的前提，[7]它不仅包括住房保障既得利益者在经济条件改善的情况下退出保障房，还包括退出金融财税优惠。退出的住房保障资源再分配给需要住房保障救济的低收入居民，始终在住房保障体系内循环。这样既可以确保住房保障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避免重复建设，做到物尽其用；又可以使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能，同时还能体现社会资源的分配公平。

包容性范文篇10

关键词：一带一路；创新包容；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是在2013年提出的建设一个东起亚太经济圈，西到欧洲经济圈，贯穿欧亚大陆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体系。“一带一路”涉及的范围包括亚洲、欧洲、非洲、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区域，从中国、南亚以及东南亚各国开始逐渐扩展到西亚、北非、中东欧国家，直到东非乃至其他太平洋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交流圈，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应对国际激烈的竞争形势中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创新

“一带一路”的建设旨在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国家和地区之间共商、共建、共享，互惠共赢。它不是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也不是简单的让中国走向国际的跨国发展战略，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面临沿线国家现有合作机制的制约与束缚，还有种种居心叵测的诘难与破坏，因此必须以全新的理论作为指导，才能实现“一带一路”的长久发展，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寻求新的突破，“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战略，应该以全新的合作理念、区域合作理论开创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新篇章。

1.“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作理念创新

“一带一路”是根据中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形式而提出的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为我国西部大开发，挖掘内陆地区的经济潜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为我国外汇储备的高效利用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路，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展现了中国对自身发展、经营周边环境、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全新态度。在“一带一路”提出的初始阶段，很多国家多我国进行诋毁，认为我国要搞单边主义，妄图主导亚欧大陆，我国适时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对这些谣言进行了强力的回击。“一带一路”是一种区域经济开放合作的新模式，目的在于打造一个全新的、高度包容的对外开放体系，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扩大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共商就是共同商议，在“一带一路”体系内，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能针对本国国情和实际需要，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各国之间平等互利，互不干扰。“一带一路”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所声明的宗旨和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建立有效的多边经济交流机制，充分发挥各国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伟大战略目标。共建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要想让区域内各国之间实现高效、便捷的经济交流与沟通，必须要积极行动起来，培养自己国家的人才，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各国团结合作，共同发展进步。共享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一带一路”框架体系内，各国之间都是利益共同体，各国之间应该实现平衡发展，不得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损害别国利益的基础之上，而是要兼顾各方利益，寻找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利益共同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使各国的优势都能等到最大发挥，寻求区域经济合作利益的最大化，促进各方的协调发展。早在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中国要进行全方位开放的理念，这对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程度和行业范围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带一路”作为对外开放的新模式，不仅能够缓解长期以来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能够让中国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迎接国际经济的挑战。“一带一路”对沿线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持欢迎态度，特别是对开放程度不高、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更是主动迎接，加强合作，通过经济的合作与交流带动这些落后地区摆脱贫困，走向繁荣。“一带一路”一方面要扩大“对内开放”，也就是沿线各个省、市、自治区都要积极参与，搞好自身的经济建设，增加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促进我国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另一方面，要扩大“对外开放”，就是我国要对更多的国家实施更为开放的政策，扩大对方开放的形式与主体，寻求更多的国际经济交流机会，加强国际间的经济合作。

2.“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合作理论新思路

“一带一路”在合作理论方面进行了重大创新，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理论和区域合作理论的创新上，在新的合作理论指导下，我国更好的将“走出去”和“引进来”进行结合，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一带一路”在理论建设的过程中力图以创新性对传统经济学理论进行超越与发展，充分调动各国的发展积极性，消除彼此间的利益争端与贸易壁垒，通过沿线国家的共同参与，建立一个政治共商、经济繁荣、文化和谐的区域经济大家庭。传统的经济合作模式都会制定统一的规则并且要求各国严格遵循，而“一带一路”则不一样，它更加注重开放与包容，在合作形式上，具有高灵活性、高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强等特点本着平等自愿、协同发展的原则，让沿线国家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形势，进行经济合作，取长补短、互利共赢。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者从来不会借此牟利，中国倡导各国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自然而然的进行经济的合作与交流，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一带一路”覆盖范围非常广，涉及的国家与民族众多，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历史问题、宗教问题、领土争端、恐怖主义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坚持各国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采用平等交流的方式解决各种矛盾与分歧，增加国际间的合作机会，实现区域间的共同发展、互惠互利，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推动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合理分配。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与挑战，“一带一路”的理论创新能够在减少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上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一带一路”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各国之间在均衡、包容、和谐的基础上共同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各国应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减少分歧，以共同利益促进合作，共同发展。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各国之间的命运紧密联系，国际社会的许多问题都已经超越了国别的界限，比如：生态问题，恐怖主义威胁，气候问题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都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加强沟通，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二、推进“一带一路”创新模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建立完善多边合作机制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一带一路”便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而产生的的一种创新型、包容型的区域发展新模式，在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前提下，我国积极制定同相关国家的合作规划，完善合作方案，坚持以发展全面、规范、科学的重点合作项目为目标，让更多国家和地区都能够积极参与进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让周边和沿线国家共享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我们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发展平台，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欧洲经济论坛等，发挥这些组织的示范与带动作用，支持沿线国家结合当地特色，举办经济文化交流，创造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2.充分发挥“经济走廊”的示范与带动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沿线重点城市之间进行联合能够形成众多“经济走廊”，这些城市经济实力雄厚，能够成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我国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打造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多种多样的经济走廊，通过发挥这些经济走廊的示范与带动作用，促进和谐、兼容、互惠的新型经济模式的形成。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中国、蒙古、俄罗斯三国之间具有漫长的国界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中国与蒙古、俄罗斯几年前就已经建立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关系，蒙古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也十分密切，这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经济结构上看，中国、蒙古、俄罗斯三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种特性为三国之间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比较大的可能，全球经济的发展使煤炭、石油、铁矿等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跌，蒙古和俄罗斯经济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很大，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又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所以三国经济优势和需求能够通过彼此间的合作达到互惠共赢的局面。中蒙俄经济走廊能够与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通道和蒙古国的草原丝绸之路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对于维护地区间的和平稳定，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的提出，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加强同孟加拉国、印度、缅甸的合作有利于促进各国之间劳动力、资本、技术的自由流动，减小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中国周边的和谐与稳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还可以提高我国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的均衡、健康的发展，加快推进我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国和巴基斯坦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频繁地合作与交流，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对于深化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加深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与巴基斯坦在多年的交流中形成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十分便利，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两国合作前景非常广阔，在此基础上，双方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推动两国间的友好贸易往来，带动中巴经济走廊沿线的经济发展。

3.“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作用

资金的融通是“一带一路”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也为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提供了机遇，使参与国的金融风险大大降低，为了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需求，要利用好亚投行、丝路基金和沿线各个国家的银行机构，加强区域间的金融合作，促进资本的交流与融通。2013年，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倡议，通过亚投行的建设，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加强各国互惠合作，促进区域间资本和技术的流通，亚投行建成以后，与多家大型银行之间进行合作，互相学习，相互促进，将为保障亚洲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东南亚各国纷纷表示支持亚投行的筹建，2014年10月24日，亚投行宣告成立，有21个国家加入到亚投行的筹建当中，亚投行的成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是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倡导并成立的多边金融合作机构。亚投行建成之后，对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在区域经济交流中发挥长久高效的作用。目前，正是亚洲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严重制约，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亚投行的建立可谓是顺势而为，根据调查显示，亚洲国家每年大致需要750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亚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匮乏成为阻碍亚洲地区发展的重大障碍，亚投行的建设正好可以满足亚洲国家的基金需求，对解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发挥巨大作用，亚投行将继续秉承开放、包容的信念，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到投资中，促进亚投行的壮大和为“一带一路”经济带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2014年12月29日，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了丝路基金，丝路基金的成立，也是为了促进“一带一路”而筹建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中，丝路基金将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换代等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对于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加快产业的优化升级和结构调整，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中国的高铁建设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中国通过为周边国家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促进各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基础。随着丝路基金逐渐发展壮大，中国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更多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推动沿线国家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发展过程中，丝路基金与“一带一路”精神保持高度一致，都是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欢迎更多参与者的到来，为沿线国家提供发展动力，互惠共赢。丝路基金与亚投行和结合，必将促进“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实现，促进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迈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水平。

三、结语

“一带一路”是针对经济全球化提出的区域经济合作新理念，他以全新的合作模式与理念，打造亚欧非地区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新格局，给沿线国家带来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随着更多国家与地区参与到“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中，它将在国际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史守剑 单位:安徽芜湖市委党校教务科研处

参考文献：

[1]柳思思.“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路[J].南亚研究,2014(2):1-11.

[2]冯宗宪,李刚.“一带一路”建设与周边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路径[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5(6):1-9.

[3]光明日报.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J].光明日报,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