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传播学现状及进路

摘要：近年来，“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热潮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相继涌现，传播学亦然。本文以CNKI（中国知网）中“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成果为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对于“一带一路”泛传播现象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直至2013年前后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的“一带一路”研究方才渐成气候。按照文献的时序和词频分布，我国的“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业已形成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热点聚类。此外，应当受到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大趋势是未来“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还应意识到来自人文社科领域其他学科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学理辐射。

关键词：“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文献计量学；CiteSpace

一、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概况

2013年，“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作为一项新的国家发展规划而登上时代的舞台，次年官方《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其纳入国家战略体系之中而予以大力推广和认真执行，而2017年5月14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则昭示着“一带一路”建设在实践层面业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与之相呼应，自2013年起，以“一带一路”为背景的相关学术研究的热度也显示出井喷式增长之态，其研究内容呈现出广泛性和多元性的特点[1]。“一带一路”自诞生伊始便是一条交织着经贸往来、政治互信、技术扩散和文化交流的泛传播之路，时至今日，即使其最初的功能已几近被全球化浪潮所湮灭，但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留下浓墨重彩印记的跨时空传播现象，“一带一路”不仅以贸易网络和交流通道的方式参与塑造整个复杂交织的人类世界，更将成为主宰未来全球传播新格局和重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要表征。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既有沿袭自传播学历史观照的应然性，也有生发于传播学现实取向的实然性。有鉴于此，“一带一路”的传播学研究也日益聚焦为一个新鲜且重要的研究课题。追随着“一带一路”的足迹，研究其主导性贸易产品行销推广和代表性文化因子历史变迁的论文并不鲜见，但此时研究者们所提及的“传播”仅仅是一种物质交易或文化交流的现象而尚不具备传播专业学术价值。第一篇严格意义上对于“丝绸之路”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发表于1983年——《试论围绕电视特性制作节目——从电视片<丝绸之路>的编辑特色谈起》（王纪言，现代传播），作者从广电业务层面就中日两国电视工作者在其联合摄制的《丝绸之路》系列片的编播工作加以比较，提出应围绕电视特性制作节目。尽管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于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但在实际的对比分析中，以“丝绸之路”为样本的分镜头解构还是从学理意义上对其核心符号要素进行凝练和传播。此后，“一带一路”的传播学研究逐渐开始显露出专业化和广域性的特征。《马可•波罗和他传播的元代新疆新闻》（王洪祥，新疆新闻界）从新闻史的角度梳理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新疆地区见闻的新闻价值。《略论古“丝绸之路”的华夏文明传播》（哈艳秋、鄢晨，国际新闻界）通过媒介分析、控制分析、内容分析、效果分析等论证了“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中焕发生机，进而指出今日中国亦将如此。《广州亚运会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开发策略研究》（刘根勤、陈超华，文化遗产）建议借助广州亚运会契机，尝试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主题的旅游资源开发、文化产业建设、城市形象塑造等开发策略。《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形态转向》（马廷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考察了媒介形态转向命题，指出时间偏向媒介的式微和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引发了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机制的流变。《浅谈丝绸之路文化中的艺术传播——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例》（白莹、刘子建，艺术与设计）分析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丝绸之路”艺术传播符号的运用情况，提出以不同的文化传播形式来推动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可以看出，尽管学者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对于“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学探究已然迈出了第一步。“一带一路”概念的正式提出使2013年成为文献计量学意义上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相关学术研究也在经贸、政治、文化、农业、医药等不同学科领域中次序展开，“一带一路”俨然成为学术研究的公众话题和“引爆点”；另一方面，具体到科研文献本身，无论是研究者的数目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都取得了显著提升，并逐渐形成了由一定辐射力的科研机构和较高影响力的作者群共同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亦然。在CNKI（中国知网）上以“一带一路”和“传播”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搜索，并按照统一标准清洗数据之后，共获得有效文献1565篇①：其中2014年文献6篇、2015年文献138篇、2016年文献278篇、2017年文献503篇、2018年文献640篇，其中，得到各级或各类项目支持的成果占比近4成（35.3%）。可以看出，因应着政策导向和主流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传播学命题，其中既涌现出了大量的青年学者，也不乏一些重量级的知名专家，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的“一带一路”研究由此渐成气候。考虑到“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是一个新鲜话题，参与者众而深耕者少，仅有个别学者致力于该领域的深度研究，且相关成果的最高H指数仅为3（庄严、史安斌、程曼丽、李宝贵、陈力丹、何明星、陈刚）。同时，囿于选题本身尚处于萌芽期而未能产出系列研究成果，更罔论绝大多数研究者仅仅是“灵光乍现”式的探索而并未形成相对持久的研究兴趣，因此缺乏本领域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仅就单个研究者的个别研究成果而言，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无疑是衡量其关注度和影响力的科学指标。表1是以此为标准的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中相对重要的研究成果的统计概况，对照2013年至2018年期间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排名靠前的研究文献的基本情况，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上述研判结论。

二、“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聚焦

尽管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尚处于其学科生命周期的萌发阶段，但受到诸多利好因素的推动，相关研究在历经了爆发式增长之后已然颇具规模，并从中逐渐析出若干彼此独立又紧密相关的研究热点。以2013-2018作为时间阈值，对1565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技术手段，可以较为清晰的勾勒出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所形成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热点聚类（图1）。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还是联结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以城镇和海港为空间节点开辟了通达开放的商贸链带。但“一带一路”从来都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线路，而更多是边界开放的地理空间跃迁。这种地理空间上的跨度，决定了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框架，也是一种地缘政治关联，更承载着一份文化交往使命。正如研究者所考证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2]”那样，究其本质，“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3]，围绕着其不同维度的空间指涉，亦形成了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的学科构面。首先，就“一带一路”所辐射的物理空间范围而言，“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国际传播”（Freq=129，Centrality=0.19），其传播属性为“对外传播”（Freq=144，Centrality=0.12）。在这一研究主题之下，产生了对于“海外传播”（Freq=28，Centrality=0.07）、“全球传播”（Freq=11，Centrality=0.10）、“中国对外传播”（Freq=7，Centrality=0.09）等关键词的聚焦，并在“国家战略”层面（Freq=10，Centrality=0.16）形成了将中国作为“区域性传播中心”的一系列“传播策略”（Freq=33，Centrality=0.04）的探讨：采取“走出去”（Freq=35，Centrality=0.01）的传播思路、意在构筑“命运共同体”（Freq=39，Centrality=0.21）、通过讲好“中国故事”（Freq=30，Centrality=0.16）、以“互联互通”（Freq=5，Centrality=0.01）实现“互利共赢”（Freq=8，Centrality=0.11）、最终提高对外“传播力”（Freq=18，Centrality=0.12）等等。其次，在具体的对外传播活动中，进一步明晰了我国“一带一路”传播行为的主旨——藉由“一带一路”“传播实践”（Freq=6，Centrality=0.01）进而建构一个全新的“传播体系”（Freq=6，Centrality=0.01）或称“传播格局”（Freq=6，Centrality=0.01）；在“品牌传播”（Freq=11，Centrality=0.01）战略的指引下，通过“主流媒体”（Freq=18，Centrality=0.07）塑造并传播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Freq=37，Centrality=0.03）和“城市形象”（Freq=6，Centrality=0.005）。不同于以往政府行政主导下的“政策传播”（Freq=15，Centrality=0.005），“一带一路”传播体系尤其强调对于多元化“传播主体”（Freq=6，Centrality=0.23）和多样化“传播渠道”（Freq=11，Centrality=0.01）的准确认识：既有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舆论”（Freq=15，Centrality=0.19）的营造和“国际话语权”（Freq=20，Centrality=0.10）的争取，也有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等参与进行的“公共外交”（Freq=22，Centrality=0.15）；既有官方实施的“对外宣传”（Freq=8，Centrality=0.10），也有来自网络社群乃至个人的“人际传播”（Freq=5，Centrality=0.04）。再次，推进“一带一路”须坚持文化先行已成为各界的共识，这是因为与地理空间的跃迁相勾连的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场域的差异，承认并尊重多元文化之间的文化间性，将“文化”（Freq=18，Centrality=0.15）视为一种交互要素，在树立“文化自信”（Freq=28，Centrality=0.01）的同时，以“文化交流”（Freq=26，Centrality=0.13）消弭“文化冲突”以及谋求“文化认同”（Freq=13，Centrality=0.03）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得以实施的关键。有鉴于此，“文化传播”（Freq=82，Centrality=0.16）成为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的焦点所在。“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地理上指向的正是跨文化传播最为活跃的区域，亦是传播学研究大有作为的领域[4]。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得以实现的关键之一即为“跨文化传播”（Freq=49，Centrality=0.25）的成功展开。“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战略既探究泛化的“中国文化”（Freq=28，Centrality=0.09）和“中华文化”（Freq=25，Centrality=0.01）的对外传播，也思考涵盖“茶文化”（Freq=33，Centrality=0.13）、“中医药文化”（Freq=19，Centrality=0.12）、“体育文化”（Freq=10，Centrality=0.01）、“武术文化”（Freq=6，Centrality=0.01）、“海洋文化”（Freq=7，Centrality=0.01）和“中原文化”（Freq=7，Centrality=0.01）等具体文化现象的海外传播。当然，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在上述几个业已成形的研究聚类之外，也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新鲜话题：其一，由“新媒体技术”（Freq=6，Centrality=0.01）进化所驱动的传播渠道（Freq=11，Centrality=0.01）拓展对于我国“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取向的影响日益凸显。网络空间语境下的“新媒体”（Freq=28，Centrality=0.06）、“新媒体传播”（Freq=8，Centrality=0.02）、“社交媒体”（Freq=15，Centrality=0.04）、“数字化传播”（Freq=3，Centrality=0.02）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词。其二，以“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的“文化产业”（Freq=14，Centrality=0.01）空间新布局、“图书出版”（Freq=2，Centrality=0.11）贸易机遇，以及“纪录片”（Freq=23，Centrality=0.01）和“中国电影”（Freq=7，Centrality=0.01）等为代表的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的传播学研究方兴未艾，以及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三、未来可能的研究取向

在现有的研究框架之下，学者们已然就其可能的方向进行了深度思考。以“跨文化传播”为例，陈力丹教授指出“一带一路”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面向：“陌生人理论”的调用和身份的问题；文本流转之翻译与跨文化；跨文化传播策略以及跨文化传播实践批判等[4]。这些基于已有知识结构的研判深具洞见，为“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除此之外，理当受到传播学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大趋势是未来“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除了本学科领域内的深耕之外，还应意识到来自人文社科领域其他学科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学理辐射。也就是说，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未来可能的研究取向将在多学科交叉以及跨学科融合中显露端倪。一是“一带一路”传播中的安全问题。有鉴于信息传播与国家安全之间的高度正相关性，“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与传播活动相伴生的各类安全问题——既包括政治安全、领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也包括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其中，文化安全更是因文化之于其他领域的“蝴蝶效应”而备受关注，“一带一路”信息传播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亦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价值点之所在。施拉姆将传播视为文化冲突的“竞技场”，而传播不同文化以及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5]2的“跨文化传播”则是这场文化竞技活动最真实的参与情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跨文化传播能力决定着国家文化安全状况，其传播效果亦直接关系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成效。未来的“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应将文化安全作为一个新的研究维度，在尊重文化间性的同时，承认文化冲突的存在，不仅要正确把握促进文化发展与捍卫文化主权之间的“度”，更要将其放置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框架中予以诠释和研究。此外，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是传播技术的发展是威胁文化安全的诱因和内生性的物质根源[6]，这就需要研究者充分浸入到大数据场景之中，并将数据安全纳入跨文化传播安全视域，通过建立“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安全指数和预警机制，从而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泛域化的“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安全规制以及文化安全保障策略。二是“一带一路”传播中的地理迁移与价值传递。毋庸置疑，“一带一路”首先是一个以贸易产品为主导的地理迁移现象，其次才是一个承载着人文意义的价值传播体系。这种地理单元上的跃迁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碰触与融合相互交织，生成了一种沿“一带一路”次序传递并不断振荡放大的势能。时至今日，这种势能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再次兴盛而进一步传播扩散，在悄然编织一个新的“交流网络”[7]447的同时，还实现了基于自然地理空间流转的人文地理时空价值传递。对于“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而言，来自人文地理学科视角的研究启示既包括宏观视角下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等分支科学的理论观照，也吸纳了从空间行为地理学等微观层面出发的应用指导。将上述内容映射到传播学视域之中，对健康传播生态构建、传播技术创新扩散、媒介经济产业格局变迁、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网络经济创新与发展、互联网全球治理等诸多命题均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拓展。三是“一带一路”传播与数字丝路[8]。数字化“一带一路”问题域，正在越来越多的受到自然科学研究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双重聚焦。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数字丝绸之路”[9]理念的提出，为21世纪的“一带一路”战略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与之相关的数字经济之重要价值日益凸显，并日渐衍生为一个全新的研究热点。无独有偶，基于空间数据学科领域的“数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已然启动，其地球大数据平台建设、空间数据评估指标等空间观测科学研究亦有力支撑着“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不能将数字丝绸之路或数字丝路简单地理解为基础设施建设与数据信息捕获，而应该将之深入理解为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国家互动模式带来的深层次变革[10]26。未来的“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也势必卷入到这一重大科研趋势之中。一方面，需着力加强作为底层架构的数字化“一带一路”媒介技术接驳和传播数据共享研究，主要包括围绕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鸿沟问题而延展出的媒介基础设施建设、传播数据资源共享、合作交流机制设计、跨域传播力强化等子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新一波人工智能浪潮下未来媒体借势数字化“一带一路”的长效发展命题。另一方面，则应从顶层设计出发而意识到数字化“一带一路”已然成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具体涉及立足于影响其沿线国家并日渐辐射至全球的数字经济视野之下传媒产业结构优化、媒介生态风险规避、媒体集团可持续发展等话题。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是一个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行动规划，因应着这一战略构想的推进，也随之产生了科学研究的必然性。从历时性来说，“一带一路”的沿革及复兴都可以窥见“传播”的力量，对于这一过程的传播学研究将起到继古开今的重要作用；就共时性而言，围绕着“一带一路”构建世界新格局之下的传播新秩序将是未来“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的现实使命。

作者:权玺 沈明杰 单位:兰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