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论文范文10篇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来说，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如何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文章首先分析了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性，接着分析了历次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在我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完善的条件下，转变政府职能的新思路。

任何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都将会引起国家行政体制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体制的外在形式的变革——政府机构的重建；二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权力的重组和增减。可见，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又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前提和基础。从本质上讲，这是上层建筑必须符合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为了使上层建筑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基础。

一、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性

政府职能虽然经历了多次调整，但由于中国长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在现实中依然顽固地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和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深的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群众、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尽快转变职能，是各级政府做好本职工作，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1.转变政府职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政府作为国家机器属于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其职能也要适应这个变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问题。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

2.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职能是机构设置的前提，决定机构；机构是职能的载体，体现职能；政府的职能是通过政府机构来实现的，只转变职能而不改革机构，职能也不可能真正转变。因为旧的机构存在一天，就要继续行使其职能，所以转变职能必须相应地改革机构。而机构的改革又必须根据职能来确定，如果职能尚未确定，管理方法也未改变，精简以后的机构还会再度恢复和膨胀。因此，只有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才能为机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机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3.转变政府职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的管理形式和职能发生了极大的转化，越来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我们也应该清醒看到，我们的政府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而该管的又没管好，这样就不仅要靠增设机构来完成日益繁杂的工作，使机构越设越多，而且压抑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要发生明显的变化，有的将要消失、有的将要转移、有的将要加强，管理范围、管理内容和管理方法都要发生变化，由过去把主要精力放在订指标、批项目、分物资逐渐转到通过计划的和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

方面来。使企业真正成为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的独立企业法人。4.转变职能是行政管理科学化的必然。政府机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除了要适应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外，还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行政管理科学的发展，管理自身的客观规律也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掌握，政府机构转变职能，实际上是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的一个步骤。因为，只有转变职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机构臃肿、运转不灵、工作效率低的弊端。

二、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提出要改变政府职能，并做出了不小的探索和努力，但就结果来看，离和谐社会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政府职能认识不清。我国的政府管理模式来源于前苏联，政府包揽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现在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只需要管理那些社会需要而其自

身管不了或无人管的社会公共事务。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事务则由他们根据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定自主处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分不清哪些事务该政府管，哪些事务不该管。他们沿用传统的管理方式，除上级明文规定不管的事务外，所有社会事务都要管，认为这样做十分妥当，不会出现管理真空。

2.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留恋权力。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因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权力的留恋使市场机制难起推动作用。因为这种权力可以给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带来利益，失去这些权力，就意味着失去某些既得利益。市场同权力竞争，结果是力不从心，权力通常占据上风，致使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样，影响行政效率提高，同时产生腐败。

3.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不健全。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社会自身的管理和服务是否健全密切相关。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功能先天不足，因而所有的事务必须由政府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也日益完善，且表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的趋势，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社会功能越齐全；相反在一些落后地区，因社会自身功能不全，严重制约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速度。在发达地区可以交由社会管理的事务，在落后地区还必须由政府统管起来，这反过来又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

4.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国民的整体素质有较大提高。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行，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有很大提高。但从总体上讲，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与改革开放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不能适应时展和社会的要求。一是对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行政工作效率不易衡量，担心职能转变会引起负面影响。二是对政府职能只有大致了解，对本层级、本区域、本部门应履行的职责缺乏科学的认识、清晰的界定。不知道哪些职权应归还社会，哪些职能应得到加强。三是等

待观望，不敢创新。虽然他们也赞成转变政府职能，但行动上却等待观望，希望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照搬照抄，缺乏创新意识，也不愿主动探索。四是胸无大局，思考问题往往从小集团、或个人私利出发，对既得利益不愿放弃。五是为人民服务意识淡薄，工作不负责任，方法简单，方式粗暴。凡此种种都说明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不相适应。

三、转变政府职能的思路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环境，现阶段，我国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应着重实现以下三种转型：

1.实现“效率型”向“效能型”政府转变。转变行政效率一般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产出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之间的比率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行政管理活动的效果的重要衡量标准。效能指的是目标的实现程度，是指管理结果，而效率则是用最少的资源达到既定的目标。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用重管理过程的效率理念来衡量政府的行政管理效果，关注更多的是政府管理的过程和投入，片面地追求“效率”。一些政府官员急功近利，“形象工程”思想严重，极少关心政府管理的成本和效能，造成了政府管理成本太高，资源浪费以及效能低下等问题，形成了高成本高速度低效能和高成本低速度低效能并存的行政管理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要求在评估政府管理效果方面，应摒弃传统的效率观念，树立成本——效能的意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和效能型现代政府理念对接，并使对接成本最小化，实现对接效能最大化。

2.“全能型”向“有限型”政府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无所不包，政府成为无所不能的“全能政府”。究其根源，是颠倒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没有形成科学的现代政府理念。政府并不等于社会。政府的一部分职责是维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而秩序是社会的目地。政府只是社会组织的一种，政府从属于社会，政府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存在而产生和存在的，政府必须为社会的利益服务。政府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政府不应凌驾于社会之上，相反，政府应由社会所决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客观存在。因此，在社会空间中，必然存在着政府无能为力或不应涉足的领域。这就决定了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政府的作用，摒弃政府“万能”理念，树立“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3.“指令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的理念对政府官员和社会民众的影响极深。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理念虽然正在由管制向服务转变，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有学者提出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这是在市场本位、社会本位的基础上提出的，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加入的WTO组织，其本身就是一个以国际市场运行规则为国际贸易有序化运行服务的国际经济调控组织。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摒弃管制观念，变管制和指令为服务。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必须尽快实现政府的服务角色从“统治”的管理走

向“服务”的管理。政府要从统治者的身份逐步转变为社会的服务者，从“以统治为中心”的管理走向“以服务为中心”的管理，使政府职能围绕公民、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等多元主体展开。要使政府职能转向服务，就必须严格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解过去的“全能”框架，同时，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逐步让社会承担起自己管理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加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只有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行为转型，政府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政府的主要作用就在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在于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在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营造一个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各级政府需要高度重视新形式下的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努力营造一个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张云川.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河北日报，2008.03.14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西方/非西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形式

【正文】

马克思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研究，涉及范围是西方社会即欧洲各国如英、法、德、意等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以及非西方社会如亚洲、北非、美洲各国在殖民条件下向封建社会演变的历史。他想通过了解西方封建社会的所有制、财政制度、税制、行政权、立法权及相应的机构，如英、法等国的议会制、王权等来把握其政治结构。他看到了封建社会内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斗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和第三等级的兴起，封建社会内部的资产阶级如何起来反抗专制制度、夺取权力等等。马克思对非西方社会，特别是殖民条件下的亚洲、美洲和北非原始公社解体的过程的研究，其范围主要是西班牙人在西印度和美洲大陆统治所产生的，英国的统治对印度的影响，法国征服时期对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的影响，法国政府、参议院和法国皇帝在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统治中的作用，穆斯林对印度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影响等，这些地方土地的私有化如何加速了封建化的过程，以及国家政权机关及其警察和司法职权的演变等等。

一对西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具体形式的研究对西方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政治机构和政治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上层建筑形式变化的研究，主要见之于马克思的《克思茨纳赫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

《克罗茨纳赫笔记》由马克思阅读24部历史和政治著作及若干篇文章写下的5本详细的摘录构成，其内容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波兰、威尼斯共和国以及美国的历史事实，时间跨度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9世纪30年代，历时2500余年。笔记中所涉及的世界史事，主要是欧洲国家封建社会的历史，尤其是法、英等国的历史。马克思注意到等级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注意到财产制度与军事制度的关系，财产制度与封建王权的关系，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政权形式，以及封建社会内部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等等。

在研读德国历史学家施米特的《法国史》时，马克思留心观察了法国居民的组成成分及其相互关系，注意到高卢的日耳曼居民中的等级差别主要是以出身为基础，构成贵族的基础则是采邑制度或封地制度。在土地所有制关系由公共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后，那些自愿或被迫接受别人庇护的人要交纳地租。而法国的王国制度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法兰克王国的制度起初是［建立］在旧的部落制度、武装卫队组织、保留下来的罗马人关系上的，后来采邑制度成了主要基础。国王以三重身分［出现］：对于自己的卫队是卫队的首领，对于自由人是部落的最高首领，对于罗马人代替了罗马皇帝，后来是最高的领主”[1-1]。那个时候，对王国首脑的选举只不过是庄严的承认、大加颂扬；并且卫队或亲信的会议取代了民众大会。首脑的收入包括他自己地产的所得，罗马人缴纳的土地税、人头税、实物税、法兰克人的捐赠、关税、违反和约的罚款、无继承人的财产、归顺的民族的贡赋等。“王国的行政管理掌握在伯爵们手中，他们担任战时的统领，主持法院事务，维持区的秩序；”“在发祥地，［伯爵］是由人民选举的，后来则由国王选定。”[1-2]马克思注意到，“封地制度是政治生活的形式。”“封地占有者，封君和封臣，是统治阶层；在10世纪和11世纪，他们的数目大大增加。”[1-3]在12世纪菲力浦二世和路易九世执政时期，马克思留心了这个时期的最高级的宫廷官吏：首相是起草国王诏谕并加盖国王印玺的职务，主要是对管理事务的领导，多半从高级僧侣中选出。塞涅沙尔是照管国王膳食的御膳官，同时兼管国王的司法权，对国王领地及管理这些领地的官吏（总督）实行最高监督；有时统率王室军队。元帅是王室军队的最高指挥。高级宫廷侍从从宫廷职务变成了宫廷重臣，是对国王的服饰和寝宫的最高监察，并且在在封臣的封地宣誓效忠仪式上询问他是否愿意因为赐给他封地而担任国王的封臣的职务。宫廷礼服总管首先是监督宫廷的服装，后来在庄严的场合为国王斟酒[1-4]。

在法国作家沙多勃利昂的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关注的是法国代议制的多种形式，即共和制形式和君主制形式，他注意到当时的选举制是“不完善的政治制度”[1-5]，因为“选举产生的君主国是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并没有同人民群众商量这种统治形式”[1-6]。马克思在集权和分权的标题下，注意到在法国行政权中存在着两种权力：统治的权力和管理的权力。“媾和和宣战，领导和统率军队，同别的大国进行谈判，直接任命高级官员，平衡和调解国内各个不同等级的利益——这就是统治的权力”。“行政权更多地是进行管理，而不是进行统治”[1-7]。

从德国历史学家瓦克斯穆特的《法国史》中，马克思注重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他留心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如国民议会彻底废除封建制度，无偿废除人身依附等权利和义务、终身地租，永远废除全国各地的贷币特权及任何其他特殊的特权等。

对于英国历史学家林加尔特的《英国史》，马克思在研读时注意到11世纪末、12世纪初英国教会享有特权；最高民事法院的职能，以及具有法学知识的人才能当法官；法律规定国王不得向任何人出卖权利和正义。马克思看到了亨利三世(1216-1272)时期议会制度所发生的变化：最初，议会是由国王的直接封臣组成的，他们的影响很大，王权没有他们的协助也无法把任何法律付诸实施。而咨议会通常由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法官、高级国家官吏、骑士——附近地区的王国封臣组成[2-1]。而在爱德华二世(1307-1327)时期，议会有更大的权利，未经任议会成员的男爵同意，国王不能离开国家，也不能开战；如果国王不在，参加议会会议的男爵们应该选出摄政。同时宗教也进行了改革，它涉及教会的权利、公共安全、支付王室债务、把征税事务出租、恪守自由大宪章等[2-2]。在亨利四世(1399-1413)时期，众议院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其调查工作遍及国家管理的一切领域。这时议会的作用是：（一）维护各郡的骑士选举，反对郡长的专横行为；（二）使议员及其仆役免遭逮捕；（三）辩论自由；（四）在颁布法律、拨款、提供津贴等等时，国王可以听取乡镇的意见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同时，它们取得了提出当年度初步预算的权利[2-3]。

马克思还从德国政论家兰齐措勒的著作中注意到英国君主制与议会的关系。他看到君主制在英国是强有力的、受到高度尊敬的，而“英国议会并不以敌对的态度同王权相对立，也不为了想像出来的、没有现实的秤杆和支点就达到的平衡而附属于王权，它无论在其两院中的任何一个议院都不是所谓的代议制度，既不是以选民人数为依据的代议制度，也不是以［这种］按人头的原则同其他一些选举原则的结合为依据的代议制度。相反，英国议会实质上是各个所谓封建等级的团体，它由一定的土地所有者和一定的乡镇组成；这种团体的发展虽然与众不同，但是仍然保留着以前的德意志帝国等级以及德意志领土上的（旧的、真正的）地方官吏的团体的基本特征”[2-4]。

《历史学笔记》则是马克思对自公元1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欧洲、亚洲等世界各国政治历史事实和事件的摘录。透过历史过程中的君主与教皇之争，议会与王室之争，宫庭倾轧，武力征服，法律治理和外交协议等丰富材料，马克思注重的是各历史人物在其历史条件下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和所完成的政治任务，各历史事件反映出来的政治制度性质。他的注意力放在剖析意大利、英国等国的社会政体的各个方面，以把握这些国家封建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演进的历史过程。在博达的《意大利史》中，马克思注意到塞维鲁斯在位（193-211年）时，御林军长官是国家的要职，可以指挥御林军，有权支配财政，拥有刑事审判权[3-1]。君士坦丁大帝在位（306-307年）时，原来由大法官掌握的民权和兵权已完全分开，于是军事制度彻底改变，这时民权归民政官掌管。根据新的区划，全国分成四个省，各省又分为若干主教管区，每个主教管区再分成若干块领地。每个省由大法官掌握，不包括民政官，在各个主教管区，下设副主教；在各领地，下设不同职衔的领地长。这时，第一次出现了一些宫廷职务。后来这些职务常常由很有势力的太监担任；内务大臣；财政大臣；代皇帝立法者，司法大臣和国务秘书；皇室刑法大臣，国君刑法大臣；宫廷警卫长等，于是公职人员和宫廷人员的数目便逐渐增多[3-2]。

马克思看到了查理大帝时期意大利封建制度的稳定发展：郎哥巴底国王任命了一些公爵，从而造成了一批封建制度的上层人物。查理大帝使封建制度往下扩展。他与郎哥巴底的显贵举行会议，把领地按疆界加以划分，组成了相应数量的州。各个州内堡寨和城市的治理权转交给有伯爵头衔的显贵人物；那些负责守卫边界的人得到了侯爵的头衔。凡是担任行政管理工作的人都被称为封建主，有些省则永远由他们管理。一些侯爵、伯爵以及普通的封建主也都有权管理城市、教会、寺院。最初这种封建主的管理权只涉及军事行政方面，民政机构还保留自己的独立性，国家官职和法律很少改变或毫无改变；后来由于意大利战事无休无止，封建统治者抢去了民政权，逐渐攫取国君的统治权和臣民们的权利[3-3]。

在有关英国历史的大量笔记中，马克思关注的是封建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的政治领域的斗争。他注意到，爱德华一世(1271-1307)时，“随着律师阶层的加强，各地的风俗习惯都变成了成文法律，服从变成了隶属关系，例如契约之类的不牢固联系变成了确定的附庸关系”。在财政方面，有土地税（全民税）、新军事领地的赋税、封地金、婚配税、封建定金、罚金，等等。马克思认为，理查和约翰的统治（1199-1216年）标志着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即城市开始享有独立选举自己的主要官员——市长的权利，而从前市长是王室任命的[4-1]。在爱德华四世时期，专制制度又确立了。议会的活动由于王权无限增长，几乎停顿了。御前议会篡夺了上下两院的合法权力；又出现了乐捐和强制性公债形式的苛捐杂税；几乎没有个人自由，到处是密探，随时随地有锒铛入狱之险。司法的职能茫然无存，御前会议的审判权力越来越大，等等[4-2]。

除了对西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典型形式及其产生和灭亡做考察外，马克思还在其他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以及《资本论》等著作中或详或略地涉及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怎样孕育，资产阶级怎样一步步向封建统治阶级夺取权力，以致后来发展到资产阶级革命，最终推翻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而建立自己的政权。例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形式时，注意到了它的历史起源。他指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而资产阶级同样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人数众多的官吏队伍和大量的军队，它是一个俨如密网一般的可怕的寄生体。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在这个时代，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5]。

二对非西方封建上层建筑具体形式的

对于非西方的封建社会或东方专制社会上层建筑的研究，马克思主要是以西方殖民侵略为背景的。这种研究主要见之于《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1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等著作中。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是马克思对亚洲印度社会的专门研究。他注意到英国的殖民和侵略“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这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同它过去的全部断绝了联系。马克思更关注亚洲制度的中央集权性和职能的不同之处。他指出，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战争部门和公共工程部门。由于气候和土地条件，“使利用沙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6-1]

马克思认为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他引述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一份官方报告来说明印度制度的特殊性质：印度村社从政治上看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它的管理机构有各种官员和职员。从远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这种村社，马克思认为它们“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但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随着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而来的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兵士的粗暴干涉，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英国的摧毁了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的基础，结果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6-2]。

《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1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对于英国殖民侵略下亚洲印度社会结构的变化也给予了充分注意，当然它同时注意到殖民条件下美洲和北非地区如墨西哥、阿尔及利亚的原始公社解体和封建化过程。在该书的《英属东印度》章中，马克思注意到印度公社土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它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部落首领权力的增强。他从印度本地罗shé＠①的土地关系史中看到：占有者把份地变为私有财产，而份地的不平等必然造成财富、要求等方面的不平等，造成各种社会的不平等。这便使氏族公社和公社自行解体。造成公社解体的另一些因素是：逐渐组成为种姓的教士和学者阶层，逐渐成为各王国（土邦）罗shé＠①的部落首领（首长）们权力的增强，最后，还有迟早在农村居民中起来的向城市工商业中心的移民，——这种移民破坏了人民与土地的先前联系，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氏族原则的瓦解[7-1]。

马克思留心在莫卧儿帝国时期（1526-1761年）公社氏族团体职能和权力的变化，及随着这种变化而来的警察、司法职权的隶属。在这一时期，公社氏族团体和农村团体被用之于行政和司法的目的。在《耶遮尼雅瓦勒基雅》和《那罗陀》这两部法典中，农村公社社员是用公社团体或亲属会议的名称来体现的；中央行政机关将警察职权和司法职权，即治安的责任，委托给他们。这就意味着，这些氏族和公社已经由与执行这些职能无关的独立的机关变为国家的最下级的警察和保安机构了[7-2]。

马克思还关注了印度氏族的其他社会管理职能，国王法庭和公社法庭的司法管辖权限。他摘写道：“氏族公社成员除了治安和纳税以外，还执行民事和警事诉讼的职能，也参加处理所谓不应诉争的案件。关于诉讼程序，《耶遮尼雅瓦勒基雅》和《那罗陀》都提到：除其他法庭以外，还有公社共同占有者会议，这种会议是高等审判机关，家庭会议和工匠会议都受其制约，而其上又有国王任命的高级官吏和国王本人。交‘邻人法庭’处理的司法对象，其性质同中世纪时日耳曼的马尔克或公社的司法对象一样，或者同现在瑞士和俄国的乡法庭或区（地方）法庭的司法对象一样。《那罗陀法典》第2卷第5款只给国王保留了审理复杂案件的权利；对其他审判只提出集体处理的要求。——如果整个公社之间发生了地界诉讼，这种诉讼的判决就属于国王法庭的权限。对于目的在于日后夺取他人财产的行为的控告，例如对于故意取消某种地界标志的行为的控告也由公社法庭处理。”“公社裁判权和国王裁判权是这样划分的：每当诉讼案需要采用印度上的某一种神意裁判时，判决权就属于国王法庭或由国王任命的审判委员会。”各种在判决时认为无需求助于神意裁判的民事诉讼案件“应由公社法庭审理”；“刑事裁判权大概专属于国王法庭。”[7-3]

在对《穆斯林法律及其对印度土地所有制关系所作的改变》章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穆斯林土地分配制度和伊斯兰教的作用。当时的普遍做法是：被征服者如果不改信伊斯兰教，就应当缴纳人头税。分配给穆斯林的土地被分为教田和军功采邑田两种，教田为宗教、慈善和公益机关的永久性的私有财产，军功采邑田则是分配给军队成员的[7-4]。这样，穆斯林统治时期便加速了印度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化过程。

在研究印度社会的同时，马克思很是关注殖民条件下美洲和北非原始公社解体和封建化的过程，他注意到西班牙人在西印度和美洲大陆统治所产生的，法国征服时期对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的影响等。在《美洲红种人（他们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章中，马克思注意到了在欧洲殖民者未到达之前美洲人社会的原始状态，这种状态后来逐渐自行瓦解便发展出氏族和家庭。他特别留心美洲墨西哥、秘鲁等地的不动产封建化过程中民族首领、新兴贵族、外来征服者部落、国王、全民族最高领袖——僧侣、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国家政权、政府、实物税、世袭所有者诸种事情。马克思摘写道：在墨西哥和秘鲁开始不动产封建化过程中，民族的首长（首领）和新兴贵族成员起了主要作用。外来征服者部落的由选举产生的首领逐渐变成了世袭的全民族——僧侣——最高领袖。在秘鲁，不向任何人缴纳任何税捐的公社，现在必须一方面向政府、另一方面向僧侣缴纳实物税；而且每一方都得到公社所属土地的三分之一的产品。“每个公社范围内划出一定的地段，一部分划给太阳神，另一部分划给印加王。”

“在墨西哥、巴拿马地峡和秘鲁联盟的整个地区内，除官家领地以外，还有征服者部落的领袖建立的封建领地。在这些领地范围内农村居民虽然依旧继续共同占有土地，但同时必须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实际收入，向自己的主人、从征服的时候起就已产生的土地贵族的成员，缴纳实物税”。在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在西班牙人到来以前很久，就已开始了不动产的封建化过程。最初这一过程把原先的自由的所有者变成依附于国家政权和土地贵族的公社所有者。“这也就奠定了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基础，而损害了公社土地占有者的财产利益。西班牙人的到来，只是加速了后者的瓦解。”[7-5]

马克思进而注意到西班牙政治势力和僧侣势力在西印度的土地政策及其对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农奴制的形成：西班牙人“把现有的黄金等等掠夺一空之后，就使印第安人注定从事矿场劳动。随着黄金价值的下降，西班牙人就转而从事农业，把印第安人变成奴隶，迫使他们为西班牙人耕种土地。”“由于查理五世的忏悔神父加尔西亚·德·洛艾萨的帮助，殖民者终于争得了一项把印第安人变成西班牙移民的世袭奴隶的敕令；该敕令于1525年在马德里颁布。”“在此以前，总督们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就已实行瓜分制度（这种制度把一定数量的土人分配到殖民者中间去充当奴隶）。”[7-6]而1609年5月26日菲力浦三世的法律规定：“从整个国家利益考虑，特允许把印第安人实行强制性分配，用之于耕种土地、繁殖牲畜以及开采金矿、银矿、水银矿、绿宝石矿等等。——尽管西班牙政府知道监护地制度的各种弊端，但仍然不仅把它推广到新的省份（如智利），而且，由于确立了监护地按最初监护者的下行世系和旁系世袭的制度，就使印第安人永远处于世袭农奴依附状态。”“1575年5月16日和1582年4月1日的法律最终承认了监护地世袭原则。世袭农奴制度继承了系统消灭印第安居民和殖民者掠夺一向属于印第安居民的公社土地（以这是‘荒芜’土地为借口）的做法；这样就最终在公社团体内部消灭了作为它们生命原则的氏族——亲属原则，直到它们最终变为纯粹的农村公社为止。”[7-7]

在《阿尔及利亚在被法国征服时期的各种土地占有制》和《法国人的专横统治及其对当地集体土地占有制衰落的影响》等章节中，马克思关注的是法国政府、参议院和法国皇帝在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统治中的作用。他注意到，1863年法国政府法案、参议院决议指出，在最近的将来，将用皇帝敕令规定：（一）确定属于每一氏族的土地的地界；（二）将所有氏族占有地在各个家庭之间进行分配；（三）在一切被认为适宜的地方，都用分割家庭土地的办法建立私有制。马克思还指出，法国的土地私有化政策达到了促使阿尔及利亚氏族公社瓦解的政治目的，消灭了这个社会的基础[7-8]。

此外，马克思还注意到了非殖民条件下的非西方封建社会。例如，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等著作中涉及亚洲国家花拉子模王国（1155-1231年）的成吉思汗，他既注意到了成吉思汗的出征活动，也注意到了他所宣布的《雅撒》（即一般民法和宗教法）。《雅撒》规定，塔儿罕即上层贵人免交捐税，独享猎物，有权随时晋见大汗，可以免罪九次。马克思认为，由于黩武的生活方式，在半开化的民族中都有这种形式的封建权利，等等[3-4]。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研究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时，注意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西方和非西方的社会。对于西方封建社会，马克思关注的是欧洲各封建国家的政治状况、政治机构和政治历史，具体如英、法等国的议会制度、军事制度、管理制度、王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等形式。对于非西方的封建社会，马克思关注的是在西方殖民条件下的美洲、非洲和亚洲原始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解体以及这一解体过程中法制、国家政权形式的具体演进过程。

【】

[1]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1辑[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4-45[-1],45[-2],46-48[-3],50[-4],51[-5],52[-6],56[-7]．

[2]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2辑[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6-48[-1],51[-2],54[-3],53[-4]．

[3]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1册[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5[-1],7[-2],22[-3],133[-4]．

[4]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197-205[-1],242[-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54．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

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是在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是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

一、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要求把握发展的层次性、相关性、综合性、系统性、总体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人类社会最终决定力量。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政治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和上层建筑；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有机体同步发展，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属并作用于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伴随“经济一政治一文化”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新型社会关系；走向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既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的观点。以人为本的核心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原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强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强调统筹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发展和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同时，科学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相互联系的整体，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生产各个部类、各个地域、各个方面以及人与社会、当代与后代等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过程，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在继承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主要矛盾是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解决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更好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同志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是符合实际的。邓小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一次飞跃。同志根据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需要，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继承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同时又针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倾向，强调发展不应是孤立、片面的，不计代价、竭泽而渔、不能持续的发展，强调发展必须是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同时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面进步的要求。可见，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第一次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并成为指导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项重要思想原则。公务员之家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把人作为发展的主体，这里的“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指社会的个别集团，也不是某种抽象的观念符号，而是实实在在生活在当代中国的所有公民，“以人为本”落脚点在于使全体人民共同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这与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理念相一致的。“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了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统一，坚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的统一，凝结着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思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历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即人的全面发展，是他们终身思考并为之探索和奋斗的主题。科学发展观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以为挖掘人的潜能、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件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它明晰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重大原则性问题，是我党治党治国理念的又一次提升，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高度融合，与“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高度统一。

三、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协调观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主线客观协调的发展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包含两方意思，一方面是协调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协调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通过协调使社会保持在一种有机合理状态。这种状态应该是能够最大限度地适于人的创造性的活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发现了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发现了生产关系在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社会有机体论，而且从中引出社会革命的理论和以社会形态变革为重要内容的社会发展规律理论。他们的理论着眼点其实不在于社会的稳定，而在于打破这种稳定，通过革命创造一个新的合理的社会。科学发展观就是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系统，在遵循客观规律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协调概念，协调发展，就是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科学发展观把协调发展与全面、可持续发展一起纳入当代社会发展体系，形成当代社会发展的完整模式。协调发展观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从横向联系看，第一，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全面发展。但是，只抓经济增长，不但不能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且经济增长也难以持久。第二，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协调发展与共同发展的关系。通过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扫除发展的障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第三，必须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把自然生态纳人社会发展范畴，它立足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实际，统筹兼顾，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可承载能力，把控制人口、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与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社会的永续发展。这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这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志。二是从纵向联系看，它不仅考虑当代人的发展需要，还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需要。把人类及其社会的未来发展纳入现实发展规划，从人类整体利益的长远发展来制定目标，来实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及其社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个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问题，更是一个人及其社会本身的可持续存在与发展的问题，这是人类理性的一次跃进。公务员之家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我国、三次、危机

[论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发生经济危机问题，现在理论界中争论不休。本文拟就我国曾经发生过的三次经济危机，谈一点浅薄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柬，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①斯大林所说的情况，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危机的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时间还很短，建国40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受的挫折也很大，走了不少弯路。我们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对于我国何时曾发生过经济危机，危机的表现如何，其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的探讨，仍是十分必要的。

二、危机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中就医治了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一九五七年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尔后就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的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农村化运动，使得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混乱状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一九五九年冬的农业危机开始，后来发展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工业危机。在三年多的危机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危机在生产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大幅度下降。首先农业连续三年减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农业产值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粮食总产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点三；接着工业也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一九六二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六点六。钢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一，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二点五。煤炭的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二十多。轻工业生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十四。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实行“关、停、并、转，”一九六O年全国的企业单位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九千个，上万项未完工的工程停工下马或者报废，损失浪费极大。后来国家不得不缩减二千万名职工回乡生产，这相当于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危机在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奇缺、严重不足，通货膨胀，物价不稳，自由市场的物价飞涨。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货币发行量猛增了一倍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三点九，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危机在消费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严重缺粮，发生了饥荒，城镇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一九六一年比危机前约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许多日用消费品都要执行严格的配售制度，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这次危机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据估算，危机使我们损失了国民收入一千多亿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我国进入了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是我国出现第二次经济危机的时期。这两年，正处在“”的前期，也是“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非常时期。那时群众被分裂成两派，搞武斗，各种条例、各种规章制度都受批判，被否定掉了，工农业生产很混乱。危机的表现。许多工厂企业处在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严重阻塞，使得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不能正常地维持下去，造成了工农业减产。比如，一九六七年工业生产比一九六六年下降百分之十三点八，一九六八年又下降百分之五；钢产量一九六六年已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七年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六八年再下降百分之十；一九六七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生产的下降造成了市场上商品短缺，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第三次危机是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那是“”后期的三年，“”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实际上处于半计划、半无政府状态，供、产、销严重脱节，企业开工不足，严重影响了整个工业的正常生产。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工业生产出现停滞，一九七五年略有上升。钢铁产量一九七三年已达二千五百万吨，一九七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五年回升到二千四百万吨，到一九七六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二。一九七六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国营工业企业发生亏损，亏损额超过了七十亿元。市场上许多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实行配售制，农贸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出现财政赤字五十多亿。有些地区农民吃不饱饭，生活很艰苦。这次危机使我们的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据估算，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铁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述三次危机表明，危机在生产、流通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严重不足，其他各种表现都是由于社会再生产遭到破坏，生产严重不足所致。所以，我国出现的经济危机，是另一种形态的生产严重不足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同。

三、危机的原因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②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固有的基本矛盾被消灭了。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否也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

有的同志认为，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算”。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很不完善。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建国40年来，除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及粉碎“”后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十年外，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做出了“左”的判断，忽视了它们之间相适应的基本方面，没有坚持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对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未能及时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节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相反，我们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不断在生产关系和上基建筑方面进行所谓的“革命”，使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最终达到了冲突的地步。经济工作中的这种“严重失算”，引起了上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发生。

回顾40年来的历程，我们在哪些方面人为地扩大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呢？

首先，过急过快地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客观的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是，这一基本原理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运用。一九五六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理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合作社所有制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以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是符合生产关系“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但我们却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只要一味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下，既忽视我国农业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现状，也不考虑各地区、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很大差异和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轻率地发动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甚至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企图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并要集体所有制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随心所欲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出现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在生产和交换方面，不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出发，错误地否认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作同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差别，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特别是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因而生产就不问市场的需求，不讲劳动消耗补偿，不讲经济效果，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在分配问题上，把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否定按劳分配，企图用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来代替之。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劳动差别，想用穷富拉平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三大差别”，造成“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盛行，“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有这些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会变革生产关系，不是越变革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破坏了生产力。其次，领导机关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封建官僚习气和小生产的习惯，以致不懂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管理十分混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旧社会的痕迹，使得官工官商式的、宗法式的超经济强制，以及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习惯，不同程度地带到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中。表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迭，效率低等官僚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政企不分，不懂得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不计耗费，不计成本，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领导机关和企业中的强迫命令，家长制统治残余仍然严重存在，从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到重要的建设项目；既不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也不经集体讨论，由领导人说了算，如一九五八年发动的、全民大炼钢铁等；在工业中搞，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不注意发挥各地的优势，忽视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在农业中，不管各地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一味强调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搞，要求各地区粮食统统自给。其实搞的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样混乱的经济管理是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思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方面的祸害，从我国发生的几次危机都可以见到。公务员之家

第三，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和“”的干扰破坏，造成了我国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和我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为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我们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停顿地搞政治运动，频繁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这是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长达十年的“”，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运动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是我国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的干扰破坏使得计划经济机关不可能编制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无法进行综合平衡，无法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尤其是他们的破坏最猖撅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大批“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加上“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进行批判，致使工业不能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村则关闭农贸集市市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出现了第三次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

总之，从我国出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看，导致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为地扩大了这些矛盾，使矛盾发展到冲突的程度。

四、应如何认识

对我国发生的三次经济危机，应如何认识呢？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承认经济危机，而不能讳言危机。这样有人会发问：一，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那么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什么区别？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还有没有优越性？

关于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经济危机，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危机的实质不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恩格斯指出：“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I’e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可见，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而从我国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却是生产严重不足。第二，危机的特点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这是其根本的特征。此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正趋于周期短，危机愈益频繁。危机的范围广，可以波及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各个部门。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具有周期性，它的趋势是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而愈益减少以至无危机，不会波及到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危机的原因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危机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发生矛盾。”危机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并不带来危机的必然性。危机是由于人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和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反而扩大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冲突的地步出现“严重失算”所引起的。上述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长途客运;交通枢纽;建筑设计;多元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将成为国家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重点。如何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各个行业必须引以为纲的问题。落实到建筑与规划设计上，我们同样需要与经济形式相结合，锐意改革、大胆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使建筑设计具有前瞻性、适应性及灵活性，从而紧贴社会现实，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的交通发展战略，随着高速铁路网络的全面覆盖及城市公交拓展化的不断演进，挤压着长途客运产业的市场份额，旅客流量明显减少，并且随着高铁化进程深入，这个现象还将不断扩大。根据长途客运产业的特征及其远期发展，我们希望从建筑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到其既有运行及远期产业转型，空间转化的方向及方法。以期此类型建筑可在其全生命周期产生对应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1高效有序的交通枢纽

长途客运的萎缩问题正在发生，并且可预见的远期持续扩展。然而作为城市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长途客运仍然承担着重要作用，并且往往配套城市铁路、航空、海河运枢纽产生。其功能不可或缺。针对其两面性，我们首先需要做到的是最大化其产品优势。充分提高使用效能，这种效能一方面取决于对其运营班线的合理规划，另一方面则伴随着人的使用，同建筑空间有效的结合起来。我们旨在优化交通路线及交通便利性，以确保内外区域的高效交通运行。高效有序的交通枢纽是人性化换乘的根本。我们需要积极考虑人的因素，将交通用地尽量布置在换乘核心附近，积极缩短旅客换乘的距离。充分考虑其公共空间的引导性及舒适性，在满足功能配套需求的同时改善人的换乘体验，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长途客运体验低廉、混乱、不安的长期印象。立体化利用建筑空间，在强调高效化交通组织的同时，充分展现交通建筑的形象特征，使建筑作为城市名片展现在大众的观感中。原始的长途客运平铺的组织模式需要变化，大量的停车空间对地面的占用，也应成为历史。立体化的使用首先应当从车流组织及停放的立体化入手。我们需要将停车引入地下，将车流及人流根据公共交通的走向分层立体疏解，释放的地面空间。为旅客换乘提供了全天候的场地的同时，也为区域的上盖物业综合开发提供可能。人流车流的立体交织及地下空间的高强度开发，将商业的界面由单纯的地面层转化为地下，地面，地上三级分置，并配合城市开发需求，完成了大面积的旅游产品展示、物流展示、商贸会议、酒店办公等多种功能的设置，形成一个高效有序的立体枢纽系统。

2充满活力的邻里枢纽

人们的流动性及联通性是区域经济竞争力及发展前景的关键，高效有序的交通疏导，会改变长途客运给人的繁杂混乱的常规印象，外来务工人群、旅游集散人群、商业人群、客运服务人群等多种人流聚集，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流动性人流，人应当成为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市场优势。在设计上我们应当充分考虑一系列社会因素及人们的心理因素对其区域产生的不良影响。以高效有序的交通网络为上层建筑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环境，从而提升其地块综合开发的积极产业价值，集约化的利用城市土地，并以其上盖物业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邻里空间。我们可以根据其功能特征，将其有机分为三个层面。1)下层:交通服务。基层交通枢纽综合了多种交通方式，直接的导路系统和宁静的环境使驻留时间和购物时间得以优化。充足的地下停车数量，满足了基础人流及交通换乘人流机动车及非机动车的有序停放。2)中层:商业服务。商业设施分三区布置。交通型商业，驻留型商业，配套型商业结合其对应层面灵活组织，并充分考虑延展性及可变性。地下层同枢纽间场地联通，大量公建配套设施及商业空间综合组织换乘人流在此交互。地面层平面结合公交及出租车上下客人流，最大限度的将广场景观及人流界面推进用地内部，同时组织长途人流下客需求。地上层平面通过绿化平台组织将商住人流同商业人流，商务人流交织。3)上层:酒店、soho、公寓等多产业开发。上层建筑通过合理挖掘用地价值，通过分析，配给基础人群所需的一系列商业商务及居住需求功能，为邻里枢纽提供相应的基础人群，从而使枢纽活力在运营时间之外，仍能够有足够的产业支撑。

3多元交织的创新枢纽

高效的交通网络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流动人流，活力的邻里社区则为我们引入大量的基础人流。人流的碰撞融汇引发巨大的商业价值，枢纽乘客，车站雇员及当地住户，推动多元交织的商业，商务，购物，公园，休闲，运动及运输设施，各功能和谐运转。创新驱动的上层建筑实践是我们多元交织的基础，创意的品质及创新的场所感则让人为之吸引，驻足。所有的业态应当具有普适性及可变性，我们需要在此通过空间共享、分时使用、优化资源配置等手段，为使用者提供集空间、服务、资源及“互联网+”的线下使用平台。从而通过产业聚集及专业产业服务助力中小企业成长，通过资源共享降低创新企业合作成本。液态中的每一个客户不仅是简单的租户，也可成为建设阶段的合作者，以及运营阶段的合伙人，以此模式构建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综合体的城市集约化完全超越了原城市设计的用地性质，并创造了城市功能的多样性。业态的复合化理念则将这一复合化利用上升到了管理和运营的层面，也就是考虑到建筑全周期使用的可变性，从而有效的整合不变资源与可变资源，为建筑的后续开发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块的发展进程。

4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枢纽

设计需围绕着使用者的需求出发，以绿色环保的基调，将景观平台穿插在建筑体量中，由地下1层交织错落，直至建筑顶层，经过精心布局，每个平台均以其合适的尺度穿插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给人们城市中最难得的自然风与光。宜居的动态花园，一体的规划群体，尊重并结合区域的自然风光及规划理念。给经过枢纽的每个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这是现代人所需要的，也是作为公共建筑的交通枢纽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大面积绿化广场及衔接通道的设置不仅为旅客提供了便捷的换乘空间，同时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全天候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通过空间的综合组织，将阳光、空气和绿化引入了建筑的各个层面，从而将建筑空间和宜人的自然环境充分的结合在一起。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是一体化设计的核心，积极响应建设海绵城市的号召，在建筑屋顶，露台及景观设计中均采用种植屋面与可渗透铺地技术，设置水循环管理系统，在减少热岛效应的同时，进行雨水循环利用，而通过屋顶露台景观及水的结合保证为生态圈循环的平衡。积极采用了绿建标准的太阳能热水、光伏发电、雨水收集、自然采光和通风等措施，使得区域至建筑均能贯彻绿色的思维与实质。

5结语

长途客运建筑作为城市重要公共交通节点，应当成为城市战略布局的一个微缩展示，在此，我们希望以一个高效有序的交通枢纽，一个充满活力的邻里枢纽，一个多元交织的创新枢纽，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枢纽，对城市枢纽设计给予一个崭新的阐释，希望通过设计，开发，运营的多方配合，以其前瞻性，适应性，灵活性，有效应对长途客运产业转型，使其能够健康持续发展。

作者:刘奕 单位: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姚金莹．浅谈新常态下长途客运汽车站的发展趋势［J］．城市地理，2016(14):227．

［2］高天栋．交通建筑设计理念及应用略述［J］．城市建筑，2015(15):63，82．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本文拟从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各自的概念入手，通过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制度对于生产关系的形成、运行和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生产关系也对经济制度起着巨大反作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一、制度、经济制度、生产关系

“制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含义：一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西方制度经济学者所认同的制度含义与前者相似。

凡勃伦提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康芒斯认为，所谓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1934)。舒尔茨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思则认为制度是“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其它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可见，在制度学派看来，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那么所谓经济制度，就是在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

通过更深人探讨，笔者认为制度实为一种具有执行力，即有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协调机制，它在交易中发挥着对权利分配和义务分摊的指导作用。换言之，虽然制度类型众多，种类繁复，但究其本质都是交易中具有执行力的指导交易主体间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协调保障机制，其差别只在于协调对象、作用方式和保障手段的不同。

然而，我国学者所理解的经济制度却是第二种含义的制度，即_种对制度体系的描述。且这样的论述被广泛接受：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显然，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倾向于将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相等同，这不仅与西方制度经济学者所谈的制度不是同等意义的概念，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论述中也找不到相应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诚然，马克思的确阐述了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总和，相对于人们政治、思想的社会关系而言，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后者是上层建筑。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没有找到关于经济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总和的论述，那么显然，这一观点是我国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至于发展的准确与否，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关键词“生产关系”人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所谓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是人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方面的经济关系的总和。

研究生产关系，一般不仅要考察生产，还要考察其本质差别，在生产关系总体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说，“如果说在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决定着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消费关系。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区别不同生产关系类型的主要标志。所谓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的制度，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的性质和产品分配、交换的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可见，所有制首先是一种制度，其次它的调整对象属于物质资料生产领域。显然，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所有制的性质，及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系统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与协调方式。另一方面，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因此，可以说，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制度环境共同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独特性。

二、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

(一)经济制度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成、变革和运行

首先，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来展开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识。然而，生产力是怎样作用于生产关系呢?吴易风教授对此曾进行过系统的阐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成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会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又会产生和自己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力——生产方式_-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点，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对于此观点，笔者在赞同之余深受启迪，并进行了思考：生产方式是怎样将生产力的影响传导并衍变为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呢?经过反复探寻，发现了关键所在：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度及其发展和变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担当了重要媒介。

生产方式，即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物质资料的方式。新的生产力要求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即人们与生产资料之间新的占有、使用方式，及产出的物质资料的分配和交换方式等。相应地，亦会产生与新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所有制、生产、分配、交换甚至消费制度以对新生产方式的形成、确立和实施过程起到辅助和保障作用。而在人们遵循新的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受到新经济制度的协调和制约，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便会日益改变，生产关系也就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了。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制度对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变革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理论中的—个重要思想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笔者提出的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变革，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呢?事实并非如此。所有制形式一般都是以一国宪法的形式予以规定的，但它从根本上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是经济基础中不可动摇的支柱，其足以证明制度并非完全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前面的论证可知，经济制度是应该划分到经济基础里去的。制度也分为两部分，即经济基础部分(包括所有制及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部分(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方式随之改变，而生产方式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度的变迁又促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于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社会和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

其次，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进行考察：经济制度作为一种交易协调机制，就是为了保证交易顺利进行，促进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易成本的变化，当原有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原则无法再维持人们所认可的利益均衡时，经济制度中的部分甚至全部，包括所有制在内，就会发生变迁，以实现一个新的利益均衡。显然，在新的经济制度环境中，人们在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时所受到约束的内容、方式和程度等都会与旧制度环境下有所区别，其调整效果也自然会不同。也就是说，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即生产关系发生变革。

生产是一种社会行为，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及细化，人们在生产中的协同合作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产品分配和交换也日趋频繁、复杂。制度经济学把人们的一切交互行为都视为交易，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交易，无论从数量、频率或是复杂性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然而，由于人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生活环境中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性，以及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交易中的隐瞒、欺诈、偷懒及搭便车等现象不断出现且同样呈增长趋势也在所难免。此外，由于交易中主体间的意愿相左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引起交易无法顺利进行甚至中止也时有出现，这些情况又进一步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经济效率，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各主体间的信任度，减少了其进行交易的意愿，进而阻碍了生产关系的和谐、有序的运行和发展。经济制度是社会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协调机制，其产生就是为了克服人的弱点和不足。经济制度决定和调整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关系，使其更和谐，更有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维持着生产关系的良好运行及健康发展。

(二)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具有反作用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篇7

我们知道，自从马克思的《1884的批判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使得对于他的理解变的越来越复杂了。不仅对马克思的解释名目繁多，而且对恩格斯的解释也开始名目繁多。然而，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似乎根本就没有象人们所认为他有的观点。而且很多人忘记了是中国人，而且甚至连想也不想，是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有一个可能更符合事实的结论产生，那就是，马克思并非是物质决定主义者，而有他自己的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版本反而更接近马克思的思想。

(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无疑是从年青马克思的著作开始。随着马克思的《1884的批判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几乎西方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下子出来两个马克思，不再是一个了。一个是科学的革命的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的老马克思，一个是带有很浓厚黑格尔思想的、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作为哲学家的年青马克思。卢卡契(Lukacs)、葛兰西(Gramsci)、马尔库塞(Marcuse)、萨特(Sartre)似乎是可以归纳为年青马克思学派，阿尔杜塞(Altusser)、布朗撒斯(Poulantzas)为老马克思学派。此外，还有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割裂开来的人，如考莱蒂(Colletti)是典型的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截然对立起来的人。

当然，上述这种问题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论是瞿秋白、艾思奇，还是，都是无法想象的。当他们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时候，他们理解马克思的主要来源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材料。那个时候年青马克思及许多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还读不到。况且，马克思的主体思想是经过第二国际解释的，经过列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发展的。按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马克思，本应带有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综合解释色彩，因为两次国际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都掺杂浓厚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自然主义。但是，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马克思是通过他们作为中国人在自己的经验之中的马克思。

下边我们要首先集中在一个根本问题上讨论，那就是：马克思是否科技决定主义者。

我们知道第一国际内部论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方面当时没有一个已经确定了的关于“科学”的概念。另一方面，作为唯物论者的社会主义者都将自己的阐述说成是“科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杜林(Duhring)和马赫(Mach)。一个是旧式的唯物论派，一个是现象学派。他们对科学这一概念都有自己的讲法。恩格斯在黑格尔派和唯物论派的答辩中，既将马克思作为唯物主义者与唯心家黑格尔相区别，又指出旧式的唯物论是简化主义，它不能说明化学和有机过程，不能将宇宙理解为过程。物质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这就是“历史唯物论”这一词汇的由来。

西方哲学上从广义上讲的“决定主义”，是指关于原因性(causality)的概想而言的，也就是说，一切事情都是造成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凡造成都带着法规的形式：“只要这样，就会那样。”这其实是休谟的观点，只不过后来被所有经验主义者当成了信条，而且成了有关科学的支配性思维。沿着这条线，则产生了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上典型的二分叉观点，它作为一种明显特点，存在于大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政治行动(上层建筑)这里被看成是主观性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成其为客观的东西的反映而已。

将马克思理解为是“科技决定主义”的，其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理解。在这点上，科恩(Cohen)是典型的一个。他的“前提论”认为“经济永远是前提和起决定性的作用”。从这种理解出发，毫无疑问地历史被认为是一条单行街。诚然，马克思是说过“生产是决定性的因素”的话，可是十分明确的是，马克思讲的是变化对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内在联系(inner-related)着的过程产生的影响，这里不是讲互相间联系(inter-related)的过程。马克思更不是在讲关系本身的变化。

在这里，要讲清楚内在关联性(inner-relatedness)与互相间联系性(inter-relatedness)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先来区分一下“外部绑结(externallytied)”与“内部相连关系(internallyrelatedrelations)”。欧门认为，甲与乙之间为内部关系是说，二者的规定为何，是根据它们所处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相比之下，甲与乙之间为外部关系是说，二者的规定为何，是根据它们对于它们所处的相互间关系的独立性而说的。在内部关系上说，甲和乙是能够互相决定的，互相必然的，和互相经验的。二者不管谁起了变化，在对方来说也必然是个变化。讲甲决定乙是指将着眼点放在关系的一方面而言，是讲“除非乙是处于与甲的关系上，否则乙不会是如此。”这也是讲“是甲对于乙的关系上的某种原因造成乙目前如此的。”而且，讲“内在联系性(inner-relatedness)”是潜入经验关系的下面，也就是说，去追究相分割的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或曰有机统一)，说“相分割的决定因素”，是指它们同由他们所决定之一方仔细地区别开来。欧门举出例子表明，许多马克思的重要概念之间都是内部联系着的，因而，我必须是在这种景况之内才能谈马克思所使用的“决定(determines，orBestimmungen)”这一词的意义。

马克思眼中的社会是充满关系的。很多人都这么说，然而在马克思这里，这种说法是具有明晰准确的意思的。它在《资本论》当中的表述是活生生的；资本、劳动、价值、商品等等都是作为关系抓在马克思的手里的，它们的规定是作为构成整体所必要的因素被抓住的。而同是这些因素，人们通常习惯于将它们看成是“外部绑结(externallytied)”的。马尼科斯指出，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决不是类似“假如一个女人离婚了，她就不再是妻子了”那样的原因关系。实际上马克思还精辟地指出，“生产最终是由消费的需求所决定的”。

由流行的所谓“经济决定主义”后来演变成了一种“科技决定主义”的说词。这种说词的论据模式据说是马克思有这样的话：“伴随手工作坊出现的是封建主的社会，伴随蒸汽机出现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然而，正如欧门(Ollman)和萨厄(Sayer)所展示和分析的，马克思的大量著作告诉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说法。其实马克思早就批评和说过，没有比持这种观点更糟糕的理论家了。财产关系按说是法律规定的，应该说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但它对于构成生产方式也是必须的，因此，在经验的意义上说，它也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是从现实的单个的人开始的，研究的是他们的实践、他们生活的物质条件，也即那些他们发现现存的东西，还有那些通过他们的实践生产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所有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这个前提是可以用纯粹的经验主义方法实证的。马克思指出，所有历史编篡必须从这些自然性的基础开始，叙述自然性基础通过人类的实践在历史进程中的改变。所言“前提论”，在这里是再清楚不过地由马克思阐明，但它不是许许多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个。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强调，如果不能充分看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与生产之间的联系同前资本主义的此种联系是很不同的，就会导致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叉问题的混乱。在一切社会中，包括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诸因素都包含在生产方式的组成之内。在有些社会里，那里并没有“国家(state)”，而且宗教往往是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勾画了前资本主义的那些联系，然而他集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他分析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说明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民社会与国家、资产阶级与市民的二分叉问题。严格说来，只有资本主义才有所谓“经济”问题。只是由于此才让人容易想到经济是作为基础的，诸如国家等因素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是与经济基础是分离的，是由它所决定的。

马克思强调他所做的是对现实单个个人活动的研究，这本身就使得他的观察具有很大的以能动为中心的倾向。这种观察表现了他早期批判黑格尔时的哲学自然主义，不过现在更加展开，而且运用了辩证法的术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自己与黑格尔的关系阐述得很清楚，将他们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也阐述的很清楚。应该引起我们足够注意的是，马克思经常把“辩证”作为“科学”的同义词来运用。所以生产才被看作是内部关系的(辩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四个方面：为满足生物性需要的生产、为新需要的生产、再生产和双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关系是自身显现的。一方面是具有自然性的，另一方面是社会性的。所谓社会性，其意义在于单个个人实现合作，无论这种合作是什么条件下的，是什么方式，是以什么为目的。所以说，对于马克思来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者国家模式，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国家合作形式相结合的，这种合作形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合作方式本身是本质性的关系，它确确实实就是规定着生产方式。例如，相比之下，奴隶制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之间，资本主义的合作本质则是被神秘化的“自由”。

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人们才会将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是“经济简化主义论”，那就是将“受条件制约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受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和“取决于”(“人们在生产中彼此间形成的关系取决于物质的、生产力的发展”)理解成为经验主义的因果条件，也就是说，是“生产力”造成“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造成“信仰”。但是很难否认的事实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条件，生产力的发展不依赖生产关系。现在可以说清楚，我们可以以现实的社会关系为基础解释信仰，社会关系作为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构成部分，其中不仅仅包括是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还包括其中所牵涉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关系。这正是马克思写《资本论》所努力阐明的道理。可见，所谓“唯意志主义对决定主义”的二分叉命题是建立在马克思所没有的观点之上的。

(二)

由于马克思的思想被误解为决定主义，因而就很容易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将说成是唯意志主义者。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接受经济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但同时几乎他们所有人都更多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他们认为上层建筑也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基础。

什么是唯意志主义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它似乎指的是一种社会分析和革命策略，它把人类意志强调为是产生理想社会变革的前提性的原因能动作用。正是这个理由，唯意志主义才很流行地被看成是思想的特点。一点是，毛被理解为是，为了实现社会变革，比起客观经济力量来，他较多地强调在能动的政治方面主观人为的努力。另一点是，作为一个唯意志主义者，使用的方法是通过加强政治跨越历史阶段。但是所有这些批评所反映的命题都是建立在用决定主义观点看待对历史才有的因果逻辑，还有那种通常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叉思维。不过，由于决定主义的历史观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叉思维根本就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所以由此推出的的唯意志主义也就成了毫无根据的指责。也就是说，唯意志主义并非是本人的观点。

其实，思想当中确实存在的不是什么对马克思的“颠倒”，而是中国人用自己传统和自己经验的视野而理解的马克思。正是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话说的，是“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

在理解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人并没有通过西方的那个关于“原因性(causality)”的命题，并不具有诸如此类的思维，即一切事情都是造出来的；凡此原因性皆具有法规形式：“只要这样，就会那样”这种休谟的观点，这种后来在西方被所有经验主义者尊奉的信条，又作为西方在“科学”方面起支配作用的观点。按理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本应在本世纪初用一种第一和第二国际兼有的观点来理解他们所能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而且后来本应用俄国人的观点理解马克思。而不管是第一、第二国际，还是俄国人的观点，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决定主义原因观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没有！为什么！这就要考虑从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和经验上找到回答。

传统和经验是什么呢？传统，就是我们自古就有的自然世界观(它和西方的世界观相去甚远)，和我们观察世界时的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思想家老子、孔子以及《易经》那里去。所谓经验，就是我们的社会环境和状况，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和我们对这些问题所给予的回答，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和历史。我们对西方概念的思考，包括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脱离不开我们的世界观、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我们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

唯意志主义立场的最大问题是不能掌握“原因性(causality)”，尤其是从经验主义所理解的“原因性”出发，更显得如此。然而，可能正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来理解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因为与西方那种决定主义原因观毫无干系而绕过了它。正如海尔摩特·威乐姆(HellmutWilhelm)所看到的，将能动的过程解释为相反相成是中国的根本传统。(1977：35)郝大为和安乐哲(DavidHallandRogerAmes)也指出：“由于没有西方式的二元观点所建立起来的本体上的分离视野(即：某些决定性的原则与它们所决定的事物是分离着的)，一切事物的联系性观察就产生出一种互系模式的哲学思维和互系模式的宇宙秩序的解释。”(1987)

最早将辩证法和唯物论引入中国语汇是在大量西学流入中国的过程发生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认真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直到十月革命后才开始。从俄文翻译辩证唯物论可能是从瞿秋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学讲义开始的。三十年生了由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领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运动。从一九三七年开始，马克思在中国的命运进入了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形成了著名的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

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之初，中国知识分子就是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用中国哲学传统的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的。比如，蔡元培在他翻译黑格尔的文章中，用的是中国思想的传统术语。瞿秋白教学讲义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过程中运用了大量中国古代哲学的叙述(“discourses”)。而且，中国的世界观以及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中国人的古代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艾思奇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通过现代中国人的经验，甚至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的工程。然而，它本身是哲学的扩展，是哲学的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什么呢？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直接的中国环境中的问题之间发现和确认一种延续性。艾思奇和所做的都不是“颠倒”，在马克思主义的引进、通俗化和中国化过程中，没有“颠倒”。其实，这里是一个很清晰简单逻辑：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思想。这里还有个常识性的事实：从西方来的思想，没有哪种更比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人提供了那么多的对话而不是碰撞的机会。

在这里更为清晰的一点是，似乎比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马克思。这点与“马克思不是决定主义，不是唯意志论”的分析是一条线下来的。但是何以见得呢？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需要介绍三个重要论点，这就是郝大为和安乐哲所指出的：

一、中国哲学传统所容含的是一种事物本体观(anontologyofevents)，而不是质体本体观(anontologyofsubstance)。将人当成事物看待这一传统做法是通过能动体与其行为(theagentandhisact)的互系(correlative)观表达出来的。

二、中国哲学传统没有超绝观(senseoftranscendence)。宇宙中每一事物都与任何他种事物相关，所以一切事物都是互系的。不象西方二元论，中国哲学上的对应体(polarity)，如阴阳，蕴涵的是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其中每一方都构成规定另一方的必须条件。每一特殊事物都既是自决又是取决于任一其他特殊事物。对关系进行对应物的解释需要对宇宙使用一种境况化(contextualist)的解释，其中的事物严格说来是互相依赖的。这种互系的对应性解释避免了“精神还是肉体”这种成问题的二元命题。

三、传统作为进行解释的境况(context)。你必须要避免试图用一种僵化的历史角度去理解中国的思想家，而应当用传统的视野去进行理解。这里所谓“僵化的历史角度”的意思是，历史被理解为是以能动性概念(conceptofagency)为中心的，是什么神和哪个“英雄”的主观造的。(1987：11-25)

用以上这三点理解的思想能让人尤其清楚。在将宇宙看成是一种互系的，或者说从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看世界这方面，是很典型的。能动体与其作为之间究竟什么关系这类哲学提问，在那里根本就不成问题。在研究的时候，传统作为进行解释的景况是需要随时考虑进去的。

我们可以尤其清楚地看到，的思想中没有超绝观(senseoftranscendence)。对于来说，宇宙中每一事物都与任何他种事物相关，所以一切事物都是互系的。中国哲学上的对应体(polarity)阴阳，现在同样表达在的新术语“矛盾”之中。它蕴涵的仍然是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其中每一方都构成规定另一方的必须条件。每一特殊事物都既是自决又是取决于任一其他特殊事物。它既不可能是决定论的也不可能是唯意志论的。因为对关系进行对应物的解释需要对宇宙使用一种境况化(contextualist)的解释，其中的事物严格说来是互相依赖的。所以，它避免了二元命题那样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问题。

确实地说，恰恰是因为具有对关系进行互系性对应物的观察视野而使接近马克思的。对于的思想来说，这种观察视野是根本性的思想方法。它结果与马克思对变化给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几者内在联系(inner-related)着的过程(也可说内在联系的和内部联系的关系)带来的影响的分析竟是那么接近！

如我在本文前部分说明的，在马克思看来，甲与乙之间为内部关系是说，二者的规定为何，是根据它们所处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在内部关系上，甲和乙是能够互相决定的，互相必然的，和互相经验的。二者不管谁起了变化，在对方来说也必然是个变化。讲甲决定乙是指将着眼点放在关系的一方面而言，是讲“除非乙是处于与甲的关系上，否则乙不会是如此。”这也是讲“是甲对于乙的关系上的某种原因造成乙目前如此的。”

讲“内在联系性(inner-relatedness)”是潜入经验关系的下面，也就是说，去追究相分割的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或曰有机统一)，说“相分割的决定因素”，是指它们同由他们所决定之一方仔细地区别开来。欧门举出例子表明，许多马克思的重要概念之间都是内部联系着的，因而，我必须是在这种境况之内才能谈马克思所使用的“决定(determines，orBestimmungen)”的意义。

可以说，是这样在“内部联系”和“内在联系”两个概念境况上马克思不可能成为“经济决定主义”或者“技术决定主义”的。而且这正是马克思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提供了在哲学上对话的可能性的地方。

如果说是如何接近马克思的问题现在比较清楚了，那么，为什么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不是那种无视客观经济力的唯意志论这一问题，就应该更清楚了。因为象马克思论述内部联系的关系所说的一样，其实坚持的也是，而且总是强调人的努力要适当，要根据和符合具体环境、时间和情况的需要。这曾一度成了一句口头禅的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的分析方法中，找不到如此众多西方中国问题专家所讲的那种“唯意志论(voluntarism)”。

从理论上说，也可以从实用效果上说，为了变革社会，从来没有在能动的政治方面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出过不适当的强调，因而忽视客观的经济力量。他所做的仅仅是探索互系的可行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具体环境中的问题。这种态度，也与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的方法是接近的。

注释：

①这种情况可参考《ModernChina》(第三卷一、二期，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月)上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

DavidHallandRogerAmes，ThinkingthroughConfucius，1987

PeterManicas，AHistoryandPhilosophyoftheSocialSciences，1987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篇8

我们知道，自从马克思的《1884的批判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使得对于他的理解变的越来越复杂了。不仅对马克思的解释名目繁多，而且对恩格斯的解释也开始名目繁多。然而，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似乎根本就没有象人们所认为他有的观点。而且很多人忘记了是中国人，而且甚至连想也不想，是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有一个可能更符合事实的结论产生，那就是，马克思并非是物质决定主义者，而有他自己的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版本反而更接近马克思的思想。

(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无疑是从年青马克思的著作开始。随着马克思的《1884的批判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几乎西方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下子出来两个马克思，不再是一个了。一个是科学的革命的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的老马克思，一个是带有很浓厚黑格尔思想的、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作为哲学家的年青马克思。卢卡契(Lukacs)、葛兰西(Gramsci)、马尔库塞(Marcuse)、萨特(Sartre)似乎是可以归纳为年青马克思学派，阿尔杜塞(Altusser)、布朗撒斯(Poulantzas)为老马克思学派。此外，还有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割裂开来的人，如考莱蒂(Colletti)是典型的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截然对立起来的人。

当然，上述这种问题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论是瞿秋白、艾思奇，还是，都是无法想象的。当他们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时候，他们理解马克思的主要来源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材料。那个时候年青马克思及许多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还读不到。况且，马克思的主体思想是经过第二国际解释的，经过列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发展的。按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马克思，本应带有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综合解释色彩，因为两次国际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都掺杂浓厚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自然主义。但是，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马克思是通过他们作为中国人在自己的经验之中的马克思。

下边我们要首先集中在一个根本问题上讨论，那就是：马克思是否科技决定主义者。

我们知道第一国际内部论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方面当时没有一个已经确定了的关于“科学”的概念。另一方面，作为唯物论者的社会主义者都将自己的阐述说成是“科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杜林(Duhring)和马赫(Mach)。一个是旧式的唯物论派，一个是现象学派。他们对科学这一概念都有自己的讲法。恩格斯在黑格尔派和唯物论派的答辩中，既将马克思作为唯物主义者与唯心家黑格尔相区别，又指出旧式的唯物论是简化主义，它不能说明化学和有机过程，不能将宇宙理解为过程。物质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这就是“历史唯物论”这一词汇的由来。

西方哲学上从广义上讲的“决定主义”，是指关于原因性(causality)的概想而言的，也就是说，一切事情都是造成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凡造成都带着法规的形式：“只要这样，就会那样。”这其实是休谟的观点，只不过后来被所有经验主义者当成了信条，而且成了有关科学的支配性思维。沿着这条线，则产生了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上典型的二分叉观点，它作为一种明显特点，存在于大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政治行动(上层建筑)这里被看成是主观性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成其为客观的东西的反映而已。

将马克思理解为是“科技决定主义”的，其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理解。在这点上，科恩(Cohen)是典型的一个。他的“前提论”认为“经济永远是前提和起决定性的作用”。从这种理解出发，毫无疑问地历史被认为是一条单行街。诚然，马克思是说过“生产是决定性的因素”的话，可是十分明确的是，马克思讲的是变化对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内在联系(inner-related)着的过程产生的影响，这里不是讲互相间联系(inter-related)的过程。马克思更不是在讲关系本身的变化。

在这里，要讲清楚内在关联性(inner-relatedness)与互相间联系性(inter-relatedness)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先来区分一下“外部绑结(externallytied)”与“内部相连关系(internallyrelatedrelations)”。欧门认为，甲与乙之间为内部关系是说，二者的规定为何，是根据它们所处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相比之下，甲与乙之间为外部关系是说，二者的规定为何，是根据它们对于它们所处的相互间关系的独立性而说的。在内部关系上说，甲和乙是能够互相决定的，互相必然的，和互相经验的。二者不管谁起了变化，在对方来说也必然是个变化。讲甲决定乙是指将着眼点放在关系的一方面而言，是讲“除非乙是处于与甲的关系上，否则乙不会是如此。”这也是讲“是甲对于乙的关系上的某种原因造成乙目前如此的。”而且，讲“内在联系性(inner-relatedness)”是潜入经验关系的下面，也就是说，去追究相分割的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或曰有机统一)，说“相分割的决定因素”，是指它们同由他们所决定之一方仔细地区别开来。欧门举出例子表明，许多马克思的重要概念之间都是内部联系着的，因而，我必须是在这种景况之内才能谈马克思所使用的“决定(determines，orBestimmungen)”这一词的意义。

马克思眼中的社会是充满关系的。很多人都这么说，然而在马克思这里，这种说法是具有明晰准确的意思的。它在《资本论》当中的表述是活生生的；资本、劳动、价值、商品等等都是作为关系抓在马克思的手里的，它们的规定是作为构成整体所必要的因素被抓住的。而同是这些因素，人们通常习惯于将它们看成是“外部绑结(externallytied)”的。马尼科斯指出，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决不是类似“假如一个女人离婚了，她就不再是妻子了”那样的原因关系。实际上马克思还精辟地指出，“生产最终是由消费的需求所决定的”。

由流行的所谓“经济决定主义”后来演变成了一种“科技决定主义”的说词。这种说词的论据模式据说是马克思有这样的话：“伴随手工作坊出现的是封建主的社会，伴随蒸汽机出现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然而，正如欧门(Ollman)和萨厄(Sayer)所展示和分析的，马克思的大量著作告诉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说法。其实马克思早就批评和说过，没有比持这种观点更糟糕的理论家了。财产关系按说是法律规定的，应该说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但它对于构成生产方式也是必须的，因此，在经验的意义上说，它也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是从现实的单个的人开始的，研究的是他们的实践、他们生活的物质条件，也即那些他们发现现存的东西，还有那些通过他们的实践生产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所有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这个前提是可以用纯粹的经验主义方法实证的。马克思指出，所有历史编篡必须从这些自然性的基础开始，叙述自然性基础通过人类的实践在历史进程中的改变。所言“前提论”，在这里是再清楚不过地由马克思阐明，但它不是许许多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个。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强调，如果不能充分看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与生产之间的联系同前资本主义的此种联系是很不同的，就会导致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叉问题的混乱。在一切社会中，包括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诸因素都包含在生产方式的组成之内。在有些社会里，那里并没有“国家(state)”，而且宗教往往是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勾画了前资本主义的那些联系，然而他集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他分析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说明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民社会与国家、资产阶级与市民的二分叉问题。严格说来，只有资本主义才有所谓“经济”问题。只是由于此才让人容易想到经济是作为基础的，诸如国家等因素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是与经济基础是分离的，是由它所决定的。

马克思强调他所做的是对现实单个个人活动的研究，这本身就使得他的观察具有很大的以能动为中心的倾向。这种观察表现了他早期批判黑格尔时的哲学自然主义，不过现在更加展开，而且运用了辩证法的术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自己与黑格尔的关系阐述得很清楚，将他们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也阐述的很清楚。应该引起我们足够注意的是，马克思经常把“辩证”作为“科学”的同义词来运用。所以生产才被看作是内部关系的(辩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四个方面：为满足生物性需要的生产、为新需要的生产、再生产和双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关系是自身显现的。一方面是具有自然性的，另一方面是社会性的。所谓社会性，其意义在于单个个人实现合作，无论这种合作是什么条件下的，是什么方式，是以什么为目的。所以说，对于马克思来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者国家模式，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国家合作形式相结合的，这种合作形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合作方式本身是本质性的关系，它确确实实就是规定着生产方式。例如，相比之下，奴隶制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之间，资本主义的合作本质则是被神秘化的“自由”。

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人们才会将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是“经济简化主义论”，那就是将“受条件制约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受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和“取决于”(“人们在生产中彼此间形成的关系取决于物质的、生产力的发展”)理解成为经验主义的因果条件，也就是说，是“生产力”造成“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造成“信仰”。但是很难否认的事实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条件，生产力的发展不依赖生产关系。现在可以说清楚，我们可以以现实的社会关系为基础解释信仰，社会关系作为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构成部分，其中不仅仅包括是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还包括其中所牵涉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关系。这正是马克思写《资本论》所努力阐明的道理。可见，所谓“唯意志主义对决定主义”的二分叉命题是建立在马克思所没有的观点之上的。

(二)

由于马克思的思想被误解为决定主义，因而就很容易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将说成是唯意志主义者。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接受经济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但同时几乎他们所有人都更多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他们认为上层建筑也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基础。

什么是唯意志主义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它似乎指的是一种社会分析和革命策略，它把人类意志强调为是产生理想社会变革的前提性的原因能动作用。正是这个理由，唯意志主义才很流行地被看成是思想的特点。一点是，毛被理解为是，为了实现社会变革，比起客观经济力量来，他较多地强调在能动的政治方面主观人为的努力。另一点是，作为一个唯意志主义者，使用的方法是通过加强政治跨越历史阶段。但是所有这些批评所反映的命题都是建立在用决定主义观点看待对历史才有的因果逻辑，还有那种通常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叉思维。不过，由于决定主义的历史观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叉思维根本就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所以由此推出的的唯意志主义也就成了毫无根据的指责。也就是说，唯意志主义并非是本人的观点。

其实，思想当中确实存在的不是什么对马克思的“颠倒”，而是中国人用自己传统和自己经验的视野而理解的马克思。正是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话说的，是“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

在理解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人并没有通过西方的那个关于“原因性(causality)”的命题，并不具有诸如此类的思维，即一切事情都是造出来的；凡此原因性皆具有法规形式：“只要这样，就会那样”这种休谟的观点，这种后来在西方被所有经验主义者尊奉的信条，又作为西方在“科学”方面起支配作用的观点。按理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本应在本世纪初用一种第一和第二国际兼有的观点来理解他们所能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而且后来本应用俄国人的观点理解马克思。而不管是第一、第二国际，还是俄国人的观点，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决定主义原因观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没有！为什么！这就要考虑从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和经验上找到回答。

传统和经验是什么呢？传统，就是我们自古就有的自然世界观(它和西方的世界观相去甚远)，和我们观察世界时的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思想家老子、孔子以及《易经》那里去。所谓经验，就是我们的社会环境和状况，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和我们对这些问题所给予的回答，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和历史。我们对西方概念的思考，包括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脱离不开我们的世界观、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我们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

唯意志主义立场的最大问题是不能掌握“原因性(causality)”，尤其是从经验主义所理解的“原因性”出发，更显得如此。然而，可能正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来理解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因为与西方那种决定主义原因观毫无干系而绕过了它。正如海尔摩特·威乐姆(HellmutWilhelm)所看到的，将能动的过程解释为相反相成是中国的根本传统。(1977：35)郝大为和安乐哲(DavidHallandRogerAmes)也指出：“由于没有西方式的二元观点所建立起来的本体上的分离视野(即：某些决定性的原则与它们所决定的事物是分离着的)，一切事物的联系性观察就产生出一种互系模式的哲学思维和互系模式的宇宙秩序的解释。”(1987)

最早将辩证法和唯物论引入中国语汇是在大量西学流入中国的过程发生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认真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直到十月革命后才开始。从俄文翻译辩证唯物论可能是从瞿秋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学讲义开始的。三十年生了由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领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运动。从一九三七年开始，马克思在中国的命运进入了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形成了著名的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

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之初，中国知识分子就是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用中国哲学传统的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的。比如，蔡元培在他翻译黑格尔的文章中，用的是中国思想的传统术语。瞿秋白教学讲义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过程中运用了大量中国古代哲学的叙述(“discourses”)。而且，中国的世界观以及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中国人的古代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艾思奇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通过现代中国人的经验，甚至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的工程。然而，它本身是哲学的扩展，是哲学的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什么呢？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直接的中国环境中的问题之间发现和确认一种延续性。艾思奇和所做的都不是“颠倒”，在马克思主义的引进、通俗化和中国化过程中，没有“颠倒”。其实，这里是一个很清晰简单逻辑：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思想。这里还有个常识性的事实：从西方来的思想，没有哪种更比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人提供了那么多的对话而不是碰撞的机会。

在这里更为清晰的一点是，似乎比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马克思。这点与“马克思不是决定主义，不是唯意志论”的分析是一条线下来的。但是何以见得呢？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需要介绍三个重要论点，这就是郝大为和安乐哲所指出的：

一、中国哲学传统所容含的是一种事物本体观(anontologyofevents)，而不是质体本体观(anontologyofsubstance)。将人当成事物看待这一传统做法是通过能动体与其行为(theagentandhisact)的互系(correlative)观表达出来的。

二、中国哲学传统没有超绝观(senseoftranscendence)。宇宙中每一事物都与任何他种事物相关，所以一切事物都是互系的。不象西方二元论，中国哲学上的对应体(polarity)，如阴阳，蕴涵的是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其中每一方都构成规定另一方的必须条件。每一特殊事物都既是自决又是取决于任一其他特殊事物。对关系进行对应物的解释需要对宇宙使用一种境况化(contextualist)的解释，其中的事物严格说来是互相依赖的。这种互系的对应性解释避免了“精神还是肉体”这种成问题的二元命题。

三、传统作为进行解释的境况(context)。你必须要避免试图用一种僵化的历史角度去理解中国的思想家，而应当用传统的视野去进行理解。这里所谓“僵化的历史角度”的意思是，历史被理解为是以能动性概念(conceptofagency)为中心的，是什么神和哪个“英雄”的主观造的。(1987：11-25)

用以上这三点理解的思想能让人尤其清楚。在将宇宙看成是一种互系的，或者说从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看世界这方面，是很典型的。能动体与其作为之间究竟什么关系这类哲学提问，在那里根本就不成问题。在研究的时候，传统作为进行解释的景况是需要随时考虑进去的。

我们可以尤其清楚地看到，的思想中没有超绝观(senseoftranscendence)。对于来说，宇宙中每一事物都与任何他种事物相关，所以一切事物都是互系的。中国哲学上的对应体(polarity)阴阳，现在同样表达在的新术语“矛盾”之中。它蕴涵的仍然是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其中每一方都构成规定另一方的必须条件。每一特殊事物都既是自决又是取决于任一其他特殊事物。它既不可能是决定论的也不可能是唯意志论的。因为对关系进行对应物的解释需要对宇宙使用一种境况化(contextualist)的解释，其中的事物严格说来是互相依赖的。所以，它避免了二元命题那样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问题。

确实地说，恰恰是因为具有对关系进行互系性对应物的观察视野而使接近马克思的。对于的思想来说，这种观察视野是根本性的思想方法。它结果与马克思对变化给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几者内在联系(inner-related)着的过程(也可说内在联系的和内部联系的关系)带来的影响的分析竟是那么接近！

如我在本文前部分说明的，在马克思看来，甲与乙之间为内部关系是说，二者的规定为何，是根据它们所处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在内部关系上，甲和乙是能够互相决定的，互相必然的，和互相经验的。二者不管谁起了变化，在对方来说也必然是个变化。讲甲决定乙是指将着眼点放在关系的一方面而言，是讲“除非乙是处于与甲的关系上，否则乙不会是如此。”这也是讲“是甲对于乙的关系上的某种原因造成乙目前如此的。”

讲“内在联系性(inner-relatedness)”是潜入经验关系的下面，也就是说，去追究相分割的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或曰有机统一)，说“相分割的决定因素”，是指它们同由他们所决定之一方仔细地区别开来。欧门举出例子表明，许多马克思的重要概念之间都是内部联系着的，因而，我必须是在这种境况之内才能谈马克思所使用的“决定(determines，orBestimmungen)”的意义。

可以说，是这样在“内部联系”和“内在联系”两个概念境况上马克思不可能成为“经济决定主义”或者“技术决定主义”的。而且这正是马克思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提供了在哲学上对话的可能性的地方。

如果说是如何接近马克思的问题现在比较清楚了，那么，为什么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不是那种无视客观经济力的唯意志论这一问题，就应该更清楚了。因为象马克思论述内部联系的关系所说的一样，其实坚持的也是，而且总是强调人的努力要适当，要根据和符合具体环境、时间和情况的需要。这曾一度成了一句口头禅的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的分析方法中，找不到如此众多西方中国问题专家所讲的那种“唯意志论(voluntarism)”。

从理论上说，也可以从实用效果上说，为了变革社会，从来没有在能动的政治方面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出过不适当的强调，因而忽视客观的经济力量。他所做的仅仅是探索互系的可行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具体环境中的问题。这种态度，也与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的方法是接近的。

注释：

①这种情况可参考《ModernChina》(第三卷一、二期，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月)上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

DavidHallandRogerAmes，ThinkingthroughConfucius，1987

PeterManicas，AHistoryandPhilosophyoftheSocialSciences，1987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形成

道德主要表现的是行为规范，道德价值主要是道德行为背后支持的信念、理念。共识，简单说来，就是人们的认识相对一致。“道德是社会的共识”，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道德的判据是社会的长远利益，而且这个社会包含的范围越大，判据越是具有支配性；其次，道德的是非判断不是单个人的认识，而是全社会的，或至少是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认识。”，道德价值共识是指各个社会独立平等的主体对道德问题的认识相对一致。它有赖于对有效的社会事实的承认与认识。简单地说，它是指人们对社会道德价值问题的意见相对一致，即有一个普遍的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各个独立平等的主体对市场经济道德问题的认识相对一致。它同样有赖于人们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事实的承认和认识。共识在道德行为中简单表述为：有价值的应该去做；反之，不应该去做。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些是应该做的?从马克思提出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看，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认同自由和平等的道德价值共识。因为，(1)尽管它们的含义是历史性的概念，但人类正是在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过程中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解放。正义、自由和平等的理念，被人们广泛认同和追求。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人们用正义、自由和平等反对封建的宗教统治，促进了人们从封建思想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在中国近代，特别是以来，是在对自由和平等社会的向往，才不断推动中国走出封建社会的羁绊。(2)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来看，正是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才不断促使社会的理性(其中主要包括了社会的法制化)和现代化。自由和平等的道德价值理念已经内化为一种社会的良心。(3)正如万俊人教授所说：自由、平等、宽容’的价值理念系统是基于个人的人格独立和人权自主之价值信念而得到普遍解释的。但它同时也被贯彻到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成为市场经济或自由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价值支撑点。或者说，它给了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根本性的道德价值合理性论证或支持。市场经济的基点和起点都是个人的独立与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没有这种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法人主体就不能进入自由经济。”口牡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要以尊重市场经济诸道德主体所享有的自由和平等等道德价值信念为前提，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道德对话，来寻求道德行为冲突的道德主体之间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的共识。除此之外，对互惠互利、科学理性、公正等观念，我们也是应该认同的。

那么，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寻求道德价值共识有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它表现在：(1)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由于人们的个体性特征的加强，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社会认同感会不断削弱。何怀宏教授精辟地指出，目前已经初露端倪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歧异和分化将是一个持久乃至会不断扩大的状况，“社会从一种精英等级制的传统形态转向了一朝‘平等多元’的现代形态。”哆元化的社会容易使人们对社会缺乏认同感，其后果只能是使人们以工具化的方式看待社会，这样人们对社会的实质性价值就会缺乏关注。(2)由于市场经济竞争的要求，人们对现实的物质欲望过分追求，人的精神家园因为孤独、恐惧、焦躁、绝望等情绪而失落，它直接导致人们的信仰出现危机。而信仰危机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个严重障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利益主体在道德行为、价值观念上都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道德的评价标准越来越难于统一，客观上容易导致社会道德行为的混乱，甚至进一步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样，寻求某种程度或范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共识，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

一、社会的共同目标是道德价值共识形成的基础

社会的共同目标对维持社会和集团的秩序、实现社会和集团的共同目标起到重要的作用。社会的共同目标一旦形成，它在社会生活中就会直接影响到道德价值共识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思想、观点，以及相应的制度、设施和组织的复杂体系。在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一旦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想上层建筑的内容和性质。社会的共同目标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部分，而道德价值是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的内容，因此社会的共同目标影响到道德价值共识的内容和性质。我们的社会共同目标是什么?在1999年参加“九九《财富》论坛一上海”时强调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就是要实现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今天中国所焕发出来的巨大活力，生动地反映出中国人民具有自由、民主地发挥创造力的广阔空间。中国有12亿多人口，社会生产力仍不发达，必须首先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然其他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我国的宪法也十分明确：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国社会的共同目标，它本身就是促进平等、自由的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它们之间有共同的目标和经济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道德价值或观念要达成共识，都是以政治或制度等上层建筑达成一致为条件的。例如农业经济时代的男耕女织、忠、孝等观念转变为工业经济时代的法治、个人权利、民主等观念，就是以近代社会的政治观念、社会体制以及社会共同目标等形成的共识为基础的。

尽管社会的共同目标影响着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但是我们同时还是要强调：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根据的是社会的长远利益，它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可以强加于人的，而是全社会或至少是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认识。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中存在着一个威胁，就是道德上的霸权。道德上的霸权往往把一些不具有共识的道德观念或意识通过社会某一方面的权威和强制力加以推广、宣传，以达到维护自己的利益的目的。它带有一定的隐蔽性，人们在从众的心理支配下，也会出现盲从的现象。不过在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中，道德霸权既不可取，也不会有生命力。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是一个过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共识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的实践同样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共识本身就是在社会整体和社会集团中的人们，通过彼此之间长时间竞争和协商出来的集体性同意。它就像是众多集合共同重合的部分，是社会公认的有益多数人的。它的形成必定需要一定时间的沟通。这时间有多长，当然取决于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人们的素质发展水平。像“竞争”这一价值观念，人们也是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竞争事实不断增加而慢慢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共识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们又不能把道德价值共识的实践行为过程性相对化，不能把它作为否认道德价值共识普遍存在的根据。恰恰相反，道德价值共识就是社会整体和社会集团中的人们通过竞争和协商，通过他们的不断理解和解释而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并没有否认它自身普遍存在的可能性。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又有什么基本前提?一是要建立充分进行道德对话的机制。在我国，广大人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它是通过众多关心自身利益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公民表现出来的。公民们广泛地参与公共道德生活，并通过各种社会道德对话机制，如社团、媒体、与政府对话等形成“公众舆论”。通过这种“公众舆论”，不同的集团之间、不同的整体之间可以充分地展开道德对话，进而在一种相互商谈和协商之中达成某一共识。二是要运用民主程序。道德价值共识是建立在理智的对话基础之上，理智的对话需要一定民主的程序加以保障。它必须赋予道德对话者以平等交往的权利，并排除其他非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商谈的压力。如道德霸权、政治欺骗、军事威胁等。这种民主的程序有利于人们自由的思考和辩论，从而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共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共识属于精神价值的范畴，具有精神价值的特征。它只能从现实中来又要回到现实中去。它要给现实的道德行为关系、道德行为冲突或困惑提供一种方向、目标。它的形成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务员之家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的形成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素质。道德范畴中的平等和自由以及像互惠互利、公正等道德价值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的完善和发展。而人的完善和发展的其中一个目标应该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指两个方面，即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通俗地说，前者主要是为人的品德，后者主要是做事的本领。道德价值共识是不同利益、不同群体的人们经过相互协商、相互竞争而确立起来的，相互之间求同存异的基础。这是对为人品德的起码要求。同时它强调，个人的平等发展和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然性和必然性。它在客观上有利于人们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平等地实现自己的权利，从而在提高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有更广泛的空间。当然，道德价值共识对人的素质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也有一个影响的过程。

上层建筑论文范文篇10

一、注意从逻辑上把握学科内及学科间的联系

教育活动有着多种目的，或为传授知识，或为培养技能，或为确立态度——人的价值观。三者相互渗透，同步进行，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价值态度的确立。因此，政治教育的使命决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一些书本知识，也不是让学生用书本知识去附合一两个现实热点问题，而是要通过这种知识的传授，去改造一个人的思想，帮助其建立一套科学思维方法，这样，在若干年之后，他可能完全忘却中学所传授的政治知识的具体内容，但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却牢牢扎根于他的大脑之中，在他一生之中，不管是他思考问题还是解决问题，他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去想、去做。只有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会在政治教学中，真正地改变那种说教式的方法，不是用一两个生动的事例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而是从知识本身严谨的逻辑体系中真正领会到学习的乐趣，真正树立起学习政治学科的兴趣，从而从心里真正地信它、实践它，而这一切就需要我们去深入地探讨政治理论的内在逻辑规律性。

世界著名教育学家皮亚杰曾说过，“知识之间是相互联系和沟通的”，政治学科的知识当然也不例外。而正是这种统一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教学中却被人为的一框题一框题地分割开来，编者是出于方便教学的考虑而教者却长期忽视这一知识相通的规律性，对每一知识点的讲授不可谓不深刻，而对于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性，则成为政治教学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往往被我们所忽视，在宏观上把握不够，从而使统一不可分割的知识体系变得孤立、零碎，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行而上学的思维之中，要突破这一薄弱环节，必须从知识的内在逻辑关联性上把握知识架构，从而在教学中，让学生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也是灵活运用知识的必备条件。

比如，在《经济常识》的教学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主线，共同富裕是目标，它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我们下面从生产力这一角度着眼去建立《经济常识》完整的知识体系。

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需要从三个方面做起：

1、运用科技、改进劳动工具，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在《经济常识》的理论中，可以说许多地方都渗透着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思想。象价值规律的第二个作用，三大产业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对外开放中的技术交流等章节，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从生产关系的变革着眼，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教材阐述的核心内容。众所周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教材中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分配方式的变化，市场体系的建立都是为适应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而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因此，衡量其优劣的标准，也只能是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3、从上层建筑着眼发展生产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这作用于经济基础；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在教材中，第四课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五课财政税收、第六课银行和储蓄者，第七课消费结构的变化，都渗透着国家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以促进经济发展。

另外，《政治常识》中国家机构的设置，国家职能的变化，国体、政体、党的性质、民族、宗教政策的制定；《哲学常识》中理论的变化发展等等都是有关上层建筑的内容，它们的调整与变化莫不由经济发展所决定，反过来又促进经济的发展。

以上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常识》的内容，通过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要求学生根据这一理解重新编排教材体系，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入手来把握教材，比如经济的概念等。这样的话，虽然我们只有一套课本，但我们教给学生的又不止一套课本的理论思维方法。不仅经济学如此，哲学、政治常识，乃至学科之间的知识体系，莫不如此。只要我们在教学中肯动脑筋，钻研教材，一定会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

二、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与新课程改革相适应，新高考改革方案，由“知识立意”转变为“能力立意”，而所谓的“能力立意”其实质就是学以至用，突出了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这无疑将对传统政治教学方法、手段、评价目标形成冲击，这也给我们加强政治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使用知识为我们服务，而政治教学很显然的一个目标就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给我们在教学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政治教材的编写总是会滞后于时代新的特点，这要求我们在讲授书本知识的同时，还应向学生讲授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时事政治，包括它的背景材料、事件内容、发展趋势、结果及影响等。让学生对这些事件有一个全面的、宏观的理解与把握，在这当中，尤其应重视的是我们党和政府在现阶段的重大路线、方针与政策的学习。

其次，运用所学的经济、、哲学、政治知识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通过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分析，使学生真正懂得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真实本质，做到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提高学生对事物认识的深刻性。进而，培养学生形成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与思维习惯，使之在对任何问题的分析时，都能不被现象所迷惑，都能够准确地把握其实质。

最后，组织指导学生撰写相关的小论文或调查报告

在政治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应充分发挥，只有充分调动其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挖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学习热情，政治教学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组织指导学生撰写相关的小论文或调查报告则是调动学生学习热情的有效方法之一。

在组织指导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观察、了解、分析新情况、新问题，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得出具有新意的结论，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与创新能力，通过这种训练，使这一开放性思维与创新能力转变为学生自身能力的一部分，真正提高学生的素质。另外，在指导中，应引导学生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大家普遍关心的、现实性很强的“热点”问题，这样，既可以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坚定其社会主义方向。

三、加强政治课教学的实践性操作

近几年的政治课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从而使政治教学流于空谈、流于说教，因而对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使学生缺乏学习政治的兴趣与热情。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大力加强政治教学的可操作性，如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等，使政治教学走出课堂。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政治教学一旦离开了活生生的现实，必然会陷入空泛，陷入说教。所以，加强政治教学的实践性，可帮助学生真正掌握书本知识并在实践中应用、发展，从而提高其理论修养与政治素质。比如，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有关党的重大决议、决策、决定等，是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其总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一直是人们议论与关注的焦点，也是学生的热门话题。针对这类的“热点”问题，运用社会调查法，能够促进学生深刻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科学性，前瞻性，进而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的热忱。

如在安徽省试点的费改税政策，我们在教学中首先给学生讲清楚关于费改税政策出台的背景，内容等，使学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引导学生深入农村实地调查费改税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农民对费改税的态度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查，可以让学生从实践中把握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国家的性质等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