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论文范文10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核心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核心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论文摘要：海南的菜肴，有鲜、活、清三大特点，白切、白灼；清蒸、清炒；以及炖、焖、煲等，突出原汁原味的烹调技法，形成了海南菜肴的特色。本文论述海南饮食旅游文化时，涉及海南四大名菜、地方风味、特色小吃。．

论文关键词：烹饪文化；旅游文化；海南

一、海南烹饪文化概述

中国烹饪文化是关于中国人饮食的生产与消费的科学、技术、艺术、习俗的文化综合体，是中华民族宝贵、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烹饪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法国烹饪、土耳其烹饪与中国烹饪，在世界上被称为世界三大风味体系。海南烹饪在我国烹饪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海口与三亚等城市，各种餐厅，星罗棋布;各类排档，遍布街头。游人可品尝国内各大菜系，品味各地风味小吃，假如对外国菜有兴趣，也能够在海南一饱口福。笔者得知海南企联会展公司总经理张洪德的父亲张荣志先生是著名的国宴大师，于是同他探讨旅游文化中的烹饪文化，发现他是个美食家，能够评点全国各地的烹饪文化风格。张洪德认为，海南烹饪文化的特征是特色鲜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海南省是个大岛屿，有自己本土的特色风味;海南大特区又是个移民省份，世界各国的外宾，南来北往的国内游客，促使海南在保持本土饮食文化特色的同时，吸收外来的烹饪文化。海南有四川餐厅、东北餐厅、湖南餐厅、湖北餐厅、广东餐厅。游客到海口，总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特色风味。比方说，武汉人爱吃的热干面，重庆的麻辣烫，沈阳人的炖菜，韶山的回锅肉，在海口都有地方品尝。粤菜、湘菜、京菜、沪菜、鲁菜、鄂菜、陕菜等，百花齐放。韩国菜、日本菜、欧洲点心，五花八门。还有各种火锅、各类小吃、海南粉、抱罗粉、尖堆，当地风味小吃，各具特色。来海南旅游的游客，或在海南生活的人群，实实在在地当上了“美食家”。中国是礼仪之邦，热情好客，各地各民族的待客仪礼，体现出美好的伦理道德。中国人日常的饮食，节令佳肴，风味小吃，五花八门，展示出饮食文化的风采。

张洪德还认为，海南烹饪集中了中华烹饪文化的精华，具有高、中、低三个档次，展示在中外游客面前，表现出相当的吸引力和优势，拥有最广大的消费者群。彼此吸引，相互借鉴，是中西饮食文化交流的主流。外国人十分喜欢中国各种平民化的点心，如饺子、汤圆、馄饨、面条、烧饼、米线、粽子、糕点、豆浆之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中西交流中，我们往往自我贬低，以吃洋西餐为时尚，吃中式点心为过时。一位外国人很奇怪中国人招待他小吃时，总带他上麦当劳以示尊重，其实他最喜欢海南的街头小吃。中国一向以烹饪王国感到自豪，所积累的饮食文化精华，从营养学的角度看，值得向世界推广。

海南菜系独具风格，地方风味浓厚。海南菜的风味特色以鲜、香、甜、酸、淡为主，格调质朴自然，洋溢海岛风情、南国韵味浓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文化环境

旅游业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和风尚，部分旅游业经营者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对当地旅游资源的保护和旅游文化的建设，造成了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降低了旅游资源的内涵和品位，从而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威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也在不断提高，对每个旅游者来说，旅游不仅是观光和享受，也是接受某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的过程。因此，旅游业必须依靠本国本地的综合环境，通过分析和评价本国本地的文化背景，立足旅游文化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确定旅游文化的主题，如以民俗文化为主、以休闲度假为主、以生态文化为主等等。在此基础上，由政府通过各种管理方法和手段，营造良好的制度文化环境，旅游业能否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科学管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健全制度，科学管理，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的档次和水平；营造良好的物质文化环境，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将净化、美化、绿化、优化、亮化作为建设和衡量标准，建立高雅、优美、充满文化气息的游客接待场所，让旅游者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让旅游者有美好的经历，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营造良好的安全文化环境，安全是旅游者的第一需要，要为旅游者创造一个舒适、安全、放心的文化环境，力争使每一个旅游者高兴而来，平安而归。以及群众的积极配合，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文化环境，以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旅游。

以闻名海内外的深圳华侨城为例，作为旅游产品主体的三大景区（世界之窗、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针对游客的文化和心理需求，从总体布局，到每一座建筑、雕塑、庭园、小径，以至指路牌、路灯柱、小商亭、休息椅、电话亭、垃圾箱、洗手间和花草树木，无不精心设计，精雕细琢。其造型、色彩和竹木草石自然材料的选用，都力求同景区的主体浑然一体。每个小区的背景音乐也随景而异，使游客充分感受到他们是在悉心追求产品的整体和谐与完美，是在潜心营造一种愉悦游客身心的氛围。这种氛围正是高品位的旅游产品不可或缺的。在管理方面，他们以疏导代替防范，充分尊重了游客，创造了宽松、和谐的游览环境，化解了可能出现的纠纷，同时达到了管理的目的。也正是这种氛围启动了游客的自律心理，使他们潜移默化的受到熏陶。这三个景区，已成为深圳市旅游业标志性、支撑性的吸引物，它们不仅有可观的经济效益，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和深远的生态环境效益，已成为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和增进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二、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旅游文化一般都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因为它是长期积淀的结果，所以很难被复制和移植，是旅游目的地发展旅游业的首要依托条件，具有很高的潜在经济价值，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它带给游客的印象也是深刻和持久的，能够再次激发旅游动机。但是，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有时会出现产品千篇一律，缺少创新，服务缺少品牌和个性的现象，导致行业之间的竞争停留在行业自杀式的价格层面上。我们也会看到，几乎所有的旅游景区都在过度的商业包装下失去了文化的基本内涵；几乎所有的旅游景区都在被规划、改造、修缮而千景一面；几乎所有的景区商店都在卖一样的商品，没有纪念价值，没有收藏意义。没有本地旅游特色，就不会有广阔的旅游市场。那么，如何从挖掘文化内涵出发，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以“民族的、民俗的、民间的”理念为经营导向，以差异化和特色化经营为准则，根据自身的旅游资源条件，研究确定主打市场和主打品牌，用典型、生动、形象的形式去展现文化,将最能体现旅游资源特色的东西展示出来，才是改变这种现状的最好方法。

从被世界旅游评估中心授予“世界杰出旅游服务品牌”称号的河南省焦作市，到在国家工商总局成功注册了“浪漫之都”旅游城市品牌和43个类别的“浪漫之都”系列产品商标的大连市，这两个城市取得的成功都充分证明了突出产品特色，打造出有影响力的文化旅游精品，能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云南省以风情各异的民族民俗文化、颇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休闲文化，塑造了与众不同的文化旅游品牌，使云南省的旅游业保持了良好、平稳的发展势头，2006年全年接待海外旅游者达到181.02万人次，接待国内旅游者达到7721.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499.78亿元。又如国家旅游局将2006年全国旅游主题定为“2006中国乡村游”，宣传口号为“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围绕这一主题，“十一”黄金周期间，南京市各郊县、景点推出15个特色乡村游基地。使“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学农家活、享农家乐”和亲近自然，享受蔬果采摘之乐的乡村旅游景区成为了“十一”的热点，游客可充分体验和享受田园风光并享受垂钓、骑马、种树、采摘新鲜果蔬、品特色农家菜等活动带来的乐趣。这种旅游活动由于特色鲜明而受到旅游者的格外青睐，报名参团的游客络绎不绝，平均每天客流量逾1万人次。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乡村旅游成为当前发展较快的一种旅游形式，是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特有的聚落景观、乡村经济景观、乡村文化景观及自然环境景观为基础的一种生态旅游形式［1］。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旅游的发展，“2006中国乡村游”和“2007中国和谐城乡游”两大旅游主题掀起了乡村旅游的高潮，强调“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1］。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数超过25亿人次，乡村旅游消费规模增至1．4万亿元，带动约900万户农民受益。在此背景下，乡村旅游、特色小镇建设成为一个热点，乡村旅游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农村文化包含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宗族文化、饮食文化、居家文化，等等，如何发挥文化对景区的提升和引领作用，提升文化的内涵，实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深度融合，更好地开发农村旅游资源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本文即对此问题展开研究，利用地缘优势，结合当地旅游发展的现状，以河北省沙河市蓬勃开展的乡村旅游为基础，探寻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以及挖掘如何提升文化水准。

一、个案调查：河北省沙河市乡村旅游文化的现状

文化是旅游者产生乡村旅游动机的重要因素，人们除了渴望在旅游中得到感观及心理的愉悦之外，还希望学习到一些在自己居住地所未见未闻的知识［1］。对河北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研究，要深入挖掘散布于河北省各地的乡村旅游景区的文化遗址、文化传统等内涵，从而做到“精”“深”和“广”“博”相结合，提升景区的文化品位，带动景区经济发展。沙河市旅游资源丰富，风光秀美，文化资源厚重，共拥有旅游资源单体220个，其中特品级和优秀级旅游资源单体24个。目前形成了以“百里画廊”为主轴的旅游观光带，以中国传统古村落为依托的乡村田园旅游观光群，以3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为支撑的农业观光休闲区，以“中国玻璃城”为引领的宜居宜游生态新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化体验观光游，逐步构建起了富有沙河特色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其中栾卸银杏风景区属于后发优势，利用当地的自然山川、植被和历史遗迹开展生态休闲、健康颐养游。河北恒利乡村旅游开发项目（栾卸银杏风景区）2016年3月获批建设，项目占地7420亩，主要为家庭农场建设、产业观光园建设、休闲设施建设及路网建设。其中新建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该项目主要以旅游开发为主旨，以生态旅游为主体，是集休闲、养生、文化为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观光园。园内建设四区一带，分别是：四季观光区、水景颐养区、躬耕体验区、综合服务区及文化产业带，形成“一村”“二田”“三谷”“四园”。目前已建成万亩银杏林、菊花园和红叶谷等，在原来的旧式水渠上铺设近十公里的“文化长廊”。目前尚处于观光游的初级阶段，相关的文化景观还没有开始建设。因此，“文化长廊”的建设成为提升景区品质的重要抓手。通过调研发现，乡村现有的可供挖掘的文化资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静态的，自然状态下呈现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地方建筑、自然风光、文化遗址等；一类是动态的传统工艺，可以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的，如饮食、歌舞、手工艺等。文化因素渗透在乡村旅游活动的各个方面，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内涵，可以吸引和激发起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满足人们对科学、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学等方面的不同需求。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程度不一，良莠不齐，对景区的提升作用也或大或小。

二、原因分析：乡村旅游文化挖掘不足的原因

散落在河北省各地的乡村旅游目前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支柱，他们在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村环境，促进现代农业转型方面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但对于乡村文化传统的挖掘十分不够，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当前旅游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片面追求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旅游的文化熏陶功能被忽视了。”［2］如何充分发挥文化的带动作用，需要首先找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一）资金投入不足，文化设施建设滞后。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周期长，见效慢，所需前期投入较多。乡村旅游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三种途径，一是自筹经费。依靠原有产业的收入来开发新的旅游项目。这就对村落原有经济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否则的话很难拿出钱来投资旅游。而目前中国乡村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期，新型农业合作社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故而经济投入有限，所以常常是在原有农业经济和设施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就开始接待游客，这就势必造成与文化相关的设施建设滞后。二是政府拨款。政府拨款不是按照人口数或者村落数等平均分配的方式来进行，而是以“申请＋项目”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不仅对景区的前期建设要求较高，而且引入了竞争机制，对于处于乡村旅游发展初期的景区建设十分不利。三是社会资金。由于社会资金来源多、稳定性差，很多时候难以和乡村旅游文化发展的长期性相适应。资金是乡村旅游建设前期发展阶段必不可少的投入，资金不足导致一些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迟缓，已经开始发展的项目亦无暇顾及文化建设。（二）文化意识淡薄，重视不够。景区的建设离不开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带头人多数为乡村的党支部书记或者村委会主任。由于村级组织不是政府的一级组织，而只是村民自治组织，产生方式由全体村民大会从本村居民中选举产生。部分景区建设的领导者本身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意识到文化在景区建设中的作用，重视硬件建设，忽略软件建设，对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认识不足，对其核心特征和基本依托点———乡土性的认识不足，缺少统一的设计、规划。（三）人才缺乏，农村难以留住人才。乡村旅游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文化建设，应该依托专业的人才，具备一定学识之人，可是当前中国，农村留不住人才，这也是制约景区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城市的大学毕业生首选留在大城市，哪怕是出生在农村的大学生一般也不想再回到农村。另一方面，国家政策的照顾不足。“大学生村官”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才匮乏的问题，但一届村官的期限为2～3年，到期后很多大学生会离开农村另谋出路，农村只是他们短暂停留的场所，极易使政策执行不连贯，朝令夕改。“三支一扶”所涵盖的区域有限，多数是较为贫困的地区，且其所分布的行业集中在教育、医疗等，这样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落后，难以有基础发展旅游业。文化的挖掘是一个系统而集中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往往是综合起作用，成为制约乡村旅游文化传统挖掘的原因所在。

三、解决对策：进一步挖掘旅游文化内涵的措施和建议

一、研究意义

翻译界对于旅游文化翻译的探讨历来不绝于耳，比如探讨旅游翻译技巧、存在的问题等。同时，学界关于翻译教学的讨论也是由来已久。文化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地植根于语言。不了解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就不可能掌握所学的语言。［1］但是翻译教学与旅游文化的传播似乎一直被认为是两个互不相干、各自独立的学科，两者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同样，温州的旅游文化及其闻名全国的秀美山水在国际上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如果要得到更好的传播与发扬，翻译便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但翻译教学对于旅游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尚未引起重视，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翻译教学与旅游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的结合值得进一步研究。翻译教学是高等院校英语或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温州本土也有多所高等院校。有些院校的翻译课程教学中，传统的翻译课程教学模式中的翻译内容是为翻译理论而设定的，服务于翻译教学，而非服务于实际社会文化生活。对温州本土高校的翻译课程教师或者学者来说，翻译教学与温州旅游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温州旅游文化传播与翻译课程教学的联系性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因此探讨翻译教学与促进温州本土旅游文化的传播的应用研究，即将翻译教学与温州本土旅游文化的传播这一社会功能相结合，具有诸多意义。

1.将温州本土旅游文化作为翻译教学的内容，向学生提供了最直观、最真实的翻译素材。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挖掘本土旅游文化内容，使之与翻译教学相辅相成。这些真实项目不但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能力，而且实现了“工学结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赋予翻译教学一定的历史使命与责任。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社会。翻译教学中师生如果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其教学也将更趋针对性与实用性，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功能，达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

3.更好地促进温州旅游文化的高质高效传播。目前旅游市场的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温州的城市形象，也影响了温州旅游文化的推广与传播。高校翻译教学中，学生可以在教师的带领下，有目的分阶段地翻译温州旅游文化内容。有了足够的人员、时间，再加上教师的适当引导与修改，翻译质量才有保证，才能更好更有效果地促进旅游文化的传播。只有本着“服务于社会”的理念，教学与现实才能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二、温州旅游文化翻译与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

[论文关键词]齐齐哈尔；地域文化；旅游文化

[论文摘要]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构建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使地域文化与旅游文化共同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域的地理、历史、经济、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地方特点的文化。齐齐哈尔市建城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在历史长河里形成了多元的地域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催生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绿色食品之都、装备工业基地、生态旅游之乡和历史文化名城，赢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魅力城市等称号。当前，如何充分发挥我市地域文化优势，打造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品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地域文化内涵是塑造旅游文化的灵魂

在本地文化资源中，选择那些能吸引人的眼球的要素，开发出有说头、有听头、有看头、有玩头的旅游产品，提供有独特体验、有新鲜感受、有无尽回味的旅游服务，已经成为当今旅游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

一是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我市拥有世界闻名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扎龙湿地是首批被国家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的，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数以百万的游客。河流漫溢，苇草丛生，湖泊星罗棋布，是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据统计，扎龙自然保护区有各种禽鸟296种。其中尤以鹤类居多而文明于世，世界上现有鹤类15种，在扎龙就可见14种鹤。我国有野生鹤9种，扎龙就有野生鹤6种。世界最珍贵的丹顶鹤不足2000只，扎龙就有400多只。因此，齐齐哈尔成为驰名中外的“鹤乡”。鹤文化已经成为我市的特色品牌，写鹤、画鹤、吟鹤、摄鹤蔚成风气，观鹤成为著名旅游品牌。一曲感人至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歌颂为寻找走失的丹顶鹤而献身的我市姑娘徐秀娟。扎龙驯养的丹顶鹤曾在澳门、黄鹤楼放飞表演，独特、鲜明的鹤文化正在提升我市知名度和竞争力。此外，齐齐哈尔四季分明，沃野千里，空气清新，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达到326天。境内的“一江九河”未受污染，绿色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市有14个中国特产之乡，获得绿色食品标识120个，绿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特色鲜明。首批国家级梅里斯绿色观光农业园等就是生态休闲旅游的代表。风光旖旎的明月岛、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东北最大的城市公园龙沙公园、穿城而过宛若晶莹剔透的城市项链劳动湖等构成了鹤城旅游文化的精彩华章。区位上，齐齐哈尔是我省西部与内蒙古东北部旅游的中心城市，有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观鹤节，鹤翔人舞，共同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齐齐哈尔的大湿地与大庆的大油田、五大连池的大火山、黑河的大界江、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共同构成了生态旅游精品线路，成为中国十大完美旅游线路之首。

刘晖在《旅游民族学》中以案例的形式展现了甘肃夏河拉卜楞寺社会环境的世俗化现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例如拉卜楞寺晒佛节等传统宗教节日的娱乐性、程序性增强而宗教性与神秘性减弱。徐赣丽在《《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一书中描写了龙脊地区壮瑶民族文化在旅游经济开发中的经济化与商品化现状，壮瑶族好客敬酒的传统异化为一种挣取小费的方式、农家乐为主要模式的农家旅馆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使得传统壮瑶房屋家庭的内部结构失去祖先崇拜的神圣性。

两者的矛盾不能仅仅从商品市场中法律法规缺失等制度层面着手而须深入到现代性的内部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帕森斯看来现代社会(帕氏以美国社会为现代社会的典型)是宗教、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相互分化的社会。相应的，在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中，彼此分化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以各自的价值世界明证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分化出来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即是有不同的“有效性宣称”。具体而言，经济行动以工具理性为行动准则并以经济目的作为行动依归，社会领域则以整合作为价值选择而文化则更强调艺术的美学与情感价值。这些具有各自有效性宣称的价值序列正如所韦伯指出的处在无可消解的冲突之中，“不同的神祠在相互争斗，毫无疑问地永远在争斗”［2］。具体到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命题中，少数民族民俗旅游开发是以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市场交换的对象，形成集群化的旅游产业链来发展当地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从而摆脱贫困状态。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然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是少数民族与族群、生态自然环境以及宇宙世界的长期相互关联与思考建构的产物，具有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架构，而尤以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观最为关键，象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同时也是维持本民族族群认同的标志。从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观之，少数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一整套文化与社会的实践体系与象征系统。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表现为经济中心主义的一元论价值主张。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因形式理性的法学思想、市民城市的兴起以及新教伦理特殊的宗教救赎观等原因造就了一个“除魅”的理性化世界，新教的救赎“预选”说断绝了天主教教会作为救赎确证的可能性，主张将个人世俗社会的经济成就作为救赎的确证，确立起了经济成就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新教伦理一方面促成了资本主义理性的经济行动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使得韦伯的经济行动被宗教伦理所限制避免了经济行动纯粹低级化为经济的营利欲。但是正如贝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宗教禁欲对世俗经济行动的伦理监控，“经济冲动力”不断冲击“宗教冲动力”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济的霸权，取得了相应于社会与文化系统的独占地位，从而将文化与社会作为观照和开发的对象。而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发视野下则表现为将文化作为开发营利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践行的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逻辑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了经济开发与经济效益的“霸权”地位，合法化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开发行为。这也直接导致将少数民族的仪式节日、民族服装等文化因子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加以开发甚至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出现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逆转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怪相。这种开发模式似乎类似于莫斯式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体系。其实不然，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莫斯的“总体性社会”背后是一个未分化的整体性的意义世界，而当前的经济实践强调的是经济世界的主导，将文化社会系统纳入到经济发展话语当中。

现代性的多元主义与经济中心主义两个面向彼此冲突，相互矛盾:一方面，现代性展现为价值多元主义，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之间的彼此分化、相互分野并各有相应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有效性宣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经济中心主义则又强调经济价值的主导作用，并以经济观照社会与文化领域，不断削弱社会与文化系统价值宣称的合法性。实践中，现代性两个面向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直接表现在民族地区的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因为文化系统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有效性宣称要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重点是如何维护文化系统的本真意义，而另一方面旅游开发项目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所以必然将导致文化世界精神内涵的逐渐丧失与文化的世俗化、经济利益化。本文所论及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就只是现代性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

作者:刘涛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旅游资料的翻译

虽然旅游资料的翻译应该以读者的文化为主，以译文为重，但是外国游客感兴趣的是旅游资料中与其不同的文化，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还应在读者接受范围内最大程度保留原文的文化信息。如果译文不作任何改变照直翻译，不但令外国游客不知何意，而且还会失去阅读的兴趣，达不到翻译的目的。那么译者应适当地增减文化点来让读者更容易接受，所以采用删减、释义、类比、改译等方法。

典故是旅游资料中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出自历史事件、寓言、神话、传说、谚语、某些作品等。其特点是源远流长，富含较浓厚的民族色彩，因结构固定，义在言外，已失去指称意义，只有语用意义，在直译以后读者无法理解典故含义时，要对典故作适当转换。采取直译加注其背景知识和解释原文含义，避免损失其民族色彩形象性和联想意义。意译向译文读者忠实地转达原文信息，有时要作适当的文化转换。如：“玉兔”为什么英译成“MoonRabbit”而不译成“JadeRabbit”？让人误认为是玉做成的兔子。

旅游景点的翻译

旅游景点的翻译在旅游文化的介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求译者对景点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充分的学习，有条件的最好作实事求是的实地考察。想办法拉近外国游客与中国文化的距离，使他们产生亲近感，激发他们的游兴。中国悠久历史中有许多著名事件，英雄人物，典故传奇等，旅游资料中经常提到的许多风景名胜往往与他们有关。不增加说明，一般外国游客就无法理解。有时候在翻译旅游资料中删减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大多数外国游客阅读这些资料都是为了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增加一些旅游兴趣。

值得一提的就是汉语中一词多义的现象，在翻译选词时更应该慎重。比如说“楼”在英语中有许多个对应语，并不是可以随便调用的。浩然楼译为HaoranMansion，是因为这是一座公馆大楼式的建筑，岳阳楼译为YueyangTower，因为其形状类似塔，而天安门城楼是众所周知的类似检阅台、主席台的建筑，故译为theTianAnMenRostrum。

一、影响张岱游历的主要因素

明朝中后期，随着城市的日益繁荣以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文化蓬勃兴起，商品经济的出现以及人们思想的日趋解放，不断冲击着人们保守而又封闭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社会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作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旅游文化，也在社会中日益流行起来，并逐步发展成一种全民性出游风潮。自明朝中叶以后，许多文人也开始走出书斋，陶冶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一些文人撰写游记，表达自己对旅游的兴趣，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张瀚的《松窗梦语》，王士性的《广志绎》等游记，都是这一时期的游记佳作。由于上层文人、士大夫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旅游观念的变化，晚明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以上层文人、士大夫为主导的旅游热潮。作为这一时期著名文人，张岱必然会受到这股旅游热潮影响，养成一种寄情于山水，生性好游的个性。他的游历足迹遍布江南繁华都市，他领略了秀丽的江南山水，考察了各种各样的市井人物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流传后世的美文佳作。他的许多散文、诗歌，都是游历时的乘兴之作，记录了张岱的旅游心态以及所感所想，这些，对研究明代旅游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张岱自幼生活条件优越，在张岱幼年时期，家族属于家境殷实的官宦之家“，百口丛我食。婢仆数十人”，因此，少年时期的张岱是一个“纨绔子弟”，比较讲究享乐的生活。

张岱少年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明王朝大厦将倾，所以，张岱立下“补天”之志，热心于“举业”，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与当时多数文人一样，张岱虽然有着远大的理想，对于功名有着强烈的愿望，但是，对于当时的八股取士却有着矛盾的态度。科场蹭蹬以及长时间的痛苦煎熬，使张岱放弃了科举这块走入仕途的“敲门砖”，从科举和八股文中解放出来，转而倾力于史学与文艺，并且专事著述，把自己同社会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和旅行游历结合在一起，通过四处游历，感受市民文化和人文主义思想，同时，通过四处游历广交朋友，拓宽了眼界，接触各种各样的市井人物以及奇人逸士，感受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

二、张岱游历与明末社会尚游风气

张岱一生笔耕不辍，生平“好著书”，撰写过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各方面学术著作，因此，张岱一生的游历，许多和学术考察有关。受家庭环境熏陶，张岱少年时立下修史之志，曾以一人之力完成明史巨著《石匮书》。修史是张岱最值得骄傲的、毕生最大的使命。张岱修史重视实地考察，重视采集历史资料，要取得第一手历史资料，必须行遍天下，访问各地遗老。崇祯十五年十月，张岱为了了解李自成攻打河南南阳等地情况，亲自到金陵至淮安游历，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在《石匮书后集·盗贼列传》中。在编撰《石匮书》时，张岱苦于手头史料不足，文献不足关乎史著的质量，因此，顺治十年八月，为收集第一手史料，张岱上三衢，入广信，实地考察，访问当地遗老，搜集了大量真实史料，为撰写有关崇祯至清初时期的历史著作《石匮书后集》积累了丰富资料。张岱能以一人之力编撰出《石匮书》，也和他与周围众多“史学知己”（如黄道周、李长祥等人）相互切磋、交游往来分不开。出于著书立说需要，张岱交游各方，四处出行，广泛搜集史料，张岱将旅游与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也蕴含着晚明时期文人旅游文化特色。

明代中后期，旅游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各个阶层都比较认可的，全民参与的社会时尚，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无论是贵族士大夫，还是文人墨客，上上下下皆好游成风。由于交通因素以及时间因素影响，人们出游，都选择距离较近的景点，只有少数的文人士大夫才有能力和机会去从事长距离旅游。大部分黎民百姓以及文人墨客只会选择短距离游览附近名山胜水。张岱虽然早年家境比较殷实，但是异地远游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其游综多盘桓于江南等地。张岱第一次远游，是崇祯二年自杭州赴山东兖州为其父张耀芳祝寿。当时，张岱之父张耀芳就任山东鲁王长史，张岱自杭州，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来到兖州。在山东期间，张岱拜访友人，游历了曲阜、泰安等地，历时两年多载，才自山东归里。此次远游，张岱留下了《孔庙桧》、《岱志》、金山夜戏》、《鲁藩烟花》等名篇佳作。张岱另一次远游，是崇祯十年七月，以探望其仲叔张联芳为由，赴江苏瓜州叙叔侄之情。张岱前往瓜州游览了金山寺和焦山，随后，又来到天平山访好友范长白。明王朝灭亡以后，张岱家道中落，四处沦落，其宗亲也是客居他乡，四处奔散，顺治十四年，张岱至杭州灵隐寺，专程看望出家的族弟具德和尚，第二年，灵隐寺大殿方丈落成，又恰逢具德和尚六十寿辰，张岱还作诗志贺。文人实现社会交往，交游结社是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