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刑事责任研究

摘要：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对打击和控制工程建设领域的犯罪起到一定的刑法规范作用，但刑法对该罪刑事责任的配置和法定刑的设置并不完全符合罪责刑一致的原则。刑事责任“单罚制”与罪责自负原则也有一定的出入。而且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工程重大事故安全罪缺乏对危险性行为的规制。因此，在完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刑事责任方面，应当以“双罚制”责任形式取代“单罚制”责任形式以落实罪责自负原则，增设危险性犯罪情节以防控危险犯的发生，增设资格刑以实现刑事责任的多样化。同时，基于对公共安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认识，加重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法定刑也是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

关键词：犯罪单位；双罚制；单罚制；罚金；危险犯

近年来，我国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工程建设质量安全问题。为防范工程安全事故的发生，《刑法》第137条规定了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即“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保障性规范，设定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对防范工程建设领域的犯罪起到一定的功效。然而，仔细分析该罪的规定，不难发现，刑法规范在抑制和预防犯罪方面仍然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该罪的刑罚配置过于单一，且缺乏对单位犯罪有效的刑罚规制，不利于防范风险性犯罪；尤其是刑事责任的规定并不完全遵循罪责自负原则。因此，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刑事责任有利于本罪规范效应的发挥。

一、采用“双罚制”责任方式迎合罪责自负的责任原则

刑法理论认为，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须以犯罪的存在为前提。在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上，应当遵循罪责自负的原则。也就是说，任何人只对自己具有罪过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犯罪主体不承担刑事责任，或者犯罪主体转嫁刑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罪责自负原则的背离。根据《刑法》第137条的罪状表述，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以列举方式明确了犯罪主体，即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而刑法却将该罪的刑事责任只分配给犯罪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虽然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单位”并不是与“个人”相对应的日常用语，并不限于“单位犯罪”意义上的“单位”，而是既包括单位也包括看起来与“单位”字面含义相对立的个人。[1]但从罪刑法定原则和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来看，将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从“单位”扩展到“个人”似乎有牵强附会之嫌，并不被主流观点所接受。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了单位犯罪的责任主体，即“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可见，我国刑法针对单位犯罪问题，采取“双罚制”原则，既处罚犯罪单位，还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然而，刑法分则或其他法律可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刑法也肯定了这些不同的规定。这些不同规定主要是刑法分则采取的刑事责任“转嫁”的规定，即人们通称的“单罚制”。也就是说，刑法分则规定某类单位犯罪只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不处罚实施犯罪的单位。根据罪责自负的刑法原则，犯罪人应当是责任人。但由于在单位犯罪当中，刑法规定犯罪单位的责任形式只有罚金刑，而事实上，犯罪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及财产利益很有可能分属于犯罪主体和非犯罪主体（如股东、债权人等），甚至包含单位犯罪的受害人。如果刑法规定对所有单位犯罪都采取“双罚制”，可能在要求单位承担罚金刑事责任的同时也侵害了其他非犯罪人甚至是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为保护非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刑法分则规定单位犯罪的“单罚制”责任形式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单位犯罪的“单罚制”责任方式毕竟是对罪责自负原则的偏离，因此，只能根据单位犯罪所侵害的利益和刑罚责任可能侵害的权益来确定“单罚制”适用的犯罪类型。纵观我国《刑法》分则，单位犯罪采用“单罚制”责任形式的主要有4类犯罪，分别是：第137条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61条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第162条的妨害清算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虚假破产罪；第396条的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对上述四类采取“单罚制”的单位犯罪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第161条和第162条属于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刑法》第161条规定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犯罪主体虽然是单位，但犯罪行为侵害的是公司股东的合法利益。如果采用“双罚制”的方式，既处罚犯罪单位，又处罚直接责任人员，那肯定再次损害了权利人（股东）的利益。因为“双罚制”必然要求犯罪单位（公司）承担罚金刑事责任，即以公司的财产支付罚金。而股东（投资人）是公司所有者权益人，公司用以支付罚金的财产归根到底还是股东（投资人）的财产。可见，如果将“双罚制”责任形式配置给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犯罪单位显然是不合理的。《刑法》第162条规定的妨害清算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以及虚假破产罪也是如此。因为刑法的立法旨意是在于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如果也采取“双罚制”的责任形式，要求公司承担罚金刑事责任，以公司财产支付罚金，而公司处于清算、破产状态下，任何处置公司的财产行为都是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基于公平价值的追求，刑法分则也只能规定这类犯罪的“单罚制”。至于《刑法》第396条规定的私分国有资产罪和私分罚没财物罪，虽然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但事实上是少数个人实施侵害单位利益的行为，单位本身就是受害人。况且基于财产全民所有制的情况，如果让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承担罚金刑刑事责任的话，显然不具有刑罚的可罚性。所以，“双罚制”的责任形式不适用于《刑法》第396条规定的私分国有资产罪和私分罚没财物罪。相比之下，刑法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规定的“单罚制”刑事责任形式显然合理性不足。首先，本罪侵害的法益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犯罪主体（单位）和受害主体的权益是独立的，并不存在同属性关系，以罚金的方式处罚犯罪单位，并不会损害到其他非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其次，由于刑事责任是犯罪的否定性后果，而犯罪是基于故意或过失心理过错的行为，因此，只有对某些具有主观心理上的故意或过失的社会危害性行为，才能被认定为犯罪，犯罪行为人才能承担刑事责任。一方面，从事工程建设等单位的主管人员并不都是对所在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具有主观心理上的故意或过失。从实质上看，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是一种监管责任，如果在监管上存在故意或过失导致其所在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应当追究其监管责任。另一方面，工程单位的主管人员并不都是工程建设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主管职责范围较广，对其所负责的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并不都能完全监管到位，甚至可能存在下级向上级隐瞒事实的情况。由于安全监管上的过错并不完全等同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构成要件的主观过错，因此，将刑事责任完全配置给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有违罪责自负原则。最后，罪责自负原则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犯罪主体与刑事责任主体一致性。也就是说刑事责任主体应当是犯罪主体，不能要求非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刑法规定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犯罪主体是“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因此，这些单位也当然是该罪的刑事责任主体。在这个层面上讨论犯罪主体是单位的情形下，应当实行“罪责自负”的法定刑模式。二是要求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现实性。即除非存在法定免责的情形，否则只要实施了犯罪的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而且不能将刑事责任随意转嫁给非犯罪人，也不能因一部分犯罪人承担了刑事责任而免除另一部分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在工程建设领域，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工程单位应当对从事工程建设的相关人员的实施、设计、监理等资质的审核负有监督的责任，因此，一旦发生工程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工程单位还应当对从事工程建设的相关人员违反国家规定擅自降低工程质量标准的行为承担监督过失责任。然而，事实上《刑法》第137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规定的“代罚制”正是由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等承担了该犯罪的全部刑事责任，而免除了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这显然不符合责任分配原则。因此，笔者认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刑罚设置应当采取“双罚制”方式，实现犯罪单位和其内部自然人各自对自己的罪行承担罪责，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罪责自负。

二、增设资格刑以实现刑事责任的多样化

资格刑作为剥夺犯罪人法定资格的刑罚方法，在世界各国刑法典中已有明确规定。我国《刑法》没有明确提出资格刑的概念，但资格刑制度却由来已久。①资格刑在应对某些特定犯罪方面刑罚功能突出。从国外有关资格刑的适用来看，资格刑主要适用于利用法定资格实施的犯罪和违反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一方面，资格刑通过剥夺犯罪人的法定资格以消除犯罪条件，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另一方面，资格刑可以对犯罪人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使其产生恐惧效应和痛苦效应，从而放弃犯罪念头。资格刑剥夺的资格，对犯罪人来说，可能是在生产、生活当中起决定性或基础性作用的某种资源。剥夺这种资格不仅会使犯罪人产生较大心理落差，而且会因其生产、生活的不便造成心理上的巨大痛苦和压力，从而迫使自身认真接受刑罚改造，重新回归到社会，杜绝犯罪念头，实现资格刑的特殊预防功能。”[2]众所周知，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安全事故具有重大的社会危害性，即可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国有关工程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建设工程领域采用“资格准入”的原则，即要求工程建设、设计、监理等相关人员具有相应的法定资质，否则不能从事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活动。例如《建筑法》第7条规定：“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监理活动，申请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实施对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监督管理。”然而《刑法》第137条对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刑罚设置的规定，只要求犯罪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承担一定的自由刑和罚金刑刑事责任，并没有为犯罪单位设置任何刑罚责任。这样的刑罚配置难以起到预防实施犯罪的主体再次犯罪的作用，也抑制了刑罚特殊预防犯罪功能的发挥。笔者认为，对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而言，即使如上分析，采用“双罚制”刑罚责任方式，还是不能完全有效实现预防犯罪的刑罚功能。因为根据刑法的规定，对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等犯罪单位来说，其刑罚责任只有罚金刑。而作为财产刑的罚金刑，对经营性单位而言，因承担刑事责任而支付的罚金都可以视为生产交易成本的组成部分，在资金往来帐簿和其他的生产交易成本上没有差别，只要犯罪单位仍然具有从事经营的某种资格，缴纳的罚金完全可以从日后的合法或者违法经营中得到弥补。可见，对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犯罪单位的罚金刑措施，不仅减弱了刑罚的威性，而且淡化了犯罪单位对犯罪行为违法性的认识，难以起到预防再次犯罪的刑罚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增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犯罪单位资格刑刑种，剥夺或者限制犯罪单位的有关法定资格，对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等犯罪具有很好的预防性和更强的制裁性。在实现生活当中，资格刑的设置，可以促进工程单位在工程发包、设计、施工、监理等各个环节，保证质量，强化安全。因为，如果资格刑的适用是永远剥夺犯罪单位的法定资格，则是对犯罪单位做出最严厉的否定性评价；如果仅仅是暂时性地剥夺犯罪单位的法定资格，那么当刑罚执行届满以后，只要犯罪单位悔过自新，更加注重安全生产各项环节，就能恢复法定的从业资格。因此，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配置剥夺从事建筑工程有关业务的资格刑，不仅可以有效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还可以实现刑罚多样化的需求。

三、增设危险犯罪情节以有效地实现犯罪的预防机制

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尽管有些具体的犯罪以具备一定的危害结果为要件，但从犯罪的共同客体来看，《刑法》第二章所述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是“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即公共安全”[3]。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既包括已经造成实际损害的结果行为，也包括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危险行为。可见，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规制的首先是基于危险性行为的犯罪。刑法对危险性犯罪的防范主要体现在对犯罪风险的规制上。事实上，随着刑法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防范风险性犯罪的刑法理论———风险刑法越来越被理论界和实践领域所重视。“所谓风险刑法，简单来说，是指通过规制行为人违反规范的行为所导致的风险，以处罚危险犯的方式更加早期地、周延地保护法益，进而为实现刑罚的积极的一般预防目的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刑法体系。”[4]尽管目前对风险刑法的引入仍然存在理论上的不同见解，但不可否认的是，风险刑法可以通过对抽象危险犯进行指引和警戒，防范风险行为引发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实现刑法特殊预防和一般性预防的功利目的。《刑法》第137条规定，成立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须以“造成重大安全事故”为构成要件，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本罪属于结果犯。然而，在工程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工程质量关系到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低劣的工程质量隐藏着发生严重危害的危险。因此，刑法应当对于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行为进行“事前干预”。如果等到严重的实害结果发生之后，刑法的“事后干预”不但起不到积极作用，而且也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正如有学者所说：“对于造成了如此严重危险的过失行为，刑法实在是不应该再保持沉默。”[5]所以笔者建议，基于风险刑法对危险犯的规制理念，在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法定刑中增加危险犯的惩罚机制，区分“足以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不同法定情节，并分别规定相应的法定刑。在量刑方面，对于“足以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危险犯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结果犯设置不同的刑种和刑罚幅度，以满足刑罚报应和预防犯罪的需要。其实在国外立法例中都有关于工程安全类危险犯的惩罚机制。例如1956年泰国刑法第227条规定：“执行房屋或建筑之设计、监工、构筑、修缮或迁移职业之人，不遵守工程之适当规则或方法，足生危险于他人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一万巴特以下之罚金。”第239条规定：因过失犯罪，致使对他人生命发生紧急危险之结果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二千巴特以下之罚金。1998年德国刑法典第319条规定了违反规则罪：（一）在建筑物的设计、指挥、施工或拆除时，违反公认的技术规则，因而危及他人身体或生命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二）在履行设计、指挥、施工职务时，违反公认技术规则，增加或变更建筑的技术设备，因而危及他人身体或生命的，处与前款相同之刑罚。（三）过失造成危险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四）过失犯第1款和第2款之罪，而过失造成危险的，处2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此外，瑞士刑法、日本刑法都有类似处罚危险犯的规定。笔者认为，国外关于工程安全类犯罪对危险犯的处罚机制可以为我国刑法所借鉴。四、提升法定刑以解决刑罚偏轻的问题《刑法》规定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法定刑幅度有两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刑法分则的体例安排来看，我国刑法分则体系类罪的排列是以各类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为标准的。刑法分则包括的10类犯罪“根据各类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由重到轻依次排列，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是社会的公共安全，其社会危害程度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6]。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法定刑总体上应当高于其他类型的犯罪。但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刑罚设置来看，我国刑法分则并没有反映这样的立法精神。例如《刑法》第二章中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9个具体犯罪，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以外，其他犯罪的法定最高刑都配置了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虽然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与工程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分属于不同性质的犯罪，但在犯罪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存在较大相似性。况且我国刑法将工程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分列在《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分列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根据我国刑法结构体系的安排可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显明大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因此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社会危害性肯定大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来看，工程重大安全事故责任罪的刑罚配置应当高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然而，事实正好相反。通过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刑事责任仍然偏轻。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提升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法定最高刑，即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足以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对单位处以罚金刑。在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工程建设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人们对工程安全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刑法作为调整和保护公民生命、健康以及公私财产安全的最后保障性规范，应当设置更为科学合理的刑罚责任以惩治工程建设当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刑法在保护公共安全方面，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的“事后调整”理念，而应当对具有引发较大风险性犯罪的工程建设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干预”，以防范侵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性犯罪行为。

参考文献：

[1]曲新久.从“身份”到行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一个解释问题[J].人民检察，2011（17）.

[2]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3.

[3]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332.

[4]孙万怀.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J].法律科学，2013（6）.

[5]何秉松.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6]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52-353.

作者:尹晓闻 单位:湖南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