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领袖主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内接连出现的“左”倾错误，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塑造遭遇重大挫折。以遵义会议的召开为转折点，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的历史进程。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的开启、推进和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先后实现了红军长征由南到北的战略大转移、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为抗日战争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我们深入研究长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对于始终不忘初心、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红军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能否形成一个有威信、有能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推进极为重要。“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1］。特别是1931年在共产国际直接扶持下上台的、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极力排斥以为代表的、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及其一系列正确主张，在造成中国革命严重危机的同时更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上的困境。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转折点，开启了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的伟大转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置于红军长征的历史视域之中，以红军长征为主线、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为主题，集中考察长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的关系，对于深入理解和掌握长征的历史地位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一、遵义会议的召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的开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土地革命的新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成功开辟了井冈山、赣南闽西、中央苏区等多块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并制定了服务于这条道路的建党、建军、建立革命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和农村游击战争等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上形成了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所代表的正确方向，本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但却由于中央领导机关连续出现的“左”倾错误而不断受到冲击。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左”倾中央的错误领导，党在城市工作中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直接促使了“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的进一步蔓延。从军事上看，“左”倾领导者实际否定了在此前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人民军队建军思想和人民战争的军事战略思想，并将其错误地冠以“右倾机会主义”而加以打击和批判，最终造成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失败;从组织上看，“左”倾领导者剥夺了在红一方面军和苏区中央局中的领导权，并对支持正确主张的干部进行“无情打击”与“残酷斗争”，极大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纪律，使党逐渐陷入“随声附和”、“集体失语”的消极状态;从政治上看，“左”倾领导者不顾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持续上升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继续推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方针，并将积极参与抗日反蒋活动的中间派定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形成了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由于“左”倾领导者完全推翻了此前所提出的诸多有创造性的主张，特别是底否定了以所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塑造遭受重大挫折。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的惨重损失，促使党中央一些领导成员和红军指战员开始反思失败的原因。而这时，“左”倾领导者仍然坚持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危急时刻，提出放弃原定行军计划、立足转兵贵州的意见，并先后同王稼祥、等中央主要成员交换意见、统一思想，并争取到他们对于自己正确主张的支持。等中央领导人先后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批评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求改变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同“左”倾领导者间围绕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中央政治局先后采纳的军事主张，逐渐摆脱了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并于1935年1月初占领遵义。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在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以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提出的正确主张，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领袖主体的重塑，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提供了重要条件。第一，遵义会议在集中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同时，实际上肯定了在领导土地革命战争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思想原则和策略主张，表明此时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觉摆脱过去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开始恢复所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第二，遵义会议是在没有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干预的情况下，充分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际上停止了过去以宗派主义为特征的领导方式，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会议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又决定由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先是组建了以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的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后又决定由、、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这就在当时主要进行军事斗争的环境下实际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进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第三，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要解决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问题，但随着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逐渐形成，“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2］。随着红军北上抗日进军方向的明确、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不断确立，这就在实际上停止过去“左”倾关门主义的政治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提供了政治基础。正是由于遵义会议开始的伟大历史转折，才有后来红军取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抢占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跨越大雪山，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会师等一系列重大胜利，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条件。

二、红军北上抗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的推进

1935年6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时，正处华北事变爆发之际，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迭起。但仍不顾民族危亡和广大人民的抗日诉求，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地不满，促进了过去许多反对派和中间势力抗日态度的转变。及党中央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出发，将红军长征的行动方向与中国革命战略的转变紧密衔接起来、将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与实现对日作战新基点的确立紧密结合起来，重新审视九一八事变以后党的各项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并依据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步明确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提出应采取“团结一切反日反蒋的民众，站在一条战线上”［3］的策略方针，并制定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抗日革命大本营的发展战略。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确定，是与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红军长征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的有益成果，也是对“红军向何处去”的明确回答，成为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开始。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红军北上还是南下，已成为中国革命与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关键抉择。从全局上看，红军北上对于夺取长征胜利、推进革命形势发展是较为有利的。但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却表现出了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他主观否认中日民族矛盾和反日力量的高涨，过分夸大敌人而低估红军的力量，并以此为借口否认北上方针。两军会师后，及党中央从革命大局出发，以诚恳、忍耐的态度多次帮助认清形势、坚定北上信心，并在红军的组织领导上作了一些有利于团结的变动，任命为红军总政委，但的南下思想和政治野心却并未因此而改变。两河口会议后，先是擅自变更中央北上作战计划、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致使红军失去夺取松潘进入陕甘的有利战机、不得不改经草地艰难北上。而在左路军跨过草地到达阿坝后，竟又密电随中央行动的等人带领右路军乘势南下、彻底开展所谓的“党内斗争”，企图改变中央正确领导。危急时刻，同、等人毅然决定率红一、三军团等部(后改为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先前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会师。会师后的红军，在及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先后成功打破了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实现了党在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一系列新突破，标志着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基本实现。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实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在抗日民族战争主题之下的全新重塑。第一，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中央政治局通过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集中纠正了过去政治路线中的“左”倾错误，确立了“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3］的方针，先后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并陆续调整了过去许多不合时宜的方针政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第二，党中央将建立统一战线、推动全国抗战高潮等政治任务与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扩大陕甘根据地等军事行动相结合，以陕北为依托、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以发展求巩固为方针，采取运动战战术，先后取得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等重要胜利，并在实际上推动了国民党地方军队及其他武装力量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创造了有利的战略依托和发展空间。第三，实际上扭转了过去“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所造成的组织上的危局。党中央将增强党的组织力量、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与培养全国抗日人才、扩大党的抗日影响相联系，重新确定中央常委分工和红军中的主要领导，成立了以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明确了党与红军的领导原则，开始纠正过去党在组织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政策上的错误，恢复了曾被错误关押的刘志丹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领导同志的工作，积极吸收经过长征的先进分子入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提供了良好的组织条件。经过党中央与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不懈努力，红军在陕甘地区先后创造了四百余里的根据地、开辟了多块抗日游击区、领导了一二九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大联合，为三大主力会师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三大主力会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的基本完成

正当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迅速打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之时，和红军的错误行径也达到顶峰。党对错误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早在1935年9月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错误的决定中已经指出:“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他远离中央，并在长时间内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4］在宣布成立他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委员会后，中央政治局除电令放弃一切倾向外，还决定正式公布俄界会议上的决定。在党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时刻，认清和红军的错误实质、性质和危害，十分必要。第一，的错误，实质上是对“党指挥枪”这一人民军队建设根本原则的否定。将党的军队作为实现其个人野心的政治工具，努力创造属于其个人的权力系统。两军会师前，他自行决定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联邦政府”，并以革命领导中心自居。两军会师后，倚仗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暗中支持一些人“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5］，企图以此来控制中央，充分暴露了其政治野心。第二，的错误，集中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的政治路线。两军会师前，就主张要“卷起苏维埃旗帜”，并擅自带领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通南巴苏区、放弃川陕根据地，准备南下青海、新疆或川康地区，以远离抗日前线。两军会师后，仍坚持其基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而形成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美化南下方针为“进攻路线”，最终走上南下逃跑之路。第三，的错误，直接干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重塑的进程，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主导的南下行动割裂了党中央与南下红军部队间正常的组织关系，使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刚刚重聚的大部分中央委员再次分手，造成了党在组织上的分裂，也直接影响了当时随红四方军行动的、等领导人应有作用的发挥，对全党的团结统一造成了严重危害。百丈关战役失败后，南下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由南下时的八万余人减到四万余人，使革命力量再次遭到重大损失。1936年7月，自1935年11月从湘西开始长征的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时，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改为红二方面军)。在民族战争即将展开的情况下，能否正确处理分裂主义和逃跑路线问题，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考验。党中央从维护团结与抗日大局出发，采取以争取为主与有原则的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对进行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在中央红军北上的节节胜利与红军南下部队不断受挫的强烈反差下，已经证明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6］。经党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等的坚持和努力，特别是当时身在红二、四方面军中的、、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对中央北上决定的支持，最终迫使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1936年10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各部先后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面抗战的发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的完成。红军三大主力的成功会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意义重大、不可低估。第一，它使长期分散在各地、无法直接见面的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在陕北实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会合，直接推进了中央领导机构的重组与优化、促进了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和组织路线的执行、以及对过去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错误的纠正，实际团结和教育了包括博古、等在内的过去犯过错误的领导人，维护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基础。第二，、、刘少奇等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利用三大主力会师后所带来的相对稳定的革命环境，集中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学习，并结合抗日战争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形势，重新认识、思考和总结过去十余年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述。这些理论著述，在深入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三，会师后的红军，极大地壮大了要求“停止内战、一直抗战”的力量。党中央按照联合左派、争取中派、孤立右派的方针和联蒋抗日的具体要求，不断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重新调整了红军的军事部署，并通过一系列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启了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的新进程，进而为实现全党全军在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上达到团结与统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重塑的完成，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今天，我们深入研究长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重塑，对于始终不忘初心、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信仰。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我们战胜困难的精神武器。长征途中，没有等中央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正确坚持、没有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打破共产国际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的实现和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对当代共产党人来说，不忘初心、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就是要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不动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勇于变革、勇于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价值形态上的不断创新。第二，坚定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信念。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在艰难困苦的长征岁月中，没有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守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就不会有党和红军战胜天险、突破围堵、克服分裂等一个个重要胜利，也不会有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和抗日民族战争新局面的开创。对当代共产党人来说，不忘初心、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就是要坚定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第三，坚持坚定的正确政治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红军长征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是由于确定并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由于党中央带头顾全革命大局、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并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了自然界的千难万险、排除了党内“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取得了长征的最后胜利。对当代共产党人来说，不忘初心、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就是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7］，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使其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9．

［2］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10+536．

［4］盛仁学．问题研究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3+5．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68．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22．

［7］中共中央宣传部．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02－103．

作者:闻君宝 单位:黑龙江大学