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学论文范文10篇

语义学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博弈论;语义学;逻辑哲学

贾可·辛提卡是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他将博弈论与语义学直接结合起来,创建了博弈论语义学。辛提卡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处理命题,就是要确定命题的值,即命题的真或假。同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预设了命题是二值的。辛提卡首先给出一个定义域D,任何名称都可以在这个集合中找到所指。博弈论语义学的核心是将量词短语看成专名,将句子看成语句函项,然后在给定的定义域D中选择相应的个体将句子中的量词短语替换,从而达到消除量词,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提卡选择了博弈论,他将人们对句子的理解过程比喻为一个两人博弈,两个参与人分别为“我”和“自然”,每个回合必定要分出胜负,不容平局,那么对于一个句子S,根据规则,博弈双方轮流将S约化为S’、S’’,等等,直至最后使得约化的句子不再包含变量和连接词,即原子句,此时双方就可一决输赢。如果这个原子句为真,则我取胜,自然失败;如果这个原子句为假,则自然取胜,我失败。运用博弈论语义学,我们能够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简化的语句,从而能够轻松地判定这些语言信息的真假。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是理解定义域D、原子句、博弈等概念。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可以说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综合:“语言博弈”概念源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语言游戏说,而它的理论核心则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图象论。[论-文-网LunWenNet-Com]

一“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维特根斯坦是学界倍受关注的大师,其前后期思想的迥异恰当地诠释了他的哲学主题:“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论语义学所强调的也是动态的理解命题,这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图象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目的都在于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界限来理解思想的结构和界限。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基点,就是回到逻辑的出发点,即考虑命题的性质。这样,真的界限就构成了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就是关于事实的话语。“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②。维特根斯坦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象,“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③。“图象是一种事实”④。“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⑤。“图象的真假在于其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与否”⑥。维特根斯坦认为,图象与它所图示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关系“由图象元素与物项的配合而成”⑦,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图象;二是“凡图象,不论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实在———对或错———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即是逻辑型式,亦即实在的型式。”⑧所以,“每个图象亦是一逻辑图象”⑨。“对象是简单的”⑩。“对象构成世界的本体。因此不能是复合的。”

一切复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这就是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这种绝对简单的对象是什么?很显然,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罗素和弗雷格的影响。罗素对客体进行了区分,一类是亲知的客体,一类是描述的客体,通过“亲知还原”,描述的客体可以转化为亲知的客体,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客体进行了扩展,认为属性和关系也是一种客体。语言中的一个名称来表示一个简单的客体,通过这些客体的结合方式,指称客体的名称可以相互组合成句子。对于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定义它们是什么,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言说这些客体是存在的,因为定义一个客体就是意谓着被定义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实质上是罗素亲知客体的变体,是经验的客体。图象论的主旨是说明图象如何具有命题的内容,图象可以看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看成图象,这对于解释最简单句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处理复杂的句子呢?

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的设想是用合取和析取处理一切复杂句子,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伦前束式处理量词句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来采取了另一个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图象法,“凡对于复合体的陈述,都可解析成对于其成分的陈述,解析成一些把复合体完全摹状了的命题。”即一个复杂的表达式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它的表达式的真值,即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语言的运作方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源于罗素和弗雷格的启发,罗素和弗雷格两人都认为命题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主张将命题形式化,即用数学中的函数表示命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思想的运用是水到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函目”。换句话说,“一切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做真值运算的结果”。“命题就是从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自然也从其确是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切命题都是原初命题的总括。”

命题与世界的图象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图象的元素与事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二是图象与事实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图象是一事实”,“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

正是因为命题具有相同的结构,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变项替换。那么,图象如何与世界相联系?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这种关系由名称—客体的关系来决定,但是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反叛,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深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名称与客体的关系被受一定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所确定。在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不需要图象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这种被规则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是将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题分析,他的研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命题的构成和命题的真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命题的真假。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前期哲学为解决辛提卡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而博弈语义学中的概念则直接对应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存在,是以现实世界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维特根斯坦的客体。在辛提卡看来,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所涉及的客体多是描述的客体,这些描述的客体有些能转换为亲知客体,有些不能,如“结构为H3O的水”,但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又会涉及这些概念,自然在定义域D中也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体是对维特根斯坦客体的扩展。辛提卡的客体分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两类,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显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语义学层面上的,而是语用学层面上的语义,这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中得以体现。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定义域D中的个体必须能与可能世界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脱离了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说何物,更不用说判定言说语句的真假。正如DanaScott所指出的那样,语义确定一个实现不是必需的,它应该为证实一个实现是正确的提供标准。

在确定了命题的构成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命题真假的标准是什么。辛提卡认为,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假值。博弈论语义学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体用概念的名称代入量词所约束的变元,即参与人“我”在定义域D中找到相关的个体以证实语句,而参与人“自然”则企图找到范例来证伪语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关的个体呢?或者说,怎样才知道代入个体后的语句为真?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命题的构成问题,相应的,辛提卡的命题范围较之维特根斯坦就宽泛的很多。辛提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称为“寻找并找到的”逻辑,寻找并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一个适当个体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来的图象与现实世界相符合。这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交流。可见,在确定命题真假的标准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图象论的符合标准。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话说就是,“名称-客体关系曾经被建立,仅仅需要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将原子句和现实相比较。”

辛提卡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和逻辑语义学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围相似性之一,就是在两个理论中,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现实的特定方面之间的代表关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进一步的分析。”罗素指出,事实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而一个命题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两种方式,即以人们所谓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一个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原子事实,与原子事实相对应的是原子命题,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联结词就构成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在分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量词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概括命题。其真假最终也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复杂命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辛提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指示性句子的表达在通常的本质上不是这些语言博弈的一个回合,在这些语言博弈中,给出了几个构成成分的词语,并且因此给出了整个句子的内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我们根据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确定定义域D,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可以处理命题,并且将命题的具体处理方法转化为真值函项的求解,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真值函项求解,并且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论。[

二“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的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是运用语言的比喻,即强调语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试图通过孤立的逻辑分析来揭示语词的意义,结果只能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从具体的语境动态地观察语词的用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问“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而应该说“什么是意义的解释”。弄清一个语词代表什么之前,必须首先掌握包括这个语词在内的那种语言游戏,一个词语的意义也就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思考,得益于一场足球比赛的启发,同时,相较于足球比赛,语言游戏也存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

“遵循规则类似于服从命令。人们是被训练这样做的;人们是以特定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的。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可见,规则和遵循规则是人们在实践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这种语言游戏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逻辑必然性?“维特根斯坦最终在他的认识论斗争中失败了”。

其实[论/文/网LunWenNet/Com]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辛提卡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受到博弈论的影响。“游戏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冯·诺意曼(vonNeumann)和约翰·纳什(JohnNash)那些数学家构建一个详细的游戏的一般理论的结构,那个理论旨在帮助科学家与哲学家理解有趣的问题的范围。它们甚至包括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语言—世界关系)以供讨论,维特根斯坦从中提出了他的语言游戏观念。”

与维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确立了命题和世界的图示关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来,单纯的图像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图像论的任务是描述关系,那么对关系的关系的刻画,则需要另一个理论。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为解释语言与现实结合所需要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经常包含更多的语言博弈思想。“为了理解(一个给定的一阶逻辑语句)F,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记忆空间,事实上,我们对一阶语句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语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较之上,而不是(潜在的)F的图像本质。”“有时语言博弈能够明显的被发现用于提供词语和它所刻画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用图像论处理语句理解的时候已经不足道了,但更为恰当。辛提卡认为自己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在我没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怎么可能在实践中采取一个策略?”

这里有几种选择。也许有人会像在非确定性证据系统内所做的那样提出某种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议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递归中。这种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中实际可游戏性的思考。辛提卡坚持认为语言目标导向语言本质,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处于维特根斯坦形式化时期的游戏概念的意义。当时,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提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

语义学论文范文篇2

一“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维特根斯坦是学界倍受关注的大师,其前后期思想的迥异恰当地诠释了他的哲学主题:“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论语义学所强调的也是动态的理解命题,这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图象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目的都在于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界限来理解思想的结构和界限。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基点,就是回到逻辑的出发点,即考虑命题的性质。这样,真的界限就构成了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就是关于事实的话语。“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②。维特根斯坦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象,“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③。“图象是一种事实”④。“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⑤。“图象的真假在于其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与否”⑥。维特根斯坦认为,图象与它所图示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关系“由图象元素与物项的配合而成”⑦,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图象;二是“凡图象,不论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实在———对或错———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即是逻辑型式,亦即实在的型式。”⑧所以,“每个图象亦是一逻辑图象”⑨。“对象是简单的”⑩。“对象构成世界的本体。因此不能是复合的。”

一切复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这就是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这种绝对简单的对象是什么?很显然,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罗素和弗雷格的影响。罗素对客体进行了区分,一类是亲知的客体,一类是描述的客体,通过“亲知还原”,描述的客体可以转化为亲知的客体,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客体进行了扩展,认为属性和关系也是一种客体。语言中的一个名称来表示一个简单的客体,通过这些客体的结合方式,指称客体的名称可以相互组合成句子。对于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定义它们是什么,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言说这些客体是存在的,因为定义一个客体就是意谓着被定义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实质上是罗素亲知客体的变体,是经验的客体。图象论的主旨是说明图象如何具有命题的内容,图象可以看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看成图象,这对于解释最简单句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处理复杂的句子呢?

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的设想是用合取和析取处理一切复杂句子,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伦前束式处理量词句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来采取了另一个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图象法,“凡对于复合体的陈述,都可解析成对于其成分的陈述,解析成一些把复合体完全摹状了的命题。”即一个复杂的表达式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它的表达式的真值,即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语言的运作方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源于罗素和弗雷格的启发,罗素和弗雷格两人都认为命题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主张将命题形式化,即用数学中的函数表示命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思想的运用是水到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函目”。换句话说,“一切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做真值运算的结果”。“命题就是从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自然也从其确是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切命题都是原初命题的总括。”

命题与世界的图象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图象的元素与事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二是图象与事实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图象是一事实”,“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

正是因为命题具有相同的结构,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变项替换。那么,图象如何与世界相联系?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这种关系由名称—客体的关系来决定,但是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反叛,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深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名称与客体的关系被受一定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所确定。在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不需要图象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这种被规则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是将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题分析,他的研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命题的构成和命题的真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命题的真假。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前期哲学为解决辛提卡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而博弈语义学中的概念则直接对应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存在,是以现实世界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维特根斯坦的客体。在辛提卡看来,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所涉及的客体多是描述的客体,这些描述的客体有些能转换为亲知客体,有些不能,如“结构为H3O的水”,但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又会涉及这些概念,自然在定义域D中也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体是对维特根斯坦客体的扩展。辛提卡的客体分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两类,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显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语义学层面上的,而是语用学层面上的语义,这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中得以体现。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定义域D中的个体必须能与可能世界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脱离了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说何物,更不用说判定言说语句的真假。正如DanaScott所指出的那样,语义确定一个实现不是必需的,它应该为证实一个实现是正确的提供标准。

在确定了命题的构成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命题真假的标准是什么。辛提卡认为,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假值。博弈论语义学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体用概念的名称代入量词所约束的变元,即参与人“我”在定义域D中找到相关的个体以证实语句,而参与人“自然”则企图找到范例来证伪语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关的个体呢?或者说,怎样才知道代入个体后的语句为真?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命题的构成问题,相应的,辛提卡的命题范围较之维特根斯坦就宽泛的很多。辛提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称为“寻找并找到的”逻辑,寻找并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一个适当个体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来的图象与现实世界相符合。这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交流。可见,在确定命题真假的标准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图象论的符合标准。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话说就是,“名称-客体关系曾经被建立,仅仅需要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将原子句和现实相比较。”

辛提卡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和逻辑语义学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围相似性之一,就是在两个理论中,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现实的特定方面之间的代表关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进一步的分析。”罗素指出,事实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而一个命题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两种方式,即以人们所谓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一个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原子事实,与原子事实相对应的是原子命题,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联结词就构成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在分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量词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概括命题。其真假最终也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复杂命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辛提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指示性句子的表达在通常的本质上不是这些语言博弈的一个回合,在这些语言博弈中,给出了几个构成成分的词语,并且因此给出了整个句子的内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我们根据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确定定义域D,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可以处理命题,并且将命题的具体处理方法转化为真值函项的求解,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真值函项求解,并且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论。

二“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的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是运用语言的比喻,即强调语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试图通过孤立的逻辑分析来揭示语词的意义,结果只能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从具体的语境动态地观察语词的用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问“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而应该说“什么是意义的解释”。弄清一个语词代表什么之前,必须首先掌握包括这个语词在内的那种语言游戏,一个词语的意义也就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思考,得益于一场足球比赛的启发,同时,相较于足球比赛,语言游戏也存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

“遵循规则类似于服从命令。人们是被训练这样做的;人们是以特定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的。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可见,规则和遵循规则是人们在实践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这种语言游戏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逻辑必然性?“维特根斯坦最终在他的认识论斗争中失败了”。

其实[论/文/网LunWenNet/Com]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辛提卡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受到博弈论的影响。“游戏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冯·诺意曼(vonNeumann)和约翰·纳什(JohnNash)那些数学家构建一个详细的游戏的一般理论的结构,那个理论旨在帮助科学家与哲学家理解有趣的问题的范围。它们甚至包括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语言—世界关系)以供讨论,维特根斯坦从中提出了他的语言游戏观念。”

与维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确立了命题和世界的图示关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来,单纯的图像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图像论的任务是描述关系,那么对关系的关系的刻画,则需要另一个理论。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为解释语言与现实结合所需要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经常包含更多的语言博弈思想。“为了理解(一个给定的一阶逻辑语句)F,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记忆空间,事实上,我们对一阶语句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语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较之上,而不是(潜在的)F的图像本质。”“有时语言博弈能够明显的被发现用于提供词语和它所刻画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用图像论处理语句理解的时候已经不足道了,但更为恰当。辛提卡认为自己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在我没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怎么可能在实践中采取一个策略?”

这里有几种选择。也许有人会像在非确定性证据系统内所做的那样提出某种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议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递归中。这种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中实际可游戏性的思考。辛提卡坚持认为语言目标导向语言本质,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处于维特根斯坦形式化时期的游戏概念的意义。当时,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提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

因此,在他的博弈论语义学框架下所研究的语义博弈,可以被看作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一类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常项不存在,在这点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所持的观点不同,辛提卡认为逻辑常项是存在的,并且将逻辑常项与博弈规则做了比较,认为逻辑常项等同于博弈规则。与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认为逻辑常项与自然语言中的连接词是一致的。这样,辛提卡就为博弈论语义学找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环———规则的确定。辛提卡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与博弈的数学理论概念直接结合,“其结果就是那个既适用于自然语言又适用于形式语言的最现成的语义理论”。辛提卡认为,与一个语词相关的语言博弈就是围绕该词发生的使该词活动意义的活动,语词的意义同样需要在相应的使用中才能确定。我们所言说的语句是可以分解简化的,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博弈论,通过将句子简化为原子句,再依据名称与所指的对应关系,我们就可以确定句子的真假。

辛提卡在吸取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弈论语义学,作为当代语义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博弈论语义学的运用并不仅仅局限于逻辑学的范畴,可以说,博弈论语义学的哲学意义与它的理论特征是密切相关的。理清其背后的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一理论,并且大大扩展了我们思考语言和世界关系的哲学和逻辑学空间。

语义学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博弈论;语义学;逻辑哲学

贾可·辛提卡是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他将博弈论与语义学直接结合起来，创建了博弈论语义学。辛提卡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处理命题，就是要确定命题的值，即命题的真或假。同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预设了命题是二值的。辛提卡首先给出一个定义域D，任何名称都可以在这个集合中找到所指。博弈论语义学的核心是将量词短语看成专名，将句子看成语句函项，然后在给定的定义域D中选择相应的个体将句子中的量词短语替换，从而达到消除量词，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提卡选择了博弈论，他将人们对句子的理解过程比喻为一个两人博弈，两个参与人分别为“我”和“自然”，每个回合必定要分出胜负，不容平局，那么对于一个句子S，根据规则，博弈双方轮流将S约化为S’、S’’，等等，直至最后使得约化的句子不再包含变量和连接词，即原子句，此时双方就可一决输赢。如果这个原子句为真，则我取胜，自然失败;如果这个原子句为假，则自然取胜，我失败。运用博弈论语义学，我们能够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简化的语句，从而能够轻松地判定这些语言信息的真假。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是理解定义域D、原子句、博弈等概念。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可以说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综合:“语言博弈”概念源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语言游戏说，而它的理论核心则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图象论。

一“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维特根斯坦是学界倍受关注的大师，其前后期思想的迥异恰当地诠释了他的哲学主题:“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论语义学所强调的也是动态的理解命题，这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图象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目的都在于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界限来理解思想的结构和界限。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基点，就是回到逻辑的出发点，即考虑命题的性质。这样，真的界限就构成了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就是关于事实的话语。“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②。维特根斯坦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象，“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③。“图象是一种事实”④。“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⑤。“图象的真假在于其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与否”⑥。维特根斯坦认为，图象与它所图示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关系“由图象元素与物项的配合而成”⑦，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图象;二是“凡图象，不论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实在———对或错———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即是逻辑型式，亦即实在的型式。”⑧所以，“每个图象亦是一逻辑图象”⑨。“对象是简单的”⑩。“对象构成世界的本体。因此不能是复合的。”

一切复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这就是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这种绝对简单的对象是什么?很显然，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罗素和弗雷格的影响。罗素对客体进行了区分，一类是亲知的客体，一类是描述的客体，通过“亲知还原”，描述的客体可以转化为亲知的客体，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客体进行了扩展，认为属性和关系也是一种客体。语言中的一个名称来表示一个简单的客体，通过这些客体的结合方式，指称客体的名称可以相互组合成句子。对于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定义它们是什么，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言说这些客体是存在的，因为定义一个客体就是意谓着被定义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实质上是罗素亲知客体的变体，是经验的客体。图象论的主旨是说明图象如何具有命题的内容，图象可以看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看成图象，这对于解释最简单句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处理复杂的句子呢?

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的设想是用合取和析取处理一切复杂句子，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伦前束式处理量词句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来采取了另一个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图象法，“凡对于复合体的陈述，都可解析成对于其成分的陈述，解析成一些把复合体完全摹状了的命题。”即一个复杂的表达式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它的表达式的真值，即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语言的运作方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源于罗素和弗雷格的启发，罗素和弗雷格两人都认为命题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主张将命题形式化，即用数学中的函数表示命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思想的运用是水到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函目”。换句话说，“一切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做真值运算的结果”。“命题就是从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自然也从其确是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切命题都是原初命题的总括。”公务员之家

命题与世界的图象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图象的元素与事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二是图象与事实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图象是一事实”，“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

正是因为命题具有相同的结构，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变项替换。那么，图象如何与世界相联系?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这种关系由名称—客体的关系来决定，但是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反叛，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深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名称与客体的关系被受一定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所确定。在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不需要图象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这种被规则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是将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题分析，他的研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命题的构成和命题的真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命题的真假。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前期哲学为解决辛提卡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而博弈语义学中的概念则直接对应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存在，是以现实世界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维特根斯坦的客体。在辛提卡看来，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所涉及的客体多是描述的客体，这些描述的客体有些能转换为亲知客体，有些不能，如“结构为H3O的水”，但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又会涉及这些概念，自然在定义域D中也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体是对维特根斯坦客体的扩展。辛提卡的客体分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两类，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显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语义学层面上的，而是语用学层面上的语义，这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中得以体现。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定义域D中的个体必须能与可能世界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脱离了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说何物，更不用说判定言说语句的真假。正如DanaScott所指出的那样，语义确定一个实现不是必需的，它应该为证实一个实现是正确的提供标准。

在确定了命题的构成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命题真假的标准是什么。辛提卡认为，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假值。博弈论语义学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体用概念的名称代入量词所约束的变元，即参与人“我”在定义域D中找到相关的个体以证实语句，而参与人“自然”则企图找到范例来证伪语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关的个体呢?或者说，怎样才知道代入个体后的语句为真?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命题的构成问题，相应的，辛提卡的命题范围较之维特根斯坦就宽泛的很多。辛提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称为“寻找并找到的”逻辑，寻找并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一个适当个体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来的图象与现实世界相符合。这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交流。可见，在确定命题真假的标准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图象论的符合标准。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话说就是，“名称-客体关系曾经被建立，仅仅需要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将原子句和现实相比较。”

辛提卡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和逻辑语义学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围相似性之一，就是在两个理论中，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现实的特定方面之间的代表关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进一步的分析。”罗素指出，事实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而一个命题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两种方式，即以人们所谓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一个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原子事实，与原子事实相对应的是原子命题，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联结词就构成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在分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量词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概括命题。其真假最终也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复杂命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辛提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指示性句子的表达在通常的本质上不是这些语言博弈的一个回合，在这些语言博弈中，给出了几个构成成分的词语，并且因此给出了整个句子的内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我们根据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确定定义域D，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可以处理命题，并且将命题的具体处理方法转化为真值函项的求解，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真值函项求解，并且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论。

二“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的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是运用语言的比喻，即强调语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试图通过孤立的逻辑分析来揭示语词的意义，结果只能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从具体的语境动态地观察语词的用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问“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而应该说“什么是意义的解释”。弄清一个语词代表什么之前，必须首先掌握包括这个语词在内的那种语言游戏，一个词语的意义也就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思考，得益于一场足球比赛的启发，同时，相较于足球比赛，语言游戏也存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

“遵循规则类似于服从命令。人们是被训练这样做的;人们是以特定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的。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可见，规则和遵循规则是人们在实践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这种语言游戏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逻辑必然性?“维特根斯坦最终在他的认识论斗争中失败了”。

其实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辛提卡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受到博弈论的影响。“游戏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冯·诺意曼(vonNeumann)和约翰·纳什(JohnNash)那些数学家构建一个详细的游戏的一般理论的结构，那个理论旨在帮助科学家与哲学家理解有趣的问题的范围。它们甚至包括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语言—世界关系)以供讨论，维特根斯坦从中提出了他的语言游戏观念。”

与维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确立了命题和世界的图示关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来，单纯的图像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图像论的任务是描述关系，那么对关系的关系的刻画，则需要另一个理论。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为解释语言与现实结合所需要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经常包含更多的语言博弈思想。“为了理解(一个给定的一阶逻辑语句)F，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记忆空间，事实上，我们对一阶语句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语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较之上，而不是(潜在的)F的图像本质。”“有时语言博弈能够明显的被发现用于提供词语和它所刻画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用图像论处理语句理解的时候已经不足道了，但更为恰当。辛提卡认为自己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在我没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怎么可能在实践中采取一个策略?”

这里有几种选择。也许有人会像在非确定性证据系统内所做的那样提出某种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议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递归中。这种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中实际可游戏性的思考。辛提卡坚持认为语言目标导向语言本质，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处于维特根斯坦形式化时期的游戏概念的意义。当时，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提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

语义学论文范文篇4

训诂学不属于语言学、语文学之范畴。训诂学不等于语文学加语用学。

尘封已久的训诂学自本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论著纷纷发表。这门几成绝学的

古老学科已经走出了曾经鲜为人知而备受冷落的窘境，又生机勃勃地立于当代中国之学林。举凡涉猎中国古代

文化的学人，均不同程度地向训诂学界投以关注、期待的目光。10余年的训诂学研究，有对前人成果的整理

爬梳，有前贤未及的新领域的开辟，也有为传统学术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可以说成绩显著，功不可没。然而对

于本学科的性质这个最根本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却一直很少有专门深入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尽管

如此，这毕竟是研究训诂学难以回避的问题，不少学者也曾粗略地描述过它在科学坐标系上的位置。这些论述

散见于训诂学概论一类的著作。

本文就常见的有关著述，对训诂学性质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并加以评说。列举各种说法时以论著出版或发

表的时间先后为序。笔者所见，专门探讨训诂学性质的论文仅有1篇，论及训诂学性质的著作有10余种。归

纳诸家的论述，大体可得4种观点。

1、训诂学即语义学｜词义学

周大璞《训诂学要略》：“训诂学研究语义。训诂学也就是语义学。”（湖北出版社，1980年，1页

）吴孟复《训诂通论》：“训诂学就是研究语义的。”“我国传统的训诂学与语义学相当。”（安徽教育出版

社，1983年，1页，16页）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它（指训诂学，作者）实际上就是古汉语

词汇学。”“训诂学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页）齐佩ró

ng＠①《训诂学概论》：“‘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意义的一种专门学术。”“训诂学也可以

叫做‘古语义学’。”（中华书局，1984年，1页）

西学东渐以后，各种西方学术思潮猛烈地撞击着自成体系的国学。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有些学者开始重

新审视传统学科的地位、价值，力图在现代科学体系中找到其对应的位置。一分为三的传统“小学”音韵之学

与科学语音学衔接，形体之学同科学汉字学相承，对于训诂学，自然就有人将其和现代语义学认同。这种认同

用心之良苦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无庸讳言，这确实是一种简单的比附。语义学（scmantics）是西方哲学家和

语言学家们共同营造出来的一门跨学科的学问。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有哲学语义学和语言语义学之分。不

仅哲学语义学与训诂学大相径庭，就是语言语义学也与训诂学难以相当。

1．1研究对象不同

“语义学是一门研究意义、特别是语言意义的学科。”［①］这就是说，语义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各级语

言或言语单位。其目的在于揭示语言或言语单位特别是词和句的意义，重在探明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的关系，

从而指导人们的言语活动。而训诂学的直接研究对象当是训诂。任何一门人文科学都是先有了某种人类文化现

象，然后才有相应的学科出现，而且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必定是那一相应的人文现象。正如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是语言，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训诂学的研究对象也无疑是训诂。训诂是解释疏通古汉语言语作品，训诂

学就是要通过对训诂材料、训诂活动的探讨，把握训诂的实质，揭示训诂规律，总结训诂方法，其目的在于指

导古籍的释读。持训诂学即语义学或词义学之说的学者们混淆了训诂与训诂学的畛域，因而将训诂学与语义学

等量齐观。训诂是一种活动，将其结果诉讼文字即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训诂材料，如随文释义的注疏和《尔雅》

等训诂专书。它们的直接对象是汉文古籍中的语词，只指出某语词作如何解，而并不追究为什么要作如是解。

这与语义学有较多交叉之处。训诂学则是对训诂材料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和王念孙的《

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章太炎的《文始》等。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某语词为何作如是解的规律，都不

同程度地使训诂材料理论化了。人们从中可以领悟到汉文古籍释读的方法。由此可见，训诂学与语义学对象既

异，任务有别。此外，语义学研究的是活在人们口头上的词和句的意义，而训诂学探究的则是如何理解和解释

古代文献的意义。这就又有了历时的差异。

1．2涉及范围有异

迄至今天的语义学，无论是哪个学派的，研究范围尚未超出词和句的意义，而训诂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以

释词解句为核心内容的训诂，但训诂却不仅仅是释词和解句。训诂资料表明：除释词解句外，训诂尚需辨析古

书异例，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可谓集大成之作。亦可指明篇旨段意，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

章句》即是。也有主要探究出典的，如李善的《文选注》。此外还兼及校勘，王念孙《读书杂志》和俞樾《古

书疑义举例》中颇多精辟的理校。这些都是汉文古籍释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自然就成为训诂学涉猎的范

围。史籍训诂中则更有对史实的考核补订，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而裴松之注

《三国志》，列举魏晋人著作达二百余种，文字总数超出正文三倍，对史实多有补充和辨正。上述几个方面，

是到目前为止的任何一家语义学也未曾涉及的。统览训诂书籍，我们可以发现，除释词解句是训诂家共同关注

的核心外，随训诂文本的性质不同，训诂内容亦各有侧重。经籍训诂多兼阐发义理，名籍训诂多并考订史实。

训诂学与语义学研究对象有别，涉及范围既异，则不能认为是同质的学科。当然我们并不排斥语义学研究

成果如义素分析、语义场理论等作为训诂学的“他山之石”而被吸收借鉴。

2、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综合性学科，不等于语义学｜词义学

陆宗达《训诂简论》：“训诂学曾经一度是文献语言学的总称，……训诂学绝不简单地等于语义学，它其

实包括了古代汉语研究的各方面的内容。”（北京出版社，1980年，168页）殷孟伦《训诂学的回顾与

前瞻》：“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以语义为核心，用语言解释语言而正确地理解语言、运用语

言的科学。因此它是兼有解释、翻译（对应）和关涉到各方面知识的综合性科学。”“应该注意的是，训诂学

虽然以语义以为核心，但并不限于语义的范围。因此，训诂学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语义学。”（载《文史哲》1

982年3期）张永言《训诂学简论》：“按照近代科学系统来说，训诂学可以说是语言学（philology）的

一个部门，是主要从语文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的一门学科。它跟语文学的各个部门（如文字学、校勘学）和语

言学（linguistics）的各个分科（如词汇学、音韵学、语法学、修辞学）以及其他一些人文科学（如历史学

、考古学、民族学）都有密切的联系；它需要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20页）许嘉璐《训诂学的性质及其它》：“现代意义上的训诂学所研

究的是自尔以前的训诂实践和古人对这种实践所做的并不系统完整的论述。这就决定了它是一门应用的、综合

的、总结式的学科。”“如果一定要跟西方语言学中的学科比附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训诂学近于语文学加语用

学，却离词义学更远。”（载《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增刊·古汉语专辑）许威汉《训诂学导论

》：“训诂学既是传统的汉语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字学、声韵学、语义学、历史语法学、文言修辞

学及校勘学等的综合运用。它和词义学有密切的联系，而不等于词义学。……由此看来，我们应该认识到训诂

学是这样的一门学科：它是以古代文献的训诂为研究对象，以语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门独立学科，是语言学

里具有综合性和实用性特征的技术科学（参照白兆麟的一些见解）。”（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13

页）按，白兆麟的见解可参见其《简明训诂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年）

以上诸家在表述上虽有差异，但其核心意思是一致的，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或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一门

综合性的学科。他们都敏锐地指出了训诂学非语义学或词义学，同时不同程度地说明了其综合性。这无疑是很

有见地的。然而这种貌似稳妥的界说其实并没有揭示出训诂学的性质，而是仅仅明确地指出了其属概念，并且

说明了训诂学与诸多学科的联系。训诂学的特质究竟是什么，他们并未高度地概括出来。既使是以语言学或语

文学为其属概念，其可商榷之处亦颇多。

2．1训诂学不属于语言学｜语文学之范畴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语言学（linguistics）和语文学（philolgy）均系舶来品，并非传统国学里固有的学

科名称。将土生土长的训诂学硬放在西洋学术语言学或语文学的框架里，找它的位置，自然难免乖舛之处，因

为这是两种迥异的文化背景下生长出来的学术之树，大体比照还可以，具体对应却很难。界定某一学科的性质

，关键在于找出其种差。这就是说必须是精细的、周密的，大体比照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单凭后人对训诂二字

的理解来界定训诂学的性质，说它属于语言学或语文学均无不可，因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训诂即顺释古代的书

面语言。但是在训诂活动方兴未久时，顺释疏通的就不止是古语古言了。只要我们能尊重训诂事实，对逸出训

诂二字的涵义所圈定范围的归纳篇旨段意、审核异文、分析构字理据、校勘古籍讹误、考订史实真伪等不要视

而不见，就不得不承认这些均非现代语言学或传统语文学所能涵盖的内容。［②］清儒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

证》完全是阐发哲学思想的，与语言学或语文学的距离更远了，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它不是训诂书籍。这足

以说明把训诂学放到语言学或语文学里是不合适的，犹如拿着柳树的枝在场树的干上寻觅它固有的位置。当然

我们并不反对传统国学与现代科学嫁接，更不反对训诂学吸收现代语言学或别的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因为训

诂学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是开放型的综合学科，只要是对汉文古籍释读有用的学术，理所应当为训诂学所容纳吸

收。

2．2训诂学不等于语文学加语用学

训诂学里的非语言因素，如前所述，自然不能以语文学来范围，因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文学。语用学

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是30年代末由美国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在他的《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首先使用的，

1977年荷兰正式出版发行了《语用学杂志》，从此，语用学便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语用学（prag

matics），即语言实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它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研究在不同的语

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③］其主要对象是句子，研究句子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用义。我们只

能说语用学与随文释义的训诂在某些方面确有共同的旨趣，而且其研究成果如前提理论、交际中的文化因素等

可以，也应当为训诂学所吸收。但训诂学并不能与语文学加语用学契合无间。因此，许嘉璐先生虽然为传统训

诂学的现代化指出了一条新的途径，但这个勉强的比附却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够允惬的。

古汉语书面语言确是训诂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训诂学的研究内容却不止古汉语书面语言，而且不是其直

接对象。其直接对象是训诂。因为训诂是对文本的解释，训诂学是研究如何解释文本的。文本的载体是记录语

言的文字，解释当然要先从语言文字入手，但仅仅就语言文字论语言文字，对于一些比较专门的文本则难免捉

襟见肘。如解经必有古代哲学知识，释史必有史学功底，解释有关于天文历法的文本，则不可没有天文历法知

识。说训诂学不是语言学或语文学，并没有使训诂学降格贬值，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在某一领域的特

征。当然我们也不想妄自尊大，无端地抬高其地位。只是想实事求是地认识把握其特质，以期扬长避短，进而

取长补短，使传统学术现代化。

3．训诂学即阐释学

申小龙《训诂：中国文化阐释的前沿—一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中的训诂学思想》：“张世禄明确

指出，中国训诂学的性质，与其说它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中国训诂学并非纯粹的字义理论，而是大

部分偏于实用的研究，是读者识字或辨认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它与语义学是异质的。”（载《读书》198

8年2期）笔者手头没有张世禄先生的原著，凭申小龙博士的书评看，张先生对训诂学性质的界定确实别出心

裁。这是他在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言学中浸润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独特领悟。虽然训诂学尚不能与西方阐释学

相提并论，但毕竟为我们科学地把握训诂学的性质拓宽了思路。

阐释学（hermeneutics）又名解释学、诠释学或释义学，“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

论或哲学。”［④］“在当代社会，释义学主要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艺术和语言哲学、文化哲学及文艺批

评理论出现的。”［⑤］它是哲学，也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把训诂学视为阐释学，其合理之处是显而易见

的。因为训诂学就是研究如何解释古代文本的。然而中国的训诂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具备哲学和一般方

法论的形态，所以不如换一个说法更为妥贴。

训诂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树上枝桠，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性特证，而西方科学虽然呈渐趋综合之势

，但现有的学科绝大多数还是科学分工日益精细的产物。将两种文化背景迥异，思维走向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

中的某些学科做简单的比照，势必出现方枘圆凿的情形。

4、训诂学是研究正确解释语言的学科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

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

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

源是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81页）洪诚《训诂学》：“训诂的任务是解释语言。训诂学

是研究怎样正确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也就是讲清楚怎样注释的道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4页）郭在贻《训诂学》：“质言之，训诂只是感性的，个别分析的，训诂学则提高为理性的，综合整理的，

它能使许多零碎的训诂知识带上条理性和系统性。”接着引黄侃、齐佩róng＠①说以证之，然后在系统性

之外，又提出了独创性和实用性。（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3—4页）

上引诸说除黄侃说的笼统，郭在贻说的含糊外，洪诚说的最为明白剀切。他先从训诂说起，自然地引出训

诂学是研究如何正确地理解语言和解释语言的结论。这一结论近是。训诂的本质是对文本的解释，这就决定了

训诂学只能是研究如何解释文本。只是将解释的范围限定为语言，则又拘泥于训诂二字的含义了。如果无视在

训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训诂资料中的非语言因素，强以训诂二字的涵义来范围训诂学，则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一门学科的名称在当初大约是可以顾名思义的，但其后来的发展情况是谁也始料不及的。那么后人在界定某

一学科的性质时则只能根据这一学科后来的实际情况判别，否则便是不尊重客观事实。

我们认为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举凡汉文古籍释读中遇到的问题都是

训诂学无法回避的。清代著名训诂大师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

词也；可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这是说释读汉文古籍当从词句入手，然后才能了

解圣贤的思想。虽然戴氏所言仅提及解经，但这正是训诂之事。我们何尝不能推衍开去：释读汉文古籍均由词

句入手，最终目的是弄懂文本的意旨。《尚书》艰涩难懂是因为语言古奥，而《易经》玄幽难明却恐怕主要在

于易理包罗万象。因而《易经》训诂就不能只是释词解句，注《山海经》必得古代地理知识撑持，释《黄帝内

经》须有医学知识佐助。否则有注几于无注。事实上中国古代训诂大家极少纯汉语研究者，许慎“五经无双”

，郑云是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扬雄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这说明没有鸿富的知识，只研究汉语是不能成为训

诂大师的。一个训诂大师同时必定是一个汉语学家，而一个汉语学家则未必就是训诂大师。

注释：

①见毛茂臣《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1页。

②参见R.R.K.哈特曼，F.C.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1981年版，200—201页、2

56页。

③见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④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一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引言》第1页。

⑤同④第3页。

语义学论文范文篇5

词义除了组合表现出来的意义外是由环境补充、确定的。因此，词义的运用、理解与交际的环境，说听双方的职业身份、心情、生活经历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句子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往往需要参与交际的人自己去补充。而交际的语言环境则可以使词语具有比较确切的意义。具体的说，语境就是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的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语境的功能有两个：其一是解释功能，其二是过滤功能。语境不仅帮助我们推究词义，还帮助我们防止不合规范的语言现象的出现。因此，在我们学习和工作中，研究语境对词义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来共同探讨一下：

（一）社会语境决定词义

（1）历史社会环境

在不同时代，所处社会环境不同，语言环境也肯定有所不同。学习时一定要注意到这种不同，才能更好地理解词义，理解文章的主旨所在。例如：

小说《六十年的变迁》里季交恕问方维夏：“你知道这个消息吗？”方：“什么消息？”季：“开刀了啦！”方：“什么病开刀？”季：“你还睡觉！杀人！”显然方没联系到1927年社会革命形势的变化，就不明白“开刀”两字究竟指什么，要别人做进一步的解释。

（2）语用社会环境

词的“组合意义”的研究就是在语用社会环境影响下词义的若干变异意义，即交位变体，是受整个社会语言内部因素影响的结果，主要是一个义位受近邻或远邻的义位“语义溢出”作用而获得的新义。例如：

A．这小东西，真可爱！

B．这是些什么东西！

同样的“东西”，但由于说话人的语气，声调不同，而使两者的基本义和附加义有所不同。“东西”《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这样的义项：具体或抽象的事物。但在第一句话中的“东西”，特指说话者喜爱的小动物或小孩子，使基本义缩小，并且具有了喜爱的情感附加义。第二句话中“东西”指让说话者厌恶的事物，具有了厌恶的情感附加义。

（二）上下文语境决定词义

（1）词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语言义是指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一个词汇单位，或语言的词汇系统中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词的基义或概念义。“言语义”是指进入特定语境或言语片断的词，实际上指什么，现代语义学称为组合义，也就是义位处在言语组合中的变体。有的语言学家称这种义位变体为词的“涵义”而不是“意义”。词典上所列的义项，都是词的语言义，而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词在不同语境中的言语义即义位变体都列上。例如：

A．场景：手术室门外，焦急地守候着正在进行子宫肌瘤摘除手术的病人家属，门开了，医生出来。

病人家属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切了”的一问一答是指“肌瘤切除”。

B．场景：一年后，这位医生来到一群老太太中锻炼。

大伙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大家都一样，到了退休年龄谁还能例外？”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办理离退休手续只能按年龄“一刀切”。

C．场景：锻炼完，医生回家。见女儿在看书，记起出门时要她把排骨切好。

医生问：“切了吗？”

女儿答：“早就切好啦。”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切排骨。

看，“切”“了”“吗”这三个语词符号本来是从交际场景中抽象出来的，在词典里都有全民共同理解的确定词义即语言义，其组词成句的方式也是符合高度抽象的汉语语法规律的。但经组成“切了吗？”“切了”这两个非主谓句进入不同交际场景后，无论是充当疑问句或陈述句，其话语含义并不一样，却又能顺利地进行思想交流。在医院和家里的对话，话语含义和字面意义一致，但“切”的具体对象不同，这是交际场景使抽象的语义具体化；而在锻炼时的对话，明显含有超越字面意义的寓义了。这是交际场景赋予话语的寓义。“切”这个词在辞典中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增加“退休”这个义项。这就是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2）篇张语境的延伸——具体语境

很多的话都要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才能了解它的确切的意思，同样的话，两个人处境不同，可能会作截然相反的理解。例如：

《智取威虎山》剧中：坐山雕拿到杨子荣献上的联络图狂喜，杨子荣压着怒火，对行将覆灭的众匪说：“联络图一到手，牡丹江一带就是我们的了。”这里的“我们”在这种语境中，具有“包容”和“排除”两个相反的义项。匪徒听了这话认为“我们”一词包括他们在内，可是杨子荣说的“我们”一词则排除匪徒之外，这语言中的奥妙，观众一听就明白。幽默，含蓄的语言，会使观众心情松缓舒适，但如果不是这个语境，而是杨子荣面对战友说这话，“我们”就只能有一种义项。

（3）语义范围的改变——组合义

在交际过程中，上下文语境随时给词义以强烈的影响，增加或减少，改变词义所表示的范围，以适应交际的广泛需要，例如：

“菜”，孤立起来看，“菜”的词义是“蔬菜，可做副食用的植物。”一旦进入上下文语境，义位间，义位内部的变化都有可能。“买菜”“吃菜”两个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扩大为泛指包括“蛋品、肉类、蔬菜”在内的副食品，由此可见“菜”的义位由于组合发生了广化。“摘菜”“泡菜”“渍菜”通过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不同程度缩小，限于白菜，萝卜等。“摘菜”有两个意思：一是摘好可做菜的植物果实或叶子。二是去掉黄烂的叶子。这实际上也从另一角度限制了“菜”的范围，由此可见，这三个组合使“菜”义位发生了狭化。

（三）情景语境决定词义

（1）隐含语义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的。同样的词语组合，在不同的情景中表达的意义可能很不一样，如“我等你半天了。”这样一个词语组合，出自不同人之口，表达的意义就很不一样。如是恋人之间说这样一句话，则往往含有一种撒娇意思，如是一般关系的两人见面时说这样一句话，则可能是一般陈述和埋怨，而如果是公安人员对犯罪分子说，则带有一种震慑罪犯的作用。又如在开着车窗的公共汽车上，甲对坐在车窗边的乙说：“今天真冷。”这句话单从字面上理解，可能只是陈述一种自然现象，但如结合具体情景来理解，甲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可能是让乙把车窗关上。再如，周末孩子对父母亲说：“明天星期天。”孩子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可能是要提醒父母亲别忘了带他去玩或者作别的事情。

（2）情景语义

唐代朱庆馀和张籍的两首对答诗可以很好说明这个问题。朱庆馀的诗《闺意献张水部》是：“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的答诗《酬朱庆馀》是：“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两首诗光从字面上看，全是关于闺秀装扮、姿色的对答，但实际上是一方在应举前借献诗向主考官请教，另一方给予满意答复的一场有趣对答。这两首诗对答得珠联璧合，委婉含蓄之中对答双方对诗句的言外之意都心领神会。由此可见，情景语境往往使词语产生言外之意，读者往往要结合一定的语境去理解话语的真正含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彼此更好地交流思想感情的效果。

由于情景语境常常能使言语产生言外之意，因此，在人们的日常言语交际活动中，交际者有时为了追求某种特殊表达效果，往往保留一些言语空白，如婉转的告诫、含蓄的情感表达、辛辣的讽刺等把一部分言外之意留给听者自己去补充、理解。

（3）临时语义

词义在特殊情景语境作用下，往往会发生多种转变，最常见的是使词语意义向相反方向转变产生临时语义，而这其中又以词语感情色彩的转变为最常见。如孙犁《荷花淀》中写水生妻子等人去寻丈夫不着归来时的心情：“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失望，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在这里“狠心贼”成了几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昵称。再如“冤家”这个词，本指具有深仇大恨的人，但在我国许多古典戏文中却往往成为妇女对亲爱的男子的昵称。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语言中的反语等大都是利用词语的词义转变形成的。

情景语境使语义发生转变，并不总是向反义方向转变，在有些语境中，语义也会发生其它转变，使词语产生新的不同于原来的临时意义。如“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这个俗语，这里的“天”和“人”都不再是原有的意义，不是实指某处的天空和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增加了一层新义：“天”指更高的境界，“人”指更有能力的人物。

（四）个人语境决定词义

我们不能忽略个人语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文章中，说话人本身的处境以及他的性格气质学识水平思维习惯对词义的影响。同样是“我去上课”，教师说是去讲课，学生说是去听课。同理，大夫说“我去看病”，与病人说“我去看病”意思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话语由于人的地位、处境的不同可能会做出截然相反的理解。

欢乐聚会上，有人惊呼：“火”！这时，成人的心理是骤然惊恐。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经历过火灾，产生了对“失火”时许多可怕的心理联想，然而在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中，一个未见过、听过或经历过“火灾”的人，对“火”的语义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牛”这个词，所指意义对一般人可能是相同的，但联想意义则不同。中国人联想到的是勤劳，印度人联想到的是神圣，欧美人联想到的是肉和奶的奉献者。汉语的“醋”常使人联想起“嫉妒”的内涵，英语与其对应的词“vinegar”却与“不愉快的，尖酸的，坏脾气”联系在一起。这都是由于人们的思维习惯不同而造成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词义和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语境对词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词义在语境之中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语境以直接或间接，显现或隐藏等多样方式影响着语言的活动，制约着词义的显现。研究词义在语境中的变化有利于词汇语义学中进一步研究语言运用的课题，从而也有利于选择恰当、准确的词语，提高交际的水平。

参考文献

（1）黄伯荣、瘳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石安石《语义论》商务印刷书馆1993.北京

（3）杰弗里．N．利奇《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4）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5）侯维东《语境对词义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4

（6）冯海霞《词义在语境中的变化》天津师大学报2001.3

（7）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修订本)商务印刷书馆2005.北京

语义学论文范文篇6

（1）历史社会环境

在不同时代，所处社会环境不同，语言环境也肯定有所不同。学习时一定要注意到这种不同，才能更好地理解词义，理解文章的主旨所在。例如：

小说《六十年的变迁》里季交恕问方维夏：“你知道这个消息吗？”方：“什么消息？”季：“开刀了啦！”方：“什么病开刀？”季：“你还睡觉！杀人！”显然方没联系到1927年社会革命形势的变化，就不明白“开刀”两字究竟指什么，要别人做进一步的解释。

（2）语用社会环境

词的“组合意义”的研究就是在语用社会环境影响下词义的若干变异意义，即交位变体，是受整个社会语言内部因素影响的结果，主要是一个义位受近邻或远邻的义位“语义溢出”作用而获得的新义。例如：

A．这小东西，真可爱！

B．这是些什么东西！

同样的“东西”，但由于说话人的语气，声调不同，而使两者的基本义和附加义有所不同。“东西”《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这样的义项：具体或抽象的事物。但在第一句话中的“东西”，特指说话者喜爱的小动物或小孩子，使基本义缩小，并且具有了喜爱的情感附加义。第二句话中“东西”指让说话者厌恶的事物，具有了厌恶的情感附加义。

（二）上下文语境决定词义

（1）词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语言义是指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一个词汇单位，或语言的词汇系统中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词的基义或概念义。“言语义”是指进入特定语境或言语片断的词，实际上指什么，现代语义学称为组合义，也就是义位处在言语组合中的变体。有的语言学家称这种义位变体为词的“涵义”而不是“意义”。词典上所列的义项，都是词的语言义，而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词在不同语境中的言语义即义位变体都列上。例如：

A．场景：手术室门外，焦急地守候着正在进行子宫肌瘤摘除手术的病人家属，门开了，医生出来。

病人家属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切了”的一问一答是指“肌瘤切除”。

B．场景：一年后，这位医生来到一群老太太中锻炼。

大伙问：“切了吗？”

医生答：“切了。大家都一样，到了退休年龄谁还能例外？”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办理离退休手续只能按年龄“一刀切”。

C．场景：锻炼完，医生回家。见女儿在看书，记起出门时要她把排骨切好。

医生问：“切了吗？”

女儿答：“早就切好啦。”

根据上下场景提示，这里的“切了”是指切排骨。

看，“切”“了”“吗”这三个语词符号本来是从交际场景中抽象出来的，在词典里都有全民共同理解的确定词义即语言义，其组词成句的方式也是符合高度抽象的汉语语法规律的。但经组成“切了吗？”“切了”这两个非主谓句进入不同交际场景后，无论是充当疑问句或陈述句，其话语含义并不一样，却又能顺利地进行思想交流。在医院和家里的对话，话语含义和字面意义一致，但“切”的具体对象不同，这是交际场景使抽象的语义具体化；而在锻炼时的对话，明显含有超越字面意义的寓义了。这是交际场景赋予话语的寓义。“切”这个词在辞典中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增加“退休”这个义项。这就是语言义的变体——言语义。

（2）篇张语境的延伸——具体语境

很多的话都要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才能了解它的确切的意思，同样的话，两个人处境不同，可能会作截然相反的理解。例如：

《智取威虎山》剧中：坐山雕拿到杨子荣献上的联络图狂喜，杨子荣压着怒火，对行将覆灭的众匪说：“联络图一到手，牡丹江一带就是我们的了。”这里的“我们”在这种语境中，具有“包容”和“排除”两个相反的义项。匪徒听了这话认为“我们”一词包括他们在内，可是杨子荣说的“我们”一词则排除匪徒之外，这语言中的奥妙，观众一听就明白。幽默，含蓄的语言，会使观众心情松缓舒适，但如果不是这个语境，而是杨子荣面对战友说这话，“我们”就只能有一种义项。

（3）语义范围的改变——组合义

在交际过程中，上下文语境随时给词义以强烈的影响，增加或减少，改变词义所表示的范围，以适应交际的广泛需要，例如：

“菜”，孤立起来看，“菜”的词义是“蔬菜，可做副食用的植物。”一旦进入上下文语境，义位间，义位内部的变化都有可能。“买菜”“吃菜”两个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扩大为泛指包括“蛋品、肉类、蔬菜”在内的副食品，由此可见“菜”的义位由于组合发生了广化。“摘菜”“泡菜”“渍菜”通过义位的组合，使“菜”的义位不同程度缩小，限于白菜，萝卜等。“摘菜”有两个意思：一是摘好可做菜的植物果实或叶子。二是去掉黄烂的叶子。这实际上也从另一角度限制了“菜”的范围，由此可见，这三个组合使“菜”义位发生了狭化。

（三）情景语境决定词义

（1）隐含语义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的。同样的词语组合，在不同的情景中表达的意义可能很不一样，如“我等你半天了。”这样一个词语组合，出自不同人之口，表达的意义就很不一样。如是恋人之间说这样一句话，则往往含有一种撒娇意思，如是一般关系的两人见面时说这样一句话，则可能是一般陈述和埋怨，而如果是公安人员对犯罪分子说，则带有一种震慑罪犯的作用。又如在开着车窗的公共汽车上，甲对坐在车窗边的乙说：“今天真冷。”这句话单从字面上理解，可能只是陈述一种自然现象，但如结合具体情景来理解，甲说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可能是让乙把车窗关上。再如，周末孩子对父母亲说：“明天星期天。”孩子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可能是要提醒父母亲别忘了带他去玩或者作别的事情。

（2）情景语义

唐代朱庆馀和张籍的两首对答诗可以很好说明这个问题。朱庆馀的诗《闺意献张水部》是：“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的答诗《酬朱庆馀》是：“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两首诗光从字面上看，全是关于闺秀装扮、姿色的对答，但实际上是一方在应举前借献诗向主考官请教，另一方给予满意答复的一场有趣对答。这两首诗对答得珠联璧合，委婉含蓄之中对答双方对诗句的言外之意都心领神会。由此可见，情景语境往往使词语产生言外之意，读者往往要结合一定的语境去理解话语的真正含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彼此更好地交流思想感情的效果。

由于情景语境常常能使言语产生言外之意，因此，在人们的日常言语交际活动中，交际者有时为了追求某种特殊表达效果，往往保留一些言语空白，如婉转的告诫、含蓄的情感表达、辛辣的讽刺等把一部分言外之意留给听者自己去补充、理解。

（3）临时语义

词义在特殊情景语境作用下，往往会发生多种转变，最常见的是使词语意义向相反方向转变产生临时语义，而这其中又以词语感情色彩的转变为最常见。如孙犁《荷花淀》中写水生妻子等人去寻丈夫不着归来时的心情：“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失望，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在这里“狠心贼”成了几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昵称。再如“冤家”这个词，本指具有深仇大恨的人，但在我国许多古典戏文中却往往成为妇女对亲爱的男子的昵称。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语言中的反语等大都是利用词语的词义转变形成的。

情景语境使语义发生转变，并不总是向反义方向转变，在有些语境中，语义也会发生其它转变，使词语产生新的不同于原来的临时意义。如“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这个俗语，这里的“天”和“人”都不再是原有的意义，不是实指某处的天空和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增加了一层新义：“天”指更高的境界，“人”指更有能力的人物。

（四）个人语境决定词义

我们不能忽略个人语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文章中，说话人本身的处境以及他的性格气质学识水平思维习惯对词义的影响。同样是“我去上课”，教师说是去讲课，学生说是去听课。同理，大夫说“我去看病”，与病人说“我去看病”意思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话语由于人的地位、处境的不同可能会做出截然相反的理解。

欢乐聚会上，有人惊呼：“火”！这时，成人的心理是骤然惊恐。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经历过火灾，产生了对“失火”时许多可怕的心理联想，然而在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中，一个未见过、听过或经历过“火灾”的人，对“火”的语义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牛”这个词，所指意义对一般人可能是相同的，但联想意义则不同。中国人联想到的是勤劳，印度人联想到的是神圣，欧美人联想到的是肉和奶的奉献者。汉语的“醋”常使人联想起“嫉妒”的内涵，英语与其对应的词“vinegar”却与“不愉快的，尖酸的，坏脾气”联系在一起。这都是由于人们的思维习惯不同而造成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词义和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语境对词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词义在语境之中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语境以直接或间接，显现或隐藏等多样方式影响着语言的活动，制约着词义的显现。研究词义在语境中的变化有利于词汇语义学中进一步研究语言运用的课题，从而也有利于选择恰当、准确的词语，提高交际的水平。

参考文献

（1）黄伯荣、瘳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石安石《语义论》商务印刷书馆1993.北京

（3）杰弗里．N．利奇《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4）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5）侯维东《语境对词义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4

（6）冯海霞《词义在语境中的变化》天津师大学报2001.3

（7）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修订本)商务印刷书馆2005.北京

语义学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基础理论；阐释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theoryconsistsonlyoftranslationprincipleswithoutconcretemethodologyanditcannotbeappliedtopracticaltranslating.Thispapergivesabriefaccounttofunctionaltranslationtheory,probesintoitstheoreticalbasisandmakesconvincingexpositionofitbyusingrelevancetheorysothatitenrichesitscontent.

Keywords:functionaltranslationtheory;basictheory;exposition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形式，涉及三种文本：原语文本、译者的图式文本和译语文本。对于原语文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辞功能正确理解原语的修辞功能，是产生理想的图式文本的关键。而正确把握原文的认知图式又是正确理解原文修辞功能的基础。理想的图式文本来自原文的认知图式，来自对原文作者的修辞意图的准确把握。在这个图式文本的基础上，产生怎样的译语文本，除了修辞功能等值之外，还应该考虑翻译的目的和读者对象。

一、功能翻译理论简述

（一）、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

根据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学术报告和出版的专著，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简述如下：

1、分析概念段（conceptualparagraph，具有明确主题意义一个或多个自然段）和句子的修辞功能，使修辞功能的形式重现，从形式的等同中求得功能的等值，意义的等值，这种翻译叫做功能翻译。翻译应该是在修辞功能等值的前提下，遵守“信、达、X”规范；文体不同，翻译的目的不一样，X不一样。（张梅岗，《中国科技翻译》，1994，（3）；刘重德，《三湘译论》，湖南出版社，1995；周笃宝，《中国翻译》，2000，（2））

2、功能翻译理论强调修辞形式等同和功能等值的一致性，修辞是手段，是形式；功能是修辞产生的结果或达到的目的，是内容的总和。修辞包括概念段内和句内的修辞，即语言语境的修辞，也包括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语用语境的修辞。（《科技英语修辞》，1998）换句话说，在概念段和句子中，语义、语法和语用三者合为一体表达修辞功能。

3、功能是靠结构（structures）来体现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四种符号元素（词、词标识、词序和语调）构成。语言结构（constructions）的认知图式与其他认知领域的认知图式类似，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构成语言因果网络。概念段贯穿了一条主题链，或称因果键。这条因果键是命题或语言事件构成的，也是它们的概念化的参考点。（《中国翻译》，1998，（5）此文已被美国ColbyInformationCenterofScience&Culture收录，网上转载。）

4、功能翻译理论强调认知图式理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作用，各种普遍结构和特殊结构的认知图式越具体、越丰富，对翻译研究和实践的能力就越强，是译者形成图式文本的基础。

5、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过程是个斡旋推理过程，因果链是逻辑推理的基本结构，利用已知信息，对非语言要素（如情景、文化和语用等语境）的修辞功能进行判断，产生正确的推时结论。（《英汉功能翻译》，1999）

（二）、功能翻译理论的方法论

我们用修辞功能等值的原则来看待翻译和翻译研究，自然有正确理解原文、翻译表达的一整套与此相应的方法论。这是功能翻译理论最突出的地方。由于功能翻译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因此本文只能概括一些基本的、主要的方法加以研究。

1、概念段的主题认知法

首先，把原文文本划分成概念段，研究概念段的主题思想，找出连接标志，抓住概念段的因果链（《科技英语修辞》），把握语言的功能取向和对概念段整体内容的正确理解。

2、功能分类法

根据功能分类语言学（FunctionalTypologicalLinguistics）把英语分为五大类修辞功能：描述功能、陈述功能、定义功能、分类功能和指令功能，每大类功能又划分出若干小功能，然后与汉语进行分类功能对比研究，探索译的规律。例如，英语陈述功能（陈述部分）总是放在句首，而汉语则置于句末。（张梅岗：《中国翻译》，1999，（5）；2000，（5）；《中国科技翻译》，1998，（1、4））

3、图式研究法

根据图式理论，研究和比较原语和目标语的各种结构的认知图式（cognitiveschema），例如，英语的SVO句、SvoO句、SVOC句和被动句等各种句子的结构图式。与目标语的结构图式比较，研究发现它们的翻译规律和方法。（张梅岗：《中国翻译》，1994，（1、5）；《英汉功能翻译》1999）值得指出的是，用认知理论去研究结构图式尤为重要。请看下面两句：

（1）ThepolicemancausedMarytodie.

（2）ThepolicemanforcedMarytodie.

这两句的结构完全是一样，只有动词的语义不同，而第一句是符合逻辑的，是正确的，第二句不符合逻辑，因而不正确。从这种SVOC结构的认知图式看，主语总是表示原因的，OC表示结果，V主要起连接作用，使之构成符合语法的句子。Force是“逼迫”之义；既然policeman已经成为“Marytodie”的原因，何需再加“逼迫”。根据认知图式理论，必须对结构的主语、谓语、宾语和补语等的内部结构和语义，加以具体分析，才能正确把握句子的功能。

4、积木切分法

形象地说，语言是由积木块和子句构成（张梅岗，1994；WilliamCroft，1998），运用语言就是摆弄“积木”，因为子句一般而言离不开积木。积木包括名词、合成名词、名词性词组、名词化结构等。除了专有名词和具体名词，积木一般都有内部结构，而且，它们的内部结构都是句子。一个句子成分的表层，表示一个句子意义的深层内容，这对翻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翻译的基本任务就是译出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即内在意义。

5、事件切分法

语言是由事件构成的因果网络，根据认知的基本规律和语义原则，必须把事件从因果网

络中切分出来，使之概念化。切分的基本方法是研究事件的内部结构，即时间结构和因果结构。必须分析事件的参与者以及参与者之间相互的因果作用。（《中国翻译》，1998，（5））事件的切分非常复杂，是翻译过程理解和表达的关键。

6、逻辑推理法

逻辑学的研究有助于译者对所译段落真正意义的确定。一切句子的存在都有其先决条件，在句子模糊不清的地方，译者不得不确定其先决条件是什么。（纽马克）

语言是个因果网络，句子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任何一个句子都具有背景信息（已知信息）。运用逻辑推理方法，求得未知信息，并符合逻辑地用目标语言表达。（《中国翻译》，1995，（6）；1996，（1）；《上海科技翻译》，1993，（1）；《英汉功能翻译》1999）

7、概念转换法

原语言表达的概念转换成目标语言表达的概念，是翻译的概念化过程，这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一般而言，翻译不只是概念的正确转换，还必须涉及原语的修辞环境，作者的修辞意图，即修辞功能。但是作者的意图，或语用意义是在句子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受修辞的语言环境的影响。因此，翻译还必须考虑话语的动态意义。翻译单位的择定与所译的文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原语的语码的概念意义，能表达充分的语境效果，即修辞功能，“积木”则成为概念的主要载体，一般目标语言有对等语，自然成为理想的翻译转换为单位，常采用直译的方法。如果原语的语码意义不能充分表达语境效果，则必须考虑整个概念段的语言环境和修辞意图，以句子或称小句（罗选民）为翻译单位，一般用意译法。

8、直译法

在功能等值的原则下，语码的语义意义能产生等值的语境效果时，应“直说还它直说，比喻还它比喻，在消除语言上的差异的同时，保留了言语上的差异。”（冯世刚，《翻译通讯》，1982，（2）保存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特色，“不妄解原文的字句”。即用符合译语规范和习惯和对等语再现原文的全部意义。有时，归宿语言中没有的，而表达功能所必需的，即使生搬硬套出发语的词语和句型也视为正法。例如：

（1）Hewalkedattheheadofthefuneralprocession,andeverynowandthenwipedawayhiscrocodiletearswithabighandkerchief.

他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头，还不时用一条大手绢抹去他那鳄鱼泪。

这句译文把原文作者的修辞所要达到的目的，即“猫哭老鼠”，体现得淋离尽致。

（2）你不明白，给你说也是“对牛弹琴”。

Youcan’tcomprehendit,IfIexplainit,thatis“toplaytheharptoabull”.

虽然英语中“throwpearlsbeforeswine”也有“对牛弹琴”之义，但它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达不到原语的修辞功能。

9、意译法

在功能等值的前提下，消除语言上的差异的同时，没有保存言语上的特色，例如不保存原文的修辞形式和民族特色，词有增减、重复、词性和句型有转换、语序有颠倒、句子有拆、有合、正说和反说互变等译法，应该视为意译。我们把改换法（省略、借用等）、变通法（意译、意译加直译、全不译等）都归为意译。因为这些方法的本质是共同的，过细区分，实用性不大，没有必要。例如：

（1）Hermother’sprideinthegirl’sappearanceledhertostepback.

她母亲看看她女儿，非常得意，所以特地倒退了几步。（张谷若译）

（2）他又说，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农业科学研究、教育和技术推广、人才培训和智力开发。

Themoneyinforeigncurrency,headded,shouldbeusedmainlyforeducationandresearchinagriculturesciencesandtechnology.

10、传统继承法

中国的翻译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算起，有一千七百多年。第一篇论翻译的文章是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悠久的翻译文化传统值得继承。怎样继承，值得研究。功能翻译理论认为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从宏观上作了比较详细的探索，归根结底是围绕“信、达、雅”做文章。对翻译的论述，大多是文艺翻译家们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不乏真知灼见。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成为后人奉为译事的楷模，视为金科玉律。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取得的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和功能分类语言学等对翻译理论产生根本性质的影响。功能翻译理论认为，传统翻译理论在翻译的文字表达上的论述非常精辟，而且有理论依据，即建立在对比语言学基础上。由于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传统翻译理论的许多翻译表达方法如增译、省译、重译、反译、拆句、合句等都是实用的。翻译包括两方面，“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傅雷）“领悟”更重要。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理解原语言的方法和理论没有系统地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强调，在继承的同时，必须对传统翻译理论加以检讨，才能建立符合翻译规律的理论体系。（张梅岗，《中国翻译》，1999，（5）周笃宝；2000，（2）；《上海科技翻译》2000，（2））

二、功能翻译理论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笔者对功能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功能翻译理论建立在现代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分类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和逻辑思维学的基础上。

理论，是指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某个知识领域里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成为体系。它是在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形成，随实践而发展。功能翻译理论是以修辞功能等值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在翻译实践上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一）、功能翻译理论的认知

什么是功能？“功能就是意义”（胡壮麟《外国语》1998，（3））。意义是什么呢？根据系统语义学观点和概念语义学，意义就是命题的内容。词表达最基础的概念，词构成子句，子句表示命题。命题的集合，构成了话语，成为因果链（T.Givon,1998，美国俄勒冈大学）。由此可见，功能就是命题的内容，就是意义，就是修辞产生的目的；命题是形式，是手段。换句话说，功能是命题手段所产生的结果或达到的目的。功能是由形式来体现的，“形式指事物内在要素的结构和组织”。

“内容指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内在要素的全部意义”。李奇（G.leech）教授在《语义学》（semantics）（1983年第二版）第5章论述了翻译等值的概念，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完整地表达原文的交际值（communicativevalue），在第2章描述了译文和原文交际值等值的七个方面的意义：概念意义（conceptualmeaning）、内含意义（connotative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meaning）、感情意义（affectivemeaning）、附带意义（reflectedmeaning）、词的搭配意义（collocativemeaning）、主题意义（thematicmeaning）、第2-第6又叫联想意义（associativemeaning）。

翻译，做到这七个方面的等值，就是理想的译文。意义上等值的翻译，也就是功能等值的翻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前辈王宗炎教授早在1981年就有明确的论述，他指出，“在作用上最适当的译法，也就是在意义上最适当的译法，”“在功能上与原文不对路，从整体看来，就不见得忠实”。（王宗炎，1981）

“形式等同”、“功能等值”，有个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容和形式”，“内容总是某种形式的内容，形式总是某种内容的形式”，“同一种形式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体现不同的内容”。功能翻译理论强调，“形式是由修辞功能、修辞技巧、句型结构等构成的。其中决定因素是修辞功能，因为修辞功能决定修辞技巧、句型和句子结构，甚至许多语法现象也只能从修辞功能上才能得到解释。”（《论EST的功能翻译》，1994）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功能翻译理论把概念段的语义、语法和修辞紧密结合，互相影响，不可分割。突出修辞功能的重要性，功能靠形式体现，靠结构体现。功能等值的翻译首先必须突出考虑概念段内的语言语境，然后从修辞功能的角度研究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语用语境。因为修辞功能受词义、句子的语法结构和语用意义的支配。句子里每个词的义值由本句的上下文所决定。根据VanDijk的宏观理论，情景、文化和语用等语境的意义对概念段的功能也会产生重要作用。

（二）、功能翻译理论的阐释

功能等值的翻译理论，我们用关联理论也可以得到正确的阐明和解释。建立在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基础上的关联理论是一种认知语用学理论，是从语用学相关原则（PrincipleofRelevance）发展的。下面我们再用关联理论来论证功能翻译理论的正确性。

关联理论的定义：关联是命题（proposition）同语境（context）集合Cl-Cn之间的关系，关联是命题的基本特征，是命题对语境的关系。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定义呢？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定义有两层意思：第一，“语境的集合”就是指有明确主题的概念段，关联就是这个概念段的一条意链；第二，命题本身具有关联性，是这条意链上的一小段。这一思想与功能翻译理论关于具有明确主题意义的一个或多个自然段为概念段，且有一条主题链的思想吻合。

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原则强调，任何一个交际行为必须保证自身最佳关联。“交际行为”是什么？就是一个语言事件在时间结构上按内部时间展开，在因果结构上扫因果逻辑展开。我们可以说，事件具有最佳的关联性。而且功能翻译思想阐述了“积木”理论，认为“积木”是组装了的语言单位，即“积木”的内容结构是个子句，关联性最佳。

关联理论还认为，关联性之间与语境蕴含意义（contextimplication）相关联，认为语境蕴含意义不是命题本身的产物，而是命题与语境集合相结合而产生的含义。我们的“修辞功能等值”认为，交际功能涉及语义和语，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双方交际的参考事件是语义的范畴。交际双方根据语境情景调整各自的语言，符合语用意义。就书面语言而言，根据写作目的的要求，使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描述语言事件，达到预期写作意图，实现修辞功能。翻译让原文和译文在“修辞功能”上等值，除了语言语境之外，自然还必须考虑原语言的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语用语境。

语义学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基础理论；阐释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theoryconsistsonlyoftranslationprincipleswithoutconcretemethodologyanditcannotbeappliedtopracticaltranslating.Thispapergivesabriefaccounttofunctionaltranslationtheory,probesintoitstheoreticalbasisandmakesconvincingexpositionofitbyusingrelevancetheorysothatitenrichesitscontent.

Keywords:functionaltranslationtheory;basictheory;exposition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形式，涉及三种文本：原语文本、译者的图式文本和译语文本。对于原语文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辞功能正确理解原语的修辞功能，是产生理想的图式文本的关键。而正确把握原文的认知图式又是正确理解原文修辞功能的基础。理想的图式文本来自原文的认知图式，来自对原文作者的修辞意图的准确把握。在这个图式文本的基础上，产生怎样的译语文本，除了修辞功能等值之外，还应该考虑翻译的目的和读者对象。

一、功能翻译理论简述

（一）、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

根据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学术报告和出版的专著，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简述如下：

1、分析概念段（conceptualparagraph，具有明确主题意义一个或多个自然段）和句子的修辞功能，使修辞功能的形式重现，从形式的等同中求得功能的等值，意义的等值，这种翻译叫做功能翻译。翻译应该是在修辞功能等值的前提下，遵守“信、达、X”规范；文体不同，翻译的目的不一样，X不一样。（张梅岗，《中国科技翻译》，1994，（3）；刘重德，《三湘译论》，湖南出版社，1995；周笃宝，《中国翻译》，2000，（2））

2、功能翻译理论强调修辞形式等同和功能等值的一致性，修辞是手段，是形式；功能是修辞产生的结果或达到的目的，是内容的总和。修辞包括概念段内和句内的修辞，即语言语境的修辞，也包括情景语境、文化语境、语用语境的修辞。（《科技英语修辞》，1998）换句话说，在概念段和句子中，语义、语法和语用三者合为一体表达修辞功能。

3、功能是靠结构（structures）来体现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四种符号元素（词、词标识、词序和语调）构成。语言结构（constructions）的认知图式与其他认知领域的认知图式类似，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构成语言因果网络。概念段贯穿了一条主题链，或称因果键。这条因果键是命题或语言事件构成的，也是它们的概念化的参考点。（《中国翻译》，1998，（5）此文已被美国ColbyInformationCenterofScience&Culture收录，网上转载。）

4、功能翻译理论强调认知图式理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作用，各种普遍结构和特殊结构的认知图式越具体、越丰富，对翻译研究和实践的能力就越强，是译者形成图式文本的基础。

5、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过程是个斡旋推理过程，因果链是逻辑推理的基本结构，利用已知信息，对非语言要素（如情景、文化和语用等语境）的修辞功能进行判断，产生正确的推时结论。（《英汉功能翻译》，1999）

（二）、功能翻译理论的方法论

我们用修辞功能等值的原则来看待翻译和翻译研究，自然有正确理解原文、翻译表达的一整套与此相应的方法论。这是功能翻译理论最突出的地方。由于功能翻译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因此本文只能概括一些基本的、主要的方法加以研究。

1、概念段的主题认知法

首先，把原文文本划分成概念段，研究概念段的主题思想，找出连接标志，抓住概念段的因果链（《科技英语修辞》），把握语言的功能取向和对概念段整体内容的正确理解。

2、功能分类法

根据功能分类语言学（FunctionalTypologicalLinguistics）把英语分为五大类修辞功能：描述功能、陈述功能、定义功能、分类功能和指令功能，每大类功能又划分出若干小功能，然后与汉语进行分类功能对比研究，探索译的规律。例如，英语陈述功能（陈述部分）总是放在句首，而汉语则置于句末。（张梅岗：《中国翻译》，1999，（5）；2000，（5）；《中国科技翻译》，1998，（1、4））

3、图式研究法

根据图式理论，研究和比较原语和目标语的各种结构的认知图式（cognitiveschema），例如，英语的SVO句、SvoO句、SVOC句和被动句等各种句子的结构图式。与目标语的结构图式比较，研究发现它们的翻译规律和方法。（张梅岗：《中国翻译》，1994，（1、5）；《英汉功能翻译》1999）值得指出的是，用认知理论去研究结构图式尤为重要。请看下面两句：

（1）ThepolicemancausedMarytodie.

（2）ThepolicemanforcedMarytodie.

这两句的结构完全是一样，只有动词的语义不同，而第一句是符合逻辑的，是正确的，第二句不符合逻辑，因而不正确。从这种SVOC结构的认知图式看，主语总是表示原因的，OC表示结果，V主要起连接作用，使之构成符合语法的句子。Force是“逼迫”之义；既然policeman已经成为“Marytodie”的原因，何需再加“逼迫”。根据认知图式理论，必须对结构的主语、谓语、宾语和补语等的内部结构和语义，加以具体分析，才能正确把握句子的功能。

4、积木切分法

形象地说，语言是由积木块和子句构成（张梅岗，1994；WilliamCroft，1998），运用语言就是摆弄“积木”，因为子句一般而言离不开积木。积木包括名词、合成名词、名词性词组、名词化结构等。除了专有名词和具体名词，积木一般都有内部结构，而且，它们的内部结构都是句子。一个句子成分的表层，表示一个句子意义的深层内容，这对翻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翻译的基本任务就是译出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即内在意义。

5、事件切分法

语言是由事件构成的因果网络，根据认知的基本规律和语义原则，必须把事件从因果网

络中切分出来，使之概念化。切分的基本方法是研究事件的内部结构，即时间结构和因果结构。必须分析事件的参与者以及参与者之间相互的因果作用。（《中国翻译》，1998，（5））事件的切分非常复杂，是翻译过程理解和表达的关键。

6、逻辑推理法

逻辑学的研究有助于译者对所译段落真正意义的确定。一切句子的存在都有其先决条件，在句子模糊不清的地方，译者不得不确定其先决条件是什么。（纽马克）

语言是个因果网络，句子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任何一个句子都具有背景信息（已知信息）。运用逻辑推理方法，求得未知信息，并符合逻辑地用目标语言表达。（《中国翻译》，1995，（6）；1996，（1）；《上海科技翻译》，1993，（1）；《英汉功能翻译》1999）

7、概念转换法

原语言表达的概念转换成目标语言表达的概念，是翻译的概念化过程，这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一般而言，翻译不只是概念的正确转换，还必须涉及原语的修辞环境，作者的修辞意图，即修辞功能。但是作者的意图，或语用意义是在句子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受修辞的语言环境的影响。因此，翻译还必须考虑话语的动态意义。翻译单位的择定与所译的文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原语的语码的概念意义，能表达充分的语境效果，即修辞功能，“积木”则成为概念的主要载体，一般目标语言有对等语，自然成为理想的翻译转换为单位，常采用直译的方法。如果原语的语码意义不能充分表达语境效果，则必须考虑整个概念段的语言环境和修辞意图，以句子或称小句（罗选民）为翻译单位，一般用意译法。

8、直译法

在功能等值的原则下，语码的语义意义能产生等值的语境效果时，应“直说还它直说，比喻还它比喻，在消除语言上的差异的同时，保留了言语上的差异。”（冯世刚，《翻译通讯》，1982，（2）保存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特色，“不妄解原文的字句”。即用符合译语规范和习惯和对等语再现原文的全部意义。有时，归宿语言中没有的，而表达功能所必需的，即使生搬硬套出发语的词语和句型也视为正法。例如：

（1）Hewalkedattheheadofthefuneralprocession,andeverynowandthenwipedawayhiscrocodiletearswithabighandkerchief.

他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头，还不时用一条大手绢抹去他那鳄鱼泪。

这句译文把原文作者的修辞所要达到的目的，即“猫哭老鼠”，体现得淋离尽致。

（2）你不明白，给你说也是“对牛弹琴”。

Youcan’tcomprehendit,IfIexplainit,thatis“toplaytheharptoabull”.

虽然英语中“throwpearlsbeforeswine”也有“对牛弹琴”之义，但它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达不到原语的修辞功能。

9、意译法

在功能等值的前提下，消除语言上的差异的同时，没有保存言语上的特色，例如不保存原文的修辞形式和民族特色，词有增减、重复、词性和句型有转换、语序有颠倒、句子有拆、有合、正说和反说互变等译法，应该视为意译。我们把改换法（省略、借用等）、变通法（意译、意译加直译、全不译等）都归为意译。因为这些方法的本质是共同的，过细区分，实用性不大，没有必要。例如：

（1）Hermother’sprideinthegirl’sappearanceledhertostepback.

她母亲看看她女儿，非常得意，所以特地倒退了几步。（张谷若译）

（2）他又说，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农业科学研究、教育和技术推广、人才培训和智力开发。

Themoneyinforeigncurrency,headded,shouldbeusedmainlyforeducationandresearchinagriculturesciencesandtechnology.

10、传统继承法

中国的翻译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算起，有一千七百多年。第一篇论翻译的文章是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悠久的翻译文化传统值得继承。怎样继承，值得研究。功能翻译理论认为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从宏观上作了比较详细的探索，归根结底是围绕“信、达、雅”做文章。对翻译的论述，大多是文艺翻译家们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不乏真知灼见。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成为后人奉为译事的楷模，视为金科玉律。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取得的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和功能分类语言学等对翻译理论产生根本性质的影响。功能翻译理论认为，传统翻译理论在翻译的文字表达上的论述非常精辟，而且有理论依据，即建立在对比语言学基础上。由于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传统翻译理论的许多翻译表达方法如增译、省译、重译、反译、拆句、合句等都是实用的。翻译包括两方面，“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傅雷）“领悟”更重要。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理解原语言的方法和理论没有系统地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强调，在继承的同时，必须对传统翻译理论加以检讨，才能建立符合翻译规律的理论体系。（张梅岗，《中国翻译》，1999，（5）周笃宝；2000，（2）；《上海科技翻译》2000，（2））

二、功能翻译理论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笔者对功能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功能翻译理论建立在现代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分类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和逻辑思维学的基础上。

理论，是指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某个知识领域里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成为体系。它是在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形成，随实践而发展。功能翻译理论是以修辞功能等值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在翻译实践上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一）、功能翻译理论的认知

什么是功能？“功能就是意义”（胡壮麟《外国语》1998，（3））。意义是什么呢？根据系统语义学观点和概念语义学，意义就是命题的内容。词表达最基础的概念，词构成子句，子句表示命题。命题的集合，构成了话语，成为因果链（T.Givon,1998，美国俄勒冈大学）。由此可见，功能就是命题的内容，就是意义，就是修辞产生的目的；命题是形式，是手段。换句话说，功能是命题手段所产生的结果或达到的目的。功能是由形式来体现的，“形式指事物内在要素的结构和组织”。

“内容指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内在要素的全部意义”。李奇（G.leech）教授在《语义学》（semantics）（1983年第二版）第5章论述了翻译等值的概念，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完整地表达原文的交际值（communicativevalue），在第2章描述了译文和原文交际值等值的七个方面的意义：概念意义（conceptualmeaning）、内含意义（connotative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meaning）、感情意义（affectivemeaning）、附带意义（reflectedmeaning）、词的搭配意义（collocativemeaning）、主题意义（thematicmeaning）、第2-第6又叫联想意义（associativemeaning）。

翻译，做到这七个方面的等值，就是理想的译文。意义上等值的翻译，也就是功能等值的翻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前辈王宗炎教授早在1981年就有明确的论述，他指出，“在作用上最适当的译法，也就是在意义上最适当的译法，”“在功能上与原文不对路，从整体看来，就不见得忠实”。（王宗炎，1981）

“形式等同”、“功能等值”，有个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容和形式”，“内容总是某种形式的内容，形式总是某种内容的形式”，“同一种形式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体现不同的内容”。功能翻译理论强调，“形式是由修辞功能、修辞技巧、句型结构等构成的。其中决定因素是修辞功能，因为修辞功能决定修辞技巧、句型和句子结构，甚至许多语法现象也只能从修辞功能上才能得到解释。”（《论EST的功能翻译》，1994）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功能翻译理论把概念段的语义、语法和修辞紧密结合，互相影响，不可分割。突出修辞功能的重要性，功能靠形式体现，靠结构体现。功能等值的翻译首先必须突出考虑概念段内的语言语境，然后从修辞功能的角度研究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语用语境。因为修辞功能受词义、句子的语法结构和语用意义的支配。句子里每个词的义值由本句的上下文所决定。根据VanDijk的宏观理论，情景、文化和语用等语境的意义对概念段的功能也会产生重要作用。

（二）、功能翻译理论的阐释

功能等值的翻译理论，我们用关联理论也可以得到正确的阐明和解释。建立在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基础上的关联理论是一种认知语用学理论，是从语用学相关原则（PrincipleofRelevance）发展的。下面我们再用关联理论来论证功能翻译理论的正确性。

关联理论的定义：关联是命题（proposition）同语境（context）集合Cl-Cn之间的关系，关联是命题的基本特征，是命题对语境的关系。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定义呢？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定义有两层意思：第一，“语境的集合”就是指有明确主题的概念段，关联就是这个概念段的一条意链；第二，命题本身具有关联性，是这条意链上的一小段。这一思想与功能翻译理论关于具有明确主题意义的一个或多个自然段为概念段，且有一条主题链的思想吻合。

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原则强调，任何一个交际行为必须保证自身最佳关联。“交际行为”是什么？就是一个语言事件在时间结构上按内部时间展开，在因果结构上扫因果逻辑展开。我们可以说，事件具有最佳的关联性。而且功能翻译思想阐述了“积木”理论，认为“积木”是组装了的语言单位，即“积木”的内容结构是个子句，关联性最佳。

关联理论还认为，关联性之间与语境蕴含意义（contextimplication）相关联，认为语境蕴含意义不是命题本身的产物，而是命题与语境集合相结合而产生的含义。我们的“修辞功能等值”认为，交际功能涉及语义和语，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双方交际的参考事件是语义的范畴。交际双方根据语境情景调整各自的语言，符合语用意义。就书面语言而言，根据写作目的的要求，使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描述语言事件，达到预期写作意图，实现修辞功能。翻译让原文和译文在“修辞功能”上等值，除了语言语境之外，自然还必须考虑原语言的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语用语境。

语义学论文范文篇9

【摘要题】美术史

【关键词】比较现代性/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符号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辩证的历史符号学

【正文】

一、研究范式的检讨

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就目前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而言，虽然做了不少资料的整理工作但是研究力度还是比较贫弱，原因主要是还没有达到一种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的阶段，即对历史进行研究所需的一种适度的历史距离，因而很难获得一种历史视域来提升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尽量减少偏见。虽然作为批评的现代美术史也还是大有人在，但是，由于批评家更多的知识装备是用来应对现实的美术创作问题，主要关心的自然是艺术本体，这样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艺术史观点和美学说服力，却很容易成为一种知识主张而不是一种学术洞见。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作为解释学的美术史状态，对研究方法论的引入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在少有的几部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著作中，郑工对方法论引入的自觉无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尝试。他的博士论文《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经过一番转换的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他说“中国美术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性质是自设自叙”，而其叙述框架则涉及两个基本命题：一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二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内发的多向歧生的模式系统”。他把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多个“共在体”置入动态交换的现代性情境中来研究，提出“外来冲击-内部反应-结构整合”的理论分析图式，并充分注意现代美术发展中的非主流因素，并且认为“多模式的共生，使中国美术从传统到现代成为连续性的行为”。（注：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中的内容提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郑工的方法是首先将现代中国美术现象予以客观对象化，然后再作经验观察与分析，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审视，避免了作为批评的美术史常有的价值判断。应该指出的是，郑工在其博士论文的结语部分还是很坦然地申诉了他对于现代化理论方法选择的理由及其文化立场，虽然对50-60年代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化理论作了不少修正，不过毕竟难以去除那种无奈的感觉。显然，郑工在进行方法论修正的时候，我想或多或少借鉴了德国古典社会学家特洛尔奇(ErnstTroeltsch,1865-1923)的现代原则类型论理论。特洛尔奇关于现代原则的历史构成的差异性以及带有历史发生学性质的类型划分理论框架，其要旨是通过对现代世界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描绘，从历史的具体性来切实把握现代原则的本质，透过类型分析避免进步论历史观，即不把历史中出现的思想或社会变迁视为一种进步式的推进，另外还把社会层面与思想层面的事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这是一种采用历史动态描述的现代结构分析方法，它将现代结构与现代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确实可以为中国的比较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方法论借鉴。（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62-19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1版。）

不过，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折衷主义态度的表现。它一方面沿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从而可以避免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等同西方的现代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化”而是“自设自叙”，其方法是在同一性中寻找差异性，又通过差异性来探视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对抗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予以整体描述和分析，抓住结构形态的开合流变来展开对中国美术现代化道路的铺叙，从而成就出另一种结构形态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是一种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选择，是对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规避和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的破除以及一种地位平等的对话权力的争取，其目的追求便是将中国与西方的对抗转化为对等，所持守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

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是一种研究的新范式，可以说，在对历史进行整体描述的意义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和说服力，因此，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也是一种推进。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研究范式由于受到它自身问题域的限制，并不能解开中国现代美术史实际发生发展的内在历史文化逻辑。它无法进行一种历史的“深描”，（注：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更没能挖掘出中国现代美术演变的历史动因和文化动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仍然是一种结构-形式主义方法，“现代性”成为一种历史理念，成为“艺术意志”，既是动力又是目的，在这里，“形式”等同了“内容”。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再一次以否定的方式现身。

尽管如此，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对我们的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我之所以要对它作一番辨析，就是企图从中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寻找解释中国现代美术更深刻更有效的方法途径奠定基础。透过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现状，我们探测到一种现象，即在当今强大的西方理论压力下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诉求的动机、目的和愿望。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西方中心主义是需要破除的话，同样中国中心主义也存在危险，而文化相对主义则更是没有出路。因为中国现代历史不是孤立地发生的，它已经置入到一个世界性人类历史进程之中，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基于全人类的文化思考来重新考察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在以及设计中国及人类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是需要一种气魄和责任来重新参与创造和建构人类的新文明。对于现在，我们需要文化交流和对话；对于历史，我们需要文化比较与互识；对于未来，我们需要共同探讨。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不会是“现代化”或“现代性”，而是转化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世界性”课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乐黛云就在《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的序中说，走向世界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她引用一位女诗人的话说“走向世界是不能脱离走向自己的深处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走向自己的深处。”她解释说，“‘走向世界’与‘走向深处’其实是一个辩证过程：只有以世界的眼光，从现代人的全球意识出发，才能看清‘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另一方面，只有呈现‘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才能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推动世界文化向前发展。”（注：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从乐黛云的这番话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的设问方式的可能。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始作俑者，虽然他的“中国研究”(ChineseStudies)属于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Regional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注：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2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但是，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他还是在试图寻求某种历史解释的客观性和理解的真理性。在他后来的反思中，他讲到了“冲击-反应”模式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并不适合，他说：“当把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术语应用在中国时，它只能把我们引向歧途。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的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当一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暂时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上的。我们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注：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第14-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费正清对于自己研究概念框架的调适，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真切理解的渴望和一位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更为有意思的是，费正清的这一番话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体认，以及对世界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虽然他这一反思的目的旨在服从于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便对其模式进行修正，他或许觉得用“文化民族主义”来把握中国历史的现代演变更有说服力，但是无意中却透露出一种比较文化思维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

费正清这一番话是值得进行多方面阐释的。如果按照“东方主义”的理论来看，中国似乎只是费正清所想象的“他者”，但实际上，他也通过“他者”重新想象了自己。仅就他用“文化”来限定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这一点来看，事实上，他毕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度，看到了中国有着独特文化这一事实。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不是用“文化”来限定而是突出了“文化”本身。对于他的话，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在他看来，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上，西方历史的深层动力是政治民族主义，而在中国则是文化民族主义，虽然是“冲击-反应”的结果。他的逻辑实际上是，对于中国而言，文化民族主义不仅是抵抗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国家重建的意识形态。费正清虽然透过中国研究看到了“文化”这一独特事实，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他毕竟只能从外部来理解中国，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理解的。在这一点上，他离中国和中国文化确实还很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美国的“中国研究”其目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也要问，我们又如何来研究我们中国自身的历史？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住中国历史的真正脉搏？历史研究除了合规律性之外，是否还有一个合目的性的问题？

基于上述思考，我认为，不论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还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来说，乐黛云所持的比较文学(文化)的立场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只有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部，才有可能解开这历史之谜；我们只有回到“人类”问题本身，我们才可能解开人类历史之谜。因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重建不仅需要对历史理论进行反思，而且还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论批判作为基础，同时还要引入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视域才有可能。

二、从“历史符号学”到辩证历史符号学

“历史符号学”是旅美学者李幼蒸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在同名书《历史符号学》的导论部分对这一概念给予解释。他开篇就从跨学科的角度直面学科分界的问题，他说：“表现形式比较含混的历史话语和研究比较精密的符号学理论话语之间的特殊联系和互动关系，反映出符号学作为比较研究方法论探讨的最新可能性。与作为真正精密科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作为准精密科学方法论的符号学是以语义含混的人文话语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逻辑推理方法虽然更为精密，却难以直接应用于人文科学研究。”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历史话语和符号学理论话语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性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而且他还对人文科学研究者提出了理论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因此他认为，对于当代国际学术最具影响的东西比较史学研究特别是中西史学深层比较研究来说，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是必要的。他将历史理论与符号学进行跨学科的理论重构，从而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并提出“历史符号学”这一标新理论。他说“历史理论今日已成为人文科学理论创新的中心部分。可以说‘历史符号学’则在此部分中占据着最关键的地位。历史符号学既是人文科学理论的中心之一，也是中西比较史学和中国史学现代化理论探讨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理论试图站在当今世界学术的前沿视域，同时以强大的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为背景，以中国深厚的传统史学如中国考据学为基础，对中西史学理论方法进行重构，其目的主要是想摆脱研究视域的时代狭隘性和地域局限性而获得一种开放的视野，并在中西比较研究基础上来展望人类人文科学总体的未来，通过中西和东西学术全面互动逐渐形成世界性的新型学术共同体。可以肯定地说，“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李幼蒸看来，“历史符号学”与作为最高层次的符号学理论系统的“一般符号学”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对一般符号学的功能作了运作方式的限定。其一般性和统一性不仅表现在“历史”的全域性、全科性上，而且表现在“历史”的经验性上。他认为，“历史符号学”名称中的“历史”涉及两层含义：经验的全域性和对象的实在性以及史学理论。在他看来，历史符号学不仅是对20世纪以来各种哲学流派包括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结构语言学和信息论、系统论等进行融会贯通而综合形成的一种全面整合化的理论，甚至还要成为一种永远“超”、“跨”现存及新生学科的运作原则系统的代称，（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中的“导论——‘历史符号学’的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这不仅反映了将“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来看待，同时还反映了他有意向本体化转移的学术追求。在我看来，实际上，从整个《历史符号学》一书来看，他更多的还是把“历史符号学”作为工具性的方法论来看待。

应该承认，“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建构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他提出的三级历史理论模型，即从常规史学到史学史再到第三级的历史理论，使之成为对人文社会知识全域进行“鸟瞰”、“解剖”、“综合”、“地界重划”的最佳场地，因而可以从“历史理论”基地“望”社会人文科学全域。特别是涉及跨文化研究时，高层次的理论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中国传统的史学而言，他除了仍然重视考据学之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或语义学的“文本”(text)，“话语”(discourse)和“叙事”(narrative)这些核心概念尤为重视。他甚至还把中国的“古史辨”大家顾颉刚推为中国第一位“历史符号学家”。他认为顾颉刚思考的许多问题均与当代史学理论课题不谋而合，广泛地涉及到语词表达、指称、意义，以及意识形态背景等各方面，其方法远远超出了清代“辨伪”传统。在他看来，顾氏的思考方向是语义学的，因而也是符号学的。不过，李幼蒸除了肯定并转换了顾氏的理论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或符号学研究还应该包括一门中国史学特有的“历史叙事学”。总而言之，他提出“历史符号学”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文本批评”学和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他认为，透过这一方法论的使用，可以帮助我们细致地区分古代典籍中求真的部分和意识形态“功用”的部分，对于历史话语来说更是如此，对于“历史叙事学”而言则通过历史事件编叙程式来透析出史实的“实证性压力”、知识性限制和意识形态框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实质。（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23-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的操作应用在他最近出版的《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最能反映出来，他主要是从横向共时面的角度来进行语义学分析，同时对理论体系的语义学变迁进行历时性的考察。他说“一般来说‘儒学’指‘四书五经’系统，其存在具有综合的史学内涵，而仁学为独立的思想文本。因此不妨比喻说，仁学是‘横向’存在的，是纵向历史中的横向存在，而儒学是‘纵向’存在的；仁学是伦理学思想系统，而儒学是社会文化史过程。”他还说“我们将仁学与儒学区分开来，首先可以使孔子思想和中国两千年儒教政治史分开，两者成为虽相关而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结果不仅有益于古典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未来文化学术创新的事业。一个直接的益处是使传统仁学和现代‘反封建思想运动’可以彼此兼容一致。一方面，只有仁学，而非传统儒学全体，才能有进一步参与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伦理学对话的可能性。”（注：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的“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历史符号学”的工具价值在这里确实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因而也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历史符号学”的方法论基础来源于“理论符号学”。“理论符号学”是李幼蒸通过对西方现代符号学进行全面研究和总结并进行了综合的一个理论成果。他甚至把“理论符号学”称之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语义学研究”或“文化思想普遍语义学”，并认为，作为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价值统一问题的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比，人文科学应占据学术首要地位。因此，符号学在人类全面技术异化的危机中更应担负起力挽狂澜的使命。（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的“再版序”，第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他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可以说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的所有理论进行了重构，组成由“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构成的三大理论板块，并对这三大板块的符号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理论界定。“语言符号学’包括语言结构、语义结构、话语结构三个部分，是对自然语言的研究而且把它视为符号学理论的硬核，是符号学和语言学、语言哲学和文学理论的交汇面；“一般符号学”强调了语言系统和非语言系统以及社会环境分析的关联；“文化符号学”则是探讨对文化思想所进行的符号学分析，既涉及文化思想深层结构的解剖，又涉及人文话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它将符号学与哲学、文学和思想史研究联结到一起。尽管从表面上看，《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仅只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疏理，似乎没有什么创新，而实际上却是一次理论重构。如果说，语言学主要包括语形学(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三个部分的话，那么，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三大板块就是对语言学三个部分所进行的拓殖和重构，但是，从三大板块的关联来看，与语言学的三个部分的内在关联显然有着同构性，因此，实际上它照样依循了结构主义早期从语言学扩展到一般符号学的逻辑。它一方面对语言学进行了拓殖，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抽象，从而将符号学转化为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它显示了与德国哈贝马斯的社会语言学认识论和阿佩尔的语言学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不同，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结构主义性质的。因此，以这样的理论符号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再转移到历史研究领域，自然也就难以摆脱法国结构主义思想的阴影。这也正是“历史符号学”之所以重视“文本”、“话语”和“叙事”并把“历史话语”的语义学作为主要分析的对象的原因。

虽然符号学理论变化万千，但是它的结构主义性质始终没有改变。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他们骨子里深藏的其实仍然还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只不过由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促使他们把这一理论工具的使用调转并服务于对理性主义信仰的批判和现代社会症结的探讨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与西方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分道扬镳，他更多的是建构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的。据他自己称，结构主义自70年代以来，除了法国派向后结构主义转变之外，荷兰则将结构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火炬传承了过去，他特别推崇荷兰的符号学家托伊恩·A.梵·迪克(TeunA.VanDijk)，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推动了符号学的新发展。李幼蒸对中国的问题显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学术问题来说，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更为根本，符号学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方向是使中国的现代学术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力保证。因此，他所关心的问题和需解决的问题与那些对西方思想方法亦步亦趋和鹦鹉学舌式的学人相比，显然有着更深刻、更敏锐的学术思想洞察力，应该说，这是一种当代中国学者所应持有的文化学术立场。

“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可以对传统文化表现重新加以排列，使其意指结构突显，从而促进其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在微观水平上进行的比较文化研究又必将显著提高对文化表现涵义的理解，使各不同文化在重构的分析层次上有效地进行比较和沟通，（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1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因此，它更注重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而不是历史语境的重构。可以看出来，李幼蒸对于“历史符号学”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有限定的，他更愿意选择作为一般符号学这一中层理论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操作。特别是他透过对艾柯与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所进行的比较与批评，觉得后者的理论更适合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他说：“一般说来，格雷马斯的符号学意识形态论研究，既涉及以符号学为方法来揭示社会人文科学话语中意识形态隐蔽因素的方面，又涉及符号学方法本身的意识形态前提方面。但在具体讨论中，格雷马斯主要关心前者，对后一方面只限于做纲领性的说明。格雷马斯同样未能就如何区分符号学固有意识形态前提和符号学科学性问题进行明确的阐释，他的有关研究中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从积极方面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来尽量认识和排除错误的意识形态干扰。由于其分析对象是话语表达面本身的意识形态结构问题，故具有深刻的理论符号学意义。”（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57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正是基于对格雷马斯的批判性吸收，当他面对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的问题时，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话语结构之间显然存在着对应关系，认为中国学术意识形态系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映射，而其各种程式化的表现风格均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因此，对中国历史话语的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就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并间接地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5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故而，我们也可以把“历史符号学”称之为“去伪存真”的理论。

“历史符号学”对于历史话语的研究应该说是有效的，甚至对包括思想、文化话语的辨析也同样有效。这个工具的操作程序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确立一个历史话语，然后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因素的剔除，再从历史的演化过程来探询话语语义的本意和真意。从目的结果来看，虽然倾向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还原精神，但却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立场，目的是为更有效地进行异质文化系统的比较与沟通而奠定语义学基础；从程序过程来看，虽则与福柯的知识话语考古学和谱系学相仿，却又在学术的问题方向上与其对立，福柯的目的是要对西方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和对知识话语的权力-意识形态结构的揭露，从而否定话语的“真理性”，福柯对于历史更强调它的断裂性和非连续性，他基本上是一个反历史主义者。“历史符号学”可以说是从积极的辩证的角度达到对二者的综合，显现了其难能可贵的品质，这一点显然与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解构传统的学人不同。不过，总体看来，“历史符号学”主要还是用来进行历史话语的语义研究——意义系统的分析与理解而不是历史研究——历史过程的深度阐释，因而，它的局限性也就显露出来了。

作为历史研究，其目标和任务不仅在于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揭示，而且更注重对历史语境的还原以及对历史发展的普遍关联的探寻。这样说来，这个工具就显得有些消极了，因为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而言，它只能成为解决部分问题的工具。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历史符号学”本身，而在于这个方法论概念的提出者一开始就对它进行的理性化的自我限定。但是，我认为，“历史符号学”并不一定要限制在理论符号学的中层即作为一般符号学的孤立地位，而应该与前后两个理论板块层贯通起来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这样一来，这个理论的内涵就有可能被扩大，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灵活而有效的工具。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我们又重新把符号学拉回到语言学的位置上的话，“历史符号学”就会被还原为“语义学”，而概念的提出者恰恰又有意回避语法学和语用学这两个方面。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生的哲学转向来看，“语用学”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无论是德国的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还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的哲学重建无疑都是建立在“语用学”的基础之上。他们在哲学认识论上的突破，甚至可以这样来说，如果说康德完成了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的话，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则把康德的先验主体认识论推向了先验符号学(语言学)，即一方面为“认知人类学”，另一方面为“知识社会学”，从而使我们对于知识论有了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说，先验符号学是继康德之后德国哲学的又一次大综合，是对西方偏于科学精神英美分析哲学与偏于人文科学的大陆解释学的大融合，（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从其根本精神来说，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回归与再阐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于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批判，并为之奠定一个“实践”的先验基础的话，那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传人的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两人所发展起来的先验符号学，则是透过对形式语言学的批判，重新回到语用学这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维度，并且为语言学或符号学建立先验基础。或许对于阿佩尔来说，更重视先验符号学的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即他所谓的“哲学的改造”（注：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路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他在对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批判问题上与阿佩尔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是有着一致性，如对认识的旨趣的批判和对语言交往中的理性歪曲——独断论、意识形态和目的性等的批判以及试图建立在规范的论证前提下的交往伦理学和政治学。差别在于哈贝马斯意在于建立一个针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因此，他不同于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先验”语言语用学哲学建构，而是更着意于方法论方向的“普遍的”语用学哲学建构。（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第222-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不过，从总体而言，他们都反映出一种从语言学的框架来改造传统哲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对语用学的重视，更反映了出了一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回归。可以这样说，哲学的“语言学语用学”转向也是一次哲学的“后现代转向”。虽然后现代现象确实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作为思想资源的后现代哲学的确可以重新开启思考世界和历史的新视角。

语言哲学向语用学、交往实践和社会历史的转向，无论从认识论还是从方法论来看，都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根本一致性，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语言学符号学不仅转向语用学甚至“先验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为语言学符号学方法论的全面建立和使其朝着完善而有效的方法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同时，我还认为，语言学符号学如果要发展成为普遍的方法论，还必须向着辩证语言学方向生成，也就是要将语用学、语法学和语义学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辩证语言学关系，使其相互依赖、互相生发、相互转化，建立一种辩证的内在语言学关系。基于同样的思路，我们也需要对“历史符号学”进行重构，使其朝着辩证“历史符号学”的方向发展。从理论符号学的意义上说，也就需要贯通“语言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以及“文化符号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其成为一种辩证的与社会历史关联着的外在符号学关系。这样，“历史符号学”就成为了辩证的历史符号学，从而也可以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一般逻辑。

语义学论文范文篇10

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语言特征，英文杂志的标题名更是具有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吸引着读者的目光。其内含的文化信息，极有语言文化教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正如很多语言研究人员所强调的，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帮助学生认识并理解语言文本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将文化欣赏与语言教学相结合，有利于扩展学生的人文知识面并增强他们对英美文化的理解。

英美国家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竞争激烈，文章标题是否吸引读者的眼球对报刊杂志的成功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所谓："若标题得势，则全文皆振，若标题失势，则全文皆靡"（张健1994:1）。所以报刊杂志的编辑往往会使出浑身解术，利用各种语言工具，将标题设计得引人入胜。或是语音，或是词汇，或是意义（包括语义、语境、语域、修辞等几个方面），标题常在其中某个或某些方面有独到之处。有的标题幽默，有的标题运用典故，有的开门见山，有的故弄玄虚，目的都只有一个：别具一格，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吸引读者注意力。

本文分析了1997年以来的Time,U.S.NewsandWorldReport,Newsweek,TheEconomist,ManagementToday,Forbes,Reader’sDigest等多种杂志中的文章标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标题语篇中常见的一些语言特征。这些语言特征可以归属到三大类：音韵、构词和意义，希望能对从事外语教学的教师有所启发。

二、语言特征

1、音韵

杂志标题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量运用头韵(alliteration)、押韵(rhyme)、元音韵(assonance)、辅音韵(consonance)、重复(repetition)、拟声(onomatopoeia)等音韵模式。杂志编辑们会在不同层面探索语音的美学属性，以创作音调优美的标题。

（1）头韵

头韵（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的单词以相同的辅音开头）可以说是美国杂志文章和标题中俯拾皆是的一种音韵模式。如：

WillitMatteriftheMomsMarch?

Hell,HighWaterandHype

WhenCheersTurnintoJeers(andTears)

Book"Trust"GoesBust

WhereTeenageGirlsGotoMeet,GreetandGossip

如带下划线的辅音所示，这几个标题都包含头韵这种音韵模式。

（2）押韵

押韵（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的单词最后一个音节发音相同）也是杂志标题中经常使用的音韵模式。上面列举的一些标题中也包括押韵的例子。

WhenCheersTurnintoJeers(andTears)

Book"Trust"GoesBust

WhereTeenageGirlsGotoMeet,GreetandGossip

这些既押韵又头韵的例子充分展示了杂志编辑们为了写出动听而又醒目的标题所付出的大量努力。

报刊标题中的押韵并不局限于单音节词或是多音节词的最后一个音节。双音节词也可以押韵（两个元音和第二个辅音都相同）。如：

BubbleTrouble

组成标题的两个双音节单词，除了开头的辅音以外，其余部分发音完全相同。

（3）元音韵

元音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单词的音节中包含相同的元音。如：

WhenMothersGettheBug

LetThemRideBikes

8HealthyWaystoBlastFat

第三个标题值得一提。一是8HealthyWays中的8(eight)与ways虽然从字面上看不出来，却暗押元音韵/ei/。此外，这个标题不止一处押元音韵：blast与fat也押元音韵。

（4）辅音韵

辅音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的单词以相同的辅音或辅音群结尾。如：

NuclearPlantStillClaimsVictims

ShanghaiPutsontheRitz

第二个标题中的puts与Ritz结尾的辅音字母虽然拼写不同，但发音相同，也是押辅音韵。

（5）重复

重复也是杂志标题中经常出现的音韵模式。如：：

GoodGene,BadGene

AnOldLadyandaYoungLady

LowReturns,HappyReturns

"Love"Comix/"Hate"Comix

以上几个标题中都有单词重复出现，而且标题前后两部分的"形容词+名词"结构都是既对称，又对立。读起来朗朗上口，有一种与押韵相似的音韵效果。

（6）拟声

拟声是单词的发音暗示或是让人联想到单词所指的事物。有一种特制的书，打开后会跳出立体图片。一篇有关这种书的报道，标题取为PopGoestheEasel。其中"pop"一词仿佛可以让人听到书打开时发出的短促、清脆的"砰"声，为拟声用法。

英文杂志标题中以上各种音韵模式的运用，使得标题有一种很强的韵律关系。大多数人（尤其小孩）喜欢有韵律和重复的声音，这是因为具有一定模式的声音和韵律就像音乐一样，能给人一种原始的美感。正因为此，英文杂志编辑常在标题的音韵上花费很大功夫，以创作出醒目悦耳的标题。

2、构词

大量运用音韵模式的同时，杂志编辑还经常利用各种构词法构造出新词。词汇创造的主要形式一是紧缩词，二是依据构词法规则将词根与词缀组合成新词。

（1）紧缩词

紧缩词是将两个词各取一部分或是将一个词的一部分与另一个词合在一起构成的新词。紧缩词在杂志文章中比较常见，在标题中也时有出现。如：

MercedesGoestoMotown

WhyIsHeStillSmiline?

第一个标题中的Motown是motor和town构成的紧缩词，指的是通常被称为"汽车城"的Detroit。这个紧缩词既与Mercedes押头韵，又与goes押元音韵。第二个标题中的smiline与单词smiling仅一个字母之差，由于文章的主角是一位网上企业的总裁，smiline很容易让人想到smilingonline。smiline正是smile/smiling和line构成的紧缩词。

（2）构词法构新词

杂志编辑有时会利用词根和词缀的意义与用法组合新词。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因为对大量选票是否有效发生争议而闹得沸沸扬扬。问题主要出在选票打孔打出的小方块（chad）状态各异，不同县的处理方法不一样，直至最后闹上法庭。这在一篇文章中被戏谑地称为"chadwars"，文章的标题则起为Chadology101:diviningadimple。chadology一词由chad加上表示"学科，科学"的-ology组成。通过构造这个表示一门学科的单词，编辑似乎是在提议对不同状态的选票进行科学研究。此外，文章标题的形式俨然是大学中开设的某门课程的名称，更加显得自命不凡、耸人听闻，因而也更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杂志编辑有时似乎把语言看成是可以拆卸、拼装的玩具，拼造新词是杂志文章和标题中很常见的现象。

3、意义模式

（1）语义

语义学关注单词层次的意义以及单词间的关系。语义方面的常见意义模式包括反义词（antonym）、矛盾修饰法（oxymoron）和对偶（antithesis）。

杂志文章标题中有时会运用反义词以求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如：

GoodGene,BadGene

AnOldLadyandaYoungLady

第一篇文章的主题是如果胚胎有基因缺陷，怀孕是否应该中止。在美国，堕胎问题总会引起很多争论，文章标题中两种基因对称出现，强调基因本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第二篇文章的主题是生前都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特瑞莎嬷嬷与黛安娜王妃去世后人们的悲恸程度大有不同。标题中的oldlady与younglady分别指特瑞莎嬷嬷与黛安娜王妃。同时，标题也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从不同角度看可以看到老妇和少女的画的题目。

矛盾修饰法是将一对意思相反的词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种矛盾关系。如：

TheAgonyofEcstasy

agony与ecstasy组成的这个标题，会让读者感到困惑，从而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正是杂志编辑的目的所在。

对偶是将意思相反的单词或短句放在对称结构中形成语义的对比（如theypromisedfreedomandprovidedslavery）。具有对偶结构的标题再次显示编辑们为写出好标题所花费的苦心。一篇文章的标题是：

ExittheBuilder,EntertheRepairman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HomeDepot的新总裁面临的任务：在他的前任将公司无休止地扩展了二十年后，他需要解决公司的革新问题。整个标题好像是舞台演出剧本中对演员上场、下场的指令。

（2）语用

语用学关注句子和句子发生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语义学不足以解释语言的意思时，就需要依靠语用信息了。语义学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语境。很多语境因素，如文章正文、副标题以及文化背景知识（这个因素比前两个因素要更为复杂），都可能对标题的理解有所帮助。例如，对同音异义词的理解要依赖上下文，而暗指其他语篇（尤其文学语篇）时，就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

双关是利用词的一词多义或同音异义现象创造的诙谐用法。杂志标题中的双关用法可能需要借助文章的副标题或是正文才好理解，例如：

DrivingConcerns

Don’tBugMe

鉴于日益严格的尾气排放法律，推出消费者既愿意买也买得起的环保车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第一个标题中的"driving"既可以表示"迫切的"，又有"驾驶"之意。一词双关。类似地，第二个标题中的"bug"意为"打扰"，但同时它也有"计算机故障"的意思，后者正是文章的主题。

（3）语域

语域描述某种特定的语言风格同其使用语境的关系。例如，因为使用方式不同以及使用者不同产生的正式语言与非正式语言的差别，就属于语域的差别。通常来说，书面语要比口语正式，但现在杂志标题有一种使用非正式、亲密语言的趋势。杂志编辑可能会模仿杂志所针对的读者群的日常语言模式，以求与读者"打成一片"。例如：

OK,OK,CigarettesDoKill

AOL’sCompetitor?Hmm…

How’sHeDoin’?

GimmeNoStatic

这四个标题都具有口语的特征。第一个标题用了很口语化的"OK,OK"，读者似乎能亲眼看到烟草公司一副不情愿认罪的样子。一家美国公司认为自己可以成为"美国在线"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第二个标题中的"Hmm…"是口语中用来表示疑虑或不确定的语气词，清楚地表达了文章对此不敢苟同的看法。标题中偶尔用上这种语气词，显得非常生动。第三、四个标题中都含有口语体的读音（"Doin’"和"Gimme"），给两个标题加上了日常对话的特征。第三个标题中的代词"He"预设读者和杂志编辑/作者都认识某个特定的男人，从而制造出一种熟悉亲切的氛围。

（4）修辞

杂志编辑有时会在标题中使用比喻、转喻（metonymy）和换称（antonomasia）等修辞手段，要么使得语言更具文学性，要么求得用简洁直接的方式表达抽象概念。他们还有可能使用陈旧的修辞手段，使得标题读起来有一种亲切舒适感。例如：

EuropeistheGlobalSpringboard

ExittheBuilder,EntertheRepairman

UncleSamWantsYoutoSpendYourRebate

第一个标题中的暗喻（将Europe比作Springboard），生动地反映了编辑的观点：英国需要将欧洲视为其经济向全球发展的跳板。第二个标题中用"Builder"指代一心致力于公司扩展的前总裁，"Repairman"指代将要对公司进行革新的新总裁，为转喻用法。第三个标题中的"UncleSam"指美国政府，为换称用法。

杂志标题中使用多种意义模式，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玩文字游戏，标新立异，吸引读者；二是缩短杂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创造一种亲和力。论文之家

三、结束语：

希望它能帮助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尤其是英语报刊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和文化欣赏能力。英文杂志编辑在处理标题时并非局限于以上所分析的这些项目，因为编辑们总有可能又发展出新的语言模式。不过，总的说来，这些项目包含了许多英文杂志标题的共有特征。

参考文献：

[1]Crystal,D.&D.Davy.InvestigatingEnglishstyle[M].London:LongmanGroupLimited,1969.

[2]Hadley,A.O.Teachinglanguageincontext[M].Boston,MA:Heinle&HeinlePublishers,1993.

[5]秦秀白：文体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6]王佐良、丁往道（主编）：英语文体学引论[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7]张健：新闻英语问题与范文评析[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